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时，喜欢读书，瞎读一气，自得其乐。而今已不年少，但有余暇，乃捧书在手，读得杂芜，感慨零乱，偶有心得一二，辄记于日志。转列于此，请方家哂之。

邂逅黄娥


汪曾祺在《杨慎在保山》里写道：“《永昌府志》曰‘杨用修久戍滇中，妇黄氏代寄一律曰：雁飞曾不到衡湘，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诏风烟君断肠。曰归曰归愁岁暮，其雨其雨怨朝阳。相怜空有刀环约，何日金鸡下夜郎？’”文中的“妇黄氏”，即杨慎之妻黄娥。
杨慎，明朝川人，字用修，别号升庵，是四川除“三苏”外才华最出众、成就最高、名气最大的古代文人，其家乡成都新都现有桂湖和升庵祠纪念他。黄娥，杨慎之妻，有才，能诗，与卓文君、薛涛、花蕊夫人并称蜀中四大才女。杨慎因“议大礼”，三十四左右发配永昌，七十一岁死在永昌，一直未能归蜀。而黄娥，则在四川用了几乎一生的光阴，等待夫君的归来。这首名为《寄外》的七律，也许只是黄娥独守空闺、思念丈夫的许多诗文中的一首。但可以肯定地说：这是最有代表性的一首。
诗一开始，写两地天远，锦书难托。古代交通闭塞，旅途劳困。所谓“天府之国”的成都周边，在中原人眼里已属避荒之地，更别说“蛮夷”之地云南了。特殊的地理环境特殊的男权文化，使女子出行，阻碍重重，风险叠叠。正因为如此，黄娥便只能被动地守在家中等待丈夫，而不能主动前往永昌探视杨慎。与一般的闺怨诗不同，黄娥在感叹自己福薄命浅时，更关注的却是远在永昌的杨慎。“妾薄命”：自己在四川坐看春花秋月，独送夏虫冬雪，人惭消瘦；“君断肠”：夫君在南夷蛮荒之地，更有有家不能回，有国不能报的断肠之痛。最喜欢 “曰归曰归愁岁暮，其雨其雨怨朝阳”这一句，在一声声“盼归”的心语里，送走一年又一年；在一场场“苦雨”的愁绪里，度过一天又一天。等待，不知结果的等待，有切肤锥心蚀骨之痛，连黄娥自己也不敢相信这样的等待会有结果。结尾的反问里，既饱含着践“刀环约”的深情，又倾注着对无法捉摸的命运的无可奈何。何时？何时？这何时，其实，就是黄娥的一生。何止是她的一生，这何时，也是古代所有与夫分离的闺阁女子的生生世世。
我惊异于黄娥的才华，在《寄外》里，将思念之情、盼夫之情、关切杨慎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但更让我惊异的是黄娥对爱情的忠贞不二。几十年独守空房，度日如年，却能坚守，却能始终如一，却能不离不弃。这，是多么珍贵的品质！在男子一统天下，女子处于从属地位的时代，有很多令人泣下的“闺怨”之情。黄娥，应该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和这些坚贞的女子比起来，所谓的“才子”们，就要逊色得多。这是为什么？也许与“烈女不事二夫”的礼教约束有关，也许与男人妻妾成群的生活环境有关，也许与男人女人的性格气质和对爱的理解不同有关……
一直很偏见地认为，女子，写诗作文，最适合的就是“思”。而这“思”的对象，又无一例外地指向男人。黄娥的这首七律，似乎再次证明了这一点。男人们，可不能辜负这些女子的不尽思念哟。
据说，在新都桂湖，有杨慎与黄娥塑像。为了暗合他们夫妻几十年天各一方的悲剧，两尊塑像隔湖而望。哎，塑者何其狠心：杨黄生而分离，死不同葬，到今天，依然被分于湖畔两侧，不能聚首。我幻想，有那么一尊雕塑：桂湖畔，杨慎黄娥，相依金秋，赏桂吟诗。在这雕塑里，黄娥的眼睛里应有才女的清澈明丽，更应该有与夫君想依的幸福迷朦：眼若秋水眉若波。她生时不能享家之温暖、爱之温馨、情之温柔，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让她在我们的想象里享受一个女人应该享受到的一切呢？

传奇亦经典之一：任氏传


“任氏，女妖也。”何妖？狐仙也！
任氏，与所有的狐仙一样，容貌姝丽，“多诱男子偶宿”。初遇“贫无家，托身于妻族”之郑六，可能也只是想诱其“偶宿”。然郑六见“其妍姿美质，歌笑态度，举措皆艳，殆非人世所有。”便一见难忘，虽知其为“妖”，“然想其艳冶，愿复一见之，心尝存之不忘。”也许，正是这一番深情，这一种念想，感动了任氏。再次相见，便“愿终己以奉巾栉”。可见，妖亦通人情，亦知珍重情爱。
任氏为什么会选择郑六呢？想来，既然曾“多诱男子偶宿”，其所见者，定然有才貌、身世超过郑六者。但其选择郑六寄托终身，却似乎不是随心所欲，也不是信手拈来。这样的选择，既有任氏“女为悦己者容”的现实报答，似乎也有作者“贫贱夫妻长相守”的理想寄托。而郑六为什么明知任氏为妖，却依然故我，愿与之相守呢？原因却很简单：“亦好酒色”之郑六，怎忍与惊为天人的任氏分开？“勤想如是，忍相弃乎？”
事情本来可以到此为止，但为了进一步刻画已经“人化”的妖的人情世故和人间生活，作者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写任氏与韦崟的纠角。韦崟，“少落拓，好饮酒”，“夙从逸游，多识美丽”。初见任氏，情不自禁，“爱之发狂，乃拥而凌之。”此时，任氏已为郑六妇，贞操观念已入“妖心”，“不服”，“既缓，悍御如初”，“自度不免……而神色惨变”。然后，经过一番深情表白，使韦崟“爱之重之，无所吝惜，一食一饭，未尝忘焉”。而对如此钟爱自己的韦崟，任氏无法做到以身以心相许，便先后引荐了张十五娘、将军缅之宠奴，与崟“通之“。
原来，妖不仅懂得享受人间情爱，亦重义厚谊。面对韦崟的深情厚义，任氏虽不能用自己的情爱回馈报答，亦知投其所好，为其引荐“姝丽“，满足其猎艳之心。这样做，虽然不太道德，没有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于一妖，却也可以理解。此时的任氏，已然不仅仅是一人间知情晓爱的普通女子，亦然具有了为朋友肝脑涂地、两肋插刀之男儿豪情。
更让人泫然的是任氏的悲惨结局。作为妖亦或仙，她已经知道“是岁不利西行”，但依然经不住郑六“恳请如此”，“遂行”。路遇苍犬，“欻然坠于地”，“为犬所毙”。这种“明知途有犬、偏向犬途行”，为爱而以身伺犬的大义，岂是一般女子所能为？
读《任氏传》，惊于任氏之美，讶于唐代风气之开化，异于传奇与后来狐仙故事之不同，憾于文中男子对任氏之浅层理解。
任氏的美，文中多次写及。郑六初见，“容色姝丽”；再见，“光彩艳丽如初”。 韦崟初见“爱之发狂”，都只是点染之笔。韦崟家童的连续三次“非其伦”，让人生出无限的想象来；而市人张大“此必天人……非人间所宜有者”的告诫，更让这想象无法找到边际。很多时候，词语是无法描摹美丽的。因为美丽，不仅是外形，还是内心的外化，还有观者的情绪。所以，美丽，只存在于想象之中。而任氏的美丽，就是一种想象中的美丽；甚至是想象中也无法寻见的美丽。
唐代，是封建社会最为辉煌的时代，大一统的国度，繁荣昌盛的国力，儒、道、佛多元文化并存、互相促进，社会风气宽和包容。《任氏传》虽为传奇，但其中亦有当时社会习俗的折射，尤可窥见其比较开化的人文风气：韦崟日与任氏游，“每相狎昵，无所不至，唯不及乱而已”。这种情形，在后来的宋、明、清，几乎无法想象。
《任氏传》与后来，特别是《聊斋志异》里的狐仙故事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那就是男主人公的身份。任氏遇到两个男子，均是落拓不羁，好冶游的“浪子”，武人。而到了蒲松龄的笔下，狐仙们钟情的男子却多为读书人。为何会这样呢？也许，后来的写作者有意无意中，将自己“内化”于故事，想象着美丽艳绝的狐仙钟情于己；也许，唐代“武功”可为，而宋明清“文治”的理念深入人心，书写者便自觉不自觉地塑造狐仙喜欢书生；也许，这既是人文底蕴沉入小说的自觉，也是文人张力凸现于小说的自恋。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狐仙们喜欢的，多是“穷”而后“达”的人，唐代如此，宋明清依然如此。
很遗憾，任氏，如此一位情感丰富的狐仙，在郑六、韦崟等人眼里却只是貌美而已。全篇，除韦崟对任氏“神色惨变”而说的一席话“敛衽而谢”，可以说初步深入“妖”心外，几无男人对任氏深层次的喜欢和理解。怪不得作者在文章的最后叹道：“惜郑生非精人，徒悦其貌而不徵其情性；向使渊识之士，必能揉变化之理，察神人之际，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于情，不止于赏玩风态而已。惜哉！”
《任氏传》虽然只是小说的一个源头，亦或只是小说的雏形，但小说的基本要素：鲜明的人物、起伏的情节、完整的故事等却已初备。虽其描写还不能深入“人心”，向更深层次发展，塑造出有血有肉有灵气的形象，但任氏，她的美丽，她的坚贞，她的赴死，却让人久久念怀。

《莲灯》里的林徽因

很早就知道林徽因，知道她是一位才女，知道徐志摩对她的爱恋，知道她是梁思成的夫人，知道金岳霖因爱恋她而终身未娶，知道她于五十年代早逝。但她的才，表现在什么地方，我不了解；她与徐志摩、梁思成、金岳霖之间的情感纠角怎样，我不了解。对她于五十年代早逝，我竟然在心底里为她庆幸：她这样的人，到了“文革”，估计会受到很大的冲击甚至非人的折磨；早逝，未必是件坏事。周迅主演的电视剧《人间四月天》，好象是在为林徽因作传，但因为不喜欢连续剧，不喜欢周迅沙哑的声音，也没有去看。所以，对林徽因，我仅仅停留在“知道有这么一个人”的水平上。
近日，无意中突然读到林徽因的一首诗：《莲灯》，我觉得自己突然对这位已经逝去半个世纪的奇女子有了一点了解。对这首诗品味再三后，林徽因再也不仅仅只是一个人名，再也不仅仅是已经逝去的秀外慧中的奇女子，她竟然鲜活起来，清丽秀美地走在我的心里。

如果我的心是一朵莲花，/正中擎出一枝点亮的蜡，/荧荧虽则单是那一剪光，/我也要它骄傲的捧出辉煌。/不怕它只是我个人的莲灯，/照不见前后崎岖的人生，/浮沉它依附着人海的浪涛，/明暗自成它内心的秘奥。/单是那光一闪花一朵，/像一叶轻舸驶出了江河----/宛转它飘随命运的波涌，/等候那阵阵风向远处推送。/算做一次过客在宇宙里，/认识这玲珑的生从容的死，/这飘忽的途程也就是个----/也就是个美丽美丽的梦。
全诗只十六行。从形式上看，简短，精致。从内涵上看，寓意明了，并不深奥。从语言上看，美则美矣，无懈可击，虽有些许文言向白话过渡的痕迹，却一点也不影响阅读与理解。上世纪八十年代，学过正统文学史，对“新月”好感不多。但现在看到林徽因竟然是其中一员，没由头地对“新月”有了几分亲近。也许，我这样的人，只适合来点约略相当于现在所谓“小资”的“新月”了。
这诗，应该是一种人生态度。“荧荧虽则单是那一剪光”，一个人，能有那么“一剪光”已经很了不起了。而林徽因终究不是一般人，不满足于这“一剪光”，她要这“一剪光”“骄傲的捧出辉煌”。虽然身处世俗红尘，在大千世界里，个人显得很是渺小，但“明暗自成它内心的秘奥”。就算只是宇宙的一粒尘埃，只是人生的匆匆过客，这生与死的过程，依然是一个“美丽美丽的梦”。不为自己的“小”而自弃，不为人生的“短”而哀叹，而用“小”求“大”，以“短”换“长”。面对这凛然体现在一个“弱”女子身上积极的人生态度，想想自己的庸庸碌碌，蝇蝇苟苟，不由自主地觉得背脊发凉。
我并不懂诗，但我喜欢这诗里的文字，特别喜欢“玲珑的生从容的死”这句。虽然我的人生不可能玲珑，没办法玲珑，但社会里的“小我”，很是向往这样的人生。虽然我做不到从容地死，不可能从容地死，但我佩服这样赴死的人，比如林徽因。从文字上看，这首诗也许存在一点暇疵：为求韵，林徽因用了一个倒装的词：“秘奥”，虽然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但读起来却有些拗口，也许可以改为“奥妙”，或者弃韵从文，直接用“奥秘”。

因为《莲灯》，我在网上把能查到的林徽因的诗，都查出来读了一遍。但读过去，读过来，我却最喜欢《莲灯》。
读着《莲灯》，林徽因生动起来，真实起来。我仿佛看到了随父游历西欧、随夫考察国内古建筑的林徽因，仿佛看到了卧病香山、在抗战的烽火里辗转流离的林徽因，仿佛看到了参与国徵设计制作、拯救景泰蓝的林徽因……
读着《莲灯》，林徽因丰富起来，完美起来。在古代，我找不到林徽因这样的女子。同样，在当今，我依然找不到林徽因这样的女子。在我这里，林徽因，不仅仅属于那个人才倍出的特定时代，她俨然成为了中国女子的象征：温柔时，柔情满身；刚毅时，胜过须眉；热烈时，如火；沉静时，似水；率真时，了无心机；思索时，细辩毫发；看似柔弱，却能克钢；表面脆弱，却能持久……更重要的是：须得美丽，须得纤细，须得多才，须得独立……这一切，林徽因，都具备。只一点，我到过很多网站，看过许多她的照片，却很少见到她的长发。而长发，是我心目里中国女子最本质的外在特征。

我知道，通过《莲灯》了解的林徽因，只是她很细微很细微的一部分，我想知道更多一些的林徽因。
现在，我最想得到的书，竟然是：《林徽因诗选》，《林徽因传》。至于有没有这两本书，我不知道，但我真的想看。
最后，让我用金岳霖老先生纪奠林徽因的对联来结束这篇所谓的文吧：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

《多少恨》里的爱与生活


一直都认为，张爱玲是温婉、浅淡、柔美的。初看《多少恨》，依然是这样的感觉。小说从头到尾，没有激烈的情节起伏，所有的人、经历的事、失落的情，都笼罩在一片迷离的温婉、浅淡的哀伤、莫名的柔美里。
掩卷深思，却惊异地发现，在《多少恨》叙事行文、转承起合的温婉、浅淡、柔美里，暗藏着一对冲突异常激烈不可调合势如水火的矛盾：生活与爱。
生活与爱，存在于大千世界的每个细节，出没于人类现身的所有场景。很多时候，它们彼此水乳交融互相依存难分难舍。但在《多少恨》里，却被张爱玲截然分开，成为她谋篇布局的一条主线，阐释着她对生活与爱的观点。
在张爱玲笔下，爱，首先是邂逅。邂逅，是初遇时彼此的防备与漠然，是对视时莫名的心跳与疑惑。当然，仅仅只在电影院邂逅一次，家茵与宗豫肯定不会产生更深的情绪。既然，一次不够，就来两次吧。于是，家茵与宗豫又机缘巧合地见面了。一切，在张爱玲精心设计的邂逅里慢慢展开，演进，爱的火焰在两人心里点燃。爱，其次是浪漫。在家茵家里，当两人终于互相表白，明了对方心迹后，家茵给宗豫削梨，宗豫坐在她的对面，一次又一次地叫“家茵”；而家茵呢？却只会在宗豫离开后悄悄地叫几声“宗豫”。两人互叫对方名字的过程，何其浪漫。彼此的情与爱，在宗豫当面一次次深情呼唤、家茵暗地悄悄轻声细语的浪漫里，表达得淋漓尽致。让人看了，一叹再叹。
爱，在张爱玲这里，是唯美的，也是克制甚至“洁”制的。虽然没看过小说《色戒》，但我可以肯定，张爱玲《色戒》的叙述肯定“洁”于李安《色戒》的表演。《多少恨》里的爱，没有一次拥抱，一次亲吻，甚至连手也没拉过，更别说李安设计的那些玩意了。爱，在张爱玲这里，也是弱小的，特别是当爱遭遇强大到几乎覆盖一切的生活时，就更是弱小得如暴风雪中小草的生命一样，随时都可能夭折。
为了表现生活的强大，张爱玲安排了更多的人物来展现她心目中的生活。虞老先生的生活是不知节制、没有羞耻、为了自己可以出卖女儿的风尘浪子生活；姚妈的生活是说三道四、贪心势利、东家长西家短的市井奴民生活；夏太太的生活是委曲求全、无可奈何、可恨又可怜的旧式女子悲哀生活……在这三种强大的生活之外，虽然有小蛮童稚天真的生活，有宗麟与秀娟合谐娟秀的生活，但张爱玲的用意却再明显不过：这些生活，无一例外地排斥家茵与宗豫的爱。张爱玲笔下的生活，与她笔下的爱截然相反，是卑劣、龉龊、下作甚至丑恶的。唯美纯粹的爱，与这样的生活发生冲突，谁胜谁负，一读便知。
在这些生活面前，家茵只有一个办法：“哭”。哭，这种主动示弱的行为，被张爱玲借来表达家茵的爱遭遇生活时的弱小。而宗豫呢，在生活面前对自己的爱虽然也许充满了信心，但当家茵选择离开时，他只好“简截的说：‘好，那么——’立刻出去了”。
一段美好的爱，在强大的生活面前悄无声息地死亡了。
爱，是美好的；而生活，是无情的。爱，虽然是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爱终究不是生活，生活也不只是爱，它们之间有着许多矛盾，许多冲突。张爱玲想告诉我们的，也许是：美好的爱，一旦遭遇世俗的生活，就会与她和胡兰成的爱一样，面目全非，不可收拾。于是，她将这篇小说取名为《多少恨》。因为，爱与恨，并没有根本的区别，都只是无法与生活相提并论的细微情绪。爱，在恨中；恨，亦在爱里。

穿越时空的书写

坐在窗边看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窗外风雨淅沥，雨势时缓时急，雨击地面的声响错落有致；书里世事愁错，民国整体的、国民个体的情势时起时伏，如江海波涛跌荡不已。战火、离乱、磨难、前途杳杳、四顾茫茫的景象，从滴滴嗒嗒的檐水中缓缓淌出。越看越惊心：原来，宏大事功的改朝换代，对于普通人来说，竟然是如此惨烈，惨痛！
《大江大海1949》应该是本历史书，它从另一维度书写了1949这个特殊年份。它的书写有别于其他书写，它不从宏观的角度考察国共大决战的历史进程，不从深邃的政治趋向研究民国崩溃的深层原因，不搜寻历史前进宏迈步伐留下的巨大脚印。它将自己特殊的视野，专注于一个特定的群体：大战大乱中逃离大陆的人群。它从这个特定的群体中抽出许多个体，书写他们1949年惊心动魄的身路和饱受折磨的心路，书写他们经历战火、离乱的痛楚和他们坚守传统文化、人格人性的英勇。逃离故土的人群里，有民国的官员，有战败的军人，有离乡的学生，有普通的平民……他们老少相伴，妇孺相携，翻山越岭，渡江过海，失散了多少，失踪了多少，炮火撕烈的、跌落大海的、惨死瘐病的有多少，不得而知。最终抵达安身立命之地的人们，胼手胝足，白手起家，又重新开始了新的生命历程。
在历史的视野里，这些个体弱小细微，如历史大象脚下的蚂蚁，是战争机器中的微粒。就是这个特定的群体，在共和国缔造的历史进程里，也多被忽视忽略，若历史记忆之外的星云，是谁也不愿提及的过去。所以，龙应台将这一切重新提起，再度从微观的角度来考察1949年那段历史中特定个体的生命，便有不同一般的特殊意义。与常规书写里那些个体的高大英勇、视死如归相比，龙应台笔下的个体卑微悲切、贪生求活。但或许，这才是人的本性，才是生命的真相。
《大江大海1949》不仅仅只是历史书，它还是一本文学书。书中的每个人都有其特定的生命历程、鲜明的人物个性。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由简短而“散乱”的人物传记汇集而成，因为文学的语言要求简练而简短，因为文学的书写需要穿插而“散乱”。它的书写，有强烈的情感注入，开篇写的便是作者亲身父母经历的离乱，面对自己父母的人生经历，怎么可能平静若止水般地旁观？它的书写，有明显的情绪倾向，文中随处可见若隐若现的对摧毁民国者的“春秋笔法”，对于出生于民国主流家庭、在台湾长大成人的龙应台，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些，都说明《大江大海1949》不是严谨的历史，而是书写历史年代的文学。
文学的书写，使特定的群体里弱小细微的个体生动起来，在被追击败逃的路上主动要求照顾学生的军人，离乡背井而不忘厝火积薪地传承传统文化文明的老师和学生，到“港”上“台”后含辛茹苦教育子女重振家声的平民……慢慢地从书页里走出来：或军装，或长衫，或棉袍，一律褴褛不堪……或剑眉肃然，或目透镜片，或愁容满面，各自各形色匆匆……或惊惶奔突于沟衢，或焦急翘首于码头，或拼命挣扎于江海，饱受命运捉弄……
读《大江大海1949》，可以领略另一种书写，这是一种有穿透力的书写，是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书写。它书写的是一群“失败者”，是一群“逃离者”，是一群“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与思维定势里这群人的形象不一样，龙应台书写的他们，有血有肉，情感丰富，意志坚韧，有自己不变的追求和特定的价值取向，有自己对世界的认知和生存的原则，有经苦难而不衰历艰辛而不馁的家国传统，有几十年风雨吹打而依然故我的民族文化情结。他们，是人，是有中华血脉的人。他们，不是妖，不是泯灭了人性的恶魔。他们，与身边的智者贤达村老乡姑没什么区别，或许就是你的父辈，你的先人……
窗外雨声渐小，竟然有一丝阳光穿透云层，天快放晴。《大江大海1949》里那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穿越六十多年的烽火，缠绕着1949年的销烟，拥裹着民国的余韵，遥远而又亲近地凝视着我，翕张不已的双唇，仿佛在述说着什么。他们低哑的言辞与窗外的风雨声融为一体，迷糊难辩，悠远含混，令人顿生今夕何夕之叹。

传奇亦经典之二：离魂记

好象有人说过，中国，是缺乏想象的国度；中华民族，是缺乏想象的民族。很多时候，看香港那些无厘头搞笑电影和好莱坞盗去异化后返回中国的文化符号，暗赞其想象力之丰富，自叹大陆的确不如。然读《离魂记》，却顿悟：中华民族的想象力，不仅不缺乏，反而异常丰美。只是因近百年来陆续引入的所谓“科学”、“民主”、“真理”将其排斥于主流之外，才渐至呆滞、刻板了。
《离魂记》的故事情节比较简单。“清河张镒”之“幼女倩娘，端妍绝伦。”“镒外甥太原王宙，幼聪悟，美容范。”“镒常器重，每曰：‘他时当以倩娘妻之’。”但“后有宾寮之选者，求之。镒许焉。”王宙“阴恨悲恸，决别上船”，而倩娘“亡命来奔”，“数月至蜀。凡五年，生两子，与镒绝信。”
典型的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私心相许，“常私感想于寤寐”，心心相印若此，天亦见怜。典型的父母悔婚，相携私奔。对爱的追求，女子的果敢决绝在很多时候都要超过男子；王宙悲动而去，倩娘却“亡命来奔”，这种态度，不得不令一些犹疑怯懦的男子汗颜，令人赞叹：爱的力量，伟美绝伦。典型的“有情人终成眷属”，倩娘弃父母、弃家庭、弃名份，与王宙“凡五年，生两子”，其间的快乐与美满，其间的甜蜜幸福，不知凡几。
然人都是父母生养的，亲情是没法割断的，一切，岂能真“弃”？在蜀中的倩娘“常思父母”，王宙“哀之”，“遂俱归衡州”。五年后，女儿首归娘家，女婿初拜岳丈。出乎意料的事情出现了：“宙独身先至镒家，首谢其事。”“镒曰：‘倩娘病在闺中数年，何其诡说也！’”倩娘至家，“室中女闻喜而起，饰妆更衣，笑而不语，出与相迎，翕然合为一体。”原来，当年与王宙一起“出奔”的，并非完整的倩娘，而只是倩娘之魂。这，是何等奇妙飘逸的想象，超出常人的理智，超越世俗的规范。而想象在故事里竟然能完全“同”于生活，这，更让其充满神奇的魅力，让人不得不佩服古人丰沛无比的想象力。
灵魂与肉体的关系，是一个令人类一直困惑难解的迷，也是哲学探讨的终极目标。古人认为：人，是有灵魂的。甚至将灵魂具体化为“三魂七魄”。常态下，一个人的灵魂与肉体紧密相连，互为依托，密不可分。人死亡时，灵魂就会脱离肉体。但也有很多灵魂出“窍”的传说，很多“魂游”他乡的描绘。这些，既是古人对灵魂与肉体关系的一种认知，也是遇到客观现实让灵魂与肉体无法合一困境时的解脱之法。这些灵肉分离的现象，在无法圆满的爱情故事里更是常见。“同床异梦”，“人在曹营心在汉”之类的成语，一再告知人们灵肉分离的痛苦与绝望。但《离魂记》却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类型的灵肉分离，这种分离，真切，美妙，幸福，甜蜜，在想象世界里填补了人间真情的缺憾。在科学昌明的今天读之，依然令人唏嘘再三，掩卷难忘。
和《任氏传》开宗明义点明“任氏，女妖也”相比，《离魂记》的写作技巧似乎要高出许多，它将事情的原委留到最后，让故事在最高潮中嘎然而止。其故事情节虽然单一，却一波三折，起伏跌宕。镒常“曰：‘他时当以倩娘妻之’”，倩娘与王宙“常私感想于寤寐”，大家都以为他们结为夫妻是顺理成章之事，却突遇“宾寮之选者，求之”，而“镒许焉”，晴天霹雳，惊飞一对鸳鸯。喜极而悲，一折也。王宙“阴恨悲恸，决别上船”，伤心而归，大家都以为这对有情人自此便天各一方，两相悲思，但倩娘却突然大胆“亡命来奔”，“数月至蜀”，两情相悦，“凡五年，生两子。”悲极而喜，二折也。五年之后，夫妻双回娘家，才知当年“来奔”者，倩娘之魂也。身虽囿，魂相随，这份真情，人世罕有。其情难料，出乎意外，三折也。《离魂记》短短不足千字，却能一再柳暗花明，一再奇峰突起，在短篇小说的“始祖”里，确为佼佼者。

不一样的“湘行”

一九八二年，汪曾祺写过一篇名为《湘行二记》的散文。据《唐才子传》记载：李白登黄鹤楼，欲赋诗，但自觉难以超越崔灏的《黄鹤楼》，长叹“眼前有景道不得，崔灏题诗在上头”，投笔敛手而去。和李白比起来，汪曾祺显然自信得多，“二记”均套用古名文之名，曰：桃花源记、岳阳楼记。
桃花源记，以时间为序，从上午写到下午、晚上、第二日晨，从“汽车开进桃花源”写到“作了一日武陵人，临去”。此记，重点在考据“擂茶”和钻“秦人洞”见闻两个方面。虽具备完整游记的所有要素，却能跳出其观景睹物抒发情绪的窠臼，自成其散淡恬静的风格。文中多处提到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但它在文里却连一条引线也算不上，只是不时闪动一下的萤光。汪借用《桃花源记》闪动的萤光，营造出一个完全不同于《桃花源记》的“擂茶”和“秦人洞”世界。
岳阳楼记，从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入手，对岳阳楼的历史沿革，现存岳阳楼的构建特点，岳阳楼与滕王阁、黄鹤楼的风格进行研判。此记，笔力主要集中于对《岳阳楼记》成文及其影响的分析。从《岳阳楼记》里“哺育了很多后代人，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品德的形成，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引发出“立言的价值之重且大矣，可不慎哉！”的感慨。文中处处都是《岳阳楼记》的影子，可以说，汪文是对范仲淹《岳阳楼记》的一种个性解读。
因为这篇散文的题目，想起沈从文的《湘行散记》。《湘行散记》里有一篇名为《桃源与沅州》的文，写桃源与沅州的风土、人情、事件，着重着墨于行舟沅水的水手，认为“他们的行为，比起那些读了些‘子曰’，带了《五百家香艳诗》去桃源寻幽访胜，过后江讨经验的‘风雅人’来，也实在还道德得多。”此文作于一九三五年，应该不是一九三四年回乡探母时给张兆和的书简。记忆里，没读到过沈从文写岳阳楼的文。在百度搜 “沈从文与岳阳楼”，也没有具体的内容。“湘”之名人的沈从文没有留下关于“湘”之名胜的岳阳楼的文字，是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或许，恬淡内敛、性情自我的沈从文与岳阳楼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兼济天下”的性格不相符，所以对其“敬”而远之。
汪曾祺行文，有许多沈从文的风格。“湘行”里，也是如此。比如，汪曾祺《岳阳楼记》里那句“中国过去的读书人很少没读过《岳阳楼记》的。”就脱胎于沈从文《桃源与沅州》里“全中国的读书人，大概唐朝以来，命运中注定了应读一篇《桃花源记》”。但两人的“湘行”却并不一样。这，不仅仅是因为成文的时代背景迥异，更有深刻的个性原因和为人生为文学的态度。
三十年代沈从文所行之“湘”，蛮荒、古朴的风俗里正激荡着时代的风云，许多事件在他的文里渗出残酷的血色。沈从文笔下的每山每水、每物每人，都活泼性灵，生动自在。一个不起眼的人物，一次惊心动魄的事件，在沈从文的文字里凝固成道道不可多得的风景。有时，我们看得到作者的身影，但更多的时候，却清楚的感觉得到沈置身事外的态度。“湘行”里的沈从文与他一辈子的为人为文一样，沉静如十二三的处子，恬淡若不染烟尘的高人，天马行空，自在自得。湘行所遇见到的，所上心的，所感慨不已的，都是平淡如沅水的人物与生活，都是清亮如沅水的风景与日子。他总是坚持写他自己喜欢的小小的人，总是细致入微地描绘他们所处的世界和他们的人生，总是深入其灵魂深处揣摹他们悸动的思绪与心情。沈从文是抒情的，但一点也不煽情，他笔下的情，节制，尊严，唯美；沈从文是田园的，但不拘泥于田园，他笔下的“湘”，憨拙，蛮愚，自然；沈从文是自我的，但却能从自我影映大千世界，当外部世界不能容忍他的文时，他宁愿缀笔离开文学，也要清醒地保持自我。《湘行散记》里那个无处不在却又面容模糊、面容模糊却又让人无法忘怀的“我”便是沈从文人品人格、文品文风的最好注释。
和沈从文丰满丰富、异彩纷呈的“湘行”比起来，汪曾祺的“湘行”单调简单。“湘行”时，汪在管理处留了字。如果是沈从文，绝对不会答应。汪面对岳阳楼及《岳阳楼记》生出许多“大”的感慨，如果沈从文有关于岳阳楼及《岳阳楼记》的感慨，也肯定“小”得与汪的有天壤之别。汪曾祺的“湘行”，虽然文字散淡，语句清灵，但隐隐有激烈的情绪和“深刻”的思想。这，或许与他起伏跌宕的文学人生历程有很大的关系。到晚年，汪越来越淡泊清雅，下笔多集中于花草吃食，风格也越来越接近沈从文。但感觉他的文缺乏沈文里于平淡透出深情的力度，缺乏沈对人对事对物的极致关爱。正因为如此，汪笔下的花草树木、人物风情便显得有些单薄瘦弱，细腻的描摹让人如见标本；虽然细致入微，却不会在清风中摇曳生姿，难得在事件里凸现品性格调。汪曾祺“湘行”的日程肯定很多，却只成寥寥两文，或许便是作为江苏高邮人内心缺乏对“湘”深沉的爱的原因、
沈从文的“湘行”是完全由自己支配、完全属于自己的湘行，是充满对故乡的山水人物深切热爱的湘行，是体现其一以贯之并坚持始终的人格文品的湘行。汪曾祺的“湘行”是由别人安排、不得不受环境干扰的湘行，是缺乏对“湘”充分了解深切关爱的湘行，是咀嚼自己为人为文起伏历程自我反思的湘行。
不一样的文字，不一样的湘行；不一样的文学，不一样的人生。

杨绛一题：《洗澡》

解放之初，由“北平国学专修社”改造而成的“文学研究社”里聚集了一批出身不同、经历不同却多少都有些知识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们一方面沿袭过去按惯性生活着，一方面也根据自己的理解努力适应着新的社会。
在“采葑采菲”和“如匪浣衣”里，局势比较平缓。一时无法走出惯性的与适应能力很强的，心里的争斗和情感的起伏虽一直没有停止，但基本上还能和睦相处共事。清纯自励的、醉心学术的、恪守本份的、投机取巧的、钻营奉承的各色人等，陆续出场表演。而或许可以称之为主人公的许彦成与姚宓，也渐渐地从初见、好感到彼此知心，许彦成表面上很恩爱的家开始出现裂痕。
到了“沧浪之水清兮”，“三反”运动转入知识分子领域，情势发生了变化。解放后，知识分子相对安静稳定的生活，终于迎来了第一次风暴。在这场称之为“脱裤子，割尾巴”的运动里，经受不住考验和折磨还多多少少希望保留着一点知识分子尊严的，比如朱千里自杀了；其余的，经过当众“脱”下裤子，“割”掉尾巴，深刻检讨，自辱一番，好歹过了关。而许彦成和姚宓，也对新社会有了比较深刻而清醒的认识，将浪漫情怀抛到一边，开始慢慢适应起新社会来。
最后，“当时文学研究社不拘一格采集的人材，如今经过清洗，都安插到各个岗位上去了。”
小说写的是知识分子在新社会之初的心理与经历，但书名却很有趣地取名为“洗澡”。杨绛在前言里说：“这部小说写解放后知识分子第一次经受的思想改造——当时泛称‘三反’，又称‘脱裤子，割尾巴’。这些知识分子耳朵娇嫩，听不惯‘脱裤子’的说法，因为改称‘洗澡’，相当于西洋人所谓‘洗脑筋’。”改造知识分子，是新中国决策者的一个理想。用小说中领导范凡的话说：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背负着沉重的“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要把他们改造成又红又专的新中国建设人才，“一定要抛掉背负的包袱，轻装上阵”，“要抛掉包袱，最好是解开看看，究竟里面是什么宝贝，还有什么肮脏东西。”而“有些同志的旧思想、旧意识，根深蒂固，并不像身上背一个包袱，放下就能扔掉，而是皮肤上陈年积累的泥垢，不用水着实擦洗，就会脱掉；或者竟是肉上烂疮，或者是暗藏着尾巴，如果不动手术，烂疮挖不掉，尾巴也脱不下来。”在决策者看来，这些知识分子都是有程度不同问题的人，都是需要“洗澡”的人。而最能帮助他们“洗澡”改造的，就是那些被称为“是真正英雄”的群众。其实，知识分子之所以为知识分子，就是因为他们有与常人不同的性格特征、思维习惯、行为方式，如果幻想他们被人洗一洗，割一割，就能够脱胎换骨，就能成为“群众”，那是不可能的。如果知识分子们真如决策者想象的那样，经过一番“洗脑”，就成为了“群众”之一员，就丧失操守和特性，那么，这既是知识分子的悲哀，也是我们这个国度的悲哀。所以，这部小说取名为《洗澡》，既是对改造知识分子运动现实的描绘与讲述，也表达了那个特殊年代里知识分子面对时代大潮的痛苦与无奈，更有一种洗而无用、割而又长的的暗喻与反讽。
在小说的第三部里，“群众”出现的频率很高。群众，就是在今天，依然是个很让人胆颤心惊却又莫名其妙的词。“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任何人，任何事都逃不过群众这一关。在我们的国度，能不与群众一词媲美的，可能只有“组织”这个词了。但群众究竟是谁，却无法弄清。群众是抽象的，如果有具象，也是模糊不清的。可是，就是这个群众，在小说是逼死了朱千里，让或学富五车或家学厚重或徒有虚名或不学无术或招摇撞骗或正直或丑陋的知识分子，害怕得避之而唯恐不及。在小说里，群众是决策者提供给知识分子们自我解剖的一面镜子。正因为这面镜子有“照妖镜”的功能，而知识分子们在其面前却看不清自己的本来面目，这面镜子才让知识分子们害怕。或许，决策者要的就是这种效果。理性地分析，所谓群众，其实就是一个无处不在的整体，而作为个体的知识分子们，在这个整体面前，自然是藐小无能的，只能任其宰割。
小说只写到“三反”结束。其实，“三反”的重点不在知识分子领域，延伸及此的运动，也比较和风细雨，除了语言批判还是语言批判，只触及灵魂，还没到触及肉体的强度。小说里知识分子们经受的灵肉考验才刚刚开始，在接下来一波又一波的运动中，这些知识分子的命运如何，也就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了。杨绛为什么只写到这里而不向后延伸呢？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洗澡》与《围城》有许多相同之处：都写知识分子。虽然《围城》写的是民国时代，重在调侃，《洗澡》写的是解放之初，重在反思，但从《洗澡》里却能找到许多《围城》的影子。小说一开始写“解放前夕，余楠上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当——至少余楠认为他是上了胡小姐的当”，然后简单地描述了一下事情的经过。看这段文，让人一下子想起方鸿渐在回国船上与鲍小姐的艳遇。同样，杜丽琳与许彦成的“恋爱”特别是杜丽琳向许彦成求婚一段，也让人想起方鸿渐与孙柔嘉的“恋爱”特别是孙柔嘉与方鸿渐订终身的场景。但从小说的着力点看，杨绛并无模仿钱钟书的意味。或许一些知识分子内心的浪漫冲动，总会演绎出所谓的“骗局”，而骗与被骗，却是说不清楚的事情。或许女大当婚的压力，总会让一些有知识的女子在恋爱中工于心计采取主动，而迂腐的男知识分子没法窥透这人世间最为玄妙的爱情，多被动接受也属自然。杨绛与钱钟书同时认识到知识分子的这一特点，写出相似的情节，无可厚非。

杨绛再题：《丙午丁未年纪事》

1966年，是农历的丙午年。这是个令中国人刻骨铭心的年头，而对中国人中的特殊群体——知识份子，这个年头更有特别辛辣的味道：在经历了九年前的“阳谋”之后，又迎来了狂风暴雨般的对“文化”的“大革命”。
对“文化”的“大革命”自然不会放过承载着“文化”的知识分子，于是，杨绛和钱钟书被“揪出来了”，在狂风暴雨中被吹扫出 “人民群众”的行列和“正常人”的队伍。在丙午、丁未那两年里，他们经受了“文人”从没经历过的磨难，被“革命群众”剃了十字头、阴阳头，戴着高帽被批斗，敲着破锣游街示众，“斯文扫地”，“颜面尽失”，饱学之士，沦为打扫操场和厕所的“另类”。令个人痛苦、令家国蒙羞辱没斯文的种种恶行，一定会令身受者“莫名惊诧”，一定会在身受者心中产生深刻的疼痛。也正因为如此，许多人后来回忆起那段时光来，都满含忧惧愤慨。
但杨绛的《丙午丁未年纪事》行笔却气定神闲，看不到她的埋怨，看不到她对施暴者的数落与揭发，甚至看不到她的痛苦。被剃了阴阳头，便想方设法弄出假发来；被赶下公交车，便几乎一年走着路上班；被“一个大姑娘”抽，也只感觉“肩背上辣辣地痛”；在劳动之余，悄悄地背诵自己喜欢的诗词；在陪斗的时候，“学马那样站着睡觉”……“左”的折磨在她笔下，变得“有趣”、“生动”，世态的炎凉在她的娓娓道来里凹现得淋漓尽致。她亲身经历的一切，那旁人看着都痛苦的过程，在她写来，仿佛旁观。她的写作，不是在述说自己的不幸，仿佛是在记述天方夜谭，描摹宇宙星云。
不过，深入到她文字深处，慢慢咀嚼，却能体会到令人欲哭无泪的“黑色幽默”。她笔触和文字的“不经意”里，隐藏着一股子倔强与孤傲：“你们能逼我‘游街’，却不能叫我屈服。我忍不住要模仿桑丘•潘沙的腔吻说：‘我虽然‘游街’出丑，我仍然是个有体面的人！’”她看似置身事外的平淡冲和里，潜沉着她可贵的价值判断：“我看了半天，认出‘四个大妖精’原来是‘四个大跃进’，想不到怎么会把‘大跃进’写成‘大妖精’，我脑筋里一点影子都没有。”……她有一种用文字将世事的“荒诞”演化为“诙谐”、将情绪的“痛苦”转变为“滑稽”的能力。她回忆“文革”不是要去追究那些折磨她和她家人的个体，而是想通过这样的回忆让人们去思索为什么会有这些折腾她所在的群体和她所热爱的国家的事实发生。
《丙午丁未年纪事》有一个副署：乌云与金边。在那样一个人妖难辩的年代，在“左”的残暴兽行如乌云铺天盖地而来时，同样也有善良的金光闪现。那些在特殊的政治环境里“披着狼皮的羊”，就是暗黑天幕里一道令人感动的金边，让人们看到光明，看到希望。
读杨绛的文，总是感叹她的那份平淡冲和以及那份平淡冲和后面深入骨髓的“爱”。近百年的人生历程，文化人特有的宽容精神，走到人生边上的超凡脱俗，已将她修炼为一位旁观世态、俯察人世的智者、“天神”。她已如她喜欢的苏东坡的诗样“万人如海一身藏”，凡人哪能见到她的身影？她已如她企慕的庄子“方且与世违而心不屑与之俱”般“陆沉”，我等哪能体会她的境界？

杨绛三题：《我们仨》


古语云：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们祖先认为：梦，是思维的一种继续。弗罗伊德则认为：梦，是潜意识的反映。虽然中西方对梦的起源有不同的看法，但也有共同之处，都认为梦是人所特有的一种精神现象。人类的梦，有许多不可预知性。梦，来无影，去无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却一直存在于人的意志之中。你希望做一个好梦时，梦并不青睐你；而你希望睡一个安稳觉时，梦却纠缠你。很多时候，梦似乎又有预见的功能，许多即将发生的事，会不经意在梦里体现出来。
杨绛的《我们仨》就是从一个“长达万里的梦”开始的。杨绛的这个梦，或许并不是她真实的梦境，而是经过她加工创作后的梦境。她的梦围绕着“古驿道”进行。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古驿道”历来就是送别的场所。所以，她梦中“古驿道”上的失散，其实便是一种送别。只是，让人悲痛不已的是：她不仅仅送别了自己的丈夫，同时还送别了自己的女儿。这种难以言说的悲痛，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的。但人生有许多无奈，当悲痛降临，我们不能躲避，只能承受。用我们脆弱的身体与心灵去承受上天赐予的痛苦，或许是每个人必经的磨难。这种磨难与生俱来，一直伴随着我们，直到我们消失于这个世界，才能解脱。当钱钟书与钱瑷从杨绛身边消失时，钱钟书与钱瑷的痛苦已经没有了，但他们曾经有过的与现在产生的痛苦，全由杨绛一人来承担。这样一位耄耋老者，要在短时间内承受失去两位亲人的痛苦。这种深入骨髓的痛苦，肯定会使她食不甘味、寝难安眠，于是，梦魇便时常光顾于她；于是，便有了这样“长达万里的梦”。
当痛苦的梦与曾经幸福的现实生活结合在一起，更能彰显痛苦的深度。痛苦与快乐本来就是一对孪生兄弟，有痛苦的地方，就有快乐。杨绛刚写完这个“长达万里的梦”，读者还未从她深切的痛苦里走出来，她却已经将文字过渡到了一家三口在一起的快乐里。在与前面的“梦”迥然不同的曾经的快乐里，我们看到了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那份平淡冲和，那份儒雅超脱。虽然历尽艰难与磨难，却其乐融融，其意切切，其情殷殷。这个特殊的知识分子家庭里的一家三口经历了国人经历的一切风波斗争，受到过冲击，得到过保护，也曾经荣耀一时。但他们，不管什么时候，不管处于何种境地，都保持着知识分子那份淡泊名利之心，都守持着清贫自乐的人生追求，都用绵延不尽的爱互相呵护，相持相依，相望相携。在这份深切自然的爱里，一家三口走过岁月，走过人生的困境，走过人生的辉煌。
读《我们仨》，感受最深的杨绛那份深深的痛苦。回忆钱钟书的文章汗牛充犊，不计其数，这些文章要么写钱博大精深，要么写他提携后进，要么写与他一面之缘的幸运，要么写望其项背的崇敬。但这些文章都从置身事外的“旁观”角度去写，只有杨绛的文，从“自己”亲历的角度去写，只有杨绛的文里有那份让人看了不得不疼痛的深切的痛苦。不得不承认，回忆故人的文章只有亲人写出来，才具有无比的感染力。因为，在亲人的文章里，有其他文章最难得见到的真情，而真情，才有无穷无尽的感染力量，让读者沉醉其间，与作者同悲同痛，同乐同喜。

@关粉儿 2016-03-19 21:59:56
杨绛《我们仨》里一开始那个梦，在她确实是悲伤的流露，但我总觉得还是再简练一些好
是不是还有四题《干校六记》？：）
-----------------------------
是有四题，只是四题是《走到人生边上》。

杨绛四题：《走到人生边上》


一拿起这书，自然就会想起钱钟书那本名为《走在人生边上》的集子。虽说一字之差，有天壤之别；但杨绛这书名脱胎于钱钟书，却再明显不过。不过，认真思索，杨绛并不是要用钱钟书的书名来为自己广告，她应该有一种用写作来怀念追思钱钟书的深意。明白了这一点，读起《走到人生边上》来，就会有一份郑重，添一丝沉痛，多一层礼赞。
这本书的主题很明白地写在书的封底上，杨绛说：“我正站在人生的边缘上，向后看看，也向前看看。向后看，我已经活了一辈子，人生一世，为的是什么呢？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向前看呢，我再往前去，就什么也没有了吗？当然我的躯体火化了，没有了，我的灵魂呢？灵魂也没有了吗？有人说，灵魂来处来，去处去。哪儿来的？又回哪儿去呢？说这话的，是意味着灵魂是上帝给的，死了又回到上帝那儿去。可是上帝存在吗？灵魂不死吗？”死，对每个生命都是个沉重而无法回避的问题。“走到人生边上”，就是到了生命的临界点。再往前走，就走“出”人生走“进”另一个世界了，生命就消失了，人就死了。不管你看得开看不开，理解不理解，死，总在“人生边上”等待着你。
生命，虽然其构成复杂奇巧，还有很多有待于探索的领域，但总体上应该说是个已知的世界。而死，特别是死后，却是一个广漠无边的未知世界。我们可以说，死是生理机能的完全停止；也可以说，是肉体的彻底消亡；还可以说，是思想的最后终结。但死后呢？死后，“我”之为“我”，还存在吗？如果不存在，到哪里去了？如果存在，又在什么地方？这些疑问，每时每刻都在追问着每个人。陆游说“死去原知万事空”，他真能知道死后的事吗？死后真就“万事空”了吗？人类对生命死后是否存在如何存在存在于何的探究一直没有停止过，但到现在，却没有一个公认的定论，依然处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境地。同样的疑问也追问着的杨绛，或许因为已经“走到人生边上”，既可归纳总结已经“过去”的经历，又依稀可见一些“前面”的风景，更有认真探讨这些问题的必要。
几十年的唯物主义教育，已经将我培养成一块“百毒不侵”的“特殊材料”。对不论宗教还是迷信的东西，我一概不理，经常自我标榜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所以开篇看到杨绛研究灵魂甚至鬼魂，很是不安：难道是失去亲人的痛苦折磨得她走进了虚无？难道是死亡临近的恐惧使她步入了迷途？但认真看下去，却渐渐看出味道来。许多与“先进知识分子”、“聪明的年轻朋友们”相同的观点，在杨绛的追问下，渐渐苍白起来。许多看似正确的东西，在杨绛的反驳中，慢慢矛盾起来。许多以前没有思考过的问题，也随着杨绛的疑问，悄悄浮现出来。或许，人“走到人生边上”，经历了太多的挫折磨难，看过了太多的生生死死，自然而然地会思考人生归宿、死后何在这些有哲学意味的问题。肉体在死亡后就“灰飞烟灭”已无需论证，而生命过程中与肉体同在的灵魂呢？也随着肉体一起消亡了吗？如果没有消亡，它在何处？九十六岁的杨绛，在自问自答关于“神与鬼”、“灵与肉”、“命与天命”等问题时，旁征博引，融汇中西，信手拈来，为其所用。文章里既有古人的思考西人的哲理，又有由此而引发出来的探索，合情合理的结论。一章紧扣一章，每章每节都有其前后左右内在的逻辑关联。轻轻提出问题，娓娓解题论证，不知不觉结论便从文字里凸显出来。杨绛的文一步一步地深入，一步一步地升华，却也渐渐地走向“实在”，惭惭地回归到“人”这个永恒不变的主题。人生在世，虽只如草木一秋，但却是个长期锻炼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克制、修补“小我”，逐步走向、成就“大我”甚至“超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受到锻炼的，既有肉体，更有灵魂。到文的最后，杨绛终于总结出了“人生的价值”：“我站在人生边上，向后看，是要探索人生的价值。人活一辈子，锻炼一辈子，总会有或多或少的成绩。能有成绩，就不是虚生此世了。向前看呢，再往前去就离开人世了。灵魂既然不死，就和灵魂自称的‘我’，还在一处呢。”而“这个世界好比一座大熔炉，烧炼出一批又一批品质不同而且和原先品质也不相同的灵魂。”
读杨绛的《走到人生边》，千万别错过文后篇幅很长的注释。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注释写得比正文还要精彩。正文是对生命本真的思考与追问，注释则是对生活细节的体验与感悟。正文充满哲学意味的探索与寻觅，注释则溢满现实世界的生动与温馨。和正文比较起来，或许注释更能体现杨绛的特色，更有杨绛文字特殊的魅力。正文与注释相得益彰，相映生辉，既是理性探究的哲学追问，又是心灵对话的思想随笔；既能当文学作品展现文之优美，也可做哲学教材指导现实人生。
《走到人生边上》的扉页是一桢杨绛的照片。第一次见到这张照片，觉得她就是邻家老太：慈祥，随和，亲切，善良。但读完全书，回过头来看照片上的杨绛，这位曾经的邻家老太已然成为一位智者：目光深邃，能看破红尘，表情达观，已勘透生死。

旧文今读《蔡德惠》

有时，读一篇文，见一句话，心会无由地颤动一下，脑际突然一片空白。很怪，却并不茫然，反而觉得与作者灵犀相通，犹痒处被挠般舒服。也许，这就是所谓见文的激动，与文的共鸣吧。
这种感觉不常有，刻意去寻，得不到；不经意间，又涌上来。很有点“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意味。王国维认为，这是做学问写文章干事业的最高境界，其实，它也是读书的最高境界了。
一九四七年三月七日的《大公报》发表过汪曾祺的一篇短文，这篇文以人名为题，写与汪相识却早逝的西南联大校友蔡德惠。文很短，用词平淡，行文舒缓，全用白描，却两次使我的心“无由地颤动”，久久难宁。
蔡德惠给作者留下印象让作者记住他的，是独自一人在井边洗衣：“只得记得一次，一个假日中，人多出去了，新校舍显得空空的，树木特别绿，他一个人在井边草地上洗衣服，一脸平静自然，样子非常的好。自此他成为我一个不能忘去的人。”读这段文，让人生出许多想象来，一个与校舍树木草地融为一体谦和安详沉静而又生动可及的年轻人跃然纸上。一直以为，说男子好，应该用儒雅俊逸、玉树临风、风流倜倘、貌若潘安之类的词。原来，真好，用不着雕琢修饰，就一个“好”字，足矣！最多，再如作者，表示一下“好”的程度，“非常的好”。看这句，感觉与作者完全一样，“他成为我一个不能忘却的人”了。
一次，作者又到西南联大，遇雨而至蔡德惠工作的研究室，研究室“四壁都是植物标本，层层叠叠”，蔡德惠认真工作的态度给作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其后，作者“偶然因为一件小事，想起这么一个沉默的谦和的人，那么庄严认真的工作，觉得人世甚不寂寞，大有意思。”从蔡德惠为人生的态度，想到“人世甚不寂寞”，进而觉得人世“大有意思”，过渡自然，了无痕迹。是啊，有一个读书人，红尘面前不惊不诧，与世无争，一心为学，醉心工作。面对这样的人这样的态度，能不生出些许感慨？这句话，是全篇唯一一处议论，也许，所谓的“文眼”，就在这里。
汪曾祺的文，以前读过，小说《大淖纪事》、《受戒》，印象很深。读《蔡德惠》，更觉他文的好。他在《沈从文和他的〈边城〉》里评价沈从文时说：“他的语言是朴实的，朴实而有情致；流畅的，流畅而清晰。”“他很注意语言的节奏感，注意色彩，也注意声音。”也许，用这些话来评价汪曾祺的文，也很合适。

重读《大淖记事》

《大淖记事》是很多年前读过的。读这篇小说时，题目里有一个不认识的字：淖。查了字典，才知道读nào。许多年过去了，这篇小说的情节一点也记不起，但这“淖”字却一直清清楚楚地记得，这字，是因为这篇小说才认识的。
去年，很认真地读过辽宁出版社“大家散文”书系里的汪曾祺散文集《无事此静坐》，很喜欢汪曾祺文里的淡雅和随意。最近，重新翻出《汪曾祺小说选》，从后往前一篇一篇地看。自然，又遇到了《大淖记事》。
读汪曾祺的小说，你得有耐性。他娓娓道来的淡言雅语，往往离故事的主题很远很远；风光风俗的描绘细腻细致，总是占据小说很大很大的篇幅。想要在他的文里寻找跌宕起伏的情节、鲜艳刺激的场景很困难；即使是非常尖锐的矛盾冲突、特别血腥的厮杀打斗，在他的笔下也很“斯文”，淡淡的如同凉白开。但细细回味，这淡淡的凉白开里，却有一股雨后山野弥漫的清香和初出崖缝泉水的甘醇。很多时候，真的有点分不清他写的究竟是散文，还是小说；竟然是在描绘故乡风土人情，还是在讲转承起合的故事。《大淖记事》也是如此，小说共六个部分，男主人公十一子在第二部分结束时才出场，而女主公巧云到第四部分才现身。百度百科介绍说：《大淖记事》“写小锡匠十一子同挑夫的女儿巧云的爱情故事，挺拔厮称的十一子和心灵手巧的巧云在劳动和日常生活中产生了感情，作品同时以散文的笔调，细腻的描写了大淖的风光、世俗和人情。”可见，这篇小说一半讲的是爱情故事，一半写的是大淖风光。
《大淖记事》的世界是一个自然纯朴随情随性的世界。大淖的乡风纯朴真切，特别是男欢女爱，非常达观豁然，很少有所谓“道德”的规范与人文的影响：“这里的女人和男人好，还是恼，只有一个标准：情愿。”十一子与巧云的爱情来得很自然，一点也没有世俗的考量与计较。或许天底下的爱情都是一样的，总是相识，相熟，慢慢相知，相爱：“巧云家门前的柳阴是一个等待雇主的好地方。巧云织席，十一子化锡，正好做伴。”天长日久，渐渐地有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情愫。最喜欢“像一片薄薄的云，飘过来，飘过去，下不成雨。”这句，年轻人这种纯洁初恋的感觉，真就象薄薄的云一样，飘过去，飘过来，一忽儿西，一忽儿东，下不成雨，找不着北，但心底里却有一丝莫名的喜欢与希冀在。当这说不清楚道不明白的喜欢与希冀漫漫凝结成雨丝雨滴甚至姿肆成瓢泼大雨时，便有了浓烈的肉体冲动与真切的生命结合。
《大淖记事》的世界是一个并不太平却也并非全无理性的世界。大淖的练阳观里水上保安队的刘号长“破”了巧云的身子。显然，这是巧云并不情愿却又没有办法的事情。经过这事，巧云突然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感觉，心里那一丝对十一子莫名的喜欢一下子明确起来，那片“薄薄的云”终于演绎姿肆成瓢泼大雨。在这场完全融入自然的爱情之初，巧云敢爱敢做，她蒿子一点，撑向淖中央的沙洲，对十一子轻轻一声：“你来！”将她的万千般柔情蜜意展现得淋漓尽致。随着故事发展，十一子面对刘号长一伙扑面而来搂头盖脸的掍棒，却坚不松口，用死护卫与巧云的爱情，其忠贞与坚定，令人稀嘘感慨。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在那样一个年代，竟然还有一个“县政府”在锡匠们和平示威的压力下，还了十一子与巧云一个“公道”：“小锡匠养伤的药钱由保安队负担，刘号长驱逐出境。”看到这里，我们不由得不长舒一口气，为十一子与巧云庆幸。
读《大淖记事》，十一子与巧云，特别是巧云鲜活地浮现在眼前。或许，现在已经无法寻到这样的女子，但她却仿佛就在不远处的山间、林中，就在那片或许已经不存在的“大淖”东边，纯朴、洁净、自然地生活着。或许，现在已不存在十一子与巧云他们那样的爱情，但他们的爱情却一直盘旋在我的脑海里；虽然明知这种不受世俗羁绊、“道德”约束、“人文”控制的爱情，这种只要“情愿”就能在一起的乡风、民俗、环境只存在于汪曾祺的小说里，但一种莫名的希冀却深深地刻在心灵深处：细腻，温柔，甜蜜。人，或许都是这样，越是不可能的事情，越是希望它实现，越是没法实现，越是念想不断。这就如那片“薄薄的云”，虽然“飘过来，飘过去，下不成雨”，却一忽儿东，一忽儿西，让人找不着北，让人心里甜甜的，回味不尽。
读着汪曾祺的文，不管是小说，还是散文，总有一种感慨：斯人已逝，文何可寻？或许，高度文明残酷竞争的现代社会已不可能产生汪曾祺似的人物，拜物无限为欲所困的生存生活已不可能存在这样自然性灵的文笔。这，或许便是汪曾祺和他的文的意义！

生动清爽的《雨后》

雨后初晴，碧空如洗，山峦若黛，氤氲的流岚包裹着山野里的一切。近处，树绿得发亮，草青得好象要滴出浓汁；远方，雾气迷蒙，山天相接。山歌从林间山坳传来，顺风时真切，背风时模糊，隐隐约约的歌词俚语，通俗自然，充满了山野特殊的味道和情趣。
与他的许多作品一样，沈从文的短篇小说《雨后》，向我们展现的，依然是他内心深处有些世外的自然风光和清新自然的人文景象。这风光，就在生他养他的湘西凤凰城外，任何一处山野都有。不需回忆，不需追记，坐到油灯下，他就能清楚地看到家乡的每山每水、一草一木以及隐藏其中的生命奇迹。这景象，他耳濡目染过不知多少次，每次都清晰地发生在他的眼前，他的心里。不需想象，不需臆造，提起笔来，一切就会流淌而出，凝结成他内心深处无时不在向往的人性与自然完美的结合。
《雨后》写一对男女“野合”。
男子是纯粹得如山野刚被春雨洗过的树木般的四狗。他顽皮，任性，在自己心爱的女子面前，好象才刚刚长大，却又好象已经成熟多年。他随情随性，将自己与雨后的天地，雨后的山水融为一体，情到浓处，本真自然，性过山野，真切热烈。与他心爱的女子比起来，他虽然不明白也不愿去体察“枯”的涵义，但在情深处，不但“听一切大小虫子的叫，听晾干了翅膀的蚱蜢各处飞，听树叶上的雨点向地下的跳跃，听在身边一个人的心跳，全是诗的。”而且要求“请你念一句诗给我听。”可见，在自然的情感冲动里，诗意，便会从每个人的心里喷薄而出。
女子，是读过一点书喜欢浪漫情调与温柔情绪的人。她与四狗直率的行动相比有些矜持的言语里，深情地回忆着与四狗在一起的过去：“就是那株楠木，我们俩……”，大胆地鼓励着四狗的行动：“七妹子，你再发疯，你让我捶你！”当四狗要求她念一句诗时，她念“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明知“景不洽”，“还有比这个更好的诗”，但被四狗挑逗起来的热情已不容许她“一一去从心中搜寻”。她一面阻止着四狗在这样凉的天，在雨后的野外，干容易成痨病的事，一面却宠着他，惯着他，由着四狗，随着四狗，“醉到不知人事”。而一句“四狗，不许到井边吃那个冷水！”更是令人感觉到女性在深爱里对爱人关切的无所不在与无边无际。
小说里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七妹子，她唱的并无内容的戏谑的山歌，她“象看清四狗唱这歌情形下的一切”的俏皮的威胁，被阿姐一阵吓后的规规矩矩，令小说平添情趣，显现出她如精灵般的纯洁与安详。就这么三个细节的描写，一个系着丫辫，穿着蓝底白花蜡染布衣，背着小背笼，蹦蹦跳跳于山川林木里的小姑娘，便跃然纸上。
《雨后》是生动的。她说出来的话，既有关切，也有告诫，还有劝说，生动地体现着她对四狗的深爱。四狗边回应着她的话，边进行着他男人的行动，动作自然直接，生动地表达着他要与她一起实现爱的愿望。最后，他与她共同点燃青春男女共同的爱，生动地将雨后的山野装扮成一片“蓝分分海样的天”。生动着的，不仅仅是人物在具体环境里的语言与行动，更有他们与雨后清山丽水绿树青草同在的亲昵与爱意。他们的心灵悸动与情感起伏，生动地再现了民风淳朴的湘西风情，生动地展现着沈从文笔下爱的率真与热切。
《雨后》是清爽的。虽写“野合”，四狗的行为和她的语言也不无“粗鄙”。但读到他“象捉鱼”的手，他“那么粘糍”的嘴，她“我让你摆布”的允诺，她“你把我压死了吧”的嗔道，却并无邪念，反而觉得一切都清爽清洁，都自然朴实，都是情理中事，甚至有点“发乎情，止于礼”的感觉。或许，真性情，真自然便是这样，只能让人体会到它的美好，不会令人想起妖冶与淫邪。或许，这便是沈从文文笔的过人之处，他之雨后描绘“性”“情”，也可干净得如他笔下雨后的山野。
读完《雨后》，分明感觉得到“天气还早，不是烧夜火时候”，“雨不落了”。分明看得到“黑色的皮肤，红红的嘴，大大的眼睛与长长的眉毛”，辫子象条乌梢蛇的她“还是躺着，也不去采蕨菜”；而四狗，正站在山下竹林深处，透过竹梢树隙，遥遥地望着远处的“席棚”，幸福沉醉地咧嘴而笑。

你可听到《风声》？

《风声》未来之前，早就听到了“风声”。07年，细心一点，就会时不时看到一些关于《风声》的介绍。这“风声”渐聚渐浓，到十月《风声》出版时，已形成了强风：售者在醒目位置摆放成堆，购者络绎不绝，读者不知凡几。
虽觉得先于《风声》的“风声”有炒作之嫌，但依然买了本《风声》。因为麦家的前两部小说《解密》、《暗算》都是看过的，它们涉足于一个以前人所不知、难知的领域，以艺术的形式将处于异常状态的密码工作摆到读者面前。也许，离我们愈远的东西愈有强烈的吸引力，反正，很是喜欢它们。而且，麦家是四川人，地域意识使他在我这里有不同于其他作者的亲切。

腰封的宣介于我并没有吸引力，包括那句“《人民文学》58年的纪录被它打破”。但《风声》上、下、尾三部的标题却令人心动：东风、西风、静风。特别是“静风”一说，独出心裁，意味深长。翻开一看，故事竟然发生在杭州西湖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在人间天堂杭州，在淡汝浓抺总相宜的西湖边，又是诡谲莫测的密码工作（我以为它与前两本麦家作品的题材一样），那故事定然会“惊艳”不已。也许，“惊艳”一词并不准确，但这的确是刚翻开《风声》时，我的第一感觉。
“东风”慢慢吹过来，并不温暖润泽，全无悠闲舒适。相反地，却如北风般寒彻透骨，凉及心脾。神经不由自主地一下子绷紧，一下子走进了抗战时期西湖边上那个神秘莫测、前是卖笑场、后是斗智场的裘庄，伴着日特、伪特、地下党粉墨登场。
故事并不复杂，亦不曲折，甚至有些简单。处于明处显性立场的一方有两个重大发现：一是上海的日特破译了周恩来将派老K到杭州召开杭州地区地下抗日武装统筹协调会的电报，知道了时间、地点；二是杭州的伪特发现内部有人将这一情报通过老鳖、老汉正在外传，抓捕了老汉，切断了外传渠道。处于暗处隐性立场一方地下党的关键人物老鬼成功地将日特破译密码的消息传给了老鳖，并将传给杭城地下党的负责人老虎；但直到自己和其他几个嫌疑人员一起被关进裘庄后，才知道，这一重要情报并没有传出去，危险依然如达摩利斯之剑，悬在地下党的头上。裘庄里，日特、伪特一心想抓出“内鬼”，进而一举消灭杭城的抗日武装；而老鬼则一心想将情报传递出去，确保地下党的安全。
其实，不往后面看都知道：日特、伪特肯定失败，情报肯定能传出去，地下党肯定会从危险中解脱出来，正义肯定终将战胜邪恶。但这并不影响对《风声》的阅读，我的思路也如同处于显性位置的关键人物日特肥原（与日本大特务“土肥原”一字之差，显然是作者有意为之）一样，希望能尽快明了谁是他眼中的“内鬼”、我眼中的英雄，我依然想了解日特、伪特如何失败，依然愿意与老鬼一起想方设法将情报传出去，享受正义战胜邪恶的快慰。
“东风”吹拂的结果：重点怀疑人物自杀身亡，当天晚上对地下党的围捕扑空。小说的绝妙处在这里慢慢显现出来：直到故事“结束”，我们依然不知道老鬼是谁，也不知道情报是怎样传出去的。“东风”一直从四十年代吹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知情人”（老鬼之哥）才告之我们：自杀身亡者就是老鬼，老鬼在留给子女的一幅画里，用密码将情报传了出去。
按常理，故事应该结束了，但一下子又吹来“西风”：唯一的“当事人”浮出水面。原来，在当年被关进裘庄的嫌疑人员中，不仅有地下党，还有一条隐秘的线：军统，还有对日伪时与地下党是朋友，互相面对时又是敌人的人。
“西风”全部通过回忆吹过来，但内容和结论令人不知所措，与“东风”大相径庭：情报不是老鬼传出去的，而是隐藏在敌伪内部的军统女特传出去的。在“西风”里，作者向我们进一步揭示了秘密战线的残酷与无奈，将在那个环境里的坚定信仰、人性裂变、自我保护第一、彼此胁迫、明线暗线之间的斗智斗勇甚至无赖描摹无遗。通过“当事人”的回忆，将老鬼在裘庄里的行为和内心世界进一步展现出来，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比“东风”里更真实、更完整、更丰满的老鬼形象。如果说，“东风”里的老鬼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鬼”，那么，“西风”里的老鬼则是信仰坚定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
作者并不向我们昭示“东风”、“西风”谁是谁非，也不判明情报究竟由谁传出。显然，作者想让我们一直留在这个疑问里，让我们去揣度、判断。
但为什么又来“静风”呢？为什么又叫“静风”呢？既然“静”，何来“风”？带着这样的疑问，走进了小说的尾部。
“静风”不静，树欲静而风不止。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让人无法接受：内战时期，老鬼的哥哥（“东风”里的知情者）“弃共投国”，与军统女特（“西风”里的回忆者）结为夫妇，并有了孩子。但当国民党大势已去时，老鬼哥哥将军统女特骗到北京才告知真相。军统女特不为所动，做掉肚里的第二个孩子，消失于大陆，出现在台湾。
在“静风”里，作者一一交待相关人物的来路：老虎竟然是裘庄后人，老汉竟然“卖身”求情报，肥原竟因喜欢西湖美景而救了西湖……

感受完“东风”、“西风”、“静风”，觉得《风声》是近几年来少见的好小说。
一好：题材。现在，人们虽然并不是有意忘记，但却已经很少能有人记起几十年前的事情。即使有人写，也多是风花雪月，人间世态。艰苦岁月，忠诚信仰，残酷卓绝的东西似乎已不适合当下的富足、安闲、轻松了。甚至宁愿去重拍“黑社会”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也不愿去挖掘将湮没于历史的英雄。而《风声》所写的是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鲜为人知的秘密战线。这样的题材，既可以抓住如我者的眼球，更能激发甜后思源，在日渐世俗没落的心灵里注入一点壮美、崇高之类的东西。
二好：结构。小说的谋篇布局至关重要，《风声》的结构很是巧妙。巧者，过去与当下，“史实”与“回忆”、作者“我”与书中人物彼交此替。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你刚闭拢张大的嘴，又一下瞪圆了惊讶的眼；奇峰突兀，峰回路转，恰舒一口气，又一下子悬起了心；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正一愁莫展无计可施，又一下子找到密径瞒天过海。妙者，“东风”是主体，“西风”补充，“静风”是原委。将应于文前交待的原委放到书后，将主要人物一直藏在幕后，将真正的结果留给读者，使得读的过程必须有思想介入，读完后依然要掩卷深思。
三好：语言。出乎意料，《风声》的语感平和，语速舒缓，语态稳妥，语质精炼，完全不是想象的那样。作者不快不慢，不惊不诧，平铺直叙，娓娓而谈。初看，语言与题材很不匹配，很难将秘密战线起伏跌宕、波涌浪翻的情势描绘出来。但认真品味，却大异其趣：有一股看不见，摸不着，却能经常攫住你心神的张力，存在于字里行间，让你体会到紧张与恐惧。也许，秘密战线本就这样，表面上风平浪静、波澜不惊，暗地里的刀光剑影、惊心夺魄却不为常人所见所知。从这个意义上看，《风声》的语言，最好地体现了秘密战线的特点。
当然，在我看来，《风声》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一是在“西风”、“静风”里，“我”出现太过频繁，有为真实而真实和喧宾夺主之嫌；二是“静风”除“东风”里的知情者与“西风”里的回忆者先结为夫妇后因信仰不同而分道扬镳这一点可圏可点外，其余内容有豹尾续貂、画蛇添足之嫌。要弥补这两点，必须从“东风”改起，对“西风”大动手脚。这，又会影响到整部小说的结构。所以，我虽然觉得其有不足，却不知如何下手去修改。
个人观点，一家之言，方家请哂。

《风声》已经看过，但“风声”还在，而且，这“风声”会一直在。“东风”、“西风”自不必说，它们交替吹拂，将“历史”一点点洒落在你面前，不由得你不时时关注眼前反复浮出的风景。就是“静风”，也静静地萦绕在你身边，你一动，就有风，就能感觉到《风声》故事之精，结构之妙，语言之美。
我已看过《风声》，还在听着“风声”。你呢？有兴趣看这《风声》，听这“风声”吗？

传奇亦经典之三：柳氏传

与《任氏传》写狐仙、《离魂记》写“想象”不同，《柳氏传》书写的是“真实”。不仅文中涉及的男子均有名有姓、甚至有史可查，女主人公柳氏，亦是“人”世界里真实鲜活之一实在。
《柳氏传》以韩翊与柳氏的情爱为主线。虽然最初的结合有李生赠与、赏赐之嫌，但“两情皆获”，彼此之间，却是有情感基础的。其后，柳氏被沙吒利“劫以归第，宠之专房”，而韩翊在寻柳的过程中无意遇见。面对强权，两人都无可奈何。“当遂永诀，愿寘诚念”，“轻袖摇摇，香车辚辚，目断意迷，失于惊尘”。幸而有韩翊同僚“以材力自负”之许俊者，“犯关排闼……出翊札示柳氏，挟之跨鞍马，逸尘断鞅，倏忽乃至。”虽为抢夺，亦使“柳氏与翊执手涕泣”。更让人欣慰的是，“寻有诏：柳氏宜还韩翊”，有了最高统治者的“终审裁决”，一对有情人终于破镜重圆，安享和美之乐。
成人之美，也许是《柳氏传》最让人难忘之处。柳氏本为“与翊友善，家累千金，负气爱才”之李生的幸姬。但李生知柳氏爱慕韩翊之意后，便成人之美，对韩翊说：“柳夫人容色非常，韩秀才文章特异。欲以柳荐枕于韩君”，爱才惜情之意，溢于言表。许俊，亦有心成人之美，“犯关排闼”，“劫”柳归韩，其豪侠之心，见义勇为之行，令人激赏。韩翊的上司侯希逸亦知成人之美，面对强悍番将，毅然上书，备述韩柳许之事，为其求请，其掩救下属之情，令人感动。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当朝的皇帝亦能成人之美，将被“劫”的柳氏判归韩翊，其为君怜臣之明，出人意料。
读《柳氏传》，时时萦绕于脑际的是一个成语：郎才女貌。“翊仰柳氏之色，柳氏慕翊之才”，郎有才，女有貌，是他们互相爱慕、进而结合的基础。在我国古典文学里，凡涉及男女情爱，几乎都是郎才女貌的组合。也许，在古代文人眼里，必须具备“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基础，才能享有“美艳绝伦”。而真正的“美艳绝伦”，不仅仅是外表的美丽，更重要的是必须有识才的“慧眼”，与才相匹配的灵性。《柳氏传》里的柳氏便是如此，不但外美，而且内慧，不仅仰才，而且有才。当韩翊题诗“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亦应攀折他人手”以寻时，她已被“劫”失身，乃答之曰：“杨柳枝，芳菲节，所恨年年赠离别。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这样的诗句，岂是一般女子所能言。可见，郎才女貌对于女子的要求可能更为苛刻、丰富一些：不仅要貌美，而且要内秀，能识才辩才，能与才相匹相和。唐宋传奇里的女子，多符合这些要求。所以，她们，多能在茫茫人海里发现“穷”而未“达”的才子，芳心暗授，以身相许。这，多多少少有创作者的心理期许和价值观念寓于其中。
怪不得，《增广贤文》里说：书中自有颜如玉。怪不得，传统文学里上演一出出才子佳人剧。只可惜，传统的“郎才女貌”，发展到今天，竟然渐渐成了“郎财女貌”亦或“郎权女貌”。不仅现实生活中如此，在许多文人的文学想象里也是如此。这，虽然在物俗横流、拜金盛行的今天，在我们这个官本位的国度，并不奇怪。但仍让人有价值失落之感，仍让人不得不叹惋唏嘘：世风日下，阿赌横行！
《柳氏传》与很多传奇一样，作为小说的“始祖”，还未脱“史”“书写”的窠臼。故事的结尾处，作者往往会来一段对故事及其人物的评价：“然即柳氏，志防闲而不克者；许俊，慕感激而不达者也。向使柳氏以色选，则当熊、辞辇之诚可继；许俊以才举，则曹柯、渑池之功可建。”读起来，有点“太史公曰”的味道。而且，写韩柳情爱，点评的人物却是柳许，似乎又有点文不对题。

@CF昱 2016-05-11 22:53:16
探访一下

-----------------------------
谢谢到访。

传奇亦经典之四：柳毅传


很小就知道“柳毅传书”和脱胎于其的“张生煮海”的故事。对一文弱书生，介入龙族纠角发挥重要作用也好、敢于和强大的龙拼争最终取得胜利也好的故事，心存几份敬畏。原来：文化，由文化支撑的信念，由信念武装的人和始终如一的行动，是有惊天伟力的。这种伟力，不但能战胜自我，而且能战胜强大得不可战胜的对手。
《柳毅传》的故事颇为曲折：
“仪凤中，有儒生柳毅者，应举下第，将还湘滨。”路遇“夫婿乐逸，日以厌薄”，“姑舅毁黜”牧羊的洞庭龙女，“气血俱动”，毅然为其传递家书。这，应该算是初遇吧。一穷弱书生，失意而归，途有异遇。这样的开场，几乎成为后世许多文学作品的典型叙事手法。而这，是不是肇始于《柳毅传》，不得而知。
柳毅受人之托，终人之事，“月馀，到乡。还家，乃访于洞庭”，“武夫揭水指路，引毅以进”。一个平常人，就这样进入了“柱以白璧，砌以青玉，床以珊瑚，帘以水精，雕琉璃于翠楣，饰琥珀于虹栋”的龙宫。柳毅“以书进之。洞庭君览毕，以袖掩面而泣”，而其弟钱塘长“乃擘青天而飞去”。俄而而回，救回龙女。在庆功宴上，“钱塘因酒，作色，踞谓毅”，“欲求托高义，世为亲戚”。柳毅虽“肃然作色，欻然而笑”地拒绝了钱塘的提议，但在与龙女分别时却又“殊有叹恨之色”。这，应该是再见了。脱离樊笼之人，对施救者有感激之心，有爱慕之情，若假以时日，纵其情在相互心中自然成长，应成其好。但若强求，反成其拙。柳毅并非对龙女没有好感，但在钱塘长逼婚面前，却毅然辞婚。这，也许是中国文人“头可断，血可流，其情不可辱”的禀性与骨气之所在。
后柳毅娶两妻，均数月而亡。乃娶于“卢氏女，范阳人”，“经岁馀，有一子”。“既产，逾月，乃秾饰换服，召毅于帘室之间……曰：‘余即洞庭君之女也。’”继而誓曰：“龙寿万岁，今与君同之。水陆无所不适。”柳毅虽“不知国容乃复为神仙之饵”，却从此与龙女一起过上了神仙日子。这，应该是国人最喜欢的大团圆结局，也符合“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传统思维。这样的结局，不仅成就了龙女与柳毅一对有情“龙、人”，也成就了我们读这则传奇时的想象与希冀。
“龙”作为中华民族的图腾，是一个很奇特的族类。据专家考证：龙，是不存在的，不是真实的生物，是中华先民将很多种动物的特征撷取组合在一起，创造出来的。但它一经被创造出来，便具备高贵而奇特的性格。龙的职责很清楚：司雨。在很多古代民间传说与文学作品中，龙的形象并不和善亲民，往往利用自己掌控雨的职责向人索取牺牲，或一怒而涝，或一怒而旱，令人对其敬畏有加。人类要求得风调雨顺，就得将龙天天高香时时跪拜供奉在上。但另一方面，民间却又有许多以龙为题材的娱乐：耍龙，烧龙，将高高在上的龙，作为玩笑嬉闹喜庆的道具。这种心里的敬畏，这种形式的嬉皮，反映着古人对自己创造出来的龙既喜又怕且亲的态度，也反映着中华先民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既矛盾又和谐且灵性的状况，还反映着中华民族在信仰崇拜问题上既现实又浪漫且多变的历史。
但《柳毅传》里的龙，与《西游记》中被孙悟空玩弄于股掌的龙，与《封神演义》里被哪吒抽筋剥皮的龙完全不同，与很多传说中对龙的描摹也差别很大。在《柳毅传》的“龙”世界里，有忠厚谦和，有暴烈脾性，有娇奢逸冶，有知恩图报，与“人”的世界是如此相同。在这里，龙性与人性相通，人性注入龙性。怪不得作者叹曰：“五虫之长，必有灵著，别斯见矣。”虽然在古人心目中，人只是“五虫”之一，但人的世界有其他“四虫”所没有的精彩。在很多古典文学作品里，“五虫”的世界，其实就是“人”的世界。因为，作为作品创作者的人，必然会将自己的现实与观感注入作品，注入作品的“另类”世界里。
在张友鹤编选的《唐宋传奇》中，《柳毅传》是篇幅最长的一则。虽然这是叙述经过曲折故事的必然，但却依然显得冗赘。特别是对柳毅在龙宫那几日描写，多而繁。仅庆功宴上的表演与对话，就将近两千字，这在惜墨如金的古代短篇小说里，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外。但不管怎样，《柳毅传》成功地讲述了一个离奇的“龙、人”故事，塑造了一位“儒生”的生动形象。故事传达着中华民族“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行善积德必有好报”的人文信息，既是悦人的文艺作品，也是育人的道德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