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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的中国人都是汉族，然而汉族的具体定义究竟是什么，它如何成为了一种政治类别和族群身份？无论从学理的角度（徐杰舜《汉民族研究的“雪球”理论》）抑或实践的角度（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以上问题的回答都是较为模糊的。因此，C. Patterson Giersch的《从臣民到汉族》颇有参考价值，他试图解释清代云南边疆的汉族认同何以在19世纪的历史情景中产生，换言之，虽然在19世纪前有大量内地人口迁徙至此，但他们当时的身份标签并非是汉族，其身份的明晰过程揭示出清朝政治对族群形态的塑造作用。
Giersch的历史研究基于一系列的理论假设。首先，如果想确定清代云南社会存在汉族，就需要证明汉人的族群性能够组织起人民的思想和行为，即要有明确的“族群意识”（ethnic consciousness），或者说“作为一个民族的关联感”（a sense of relatedness as a people），这一感觉通常来源自具体的文化实践和所谓的共同血统。正如前人的研究，族群性是一种历史构建（historical construction），而非原生分类（primordial category），它的产生依赖于群际接触、竞争等具体的历史语境；族群通过对自身共同文化的认知，在与其他群体竞争时，进行内部动员。因此，身份认同的存在是需要边界的塑造来实现的。当我们讨论清代云南的汉族时，要证明：1、竞争是否存在？2、汉族的社会动员是否存在？3、汉族的名称是否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可和使用？
其次，身份的凸显并不是长期不变的，族群意识的高涨具有偶然性。基于这两点原因，Giersch引入美国流行的“批判种族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y）中关于“构建多数种族”（construct majority race）的研究经验探究帝制时代的汉族身份构建。除此以外，他还注意到历史学界对政治忠诚、文化认同和族群性的研究成果，认为清朝官方虽然将汉人描述为一个整体，但这并不意味着汉人也会有同样的意识；以“满汉冲突”为例，朝廷将汉人描述为满人的对立面，而参与冲突的汉人缺未必觉得他被卷入了一场满人和汉人的争斗。因此，我们需要探究，在什么情况下汉人会由于集体性质的族群性被激发汉族意识或据此展开行动。
Giersch提到他所看过的云南边疆的历史档案文献，清朝官方将被其所统治的移民描述为一个集群，并用客人、客众或民、民人、内地民人称呼他们。鄂尔泰等满洲官员很少用汉人称呼这些人。当然，“汉奸”是一个例外，这个词语多指那些与土著夷人互动密切的移民；还有一种情况，岳钟琪曾以“汉土官兵”分别指称流官掌握的绿营兵和土司的兵丁。这些称呼都只是官方的特例，并非是汉民自身的集体认同。Giersch还注意到乾隆七年（1742）出生于云南石屏的御史张汉所上预防彝患的奏折，其中有“汉民占籍以来，诸蛮错处其地也……猓寇贪暴骁黠…汉民孱弱”等字眼，可是他的汉族观点没有被广泛接受，反对者不只有总督张允随，还有其他云南土生的官员，他们提到民人或客人时还是多以祖籍作为识别标准；另外，当时在云南的外地商人们也以籍贯作为组织单元。
这种情况直到19世纪才发生变化，作者在此引用了嘉庆八年（1803）云南巡抚永保、提督乌大经的奏折，在他们的描述中，汉人的概念逐渐取代了以往来自各地的客人、民人的概念，夷汉冲突逐渐得到凸显。为寻找这种转变的根源，Giersch分别折借柯娇燕（Pamela Crossley）和龙戴维（David Atwill）的研究成果，他指出：社会组织方式的变化使官方开始用“汉人”来描述群体。
清朝在边疆的政治力量增强，开始分类族群、标绘领土、申明国家对拥有多元地理和群体的西南的控制，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未能对不同群体在政治上采取一视同仁的做法，导致人们在面对日益增加的经济负担时必须要采取新的动员策略，这一切导致西南社会的汉族意识开始形成。Giersch首先类比了Donald Sutton的湖南苗民和Jonathan Lipman的西北回民研究，民人与夷人的差异性描述修辞造成的刻板族群印象与不平等政策互相加固促进（CRT理论）；其次以19世纪云南的土地资源冲突为例，说明通过礼仪、结拜和秘密社会结合在一起的汉族群体与夷人展开土地资源（夷地）竞争的过程。（想发链接的半天都发不出来）
Giersch的历史研究基于一系列的理论假设。首先，如果想确定清代云南社会存在汉族，就需要证明汉人的族群性能够组织起人民的思想和行为，即要有明确的“族群意识”（ethnic consciousness），或者说“作为一个民族的关联感”（a sense of relatedness as a people），这一感觉通常来源自具体的文化实践和所谓的共同血统。正如前人的研究，族群性是一种历史构建（historical construction），而非原生分类（primordial category），它的产生依赖于群际接触、竞争等具体的历史语境；族群通过对自身共同文化的认知，在与其他群体竞争时，进行内部动员。因此，身份认同的存在是需要边界的塑造来实现的。当我们讨论清代云南的汉族时，要证明：1、竞争是否存在？2、汉族的社会动员是否存在？3、汉族的名称是否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可和使用？
其次，身份的凸显并不是长期不变的，族群意识的高涨具有偶然性。基于这两点原因，Giersch引入美国流行的“批判种族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y）中关于“构建多数种族”（construct majority race）的研究经验探究帝制时代的汉族身份构建。除此以外，他还注意到历史学界对政治忠诚、文化认同和族群性的研究成果，认为清朝官方虽然将汉人描述为一个整体，但这并不意味着汉人也会有同样的意识；以“满汉冲突”为例，朝廷将汉人描述为满人的对立面，而参与冲突的汉人缺未必觉得他被卷入了一场满人和汉人的争斗。因此，我们需要探究，在什么情况下汉人会由于集体性质的族群性被激发汉族意识或据此展开行动。
Giersch提到他所看过的云南边疆的历史档案文献，清朝官方将被其所统治的移民描述为一个集群，并用客人、客众或民、民人、内地民人称呼他们。鄂尔泰等满洲官员很少用汉人称呼这些人。当然，“汉奸”是一个例外，这个词语多指那些与土著夷人互动密切的移民；还有一种情况，岳钟琪曾以“汉土官兵”分别指称流官掌握的绿营兵和土司的兵丁。这些称呼都只是官方的特例，并非是汉民自身的集体认同。Giersch还注意到乾隆七年（1742）出生于云南石屏的御史张汉所上预防彝患的奏折，其中有“汉民占籍以来，诸蛮错处其地也……猓寇贪暴骁黠…汉民孱弱”等字眼，可是他的汉族观点没有被广泛接受，反对者不只有总督张允随，还有其他云南土生的官员，他们提到民人或客人时还是多以祖籍作为识别标准；另外，当时在云南的外地商人们也以籍贯作为组织单元。
这种情况直到19世纪才发生变化，作者在此引用了嘉庆八年（1803）云南巡抚永保、提督乌大经的奏折，在他们的描述中，汉人的概念逐渐取代了以往来自各地的客人、民人的概念，夷汉冲突逐渐得到凸显。为寻找这种转变的根源，Giersch分别折借柯娇燕（Pamela Crossley）和龙戴维（David Atwill）的研究成果，他指出：社会组织方式的变化使官方开始用“汉人”来描述群体。
清朝在边疆的政治力量增强，开始分类族群、标绘领土、申明国家对拥有多元地理和群体的西南的控制，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未能对不同群体在政治上采取一视同仁的做法，导致人们在面对日益增加的经济负担时必须要采取新的动员策略，这一切导致西南社会的汉族意识开始形成。Giersch首先类比了Donald Sutton的湖南苗民和Jonathan Lipman的西北回民研究，民人与夷人的差异性描述修辞造成的刻板族群印象与不平等政策互相加固促进（CRT理论）；其次以19世纪云南的土地资源冲突为例，说明通过礼仪、结拜和秘密社会结合在一起的汉族群体与夷人展开土地资源（夷地）竞争的过程。（想发链接的半天都发不出来）
1886年，《满洲旅行记》的作者H. Evan James爵士被满洲的原始生态所震撼，他将眼前茂密的森林、花丛和草原报告给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同期其他欧洲旅行者也如此惊叹，满洲似乎从未被人类所接触过，千里杳无人烟，充满各种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在满洲，唯一的秩序就是自然。
大约在两个世纪前，乾隆在《盛京赋》中赞美了满洲的馈赠，他不仅为当地的生物多样性所折服，并指出满洲的原动力还体现在人文领域，这片土地孕育出统一天下的圣王。因此，乾隆与此地的生物共享着紧密联系，例如紫貂或水獭皮制的礼袍，进贡宫廷的草原蘑菇，以及镶嵌在冠帽上的东珠，这是皇帝在满洲的权力体现。
乾隆和詹姆斯都认为满洲是特殊的，其环境和物产是如此瞩目。詹姆斯认为满洲是一个未被开发的土地，乾隆则认为它是永恒的生命源和世俗权力；詹姆斯将满洲视作边疆，对于乾隆而言，这里是孕育文明的故土。
詹姆斯的观点具有普遍性。我们如何看待乾隆的视角？到底是满洲孕育圣王，还是皇帝制造满洲？是什么构成清帝国的原始生态，它又是如何变化的？这正是本书要解决的问题，重写清朝统治之下的中国环境史。
传统环境史都利用汉文史料将农业开发和人口迁徙作为叙事主线，这种理路忽略满、蒙文材料透露的另一半故事。本书揭示1760-1830年间满洲、蒙古环境所发生的变化，空前的商业扩张不仅造成自然资源的冲击，也改变了中国和边地的环境生态，塑造了人们的环境危机感，大量请愿书被递往北京：貂、狐和松鼠都从森林中绝迹了，人参在荒野里消失了，草原的蘑菇被连根拔起，湖中的贻贝不再产珠。朝廷不得不恢复土地的往日生态，建立巡查制度，禁止肆意入境，惩罚偷猎者，培养资源，“净化”环境。
“净化”的结果反映国家性质；帝国并非保护边疆的自然，而是创造自然（The empire did not preserve nature in its borderlands; it invented it）。本书将通过满洲东珠贻贝的破坏、蒙古野生蘑菇的冲击以及清-俄边境的毛皮动物群的瓦解来讲述创造的故事。
传统的满洲环境史受到“以中国为中心”的观念影响，侧重探究满洲如何变成东北，由此衍生出两种理路：其一，将清朝视作传统中原王朝，思考中国主权边界的历史基础；其二，将国家存在的基础定位为人类活动，具有强烈的人口学色彩。这些研究认为清朝将满洲作为“龙兴之地”，采取封禁政策压制移民活动。这些政策被证明是不可行的。特别是在18-19世纪末，庞大的人口和商业扩张压垮帝国的根基，朝廷不得不承认：边疆已充斥着大量汉人，必须得到有效管治。随着帝国的瓦解，民族国家就此诞生。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荒野代表着中华民族和国家的自然边界，是中心已经无法再进行政治控制扩张的标志。农业作为汉化的代言，原始森林和草原是土著居民的象征。即便是在对上述叙事的批判中，中国与农业和发展结盟的观点仍然很有市场。一些蒙古民族主义者们认为汉族商人和农民是外来的少数人，蒙古人才是多数人：辩论的主题还是一样的，只不过道德框架发生置换。这种“反发展主义者”（antidevelopmentalist）的观点将蒙古和民间传统包装为一种历史环保主义（historical environmentalism），与同时代的美国和德国的环保主义者们有诸多相似之处。
发展主义主导的中国环境史叙事存在很多问题，因为清朝的各个边疆并不都是等同的。例如，西南地区土司的地位相对较低，朝廷乐于教化；满洲和蒙古则截然不同。蒙古和满洲旗人并不需要文明，他们需要捍卫文明。满洲和蒙古人处于帝国秩序的顶端，他们的生活方式要得到保护。
因此，移民和土地开垦固然是重要的故事，却不是唯一的故事。如果我们认为汉人是唯一的变革因素，满洲和蒙古人也就与其他土著居民没有区别，这不仅扭曲了区域史，也漠视帝国的性质和结构。
近年来，历史学者意识到清朝的多元性，视清朝为一个帝国，如何确定、划分和维持族群的努力被纳入到帝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作为满人，皇帝认为需要维持族群和区域差异，既保持自身作为征服精英的地位，也巩固扩张。身份问题与帝国等级制度化密不可分，特权者越是失去特色，朝廷就越要维护。在此意义上，清帝国与其他帝国一样，自觉维护被其所征服人群的多样性。
满洲和蒙古的特殊性在于其军事战略地位，也为士兵提供了理想的地域，以帮助
本书（还包括Kim Kwangmin的新疆地方经济史新著等）或许可以称之为清史/全球史领域交叉的一种发展方向： From the core to the periphery； From the global to the local. 简而言之，即跨境视角下边地的bottom up与帝国结成的纽带对边地社会和帝国结构的影响。 这书已经有电子版啦，放个下载链接http://t.cn/RCnfjj3
大约在两个世纪前，乾隆在《盛京赋》中赞美了满洲的馈赠，他不仅为当地的生物多样性所折服，并指出满洲的原动力还体现在人文领域，这片土地孕育出统一天下的圣王。因此，乾隆与此地的生物共享着紧密联系，例如紫貂或水獭皮制的礼袍，进贡宫廷的草原蘑菇，以及镶嵌在冠帽上的东珠，这是皇帝在满洲的权力体现。
乾隆和詹姆斯都认为满洲是特殊的，其环境和物产是如此瞩目。詹姆斯认为满洲是一个未被开发的土地，乾隆则认为它是永恒的生命源和世俗权力；詹姆斯将满洲视作边疆，对于乾隆而言，这里是孕育文明的故土。
詹姆斯的观点具有普遍性。我们如何看待乾隆的视角？到底是满洲孕育圣王，还是皇帝制造满洲？是什么构成清帝国的原始生态，它又是如何变化的？这正是本书要解决的问题，重写清朝统治之下的中国环境史。
传统环境史都利用汉文史料将农业开发和人口迁徙作为叙事主线，这种理路忽略满、蒙文材料透露的另一半故事。本书揭示1760-1830年间满洲、蒙古环境所发生的变化，空前的商业扩张不仅造成自然资源的冲击，也改变了中国和边地的环境生态，塑造了人们的环境危机感，大量请愿书被递往北京：貂、狐和松鼠都从森林中绝迹了，人参在荒野里消失了，草原的蘑菇被连根拔起，湖中的贻贝不再产珠。朝廷不得不恢复土地的往日生态，建立巡查制度，禁止肆意入境，惩罚偷猎者，培养资源，“净化”环境。
“净化”的结果反映国家性质；帝国并非保护边疆的自然，而是创造自然（The empire did not preserve nature in its borderlands; it invented it）。本书将通过满洲东珠贻贝的破坏、蒙古野生蘑菇的冲击以及清-俄边境的毛皮动物群的瓦解来讲述创造的故事。
传统的满洲环境史受到“以中国为中心”的观念影响，侧重探究满洲如何变成东北，由此衍生出两种理路：其一，将清朝视作传统中原王朝，思考中国主权边界的历史基础；其二，将国家存在的基础定位为人类活动，具有强烈的人口学色彩。这些研究认为清朝将满洲作为“龙兴之地”，采取封禁政策压制移民活动。这些政策被证明是不可行的。特别是在18-19世纪末，庞大的人口和商业扩张压垮帝国的根基，朝廷不得不承认：边疆已充斥着大量汉人，必须得到有效管治。随着帝国的瓦解，民族国家就此诞生。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荒野代表着中华民族和国家的自然边界，是中心已经无法再进行政治控制扩张的标志。农业作为汉化的代言，原始森林和草原是土著居民的象征。即便是在对上述叙事的批判中，中国与农业和发展结盟的观点仍然很有市场。一些蒙古民族主义者们认为汉族商人和农民是外来的少数人，蒙古人才是多数人：辩论的主题还是一样的，只不过道德框架发生置换。这种“反发展主义者”（antidevelopmentalist）的观点将蒙古和民间传统包装为一种历史环保主义（historical environmentalism），与同时代的美国和德国的环保主义者们有诸多相似之处。
发展主义主导的中国环境史叙事存在很多问题，因为清朝的各个边疆并不都是等同的。例如，西南地区土司的地位相对较低，朝廷乐于教化；满洲和蒙古则截然不同。蒙古和满洲旗人并不需要文明，他们需要捍卫文明。满洲和蒙古人处于帝国秩序的顶端，他们的生活方式要得到保护。
因此，移民和土地开垦固然是重要的故事，却不是唯一的故事。如果我们认为汉人是唯一的变革因素，满洲和蒙古人也就与其他土著居民没有区别，这不仅扭曲了区域史，也漠视帝国的性质和结构。
近年来，历史学者意识到清朝的多元性，视清朝为一个帝国，如何确定、划分和维持族群的努力被纳入到帝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作为满人，皇帝认为需要维持族群和区域差异，既保持自身作为征服精英的地位，也巩固扩张。身份问题与帝国等级制度化密不可分，特权者越是失去特色，朝廷就越要维护。在此意义上，清帝国与其他帝国一样，自觉维护被其所征服人群的多样性。
满洲和蒙古的特殊性在于其军事战略地位，也为士兵提供了理想的地域，以帮助
本书（还包括Kim Kwangmin的新疆地方经济史新著等）或许可以称之为清史/全球史领域交叉的一种发展方向： From the core to the periphery； From the global to the local. 简而言之，即跨境视角下边地的bottom up与帝国结成的纽带对边地社会和帝国结构的影响。 这书已经有电子版啦，放个下载链接http://t.cn/RCnfjj3
Matthew Mosca（马世嘉）在法兰西学院的演讲：内陆亚洲在清代中印关系中的角色。http://t.cn/RKIDTBQ
他提到包括荷兰旅行家Samuel Van de Putte、苏格兰旅行家John Bell以及袁中道、陈鼎、张鹏翮和陈克绳等明清士人的记录，他们分别在俄罗斯、蒙古、西藏、青海、大理、打箭炉、宣化和北京遇到印度的旅行者。
很有趣的是，这些印度旅客在汉文史籍中多被视作来自天竺国/大西天的佛教僧人，然而正如马世嘉的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一书所言，在18世纪的清朝，印度在不同边疆系统中有不同的描述。
他提到包括荷兰旅行家Samuel Van de Putte、苏格兰旅行家John Bell以及袁中道、陈鼎、张鹏翮和陈克绳等明清士人的记录，他们分别在俄罗斯、蒙古、西藏、青海、大理、打箭炉、宣化和北京遇到印度的旅行者。
很有趣的是，这些印度旅客在汉文史籍中多被视作来自天竺国/大西天的佛教僧人，然而正如马世嘉的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一书所言，在18世纪的清朝，印度在不同边疆系统中有不同的描述。
拙文请师友指正。两年多前在清档中发现拉达克寄往西藏的藏文书信原件，随后找到满文、蒙古文翻译，以及藏文、波斯文的拉达克史料。随后在中国、美国等地公开发表阶段性成果。10月将在美国中亚学会正式发表英文全文。
孔令伟：拉达克与清朝欧**报网的建立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ODk5NTAzNA==&mid=2652133803&idx=1&sn=7be8735215edc762b09b3bc602177f2b&from=1081295010&wm=9847_0002&weiboauthoruid=1719515415
孔令伟：拉达克与清朝欧**报网的建立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ODk5NTAzNA==&mid=2652133803&idx=1&sn=7be8735215edc762b09b3bc602177f2b&from=1081295010&wm=9847_0002&weiboauthoruid=1719515415
[美]简·伯班克、弗雷德里克·库珀：《世界帝国史：权力与差异政治》，柴彬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8月，468页，79元。
在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上，帝国是时间持续最久、覆盖范围最广、内部差异最大、组织力量最强、影响人群最多的统治形式。今天，生活在一个由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中，我们已经习惯把民族国家视为（唯一）合理、正当、自然的国家模式，而将帝国看作不合时宜的历史古董。可是，帝国只是历史的遗迹吗？它们是不是仅仅剩下残垣断壁，让我们只能同爱德华·吉本一样登罗马而发思古之幽情？如果它真的已经寿终正寝，数千年的帝国史还留下了什么智慧和教训吗？美国历史学家简·伯班克（Jane Burbank）和弗雷德里克·库珀（Frederick Cooper）2010年合著出版的《世界历史上的诸帝国：权力和差异的政治》（ Empires in World History: Power and Politics of Difference）就旨在纵览古今帝国的兴衰演变。这本书体例宏大、跨越时空，贯穿从古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到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两千多年历史，论及拜占庭帝国、卡洛林帝国、伊斯兰帝国、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欧洲现代殖民帝国、俄罗斯帝国、日本帝国、美利坚帝国等数十个帝国。两位作者虽然都是历史学家，但对历史社会科学的概念却信手拈来。在美国分类严明的学术出版体系中，这本书的风格介于专著（monograph）和教材（textbook）之间：它看似教材，但每一章内容的深度却又远在一般教材之上。此书在美国学术界和知识界大获好评，既获得了2011年世界史学会年度图书奖这样的专业性奖项，也在关于帝国的历史学和历史社会科学课程上被广泛选用为指定教材。现在，中文读者也有了两个中译本的选择：台湾出版的《世界帝国二千年》 （冯奕达译，2015）和商务印书馆的《世界帝国史》 （柴彬译，2017，后文用此版译名、页码）。《世界帝国二千年》这本书开阔的视野和独特的风格与两位作者的学术背景不无关系。伯班克和库珀是一对学术伉俪，现在都执教于纽约大学历史学系。该书即肇始于两位作者在密歇根大学、纽约大学共同开设的一门“帝国与政治想象”课程。这两人中，伯班克是研究俄罗斯帝国的知名历史学家；库珀以对法属非洲殖民地研究见长，但又猎涉广泛，作品跨越学科：他的 Colonialism in Question: Theory, Knowledge, History （2005）一书是后殖民研究的重要作品；他与社会学家罗杰斯·布鲁贝克（Rogers Brubaker）2000年合作发表在Theory and Society杂志上的Beyond “Identity”一文，是过去十几年里影响最大、引用最多的社会科学理论文章之一；在出版《世界帝国史》一书后，库珀笔锋未减，又完成了一部研究法属非洲去殖民地化运动中民族形成和公民权建构的专著，同样广受赞誉。这些无疑都奠定了《世界帝国史》一书历史与理论兼具、视野与叙述俱佳的基础。
在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上，帝国是时间持续最久、覆盖范围最广、内部差异最大、组织力量最强、影响人群最多的统治形式。今天，生活在一个由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中，我们已经习惯把民族国家视为（唯一）合理、正当、自然的国家模式，而将帝国看作不合时宜的历史古董。可是，帝国只是历史的遗迹吗？它们是不是仅仅剩下残垣断壁，让我们只能同爱德华·吉本一样登罗马而发思古之幽情？如果它真的已经寿终正寝，数千年的帝国史还留下了什么智慧和教训吗？美国历史学家简·伯班克（Jane Burbank）和弗雷德里克·库珀（Frederick Cooper）2010年合著出版的《世界历史上的诸帝国：权力和差异的政治》（ Empires in World History: Power and Politics of Difference）就旨在纵览古今帝国的兴衰演变。这本书体例宏大、跨越时空，贯穿从古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到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两千多年历史，论及拜占庭帝国、卡洛林帝国、伊斯兰帝国、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欧洲现代殖民帝国、俄罗斯帝国、日本帝国、美利坚帝国等数十个帝国。两位作者虽然都是历史学家，但对历史社会科学的概念却信手拈来。在美国分类严明的学术出版体系中，这本书的风格介于专著（monograph）和教材（textbook）之间：它看似教材，但每一章内容的深度却又远在一般教材之上。此书在美国学术界和知识界大获好评，既获得了2011年世界史学会年度图书奖这样的专业性奖项，也在关于帝国的历史学和历史社会科学课程上被广泛选用为指定教材。现在，中文读者也有了两个中译本的选择：台湾出版的《世界帝国二千年》 （冯奕达译，2015）和商务印书馆的《世界帝国史》 （柴彬译，2017，后文用此版译名、页码）。《世界帝国二千年》这本书开阔的视野和独特的风格与两位作者的学术背景不无关系。伯班克和库珀是一对学术伉俪，现在都执教于纽约大学历史学系。该书即肇始于两位作者在密歇根大学、纽约大学共同开设的一门“帝国与政治想象”课程。这两人中，伯班克是研究俄罗斯帝国的知名历史学家；库珀以对法属非洲殖民地研究见长，但又猎涉广泛，作品跨越学科：他的 Colonialism in Question: Theory, Knowledge, History （2005）一书是后殖民研究的重要作品；他与社会学家罗杰斯·布鲁贝克（Rogers Brubaker）2000年合作发表在Theory and Society杂志上的Beyond “Identity”一文，是过去十几年里影响最大、引用最多的社会科学理论文章之一；在出版《世界帝国史》一书后，库珀笔锋未减，又完成了一部研究法属非洲去殖民地化运动中民族形成和公民权建构的专著，同样广受赞誉。这些无疑都奠定了《世界帝国史》一书历史与理论兼具、视野与叙述俱佳的基础。
《世界帝国史》一书有哪些主要观点？它是如何介绍两千多年几大洲数十个帝国而不显支离破碎的呢？作者似乎有意回避像社会科学家那样用一个覆盖型的概念或理论来统率全书，但通览全书，可以发现两个核心词：“帝国的武库”（Imperial Repertoires或Repertoires of Rule） （第7页），以及“帝国的动力学”（The Dynamics of Empire） （20页）。不难看出，这两个概念受到查尔斯·蒂利在抗争政治研究中情有独钟的“集体行动的剧目”（Repertoires of Collective Action）和“抗争的动力学”（Dynamics of Contention）的影响。首先，正如蒂利追溯了欧洲近现代以来集体行动的剧目创新，《世界帝国史》亦运用“帝国的武库”这一概念，在各章节突出强调不同帝国在特定时空中具有想象力和操作性的统治策略，并将这些统治策略置于同时代诸帝国竞争冲突的权力网络中。在作者看来，帝国能够持久统治不仅仅是因为其规模优势，更在于能够因应变化而在统治技术上推陈出新。
《政权与斗争剧目》Dynamics of Contention第二个关键概念则是“帝国的动力学”，而且是复数意义上的动力学（商务版翻译为“帝国的诸动力”）。帝国的动力学与帝国的武库是紧密相连的，因为帝国统治策略的创新从来不是无中生有，而往往来自于竞争推动的观念和技术创新，以及权力冲突带来的挑战。这种竞争不仅仅是来自于同时代的其它帝国，而且还来自非政治领域的组织性力量：比如宗教，特别是一神教与帝国的联合、冲突和分化，以及近现代欧洲在经济组织方式上的一系列革命。同时，这些变革对帝国所造成的影响往往不是有意为之，而是无心插柳——亦即社会学意义上的非意图性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比如，近代欧洲的海外殖民地扩张，就是强大的奥斯曼帝国控制了地中海贸易通道而导致的偶然结果。一言以蔽之，帝国的兴衰更替是诸帝国斗争的结果，以及与其他新兴社会力量竞争、重组和结晶的产物。这里，在“帝国的动力学”背后除了有蒂利的影响，还可以隐隐看到另一位历史社会学家迈克尔·曼的影响：曼在《社会权力的来源》中指出，重大的社会变迁往往来自于多重重叠和交错，但从未闭合的权力网络。《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一卷）》除了这两个概念，作者特别希望纠正的是传统历史叙事和主流社会科学对帝国和民族国家关系的认识——这也是全书近现代部分的一条最重要的主线。正如作者所言，传统叙事把帝国走向民族国家视作线性进程，把历史上局部的，且目前还是短暂的民族国家，当作是自然的、必需的和必然的。这样的论述在作者看来已是陈词滥调。他们认为：首先，十九世纪仍然是帝国的黄金时代，这时帝国远没有被民族国家取代。实际上，大英帝国的版图在1920年代才臻于至大，而全球殖民地面积和人口所占比例在三十年代末期才达到最高峰。民族国家作为一种主要的国家组织形态，直到二十世纪中期去殖民地化运动爆发才成为现实，迄今也不过七十年时间。法国，仅仅是在1962年阿尔及利亚独立后，才成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其次，帝国与民族国家并非此消彼长的线性关系。恰好相反，近现代欧洲国家的强大，正是帝国海外扩张的一个结果。或者说，至少对于近代帝国，国家建设和帝国建设是一体两面、齐头并进的历史过程。第三，尽管民族主义在十八世纪末期兴起，但肇始于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的革命并不能被简约地视为（仅仅）是新兴民族主义对帝国的挑战，即使不少革命以此为名。而且，革命成功并不意味着帝国的结束，而可能只是帝国统治主体的变化。英属北美殖民地的独立，带来的是美国替代英国，作为一个帝国，在北美大陆经营扩张事业。早在美国成为一个海外帝国之前——通常认为自1898年美西战争以后——美国就已经是一个开疆扩土的大陆帝国了。第四，取代旧帝国的未必是（多个）民族国家，而可能是一个旧疆土上的新帝国，或者至少是一个有着很强帝国传统的多民族国家：苏联，就被有的学者称为“多民族帝国”（empire of nations）。周虽旧邦，其命维新：革命创建的新帝国，能够运用新的普适性意识形态，整合帝国内部的多样性。最后，帝国和民族国家作为两种统治形态并非泾渭分明，在概念上和实践中都可能是一个连续统，也就是库玛（Kumar）所谓的“作为帝国的民族国家，作为民族国家的帝国”。而且，帝国建设非但不是民族构建的反面，而往往通过武力、胁迫、糅合、涵化等多种手段最后引发了后者：比如大英帝国在爱尔兰、威尔士数百年的帝国经营，最后却形成了一个英吉利民族（English nation）。把帝国和民族国家视作对立的观点无法看到历史的延续。当然，《世界帝国史》的这些观点并非全新，而是吸收了九十年代后期以来全球史、全球历史社会学、帝国研究的一些观点。
《世界历史上的诸帝国：权力和差异的政治》帝国研究需要富有想象力的大尺度比较和联系。《世界帝国史》看似按年代顺序组织各章，在安排章节的时候却别具匠心，立体地呈现了帝国统治策略和诸动力。全书大部分章节都有两个或多个帝国的横向比较：比如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 （第二章），罗马之后的基督教诸帝国和早期伊斯兰教帝国 （第三章），并雄地中海的西班牙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第五章），在美洲和亚洲早期扩张的欧洲诸帝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 （第六章），近代早期（early modern）的俄罗斯帝国和大清帝国 （第七章），十九世纪经营两个大陆的俄国和美国 （第九章），以及二十世纪中叶在去殖民地化运动中垂死挣扎的法兰西帝国和大英帝国 （第十三章）。作者并没有使用比较政治学里常见的平行比较和归因分析，因为这种比较往往带来的是过于简约，甚至似是而非的答案。相反，作者抓住各时期帝国的主要特点和创新之处，借助历史社会科学的主要概念工具，在各章各有侧重地比较，力求呈现帝国的不同面向。比如第三章以帝国与宗教的各种关系作为主线，第五章以韦伯的“家产制统治”为核心来论述统治者的权力，第六章则比较了欧洲各殖民帝国早期扩张的各种策略。纵向上看，作者对若干关键的帝国多处着墨，使其前后互相照应，让读者得以了解这些帝国的变化，或它们在倾覆之后的持久影响力。有些帝国绵延长久，其文化制度自然有连续性，但在不同时期也由于新的权力格局、新的技术观念，以及外来行动者（征服者）的闯入而产生新的变化。比如，《世界帝国史》一书涉及中国比较多的是第二、四、七章，既讨论了传统中华帝国文治武功的基本模式，又论及蒙元帝国以及后来清帝国所带来的内亚（Inner Asia）传统。一些帝国尽管延续的时间不算太长，却对后来的帝国影响深远，比如（西）罗马帝国对拜占庭帝国、早期伊斯兰帝国，以及欧洲加洛林帝国的持久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蒙古帝国及其遗产给予了特别的重视 （第四、五、七章）。蒙古帝国发源于欧亚大草原：那里诞生了诸多征服者，从公元五世纪让罗马帝国风声鹤唳的阿提拉，到十二至十五世纪蒙古诸帝国的统治者成吉思汗、忽必烈、帖木儿。蒙古帝国不但继承了欧亚大草原游牧帝国的特征，也从周边的诸文明和帝国中广泛吸收了宗教、技术、观念和统治术——从中国的火药到中东的伊斯兰教——并在其南征北战中将它们传播到整个欧亚大陆。统一的蒙古帝国虽然存在时间很短，但其身后的蒙古诸帝国却将这种蒙古模式的统治风格发扬光大，堪称欧亚大陆的枢纽。蒙古诸帝国与清帝国、俄罗斯帝国、印度莫卧儿帝国、奥斯曼帝国，以及中亚诸汗国都有很深的关联，可以说塑造了欧洲殖民帝国扩张之前整个亚欧大陆的政治版图。借用库珀之前著作中的一句话，在欧亚帝国史上，条条大路通罗马——或者通蒙古（“All roads lead to Rome—or to Mongolia”）。作者最后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对当代世界影响至深的近现代西方帝国，用多个章节给读者呈现了一幅其起源、演变、冲突、终结的长时段图卷。仅仅是所谓的漫长的十九世纪（the long 19th century, 1789-1914），作者就花了三章 （八、十、十一）来讨论。但作者在这部分并没有拘泥于年代顺序，而是各章侧重于不同的主题，包括革命和民族主义的兴起、海外殖民地的扩张和欧洲内部主权观念对帝国的冲击。这个阶段，不仅是欧洲殖民帝国的第二期和最高峰，也是民族主义观念和民族国家模式开始初显端倪的年代，不仅是欧洲工业革命和世界经济大分流的时期，更是各种政治革命层出不穷席卷全球之际。如前文所述，传统的历史叙事和历史社会学的主题词是民族主义、国家建设、社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兴起，帝国只是陪衬的绿叶，而今天选择以帝国为主线，并不意味着可以绕开这些主题，恰恰相反，帝国主题的加入使得讨论变得越发复杂而有趣——这从第八章的标题“革命年代的帝国、民族和公民权”就可以看出。作者借此拷问了很多已然是“神话”的命题：比如，法国革命带来的公民权仅仅适用于法国本土，还是涵盖整个法兰西帝国？美国革命之后的人民主权如何将奴隶和印第安人排除在外？共和体制为什么能和海外殖民并行不悖？民族构建又何以做到与帝国扩张齐头并进？总之，尽管线索纷乱，作者还是力图理出头绪，又不失简化。《世界帝国史》体大思精、贯穿古今，那么它在历史社会科学中是孤星闪耀吗？笔者目力所及，比较适合与其比较的是政治学家塞缪尔·芬纳（Samuel Finer）1997年出版的三卷本著作《政府史》（ 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 ，中译本标题译作“统治史”）。在这部气势恢宏的著作中，芬纳描述分析了人类历史上政府形态的发展，特别是那些强大、重要或具有创新因素的政体（当然也就包括诸帝国）。两本书在这一点的选择上相似。同时，这两本书的作者虽然来自于不同学科，
《统治史》（即《政府史》）
从《政府史》到《世界帝国史》，主题词从政府变成帝国，又体现了历史社会科学九十年代末期以来的另一个变化——帝国转向。在历史学里，投身这一运动的既有影响广泛的全球史、殖民史，亦有十九世纪美国帝国史和新清史这些旁支分流。2010年出版的《世界帝国史》可谓应时而生，对这波帝国研究运动做了一个中期总结。这种变化同样反映在历史社会学里：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的三、四卷 （2012，2013）和一、二卷 （1986，1993）的差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第一卷后半部分和第二卷尽管正涵盖欧洲帝国全球扩张的时代，关键词却是民族国家，帝国一词近乎阙如。相反，在第三卷里（1890-1945），“全球诸帝国”（Global Empires）的字眼包含在标题中；第四卷也用了两章来讨论二战后的美利坚帝国。不了解学术史的读者不免疑窦丛生：难道近代欧洲国家不是从帝国到民族国家，反而是从民族国家到帝国？其实不然，只不过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早期，帝国并非历史社会科学的宠儿，彼时民族主义和国家形成的研究则处于黄金时代；而到了曼写作三、四卷的时候，帝国研究正如日中天。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社会科学的概念如何塑造和限制我们对历史的想象力，而新范式的出现带来的范式转移或者范式交替，则又能使得我们脱离思维窠臼而认识到历史的不同面相。
《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二卷）》《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三卷）》客观地说，尽管帝国研究其兴也勃，但在历史社会科学以内，它尚无法与鼎盛时期的国家建设与民族主义研究相比，更没有生产出诸如蒂利、曼、沃勒斯坦、安德森兄弟的那些对整个历史社会科学，甚至社会科学理论都有革命性影响的划时代作品。这部分源于帝国的复杂性而带来的比较、归纳、综合的难度，部分则是因为九十年代以来历史社会学者对经典历史社会学大理论、“大结构、大过程、大比较”的质疑和扬弃。新一波的历史社会学以小为美，以精细为美，长于事件分析、叙述和诠释，而不再热衷大尺度、长时段的结构性比较。笔者在这里无意对这一学术风格转向带来的后果作是非臧否，但不可否认，《世界帝国史》的可贵之处恰在于它综合了历史社会科学新旧两个看似对立的传统，视野开阔却又精细入微，广泛比较但不简单粗糙。当然，这本书的理论部分尚达不到曼和蒂利的代表作那般优雅，也不及芬纳独具一格的分析框架。所以，可以将此书视作帝国研究产生的重要作品的起点。有关帝国的学术正在复活，那么帝国还活着吗？它曾经死去过吗？《世界帝国史》最后一章让我们运用“政治想象力”（political imagination）去寻找答案。如果说冷战时期美苏双方为避免被贴上帝国的标签，纷纷指责对方为帝国主义，那么二十一世纪初期以来，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等地的军事行动已经激发了美国学术界内部关于“帝国归来”的讨论。除此以外，欧盟，作为一个政治实验，最终会通往一个崭新的政治共同体，还是一个旧瓶装新酒的欧洲帝国（“Europe as Empire”），也是一个未定之数。两位作者对帝国的“当代史”论述甚略——也许这在历史学家看来时间太近，尚不能盖棺定论。但正如作者的点题之语说的那样，当代大国都“不认为它们自己是帝国，但其路径使得它们身不由己” （23-24页）。帝国应该活着，或者应该复活吗？这个开放的问题正在不同背景、语境下引发激烈争论。这不禁让笔者想起最近发生在美国学术界的一桩公案。去年9月，《第三世界季刊》（ Third World Quarterly）刊登了一篇题为“支持殖民主义的理由”（The Case for Colonialism）的文章，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学界轩然大波。作者Bruce Gilley （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不但说西方殖民主义有益、合理，而且提出应该在某些地区重新推行殖民治理模式，以消除贫困，实现发展。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第三世界季刊》的创刊编辑之一正是大名鼎鼎的后殖民主义学者、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批判最深的《东方学》作者爱德华·萨义德。这种观点发表在这样一份期刊上，引发的反弹和批评可想而知。细心的读者还会发现，这篇文章的标题与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aill Ferguson）2004年出版的《巨人：美利坚帝国的兴衰》（ Colossu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merican Empire）的第五章《支持自由帝国的理由》（The Case for Liberal Empire）形神兼似。在这本备受争议的书中，弗格森认为相比于去殖民地化运动后的失败国家，自由的霸权帝国提供了更为有效的治理模式和公共物品。所以，美国应该大方承认自己是一个全球性帝国，勇于承担霸权性帝国的责任，就像当年的大英帝国一样，保护自由贸易，维护全球和平。《支持殖民主义的理由》一文对弗格森的观点几乎全盘照收，只是更加旗帜鲜
从《政府史》到《世界帝国史》，主题词从政府变成帝国，又体现了历史社会科学九十年代末期以来的另一个变化——帝国转向。在历史学里，投身这一运动的既有影响广泛的全球史、殖民史，亦有十九世纪美国帝国史和新清史这些旁支分流。2010年出版的《世界帝国史》可谓应时而生，对这波帝国研究运动做了一个中期总结。这种变化同样反映在历史社会学里：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的三、四卷 （2012，2013）和一、二卷 （1986，1993）的差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第一卷后半部分和第二卷尽管正涵盖欧洲帝国全球扩张的时代，关键词却是民族国家，帝国一词近乎阙如。相反，在第三卷里（1890-1945），“全球诸帝国”（Global Empires）的字眼包含在标题中；第四卷也用了两章来讨论二战后的美利坚帝国。不了解学术史的读者不免疑窦丛生：难道近代欧洲国家不是从帝国到民族国家，反而是从民族国家到帝国？其实不然，只不过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早期，帝国并非历史社会科学的宠儿，彼时民族主义和国家形成的研究则处于黄金时代；而到了曼写作三、四卷的时候，帝国研究正如日中天。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社会科学的概念如何塑造和限制我们对历史的想象力，而新范式的出现带来的范式转移或者范式交替，则又能使得我们脱离思维窠臼而认识到历史的不同面相。
《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二卷）》《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三卷）》客观地说，尽管帝国研究其兴也勃，但在历史社会科学以内，它尚无法与鼎盛时期的国家建设与民族主义研究相比，更没有生产出诸如蒂利、曼、沃勒斯坦、安德森兄弟的那些对整个历史社会科学，甚至社会科学理论都有革命性影响的划时代作品。这部分源于帝国的复杂性而带来的比较、归纳、综合的难度，部分则是因为九十年代以来历史社会学者对经典历史社会学大理论、“大结构、大过程、大比较”的质疑和扬弃。新一波的历史社会学以小为美，以精细为美，长于事件分析、叙述和诠释，而不再热衷大尺度、长时段的结构性比较。笔者在这里无意对这一学术风格转向带来的后果作是非臧否，但不可否认，《世界帝国史》的可贵之处恰在于它综合了历史社会科学新旧两个看似对立的传统，视野开阔却又精细入微，广泛比较但不简单粗糙。当然，这本书的理论部分尚达不到曼和蒂利的代表作那般优雅，也不及芬纳独具一格的分析框架。所以，可以将此书视作帝国研究产生的重要作品的起点。有关帝国的学术正在复活，那么帝国还活着吗？它曾经死去过吗？《世界帝国史》最后一章让我们运用“政治想象力”（political imagination）去寻找答案。如果说冷战时期美苏双方为避免被贴上帝国的标签，纷纷指责对方为帝国主义，那么二十一世纪初期以来，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等地的军事行动已经激发了美国学术界内部关于“帝国归来”的讨论。除此以外，欧盟，作为一个政治实验，最终会通往一个崭新的政治共同体，还是一个旧瓶装新酒的欧洲帝国（“Europe as Empire”），也是一个未定之数。两位作者对帝国的“当代史”论述甚略——也许这在历史学家看来时间太近，尚不能盖棺定论。但正如作者的点题之语说的那样，当代大国都“不认为它们自己是帝国，但其路径使得它们身不由己” （23-24页）。帝国应该活着，或者应该复活吗？这个开放的问题正在不同背景、语境下引发激烈争论。这不禁让笔者想起最近发生在美国学术界的一桩公案。去年9月，《第三世界季刊》（ Third World Quarterly）刊登了一篇题为“支持殖民主义的理由”（The Case for Colonialism）的文章，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学界轩然大波。作者Bruce Gilley （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不但说西方殖民主义有益、合理，而且提出应该在某些地区重新推行殖民治理模式，以消除贫困，实现发展。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第三世界季刊》的创刊编辑之一正是大名鼎鼎的后殖民主义学者、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批判最深的《东方学》作者爱德华·萨义德。这种观点发表在这样一份期刊上，引发的反弹和批评可想而知。细心的读者还会发现，这篇文章的标题与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aill Ferguson）2004年出版的《巨人：美利坚帝国的兴衰》（ Colossu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merican Empire）的第五章《支持自由帝国的理由》（The Case for Liberal Empire）形神兼似。在这本备受争议的书中，弗格森认为相比于去殖民地化运动后的失败国家，自由的霸权帝国提供了更为有效的治理模式和公共物品。所以，美国应该大方承认自己是一个全球性帝国，勇于承担霸权性帝国的责任，就像当年的大英帝国一样，保护自由贸易，维护全球和平。《支持殖民主义的理由》一文对弗格森的观点几乎全盘照收，只是更加旗帜鲜
《巨人：美利坚帝国的兴衰》
帝国并非逝去的残垣断壁，而是实实在在地活在人间。不但过去的帝国还活在学术作品、大众文化和集体记忆中，帝国的器物、制度和观念还发挥着持久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帝国从来没有真正死去，它在不断地被建构、解构和重构。二战后数十年的停滞——如果真的有过这样的停滞的话——相较于数千年帝国史，才是真正的过眼云烟。现在还远远不是说帝国“历史的终结”的时候：无论是作为实存还是话语的帝国，非但没有一去不返，可能才刚刚进入一个新时代。点击查看全文
帝国并非逝去的残垣断壁，而是实实在在地活在人间。不但过去的帝国还活在学术作品、大众文化和集体记忆中，帝国的器物、制度和观念还发挥着持久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帝国从来没有真正死去，它在不断地被建构、解构和重构。二战后数十年的停滞——如果真的有过这样的停滞的话——相较于数千年帝国史，才是真正的过眼云烟。现在还远远不是说帝国“历史的终结”的时候：无论是作为实存还是话语的帝国，非但没有一去不返，可能才刚刚进入一个新时代。点击查看全文
[cp]哇，凡尔赛宫在法国文化部的支持下，联合法国国家图书馆和档案馆，决定将1660年至今的9000份馆藏珍贵原始资料全部数字化[哆啦A梦吃惊]，将扫描件上传，免费供大众观看和下载，包括城堡建筑原始方案，法国宫装插画，各种大事件版画等，而且都有很详细的注解，这也太棒了吧……目前已经传了2000份，计划2020年完成，码住这个网站http://www.banqueimages.chateauversailles-recherche.fr/#/query/5c4c735b-fa73-4a0a-b34b-0c1dae29e978
扎实详尽，将戊戌变法至五四运动之间的语言、文学、文化以及相关政治运动进行了综合性动态考察，而非视为孤立的点事件——没有前人的争论、**、推倒再重来，就不会有近代的新文化启蒙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滥觞。传送http://libgen.io/_ads/5839801EB9324336F404B28A2302C16E
乌云毕力格丨小人物、大舞台与大角色： 罗布藏舒努和十八世纪欧亚卫拉特汗国与清朝关系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DEzOTU2Mw==&mid=2649972011&idx=1&sn=9d8b69af99136f7ac661251dc7ce8b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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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观点认为，16世纪新航路开辟后，欧亚内陆贸易受到海洋贸易的挤压而趋于衰亡。这一观点在近年来已受到学界挑战。然而，当时的内陆贸易呈现出何种状态仍然是学术盲区。以中亚奴隶市场为例，人口贸易主要发生在城市的巴扎（Bazaar）吗？它终结于19世纪俄罗斯帝国的殖民吗，俄罗斯人是奴隶们的拯救者吗？本文作者哈佛大学博士Jeff Eden利用他在哈萨克斯坦国家档案馆搜集到45份中亚奴隶的自述或审问档案，对这两个问题给出否定的答案。
加州大學出版社提供免費下載高麗大學金宣旼教授的新作Ginseng and Borderland Luminoshttps://www.luminosoa.org/site/books/10.1525/luminos.36/?dt_ref=02B380E3F459AA448E530105625086E91195684E56F41F43B05736AA2FDB8736&dt_dapp=1
Gregory Afinogenov的博士论文《沙皇之眼：18世纪欧亚大陆的情报搜集和地缘政治》提到一件案例：1772年，从勘察加半岛逃出的俄土战争俘虏贝纽夫斯基（Benyovszky Móric）向法王路易十五提供的报告，竟使法国外交的控制人艾吉永公爵以及法国驻俄大使产生误解，认为俄罗斯在集结兵力准备进攻清朝。
法国通过各种情报渠道，试图摸清俄罗斯的战略意图，结果误解反而加深，他们越发确定俄罗斯的目标就是清朝。法国甚至派出华裔耶稣会士到中国，计划呈给乾隆帝当时欧洲流行的战略手册，希望帮助清朝改组军队，以应对俄罗斯的军事威胁。
当然，这件事最后还是被澄清了。法国大使最后才搞清俄罗斯的目标实际上是日本——有趣的是，也正是贝纽夫斯基本人在从勘察加半岛逃出到日本时，向日本人提出俄罗斯对千岛群岛及虾夷地有野心的警告。
法国通过各种情报渠道，试图摸清俄罗斯的战略意图，结果误解反而加深，他们越发确定俄罗斯的目标就是清朝。法国甚至派出华裔耶稣会士到中国，计划呈给乾隆帝当时欧洲流行的战略手册，希望帮助清朝改组军队，以应对俄罗斯的军事威胁。
当然，这件事最后还是被澄清了。法国大使最后才搞清俄罗斯的目标实际上是日本——有趣的是，也正是贝纽夫斯基本人在从勘察加半岛逃出到日本时，向日本人提出俄罗斯对千岛群岛及虾夷地有野心的警告。
The Modern Invention of Dynasty: A 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 1500-2000，地點：University of Birmingham，時間：Thursday 21st (09:00) - Saturday 23rd September 2017 (18:00)會議將重新審視『王朝』這一常見概念，討論『王朝』如何成為敘述和解釋前現代政治史的關鍵概念，並且是如何定義現代君主制的。https://www.birmingham.ac.uk/schools/historycultures/research/events/2017/modern-invention-of-dynasty.aspx?utm_content=buffera073d&utm_medium=social&utm_source=twitter.com&utm_campaign=buffer
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 (全译) | Gail Hershatter, UC Santa Cruz #賀蕭教授將本書的中譯文全文分享在其個人網站上。https://gailhershatter.sites.ucsc.edu/translation/?dt_ref=02B380E3F459AA448E530105625086E92421422647D7FC5E58553DA7A148F7D49724F39E9208229C2D84164BD4D637F460F671378874D8B6&dt_dapp=1
戴瑩琮教授的QING MILITARY INSTITUTIONS AND THEIR EFFECTS ON GOVERNMENT, ECONOMY, AND SOCIETY, 1640–1800（1640-1800年间清朝的军事机构及其对政府、经济与社会的影响）一文主要探讨了清朝的战争能力与军事机构对非非军事地区的影响，即清朝的军事机构是如何与民政（与军政相对）官僚体系和整个社会进行互动的。
作者首先简要地介绍了清朝军事力量的形成（以八旗兵和绿营兵为主），以及从1640-1800年间清朝所进行的主要战争，包括征服明朝故地，平定三藩，清准战争等，这部分国内学者可以略过。在这部分结尾作者提到了黄仁宇的一个观点，战争动员可以延续一代王朝之生机。因此从开国初到盛清时的一系列军事行动深刻地塑造了帝国的经济与社会面貌。
接下来作者讨论了清朝的军事机构对非军事领域的影响。与奥斯曼帝国这样不断从事战争的帝国不同，清朝的军事行动通常发生在帝国的边缘，或者是在人口稠密地区的有限维持秩序的行动。因此内地往往很少能感受到战争的影响，这些地区的繁荣发展也掩盖了军事机构的影响。但事实上，作者认为军事机构不但没有边缘化，相反清朝的军事特征仍具有具有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这体现在：1.清朝的军事人员渗透到民政官僚体系当中。通过军政、民政官员交叉任用的方式，清政府的构成被悄然改变。2.清朝的军事机构在整个财政分配中占据重要地位，正因为清政府全力保障军事力量的财政投入，导致了朝廷在其他领域支持的限制，例如民政官僚体系相对较小。3.清朝独特的军事后勤制度，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经济格局。通过雇佣民间力量保障后勤，吸引了大批的商人、冒险家等，促进了交通的改善，形成了新的商业网络和市场；通过高额补偿军事人员，这些军人成为了新的庞大的消费群体。
最后，作者总结道，十八世纪长期的和平似乎掩盖了军事机构的重要性，但实际上鉴于满洲军事传统和帝国生存的需要，军事机构仍具有重要地位。清朝的军事机构机构与非军事机构的相互交织才是现实情况，这深刻地影响到了清朝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以及民政官僚体系与平民的生活。当然维系这种庞大的军事体系对清朝来说也是一种巨大的压力，过度倾向于军事机构的财政制度，对于清朝的政治最终也产生了负面影响。
作者首先简要地介绍了清朝军事力量的形成（以八旗兵和绿营兵为主），以及从1640-1800年间清朝所进行的主要战争，包括征服明朝故地，平定三藩，清准战争等，这部分国内学者可以略过。在这部分结尾作者提到了黄仁宇的一个观点，战争动员可以延续一代王朝之生机。因此从开国初到盛清时的一系列军事行动深刻地塑造了帝国的经济与社会面貌。
接下来作者讨论了清朝的军事机构对非军事领域的影响。与奥斯曼帝国这样不断从事战争的帝国不同，清朝的军事行动通常发生在帝国的边缘，或者是在人口稠密地区的有限维持秩序的行动。因此内地往往很少能感受到战争的影响，这些地区的繁荣发展也掩盖了军事机构的影响。但事实上，作者认为军事机构不但没有边缘化，相反清朝的军事特征仍具有具有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这体现在：1.清朝的军事人员渗透到民政官僚体系当中。通过军政、民政官员交叉任用的方式，清政府的构成被悄然改变。2.清朝的军事机构在整个财政分配中占据重要地位，正因为清政府全力保障军事力量的财政投入，导致了朝廷在其他领域支持的限制，例如民政官僚体系相对较小。3.清朝独特的军事后勤制度，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经济格局。通过雇佣民间力量保障后勤，吸引了大批的商人、冒险家等，促进了交通的改善，形成了新的商业网络和市场；通过高额补偿军事人员，这些军人成为了新的庞大的消费群体。
最后，作者总结道，十八世纪长期的和平似乎掩盖了军事机构的重要性，但实际上鉴于满洲军事传统和帝国生存的需要，军事机构仍具有重要地位。清朝的军事机构机构与非军事机构的相互交织才是现实情况，这深刻地影响到了清朝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以及民政官僚体系与平民的生活。当然维系这种庞大的军事体系对清朝来说也是一种巨大的压力，过度倾向于军事机构的财政制度，对于清朝的政治最终也产生了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