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莫休符称柳宗元是“大儒”。莫休符岭南人，即广东川封(今封开县)人。他是大中五年(公元851年)钦提头榜状元，是宣宗朝很有影响的人物。时隔柳宗元不过几十年。莫休符曾在广西做官，当过融州刺史，晚年退居桂林，留心搜集奇观轶事，有《桂林风土记》传世。莫休符对柳宗元这一评价应该是真实地反应了唐人的看法。柳宗元究佛，以儒为体，兼通儒释，唐宋没有人能出其右。此处用的“究”字，本意是溪流的尽处，引申为穷尽，终极。柳宗元用大中之道究佛理，这我们在他涉佛诗文里随处可见。佛教也讲中道，但它是一种诡辩术，也就是林琴南说的“诡僻之言”。柳宗元深究佛理，不可能把佛教的中道和儒家的中道混同起来。治儒学他反对“道听途说”，对上古文章家典籍，仅各用一字就将其精髓道破；究佛理，他反对“言禅者”，“ 妄取空语”、“ 颠倒真实”，能洞达“最上乘”和“第一意”。

我们说过，儒释是两种本源，追求的终极不同。儒家用世，助君道。而佛家出世，求涅槃。儒释相互有影响，但不可能相融如一。历史是从混沌中走出来的。还是柳宗元说的好：“庞合猥附，不夷其高。”真正集大成者，合者庞杂，附者猥琐(庸俗)，也不伤其高。朱自清也看到这一点，他说韩愈虽创立道统说，但“他并没有传了甚么新的道”，就是说他没有自己的东西。柳宗元的“学问见解，却在韩之上，并不墨守儒言”。宋人后来形成的新儒学，教课书都说是受韩愈的影响，陈寅恪也主此说，其实这里有一些误区。宋新儒学的精髓，好多地方是柳宗元论说过的，韩愈只有道统虚名而已。遗憾的是历史有时被虚妄的惯性思维罩住了。

【柳宗元生平：从一鸣惊人到一落千丈】
柳宗元年青时仕途比较顺利，二十一岁考中进士。唐代规定，科举选士后，必须再经吏部考试才能授以官职。贞元九年(公元793年)二月，柳宗元中进士。五月，父亲柳镇在长安过世了。按当时礼制，柳宗元得守丧三年。守丧后柳宗元连续二年参加吏部考试，二十六岁时考取了博学宏词科，被授予集贤殿正字，这是一个校正图书典籍的从九品上的小官。职位虽卑，但毕竟是进入官场的开端，柳宗元对这一官职是比较在意的。他无论在给高伯祖柳浑写行状，还是书写官样文章，都要郑重其事的写上“集贤殿正字”的字样，以示重视。柳宗元在这个职位上待了二年。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柳宗元调蓝田县做县尉。蓝田县是长安附近的畿县，也就是京城的直管县。县尉是一个“正九品下”的小官，管追捕盗贼等司法刑事。柳宗元做县尉也待了两年，可他并没有到任，一直被京兆尹韦夏卿留在身边做文书。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柳宗元调回京城，做了监察御史里行。监察御史是御史台官员，里行是见习的意思。监察御史的官位级别也不是很高，正八品上，但权力很大，凡朝廷内外，文武百官，都要接受其监察。官至监察御史，算是步入上层社会的官场生活。柳宗元与刘禹锡同年中进士，又同年为监察御史，二人与已在御史任的韩愈交好。三个年青人无话不说，对未来充满了憧憬。这时的柳宗元在朝廷内外已享有很高的声望，其风采怡人，心气高傲；他呼朋唤友，议论时政；跃跃欲试，图谋干一番大事业。可人生有时很奇异，不经意间可能巧逢机遇，也可能会走背字遭不测，柳宗元这两件事都赶在一起了。公元805年，柳宗元参加永贞革新运动，他不但没有借势把自己送上天，反而却因此被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永贞革新的始作俑者是王叔文。王叔文，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出身寒微。父亲做过城尉，左金吾卫兵曹一类小官。王叔文是个很有见识的读书人，他为人“坚明直亮，有文武之用”。又“知书，好言道理”，常向人讲治世为人之道。王叔文善辩，“能以口辩移人”。因此深受德宗赏识，以棋待诏进入东宫服侍太子李诵。在东宫时，王叔文常和太子李诵说人间疾苦，论辩为君之道，深得太子李诵的信任。王叔文在东宫侍奉太子李诵十八年，可见两人君臣相交相知之深。《旧唐书•王叔文传》记载这样一件事：说太子曾与众侍读论说为政之道，讲到宫市之弊时，太子说：我去见父皇时，一定好好说说这件事。众人同口称赞，唯有王叔文一言不发。事后，太子问王叔文：论宫市时，先生为何不说话？王叔文说：太子的本分是侍奉皇上，除视膳问安之外，不应干预朝事。陛下在位岁久，如果小人离间，说你收买人心，你怎么解释？太子醒悟说：没有先生，我那能听到这样的话。自此更加依重叔文。宫中的事，都由王叔文裁决。王叔文每每对太子说：某人可以为相，某人可以为将，这些都是你掌权时可用的人。王叔文还私下密结当代知名之士，与韦执宜、陆质、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等十数人，定为死交。从中可以看出，王叔文是一个很有城府的人，他与太子李诵图谋革新政治的谋划远非一日，很早就在人事上做了布局。所以，太子李诵一继位，革新派刚掌朝政，就急不可待地对德宗朝的三大弊政下手，风风火火地推行起改革的新政来。革新派免除赋税，放还宫女，罢宫市，禁五坊小儿，停宦官奉钱，贬惩贪官李实，诏用贤臣。王叔文亲掌盐铁转运使，控制国家经济命脉。进而抑制藩镇，谋夺宦官兵权。革新派不分白天黑夜，夜以继日地谋划着施政大计，以至到了如醉如狂的地步。革新派都是天下才子，柳宗元是其中的佼佼者，永贞革新期间他被升迁为礼部员外郎，专管诏书和奏章一类重要事务。《旧唐书•柳宗元传》说：“顺宗继位，王叔文、韦执宜用事，尤奇待宗元。叔文欲大用之。”另据史书记载，永贞年间，政令每每都经“叔文与柳宗元等裁定”。王叔文对柳宗元和刘禹锡的话“言无不从”，当时人们不敢直呼其名，时称“二王、刘、柳”。

这时追利求官者也纷至沓来。当时革新派家的门前，昼夜车马如市。为见王叔文等人，这些人整日守在酒店，宿费狂涨千钱，也在所不惜，其疯狂之势可见一斑。这时，革新派内部出现了腐败受贿的现象。王伾收珍玩贿赂，岁时不绝。他在室中放一无门大柜，开一窟窿，以藏金宝，其妻寝卧在上面。而那些求利者一旦欲望没得到满足，就会反目成仇，转而攻击革新派。这时，宦官借势操纵藩镇拥立宪宗做太子，又上书让其监国，革新运动刚刚开始，还不到半年，就被剿杀了。

对革新运动这么快就失败了，历代众说纷纭。我们不妨举几个例子分析一下。封建社会是以皇权为中心的的家天下，说皇帝是人间的神，可以统治一切。可顺宗是个病神，连话都说不出来，只能靠“转相结构”理政。所谓“转相结构”，是指王叔文坐翰林院决事，由王伾出入内宫，通过宦官李忠言、顺宗身边的美人牛昭容，在顺宗间往返传递，再经王叔文等人决策后，交给宰相韦执谊施行。这样的执政手段是很脆弱的，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政令都没法施行。宦官先是削去王叔文翰林学士，使他没法在翰林院决事。后来宦官完全掌控了顺宗，革新派就土崩瓦解了。革新派的执政基础很薄弱。顺宗即位时，最高权力层居相位的四人，翰林学士五人。其中七人抵制和排斥王叔文等人。就连革新派召回的韩皋，他是韩泰的本家兄弟，也凭籍贵门，不愿依附王叔文。柳宗元后来慨叹说，满朝文武知己者十几人而已。而内讧更是在革新派心上插了一把刀。韦执谊是个机会主义分子。做翰林学士时，收贿为人求科第，行经相当卑下。起初他看顺宗信用王叔文就主动与之交往。可做了宰相后，为了自保，他两面三刀，处处与王叔文相对，后来干脆不听招呼，二人形同水火。这恰好给宦官和藩镇以可乘之机。革新失败后，韦执谊知祸将至，虽还在位，可办事时奄奄无气，连听到脚步声都吓得心惊肉跳，哀泣之状让人有些不耻。其实，这时藩镇和宦官的势力已没法撼动了。为此藩镇韦皋才敢对王叔文说：你把三川给我，当以死相助，不然你就等着看吧。根本不把革新派放在眼里。据史书记载：德宗时禁军已扩大到十五万。后来武宗时左右神策军每军十万。而当时节度使手下能作战的最多不过三五万，少的仅一万。唐代士人和外藩依附宦官求媚取利求官的屡见不鲜。永贞革新时带头攻击革新派的藩镇裴均和严绶是宦官的养子和傀儡。宦官后来借着谋夺兵权失手把革新派都赶下了台。这是革新派施政的一大失误。当时王叔文想借老将范希朝统军，派韩泰去接管神策军，说是消息走露，其实是被人出卖了。范希朝本是神策军夙将，与宦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宪宗即位，他不但没受王叔文牵连，反而得到了升迁。王叔文等人，儒者气质甚伟，是一群循规蹈矩的文人，不会用权谋，更少阴谋、机变。革新四面出击，造成到处受敌，这是一大忌。后来，宦官和旧派朝臣议论太子时，王叔文默言不语，但吟杜甫题诸葛亮祠堂诗说：“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感慨流涕。屋漏偏逢连阴雨，这时王叔文又遭母丧，按礼制，他得离职守丧。王叔文在翰林院置酒，邀宦官李忠言和俱文珍等人，他说自己离职，百谤会至，想求各位帮忙，结果当场遭到俱文珍的驳斥，而叔文无言以对。想凭杯酒释憾于宦者，书生气太可怜了。其实对革新的危局，革新派吕温，头脑比较清醒，看得比较远，思虑也深，他不主张谋划未妥就强行发难，可当时革新派被逼得箭在弦上不能不发了。现在人好像不大理解那些事，在那个社会，士大夫能容忍宦官和藩镇祸害社会，却容不下柳宗元这些身分低微的人改变它。宦官和藩镇是皇帝身上的赘肉，再臭在他们看来也是香的。历史向来是成者王侯，败者寇。常人想象不到的机缘也可能成就不朽的历史功业。当时革新如果成功的话，按柳宗元等人的想法推行新政，中国历史可能会改写。但历史并不是后人可以按常规随便来想象的。可惜的是历史并没有給柳宗元他们表现的机会。

宦官和旧臣拥立宪宗为太子，不合顺宗的本意。顺宗担心宪宗强势和工于心计，欲另有所立。可在宦官和旧臣的威逼下，没有行动能力的顺宗只能屈从了。说到“择君置臣之道”，王叔文和顺宗一样，反对立宪宗为太子。据说，王叔文等人私下秘谋另立新太子，可惜还没来得及做就失败了。王叔文也因此遭到了杀身之祸，被贬的第二年就被赐死了。皇权争斗，杀兄弑父是历史上的常事。宪宗即位时已二十七岁了，早已过了混沌的年龄。他掌权后，很快就和宦官一起，把碍眼的顺宗和影响他皇位的族兄都处理掉了。为了掩盖弑父的事，宪宗厚葬顺宗，甚至用活人“生殉”，还给自己加“孝德”的尊号。崔群是宪宗的宠信的宰相，只因对这件事说了不同的意见，就被贬放了出去。历史就是这样，许多事都被当事者故意隐匿了。参与永贞革新的宦官李忠言和牛美人，他们后来的去向史书没有记载，可下场是不难想象的。而阻碍宪宗即位知其忤逆之事的八司马遭忌恨就更不难理解了。按唐制，贬官遇大赦或三五年会得量移，可宪宗即位改元，一年三次下诏令，反复重申不宽赦和“量移”柳宗元等人。元和元年正月尊顺宗为太上皇，六月册皇太后两次大赦又没有“八司马”。这年八月八月有诏命说：八司马等人“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柳宗元从此走上了不归的贬谪路

【玄奘大师略传】
玄奘大师西行图　　玄奘(602年-664年)，汉传佛教史上最伟大的译经师之一，中国佛教法相唯识宗创始人;俗姓陈，名袆，出生于河南洛阳洛州缑氏县(今河南偃师);出家后遍访佛教名师，至天竺学习佛教。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年，一作贞观元年)，历经艰难抵达天竺。初在那烂陀寺从戒贤受学。后又游学天竺各地，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回到长安，所译佛经，多用直译，笔法谨严，所撰又有《大唐西域记》，为研究印度以及中亚等地古代历史地理之重要资料。历代民间广泛流传其故事，如元·吴昌龄《唐三藏西天取经》，明·吴承恩《西游记》等，均由其事迹衍生。

曾经统治古代印度的戒日王向全印度发出敕命，命印度知识界、学术界、思想界、宗教界的一切有识之士，共赴曲女城，参加他亲自举办的无遮大会。这个大会是为来自中国的一名僧人举行的。无遮大会，就是无论僧俗、贵贱，一律平等参加的大会。在这个大会上，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见解，只要他得到公众的认可，他就会成为法会之主，从而成为印度宗教界的领袖。这名中国僧人是这个无遮大会的论主。这意味着，他将接受来自个整个印度的所有学有专长，身怀绝技的人们的挑战。古代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到戒日王时期，佛教得到了充分地发展，高僧辈出，弘法遍及印度各地。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名中国僧人要想获得全印度的承认，摘取无遮大会的法主桂冠，谈何容易。

敕命颁布之后，过了近一个月，全印度的有识之士纷纷来到曲女城，参加无遮大会。五印度的十八国王全部到会，著名的印度佛教圣地那烂陀寺也派千余名高僧参加法会。此时，曲女城内人声鼎沸，参加法会的达一万多人。

佛教历史上著名的无遮大会就这样开始了。 　　按照惯例，这种大会，会期为十八天。在十八天中，只要有人对论主提出的众多论点中的一个论点提出疑问，并能够把它驳倒，论主就必须当场割掉舌头，向众人谢罪。参加大会的众人，也都是带着要向论主提出挑战的想法来到曲女城的。

这位中国僧人将自己所写的包含法相唯识精义的《会宗论》和《制恶见论》用大字书写，高悬于会场之上，接受众人的提问。在这十八天中，印度各地的高明人士向这名中国僧人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中国僧人引经据典，侃侃而谈，把这些问题一一做了圆满的解答。

无遮大会结束了。这名中国僧人终于被整印度人所接受，成为来自异邦的佛教领袖。举行大会的戒日王非常高兴，赏赐给参加大会的众人许多财物。又命几个大臣，拿着这名中国僧人袈裟，到各地巡游，演唱宣传，把中国法师在曲女城大会的空前成就宣告众人。这时印度各派僧人共同欢庆，祝贺佛法大兴。大乘教派的僧人们，给这名中国僧人共同加了个称号——“大乘天”;小乘教派则称其为“解脱天”。声誉之隆，无可复加。

无遮大会结束了。这名中国僧人终于被整印度人所接受，成为来自异邦的佛教领袖。举行大会的戒日王非常高兴，赏赐给参加大会的众人许多财物。又命几个大臣，拿着这名中国僧人袈裟，到各地巡游，演唱宣传，把中国法师在曲女城大会的空前成就宣告众人。这时印度各派僧人共同欢庆，祝贺佛法大兴。大乘教派的僧人们，给这名中国僧人共同加了个称号——“大乘天”;小乘教派则称其为“解脱天”。声誉之隆，无可复加。

这位扬名异域的中国僧人，就是唐初的著名僧人，中国佛教四个译经师之一，被尊为“三藏法师”的玄奘。 　　玄奘俗姓陈，原名祎，洛州缑氏县游仙乡凤凰谷陈村(今河南偃师县陈河村)人。隋开皇二十年，出生在一个官宦之家，祖上几代，都曾在朝庭为官。祖父陈康，曾做北齐的国子博士，父亲陈惠，也曾任隋朝的江陵县令，后解职还乡玄奘五岁时，母亲即已去世。

玄奘兄弟四人，他排行最末。他的二哥陈素，早年出家，法名长捷。二哥精通佛典，又熟读老庄，人称“释门栋干”。玄奘十岁时，父亲病故。第二年，玄奘随二哥长捷一同到净土寺。 　　玄奘幼年时就聪明异常。进净土寺后，在哥哥的指导下学习佛经。他聪明好学，十一岁时就能背诵《经摩经》、《法华经》。而且懂得了持律自守。

一天，净土寺的众僧在诵经做功课，时间一长，僧人们就走了神。此时又赶上住持不在，众僧于是放下手中的佛经，谈论起一些有趣的事来。正当众僧谈得兴致浓厚，吵闹声不绝于耳时，只听得有一人高声断喝：


“佛经上不是说过吗?出家人要远离世俗，追求佛法。你们怎么能做这种游戏呢?这真是一种极大的浪费!”


众僧抬头一看，只见他们面前站着一个神色凛然，面容清峻的男孩。众僧都为此而羞愧不已。顿时谈笑之声消失，众僧又认真地读起经来。

此时，东都洛阳大兴佛法，有许多法师到此宣讲佛经。玄奘每讲必听不误，听完之后就认真思索。在众人还对所讲佛经有所疑惑时，玄奘却能够升座讲法，而且解释经理头头是道，众人对他赞叹不已。
炀帝大业末年，饥荒连年，又加上炀帝骄奢淫逸，各地起义不断，天下大乱。洛阳成为当时混乱的中心地区。于是玄奘和哥哥长捷法师离开了洛阳，向西行进

玄奘和长捷走到长安时，听说京中的道基的道法高深，于是他们前去投奔，住在长安的庄严寺，向道基学习佛法。玄奘的聪明和智慧使道基非常吃惊。道基常叹息说：


“我过去曾经到过许多讲经之处，从来就没有见过如此聪明的少年!” 也就是从这时起，玄奘开始了周游各地，学习佛经的漫漫旅程。


玄奘和长捷在长城听说蜀地比较安宁，且聚集了许多高憎。

他们就沿着当年诸葛亮修建起来的剑阁楼道，历尽千辛万苦，来到成都。到成都时，隋已被大唐所灭。 　　在成都，玄奘听法师讲阿毗昙论，一听不忘，被当时的人们称为奇迹。玄奘每说出话来，都表达了深刻的佛理，就同修行了多年的高僧一样。婆沙论，杂心论等，在东方流传很广，而且版本众多，每论大约有十多种。玄奘对这些不同的版本都能熟记在心，不会产生丝毫的混乱，而且他能够论述每个版本论述佛理上的得失。众僧对他的超常的智慧感到惊奇 。 　　在蜀地，有一个高僧，名叫景，精通摄论，人们称他为“难加人”。拜他求学的人众多。但他所讲述的摄论之义有十二种之多。他讲经的习惯是，他边讲边让众人修炼阅读。然而经义繁杂，听讲者都感到很混乱，可玄奘一听就记住了，而且没有一点儿错误。当玄奘上座讲述时，引用摄论中的论述不用看书，好象他已研究了很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