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学胡不耕，谬种适深播



1924年11月13日晨，鲁迅先生尚在梦乡，女工告以“杨树达”君来访。鲁迅先生赶紧起床，约九点二十分，打扮毕。请客；客至，愕然，来者不是曾邀他讲书的杨遇夫君。经过简单的对话和观察，鲁迅先生发现来客傲慢，无礼，『脸上做出凶相』，满嘴『哈哈哈哈』放声高笑，讨钱，发疯……鲁迅先生对他的『纳罕和相当的尊重，忽然都消失了，接着涌起要呕吐和沾了龌龊东西似的感情来』，以为『自己竟受了这样浅薄卑劣的欺骗』，没料到『学界或文界对于他的敌手竟至于用了疯子做武器，而这疯子又是假的，而装这假疯子的又是青年的学生』。过了一个星期，有『几位同学极诚实地告诉』他『那一位学生确是神经错乱的』；鲁迅先生因此反思此事『意外地发露了人对人——至少是他对我和我对他——互相猜疑的真面目』。

这个事情的始末，鲁迅先生写在《记“杨树达”君的袭来》及其《辩证》二文里。记得我初读此文，也非常不舒服，尤其那满纸的『哈哈哈哈』声，不单是要鼓破了鲁迅先生家的屋顶，还要刺破我的阵阵发麻的头皮。喜伤心，反复如此毫无来由地放声大笑，恐怕是神经控制力极弱的神经病吧？鲁迅先生大部分时间相当地自制和礼貌，事后却认真地说自己医学临床经验不足，对神经病症状判断失准，还更严格地反思自己多疑的一面。

鲁迅先生确实是有颗善感的心的，有时难免失于多疑，多数时候却是热诚的。他遇“袭”于假杨树达君后，真杨遇夫先生引疚致歉，鲁迅先生給钱玄同先生的信里说“诚惶诚恐”。他写《望勿“纠正”》，开始说『汪原放君已经成了古人了』，胡适之先生以为是『说他做过许多工作，已足以表现于世的意思』；鲁迅先生本意实非如此，『这先前所听到的竟然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谣言』，以为汪先生死掉了。一年八个月之后，他知悉真相又登报『敬向汪先生谢粗疏之罪』。鲁迅先生待人，用心若此。

关于《三藏取经记》的版本，日本德富苏峰先生尝就《中国小说史略》发表评论说：『这不但作为宋槧的稀本；作为宋代所著的说话本（日本所谓之言文一致体），也最可珍重的罢。然而鲁迅氏却轻轻地断定道，“此书或为元人撰，未可知矣。”过于太早计了』；鲁迅先生认为他『在考辨的文字中杂入一点滑稽轻薄的论调，每容易迷炫一般读者，使之失去冷静，坠入毂中……』，所以认真地指出德富苏峰先生的错判之处；后来，郑振铎先生在某中学也引用王观堂的说法支持日本德富苏峰先生，认为《三藏取经记》是宋版；鲁迅先生非常认真地写了短文，转给中学生，告诉他们即便王静安先生，也并没有一直坚持宋槧说，也认为可能是元版。鲁迅先生做事，认真如此。

鲁迅先生做事认真，当得一个『敬』字；做人有心，当得一个『忠』字；这是因为他颇重感情，更是因为他凡事以人为重，以人为本。在《革命时代的文学》里说，『要有革命人，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现在的文学家都是读书人，如果工人农民不解放，工人农民的思想，仍然是读书人的思想；必待工人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学。』这是他从正面表达人的首要性；在《“公理”的把戏》中，他从消极的角度说明人为根本：『我们国内战争，尚且常有日本浪人从中作祟，使良民愈陷水深火热之中，……我们也只得自责国人之不争气……』认真做事，以人为本，这是鲁迅先生反复强调的:『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

阅读鲁迅先生的文章，也能深切体会到他的人格。文学即人学，风格即人格。他的文章大部分都好，最好当是他給各种作品写得序跋小引，直追魏晋尺牍小品和唐宋题跋，而《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未可及也。真正当得起字字珠玑，圆润，饱满，温柔敦厚，运笔切中作品肯綮，吐辞独具行家本色。民国时期白话文写得最好的，有吴稚晖先生以气胜，鲁迅先生以意胜，毛润之先生兼胜。

另外的流派，比如[现代评论派][新月派]及[创造社]，诸君为文又是另外一番风格；鲁迅先生颇不以为然者。尝有凌叔华女士作某种小说，鲁迅先生并不以为那是创作。现代评论派的刘开渠先生说他们的文艺审美观，『借材兴起自己的热情，书之以表现自己，是艺术上的正轨，是大作品产生的根源。』创造社则强调文学『乃是生命的表现，生命的愉快，生命的幸福』。在他们，艺术首先是『称情而出的一种有意义的形体』。文艺以追求个人性情为重心，创作以形式美纯粹美为文心者也。

现代评论派也注重学术和文艺理论方面的宣传， 说 『目前知识阶级的最大企求，便是多些学术文艺上真实的贡献，和批评指导。』胡适之先生多次演讲，『在变态的社会之中，没有可以代表民意的正式机关，那时代干预政治主持正谊的责任必定落在知识阶级的肩膀上。』

鲁迅先生对现代评论派的正义说辞颇有微词，态度正如其对待他们的文学创作：『所谓学者，文士，正人，君子等等，据说都是讲公话，谈公理，而且深不以[党同伐异]为然的。可惜我和他们太不同了，所以也就被他们伐了一下，――但这自然是为[公理]之故。』在知识分子集体离京出走的那一段时间里，鲁迅先生亲身经历过现代评论派诸君言行不一的作风，以文界同行的视角发现他们嘴上喊着公理，手下谋着私利。胡适之先生曾写信说和鲁迅先生和陈西滢教授，劝他们不要意气用事，而要同力做事；显然没有成功。时人多责以鲁迅先生心胸褊狭，性格多疑，詈骂用事。鲁迅先生诚然性格敏感，问题在于双方冲突仅仅因为性格八字不合么？

胡适之先生宣讲，『民族主义有三个方面：最浅的排外，其次是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艰难的是努力建立一个民族国家。』而介公一代政治枭雄却认定，他『徒有个人而无国家，徒恃外势而无国法，只有自私而无道义，其人格等于野犬之狂吠。』『左舜生要求钱唱中立，不送钱就反腔；而胡适今日之所为，亦几乎等于此矣，殊所不料也。政客既要做官，又要讨钱，而特别要以[独立学者]身份标榜其清廉不苟之态度。甚叹士夫堕落，人心卑污……』政界领袖对学界领袖的恶评，何至于此。介公是抗日的，而胡适之先生公开主张则是『我情愿亡国，决不主张对日作战；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可以征服中国，这就是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这种恶评可能来自政见不同。仅仅是政见不同么？解密公开未久的《蒋介石日记》颇促后人思考，现代评论派诸君都是主张容忍的谦谦君子，胡适之先生为什么在介公眼里竟然是如此恶心的嘴脸呢？

现代评论派的文学，在内容上是注重个人性的；现代评论派的政治主张，又是基于个人自由主义的。同时，在另一面，他们文艺上主张普遍的人性，政治上则推重世界主义。于是，在个人性和普遍性之间，他们的主张断裂了，发生了某种严重的缺失。胡适之先生说，『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只可作为一切假设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方才可以漸漸解放人類對於抽象名詞的迷信。』这句话显明，他们在为学求真与为人立信之间断开了一条沟壕。真理与信仰，本来天然地相辅相成，奈何胡适之先生却自断一臂也。佛教有真谛俗谛，儒学有大学小学，基督教有旧约新约……真理教人自觉，信仰供人效仿。

中国传统文化里，为学求真和为政以信始终是一以贯之的，都建基于修身。孔子是如此说的；到了梁任公，还是这么说的，『学问本身就是为政治而做，专意学术只是参政不成之后的退路。』鲁迅先生的学问仍然是『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胡适之先生的为学方法，『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却于根本上与中国传统治学背道而驰。

【续上……】


胡适之先生发表《墨子哲学》，章行严先生谓为『武断』，章太炎先生则斥之以『不知说诸子之法与说经异』。胡适之先生自称浅学，托章行严先生代问其指；章太炎先生复信章行严先生：『诸子诚不尽如《墨辩》，然大抵明义理者多；（经则多陈事实；）凡为学者，期于惬心贵当，吾实有不能已于言者。』胡适之先生复信辩解，说诸子与经之分别并不泾渭分明，二者均无妨走同样的校勘和训诂之路。章太炎先生再无片言只语往以复之，因为胡适之先生根本未悟其主旨所在也。

章太炎先生的重点在于，『凡为学者，期于惬心贵当。』换成钱宾四先生在《经学大要》里的讲法，则是：『胡适之说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我从没有大胆假设过，我喜欢司马温公，王荆公，欧阳文忠公，刘公是先生；我讲他们，他们是活活泼泼的人；我并无假设，也不需要求证。』中国传统治学，以人为本也；诚如孟子言『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者也。

胡适之先生在方法论上未达一间，其学术成果又如何呢？《中国哲学史大纲》脱稿，满腹经纶的陈汉章博士真瞧不起，说哲学史本已是哲学的大纲，《中国哲学史大纲》就只是一个大纲的大纲。好事者拟作一副对联：『教授的教授陈寅恪，大纲的大纲胡适之』。胡适之先生尝微刺陈教授，或许是陈教授的学生有意为之。

胡适之先生用校勘法和训诂学考证《红楼梦》，混淆记录事实的自传与表达真实的自传体小说的异同，混乱作者与小说叙事者的区别，逻辑混乱，武断曲说，浅学唐突古人，谬种蛊惑后人；事见其《红楼梦考证》书。

疑古派的顾颉刚先生按照其师胡适之先生的路子治史，范仲澐先生在南开大学演讲《整理国故》时笑话他:『……近来有人一味狐疑，说禹不是人名，是虫名，我不知道他有什么确实证据？说句笑话吧，一个人谁是眼睁睁看明自己从母腹出来，难道也能怀疑父母么？』[狐疑]，[怀疑]，都是疑古之[疑]。中国传统治学也讲[阙疑]，然而阙疑之[疑]乃[待定]之义，非疑古之[疑惑]也。阙疑是存而不论，疑古是删而去之。

经过同行的交叉质证，胡适之先生悄悄地有所改变。给董雁堂先生的信上说：『凡能用精密方法作学问的，不妨大胆地假设；此语未可为一般粗心人道；但可为少数小心排比事实与小心求证的学者道。不然，流弊将无穷无极了。』对他的学生兼家庭教师罗尔纲先生则说：『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然后可说三分话。治史者可以作大胆的假设，然而决不可作无证据的概论也。』后来则不再提大胆假设之句，仅仅着重强调：『学问的进步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材料的积累与剖解；一是材料的组织与贯通。』胡适之先生又与王冷庐先生书，曰：『《三朝名臣言行录》记刘安世自述初登第时与两个同年去谒李若谷参政。三人同请教。李曰：[若谷自守官以来，常持四字，曰[勤，谨，和，缓]。]我十年前曾借用此四字来讲治学方法。勤即是来书说的[眼勤手勤]，此是治学成败第一关头。凡能勤的，无论识小识大,都可有所成就。[谨]即是不苟且，一点一笔不放过，一丝一毫不潦草。举一例，立一证，下一结论，都不苟且，即谨，即是慎。 [和]字，我讲作心平气和，即是[武断]的方面，即是[盛气凌人]的反面。进一步看，即是虚心体察，平心考查一切不中吾意的主张，一切反对或不利于我的事实和证据。抛弃成见，服从证据，舍己从人，和之至也。[缓]字在治学方法上十分重要。其意义只是从容研究，莫匆遽下结论，凡证据不充分时，姑且凉凉去，姑且[悬而不断]。』————然而……

然而不然，胡适之先生终于未理解章太炎先生的『惬心贵当』也。不解章太炎先生此四字，便不解中国传统，便无以治国学。四字之义若何？正如《荀子-正名》所言：『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辨。』或如其《大略》篇曰：『是非疑，则度之以远事，验之以近物，参之以平心。』以此观之，胡适之先生所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者，缺乎仁心，鲜矣公心。史学史才史识差可也，史德有亏耳。胡适之先生此八字，复使国学归乎空疏。胡适之先生治《章实斋年谱》，『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岂未闻欤？治《戴东原哲学》，岂又不知戴东原先生救朱文公之弊乎？为何又放任所学复趋空疏也。无公心者难为乎学，无仁心者难得其徒，无史德者难谋于政。为学之妙，运乎一心也；失本心，远事实，既偏求于理，终流于空疏。胡适之先生太执于他的八字方法论，把如何学问都看作是方法论，所以他虽然主张[解放人类对于抽象名詞的迷信]，却不小心陷入[人类对于抽象名詞的迷信]；概念的推理超越人心的同情，方法论凌驾于人本身，反而成了[抽象名詞的迷信]。直似庄子[方生方死]，[此义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入乎变化不测之境也，何有圣人之心若镜哉。

章太炎先生的学生鲁迅先生评说《越缦堂日记》，读后給他『一点很不舒服的东西……觉得从中看不见李慈铭的心，却时时看到一些做作，仿佛受了欺骗。』并以此讽胡适之先生，『听说后来胡适之先生也在做日记，而且給人传观了……希望他提前陆续地印出』，盖鲁迅先生与其师同意也。胡适之先生不闻。门生唐德纲君复为师辩，曰，胡适之师『突破了孔孟和儒家在「汉族中心主义」中所制造的瓶颈，而使「独崇儒术」恢复到先秦时代，群经与诸子平等的地位。』章太炎先生的真意乃师不悟，乃徒强辩，有其师必有其徒也。门徒复曰，『胡适更突破了「汉族中心主义」这项自我束缚的民族文化的瓶颈，而代之以「欧洲中心主义」的宇宙观。要中国民族文化的领导地位干脆让给洋人，以夷变夏。』此论诚未诬胡适之先生，却厚诬The Renaissance与The Enlightenment ，因为近代历史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西方各国去拉丁语而提倡本国语文，走向独立的民族国家；而胡适之先生虽则提倡白话文，其实欲废汉字，灭中华而归化异族。期间实有天壤之别，此乃师洋不化者也。介公日记曰，『胡适之死，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了障碍也。』胡适之先生浅学如此，既失于公，复失于仁，无怪乎介公讽以恶谥。黄泉有灵，胡适之先生当作何想耶？

早岁又尝致书陈仲甫先生，胡适之先生曰：『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噫嘻，胡适之先生盖闻人耳，非达者也。有诗为证，曰：

学问本应诚意生，
奈何强欲无情行?
盲人骑上老瞎马，
眼目失明心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