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三先生 2018-09-27 13:31:49
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在形式上定界限，设范围。在发展中，永远都会突破既有的规范，展现出新的面貌。许多人，被既定的审美心理和框框所约束，无法接受这种新的诗，这只能说明，这种新的诗所具有的超前性和先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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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如流水，只定大道，不定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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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永远只是它成为诗的那一部分，也就是最核心，最本质的那一部分。没有这一部分，它不是诗。有了这一部分，不管它以什么面目，什么方式呈现，它也是诗。

创作的丰收

他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时，大约三十四五， 他在这个职位上待了两年左右。
国子监下面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等六学，相当于今天教育部下设的六所大学，地位最高的是国子学，其次是太学，再次才是四门学。其地位高下实际上由其所教学生的地位而来。比如，国子学招收的都是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太学招收的都是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四门学招收都是七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可以说，国子学、太学、四门学按今天的眼光来看，基本上都是“贵族”学校。
韩愈的四门博士为正八品“学官”，既是官员，又是教授。有点类似民国时期在教育部任职，并在大学兼职的鲁迅。当然，不同的是，鲁迅是官员，地位也高于韩愈，主业是行政管理，教授仅是兼职。而韩愈，说官员也是官员，但主要工作就是教书，相当于今天有行政级别的教授。
韩愈对这样的职位并不太满意，但这个职位带给他的好处是明显的：他可以有充分的时间来研究学问，也可以名正言顺地传播自己的思想了。
这一时期，对韩愈来说，生活是安稳的，甚至是平淡的。他一边教书，一边写文章，许多有名的文章，比如说《送孟东野序》、《与李翊书》、《师说》，还有《祭十二郎文》都写于这一时期。
这绝对是他文章的收获期，也是他思想的收获期。
在《答李翊书》中，他说“惟陈言之务去”，“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这是他对文学语言论的贡献。他积极呼吁语言的创新，要用崭新的语言去表达伟大的思想——他认定的道。他极其看重内容，在他眼里，内容高于一切。但在内容纯正的前提下，他又高度重视形式。后来的实践证明，他以一个百变文体家的创作，使自己成为了一个思想家。他是典型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论者。而在创作语言上，他更看重“气”，只要你的气盛，那么，你怎么写都不成问题。我相信，李白这样的以气御诗的诗人，听到他这样的理论，会为他忍不住要浮一大白的——今天看来，他抓住的都是本质性东西。他不屑于去写什么《文心雕龙》那样的东西，更不屑于去构筑什么体系。
在《送孟东野序》里，他说“物不得其平则鸣”——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到了他这儿，变成了不平则鸣。其实，他们说的是一回事。他的心与司马迁是相通的。他只是不愿意走别人走过的路而已，即使那个人是他极为佩服的司马迁。于是，他在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旁边，又为文学创作论竖起了一面旗子。当然，他当时这样说的主要目的，其实是为老大哥孟郊鸣不平：他才华这样横溢，却在50多岁，才侯选到了一个溧阳县尉！“老天是要让他为盛世而鸣呢，还是要让他为个人的不幸而鸣呢？”其实，他很清楚，为盛世而鸣，还会是不平而鸣吗？（“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邪？亦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邪？”）
在《师说》里，他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他这是典型的有感而发。原因很简单，这是一个最不尊师重教的时代。有谁要是敢于站出来声称做人的老师，就会被社会上视为狂人，以致于后世与韩愈齐名的柳宗名坚决不收弟子，坚决反对别人拜他为师。而韩愈此时却站在了整个社会的对立面，公开召收弟子。反正，他的态度是，你笑归你笑，你骂归你骂，我还是要召学生。当然，他不仅公开召收弟子，还公开做文章为老师这个职业辩护。《师说》，就是他作为大唐最有名的一个老师的辩护词。他说得振振有词，他说得掷地有声。在当时，他说出的不仅是观点，更是胆气。（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
《祭十二郎》是祭奠他的侄子韩老成的祭文，在这篇文章里，他并不是什么四门博士，也不是什么文章名家，只是一个失去了年轻侄子的叔叔，是一个身体状况日益恶化随时有可能走向死亡的长辈（尽管此时他年纪也不大，才36岁，但已头发发白，部分牙齿脱落，死亡的阴影已经笼罩在他的头上了。这和杜甫的情形非常像），在和已经死亡的年幼时曾经和自己朝夕相处的后辈拉家常。
这里，有震惊（“呜呼，孰谓汝遽去吾而殁乎！”），有懊悔（“吾与汝俱少年，以为虽暂相别，终当久相与处，故舍汝而旅食京师，以求斗斛之禄。诚知其如此，虽万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辍汝而就也！”），有内疚（“汝病吾不知时，汝殁吾不知日，生不能相养以共居，殁不得抚汝以尽哀，敛不凭其棺，窆不临其穴，吾行负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与汝相养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与吾形相依，死而魂不与吾梦相接；吾实为之，其又何尤？”），有伤心之极的悲痛（“吾自今年来，苍苍者或化而白矣，动摇者或脱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气日益微，几何不从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几何离；其无知，悲不几时，而不悲者无穷期矣！”“自今以往，吾其无意于人世矣。”），有无可奈何的哀诉（“所谓天者诚难测，而神者诚难明矣！所谓理者不可推，而寿者不可知矣！”），有对往昔的回忆，有对今后的安顿，也有“白发人”哭黑发人的自伤，各种情绪纷至沓来，奔涌笔下，是他文章中感情最为强烈的一篇。这样的文章，他一定是边流泪边写下的。

第五章：得与失

失态

在四门博士两年任期满后，他又开始了侯选。
为了使他能尽快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他给当时的京兆尹（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市长）李实写了一封信。李实是李唐宗室，自从当了京兆尹，仗着皇帝信任，刚愎自用，从不把什么规矩放在眼里，朝廷内外，上上下下，对李实都是敢怒不敢言。（《旧唐书·李实传》“自为京兆尹，恃宠强愎，不顾文法，人皆侧目。”）
当然，这是后来史书的写法，当时韩愈究竟对李实有多少了解我们并不清楚，我们知道的是，他为了尽快获得新的职位，对李实说了许多肉麻的吹捧话。
他是怎么说的呢?
我来到京城已经十五年了，见过的高官显贵，数也数不清了，都不过是在啥山唱啥歌，没啥过失而已，从未见过像您这样赤胆忠心效忠皇上，忧国如家的。（《上李尚书书》“愈来京师，于今十五年，所见公卿大臣不可胜数，皆能守官奉职，无过失而已，未见有赤心事上，忧国如家如阁下者。”）
他像李白一样，上来就捧。只不过，他吹捧的角度却很别致，捧的是人家的忠君爱国。这在李白的那些吹捧文章中，几乎是见不到的。
今年以来，不下雨已经一百多天了，地里种子都种不下去，田野上也见不到青草。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却没有盗贼，粮食也没有涨价。不是没有人想做盗贼，是不敢做盗贼；不是没有人不想涨价，是不敢涨价。潜台词就是：都是因为有您老在坐镇京师。
自从您当了京兆尹，整个京城里，不论是普通群众，还是政府工作人员，还是军队中人，还是县上的人，都像您老新到他们家中一样激动，而那些老惯犯，有案底的人，听说您来了，丢了魂魄一般，跑得跑，藏得藏，一下子无影无踪了。不是您老有手段，管理得好，哪能如此呢？（“今年已来，不雨者百有余日，种不入土，野无青草，而盗贼不敢起，谷价不敢贵，百坊、百二十司、六军、二十四县之人，皆若阁下新临其家，老奸宿赃，销缩摧沮，魂亡魄丧，影灭迹绝，非阁下条理镇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
知道啥叫肉麻了吧？可再看看当时的大知识分子，哪一个又没有说过这样的肉麻话呢？只能说，这是当时的政治生态。我们别想着从当时的知识分子中树一个道德模范出来。韩愈不是，李白杜甫他们也不是。没有人当得起这样的称号。
我从小就读书写作，只要见到忠诚君王，孝顺亲人的，就是千百年前的人，我都会敬慕他，更何况遇到阁下这样的人，我怎么能不希望常在您身边向您表达我的忠心诚意呢？（“愈也少从事于文学，见有忠于君孝于亲者，虽在千百年之前，犹敬而爱慕之，况亲逢阁下，得不侯于左右以求效其恳恳？”）
意思很明白：希望你能提拔我。
这是当时一般干谒的套路，只不过他写得太肉麻。有意思的是，凡是大诗人，写起这些文章来都比普通诗人要肉麻得多，是不是肉麻与才华成正比呢？还是大诗人感情丰富，才情四溢，写起这种文章来容易失控失度以至失态呢？

出于公义的上书，出乎意外的结局

这一年的秋冬，他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大致相当于今天中纪委中层以上干部，随时可以向皇帝反映对有关政策和干部的意见，是当时皇帝的耳目，地位非常“清要”——在外界眼里，名气大，名声好，地位重要——这在他仕途上是一个重大变化，他已由一个教授转变为中央核心部门的重要人员。
需要说明的是，柳宗元、刘禹锡也先后进入御史台，成为韩愈的同事。
监察御史因为位置重要，不由吏部铨选，全部由长官推荐，或由御史台自辟，然后由皇帝任命。他能得到这样的位置，据说与他写文章的名气渐渐大起来有关，也与御史中丞李汶的提拔有关，那么与他吹捧李实的文章有没有关系呢？难说。
不过，他上任后的表现却让李实大吃一惊。
他在写给李实的信中，就提到了这一年的大旱，但当时他写信时，旱情还在持续，事实是：自正月至七月的二百多天没下过雨，更为糟糕的是，到了秋天，竟然又来了霜冻，这样，别说种子种不下去，野草长不出来，就是种下去，也是收不上多少来的。（《资治通鉴》“自正月不雨至于七月” 《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臣伏以今年已来，京畿诸县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种所收，十不存一。”）
当时朝廷针对这一现实情况，按照惯例，免除这一年的租赋。
而当时京兆尹李实的反应今天看来却是“反常”的，他对中央报告说，今年虽然干旱，但是禾苗长得却很好。意思很明确，那就是租税不用免，继续收。
而朝廷竟也听信了他的话，同意他的建议，继续收取租税。而李实也就毫不客气，严令各县加紧催交，以致达到了横征暴敛的地步。在老百姓眼里，这些催租收税人员和虎狼没什么区别。
李实为什么要这样做，是为了能从中刮地皮吗？还是为了能继续向皇帝表忠心，一如既往向皇帝进贡？
但不管如何，他的做法都不是一个“忧国如家”的官员正常的反应。
由此造成的恶果是：老百姓实在穷得没办法了，到了拆屋子卖瓦卖木头的地步，甚至还有直接拿了没成熟的禾苗交税的。（《资治通鉴》“今岁虽旱而禾苗甚美。”“由是租税皆不免，人穷至坏屋卖瓦木、麦苗以输官。”）
这时作为监察御史的韩愈是什么反应呢？
他在后来的一首诗中回忆说，他当时已经听说有的老百姓把自家的小孩子扔到沟渠中，任其自生自灭；还有的老百姓，把自己的儿子卖了，就为换来一点充饥的粮食。
这是听别人说的，他当时也许还不大相信。但当他走出家门，只见街道上一群一群走着的满是饥肠辘辘的人。他震惊了。而且更让他震惊的是，他亲眼看到了在路边倒下死去的人。他站在那儿，看了许久，简直不敢相信，但又不得不相信。回到家中，他连饭都吃不下去，就像鱼被钩住了嘴一样。（《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传闻闾里间，赤子弃渠沟。持男易斗粟，掉臂莫肯酬。我时出衢路，饿者何其稠！亲逢道边死，伫立久咿忧。归舍不能食，有如鱼中钩。”）
这还得了！作为一个熟悉历史的政府官员，他很清楚这样下去的后果。
怎么办？
他一定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
向上反映，肯定会得罪京兆尹李实这个皇帝的宠臣。他可是向人家表达过效忠之意的呀。后果会是什么，难以预料；不反映，他又怎能忍心闭上眼睛，仍由老百姓们游离失所？
在公与私之间，他最终选择了公。
他给皇帝写了一封反映真实情况的状子，与监察御史张署、李方叔签名后，递了上去。
他对皇帝说的是：
皇帝对百姓的恩情虽然宽大，可您哪想到下面老百姓的困境更加严重了呢？老百姓们，竟然为了能吃上一口饭，到了抛弃儿子，赶跑妻子的地步。为了交税，他们拆了屋子，砍倒了屋前的树木。现在，路上到处是饥饿的人，倒毙于沟壑的也不在少数。家中有钱的，都已交了税，没钱的，即使被到处追着，还是交不上。（“上恩虽弘，下困犹甚，弃子逐妻以求口食，坼屋伐树以纳税钱，寒馁道涂，毙踣沟壑。有者皆已输纳，无者徒被追征。”）
他接着说，我之所以上书，就是因为，这些情况，其他人都没有向您汇报过，您也不知道这样的事情。（“臣愚以为此皆群臣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
其实，其他的大臣都知道，但碍于李实权势，就是不敢说；而皇帝也清楚，但碍于李实情面，索性装糊涂。
现在，这张纸由韩愈捅破了。
他想到自己的结局了吗？多半没想到。
鉴于目前这种情况，他向皇帝提出了一个建议：请求暂缓征收今年的租税。
这个建议其实本就是最初免除租税政策的复归。
他的理由是：
今年冬天下了好几场雪，来年一定会丰收。收税这种事，太急，收得少，还有可能损伤老百姓；缓一缓，让老百姓有喘息之机，税仍可以收得上，对国家长远发展也有好处。
因此，他请求皇帝给京兆府特敕：今年的租税还没有征的，暂时停征，等明年蚕麦都丰收了再征不迟。（“今瑞雪频降，来年必丰，急之则得少而人伤，缓之则事存而利远。伏乞特敕京兆府：应今年税钱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内征未得者，并且停征；容至来年，蚕麦庶得少有存立。”）
据他说，皇帝收到他的状子后，也生了恻隐之心，宰相们也准备采纳他的意见。
但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事情突然发生了转折。
就在他上疏约十日后，苦苦等待消息的他，却听到了一个晴天霹雳——他被贬官到连州阳山（今广东阳山）任阳山县县令。（《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天子恻然感，司空叹绸缪。谓言即施设，乃反迁炎洲。”）
阳山，是当时南方经济文化极为落后之地，被贬到南方这些地方，在当时是极为严厉的惩罚。他在给张暑的祭文中说，我不小心飘落到阳山，当了一群猴子的长官；你呢，落到了临武，相当于坐到了山林一般的牢房中。柳宗元后来被贬到广西永州，感觉也是成了发配的囚徒一般。（《祭河南张员外文》“我落阳山，以尹鼯猱。君落临武，山林之牢。”）
反正，在当时的韩愈看来，和把他投入囚牢没多大区别。

艰险的阳山之行

在上疏前，他不是没有考虑过后果，但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因为，作为监察御史，向皇帝如实反映有关情况，提出建议，本就是他的职责。按常理，即使当政者不采纳他的建议，也不至于处罚这样严重——将他从一个中央重要岗位贬为边远小县的县令——当年，他的大哥被从中央贬到广东，没想到今天他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
同时被贬的还有一块签名的张署和李方叔，他们三人享受了相同的待遇：同被贬到南方偏远地方任县令。
按照当时的规定，贬谪官员在命令颁布的当天就要离开京城，所以，这事给当时他家庭造成的紧张、慌恐可想而知。
他在两年后，回忆了这一场景：
皇帝派来的监督贬谪官员上路的使者，跑上门来催着他快点走。他的妹妹当时正生病，躺在床上，知道他这一去凶多吉少，就哭着请求使者能让她见自己的兄长一面，好与他告个别，结果，使者任她怎么请求，就是理都不理。他的妻子这时候也顾不上害羞，抱了小孩子出来，与他告别。（《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中使临门遣，顷刻不得留。病妹卧床褥，分知隔明幽。悲啼乞就别，百请不颔头。弱妻抱稚子，出拜忘惭羞。”）
他当时是什么心情？他没有直说，只是说他强忍着不去回头看亲人，只顾埋了头向连州阳山进发。（“僶俛不回头，行行诣连州。”）
我想，当时他眼中一定满是泪水，当是心如刀绞吧？
而让他稍感欣慰的是，张署贬地和他的贬所阳山相邻，他们可以一块儿结伴走。
据他后来回忆，他们出了长安，从蓝田进入商洛山中，当时正是寒冬腊月，天下着大雪，他的眼泪都冻得流了出来，糊住了眼睛；而驿道上，全部结了冰，走在上面，就像爬冰坡一样。马蹄直打滑，他们只好步行。有时候，路太滑，马不敢往前走，他们还要提起衣服，推着马走，不小心劈啪摔倒了，爬起来，强忍着继续往前走。
他后来说，在这样的路上，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盼着能尽快走上一条平坦的大路。后来，当他们终于走出这条冰路后，都赶紧跑得远远的，就像逃避恶臭一样。（《南山诗》“初从蓝田入，顾眄劳颈脰。时天晦大雪，泪目苦朦瞀。峻途拖长冰，直上若悬溜。褰衣步推马，颠蹶退且复。……专心忆平道，脱险逾避臭。”）
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洞庭湖的惊涛骇浪，风是那样地猛，波浪翻卷着，似乎要粘到天上去；狂风与波涛绞在一起，就像霹雳炸响一样；浪涛自然也没放过他们的船，像箭一样向他们射来。想想坐在船上的他们，会是何等的惊险、不安呢？（《祭河南张员外文》“洞庭漫汗，粘天无壁。风涛相豗，中作霹雳。追程盲进，帆船箭激。”）
而在湘水上，他们想起了沉于汨罗江的屈原，将泪水染成湘妃竹的尧舜的两位妃子，并以满盘萍藻对屈原进行了遥祭。当然，在沉溺于悠久的历史传说的同时，他们也并没忘了观看眼前的景色。水面上，时不时会跳出一条大鱼，岸两边，则是凄厉的猿鸣和不知是些什么鸟的叫声。有时候，他们还会听到打渔人的歌声。无疑，在此时他们心中，湘水是充满悲哀的。（《祭河南张员外文》“南上湘水，屈氏所沉；二妃行迷，泪踪染林。山哀浦思，鸟兽叫音。”《湘中》“猿愁鱼跃水翻波，自古流传是汨罗。蘋藻满盘无处奠，空闻渔父叩舷歌。”）
当然，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也没闲着。干什么呢？写诗！你写一首，我和一首，来打发这一路的时光。据他说，等到张署任职的临武时，他们已经写了一百篇左右的诗了。只能说，此时诗歌成了他们彼此抒发郁闷的救命稻草了。（《祭河南张员外文》“余唱君和，百篇在吟。”）
而在临武边界上，张署设宴饯行，他们喝了个醉醺醺，说了无数的知心话，毕竟，今后有没有机会相见，他们都拿不准。对于前途，他们一点也乐观不起来。最后在客店里，他们相枕而眠。
让他惊讶的事情发生了：半夜三更，他们只听得外面老虎的吼声和驴子惊恐的叫声，而随后仆人进来报告，他的一头驴被老虎叼去了。这是在长安这种大都市无论如何也不会发生的事，让他这个阳山县的县太爷，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他将要工作和生活的，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了。（《祭河南张员外文》“君止于县，我又南逾；把盏相饮，后期有无。期宿界上，一夕相语。自别几时，遽变寒暑。枕臂欹眠，加余以股。仆来告言，虎入厩处。无敢惊逐，以我蒙去。”）
进入连州地界后，他再次改行水路。这一路，他给我们留下了好几首诗，其中最让人惊心动魄，印象深刻的是《贞女峡》。贞女峡离阳山不过十五里左右。经过两个多月的跋涉，他告诉我们，到达阳山的时候，已经是春天了：
江盘峡束春湍豪，雷风战斗鱼龙逃。悬流轰轰射水府，一泻百里翻云涛。漂船摆石万瓦裂，咫尺性命轻鸿毛。
这里，江是像蛇一样盘起来的（是说它曲曲折折吗？）峡谷是那样窄，犹如被两岸岩石紧紧夹住，洪水经过峡谷，就像狂风怒吼，雷声不断，江中的鱼呀龙呀，早逃了个无影无踪。经过峡谷的江水，就像瀑布一般向龙宫射去，一下子就冲出百余里，犹如云涛翻滚。而有名的贞女石就横挡在峡谷中间，船只在急流中简直就像一片树叶漂在江上，一旦不慎与贞女石相触，那么，整个船就将如万片瓦片碎裂一般散为碎片，顷刻间，全船的人就会丢了性命。
当然，仅仅是有惊无险，他们平安通过了贞女峡，到达阳山。但在诗中，那种给人的紧张感，惊悚感，以及从纸背溢出的豪气，却是鲜活的。这样的诗，像是一个贬谪的人写出来的吗？还是他把一肚子不舒服都发泄在了奇险的山水中了呢？而这样的“发泄”是性格脆弱的人能够做得到的吗？

“奇怪”的阳山

阳山，给他的印象极度不好。
他在给一位当地年轻人的序中毫不客气地说：
阳山，是天下有名的穷地方，陆地上到处是险峻的丘陵，经常还会受到虎豹的侵扰（他在临武与连州的边界上，已经见识了老虎的厉害。这是老虎代表连州人民给他的下马威吗？）江流特别湍急（对此，他同样是深有体会。其实，他还是应该感谢阳山的急流，没有它们，他写得出那样气势磅礴的《贞女峡》吗？）挡在江中的大石头（应该就是差点让他葬身江中的贞女石），比刀枪剑戟还锋利。船只撞在上面，往往是船破人亡。（《送区册序》“阳山，天下之穷处也。陆有丘陵之险，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横波之石，廉利侔剑戟，上下失势，破碎沦溺者往往有之。”）
这是说地理环境。
至于说社会政治环境，更让他失望，不，绝望。
所谓县城，根本就没有老百姓居住，只是在江边荒草、篁竹间，疏疏落落地分布着十几家，这都是当地小吏（非政府任命人员，相当于今天的政府聘用人员，多为幕僚）居住在那里。县里除了县令，也没有县丞，更没有县尉。也就是说，整个县级领导班子，只有他孤家寡人一个。当时的县，一般要设一个县丞，一个县尉，而阳山县，竟然一个也没有。他的惊讶程度恐怕不会低于他在客店里听到老虎的叫声。
让他深感不适的，还有以下几点：
一是他们的语言。这些小吏们，还有老百姓们，一个个说的都是鸟语（他们都是当地的广东人，他们说的话，韩愈听来，自然是比天书还难懂的鸟语。就是今天，北方人听到广东话，也往往是一头雾水。）
二是他们的相貌。他们长得也和北方人不一样，像是外族人，相当于今天说他们长得像外国人。这里，他还算是口下留德。在另外的地方，他直接说他们就像猿猴，还说，他这个阳山县太爷，管了一群猴子。他也不怕得罪当时的广东人。当然，当时广东地处僻远，经济文化极度落后，读书人极少，做官的更少之又少。能读到他文章的，恐怕极为有限。而且，他的看法，也是当时社会上普遍的看法。（《送区册序》“县郭无居民，官无丞、尉，夹江荒茅篁竹之间，小吏十余家，皆鸟言夷面。”（《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吏民似猿猴”，《祭河南张员外文》“我落阳山，以尹鼯猱。”）
三是民风野蛮，剽悍，生性狠毒，到处都是“放蛊”的，韩愈一到阳山，就发现，竟然“有蛊群飞游”——这可是北方见都见不到的奇境，怪事——这样的场面恐怕我们只有在武侠小说中见到，而韩愈却是置身其间，亲眼目睹。更让他胆战心惊的是，民众之间只要有点矛盾，就毫不客气给对方下毒，把你放翻再说。所以，他这个县太爷一到吃饭的时候，就发愁——谁知道这饭里有没有毒药呢？真有点刀头上过日子的味道。（《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生狞多忿很” “猜嫌动置毒，对案辄怀愁。”《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下床畏蛇食畏药”）
四是生存环境极度恶劣。到处都是蛇，他每天下床都怕踩着蛇，还不都是北方人常见到的那种蛇。竟然还有两头蛇！到处都是飞着的蛊，谁知啥时候让自己不小心也中上呢！天气也是反复无常。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以致于大夏天冷得竟然有穿厚裘皮大衣的，而大冬天竟然热得有摇扇子的。还有飓风，咆哮着穿过丘陵，简直像要把丘陵给掀起来似的，而且又是打雷，又是闪电，那个恐怖，北方的天气根本没法比。这还不是最厉害的，让他感到最害怕的其实是瘟疫，它们在不知不觉中，就缠上了你，往往十家没有一家好的。当时连州下辖三个县，才有人口十四万左右，恐怕与当地生存环境过于恶劣有关。（《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远地触异途，吏民似猿猴，生狞多忿很，辞舌纷嘲啁。……有蛇类两首，有蛊群飞游。穷冬或摇扇，盛夏或重裘。飓起最可畏，訇哮簸陵丘。雷霆助光怪，气象难比侔。疠疫忽潜遘，十家无一瘳。猜嫌动置毒，对案辄怀愁。”）

心态的转变

面对着这群说着“鸟语”的人们，韩愈当时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语言不通，无法交流。
作为县太爷，他又必须得和他们交流。
他实在没办法，只好通过在地上写字来沟通、安排工作。在这里，他真要感谢秦始皇统一了我们的文字。不然，他恐怕得请一位“翻译”来协助自己办公了。而这样的翻译，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下，他又如何请得到？
既然，沟通的问题已经解决，他这个县太爷就开始履行职责。
据他后来说，他主要做了两件事。
一是抓税收。安排小吏们下去收取租税。这是当时官员的最主要工作。
二是树规矩。这里天高皇帝远，民风剽悍，动不动就要放蛊，下毒，法治意识淡薄，他怎么管理？他说他告诉他们要“奉期约”——守规矩，讲信用——这相当于今天的法制宣传。我估计他可能会开个大会，把当时主要的法律规定，着重讲一讲，好让这些僻远之地的人们知道，哪些可做，哪些不可做，有所敬畏。
据他说，他这两项措施，还挺有效果，那些“宾客游从之士”——吃闲饭的，陪他谈诗论文游山玩水的，相当于《红楼梦》中描写的“清客” ——也慢慢上门来了。而且，有意思的是，他说是“无所为而至”——啥也不为就来了——其实个个都是“有所为而来”——这真是对清客们不露声色地讽刺。
这些游从之士之所以能来，一是韩愈这儿有吃有喝。他此时不但自己不缺吃穿，还供得起吃闲饭的，说明他的租税问题解决得相当不错。二是他们对这儿的治安放心，不用像韩愈刚来时那么提心吊胆。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他的管理很有效。（《送区册序》“始至，言语不通，画地为字，然后可告以出租赋、奉期约，是以宾客游从之士无所为而至。”）
解决了这两大问题，他的心情似乎好了许多。当然，这与他本人的适应能力、自我调整能力也有关。
他在一首诗里告诉我们，他开始能静下心来读书了。
他在哪里读书呢？他说是“县斋”——相当于今天的县政府办公室。当时的县令，往往就住在县政府，办公与居家合一。所以，他多半并不是跑到办公室读书，而是在家中读书。
他说，他这个山水县的县太爷——这里，他用“山水县”代指阳山，比起他所说的“阳山，天下之穷处”温和了许多——在种满松树和桂树的一个树林子里读书——看来，他的办公和居住环境还是不错的。（《县斋读书》“出宰山水县，读书松桂林。”）
他为什么能够这样自在地读书呢？据他说，阳山县似乎没有什么事需要他操心。他用了一个词——“萧条”——来形容，可见当时他的清闲。即使有事，在他眼里，也是“末事”——鸡毛蒜皮的小事，不值得他去做，或不值得他亲自去做。那么，大量时间就空出来了，作为一个读书人，自然而然，他拿起了书本。
他拿起的多半是古书，是古代那些经典。他又与古代那些伟大的人物相遇了。这又让他想起了他当初的愿望或志向。什么志向？向这些伟大人物靠近，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人。（“萧条捐末事，邂逅得初心。”）
他刚来阳山时，一听到那些凄厉的猿鸣，就由不住地悲伤。可现在，他说，他听到这些猿叫，只会让自己更加清醒，让他明白自己是谁，自己究竟要干什么。而清清的泉水呢——湍急可怕的江水且由它去——现在，他看到的、亲近的却是清泉水。这些泉水，可以洗干净他的衣襟，也可以洗去他心头许多世俗的念头。不用说，他是像古人一样在说“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不论是湍急的江水，还是清泉水，都已变作他“美好”生活的一部分。尽管他对这种“美好”有保留，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有不同的表达。（“哀狖醒俗耳，清泉洁尘襟。”）
很明显，他的心态已有所变化。
他还说，他现在在阳山，只要一写诗，就会有人唱和；只要一喝酒，就会有人陪同。这让我想起他在张建封幕府时所发出的牢骚或痛苦的呻吟：“吾言之而听者谁欤？吾唱之而和者谁欤？言无听也，唱无和也，独行而无徒，是非无所与同也。”（“诗成有共赋，酒熟无孤斟。”）
而现在，在阳山，在这僻远的贬谪之地，牢骚不见了，呻吟没有了，他似乎已融入了当地的生活，尽管这种融入带有“被迫”的性质。
这真是一个“奇迹”。我们只要看看与他同时期的柳宗元遭遇贬谪后所写的诗文，以及在他前面的那一个个前辈，包括屈原，贬谪后的表现，就会明白，他这些话，是多么“奇特”，不同与众。后来的苏东坡他们，面对贬谪，尽量随遇而安，是不是因有韩愈这样的榜样在先呢？而他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这与他的性格有关，更与他的理想有关——或者用今天的话说，他是一个有信仰、有信念的人。
他的信念是什么——他要成为一个像孔子、孟子那样足以影响一代又一代人们的人。
而正是这样的信念支撑着它，使他在什么时候也不会陷入绝望的泥潭。
而苏东坡他们的随遇而安，更多的得益于性格和佛学——是哲学使他们走向了达观。
他告诉我们，现在的他，还常常跑到绿竹掩映的池塘边去静静地钓鱼，再不，就在白云的陪伴下去寻找那清幽的去处，好享受那难得的宁静。（“清竹时默钓，白云日幽寻。”）
阳山的可怕那里去了呢？
他随即告诉我们，像阳山这样的南方地带，多瘟疫，多瘴疠，多蛊，来这儿的北方人一般都恐惧害怕，但是我和那些北方人不一样，作为一个被贬的官员，我是“甘自守”——心甘情愿留在这儿。他还进一步说，他现在担心的，不是阳山这地方环境恶劣，而是他的能力不能胜任县令的职位。（“南方本多毒，北客恒惧侵。谪谴甘自守，滞留愧以任。”）
不用说，这里依然带着牢骚。如果这会儿调他回长安，我相信，他一定是兴高采烈要回去的。但在目前无法改变现状的情况下，他这话，又不能全部当作假话来看待。我们从中还是听到了一种权且享受目前生活的味道。
其实，他之所以能“甘自守”，与他开始着手完成自己人生的一大理想——也是以前张籍、李翱他们所热切期望他尽快着手的一件事，也就是著述——有着莫大的关系。

@东化村 2019-01-02 11:32:14
老弟居然还在写，待我有时间来细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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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兄：我李白、杜甫和韩愈都已写完了，只是忙，很少上来了，抽空上来发上一两篇。已有好久没见你了，有空多指教。

死亡阴影下的著述

他在一首诗里以虞卿来代指现在的自己。（《李员外寄纸笔》“莫怪殷勤谢，虞卿正著书。”）
虞卿是赵国的上卿，为了帮助朋友，毅然抛弃了万户侯的封赏和宰相的地位，陪着朋友逃离赵国，来到大梁，结果在那儿穷困潦倒。朋友死后，他更加郁郁不得志，便开始写作，最终完成了被后世称为《虞氏春秋》的著作。
司马迁在《史记》中，把虞卿作为穷愁发愤著书的一个代表。
司马迁写到虞卿时，多半会想到自己。而韩愈写到虞卿时，也不可能不想到自己。
他们都是有着一身学问和远大抱负的人啊，而现实给他们的却是酷刑、穷困潦倒、贬谪，是不断的灵魂上的折磨，是与他们理想的越来越远。他们该怎么办？
他们只能让泪水、委屈以及心内的不平、抗争化为一行行文字。创作，对于他们而言，是地火的喷发，是不得不为之。
他多半就是在对古代伟大人物的追想中，开始了《原道》的创作。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
当他写下这几行文字的时候，阳山不见了，长安也不见了，世俗的遭遇，失也罢，得也好，统统不见了，他已经站在了历史的高峰上，对着整个人类发言。
你们整天在谈仁义道德，但我要问你们，什么是仁？什么是义？什么道？什么是德？
让我来告诉你们：
博爱就是仁，做该做的事就是义。由仁义出发所到达的地方就是道，自我完善，无须外物就是德。
这是孔子孟子他们原本的意思吗？不一定。
但他必须对它们作出自己的解释。
他面对的现实是：孔孟后的仁义道德经过了多少人的嘴，念来念去，反而成为了一个空洞的概念，大家都在说，却并不去思考这两个字的真正含义，就像我们今天许多人张口马列，闭口马列，但什么是马列，反而不甚了了了。
更为可怕的是，在他看来，佛道二家不但现在与儒家鼎足而立，更对儒家最主要的一些理论进行了有利于自己的解释或歪曲，或者说，用儒家的理论概念来推销他们自己的私货，使得儒家理论被架空，造成了社会意识的混乱。
作为一个长期受儒家思想熏陶并坚信儒家思想是人类真理的读书人、政府官员，他不能不担心，更无法容忍这种现象的漫延。
他只有奋起反抗。
他以前曾有过种种的顾虑，但在阳山，在贬谪之境，他的顾虑消退了，难道还有比贬谪阳山更大的惩罚和困苦吗？或者说，阳山恶劣的生存环境，随时有可能来到的死亡，让有着冲天抱负的他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他不得不改变以前打算到五六十岁再从事著述的想法。
毕竟，他的健康状况已大不如前。据他的诗文反映，在他三十六岁左右，他已掉了七八颗牙齿，余下的牙齿也都已开始动摇，这无论如何都是生命力衰退的一大象征。第一颗牙齿掉落时，他并不太在意，只是觉得牙豁了太看；接下来又落了二三个，他才感到了问题的严重，害怕起来，生怕哪一天自己就会死去。尽管他不断安慰自己，生命不论长短，都要死亡，但无论如何，在这个年龄，他都无法坦然面对死亡。（《落齿》“去年落一齿，今年落一齿，俄然落六七，落势殊未已。余存皆动摇，尽落应始止。忆初落一时，但念豁可耻。及止落二三，始忧衰即死。……人言齿之落，寿命理难持。我言生有涯，长短俱死尔。”）
更何况，他最想做的事还没做呢！
贬谪阳山，让死亡有可能来得更迅疾，更不可预料，这无疑促使他加快了写作的步伐。他决不愿意给自己留下终生遗憾。

批判与忧患

有人说《原道》是檄文，其实，更是忧患之文。
他必须对已被“污染”的儒家思想给予新的解释与清洗。
他必须与目前风头正劲的佛、道思想展开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他很清楚这一点。
他必须打响意识形态争夺战，或者说，他发起的是一场儒家思想保卫战。
当然，他必须首先要夺回儒家理论的解释权。与其让佛道两家肆意歪曲、践踏儒家主要理论，不如由他来做出最权威的解释。
所以，他上来就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在说话。当然，他认为，他说出的就是真理。
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
仁与义，有确定的内容，不容更改，也难以更改。但道与德，却没有具体内容，相当于一个空位置，谁都可以坐上去。这样一来，道就有君子道、小人道的区分。君子坐上去，就是君子道；小人坐上去，就是小人道。而德也有君子德、小人德。君子德，对人有好处，小人德，对人有害处。
细细思味，他这样的说法，与前面他对道德的定义并不相符。其实，他之所以这样说，不过是为了接下来更好地对道家思想开火。
当然，他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直接对准道家的鼻祖老子开炮。
他主要从两个方面驳斥道家。
一是驳斥道家对儒家“仁义”思想的批评。老子是最看不上仁义的，在《老子》里，没少说仁义的坏话。什么“绝仁与义，民复孝慈”，什么“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什么“大道废，有仁义”。这些话，一千多年来，“流毒极广”。他要重新弘扬儒家思想，必须对这些思想进行批判：
老子看不上仁义，并不是他成心诋毁仁义思想，而是他自身眼界太低。坐井观天，说天小的，并不是天小，而是说者的眼界太小。老子把和气待人当作仁，把特立独行当作义，他小看仁义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老子之小仁义，非毁之也，其见者小也。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为仁，孑孑为义，其小之者则宜。”）
二是驳斥道家的“道德”思想，与道家的“道德”划清界线。老子他们所说的道，只是他们的道，并不是我所说的道；他们所说的德，也是他们的德，并不是我所说的德。我所说的道与德，是和仁义合在一起的，是为大家着想的，是天下的公言；而老子他们所说的道德，是丢了仁与义来说的，是自私自利者说的话，是一人的私言。（“其所谓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者也；其所谓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谓德也。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者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他的观点很明确，你们说的道德和我说的道德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你们是挂羊头卖狗肉，我的才是正宗货。
这是对道家思想的批判。对于另一家——佛家思想，他也同样没有客气。
他列出的佛家的“罪过”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佛家没有天下国家观念。佛家和儒家都讲“治心”——研究人的内心，遏制人的欲望——儒家是通过治心一步步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而佛家呢，根本不把什么天下国家放在眼里，他们就是为了“清净寂灭”。在他看来，这是相当地自私，相当地不负责任，和老子的话一样，都是“一人之私言”。
二是佛家不讲人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这些关系，他们都不讲。他们见了皇帝也不拜，不奉养父母，不娶妻，不生养。当儿子的，不把父亲当父亲；当臣子的，不把君主当君主。在他眼里，这样的思想，相当地“反动”。
三是当老百姓的，不从事生产，成为一个不劳而获的阶级。他的言下之意就是：天下老百姓都当了佛教徒，大家都吃啥喝啥去呢？
（“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今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
四是它是夷狄之法。也就是说，它是外族传来的思想。现在，把外族的思想放在了我们儒家圣人思想之上，我们迟早都会被外族思想控制，变为外族人。相当于今天说，我们一旦被西方思想控制，就会成为黄皮白心的“香蕉人”一样。（“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
当然，他的火力并不仅仅集中于道家、佛家。凡是对儒家思想构成威胁的，他一个都不放过。
他说，自从孔子死后，说道德仁义的，不是杨朱一派的观点，就是墨子一派的观点，不是老子一派的观点，就是佛家的观点，后代的人，想听听有关仁义道德的思想，都不知道该听谁的了。（“周道衰，孔子没……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佛。……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听之？”）
他不满或忧虑的是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缺失。或者说，是曾经作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儒家思想的衰落。
对思想上进行清理批判后，他就转入了现实的批判：
古代老百姓只有士农工商四个阶层，现在又多了佛、道教徒两家；古代，主导思想只有儒家，现在，又多了个佛、道两家。这样一来，目前种地的只有一家，吃饭的却有六家；做工的只有一家，使用器皿的却有六家；做买卖的只有一家，消费商品的却有六家，老百姓咋能不穷，咋能不去当强盗呢？（“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
在他眼里，什么佛教徒，道教徒，都是不劳而获之辈，都是社会的蛀虫。如果任由他们这样下去，那这个社会还怎么发展？只有大乱的份。
反正，在他眼里，不论佛道思想，还是佛道徒，都不是什么好东西，都应该一扫而净。

给儒家排座位，对佛道下猛药

当然，他不光是破，他也立，除了对仁义道德这些儒家基本理论进行最新权威解释外，还对儒家思想产生的源渊，现实必要性作了论说。当然，这些论说，今天看来相当于领导讲话，政治相当正确，却并没多少新意。
有新意的说法在后面：
我所说的道，和老子、佛家说的不一样。这话他前面就说过，但现在再度强调。怎么个不一样？他说：
尧把它传给了舜，舜把它传给了禹，禹把它传给了商汤，商汤把它传给了周文王、周武王、周公，这几个人又把它传给了孔子，孔子把它传给了孟子，孟子死后，就没了传人。
他这是给儒家思想明确划了代：尧是第一代，相当于开宗立派的教主。舜是第二代教主，以后一代一代相传，到了孟轲孟教主这一代，没了合适传人，断代了。而后来的荀子，扬雄，他都没把他们列进教主行列去，嫌他们“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学艺不精，说得不详细，没资格当教主。（“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
他这样给儒家编家谱，寓意很明显，都一千多年没出个“衣钵”传人了，该出了。
他以前在给张籍的信中，有“非我其谁”的话。现在，写下上面这些话时，他的内心底，肯定把他作为了孔子的最佳传人。
毫无疑问，他在给儒家树立道统的同时，在内心也给自己留了一个位置。
给儒家大师们排完座位后，相当于解决了儒家内部的问题，那么，接下来，他就要解决佛道这些外部问题了。
他拿出了四条，每条都很简单，但每条都是干货，让佛道徒们听了，不魂飞魄散也要跳脚大骂的。
一是强制和尚尼姑道士们还俗的还俗，回家的回家。再不能让他们做不劳而获之徒了。如果这些人不回家呢？他在前面也说了，当老百姓，你不种粮食，不纺织，不做工，不做买卖，那么，对不起，只有一条路等着你，那就是，砍头。（“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
二是把道家佛家的书一把火烧了，再不让这些歪理邪说蛊惑人心，扰乱社会。秦始皇当年焚书坑儒，惹得知识分子大不高兴，骂了几千年，而韩愈却和秦始皇的心是相通的：该烧的书就得烧，该杀的人就得杀，绝不能手软。只不过，秦始皇杀的是儒生，而韩愈想杀的是佛道徒们。
三是把寺庙道观都改造为百姓的住宅。既然和尚尼姑道士都还俗回家了，这用老百姓的钱盖的寺庙道观也不能闲着，得让老百姓都住上。
这三条措施，多少有点刺刀带血的味道。当然，乱世用重典，重病下猛药，他也是没办法。用他的话说，叫“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不堵住佛道的歪理邪说，不收拾那些践行歪理邪说的人，那么，儒家的理论也就难以实行。
四是用儒家理论来治理天下国家。前面三条是堵，这一条是疏。这是根本之道，也是他最想要说的话，那就是要重新树立儒家理论在整个国家治理中的核心地位，让儒家思想成为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那么，“大同”社会才会到来。（“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这是韩愈向佛道两家发出的宣战书，尽管这种宣战对当时现实社会的直接影响并不大。思想的影响往往需要时间来配合，是渐进的，潜移默化的，直到几百年后的北宋，知识分子才把他的文章当孔孟之书一样去读。此时，在某种程度上，他类似于唐诘诃德挑战风车，但对于他个人来言，他已经胜利了：他完成了自己一直想完成的著作，他以自己的著作使自己跻身于儒家传道者的行列。更重要的是，他以自己的著作向外界表明：你们可以贬谪我的身体，但你们，永远也别想贬谪我的思想。
他陆续又写了四篇：《原性》、《原毁》、《原人》，《原鬼》，后人合称《五原》。在这些文章中，他推究人的性情，探讨世间的馋毁，思考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属性，同时也不忘关注无声无形的鬼怪，他思考的范畴从当时激烈的思想斗争，到人的性情，到现实中的毁誉，到人与鬼，诗人的情怀为理性的探究所代替。他并不满足做一个舞文弄墨的文人或一个普通的官员。或者说，这些身份的衣裳，穿在他身上，都显得太小太小。他实际上和司马迁有着同样的抱负，那就是“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他们要做的，是后世所谓的思想家——要用他们的思想来影响整个人类，以及历史的进程。
而正是这些文章，以及后来大量的文章，使他与其他的诗人有了本质性的区别：他对思想的关注远远要大于对个人性情的抒发。
在他眼里，诗永远都是“余事”。

@why3241 2019-02-03 15:16:01
很好。期待王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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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王勃很写完。但过于简单。容以后修改。

第六章：政治与友谊


历史的翻转

他来阳山已经一年。
这一年，唐代的高层斗争从没停息。
大家把目光都聚焦在两个人身上，一个是当今皇上唐德宗李适，一个是东宫太子李诵。
此时，德宗已染重病，即将走向人生的终点，而太子李诵最有可能成为下一任皇帝。在太子府中，翰林待诏王伾，王叔文极受太子器重。王叔文则对韩愈的朋友柳宗元、刘禹锡极为倚重。而韩愈却对王叔文等人在他被贬之前就无好感。他们之间政治上的选择在当时就已形成，只是当时被他们共同的爱好——文学所掩盖，并没有察觉到这种选择将给他们友谊带来伤害。
而就在这一年九月，太子李诵中风，已说不成话。他的身体状况成了高层关注的焦点。围绕他能不能接班，各种势力更是暗流涌动。
韩愈于804年2月左右到达阳山后，他对高层的动向不会很了解，但也不会一无所知。他的态度只能是静以待变。
在他到阳山的第二年春天，他静静等待的变化来临了。而这种变化的激烈程度，恐怕都超出了他的预想。
805年正月，唐德宗李适去世，太子李诵即位，即唐顺宗。
一朝天子一朝臣。顺宗的上台，意味着王叔文他们的历史机会来了：二月，与王叔文走得极近的韦执宜由吏部郎中升为尚书左丞、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王伾、王叔文均兼任翰林学士。贞元年间不设宰相，翰林学士位置极为重要，被称为“内相”。王伾、王叔文双双升为翰林学士，已进入权力中枢。柳宗元升礼部员外郎、刘禹锡升屯田员外郎。我们不妨想想杜甫在五十多岁得到“工部员外郎”职位激动不已的情形，就知道，刘柳二人在当时升迁是何等地快了。而此时，他们才三十出头。
听到这样的消息，韩愈的心情多半是复杂甚至矛盾的。一方面，他在内心底看不起王叔文他们，对他们缺乏认同感。是不是因为他们出身低贱呢？比如，他在后来写《顺宗实录》时，专门写到他们的出身，王伾是书待诏（因书法好而待诏翰林院），王叔文是棋待诏（因棋下得好而待诏翰林院），和他正牌进士出身天差地别。另一方面，他又何尝不希望能通过王叔文他们，使自己尽快回到京城。
但王叔文集团，包括柳宗元、刘禹锡他们，此时忙于各种大事急事，也许根本没有想到，或者根本顾不上他这个远在阳山的贬谪官员。
顺宗即位按照惯例大赦，他虽在大赦之列，但一直没有给他明确的职位。
他只能等待。等待着新的变化。
他知道，他的命运与这些变化紧紧相连。
顺宗虽登基，但因中风，说不了话，无法正常办公，这同样引起了朝野的高度关注和不安。
顺宗这个病弱的皇帝，是王叔文他们的最大靠山。而此时，他已成为冰山。有些人企盼它化得快些；而有些人，比如王叔文他们，却盼着它永远也别化。他们不得已，只能采取非常措施。
那就是凡遇事主要由王叔文拿主意，出点子，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参与谋议，议定后，由陪侍皇帝的太监李忠言、昭容牛氏传达“指示”，下达到中书省由韦执谊贯彻落实。
他们这些人已成为当时中央的实际决策层。
这不用说是不正常的运转机制。而其究竟能够运转多长时间，都取决于顺宗的身体状况。
历史给王叔文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
王叔文他们肯定也感到了时光的紧迫，开始抓紧“改革”：
一是在人事上，收拾德宗宠臣京兆尹李实，就是当年韩愈得罪的那位，将他贬为通州长史，老百姓上街欢呼庆祝，都准备好了瓦砾等着李实路过。李实听说后，从小道逃了，才算幸免一难。但他逃过了老百姓的瓦砾，也逃不过阎王爷的生死簿，到达通州不久后，也就一命呜呼了。在当时，这真是大快人心事。同时，“平反”、起用一些在社会上、政界享有盛望的人物，如长期不被重用或贬谪的陆贽、阳城、郑余庆等人。可惜的是，陆贽、阳城没有等到诏书就去世了。
二是在行政管理上，革除民怨极大的一些弊政，如罢除为皇帝调鹰弄犬的“五坊小儿”，停止害民的“宫市”等，释放长期幽闭宫中的宫女、教坊女妓等。韩愈后来在撰写《顺宗实录》时，对五坊小儿、宫市的危害做了毫不留情的描写。而白居易有名的《卖炭翁》描写的也正是当时宫市制度对老百姓的侵害。据说，当时社会的反应是“人情大悦”。
三是在财政管理上，取消一批苛捐杂税、历年欠税和进贡的“羡余”之类。这不用说，对减轻老百姓负担有好处。同时任命刘禹锡的老领导，《通典》的作者杜佑为度支、盐铁转运使，相当于今天的财政部长；王叔文为度支、盐铁转运副使，相当于今天的财政部副部长，目的很明确，就是他们想要把财权抓在手里。
四是在军事上，任命老将范希朝为神策军负责人。神策军即禁军，其指挥权一直由太监掌管。他们这是准备收拾掌权的太监，从而把朝政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如果成功，唐朝中后期的宦官乱政有可能就此解决，他们将成为唐朝历史上的大功臣。可惜意图被太监识破，没有得手。
在王叔文他们施政的同时，他们的反对派们同样没有歇着。四月，在太监俱文珍等人的支持下，立后来的宪宗李纯为太子。这使王叔文大感形势危急，以致于吟出了“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的诗句。他想作诸葛亮，历史却不给他机会。六月，王叔文的母亲去世，他不得不“丁忧”，弃职离开朝廷。七月，太子李纯监国。八月，顺宗禅位，太子即位，即为宪宗。而顺宗成为了“太上皇”，随后也不清不楚地去世了。
只能说，他们依靠的基础太脆弱，顺宗，他们最大的依靠与希望，身体太不给力。如果他的身体状况好一些，王叔文、柳宗元他们留给历史的，也许会是另外一个局面。
当然，历史不容假设。他们等来的，只能是严惩。
王伾被贬为开州司马，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户，王伾到达任所不久即病死，而王叔文第二年则被赐死。韦执谊贬崖州司马，给他这个王叔文集团中的投机者留了一命。当然，这多半是给他岳父——新任的宰相杜黄裳面子。这是牵头者的“待遇”，其他辅佐者的待遇也不差：柳宗元贬永州司马，刘禹锡贬朗州司马，还有其他五人，也被贬为南方僻地司马，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二王八司马”。宪宗朝新上台执政的那些大人们，对他们几个不是一般地痛恨，开始他们八个均被贬为远地刺史，朝廷上的大人们不舒服，嫌太轻，最终贬为司马才罢休。而且，任何时候也不得“量移”——从差地方往好地方调动，封死了他们回长安的路。
新得势的大人们，恨不得永远也别在长安见到这些人。
无疑，短短的大半年时间，历史来了个大翻转。

反常的揭发

顺宗一月即位，二月大赦。韩愈多半在春夏之交离开了阳山，一直在郴州待命。直到八月宪宗即位，再度大赦，他才被任命为江陵法曹参军，主要掌管审判、抓捕等事，大致相当于今天一个地级市的政法干部。与他一起被贬的张署被任命为江陵功曹参军，大致相当于今天的组织人事文化教育干部，地位要稍比法曹参军高些。
这样的结果，他是无论如何不满意的。
他在赠张署的诗中，把自己的心理写得很清楚：大赦后，不论是被贬谪的，还是被流放的官员，都回到了长安。朝廷现在也是“涤瑕荡垢”——清洗去了垃圾、污秽。这多半指“收拾”了王叔文他们——一片新的气象。我和张署作为贬官，也被郴州刺史报了上去，认为应该回朝任职，谁想到了湖南观察使杨凭这儿，却把我们找理由压了下来，我们最终被任命到了“荆蛮”之地江陵（今湖北荆州），而且才是个法曹、功曹参军——这么小的官，我简直提都不愿意提。看来将来我只能干鞭打老百姓的事了。看看那些当年被流放、贬谪的官员，都已上道回长安了，我们是无论如何也赶不上他们了。（《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迁者追回流者还，涤瑕荡垢朝清班。州家申名使者抑，坎坷只得移荆蛮。判司卑官不堪说，未免捶楚尘埃间。同时辈流多上道，天路幽险难追攀。”）
真是一肚子的冤气。此时他的冤气主要针对湖南观察使杨凭，即柳宗元的岳父。杨凭为什么要压下韩愈，是政治立场使然，还是其他原因，今天已难以说得清楚。如果是政治立场，那么，是不是杨凭也清楚韩愈对王叔文他们不满？是柳宗元告诉他的吗？那么，柳宗元、刘禹锡没有对阳山的韩愈施以援手，可能是出于政治原因吗？
但不论如何，此时杨凭的做法，让韩愈很不满，却是可以肯定的。
本来大赦后，他迟迟没有得到任何任命，就可能对王叔文，包括对柳宗元、刘禹锡充满了怨气，现在，杨凭这“横插一脚”，无异于火上浇油。
在到江陵上任的路上，他就给李涯、李程、李建三位翰林学士写了一首诗，一是诉冤情，二是表达心愿，希望拉他一把。
他为什么选择给李涯、李程、李建这三个人写信，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这三个“翰林学士”，据韩愈当时掌握的情况，在王叔文上台后，受到了王叔文他们的打压、“迫害”。而在立宪宗为太子时，他们中的两位都曾参与，在韩愈眼里，他们毫无疑问应该是王叔文他们的对立面。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韩愈此时不闹革命，但他也同样清楚，此时，应该和哪些人站到一块，应该向哪些人开火。
他向这三位翰林学士以诗代信，是把他们当作同一战壕的战友的。
那么，怎样才能让他们相信，他也是王叔文集团的“被迫害者”，也和他们有着同样的辛酸泪和阶级仇呢？这是他必须得考虑的问题。
于是，在这首诗中，他提到了他当年被贬阳山一事。
他是这样说的：我当年上了天旱人饥状，被贬为阳山县令，刚开始还以为是因为上疏的事得罪了李实被贬，现在看来，哪是因为上疏这个事啊。
他解释他这个思想转变的理由是：
我在御史台任职的时候，和柳宗元、刘禹锡关系最好。私下里，我曾在柳刘两位跟前表达过对王叔文他们的不满，有可能就是这两位把我的话传给了王叔文，我因此得罪了王叔文，才被贬到阳山这穷地方的。
按常理，他上疏，触犯的是当时德宗皇帝的大红人京兆尹李实，他被贬官，最应该想到的也是李实才对。而且，当时执政的是德宗，王叔文仅是太子府的一个翰林待诏，他给太子李诵建议的斗争策略也是“韬光养晦”，哪会贸然去为韩愈这点子事让太子去冒事关前途的政治风险呢？况且他们对李实也同样没好感，哪会因韩愈弹劾李实而向韩愈发难呢？
对此，他不会不清楚，但现在，他却突然把罪状按在了王叔文头上，他是不是有点太反常了呢？
其实，他是太“正常”了。他这是典型的“讲政治”。原因很简单，此时李实早被王叔文他们贬去通州。如果说是李实贬他的官，那他是不是不但不应该控诉王叔文他们，还应该和老百姓一样，对王叔文他们欢呼感激呢？
如果这样的话，那他这个王叔文集团受迫害者的形象还怎么树立？他又怎么引得起这三位他眼中的王叔文集团的敌人的同情和重视呢？而且在顺宗上台大赦，王叔文他们想都没想起他。王叔文想不起他，还可恕，而作为王叔文参谋助手的柳宗元、刘禹锡他们，却也是把他忘了似的，当年的友谊又何在呢？
多半就是在这时候，他想起了当年他曾对他们说过王叔文的坏话，会不会是他们把他的话透给了王叔文呢？他的疑虑加重了。
在最后，他似乎否定了这样的可能：柳宗元、刘禹锡他们不可能这样做。但实际上，他的疑虑并没有消除，不然的话，他也不会堂而皇之地把他们写在了给翰林学士的诗中，这等于是实名检举揭发柳宗元、刘禹锡当年的“丑行”一般。（《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或自疑上疏，上疏岂其由？”“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或虑语言泄，传之落冤仇。二子不宜尔，将疑断还不。”）
今天看来，这样的揭发无疑是让人惊讶的。这相当于他的投名状，是拿当年的两个朋友作为“献礼”的。这有点急于撇清自己，与他们划清界限，打死老虎的味道，更有秋后算账，落井下石的味道。毕竟此时柳宗元、刘禹锡已失势，即将过上囚徒一般的生活；毕竟他没有任何凭据可以证明是柳宗元、刘禹锡出卖了他。
但他还是毫不客气地写了出来，而且还是写给王叔文的“敌人”。这样的信，对王叔文已不会有什么损害，最多不过是多了一条罪状：迫害监察御史而已，但对于柳刘他们，有可能会是雪上加霜。本来，他们此时就被那些得势的“大人”们视为得志小人，他的揭发，相当于更证实了这一点——只不过，他也许不知道，其中的李程、李建与柳宗元、刘禹锡关系相当不错，即使在他们远贬异地后，他们依然维持着这种交情。
其实，他控诉王叔文，表明自己的政治正确，从而尽快得到朝廷的信任，这都可以理解。不可理解的是，他为了坐实自己是王叔文集团的受迫害者，把昔日的朋友柳宗元、刘禹锡拉了进来。
我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不光彩的事情。
而这首诗，柳宗元，刘禹锡他们生前多半没有看到，这样，他们才继续保持了与他的“友谊”。尤其是柳宗元，他像一块透明的玉一样，对韩愈的推崇毫不掩饰，对他的错误也从不避讳，简直可以称得上他的“畏友”。
当后来韩愈面对这样的朋友，他如果想到他曾经写过这样一首带有诋毁、陷害性质的诗，他心中有没有愧疚呢？他后来在柳宗元的墓志铭中说：
别看平时你说我好，我说你好；又是喝酒，又是吃饭；又是游玩，又是说笑，关系似乎好得不得了，恨不得掏出心窝子让人看，再不就是指着太阳发誓，生死也不相负，像真的似的。一旦有些小利益，小利害，一下子翻脸不认人，你落在了陷阱中，不但不伸手救，还往井里扔石头，这种人我见得多了。这种行为，就是禽兽都做不出来。而有些人做了这样的事，还自鸣得意，与柳宗元的所作所为比一比，难道就一点也不羞愧吗？
（《柳子厚墓志铭》“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
他这仅仅是说别人吗？在说这话的时候，他想没想起当年他对柳宗元、刘禹锡做过这样的事，身上有没有冒汗，心中有没有充满差愧呢？

对友情的试探

而在赴江陵的路上，他对王叔文、对柳宗元、刘禹锡的怨气一直没有消。
凑巧的是，在岳阳，他与刘禹锡再次相遇。他是去江陵，而刘禹锡是去连州。
岳阳的代理刺史窦痒在有名的岳阳楼上招待他们。
当时的文人到岳阳楼没有不作诗的，韩愈先做了一首。
在这首诗里，他旧事重提，再次说到了他的被贬阳山。
只是这一次，面对着刘禹锡，他不再指名道姓，而是说：
我当年在御史台，只看重有些人的才华，没有注意他们的品性，结果被有些人给当时的领导进了馋言，被贬到了阳山。这对我简直是无妄之灾，想都没想到。多半是奸人们害怕我弹劾他们，才任意找了个理由把我贬逐出长安。（《岳阳楼别窦司直》“爱才不择行，触事得馋谤。前年出官由，此祸最无妄。公卿采虚名，擢拜识天仗。奸猜畏弹射，斥逐恣欺诳。”）
而让人惊讶的是，他不但做了这样隐含指责的诗，还专门让刘禹锡来和一首。他这是试探刘禹锡，要看刘禹锡对这件事究竟是什么态度吗？
刘禹锡面对这样的诗，是否意识到了这是韩愈在对他和柳宗元的指责？即使意识到了，但因韩愈没点名，他也不能直接驳斥。况且，他此时的身份是一个贬逐之臣，也不好做驳斥。他似乎只能吃这个哑巴亏。
但从刘禹锡和诗所反映出的态度看，他似乎并没有意识到韩愈诗中所说的“不择行”之人，就是指他和柳宗元。他多半以为韩愈是在说别人。
所以他在诗中只是说，我辜负了大家对我的期望，对不起昔日的朋友们。这里的“惭”不是出卖朋友的羞愧，而是辜负朋友们的期望，一不小心，成了贬谪边地的罪人的惭愧。（《韩十八侍御见示<岳阳楼别窦司直>诗因令属和重以自述故足成三十六韵》“伊余负微尚，夙昔惭知己。”）
他又说，我还不如一朵葵花呢，葵花还能遮住自己的脚呢！这相当于说自己自保都难，更不要说帮朋友了。这是在告诉韩愈，当年你被贬阳山，以及大赦后不能及时安排工作，不是我们不帮你，而是我们有心无力吗？而最终，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他感叹的是自己事业的功亏一篑，是无数“蚂蚁”们的行为导致了大坝的崩溃。他是不是也在感叹他们当时不够谨慎，相关工作考虑得不够周全呢？（“卫足不如葵，漏川空叹蚁”）
面对着政治上的失败这一无情现实，他说的是，大家都有幸遇上了国泰民安的好时候，只有我是走上了穷途末路。我本就受伤的翅膀再度受到伤害，我战战兢兢的灵魂再三祈祷着，愿自己平安无事。(“幸逢万物泰，独处穷途否。锻翮重叠伤，兢魂再三褫”)
此时他心情的复杂远在韩愈之上。
更能说明刘禹锡并未意识到韩愈此诗意图的证据也许是，他面对韩愈，更多显示出来的是久别重逢的欢喜。
他说，韩愈是我曾经任职的御史台的老朋友，今天有幸在岳阳相会，我们又是吃，又喝，充满了高兴。而且他还写了新诗，笑着让我相和。（“故人南台旧，一别如弦矢。今朝会荆蛮，斗酒相宴喜。为余出新什，笑抃随伸纸。”）
从他的叙述中看，当时的氛围似乎是欢快的，并没有什么尴尬不快。
韩愈在刘禹锡这儿，似乎得到了答案：刘柳二人并没有陷害他。
他以后再没有提这件事。但这件事其实仍像幽灵一样时不时地出现，困扰着他们。

@why3241 2019-08-20 11:43:06
吴老师怎么不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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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写完，只是忙，没顾上放上来。说实话，好久没上来了。谢谢关注。

政治表态的背后

比如，在告别刘禹锡前后，他又写了《永贞行》。这是相当于给刘禹锡送行的诗。
就是在这首诗中，他公开向王叔文他们开炮。
此时王叔文他们已是死老虎，他打他们，不过是政治表态兼投机。毕竟，他不是什么重要领导，不一定非要表态拥护中央。他表不表态，其实高层一点也不在乎。
但他还是要表。毕竟他有文名。他的表态，高层有可能会看到。看到后，就有可能会改变他的命运。
而在后人看来，他的表态，上纲上线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其措辞之激烈，欲加之罪之明显，在韩愈为前所未有，在当时朝臣中也绝无。”（卞孝萱、张清华、阎琦著《韩愈评传》）
“在韩愈为前所未有”，这是对的；“在当时朝臣中也绝无”，不一定。当时朝臣的表态发言，能留下多少呢？而韩愈的之所以能留下，也不过是因为他太有名了。
名声有时候就是一种拖累。拥有名声的同时，必须做好后人显微镜下的“审判”。
下面，就让我们开始对这个一千多年前大文人的“审判”吧，尽管他当时只是一个刚刚从偏远的贬谪之地被任命到另外一个相对僻远的地方，急于回到长安的低级官员而已
他说：
你们没看到吗？太上皇因在服丧期间，不便于行使职权（其实是身体原因，行使不了职权），王叔文这些小人们就乘机盗去了国家权力。（《永贞行》“君不见太皇谅阴未出令，小人乘时偷国柄。”）
这是一上来就“盖棺”定性，骂王叔文他们是“窃国大盗”，是说他们的权力来源不合法，并非来自皇帝的真实意愿，而是趁皇帝有病，“偷”去的。
后面是分说。
先说王叔文谋夺禁军权力事：
禁军人数众多，强大勇猛，一向都由皇帝亲自率领。而王叔文却把这么重要的权力交给了自己的私党，朝士们都恐惧不安，不知道将会出什么事。（“北军百万虎与貔，天子自将非他师。一朝夺印付私党，懔懔朝士何能为？）
这是严重不符合事实的“指控”：禁军一直由太监掌管，并非皇帝亲自掌控。中晚唐发生的好些太监废立皇帝案，都与他们掌握了禁军有关；王叔文任命的神策军负责人范希朝，并不是王叔文的私党。他是赫赫有名的老将，由他去掌管禁军，正是考虑到了他的威望和地位。但就是如此，依然还是没有镇住那些太监们；恐惧不安的应该不是“朝士”，而是这些掌管禁军的太监们。他们识破了王叔文的计谋，拒不交出兵权，使得这一举措完全落空。韩愈这里所说“私党”，实际上仅是后来被称为“八司马”之一的韩泰，他被任命为行军司马协助范希朝从中促成此事。但就是如此，依然引起了韩愈的极大不满。当然，这样的不满，在当时的旧臣中，应该是相当普遍的。
再说他们的结党：
而这些小人们，像狐狸（不是什么好兽），猫头鹰（不是什么好鸟）——在古典文学中，它们就是奸佞小人的代名词——一样，到处上窜下跳，争夺权位。而且，他们结成私党，互相吹捧。（“狐鸣枭噪争署置，睗睒跳踉相妩媚。）
不用说，这是主要指责“二王八司马”他们。结党的是他们，互相“吹捧”的也是他们。这里，他有可能影射柳宗元为王叔文去世的母亲所写的碑志一事。
这篇文章，写于王叔文丁忧去职，岌岌可危之时。这时候，任何一个正常人都已看到，王叔文所面临的命运，“正常”的反应应该是与之切割，与之撇清，最起码也应该是敬而远之才对。作为王叔文集团的文胆，受王叔文之托为其母亲写墓志，即使推托不开，空话套话写一些未尝不可，但柳宗元偏不，他在这篇文章里，却一反常态，为王叔文大唱赞歌，说他“坚明直亮”——坚定，坚强；聪明，有智慧；正直，耿直；光明正大。而且是文武全才，并一一就王叔文的历史功绩作了高度评价。而且说，王叔文离职，熟悉王叔文的人，都为天下老百姓惋惜。（柳宗元《故尚书户部侍郎王君先太夫人河间刘氏志文》“叔文，坚明直亮，有文武之用。有匡弼调护之勤，有扶翼经纬之绩，有弥纶通变之劳，有和钧肃给之效。内赞谟画，不废其位，凡执事十四旬有六日，利安之道，将施于人。……知道之士，为苍生惜焉。”）
历史上这样评价王叔文的，似乎也只有柳宗元。
这其实已经不单单是对王叔文的评价，也是对包括他在内的集体一百多天来所做事业的肯定。
而这样的话，在韩愈听来，恐怕特别刺耳。这简直是为王叔文歌功颂德嘛！柳宗元终生被贬谪蛮荒之地，恐怕与他一生都不认错，都未对王叔文改变看法有关。韩愈倔强，但柳宗元在骨子里比他更倔强。
三是说他们对权力的滥用。
他们这些人晚上在那儿拟诏书，第二天，就给封官了。破格提拔对于他们来说，根本就不是什么难事。（“夜作诏书朝拜官，超资越序曾无难。”）
这是说“二王八司马”的火箭式升迁。韩愈的指责反映了王叔文这些地位不高——用柳宗元的话说，叫“素贫贱”——突然获得高位，在朝廷上下所引起的“不适”。不适必须需要时间去消除，可惜历史给他们的时间太短太短。
柳宗元被贬后回忆说，他三十三岁被提拔为礼部员外郎，是“超取显美”——受到破格提拔，而且还是人人羡慕的重要位置。并且说他“突然之间得到重用”，以致于引起了相当一部分“世之求进者”——也想当官，也想进步的人——的怒火、嫉妒与诋毁。（《与萧翰林书》“仆当时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里行得礼部员外郎，超取显美。欲免世之求进者怪怒媢嫉，其可得乎？”《寄许京兆孟容书》“素贫贱，暴起领事。”）
他这是不是对韩愈当年对他们的指责的一种答复呢？
四是说他们政治品性极为不端。
他们大白天公开收受贿赂，家中堆满了珍珠金盘之类。他们趾高气扬，根本不把老臣们放在眼里，老臣们话也不敢说，只有流泪的份儿。（“公然白日受贿赂，火齐磊落堆金盘。元臣故老不敢语，昼卧涕泣何汍澜。”）
这恐怕与王伾当时的传言有关：据说当时王伾卖官鬻爵，收了大量金银财宝，藏在一个大柜子里。害怕柜子被人偷去，他老婆天天晚上以柜子为床，睡在大柜子上。（《旧唐书》：“伾与叔文及诸朋党之门，车马填凑，而伾门尤盛，珍玩赂遗，岁时不绝。室中为大柜，开一窍以藏金宝，其妻或寝卧其上。”）
这不知是真是假。我们不难想像，在当时，无论他们在台上，还是下台后，这样的小道消息一定不会少。
韩愈后来写《顺宗实录》，对这样的小道消息并未采信，看来这事多半不靠谱，后来司马光他们写《资治通鉴》也未采用。但这样的小道消息，当时王叔文的反对派们爱听，爱信，也爱传，甚至就是他们编造出来的。韩愈这时候把它写出来，无非是给王叔文他们再抹黑一笔，让他心目中的潜在读者——此时的当权者，当然也包括当今皇上，心中高兴，从而认为他是个政治坚定的好同志罢了。
但对王叔文不尊重老臣，搞得“新”“老”关系很不和谐，他在《顺宗实录》中倒是举了一个例子，后人凡是写到王叔文的事迹，也往往引用——没办法，有关他们的史料太少太少了，尽管这个例子也不一定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但“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在胜利者宪宗及具体执笔者眼里，王叔文只能是这样一个人。
其实是一顿饭引发的政治事件。
一天，几位宰相正在中书堂吃工作餐。按照规矩，此时百官不能求见。当时王叔文有急事要与韦执谊商量，便跑到中书省，要见韦执谊。值班员说有规矩，这时候不能见宰相，王叔文生气了，骂了值班员一顿，值班员吓了，便去报告。韦执谊没办法，起来迎接王叔文，到旁边的阁子中说话去了。当时的另外三位宰相，杜佑、高郢、郑珣瑜都停了筷子，等韦执谊。结果，好久，有人报告他们说，王叔文在阁子里让上饭，韦执宜已陪着王叔文在阁子中吃饭了。杜佑、高郢、郑珣瑜肯定都不高兴，只是杜佑、高郢什么也没说，但郑珣瑜不答应了，说，我咋还能干下去呢。直接就骑了马回家，辞职不干了。前面，已有宰相贾耽辞职，这又有郑珣瑜，两人在朝廷中很有威望，相继辞职不干，这相当于向王叔文的无声抗议与示威。（《顺宗实录》：‘二月丁酉，吏部尚书平章事郑珣瑜去位。其日，珣瑜方与诸相会食于中书，故事，百寮无敢谒见者。叔文欲与执谊计事，直省入白，执谊逡巡竟起迎叔文，就其閤语良久，宰相杜佑、高郢、珣瑜皆停著以待。有报者云，叔文索饭，韦相已与之同餐閤中矣。佑、郢心知其不可，畏惧莫敢出言。珣瑜独叹曰：吾岂可复居此位。顾左右取马迳归，遂不起。前是左仆射贾躭以疾归第，未起，珣瑜又继去。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归卧。叔文等益无所顾忌，远近大惧。”　）
这件事真假难辩。韩愈把他写在《顺宗实录》时，王叔文当年的同党，像柳宗元、刘禹锡他们，已经没有辩白的资格，只能是你说啥就是啥了。但这个事件中的“王叔文”的表现却是非常蛮横、毫无顾忌，从政治上来说，是非常幼稚的。
韩愈在《顺宗实录》中说王叔文“诡谲多计”，而这里的王叔文的表现却像《红楼梦》的呆子薛蟠一般，毫无心计可言，我们看到的只是蛮横、不通事理，目中无人。即使他有急事，必须得在这个点见韦执谊，又何至于撂下那几位宰相，让韦执宜陪他吃饭，这不是政治上的弱智吗？即使王叔文对这些细节不懂，难道韦执宜也不懂吗？他们在此时的表现，怎么像是一个不懂政治规矩的外行呢？而且，此时他们地位不稳，正需要这些老臣们支持他们，示好还来不及，难道还会这么粗鲁对待吗？这还是一个正常人应有的表现吗？
上面的故事，以及这个故事之所以在当时和后世流传，无非是表明，王叔文之流，轻浮，无操守，无人臣相，失败是必然的。
是这样吗？反正，在此时的韩愈眼中，他们就是这样的人。此时的他，对他们只有厌恶，痛恨，没有一点好感。
五是说他们图谋篡位。
王叔文这些小人，就和当年董贤一样，得到了重用。
他这简直是口不择言。董贤是什么人，是汉哀帝的男宠，二十二岁就做到三公。哀帝死后，被王莽弹劾自杀。
而他竟拿这样的人物来比王叔文他们，是说他们靠不正当手段上位，可见他对他们厌恶到了何等地步。而在《顺宗实录》中，他说王伾长得相当丑，说苏州话，“上所亵狎”，这个“亵狎”用得真够恶毒。看来，写《顺宗实录》的时候，他的气还没完全消。（《顺宗实录》“伾以侍书幸，寝陋，吴语，上所亵狎”）
而王叔文这个“野心家”“阴谋家”，还不满足，还想像侯景一样图谋篡位。
这个帽子之高，之重，是王叔文戴得起的吗？
幸好当时执政们也知道篡位这样的话，就是借给王叔文他们几万个胆子，他们也做不出来。不然，不但王伾、王叔文他们几个不能活，就是柳宗元他们还能活吗？
当然，面对事实，他也不能胡说八道。他说的是：幸好国家功高德厚，这起小人没有得逞。当然，他作为文人，不会这么直接说，他说的是，“天位”是你们这些“庸夫”可以追求的吗？（“董贤三公谁复惜？侯景九锡行可叹。国家功高德且厚，天位未许庸夫干。”）
这是对王叔文他们的政治批判。
下面转入歌颂新皇帝。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有批判，必有歌颂。甚至可以说，批判也是为了歌颂。
新继位的皇帝，能力非凡，实在是英明的君主。他的文治武功就像高祖太宗一样。他一登上皇位，就像当年尧流放四凶和鲧一样，贬去了王叔文他们，四方安定，贤能之士被朝廷大量选用。（“嗣皇卓荦信英主，文如太宗武高祖。膺图受禅登明堂，共流幽州鲧死羽。四门肃穆贤俊登。”）

不同寻常的同情

此时宪宗刚上台，还没什么政迹，只是收拾了王叔文他们，在韩愈眼里，已经和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一样了。最后，他称颂宪宗重用“贤俊”，是不是也在提醒宪宗皇帝：我也是个贤俊呢？
有意思的是，在这首诗中，他开始把王叔文和柳宗元、刘禹锡他们切割开来：王叔文是王叔文，刘禹锡他们是他们，不能并为一谈：
刘禹锡他们几个，既不是王叔文的亲戚，也不是他们的朋友，根本算不上王叔文“朋党”，都是世人十分羡慕的“郎官”，现在却贬谪到荒僻的远郡，实在是令人同情。（“数君匪亲岂其朋，郎官清要为世称，荒郡迫野嗟可矜。”）
这是一个奇怪的转变。他这样说，仅仅是因为这首诗是送刘禹锡的，他不表示点同情出来，于道义上，情谊上说不过去吗？还是因为刘禹锡的解释，冰释了他们之间的误会，使他大起同情之心呢？还是这仅仅是一种送别诗的假客套呢？
但在最后，他说的却是，你要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嗟尔既往宜为惩”）
什么“教训”呢？他没明说，意思却很明显，就是不要为了做官，为了急于进步，和小人、奸人乱交往，更不要与他们做朋友。
这样的指责，也同样出现在了他给柳宗元写的墓志铭中：
宗元那时候还年轻，敢作敢为，不自重，不爱护珍惜自己的声誉，以为功业一下子就可以获取，所以才导致了失败。（《柳子厚墓志铭》“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藉，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
柳宗元会认可这样的评价吗？
而刘禹锡当时收到这样的诗，又会是什么样的感受？昔日一同战斗的战友被骂了个狗血喷头，这和骂他又有什么区别？他们共同的事业失败了，他此时心中在滴血，而有人，还是当年的好朋友，却专门写诗来给他伤口上撒盐，还让他吸取经验教训！
他只能回之以沉默。

第七章：内心的战栗与创作

自我反省与批判

韩愈到达江陵后，似乎刘柳二人给他的“心灵创伤”并没有痊愈。
他必须找到新的自我治疗的渠道。
到达江陵不久后，他即写下了《五箴》。所谓五箴，就是从五个方面对自己的告诫或自我批评。
这可以说是他的自我反省或自我疗救之作。
在序言中，他说：
人最怕的是不知道自己的过错。如果已经知道了，却不能改正，这是没勇气的表现。我已经三十八了，变短的头发（头发开始稀疏）已经越来越白，牙齿过去动摇的，现在也一天天掉落了，聪明已经比不上年轻时代，道德也越来越辜负我当初的志向（即成为孔孟那样的圣人）。看来我是达不到君子的境界，只能做个小人了。所以我才做了《五箴》，来揭露、批判我的不良倾向和恶习。（“人患不知其过，既知之，不能改，是无勇也。余生三十有八年，发之短者日益白，齿之摇者日益脱，聪明不及于前时，道德日负于初心。其不至于君子而卒为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讼其恶云。”）
这里，让人稍感惊讶的是“其不至于君子而卒为小人也昭昭矣”这样的话。他可一直是以圣人的传人自许的啊。现在，却突然把自己从君子的队伍里剔除了出来，扔在了小人堆里，他这是有意贬抑自己，恨铁不成钢吗？还是对自己的行为极度不满，极度失望呢？那种“非我其谁”的豪气哪里去了呢？仅仅是年龄增长，一事无成吗？
反正，他现在的情绪很不稳。
也许他的自我批判也正暴露了他对自己未来规划的一种恐慌？
他从五个方面一一来作自我批判。
一是批判目前自己好游玩的恶习。
我小的时候，为了增长自己的知识、能力，没日没夜的学习。现在的我，整天一吃饱就玩，一天到晚，无所作为。我难道是个无知之人吗？怎么会这样？我将会被君子所抛弃，进入到小人的行列吗？（《游箴》“余少之时，将求多能，早夜以孜孜。余今之时，既饱而嬉，早夜以无为。呜呼余乎，其无知乎？君子之弃，而小人之归乎？”）
这告诉我们，他到达江陵后，似乎已不再勤奋读书，更谈不上创作。从他同一时期写的感春诗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这一点。他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想竭力扭转这一不良态势。但从现实结果看，他的自我批判似乎作用并不大。
二是批判自己好说话的恶习。
不懂你话的人，你跟他说什么？懂你话的人，你不说，他也明白啥意思。当年你在张建封幕府，为上班时间与领导争论，结果被人家当作你不服从领导；到了御史台，你上《天旱人饥状》，结果被当作是陷害人家。你还不吸取教训吗？现在还喋喋不休地说，是想要了自己的命吗？（《言箴》“不知言之人，乌为与言？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传。幕中之辩，人反以汝为叛；台中之评，人反以汝为倾，汝不惩邪！而呶呶以害其生邪！”）
他多半觉得是自己好说话的毛病害了自己。自己当年说了多少不该说的话啊。他这《五箴》，其实中心意思，就是告诫自己要“谨言慎行”。
三是批判自己行为方面的不良习气。
如果你的行为与义的要求不合，你的言语与法律相违背，即使后来没有不好的结果，你也应该后悔；如果你的行为符合正义，言语也得当，即使九死一生，你又何必后悔呢？应该后悔还不后悔，你的恶习啥时候才能改掉呢？不应该后悔你却后悔，你善良的本性又在哪里呢？不该做的做了，你后悔也不顶用；该做的做了，你就不应该后悔。想明白这一点，你就不应该再在这方面浪费心思。（《行箴》“行与义乖，言与法违，后虽无害，汝可以悔。行也无邪，言也无颇。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恶曷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悔不可为。思而斯得，汝则弗思。”）
这里，他主要批判自己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做了错事，应该后悔而不后悔；二是没有做错事，不该后悔却又后悔。他是在指什么事呢？他为什么心理上斗争如此激烈呢？他是一个表面上坚强，倔强，但内心底，却又不断做着斗争，受着折磨的人吗？
四是批判自己随意好恶的习气。
对方品性不好，你不观察他的行事之道，却和他成为好朋友；对方没有什么坏毛病，你也没什么理由就不和人家交往。以前的好朋友，现在看到他不好的地方了，和他继续交往，就是朋比为奸；断绝关系呢，又有可能成为仇人。以前所厌恶的人，现在看到了人家的优点，跟人家交往吧，心里又有愧；不跟人家交往吧，又过意不去。这样下去，对身体也不好，又有损自己的道德修养，这简直是做恶。而现在，我就处在这样的境况中，又怎能不颠沛流离呢？年轻的时候，可以不思考这些问题，现在，一把年纪了，你还能不谨慎吗？（《好恶箴》“无善而好，不观其道；无悖而恶，不详其故。前之所好，今见其尤。从也为比，舍也为仇。前之所恶，今见其臧。从也为愧，舍也为狂。维仇为比，维狂维愧，于身不祥，于德不义。不义不祥，为恶之大。几如是为，而不颠沛？齿之尚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慎胡为！”）
这里，有没有对与柳宗元、刘禹锡交往的反省呢？他是在后悔自己没有认清他们的“本来面目”，以致连累了自己吗？他对柳宗元、刘禹锡“出卖”自己的怀疑并没有完全打消吗？他顾忌的是与柳刘断交会反目成仇吗？那么，他在《永贞行》中对他们所表示出的同情，不过是虚与委蛇的一种策略吗？
五是批判自己好为人师的毛病。
一个人能力水平、道德修养不足的时候，往往急于想成名；能力水平，道德修养真正达到一定境界了，声名自然就被四面八方知道了。今天让我告诉你成名的法子。如果你没有这方面的毛病，你就不要听。但实际上，你现在在这方面病得不轻：当年孔子的弟子子路，生怕出名，结果呢，他的声名传播了一千多年，而且越来越受到后人的尊重。你现在自负你文章写得好，又能说会道，欺负别人做不到这一点，来获取名誉。你不想想，你既不是人家的父亲，也不是人家的老师，却跑去教育人家，谁能不认为你是欺世盗名呢？你这样做，只会招来憎恶和怨恨。你过去一直不醒悟，才导致了现在这样的困境。那些小人受到侮辱，都能知道悔恨，戒除这些恶习。现在，你在心中认真做了反省，又写成了文字，放在你面前，你如果还不管不顾，依然故我，那么，你遭到祸害也是应该的！
这是对他当年“抗颜为师”的一种反省吗？一方面，他意识到了他这样做会给自己招来非议，乃至祸患；另一方面，“好为人师”的毛病他戒得掉吗？他不知道，他永远也戒不掉。戒得掉，也就没有了“韩门弟子”，没有了韩孟诗派了。
人的“缺点”，有时候也是他的优点
其实，在这一点上，他真没必要反省。
（《知名箴》“内不足者，急于人知。霈然有余，厥闻四驰。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勿闻，病其晔晔。昔者子路，惟恐有闻，赫然千载，德誉愈尊。矜汝文章，负汝言语，乘人不能，掩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师，不请而教，谁去不欺？欺以贾憎，掩以媒怨。汝曾不悟，以及于难。小人在侮，以克知悔，及其既宁，终其能戒。既出汝心，又铭汝前，汝如不顾，祸亦宜然。”）

@独庸生 2020-02-06 12:04:26
厉害，得沉下心才能有此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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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肯定。还有好些不足。等我写完唐诗传所有重要诗人后再统一修订。现在正准备写柳宗元，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