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好文推荐
金由美：17-19世纪黑龙江地区的文化、宗教和边境政治
本文试图考察17-19世纪的清帝国如何构想俄罗斯文化对黑龙江地区的入侵。清廷对于当地居民接受俄罗斯的物质习俗抱有忧虑，担心他们由此易于为俄罗斯所控制；另外，清廷亦视东正教在边境地区的渗透为重要威胁，担心边境人群服从于俄罗斯的宗教权威。这种忧虑体现在清朝的官方资料以及黑龙江地区鄂伦春、达斡尔等族的民俗文化之中。
以鄂伦春为例。19世纪德国的地理学家莱温斯坦（Ernst Georg Ravenstein）注意到俄罗斯在黑龙江流域的经济扩张，鄂伦春人“名义上是基督徒，每天晚上几乎却在向萨满教的神灵祈祷”，暗示尽管鄂伦春人在与俄罗斯人的接触中变成了东正教徒，然而他们并不虔诚，亦不担忧如何维持自身的宗教信仰和习俗。事实上，黑龙江边境民族的文化变迁过程是一个理解政治控制与文化涵化之间联系的案例范本，而这种联系也是16-19世纪间清-俄竞争黑龙江地区控制权的重要元素。
论文的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俄罗斯与清帝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冲突。两国的竞争过程已为人所熟知，具体可参考Baddeley的Russia, Mongolia, China，徐日升（Thomas Pereira）教士的日记等相关资料。
论文的第二部分将讨论俄罗斯使团如何传播东正教以及清廷的应对措施。与东北地区流行的萨满教不同，俄罗斯人在黑龙江流域的传教行为得到了俄政府的支持和赞助。作者还提到诸多案例，譬如康熙年间叛逃入俄境内的根特木尔酋长父子，就于1684年皈依东正教，更名为彼得和帕维尔·甘季穆罗夫（Gantimurov）。宗教使得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大大增强，有资格要求信徒交付贡物（Yasak），并且减免这一税负，以作为奖赏新教徒的手段。俄罗斯人要求这些边境民族改变原有的信仰，使之成为反抗清朝的“难民”。在俄罗斯东正教堂和沙皇政府的眼中，皈依东正教的民族相较于其他具有耿高的地位，因为他们更为贴进俄罗斯人（more Russian）；俄罗斯人“不用武力而用爱”（not by force but by love）地征服边境人群，并给予地方领袖以一定的权力和利益。另一方面，作者也介绍了八旗俄罗斯佐领下阿尔巴津人（Albazinians，哥萨克后裔）的情况，以及东正教徒在北京“罗刹庙”、俄罗斯馆等据点展开的文化活动。
19世纪，清朝东北地区成为俄罗斯的殖民地，沙皇政府对边境人群的看法也在改变。作者由此提到了一个描述异族、特别是西伯利亚非基督徒群体的关键术语：非我族者（inorodtsy）。这个词指称的群体可被分为定居者、游牧者、流浪者三类，定居者的社会和文化接近斯拉夫人，而游牧、流浪群体则需要定期缴纳贡物，前者还必须缴纳地方税。俄罗斯人一度将清朝东北地区的人群划分入流浪者的范畴以合法化其领土主张（彼时还未能占领东北）。作者接下来提到黑龙江对俄罗斯的物质风俗依赖对当地文化产生的影响。例如，1885年曹廷杰在三姓等地考察时，发现部分赫哲人“通俄语，服俄服，充通事以诱群辈”。
作者在最后提到了达斡尔歌剧《赫日勒特》（Heret），分析东正教如何作为一种殖民力量存在于黑龙江边境民族的历史记忆之中。
本文试图考察17-19世纪的清帝国如何构想俄罗斯文化对黑龙江地区的入侵。清廷对于当地居民接受俄罗斯的物质习俗抱有忧虑，担心他们由此易于为俄罗斯所控制；另外，清廷亦视东正教在边境地区的渗透为重要威胁，担心边境人群服从于俄罗斯的宗教权威。这种忧虑体现在清朝的官方资料以及黑龙江地区鄂伦春、达斡尔等族的民俗文化之中。
以鄂伦春为例。19世纪德国的地理学家莱温斯坦（Ernst Georg Ravenstein）注意到俄罗斯在黑龙江流域的经济扩张，鄂伦春人“名义上是基督徒，每天晚上几乎却在向萨满教的神灵祈祷”，暗示尽管鄂伦春人在与俄罗斯人的接触中变成了东正教徒，然而他们并不虔诚，亦不担忧如何维持自身的宗教信仰和习俗。事实上，黑龙江边境民族的文化变迁过程是一个理解政治控制与文化涵化之间联系的案例范本，而这种联系也是16-19世纪间清-俄竞争黑龙江地区控制权的重要元素。
论文的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俄罗斯与清帝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冲突。两国的竞争过程已为人所熟知，具体可参考Baddeley的Russia, Mongolia, China，徐日升（Thomas Pereira）教士的日记等相关资料。
论文的第二部分将讨论俄罗斯使团如何传播东正教以及清廷的应对措施。与东北地区流行的萨满教不同，俄罗斯人在黑龙江流域的传教行为得到了俄政府的支持和赞助。作者还提到诸多案例，譬如康熙年间叛逃入俄境内的根特木尔酋长父子，就于1684年皈依东正教，更名为彼得和帕维尔·甘季穆罗夫（Gantimurov）。宗教使得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大大增强，有资格要求信徒交付贡物（Yasak），并且减免这一税负，以作为奖赏新教徒的手段。俄罗斯人要求这些边境民族改变原有的信仰，使之成为反抗清朝的“难民”。在俄罗斯东正教堂和沙皇政府的眼中，皈依东正教的民族相较于其他具有耿高的地位，因为他们更为贴进俄罗斯人（more Russian）；俄罗斯人“不用武力而用爱”（not by force but by love）地征服边境人群，并给予地方领袖以一定的权力和利益。另一方面，作者也介绍了八旗俄罗斯佐领下阿尔巴津人（Albazinians，哥萨克后裔）的情况，以及东正教徒在北京“罗刹庙”、俄罗斯馆等据点展开的文化活动。
19世纪，清朝东北地区成为俄罗斯的殖民地，沙皇政府对边境人群的看法也在改变。作者由此提到了一个描述异族、特别是西伯利亚非基督徒群体的关键术语：非我族者（inorodtsy）。这个词指称的群体可被分为定居者、游牧者、流浪者三类，定居者的社会和文化接近斯拉夫人，而游牧、流浪群体则需要定期缴纳贡物，前者还必须缴纳地方税。俄罗斯人一度将清朝东北地区的人群划分入流浪者的范畴以合法化其领土主张（彼时还未能占领东北）。作者接下来提到黑龙江对俄罗斯的物质风俗依赖对当地文化产生的影响。例如，1885年曹廷杰在三姓等地考察时，发现部分赫哲人“通俄语，服俄服，充通事以诱群辈”。
作者在最后提到了达斡尔歌剧《赫日勒特》（Heret），分析东正教如何作为一种殖民力量存在于黑龙江边境民族的历史记忆之中。
最新一期《边缘：全球亚洲研究》刊登了一篇柯娇燕的文章，以比较研究的角度透视“文明”与“帝国”之间联系的层累性的形成过程。作者在文中将帝国分为三种类型，分别为古典型（罗马和汉朝）、告解型（拜占庭、萨珊、中亚和唐朝，活跃在）和君主型（蒙古、清朝、俄罗斯和奥斯曼），前代帝国的概念遗产被后代帝国的文化精英们拿来用作促进统一身份意识及合法化的工具，文明的范围也随着帝国类型的更迭而不断扩展，最终在早期现代阶段达到巅峰（回归到Simultaneous Emperorship的理论）。在民族主义运动此起彼伏的时代，新的精英们发现那些拥有多元表征的帝国遗产难以被全盘消化，通过精心的剪裁，“文明”与“帝国”之间联系又被蒙上了新的面纱。
《清朝与其邻居：世界史中的早期现代中国》/Victor Lieberman对话Peter Perdue.
Lieberman的两卷本Strange Parallels（《形异神似》）是近十余年来最具影响力东南亚区域史巨著，整个东南亚被他放在欧亚大陆整体变迁中予以思考；Perdue的China Marches West（《中国西征》）则利用清朝与准噶尔蒙古在中央欧亚的百年争霸这一历史案例，将中国国家形成的问题推向世界历史的进程。两位学者具有同样全球史学术关怀和宽广的研究视野，在研究中亦同样运用了比较研究手法。因此，他们二人的对话，无疑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文章开篇，Lieberman提纲挈领地总结了《中国西征》要探讨的三大问题：1、清朝何以超越明朝，突破蒙古人制造的领土屏障，实现北部和西部的疆域扩张？2、总结清帝国统治的行政、经济和文化基础，以及如何促进新疆与中国内地的一体化？3、与欧洲和其他内陆亚洲的早期现代帝国进行对比，清朝的国家构建有何异同？
Lieberman不仅根据《中国西征》书中的结论，逐一对上述问题做了概述（不再赘述），还从时间和地理范围上扩展了Perdue的理论。在1650-1850年间，东南亚大陆、俄国、法国、英国和日本等呈现出政治与文化一体化的增速趋势，而伴随统治重心对边地区域投入的增加，各政治体出现了物质增长、新文化潮流、洲际竞争和多样化的国家干预手段等现象。Lieberman试图概括清、日本幕府、缅甸东吁王朝、暹罗克里王朝、越南阮氏王朝、罗曼诺夫王朝和波旁王朝所具有的早期现代特性。
随后，Lieberman还指出以清朝为代表的“易受攻击国家”与欧洲、东南亚大陆等若干“受保护国家”的差异性。首先是内亚征服精英所扮演的角色（Perdue的研究融合了“欧亚大陆相似论”和“阿尔泰学派”两种理路），其次是中国的国家形成远远早于这些地区，第三是中国的领土和人口要远远大于这些地区的领土和人口，最后则在于军事国家形成作用的相对脆弱性。
Lieberman的两卷本Strange Parallels（《形异神似》）是近十余年来最具影响力东南亚区域史巨著，整个东南亚被他放在欧亚大陆整体变迁中予以思考；Perdue的China Marches West（《中国西征》）则利用清朝与准噶尔蒙古在中央欧亚的百年争霸这一历史案例，将中国国家形成的问题推向世界历史的进程。两位学者具有同样全球史学术关怀和宽广的研究视野，在研究中亦同样运用了比较研究手法。因此，他们二人的对话，无疑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文章开篇，Lieberman提纲挈领地总结了《中国西征》要探讨的三大问题：1、清朝何以超越明朝，突破蒙古人制造的领土屏障，实现北部和西部的疆域扩张？2、总结清帝国统治的行政、经济和文化基础，以及如何促进新疆与中国内地的一体化？3、与欧洲和其他内陆亚洲的早期现代帝国进行对比，清朝的国家构建有何异同？
Lieberman不仅根据《中国西征》书中的结论，逐一对上述问题做了概述（不再赘述），还从时间和地理范围上扩展了Perdue的理论。在1650-1850年间，东南亚大陆、俄国、法国、英国和日本等呈现出政治与文化一体化的增速趋势，而伴随统治重心对边地区域投入的增加，各政治体出现了物质增长、新文化潮流、洲际竞争和多样化的国家干预手段等现象。Lieberman试图概括清、日本幕府、缅甸东吁王朝、暹罗克里王朝、越南阮氏王朝、罗曼诺夫王朝和波旁王朝所具有的早期现代特性。
随后，Lieberman还指出以清朝为代表的“易受攻击国家”与欧洲、东南亚大陆等若干“受保护国家”的差异性。首先是内亚征服精英所扮演的角色（Perdue的研究融合了“欧亚大陆相似论”和“阿尔泰学派”两种理路），其次是中国的国家形成远远早于这些地区，第三是中国的领土和人口要远远大于这些地区的领土和人口，最后则在于军事国家形成作用的相对脆弱性。
中研院史语所、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明实录•朝鲜王朝实录•清实录资料库】开放获取，检索浏览均可。http://hanchi.ihp.sinica.edu.tw/mql/login.html
贾宁的博士论文《清初的理藩院》（The Li-fan Yuan in the early Ch'ing Dynasty, 1992），与她在1993年发表于Late Imperial China的《理藩院与清前期的内陆亚洲仪式》一文，是美国早期理藩院与内亚研究的代表。如果同贾宁后来的论文，以及今日的理藩院研究成果进行比较，我们能够发现满蒙文档案在其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尽管史料有所限制，但是本文仍具参考价值。本文强调：理藩院使满洲人能将非汉群体（蒙、藏、回）融入到大清帝国之中。因此，论文不仅关注理藩院的政治结构，更注意到其对汉地与内亚社会之间的政治、文化和经济联系的影响，并由此修正以费正清为代表的“中华世界秩序”论和拉铁摩尔的草原/农业社会互动模式。贾宁指出，清朝借由理藩院与内陆亚洲结成的关系是以满洲皇帝为中心，而理藩院亦是整合以农业为主和以畜牧业为主的社会的桥梁。总之，理藩院是清朝进行帝国重构（state-remaking）的重要工具，清朝得以积极地介入到内亚事务中，而内亚人群也由此不再被视作蛮夷外国之人。
本文分别以行政、文化和经济三方面，阐述理藩院的各项功能，以及它们对汉地与内亚互动的影响。其中，理藩院的行政功能将内亚的土著领袖纳入到帝国官僚体系中，朝廷得以对其进行直接的政治控制。
本文将重点放在文化和经济功能上。所谓的文化功能覆盖方方面面，首先是仪式，包括朝觐（dele hengkilembi）、围猎和朝贡（albabun jafambi），创造了构成内亚人群对清朝政治权威认同基础的象征性关系。作者还对朝觐与朝贡，清朝之前和清朝的朝贡模式的差异进行了辨析。简而言之，朝觐礼仪代表着帝国扩张以及对边地人群的吸纳，而理藩院主导的朝贡模式则将传统朝贡体制惯有的经济因素削弱到最简，强调其礼仪性质的一面，清朝更乐于以互市而非朝贡的方式处理边疆问题。除此以外，理藩院执行的宗教政策搭建起一座连接藏传佛教世界与清帝国的精神桥梁；得益于理藩院对内亚语言教育的投入，清朝内部还出现了一批专业的翻译官员，促进了多元帝国一体化过程中的文化沟通。至于经济功能，除了通过常规化及不断扩大化的物质交换将草原游牧经济与汉地农业经济联结在一起，理藩院还为受生态环境影响而经常出现物资短缺的内亚社会提供生活必需品。
不过，我个人认为作者低估了汉地与内亚经济交往的不利方面。举例而言，清朝的边疆政策限制着17-18世纪的蒙古人参与贸易、采掘等行业，这些经济行为通常被视作搅乱游牧生态，违背蒙古人的生活之道（banjire doro）。但是，来自山西的商号却能在蒙古贸易，获取当地物资的同时，还使蒙古人债台高筑；与此同时，蒙民还要负担着清朝规定的各项税役，履行地方精英对帝国的义务，这种负担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达到极致。随着晚清的边疆政策发生根本改变，蒙古原有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体制已变得不再重要。在蒙古人看来，他们所珍视的自治传统已经荡然无存，如果原有的制度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那么他们两百年前所结盟效忠的对象也就将不复存在。当然，这是19世纪发生的事情，超出了本文的时段（1644~1795）。
这篇博士论文的下载地址：http://bbs.gxs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2901
总而言之，本文的第8~9章以及Late Imperial China的《理藩院与清前期的内陆亚洲仪式》还是颇为值得一读。
尽管史料有所限制，但是本文仍具参考价值。本文强调：理藩院使满洲人能将非汉群体（蒙、藏、回）融入到大清帝国之中。因此，论文不仅关注理藩院的政治结构，更注意到其对汉地与内亚社会之间的政治、文化和经济联系的影响，并由此修正以费正清为代表的“中华世界秩序”论和拉铁摩尔的草原/农业社会互动模式。贾宁指出，清朝借由理藩院与内陆亚洲结成的关系是以满洲皇帝为中心，而理藩院亦是整合以农业为主和以畜牧业为主的社会的桥梁。总之，理藩院是清朝进行帝国重构（state-remaking）的重要工具，清朝得以积极地介入到内亚事务中，而内亚人群也由此不再被视作蛮夷外国之人。
本文分别以行政、文化和经济三方面，阐述理藩院的各项功能，以及它们对汉地与内亚互动的影响。其中，理藩院的行政功能将内亚的土著领袖纳入到帝国官僚体系中，朝廷得以对其进行直接的政治控制。
本文将重点放在文化和经济功能上。所谓的文化功能覆盖方方面面，首先是仪式，包括朝觐（dele hengkilembi）、围猎和朝贡（albabun jafambi），创造了构成内亚人群对清朝政治权威认同基础的象征性关系。作者还对朝觐与朝贡，清朝之前和清朝的朝贡模式的差异进行了辨析。简而言之，朝觐礼仪代表着帝国扩张以及对边地人群的吸纳，而理藩院主导的朝贡模式则将传统朝贡体制惯有的经济因素削弱到最简，强调其礼仪性质的一面，清朝更乐于以互市而非朝贡的方式处理边疆问题。除此以外，理藩院执行的宗教政策搭建起一座连接藏传佛教世界与清帝国的精神桥梁；得益于理藩院对内亚语言教育的投入，清朝内部还出现了一批专业的翻译官员，促进了多元帝国一体化过程中的文化沟通。至于经济功能，除了通过常规化及不断扩大化的物质交换将草原游牧经济与汉地农业经济联结在一起，理藩院还为受生态环境影响而经常出现物资短缺的内亚社会提供生活必需品。
不过，我个人认为作者低估了汉地与内亚经济交往的不利方面。举例而言，清朝的边疆政策限制着17-18世纪的蒙古人参与贸易、采掘等行业，这些经济行为通常被视作搅乱游牧生态，违背蒙古人的生活之道（banjire doro）。但是，来自山西的商号却能在蒙古贸易，获取当地物资的同时，还使蒙古人债台高筑；与此同时，蒙民还要负担着清朝规定的各项税役，履行地方精英对帝国的义务，这种负担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达到极致。随着晚清的边疆政策发生根本改变，蒙古原有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体制已变得不再重要。在蒙古人看来，他们所珍视的自治传统已经荡然无存，如果原有的制度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那么他们两百年前所结盟效忠的对象也就将不复存在。当然，这是19世纪发生的事情，超出了本文的时段（1644~1795）。
这篇博士论文的下载地址：http://bbs.gxs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2901
总而言之，本文的第8~9章以及Late Imperial China的《理藩院与清前期的内陆亚洲仪式》还是颇为值得一读。
冷战史的又一巅峰之作.冷战研究不再拘泥于bi-polar structure,而是从Pretoria,里斯本,利马,河内等的视角去重新书写.更有趣的是,跨国公司的文件也渐被运用.实际上,非洲的冷战集合了超级大国,殖民帝国,新独立民族国家,跨国公司,佣兵团体,在地部落等各种因素.跳出international框架则会讲出很好玩的故事
乾隆五十七年，清朝击退侵入西藏的廓尔喀人，并决定以金瓶掣签改革活佛转世制度后，乾隆撰写了著名的《喇嘛说》。关于此文，佛教艺术史学者Patricia Berger曾提到满、汉版本存在差异，乾隆在满文版本的文字中明确承认自己在学习藏传佛教经典时，受到汉人士大夫的舆论指责。
今天看到《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收录的照片，发现他是这么说的：
「bi aika tanggūt nomun be tacirakū oci. uttu gisureme muterakū. tuktan tucire fonde. ememu nikasa suwayan šajin be dababume wesihulehe seme gisurerengge bi. bi aika damu ceni nikan bithei songkoi untuhun algin be teile memereme kicembihe bici. te i gese ice fe monggoso horon de geleme kesi be hukšeme. ududu juwan aniya otolo taifin necin de isibume mutembiheo.
倘若我不学习唐古忒经典，就不能如此而言。初学之时，有些汉人说过于推崇黄教，倘若我只按照他们汉人之书籍，仅拘泥于虚名，如今能使新、旧蒙古畏于威势、感戴恩典，以至数十年的太平吗？」
按：满文本直接指出舆论压力来于nikasa（满语汉人的复数形式），汉文则委婉地写成“始习之时，或有议为过兴黄教者”；除此以外，满文本还提到为求虚名只读ceni nikan bithe（汉人的书籍）是不可取之道，汉文则只说“使予徒泥沙汰之虚誉”。专门针对汉人公布的文字似乎淡化了其他版本拥有的族群、宗教对立色彩。满文本直接指出舆论压力来于nikasa（满语汉人的复数形式），汉文则委婉地写成“始习之时，或有议为过兴黄教者”；除此以外，满文本还提到为求虚名只读ceni nikan bithe（他们汉人的书籍）是不可取之道，汉文则只说“使予徒泥沙汰之虚誉”。汉文《喇嘛说》似乎刻意淡化了族群、宗教的对立色彩。
今天看到《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收录的照片，发现他是这么说的：
「bi aika tanggūt nomun be tacirakū oci. uttu gisureme muterakū. tuktan tucire fonde. ememu nikasa suwayan šajin be dababume wesihulehe seme gisurerengge bi. bi aika damu ceni nikan bithei songkoi untuhun algin be teile memereme kicembihe bici. te i gese ice fe monggoso horon de geleme kesi be hukšeme. ududu juwan aniya otolo taifin necin de isibume mutembiheo.
倘若我不学习唐古忒经典，就不能如此而言。初学之时，有些汉人说过于推崇黄教，倘若我只按照他们汉人之书籍，仅拘泥于虚名，如今能使新、旧蒙古畏于威势、感戴恩典，以至数十年的太平吗？」
按：满文本直接指出舆论压力来于nikasa（满语汉人的复数形式），汉文则委婉地写成“始习之时，或有议为过兴黄教者”；除此以外，满文本还提到为求虚名只读ceni nikan bithe（汉人的书籍）是不可取之道，汉文则只说“使予徒泥沙汰之虚誉”。专门针对汉人公布的文字似乎淡化了其他版本拥有的族群、宗教对立色彩。满文本直接指出舆论压力来于nikasa（满语汉人的复数形式），汉文则委婉地写成“始习之时，或有议为过兴黄教者”；除此以外，满文本还提到为求虚名只读ceni nikan bithe（他们汉人的书籍）是不可取之道，汉文则只说“使予徒泥沙汰之虚誉”。汉文《喇嘛说》似乎刻意淡化了族群、宗教的对立色彩。
此《陕西四镇图说》是明代的边防要籍，详述了“九边”边防系统中陕西四镇（延绥、宁夏、甘肃、固原）战略要地的边防防务。原著一共有四册，每册介绍一个镇。此书为残本，只存两册包含延绥、宁夏两镇的材料。此为台北国家图书馆藏明代刊本，是研究明朝中期政治、经济、军事的重要史料。
第一册记述延绥镇，共 40 页，以一幅延镇图开篇，图后附有解说文字。接下来作者详细地描述了延绥镇和三十六座城，以及其中堡、营、寨等防卫据点，如黄甫川堡、清水营堡等。每个据点都配有插图，图后介绍了要塞所在位置、四面的边界，驻防军兵人数、马骡、粮草的数量，乃至境外敌人游牧部落地点，遇警如何防御截杀等等。
第二册记述的是宁夏镇，共 35 页，计有花马池营、高平堡以及中卫城等共三十余座营堡。（介绍参考）
此版本虽是残本，而且作者及出版时间均未知，却是现存的记录中可供研究明朝中期政治、经济、军事的重要史料。
延绥镇又称榆林镇，总兵府驻榆林城。所辖边墙东起清水营（府谷县北）黄河岸，经神木、榆林、横山、靖边、定边诸县，西达花马池（今宁夏盐池县东境）界，长一千二百馀里。长城沿线划为东、中、西三路防守，共辖三十齐座城堡。其中以东路的神木、孤山、清水诸营堡，中路的榆林、鱼河、清平等堡，西路的安边、定边等堡最为重要。
宁夏镇是中国古代的一个镇，总兵府驻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边墙东起大盐池，西达兰靖。 大盐池在宁夏盐池县东，由此向西北，经今灵武北，沿河而下至陶乐县，转而西去，经平罗县北而西抵贺兰山，又由贺兰山折而向南，经中卫县西而止于该县西南的黄河南岸，长二千里。
注：此PDF文件包含分卷书签。此为台北国家图书馆藏本。框30.3 x 24.1厘米，16行，行24字，单栏，版心白口，上方记书名。钤印：「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書」朱文方印､「張繼/藏書」白文方印､「倭劫/殘餘」朱文方印
—
文件名：陕西四镇图说.残两卷.存延绥.宁夏二镇.明刊本
文件格式：PDF清晰
原色版文件大小：57.2M
黑白版（可选）文件大小：3.79Mhttps://shuge.org/ebook/shan-xi-si-zhen-tu-shuo/
第一册记述延绥镇，共 40 页，以一幅延镇图开篇，图后附有解说文字。接下来作者详细地描述了延绥镇和三十六座城，以及其中堡、营、寨等防卫据点，如黄甫川堡、清水营堡等。每个据点都配有插图，图后介绍了要塞所在位置、四面的边界，驻防军兵人数、马骡、粮草的数量，乃至境外敌人游牧部落地点，遇警如何防御截杀等等。
第二册记述的是宁夏镇，共 35 页，计有花马池营、高平堡以及中卫城等共三十余座营堡。（介绍参考）
此版本虽是残本，而且作者及出版时间均未知，却是现存的记录中可供研究明朝中期政治、经济、军事的重要史料。
延绥镇又称榆林镇，总兵府驻榆林城。所辖边墙东起清水营（府谷县北）黄河岸，经神木、榆林、横山、靖边、定边诸县，西达花马池（今宁夏盐池县东境）界，长一千二百馀里。长城沿线划为东、中、西三路防守，共辖三十齐座城堡。其中以东路的神木、孤山、清水诸营堡，中路的榆林、鱼河、清平等堡，西路的安边、定边等堡最为重要。
宁夏镇是中国古代的一个镇，总兵府驻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边墙东起大盐池，西达兰靖。 大盐池在宁夏盐池县东，由此向西北，经今灵武北，沿河而下至陶乐县，转而西去，经平罗县北而西抵贺兰山，又由贺兰山折而向南，经中卫县西而止于该县西南的黄河南岸，长二千里。
注：此PDF文件包含分卷书签。此为台北国家图书馆藏本。框30.3 x 24.1厘米，16行，行24字，单栏，版心白口，上方记书名。钤印：「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書」朱文方印､「張繼/藏書」白文方印､「倭劫/殘餘」朱文方印
—
文件名：陕西四镇图说.残两卷.存延绥.宁夏二镇.明刊本
文件格式：PDF清晰
原色版文件大小：57.2M
黑白版（可选）文件大小：3.79Mhttps://shuge.org/ebook/shan-xi-si-zhen-tu-shuo/
此《蒙古山水地图》（或名：丝路山水地图）是一幅明代绢本青绿山水地图手卷。图上绘制了从明朝边关嘉峪关到天方(今沙特阿拉伯的麦加)数千公里线路上的主要城池和山川地貌，成为丝路重要考证依据。此卷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由许荣茂先生捐赠。介绍下载（128438X2580像素）https://shuge.org/ebook/menggu-shan-shui-di-tu/
耶鲁大学神学院所藏南京大屠杀相关资料（视频、书信、照片）：http://web.library.yale.edu/divinity/nanking/about
此《敦煌星图》（甲本）是迄今为止存留的最古老的星图，大约绘制于唐中宗时期。此卷绘十二时角星图各一幅，北极区星图一幅，展示了从中国可见的整个北天星空，标注了约1339颗星星的位置，另有云气图二十五幅，附占文，星图后还画有一电神。此卷现藏于大英图书馆。介绍下载：https://shuge.org/ebook/dunhuang-xing-tu/
增加JPG超清分页（长边6000像素+），从文件夹选择（清国北京皇城写真帖.超清版）下载。此书是伊东忠太撰写文字说明，小川一真摄影，于1906年出版的关于清末北京皇城宫殿及皇家园林的摄影集。 介绍下载：https://shuge.org/ebook/bei-jing-huang-cheng-xie-zhen-tie/#gq
此《太古遗音》为宋人田芝翁撰，明袁均哲音释。全书共分：仁、義、禮、智、信五卷，内容为评论古琴派别，包括古琴制造工艺、演奏技法、记谱体系及音乐美学理论等，并绘有多种琴形图示、手势。是我国最早记载古琴样式的琴论专著。此为台北国家图书馆藏明代精钞彩绘本。介绍下载：https://shuge.org/ebook/tai-gu-yi-yin/
更新了：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永乐大典》：卷981（儿字）、卷8841至8843（油字等）、卷7756至7757（形字）。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永乐大典》：卷2535.卷2536（斋字）。早期整理这几卷的文件清晰度不是很好，现已重新整理更新为高清版本。可从文件夹中选择下载或更新。系列介绍下载：https://shuge.org/ebook/yldd/
此《甘肃镇战守图略》前半自东向西描述明代甘肃镇辖区军事防务，一图一说共十八页，全图采青绿山水画法，东起兰州城，西至嘉裕关。后半主述「西域土地人物」，图东起嘉裕关，记录西域各地和人文景观。此为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嘉靖时期纸本彩绘。介绍下载（非高清）https://shuge.org/ebook/gansu-zhen-zhan-shou-tu-l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