【切磋】《解构哲学之道德逻辑论——适度生活》
当然，道德也是一种“理”，“理” 的逻辑来源于社会“人伦”，是一种“人文科学”。其“实质”可以实证，通常并不是“先验（知性是一种良知，而不是道德；比如，“P是P”，是因为“P”是自由和优良，这是意识层面的，没有逻辑规律；也就是说，“P”有知性，是因为心灵的行为性“情不自禁”，也来源于人类天然的对“神明【上帝】”和“灵魂”的敬畏；也就是说对“不可知”和“物自体”的敬畏，形成了“人初本善”，因此，孔夫子的“人之初、性本善”，并不是“道德”，仅仅是“人伦之理”，即“伦理”或“良知”）”。
伦理良知是“自律”，这也是以上推理的结果。
其实，“道德”是观念，是实证的，是经验的，所以，道德只能是“他律”。这如同，我们分析一个（道德）观念体系的意义限度或者说它的“能量”限度，就必须分析它的“原子（命题）定理”，即它作为如此这般的一套看法的（道德）观念“底牌”，这些底牌往往是不说出来的，或者是没有被反思的“潜台词”，我把它看作是社会“常识”——，因此，我们分析（道德）观念，可以从最初形成的“原子逻辑”、“原初语言”和“元数学”那里得到的启发或隐喻。假如，我们分析清楚这些底牌，我们就可以知道各种道德观念是如何给世界制造了“结论”，或者如何错过了“结论”，或者如何搞错了“结论”。
伦理良知是“自律”，这也是以上推理的结果。
其实，“道德”是观念，是实证的，是经验的，所以，道德只能是“他律”。这如同，我们分析一个（道德）观念体系的意义限度或者说它的“能量”限度，就必须分析它的“原子（命题）定理”，即它作为如此这般的一套看法的（道德）观念“底牌”，这些底牌往往是不说出来的，或者是没有被反思的“潜台词”，我把它看作是社会“常识”——，因此，我们分析（道德）观念，可以从最初形成的“原子逻辑”、“原初语言”和“元数学”那里得到的启发或隐喻。假如，我们分析清楚这些底牌，我们就可以知道各种道德观念是如何给世界制造了“结论”，或者如何错过了“结论”，或者如何搞错了“结论”。
中庸，儒家的道德标准，中庸重点在中、庸二字，中位于中间，不离两边，不走极端。待人接物不偏不倚，调和折中。因时制宜、因物制宜、因事制宜、因地制宜，儒家是完满的，而他的理论根源源于人性。出自《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何晏集解：“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道。”北齐 颜之推《颜氏家训·教子》：“上智不教而成，下愚虽教无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清俞樾《茶香室续钞·三阶》：“言人有三等，贤、愚、中庸。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厥中。’”
“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尧曰”的一段话明确地将“天”与“中”联系起来，也可以说是将天道观（即，易学和天理）与中庸观联系起来。尧所法则、所遵循的就是“天道尚中”的特质。
孔子的中庸思想来源于他的天道宇宙观，即“易学”的解读。而儒家思想是将宇宙观应用于人类社会中所衍生出的“不偏不倚”、“时中”、“合宜”的方法和准则。换句话说，中庸思想是儒家天道观（易学和天理）在人道中的应用。
“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
这里孔子注意到“天道”有其内在规律，这个规律就是“时中”。孔子认为自然界中万事万物包括日月运行、四时更迭、百物化生等都是“时中”的，即“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正是神化了“天道尚中”的自然规律，深谙“应乎天而时行”的道理，孔子才特别强调“畏天命，”把天命推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这里孔子注意到“天道”有其内在规律，这个规律就是“时中”。孔子认为自然界中万事万物包括日月运行、四时更迭、百物化生等都是“时中”的，即“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正是神化了“天道尚中”的自然规律，深谙“应乎天而时行”的道理，孔子才特别强调“畏天命，”把天命推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孔子作为一位伟大的（哲学）思想巨匠深刻地认识到“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 ，敏锐地提出要把天道应用于人类社会生活中，将“天道尚中”作为为社会定典的标准和范式。由此可知，孔子之所以推崇尧舜，就在于尧舜能比较成功地将天道应用于人道中，“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达到天人合一。
尤为可贵的是，孔子在把天道应用于人道的过程中，自觉地扬弃了天道中的神秘和超验的一面，把“执两用中”，“多闻多见”作为达到“时中”、“中正”的手段。孔子非常认同子产的“天道远，人道迩” 思想，表现为重人道、轻天道，天道的实质是指导人道的。
“子不语怪、力、乱、神。”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都表现出孔子人本主义思想倾向，奠定了儒家入世的基调。面对春秋时期礼坏乐崩的残酷社会现实，孔子虽不相信鬼神，但为了重建礼乐制度，不得不很现实的采取权宜之计，极力提倡祭祀。
孔子的重祭祀绝不是出于迷信心理，其目的在于神道设教，以化民人，意在通过祭祀，使人们从内心认同孝、敬，做到“克己复礼”， “天下归仁”。
孔子中庸思想的实质就是以“天道尚中”为圭臬，规范人类社会活动，试图在礼坏乐崩的春秋乱世中重建理想中的周初文明，恢复长幼有序、上下有差的社会秩序。
中庸的“中”，在甲骨文中是一根中间有一个小圆圈（或方块）的旗杆，在这个圆圈（或方块）的上下还分别飘着两条带子。“中”这个字就表示旗帜中间的意思。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释为：“中，内也。从口、| ，下上通也。”“庸，用也。从用庚。庚，更事也。”我理解，“更事”指的就是变易。《说文解字》还进一步释“用”为“可施行也。
从卜中。”我们知道，“卜”是古人占求天命的迷信方式，而“中”又指的是天命、天道的规律法则。因而，“用”指的就是古人以占卜来窥测天意，以见吉凶。其目的在于“施行”应用，即以天道指导人的行动。单从“中”、“庸”（用）文字的生成及含义看，我们就可较清楚的理解中庸的深刻内涵，把天道与人道有机地关联起来。
孔子对上古生民朴素的“尚中”思想进行了延展，将“中”与“庸”（即“用”）连在一起使用，使“尚中”的认识论进一步上升为指导人们实践的方法论。
孔子通过对“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的阐释说明了射中鹄的，即达到中正，把握了本质；至于是否射穿，那不过是形式上力道的大小问题，关键是射中“中”这个鹄的。
质言之，中庸思想主张在实际应用中时常变通，因时、因地、因人制宜，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但万变不离其中，无论客观条件如何转换，都要以“中”、“正”和“宜”为准，在重“时变”的同时，更要遵循、认同于一个最高标准——“中”。
孔子认为只有在“道德”认知上正确和优良，才能在实践中“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做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 的“中正”极至。孔子对知与行的辨证认识体现了中庸认识论的基本精髓，即知是行的前提，行是知的结果，只有在认识上多闻多见，不偏执一端，才能在行动上做到执两用中。正是基于知的先决作用，孔子把知列入“三达德”之中。
在“三达德”中，知与仁的关系也深刻揭示了中庸的变通精神。知与仁是辨证统一，互相依存，互为表里，互为补充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孔子认为大知的人乐水，好动，讲变通，不僵化，不偏执，时刻以中庸为尺度校正、变通，达到和乐的境界；仁者乐山，主静，仁是被作为最高价值水准来看待的，是“中”，是“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