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槽，再备一说：


明胡震亨《唐音癸籤·诂笺一》：

“今黄河舟子称水落为归槽。槽本马槽，象渠形言之也。”

说槽



唐朝有两个好朋友，并称元白，经常交流诗作。因此他们在文体和用词上都互相学习互相促进。比如『雲勢正橫壑，江流初滿槽』，诗人自注：江槽，楚語。

用『槽』指称江河，诗如：

雪岸猶封草，春江欲滿槽

江鋪滿槽水，帆展半檣風。

瘦水微皴漸復槽，秋楓脫葉下江臯『王质』。

明朝胡遯叟在其《唐音癸籤》卷十六《诂笺一》中列出『槽』字条，曰：

“今黄河舟子称水落为归槽。槽本马槽，象渠形言之也。”

但是，同样这个『槽』字，也可以用来指称『船』。『筒槽』我个人理解单体小船。

潮生芳草遠，鳥滅夕陽空。
烏賊家家飯，槽船面面風。

桂岭东来下恶滩，苍梧细柳彩云间。
拍天二水通交广，耸日高城跨北山。
茅屋竹牌依古濑，筒槽渔艇满江湾。
驿亭笳鼓中宵发，又报南天使节还。

不但诗里有案例可查，而且，从造船工艺上讲，『槽』字更是船的代称。举例如后:

《義熙起居注》曰：「盧循新作八槽艦九枚，起四層，高十餘丈。」

《輿服雜事》云：「遠國朝貢越海，則有大船，一名鸜鵒，合木為槽。」

『槽』在口语方言中为什么既可以指水道，又可以指称船呢？这要从『漕』字说起。《说文》解释这个『漕』字为：『水轉轂也。一曰人之所乘及船也。从水曹聲。在到切。』可见『漕』既可以是水道，也可以是船。

『漕』指可供运输的河道，聊举几例附后：

漕水东去远，送君多暮情。

漕石生齿牙，洗滩乱相掫。

漕水应潮涨，堂下可遭周。

下江忘其险，入漕忘其邅。

流马木牛通蜀漕，葛巾羽扇破渠戎。

『漕』也指称运输船，略举例如后：

万束刍茭供旦暮，千钟菽粟长牵漕。

平籴连拖漕，入朶天兵颐。

汉漕走王都，华言杂夷獠。

邦人偏喜使君回，隔岁腰金护漕来。

『槽』与『漕』同音，根据『以音训义』的原则，『槽』字或许是『漕』字的俗称耳，当然也有可能『槽』是『漕』的本义也未可知；但是二者都可以是河道，有都可以是船；不过实际应用『槽』字的案例很少，而『漕』字为多。前面所引『漕石生齿牙，洗滩乱相掫』，对比《敬业堂诗集》里的『粗砂细石单槽中，直与船背相磨砻』，也似乎词义相发明。但是，『单槽』毕竟不是『槽』，自唐而清，『单槽』一词仅仅发现于杨诚斋的一首诗里，曰：

江收众水赴单槽，石壁当流斗雪涛。
将取危舟飞过去，黄头郎只两三篙。

杨诚斋此诗的『单槽』，其『单』字是和『众水』里的『众』字相对照，是个数词。《敬业堂诗集》里『粗砂细石单槽中，直与船背相磨砻』的『单槽』却不同，它看上去是一个固定的用法。

如果是固定的用法，有两种可能性，一是用典，用了杨诚斋诗的典故；另一种可能是用了造船工艺结构的术语，单槽，双槽，或者八槽云云。这两种意思都能讲得通。此时，诗中的『船背』还是有歧义，外船底和船舱都是选项之一。

现在回头看看原诗。诗题曰《发南雄，凌江方涸，舟行一日才十许里。排闷成歌》。诗首二句曰『凌江归壑当深冬，城隅才可沟洫通』，我开始以为是已经过凌江而进入护城河的情景，在护城河的场景里，河槽里不可能是『粗砂细石』，而应该是污泥烂草；所以我推断与与『船背』相磨砻的砂石在船内内部而不是在船外的河槽里；所以我说『船背』当为『船甲板』。这个推断很合情合理。此义已经详述于前一个帖子。

后来我又想这是诗人的船还在凌江里，尚未到达城隅沟洫；此时此刻见到的『粗砂细石』只是凌江槽道的景象。在此场景中，又假定诗人用了杨诚斋诗的典故『单槽』，那么『粗砂细石单槽中，直与船背相磨砻』就可以理解为『船背』与船外面而不是船里面的『砂石』相磨砻。可以想见，由于河道水位下降，所以梯形的河槽越往深处越是变窄，河两岸和河床上都礁石裸露，细石层铺。当船经过这样的河道，船底简直就要与河床上的粗砂细石相磨砻，船身与船舱也甚至与两岸裸露的突出的岩礁相磨砻。。。。。此时，『船背』仍然未必特指『船底』。。。。河槽是一个立体的『槽』，船底不消说自然会与变浅的河床磨砻；船身与变窄的河岸磨砻，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杨诚斋诗里『石壁当流斗雪涛』，敬业堂诗里自然而然船体会与石壁相磨砻也。

所以，如果把『单槽』理解为船，则『船背』是『船甲板』；若把『单槽』理解为河槽，则『船背』未必就是『外船底』，如上分析可知也可能是包括船舱在内的『船身』。而且杨诚斋诗是个很弱的孤证。

@京都客 2016-11-28 10:53:44
哈哈，众人的争论，倒成了谓词朋友作文的材料了。如收入个人文集，记得交待一下写作背景，也不枉了网友的一番口舌。
-----------------------------
现在就说说吧。免得有人忘记有人挂念。


以下资料是自讨论过程中其他同学首先引用的，搜罗发现之功归他们：事了扶伊去君的洪顺隆条，翰林祭酒君的《水浒传》条，《入越录》条与《敬业堂诗集》条；其他各条应该来自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组的编辑。

不过同时也说明一下，我把这些资料做出了我个人的解释。比如我把洪夫子的说法归为理校，这种归类其实比较生硬并且似是而非；同意也好，不同意也罢，我确实是这么一个思路。比如《敬业堂诗集》的资料我做出了具体分析，槽的两种用法，以及槽与漕的关系。其他转引的资料我则做出了分类，并且把『船的上面』分析为『船舱』和『船甲板』两部分。


此外的资料来自我个人的搜罗。其中有几条诗句也与其他同学的雷同，这一点是没办法的事情，搜索引擎一视同仁。




宋洪迈《夷坚志·乙志》卷十五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

宋郭彖《睽车志》卷二

宋郭彖《睽车志》卷二

吕祖谦《入越录》

《太平广记》卷一百一十一引《卓异记》

《水浒传》

洪順隆夫子編《歷代文選》

《发南雄.凌江方涸.舟行一日才十许里.排闷成歌》

-----------------------------


善妒


秋也寒青还火明，
前园树色善经营。
惊天落絮疑春令，
飘雪率情来竞争。

迅翁和胡公，问谁最鼓自由风？



俯首甘为抵角牛，
横眉敢挑逆鳞头。
真诚未必不矛盾，
品味人间競自由。

上回书说到，鲁迅先生是一个矛盾的人；然而他的矛盾是完美地辩证地综合其身的。正如他的名字一样，鲁迅先生首先是一个立着的人，是一个行动的人，所以他的矛盾便完美地综合在他的行动中。他的矛盾便促成他的行动而动力滂湃，他的矛盾摧发他的自由而色彩斑斓。

鲁迅先生是世故的，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刻的体验；对民国以来的现实也有清醒的认识。他总结道：『新潮之进中国，往往只有几个名词，主张者以为可以咒死敌人，敌对者也以为将被咒死，嚷嚷一年半载，终于火灭烟消。……仿佛都已过去了，其实又何尝出现……』

鲁迅先生观察别人，也解剖自身，为得是给自己选择一条前进的路。『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倘说为别人指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为连我自己还不明白怎么走。』也是为了給迷茫的中国巡查一条道儿：『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但是从哪里来，怎么地来，我也是不能确切地知道。』

长久地彷徨，持续地沉默，鲁迅先生终于体察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官魂，有民魂，不管是官还是民，有很多时候又彼此指称对方为匪，所以又有匪魂。『唯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唯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的进步。』欲发扬民魂，与其『说要读经……倒不如去读史，尤其是宋朝明朝史，而且尤须是野史：或者看杂说。……野史和杂说自然也免不了有讹传，挟恩怨，但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因为它究竟不像正史那样装腔作势。』而杂说中有故事情节的当然是小说。而且『我们国民的学问，大多数却实在靠着小说，甚至于还靠着小说里编出来的戏文』，所以『……文艺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

鲁迅先生认为，『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文艺的』；所以他首先要用白话文写小说。虽然高雅的人说。 “白话鄙俚浅陋，不值识者一哂之者也。” 但是 “鄙俚浅陋”的白话毕竟是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所以他必然不会『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否则那是『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

鲁迅先生认为文艺作品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对于群众，在引起他们的公愤之余，还需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当鼓舞他们的感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而且还得偏重于勇气和理性，从此继续地训练许多年。』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鲁迅先生不但创作感人至深的小说，而且还大量撰写富有现实力量的杂感，呐喊于沉默的大多数，鼓吹于裂变的人间世。

鲁迅先生朝惕夕厉，通过文艺促成『中国的改革，第一著自然是扫荡废物，以造成一个使新生命能诞生的机运。』鲁迅先生持之以恒，始终不渝『革命无止境。倘说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这人间便变了凝固的东西了。』

鲁迅先生的持续革命，一方面是不惜用了曲笔，积极地給人以温暖的希望；另一方面则恰如《两地书·二四》里与景宋所言：“你的反抗，是为了希望光明的到来罢？我想，一定是如此的。但我的反抗，却不过是与黑暗捣乱。”他所谓对黑暗的捣乱，就是时刻准备着投匕首长矛于那特殊的知识阶级，他们善于打着公理的旗帜混淆视听，所以必需经常性地予以澄清。

鲁迅先生哀大众之不幸，急其不觉醒；他立起来，荷戟夜行于两间。鲁迅先生大声疾呼，奋发有为，于女师大风潮期间开始了一个新高潮。那一段时期，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从北方转移至南方的分水岭。胡适之博士又在忙些什么呢？当此激变，更能听其言而观其行也。

1925年8月26日，顾颉刚先生致信胡适之博士，曰：“昨报载反清大同盟驱逐先生出京，阅之愤惋。此次北大内部欲借女师大学潮为党争之具，心地均不坦白，而一方面又拉先生为领袖，遂致反对者集矢于先生。我的意思以为先生不必与任何方面合作，要说话就单独说话，不要说话就尽守沉默。未知先生肯见听否?”
胡适之心有戚戚焉，整个女师大风潮，胡适之未发一言；他所主持的《现代评论》里陈西滢王世杰陈翰笙诸教授都发表评论，唯独胡适之博士沉默。

女师大风潮之后，北大欲脱离教育部而独立，胡适之博士发表声明称：

『（一）本校应该早日脱离一般的政潮与学潮，努力向学问的路上走，为国家留一个研究学术的机关。

（二）本校同仁要做学校以外的活动的，应该以个人的名义出去活动，不要牵动学校。

（三）本校评议会今后应该用其大部分的精力去谋学校内部的改革，不当轻易干预其职权以外的事业。』

五卅案时期，胡适之博士则全部心思都用在应对学生罢课上。他又是怎么做的呢？《胡适年谱》记载：“1925年9月28日：晚上，在武昌大学演讲时，就五卅惨案发表意见。五卅沪案，闹得全国纷扰，你们应该走的一条路，就是闭门读书，不管闲事。沪案打死的是少数人，你们反省一下，看看直奉战争，打死十几万人。你们对于直奉不说话，为什么对于沪案要说话呢？”

胡适之博士爱惜羽毛，长袖善舞，为了避免矛盾集中于自身，而积极地反复地鼓吹『闭门读书』论，大有『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古义。『在一个扰攘纷乱的时期里跟着人家乱跑乱喊，不能就算是尽了爱国的责任，此外还有更难更可贵的任务：在纷乱的喊声里，能立定脚跟，打定主意，救出你自己，努力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个有用的东西。』胡适之先生言之谆谆，只是没搞明白，国将不国，即便『这块材料铸造成个有用的东西』，又用在哪儿呢。或许诚如鲁迅先生所言，『仅止于几个人在书房中互相叹赏，得些自己满足。』更坏的事情则是，『仅大叫未来的光明，其实是欺骗怠慢的自己和怠慢的听众的。』

与鲁迅先生『一个都不宽恕』的决绝比起来，胡适之博士讲容忍，认为“人类的习惯总是喜同而恶异的，总不喜欢和自己不同的信仰、思想、行为。……一切对异端的迫害，一切对异己的摧残，一切宗教自由的被禁止，一切思想言论的被压迫，都是由于这一点身心自己是不会错的心理。”也不过是一种心理学的分析而已。胡适之博士爱自由，也不过是一种书面上的词语间的自由，顶多不过是他所主张的『要以人格救国，要以学术救国』罢了。

胡适之博士既然不主张群众运动，而主张『救国』，那他又如何『救国』呢？当时的国家元首爱写日记，写日记就像他忙乎基督教和佛教的日课一样，有板有眼。《蒋介石日记》里评价胡适之博士有言无行，个人面子上风光旖旎，而『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甚至不肯说话』。『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彼使美四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甚至不肯说话，恐其获罪于美国，而外间犹谓美国之不敢与倭妥协，终至决裂者，是其之功，则此次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前，如其尚未撤换，则其功更大，而政府令撤更为难矣。文人名流之为国乃如此而已。』

而胡适之博士在其日记中则如此写到：『同周鲠生兄谈中国在世界上要算有做民主国家资格的，其资格有三：孟子以下，承认选择，承认革命，为合理。自孔子的‘有教无类’，到蒙馆里念的《神童诗》‘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平等的精神最发达，社会也最无阶级。自古以来，政治制度承认‘谏诤’，即是承认 ‘Opposition’。 』由此观之，胡适之博士自己是甘做谏议大夫的。他所争的自由，是臣子的忠心耿耿而已。钱宾四先生说中国传统文化很崇尚自由，于胡适之博士的亲身实践可窥一斑。

胡适之博士推崇谏议大夫的谏诤，欲行一种臣子的自由。反观对照鲁迅先生，他推崇独立自主的自由。《<阿Q正传>的成因》里说：『我没有什么话要说，也没有什么文章要做，但有一种自害的脾气，是有时不免呐喊几声，想给人们去添点热闹。譬如一匹疲牛罢，明知不堪大用的了，但废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张家要我耕一弓地，可以的；李家要我挟一转磨，也可以的；赵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我背上贴出广告道：敝店备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滋养牛乳。我虽然深知道自己是怎样瘦，又是公的，并没有乳，然而想到他们为张罗生意这见，情有可原，只要出售的不是什么毒药，也就不说什么了。但倘若用得我太苦，是不行的，我还要自己觅草吃，要喘气的工夫；要专指我为某某家的牛，将我关在他的牛牢内，也不行的，我有时也许还要给别家挨几转磨。如果连肉都要出卖，那自然更不行，理由自明，无须细说。』鲁迅先生这段心声后来梁实秋先生别有心裁，另枝待表。

胡适之博士自言他的自由观上及孟子，那么不妨从孟子的角度比较一下鲁迅先生和胡适之博士。孟子曰：

<<续上>>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 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祖以时，然而早干水溢，则变置社稷。 』

孟子的这段话应该是可以用来比拟鲁迅先生和胡适之博士的思想的，一是因为胡博士本人也提及孟子，二是梁任公先生早也说过中国正经历三千年之大变局，所以又得以从文化源头上谋古知今。从这段话可以看到三点：

一是『社稷变置』。鲁迅先生和胡适之博士确实共同面临着国家动荡的局面。

二是鲁迅先生坚信『民为贵』，『唯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唯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的进步。』

三是胡适之博士重视君，欲做君的谏议大夫。做得怎么样啊？胡博士的君盖棺论定，挽之曰『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褒也奖也，有之乎；讽矣刺矣，寓焉哉。

……

……

三是胡适之博士尊君，欲做君主的谏议大夫。做得怎么样啊？胡博士的君主蒋公盖棺论定，挽之曰『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褒也奖也，有之乎；讽矣刺矣，寓焉哉。

江湖上有流传另一挽联，恐亦空穴来风也；其联曰：

康南海欲尊古礼，曰：『不跪拜，膝焉用？』
胡适之常讲自由，云：『毋自由，嘴何为？』

选本之争



1933年10月6日，鲁迅先生化名丰之余在《申报·自由谈》刊出《感旧》。

鲁迅先生经常变化笔名，这次又化新号。这是出于严于律己。虽然早以笔名『鲁迅』闻于世，他却从来不在现实生活中以此名谋利；除了好朋友及几个编辑，没其他人知道鲁迅即周树人。鲁迅（即周树人）这是陈西滢教授公之于众的。鲁迅先生经常模仿这个腔调回敬他：陈西滢（即陈源）。鲁迅先生之常换笔名，其中也有体恤评论对象之意，恕道存焉。鲁迅先生刻薄为文，刀笔吏流风所及，百步之内，必有杀伤；纵使常弄笔使墨也很少有人受得了也。《现代评论》时的李仲揆教授曾经抱怨鲁迅先生说得太露骨；鲁迅先生则答以知道他不是文人，所以下笔时已颇回缓。

《感旧》文风鼓荡，波及《庄子》和《文选》之事。此前9月，《现代》主编施蛰存先生收到《大晚报》寄邮的邮片，询问（一）目下在读什么书，（二）要介绍给青年的书。在第二项中，施蜇存先生回复：『《庄子》《文选》，并加了一句注脚： “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

那时的报章常搞一些调查，早前就曾经有一个问卷，『现代青年必读中国书目』，鲁迅先生径复之以『不读中国书』。他从根本上认为『唯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唯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的进步。』而『我们国民的学问，大多数却实在靠着小说，甚至还靠着小说里编出来的戏文』 ，所以『……文艺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鲁迅先生的文艺观之大体在此。

鲁迅先生强调的是文艺的社会性：『现在已不是在书斋中，捧书本高谈宗教，法律，文艺，美术……等等的时候了，即使要谈论这些，也必须先知道习惯和风俗，而且有正视这些的黑暗面的勇猛和毅力。因为倘不看清，就无从改革。仅大叫未来的光明，其实是欺骗怠慢的自己和怠慢的听众的。』

鲁迅先生特别强调文艺的引导性和启蒙性：『对于群众，在引起他们的公愤之余，还需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当鼓舞他们的感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而且还得偏重于勇气和理性，从此继续地训练许多年。』

施蜇存先生推荐《庄子》和《文选》，以『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与鲁迅先生显有抵牾也。因此《感旧》一文特别着眼于文艺的社会功能：

『“老新党”们的见识虽然浅陋，但是有一个目的：图富强。所以他们坚决，切实；学洋话虽然怪声怪气，但是有一个目的：求富强之术。所以他们认真，热心。』

『……《庄子》，《文选》，古式信封，方块新诗，现在是我们又有了新的企图，要以“古雅”立足于天地之间了。』

鲁迅先生之意，无非是提出此间区别，讽之以『老新党』尚不忘图强，勉励新新党继往开来，并没有明下孰是孰非的断语；至若孰优孰劣孰缓孰急，则端待读者自己择善而从之；鲁迅先生虽然怒大众之不争，却从来没有打算强加于人。他不是有针对性地在指责谁，而是出于责任心做个善意的提醒，这是训练国民理性的途径。施蜇存先生未意识到这一层，答以“《庄子》与《文选》”一文，刊10月15日《申报·自由谈》，曰∶

『我以为从这两部书中可以参悟一点做文章的方法，同时也可以扩大一点字汇，虽然其中有许多字是已死了的。』

『写篆字，填词，用自刻印板的信封，……我以为这也有点武断。这些其实只是个人的事情……』

施蜇存先生『当然并不希望青年人都去做《庄子》《文选》一类的古文』，他的那两条解释却正不出意料，也正是鲁迅先生一贯忧心的。在鲁迅先生看来，现实世界的当务之急无论如何也不能是做文章而已；做文章无论如何也不能是个人的事情而已；即便做纯粹个人的文章，那提倡炼古字也不能等闲视之而已。鲁迅先生硬译域外小说，连小说里的人名都是音译，而不是归化为中国传统味儿，图的就是用异邦新声振发国民的惰性。他心心念念怕中国又走回旧路去，新瓶装旧酒。

知天命的鲁迅先生关心的是文艺实践中曲与直，缓与急；而立之年的施蜇存先生所在意的却是理论上的是与非。他直到退出辩论也没搞明白鲁迅先生强调的是实践论的轻重缓急，而不是指摘他的认识论的是非对错。施蜇存先生只图明辨是非而争输赢，所以说话就偏激而片面；他以做文章以及文章的个人性做解释，坚持了偏激的真理，失却了实践的完备性与时效性。施蜇存先生的片面澄清与坚持，在鲁迅先生看来无疑有误导甚至阻碍社会普遍实践之嫌疑。

视角的不同约等于立场的差异，往往使辩论表面上沸反盈天，实地里却徒劳无功；更何况又扯上了剪不断理还乱的辩题呢？文艺的个人性与其社会性以及普遍的人性之间实在是难以泾渭分明。鲁迅先生和梁实秋先生曾就文学的永恒人性有过争论，立场倒是撕扯明白了，概念理路却纠缠糊涂了；现在与施蜇存先生涉及到文学的个人性，又会走向何方呢？

待到10月15-16日，《申报·自由谈》连续刊出鲁迅先生的《“感旧”以后》之上与下。重点探讨施蜇存先生所谓的文章的个人性是否成立。与梁实秋先生辩论普遍的永恒的人性时，鲁迅先生强调文艺的社会性；现在，面对施蜇存先生，他仍然强调这一点。其文曰：

『我也以为“新文学”和“旧文学”这中间不能有截然的分界，然而有蜕变，有比较的偏向，而且正因为不能以“何者为分界”，所以也没有了“第三种人”的立场。』

短短的一篇杂感，即便是鲁迅先生大笔如椽也不可能把穷尽问题的各个层面；所以他这段话暗含着一个假设，认定追求文章的个人性则会蜕化为“旧文学”，“新文学”是偏重社会性的。这显然不是来自学理分析，而是来自他的社会经验。他以《论语》二十六期上刘半农先生“自注自批”的《桐花芝豆堂诗集》打油诗为例，认为刘半农先生已经古起来了。进而认为在新与旧，社会性和个人性之间，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三种人”的立场是不会有存在空间的。

『……白话运动是胜利了，有些战士，还因此爬了上去，但也因为爬了上去，就不但不再为白话战斗，并且将它踏在脚下，拿出古字来嘲笑后进的青年了。』

或许是说者昭昭，听者昏昏；刊登在10月19日《火炬》上的《推荐者的立场》里，施蜇存先生只随便回敬什么『 劝新青年看新书自然比劝他们看旧书能够多获得一些群众』，以及『难道你以为从读者的讨论中会得有真是非产生出来呢？』云云，情绪丰富却没有触及关键词『第三种人』的微言大旨。鲁迅先生却不想就此放过『第三种人』这好话头儿；于10月23日在《申报·自由谈》发表《扑空》，进一步发挥『第三种人』，得出『北朝式道德』论来。

《颜氏家训》有载，『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鲁迅先生基于此文立论：『假使青年，中年，老年，有着这北朝式道德者多，则在中国社会上，实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有荡涤的必要。』鲁迅先生或许顾及施蜇存先生的感受，说：『自然，这虽为书目所引起，问题是不专在个人的，这是时代思潮的一部。』

『北朝式道德』的实质是，一方面利用着广为接受的社会性资源比如文艺，一方面却『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这是『第三种人』，欲以合伙儿做生意的方式搞投机取巧，在文艺的社会性与个人性之间搞合纵连横，而不是解决其内在矛盾。

鲁迅先生在《忽然想到》里早就断言，『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些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全都踏倒他。』『第三种人』是不应该存在的。因为正常的文艺状态下，正如《古书与白话》里所说，文艺家『只将所说所写，作为改革道中的桥梁，或者竟并不想到作为改革道中的桥梁。』无论如何，文艺的社会性及实践性是第一义的，其中没有也不应该有什么乡愿或折中。

施蛰存先生终于发现了『第三种人』或『北朝式道德』的杀伤力，11月1日于《申报·自由谈》发表《突围》；与鲁迅先生的『第三种人』论或『北朝式道德』论针锋相对，认为文艺的个人性和社会性在理论上和逻辑上可以是并行不悖的：

『《颜氏家训》一书之价值是否因《归心篇》而完全可以抹杀？况且颜氏虽然为佛教张目，但他倒并不鼓吹出世，逃避现实，他也不过列举佛家与儒家有可以并行不悖之点，而采佛家报应之说，以补儒家道德教训之不足……』

内在矛盾提出得越来越清晰，解决方案却越来越渺茫。在何种情形下文艺的个人性与其社会性是可以相分相离的呢？在何种情形下文艺的个人性与其社会性并行不悖呢？在何种情形下文艺的个人性高于其社会性呢？在何种情形下文艺的社会性先于其个人性呢？此类问题本身就难以厘清，除非长个八维度的脑袋，否则只能存而不论，论而不辩。

在不辩不论的时候，鲁迅先生其实又专门就『文选』的文学性和意识专制性写了一篇文章叫《选本》，进一步点明其内在的危害性；而且还《忽然想到》了一些哲学味儿的层次：『较好的中国书和西洋书，每本前后都有一两张空白的副页，上下的天地头也很宽。……失去了余裕心，或不自觉地满抱了不留余地的心，这民族的将来恐怕就可虑。』从美学上，直观地阐明了《老子》第十六章：『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

孟子则把『万物并作』转化为一个有必然性普遍性的价值排序：『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 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祖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 』

不管是老子的直观的『并列』，还是孟子的思辨的『序列』，落到具体的实践论里，都会失列。每个人的心镜并不同样明，照见的境界大小，照见的层次高下不同，唯圣人之心若镜。由是而有狂者，狷者，中庸者，清者，浊者，智者，愚者，贤者，仁者，文者，武者，达者，闻者，行者，隐者，王者，霸者，言者，默者，美者，丑者，畸者，富者，贫者，穷者，通者，困者，作者，述者，寿者，夭者……纵庄子复生，不能齐而论之者。诚如《渡河与引路》所说：


<续上>……<跟帖字数有限制>


若有人『看见别一条平坦有希望的路，便大叫一声说，“这边走好。”希望同感的人……容易进步。假如有人偏向别处走，再劝一番，固无不可；但若仍旧不信，便不必拚命去拉……因为拉得打架，不独于他无益，连自己和同感的人，也都耽搁了工夫。』『也都耽搁了工夫』，一语道尽了伦理的经济学原理：美学上可以大讲『余裕』，三千年之变局里的实践论必须特讲『时间成本』。

人，是时间性的存在；
自由，是时间性的驱动。

『洋场恶少』这四个字没显示出来，可惜……

@关粉儿 2016-12-03 11:06:58
这哪能听一面之词？况且还是蒋委员长的
再说，这都是写给后人看的，他老蒋应该最明白胡适出使美国的功劳了
胡适出使美国，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把美国卷进战争，推动美日交恶，以此帮助中国。
查查他那几年在美国的演讲就能明白，《日本在中国之侵略战》《中国抗战也是要保卫一种文化方式》等等，甚至他39年以大使身份一到美国，就做了全美广播，非常巧妙的表达了他的意思，什么并不是想把美国卷入战争，但是仅仅......
-----------------------------
嗯。本文旨在论人论世，蒋公日记虽记事，但是也有感而发，多年印象寓乎其中。若单从事上讲，这篇日记引证得不合适，时间离开女师大风潮太远。

民党中宋子文，赵元任，王世杰等等，都与胡博士有来往，前二者美国留学时就有交往，王世杰与胡博士又都是现代评论派。


这三人后来都是民国政府要人，蒋介石肱股。这也是蒋介石的信息渠道。


蒋介石日记所言，轻易否定不得。

胡适之先生的大前提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评论《聊斋志异》欣赏云： “明末志怪群书，大抵简略，又多荒怪，诞而不情。《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外， 一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

上溯清代，纪晓岚先生却对《聊斋》叙事提出质疑和批评：“《聊斋志异》，盛行一时；然才子之笔 ，非著书者之笔也。……小说既述见闻，即属叙事；不比戏场关目，随意装点。……今燕呢之词，媒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之？又所未解也。”

质疑之余，他还亲自创作《阅微草堂笔记》，竭力只写事状，不写心思和密语；认为两人间密语，既不为第三人所知，那作者又如何知之也？然而最终，在《槐西杂志》里他也不免于蒲留仙的瓶颈，不得不用《春秋左氏传》的典故自嘲，曰：『鉏麑槐下之辞，浑良夫梦中之噪，又谁闻之欤？』鲁迅先生分析他支绌的原因，『是在要读者相信一切所写为事实，靠事实来取得真实性，所以一旦与事实相左，那真实性也随即灭亡。』

鲁迅先生以为『幻灭的悲哀，不在于假，而在于以假为真。』所以他不喜欢看《板桥家书》，既然是家书，又自刻出来給人家看，『不免有些装腔』；《越慢堂日记》也給鲁迅先生『一点很不舒服的东西……觉得从中看不见李慈铭的心，却时时看到一些做作，仿佛受了欺骗。』鲁迅先生还早『听说后来胡适之先生也在做日记，而且給人传观了……希望他提前陆续地印出』呵。

胡适之先生传观日记之前，还著有著名的《红楼梦考证》，也是分不清『事实』正确之真和感情充实之『真实』，所以他既无钱宾四先生之深沉，也无陈寅恪教授之清切。胡适之先生本来『差不多没有一句赞颂《红楼梦》的文学价值的话』，他常说，『《红楼梦》在思想见地上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术上比不上《海上花》，也比不上《儒林外史》，可以说，还比不上《老残游记》』。他却『写了几万字考证《红楼梦》』，跟清朝的纪晓岚先生一样，钻了著书人的牛角尖。

胡适之先生之钻牛角尖，是想用校勘和训诂等治经学，史学和诸子百家的手段来考据小说；他考证《红楼梦》是从反驳『索隐派』开始的。王梦阮先生在《红楼梦索隐》书中的很多观点都早已由孟莼荪先生的《董小宛考》反驳殆尽。但是王梦阮先生他仍然认为《红楼梦》乃『在嘉庆时所作可知。……意者此书但经雪芹修改，当初创造另自有人。……揣其成书亦当在康熙中叶。……至乾隆朝，事多忌讳，档案类多修改。《红楼》一收，内廷索阅，将为禁本，雪芹先生 势不得已，乃为一再修订，俾愈隐而愈不失其真。』

胡适之先生从《红楼梦》的『著者』和『本子』两个问题上着手；搜集材料，参考互证，『然后抽出一些比较的最近情理的结论』，否证王梦阮先生和蔡孑民先生为代表的索隐派：结论一是断定作者为曹雪芹先生，二则『《红楼梦》这部书是曹雪芹先生的自叙传』。

胡适之先生是怎样用他的考证学的方法来考证这两个结论呢？且细观如下诸条，先列出胡适之先生引用的原文，次列出他的原话，末则指出其内在问题：

第一，『此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对于《红楼梦》第一回 的这个开头儿，胡适之先生说：『这话说的何等明白！《红楼梦》明明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的自叙的书。若作者是曹雪芹先生，那么，曹雪芹即是《红楼梦》开端时那个深自忏悔的“我” ！ 即是书里的甄贾（真假）两个宝玉的底本！』胡适之先生这段话很显然有很大的问题，陷入了循环论证。1-『若作者是曹雪芹先生』，则《红楼梦》是自叙的书。2-《红楼梦》『明明是自叙的书』，则曹雪芹先生即是《红楼梦》开端时的“我”。句1里的『若作者是曹雪芹』和句2里的『明明是自叙的书』互为因果，又互相证明；然而却一个也没有得到证明，胡适之先生把这本来需要考证的前提当作『明明』的不证自明的结论了。

第二，『空空道人遂向石头说道：“石兄，你这一段故事，据你自己说有些趣味，……无朝代年纪可考…………石头笑答道：“我师何太痴耶？……我想，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竟不如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我师意为何如？”』对这段话，胡适之先生的评论是，『他这样明白清楚的说"这书是我自己的事体情理"，"是我半世亲见亲闻的"』，胡适之先生所以认为这个“我”是曹雪芹先生，其实原文写得非常明白，这个“我”是“石兄”，与曹雪芹先生离得不知几劫远呢。胡适之先生无法证明曹雪芹先生是块石头，所以此处他显然偷换概念。

第三，《红楼梦》第十六回有谈论南巡接驾的一大段，郑重的说起“皇帝仿舜巡的故事”，胡适之先生认为『大概是因为曹家四次接驾乃是很不常见的盛事，故曹雪芹先生不知不觉的——或是有意的——把他家这桩最阔的大典说了出来』。胡适之先生自己也不确定，所以用了『大概』之或然词。但是，这丝毫没影响胡适之先生大大方方地得出他的肯定性的结论。

第四，『空空道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至吴玉峰题记为《红楼梦》，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并题一绝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胡适之先生看到《红楼梦》小说里这段话，不理孔梅溪先生，不睬情僧，从中单单挑出曹雪芹先生来，根据曹家的世系谱比对贾家荣宁国府的谱系，指定曹雪芹先生是作者，同时指定他是小说男主人公。这显然是不符合经学派的考证规则的，除非胡适之先生论证清楚这三个人各自的身份及其相互关系。做不到这一点，胡适之先生就不能自称他是在做合格的考证。

胡适之先生的考证方法，一是循环论证，二则偷换概念，三又把可能之说当作实然之论，四则用片面之考察充当全备之证明，这些就是在论证『《红楼梦》这部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时发生的严重问题，大前提首脑不清，主体不立；他在论证后四十回非出于曹雪芹先生手笔也都是有自相矛盾的严重瑕疵的，详下：

<续上>……


胡适之先生的考证方法，一是循环论证，二则偷换概念，三又把可能之说当作实然之论，四则用片面之考察充当全备之证明，这些就是在论证『《红楼梦》这部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时发生的严重问题，大前提首脑不清，主体不立；他在论证后四十回非出于曹雪芹先生手笔也都是有自相矛盾的严重瑕疵的，详下：

第五，胡适之先生论证程甲本作伪：『程序说先得二十余卷，后又在鼓担上得十余卷。此话便是作伪的铁证，因为世间没有这样奇巧的事！』，唯一原因是『因为世间没有这样奇巧的事』；这与他本人前面的论证方法是自相矛盾的。当他认为《红楼梦》是曹雪芹先生的自叙传时，他说『这话说的何等明白！《红楼梦》明明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的自叙的书。』然而在此处，同样明明白白的白纸黑字，胡适之先生认为『世间没有这样奇巧的事』而截然否认。胡适之先生对于『明明』的说法前恭而后倨矣，善始不善终也。

第六，胡适之先生一方面说『《红楼梦》明明是一部曹雪芹的自叙的书』，一方面同时『要证明《红楼梦》的后四十回确然不是曹雪芹做的』。

俞平伯先生曾举出三个理由来证明后四十回的回目也是高鹗补作的。他的三个理由是（1）和第一回自叙的话都不合； （2）史湘云的丢开； （3）不合作 文时的程序。这三个说法的特点是俞平伯先生『处处去寻找前后的矛盾所在，即用八十回来攻击四十回，使补作与原作不可调和，不能两立。』从而『若承认八十回是曹雪芹先生做的，就不能同时承认后四十回也是他做的。』

然而，不幸得狠，如果『《红楼梦》明明是一部曹雪芹先生的自叙的书』确然成立，那么，即使是曹雪芹先生亲自创作了后四十回，后四十回和前八十回也不可能没有矛盾；因为曹雪芹先生写前八十回是实录的自传，而后四十回里的后半生只能靠想象，没有人能如实描写还没经历的生活。所以说，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有矛盾也不能必然证明它不是出自曹雪芹先生本人的亲笔。

不幸的事情还没完呢，如果仅仅凭借『前后有矛盾』就断定后四十回不是曹雪芹先生的亲笔，那么，前八十回也不能证明是他的亲笔；因为最初的判词是对生命尽头的预判，曹雪芹先生不可能预知他本人的生命结局。

因此，《红楼梦》绝不是曹雪芹先生的自传。既然不是自传，那么，胡适之认为后四十回不是曹雪芹先生的手笔就不能成立。

据以上六条总而言之，鲁迅先生前面已经分析胡适之先生的认识根源，并从创作过程給出技术性的判断。鲁迅先生的老师章太炎先生更是从训诂学的技术角度指点了胡适之先生的根源：『以治诸子之法治经』者也。

胡适之先生留学美国，先是因为节省学费而学农科，后来转学学习文科，主攻哲学。哲学师从杜威先生，受实验主义。归国，先是倡导『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后来又反复强调『有一分证据讲一分话，有三分证据讲三分话』。由此观之，胡适之先生的考证之本在于他模糊处理大前提的独家秘笈。胡适之先生考证《墨辩》毕，章行严先生谓之『武断』。章太炎先生则以为有甚于武断者也。而胡适之先生辩解道，无论家法，无论师法，只讲科学方法云云。

胡适之先生一生经常发誓不接近政治，做一个独立的无党派人士，从文化路线上救国。除了，参与段祺瑞政府的善后会议；除了，数夜失眠之后，他毫无办法地做了驻美公使；除了，数度心搏紊乱之后，他拒绝了行政院长的提名；除了，十来天长考之后接受做民国总统的盛情，他最后还是如愿远离政治。所以在政治上他也是实验主义的路子，力主丢掉大前提，少谈些主义，多谈些问题。与他的考证方法是一脉相承，胡适之先生的自由观的大前提也是不明不白的，恍兮惚兮，寂兮寥兮，无论是段祺瑞政府还是陈炯明政府，无论是蒋公政府还是满洲政府，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日本政府，胡适之先生统统地模糊处理，隐隐约约地认定为大前提，批评他们，帮助他们。苟无大前提，论乎事则失其实，感乎情则失其诚，能闻于外矣，何达于内焉……情与理不相侔，理易武断，情易空疏，徒呼逻辑，不切心史；还好说些什么呢……

『听说后来胡适之先生也在做日记，而且給人传观了……希望他提前陆续地印出』罢，鲁迅先生毕竟世故，舌灿蔷薇，无花。

《红楼梦》的索引派，就略过不提。胡适之先生基本上总结了它的问题，除了极个别的重点。

胡适之先生开创的考证派，从胡适之先生开始就在考证方法上犯了根本错误。胡适之先生自己承认不懂训诂，是个『浅人』；他以推行白话为己任，不求甚解。可惜后来人不图补救，却越陷越深。

鉴赏派，只是从人物性格以及文笔上着眼，不识文章结构。

上文4000字，引用了五六家人的话，满篇都是引号和书名号，设了很多阅读的障碍和陷阱；行文则迤逦从千里之外而来，绵延万里之外而不绝。远看则数峰相峙，走进去看却什么也没有，唯剩一片树色如织，间有几声鸟鸣虫啼。我且重为敷说，供君茶余消闲：

有本小说叫《洛丽塔》，写一个中年男人钟情于一个花季少女的事儿。这个少女叫洛丽塔，是小说里的女主角。

但是呢，这个少女又是《洛丽塔》这本小说的化身，因此也就是一本书。而这本书的作者正好是这本书中的中年男人。

中年男子钟情于洛丽塔这个少女，是书里的内容。而中年男子正在写这本书，并未完成。。。这种结构造成了一种理不清的感觉。

如果说《洛丽塔》里的洛丽塔是作品化身，那么《红楼梦》里宝玉却更复杂。

他是作者的化身。很多人都有这个看法，也就是通常所谓的自传说。

他还是传播者。石头兄，情僧，孔梅溪，曹雪芹，集于一身。

他还是批评者。脂研斋，自言之。自家评注也。

他也是《红楼梦》这本书。书内的主人公是书的作者批评者传播者，同时是书本身。

这种结构，注定使后世的一切阐释者无法清理明白。但是可以通过一幅中国画来做个比喻。

中国山水画里，往往会有一个人。或者骑驴，或者坐船，或者在树下闲坐，或者远观……不一而足。这个人，往往是画家本人；他在作画之前，数次游历此地。

画中人在作画之前是画家，当作画开始，画家是在画布之外，画中人在画之中。

画家不但作画，而且会停下来远观近玩，也是自己的作品的批评家，鉴赏家。

画家也是画作的传播者。题字，题名，题诗，送給某人，云云，这是一种传播方式。

《红楼梦》的结构，通过文字模仿了一幅画的产生。一幅画的产生是一个时间过程，《红楼梦》的文字作品，把这个前后相续时间过程转化为事物并置的平面结构。在此平面构成画面空间里，很多人一叶障目，盲人摸象，挂一漏万，不见全体，不识天地之纯。

胡适之先生的生意经




大体谈谈胡适之先生的生意经，源于他本人的生活，但是不给出行迹编年，所以说是印象记。

胡适之先生的父亲，官场不甚得意，一辈子托赖于他人的扶持提携；最后去世于台湾官任上。胡适之先生的父亲很开明，教他夫人识字。胡适之从小颇聪明，父亲也教他识字；父亲忙，他妈妈教他识生字，是她早已认识的熟字。他妈妈识得一千字时，胡适之先生识得七百字。

胡适之先生的同父异母大哥是败家子，赌，嫖， 吸食鸦片，欠债由家里还钱。胡家二哥颇能干，读书，经营生意，做人，都很有见识。胡二哥在上海川沙和汉口经营着茶叶门店，本钱都是同学们存押在他那儿的。胡适之先生读书求学，二哥颇出力，颇呵护。

胡适之先生从小读一些小说，他自己说十三四岁之前读了三十来本；我十分怀疑这个说法，因为胡适之先生记忆力特别好，有些书目他都记得一字不差，但是有些书目他说完全忘记了。他读正儿八经的古书不多，他说小时候读过《论衡》，我也知道他又在吹牛；其实这本书最早是在美国留学时阅读，或许更晚，等到黄晖先生的校释赠给他时才加以阅读，也未可知。

胡适之先生在上海求学，成绩好，又是学生会的头目。尤其是上海公学时，学校评议委员会制度给他深刻的影响。十八九岁，跟其他同学胡混，狎妓，喝酒，过着借债，讨债，还债的生活。个人生活破产，老家也在分家析产，不过茶店等生意也都黄了。民族资本生之维艰，这不妨碍胡适之先生耳染目濡了一身生意经。胡适之嫖妓作乐毕，忽然发现日常生活费不够用，细细反思，觉得其他一起鬼混的朋友多花了自己的钱。胡适之先生之深于算计，始于初出江湖。

胡适之先生于是打算公费留学。害怕考不上，考试时化名胡适，万一考不上也不影响他的名声；他这个名字原来也当过笔名，他字适之，是二哥给取的。出国名额一百员，他名列七十七。

在美国，他先学农科，省了学费寄给母亲。母亲给他订了亲，江冬秀女士，他也同意了。他研究对比了中国美国的婚姻家庭，觉得中国传统的婚姻制度不算坏；他写信給未婚妻，让她放脚，识字，江冬秀从了。后来，胡适之先生与江冬秀女士成婚，众口交赞；胡适之先生非常满意，认为与一个没文化的女子结婚，却换来这么大的美誉，值。胡适之先生的生意经，如此。

胡适之先生喜欢参与美国人的社区选举，经常去旁观人家民主议事与政治选举；又进美国议会旁听众议院辩论；自觉见识广博，归国，可以为国民导师。

胡适之先生容易受别人影响，自己本人倒没有一定的规划。有一次，一个同学让他代替演讲一个文学题目，因为这个同学临时有急事须处理。胡适之先生从此觉得文学其实挺好的，不像他原来所想。于是爱上了文学，并转学哲学。

胡适之先生的老乡陈独秀先生办杂志，胡适之先生经常投稿。陈独秀先生颇欣赏胡适之。蔡孑民先生任教育总长，邀请陈独秀先生去北京大学任文学院长，陈独秀先生因故不行，转而推荐胡适之先生，胡适之先生急忙归国，博士论文都因太匆忙仓促，未通过答辩。

胡适之先生的博士论文虽未获通过，却颇见其精明之处。他在美国求学，博士论文却无关他后来鼓吹的全盘西化的西方哲学，而是选题地地道道的中国传统文化。他或许以为中国传统文化选题为论文，容易震慑教授，镇住答辩委员会吧？哪成想，人家不懂不装懂，很礼貌地待考，不予置评。

求学西方大学，论述中国古学。脚踩两船，终于一空。这是胡适之先生第一次做生意，不成。归国，继续做生意，西学东贩。这回他要用西方的方法做中国的学问。总题目唤做，整理国故。举个例子，据说举世闻名的例子。《墨辩》，经过胡适之先生考证，哇，这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的逻辑。其内容，如感兴趣，可以自行阅读。这里但说他的考证方法，章行严先生说他『武断』，章太炎先生说他混乱方法范畴。胡适之先生都不知道章太炎先生是什么意思，写信托章行严先生给问个明白。章行严先生回信告诉他章太炎先生的具体评论，胡适之先生突然改口，曰，无论家法师法，他只认科学方法云云。

胡适之先生的半部中国哲学史问世，梁任公先生秉笔直书，历数其非；胡适之先生颇不高兴，以为他給梁先生的三百年学术史说了不少好话，你梁先生怎么如此待我啊，投之以桃，报之以毛……

胡适之先生靠据中国古典，办法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个办法，其实与中国传统的考据是完全背道而驰的。胡适之先生后来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办法不能轻易使用，否则『流弊无穷』。胡适之先生的补救措施是『有一分证据讲一分话，有三分证据讲三分话』，过分强调历史资料的排比；有说什么『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有意混乱大前提，忽视大前提的重要性。钱宾四先生很少搭理他，盖于此也。胡适之先生不知道中国传统史学的精微。

胡适之先生讲红楼，说程甲本的后四十回资料得来的『太奇巧』，天下绝无此理，所以显然作伪。然而在他考证红楼梦的过程中，一天之内得了两套不同来源的《四松堂集》，胡适之先生又夸口不已，以为实在是天作之缘。这回事儿发生在他本人身上，就一点儿也不蹊跷了。这且不说，他对红楼梦的论证，连七八年级的议论文水平都达不到，论证过程的逻辑错误接二连三，竟然不知反思，竟然到老还在沾沾自喜，竟然后来人也熟视无睹。

尤其要命的是，他这套学问之道，还推广到其他行业，甚至推广到政治，什么自由主义啦，民主啦，云云。

我都懒得说他的幼稚病。了。。简单概括一下，匆匆结尾吧。

胡适之先生一生经常发誓，发誓远离政治。但是他却屡次誓言，屡次食言。

胡适之在其《自由主义》里说:

『总结起来，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容忍反对党，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的改革。』

这是他的谎言。

『第一个意义是自由』，这完全是他考证红楼梦的循环论证的方法。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这句空话如果用他本人的实践来予以解释，这话其实是『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沉默不语，静观其变』。胡适之先生确实是这么做的。在女师大风潮一系列社会事件中，他自己是『沉默不语静观其变』，还反复劝导全国同学们『闭门读书』『努力成才』云云。列

『第二个意义是民主』，这个以他欲做民国总统为例吧。选举民国总统，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大事，对胡适之先生个人是大事，对中华民国是大事，对中华民族也是大事。对这样的民主大事，胡适之先生这个民主大师是如何做法呢？介公委托胡适之先生的现代评论派同人王世杰先生做说客，劝进胡适之先生当行政院长。胡适之先生失眠数夜，心脏停博数次，坚辞不允。王世杰先生又劝他当总统，长考数日，胡适之先生犹豫不决。此时，介公亲自拜访胡适之先生，说自己当行政院长掌握实权，请适之先生务必为国当总统。胡适之先生深为感动，说，『听凭介公安排』。这个所谓的民主，用胡适之先生的话说，完全是『帮政府的忙』，是『在道义上站在介公一边』。这样的民主，没有什么民主程序，比中国古代的『圣人作，阴谋之』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三个意义是容忍容忍反对党』，胡适之先生一辈子都没有容忍过第一大反对党。

『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的改革』。这个就不说了，稍微有点儿哲学修养的人，都懂的，这是不可能的。胡适之先生本人也深知这话不确定成立，所以他的解决办法是，从来没有打算改革政府，而是从来默认政府是合理的合法化的。段祺瑞政府，他默认为合法合理；满洲政府，他默认为合法合理；广州陈炯明政府，他默认为合法合理；武汉政府，他默认为合法合理；南京政府，他默认为合法合理。而且，他默认日本的东亚共荣也合理何法。他到了苏联一趟，觉得苏联政府也非常不错，合法合理。在这个前提下，他参加了一些政府。在这个前提下，他所谓的『渐进改革』，就是让老百姓学会『容忍』而已。

归根到底，胡适之先生把自由和民主当生意来做，他有时沉默，有时批评，他都是恰当地用来帮政府的忙，换来天下美名扬。

不知道现代中国学界怎么总结梳理这段历史，我个人的看法是，两条线:

一条路线可以称为崇名派。全盘西化，理想主义，世界主义，立宪，疑古。
一条路线可以称为崇实派。独立自主，现实主义，民族主义，革命，疑外。


胡适之先生属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