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们村》
@sjkming2015 2016-07-20 22:51:27
@sjkming2015 2016-07-20 08:05:11
方城赵河，支持老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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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森焱 18楼 2016-07-20 18:48:00
多谢老乡的支持！恁说，握手，还是拥抱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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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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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那都先握手，后拥抱呗！
@sjkming2015 2016-07-20 08:05:11
方城赵河，支持老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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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森焱 18楼 2016-07-20 18:48:00
多谢老乡的支持！恁说，握手，还是拥抱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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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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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那都先握手，后拥抱呗！
@matthewzheng82 2016-07-21 12:22:02
@matthewzheng82 2016-07-20 07:50:21
同为南阳老乡支持下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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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森焱 19楼 2016-07-20 18:49:00
多谢老乡的支持！恁说，握手，还是拥抱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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咋住都中！你是撸主你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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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那都先握手，后拥抱呗！
@matthewzheng82 2016-07-20 07:50:21
同为南阳老乡支持下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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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森焱 19楼 2016-07-20 18:49:00
多谢老乡的支持！恁说，握手，还是拥抱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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咋住都中！你是撸主你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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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那都先握手，后拥抱呗！
本帖《俺们村》中的个别语句，和《天涯文学》——《天涯读书》中的《俺们村》相比，有时会不太一样，这只是我在不断修改的原因，还请大家莫怪俺哦！
《俺们村》系列之《“烂眼子 1”》
在这里，先说几个这边的常用口语：“光棍”和“眼子”：“光棍”——有俩意思，说的是两种人，第一种就是平时说的单身，这个和字面意思一样，容易理解，俺这儿也叫“光成汉”；第二种是指某人有威望、有声望，在当地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为人处事得体大方，俺这儿经常说“人家谁谁光棍哩很啊”，就是这个意思。“眼子”在俺这儿基本上只有一个意思，就是和“光棍”的第二个意思刚好相反，指某人为人处事不大方、不得体，用俺这儿哩话说，就是“抠抠缩缩”，有猥琐，龌龊的意思。
咱们这回要说的“烂眼子”，和“光棍”的第二个意思无关，是说主人公的眼睛有过眼病。
“烂眼子”是尤宽庄张金道 的外号。庄上私下里还是叫他“烂眼子”的人多些。
在尤宽庄，提起“烂眼子”，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他是1942年出生，属马哩，现在70多岁了。按辈分，森焱管他叫表哥，在俺这儿，只要同辈的，不管比自己大多少的都得这么喊。
“烂眼子”的人生阅历相当丰富：小时候（7岁）要过饭；长大后（那年他18）当过队长；去新疆打过工（那时候他才30来岁）；到湖北买过牛（按时间推算，他还不到40）；后来，在二龙山（尤宽庄西北角3、4里地）的牛绳（牛市）上当过牛行户（也就是牛经纪）……
“烂眼子”没有上过一天学，不识字，但是人家不仅记忆力惊人，而且口才相当了得！出口成章，滔滔不绝——如一江潮水向东流，又似“落九天的瀑布”……
哪怕是6、70年前发生的事，他依然能一字不落、准确无误地说出来，并且能把事情的前前后后，左左右右、曲曲弯弯、星星点点说得，“有板有眼、有根有秧”（来龙去脉）……他那口若悬河的架势，让人听后，无不折服、赞叹！
“烂眼子”这个外号是咋来哩咧？说来话长，这要追溯到张金道7岁那年……
那天是农历5月初5——端午节，中午，正是“烈日当头照，大地似火烧”的时候，他家失火了……
他家只有两间房子，是当时普遍的“板打墙”草房。
咋会着火了咧？
原来，张金道他妈（森焱得叫三姆）正在做饭时，她想起了屋外头院里早上淘（用水淘）的（小）麦正摊席上晒着哩，她怕扁嘴（鸭子）去敛麦，往锅灶里填了一把柴火后，就出去看麦了……
坏就坏在那把柴火上了——是带根的长麦茬，在锅底洞儿里(锅灶)那截着完后，长出锅底洞儿外面的那截掉了出来，燃着了锅底门儿（锅台）后面堆着的麦茬垛……
与厨房这间连着另一间房，是用麻杆棍隔起来的，那可是又干燥又响焦哩呀！房顶里子的材料大部分又都是高粱杆和黄北草（都是易燃物），好家伙！这一遇到火岂有不着的道理？
救也救不了，真没法救啊！眼睁睁哩看着火烧，心里也燃起了大火——急哩火烧火燎哩……
这把火，把张金道家里烧了个净光，啥也木剩下……
原本屋里靠麻杆隔篱那儿有1000多斤上一年的干烟叶也化为灰烬；粮食、吃哩、用哩等等也都被烧完了……
只有那被烧哩黑黢黢的四面墙还矗在那儿……
尤宽庄在70几年前，还没有现在这么多人家。
虽然金道哥家老房子现在居尤宽庄当街(中间)，但在那时，则属于尤宽庄最东边了，再往东木有人家了。
他家东边有个场(就是打粮食用的场地)。
失火时，金道哥他爷，正在场里套着他家的大牤牛（公牛）、石磙，碾麦哩……
他爷一看到房子着火了，当时就吓迷瞪了……连腔儿(声音)都变了一一“救火呀！救火呀……”边喊边在场里扬着牛鞭转圈……
这一失火，吃木吃哩，穿木穿哩，住木住哩……就剩四面墙了。对了，还那头大牤牛……
这可咋整啊？
那个年代，大家生活都紧张，根本不可能投靠谁。
金道哥他大(就是父亲，这边的叫法，因为他父亲在家族中排行最小，所以叫大，依顺序是：伯一一爹一一叔一一大，老大叫伯；老二叫爹；老小叫大；爹与大之间的，都叫叔，老几就叫几叔)又是个病羔子（常年病秧秧的），干不了活儿……
这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呀！
因为金道哥他大（父亲）弟兄好几个，之前他爷是在他家，跟着他大的，他家失火以后，家族里经过集体商量，让他爷重新选择，去了日子相对好过些的金道哥他伯家生活，从那以后，算是跟着他伯了，他伯家要负责养老送终。
这里不得不提一段历史：解放后，“打土豪，分田地”，“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一开始，尤宽庄的农村生产实行的是“分田到户的单干”；后来，又改成了“互助组”——就是三、五家人自愿（也可不参加）组成的生产小组，每组选出一个小组长。田地仍然各是各的，只是结合在一起干活，互相帮助，这就是“互助组”。
由于金道哥他大（父亲）体弱多病，干不了农活，等于是缺少劳力。而金道哥他妈又要带着仨孩子，也干也不了活。金道哥在自己家排行老大，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和妹妹；弟弟大概5岁吧，妹妹也就3岁左右。这种情况，基本上木有人家愿意跟金道 家结合成“互助组”，因为人家觉得吃亏。
按俺这儿岁数——虚岁哩算法，金道哥是1942年出生，失火那年他7岁，也就是1949年。这么说，当时是1949年的农历5月初5——端午节。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公元1949年10月1日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成立的，如此算来，失火在前，建国在后。这个时间逻辑是符合客观历史的。
由于金道哥家缺少劳力而没有组成“互助组”，田地荒芜……
天无绝人之路。
为了解决住的问题，金道哥他妈带着他，在之前失火的老房子东屋山（山墙）那儿，靠墙搭了“半坡棚”，把金道哥他大（父亲）安顿了下来，住的地方算是勉强解决了；穿的那时候就更不讲究了，随便凑合吧；最主要是吃的，每天可是有好几张嘴哩呀！
常言说，民以食为天。住哩吧，容易凑合；穿哩也不说了；吃哩才是最大的问题。
无奈，金道哥他妈领着他们姊妹仨，背着个装有碗儿的布袋，一手拎着根棍儿；金道哥背着他妹妹；弟弟跟着，这就样，开始了7年的要饭生活……
家徒四壁，不要饭，又能咋着咧？
那个时候要饭，真木有啥东西要，白天出去，晚上回来。赶上人家吃饭的时候，拿出布袋里的碗，人家给啥就吃啥；平时人家给最哩多哩就是红薯面蒸哩黑“窝窝头”，就这，人家也不是给一整个，有哩时候是一块、半块，有哩时候是一小疙瘩；苞谷（玉米）面和高粱面馍都很少见到，更不用说好面（小麦面）馍了……
这些黑面馍块、疙瘩，拿回家后，三姆把它切成片，趁天好、有日头（太阳）哩时候，晒干后装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到晚上（或者有特殊情况时，出去不了，要不成饭时）烧汤（做晚饭）时，锅里添上水，搁锅里馇馇，放点青菜叶子，撒点盐，就可以当汤（晚饭）喝（吃）了。
由于金道哥他妈有时候得在家——“半坡棚”里照顾他大（父亲），在那7年里，一般是春上（春天、春季）出去要饭，其它时间较少出去。所以有时候，还是金道哥哄着弟弟一起出去要饭——每次出门时，母亲都要千叮咛万嘱咐：“娃呀，见人说话要有礼貌，人家不给就别勉强，这家不给去那家；记住要防狗……”
多数时间，还是金道哥独自一人出去……每次，他都是抹着眼泪走的……老是用手揉眼睛，久而久之，眼睛总是有粘着“赤麻糊”（眼屎），整天凄朦着眼，时间一长，落下了眼病……
就这，庄上开始有人私下里叫他“烂眼子”，后来就传开了……
据金道哥回忆，那时，他每天早晨基本上都是哭着离开尤宽庄的……就算是冬天，东北风呼呼叫，就算是天上飘着雪花，也要一个人出去要饭……
一个才七岁的孩子，要独自一人出去要饭……想想都让人心酸……
一年中，春、夏、秋这三季还算好过些；最难熬的就是冬季，天寒地冻的，又吃不饱穿不暖……
有时候下大雪了，晚上回不了家，就找个麦桔垛，掏个洞儿，人进去，外面只露个头睡一晚……
一个7岁的孩子，过早的尝到了社会的世态炎凉、人生冷暖。
常言说，人上壹百，形形色色。
吃百家饭，穿百家衣，自然是啥样的人都会碰上：有热情的，也有冷漠的……更多的是对这个7岁小男孩的同情。
他还得时时提防恶狗……
就这样，小金道这饭一要就是7年——直到1956年他14岁。
（未完待续）
在这里，先说几个这边的常用口语：“光棍”和“眼子”：“光棍”——有俩意思，说的是两种人，第一种就是平时说的单身，这个和字面意思一样，容易理解，俺这儿也叫“光成汉”；第二种是指某人有威望、有声望，在当地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为人处事得体大方，俺这儿经常说“人家谁谁光棍哩很啊”，就是这个意思。“眼子”在俺这儿基本上只有一个意思，就是和“光棍”的第二个意思刚好相反，指某人为人处事不大方、不得体，用俺这儿哩话说，就是“抠抠缩缩”，有猥琐，龌龊的意思。
咱们这回要说的“烂眼子”，和“光棍”的第二个意思无关，是说主人公的眼睛有过眼病。
“烂眼子”是尤宽庄张金道 的外号。庄上私下里还是叫他“烂眼子”的人多些。
在尤宽庄，提起“烂眼子”，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他是1942年出生，属马哩，现在70多岁了。按辈分，森焱管他叫表哥，在俺这儿，只要同辈的，不管比自己大多少的都得这么喊。
“烂眼子”的人生阅历相当丰富：小时候（7岁）要过饭；长大后（那年他18）当过队长；去新疆打过工（那时候他才30来岁）；到湖北买过牛（按时间推算，他还不到40）；后来，在二龙山（尤宽庄西北角3、4里地）的牛绳（牛市）上当过牛行户（也就是牛经纪）……
“烂眼子”没有上过一天学，不识字，但是人家不仅记忆力惊人，而且口才相当了得！出口成章，滔滔不绝——如一江潮水向东流，又似“落九天的瀑布”……
哪怕是6、70年前发生的事，他依然能一字不落、准确无误地说出来，并且能把事情的前前后后，左左右右、曲曲弯弯、星星点点说得，“有板有眼、有根有秧”（来龙去脉）……他那口若悬河的架势，让人听后，无不折服、赞叹！
“烂眼子”这个外号是咋来哩咧？说来话长，这要追溯到张金道7岁那年……
那天是农历5月初5——端午节，中午，正是“烈日当头照，大地似火烧”的时候，他家失火了……
他家只有两间房子，是当时普遍的“板打墙”草房。
咋会着火了咧？
原来，张金道他妈（森焱得叫三姆）正在做饭时，她想起了屋外头院里早上淘（用水淘）的（小）麦正摊席上晒着哩，她怕扁嘴（鸭子）去敛麦，往锅灶里填了一把柴火后，就出去看麦了……
坏就坏在那把柴火上了——是带根的长麦茬，在锅底洞儿里(锅灶)那截着完后，长出锅底洞儿外面的那截掉了出来，燃着了锅底门儿（锅台）后面堆着的麦茬垛……
与厨房这间连着另一间房，是用麻杆棍隔起来的，那可是又干燥又响焦哩呀！房顶里子的材料大部分又都是高粱杆和黄北草（都是易燃物），好家伙！这一遇到火岂有不着的道理？
救也救不了，真没法救啊！眼睁睁哩看着火烧，心里也燃起了大火——急哩火烧火燎哩……
这把火，把张金道家里烧了个净光，啥也木剩下……
原本屋里靠麻杆隔篱那儿有1000多斤上一年的干烟叶也化为灰烬；粮食、吃哩、用哩等等也都被烧完了……
只有那被烧哩黑黢黢的四面墙还矗在那儿……
尤宽庄在70几年前，还没有现在这么多人家。
虽然金道哥家老房子现在居尤宽庄当街(中间)，但在那时，则属于尤宽庄最东边了，再往东木有人家了。
他家东边有个场(就是打粮食用的场地)。
失火时，金道哥他爷，正在场里套着他家的大牤牛（公牛）、石磙，碾麦哩……
他爷一看到房子着火了，当时就吓迷瞪了……连腔儿(声音)都变了一一“救火呀！救火呀……”边喊边在场里扬着牛鞭转圈……
这一失火，吃木吃哩，穿木穿哩，住木住哩……就剩四面墙了。对了，还那头大牤牛……
这可咋整啊？
那个年代，大家生活都紧张，根本不可能投靠谁。
金道哥他大(就是父亲，这边的叫法，因为他父亲在家族中排行最小，所以叫大，依顺序是：伯一一爹一一叔一一大，老大叫伯；老二叫爹；老小叫大；爹与大之间的，都叫叔，老几就叫几叔)又是个病羔子（常年病秧秧的），干不了活儿……
这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呀！
因为金道哥他大（父亲）弟兄好几个，之前他爷是在他家，跟着他大的，他家失火以后，家族里经过集体商量，让他爷重新选择，去了日子相对好过些的金道哥他伯家生活，从那以后，算是跟着他伯了，他伯家要负责养老送终。
这里不得不提一段历史：解放后，“打土豪，分田地”，“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一开始，尤宽庄的农村生产实行的是“分田到户的单干”；后来，又改成了“互助组”——就是三、五家人自愿（也可不参加）组成的生产小组，每组选出一个小组长。田地仍然各是各的，只是结合在一起干活，互相帮助，这就是“互助组”。
由于金道哥他大（父亲）体弱多病，干不了农活，等于是缺少劳力。而金道哥他妈又要带着仨孩子，也干也不了活。金道哥在自己家排行老大，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和妹妹；弟弟大概5岁吧，妹妹也就3岁左右。这种情况，基本上木有人家愿意跟金道 家结合成“互助组”，因为人家觉得吃亏。
按俺这儿岁数——虚岁哩算法，金道哥是1942年出生，失火那年他7岁，也就是1949年。这么说，当时是1949年的农历5月初5——端午节。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公元1949年10月1日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成立的，如此算来，失火在前，建国在后。这个时间逻辑是符合客观历史的。
由于金道哥家缺少劳力而没有组成“互助组”，田地荒芜……
天无绝人之路。
为了解决住的问题，金道哥他妈带着他，在之前失火的老房子东屋山（山墙）那儿，靠墙搭了“半坡棚”，把金道哥他大（父亲）安顿了下来，住的地方算是勉强解决了；穿的那时候就更不讲究了，随便凑合吧；最主要是吃的，每天可是有好几张嘴哩呀！
常言说，民以食为天。住哩吧，容易凑合；穿哩也不说了；吃哩才是最大的问题。
无奈，金道哥他妈领着他们姊妹仨，背着个装有碗儿的布袋，一手拎着根棍儿；金道哥背着他妹妹；弟弟跟着，这就样，开始了7年的要饭生活……
家徒四壁，不要饭，又能咋着咧？
那个时候要饭，真木有啥东西要，白天出去，晚上回来。赶上人家吃饭的时候，拿出布袋里的碗，人家给啥就吃啥；平时人家给最哩多哩就是红薯面蒸哩黑“窝窝头”，就这，人家也不是给一整个，有哩时候是一块、半块，有哩时候是一小疙瘩；苞谷（玉米）面和高粱面馍都很少见到，更不用说好面（小麦面）馍了……
这些黑面馍块、疙瘩，拿回家后，三姆把它切成片，趁天好、有日头（太阳）哩时候，晒干后装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到晚上（或者有特殊情况时，出去不了，要不成饭时）烧汤（做晚饭）时，锅里添上水，搁锅里馇馇，放点青菜叶子，撒点盐，就可以当汤（晚饭）喝（吃）了。
由于金道哥他妈有时候得在家——“半坡棚”里照顾他大（父亲），在那7年里，一般是春上（春天、春季）出去要饭，其它时间较少出去。所以有时候，还是金道哥哄着弟弟一起出去要饭——每次出门时，母亲都要千叮咛万嘱咐：“娃呀，见人说话要有礼貌，人家不给就别勉强，这家不给去那家；记住要防狗……”
多数时间，还是金道哥独自一人出去……每次，他都是抹着眼泪走的……老是用手揉眼睛，久而久之，眼睛总是有粘着“赤麻糊”（眼屎），整天凄朦着眼，时间一长，落下了眼病……
就这，庄上开始有人私下里叫他“烂眼子”，后来就传开了……
据金道哥回忆，那时，他每天早晨基本上都是哭着离开尤宽庄的……就算是冬天，东北风呼呼叫，就算是天上飘着雪花，也要一个人出去要饭……
一个才七岁的孩子，要独自一人出去要饭……想想都让人心酸……
一年中，春、夏、秋这三季还算好过些；最难熬的就是冬季，天寒地冻的，又吃不饱穿不暖……
有时候下大雪了，晚上回不了家，就找个麦桔垛，掏个洞儿，人进去，外面只露个头睡一晚……
一个7岁的孩子，过早的尝到了社会的世态炎凉、人生冷暖。
常言说，人上壹百，形形色色。
吃百家饭，穿百家衣，自然是啥样的人都会碰上：有热情的，也有冷漠的……更多的是对这个7岁小男孩的同情。
他还得时时提防恶狗……
就这样，小金道这饭一要就是7年——直到1956年他14岁。
（未完待续）
@弥赛亚之歌2016 2016-07-22 06:26:31
邓县人顶一下老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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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老乡支持！先握手，后拥抱！哈哈……
邓县人顶一下老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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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老乡支持！先握手，后拥抱！哈哈……
《俺们村》系列之《“烂眼子”2》：
在金道哥他们要了一年饭后的第二年，他大（父亲）找了庄上“管闲事的”（就是有威望的“光棍”，庄上有啥事不方便当事人双方沟通、交流的，都会找个“管闲事的”，有点类似于“媒人”，这种规矩、习惯一直到现在也木有改变），把他家的那头大牤牛作价6斗（小）麦，又借了2担麦（到还时，得还人家4担，相当于利息是百分之一百的高利贷），这2担麦加上那6斗麦，在尤宽庄西南片换（那年头，农村多以实物交易，现金交易较少；并且多折合成小麦交换，可见小麦在当时有多重要了）了5间草房，金道哥他们这才算有家可归了。这回，全家人也能住得开（就是住得下）了。
他家本来是想把原失过火的老房子再翻盖翻盖，但苦于找不到、也买不来高梁杆(用荆子绳把高梁杆织成簿，做草房屋顶的里子使，棚到椽子上固定后，摊上掺有麦秸的捻子泥，最后苫上黄北草)，因为当时土匪盛行，而高梁杆长起来时，又高又稠，土匪进去很容易藏身，因此，上级不让种高梁。
由于要勒紧裤腰子(带)还帐，日子自然是过得紧巴巴的……
1956年，小金道终于结束了他7年的要饭生涯。这一年，小金道 才14岁。
为啥不用再要饭了咧?
因为这时，尤宽庄成立了“初级社”——比之前的那可“互助组”大多了，当时整个尤宽庄只有两个“初级社”。和“互助组”自愿组成的情况不同，这回是强制的，没有选择的余地……
但田地还各是各的；吃饭也是各家各户在自己家吃；劳动成果仍然各是各的。这下金道哥家的活有“初级社”社员们帮忙了，田地自然就不会再撂荒了，吃饭也就有着落啦……
1957年，尤宽庄又成立了“高级社”——把之前的两个“初级社”合成了一个“高级社”。
这回，各家各户的田地、牛及其它的生产劳动工具都收归“高级社”这个集体，集中、统一劳动生产，采用“记工分”制，凭“工分”分配劳动成果——粮食、蔬菜等。只是吃饭还没有集中、统一，仍然在自己家做饭吃。
1958年，“高级社”（“人民公社”兴起——比如现在的“清河乡”，当时叫“清河公社”；如今的“南阳市”，那时叫“南阳地区”）又升级了——全部都改成集中、统一制，尤宽庄全庄当时就只立了一个集体大火（做饭的地方），把一家一户的的炊具都没收了，不准私自“开小灶”，全部吃“大锅饭”不知道这“开小灶”一词，是不是从那个时候留下来？
接下来，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大炼铁钢”了——这个“大跃进运动”席卷了当时贫穷、落后的神州大地……
当时，新中国建立时间不长，搞建设急需钢铁，国外列强对新中国百般仇视，进而实施经济封锁，物资极度短缺……于是，开始了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的“大炼铁钢”……
当时的口号是，“超英赶美”！
“超英赶美”是毛泽东于1958年前后提出的口号，口号包含钢产量15赶超英国和50年赶超美国两个目标。
超英赶美这一口号明确提出最早于1957年毛泽东年在回应赫鲁晓夫的苏联要15年赶超美国说法所提出的要让中国钢铁产量在15年内赶超英国。
1957年，毛泽东说“我们要好好干五十年，把工业建起来，要有美国那样多的钢铁”。这和前面“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合称“赶英超美”。
1958年“大炼钢铁”在中国成为了一个全国性运动，连宋庆龄都在后花园里支高炉……
那时，尤宽庄北边4、5里地的廓封街建了一个外观像一座高塔一样的炼钢炉——红砖磊砌而成的圆形熔炉；旁边有一个给炉子里面鼓风用的大风箱，，足有半间房子那么大；炉子下面留有出铁浆的门：旁边靠着一条又长又粗的火勾；炼钢炉周围搭有架子，专门用来往熔炉中添柴火……
学生、妇女等负责去河里淘沙，男工负责运沙回来、劈柴、从炉子里加柴。把炉子添柴烧起来后，根据火候往炉子里面倒沙子、分浆石；加柴，再倒沙子，如此循环——熔炉被烧得红丢丢的，直到负责掌握火候的人，用火勾在出铁浆门那里先勾个小窟窿，有烧化的火红沙浆沿着浆槽流淌出来时，才停火……
为了找所谓的分浆石，把地里坟墓前立的石墓碑都砸碎了丢进炼钢炉；为了找木柴，把海量做工精美、堪称艺术品(有些东西的技艺从此失传)的纯实木家具（大都是女方出嫁的嫁妆），也劈成柴火丢进了熔炉……
然而，很讽刺的是，花了那么大的代价，毁了那么多财物的结果是——从炼钢炉下面出浆门那里流淌出来的，除了红红的、热气腾腾沙石浆，却并没有一丁点儿铁水或钢水……
因为那些兴师动众在河里淘出来的沙子，其化学成分并不含有铁元素，只是含有大量的硅元素……毕竟那压根就不是铁矿石！
这样的结果，对上不好交差，对下说不过去嘛！咋整？
还是有些干部的头足够“聪明”，真“有办法”——把那些烂铁锅、犁地用过的旧犁铧片等铁器东西当“矿石”丢进熔炉里炼！
苍天啊！大地呀！总算从熔炉下面的小门里流出了铁水、钢水……
好家伙！这下热闹喽！干部把社员集中起来，开庆功大会！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大炼钢铁是正确的！光荣的！伟大的！领导干部是英明的！社员群众是听话的！取得的成绩辉煌的！这样的做法可行的！
1958、59、60这三年，“大跃进”与“浮夸风”并行……有些干部为了政*、绩，好大喜功，把本来亩产只有两、三百斤的小麦，上报时竟然说成亩产上万斤！这样一来，普通社员可就遭了殃——因为干部把亩产上报得过高，从而上缴的公粮也就多，致使所有粮食上缴都不够……那老百姓还吃啥呀？只有饿死了……
这就是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
森焱记得在小学时，学过一篇课文叫《一分试验田》，原文如下：
1959年9月，彭总搬到北京郊外的吴家花园居住。
彭总在院子里开了许多块荒，种上了各种各样的蔬菜和瓜果。院子里原来有个小水塘，彭总组织警卫人员把它挖深挖宽，种上藕，养上鱼。他还买了小猪，小鸡，小鸭子，分给大家饲养。一应农事上的开支，都是他一个人掏钱，有了收获，全部归大家所有。
彭总在水塘边亲自丈量了一分地，作为试验田。这一分地土质很好，整得很平整，准备种小麦。我问他：“为什么刚好开一分地呢？”他说：“既然是试验，就得讲个科学，一分地容易计算产量。”
彭总把这块地深翻了一遍，每个土坷垃都敲得粉碎，还用手细细捏过。我说：“种庄稼都像您这样，一个人恐怕就只能种分把地啰！”他说：“这一分地可不简单啊，少说也能产个千把斤、几千斤，咱们俩够吃上一两年哩。”我忍不住笑了起来。他问我笑什么。我说：“您在说笑话。”他指着我的鼻子说：“不相信？好！你保守！”引得我又一阵大笑。
劳动了一阵，坐在地边休息的时候，彭总把话说开了：“人家说要深翻我就深翻，说要多下肥我就下多肥，说要密植我什么的，我都照着做。我把力气都用在这一分地里，看一亩地到底产多少斤。”这一下我才明白，原来他种这一分试验田是冲着当时的“浮夸风”来的。当时登着这里那里粮食亩产上万斤，甚至十几万斤，他根本不相信。他要用自己的实践来证实他是不是保守。
为了积肥，彭总想了很多办法。他到处收集人粪尿，还下水塘去挖塘泥。一天早晨，有人跑来告诉我，彭总下水塘捞鱼去了。我赶忙跑去，只见彭总卷起裤腿，两腿沾满了泥，身上也弄脏了，正踩着塘边的浓霜，提着一筐塘泥走上岸来。我跺着脚大喊：“咳！这么冷，小心您的脚……”
彭总的脚在西北战场上冻伤过。那是打过了一场大仗，一个战士困极了，倒在雪地里就睡着了。彭总把大衣脱下来盖在战士身上，没想到自己也倒在雪地里睡过去了。这些年来，每逢气候突然变化，他的脚就肿胀酸痛。
天这么冷，他下水去挖塘泥，怎么受得了！我赶上去夺过他手里的筐，劝他说：“快洗洗脚，把鞋穿上吧，老总！”彭总朝我一个劲儿地挥手：“你不懂！你不懂！干活儿不会冻脚，停下来才要冻坏哩。”说着又跑去捡工具。我看见他那双赤脚站着直打颤，连忙脱了鞋袜下了水塘。一会儿，大家也来了，帮彭总把塘泥运上了岸。彭总累得满头大汗，望着一大堆塘泥说：“池塘挖深了，肥料也有了。今天一天就能晒个半干，把它上到咱们的一分试验田里，肥得很哩。”
这一分地的小麦，长势一直很好。快收获的时候，彭总成天在地边守护着，不让麻雀去伦理嘴。收打都很仔细，真正做到颗粒归“筐”，最后一过秤，九十来斤。彭总说：“一亩地才产八九百斤。就算我们下的功夫不够，加一倍，亩产两千斤，顶天了！”
上面这篇文章，就是在实事求是的做试验，以此来证明并反驳“浮夸风”。
在金道哥他们要了一年饭后的第二年，他大（父亲）找了庄上“管闲事的”（就是有威望的“光棍”，庄上有啥事不方便当事人双方沟通、交流的，都会找个“管闲事的”，有点类似于“媒人”，这种规矩、习惯一直到现在也木有改变），把他家的那头大牤牛作价6斗（小）麦，又借了2担麦（到还时，得还人家4担，相当于利息是百分之一百的高利贷），这2担麦加上那6斗麦，在尤宽庄西南片换（那年头，农村多以实物交易，现金交易较少；并且多折合成小麦交换，可见小麦在当时有多重要了）了5间草房，金道哥他们这才算有家可归了。这回，全家人也能住得开（就是住得下）了。
他家本来是想把原失过火的老房子再翻盖翻盖，但苦于找不到、也买不来高梁杆(用荆子绳把高梁杆织成簿，做草房屋顶的里子使，棚到椽子上固定后，摊上掺有麦秸的捻子泥，最后苫上黄北草)，因为当时土匪盛行，而高梁杆长起来时，又高又稠，土匪进去很容易藏身，因此，上级不让种高梁。
由于要勒紧裤腰子(带)还帐，日子自然是过得紧巴巴的……
1956年，小金道终于结束了他7年的要饭生涯。这一年，小金道 才14岁。
为啥不用再要饭了咧?
因为这时，尤宽庄成立了“初级社”——比之前的那可“互助组”大多了，当时整个尤宽庄只有两个“初级社”。和“互助组”自愿组成的情况不同，这回是强制的，没有选择的余地……
但田地还各是各的；吃饭也是各家各户在自己家吃；劳动成果仍然各是各的。这下金道哥家的活有“初级社”社员们帮忙了，田地自然就不会再撂荒了，吃饭也就有着落啦……
1957年，尤宽庄又成立了“高级社”——把之前的两个“初级社”合成了一个“高级社”。
这回，各家各户的田地、牛及其它的生产劳动工具都收归“高级社”这个集体，集中、统一劳动生产，采用“记工分”制，凭“工分”分配劳动成果——粮食、蔬菜等。只是吃饭还没有集中、统一，仍然在自己家做饭吃。
1958年，“高级社”（“人民公社”兴起——比如现在的“清河乡”，当时叫“清河公社”；如今的“南阳市”，那时叫“南阳地区”）又升级了——全部都改成集中、统一制，尤宽庄全庄当时就只立了一个集体大火（做饭的地方），把一家一户的的炊具都没收了，不准私自“开小灶”，全部吃“大锅饭”不知道这“开小灶”一词，是不是从那个时候留下来？
接下来，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大炼铁钢”了——这个“大跃进运动”席卷了当时贫穷、落后的神州大地……
当时，新中国建立时间不长，搞建设急需钢铁，国外列强对新中国百般仇视，进而实施经济封锁，物资极度短缺……于是，开始了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的“大炼铁钢”……
当时的口号是，“超英赶美”！
“超英赶美”是毛泽东于1958年前后提出的口号，口号包含钢产量15赶超英国和50年赶超美国两个目标。
超英赶美这一口号明确提出最早于1957年毛泽东年在回应赫鲁晓夫的苏联要15年赶超美国说法所提出的要让中国钢铁产量在15年内赶超英国。
1957年，毛泽东说“我们要好好干五十年，把工业建起来，要有美国那样多的钢铁”。这和前面“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合称“赶英超美”。
1958年“大炼钢铁”在中国成为了一个全国性运动，连宋庆龄都在后花园里支高炉……
那时，尤宽庄北边4、5里地的廓封街建了一个外观像一座高塔一样的炼钢炉——红砖磊砌而成的圆形熔炉；旁边有一个给炉子里面鼓风用的大风箱，，足有半间房子那么大；炉子下面留有出铁浆的门：旁边靠着一条又长又粗的火勾；炼钢炉周围搭有架子，专门用来往熔炉中添柴火……
学生、妇女等负责去河里淘沙，男工负责运沙回来、劈柴、从炉子里加柴。把炉子添柴烧起来后，根据火候往炉子里面倒沙子、分浆石；加柴，再倒沙子，如此循环——熔炉被烧得红丢丢的，直到负责掌握火候的人，用火勾在出铁浆门那里先勾个小窟窿，有烧化的火红沙浆沿着浆槽流淌出来时，才停火……
为了找所谓的分浆石，把地里坟墓前立的石墓碑都砸碎了丢进炼钢炉；为了找木柴，把海量做工精美、堪称艺术品(有些东西的技艺从此失传)的纯实木家具（大都是女方出嫁的嫁妆），也劈成柴火丢进了熔炉……
然而，很讽刺的是，花了那么大的代价，毁了那么多财物的结果是——从炼钢炉下面出浆门那里流淌出来的，除了红红的、热气腾腾沙石浆，却并没有一丁点儿铁水或钢水……
因为那些兴师动众在河里淘出来的沙子，其化学成分并不含有铁元素，只是含有大量的硅元素……毕竟那压根就不是铁矿石！
这样的结果，对上不好交差，对下说不过去嘛！咋整？
还是有些干部的头足够“聪明”，真“有办法”——把那些烂铁锅、犁地用过的旧犁铧片等铁器东西当“矿石”丢进熔炉里炼！
苍天啊！大地呀！总算从熔炉下面的小门里流出了铁水、钢水……
好家伙！这下热闹喽！干部把社员集中起来，开庆功大会！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大炼钢铁是正确的！光荣的！伟大的！领导干部是英明的！社员群众是听话的！取得的成绩辉煌的！这样的做法可行的！
1958、59、60这三年，“大跃进”与“浮夸风”并行……有些干部为了政*、绩，好大喜功，把本来亩产只有两、三百斤的小麦，上报时竟然说成亩产上万斤！这样一来，普通社员可就遭了殃——因为干部把亩产上报得过高，从而上缴的公粮也就多，致使所有粮食上缴都不够……那老百姓还吃啥呀？只有饿死了……
这就是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
森焱记得在小学时，学过一篇课文叫《一分试验田》，原文如下：
1959年9月，彭总搬到北京郊外的吴家花园居住。
彭总在院子里开了许多块荒，种上了各种各样的蔬菜和瓜果。院子里原来有个小水塘，彭总组织警卫人员把它挖深挖宽，种上藕，养上鱼。他还买了小猪，小鸡，小鸭子，分给大家饲养。一应农事上的开支，都是他一个人掏钱，有了收获，全部归大家所有。
彭总在水塘边亲自丈量了一分地，作为试验田。这一分地土质很好，整得很平整，准备种小麦。我问他：“为什么刚好开一分地呢？”他说：“既然是试验，就得讲个科学，一分地容易计算产量。”
彭总把这块地深翻了一遍，每个土坷垃都敲得粉碎，还用手细细捏过。我说：“种庄稼都像您这样，一个人恐怕就只能种分把地啰！”他说：“这一分地可不简单啊，少说也能产个千把斤、几千斤，咱们俩够吃上一两年哩。”我忍不住笑了起来。他问我笑什么。我说：“您在说笑话。”他指着我的鼻子说：“不相信？好！你保守！”引得我又一阵大笑。
劳动了一阵，坐在地边休息的时候，彭总把话说开了：“人家说要深翻我就深翻，说要多下肥我就下多肥，说要密植我什么的，我都照着做。我把力气都用在这一分地里，看一亩地到底产多少斤。”这一下我才明白，原来他种这一分试验田是冲着当时的“浮夸风”来的。当时登着这里那里粮食亩产上万斤，甚至十几万斤，他根本不相信。他要用自己的实践来证实他是不是保守。
为了积肥，彭总想了很多办法。他到处收集人粪尿，还下水塘去挖塘泥。一天早晨，有人跑来告诉我，彭总下水塘捞鱼去了。我赶忙跑去，只见彭总卷起裤腿，两腿沾满了泥，身上也弄脏了，正踩着塘边的浓霜，提着一筐塘泥走上岸来。我跺着脚大喊：“咳！这么冷，小心您的脚……”
彭总的脚在西北战场上冻伤过。那是打过了一场大仗，一个战士困极了，倒在雪地里就睡着了。彭总把大衣脱下来盖在战士身上，没想到自己也倒在雪地里睡过去了。这些年来，每逢气候突然变化，他的脚就肿胀酸痛。
天这么冷，他下水去挖塘泥，怎么受得了！我赶上去夺过他手里的筐，劝他说：“快洗洗脚，把鞋穿上吧，老总！”彭总朝我一个劲儿地挥手：“你不懂！你不懂！干活儿不会冻脚，停下来才要冻坏哩。”说着又跑去捡工具。我看见他那双赤脚站着直打颤，连忙脱了鞋袜下了水塘。一会儿，大家也来了，帮彭总把塘泥运上了岸。彭总累得满头大汗，望着一大堆塘泥说：“池塘挖深了，肥料也有了。今天一天就能晒个半干，把它上到咱们的一分试验田里，肥得很哩。”
这一分地的小麦，长势一直很好。快收获的时候，彭总成天在地边守护着，不让麻雀去伦理嘴。收打都很仔细，真正做到颗粒归“筐”，最后一过秤，九十来斤。彭总说：“一亩地才产八九百斤。就算我们下的功夫不够，加一倍，亩产两千斤，顶天了！”
上面这篇文章，就是在实事求是的做试验，以此来证明并反驳“浮夸风”。
那有句经典的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原意是只要想要多高的产量，就能实现多高的产量。是一种违背了客观规律，脱离实际的说法。
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为题，刊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派赴山东寿张县了解情况的同志写的一封信。信中说，今年寿张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书记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上在搞全县范围的亩产万斤粮的高额生产运动。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于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1到2万斤玉米、谷子，措施是在施足了水，施足了肥，深翻土地的基础上放手密植。一亩谷子由过去的3万多居株密植，到10万、20万、40万、50万株，《人民日报》编者按认为，这封信生动地反映了那里“大跃进”的形势。
“大跃进”运动是指1958年至1960年间，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极“左”路线的运动，是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不断地错误批判1956年反冒进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是“左”倾冒进的产物。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尽管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但由于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根本不可能迅速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总路线提出后，党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大跃进”运动，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例如，提出钢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翻一番，由335万吨达到1070万吨，1959年要比1958年再翻番，由1070万……总之，目标产量一再增加！
“浮夸风”——1958年至1960年间，“大跃进”时期的产物。意思是，盲目夸大的风气盛行，是贬义词。
在“大跃进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浮夸风”作为“大跃进运动”的症结之一，首先在当时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浩劫就是大量农民的饿死。
在大跃进过程中，出现了很多虚报产量的事。其中最著名的是河北徐水县，号称一年收获粮食12亿斤。人民日报对这种行为进行了宣传。依照这种报告制定的国家征收粮食不顾实际，额度严重超出实际产量。也是导致后来灾荒地主要原因。
（作者注：很多关于1958、1959、1960年的历史资料来源于公开的网络，非常感谢资料的提供者！如有遗漏，敬请谅解！）
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为题，刊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派赴山东寿张县了解情况的同志写的一封信。信中说，今年寿张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书记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上在搞全县范围的亩产万斤粮的高额生产运动。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于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1到2万斤玉米、谷子，措施是在施足了水，施足了肥，深翻土地的基础上放手密植。一亩谷子由过去的3万多居株密植，到10万、20万、40万、50万株，《人民日报》编者按认为，这封信生动地反映了那里“大跃进”的形势。
“大跃进”运动是指1958年至1960年间，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极“左”路线的运动，是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不断地错误批判1956年反冒进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是“左”倾冒进的产物。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尽管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但由于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根本不可能迅速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总路线提出后，党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大跃进”运动，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例如，提出钢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翻一番，由335万吨达到1070万吨，1959年要比1958年再翻番，由1070万……总之，目标产量一再增加！
“浮夸风”——1958年至1960年间，“大跃进”时期的产物。意思是，盲目夸大的风气盛行，是贬义词。
在“大跃进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浮夸风”作为“大跃进运动”的症结之一，首先在当时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浩劫就是大量农民的饿死。
在大跃进过程中，出现了很多虚报产量的事。其中最著名的是河北徐水县，号称一年收获粮食12亿斤。人民日报对这种行为进行了宣传。依照这种报告制定的国家征收粮食不顾实际，额度严重超出实际产量。也是导致后来灾荒地主要原因。
（作者注：很多关于1958、1959、1960年的历史资料来源于公开的网络，非常感谢资料的提供者！如有遗漏，敬请谅解！）
@弥赛亚之歌2016 2016-07-23 20:47:19
今天忙了一天，刚回来，就赶紧来顶老乡一把，来个拥抱，老乡，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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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老乡！拥抱！“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今天忙了一天，刚回来，就赶紧来顶老乡一把，来个拥抱，老乡，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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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老乡！拥抱！“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俺们村》系列之《“烂眼子”3》：
在那三年特殊的历史时期，“大跃进运动”中产生的“浮夸风”，在现在看来，觉得不可思议！简直就是个天大的笑话！然而，那的确是客观存在过的一段令人痛心的历史……
各地各种奇葩的事情层出不穷，不胜枚举……
诸如，“一个萝卜千斤重，十个毛驴拉不动！”……
还有一些后来人不敢相信曾经有过那么疯狂的三年——群体盲动，狂飙突进！很多老人家回忆起那段历史时，其神态和表情都比较复杂……
它给普通老百姓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廓封街（村名）路边饿死的人横七竖八……有的人走着走着就倒下了……
尤宽庄大木匠老靳家活活饿死了4口人……
森焱听母亲说，森焱的外公和舅舅就在那个时候饿死的……
总之，“浮夸风”刮得越厉害的地方，饿死的人就越多……
反之，实事求是的地方，就没有饿死人，但是这样的地方在全国少之又少……
正所谓，“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物”。
任何时候都会有疯狂的事情，这是人性决定的。
疯狂过后，一地鸡毛……
联系到最近的10几年，“房地产大跃进运动”的浪潮也是席卷了全国，现在神州处处皆房子……
这次“房吃人的圈地运动”，其结果注定又将给普通老百姓带来终生难忘的痛苦……
和当年的“大炼钢铁”相比，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果然是，“国家兴，老百姓苦；国家亡，老百姓苦”呀！
（未完待续）
在那三年特殊的历史时期，“大跃进运动”中产生的“浮夸风”，在现在看来，觉得不可思议！简直就是个天大的笑话！然而，那的确是客观存在过的一段令人痛心的历史……
各地各种奇葩的事情层出不穷，不胜枚举……
诸如，“一个萝卜千斤重，十个毛驴拉不动！”……
还有一些后来人不敢相信曾经有过那么疯狂的三年——群体盲动，狂飙突进！很多老人家回忆起那段历史时，其神态和表情都比较复杂……
它给普通老百姓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廓封街（村名）路边饿死的人横七竖八……有的人走着走着就倒下了……
尤宽庄大木匠老靳家活活饿死了4口人……
森焱听母亲说，森焱的外公和舅舅就在那个时候饿死的……
总之，“浮夸风”刮得越厉害的地方，饿死的人就越多……
反之，实事求是的地方，就没有饿死人，但是这样的地方在全国少之又少……
正所谓，“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物”。
任何时候都会有疯狂的事情，这是人性决定的。
疯狂过后，一地鸡毛……
联系到最近的10几年，“房地产大跃进运动”的浪潮也是席卷了全国，现在神州处处皆房子……
这次“房吃人的圈地运动”，其结果注定又将给普通老百姓带来终生难忘的痛苦……
和当年的“大炼钢铁”相比，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果然是，“国家兴，老百姓苦；国家亡，老百姓苦”呀！
（未完待续）
@弥赛亚之歌2016 2016-07-24 05:33:28
早安，老乡，周日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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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乡早！
早安，老乡，周日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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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乡早！
《俺们村》系列之《“烂眼子”3》修订版：
在那三年特殊的历史时期，“大跃进运动”中产生的“浮夸风”，在现在看来，觉得不可思议！简直就是个天大的笑话！然而，那的确是客观存在过的一段令人痛心的历史……
各地各种奇葩的事情层出不穷，不胜枚举……
诸如，“一个萝卜千斤重，十个毛驴拉不动！”……
地里的红薯到了该刨时，基层干部也不让刨，直接犁了又耙在地里，不准收、不让吃，普通社员被活活饿死……
还有一些后来人，不敢相信曾经有过那么疯狂的三年——群体盲动，狂飙突进！
很多老人家回忆起那段历史时，其神态和表情都比较复杂……它给普通老百姓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廓封街（村名）路边饿死的人横七竖八……有的人走着走着就倒下了……
尤宽庄大木匠老靳家活活饿死了6口……
森焱听母亲说，森焱的外公和舅舅就是在那个时候饿死的……
总之，“浮夸风”刮得越厉害的地方，饿死的人就越多……
反之，实事求是的地方，就没有饿死人，但是这样的地方当时在全国少之又少……
正所谓，“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物”。
任何时候都会有疯狂的事情，这是人性决定的。
疯狂过后，一地鸡毛……
联系到最近的10几年，“房地产大跃进运动”的浪潮也是席卷了全国，现在神州处处皆房子……
这次“房吃人的圈地运动”，其结果注定又将给普通老百姓带来终生难忘的痛苦……
和当年的“大炼钢铁”相比，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浮夸风”的恶果是由基层干部造成的，“经是好经，让歪嘴和尚给念歪了”。苦了无辜的老百姓……
基层饿死人的情况，上面终于知道了，决定发动一场整治基层“问题干部”的运动……
1961年，上级就开始正本清源，“秋后算账”，追究基层干部的胡作非为。当时的名称叫“拔钉子”、“揭盖子”——就是把群众反映的那些在过去三年中，带头弄虚作假，致使饿死老百姓的基层干部，进行逐个“批斗”，以告慰无辜的死者，平息群众的怨气。
老百姓看到这些被“批斗”、“游街”、“示众”的无良干部，真是恨得咬牙切齿——有的吐唾沫，有的伸手打，有的用脚踢……
除了“拔钉子”、“揭盖子”，还有“散大火”——就是把原来尤宽庄“高级社”时的那个唯一的食堂给解散了，群众各自回自己家里做饭吃，“高级社”就此寿终正寝。
1962年春，又有了新名堂——成立廓封小乡，下辖8个（生产）大队:廓封大队、司龙庄大队、王营大队、高庄大队、侯岗大队、万岗大队、赵和庄大队等。
高庄大队又成立了新支部，下设8个（生产）小队，有尤宽庄、小旺寨、高庄、水牛庄、刘彦庄。
小队是从尤宽庄开始分哩，分成了一队、二队、三队。一队有80口人；二队有82口人；三队将近100口。金道哥属于一队哩。
分开队后，一队的队长由大队任命，历经靳宝生、张金如等，时间都不长。虽然一队换了几茬队长，但是生产效率和劳动成果一直不如二队和三队。
那个时候，生产水平低下，效率普遍不高，一个生产队也就打（收）10000来斤（小）麦，还没有现在有的人家一家打的多。上缴国家的公粮后，凭“公分”分麦，平均一个劳动力也就分100多斤。一直到分田单干以前都是这种情况。
森焱家也在一队，后来森焱姊妹多，又都较小，父亲常年在外面剃头，母亲要带森焱姊妹几个，家里木有挣多少公分，到分粮食、蔬菜等劳动成果时，分的小麦还不到200斤，那可是一大家人一年的细粮啊！还木有人家“光成汉”张廷学分哩多咧！
为了提高一队的生产效率，经群众讨论、大队研究后决定任命张金道为一队哩队长。当时，金道哥并不想当，但是大队干部说，如果不当就得上北边5、60里的罗汉山干活！
金道哥知道那意味着啥——他听说好多去了那儿哩人都木有回来，因为那是苦工，吃不饱，活又重，万一饿死或累死……那可划不着。
他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了，并向大队干部提了个条件：政策方面得优先照顾一队。大队干部向金道哥保证：“张金道同志，这个你就请放心吧！”
金道哥这也算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因为一队经过之前那几任的队长和会计，已经是个烂摊子了。第一任队长靳宝生、会计张廷克他俩拐跑了一队两辆全新哩架子（板）车后，杳无音信……继任的几茬队长和会计也都是问题多多……本来一队哩底子就薄，这么一来，就更雪上加霜了……
金道哥就这样走马上任了。
当时，通知群众上工，就是敲钟，钟声就是信号和命令。每个队都有一口钟，一队的那口钟就在李付朝家（和森焱家挨着）门前的杏树上挂着。农忙时，金道哥每天早上按时去敲钟，群众出来集合后，金道哥就开始派活（分配劳动任务），比如，张三今天去锄地，李四今天去打场，王五今天去倒粪……都分哩井井有条。金道哥在前面带头干着，也叫“领庄稼”。
那一年，大队分化肥——尿素类的，籽（颗粒）肥。给尤宽庄三个队总共分了1000多斤，金道哥要求多给一队分点，后来大队经过商量，那1000多斤化肥全部给一队了。大队干部这是在兑现之前的承诺，顺便也考查一下金道哥的管理能力，看他是咋使这1000多斤化肥哩。
金道哥看到一队哩小麦苗发黄，木劲（长势不好），就把这些化肥，用镂全部穿（耩）到了麦地里。当时就有二队、三队哩人私下议论：“恁瞅瞅，这一队哩新队长这是弄啥嘞？天木下雨，他敢往麦地里穿化肥？这回一队那可是彻底抨圈（完蛋）啦！一队哩的群众们清等着吃风屙沫了！
金道哥听了这话，心里也木底，他清楚哩知道自己是新上任，如果这回出了问题，可真木法交待……谁知道木过两天，就下了场及时雨，这下穿的那些化肥吃上劲（得到了肥力）了，小麦长哩黑绿（长势喜人）……
当年一队打麦后分麦时，一个劳动力就分了200来斤！这是尤宽庄分队后，一队打麦最多哩一年！
金道哥新官上任这把火烧哩还不赖，一炮打响啦！木有辜负群众和大队干部的热切期望。
（未完待续）
在那三年特殊的历史时期，“大跃进运动”中产生的“浮夸风”，在现在看来，觉得不可思议！简直就是个天大的笑话！然而，那的确是客观存在过的一段令人痛心的历史……
各地各种奇葩的事情层出不穷，不胜枚举……
诸如，“一个萝卜千斤重，十个毛驴拉不动！”……
地里的红薯到了该刨时，基层干部也不让刨，直接犁了又耙在地里，不准收、不让吃，普通社员被活活饿死……
还有一些后来人，不敢相信曾经有过那么疯狂的三年——群体盲动，狂飙突进！
很多老人家回忆起那段历史时，其神态和表情都比较复杂……它给普通老百姓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廓封街（村名）路边饿死的人横七竖八……有的人走着走着就倒下了……
尤宽庄大木匠老靳家活活饿死了6口……
森焱听母亲说，森焱的外公和舅舅就是在那个时候饿死的……
总之，“浮夸风”刮得越厉害的地方，饿死的人就越多……
反之，实事求是的地方，就没有饿死人，但是这样的地方当时在全国少之又少……
正所谓，“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物”。
任何时候都会有疯狂的事情，这是人性决定的。
疯狂过后，一地鸡毛……
联系到最近的10几年，“房地产大跃进运动”的浪潮也是席卷了全国，现在神州处处皆房子……
这次“房吃人的圈地运动”，其结果注定又将给普通老百姓带来终生难忘的痛苦……
和当年的“大炼钢铁”相比，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浮夸风”的恶果是由基层干部造成的，“经是好经，让歪嘴和尚给念歪了”。苦了无辜的老百姓……
基层饿死人的情况，上面终于知道了，决定发动一场整治基层“问题干部”的运动……
1961年，上级就开始正本清源，“秋后算账”，追究基层干部的胡作非为。当时的名称叫“拔钉子”、“揭盖子”——就是把群众反映的那些在过去三年中，带头弄虚作假，致使饿死老百姓的基层干部，进行逐个“批斗”，以告慰无辜的死者，平息群众的怨气。
老百姓看到这些被“批斗”、“游街”、“示众”的无良干部，真是恨得咬牙切齿——有的吐唾沫，有的伸手打，有的用脚踢……
除了“拔钉子”、“揭盖子”，还有“散大火”——就是把原来尤宽庄“高级社”时的那个唯一的食堂给解散了，群众各自回自己家里做饭吃，“高级社”就此寿终正寝。
1962年春，又有了新名堂——成立廓封小乡，下辖8个（生产）大队:廓封大队、司龙庄大队、王营大队、高庄大队、侯岗大队、万岗大队、赵和庄大队等。
高庄大队又成立了新支部，下设8个（生产）小队，有尤宽庄、小旺寨、高庄、水牛庄、刘彦庄。
小队是从尤宽庄开始分哩，分成了一队、二队、三队。一队有80口人；二队有82口人；三队将近100口。金道哥属于一队哩。
分开队后，一队的队长由大队任命，历经靳宝生、张金如等，时间都不长。虽然一队换了几茬队长，但是生产效率和劳动成果一直不如二队和三队。
那个时候，生产水平低下，效率普遍不高，一个生产队也就打（收）10000来斤（小）麦，还没有现在有的人家一家打的多。上缴国家的公粮后，凭“公分”分麦，平均一个劳动力也就分100多斤。一直到分田单干以前都是这种情况。
森焱家也在一队，后来森焱姊妹多，又都较小，父亲常年在外面剃头，母亲要带森焱姊妹几个，家里木有挣多少公分，到分粮食、蔬菜等劳动成果时，分的小麦还不到200斤，那可是一大家人一年的细粮啊！还木有人家“光成汉”张廷学分哩多咧！
为了提高一队的生产效率，经群众讨论、大队研究后决定任命张金道为一队哩队长。当时，金道哥并不想当，但是大队干部说，如果不当就得上北边5、60里的罗汉山干活！
金道哥知道那意味着啥——他听说好多去了那儿哩人都木有回来，因为那是苦工，吃不饱，活又重，万一饿死或累死……那可划不着。
他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了，并向大队干部提了个条件：政策方面得优先照顾一队。大队干部向金道哥保证：“张金道同志，这个你就请放心吧！”
金道哥这也算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因为一队经过之前那几任的队长和会计，已经是个烂摊子了。第一任队长靳宝生、会计张廷克他俩拐跑了一队两辆全新哩架子（板）车后，杳无音信……继任的几茬队长和会计也都是问题多多……本来一队哩底子就薄，这么一来，就更雪上加霜了……
金道哥就这样走马上任了。
当时，通知群众上工，就是敲钟，钟声就是信号和命令。每个队都有一口钟，一队的那口钟就在李付朝家（和森焱家挨着）门前的杏树上挂着。农忙时，金道哥每天早上按时去敲钟，群众出来集合后，金道哥就开始派活（分配劳动任务），比如，张三今天去锄地，李四今天去打场，王五今天去倒粪……都分哩井井有条。金道哥在前面带头干着，也叫“领庄稼”。
那一年，大队分化肥——尿素类的，籽（颗粒）肥。给尤宽庄三个队总共分了1000多斤，金道哥要求多给一队分点，后来大队经过商量，那1000多斤化肥全部给一队了。大队干部这是在兑现之前的承诺，顺便也考查一下金道哥的管理能力，看他是咋使这1000多斤化肥哩。
金道哥看到一队哩小麦苗发黄，木劲（长势不好），就把这些化肥，用镂全部穿（耩）到了麦地里。当时就有二队、三队哩人私下议论：“恁瞅瞅，这一队哩新队长这是弄啥嘞？天木下雨，他敢往麦地里穿化肥？这回一队那可是彻底抨圈（完蛋）啦！一队哩的群众们清等着吃风屙沫了！
金道哥听了这话，心里也木底，他清楚哩知道自己是新上任，如果这回出了问题，可真木法交待……谁知道木过两天，就下了场及时雨，这下穿的那些化肥吃上劲（得到了肥力）了，小麦长哩黑绿（长势喜人）……
当年一队打麦后分麦时，一个劳动力就分了200来斤！这是尤宽庄分队后，一队打麦最多哩一年！
金道哥新官上任这把火烧哩还不赖，一炮打响啦！木有辜负群众和大队干部的热切期望。
（未完待续）
《俺们村》系列之《“烂眼子”4》：
金道哥当了两年多一队哩队长，一队哩劳动成果有了明显增加。
分开小队后，原来的一队第一任队长靳宝生、会计张廷克这俩货（人的意思，含有贬意），拐走了一队两辆全新哩架子车。
一队好不容易东挪西凑用指标（当时是计划经济，买啥都要指标，并且凭票供应）买了俩架子车下盘（就是车轱轮），还用绿颜色哩漆抹了抹，群众戏称“绿钢皮”；又找靳大木匠做了俩上盘（车架子），头一天宣布，第二天要去平顶山拉煤回来当柴烧哩。
靳大姆一听说，喜哩就地崴（她缠过脚，由于太激动、兴奋了，站不稳，一屁股坐在地上了，手舞足蹈：“这回可有柴火烧喽！”）……
谁知他俩一个队长、一个会计竟然还操着拐架子车哩心嘞，这俩货一商量，天还木亮就把那两架斩新的架子车拉跑了……一队哩情况本来就不乐观，那两辆架子车又占了一队不少钱，被自己队哩干部给拐跑了，把一队群众气哩直骂娘……
他俩一年后才回来，回来一看形势对他们不利，就又蹿了……这一蹿，又是一年。
原来，这俩货把新架子车拐走后，拉脚（就是给别人拉东西赚点钱）去了。他们这种以权谋私、损公肥私哩恶劣行径引了全尤宽庄人哩公愤……
这俩货投机倒把哩这两年，家里也木挣多少“工分”，而队里分劳动成果，是凭“工分”哩。于是，他俩又和一队队长金道哥商量着想使（用）钱买“工分”，金道哥当时果断一口回绝了：“恁俩还有脸买‘工分’嘞？别想！一队木有一个人会答应哩！”他俩碰了一鼻子灰，对金道哥怀恨在心，经常给金道哥“出难题”……
靳宝生和张廷克一看队里不卖“工分”给他们，便恼羞成怒，对金道哥的工作“鸡蛋里挑骨头”……总之，想把金道哥搞下台，他俩想上台当干部。但是一队群众不答应。
转眼间，金道哥当一队哩队长已经两、三年了，他当哩身心疲惫……
时间来到了1966年，轰轰烈烈哩“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他当时对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他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只有采取断然措施，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所谓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这场“大革命”之所以冠以“文化”二字，是因为它是由文化领域的“批判”引发的。
中共中央1966年5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两个会议先后通过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以及对中央领导机构的改组，使“左”的方针占据了主导地位。从此，开始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
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发展成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一场长达十年、给党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毛泽东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他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这时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过去几年的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采取果断措施，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所谓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这是在六十年代中期发动“文化大革命”在思想上起主导作用的原因。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是引发“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这篇文章的写作和发表是江青秘密策划的。文章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实际上涉及中央领导层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和北京各报在十多天内没有转载。北京市被批评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毛泽东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这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严重的政治色彩。此后，批判涉及的范围迅速扩大。
1966年2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开会，起草《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试图对学术批判中已经出现的“左”的倾向加以适当约束。这个提纲经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并向在武汉的毛泽东汇报后，于2月12日转发全党。就在“二月提纲”拟定的同时，江青在林彪的支持下，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次座谈会的《纪要》，认定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这种严重的政治责难不仅是对着文艺界，而且对着一些中央领导人。与批判《海瑞罢官》大体同时，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遭到诬陷，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被加以“篡军反党”等罪名，遭到软禁。
1966年3月底，中央宣传部和北京市委被指责为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于是，彭真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被停止工作。
为了在全国发动“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于5月1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对“二月提纲”进行了全面批判，并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些判断，是把阶级斗争错误地扩大到党的最高领导层甚至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的重要根据。会议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进行批判，决定停止他们的领导职务。林彪在会上的讲话中大肆散布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的谎言，竭力鼓吹个人崇拜。会议决定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小组，成立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使之实际上成为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此后，“文化大革命”异常迅猛地发动起来。
大、中学校的学生率先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在很短的时间里，由学生成立的“红卫兵”组织蜂拥而起，到处揪斗学校领导和教师，一些党政机关受到冲击。这场运动很快从党内推向社会，社会动乱开始出现。
党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主持下作出决定，派工作组到大、中学校协助领导运动，力图使局势稳定下来。各地工作组在领导运动的过程中，得到多数群众的支持，却加剧了同造反派的对立。在如何对待运动的问题上，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同中央文革小组之间的分歧日趋尖锐。工作组被指责为“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
8月1日至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提出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全会通过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对于运动的对象、依靠力量、方法等根本性问题作了有严重错误的规定。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够发动，党内之所以能够接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观点，是有社会历史根源的。我们党是经过长期残酷的战争后迅速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对于如何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认识。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积累下来的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使人们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新矛盾时容易去沿用和照搬，因而把在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仍然看作占主要地位的阶级斗争，并运用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方法来解决。战争时期在革命队伍里行之有效的近乎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经验，也容易用来作为规划理想社会的某种依据。对马列著作中某些论点的误解或教条化，使人们日益陷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之中。坚持这种迷误被认为是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神圣事业，对这种迷误持怀疑态度者则难以理直气壮地起来反对。这时，毛泽东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的威望达到高峰，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逐渐滋长。加上建国以来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法制化的进程没有能够顺利发展，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这就使为人民尊重的领袖所犯的错误难以得到纠正，也使林彪、江青这些野心家能够受到信用而得势横行。
（作者注：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资料，均来自于公开的网络，如有遗漏，敬请谅解！非常感谢资料的提供者！）
（未完待续）
金道哥当了两年多一队哩队长，一队哩劳动成果有了明显增加。
分开小队后，原来的一队第一任队长靳宝生、会计张廷克这俩货（人的意思，含有贬意），拐走了一队两辆全新哩架子车。
一队好不容易东挪西凑用指标（当时是计划经济，买啥都要指标，并且凭票供应）买了俩架子车下盘（就是车轱轮），还用绿颜色哩漆抹了抹，群众戏称“绿钢皮”；又找靳大木匠做了俩上盘（车架子），头一天宣布，第二天要去平顶山拉煤回来当柴烧哩。
靳大姆一听说，喜哩就地崴（她缠过脚，由于太激动、兴奋了，站不稳，一屁股坐在地上了，手舞足蹈：“这回可有柴火烧喽！”）……
谁知他俩一个队长、一个会计竟然还操着拐架子车哩心嘞，这俩货一商量，天还木亮就把那两架斩新的架子车拉跑了……一队哩情况本来就不乐观，那两辆架子车又占了一队不少钱，被自己队哩干部给拐跑了，把一队群众气哩直骂娘……
他俩一年后才回来，回来一看形势对他们不利，就又蹿了……这一蹿，又是一年。
原来，这俩货把新架子车拐走后，拉脚（就是给别人拉东西赚点钱）去了。他们这种以权谋私、损公肥私哩恶劣行径引了全尤宽庄人哩公愤……
这俩货投机倒把哩这两年，家里也木挣多少“工分”，而队里分劳动成果，是凭“工分”哩。于是，他俩又和一队队长金道哥商量着想使（用）钱买“工分”，金道哥当时果断一口回绝了：“恁俩还有脸买‘工分’嘞？别想！一队木有一个人会答应哩！”他俩碰了一鼻子灰，对金道哥怀恨在心，经常给金道哥“出难题”……
靳宝生和张廷克一看队里不卖“工分”给他们，便恼羞成怒，对金道哥的工作“鸡蛋里挑骨头”……总之，想把金道哥搞下台，他俩想上台当干部。但是一队群众不答应。
转眼间，金道哥当一队哩队长已经两、三年了，他当哩身心疲惫……
时间来到了1966年，轰轰烈烈哩“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他当时对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他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只有采取断然措施，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所谓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这场“大革命”之所以冠以“文化”二字，是因为它是由文化领域的“批判”引发的。
中共中央1966年5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两个会议先后通过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以及对中央领导机构的改组，使“左”的方针占据了主导地位。从此，开始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
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发展成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一场长达十年、给党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毛泽东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他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这时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过去几年的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采取果断措施，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所谓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这是在六十年代中期发动“文化大革命”在思想上起主导作用的原因。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是引发“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这篇文章的写作和发表是江青秘密策划的。文章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实际上涉及中央领导层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和北京各报在十多天内没有转载。北京市被批评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毛泽东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这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严重的政治色彩。此后，批判涉及的范围迅速扩大。
1966年2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开会，起草《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试图对学术批判中已经出现的“左”的倾向加以适当约束。这个提纲经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并向在武汉的毛泽东汇报后，于2月12日转发全党。就在“二月提纲”拟定的同时，江青在林彪的支持下，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次座谈会的《纪要》，认定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这种严重的政治责难不仅是对着文艺界，而且对着一些中央领导人。与批判《海瑞罢官》大体同时，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遭到诬陷，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被加以“篡军反党”等罪名，遭到软禁。
1966年3月底，中央宣传部和北京市委被指责为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于是，彭真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被停止工作。
为了在全国发动“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于5月1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对“二月提纲”进行了全面批判，并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些判断，是把阶级斗争错误地扩大到党的最高领导层甚至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的重要根据。会议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进行批判，决定停止他们的领导职务。林彪在会上的讲话中大肆散布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的谎言，竭力鼓吹个人崇拜。会议决定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小组，成立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使之实际上成为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此后，“文化大革命”异常迅猛地发动起来。
大、中学校的学生率先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在很短的时间里，由学生成立的“红卫兵”组织蜂拥而起，到处揪斗学校领导和教师，一些党政机关受到冲击。这场运动很快从党内推向社会，社会动乱开始出现。
党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主持下作出决定，派工作组到大、中学校协助领导运动，力图使局势稳定下来。各地工作组在领导运动的过程中，得到多数群众的支持，却加剧了同造反派的对立。在如何对待运动的问题上，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同中央文革小组之间的分歧日趋尖锐。工作组被指责为“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
8月1日至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提出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全会通过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对于运动的对象、依靠力量、方法等根本性问题作了有严重错误的规定。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够发动，党内之所以能够接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观点，是有社会历史根源的。我们党是经过长期残酷的战争后迅速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对于如何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认识。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积累下来的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使人们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新矛盾时容易去沿用和照搬，因而把在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仍然看作占主要地位的阶级斗争，并运用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方法来解决。战争时期在革命队伍里行之有效的近乎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经验，也容易用来作为规划理想社会的某种依据。对马列著作中某些论点的误解或教条化，使人们日益陷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之中。坚持这种迷误被认为是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神圣事业，对这种迷误持怀疑态度者则难以理直气壮地起来反对。这时，毛泽东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的威望达到高峰，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逐渐滋长。加上建国以来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法制化的进程没有能够顺利发展，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这就使为人民尊重的领袖所犯的错误难以得到纠正，也使林彪、江青这些野心家能够受到信用而得势横行。
（作者注：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资料，均来自于公开的网络，如有遗漏，敬请谅解！非常感谢资料的提供者！）
（未完待续）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红卫兵运动迅猛发展。红卫兵运动最初是破除“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随后发展为抄家、打人、砸物。无数优秀的文化典籍被付之一炬，大量国家文物遭受洗劫，许多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干部遭到批斗。红卫兵运动对社会秩序和民主法制的破坏，引起各地党组织和许多干部群众的不满和抵制。但是，这种不满和抵制当时却被认为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0月初，党中央转发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由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下，造反狂潮全面扩展到工农业领域。为进一步克服运动的“阻力”，从10月上旬至下旬，召开了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中央工作会议。林彪、陈伯达讲话，将党内不同意见升级为路线斗争，极力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会后，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在全国掀起，中央文革小组策动造反派把攻击的矛头集中转向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社会上出现“打倒刘少奇”的标语和攻击邓小平的大字报。中央和地方的许多领导干部受到批斗，机关工作普遍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基层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组织生活陷于停顿。国家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
1967年1月初，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下，上海市的造反派组织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领导大权。这场夺权斗争得到充分肯定。1月中下旬，各地掀起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一月革命”风暴。夺权狂潮一经引发便不可收拾，很快发展成“打倒一切”的全面内乱。
“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在党的领导层内，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对“左”倾错误和极左思潮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抵制和抗争始终存在，并不断发展。这种抵制和抗争，或表现为对批判、造反持消极态度，在各自的岗位上坚持工作和生产；或表现为对武斗、破坏持抗议立场，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严厉批评。1967年在老一辈革命家中爆发的二月抗争就是有代表性的重大事件。在这年1月19日、20日召开的中央军委碰头会上，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坚决反对江青、康生、陈伯达鼓吹军队应和地方一样搞运动的主张。在激烈的争执中，叶剑英、徐向前义愤填膺，奋起抨击江青等人。2月中旬，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再次爆发了老一辈革命家和中央文革小组一班人的激烈斗争。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同志，围绕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广大老干部、要不要稳定军队等“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拍案而起，接连怒斥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乱党乱军的做法。这些老同志的抗争，被江青等人诬为“二月逆流”，受到严厉批判。
全面夺权使派性斗争激化。各造反派组织为争权夺利，拉帮结派，争斗激烈，发生无数的纠纷和冲突，以至酿成残酷的武斗。1967年夏秋，谢富治、王力、江青等人乘机提出“彻底砸烂公、检、法”、“文攻武卫”等口号煽动武斗，北京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严重涉外事件。这几个月是“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国家动乱最剧烈、社会灾难最严重的阶段。
为了对混乱状况加以约束，毛泽东号召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正确对待干部，并派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还批发了多项命令、布告，以制止武斗蔓延，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国家财产。这些措施，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对制止局势恶化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经过二十个月的社会大动乱和错综复杂的夺权斗争，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革委会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实行党政合一、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
（作者注：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资料，均来自于公开的网络，如有遗漏，敬请谅解！非常感谢资料的提供者！）
《俺们村》系列之《“烂眼子”5》：
在那种全国一片混乱，生产停滞、乾坤颠倒……的大背景下，个人的力量显得是那么的渺小……
“红卫兵”8个一伙、10个一群，隔三差五找各队队长要“活动经费”——说是写“大字报”需要买笔、墨、纸、砚……一队当然不会例外。
那时，一队的情况稍微比以前好点了，但是底子依然太薄，哪里有多余哩钱拿出来？可不拿钱就要被“红卫兵”批斗，金道哥实在木办法了，他辞去了一队哩队长。
这里要插播一段“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从50年代中开始就组织将城市中的年轻人移居到农村，尤其是边远的农村地区建立农场。早在1953年人民日报就发表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1955年毛泽东提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成为后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口号。从这一年开始共青团开始组织农场，鼓励和组织年轻人参加垦荒运动。1962年开始有人提出要将上山下乡运动全国化地组织起来，1964年，中共中央为此特别设立了一个领导小组。
1955年，河南省郏县大李庄乡有一批中学和高中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报上发表了《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报道了这个乡的事。毛泽东主席读了很兴奋，亲笔写了按语：“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的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55年8月9日，北京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奔赴北大荒萝北县，建立了北大荒“北京庄”。发起人是扬华、李秉衡等。
小学毕业的河北省临西县的吕玉兰，回乡建立了第一个合作社，15岁就当了社长，是全国最年轻的合作社社长。
1955年10月15日，一支由98名热血青年组成的“上海市志愿垦荒队”，来到了江西省德安县九仙岭，其中有25名女孩子，最小的15岁，她们住简易草棚，吃稀饭箩卜干，每天只有3分钱的菜金。
之后，共青团中央在全国10多个省市组织了远征垦荒队，动员城市青年奔赴农村。知青的榜样：董加耕、邢燕子、侯俊等就是当年被《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报》大势宣传报道出名的。1958年，美术家朱宣咸创作的作品《知识青年出工去》，就非常典型生动的记录了在那个特定时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画面。
1964年初，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是党中央、国务院第一次发布指导知青下乡的纲领性文件。中央为此成立了“知识青年下乡指导小组”和安置办，各地区也成立了安置知青下乡的专门办事机构。
北京第一批到北大荒去的知青有248人，最小的14岁。
1966年5月17日，上海市文化广场13000多名知青聚会，上海市委要求上海知青“鼓起革命勇气，下定决心”，积极投身新疆建设，在建设和保卫边疆的事业中作出贡献。
1967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但复课闹革命面临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在废除考试制度、大学停止招生后，全国中学已经积压了66、67两届毕业生没有分配。196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的积极分子”。于是，大批中学毕业生被继续稳定在学校进行“教育革命”。
1967年11月8日，上海市66届大专院校毕业生誓师大会召开。毕业生们表示要到内地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未完待续）
在那种全国一片混乱，生产停滞、乾坤颠倒……的大背景下，个人的力量显得是那么的渺小……
“红卫兵”8个一伙、10个一群，隔三差五找各队队长要“活动经费”——说是写“大字报”需要买笔、墨、纸、砚……一队当然不会例外。
那时，一队的情况稍微比以前好点了，但是底子依然太薄，哪里有多余哩钱拿出来？可不拿钱就要被“红卫兵”批斗，金道哥实在木办法了，他辞去了一队哩队长。
这里要插播一段“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从50年代中开始就组织将城市中的年轻人移居到农村，尤其是边远的农村地区建立农场。早在1953年人民日报就发表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1955年毛泽东提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成为后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口号。从这一年开始共青团开始组织农场，鼓励和组织年轻人参加垦荒运动。1962年开始有人提出要将上山下乡运动全国化地组织起来，1964年，中共中央为此特别设立了一个领导小组。
1955年，河南省郏县大李庄乡有一批中学和高中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报上发表了《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报道了这个乡的事。毛泽东主席读了很兴奋，亲笔写了按语：“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的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55年8月9日，北京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奔赴北大荒萝北县，建立了北大荒“北京庄”。发起人是扬华、李秉衡等。
小学毕业的河北省临西县的吕玉兰，回乡建立了第一个合作社，15岁就当了社长，是全国最年轻的合作社社长。
1955年10月15日，一支由98名热血青年组成的“上海市志愿垦荒队”，来到了江西省德安县九仙岭，其中有25名女孩子，最小的15岁，她们住简易草棚，吃稀饭箩卜干，每天只有3分钱的菜金。
之后，共青团中央在全国10多个省市组织了远征垦荒队，动员城市青年奔赴农村。知青的榜样：董加耕、邢燕子、侯俊等就是当年被《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报》大势宣传报道出名的。1958年，美术家朱宣咸创作的作品《知识青年出工去》，就非常典型生动的记录了在那个特定时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画面。
1964年初，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是党中央、国务院第一次发布指导知青下乡的纲领性文件。中央为此成立了“知识青年下乡指导小组”和安置办，各地区也成立了安置知青下乡的专门办事机构。
北京第一批到北大荒去的知青有248人，最小的14岁。
1966年5月17日，上海市文化广场13000多名知青聚会，上海市委要求上海知青“鼓起革命勇气，下定决心”，积极投身新疆建设，在建设和保卫边疆的事业中作出贡献。
1967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但复课闹革命面临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在废除考试制度、大学停止招生后，全国中学已经积压了66、67两届毕业生没有分配。196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的积极分子”。于是，大批中学毕业生被继续稳定在学校进行“教育革命”。
1967年11月8日，上海市66届大专院校毕业生誓师大会召开。毕业生们表示要到内地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未完待续）
金道哥他大姐在1955年16岁那年，随她的“丈夫”小余（他当时18岁）报名去了新疆“支边”。而那时，金道哥还在家要饭，到第二年——1956年才开始不要饭了。
他大姐和姐夫到新疆库尔勒后，一开始都在“团场”（建设兵团）垦荒、挖渠……干的都是些力气活，日子过哩可苦了……大姐也木有上过学；她的“丈夫”小余家的经济条件好些（这也是她去人家那儿当“童养媳”的原因），上过高中，在当时的“团场”也算是知识分子了。后来“团场”的物资局急需能写会算的人，小余被抽调到“库尔勒团场物资局”；大姐暂时还在“团场”。
由于小余为人老实、本分，工作表现出色，当年就在物资局当上了干部，日子比以前有所改善。再后来，小余又高升了，把金道哥他大姐也调了过去。二人也顺理成章的完婚了。
第二年他们的大儿子出生了，在孩子满一岁后，大姐才回老家了一趟。说了好多关于她们当年去新疆的情况，以及后来变迁……金道哥觉得新疆很神秘，他很向往……那时他25、6岁的样子，还在当尤宽庄一队哩队长，但由于家里穷，还木有娶上个媳妇……也许金道哥梦见西域有位美丽的姑娘在向她招手咧……
大姐回新疆后，金道哥对新疆念念不忘，有了新疆情结……
后来，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金道哥当一队队长哩第三年，也就是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他被逼无奈，辞去了一队哩队长……
他找人写信给大姐，把老家哩情况一五一十哩说了说，表明想去新疆……等大姐收到那封信后，金道哥收到大姐哩回信，已经是3个月后了，可见当时哩通讯情况如何了……
大姐在回信中明确同意金道哥去新疆，并且告诉金道哥咋坐车，坐到哪儿，并且安排了人接应。那晚，金道哥激动、兴奋哩一夜木睡着……
（作者注：“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资料来自公开的网络，如果有遗漏，敬请谅解！非常感谢资料的提供者！）
他大姐和姐夫到新疆库尔勒后，一开始都在“团场”（建设兵团）垦荒、挖渠……干的都是些力气活，日子过哩可苦了……大姐也木有上过学；她的“丈夫”小余家的经济条件好些（这也是她去人家那儿当“童养媳”的原因），上过高中，在当时的“团场”也算是知识分子了。后来“团场”的物资局急需能写会算的人，小余被抽调到“库尔勒团场物资局”；大姐暂时还在“团场”。
由于小余为人老实、本分，工作表现出色，当年就在物资局当上了干部，日子比以前有所改善。再后来，小余又高升了，把金道哥他大姐也调了过去。二人也顺理成章的完婚了。
第二年他们的大儿子出生了，在孩子满一岁后，大姐才回老家了一趟。说了好多关于她们当年去新疆的情况，以及后来变迁……金道哥觉得新疆很神秘，他很向往……那时他25、6岁的样子，还在当尤宽庄一队哩队长，但由于家里穷，还木有娶上个媳妇……也许金道哥梦见西域有位美丽的姑娘在向她招手咧……
大姐回新疆后，金道哥对新疆念念不忘，有了新疆情结……
后来，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金道哥当一队队长哩第三年，也就是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他被逼无奈，辞去了一队哩队长……
他找人写信给大姐，把老家哩情况一五一十哩说了说，表明想去新疆……等大姐收到那封信后，金道哥收到大姐哩回信，已经是3个月后了，可见当时哩通讯情况如何了……
大姐在回信中明确同意金道哥去新疆，并且告诉金道哥咋坐车，坐到哪儿，并且安排了人接应。那晚，金道哥激动、兴奋哩一夜木睡着……
（作者注：“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资料来自公开的网络，如果有遗漏，敬请谅解！非常感谢资料的提供者！）
非常报歉！前文由于笔误，出现了时间方面的逻辑漏洞——原文“第二年他们的大儿子出生了，在孩子满一岁后”，应改为“在他们的大儿子出生且满一岁后”。
《俺们村》系列之《“烂眼子”6》：
金道哥真正动身去新疆，已经是1968年春上（春季）了。
大姐是尤宽庄第一个去新疆哩人，金道哥是第二个——心情有多激动、兴奋、自豪、骄傲……就甭提啦！
他清楚哩记得，提前几天就开始准备了：被子、衣裳、粮票、干粮……用包单（就是一大块四四方方哩布，四周用针锁了一下边）把要带的东西都装好、绑起来。
他走哩那天起了个大五更（就是天还木亮），背着包袱步行到哩方城汽车站。
当时哩方城汽车站，还只是几间瓦房；老潘河桥很榨，西边有几户人家，东边一直到汽车站都木人家，路（现在的凤瑞路）是土路，两边啥也木有……
金道哥花8毛钱买了一张去郑州哩汽车票。
那时，去郑州一天只有一趟车，车是那种老旧的中间用黑色东西（有褶子）接起来的那种有点长的红色大巴车（当时叫“票车”），天不亮就发车了，到郑州汽车站时，已经是晚上6点左右了。
因为当时路不好（普通哩柏油路都很少，更不要说现在哩高速公路了），又木有近路可走，车走哩相当慢……
那时有句口头禅：“赶集上店，早晚一天”。说哩就是交通不方便，上一趟街（基本上都是步行）得一天哩时间。
金道哥到了郑州后，就去了火车站……
（未完待续）
金道哥真正动身去新疆，已经是1968年春上（春季）了。
大姐是尤宽庄第一个去新疆哩人，金道哥是第二个——心情有多激动、兴奋、自豪、骄傲……就甭提啦！
他清楚哩记得，提前几天就开始准备了：被子、衣裳、粮票、干粮……用包单（就是一大块四四方方哩布，四周用针锁了一下边）把要带的东西都装好、绑起来。
他走哩那天起了个大五更（就是天还木亮），背着包袱步行到哩方城汽车站。
当时哩方城汽车站，还只是几间瓦房；老潘河桥很榨，西边有几户人家，东边一直到汽车站都木人家，路（现在的凤瑞路）是土路，两边啥也木有……
金道哥花8毛钱买了一张去郑州哩汽车票。
那时，去郑州一天只有一趟车，车是那种老旧的中间用黑色东西（有褶子）接起来的那种有点长的红色大巴车（当时叫“票车”），天不亮就发车了，到郑州汽车站时，已经是晚上6点左右了。
因为当时路不好（普通哩柏油路都很少，更不要说现在哩高速公路了），又木有近路可走，车走哩相当慢……
那时有句口头禅：“赶集上店，早晚一天”。说哩就是交通不方便，上一趟街（基本上都是步行）得一天哩时间。
金道哥到了郑州后，就去了火车站……
（未完待续）
《俺们村》系列之《“烂眼子”》:
金道哥到郑州汽车站时，已经是晚上6点钟左右了。
由于他不识字，又是第一次出远门，下车后，他一路询问着来到了郑州火车站。
火车站广场上已经是灯火通明，人来人往，广场的两边各有一排架子，上面摆放着纸牌，就是那种普通纸箱的纸板，上面用粉笔写着郑州到全国各地的车次。
金道哥虽然不识字，但是他嘴甜（有礼貌，会说话，说话得体），一问别人就告诉他了，咋买票、咋坐车……
他按大姐在信中的交待，花了4块钱，买了一张郑州到吐鲁番火车票（当时的火车票，是那种窄条状的硬纸，大概有5公分长、3公分宽，两面都有字，检票时，工作人员打个记号）；上火车后没等多久，车就开了……
平生第一次坐火车的金道哥， 感到很是新奇——那时的火车是烧煤的，是名符其实的火车，靠蒸气带动，有专门的锅炉间，专人负责往锅炉里填煤……启动时，先拉鼻儿（鸣汽笛），然后车头冒着浓浓的黑烟，随着“哐咚——哐咚——哐咚——”有节奏的音声，缓缓开动……（未完待续）
金道哥到郑州汽车站时，已经是晚上6点钟左右了。
由于他不识字，又是第一次出远门，下车后，他一路询问着来到了郑州火车站。
火车站广场上已经是灯火通明，人来人往，广场的两边各有一排架子，上面摆放着纸牌，就是那种普通纸箱的纸板，上面用粉笔写着郑州到全国各地的车次。
金道哥虽然不识字，但是他嘴甜（有礼貌，会说话，说话得体），一问别人就告诉他了，咋买票、咋坐车……
他按大姐在信中的交待，花了4块钱，买了一张郑州到吐鲁番火车票（当时的火车票，是那种窄条状的硬纸，大概有5公分长、3公分宽，两面都有字，检票时，工作人员打个记号）；上火车后没等多久，车就开了……
平生第一次坐火车的金道哥， 感到很是新奇——那时的火车是烧煤的，是名符其实的火车，靠蒸气带动，有专门的锅炉间，专人负责往锅炉里填煤……启动时，先拉鼻儿（鸣汽笛），然后车头冒着浓浓的黑烟，随着“哐咚——哐咚——哐咚——”有节奏的音声，缓缓开动……（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