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昵称 2020-04-29 19:54:27
处里与我经历相近、声气相通的应该就是小刘了。
小刘比我晚两届，但他大学毕业后一步到位，直接就分到了教务处。所以尽管比我小几岁，资历却比我老，经验历练自然也更丰富。由于年纪、性格、家庭出身、教育背景都比较接近，最初一个时期我俩处得很好。小伙子对我很友善也很大气，没有一点戒备心理，由于他的指点提醒，我避免了好几次失误。我能比较快地在机关立住站稳，他的支持绝对是一个正面因素。但一个偶然事件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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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斯宁 2020-04-30 19:32:09
看来和小刘的关系要比较尴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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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止尴尬，就此绝交了，下面一段叙述的就是这个过程。

上面我将与处里的每一个同事的关系分别作了一个描述，大家可以看到：总体来看我的工作环境、生存环境是比较严峻的。卢处长对我大体上是认可的，但我们没有私人交情，彼此客客气气、公事公办；三个同事中，与老冀、老孔总的来看是貌合神离，有的时候甚至是神离貌也不合，与小刘本来是好友，但由于误解最后差不多到了势如水火的地步。我是在教研室混不下去的时候才托关系调到机关的，眼见在机关也混不下去了，总不能回归家庭当专职老公吧？既然已经无法逃避，只能硬着头皮挺下去。我一方面更加用心地工作，不让他们在工作上挑出毛病（当然，工作即使做得很好，总是能够挑出毛病的，何况我远不是每项工作都做得很好）,另一方面则启动了“公关工程”，其中的一个主要举措就是给卢处长送礼。以此为标志，我被迫走上了一条随时献媚、不时送礼并最终乐此不疲的不归路。

参加工作最初的几年，我都没有送礼的记录，并以此自鸣得意、傲视群小，认为自己傲骨铮铮、素质过硬、与众不同，对那些送礼和受礼的人们一律不屑一顾。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都坚定不移地认为，只有没本事、没出息的人才靠送礼生存；只要自己做人做事过硬，就可以骄傲地横行天下。本人不是凭借自己的水平实力登了几篇相当不错的文章了吗？不是依靠自己的勤勉敬业获得了常主任的认同赏识吗？肖某人决不送礼也不必送礼！
生活是最好的老师，嗑嗑绊绊的经历逐渐让我清醒过来，懂得了个人特别是出身底层的个人的渺小，懂得了环境的强大文化的强大，进而懂得了送礼的重要性和必然性。因为我固有性情和价值观的阻碍，这一清醒的过程和速度极其缓慢，但最终总算是清醒了。
送礼的实践经历便从我们卢处长这里开始了，但这是一次既可笑更可怜的开始，以致于直到今天，哪怕是面对屏幕，我还是有点难于启齿、微微冒汗。

参加工作最初的几年，我都没有送礼的记录，并以此自鸣得意、傲视群小，认为自己傲骨铮铮、素质过硬、与众不同，对那些送礼和受礼的人们一律不屑一顾。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都坚定不移地认为，只有没本事、没出息的人才靠送礼生存；只要自己做人做事过硬，就可以骄傲地横行天下。本人不是凭借自己的水平实力登了几篇还算不错的文章了吗？不是依靠自己的勤勉敬业获得了常主任的认同赏识吗？肖某人决不送礼！实践证明，也不必送礼！

生活是最好的老师，嗑嗑绊绊的经历逐渐让我清醒过来，懂得了个人的渺小特别是像我这样来自底层的个人的渺小，懂得了环境的强大、文化的强大，进而懂得了送礼的重要性和必然性。因为我固有性情和价值观的阻碍，这一清醒的过程和速度极其缓慢，但最终总算是清醒了。
送礼的实践经历便从我们卢处这里开始了，但这是一次既可笑更可怜的开始，是一次完全失败的社会实验，以致于直到今天，哪怕是面对面前的电脑屏幕，我还是有点羞于启齿，头上好像又开始微微冒汗了。

朋友们肯定想像不出我给他送的是什么礼物——只是半条香烟，而且这香烟肯定不是最好的牌子(具体是哪个牌子已经忘记了)！为什么只送半条而且不是最好的呢？主要有两条理由：一是家里经济条件一般，舍不得花这笔钱。记得当时我们两口子几年的积蓄加起来也只有万把块钱，作为家庭“财政部长”的老婆，对每一块钱的的花销都要进行严格的可行性论证，在此基础上作出年度和月度预算，并严格按预算落实开支；至于我自己，抠门儿程度绝对可以跟她相媲美，所以对她的紧缩性财政政策一概表示认同，有时甚至还会加点码。
另一个原因是，我对自己在处长心目中的成色和斤两作了自作多情的估量。我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是业务骨干，为他写过一些比较过硬的材料，让他出过风头、得过彩头。我已经为你巩固地位、积累政绩付出过心血汗水了，这还不够吗？够了以后还要来看望你，而且是带着东西来看你的，不是更够、超够了吗？因此半条香烟似乎就足以交代、绰绰有余了。

于是我就揣着这半条香烟，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鬼鬼祟祟地溜出了家门。担心在半路上或者他家里碰到熟人，一路都是战战兢兢、提心吊胆，直到在他家的沙发上落座以后，一颗心才安然落地，长舒了一口气：路上没碰上熟人，他家也没有别人，很好！
送礼的效果如何，大家可以设想得到；但当时我真的没想到。当我将那几包烟恭恭敬敬地放到卢处长面前的时候，他只是撇了撇嘴角。这表情理解成微笑可以，理解成不屑也未尝不可。面对他的冷漠淡然，我立刻省悟做了件傻事，后脊梁登时就热气腾腾蒸出了汗雾。以此事为标志，我渐渐开了窍：对于一些领导来讲，工作中的成绩与真金白银的孝敬，是无法形成替代关系的；就算工作做得好，想让领导青眼相加，也得有另外的“表示”！第一次的公关尝试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显然还产生了负面效应。好在卢处长在对此事的把握上还注意了分寸，既没有当场拒绝，更没有大义凛然地教训我，这应该就是相当厚道的一种反馈了。仅仅为了这个，我也得感谢他。
事后我懊恼地向老婆汇报了“送礼”过程的每一个细节。老婆很生气，狠狠地讥笑了我半天。说我小气得要命、活该被拒绝，说我丢了她的人、一辈子成不了大器，说我太自怜、太可怜，说我自作多情自以为是，屁也不是却硬要把自己当个人物，舍不得送礼却想得到送礼者的待遇。她的责骂很苛刻很尖刻却不无道理，让我自惭形秽、无地自容。
看我雪上加霜饱受打击的样子，老婆又心疼了，沉默片刻后主动给我解了围：“行了，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别难受了！给人家送那么点儿东西，其实主要还是因为你把送礼看得很低下，不愿意作践自己。你潜意识里其实是有挣扎的，以为象征性地送那么一点儿东西就可以解释成不是送礼，心里才不致于太别扭。”老婆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虽然不懂心理学，却也能像模像样地摆活这么一番。这个分析是不是符合心理学定律、是不是扣准了我当时的心理，我也说不清楚，其实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立刻轻松了、解脱了、释然了，心里百感交集、岩浆翻滚、泪眼迷蒙。虽然隔三岔五吵个小架，虽然十天半月打场冷战，但我彷徨困顿的时候她毕竟是能够深度交流的一个人，紧要时刻也是能够给我提供慰藉支持的一个人，还是老婆好啊！当然，如果在她心里有气的时候不要骂得那么苛刻，那就更好了！

老婆的好处还不限于此。当天夜里，她一反平时的冷漠挑剔，主动释放种种信号，搞得我受宠若惊，很快就忘却了送礼受挫的烦恼郁闷，恢复了年轻人的朝气霸气，全身心投入了小河流淌、草木森森的人间胜景，在浪波浅吟、涛声低唱的背景中考察勘探、流连忘返。尔后，沉沉进入梦乡。

虽然与处里几位同事的关系不大融洽，但我的业务功底毕竟还算可以，加上不怕吃苦、不怕干活、不在乎加班的良好态度，逐渐得到了领导、机关和作为服务对象的各教研部的大体认可。于是某天的下午，我被常务副校长邵汉波召到办公室。此前我也单独去他的办公室送过几次材料，但被点名叫过去还是第一次，所以多少还是有点忐忑。像所有自我感觉良好的领导一样，邵的态度也是亲切和矜持的。招呼我落座后，他先问了几个类似家属做什么工作、孩子多大了的礼节性问题，以此传递了大领导对小部下的关切，然后就进入正题。他说他对我一直很关注，教研室工作期间的那点小风波也不算什么，是个人成长的必要代价。最初担心我能不能适应机关工作，看起来还行。教务处呈报的的几个材料听说我是主要执笔人，写得也还可以。

我心里很得意，但呈现在校长面前的样子却是诚惶诚恐的，当然也得说几句冠冕堂皇的大话：“谢谢校长的表扬！比起处里的老同志，我其实还有许多缺点，也在努力改进。即便有一些小小的成绩，也是大家帮助的结果。”然后还羞羞答答地表示，假如能得到他的直接指点，那就更是我的幸运了。哈哈，其实我并非总是一根筋，在适当的情景下，也可以表现出世故乖巧、让领导满意的一面。

校长马上接过了我的话头：“很好，以后有事可以直接找我。当下是有项任务要让你办！”他让我对本校开办的“青年干部培训班”的情况以我个人名义搞个调研，供校里和上面参考。他还特意说明了一下：教务部门是统筹全校教学工作的机关，仅仅满足于排课是不够的，对一些深层次问题也应该跟踪把握、有些个理性思考。关于“青干班”，我此前就了解不少情况，我校三四年前按照省委领导要求，调集全校教学资源，开办了一个以县处级领导干部为主的培训班，每期半年，每年两期。开始的几期很火，但好景不长，很快就每况愈下，报名的越来越少，退学的却越来越多，让校领导骑虎难下、十分为难。

常务副校长越过正常程序，直接给一个年轻的教务人员交办任务，显然不合规范。高校虽然不是政府机构，工作上的程序还是挺讲究的，领导越级部署工作的先例很少。但那个时候我正处于一生中的至暗时刻，一个即将被洪水吞没的溺水者不会挑剔救命稻草上的污迹，顾不上那么多了。校长的召见对我来讲，就是那根救命稻草，我必须抓住；即便从虚荣心的角度看，我也不可能放弃这样的机会。何况我也无从选择，我难道还能拒绝校长交办的任务？
鉴于这种情况，我当下就把这项任务接过来了，决心尽我所能把它办好，一方面是回报校长的信任，同时也希望借此摆脱至少是改善我当时的生存困境。因此，向处长作了简要汇报后，我就全力以赴投入了这项工作。其后的头两个星期，我先后拜访了七八位来自不同单位的学员，登门请教了三四位授课老师，随机听了几堂课，并查阅了不少材料，忙得不亦乐乎。随着调研的深入，报告的思路逐渐清晰。第三个星期我用了两天时间，就一鼓作气写出了八千多字的初稿，并在反复修改后精简为一个五千字的报告。

材料对培训班惨淡经营的原因做了系统分析，体例结构、文字表述上像模像样，有新词、有数据、有案例、有分析，但最核心的内容其实就那么几条：基层官员们不想上这个班，一是有关部门的承诺没有完全兑现，多数人结业回去后不仅没有提升，有的连原有职务都被取代了；二是课程设置不合理，安排了不少没用甚至有害的课程，有的教科书版本内容之陈旧，跟出土文物也好不了多少；三是三分之二左右的老师水平太水，所谓讲课就是埋头念讲稿，而且是几年一贯制、充满陈腐气息的讲稿。头一条是表层的政策问题，无关教学质量，解决起来不难。后两条则属于文化积淀的浅薄，直到今天也基本无解，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院校的问题可能更严重了。

材料完成后，我先交给卢处长，请他把关修改。处长说这是校领导直接交给我个人的任务，他就不看了，层层把关搞不好会把材料的个性、棱角磨平，还是留一点个性好。处长显然不想搅进此事，但这个态度当时正是我期待的，我不想让他分享我的功劳。于是我就乐呵呵地将稿子直接送到邵校长手里，并特意说明这个稿子已请卢处长修改，但他没有看，邵听后笑笑不语。
根据后来陆续反馈回来的零碎信息，邵对这个材料相当满意，几乎没作修改就批给校办，要求提交校委会讨论。邵还亲自给我打来电话，说这个材料是有一定分量的，材料反映的问题有一定的典型意义，要我向北京某个显赫单位的一家刊物投稿。为保证万无一失，他还亲自给刊物总编打了电话，邀请他来我们西部转转，顺便搞个讲座，然后隆重地推荐了由我署名的这个材料。这家刊物虽然没有刊号，不能定价，也不能公开发行，只能内部交流。但它报送的层级很高，赠阅的范围也比较广，在业内享有相当高的知名度。它登载的一些文章曾多次引起高层的关注，引发了圈内的振荡，有的还上了红头文件、转化为某项具体政策。
由于邵校长打了招呼、并向总编做了有关回报的承诺，作为一家半月刊，它的出版周期也比较短，所以稿件寄出不到一个月，就被全文刊用。但正是可以证明这篇稿子质量的两件事——提交校委会讨论和权威刊物发表——引起了轩然大波，不仅没有帮我摆脱处里的小困境，反而将我推进了一个更大的漩涡，成了我最终被迫离开本校的直接原因。
这个材料在校委会讨论的时候，受到分管教学科研工作的赵副校长的严厉批评。他认为我这个报告脱离****初级阶段高校教育的实际，伤害了教职员工的感情，指导思想和学风文风都有严重问题，是一篇书生气十足的、企图一鸣惊人的肤浅之作。他的观点得到了党委书记严凯歌的支持。我们校的校长由一位省委常委兼任，每年重要班次的开班典礼和毕业典礼才会来一下，听听工作汇报，留下几条指示。所以日常工作中，严书记是事实上的一把手，他的态度自然就左右了会议的基调。虽然他指示将这篇研究报告发校有关部门研究参阅，但说起来是“参阅”，实际上是供批判用的。会议精神传达下来后，我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当天夜里我彻夜失眠。

但更大的压力还在后面，刊载调研报告的那家刊物发到校里以后，赵副校长大为震怒，他以三个“严重”为我定了性。他在一次规模很大的会议上公开批评了我：教务处有个人（连名字都不屑于提一下），编造了一篇文章，在校委会已经明确否决以后，仍然擅自投寄，这是严重的违纪行为；这个人对省委的招生政策妄加评论，是严重的自由主义倾向；对学校的教学工作说三道四，严重影响了本校的声誉。事后想想，老赵的激怒是可以理解的。我那篇研究报告的主旨是对本校教学工作的质疑批评，质疑教学工作就等于是质疑他自己，何况这种质疑都捅到了北京。
多年后我才逐步明白，这样的稿件即使人民日报、新华社的内参记者，写起来都会非常审慎，我却以感恩戴德的心情，以语不惊人誓不休的果敢，将学校的家底家丑大面积展示了一番，当事人怎么可能不愤怒？何况，我那篇文章虽然微观上看取材全面、论证有力、数据严谨，却缺乏一种宏观、历史的大视野，缺乏一种从国情校情出发的现实主义态度，评判标准的确脱离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高等教育的实际，赵副校长的批评的确是有道理的。

@吴斯宁 2020-05-06 21:31:25
这样的结果确实没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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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兄早上好

第三章 外省人进京

将我从困境中解救出来的还是常主任。
“报告”事件发生后，我的日子虽然相当难过，但我并没有主动向他寻求帮助，丢不起那个人。无论是教研室、还是教务处，并不是恶棍扎堆的“敌占区”，你甚至找不到一个以干坏事为乐的纯粹的坏人；恰恰相反，大家其实都是好人，即便有谁偶尔干干坏事，也是有原因、有条件、有节制的，不会非要把你摁死不可。环境如此温柔和煦，我却跌跌撞撞屡屡碰壁，只能说明我的生存能力太弱。既然根源在自身、责任在自身，就应该自作自受，独立承担后果，独自啜饮苦酒，总想让别人给你遮风挡雨是不现实的。再说了，人家跟我非亲非故，没有义务凡事都关照你。出于这样的考虑，不论多难多苦多灰，我也是硬着头皮咬紧牙关自己挺着，没有向他求助。但他很快从其他渠道了解了此事。

遭糕，这段发错了。第二章还有个尾巴没发。

既然我们的社会发展水平整体上还处于初级阶段，那么它的初级性即不发达性，必然会体现在方方面面，一所省级高校的教师素质、教材质量、管理水平等等，自然更超脱不了“初级阶段”的特色。北大、清华也许会好点儿，其他高校特别是边远省份的高校，九十年代的文科教材不都是废话套话的大堆砌？当然，这是我若干年以后的觉悟， 当时还没有这个认识，所以全身心都是被小人排挤迫害的悲壮感、悲愤感。
严书记当然也很生气，私下里说我不成熟不稳当，凭借一股傻劲给他捅了大娄子，但他似乎也并不认可赵副校长“三个严重”的定性，他知道事情另有缘故，我只是一个愣头愣脑、误打误撞、不知轻重的执行者，是一个急于立功、立言的书呆子，仅此而已。所以当时我承受的主要还是一种无形的压力，以及一些来自同龄人的快意的眼光和表情，倒是没有别的不良后果。

关键时刻，邵副校长却局外人一般置身事外、沉默不语。他的沉默就将我这个小人物直接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一种执行领导交办任务而且是命题作文的组织行为，就成了我自己没事找事、主动出手的个人行为。
后来有人悄悄点拨我：我被邵算计了，浑然不觉是给他当了一枚威力有限的“人肉炸弹”。邵校长与严书记不和已久，所以就想在上下关注的“青干班”问题上做点文章，几年前这个班次的设置，正是出自严书记的创意，培训班日常工作也归严直接分管。我撰写这个调研报告的时候，正值省里“两会”前夕的敏感时期，已在正厅这个层级干了三四个岗位、历时近十年的严书记，正谋求省政协副主任一职，以在退休前解决一个副省级待遇。但严谋求的这个目标恰恰是邵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他决意在“青干班”以及别的一些问题上掀开几个口子，唤起人们对严的负面政绩和不良行为的关注，丑化严的形象，砸了他的副省梦。邵的初衷一定意义上还真的实现了，他的确给严书记找了不少麻烦，好在没有形成更严重的后果，严凯歌最终还是如愿提升，而邵副校长则成了这个小阴谋的大输家，半年后调到省教育厅当了巡视员，级别虽然没变还是正厅，但没有实职了。而我，则成了他的陪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