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一本书的持久战

一
1988年盛夏，循着一个道听途说的消息，趁暑假与朋友一起跑到广州，倒腾电子表。八月的广州大街，窜起炙烈的火苗，将我的希望烧得灰飞烟灭。一天，走过北京路，规模宏大的新华书店吸引了我，我拖着快被烘干的身体钻进去。许多人站在书柜前，安安静静地翻书，一动不动，仿佛雕塑。从墙角吹来阵阵凉风，把我带进的褥热吹得干干净净，把我躁动的情绪吹得云淡风轻。我静静地站到书柜前，抽出一本书，翻了起来。
这本书，名《存在与虚无》，陈宣良译，杜小真校，1987年3月三联书店1版1印。淡黄的封面，小32 开本，810页，是“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编委会编辑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之一种。作者，法国人让—保尔•萨特，是西蒙•波伏娃的爱人。1986年，波伏娃的《第二性：女人》很是风靡，我找来认真读过，由此知道了萨特。同年，买了，看了萨特的长篇小说《理智之年》。小说被作家出版社列为“作家参考丛书”，很吸引我年少轻狂的眼球。萨特是个特立独行的人，1964年，瑞典文学院决定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他拒绝领奖，成为诺贝尔文学奖设立以来，“自由”地拒绝领奖的第一人。虽然，之前的1958年，苏联的帕斯捷尔纳克也曾拒绝领奖，但帕斯捷尔纳克的拒绝，是无可奈何的“被迫”，而萨特的拒绝，是完全彻底“自由”的。
今天，回忆起这个偶然时刻，我不明白为什么会从广州北京路新华书店的书柜里抽出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为什么会在钱囊羞涩得差不多就要见底的时候毫不犹豫地花5.10元买下它。我清楚地记得，在从广州回家的火车上，汽车上，只要想到萨特的《存在与虚无》谦逊地躺在我的人造革包里，我沮丧的心情就为之一振。车窗外的太阳消减了猛烈的劲头，风起于青萍之末，掠过树梢，拂过我的身体，吹得我飘忽摇曳，不知身在何处。

二
萨特是存在主义哲学大师。《存在与虚无》是存在主义哲学的扛鼎之作，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并称存在主义哲学双璧。
我知道，我的水平没法看懂《存在与虚无》。但我相信，假以时日，积累了更多的智识，应该能够看懂。我将它与《存在与时间》并排摆放在书柜最显眼醒目处，每次走进书房，都要从它身边经过。《存在与虚无》是沉静的，谦逊的，亦如扉页上的萨特，戴着宽边眼镜，低垂着头，目光向下，专注于书桌上的文字。我的手指划过书脊，书灵动起来，轻轻扭动厚重的身躯。我迷惑了，难道它知道我内心对它的崇敬？难道它想让我从书柜里抽出它来？我抽出它，翻开。萨特很突然地抬眼看我一下，目光里满是鼓励。是了，每位作者都希望读者阅读他的作品，萨特也一样不能脱俗。不，不是萨特，是书，很突然地抬眼看我一下，目光里满是鼓励。这时，书是热切的，激动的。它误会了，以为我马上就要读它。它在风和日丽的心景里，迎风招展，婆娑起舞。我，在它的目光里，有点走神，仿佛与它不只是相遇，而已经相携相知，正与它一起翩跹颉颃，欲上青云。
但我没有勇气走进萨特的哲学世界。《存在与虚无》庄重地站立在我的书柜里，站得越久，越显得厚重，深邃。我时不时地站到它面前，满怀愧怍地扫过书脊上的黑体字，回味与它相伴的日子。2000年的一天，萨特突然抬起头来，眼里射出犀利的光，执著地盯着我，不再是疑问，而是质问。不，不是萨特，是书，眼里射出犀利的光，执著地盯着我，小心翼翼的疑问变成了咄咄逼人的质问：为什么，还不来翻，还不来读？我不愿与它对视，因为，在它的逼视下，我不可回避的“小”暴露无遗。我无法回答它的问题，因为，以我的智力，我翻也白翻，读也白读。当初买它的自在，期盼，早已消失，留下的，是无可奈何的失落。但越是回避，它越是紧跟我，盯着我，不断地问，问了又问，将我逼到死角，逼得我恼羞成怒，无法自持。
我气咻咻地将《存在与虚无》移到书柜最不起眼处，让它与柯云路的《生命特异现象考察》、田海林和宋会群辑点的《相学秘籍全编》、“五角丛书”之《基尼斯世界之最大全》等相伴为伍。我不想看到它，我想让它跌进世俗，无聊，低到尘埃里，却不能开一星半点鲜艳的花朵。它别扭地看看左右，委屈地扭着身子，忍着欲滴未滴的泪水，楚楚可怜，全然没了咄咄逼人的气势。这位西方的贵族公子，高高在上，高深莫测，但它终究只是法兰西的，无法到达古典中国“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境界。被我这么处理，萨特沮丧了。不，不是萨特，是书，沮丧了，垂下高傲的头，蜷曲起身子，想要拉开与其他书的距离。书柜里挤挤挨挨，那容得它洁身自好。那些世俗的，无聊的书们，挤眉弄眼，勾腰搭肩，死缠烂打地要将它熏染，再熏染。
我释然了很长一段时间。2016年春节，我满怀怜悯地站到《存在与虚无》面前。它委屈地蹲踞在书柜的角落里，杂处于低级中，淡黄的封面，因天长日久的冷落，显得更加灰暗，呈现一种可悲的灰败。它可怜兮兮地望着我，似乎要说什么，却没说出来。它的表情，令我想起自己坐火车去成都读书时的景况。我僵硬的心，突然软软的，对它生出一丝好感来。我从书柜里抽出它，想：或许，是读它的时候了，冷落了这么多年，应该回报、安慰、鼓励一下了。我翻开书，翻到插有萨特图片的页码。照片里的萨特突然咧嘴一笑，不，不是萨特，是书，突然咧嘴一笑。不是会意的笑，不是开心的笑，而是，而是冷笑。嘴角微微上翘，鼻翼一皱的轻蔑，带着明显的不屑，嘲弄，把我打入冰窟。原来，《存在与虚无》根本就不在乎命运的不公和我加在它身上的打击，它那楚楚可怜的形象，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想象。它早已将我看穿，看透。它骨子里的高贵，骄傲，睥睨一切的气势，一直都在。

三
看过萨特的《文字生涯》、《他人就是地狱》，并不特别难懂，但我却一直不敢去读《存在与虚无》。哲学，在我眼里，是人类智慧的最高点。它的基石，连接地狱，它的塔尖，伸入天堂。而我，只是芸芸众生中的平庸一员，“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隔几年，我会淘汰一批不值得保存的书。每次，我都将《存在与虚无》取出来。我想把它交给废品回收站，让它重新融化为纸，重新承载有意义的文字。但每次，我正要下定决心，却突然想起买它时的情景，想起年少轻狂的自己，我舍不得凝结在它里面的这一段记忆。
有位喜欢哲学的同学，嘴里经常挂着萨特、海德格尔、存在主义。一次，他找我借书。书从不外借的我，爽快地答应了。我暗自企盼他把《存在与虚无》借走，然后借而不还。这样，这本书，也算是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同学在书柜前逡巡，他走到《存在与虚无》前，站住，盯视，甚至要伸出手来。我欢欣不已，差点就要惊叫起来。但他终究没有打开书柜，没有抽它出来。他走过《存在与虚无》，拿出《他人就是地狱》，说：就这本吧。我失望之情溢于言表，哼哼哈哈着，话都不想说。
就这样，《存在与虚无》一直呆在我的书柜里，三十年如一日地与我对抗着。有时，我赌气地盯着它。它平静地回视，平静里夹杂着丝丝冷意，冷意里是掩盖不住的嘲弄。每次，我都大败亏输，悻悻地收回目光，顾左右而视其他。有时，我故意躲着它。不看它的面容，但它的目光无处不在。它更得意了，毫不顾忌地咧着嘴，淋漓尽致地表达着不屑。我芒刺在背，虚汗直冒，惶惶然不知其所，不知其措。
我很固执，固执起来，往往显得不可理喻。固执，有时是清清楚楚的性格使然，有时却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沉淀。当初不在乎的粗心，不经意的睥睨，日积月累，层层叠叠，越堆越厚，渐渐积腋成裘，积土成山。把风清月明春风骀荡的日子，演绎成念兹在兹的沧桑，皱纹布满眼角爬上额头的衰老。我没想到，《存在与虚无》比我还固执。它固执地“存在”着，不在乎我的“虚无”。它固执地“虚无”着，不在乎我的“存在”。在它的固执面前，我可以是“存在”，可以是“虚无”。它觉得我“存在”，我就“存在”，它觉得我“虚无”，我就“虚无”。
三十年，我与《存在与虚无》打着没完没了的持久战。我有绝对的优势，一直掌握着战场的主动权。只要愿意，我随时都可以消灭它。但我却一直没有胜利的感觉，甚至连希望也不敢抱有。《存在与虚无》只占了书柜小小一隅，但它却把阵地巩固成永难攻破的堡垒。堡垒飘扬着理性的旗帜，深邃的讨论不绝如缕。它高贵，骄傲，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自得其乐地在我的地盘里营造着对我的嘲弄与不屑，气势愈来愈恢宏，愈来愈霸道，正在将书房变成它的天地。我与《存在与虚无》的战斗，在买下它那一刻，就输了。三十年来，我一直进行着一场早就输掉了的战争，战争拖延的时间越长，我输掉的东西就越多。最好的选择，是放下武器，举起双手，光荣投降。但我不甘心，我选择注定失败的战斗，选择永不停息的战斗，只要一息尚存，就绝不妥协。
这是场发生在一个人与一本书之间没有尽头的持久战。其实，终点一直存在。当参加战斗的双方有一方消失，战争就会结束。这本书，不会消失，它是永恒的“存在”。注定要消失的，是这个人，在永恒面前，我是无可无不可的“虚无”。
尽管将自己战斗成了“虚无”，但我不后悔打这场持久战，而且，我还将与它战斗下去，一直战斗到生命的终点。

《红楼梦》与四川

一
《红楼梦》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说宝玉“好笑”，“将来色鬼无疑了！”曹雪芹借贾雨村之口，大不以为然，对宝玉性情之由来作了大段叙说，并举古今类似人物为例：“如前之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谢二族、顾虎头、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刘庭芝、温飞卿、米南宫、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龟年、黄幡绰、敬新磨、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朝云之流，此皆易地则同之人也。”
曹雪芹所列举的人中，有五位女性忝列位末。红拂，见于唐末杜光庭所撰传奇《虬髯客传》，据传姓张名初尘，初为隋末权臣杨素的侍妓，常持红拂立于杨素之侧，后慧眼识得初唐名将李靖，与其夜奔结发。崔莺，或为唐时元稹所撰传奇《莺莺传》、元时王实甫所撰杂剧《西厢记》里之崔莺莺。这两人，是野史与民间传说中的奇女子，是文学作品里的人物。而当垆卖酒的卓文君、制作浣花笺的薛涛、陪伴东坡至惠州的朝云，却是历史上真实的奇女子，有史、有书可查。
《红楼梦》与四川，本来八竿子打不着。但有了卓文君、薛涛、朝云三人，《红楼梦》与四川，至少在我这里便有了一种无法言说的关系。因为，卓文君是四川邛崃人，薛涛常居四川成都浣花溪，朝云陪伴的是四川眉山的苏轼。

二
卓文君，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有载。
临邛（今四川邛崃）富豪“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临邛，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及饮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既罢，相如乃使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
司马相如遇见卓文君，应在景帝或武帝时期。其时，儒术或尊，却并非一统，社会风尚淳朴自然，男女大防未严，礼教的系统建立周纳至细微生活，还有待时日。新寡之卓文君，回到娘家，遇见了司马相如，“心悦而好之”。投靠临邛令王吉的司马相如，知卓文君“好音”，先“以琴心挑之”，再“使人重赐侍者通殷勤”。一个郎才、朗貌，一个女貌、女才，两位琴之知音，一对才子佳人，上演了一出有名的“夜奔”，成就了文坛千古佳话。
回到成都，司马相如“家居徒，四壁立。”“文君久之不乐，曰：‘长卿第俱如临邛，从昆弟假贷犹足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与俱之临邛，尽卖其车骑，买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当垆。相如身自着犊鼻裈，与保庸杂作，涤器于市中。”不得不佩服卓文君。她不在成都，却偏偏要回临邛。虽说欲“从昆弟假贷”，实则是依靠自己，“尽卖其车骑，买一酒舍酤酒”，当垆卖酒。不得不佩服司马相如。他跟随妻子，在酒舍里“自着犊鼻裈”，甘当“保庸杂作”。一位富家千金、一位风流才子，放下身段，混迹市井，开起一爿酒店。
到临邛开酒店，据说还开在卓王孙家的街对面，既是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谋生手段，也应该是商量好的计策。他们知道，本乡本土，美女当垆，才子打杂，生意肯定能火。他们还知道，卓王孙肯定不愿丢脸，承受不了压力，肯定要退让。果然，卓王孙在家人亲朋的劝说下，“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文君乃与相如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
史书里的卓文君，至此便隐去了身影。其后的日子，留给我们的是似是而非的传说。
东晋时期葛洪编撰的《西京杂记》卷三说：“相如将聘茂陵人女为妾，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止。”宋代郭茂倩编撰的《乐府诗集•相和歌辞》里，有《白头吟》两首，分别标记为卓文君、李白著。李白《白头吟》里有“相如作赋得黄金，丈夫好新多异心。一朝将聘茂陵女，文君因赠白头吟。”其诗句，估计源自《西京杂记》。
或为卓文君所作的《白头吟》，是一首名诗，全诗为：“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今日斗酒会，明旦沟水头。躞蹀御沟上，沟水东西流。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竹竿何袅袅，鱼尾何簁簁！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其中的“愿得一心人（或作一人心），白头（或作白首）不相离”，更是千古传诵，成为爱的誓言。
传说的结局是美好的，也是传统的。被称为“蜀中四大才女”之一的卓文君，用一首诗，挽回了司马相如的心。而司马相如，却多多少少留下了“负心”的骂名。

三
清康熙年间，曹寅（或为曹雪芹的先辈）奉旨刊刻《全唐诗》。《全唐诗》辑有薛涛诗78首，并附其生平：“字洪度，本长安良家女，随父宦游，流落蜀中，遂入乐籍。辩慧工诗，有林下风致。韦皋镇蜀，召令侍酒赋诗，称为女校书，入幕府。历十一镇，皆以诗受知。暮年退居浣花溪，着女冠服，制纸为笺，时号薛涛笺。”
五代何光远所撰《鉴诫录•蜀才妇》载：薛涛，“容姿既丽，才调尤佳，言谑之间立有酬对。大凡营妓比无校书之称。韦公南康镇成都日，欲奏之而罢，至今呼之。故进士胡曾有赠涛诗云：‘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下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涛每承连帅宠念，或相唱和，出入车舆，诗达四方。□□□□应衔命使车，每届蜀求见涛者甚众。而涛性亦狂逸不□，所有见遗金帛往往上纳。韦公既知且怒，于是不许从官。涛乃呈《十离诗》情意感人，遂复宠召，当时见重如此。”
薛涛，与卓文君不同，不是土生土长的四川人。但她又与卓文君一样，既貌美，又有才华，“容姿既丽，才调尤佳”。她先入乐籍，后虽脱籍却未婚嫁，与四川历届官长（十一镇）、本地或游历到成都的诗人甚至远在中原的诗人，多有往来唱和。这样的生活境况、人生际遇，自然会为后世文人提供津津乐道的素材。与薛涛相关的传说，最为著名的是以下两则：
幼年咏诗。明末钟惺所编《名媛诗归》说：“涛八九岁知音律，其父一日坐庭中，指井梧示之曰：‘庭除一古桐，耸干入云中’令涛续之，即应声曰‘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父愀然久之。”好事者认为：薛父之“愀然久之”，是因薛涛诗句里的“迎”、“送”意。后来，薛涛真就沦为官妓，迎来送往。其幼时所吟诗句，成了她命运的谶语。
与元稹的爱恋。元时辛文房所编《唐才子传》卷六“薛涛”条载：“元和中，元微之使蜀，密意求访，府公严司空知之，遣涛往侍。微之登翰林，以诗寄之曰：‘锦江滑腻峨嵋秀，幻出文君与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皆停笔，个个公侯欲梦刀。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据好事者推演：元稹元和四年（809年）3月出使四川，7月即调离赴洛阳任职，薛、元相处的时间非常短暂。其后，虽或有书信、诗词往来，元稹却无一丝半毫迎娶薛涛之意。如果彼此真有一场爱恋，薛涛或倾注了真情，元稹却肯定只是逢场作戏。
文学史上，薛涛与李冶、鱼玄机、刘采春并称“唐代四大女诗人”；与卓文君、花蕊夫人、黄娥并称“蜀中四大才女”。可见，历史上的薛涛，一直被视为四川人。

四
关于朝云最可靠的记载，均出自苏轼笔下。
元佑九年（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岭南惠州，作《朝云诗》：“不似杨枝别乐天，恰如通德伴伶元；阿奴络秀不同老，天女维摩总解禅。经卷药炉新活计，舞衫歌板旧姻缘；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山云雨仙。”诗前有序：“世谓乐天有《鬻骆马放杨柳枝词》，嘉其主老病，不忍去也。然梦得有诗云：‘春尽絮飞留不住，随风好去落谁家？’乐天亦云：‘病与乐天相伴住，春随樊子一时归。’则是樊素竟去也。予家有数妾，四五年间相继辞去，独朝云随予南迁，因读乐天诗，戏作此赠之。”乐天，白居易；梦得，刘禹锡；樊素，白居易家姬，与小蛮齐名，白居易诗有名句：“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
绍圣三年（1097年），朝云在惠州病亡，苏轼亲撰《朝云墓志铭》：“东坡先生侍妾曰朝云，字子霞，姓王氏，钱塘人。敏而好义，事先生二十有三年，忠敬若一。绍圣三年七月壬辰，卒于惠州，年三十四。八月庚申，葬之丰湖之上栖禅山寺之东南。生子遯，未朞而夭。盖常从比丘尼学佛法，亦粗识大意。且死，诵《金刚经》四句偈以绝。铭曰：浮屠是瞻，伽蓝是依。如汝宿心，惟佛之归。”并在墓侧筑六如亭以示纪念，据说还亲自撰联于亭：“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
又作《悼朝云诗》。序云：“绍圣元年十一月，戏作《朝云诗》。三年七月五日，朝云病亡于惠州，葬之栖禅寺松林中东南，直大圣塔。予既铭其墓，且和前诗以自解。朝云始不识字，晚忽学书，粗有楷法。盖尝从泗上比丘尼义冲学佛，亦略闻大义，且死，诵《金刚经》四句偈而绝。”诗曰：“苗而不秀岂其天，不使童乌与我玄。驻景恨无千岁药，赠行惟有小乘袢。伤心一念偿前债，弹指三生断后缘。归卧竹根无远近，夜灯勤礼塔中仙。”
八月九日，苏轼东坡在栖禅院壁上题字：“绍圣三年八月六日夜，风雨，旦视院东南，有巨人迹五。是月九日，苏轼与男过来观。”又作《惠州荐朝云疏》：“轼以罪责，迁于炎荒。有侍妾朝云，一生辛勤，万里随从。遭时之疫，遘病而亡。念其忍死之言，欲托栖禅之下。故营幽室，以掩微躯。方负浼渎精蓝之愆，又虞惊触神祇之罪。而既葬三日，风雨之余，灵迹五显，道路皆见。是知佛慈之广大，不择众生之细微。敢荐丹诚，躬修法会。伏愿山中一草一木，皆被佛光；今夜少香少花，遍周世界。湖山安吉，坟墓永坚。”
朝云一生，因苏轼而生辉。苏轼是千古奇才，文采斐然。朝云能得苏轼相知，既是幸事，也因之传名。后世好事者所记他们相知相伴的传说，很有味道：
明末毛晋所辑的《东坡笔记》记载：“东坡一日退朝，食罢，扪腹徐行，顾谓侍儿曰：‘汝辈且道是中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东坡不以为然。又一人曰：‘满腹都是机械。’坡亦未以为当。至朝云曰：‘学士一肚皮不合入时宜。’坡捧腹大笑。赞道：‘知我者，唯有朝云也。’”朝云墓畔六如亭的上联，出于此典。
清代张宗橚《词林纪事》卷五引《林下词谈》云：“子瞻在惠州，与朝云闲坐。时青女初至，落木萧萧，凄然有悲秋之意。命朝云把大白，唱‘花褪残红’，朝云歌喉将啭，泪满衣襟。子瞻诘其故，答曰：‘奴所不能歌者，是“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也！’子瞻翻然大笑曰：‘是吾正悲秋，而汝又伤春矣。’”
朝云，据说是浙江钱塘人，与四川天远相隔，一生都未到过四川。但因为苏轼，因为与这位最有名的四川人的相知相伴，与四川有了了不断的瓜葛。

五
关系，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是一种主观意识。如果主观里有要将彼此关联起来的动因，终能在现实里找到蛛丝马迹。
《红楼梦》里有一些词语，比如十六回里的“全挂子”、十九回里的“渥汗”、二十一回里的“靸鞋”、六十一回里的“磁瓦子”、“浇头”等，与四川方言的读音、意思完全相同。但这并不表明，曹雪芹懂得四川话，或者到过四川，更不表明，曹雪芹写的是四川的事。许多方言其实并不只是方言，而可能来源于古汉语、古文字，四川有，其他地方未尝就没有。比如江苏高邮的汪曾祺在小说里，也常用“靸鞋”一词。
从词语上来找《红楼梦》与四川的关系，枉然。然而，曹雪芹亲手写在第二回里的与四川相关的人物，却实实在在地昭示着《红楼梦》里有不可不视、无法回避的四川元素。
曹雪芹借贾雨村之口罗列的古往今来“易地则同之人”，台湾学者蒋勋解说《红楼梦》时，对他们进行了详细的解读，其意旨概括起来，大抵为：贾宝玉是与这些人相类似的人，这些人是有真性情的人，是与儒家礼教规范相悖的人，他们的人生态度曹雪芹最为赞赏。虽然，认真分析，这些人并不完全一致，有完全“出世”的，有富而有为的，有才高而风流倜傥的，有贵为一国之尊的……曹雪芹或许并不尊崇他们的所言所行，但他们身上肯定有某种品行，打动了曹雪芹，令曹雪芹印象深刻，念兹在兹。
我想像：“悼红轩”里，曹雪芹从许由一路罗列到敬新磨，才发现，自己写下的全是男性。他停笔凝神，想起《鉴诫录•蜀才妇》中说：“吴越饶营妓，燕赵多美姝，宋产歌姬，蜀出才妇。”卓文君的名字从笔底流淌而出。刚写好卓文君，曹雪芹突一转念：文采算什么呢？重要的是品性，是敢于去爱自己喜欢的人，是勇于展示自己的真性情，与李靖夜奔的红拂，与元稹爱恋的薛涛，与张生幽会的崔莺，不是与卓文君一样，是实现爱恋、择定夫婿的人吗？写到此，四川还在曹雪芹脑里萦回，曹雪芹想起四川最著名的文人苏东坡，由此想到苏东坡赞赏有加的朝云。
我相信：曹雪芹曾经关注过四川，至少在书写《红楼梦》第二回时，他想到了四川，想到了汉唐时的四川“才妇”，想到了北宋时的四川才子和陪伴这位四川才子的江南美人。

“异乡”或“局外”

一
1942年，阿贝尔•加缪创作了他的第一篇中篇小说，这篇小说使加缪一举成名。时至今日，小说已经成为法国文学、世界文学领域的经典作品。说到加缪，会想到这篇小说；读加缪、研究加缪，不可能绕开这篇小说。
这篇小说在国内有两个译本：柳鸣九翻译的《局外人》；张一乔翻译的《异乡人》。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 “法律与文学”丛书第一部，就是张一乔翻译的《异乡人》（2015年1月出版）。译林出版社的《加缪全集》（2017年1月出版），第一卷第一篇，就是柳鸣九翻译的《局外人》。
两个版本的翻译，各有千秋。比如，养老院发来的电报，柳译为“令堂去世。明日葬礼。特致慰唁。”张译为“母殁。明日下葬。节哀顺变。”张译似乎比柳译好。养老院的地址，柳译为马朗戈，张译为马悍沟，柳译显然比张译好。
不懂法文，无法接触原著，只能咀嚼译著。看译笔，《异乡人》比《局外人》好；看书名，《局外人》比《异乡人》好。

二
故事发生在阿尔及利亚的阿尔及尔。加缪创作这篇小说时，阿尔及利亚是法国的殖民地，阿尔及尔是整个法属北非殖民地的统治中心。
小说的主人公默尔索是位法国人。虽然小说中并未明白告诉我们，但默尔索这个名字却向我们透露了他的国籍。默尔索，是法国勃艮第的一个村庄，作者给主人公安排这样的名字，应该有所指，在我看来，就是指其法国人的身份。同时，小说里与雷蒙发生冲突的人，是阿拉伯人。一再提及的“阿拉伯人”，也在暗示默尔索等的“非阿拉伯人”身份。虽然默尔索肯定生活、可能出生在阿尔及尔，但阿尔及尔在默尔索眼里，是“非法国”的“异乡”。法国呢？默尔索认同吗？小说多次提到巴黎。巴黎，在小说里无疑是法国的象征。默尔索是到过巴黎的，默尔索的老板曾想派默尔索常驻巴黎，但默尔索不愿意。当女友玛莉问及巴黎时，默尔索说：“那里满脏的，到处都是鸽子和阴暗的庭院，而且人的肤色很苍白。”默尔索不喜欢巴黎，不想融入巴黎，其实是一种拒绝，拒绝故土。故土法国，在默尔索眼里，成了“非故乡”的“异乡”。
其实，这种感觉，不只小说里的默尔索有，每位离开故土的人，都有。离开故土，到一个陌生的环境打拼、生活，不论成功与否，都会有一种“异乡”的感觉，心里时时怀想的，是故土。但回到故土，却物非人非，故人不在，故乡变异，现实的故土早已不是记忆里的模样，再也无法融入这片土地。故土，于不知不觉中，早已成了“异乡”。
这是表层的，是肉身层面的“异乡”。
宗教，是西方人的精神皈依。当肉身殒灭，不管生前怎么作恶，只要能得到上帝的原谅，灵魂就可进入天堂，在上帝的膝前承欢受宠。忏悔是西方人自我救赎的手段，天堂是西方人的精神故乡。但默尔索却特立独行，将西方这“普世”的救赎排除。他不信上帝，不做礼拜，拒绝在神父面前忏悔。当神父硬要“仁慈”地救赎他时，他一番激烈的语辞与行为，令神父手足无措，狼狈而退。他有意识地自绝于天堂，将自己的灵魂置放在他自己也不知其所的“异乡”。
从阿尔及尔到巴黎，都是默尔索的“异乡”。从肉身到灵魂，默尔索都处于“异乡”。整个世界都是“异乡”，默尔索在人间、在天堂的“异乡”，都是找不到归宿的“异乡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将小说译为《异乡人》，很有道理。

三
我更喜欢《局外人》的译法。
小说分两部，第一部写默尔索经历的事件，第二部写法律和宗教对默尔索的审判。
第一部，写三个重要事件：默尔索的妈妈去世，默尔索重逢旧识玛莉，默尔索与邻居雷蒙交往。在这些事件里，默尔索似乎一直处于“梦游”状态。妈妈去世，他不看遗容，不哭，在灵堂抽烟、喝咖啡，守夜打瞌睡，送葬心不在焉；本是事件中心的他，却给人置身亲情“局”外的感觉，仿佛“局外人”。与旧时的同事玛莉重逢，彼此的好感奇巧地复活，他们一起游泳，一起看电影，一起睡觉；如此的亲密，却平淡如水，仿佛无可无不可，令人觉得默尔索是在见证别人的亲昵，置身爱情“局”外，似乎“局外人”。与邻居雷蒙交往，介入雷蒙与阿拉伯人的冲突中，帮他写信，帮他作证，帮他“打架”，最后帮他“杀人”；在整个冲突中，默尔索从头到尾置身友情“局”外，是“局外人”。
小说第二部更精彩，写默尔索受审，写默尔索拒绝忏悔。默尔索被捕后，关了监狱里，法院给他指定了律师。面对问讯，默尔索依然处于“梦游”状态。他不想说话，不愿撒谎，不知道怎么为自己辩解。有时，他想说话，东一榔头西一棒锤，不知所云，别人不想听，但更多的时候，他却懒得说，也说不清楚，越说越对自己不利。他仿佛一位旁观者，这个问讯的“局”似乎不是他的“局”，他是案件的“局外人”，杀人的也不是自己，而是别人。庭审时，他到处寻找熟识的人，寻找玛莉，观察一个个前来听庭审的人。控辩双方向他提问时，他无可无不可地回答着，思绪却在想许多庭审时根本就不应该想的问题。他站在审判席，又仿佛没在这里，他知道自己正在被审判，但这个庭审的“局”似乎不是他的“局”，他只是“局外人”。
最终，被陪审团判处“斩首示众”。
上诉期间，神父欲来“拯救”他的灵魂，不信上帝的他，不愿皈依上帝的怀抱，令神父不知所言，不知所措，最后不得不悻悻而去。或许，这一次默尔索是意识清楚、积极主动的，是坚决不移、毫不犹疑的，他不愿身处宗教这个“局”内，将自己的灵魂放置在宗教的“局”外，在肉身无意间成为“局外人”的同时，有意识地让灵魂也成为了 “局外人”。至此，加缪成功地将默尔索塑造成了一位彻彻底底的“局外人”。
有时，人很容易不自觉地就“梦游”，本应积极响应的肉身，突然就处于停滞状态，本应有积极的世俗表现，却偏偏难动声色、不知所以。有时，人愿意坚守一个在旁人看来不通情理的原则，并在这个原则里安顿自己的灵魂，成为世俗难以容忍的人。其实，“局内”与“局外”，并无特别的界线，彼此的过度，往往悄无声息，无迹可寻。小说里的默尔索，无论肉体还是灵魂，不管是被动，还是主动，都成了“局外人”。“局外”，是加缪小说无处不在的“荒谬”；小说，很容易就让人读出无处不在的“局外”意味。因此，将小说译为《局外人》，或许更能体现小说的意蕴，更能概括小说的主旨。

四
1960年1月，加缪遭遇车祸身亡后，萨特在《法兰西观察家》上发表了令人感动的悼词，其中有这样一段：“他在本世纪顶住了历史潮流，独自继承着源远流长的警世文学。他怀着顽强、严格、纯洁、肃穆、热情的人道主义，向当今时代的种种粗俗丑陋发起胜负未卜的宣战。但是反过来，他以自己始终如一的拒绝，在我们的时代，再次重申反对摒弃道德的马基雅维里主义，反对趋炎附势的现实主义，证实道德的存在。”这，或许是对加缪最为准确的评价。
加缪的作品，“警世、人道”。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文学作品的警世作用是客观存在的，关键在于你是 “文以载道”，还是“道存于文”。加缪的作品，并不刻意说教，更未主题先行，但其“教育”意义却从文字、故事里自然流露出来，令人不得不思考，思考之余，深受启迪。人道，是人类文化永恒的话题，很多时候，文学作品的潜移默化远远大于直接的宣扬、说教。加缪的作品，有着深刻的人道主义意义，可以窥见其在人性解剖基础上的大胸怀、大悲悯、大尊重。
加缪的作品，“反对摒弃道德、反对趋炎附势”。摒弃道德的残暴、功利、虚伪，趋炎附势的吹捧、自轻自贱、诌媚，是文人和文学作品最为低卑鄙劣的身姿。加缪的作品，有独言自主的哲理思考，有自在自得的文学表达，既不为某种理论作注解，也不是某些固定主旨下的“命题作文”。他在几乎完全自我的领域里，将俗世视为“异乡”，宁愿处于“局外”，也要为“异乡”寻觅到家园，将“局外”打造成遍布你、我、他的世界。“异乡”是加缪切入世俗世界的自我隔离；“局外”是加缪旁观人性的高超解剖手法。
的确，读加缪，你会感觉到身处“异乡”的“局外人”那种荒谬。但在这些荒谬的背后，你也可以感觉到加缪无处不在的对失落灵魂的救赎，对世俗生命的关切，对人生终极意义的阐释。
在“异乡”也好，在“局外”也好，加缪，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的存在，是文学多种可能之一种。在他的这“一种”中，我们可以品味到他人的、自己的生命、人性。

死亡是现实之一种

《现实一种》首发于1988年1月号的《北京文学》，是余华发表较早的中篇小说。小说写人们最不愿提及，却不得不面对的一种“现实”：死亡。这篇小说，是余华对死亡这一自然生命现象的独特解读，经典阐释，深层探索；是余华小说死亡书写的顶峰与极致，《现实一种》里死亡原因、形态的丰富多变，死亡所涉及的生命、人性的奇特荒诞，余华的其他小说里的死亡，不能与之相提并论。
山岗、山峰两兄弟与他们的妻子上班后，家里只剩下母亲和山岗四岁的儿子皮皮、山峰的儿子。皮皮抱堂弟去看太阳，“有点费力地走到了屋外”，“他感到这沉重来自手中抱着的东西，所以他就松开了手，他听到那东西掉下去时同时发出两种声音，一种沉闷一种清脆，随后什么声音也没有了。”年幼的皮皮，导致了堂弟的死亡。山峰儿子的死，是一种意外，以四岁的皮皮的智力，不可能知道“松开了手”的后果。生命的死亡，有很多种。意外死亡，是生命最不可测的敌人。意外死亡，对于死者，或许是一种幸运，他不需忍受病痛的折磨煎熬，不需看着死神步步逼近。对于生者，却是没有预期的突然，是否保持理智，是考验生者生命宽度与人性深度的试金石，虽然这考验太过残酷。山峰夫妇，没有经受住考验。
山峰夫妇发现儿子死亡后的歇斯底里，完全可以预料，他们一心要报仇的情绪，也可以理解。山岗拿出所有的积蓄，赔偿山峰，不为山峰接受。被伤痛与愤怒吞没的山峰夫妇，彻底丧失了理智。“山岗这时看到弟媳伤痕累累地出现了，她嘴里叫着‘咬死你’扑向皮皮。与此同时山峰飞起一脚踢进了皮皮的胯里。皮皮的身体腾空而起，随即脑袋朝下撞在了水泥地上，发出一声沉重的声响。他看到儿子挣扎了几下后就舒展四肢瘫痪似的不再动了。”情绪，是个奇怪的东西，它本是人的主观（思维）、客观（身体）因素的综合生成体，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它应该受到理智的掌控和人性的节制。但很多时候，却恰恰相反，它能控制人的一切。当山峰陷于愤怒、山峰妻子陷于伤痛的情绪无法自拔时，皮皮的死亡便不可避免。如果说，山峰儿子的死，是因为皮皮的无知与大意，那么，皮皮的死，就是因为山峰夫妇的动物性伤痛与愤怒。在他们夫妇联手置皮皮于死地时，人性是否存在于他们的身体，很值得怀疑。
歇斯底里之后，愤怒之后，是濒临崩溃。第二天，山峰“想起来了”，皮皮“是他一脚踢死的。可他为何要这样做？这又使他一时无法弄清。”其实，他是弄得清的，只是他愿意自己弄不清，他要躲避。与山峰相反，山岗却异常清醒，他的复仇计划冷静而奇特，他要求山峰“把你妻子交给我”，“我想把她绑在那棵树下”，“就绑一小时”。山峰虽濒临崩溃，却还是男人，“还是绑我吧。”山岗将山峰严严实实地绑在树上，“往山峰脚底心上涂烧烂了的肉骨头了，那条小狗此刻闻到香味马上跑了过来。”山峰感觉到“一股奇异的感觉从脚底慢慢升起，又往上面爬了过来，越爬越快，不一会就爬到胸口了。他第三次喊叫还没出来，他就由不得自己将脑袋一缩，然后拼命地笑了起来。”“山岗走上前，伸手托住山峰的下巴，他感到山峰的脑袋特别沉重。他将那脑袋托起来，看到了一张扭曲的脸。他那么看了一会才松开手，于是山峰的脑袋跌落下去，又挂在了胸前。山岗看了看表，才过去四十分钟。”山峰死了，死于山岗给他制造的无法控制的笑，他在笑里窒息身亡。这笑，并不是快乐，而是精心设计的死亡。在山峰的死亡里，山岗看上去很冷静，甚至很克制，但他的动物性伤痛与愤怒，与山峰夫妇置皮皮于死地时，几无二致。与山峰夫妇不同的是，他的报复处心积虑，冷静得可怕，克制得令人胆寒。人性的冷酷，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无以复加。
意外导致的死亡、伤痛与愤怒导致的死亡，处心积虑精心设计导致的死亡，结束了。这些死亡，是个体性的。这些死亡，发生在“家”里，有外人不可见的私密。个体的死亡、“家”里的死亡，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会进入社会、法律的范畴。于是，公权力导致的死亡出现了。
山岗必须死。因为，“杀人偿命”，自古亦然，余华也不能在小说里设计“杀人不偿命”的情节。更重要的是，有规范，有法律，社会才有秩序，才可能公平、正义。“一个月以后，山岗被押上了一辆卡车，一伙荷枪的武警像是保护似的站在他周围。”“武警上前走了一步，将枪口贴在山岗的脑袋上，打出了第三枪，像是有人往山岗腹部踢了一脚，山岗一翻身仰躺在地了。他被绑着的双手压在下面，他的双腿则弯曲了起来，随后一松也躺在了地上。”山岗的死，不是意外，也不是失控所致，是正义的外力介入，是法律规范的结果，是社会秩序的要求。山岗的死，不再是简单的死，而是有着深刻社会意义的必须和必然。这样的死，保障着生。只有通过这样必须的死，才能保障更多必然的生。
其实，在山岗死亡之前，还有一次死亡。“在山峰死去的第六个早晨，老太太也溘然长逝。”老太太的死，余华写得很精细：“那天早晨她醒来时感到一种异样的兴奋。她甚至能够感到那种兴奋如何在她体内流动。而同时她又感到自己的身体正在局部地死去。她明显地觉得脚趾头是最先死去的，然后是整双脚，接着伸延到腿上。她感到脚的死去像冰雪一样无声无息。死亡在她腹部逗留了片刻，以后就像潮水一样涌过了腰际，涌过腰际后死亡就肆无忌惮地蔓延开来。这时她感到双手离她远去了，脑袋仿佛正被一条小狗一口一口咬去。最后只剩下心脏了，可死亡已经包围了心脏，像是无数蚂蚁似的从四周爬向心脏。她觉得心脏有些痒滋滋的。这时她睁开眼睛看到有无数光芒透过窗帘向她奔涌过来，她不禁微微一笑，于是这笑容像是相片一样固定下来。”天道轮回，世事苍茫。生命，按自然的律法终结，是造物的意旨。老太太的死亡，是大自然对生命的收割，是任何外力都不能阻挡的自然规律的必然。正因为如此，余华才将这次死亡，安排在山岗的社会性死亡之后来书写。
至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现实一种》里，余华死亡书写的逻辑顺序：一是个体性的死亡。这是余华最为注重的部分，有三个由浅入深的层次：意外失手，情绪失控，精心设计。二是社会性的死亡。必须有社会的规范，才能确保社会的秩序。三是自然性的死亡。谁也无法躲过的最终结局。余华从一次意外的死亡写起，一步一步将死亡推向更高、更广的场域，以冷静无情、残忍荒诞的笔触，书写着亲情亡失、人性沦丧里的死亡。死亡，在余华笔下，是现实无法躲开的重要内容，是揭示人性存在着不可回避的恶的鲜活道具。
余华终究是余华。《现实一种》里的死亡看得我们透不过气来，在写完死亡里的残忍后，余华还要继续冷酷、荒诞。小说结尾一章，写山岗被医生“瓜分”。“几天以后山岗的皮肤便覆盖在一个大面积烧伤了的患者身上，可是才过三天便液化坏死，于是山岗的皮肤就被扔进了污物桶，后又被倒入那家医院的厕所。”“眼科医生第一个离开，他要在当天下午赶回杭州，并在当天晚上给一个患者进行角膜移植。”“山岗的胸膛首先被掏空了，接着腹腔也被掏空了。一年之后在某地某一个人体知识展览上，山岗的胃和肝以及肺分别浸在福尔马林中供人观赏。他的心脏和肾脏都被作了移植。心脏移植没有成功，那患者死在手术台上。肾脏移植却极为成功，患者已经活了一年多了。”“口腔科医生和泌尿科医生是同时出去的，他们手里各自拿着下颌骨和睾丸。他们接下去要干的也一样都是移植。口腔科医生将把一个活人的下颌骨锯下来，再把山岗的下颌骨装进去。对这种移植他具有绝对的信心。山岗身上最得意的应该是睾丸了。尿医生将他的睾丸移植在一个因车祸而睾丸被碾碎的年轻人身上。”取骨骼的医生“先从山岗的脚下手，从那里开始一点一点切除在骨骼上的肌肉与筋膜组织。他将切除物整齐地堆在一旁。他的工作是缓慢的，但他有足够的耐心去对付。”
山岗虽然死了，但他的零部件却得到了生。有的暂时地生，比如他的肾脏、他的睾丸；有的永久地存在，比如他的胃和肝以及肺；他的生命甚至得到了延续，移植他睾丸的年轻人，“居然结婚了，而且他妻子立刻就怀孕，十个月后生下一个十分壮实的儿子。”但死亡后的山岗终究只是一具没有生命的躯壳，当取骨骼的医生“的工作发展到大腿时，他捏捏山岗腿上粗鲁的肌肉对山岗说：‘尽管你很结实，但我把你的骨骼放在我们教研室时，你就会显得弱不禁风。’”小说，在这句话里戛然而止。任何人，都读得出这句话里的深刻隐喻：生命，只有生命，才是坚强的；没有生命的躯体，再强壮，也弱不禁风。
余华的《现实一种》很能体现余华小说残忍、冷酷、荒诞的特征。山峰踢死皮皮，山岗整死山峰，残忍、冷酷得令人不忍直视，不忍再读。山岗整死山峰，山岗死后的归宿，荒诞得令人难以置信，令人倍觉怪异。但在残忍、冷酷、荒诞的同时，余华悄悄地撩起死亡黑暗大幕的一角，让希望的阳光照射进来。于是，我们从《现实一种》最后的荒诞里，看到了一丝希望，看到了生命的延续。
死与生，是同胞兄弟。生，潜藏着死；死，孕育着生。死亡，只是现实之一种，并不是生命的全部。

《哲学的慰籍》，能慰籍谁？

虽然并不能弄懂哲学是什么，但一直对哲学感兴趣，觉得它是人类智慧最深层次最高水准的表现，是知识宝殿伸入云层窥视天堂的塔尖。我习惯于读那些读不懂的哲学原著，不喜欢对哲学的解释。总觉得，别人咀嚼过的哲学虽然好懂，但不是原汁原味的东西；解释者有附会穿凿牵强自圆其说之嫌疑，阅读者有途说道听拾人牙慧难得真经之可能。
刚在《读书》上看到关于阿兰•德波顿《哲学的慰籍》的介绍时，不以为然，认为大不了又是一本解释哲学的书。但看完介绍，觉得：既然他被称为“英伦才子”，文章一定不同一般。再看它慰籍的内容，更是令人动心，觉得：自己真有好几个地方需要慰籍一下。到网上搜了一下，没找到它的全文，只别人文章里那么一小段的引用就足以让我对它另眼相看了：是本值得一读的咀嚼哲学的书。我托我们小城里的书店给我找一本，没找到；我托市里我经常买书的书店给我找一本，没找到；我到省城时，逛了好多书店，依然没找到。
所以，当阿兰•德波顿的《哲学的慰籍》从千里之外来到我手中时，我有一种终于见到“爱人”的感觉，急切地读了起来。我觉得自己能在其中寻求到自己需要的慰籍；即使在书中找不到，读它，本身就是一种慰籍；甚至不读它，只要看到它静静地卧在床头躺于书桌站立书柜，想起扉页上那潦潦几字，也是一种特殊的慰籍。

苏格拉底：对与世不合的慰籍。
最早知道苏格拉底，并不是因为他的哲学，而是他对法律的态度。他好象说过大意如下的话：再不好的法律，也比没有法律好！所以，当雅典人民判处他死刑时，他很从容，很果敢，一点也没有面对死亡的恐怖与惊惶。其实，也许是有的，只不过已经没人知道，因为现在人们看到的“苏格拉底之死”，都是艺术家们的创作。
苏格拉底有机会活下来，也有可能创造出更多的文化遗产，但他在与世不合时，选择了保持自己的与世不合，而不是融入世俗。他对法官说：“只要我一息尚存，官能健全，我决不会停止哲学实践，不会停止对你们进行劝导，不会停止向遇到的每一个人阐明真理……所以，诸位，不论你们是否释放我，你们知道我是不会改变我的行为的，虽百死而不悔。”我想，这样的宣言只有古希腊时代充满智慧的苏格拉底才能说出来，才能亲身去实践……
与世不合并不一定就是错，正如有一句话说的那样：真理，有时候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但与世不合也并不一定就是对：不过，“异端”也有他自己的权利。德波顿告诉我们：“哲学家向我们指出一条路，可以摆脱两种强有力的错觉：应该永远听从舆论，或者决不听从舆论。”所以：我们既不能因为与世不合而不知所措，更不能因为与世不合而沾沾自喜！

伊壁鸠鲁：对缺少钱财的慰籍。
这是我很想看的一章，因为我就是个缺少钱财的人。很多时候，我不得不为钱财而劳心伤神。我想从哲学里找到慰籍，让自己从“钱眼”里钻出来，更高贵一些。
虽然伊壁鸠鲁自己说过：“如果我把口腹之乐、性爱之欢、悦耳之娱、见窈窕倩影而柔情荡漾，一概摈弃，那我将无法设想善为何物。”牛津英语词典也将“伊壁鸠鲁的”注释为“致力于追求享乐，引申为：奢侈，肉欲，饕餮”但伊壁鸠鲁给我们开出的快乐清单却是另外一个样子：1、友谊，2、自由，3、思想。
伊壁鸠鲁告诉我们：“以天然的人生目标来衡量，贫穷就是巨大的财富，而无限财富就是巨大的贫穷。”这句话，看起来很眼熟的样子，与近代一位伟人所说过的“一穷二白，正好描绘美好画卷”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二者的立意不同，但在我这里效果却完全一样。所以，看了很久，我觉得这伊壁鸠鲁依然无法慰籍我之缺少钱财，我依然无法从缺少钱财的困苦中解脱出来。

塞内加：对受挫折的慰籍。
塞内加一直以苏格拉底为榜样，所以，面对尼禄的死刑命令，他与苏格拉底一样，表现出了人类在此情形前难得的镇定自若。
德波顿告诉我们：“挫折的核心……有着同样的基本构成，那就是主观愿望与严酷的现实之间的冲突。”塞内加的哲学教给我们顺应全方位的现实，从而使我们纵使不能免遭挫折，也至少能免于因为情绪激动而遭受挫折带来的全部毒害。
塞内加认为：当我们遇到挫折时，表现出来愤怒、震惊、不公正感、焦虑、受嘲弄感，是因为我们对这个世界抱太过乐观的态度，把这个世界想象得太过美好。所以，他对我们说：“何必为部分生活而哭泣？君不见全部人生都催人泪下。”
虽然挫折经常袭击卷涌我，但我并不认为是自己所处的世界很是暗黑。每次挫折之后，我都会如塞内加所说的那样“愤怒、震惊、不公正感、焦虑、受嘲弄感”，但我觉得，不论是卑微如我者，还是高贵如哲学家们，都必须心怀美好希望地生活。如果“全部人生都催人泪下”，那我们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

蒙田：对缺陷的慰籍。
蒙田应该不是哲学家，他的《随笔集》也应该只是文学著作，而不是哲学著作。但德波顿却给了他一个任务：慰籍缺陷。
德波顿罗列了三种缺陷：性缺陷、文化的缺陷、智力的缺陷，并在蒙田那里找到了他认识的慰籍办法。对性缺陷，蒙田说：“最愚蠢的自讨苦吃就是蔑视自己的身体”，“每一个人的形体都承载着全部人的状况”，所以，肉体是既不能否定也不能战胜的。对文化的缺陷，蒙田说：“每一个民族都有许多风俗习惯，不但不为另一民族所知，而且被认为野蛮、怪异”，“人人都把他们不习惯的事物称作野蛮……总是认为本国的宗教和政治制度十全十，一切行事处世的方式都是既深刻又完美”，所以，“我是人，凡属于人的于我都非异类。”对智力的缺陷，蒙田说：“我一生中见过成百个工匠和农民比大学校长更有智慧，更快活”，“我们每个人都比自以为的更富有”，所以，“善良而平凡的生活，努力寻求智慧而从未远离愚蠢，有些成就足矣。”
蒙田是我最喜欢的文学家之一，很早就读过梁宗岱先生翻译的他的随笔选：《蒙田试笔》；最近，又在读潘丽珍等合译的《蒙田随笔全集》。我总觉得，蒙田之所以说缺陷并不重要，是因为他觉得自己不同常人；而平常如我者，却总是希望缺陷越少越好，甚至成为完人。

叔本华：对伤心的慰籍。
叔本华是历史上最大的悲观主义哲学家。德波顿认为：就悲情而言，叔本华可能是哲学家中感情最细腻的。
叔本华的悲观表现在很多方面，他认为：“我的一生可视为一段无用之插页，是对我长眠于‘无’之极乐境界的干扰。”“人的存在是一种错误，可以说今天很坏，一天比一天坏，直到最坏的事出现。”“生命本质上没有任何价值，只是靠需要和幻觉保持运动。”但在我看来，叔本华也是一个很有幽默感的人，他在即将离世时说：“想到不久以后我的身体将为虫豸吃光，我还能忍受；但是想到那些哲学教授们蚕食我的哲学，使我不寒而栗。”
叔本华的爱情观也让人感到悲观：“人人都企图通过另一人来抵消自己的弱点、缺陷和变异之处”，“下一代人的福祉是以这一代人为代价的”，“在婚姻中追求的不是智力的享受，而是繁衍后代”。
所以，当我们伤心时，想想这人生其实是“一段无用的插页”，“一天比一天坏”，我们还有什么可伤心的呢？

尼采：困难时的慰籍。
你可以不知道尼采，但你一定会知道他说的两句大意如下的话：上帝死了！见女人时，别忘了带上鞭子！
早年，尼采是叔本华的崇拜者，到1876年，他突然有了一种“新的、非叔本华的对生存的信念”：人的自我完善不是通过避免痛苦，而是通过承认痛苦是通向任何善的自然的、必经的步骤而达到的。
尼采认为：“苦与乐如此紧密相连，谁想得到多少这一面，就必须尝到多少另一面”。尼采主张绝对不要酗酒：“对于所有重精神的人，我无比认真地劝诫：绝对禁酒。喝水足矣。”尼采痛恨功利主义：“欧洲的庸俗化，现代思想的平民主义皆源于英国……人本来不是为追求幸福而奋斗的，只有英国人才是这样。”尼采对基督教提供的对痛苦的慰籍抱有深刻的保留：“两种欧洲最大的毒品：酒精和基督教”。
尼采终身未娶，他与莎乐美的交往和向她求婚失败的经历，成为尼采生活的重要插曲。而莎乐美也因与尼采、里克尔、弗罗伊德的交往而成为学术界的名女人。

哲学真的能给我等慰籍吗？
德波顿从哲学家的哲学里，为我们可能遇到的六个方面的困境寻求慰籍。读《哲学的慰籍》时，我觉得哲学家们说的都是至理名言，德波顿的分析也很在理，很能给我以思想启迪。沉溺于纯思想的层面，我觉得自己被很好地慰籍着，自己存在的困境真的烟消云散了，自己真的就慢慢地升华高贵起来，纯粹理性起来……
但当我回到现实生活中，回到自己所处的世界时，一切又恢复了原状。刚才被慰籍得妥妥贴贴的东西一下子又凸显出来，很生硬，很刺目地耸立在我的面前，令我劳心伤神。看来，我这俗人，虽然看书时能在哲学里找到一点慰籍，但却是不能将其运用到生活里的。在生活中，我，依然有很多方面找不到慰籍。
看完德波顿的《哲学的慰籍》，曾经得到的慰籍和书的内容便随书合上，逐渐消失。倒是那书的形式却清楚地存在于我的思想里，给我无穷的慰籍。

附：看《哲学的慰籍》，千万不要看“译序”。看了译序，你会对书的文字有很多美好的想象，但事实上，翻译出来的汉语却与你的想象有很大的差距。如果，怀着体验美好文字的美好想象去读正文，你会很失望的，而这种失望又可能影响到你体验书中的思想。

死亡是现实之一种

《现实一种》首发于1988年1月号的《北京文学》，是余华发表较早的中篇小说。小说写人们最不愿提及，却不得不面对的一种“现实”：死亡。这篇小说，是余华对死亡这一自然生命现象的独特解读，经典阐释，深层探索；是余华小说死亡书写的顶峰与极致，《现实一种》里死亡原因、形态的丰富多变，死亡所涉及的生命、人性的奇特荒诞，余华的其他小说里的死亡，不能与之相提并论。
山岗、山峰两兄弟与他们的妻子上班后，家里只剩下母亲和山岗四岁的儿子皮皮、山峰的儿子。皮皮抱堂弟去看太阳，“有点费力地走到了屋外”，“他感到这沉重来自手中抱着的东西，所以他就松开了手，他听到那东西掉下去时同时发出两种声音，一种沉闷一种清脆，随后什么声音也没有了。”年幼的皮皮，导致了堂弟的死亡。山峰儿子的死，是一种意外，以四岁的皮皮的智力，不可能知道“松开了手”的后果。生命的死亡，有很多种。意外死亡，是生命最不可测的敌人。意外死亡，对于死者，或许是一种幸运，他不需忍受病痛的折磨煎熬，不需看着死神步步逼近。对于生者，却是没有预期的突然，是否保持理智，是考验生者生命宽度与人性深度的试金石，虽然这考验太过残酷。山峰夫妇，没有经受住考验。
山峰夫妇发现儿子死亡后的歇斯底里，完全可以预料，他们一心要报仇的情绪，也可以理解。山岗拿出所有的积蓄，赔偿山峰，不为山峰接受。被伤痛与愤怒吞没的山峰夫妇，彻底丧失了理智。“山岗这时看到弟媳伤痕累累地出现了，她嘴里叫着‘咬死你’扑向皮皮。与此同时山峰飞起一脚踢进了皮皮的胯里。皮皮的身体腾空而起，随即脑袋朝下撞在了水泥地上，发出一声沉重的声响。他看到儿子挣扎了几下后就舒展四肢瘫痪似的不再动了。”情绪，是个奇怪的东西，它本是人的主观（思维）、客观（身体）因素的综合生成体，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它应该受到理智的掌控和人性的节制。但很多时候，却恰恰相反，它能控制人的一切。当山峰陷于愤怒、山峰妻子陷于伤痛的情绪无法自拔时，皮皮的死亡便不可避免。如果说，山峰儿子的死，是因为皮皮的无知与大意，那么，皮皮的死，就是因为山峰夫妇的动物性伤痛与愤怒。在他们夫妇联手置皮皮于死地时，人性是否存在于他们的身体，很值得怀疑。
歇斯底里之后，愤怒之后，是濒临崩溃。第二天，山峰“想起来了”，皮皮“是他一脚踢死的。可他为何要这样做？这又使他一时无法弄清。”其实，他是弄得清的，只是他愿意自己弄不清，他要躲避。与山峰相反，山岗却异常清醒，他的复仇计划冷静而奇特，他要求山峰“把你妻子交给我”，“我想把她绑在那棵树下”，“就绑一小时”。山峰虽濒临崩溃，却还是男人，“还是绑我吧。”山岗将山峰严严实实地绑在树上，“往山峰脚底心上涂烧烂了的肉骨头了，那条小狗此刻闻到香味马上跑了过来。”山峰感觉到“一股奇异的感觉从脚底慢慢升起，又往上面爬了过来，越爬越快，不一会就爬到胸口了。他第三次喊叫还没出来，他就由不得自己将脑袋一缩，然后拼命地笑了起来。”“山岗走上前，伸手托住山峰的下巴，他感到山峰的脑袋特别沉重。他将那脑袋托起来，看到了一张扭曲的脸。他那么看了一会才松开手，于是山峰的脑袋跌落下去，又挂在了胸前。山岗看了看表，才过去四十分钟。”山峰死了，死于山岗给他制造的无法控制的笑，他在笑里窒息身亡。这笑，并不是快乐，而是精心设计的死亡。在山峰的死亡里，山岗看上去很冷静，甚至很克制，但他的动物性伤痛与愤怒，与山峰夫妇置皮皮于死地时，几无二致。与山峰夫妇不同的是，他的报复处心积虑，冷静得可怕，克制得令人胆寒。人性的冷酷，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无以复加。
意外导致的死亡、伤痛与愤怒导致的死亡，处心积虑精心设计导致的死亡，结束了。这些死亡，是个体性的。这些死亡，发生在“家”里，有外人不可见的私密。个体的死亡、“家”里的死亡，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会进入社会、法律的范畴。于是，公权力导致的死亡出现了。
山岗必须死。因为，“杀人偿命”，自古亦然，余华也不能在小说里设计“杀人不偿命”的情节。更重要的是，有规范，有法律，社会才有秩序，才可能公平、正义。“一个月以后，山岗被押上了一辆卡车，一伙荷枪的武警像是保护似的站在他周围。”“武警上前走了一步，将枪口贴在山岗的脑袋上，打出了第三枪，像是有人往山岗腹部踢了一脚，山岗一翻身仰躺在地了。他被绑着的双手压在下面，他的双腿则弯曲了起来，随后一松也躺在了地上。”山岗的死，不是意外，也不是失控所致，是正义的外力介入，是法律规范的结果，是社会秩序的要求。山岗的死，不再是简单的死，而是有着深刻社会意义的必须和必然。这样的死，保障着生。只有通过这样必须的死，才能保障更多必然的生。
其实，在山岗死亡之前，还有一次死亡。“在山峰死去的第六个早晨，老太太也溘然长逝。”老太太的死，余华写得很精细：“那天早晨她醒来时感到一种异样的兴奋。她甚至能够感到那种兴奋如何在她体内流动。而同时她又感到自己的身体正在局部地死去。她明显地觉得脚趾头是最先死去的，然后是整双脚，接着伸延到腿上。她感到脚的死去像冰雪一样无声无息。死亡在她腹部逗留了片刻，以后就像潮水一样涌过了腰际，涌过腰际后死亡就肆无忌惮地蔓延开来。这时她感到双手离她远去了，脑袋仿佛正被一条小狗一口一口咬去。最后只剩下心脏了，可死亡已经包围了心脏，像是无数蚂蚁似的从四周爬向心脏。她觉得心脏有些痒滋滋的。这时她睁开眼睛看到有无数光芒透过窗帘向她奔涌过来，她不禁微微一笑，于是这笑容像是相片一样固定下来。”天道轮回，世事苍茫。生命，按自然的律法终结，是造物的意旨。老太太的死亡，是大自然对生命的收割，是任何外力都不能阻挡的自然规律的必然。正因为如此，余华才将这次死亡，安排在山岗的社会性死亡之后来书写。
至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现实一种》里，余华死亡书写的逻辑顺序：一是个体性的死亡。这是余华最为注重的部分，有三个由浅入深的层次：意外失手，情绪失控，精心设计。二是社会性的死亡。必须有社会的规范，才能确保社会的秩序。三是自然性的死亡。谁也无法躲过的最终结局。余华从一次意外的死亡写起，一步一步将死亡推向更高、更广的场域，以冷静无情、残忍荒诞的笔触，书写着亲情亡失、人性沦丧里的死亡。死亡，在余华笔下，是现实无法躲开的重要内容，是揭示人性存在着不可回避的恶的鲜活道具。
余华终究是余华。《现实一种》里的死亡看得我们透不过气来，在写完死亡里的残忍后，余华还要继续冷酷、荒诞。小说结尾一章，写山岗被医生“瓜分”。“几天以后山岗的皮肤便覆盖在一个大面积烧伤了的患者身上，可是才过三天便液化坏死，于是山岗的皮肤就被扔进了污物桶，后又被倒入那家医院的厕所。”“眼科医生第一个离开，他要在当天下午赶回杭州，并在当天晚上给一个患者进行角膜移植。”“山岗的胸膛首先被掏空了，接着腹腔也被掏空了。一年之后在某地某一个人体知识展览上，山岗的胃和肝以及肺分别浸在福尔马林中供人观赏。他的心脏和肾脏都被作了移植。心脏移植没有成功，那患者死在手术台上。肾脏移植却极为成功，患者已经活了一年多了。”“口腔科医生和泌尿科医生是同时出去的，他们手里各自拿着下颌骨和睾丸。他们接下去要干的也一样都是移植。口腔科医生将把一个活人的下颌骨锯下来，再把山岗的下颌骨装进去。对这种移植他具有绝对的信心。山岗身上最得意的应该是睾丸了。尿医生将他的睾丸移植在一个因车祸而睾丸被碾碎的年轻人身上。”取骨骼的医生“先从山岗的脚下手，从那里开始一点一点切除在骨骼上的肌肉与筋膜组织。他将切除物整齐地堆在一旁。他的工作是缓慢的，但他有足够的耐心去对付。”
山岗虽然死了，但他的零部件却得到了生。有的暂时地生，比如他的肾脏、他的睾丸；有的永久地存在，比如他的胃和肝以及肺；他的生命甚至得到了延续，移植他睾丸的年轻人，“居然结婚了，而且他妻子立刻就怀孕，十个月后生下一个十分壮实的儿子。”但死亡后的山岗终究只是一具没有生命的躯壳，当取骨骼的医生“的工作发展到大腿时，他捏捏山岗腿上粗鲁的肌肉对山岗说：‘尽管你很结实，但我把你的骨骼放在我们教研室时，你就会显得弱不禁风。’”小说，在这句话里戛然而止。任何人，都读得出这句话里的深刻隐喻：生命，只有生命，才是坚强的；没有生命的躯体，再强壮，也弱不禁风。
余华的《现实一种》很能体现余华小说残忍、冷酷、荒诞的特征。山峰踢死皮皮，山岗整死山峰，残忍、冷酷得令人不忍直视，不忍再读。山岗整死山峰，山岗死后的归宿，荒诞得令人难以置信，令人倍觉怪异。但在残忍、冷酷、荒诞的同时，余华悄悄地撩起死亡黑暗大幕的一角，让希望的阳光照射进来。于是，我们从《现实一种》最后的荒诞里，看到了一丝希望，看到了生命的延续。
死与生，是同胞兄弟。生，潜藏着死；死，孕育着生。死亡，只是现实之一种，并不是生命的全部。

@似朝朝3 2019-03-01 15:55:09
只有经历地狱般的磨练，才能炼出创造天堂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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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中国古语里也有类似的说法，比如：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汪曾祺散文印象

汪曾祺的散文，在我这里，指他1980年后创作的散文。
1941年至1959年，汪曾祺也创作过一些散文。这些散文，可分为两个时段：1941至1948年，1950至1959年。前一时段的散文，与他1949年前的大部分小说一样，有很浓的“现代主义”味道，读来诘屈聱牙。诘屈聱牙，并不指其文字、句式，而是指其章法、意蕴。跳跃得看不见跳起、升高、跌落的轨迹，看不见着地时应该在沙地上留下的脚印；灵动得东一榔头西一锤，前面大红后面浓绿，令人找不着北。好不容易领会其意蕴一二，但认真思索却什么也没抓住，文字在眼前实实在在，文字背后的东西却难见其庐山真面。后一时段的散文，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浓郁的政治语氛，可以看到在时代潮流里努力“向上”的汪曾祺。虽勉强也有汪曾祺的味道，但更多的却是时代的印痕，一读便知其底里、意蕴。这些散文，我不敢说其不好，但我不喜欢，我所概括的他的散文的特点，无法涵盖它们。
喜欢汪曾祺1980年后创作的散文。虽然，喜欢得很浅显甚至浅薄，是停留在表面的对文字的喜欢，对隐藏在文字背后的“士大夫”意蕴和“人道主义”情怀，感悟并不真切，但还是不依不饶地喜欢，一读再读，不觉繁复。
汪曾祺散文，很散淡。散，是散文的固有特征。汪曾祺散文的散，散得无边无际，可以从东山散到西天，从域内散到境外，从当下散到古时，从此者散到他人。如果说散文与随笔有区别，那么，汪曾祺的散文，随笔的特征要远远大于散文。紧跟在散之后的，是淡。平淡，行文如拉家常，娓娓道来，行云流水般自自然然。浅淡，字里行间几无深文大义，抒情是随随意意的，说理是平平实实的，少激越愤懑，无悲怆呼号。淡然，世事、人生、过往、当下都看得很开，对事理穷根究底却不纠缠，对生活品咂咀嚼却不贪嗜。散与淡，在汪曾祺的散文里，是不可分割的一体双面，散是淡的形式，淡是散的结果。
1990年，汪曾祺写过一篇《多年父子成兄弟》，发表于《福建文学》1991年第1期。浓郁的亲情，却写得既散且淡。写父亲“绝顶聪明”：“拉的是老派胡琴，弓子硬，松香滴得很厚。”很不同一般。“我母亲死后，他亲手做给她做了几箱子冥衣”，这里本是可大煽其情的地方，但汪曾祺却只淡淡地写道：“按照母亲生前的喜好，选购了各种的花素色纸作衣料，单夹皮棉，四时不缺。”写父亲“很随和”：“春天，不到清明，他领一群孩子到麦田里放风筝。”只淡淡地写“放风筝的线是胡琴的老弦”，孩子们“身心都极畅快。”并不写一般人都要写的父子亲情。写父亲“对我学业是关心的”：“我小时也喜欢画画，但他从不指点我”，“我写过一阵‘圭峰碑’和‘多宝塔’以后，他建议我写写‘张猛龙’。”“建议”一词很有味道，很能体现汪曾祺行文的淡。写“我十七岁初恋”“他在一旁瞎出主意！”写“他喝酒，给我也倒一杯。”“抽烟，一次抽出两根，他一根，我一根。”叙述散散淡淡，文字平平实实。有细节，却不繁复，写一事，往往只三五几句，散得零落，甚至有点“乱”。多记事，几乎不抒情，只叙述，基本没议论，淡得超然，有些令人怀疑：这真是写父子亲情的文吗？
汪曾祺散文的散淡，不仅体现在文字上，也体现在布局上。汪曾祺喜欢跳出固定的范围：本写此事，写着写着，却突然从此事岔开，写他事。这也是一种散，散得很有味道，亦可从中领略汪曾祺散文的好。1987年2月，汪曾祺写过一篇《金岳霖先生》，载于《读书》1987年第5期。写到金岳霖先生的衣着，很简略：“经常穿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天冷了就在里面围一条很长的驼色的羊绒围巾。”写完，笔触突然岔开，岔到闻一多的衣着：“有一阵穿一件式样过时的灰色旧夹袍，是一个亲戚送给他的，领子很高，袖口极窄。”写完衣着，还继续往岔，岔到“龙云的长子，蒋介石的干儿子龙绳武家里开校友会”上，“闻先生在会上大骂‘蒋介石，王八蛋！混蛋！’”汪曾祺散文里，这样的岔笔，到处都是。他的岔开，很自然，不生硬，仿佛荡秋千，起起落落，高高低低，发衫飘摇，很惊艳。我将他这种不经意其实有深意而岔开的写法，称之为“荡”，称他这样的笔触为“荡笔”。很喜欢他的这种“荡笔”，轻轻一“荡”，“荡”得千娇百媚，“荡”出风种万种。
汪曾祺的散文，虽然散得无法捉摸，淡得山高水长，其实却有“匠心”隐藏其中。这“匠心”，就是典雅。多读多看，慢慢咀嚼，细细品味，会发现：汪曾祺的散文虽然散淡，平实，但其字、词、句，都经过细致的锤炼，很下过一番琢磨功夫，准确，生动，恰到好处，非它莫属。这种细致的锤炼，不动声色却大有深意，看似平实却典丽文雅。汪曾祺的文字，有桐城派、归有光散文的深厚底子，有文言文甚至骈体文的些许影子，但读来却不聱口，自然平和，顺畅平实。典雅，或许可谓文味；典雅，通常与高雅同义。汪曾祺散文的典雅，很雅很有文味，却不见其高，甚至无高可显。这是高水准，是大境界，没有对文字熟稔之极的掌控，无法达到这样的高度，虽非匠心独运，至少可谓深得文字三昧。
1987年第一期《滇池》，刊载过《昆明菜》一文，系汪曾祺“昆明忆旧之七”。《汽锅鸡》一则里说：做汽锅鸡要用武定肥鸡，“鸡瘦则肉柴，肥则无味。独武定肥鸡极肥而有味。”又说：“昆明旧有卖爊鸡杂的”，“鸡肠子盘紧如素鸡，买时旋切。耐嚼，极有味，而价极廉，为佐菜下酒妙品。”一句“瘦则肉柴，肥则无味”，一个爊字、一个佐字，尽显文字风流，读来赏心悦目。1988年5月，汪曾祺写过一篇怀念沈从文的文章《星斗其文 赤子其人》，刊载于《人民文学》1988年第7期。写到沈从文与“杨振声、张奚若、金岳霖、朱光潜诸先生，梁思成林徽音夫妇”的交往时说：“他们的交往真是君子之交，既无朋党色彩，也无酒食征逐。清茶一杯，闲谈片刻。”写沈从文“有一阵搜集旧纸，大都是乾隆以前的。多是染过色的、瓷青的、豆绿的、水红的，触手细腻到像煮熟的鸡蛋白外的薄皮，真是美极了。”其“既无朋党色彩，也无酒食征逐”一句，特别是“酒食征逐”一词，其瓷青、豆绿、水红的颜色，尽得古韵遗风，有文言味却又平顺自然，一点也不做作。
汪曾祺散文文字的典雅，不以多取胜，重在得当。往往就那么一两句，效果特别明显，令人感受到、体会到文字的精致、细腻。比如，《藻鉴堂》里的“花木无言，鸟凫自乐，得园之趣，非白日摩肩继踵的游人所能受用。”比如，《钓鱼台》里的“行人从潭中的堤上走过时，不免要向东边看一眼，看看可望而不可即的钓鱼台，沉沉烟霭，苍苍树木。”比如，《水母宫和张郎像》里的“晋水流经之处稻麦丰盛，草木华滋，女郎俊美。”比如，《初识楠溪江》里的“迈过这棵大盆景，抚树一望，对面诸峰，争先恐后，奔奔沓沓，皆来相就。”比如，《自报家门》里的“蜈蚣在天上矫夭摆动，跟活的一样。”例子很多，随便翻读一篇，都能找到。
与典雅紧密相连的，是书卷。汪曾祺的散文，有浓浓的书卷气。书卷气，处理不好，就会“吊书袋”。汪曾祺处理得很好，文章里满满的书卷气，读来令人舒爽，令人长见识，更重要的是，几乎感觉不出来。书卷气，以广博的阅读、丰富的学识为基础，书卷气，是“杂家”“腹有诗书”的体现。书卷气的物质体现，是引用。汪曾祺喜欢引用古典文献资料，来书写笔底的寻常物事。所引之文，涉及广博，杂而多端，但他不卖弄，不炫耀，不为引而引，引用得自然而然，水到渠成。读他的引文，能于无意间学到许多东西。如果有兴趣、有时间顺着他的引文往下深究，更能在古典文献里读到义理、道统之外的人间风情、世俗生活的温馨温暖。
1984年，汪曾祺写过一篇《葵•薤》与《水母》一起，以《随笔两篇》之名，刊发于《北京文学》1984年第11期。其写“葵”，从汉乐府《十五从军行》说起，说全诗“平淡而真实”，“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也完全能读懂”，然而其中的一句“采葵持作羹”却令他迷惑了多年，直到读了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长编》和《植物名实图考》，才从吴其濬的研究里知道：葵，就是冬苋菜。疑惑虽解，却并不收笔，继续考证葵的前世今生。这一考证，不得了：“葵本是中国的主要蔬菜”，《诗经》《齐民要术》和古诗文常有载咏，“元代王祯的《农书》还称葵为‘百菜之主’。”但到“明代的《本草纲目》中已经将它列入草类，压根儿不承认它是菜了！”《十五从军行》也读过，读时没想过“采葵持作羹”一句里的“葵”是什么，读完，也就完了。读了汪曾祺这篇文，才知道一个简单的“葵”里，有这么多的生活、历史、文化。只是，要弄清楚这些，没有深厚的积累，是不行的。读后，把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长编》和《植物名实图考》买回来，只是一直放在书柜里，连塑封也未打开。这样的例子，在汪曾祺散文里随处可见，特别是在他的游记里，体现得最为充分。他的游记，虽记景色，却不重景色，往往“荡”到人文园地，引经据典，讲相关的历史、掌故、传说等等。不管别人怎么看，至少我读来，很觉过瘾，很有味道。
汪曾祺的散文，在中国当代散文史上，有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2016年5月25日，毕飞宇在浙江大学作过一次题为《倾“庙”之恋》的演讲，讲读《受戒》的感想，颇引人深思。毕飞宇说：“汪曾祺写《受戒》，‘1980年’既是一个写作时期，也是一个写作前提。我常说，作家在什么时候生是重要的，作家在什么时候死也重要。汪曾祺如果没有熬到改革开放，没有熬到新时期，他要是在1976年之前就死了，汪曾祺的价值起码要打九折，他远远没那么贵重。”（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2月版《小说课》第166—167页）我对汪曾祺的文学价值判断，比毕飞宇更甚：汪曾祺百分之九十九的价值，存在于他1980年后的作品里。这个折扣的确很高，但我的感觉，就是如此。
汪曾祺的散文，或许不想通过书写，拨疏出什么高深的道理；或许想，却偏偏将其深深地隐藏起来。他细细写来，娓娓道来，把景、物、事、人、情，写得新鲜灵动却又文雅端庄，活色生香却又淡然出尘。汪曾祺的散文在我这里，有一种散淡典雅的视觉印象和丰盈丰富的大脑记忆。读汪曾祺的散文，是透过滚滚红尘向远方、向天边的眺望，我喜欢这种不切实际的眺望。读汪曾祺的散文，是对世俗生活、庸常情绪的抵抗，我愿意借助汪曾祺散文的力量，抵抗自己的庸俗，抵御向下沉沦的欲望。

《湘行散记》里的一个细节

1934年，沈从文有一次回乡之旅。据吴世勇编著的《沈从文年谱（1902—1988）》载：“1934年1月7日，因母亲病危，沈从文匆匆赶回老家看望。这次回乡。他在路上走了半个月，1月22日才到家。由于沈从文与胡也频、丁玲曾有深交，并发表过指责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文章，而当时江西红军有战略转移意向，湖南形势吃紧，他被家乡当局视为‘危险人物’，因此只在家停留4天。”“1月27日，离开家乡返回北平。”
1934年4月1日至1935年5月10日，沈从文将回乡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整理成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国闻周报》《学文》《水星》等刊物陆续刊出，共计12 篇。1936年3月，商务印书馆将沈从文回乡系列散文11篇（商务印书馆在编辑过程中，将《滕回生堂的今昔》的文稿丢失），结集为《湘行散记》，纳入该社“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出版发行。
《湘行散记》第五篇，名《一个多情水手和一个多情妇人》，前半段写“多情水手”牛保，后半段写“多情妇人”夭夭，将牛保和夭夭“串”起来的，是“我”。
这篇散文的篇幅不长，写夭夭部分也很精炼。文章虽然也写了夭夭的身世、现状，但核心却只写一个细节：夭夭对“我”的爱。“我”上岸到后，“在一个人家正屋的火堆旁”遇到夭夭，夭夭，“只把一双放光的眼睛尽瞅着我，待我抬起头去望她时，那眼睛却又赶快逃避了。”由此，“我几乎本能的就感到这个小妇人是正在爱着我的。”“我”还为这种爱，找到充足的理由：“我们若稍懂人情，就会明白一张为都市所折磨而成的白脸，同一件称身软料细毛衣服，在一个小家碧玉心中所能引起的是一种如何幻想。”文章结尾，“上船时，在河边我听到一个人唱十想郎小曲，曲调卑陋声音却清圆悦耳。我知道那是由谁口中唱出且为谁唱的。我站在河边寒风中痴了许久。”
的确，“我”与沿河行走的水手、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大不相同。“我”经过都市的熏染、文化的熏陶，已是不同于乡下人的“另类”：穿“一件称身软料细毛衣服”，有“一张为都市所折磨而成的白脸”。这身或许是二手的衣服，这张或许是小白的脸，或许能在“一个小家碧玉心中引起”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但要说它们一定能引发真正“爱”，却值得怀疑，甚至根本不可能。“我”可以尽情想象，尽情虚拟，这是“我”的自由。但想象终究是想象，虚拟也只能是虚拟，想象中的“爱”，虚拟里的“爱”，并不是真正存在的“爱”。
是的，夭夭见到与沿河行走的水手衣着、相貌不同的“我”，可能要定睛审视，看个明白。她被青山绿水浸润洗礼的眸子，应该清澈明亮，应该专注放光。她未经“文明”礼仪格式化的天性，使她在观察别人时特别大胆，却又饱含女性特有的敏感羞涩。对文弱的书生、文人，定睛“瞅着”，却不与之对视，要“逃避”，是十九岁的夭夭作为少妇的性情使然。她或许会有一丝好感，或许会涌起一阵激动，或许会引起一些“幻想”，或许会想起“十想郎”小曲里的卑陋“情节”。这些，都只是“或许”。即使有，也只存在于夭夭的内心，是她内心瞬间泛起的涟漪，与“爱”那种波涛惊天动地的深沉情绪有天壤之别。既使“放光”的眼睛是在传情，没有言语和行动的辅助，所谓的“爱”也只是想象里的海市蜃楼。
自古文人多自恋。散文里的“我”也不例外，凭着“一双放光的眼睛”，凭着自以为有异于常人衣服、脸色，便得出“这个小妇人是正在爱着我的”结论。爱，在“我”需要的时候一定要来，在“我”认为该来的时候一定会来。爱，来得虽莫名突兀，却自然而然，因为“我”不同一般。每次，都是“我”被“她”爱，因为，“我”有被爱的本钱。爱，是不是真实的，可以不管，只要有供“我”沉醉、供“我”痴的气氛，就够了。爱，虽然或许只是“我”的臆想，“我”却依然要在文字里津津不已，并将它传之后世，供来者咀嚼回味，顶礼膜拜。
这天，应该是1934年1月17日。散文里有段文字：“时间还只是三点左右，我的小船便停泊了。停泊地方名为杨家岨依然有吊脚楼，飞楼高阁悬在半山中，结构美丽悦目。”《沈从文年谱》里说：1934年“1月17日，早5点半被冻醒，8点左右开船上行。上午10点半左右，小船过险滩时遇险。晚7时左右，船泊杨家岨。晚，观看渔民在潭中捕鱼。”虽然停泊的时间不同，晚上的活动不同，但杨家岨这个地名却是相同的。《湘行书简》里，1月17日沈从文给张兆和写了好几则信：“上六点十分”《鸭寮围的梦》；“七点四十分”《鸭寮围清晨》，提到了吊脚楼的妇人和牛保；“上十一点卅五分”《歪了一下》；“十二点四十分”《滩上挣扎》；“下午七点廿分”《泊杨家岨》；“下十时一刻”《潭中夜渔》。这些信里，没提及夭夭。显然，夭夭并不是《湘行散记》里船泊杨家岨时，“我”上岸遇到的现实里的人，而是沈从文在创作《湘行散记》时塑造的文学人物。
散文里的夭夭也好，“我”也好，或许在现实生活里有相对应的“原型”。“我”并不是沈从文，而只是沈从文为揭示家乡妇人原始野性与朴素情怀的“证人”，只是散文结构铺排里“串联”前（牛保）后（夭夭）的必要“环节”，只是一双观察家乡人、观察家乡风情的“眼睛”。虽然“我”里或许有沈从文的因素，或许有沈从文的影子，但“我”依然只是“我”，是虚构的，是文学的，不是现实生活里的沈从文。
沈从文在我这里，是“神”一般的完美存在，他的天才，他的执着，他的谦和，他的淡泊，容不得一丝半毫的“非完美”因素。我希望散文里的“我”，只是纯粹虚构，与沈从文无任何关联。我甚至希望沈从文没有写过这篇文，我不想看到沈从文在文里把文人的自恋描写如此淋漓尽致，比一般文人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不愿或是沈从文化身的“我”沉溺在文人想象的“爱”里，听着“十想郎小曲”，“在河边寒风中痴了许久”。
很奇怪，读完《湘行散记》里的《一个多情水手和一个多情妇人》，越是不希望，越是不愿意，一个真切的感受却愈来愈清晰，挤进我的脑海，占据我的思绪：散文里的“我”，差不多就是沈从文；甚至因此以为这篇散文的篇名应该改一改，改为：《一个多情水手和一个多情女人与一个多情作家》。我知道，这是我不懂文学创作手法的无知所致，是对沈从文的污辱与亵渎，但这感受却挥之难去，却之愈浓，无法忘怀。

管窥《人生海海》

麦家的最新长篇小说《人生海海》，通过“我”的耳朵，听命运多舛、历经沧桑的“上校”的传奇人生；用“上校”际遇奇特、近乎神异的人生串起近百年的家国大事、历史烟云。小说不再是麦家成名、擅长的间谍题材，却依然有过往的麦家风格，平静而奇谲，淡定又深邃。抽丝剥茧般层层揭密，披沙拣金地探索真相，将生活际遇里的人生离奇、人性诡异、人世纷繁从容揭示，心惊之余，叹息不已。
作为小说，最关键的是要有个出人意表的好故事；要塑造出有“典型”意义的人物；要描绘人间百态之一态或多态并进而揭示人生、人性、人世的某些真谛；要使读者通过阅读感觉体会到、明白知晓点什么，若有所悟，仿佛豁然。这些，《人生海海》都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至少于我来说如此。
但心惊之余，叹息之后，赞服结束，却自以为是地觉得《人生海海》有几处不该有的“错谬”。这些“错谬”横亘于脑，挥之不去，令我心乱难息。
一是关于故事的起点、基点。《人生海海》的所有故事都是关于“上校”的，“上校”是《人生海海》独一无二的核心人物。没有“上校”，《人生海海》就失去成为小说的基础，麦家再有生花妙笔，也写不出这么精彩的一部小说。“上校”生命最为奇特处是他的下腹部、裆上，有秘而不宣却渐为人知的刺绣。如果说“上校”是小说独一无二的核心人物，那么“上校”下腹部、裆上的刺绣，就是小说所有故事的起点、基点。没有刺绣，故事就没有依托，小说就无法成书，《人生海海》就是空中楼阁无法耸立，就是风中沙雕风过即没。“上校”的人生经历大略可以概括为：青年农民→国民党士兵→国民党军官→国民党军医→军统特务→日本敌特的俘虏→汉奸女特务性奴→国民党军医→解放军军医→志愿军军医→军医英模→开除军籍的农民→残害红卫兵的“罪犯”→疯子→弱智。“上校”还是国民党军官时，与日本鬼子作战划伤了命根，缝补康复后，前半部成了“硬核桃”，大异常人，令遇着的女人乐而不疲无法舍弃。刺绣一部分是他作为军统特务，为套取情报混迹于上海“女鬼佬”时，“女鬼佬”绣上的；一部分是他被汉奸女特务川岛芳子“囚禁”为性奴时，川岛芳子绣上的。“女鬼佬”绣的是“这屌只归日本国”，川岛芳子绣的是“川岛芳子”。从这里，可以看出麦家构建故事的起点、基点，依然是他最为擅长的间谍题材。谍战里，性是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你看“007”系列、“谍影”系列、“碟中谍”系列等等，哪部没有性？但性成为麦家小说里的这个样子——在下腹部、裆上绣上一句话，绣上一个名字，真还少见。所以，对于这个起点、基点，我不喜欢。因为它太过诡异，大大超出我的理解范围。“女鬼佬”们可能变态，川岛芳子可能淫荡，但是不是就一定要在“上校”的下腹部、裆上，绣上小说里的话，绣上那个差不多人人皆知的名字，真还不一定。因为不喜欢这个太过诡异的起点、基点，对整部小说的喜欢也就打了折扣，觉得《人生海海》远不如《解密》《暗算》《风声》，甚至还不如那部不太被人看好也有可能是盗名的《刀尖》。
我边疑惑边对自己说：《人生海海》是小说，不是生活；就是生活，也广阔如“海海”，那些奇异的、诡谲的、莫名其妙的、超越常人想象的事，不会因为你没遇着就不存在，大千世界的某个暗角正闪烁着生活离奇的光，正有好多双眼睛一眨一眨地嘲笑无知的你。生活都如此，更何况作家创作的小说。小说家言，岂能当真，岂可用常理去揣度、推测，小说里的一切怎么会合乎一般的逻辑？没有逻辑，或者超越逻辑，才是小说最大的逻辑。
好吧，我承认 “上校”下腹部、裆上刺绣这个起点、基点有小说“文法”的真实，如石头般坚硬，可以构建《人生海海》的大厦。但麦家构建大厦时的一个重要支柱，又引起了我的疑惑。
二是关于“老保长”的见证。《人生海海》里，“老保长”是“上校”故事的重要讲述人，“上校”抗战期间在上海的特务活动、在湖州的战俘生活、在北平的性奴生涯，抗战胜利后被从汉奸队伍里救出重为军医等等重要信息，都是“老保长”讲述的。就是“上校”下腹部、裆上刺绣的内容，有一半也是通过“老保长”的嘴告知大家的；另一半“老保长”也知道另一半，只是忘了那个人名。“上校”的人生经历他自己不愿讲，小说几乎全是通过见证人在说。他在上海、在北平的一切，离开同村人的视野，谁来见证？没人见证，只能湮没。而这段历史不能湮没，湮没了就没有了整个故事的起点、基点。于是，麦家只好将这个见证的任务赋予给“老保长”，让“老保长”在“上校”的带领下走出乡村，走进繁华，走入故事。这个赋予，令人倍觉不可能，其不可能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女鬼佬”、川岛芳子在“上校”下腹部、裆上刺话刺名。“上校”在日本占领的上海领导着一个六人的军统小组，刺探情报、暗杀敌特，是在刀口舔血的营生，即使要报恩，也不太可能将村里的人带到上海，带到他的潜伏点。此其一。其二，军统向来以组织严密、纪律森严驰名，“上校”的上级“姜太公”可不是吃素的茬，怎么可能让“上校”将一个老乡带到他的潜伏点，并由着“上校”将他带到他们工作的重要场所，进而委托他在抗战胜利后去北平寻找“上校”呢？“老保长”的上海之行，北平之行，在我看来是《人生海海》一个难以弥补的缝隙。越细读越思索，这个缝隙就越大，渐渐地扩展成屋顶上的一个洞。下雨了，大雨从洞口瓢泼而下，淋湿我的大脑，混浊我的理智。小小的缝隙，在雨里成长为令我愈来愈无法理解的漏洞。
我找不到更好的解释，只好用“小说家言”、“没有逻辑就是小说最大的逻辑”这些话来解脱自己有些纠缠不清的思绪。其实，要开脱也容易。唐宋传奇、《聊斋志异》等等里的人鬼、人狐故事，有哪一个合乎日常逻辑，但它们不是依然流传千百年至今不衰吗？ 《魔戒》《冰与火之歌》等等里的怪异世界，哪是常人的智力所能理解，但它们不是依然令人津津不已，看了一遍又一遍吗？
于是，我只好认可“老保长”这个支柱的端正庄重，让它巍峨地矗立在《人生海海》大厦的中心，支起一片辽阔的天地。只是，几处在我眼里的文句不当，还是迷了我的眼。
三是三处值得商榷的表述。一是18页第一段，“冬天，爷爷爱在祠堂门口享太阳，嚼舌头。老人都爱在那儿享太阳，嚼舌根。”感觉要么将后面的“嚼舌根”改为“嚼舌头”，要么将前面的“嚼舌头”改为“嚼舌根”，前后一致才好。二是37页第三段，“抓的就是他，被敌人从电车上抓走，后来关押在湖州长兴山里的一个战俘营里劳改。”“劳改”，应该是“劳动改造”的简写，似乎是新中国里的新名词，在日本占领时代用“劳改”一词是否妥当，请知者示教。三是48页第二段，“母亲和姐姐在灶屋里包粽子，两只老母鸡闻到了糯米经山泉水浸泡后散发出的清香，在堂前踟蹰、张望，伺机捡到便宜。”最后一句“伺机捡到便宜”似乎应该是“伺机捡便宜。”
最后说说《人生海海》这个书名。关于“人生海海”，麦家在第三卷（306页）里，通过“我”的前妻读者：“当时我连‘人生海海’也不知什么意思。她扑哧一下笑了，告诉我这是一句闽南话，是形容人生复杂多变但又不止这意思，它的意思像大海一样宽广，但总的说是教人好好活而不是去死的意思。”“人生海海”的意思，是可以从字面理解的：一是每个人的生命时限虽然有定数，但人生的际遇却宽阔如海，无限多种可能的存在，是人生最为精彩处，你不必在一棵树上“吊死”，要对生活充满信心，对自己满怀希望；二是人类的命运如一片浩渺的大海，无边无际没有尽头，在这样的大海面前，个人经历的挫折、痛苦算不了什么，最多只是沧海一粟，渺小得差不多看不见。“海海”，可以是偏正的，前海修饰后海，前海是形容词，后海是名词，如海一般的海；也可以并列的，前海后海互补、互注、互饰，海前是海，海后是海，海里有海，海外有海。《人生海海》往窄处说，是说“上校”的经历丰富多彩，传奇神秘，仿佛大海一样辽阔无垠、深邃无底，远远超出常人的经历与想象；向宽处讲，是说百年的历史起伏跌宕，波诡涛谲，仿佛大海一样泥沙裹挟、浩渺苍茫，小说里的人有的若一颗水珠闪着光、有的若一粒沙尘蒙着垢，但不管是什么，都一样的渺小，最终都被大海收纳、淹没，消失得无痕无迹，不知所踪。“人生海海”一词给读者很宽阔的想象空间，你可以按自己的想象去理解，去诠释。对与错并不重要，关键的是要能沉入故事里去，有自己对小说的体味，通过作品里的“上校”认识到人生之一种亦或多种、命运之奇特亦或诡异。

@利辛臭鼬编码 2019-08-27 20:09:41
-　　只有经历地狱般的磨练，才能炼出创造天堂的力量 @rsjby2016-02-020 9:2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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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单筒望远镜》的故事与隐喻

冯骥才的最新长篇小说《单筒望远镜》，讲述“一段跨国恋情，沉醉于悲怆的历史河流中”，读来令人心惊。
故事，并不复杂。应该是一个爱情故事，却又不是正统意义上的爱情故事。“恋爱”（如果可以称为“恋爱”的话）中的一方是天津卫的已婚男人欧阳觉，他已婚的身份使“恋爱”沾染了非正统的畸形色彩；另一方是紫竹林租界里的法兰西少女莎娜，她西方人的身份使“恋爱”充满了异国情调。因为畸，因为异，他们的“爱”来得唐突而迅猛，第四次见面，就身颈相交，一发不可收拾。所以，说“爱”不一定准确，说“欲”或可更见其实质底里，姑且称之为“爱欲”吧！欧阳觉与莎娜言语不通，通过纸片上中法文对比的简单单词的似是而非交流，知道彼此眼中的“爱意”，明白彼此身体的“欲望”，让自己的“爱欲”泛滥成滔天洪水，吞没他们，沉醉其中，亦亡于其中。冯骥才似乎是要告诉读者：“爱欲”，是人类共通的东西，完全可以不借助语言、文字，通过目光交流，利用身体演绎，便可以冲破风俗、地域、文化的阻隔，美好地实现，完成。
只是，这个或许是爱情的故事，发生在一个特殊的时期：庚子年（1900年）。此时的天津卫，不是他们享受“爱欲”的乐土，而中西剧烈冲突的战乱之地。从山东、河南进入天津卫的义和团，同颟顸的清政府一起，与洋人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冲突。义和团，是一个奇特的历史存在，或可谓是反欺凌反侵略的“自觉”，但在实际的运动中却有许多令人难以理解的“迷妄”和“愚昧”，既可悲又可叹。随着故事的深入，冯骥才通过身陷义和团里的欧阳觉的视角，把运动里的正气、正义，混乱、混杂，荒诞、荒谬写得淋漓尽致，但他并不评判，而是把这些都展现出来，让读者自己去体味涌动的时代大潮“必然”里的“偶然”，“偶然”里的“必然”。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对年轻人的“爱欲”自然不可善终。莎娜疯了，消失了。欧阳觉历尽艰辛回到天津，莎娜已不可寻，家也被毁灭。侵略者的凶残和无人性，妻子的忠贞与刚烈，令他对自己的“爱欲”有了新的认识，自己的人事，一下子与家恨国仇联系起来，融为一体，难分彼此。他可以活下去，但他却义无反顾地走向自己的选择：向侵略者展现自己的意志，迎接死亡。“在对面的喝令中，又一片密集的子弹呼啸而来。”冯骥才这样安排故事结局，或许是想告诉读者：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但世事肯定会深刻锲入个人生活，时代大潮终究要裹拥身不由己的个人，个人必然与家、与国相连，家事国事天下事，是每个人的事，任何人都不可能游离于家国之外，“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单筒望远镜》里有两个重要的“道具”：欧阳家的大槐树，莎娜爸爸的单筒望远镜。它们具象的背后，可能有作家冯骥才想表达的深刻隐喻。它们，或许才是解读《单筒望远镜》的钥匙。
欧阳家的大槐树，“浓郁又密实的树冠好比一把撑开的巨伞，不单把中间这进院子——还把前后两进边屋子带院子统统罩在下边。”这棵树，历史悠久，“至少三百年”。“欧阳家在这房子里至少住了二十年”，天津别的“老树无缘无故地乏力了，没劲儿了，不行了”唯独欧阳家的大槐树“年年照样开花，散香万家，严严实实地庇着那座老房院子。”但到庚子年的前一年，“从来不生虫子和老树，竟然生出‘吊死鬼’来。”紧接着，“忽然一群大黑乌鸦来到这树上。”这还没完，过年时，家里放鞭炮，“焰火竟然把大树引着了。”虽经“救得急，来得快”，但却把“大树烧去了挺大一块”。冯骥才不厌其详地书写这棵大槐树，自然是因为这棵树长得奇，活得久，是欧阳家兴盛的见证。更重要的是这树，古老，华美，树上积淀了历代居住者的人文信息，是当时中国的家庭，甚至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的象征。庚子年前一年突然而来的“吊死鬼”、“大黑鸦”，其所指值得品味：是从山东、河南拥过来的义和团，是即将屠戮天津、屠戮中国的洋人？自己想去！小说结尾，冯骥才再次写到这棵大槐树：“洋人的炮弹……把大树炸断。巨大的树冠和粗壮的树干全被炸散……”这棵历经沧桑的古老大树，曾经风光无限的华美大树，天津卫几乎是硕果仅存的大树，在洋人的炮火下，轰然倒塌。随着大槐树的灰飞烟灭，树下的家没了，树所隐喻的国家也差点没了。洋人毁灭的，或许不止是一棵老槐树，而是一种传统和富含这种传统的家国，虽然这传统已经长久得有些僵化，古老得有些腐朽。
莎娜第一次与欧阳觉见面，就拿出一只单筒望远镜。莎娜“两手前后一拧一抻，拉出来一节，再一拧一抻又拉出一节”，欧阳觉“举起望远镜看，……连站在船头的一个老艄公的胡子、烟袋、眼神，居然都看得一清二楚，跟站在眼前一样。”他们第二次见面，一起去“一座没工的小楼”，莎娜又拿出单筒望远镜，欧阳觉拿着它看天津老城，“尽管欧阳觉天天生活在老城里，一切司空见惯，但从这里一看，地阔天宽，竟然如图画一般。”望远镜是“单”筒的，虽单筒望远镜看到的与双筒望远镜并无区别，但“单”在汉语里却有“单一”甚至“残缺”的意蕴。不管是单筒还是双筒，望远镜都是单向的，你看得到别人，别人却看不到你。如果说“看”是一种交流，那么，望远镜里的交流却永远都是单向的。更重要的是，望远镜看到的，只是表象，虽然“那老艄公的胡子、烟袋、眼神”都“一清二楚 ”，但他的内心活动，他身上所有的文化品质，却是望远镜看不明白的。这只单筒望远镜，仿佛洋人看国人，国人看洋人的视角，既是单筒的，更是单向的，看到的多是一厢情愿的感觉，而不是真实真切的彼此。在小说的结尾处，很久没出场的单筒望镜再次出场：“尸体的腰间别着一根铜管，正是那只望远镜，他太熟悉的单筒望远镜。”是的，单向的交流引不起共鸣。单筒的望远镜虽然可以看到远处的一切，可以成为指引战争的利器，但它无法成为沟通中西的桥梁，最终沦为战场上的“尸体的腰间”一根没用“铜管”。
除大槐树、单筒望远镜外，小说里的隐喻无处不在。比如欧阳家两兄弟、两妯娌的名字，就充满了隐喻。老大承继父业，兢兢业业，是经商的一把好手，所以叫欧阳尊。要“尊”，就必须沉稳，必须符合传统的价值观，欧阳尊就是这样的人。欧阳尊的妻子，是人未到声音先到，沉不住话的急性子，尤如一只聒噪不已的鸟，叽叽喳喳，喜欢“穿红戴绿”，所以叫喜凤。老二欧阳觉的妻子性情内敛，谦和温顺，不多言多语，把对丈夫的爱寄寓于日常的细节里，是典型的传统中国女子，“素雅端庄”，所以姓庄，名婌贤。欧阳觉这个名字，最有意思。所谓“觉”，是觉悟，觉醒。冯骥才给他这样一个名字，是说这个曾经只知琴棋书画、不问世事、风流倜傥的富家子弟，终于在国仇家恨里觉悟、觉醒了。有此觉悟、觉醒，欧阳觉就不再只是欧阳觉，而是国人的代表，他的觉悟、觉醒，似乎也昭示国人的觉悟、觉醒。从这个意义上看，《单筒望远镜》里“爱欲”的故事，只是一个载体。冯骥才真正想写的，其实是民族特殊时段的历史以及这段历史里中西方的冲突。正因为如此，冯骥才在书的扉页特别注明：“正如男人眼中的女人，不是女人眼中的女人；女人眼中的男人，也不是男人眼中的男人。//中国人眼中的西方人，不是西方人眼中的西方人；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人，也不是中国人眼中的中国人。//当代人写历史小说，无非是先还原为一个历史躯壳，再装进昔时真实的血肉，现在的视角，以及写作人的灵魂。”这段话，或许就是《单筒望远镜》的主旨吧！
最后，还想狗尾续貂，啰嗦几句。一是《单筒望远镜》里的插图很好。这些插图，都是真实的历史，有天津市民的日常，有租界的景象，有义和团、八国联军的训练场景与队伍。它们，一下子就把读者拉回百多年前的天津，使小说显出不同一般的历史感，厚重感，沧桑感，二是《单筒望远镜》的“津味”并不浓郁。冯骥才小说的最大特色，是文字里随处可见的“津味”。比如《俗世奇人》里的随便一篇，都能体味到天津卫特殊的文化气息。《单筒望远镜》虽然比较细致地写到了天津老城、租界的景致，许多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名、店铺名，但语言却缺乏“津味”，或谓“津味”不足，更或者说与我期待的“津味”有差距。三是小说开篇，第3、4页之交，有一个句话：“反正有这巨树护着，大雨浇不着，大风吹不着，大太阳晒不着，东暖夏凉，无忧无患，安稳踏实。”这句话里的“东暖夏凉”不好理解，反正我是理解不了。或许是错了。如果真错了，与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么人文的出版社，与冯骥才这么有底蕴的作者，与这本这么有文化味道的小说，就很不相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