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监管员（第一章）
我是监管员
秋 虫
第一章 现实与理想
又到了星期三，又是人才市场开门的日子，我冒着风雪向市人才市场走去。失业一年多了，再找不到工作，我就要断炊了。
一只脏兮兮的小狗跟上了我，看它那可怜巴巴的眼神就知道这是只流浪狗。我向它一挥手，轻声说“去”。它知趣地夹着尾巴转身走了。
我也在流浪，流浪的路上不需要同伴。
年底了，招人的单位比平时少了。我在求职的人群中穿梭，抬着头看挂在高处的招工信息。我四十九岁了，只能找年轻人不爱干的工作了。
一中年妇人站在人堆里，手举简陋的牌子，上写，“急招：男，五十岁左右，学历不限，身体健康，能常年驻外。”她告诉我，“招监管员，看管质押物。”我没有多问，就填了求职表。她看着我填的表，说：“你是中文系的？还当过教师？条件不错，我要你了，回去等我电话吧。”
我听了，现出了谄媚的笑容。我看她的眼神，一定同那只流浪狗看我的眼神一样。
三天后，我真的等来了她的电话。
我参加了为期两天的岗前培训。这是家中直企业下三级孙子辈的公司，名字很大，法人单位。公司副总姓陈的亲自讲课，人事部长随行。这部长就是招我来的那妇人，姓徐。他们是从省城开车来的。
这工作我一听就明白。甲方向银行贷款，以实物质押，银行不放心，找第三方监管质押物（有担保之责）。我公司是第三方，要派监管员进驻甲方，监管质押物，要保证质押物的数量、质量。监管员要二十四小时吃住在甲方，甲方免费提供吃住，每工作二十二天，休息八天，八天后再到另一家监管点，工作地点在省内，或市县，或村镇。工资不多，加补助每月不足三千元，给交养老保险和失业金。我早已习惯了省吃俭用，这些钱够我花的了。
公司要求监管员工作期间无特殊理由不准回家。偷着往家跑是不行的，公司给监管员发卫星定位电话，出了监管区就要开除。我是不会往家跑的，因为我没有家，凡有吃住处，就是我的家。
细想来，人同牛羊一样，哪里有水草，哪里就是家。
家，我曾经有过，现在只剩下房子了。古人说“糟糠之妇不下堂”，是因为糟糠之妇下了堂结局会很悲惨，所以赖着不下。我家那位不是糟糠，有体面的工作，骄人的容颜。我们曾被誉为金童玉女。我失业后就不是“金童”了，现出了“糟糠”原型。我像关久了被放出去的小鸟，翅膀已无力煽动，又不知道哪里有食，向哪个方向飞。
年轻时，看《水浒传》，鲁智深喝醉了，大闹五台山，感到很痛快。可问题来了，寺中领导人智真长老要赶走鲁智深。走投无路的鲁智深可怜巴巴地问长老，“师傅叫弟子哪里去安身立命？”那时候，我曾暗笑鲁智深，以为一个武艺高强的大男人不愁没饭吃。失业后，我才知道鲁智深说这话时心底的悲凉了。
在“玉女”看来，人失了业，就应该丢掉幻想，从头做起。我想找个国企或事业单位。我把能想的办法都想了，能求的人都求了，不能如愿，主要原因是找不到大人物帮忙，只好低下头去私企打工。打工总是不到一年时间就被解雇了,人家也不说什么原因，让你走就得走。
从国企到私企，可不是换个工作那么简单。在国企还有建功立业之心，当了科长想当经理，当了经理又想当局长。到私企打工纯系糊口谋衣，再无理想可言。我知道要自强，可不知道如何自强。做体面的买卖没有本钱，做不需要多少本钱的买卖，比如：去菜市场批发两袋子菜，然后找个角落叫卖，或是买个三轮车到街上拉客，我又嫌跌份。
我的前程带着不可靠的因素暗淡下来，我在焦躁与无望中度日。
“玉女”用两年时间同自己作战，出于私利的盘算终于打败了心底的道义与超守，我被“下堂”了。
我忽然醒悟：红杏出墙是因为墙太矮了，故宫里的红杏是断不会出墙的。
独居的日子寂寞乏味，为了有点生机，我买了两只虎皮鹦鹉，一只蓝色，一只绿色。买的时候我想买一公一母，卖鸟的人说“看不出来”。
这两只小鸟伴着我两年了，非常活泼，尤其那只蓝色的。它们每天天刚亮就“叽叽喳喳”把我唤醒。它们麻雀般的叫声乍听不太美，听久了，就逐渐喜欢听了。
我几乎每天都有时间坐在鸟笼边的小凳上，看它们，听它们。我还经常把鸟笼门打开，放它们出来。两只小鸟胆怯地跳出来，在屋里飞一圈，迅速回到笼子里。我以为它们急着飞回笼子是因为没有落脚点，就在屋里扯了根绳子，可它们从不落在上面，我离开的时候也不落在上面，因为绳子下面没有鸟屎。它们太弱了，一定认为笼子里安全。看来它们已经习惯了笼子。
老板派我出门，几天才能回来。
我把鸟笼门打开，在地中央放一大盆清水，一大盆小米，以为它们渴了，饿了，自会飞过来。我还想当然地用一张白纸盖住水盆的一半，以为小鸟会把纸鵮开。
当我打开关闭了四天的房门的时候，看到两只小鸟死在了笼子外面，头对着门的方向。我大骇。它们死的时候，一定在焦急地盼着我回来。我在心底里喊了一声：“我来迟了!”
笼子里挂在壁上小瓷瓶里的水干了，另一只小瓷瓶里的小米加粟子也光了。那盆小米一看就被吃过，水盆上半盖着的那张纸还在，一看就没动过。它们没有发现水，被渴死了，头对着门的方向，它们死的时候，一定在焦急地盼着我回来，是我的不慎，害死了它们。
我捧起小鸟，欲哭无泪，拔下了两根最美的长在尾巴上的长羽毛，夹在了书页中，然后扔掉了鸟笼、鸟食，决心再也不养鸟了。
夏天的夜里，雷电交加。这夜的雷真响，在我的窗前炸开，雷近得好像就要进屋里来了，我有点怕，又想起了孩子和孩子她妈，她们也怕这么近、这么响的雷。
冬天来了，又该交暖气费了。一平米二十三元，六十多平要一千多块，我拿什么交呀！
如果我能像北极熊那样，睡一个冬天，该有多好啊！
好几个冬天没交钱了，供暖公司不顾穷人的死活，把输气管掐断了。养老保险金多年没交了，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补齐十五年。
我只能待在南屋靠太阳取暖，天一黑，就钻进厚厚的棉被窝里，把电视机的声音调到最低，也不点灯，让收水电费的人以为这户人家没有人。
最近，电业局也改革了，把电表集中在楼道里，用锁锁起来，不交钱和暖气一样——掐断。
就怕有人来电话，这个熟人孩子结婚，那个同学亲人去世，都要随钱，哪有钱随呀！ 萤火之光，自照尚有阴漏，岂及他人乎！
穷不是理由，你没有钱，别人就会谅解吗？不会的。
我已经到了随大流都困难的地步，我深怕有一天连这一步也不保。
看报上组织部公示的拟任干部简历，哪一年，干什么，都清清楚楚。换了我可不好办。我几年没有工作，不能说明干什么去了。我生命中有留白的地方。
活着是要有成本的，我几乎付不起成本了。
现在好了，这工作管吃、管住，给交保险，还能公款旅游，又受人尊敬。
公司的办公地点在省城，监管员不用去，公司监管部长用电话分派工作。来参加培训的都是和我年纪差不多的男人，不同的是多数人是工人，名字也写不好。公司要求记账，写监管日记，每周给公司发一张质物变化情况的报表。这点活对我来说太简单了。
陈总讲课时，经常提问，几乎只有我一个人回答问题，他非常满意我的回答。看得出，陈总和徐部长对我的态度明显好于另外几个人。
听说一个月才能回家一次，有人不干了，来参加培训的人一下子走了一半。徐部长见状，对我们说“你们有爱干这活的朋友，可以介绍几个来”。陈总又说“公司准备在你们这些人中选个组长”。大家都认为我会当上组长。
让我们找人，好事呀。我立即想起很多无业的亲友、熟人。我告诉徐部长别急，我帮你找。
我首先想到弟弟，他和我一样四十多岁，没有技术，还有腰脱，干这活正好。还有我昔日的部下，秦剑、隋峰等。我的大学同学朱秉正也失业很多年了，正在为明天的早餐四下找门路。
读书时，我和朱秉正是好朋友，现在还经常在一起，我的电话号码簿上第一个联系人就是他。这人穿着整洁，话少、谦恭，待人有礼貌，初次见到他的人，都对他有好感。我给他们打电话，都愉快地来了，并做出感激的样子。他们又介绍来了几个人，参加培训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陈总和徐部长都很高兴。
朱秉正的就业登记表填得非常认真，连党员和先进工作者及在车间当过团书记，在表哥的作坊当过“厂长”也写上了。陈总拿着朱秉正的登记表不住地点头。
我的登记表填得太简单了，只如实填了学历。原职务，我填了个职员。党员，我都没好意思填。朱秉正和我一样十多年不交党费，不参加组织生活，按章程要求早就不是党员了。课间休息的时候，我吃惊地看到他在地上找陈总扔的烟头。我问他“干什么”？回答，“看看陈总抽什么烟。”一个阴影在我的魂间闪了一下。
二〇一一年一月我上岗了，我去的第一家监管点是地处我市郊外叫恒达的炼铁厂。我去接班时，姓吕的监管员把我带到尘土飞扬的质物现场，指给我一大堆黑乎乎的铁粉，告诉我一个星期来看一次就行。我知道目测的方法，长乘宽乘高再乘比重等于重量。
这个厂在工行贷了一千万，用两万多吨铁粉质押。我的办公室兼宿舍就在厂内。我每天看电视，吃饭，写监管日记，睡觉。公司要求每天要到现场查看两次，还要把查看结果写在日记里，如发现质物不足，要立即上报，再找客户交涉。两万多顿货，又不是标准见方，多一千吨少一千吨谁看得准？公司要求误差率千分之五。
公司有个巡查部，部里的人每个月都要开着小车到监管点巡查一次。看质物足不足；监管员脱没脱岗；日记、账目记没记。这些人根据监管员字写得好坏，日记写多少字，室内卫生等，判断监管员的素质、工作态度，给监管员打分，决定监管员的去留。
我读初中的时候，作文成绩总是第一名。语文老师非常欣赏我，鼓励我长大后，争取当作家。从那时候起，我就梦想着成为一名作家。这梦想一直陪伴着我，我几次下笔，又几次搁笔，总觉得有话说，又不知从何说起。再就是工作后诸事不顺，心有旁骛，写几笔就写不下去了。
太史公说“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不大可信。
人在难中是没有创造力的。
现在，我有张桌子，又有时间，连吃饭也有人喊，正好利用这时机写作。更重要的是这工作前不见上级，后不见属下，少了许多应酬，正可以冥然兀坐，潜身缩首，发奋著书。
写小说可不像写作文那么简单，写作文把一件事写明白就行，写小说是在写人。人心可不好琢磨。我每天上午写三个小时就感到脑袋很涨，写不下去时可不能勉强，放下笔，出去放风。
这工作不知能干多久，凭经验不会长。我期待能给我两年时间，我要用两年时间，写一部二十至三十万字的小说。我要写下流淌在我意念中的凄怆、寒意，与温暖。我要把这些年憋在心底的没有人听的话说出来。
第一个月我开了两千多元工资。我平生第一次月收入过两千，深有感触——小人物不可任性，一定要认真生活。凡认真生活的人，都会有生路。
秋 虫
第一章 现实与理想
又到了星期三，又是人才市场开门的日子，我冒着风雪向市人才市场走去。失业一年多了，再找不到工作，我就要断炊了。
一只脏兮兮的小狗跟上了我，看它那可怜巴巴的眼神就知道这是只流浪狗。我向它一挥手，轻声说“去”。它知趣地夹着尾巴转身走了。
我也在流浪，流浪的路上不需要同伴。
年底了，招人的单位比平时少了。我在求职的人群中穿梭，抬着头看挂在高处的招工信息。我四十九岁了，只能找年轻人不爱干的工作了。
一中年妇人站在人堆里，手举简陋的牌子，上写，“急招：男，五十岁左右，学历不限，身体健康，能常年驻外。”她告诉我，“招监管员，看管质押物。”我没有多问，就填了求职表。她看着我填的表，说：“你是中文系的？还当过教师？条件不错，我要你了，回去等我电话吧。”
我听了，现出了谄媚的笑容。我看她的眼神，一定同那只流浪狗看我的眼神一样。
三天后，我真的等来了她的电话。
我参加了为期两天的岗前培训。这是家中直企业下三级孙子辈的公司，名字很大，法人单位。公司副总姓陈的亲自讲课，人事部长随行。这部长就是招我来的那妇人，姓徐。他们是从省城开车来的。
这工作我一听就明白。甲方向银行贷款，以实物质押，银行不放心，找第三方监管质押物（有担保之责）。我公司是第三方，要派监管员进驻甲方，监管质押物，要保证质押物的数量、质量。监管员要二十四小时吃住在甲方，甲方免费提供吃住，每工作二十二天，休息八天，八天后再到另一家监管点，工作地点在省内，或市县，或村镇。工资不多，加补助每月不足三千元，给交养老保险和失业金。我早已习惯了省吃俭用，这些钱够我花的了。
公司要求监管员工作期间无特殊理由不准回家。偷着往家跑是不行的，公司给监管员发卫星定位电话，出了监管区就要开除。我是不会往家跑的，因为我没有家，凡有吃住处，就是我的家。
细想来，人同牛羊一样，哪里有水草，哪里就是家。
家，我曾经有过，现在只剩下房子了。古人说“糟糠之妇不下堂”，是因为糟糠之妇下了堂结局会很悲惨，所以赖着不下。我家那位不是糟糠，有体面的工作，骄人的容颜。我们曾被誉为金童玉女。我失业后就不是“金童”了，现出了“糟糠”原型。我像关久了被放出去的小鸟，翅膀已无力煽动，又不知道哪里有食，向哪个方向飞。
年轻时，看《水浒传》，鲁智深喝醉了，大闹五台山，感到很痛快。可问题来了，寺中领导人智真长老要赶走鲁智深。走投无路的鲁智深可怜巴巴地问长老，“师傅叫弟子哪里去安身立命？”那时候，我曾暗笑鲁智深，以为一个武艺高强的大男人不愁没饭吃。失业后，我才知道鲁智深说这话时心底的悲凉了。
在“玉女”看来，人失了业，就应该丢掉幻想，从头做起。我想找个国企或事业单位。我把能想的办法都想了，能求的人都求了，不能如愿，主要原因是找不到大人物帮忙，只好低下头去私企打工。打工总是不到一年时间就被解雇了,人家也不说什么原因，让你走就得走。
从国企到私企，可不是换个工作那么简单。在国企还有建功立业之心，当了科长想当经理，当了经理又想当局长。到私企打工纯系糊口谋衣，再无理想可言。我知道要自强，可不知道如何自强。做体面的买卖没有本钱，做不需要多少本钱的买卖，比如：去菜市场批发两袋子菜，然后找个角落叫卖，或是买个三轮车到街上拉客，我又嫌跌份。
我的前程带着不可靠的因素暗淡下来，我在焦躁与无望中度日。
“玉女”用两年时间同自己作战，出于私利的盘算终于打败了心底的道义与超守，我被“下堂”了。
我忽然醒悟：红杏出墙是因为墙太矮了，故宫里的红杏是断不会出墙的。
独居的日子寂寞乏味，为了有点生机，我买了两只虎皮鹦鹉，一只蓝色，一只绿色。买的时候我想买一公一母，卖鸟的人说“看不出来”。
这两只小鸟伴着我两年了，非常活泼，尤其那只蓝色的。它们每天天刚亮就“叽叽喳喳”把我唤醒。它们麻雀般的叫声乍听不太美，听久了，就逐渐喜欢听了。
我几乎每天都有时间坐在鸟笼边的小凳上，看它们，听它们。我还经常把鸟笼门打开，放它们出来。两只小鸟胆怯地跳出来，在屋里飞一圈，迅速回到笼子里。我以为它们急着飞回笼子是因为没有落脚点，就在屋里扯了根绳子，可它们从不落在上面，我离开的时候也不落在上面，因为绳子下面没有鸟屎。它们太弱了，一定认为笼子里安全。看来它们已经习惯了笼子。
老板派我出门，几天才能回来。
我把鸟笼门打开，在地中央放一大盆清水，一大盆小米，以为它们渴了，饿了，自会飞过来。我还想当然地用一张白纸盖住水盆的一半，以为小鸟会把纸鵮开。
当我打开关闭了四天的房门的时候，看到两只小鸟死在了笼子外面，头对着门的方向。我大骇。它们死的时候，一定在焦急地盼着我回来。我在心底里喊了一声：“我来迟了!”
笼子里挂在壁上小瓷瓶里的水干了，另一只小瓷瓶里的小米加粟子也光了。那盆小米一看就被吃过，水盆上半盖着的那张纸还在，一看就没动过。它们没有发现水，被渴死了，头对着门的方向，它们死的时候，一定在焦急地盼着我回来，是我的不慎，害死了它们。
我捧起小鸟，欲哭无泪，拔下了两根最美的长在尾巴上的长羽毛，夹在了书页中，然后扔掉了鸟笼、鸟食，决心再也不养鸟了。
夏天的夜里，雷电交加。这夜的雷真响，在我的窗前炸开，雷近得好像就要进屋里来了，我有点怕，又想起了孩子和孩子她妈，她们也怕这么近、这么响的雷。
冬天来了，又该交暖气费了。一平米二十三元，六十多平要一千多块，我拿什么交呀！
如果我能像北极熊那样，睡一个冬天，该有多好啊！
好几个冬天没交钱了，供暖公司不顾穷人的死活，把输气管掐断了。养老保险金多年没交了，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补齐十五年。
我只能待在南屋靠太阳取暖，天一黑，就钻进厚厚的棉被窝里，把电视机的声音调到最低，也不点灯，让收水电费的人以为这户人家没有人。
最近，电业局也改革了，把电表集中在楼道里，用锁锁起来，不交钱和暖气一样——掐断。
就怕有人来电话，这个熟人孩子结婚，那个同学亲人去世，都要随钱，哪有钱随呀！ 萤火之光，自照尚有阴漏，岂及他人乎！
穷不是理由，你没有钱，别人就会谅解吗？不会的。
我已经到了随大流都困难的地步，我深怕有一天连这一步也不保。
看报上组织部公示的拟任干部简历，哪一年，干什么，都清清楚楚。换了我可不好办。我几年没有工作，不能说明干什么去了。我生命中有留白的地方。
活着是要有成本的，我几乎付不起成本了。
现在好了，这工作管吃、管住，给交保险，还能公款旅游，又受人尊敬。
公司的办公地点在省城，监管员不用去，公司监管部长用电话分派工作。来参加培训的都是和我年纪差不多的男人，不同的是多数人是工人，名字也写不好。公司要求记账，写监管日记，每周给公司发一张质物变化情况的报表。这点活对我来说太简单了。
陈总讲课时，经常提问，几乎只有我一个人回答问题，他非常满意我的回答。看得出，陈总和徐部长对我的态度明显好于另外几个人。
听说一个月才能回家一次，有人不干了，来参加培训的人一下子走了一半。徐部长见状，对我们说“你们有爱干这活的朋友，可以介绍几个来”。陈总又说“公司准备在你们这些人中选个组长”。大家都认为我会当上组长。
让我们找人，好事呀。我立即想起很多无业的亲友、熟人。我告诉徐部长别急，我帮你找。
我首先想到弟弟，他和我一样四十多岁，没有技术，还有腰脱，干这活正好。还有我昔日的部下，秦剑、隋峰等。我的大学同学朱秉正也失业很多年了，正在为明天的早餐四下找门路。
读书时，我和朱秉正是好朋友，现在还经常在一起，我的电话号码簿上第一个联系人就是他。这人穿着整洁，话少、谦恭，待人有礼貌，初次见到他的人，都对他有好感。我给他们打电话，都愉快地来了，并做出感激的样子。他们又介绍来了几个人，参加培训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陈总和徐部长都很高兴。
朱秉正的就业登记表填得非常认真，连党员和先进工作者及在车间当过团书记，在表哥的作坊当过“厂长”也写上了。陈总拿着朱秉正的登记表不住地点头。
我的登记表填得太简单了，只如实填了学历。原职务，我填了个职员。党员，我都没好意思填。朱秉正和我一样十多年不交党费，不参加组织生活，按章程要求早就不是党员了。课间休息的时候，我吃惊地看到他在地上找陈总扔的烟头。我问他“干什么”？回答，“看看陈总抽什么烟。”一个阴影在我的魂间闪了一下。
二〇一一年一月我上岗了，我去的第一家监管点是地处我市郊外叫恒达的炼铁厂。我去接班时，姓吕的监管员把我带到尘土飞扬的质物现场，指给我一大堆黑乎乎的铁粉，告诉我一个星期来看一次就行。我知道目测的方法，长乘宽乘高再乘比重等于重量。
这个厂在工行贷了一千万，用两万多吨铁粉质押。我的办公室兼宿舍就在厂内。我每天看电视，吃饭，写监管日记，睡觉。公司要求每天要到现场查看两次，还要把查看结果写在日记里，如发现质物不足，要立即上报，再找客户交涉。两万多顿货，又不是标准见方，多一千吨少一千吨谁看得准？公司要求误差率千分之五。
公司有个巡查部，部里的人每个月都要开着小车到监管点巡查一次。看质物足不足；监管员脱没脱岗；日记、账目记没记。这些人根据监管员字写得好坏，日记写多少字，室内卫生等，判断监管员的素质、工作态度，给监管员打分，决定监管员的去留。
我读初中的时候，作文成绩总是第一名。语文老师非常欣赏我，鼓励我长大后，争取当作家。从那时候起，我就梦想着成为一名作家。这梦想一直陪伴着我，我几次下笔，又几次搁笔，总觉得有话说，又不知从何说起。再就是工作后诸事不顺，心有旁骛，写几笔就写不下去了。
太史公说“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不大可信。
人在难中是没有创造力的。
现在，我有张桌子，又有时间，连吃饭也有人喊，正好利用这时机写作。更重要的是这工作前不见上级，后不见属下，少了许多应酬，正可以冥然兀坐，潜身缩首，发奋著书。
写小说可不像写作文那么简单，写作文把一件事写明白就行，写小说是在写人。人心可不好琢磨。我每天上午写三个小时就感到脑袋很涨，写不下去时可不能勉强，放下笔，出去放风。
这工作不知能干多久，凭经验不会长。我期待能给我两年时间，我要用两年时间，写一部二十至三十万字的小说。我要写下流淌在我意念中的凄怆、寒意，与温暖。我要把这些年憋在心底的没有人听的话说出来。
第一个月我开了两千多元工资。我平生第一次月收入过两千，深有感触——小人物不可任性，一定要认真生活。凡认真生活的人，都会有生路。
我是监管员第二章 我的工作
我去的第二个监管点在二百里外的县城，这是一家叫金山的彩板厂。彩板是盖房子用的。这个厂从钢厂买来卷板，镀锌、喷漆后出售。在中信银行贷款三千万，用六千多吨彩板质押。
客户贷多少钱，质押多少物，由银行信贷员和我公司领导及客户三方决定。监管员是说不上话的，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不能多问。
这家企业老板姓金，和我年龄差不多，热情地喊我“秋经理”，还让厂办公室袁主任给我卖洗漱用具，又说了句我最爱听的话：“你晚上没事请秋经理喝点。”又看着我说：“去年，我们喝了七十万五粮液，今年，不能那么喝了。”
金老板的办公室真讲究，宽大威严的办公桌后面是一排深色的书柜，里面花花绿绿的塞满了书本和证书。几张人大会上和省市大领导的合影随意插在书柜的玻璃缝里。贴另一面墙是一排古董架，上面规则地摆放几块色彩绚丽，造型诡异的玉石。这些玉石看上去很值钱。最醒目的墙上挂一幅油画，和我家墙上那幅一样，是临摹俄国人的，名字叫《月夜》。
这画的意境真美：一年轻貌美的女人，身穿白纱（一定是纱），在黑绿色背影的映衬下，安静地坐在长木椅上。月光照在她梦幻一般的身上，她的白纱裙瀑布般泻在草地上，她身后粗壮的树干上明暗交错，远处还有隐约的月光、树干。光影交织的画面上，静谧、祥和。这幅画临的质量明显比我家那幅好。
金老板见我伫立在画像前，走过来问我，“这画怎么样？”见他有些得意，我想挫挫他，也显示一下才华，就脱口说“这幅《月夜》临得很好”。他听了，惊叹道，“还是大企业的人有文化呀!我们厂四百多人，没一个人知道这画的名字。”
袁主任说话口音很杂，听不出是哪里人，一接触就知道这个人久历江湖。他吃住在厂里，五十七岁了，带着眼镜，身材适中，穿牛仔裤，长相酷似《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电影中下巴尖尖的德国军官彼少夫，厂里的人私下叫他“彼少夫”。他比我还爱喝酒，差不多每天晚上都以“奉旨”请我为由，把我叫到厂贵宾餐厅，让厨师炒两个菜。
彼少夫喜欢喝白酒，我喜欢喝啤酒。他劝我喝白酒，说喝白酒才够男人。我谢绝了，理由很充分。
我曾经是个较优秀的男人，忽然有一天，我得了肺炎，医生也说不清没感冒怎么得了肺炎，打了一星期青霉素好了。那两年我得了六次肺炎，每次得病都咳嗽，咳得很激烈，快速又有力，咳三四十下，咳得腰都痛，咳出少量金黄色的痰。每次得病，都要打一星期青霉素。我有点害怕，去书店买了几本医学书，想知道病情有多严重。书上说肺炎有几种，不同情况要用不同的药，我市的医生只透视、照相，就让打青霉素。在一个叫小林太刀夫的日本人写的很厚的叫《家庭医学》一书中，我看到发病原因一栏有“饮酒”二字。我努力回忆这几次发病前都干了些什么，发现每次都喝了白酒。
没得肺病前，我喝白酒后，屁股就起脓包，脓包一天比一天大，顶出皮肉，流脓后，渐消。后来，屁股不流脓了，得肺炎了。中医说“火走一经”。一定是改道了，不走屁股走肺了。这以后，我一口白酒不敢喝，也就没得过肺炎。这个日本国医生救了我一命。
厂里的厨师炒菜手艺一般，淹的咸鸭蛋非常好，自称“天下第一”。蛋黄有油，蛋清还不太咸。每次喝酒，食堂管理员都要端上一盘。在家里，我每顿饭只吃一个，因为蛋清太咸，又不能只吃爱吃的蛋黄，扔了蛋清。在这里可以随便吃，随便扔。
有一天，彼少夫请我和另两个人到厂外的小酒馆喝酒。喝酒时，临桌来了三个骑三轮摩托载客的残疾妇女。她们把摩托车放在窗外显眼的地方，拄着单拐进来了。她们穿着破旧的衣服，进门就大声说话。我厌恶地看了她们一眼，真想提醒她们小点声。彼少夫没看见一样，继续喝酒。突然一声响，一只靠在墙上的金属制作的拐倒在地上了。我们吓了一跳，饭厅里的人都不满地看着几个女人，几个女人因为腿脚不便都没动，一任那拐倒在地上。彼少夫忽然站了起来，走过去，默默地扶起那只拐。几个女人有些惊异地连说“谢谢”。我吃惊地发现，彼少夫扶起拐后，几个女人说话的声音小了。此事过后，我从心底里尊敬彼少夫。
我和彼少夫喝酒很愉快，我喜欢听他讲五十年遭遇之稀奇事。
我去的第二个监管点在二百里外的县城，这是一家叫金山的彩板厂。彩板是盖房子用的。这个厂从钢厂买来卷板，镀锌、喷漆后出售。在中信银行贷款三千万，用六千多吨彩板质押。
客户贷多少钱，质押多少物，由银行信贷员和我公司领导及客户三方决定。监管员是说不上话的，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不能多问。
这家企业老板姓金，和我年龄差不多，热情地喊我“秋经理”，还让厂办公室袁主任给我卖洗漱用具，又说了句我最爱听的话：“你晚上没事请秋经理喝点。”又看着我说：“去年，我们喝了七十万五粮液，今年，不能那么喝了。”
金老板的办公室真讲究，宽大威严的办公桌后面是一排深色的书柜，里面花花绿绿的塞满了书本和证书。几张人大会上和省市大领导的合影随意插在书柜的玻璃缝里。贴另一面墙是一排古董架，上面规则地摆放几块色彩绚丽，造型诡异的玉石。这些玉石看上去很值钱。最醒目的墙上挂一幅油画，和我家墙上那幅一样，是临摹俄国人的，名字叫《月夜》。
这画的意境真美：一年轻貌美的女人，身穿白纱（一定是纱），在黑绿色背影的映衬下，安静地坐在长木椅上。月光照在她梦幻一般的身上，她的白纱裙瀑布般泻在草地上，她身后粗壮的树干上明暗交错，远处还有隐约的月光、树干。光影交织的画面上，静谧、祥和。这幅画临的质量明显比我家那幅好。
金老板见我伫立在画像前，走过来问我，“这画怎么样？”见他有些得意，我想挫挫他，也显示一下才华，就脱口说“这幅《月夜》临得很好”。他听了，惊叹道，“还是大企业的人有文化呀!我们厂四百多人，没一个人知道这画的名字。”
袁主任说话口音很杂，听不出是哪里人，一接触就知道这个人久历江湖。他吃住在厂里，五十七岁了，带着眼镜，身材适中，穿牛仔裤，长相酷似《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电影中下巴尖尖的德国军官彼少夫，厂里的人私下叫他“彼少夫”。他比我还爱喝酒，差不多每天晚上都以“奉旨”请我为由，把我叫到厂贵宾餐厅，让厨师炒两个菜。
彼少夫喜欢喝白酒，我喜欢喝啤酒。他劝我喝白酒，说喝白酒才够男人。我谢绝了，理由很充分。
我曾经是个较优秀的男人，忽然有一天，我得了肺炎，医生也说不清没感冒怎么得了肺炎，打了一星期青霉素好了。那两年我得了六次肺炎，每次得病都咳嗽，咳得很激烈，快速又有力，咳三四十下，咳得腰都痛，咳出少量金黄色的痰。每次得病，都要打一星期青霉素。我有点害怕，去书店买了几本医学书，想知道病情有多严重。书上说肺炎有几种，不同情况要用不同的药，我市的医生只透视、照相，就让打青霉素。在一个叫小林太刀夫的日本人写的很厚的叫《家庭医学》一书中，我看到发病原因一栏有“饮酒”二字。我努力回忆这几次发病前都干了些什么，发现每次都喝了白酒。
没得肺病前，我喝白酒后，屁股就起脓包，脓包一天比一天大，顶出皮肉，流脓后，渐消。后来，屁股不流脓了，得肺炎了。中医说“火走一经”。一定是改道了，不走屁股走肺了。这以后，我一口白酒不敢喝，也就没得过肺炎。这个日本国医生救了我一命。
厂里的厨师炒菜手艺一般，淹的咸鸭蛋非常好，自称“天下第一”。蛋黄有油，蛋清还不太咸。每次喝酒，食堂管理员都要端上一盘。在家里，我每顿饭只吃一个，因为蛋清太咸，又不能只吃爱吃的蛋黄，扔了蛋清。在这里可以随便吃，随便扔。
有一天，彼少夫请我和另两个人到厂外的小酒馆喝酒。喝酒时，临桌来了三个骑三轮摩托载客的残疾妇女。她们把摩托车放在窗外显眼的地方，拄着单拐进来了。她们穿着破旧的衣服，进门就大声说话。我厌恶地看了她们一眼，真想提醒她们小点声。彼少夫没看见一样，继续喝酒。突然一声响，一只靠在墙上的金属制作的拐倒在地上了。我们吓了一跳，饭厅里的人都不满地看着几个女人，几个女人因为腿脚不便都没动，一任那拐倒在地上。彼少夫忽然站了起来，走过去，默默地扶起那只拐。几个女人有些惊异地连说“谢谢”。我吃惊地发现，彼少夫扶起拐后，几个女人说话的声音小了。此事过后，我从心底里尊敬彼少夫。
我和彼少夫喝酒很愉快，我喜欢听他讲五十年遭遇之稀奇事。
我是监管员第二章 我的工作
我去的第二个监管点在二百里外的县城，这是一家叫金山的彩板厂。彩板是盖房子用的。这个厂从钢厂买来卷板，镀锌、喷漆后出售。在中信银行贷款三千万，用六千多吨彩板质押。
客户贷多少钱，质押多少物，由银行信贷员和我公司领导及客户三方决定。监管员是说不上话的，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不能多问。
这家企业老板姓金，和我年龄差不多，热情地喊我“秋经理”，还让厂办公室袁主任给我卖洗漱用具，又说了句我最爱听的话：“你晚上没事请秋经理喝点。”又看着我说：“去年，我们喝了七十万五粮液，今年，不能那么喝了。”
金老板的办公室真讲究，宽大威严的办公桌后面是一排深色的书柜，里面花花绿绿的塞满了书本和证书。几张人大会上和省市大领导的合影随意插在书柜的玻璃缝里。贴另一面墙是一排古董架，上面规则地摆放几块色彩绚丽，造型诡异的玉石。这些玉石看上去很值钱。最醒目的墙上挂一幅油画，和我家墙上那幅一样，是临摹俄国人的，名字叫《月夜》。
这画的意境真美：一年轻貌美的女人，身穿白纱（一定是纱），在黑绿色背影的映衬下，安静地坐在长木椅上。月光照在她梦幻一般的身上，她的白纱裙瀑布般泻在草地上，她身后粗壮的树干上明暗交错，远处还有隐约的月光、树干。光影交织的画面上，静谧、祥和。这幅画临的质量明显比我家那幅好。
金老板见我伫立在画像前，走过来问我，“这画怎么样？”见他有些得意，我想挫挫他，也显示一下才华，就脱口说“这幅《月夜》临得很好”。他听了，惊叹道，“还是大企业的人有文化呀!我们厂四百多人，没一个人知道这画的名字。”
袁主任说话口音很杂，听不出是哪里人，一接触就知道这个人久历江湖。他吃住在厂里，五十七岁了，带着眼镜，身材适中，穿牛仔裤，长相酷似《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电影中下巴尖尖的德国军官彼少夫，厂里的人私下叫他“彼少夫”。他比我还爱喝酒，差不多每天晚上都以“奉旨”请我为由，把我叫到厂贵宾餐厅，让厨师炒两个菜。
彼少夫喜欢喝白酒，我喜欢喝啤酒。他劝我喝白酒，说喝白酒才够男人。我谢绝了，理由很充分。
我曾经是个较优秀的男人，忽然有一天，我得了肺炎，医生也说不清没感冒怎么得了肺炎，打了一星期青霉素好了。那两年我得了六次肺炎，每次得病都咳嗽，咳得很激烈，快速又有力，咳三四十下，咳得腰都痛，咳出少量金黄色的痰。每次得病，都要打一星期青霉素。我有点害怕，去书店买了几本医学书，想知道病情有多严重。书上说肺炎有几种，不同情况要用不同的药，我市的医生只透视、照相，就让打青霉素。在一个叫小林太刀夫的日本人写的很厚的叫《家庭医学》一书中，我看到发病原因一栏有“饮酒”二字。我努力回忆这几次发病前都干了些什么，发现每次都喝了白酒。
没得肺病前，我喝白酒后，屁股就起脓包，脓包一天比一天大，顶出皮肉，流脓后，渐消。后来，屁股不流脓了，得肺炎了。中医说“火走一经”。一定是改道了，不走屁股走肺了。这以后，我一口白酒不敢喝，也就没得过肺炎。这个日本国医生救了我一命。
厂里的厨师炒菜手艺一般，淹的咸鸭蛋非常好，自称“天下第一”。蛋黄有油，蛋清还不太咸。每次喝酒，食堂管理员都要端上一盘。在家里，我每顿饭只吃一个，因为蛋清太咸，又不能只吃爱吃的蛋黄，扔了蛋清。在这里可以随便吃，随便扔。
有一天，彼少夫请我和另两个人到厂外的小酒馆喝酒。喝酒时，临桌来了三个骑三轮摩托载客的残疾妇女。她们把摩托车放在窗外显眼的地方，拄着单拐进来了。她们穿着破旧的衣服，进门就大声说话。我厌恶地看了她们一眼，真想提醒她们小点声。彼少夫没看见一样，继续喝酒。突然一声响，一只靠在墙上的金属制作的拐倒在地上了。我们吓了一跳，饭厅里的人都不满地看着几个女人，几个女人因为腿脚不便都没动，一任那拐倒在地上。彼少夫忽然站了起来，走过去，默默地扶起那只拐。几个女人有些惊异地连说“谢谢”。我吃惊地发现，彼少夫扶起拐后，几个女人说话的声音小了。此事过后，我从心底里尊敬彼少夫。
我和彼少夫喝酒很愉快，我喜欢听他讲五十年遭遇之稀奇事。
我去的第二个监管点在二百里外的县城，这是一家叫金山的彩板厂。彩板是盖房子用的。这个厂从钢厂买来卷板，镀锌、喷漆后出售。在中信银行贷款三千万，用六千多吨彩板质押。
客户贷多少钱，质押多少物，由银行信贷员和我公司领导及客户三方决定。监管员是说不上话的，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不能多问。
这家企业老板姓金，和我年龄差不多，热情地喊我“秋经理”，还让厂办公室袁主任给我卖洗漱用具，又说了句我最爱听的话：“你晚上没事请秋经理喝点。”又看着我说：“去年，我们喝了七十万五粮液，今年，不能那么喝了。”
金老板的办公室真讲究，宽大威严的办公桌后面是一排深色的书柜，里面花花绿绿的塞满了书本和证书。几张人大会上和省市大领导的合影随意插在书柜的玻璃缝里。贴另一面墙是一排古董架，上面规则地摆放几块色彩绚丽，造型诡异的玉石。这些玉石看上去很值钱。最醒目的墙上挂一幅油画，和我家墙上那幅一样，是临摹俄国人的，名字叫《月夜》。
这画的意境真美：一年轻貌美的女人，身穿白纱（一定是纱），在黑绿色背影的映衬下，安静地坐在长木椅上。月光照在她梦幻一般的身上，她的白纱裙瀑布般泻在草地上，她身后粗壮的树干上明暗交错，远处还有隐约的月光、树干。光影交织的画面上，静谧、祥和。这幅画临的质量明显比我家那幅好。
金老板见我伫立在画像前，走过来问我，“这画怎么样？”见他有些得意，我想挫挫他，也显示一下才华，就脱口说“这幅《月夜》临得很好”。他听了，惊叹道，“还是大企业的人有文化呀!我们厂四百多人，没一个人知道这画的名字。”
袁主任说话口音很杂，听不出是哪里人，一接触就知道这个人久历江湖。他吃住在厂里，五十七岁了，带着眼镜，身材适中，穿牛仔裤，长相酷似《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电影中下巴尖尖的德国军官彼少夫，厂里的人私下叫他“彼少夫”。他比我还爱喝酒，差不多每天晚上都以“奉旨”请我为由，把我叫到厂贵宾餐厅，让厨师炒两个菜。
彼少夫喜欢喝白酒，我喜欢喝啤酒。他劝我喝白酒，说喝白酒才够男人。我谢绝了，理由很充分。
我曾经是个较优秀的男人，忽然有一天，我得了肺炎，医生也说不清没感冒怎么得了肺炎，打了一星期青霉素好了。那两年我得了六次肺炎，每次得病都咳嗽，咳得很激烈，快速又有力，咳三四十下，咳得腰都痛，咳出少量金黄色的痰。每次得病，都要打一星期青霉素。我有点害怕，去书店买了几本医学书，想知道病情有多严重。书上说肺炎有几种，不同情况要用不同的药，我市的医生只透视、照相，就让打青霉素。在一个叫小林太刀夫的日本人写的很厚的叫《家庭医学》一书中，我看到发病原因一栏有“饮酒”二字。我努力回忆这几次发病前都干了些什么，发现每次都喝了白酒。
没得肺病前，我喝白酒后，屁股就起脓包，脓包一天比一天大，顶出皮肉，流脓后，渐消。后来，屁股不流脓了，得肺炎了。中医说“火走一经”。一定是改道了，不走屁股走肺了。这以后，我一口白酒不敢喝，也就没得过肺炎。这个日本国医生救了我一命。
厂里的厨师炒菜手艺一般，淹的咸鸭蛋非常好，自称“天下第一”。蛋黄有油，蛋清还不太咸。每次喝酒，食堂管理员都要端上一盘。在家里，我每顿饭只吃一个，因为蛋清太咸，又不能只吃爱吃的蛋黄，扔了蛋清。在这里可以随便吃，随便扔。
有一天，彼少夫请我和另两个人到厂外的小酒馆喝酒。喝酒时，临桌来了三个骑三轮摩托载客的残疾妇女。她们把摩托车放在窗外显眼的地方，拄着单拐进来了。她们穿着破旧的衣服，进门就大声说话。我厌恶地看了她们一眼，真想提醒她们小点声。彼少夫没看见一样，继续喝酒。突然一声响，一只靠在墙上的金属制作的拐倒在地上了。我们吓了一跳，饭厅里的人都不满地看着几个女人，几个女人因为腿脚不便都没动，一任那拐倒在地上。彼少夫忽然站了起来，走过去，默默地扶起那只拐。几个女人有些惊异地连说“谢谢”。我吃惊地发现，彼少夫扶起拐后，几个女人说话的声音小了。此事过后，我从心底里尊敬彼少夫。
我和彼少夫喝酒很愉快，我喜欢听他讲五十年遭遇之稀奇事。
我和彼少夫喝酒很愉快，我喜欢听他讲五十年遭遇之稀奇事。
“小时候，我爸爸喜欢喝啤酒。我很馋，又不敢要。有一天，爸爸没在家，我见屋里有四瓶啤酒，我打开一瓶，喝了两口。盖上盖子后，发现瓶子里的酒明显少了一块。我心想坏了，爸爸发现后一定打我。我看着剩下那三瓶满瓶的啤酒，忽然有了主意。我打开那三瓶酒，每瓶喝了两口，让四个瓶子里的酒一样多。
那天晚上，爸爸打开酒瓶时，发觉不对，严厉地问我怎么事?我只好承认了。爸爸打了我一顿。
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啤酒是有压的，把瓶盖打开气放没了，酒就不好喝了。”
“我下乡的时候，生产队有头牛，那头牛很瘦，队长换了几个饲养员也无起色，就想在知识青年中找个勤快一点的人。放牛可比下地干活轻松多了。我送给队长两把挂面，要求放牛。队长同意了。我以为这活简单，把牛赶到草场，自己找个阴凉的草地一睡就行了。哪知道村里没有成片的草场，要牵着牛到处找。我懒得到处找，牛总是吃不饱，肚子瘪瘪的。队长一看牛瘪肚子了，就知道我偷懒了，臭训了我几次后，威胁我说‘再不好好干，回生产队去’。生产队的活太累，挣得又少，我不想回去。有一天，我发现牛吃了草丛中的几个青辣椒后，到水沟里使劲喝水。那天收工后，队长满意地看着牛肚子，夸奖了我几句。这以后，我天天弄几个青辣椒，混在草里喂牛，然后，把牛牵到水沟边喝水。队长拍着牛肚子对我说‘干得好！这牛就归你了’。”
“一九七八年，我回城了，分配到市食品厂，就是杀猪厂。春节的时候，厂里给每个职工分一个猪头。那时候猪头可是好东西呀！猪头有大有小，谁都想要大的。管事的人把职工排上号，再把猪头摆成排。我偷着到工资科看我排的号，然后把最大的猪头放在那号码处。我得逞了。这猪头上秤一称十六斤，够全家吃几天的。一个老师傅过来跟我说‘小子，这猪头太大，煮不烂’。另一个师傅说‘这是种猪头，要煮一天，得费多少柴火呀’！我听了有些犯难。老师傅见状对我说，‘咱俩换吧，我豁出去柴火了。’我同意了，换了个八斤的，回到家，我爸臭骂了我一顿，说我傻。”
他讲的这些有趣故事，让我终生难忘。
本着对等的原则，我也给他讲故事。
“小时候，我妹妹刁钻顽劣，我俩经常打架，她是个常有理，一告状我爸就打我，说我是哥哥，不该欺负妹妹，我有口难辩。有一天，我俩又打起来，她气愤地撕了我的作业本。敢撕作业本！这可不得了。我当时很高兴，心想这回我可有理了，看你还有什么话说？我等着爸爸回来。我做梦也想不到，听到爸爸敲门的瞬间，妹妹飞快地撕碎了自己的作业本。我惊讶地看着她，知道又被诬陷了。爸爸看了看两个作业本，打了我一顿，因为我先撕了妹妹的作业本。”
“七〇年代，市内买不到土豆，妈妈同事的丈夫是开长途汽车的，妈妈就求他给买了一麻袋。舅舅来我家看到了，张口要几个，妈妈让我去找兜子，我找来一个大兜子，舅舅高兴地装走了一兜子。他刚一出门，我妈妈从炕上跳下来，一把把我拽过去，狠狠地打了一顿，骂道：‘你他妈缺心眼，不会找个小兜子呀！’”
“有一天中午，我多喝了点酒，老婆要我骑摩托带她去办点事。我带她过一铁路道口时，铃声响了，横杆正往下放（铁道和公路交叉的道口，是用竹竿拦着的，没有火车时，竹竿六七十度角斜置在道口，来火车时，放下竹竿，人到跟前一低头就能过去），我看火车还挺远，一给油，一低头，骑了过去。我听到身后有喊声，停车，回头一看，坏了，我忘了老婆在后面呢。她被下落的横杆打在地上了。她坐在地上，看着我气愤地大喊：‘你想害死我呀！’”
彼少夫听了，开心地笑了。
他从不问我私人问题，我也不问他。经常听到有人说，“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问。”问题是谁分得清哪些是该问的？哪些是不该问的？比如问对方孩子的情况，如果对方没有孩子，或是发生了意外，就问到了痛处。我的做法是一概不问。
我不好意思只吃鸭蛋黄，扔掉不爱吃的蛋清。为了不让人看到，就用餐巾纸把几个蛋清包起来，揣在口袋里，扔在餐厅外面的垃圾桶里。彼少夫见了，说“用不着”。我告诉他还是注意点好，别让职工背地骂咱们。另外，我也是穷苦出身，从来没有扔过鸭蛋清。他听了，也把蛋清包了起来，还赞扬了我几句。我听后感到很舒服。
这个厂质押物很充足，仓库距离我住的地方往返要一个多小时，我隔几天去仓库查看一次。
高大宽敞的库房里，整齐码放着大小不一的卷起来的彩板。我凑近看了上面的重量、规格。大卷有六七吨重，是新出的，很薄，多是零点二或是零点三厚的。小卷三吨左右重，上面有尘土，一看就知道放很久了，都是零点七厚的，现在没人买了。因为彩板是按重量出售的，所以越来越簿。
彼少夫这些日子很忙，因为薄板比钢坯贵很多，金老板决定买轧钢机，自己轧薄板，厂址已经选好，不久就要开工。
我打短工的时候，干过几年推销工作，进过十几个大钢厂，见过轧钢机。高大、笨重、坚固，一定值很多钱。加上设计、安装、厂房、辅助设备、原料及成品存储，没有三五亿下不来。再说了，上游还有冶炼、采矿呢，不能都自己干吧！我告诉彼少夫，“我若是金老板，绝不上轧钢机。”他警觉地摆摆手，小声对我说，“别说呀！”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能说，只知道一定有问题。
“小时候，我爸爸喜欢喝啤酒。我很馋，又不敢要。有一天，爸爸没在家，我见屋里有四瓶啤酒，我打开一瓶，喝了两口。盖上盖子后，发现瓶子里的酒明显少了一块。我心想坏了，爸爸发现后一定打我。我看着剩下那三瓶满瓶的啤酒，忽然有了主意。我打开那三瓶酒，每瓶喝了两口，让四个瓶子里的酒一样多。
那天晚上，爸爸打开酒瓶时，发觉不对，严厉地问我怎么事?我只好承认了。爸爸打了我一顿。
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啤酒是有压的，把瓶盖打开气放没了，酒就不好喝了。”
“我下乡的时候，生产队有头牛，那头牛很瘦，队长换了几个饲养员也无起色，就想在知识青年中找个勤快一点的人。放牛可比下地干活轻松多了。我送给队长两把挂面，要求放牛。队长同意了。我以为这活简单，把牛赶到草场，自己找个阴凉的草地一睡就行了。哪知道村里没有成片的草场，要牵着牛到处找。我懒得到处找，牛总是吃不饱，肚子瘪瘪的。队长一看牛瘪肚子了，就知道我偷懒了，臭训了我几次后，威胁我说‘再不好好干，回生产队去’。生产队的活太累，挣得又少，我不想回去。有一天，我发现牛吃了草丛中的几个青辣椒后，到水沟里使劲喝水。那天收工后，队长满意地看着牛肚子，夸奖了我几句。这以后，我天天弄几个青辣椒，混在草里喂牛，然后，把牛牵到水沟边喝水。队长拍着牛肚子对我说‘干得好！这牛就归你了’。”
“一九七八年，我回城了，分配到市食品厂，就是杀猪厂。春节的时候，厂里给每个职工分一个猪头。那时候猪头可是好东西呀！猪头有大有小，谁都想要大的。管事的人把职工排上号，再把猪头摆成排。我偷着到工资科看我排的号，然后把最大的猪头放在那号码处。我得逞了。这猪头上秤一称十六斤，够全家吃几天的。一个老师傅过来跟我说‘小子，这猪头太大，煮不烂’。另一个师傅说‘这是种猪头，要煮一天，得费多少柴火呀’！我听了有些犯难。老师傅见状对我说，‘咱俩换吧，我豁出去柴火了。’我同意了，换了个八斤的，回到家，我爸臭骂了我一顿，说我傻。”
他讲的这些有趣故事，让我终生难忘。
本着对等的原则，我也给他讲故事。
“小时候，我妹妹刁钻顽劣，我俩经常打架，她是个常有理，一告状我爸就打我，说我是哥哥，不该欺负妹妹，我有口难辩。有一天，我俩又打起来，她气愤地撕了我的作业本。敢撕作业本！这可不得了。我当时很高兴，心想这回我可有理了，看你还有什么话说？我等着爸爸回来。我做梦也想不到，听到爸爸敲门的瞬间，妹妹飞快地撕碎了自己的作业本。我惊讶地看着她，知道又被诬陷了。爸爸看了看两个作业本，打了我一顿，因为我先撕了妹妹的作业本。”
“七〇年代，市内买不到土豆，妈妈同事的丈夫是开长途汽车的，妈妈就求他给买了一麻袋。舅舅来我家看到了，张口要几个，妈妈让我去找兜子，我找来一个大兜子，舅舅高兴地装走了一兜子。他刚一出门，我妈妈从炕上跳下来，一把把我拽过去，狠狠地打了一顿，骂道：‘你他妈缺心眼，不会找个小兜子呀！’”
“有一天中午，我多喝了点酒，老婆要我骑摩托带她去办点事。我带她过一铁路道口时，铃声响了，横杆正往下放（铁道和公路交叉的道口，是用竹竿拦着的，没有火车时，竹竿六七十度角斜置在道口，来火车时，放下竹竿，人到跟前一低头就能过去），我看火车还挺远，一给油，一低头，骑了过去。我听到身后有喊声，停车，回头一看，坏了，我忘了老婆在后面呢。她被下落的横杆打在地上了。她坐在地上，看着我气愤地大喊：‘你想害死我呀！’”
彼少夫听了，开心地笑了。
他从不问我私人问题，我也不问他。经常听到有人说，“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问。”问题是谁分得清哪些是该问的？哪些是不该问的？比如问对方孩子的情况，如果对方没有孩子，或是发生了意外，就问到了痛处。我的做法是一概不问。
我不好意思只吃鸭蛋黄，扔掉不爱吃的蛋清。为了不让人看到，就用餐巾纸把几个蛋清包起来，揣在口袋里，扔在餐厅外面的垃圾桶里。彼少夫见了，说“用不着”。我告诉他还是注意点好，别让职工背地骂咱们。另外，我也是穷苦出身，从来没有扔过鸭蛋清。他听了，也把蛋清包了起来，还赞扬了我几句。我听后感到很舒服。
这个厂质押物很充足，仓库距离我住的地方往返要一个多小时，我隔几天去仓库查看一次。
高大宽敞的库房里，整齐码放着大小不一的卷起来的彩板。我凑近看了上面的重量、规格。大卷有六七吨重，是新出的，很薄，多是零点二或是零点三厚的。小卷三吨左右重，上面有尘土，一看就知道放很久了，都是零点七厚的，现在没人买了。因为彩板是按重量出售的，所以越来越簿。
彼少夫这些日子很忙，因为薄板比钢坯贵很多，金老板决定买轧钢机，自己轧薄板，厂址已经选好，不久就要开工。
我打短工的时候，干过几年推销工作，进过十几个大钢厂，见过轧钢机。高大、笨重、坚固，一定值很多钱。加上设计、安装、厂房、辅助设备、原料及成品存储，没有三五亿下不来。再说了，上游还有冶炼、采矿呢，不能都自己干吧！我告诉彼少夫，“我若是金老板，绝不上轧钢机。”他警觉地摆摆手，小声对我说，“别说呀！”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能说，只知道一定有问题。
彼少夫每天很早就来到办公室，伏在桌上写厂报。厂报上的内容都是从大报上摘下的国家关于企业的新规定什么的，再就是表扬能干活的厂内职工一类的东西。他写文章不分的、地、得，都用一个“的”字。我怕他被人笑话，屋里没人的时候告诉他：“地”字站在动词前；形容词前要用“得。”他听后，轻声说：“别说呀！这厂里没有人能看出来。”
彼少夫是牛经理带来的人。牛经理是从外地聘来的能人，他来后不知如何说服了金老板上轧钢机。金老板也知道兹事体大，用很重的语气对我说，“这是最后一次投资创业了。”听说牛经理年薪六十万，彼少夫十万。
牛经理是西北人，大个子，五十多岁，说话家乡口音很重，我听不大清楚。他抽的烟都很贵，一盒要三五拾元，曾给我一盒黄鹤楼牌的很短的烟，告诉我一百多元一盒，说是老板给了两条。我不抽烟也喜欢，拿回家后送给了最好的朋友。彼少夫不抽好烟，抽七元一盒的红塔山。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喝酒的时候，我管猪爪叫猪蹄；彼少夫叫猪手；牛经理叫蹄旁。
彼少夫为新厂奠基仪式写讲话稿，发请帖，买礼物。我闲着没事，就去帮他忙。
给来宾的礼物是同方牌笔记本电脑，我觊觎这东西很久了。我两个月的工钱才够买一台，我舍不得。贵宾名单上有我公司段总、陈总的名字。彼少夫对我说，“你们领导不来，你就领走一个。”我盼着领导不来，或是只来一个。
开业那天，市县和兄弟单位领导来了一百来人。我们公司陈副总来了，他替段总把电脑领走了，我把电脑塞进了他小车的后备箱里。
一个月很快就到了，公司监管部长打电话通知我该回家休息了，让我准备好，明天来人接班。我真舍不得离开。
彼少夫知道我要走了，让我晚上到他的住处去，他要亲手做几个菜，为我送行。
他一次能喝半斤高度白酒，买不起好酒，平时喝五六块一斤的散白酒。我坐车去县里的市场，花了一百元，给他买了十斤散白酒，又买了二斤鲜牛肉。
彼少夫兴奋地接过了酒桶，打开盖子，探出鼻子，闻了闻，即刻闭上眼睛，长吁口气，做陶醉状。
第二天中午，一个叫胡本正的我市人来接班了。彼少夫送我到厂门口，我们握手道别了。
公司的监管业务在扩大，监管员不够用了。徐部长在人才市场要一遍遍同求职的人讲解这工作的具体内容，没有人听说过这工作，招人很费劲。她给我打电话，让我帮忙。我又发动群众找来一批人。培训的时候，徐部长让我上台讲一讲，用现身说法，留住这些人。我上台擦去陈总歪歪斜斜的粉笔字，讲监管员的任务与工作流程。我讲的效果非常好。陈总和徐部长站在一边听。我讲完后，陈总没有再上讲台写字。
“五一”劳动节的时候我在家休假。这些年因为没有钱，总吃几个同学的，也该答谢人家了。去酒店请客太贵，在家里请吧。
杜甫说“酒债寻常行处有”。我原以为这话的意思是走到哪里都借钱买酒，欠钱成了寻常事。现在想来，以老杜的人品与名望断不会借钱喝酒。这话的意思是走到哪都有人请他喝酒，他因为没有钱回请人家，因此欠人家酒债。
我曾经有着骄人的工作业绩，良好的人际关系，隔三差五就有人请我去酒店。那时候，我请人喝酒签个字财务就给报销。公司倒闭后，因为没有钱，几乎不去找朋友，朋友也很少找我。经常找我喝酒的是几个中小学同学。他们都是没有远大理想，也没有生活忧虑，打短工，干粗活的人。我在他们当中是天然的秘书长、召集人，还能帮他们办点小事情。
所谓小事情，是指在我这里，在他们那是大事。
小学同学罗康的老婆，是市罐头厂的工人，生孩子后，以有病为借口，长期不上班。有一年，新来的厂长要求长期不上班的职工要么来上班，要么三个月内转走。这妇人不想上班，又没地方转，只好把档案提出来，放在家里，伺机找个落脚的单位。
以后的数年间，改革不断深入，国有企业像秋后枯萎的落叶，随处可见，到哪去找落脚的单位呀！
罐头厂停产了，只剩下厂长领几个亲信留守。留守不仅要看守厂房、设备，还要办理职工调转和离退休什么的。
档案放在家里和放在单位可不一样，自己缴社保退休金领得少。眼看退休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这妇人不免心焦，自己去罐头厂找管档案的人几次了，没有结果。
罗康找我帮忙。我虽然也失了业，还是这个工人能找到的最有能力的人。小时候，罗康学习不好，又不能打架，是班里最不受重视的人。我们住在一个楼里，我是班干部，从不欺他，还帮他打过架。有一天，他家的山东亲属寄来了不知多少带壳的生花生。他站在楼下，给楼里的孩子每人分两个。我也伸出了手。我看到他把手使劲插到上衣口袋底，尽力抓给我一把。几十年过去了，我每次见到他，总是不自觉地想起那把带壳的生花生。现在，他来找我，我怎能不尽力。我也不认识那厂长，就算认识我现在这样子也不敢轻易去找。我又求了别人，才把事情办妥。档案送回去后，他夫人要花点钱感谢厂长。我见她很困难，亲自陪她去商店挑了件一百二十元钱的汗衫，送给了那厂长。
一年后，罐头厂动迁了，厂里用卖地的钱给职工补缴了拖欠多年的社保资金，又给了一万来元失业金，发了本绿色封皮的失业证。不久，区政府为了帮助生活困难的辖区内的妇女，招了两个写字好的进区民政局低保办工作，罗康老婆持失业证上岗了，当了区政府的临时工，直到五十岁退休。
彼少夫是牛经理带来的人。牛经理是从外地聘来的能人，他来后不知如何说服了金老板上轧钢机。金老板也知道兹事体大，用很重的语气对我说，“这是最后一次投资创业了。”听说牛经理年薪六十万，彼少夫十万。
牛经理是西北人，大个子，五十多岁，说话家乡口音很重，我听不大清楚。他抽的烟都很贵，一盒要三五拾元，曾给我一盒黄鹤楼牌的很短的烟，告诉我一百多元一盒，说是老板给了两条。我不抽烟也喜欢，拿回家后送给了最好的朋友。彼少夫不抽好烟，抽七元一盒的红塔山。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喝酒的时候，我管猪爪叫猪蹄；彼少夫叫猪手；牛经理叫蹄旁。
彼少夫为新厂奠基仪式写讲话稿，发请帖，买礼物。我闲着没事，就去帮他忙。
给来宾的礼物是同方牌笔记本电脑，我觊觎这东西很久了。我两个月的工钱才够买一台，我舍不得。贵宾名单上有我公司段总、陈总的名字。彼少夫对我说，“你们领导不来，你就领走一个。”我盼着领导不来，或是只来一个。
开业那天，市县和兄弟单位领导来了一百来人。我们公司陈副总来了，他替段总把电脑领走了，我把电脑塞进了他小车的后备箱里。
一个月很快就到了，公司监管部长打电话通知我该回家休息了，让我准备好，明天来人接班。我真舍不得离开。
彼少夫知道我要走了，让我晚上到他的住处去，他要亲手做几个菜，为我送行。
他一次能喝半斤高度白酒，买不起好酒，平时喝五六块一斤的散白酒。我坐车去县里的市场，花了一百元，给他买了十斤散白酒，又买了二斤鲜牛肉。
彼少夫兴奋地接过了酒桶，打开盖子，探出鼻子，闻了闻，即刻闭上眼睛，长吁口气，做陶醉状。
第二天中午，一个叫胡本正的我市人来接班了。彼少夫送我到厂门口，我们握手道别了。
公司的监管业务在扩大，监管员不够用了。徐部长在人才市场要一遍遍同求职的人讲解这工作的具体内容，没有人听说过这工作，招人很费劲。她给我打电话，让我帮忙。我又发动群众找来一批人。培训的时候，徐部长让我上台讲一讲，用现身说法，留住这些人。我上台擦去陈总歪歪斜斜的粉笔字，讲监管员的任务与工作流程。我讲的效果非常好。陈总和徐部长站在一边听。我讲完后，陈总没有再上讲台写字。
“五一”劳动节的时候我在家休假。这些年因为没有钱，总吃几个同学的，也该答谢人家了。去酒店请客太贵，在家里请吧。
杜甫说“酒债寻常行处有”。我原以为这话的意思是走到哪里都借钱买酒，欠钱成了寻常事。现在想来，以老杜的人品与名望断不会借钱喝酒。这话的意思是走到哪都有人请他喝酒，他因为没有钱回请人家，因此欠人家酒债。
我曾经有着骄人的工作业绩，良好的人际关系，隔三差五就有人请我去酒店。那时候，我请人喝酒签个字财务就给报销。公司倒闭后，因为没有钱，几乎不去找朋友，朋友也很少找我。经常找我喝酒的是几个中小学同学。他们都是没有远大理想，也没有生活忧虑，打短工，干粗活的人。我在他们当中是天然的秘书长、召集人，还能帮他们办点小事情。
所谓小事情，是指在我这里，在他们那是大事。
小学同学罗康的老婆，是市罐头厂的工人，生孩子后，以有病为借口，长期不上班。有一年，新来的厂长要求长期不上班的职工要么来上班，要么三个月内转走。这妇人不想上班，又没地方转，只好把档案提出来，放在家里，伺机找个落脚的单位。
以后的数年间，改革不断深入，国有企业像秋后枯萎的落叶，随处可见，到哪去找落脚的单位呀！
罐头厂停产了，只剩下厂长领几个亲信留守。留守不仅要看守厂房、设备，还要办理职工调转和离退休什么的。
档案放在家里和放在单位可不一样，自己缴社保退休金领得少。眼看退休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这妇人不免心焦，自己去罐头厂找管档案的人几次了，没有结果。
罗康找我帮忙。我虽然也失了业，还是这个工人能找到的最有能力的人。小时候，罗康学习不好，又不能打架，是班里最不受重视的人。我们住在一个楼里，我是班干部，从不欺他，还帮他打过架。有一天，他家的山东亲属寄来了不知多少带壳的生花生。他站在楼下，给楼里的孩子每人分两个。我也伸出了手。我看到他把手使劲插到上衣口袋底，尽力抓给我一把。几十年过去了，我每次见到他，总是不自觉地想起那把带壳的生花生。现在，他来找我，我怎能不尽力。我也不认识那厂长，就算认识我现在这样子也不敢轻易去找。我又求了别人，才把事情办妥。档案送回去后，他夫人要花点钱感谢厂长。我见她很困难，亲自陪她去商店挑了件一百二十元钱的汗衫，送给了那厂长。
一年后，罐头厂动迁了，厂里用卖地的钱给职工补缴了拖欠多年的社保资金，又给了一万来元失业金，发了本绿色封皮的失业证。不久，区政府为了帮助生活困难的辖区内的妇女，招了两个写字好的进区民政局低保办工作，罗康老婆持失业证上岗了，当了区政府的临时工，直到五十岁退休。
孙老三，我少年时的伙伴，一天喝多了酒，与人发生了口角，被人打了一顿，找我帮忙。我曾经是个有点名望的战士，虽然早就下“道”了，可找两个道上的人出面帮忙还不难。我按现今办这事的流行做法，找打人那人要了笔医药费。
还有件事，我本不想帮忙，还是帮着办了。
一个乡下在城里卖沙子的大哥，夫人是乡下的民办教师。县政府每过一段时间举行一次考试，及格就转为公办教师。这妇人考过两次不及格，县里规定三次不及格辞退。
这是第三次考试了，这妇人急了，到处找人。有人找到了我，告诉了我考试的时间、地点、考号，让我找负责监考的人允许她作弊。
我当过教师，知道庸师误人，赞同政府这样做。这妇人坦诚地对我说：“我快五十岁了，当了二十多年民办教师，就为了能领到退休金。现在把我赶回家，我干什么去？老弟呀！你要是帮我过了这一关，我一定好好谢你。”我听了，答应试试。告诉她不用谢我。事情很顺利，那妇人通过了考试。如果不找人允许她作弊，她能不能通过？我说不清。我再也没见过她。当然，也没用她谢。
我喜欢人群，人活在人群中才有价值。喜欢独处的人，就是喜欢和自己对话的人，和自己对话是不会有结果的。人群使人宽广，是蕴育思想、产生是非、解决问题的地方。
我曾蹲在河边的小路上，看一群游走的蚂蚁，它们围在一处团团转。我抓起一只，放到圈外，发现这只落单的蚂蚁在找蚁群。它一定很焦急，一会向东，一会向西，脑前部的须发抖动着，像雷达寻找目标。它终于找到蚁群时，一定长出了口气。
梁漱溟先生在文章中说——蚂蚁走路的声音虽细，但总有声音，这声音神能听到。我想听听这声音，就俯下身，侧耳细听，耳朵快贴到地面了，什么也没听到，又好像听到了一种细微的声响。我想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耳朵贴在地面上，一定能听到神才能听到的蚂蚁走路的声音。
人和蚂蚁一样，都要有圈子。这些同学就是我生命中的圈子，我珍惜和他们的关系。
五月是海螃蟹最肥的时候，我到水产市场看了看。渤海里的螃蟹一年比一年少，一年比一年贵了，一只八两左右重的母蟹今年要价一百八十元一市斤，一只就得一百多元。到七八月份的时候，母蟹甩完子，二十元一斤也没人要。母蟹太贵了，我买不起。活虾爬子（虾蛄），母的三十元一市斤，公的二十元，来二斤母的，再买几个青菜。
我忽然想到，商品的价格不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超市里四元一瓶的啤酒，拿到酒店里要八元；一个绣娘用一年时间绣一作品，价格不如名人花几分钟写两个字。价格是由季节或是需求决定的。
穷人是讲不起义气的，这真让我痛苦。我告诫自己：繁荣和璀璨必须从记忆中抹掉。
我曾从辩证法的角度思考过人生，认为造物不会把好事给一个人，会均分手中的资源。如果你才貌超群，又娶个美妻，再生个聪明伶俐的孩子，工作也体面，这不仅是人力不能为，神仙也万难做到。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才是天上人间亘古不变的。
还有件事，我本不想帮忙，还是帮着办了。
一个乡下在城里卖沙子的大哥，夫人是乡下的民办教师。县政府每过一段时间举行一次考试，及格就转为公办教师。这妇人考过两次不及格，县里规定三次不及格辞退。
这是第三次考试了，这妇人急了，到处找人。有人找到了我，告诉了我考试的时间、地点、考号，让我找负责监考的人允许她作弊。
我当过教师，知道庸师误人，赞同政府这样做。这妇人坦诚地对我说：“我快五十岁了，当了二十多年民办教师，就为了能领到退休金。现在把我赶回家，我干什么去？老弟呀！你要是帮我过了这一关，我一定好好谢你。”我听了，答应试试。告诉她不用谢我。事情很顺利，那妇人通过了考试。如果不找人允许她作弊，她能不能通过？我说不清。我再也没见过她。当然，也没用她谢。
我喜欢人群，人活在人群中才有价值。喜欢独处的人，就是喜欢和自己对话的人，和自己对话是不会有结果的。人群使人宽广，是蕴育思想、产生是非、解决问题的地方。
我曾蹲在河边的小路上，看一群游走的蚂蚁，它们围在一处团团转。我抓起一只，放到圈外，发现这只落单的蚂蚁在找蚁群。它一定很焦急，一会向东，一会向西，脑前部的须发抖动着，像雷达寻找目标。它终于找到蚁群时，一定长出了口气。
梁漱溟先生在文章中说——蚂蚁走路的声音虽细，但总有声音，这声音神能听到。我想听听这声音，就俯下身，侧耳细听，耳朵快贴到地面了，什么也没听到，又好像听到了一种细微的声响。我想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耳朵贴在地面上，一定能听到神才能听到的蚂蚁走路的声音。
人和蚂蚁一样，都要有圈子。这些同学就是我生命中的圈子，我珍惜和他们的关系。
五月是海螃蟹最肥的时候，我到水产市场看了看。渤海里的螃蟹一年比一年少，一年比一年贵了，一只八两左右重的母蟹今年要价一百八十元一市斤，一只就得一百多元。到七八月份的时候，母蟹甩完子，二十元一斤也没人要。母蟹太贵了，我买不起。活虾爬子（虾蛄），母的三十元一市斤，公的二十元，来二斤母的，再买几个青菜。
我忽然想到，商品的价格不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超市里四元一瓶的啤酒，拿到酒店里要八元；一个绣娘用一年时间绣一作品，价格不如名人花几分钟写两个字。价格是由季节或是需求决定的。
穷人是讲不起义气的，这真让我痛苦。我告诫自己：繁荣和璀璨必须从记忆中抹掉。
我曾从辩证法的角度思考过人生，认为造物不会把好事给一个人，会均分手中的资源。如果你才貌超群，又娶个美妻，再生个聪明伶俐的孩子，工作也体面，这不仅是人力不能为，神仙也万难做到。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才是天上人间亘古不变的。
第三章 我的领导
夏天到了，公司组织监管员到大连旅游，要求全体都去，包括在岗的。平时请两个小时假都不行，这回离开三天也行。我真想问问领导，“客户出货怎么办？”想想还是算了，我算老几呀！
在海边，我们二百来个来自省内不同城市的监管员，支起遮阳伞，喝酒、观海、游泳。公司还雇来了二人转剧组，临时搭个简陋台子，现场表演。几个演员人长得丑，还往丑里扮，嘻皮笑脸，又说又唱，光明正大地展示粗俗、丑陋。这种以丑为美的反向运动，颠覆了庄重唯美的舞台形象，把粗俗推向极致，竟形成了一门艺术派别，引起万众喝彩，我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
胡本正来了，他拉着陈总在角落里嘀咕了很久。
我这时才见到公司一把手段总经理。他大我几岁，一副和蔼谦恭的神态，和我们这些临时工一一握手。我以为他会借此机会，给我们讲几句鼓舞的话，再介绍一下公司的基本状况，没有，什么也没说。他端着酒杯，在几个部下的陪同下，每桌敬杯酒。敬过酒以后，他酒兴大发，窜上舞台，随着乐曲，跳起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流行的摇摆舞。他扭动着身子，像古人说的，“翩若惊鸿，婉若游龙。”一看就是个练家子。几个监管员一时兴起，也窜上台，同他一起扭动起来。台下有人喝彩，有人摇头。我有些诧异，这个人怎么能领导这么大的企业呢！
陈总经理看到我时走过来，握着我的手说，“客户对你的反应都很好，金山的领导还找我要求把你派回去。”我笑着回答“在哪都一样”。其实是不一样的，我也想去金山，可不能说，因为没有用。公司领导知道这些监管员整体素质低，被客户小觑，几个素质好一点的监管员要派到有问题的企业。我是素质好的。
旅游结束后，公司把监管员分成了几个区，朱秉正当了我们辽南区的组长。我落选了（不是选，是领导指定），监管员都很意外。我知道什么原因，如果嵇康或阮籍是我们领导，我才有可能选上。
我当过领导，知道官场波云诡谲，一个不留神，就会被人算计。让我干我就干，他不来找我，我不会去争。
另外，年龄不小了，荣进之心日衰。更重要的是一个临时工，能干几天都说不准，还是消停点好。
说实话我也想过当这个组长，不仅是多挣一千块钱，还有心理、面子上的因素。面子上的因素听上去好像是虚的，其实是真实存在的。
我曾经监管过一家糖厂，这个厂从巴西或泰国进口原糖，加工成绵糖或砂糖。企业很大，很正规。监管员每次进仓库查看质物都要戴安全帽。安全帽不是随便戴的，领导戴红色的；职员戴蓝色的；工人戴黄色的。我戴着蓝色的安全帽，走在黄帽子队伍中，竟有舒爽的感觉。我联想到战场上穿元帅或将军制服的人，站在士兵面前的心情。我把这“小人”心结说给了发帽子那人。那人听了，高兴地递给了我一顶红帽子，笑着对我说“你装去吧”！
我接过来，高兴地扣在了脑袋上，心想谁不装呀！
朱秉正当组长后，立刻变了个人，干劲十足，兢兢业业，一扫往日老实、话少的谦恭、平和气象，对下属立马强横起来，任职不到一个月，就果决地开除了三个临时工。
我入职半年多了，还没听说公司开除过监管员，顶多给个口头警告。公司正在用人之际，可也怕这些临时工不负责任。领导是不会在乎开除几个临时工的，他们在乎的是态度，要的就是朱秉正这种人。
朱秉正的行为，迅速赢得了公司领导的信任，下属的怨恨。这组长不仅有监督组员之责，还有辞退、派工的权力。这小子经常晚上八九点钟开着公司配给的小车，扎着领带（这年头哪有扎领带的，谁看了都不顺眼）来监管点检查监管员的工作，脱岗、喝酒逮着就可以开除（也可以罚款）。闲散惯了的监管员不想被开除，就要打点他。
监管点吃住条件有好有坏，业主有给监管员烟酒钱的，有不给的。监管员想要去有油水的监管点，就要巴结组长。想不到朱秉正和我也板起了脸，找他请假或是提前几天休息这点小事，也装做问题很大，很为难的样子，就喜欢听汇报，然后“高瞻远瞩”地做出指示，什么事都得求他，领他的人情，还对别人说我水沓，工作不认真，不注意细节。别的临时工更惨了，随便找个理由就被刁难、训斥、罚款、辞退。他不怕得罪人，心中只有领导。让我想起抗战时，在日军面前羞辱自己同胞的伪军小队长。
最无耻的古语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卖国求荣的识时务者也是俊杰？
读书的时候，朱秉正像随从那样跟在我身后，现在他身后也时常跟着两个监管员。他做出居高临下的样子，斟酌着同我讲话，一副履行公务的神情，拉大我们的距离。他在提醒我，他是领导。我突然发现，他脑门不但左右窄，上下也窄。他那个在市场卖猪肉的哥哥，因为弟弟成了我的领导，见了我也昂起了谦卑的头。
我这才醒悟，那些对你最谦恭的人见你失势，可能成为对你最凶恶的人。
我妹夫一家三代都是工人，他初到我家时，对我一家人恭敬得像个仆人。我爸爸把他从工人堆中拽出来，成了小职员。现在，我爸爸早退休了，我也失了职，他竟然欺我父母，吃饭的时候，桌上什么好吃吃什么，头也不抬，跟我爸抢，还一分钱不花。我妈妈私下说他是“无耻小人”。若不是碍于妹妹的脸面，我早公开说他了。我见他来蹭饭心里就有气。他有痔疮，不能吃辣的，为了不让他吃好，我特意往锅里多放几个辣椒，把我也辣得挺难受。
同学告诉我，朱秉正对别人说我没当上组长嫉妒他。无名鼠辈，乍富小人，气得我真想当众骂他一顿。想起我俩的旧友谊，我忍了忍，提醒自己要大度，不要和小人计较，可不满的邪火还是烧在了脸上。他越想让我巴结他，我越不理他；他越是爱听汇报，我越是不汇报。
在他心里，我是他的对手，他要想办法打压我，突出自己，赚得利益。有人告诉我，他跟领导反映我工作不认真，还离过婚。徐部长打来电话，告诉我，“你那个同学建议公司开除你，是我不同意，说你有贡献，才把你保下来，你以后要提防他，这人太阴。”
我想起了拜伦——
我走后，
哀吠不休的爱犬，
有了新的主子，
用不了多久，
我若敢近前，
会把我咬个半死。
小的时候，每到冬天，辽河结冰的时节，市里很多家境差的人家家长就带着大一点的男孩，踩着冰雪，到辽河北岸，用耙子搂地上的芦苇叶子（芦苇被造纸厂割走造纸去了），打成捆（捆苇叶子是个技术活，捆不好，走几步就散包），背回家。父亲背一大捆，儿子背一小捆，一前一后，躬着身，穿着破旧的棉衣，在凛冽的寒风中，艰难地走在冰雪覆盖的河面上。那是冬日辽河上的一道风景。
苇叶子是当煤烧的，我爸爸在物质局工作，家里不缺煤，我没背过苇叶子。
朱秉正父子就是冬日辽河上的风景。
朱秉正的变化，让我对人性有了新的认识。历史上孙庞斗志的故事一定发生过，马陵道一定真实存在。
为什么说穷人翻身比地主狠呢？因为穷人成长的过程中，很少得到别人善意的关怀，遇事必须自己想办法解决，缺少温情的心田里没有爱意。他们自卑、谨慎，喜欢听别人赞美，不肯赞美别人。这种人一旦得势，不免忘形。
为什么贾宝玉比弟弟贾环可爱呢？因为宝玉得到的关怀更多，对人类有爱意。
有句话说出来就会挨骂：如果有一天，官二代和贫二代竟选，我会把票投给官二代。
和尚说“我只会看人相，不会看人心”。人心太深了，有几人看得懂！
我知道有名利的地方就是江湖，江湖不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江湖是有规矩的。
我爷爷年轻时在码头赶过大车（马车），见多识广。他跟我讲当年社会上几个大哥抢码头，互不相让，打死了人。后来，几个大哥坐下来协商，结果在码头架一大锅，烧一锅豆油，把一秤砣放在锅底，谁能用手捞出来，码头归谁。有人徒手把秤砣捞上来了，几个大哥拱手把码头让给了他。他还讲一个大哥独自走在街上，后面有人跑过来，一刀扎在他后背上。这大哥没回头，没事一样继续向前走。持刀那人弃刀，跪在他面前，表示佩服。
朱秉正不知江湖，只知利害，飞得远吗？因为江湖规矩还在。
我这才醒悟，那些对你最谦恭的人见你失势，可能成为对你最凶恶的人。
我妹夫一家三代都是工人，他初到我家时，对我一家人恭敬得像个仆人。我爸爸把他从工人堆中拽出来，成了小职员。现在，我爸爸早退休了，我也失了职，他竟然欺我父母，吃饭的时候，桌上什么好吃吃什么，头也不抬，跟我爸抢，还一分钱不花。我妈妈私下说他是“无耻小人”。若不是碍于妹妹的脸面，我早公开说他了。我见他来蹭饭心里就有气。他有痔疮，不能吃辣的，为了不让他吃好，我特意往锅里多放几个辣椒，把我也辣得挺难受。
同学告诉我，朱秉正对别人说我没当上组长嫉妒他。无名鼠辈，乍富小人，气得我真想当众骂他一顿。想起我俩的旧友谊，我忍了忍，提醒自己要大度，不要和小人计较，可不满的邪火还是烧在了脸上。他越想让我巴结他，我越不理他；他越是爱听汇报，我越是不汇报。
在他心里，我是他的对手，他要想办法打压我，突出自己，赚得利益。有人告诉我，他跟领导反映我工作不认真，还离过婚。徐部长打来电话，告诉我，“你那个同学建议公司开除你，是我不同意，说你有贡献，才把你保下来，你以后要提防他，这人太阴。”
我想起了拜伦——
我走后，
哀吠不休的爱犬，
有了新的主子，
用不了多久，
我若敢近前，
会把我咬个半死。
小的时候，每到冬天，辽河结冰的时节，市里很多家境差的人家家长就带着大一点的男孩，踩着冰雪，到辽河北岸，用耙子搂地上的芦苇叶子（芦苇被造纸厂割走造纸去了），打成捆（捆苇叶子是个技术活，捆不好，走几步就散包），背回家。父亲背一大捆，儿子背一小捆，一前一后，躬着身，穿着破旧的棉衣，在凛冽的寒风中，艰难地走在冰雪覆盖的河面上。那是冬日辽河上的一道风景。
苇叶子是当煤烧的，我爸爸在物质局工作，家里不缺煤，我没背过苇叶子。
朱秉正父子就是冬日辽河上的风景。
朱秉正的变化，让我对人性有了新的认识。历史上孙庞斗志的故事一定发生过，马陵道一定真实存在。
为什么说穷人翻身比地主狠呢？因为穷人成长的过程中，很少得到别人善意的关怀，遇事必须自己想办法解决，缺少温情的心田里没有爱意。他们自卑、谨慎，喜欢听别人赞美，不肯赞美别人。这种人一旦得势，不免忘形。
为什么贾宝玉比弟弟贾环可爱呢？因为宝玉得到的关怀更多，对人类有爱意。
有句话说出来就会挨骂：如果有一天，官二代和贫二代竟选，我会把票投给官二代。
和尚说“我只会看人相，不会看人心”。人心太深了，有几人看得懂！
我知道有名利的地方就是江湖，江湖不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江湖是有规矩的。
我爷爷年轻时在码头赶过大车（马车），见多识广。他跟我讲当年社会上几个大哥抢码头，互不相让，打死了人。后来，几个大哥坐下来协商，结果在码头架一大锅，烧一锅豆油，把一秤砣放在锅底，谁能用手捞出来，码头归谁。有人徒手把秤砣捞上来了，几个大哥拱手把码头让给了他。他还讲一个大哥独自走在街上，后面有人跑过来，一刀扎在他后背上。这大哥没回头，没事一样继续向前走。持刀那人弃刀，跪在他面前，表示佩服。
朱秉正不知江湖，只知利害，飞得远吗？因为江湖规矩还在。
他给我派的第一个监管点在海城市山中，是一镁砂厂。这个镇是我见过的最埋汰的地方。
一下长途车，满眼是白色的灰尘。所有的房子墙面上，窗玻璃上，地面上，植物叶子上，我能看到的地方都是白色的灰尘。我监管的工厂就是污染源。我住的房间铝材窗户拉槽里都是板结了的白色镁灰，早就拉不开了。
这个厂是镇上最大的镁砂厂，在一座小山上，山石就是镁矿石。厂里没有任何防尘设施，工人戴着大口罩，在翻滚的粉尘中劳做，睫毛上挂着白色的粉尘。
我宿舍旁边，一个四面透风的车间里，几个没戴口罩的工人抡着大铁锤砸电熔镁。一炉电熔镁有十五六吨重，块状凝固在一起，先用抓钩机前面的钢尖按住镁块，把它锤打成几大块，再人工砸成拳头大才能出售。这些人一男一女两口子一组，男人光着上身，女人头戴落满灰尘的彩色方巾。我问：“砸一吨挣多少钱？”回答：“二十四元钱？”又问：“两个人一天能砸多少吨？”回答：“十多吨。”这些含百分之九十七八的电熔镁坚硬又有黏性，我看不如石头好砸。男人的锤子比女人的大很多，锤把是朔料管的，锤头用木塞塞得紧紧的。我问“为什么不用木把”？回答，“木把太硬，震手。”他们有问必答，语气平和，神态安详，好像很满意这工作。
我去现场查看质物要穿公司发的高腰靴子，回来就要洗头、洗衣服。在那一个月，我只去过三次现场。
这个厂的老板因为质物充足，从不理我这个监管员，整天拿一摞钱和几个人关着门在屋里赌钱。
我想起了在金山的日子，想起了彼少夫。我给他打电话，他很高兴，希望我能回去工作。他用隐晦的语句提到了朱秉正，说这人前些天来金山，详细看了你的监管日记，不太满意。提到胡本正时，他只说了一句话，“这人品质有问题。”
厂门口住几家农户，几被白灰遮盖。我问厂里的人，“为什么不动迁？”回答：“动了，不走。”又问：“不知道粉尘有害吗？”“知道，每年厂里给这几户补偿金。”再问：“补多少钱？”回答：“不知道。”“不让问。”又补充说，“不能少，少了早搬走了。”
我坐在楼上屋子里，吹着冷风，看窗外在八月骄阳下，粉尘里劳作的工人，先贤的诗句总在我的耳边回响，“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
一下长途车，满眼是白色的灰尘。所有的房子墙面上，窗玻璃上，地面上，植物叶子上，我能看到的地方都是白色的灰尘。我监管的工厂就是污染源。我住的房间铝材窗户拉槽里都是板结了的白色镁灰，早就拉不开了。
这个厂是镇上最大的镁砂厂，在一座小山上，山石就是镁矿石。厂里没有任何防尘设施，工人戴着大口罩，在翻滚的粉尘中劳做，睫毛上挂着白色的粉尘。
我宿舍旁边，一个四面透风的车间里，几个没戴口罩的工人抡着大铁锤砸电熔镁。一炉电熔镁有十五六吨重，块状凝固在一起，先用抓钩机前面的钢尖按住镁块，把它锤打成几大块，再人工砸成拳头大才能出售。这些人一男一女两口子一组，男人光着上身，女人头戴落满灰尘的彩色方巾。我问：“砸一吨挣多少钱？”回答：“二十四元钱？”又问：“两个人一天能砸多少吨？”回答：“十多吨。”这些含百分之九十七八的电熔镁坚硬又有黏性，我看不如石头好砸。男人的锤子比女人的大很多，锤把是朔料管的，锤头用木塞塞得紧紧的。我问“为什么不用木把”？回答，“木把太硬，震手。”他们有问必答，语气平和，神态安详，好像很满意这工作。
我去现场查看质物要穿公司发的高腰靴子，回来就要洗头、洗衣服。在那一个月，我只去过三次现场。
这个厂的老板因为质物充足，从不理我这个监管员，整天拿一摞钱和几个人关着门在屋里赌钱。
我想起了在金山的日子，想起了彼少夫。我给他打电话，他很高兴，希望我能回去工作。他用隐晦的语句提到了朱秉正，说这人前些天来金山，详细看了你的监管日记，不太满意。提到胡本正时，他只说了一句话，“这人品质有问题。”
厂门口住几家农户，几被白灰遮盖。我问厂里的人，“为什么不动迁？”回答：“动了，不走。”又问：“不知道粉尘有害吗？”“知道，每年厂里给这几户补偿金。”再问：“补多少钱？”回答：“不知道。”“不让问。”又补充说，“不能少，少了早搬走了。”
我坐在楼上屋子里，吹着冷风，看窗外在八月骄阳下，粉尘里劳作的工人，先贤的诗句总在我的耳边回响，“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
业务很快就熟悉了。煤、粮、矿石都好监管，肉眼看一看，就能算出质物够不够，不好算的东西是油。油罐有十几米高，要爬到罐顶，打开测量孔。罐外的油标是不准的，可以随意调。公司发一油尺，比普通的钢卷尺长，端部有一铁坠，测油时，要把铁坠坠到油罐底，这种测量方法最准，可谁也不会那么测。因为把尺拽上来时，会弄一手油。这些油都是渣油，很稠，修路或当燃料用的。我们都把尺坠坠到油面上，再测罐高，罐直径。
我监管的一家油厂贷款三千万，有几个能装五千至八千吨的油罐。有十几个员工在食堂吃饭，伙食很差。老板胡三也经常吃伙食饭。这小子在油厂边的空地上盖了一片商品房，整天开着轿车东出西进的，没见他卖几车油。厂里还住着两个监管员，是另一个监管公司的，他们监管另外几个油罐。
“为什么不在同一个银行多贷些款呢？”有人告诉我银行贷款是有额度的，市级银行放贷过亿要省行批准。麻烦。
有一天，朱秉正到监管点巡视，同胡三客套了几句后，要看看质物。他拿出根绳子，绳子一端绑有一白玻璃瓶子，加一铁块。我陪他爬到罐顶，打开测量孔，他把瓶子顺到油罐里。让我惊讶的是瓶子提上来时，我看到瓶子里是水，只有上面一层油。朱秉正阴险地一笑，冷冷地看了我一眼，提着瓶子来找胡三。胡三“哈哈”大笑，把他让进办公室，示意我不要跟着。半个小时后，朱秉正出来了。对我说：“胡总说了，会尽快把油补上，你就别管了，以后注意点。”他做出放我一马的样子，警告了我几句，走了。
按公司章程，小组长发现质物有假，可以批评监管员，也可以罚款，还可以开除。我介绍来的秦剑被朱秉正找理由开除了，还把我弟弟打发到条件最孬的辽北区去了，隋峰现在成他的跟班了。几乎每个月都有被公司开除的监管员（固定工都当组长或巡查员）。监管员发现质物有问题要向组长和监管部长汇报，如果我向部长汇报，部长会责怪我为什么接班的时候没发现？工作是怎么做的？还可能以工作不认真为由开除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朱秉正不让说，我只当没发现。
这天晚上，胡三破天荒到我屋里坐一会，扔给我一包茶叶。第二天朱秉正派人把我换走了（组长可以随意换人，不用找理由），说是为了保护我。接班的人没看出问题，巡查的人只趴在测量孔往里看一眼。
我知道朱秉正一定有问题。想不到，这个“老实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学会了敲诈。老实人得逞太可怕了。
我监管玉米厂的一天，厂长来找我，给我两千块钱，要出售三千吨玉米，说过几天就补上。买卖人说话是不能信的，如果补不上，巡查的人发现了，我会被开除。我果断地说“不行”。厂长给朱秉正打电话，过一会，朱秉正打来电话，让我“灵活掌握”。我知道他的意思，他想收钱，又不想担责任。
含糊地把话说一半留一半，是当领导的惯用伎俩。什么叫“灵活掌握”？如果出事了，是我没正确领会领导意思，他把过错往我身上一推，说“谁让你这么干的”？
别跟我来这套，跟我说明白了。我明问朱秉正：“你说怎么办？”他只好告诉我“先放三千吨，催他快补上”。玉米放出去之后，我担心被巡查的人发现，为免遭陷害，我把这事写在了监管日记上，后悔没把朱秉正的电话录下来。培训时公司要求留下证据。
玉米厂只有一个烘干塔，加两三个圆柱体的粮囤，把收上来的含百分之三十左右水分的玉米，烘干到含十五个水，再储存，或是运走。如果不烘干会发霉。
过一天，朱秉正来了。他先是认真地看了我的账本及监管日记，又让我带他到现场查看质物。他突然问我胡本正的情况。胡本正是我陪徐部长在人才市场招人时招来的，当时他担心不要他，求我帮他说说话，我真帮他说了话，他来公司后，对我很恭敬。听彼少夫说他有问题，我也就不大理他。我如实告诉朱秉正，金山的彼少夫说胡本正品质有问题。他听了，小眼睛一闪，嘱咐我让彼少夫给陈总打电话，把这话说一遍。这话说一遍，胡本正还能干了吗？我告诉他彼少夫不会听我的，说了也没用。
两天后，朱秉正给我放假，调来个新监管员，这家伙没看出来少三千吨。公司规定接班的人没看出来少货，责任在接班的人。
我监管过的问题最大的企业，是一家叫永信的粮谷加工厂。这个厂自己种稻、脱谷、仓储、出售。说种的是有机米，三十多元一市斤，贷了一亿多元。我去看过稻地，就是普通稻。有机稻有很多要求，首先要不打药，还要远离乡镇。我去查看质物时，遇到了别的监管公司的监管员。不知道这企业贷了多少钱，又用到了哪里。
我监管的一家油厂贷款三千万，有几个能装五千至八千吨的油罐。有十几个员工在食堂吃饭，伙食很差。老板胡三也经常吃伙食饭。这小子在油厂边的空地上盖了一片商品房，整天开着轿车东出西进的，没见他卖几车油。厂里还住着两个监管员，是另一个监管公司的，他们监管另外几个油罐。
“为什么不在同一个银行多贷些款呢？”有人告诉我银行贷款是有额度的，市级银行放贷过亿要省行批准。麻烦。
有一天，朱秉正到监管点巡视，同胡三客套了几句后，要看看质物。他拿出根绳子，绳子一端绑有一白玻璃瓶子，加一铁块。我陪他爬到罐顶，打开测量孔，他把瓶子顺到油罐里。让我惊讶的是瓶子提上来时，我看到瓶子里是水，只有上面一层油。朱秉正阴险地一笑，冷冷地看了我一眼，提着瓶子来找胡三。胡三“哈哈”大笑，把他让进办公室，示意我不要跟着。半个小时后，朱秉正出来了。对我说：“胡总说了，会尽快把油补上，你就别管了，以后注意点。”他做出放我一马的样子，警告了我几句，走了。
按公司章程，小组长发现质物有假，可以批评监管员，也可以罚款，还可以开除。我介绍来的秦剑被朱秉正找理由开除了，还把我弟弟打发到条件最孬的辽北区去了，隋峰现在成他的跟班了。几乎每个月都有被公司开除的监管员（固定工都当组长或巡查员）。监管员发现质物有问题要向组长和监管部长汇报，如果我向部长汇报，部长会责怪我为什么接班的时候没发现？工作是怎么做的？还可能以工作不认真为由开除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朱秉正不让说，我只当没发现。
这天晚上，胡三破天荒到我屋里坐一会，扔给我一包茶叶。第二天朱秉正派人把我换走了（组长可以随意换人，不用找理由），说是为了保护我。接班的人没看出问题，巡查的人只趴在测量孔往里看一眼。
我知道朱秉正一定有问题。想不到，这个“老实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学会了敲诈。老实人得逞太可怕了。
我监管玉米厂的一天，厂长来找我，给我两千块钱，要出售三千吨玉米，说过几天就补上。买卖人说话是不能信的，如果补不上，巡查的人发现了，我会被开除。我果断地说“不行”。厂长给朱秉正打电话，过一会，朱秉正打来电话，让我“灵活掌握”。我知道他的意思，他想收钱，又不想担责任。
含糊地把话说一半留一半，是当领导的惯用伎俩。什么叫“灵活掌握”？如果出事了，是我没正确领会领导意思，他把过错往我身上一推，说“谁让你这么干的”？
别跟我来这套，跟我说明白了。我明问朱秉正：“你说怎么办？”他只好告诉我“先放三千吨，催他快补上”。玉米放出去之后，我担心被巡查的人发现，为免遭陷害，我把这事写在了监管日记上，后悔没把朱秉正的电话录下来。培训时公司要求留下证据。
玉米厂只有一个烘干塔，加两三个圆柱体的粮囤，把收上来的含百分之三十左右水分的玉米，烘干到含十五个水，再储存，或是运走。如果不烘干会发霉。
过一天，朱秉正来了。他先是认真地看了我的账本及监管日记，又让我带他到现场查看质物。他突然问我胡本正的情况。胡本正是我陪徐部长在人才市场招人时招来的，当时他担心不要他，求我帮他说说话，我真帮他说了话，他来公司后，对我很恭敬。听彼少夫说他有问题，我也就不大理他。我如实告诉朱秉正，金山的彼少夫说胡本正品质有问题。他听了，小眼睛一闪，嘱咐我让彼少夫给陈总打电话，把这话说一遍。这话说一遍，胡本正还能干了吗？我告诉他彼少夫不会听我的，说了也没用。
两天后，朱秉正给我放假，调来个新监管员，这家伙没看出来少三千吨。公司规定接班的人没看出来少货，责任在接班的人。
我监管过的问题最大的企业，是一家叫永信的粮谷加工厂。这个厂自己种稻、脱谷、仓储、出售。说种的是有机米，三十多元一市斤，贷了一亿多元。我去看过稻地，就是普通稻。有机稻有很多要求，首先要不打药，还要远离乡镇。我去查看质物时，遇到了别的监管公司的监管员。不知道这企业贷了多少钱，又用到了哪里。
我看了三方监管协议，银行及监管方都承认是有机稻米。交班的监管员告诉我：“这客户问题很大，领导不让问，周报表按协议上三方核准的数填就行，库房不给开，查货时从门缝往里看。公司巡查的人来了，只查监管员脱没脱岗，不查货。这个老板是咱公司段总的朋友。”
老板姓陶，五十多岁，我进过他的办公室。这办公室真大，在第三层楼上。屋子里居然有假山、水池、游鱼、榕树。我叫不出名的花草植在山水间，一泓清水从“山”顶向下“哗啦啦”流淌。墙上挂一书法，隶书横幅，“人间正道是沧桑。”
我看过讲风水的书，说室内水多不好，潮气大。我还不解“正道”是什么“道”？如果是指正中、正当或恰好，怎么会是“沧桑”呢？沧桑不是指变化吗？当初这话一定是在特定的语境下说的。我想告诉陶老板，看他那自信的神情，我夸张地赞扬了他几句。他听了竟很高兴。
厂里没地方住，给监管员在距厂很远的市内租了两间楼房，有电脑、电视，每天给五十元伙食补助，一个星期派车接监管员去看一眼稻地，还定期送来大米、豆油、水电费。一天五十元菜钱，谁用得了？都知道这个监管点问题大，可谁都爱上这个点来，就为了多挣几个钱。出了问题有领导担着，赖不着监管员。
我上午写作，下午逛街、睡觉，晚上看电脑。
因为实在闲得慌，又没有在一起说话的人，我经常走到人群中，没话找话消磨时光。我发现人真是好为人师，我随便提点问题，对方总是热情地尽其所知耐心讲解，生怕我听不懂。他们的行为鼓舞了我，我无论走在工厂还是田间地头，都虚心向劳动者请教。
问：“为什么现在的大米没有我小时候吃的好吃了？”
答：“过去稻子割下来，要在田间晾晒，自然风干。这种大米口感好，产量少，每亩地大约产一千五百市斤。现在稻子割下来直接送工厂烘干。烘干的大米口感差一些，产量高，每亩地约产一千八百市斤。”
啊！明白了，农产品的前进方向是提高单位土地上的产量。为了填饱肚子，顾不上口感了。
我在冬天曾进过农家的塑料大棚，见到长有绿色裤把的茄子，地里干活的农妇告诉我，“绿把茄子硬，不如紫把茄子好吃，可产量高，一棵茄秧能结二百多个茄子。”
我知道这些知识对生活没什么帮助，我也不是真心要学这些没有用的知识，我只是想借机会和陌生人说几句话，聊解寂寥之苦。
工作一年多了，我有些喜欢这工作了。一个月换一个地方（也可能回老地方），结识一批新人。每到一个新地方，我都急着出去看看，看风景，看民情。透过住房的门窗，猜想屋子里的人是怎样生活的。我怀着好奇之心，走在陌生的街市，陌生的乡村，非常惬意。
朱秉正自己说买新房子了，几个监管员实名举报朱秉正贪腐。这小子经常开着小汽车到属下几个监管点像大领导那样巡视、下旨。业主不知道他是临时工，以为他权利很大，时常打点他。这些打点他的业主不是质物不足，就是以次充好，给他钱的事一定不少。
陈经理（我们这地方不提副字）带人来调查了，几个举报人拿不出证据。听说这几个举报人找过业主，业主明说“我给过朱秉正钱，行贿受贿都有罪，给你作证不是找罪遭吗？不行”。
调查以朱秉正因为工作认真得罪了人结案。这件事以后，朱秉正更狂了，小组里的人争相巴结他，反对派多数被发配到边远地区去了。
不久，带头举报朱秉正那个临时工当了巡查部长，可见公司也不信任朱秉正。
猫成了鱼塘守卫。不要怪领导走了眼，让狗看鱼塘也会成为猫。有人喊：“把猫关进笼子。”到哪去找笼子呀！真关进笼子，还怎么看鱼塘了？
老板姓陶，五十多岁，我进过他的办公室。这办公室真大，在第三层楼上。屋子里居然有假山、水池、游鱼、榕树。我叫不出名的花草植在山水间，一泓清水从“山”顶向下“哗啦啦”流淌。墙上挂一书法，隶书横幅，“人间正道是沧桑。”
我看过讲风水的书，说室内水多不好，潮气大。我还不解“正道”是什么“道”？如果是指正中、正当或恰好，怎么会是“沧桑”呢？沧桑不是指变化吗？当初这话一定是在特定的语境下说的。我想告诉陶老板，看他那自信的神情，我夸张地赞扬了他几句。他听了竟很高兴。
厂里没地方住，给监管员在距厂很远的市内租了两间楼房，有电脑、电视，每天给五十元伙食补助，一个星期派车接监管员去看一眼稻地，还定期送来大米、豆油、水电费。一天五十元菜钱，谁用得了？都知道这个监管点问题大，可谁都爱上这个点来，就为了多挣几个钱。出了问题有领导担着，赖不着监管员。
我上午写作，下午逛街、睡觉，晚上看电脑。
因为实在闲得慌，又没有在一起说话的人，我经常走到人群中，没话找话消磨时光。我发现人真是好为人师，我随便提点问题，对方总是热情地尽其所知耐心讲解，生怕我听不懂。他们的行为鼓舞了我，我无论走在工厂还是田间地头，都虚心向劳动者请教。
问：“为什么现在的大米没有我小时候吃的好吃了？”
答：“过去稻子割下来，要在田间晾晒，自然风干。这种大米口感好，产量少，每亩地大约产一千五百市斤。现在稻子割下来直接送工厂烘干。烘干的大米口感差一些，产量高，每亩地约产一千八百市斤。”
啊！明白了，农产品的前进方向是提高单位土地上的产量。为了填饱肚子，顾不上口感了。
我在冬天曾进过农家的塑料大棚，见到长有绿色裤把的茄子，地里干活的农妇告诉我，“绿把茄子硬，不如紫把茄子好吃，可产量高，一棵茄秧能结二百多个茄子。”
我知道这些知识对生活没什么帮助，我也不是真心要学这些没有用的知识，我只是想借机会和陌生人说几句话，聊解寂寥之苦。
工作一年多了，我有些喜欢这工作了。一个月换一个地方（也可能回老地方），结识一批新人。每到一个新地方，我都急着出去看看，看风景，看民情。透过住房的门窗，猜想屋子里的人是怎样生活的。我怀着好奇之心，走在陌生的街市，陌生的乡村，非常惬意。
朱秉正自己说买新房子了，几个监管员实名举报朱秉正贪腐。这小子经常开着小汽车到属下几个监管点像大领导那样巡视、下旨。业主不知道他是临时工，以为他权利很大，时常打点他。这些打点他的业主不是质物不足，就是以次充好，给他钱的事一定不少。
陈经理（我们这地方不提副字）带人来调查了，几个举报人拿不出证据。听说这几个举报人找过业主，业主明说“我给过朱秉正钱，行贿受贿都有罪，给你作证不是找罪遭吗？不行”。
调查以朱秉正因为工作认真得罪了人结案。这件事以后，朱秉正更狂了，小组里的人争相巴结他，反对派多数被发配到边远地区去了。
不久，带头举报朱秉正那个临时工当了巡查部长，可见公司也不信任朱秉正。
猫成了鱼塘守卫。不要怪领导走了眼，让狗看鱼塘也会成为猫。有人喊：“把猫关进笼子。”到哪去找笼子呀！真关进笼子，还怎么看鱼塘了？
第四章 时间去哪了
我监管过的最大客户是一家叫恒达的米厂。这个厂分别在三家银行贷了近两亿，用九万吨稻米质押。查看质物时，要打开所有的库房门。我接班的时候库里不足六万吨。交班的监管员告诉我“没事，咱公司领导知道亏库，周报表写九万六千吨”。
公司规定周报表不能出现亏损，要给上级看。我打电话问了巡查部的人，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如果他们说不知道缺货我就接了班，公司可以开除我。这样大的客户，公司是要让步的。监管费收多少？监管员不能问，由领导定，我只知道不是固定的，可以协商。
这个厂有铁路专用线，运粮的火车一直开进厂里。
我每天都要背着手，在厂里转几圈，查看质物。我这才知道，那些写有“盘锦大米”的米袋子，不可当真。盘锦大米产量少，收购价格高。米是论分钱挣的，多要一分也难。这些运稻子的火车是从黑龙江开来的。
我宿舍隔壁住一老电工，家在外地。他休息的时候，就来找我到厂里的游艺室打乒乓球，打过几次就有了友谊。他也爱喝酒，可不爱花钱。我时常到厂外的小卖店买点酒和吃的，拿到宿舍里请他喝一顿。
他六十多岁了，有退休金，打工的工资也比我高。人花多少钱同口袋里有多少钱没有关系，同人的格局有关。这些老年人过惯了节俭的日子，我父母也这样，我不挑他。
我的房间里没有地方挂毛巾，我在厂里找了根八号线（铁丝），又要了两个钉子，在屋里拉了根横线。我把铁丝随意绑在钉子上，电工师傅看到了，拿来钳子，重新把铁丝固定上了。他把铁丝在钉子上弯过来，将铁丝的余头紧贴着铁丝齐整地绕了五圈，像收紧了的麻花，既美观又牢固，我每次看到都心存敬意，知道那就是电视上常说的“工匠精神”。
厂里管仓库的人有几天对我突然热情起来，经常请我上街喝酒，我有些疑惑。有一天，乒乓球室新来了个高手，电工师傅告诉我，“他和你一样，也是监管我们的。”我猛醒，怪不得厂里对我这么客气，一定是重复质押了。就是把一物质押给了两家银行，属严重违规。
公司规定监管员发现重复质押奖励五百元。有人发现上报后，公司以玩忽职守罪罚了前任几个监管员，非但没给举报人奖励，还天天打电话责令举报人找客户交涉，令其改正。没有客户能改过来，公司就不给监管员奖励。结果是由银行出面协调，闹得三方都不愉快。
我原以为银监会的工作一定有一项把客户的贷款数额、质押物品种、质量、存放地、数量、质押时间等通报给各银行，免得重复质押，给银行造成损失。我想错了。
收粮是有季节的，这时候大量收粮需要大量现金，卖粮却要一天一天卖，我知道业主的难处，更知道这个业主是正经的生意人，因为资金一时短缺才违规。我不会借机敲诈业主，为几个小钱坏了和谐气氛，过几天就交班了，只当没看见。
交班那天，电工师傅来帮我收拾背包，塞给我一包东西，说“没什么东西给你，把这些拿回去用吧”。我打开一看，是十来个小瓦数的节能灯，一股暖意跃上我的心间，我欣然接受了他的好意。我知道这东西怎么来的，我不在意，我在意的是这份友谊。他把手机号及家里的固定电话号写在一张小纸上，交给我，嘱咐我孩子结婚的时候给他打电话，他一定来祝福。我点头答应了，心里想：那么远的路，我怎么会麻烦你呀！他把我送上出租车，我看到含在他眼中的泪水了。我早已习惯了分别，平静地挥了挥手，同他告别了。
几个月以后，朱秉正又把我派到恒达米厂。我放下背包，兴奋地去找电工师傅，没有找到。仓库保管员告诉我他被开除了，因为疏忽烧了两台电机。我打他的手机，打不通，家里的固定电话也打不通。我打听他的情况，没有人知道他去哪了，除了我，谁也不在意他的去留。他姓谢，我呼他“谢师傅”。
看到墙角处，谢师傅亲手给我缠的麻花，想到他含泪送我上出租车时的场景，不免有些伤感。忽然意识到：生命中的每一次分别，都可能是最后一次。分别又是无时不在的。
恒达给我办公室兼卧室里配了个电脑，我写累了，就打开电脑，听一段京剧。
我爱看孟广禄先生素面唱京剧用力时的面部表情，太有特色了。我还爱看李维康唱戏时的样子，一个从容自信美貌大气的贵妇，微笑着站在台上，唱“海岛冰轮初转腾，见玉兔，玉兔又早东升”。有时候，她那耿姓夫君站在她身边随着唱。这小子真有福气，娶了个这么美的媳妇。
我不解这“冰轮”怎么会在海岛上“转腾”？有一天翻元曲，猛看到“明滴溜冰轮出海角，光灿烂红日转山崖”。看后面的注释，才知道冰轮是月亮。
赵葆秀的老旦，唱得苍劲有力，回肠荡气。“十七年，风雨狂，怕谈以往……”不下于高玉倩。
还有几个唱旦角的叫什么李胜素、张火丁的长得也很好。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唱戏的人长得比唱歌的人好呢？是因为唱戏能后天培养，唱歌只能靠天赋吗？一定有这原因。
京剧唱起来百转千回，凝结了艺人百年心血，就是扮相太复杂，现代戏改革功不可没。
艺术是生活的调料，似陨星曳空。没有艺术家生活将索然无味。
我几乎把喜欢看的欧美拍的二战电影看遍了。
国产电视剧，我爱看焦晃演的康熙帝，太有沉重感了。只是对该剧的主题歌词不太理解。
“千秋功罪任评说，海雨天风独往来。”什么是海雨？是海中的雨吗？如果是，人怎么会在海雨中独往来呢？是不是又有什么典故，我上百度一搜，没有典故，是新造的词。
因为爱看焦晃，就接着看他演的《乾隆王朝》，孙子演的明显不如爷爷，情急之下，竟然踹了和珅一脚，太失体统了。歌词问题更大。
“月朗朗，乾坤高悬。”乾坤不是天和地吗！“地”怎么能在月下高悬呢？这是什么视角？下面的词是，“风萧萧，十全武功。浩渺渺，四海经典。”这也挨不上呀！
这些年，我最讨厌的歌词是，“只不过是从头再来。”从头再来？我那久已逝去了的青春的好时光，能“从头再来”吗！
我监管过的最大客户是一家叫恒达的米厂。这个厂分别在三家银行贷了近两亿，用九万吨稻米质押。查看质物时，要打开所有的库房门。我接班的时候库里不足六万吨。交班的监管员告诉我“没事，咱公司领导知道亏库，周报表写九万六千吨”。
公司规定周报表不能出现亏损，要给上级看。我打电话问了巡查部的人，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如果他们说不知道缺货我就接了班，公司可以开除我。这样大的客户，公司是要让步的。监管费收多少？监管员不能问，由领导定，我只知道不是固定的，可以协商。
这个厂有铁路专用线，运粮的火车一直开进厂里。
我每天都要背着手，在厂里转几圈，查看质物。我这才知道，那些写有“盘锦大米”的米袋子，不可当真。盘锦大米产量少，收购价格高。米是论分钱挣的，多要一分也难。这些运稻子的火车是从黑龙江开来的。
我宿舍隔壁住一老电工，家在外地。他休息的时候，就来找我到厂里的游艺室打乒乓球，打过几次就有了友谊。他也爱喝酒，可不爱花钱。我时常到厂外的小卖店买点酒和吃的，拿到宿舍里请他喝一顿。
他六十多岁了，有退休金，打工的工资也比我高。人花多少钱同口袋里有多少钱没有关系，同人的格局有关。这些老年人过惯了节俭的日子，我父母也这样，我不挑他。
我的房间里没有地方挂毛巾，我在厂里找了根八号线（铁丝），又要了两个钉子，在屋里拉了根横线。我把铁丝随意绑在钉子上，电工师傅看到了，拿来钳子，重新把铁丝固定上了。他把铁丝在钉子上弯过来，将铁丝的余头紧贴着铁丝齐整地绕了五圈，像收紧了的麻花，既美观又牢固，我每次看到都心存敬意，知道那就是电视上常说的“工匠精神”。
厂里管仓库的人有几天对我突然热情起来，经常请我上街喝酒，我有些疑惑。有一天，乒乓球室新来了个高手，电工师傅告诉我，“他和你一样，也是监管我们的。”我猛醒，怪不得厂里对我这么客气，一定是重复质押了。就是把一物质押给了两家银行，属严重违规。
公司规定监管员发现重复质押奖励五百元。有人发现上报后，公司以玩忽职守罪罚了前任几个监管员，非但没给举报人奖励，还天天打电话责令举报人找客户交涉，令其改正。没有客户能改过来，公司就不给监管员奖励。结果是由银行出面协调，闹得三方都不愉快。
我原以为银监会的工作一定有一项把客户的贷款数额、质押物品种、质量、存放地、数量、质押时间等通报给各银行，免得重复质押，给银行造成损失。我想错了。
收粮是有季节的，这时候大量收粮需要大量现金，卖粮却要一天一天卖，我知道业主的难处，更知道这个业主是正经的生意人，因为资金一时短缺才违规。我不会借机敲诈业主，为几个小钱坏了和谐气氛，过几天就交班了，只当没看见。
交班那天，电工师傅来帮我收拾背包，塞给我一包东西，说“没什么东西给你，把这些拿回去用吧”。我打开一看，是十来个小瓦数的节能灯，一股暖意跃上我的心间，我欣然接受了他的好意。我知道这东西怎么来的，我不在意，我在意的是这份友谊。他把手机号及家里的固定电话号写在一张小纸上，交给我，嘱咐我孩子结婚的时候给他打电话，他一定来祝福。我点头答应了，心里想：那么远的路，我怎么会麻烦你呀！他把我送上出租车，我看到含在他眼中的泪水了。我早已习惯了分别，平静地挥了挥手，同他告别了。
几个月以后，朱秉正又把我派到恒达米厂。我放下背包，兴奋地去找电工师傅，没有找到。仓库保管员告诉我他被开除了，因为疏忽烧了两台电机。我打他的手机，打不通，家里的固定电话也打不通。我打听他的情况，没有人知道他去哪了，除了我，谁也不在意他的去留。他姓谢，我呼他“谢师傅”。
看到墙角处，谢师傅亲手给我缠的麻花，想到他含泪送我上出租车时的场景，不免有些伤感。忽然意识到：生命中的每一次分别，都可能是最后一次。分别又是无时不在的。
恒达给我办公室兼卧室里配了个电脑，我写累了，就打开电脑，听一段京剧。
我爱看孟广禄先生素面唱京剧用力时的面部表情，太有特色了。我还爱看李维康唱戏时的样子，一个从容自信美貌大气的贵妇，微笑着站在台上，唱“海岛冰轮初转腾，见玉兔，玉兔又早东升”。有时候，她那耿姓夫君站在她身边随着唱。这小子真有福气，娶了个这么美的媳妇。
我不解这“冰轮”怎么会在海岛上“转腾”？有一天翻元曲，猛看到“明滴溜冰轮出海角，光灿烂红日转山崖”。看后面的注释，才知道冰轮是月亮。
赵葆秀的老旦，唱得苍劲有力，回肠荡气。“十七年，风雨狂，怕谈以往……”不下于高玉倩。
还有几个唱旦角的叫什么李胜素、张火丁的长得也很好。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唱戏的人长得比唱歌的人好呢？是因为唱戏能后天培养，唱歌只能靠天赋吗？一定有这原因。
京剧唱起来百转千回，凝结了艺人百年心血，就是扮相太复杂，现代戏改革功不可没。
艺术是生活的调料，似陨星曳空。没有艺术家生活将索然无味。
我几乎把喜欢看的欧美拍的二战电影看遍了。
国产电视剧，我爱看焦晃演的康熙帝，太有沉重感了。只是对该剧的主题歌词不太理解。
“千秋功罪任评说，海雨天风独往来。”什么是海雨？是海中的雨吗？如果是，人怎么会在海雨中独往来呢？是不是又有什么典故，我上百度一搜，没有典故，是新造的词。
因为爱看焦晃，就接着看他演的《乾隆王朝》，孙子演的明显不如爷爷，情急之下，竟然踹了和珅一脚，太失体统了。歌词问题更大。
“月朗朗，乾坤高悬。”乾坤不是天和地吗！“地”怎么能在月下高悬呢？这是什么视角？下面的词是，“风萧萧，十全武功。浩渺渺，四海经典。”这也挨不上呀！
这些年，我最讨厌的歌词是，“只不过是从头再来。”从头再来？我那久已逝去了的青春的好时光，能“从头再来”吗！
忽然接到胡本正的电话，他一个月前调到辽北区去了，监管点距我这地方不远，听人说我在这里工作，要来看看我。他让我中午别去食堂吃饭，他要带几个菜来。
我虽然知道他品质有问题，可也不好拒绝。另外，人在他乡，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来个同乡一起喝两口也是快事。
我到附近的小卖店买了几瓶啤酒，加一瓶白酒，又到职工食堂打了两个菜。
他来了，身后跟着一个五十岁上下的妇人，说是他爱人。长相也说不清好还是不好，看上去像个正派人。胡本正长得还行，头发总是很光滑、齐整，穿的衣服也讲究。
这人带来的几个菜比他穿的衣服还讲究。市场上六十五元一斤的熟驴肉我都没舍得买，他带来了约一斤半，另外两个菜也很好。
他先喝白酒，后喝啤酒，酒量很大，话也很大。
“秋哥，我祖上就是《红楼梦》里那样的人家呀！土匪上我们家抢走了五大车珠宝啊！”他喝了口酒，放下酒杯瞪着小眼睛看着我说。
我心想去你妈的，我就没听说历史上有姓胡的名人。你个熊色，祖先还能赶上荣国府？
他又讲当年在国企当电工的时候，每到中午就从厂里偷捆铜线，卖了换酒喝。他整天在监管点闲着没事干，就去麻将馆（棋牌室）打麻将。买驴肉的钱，说是昨天赢的。那妇人安静地坐在一边，一声不吭。看得出，他们不是很熟悉。
他走了，我望着他的背影，心想：这种人怎么能当监管员呢！公司领导怎么不开除他？
第二年夏天，听说有业主还不上贷款跑了。质押物有假，不值那些钱。公司开除了几个监管员，又严格了监管制度，还强调不准“传播谣言”。我想问问这些烂尾项目怎么办？监管员都不知道，知道内情的几个固定工又不告诉我们。
因为在写书，这两年，我的口袋里总有一支笔，几张白纸，以便随时记下忽然想到的自认为有价值的语句。睡觉之前，我的枕边也要放一支笔，几张白纸。我一边构思，一边写作。我丰富的人生经历，催赶我的手指在键盘上、白纸上滑动，有疲劳，也有快感。我决心把它写完，为老师、为自己。我对自己说：“你在做为人类争光的事，为此受点累是值得的。”
二〇一三年七月，我二十多万字的小说结尾了，那一刻我长出了口气，非常满意自己的作品，以为发表后一定会引起轰动。
我是有作品的人了，再也不怕失业了。
到那里发表呢？
一个年轻人告诉我先在网上发表，他向我推荐了榕树下网站。我听了他的话，开始分段发表。我每天都看点击量，只有二三十人，还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新章节发上去后，很快就被别人的新文章淹没了。我这才知道，作家已经铺天盖地了。有人留言，说我的书在这上发表可惜了，让我跟他联系，他留了网址，说他可以帮我炒作。我不知道怎样与他联系，又去找那个会电脑的年轻人，那年轻人告诉我“别理他，是骗子”。这以前，我几乎没上过网，不了解网上世界，他说别理，我就没理。
过几天，我发现网站把那人的留言删掉了。二十余万字的小说很快就发完了，除了那人外，没有人留言，什么也没发生，我的文章只是在网上过一趟。
我这才意识到，写书的辉煌时代已经过去，才子诗人，不再是“白衣卿相”。
我不甘心，背着打印出来的稿，坐火车找到北京的大杂志社，以为我从东北大老远来编辑会感动的。真想不到，闻名全国的杂志社，里面只有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妇女。她坐在电脑前，眼睛盯着电脑同我说话。听我说完来意后，连看也没看我，只说一句“放下吧”。我知道这会她不能看，就对她说“烦您给看看，我下星期再来”。我想在北京住几天，等她看一看稿，听听她的意见。她告诉我不要等，稿子很多，不知什么时候能排上。我还想同她谈几句，见她没兴趣，只好走开。我知道她不会看。
有人给我出主意，说先写点小东西，出名后，再发大的。我接受了建议，把书中最精彩的部分拿出来，独立成一个短篇，在天涯论坛娱乐八卦栏目发帖，感动了很多人，留言说好。我改了改，打印出来，用特快专递寄给了国内几家有名的杂志社。我坚守规则，寄出去后等三个月，没有回音，再寄再等。一直没有回音。互联网上有人说，“把稿投出去，就别想了，如有回音，纯系意外，大的杂志社都邀稿，不会看来稿。”
看来路还很长，我不怕路远，一定坚持走下去。我要让后人看到这个时代，曾经有个穷人在用心书写这个时代。我一遍又一遍地修改文稿，添加内容，很快文字过三十万了。我沉浸在文字表述的世界中，享受文字带来的快感。如果无“纸笔代喉舌”，我“千种相思向谁说”？
我四处投稿，又参加征文大赛，可一点回音也没有。
我虽然知道他品质有问题，可也不好拒绝。另外，人在他乡，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来个同乡一起喝两口也是快事。
我到附近的小卖店买了几瓶啤酒，加一瓶白酒，又到职工食堂打了两个菜。
他来了，身后跟着一个五十岁上下的妇人，说是他爱人。长相也说不清好还是不好，看上去像个正派人。胡本正长得还行，头发总是很光滑、齐整，穿的衣服也讲究。
这人带来的几个菜比他穿的衣服还讲究。市场上六十五元一斤的熟驴肉我都没舍得买，他带来了约一斤半，另外两个菜也很好。
他先喝白酒，后喝啤酒，酒量很大，话也很大。
“秋哥，我祖上就是《红楼梦》里那样的人家呀！土匪上我们家抢走了五大车珠宝啊！”他喝了口酒，放下酒杯瞪着小眼睛看着我说。
我心想去你妈的，我就没听说历史上有姓胡的名人。你个熊色，祖先还能赶上荣国府？
他又讲当年在国企当电工的时候，每到中午就从厂里偷捆铜线，卖了换酒喝。他整天在监管点闲着没事干，就去麻将馆（棋牌室）打麻将。买驴肉的钱，说是昨天赢的。那妇人安静地坐在一边，一声不吭。看得出，他们不是很熟悉。
他走了，我望着他的背影，心想：这种人怎么能当监管员呢！公司领导怎么不开除他？
第二年夏天，听说有业主还不上贷款跑了。质押物有假，不值那些钱。公司开除了几个监管员，又严格了监管制度，还强调不准“传播谣言”。我想问问这些烂尾项目怎么办？监管员都不知道，知道内情的几个固定工又不告诉我们。
因为在写书，这两年，我的口袋里总有一支笔，几张白纸，以便随时记下忽然想到的自认为有价值的语句。睡觉之前，我的枕边也要放一支笔，几张白纸。我一边构思，一边写作。我丰富的人生经历，催赶我的手指在键盘上、白纸上滑动，有疲劳，也有快感。我决心把它写完，为老师、为自己。我对自己说：“你在做为人类争光的事，为此受点累是值得的。”
二〇一三年七月，我二十多万字的小说结尾了，那一刻我长出了口气，非常满意自己的作品，以为发表后一定会引起轰动。
我是有作品的人了，再也不怕失业了。
到那里发表呢？
一个年轻人告诉我先在网上发表，他向我推荐了榕树下网站。我听了他的话，开始分段发表。我每天都看点击量，只有二三十人，还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新章节发上去后，很快就被别人的新文章淹没了。我这才知道，作家已经铺天盖地了。有人留言，说我的书在这上发表可惜了，让我跟他联系，他留了网址，说他可以帮我炒作。我不知道怎样与他联系，又去找那个会电脑的年轻人，那年轻人告诉我“别理他，是骗子”。这以前，我几乎没上过网，不了解网上世界，他说别理，我就没理。
过几天，我发现网站把那人的留言删掉了。二十余万字的小说很快就发完了，除了那人外，没有人留言，什么也没发生，我的文章只是在网上过一趟。
我这才意识到，写书的辉煌时代已经过去，才子诗人，不再是“白衣卿相”。
我不甘心，背着打印出来的稿，坐火车找到北京的大杂志社，以为我从东北大老远来编辑会感动的。真想不到，闻名全国的杂志社，里面只有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妇女。她坐在电脑前，眼睛盯着电脑同我说话。听我说完来意后，连看也没看我，只说一句“放下吧”。我知道这会她不能看，就对她说“烦您给看看，我下星期再来”。我想在北京住几天，等她看一看稿，听听她的意见。她告诉我不要等，稿子很多，不知什么时候能排上。我还想同她谈几句，见她没兴趣，只好走开。我知道她不会看。
有人给我出主意，说先写点小东西，出名后，再发大的。我接受了建议，把书中最精彩的部分拿出来，独立成一个短篇，在天涯论坛娱乐八卦栏目发帖，感动了很多人，留言说好。我改了改，打印出来，用特快专递寄给了国内几家有名的杂志社。我坚守规则，寄出去后等三个月，没有回音，再寄再等。一直没有回音。互联网上有人说，“把稿投出去，就别想了，如有回音，纯系意外，大的杂志社都邀稿，不会看来稿。”
看来路还很长，我不怕路远，一定坚持走下去。我要让后人看到这个时代，曾经有个穷人在用心书写这个时代。我一遍又一遍地修改文稿，添加内容，很快文字过三十万了。我沉浸在文字表述的世界中，享受文字带来的快感。如果无“纸笔代喉舌”，我“千种相思向谁说”？
我四处投稿，又参加征文大赛，可一点回音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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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来了，身后跟着一个五十岁上下的妇人，说是他爱人。长相也说不清好还是不好，看上去像个正派人。胡本正长得还行，头发总是很光滑、齐整，穿的衣服也讲究。
这人带来的几个菜比他穿的衣服还讲究。市场上六十五元一斤的熟驴肉我都没舍得买，他带来了约一斤半，另外两个菜也很好。
他先喝白酒，后喝啤酒，酒量很大，话也很大。
“秋哥，我祖上就是《红楼梦》里那样的人家呀！土匪上我们家抢走了五大车珠宝啊！”他喝了口酒，放下酒杯瞪着小眼睛看着我说。
我心想去你妈的，我就没听说历史上有姓胡的名人。你个熊色，祖先还能赶上荣国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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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走了，我望着他的背影，心想：这种人怎么能当监管员呢！公司领导怎么不开除他？
第二年夏天，听说有业主还不上贷款跑了。质押物有假，不值那些钱。公司开除了几个监管员，又严格了监管制度，还强调不准“传播谣言”。我想问问这些烂尾项目怎么办？监管员都不知道，知道内情的几个固定工又不告诉我们。
因为在写书，这两年，我的口袋里总有一支笔，几张白纸，以便随时记下忽然想到的自认为有价值的语句。睡觉之前，我的枕边也要放一支笔，几张白纸。我一边构思，一边写作。我丰富的人生经历，催赶我的手指在键盘上、白纸上滑动，有疲劳，也有快感。我决心把它写完，为老师、为自己。我对自己说：“你在做为人类争光的事，为此受点累是值得的。”
二〇一三年七月，我二十多万字的小说结尾了，那一刻我长出了口气，非常满意自己的作品，以为发表后一定会引起轰动。
我是有作品的人了，再也不怕失业了。
到那里发表呢？
一个年轻人告诉我先在网上发表，他向我推荐了榕树下网站。我听了他的话，开始分段发表。我每天都看点击量，只有二三十人，还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新章节发上去后，很快就被别人的新文章淹没了。我这才知道，作家已经铺天盖地了。有人留言，说我的书在这上发表可惜了，让我跟他联系，他留了网址，说他可以帮我炒作。我不知道怎样与他联系，又去找那个会电脑的年轻人，那年轻人告诉我“别理他，是骗子”。这以前，我几乎没上过网，不了解网上世界，他说别理，我就没理。
过几天，我发现网站把那人的留言删掉了。二十余万字的小说很快就发完了，除了那人外，没有人留言，什么也没发生，我的文章只是在网上过一趟。
我这才意识到，写书的辉煌时代已经过去，才子诗人，不再是“白衣卿相”。
我不甘心，背着打印出来的稿，坐火车找到北京的大杂志社，以为我从东北大老远来编辑会感动的。真想不到，闻名全国的杂志社，里面只有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妇女。她坐在电脑前，眼睛盯着电脑同我说话。听我说完来意后，连看也没看我，只说一句“放下吧”。我知道这会她不能看，就对她说“烦您给看看，我下星期再来”。我想在北京住几天，等她看一看稿，听听她的意见。她告诉我不要等，稿子很多，不知什么时候能排上。我还想同她谈几句，见她没兴趣，只好走开。我知道她不会看。
有人给我出主意，说先写点小东西，出名后，再发大的。我接受了建议，把书中最精彩的部分拿出来，独立成一个短篇，在天涯论坛娱乐八卦栏目发帖，感动了很多人，留言说好。我改了改，打印出来，用特快专递寄给了国内几家有名的杂志社。我坚守规则，寄出去后等三个月，没有回音，再寄再等。一直没有回音。互联网上有人说，“把稿投出去，就别想了，如有回音，纯系意外，大的杂志社都邀稿，不会看来稿。”
看来路还很长，我不怕路远，一定坚持走下去。我要让后人看到这个时代，曾经有个穷人在用心书写这个时代。我一遍又一遍地修改文稿，添加内容，很快文字过三十万了。我沉浸在文字表述的世界中，享受文字带来的快感。如果无“纸笔代喉舌”，我“千种相思向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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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然知道他品质有问题，可也不好拒绝。另外，人在他乡，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来个同乡一起喝两口也是快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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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来了，身后跟着一个五十岁上下的妇人，说是他爱人。长相也说不清好还是不好，看上去像个正派人。胡本正长得还行，头发总是很光滑、齐整，穿的衣服也讲究。
这人带来的几个菜比他穿的衣服还讲究。市场上六十五元一斤的熟驴肉我都没舍得买，他带来了约一斤半，另外两个菜也很好。
他先喝白酒，后喝啤酒，酒量很大，话也很大。
“秋哥，我祖上就是《红楼梦》里那样的人家呀！土匪上我们家抢走了五大车珠宝啊！”他喝了口酒，放下酒杯瞪着小眼睛看着我说。
我心想去你妈的，我就没听说历史上有姓胡的名人。你个熊色，祖先还能赶上荣国府？
他又讲当年在国企当电工的时候，每到中午就从厂里偷捆铜线，卖了换酒喝。他整天在监管点闲着没事干，就去麻将馆（棋牌室）打麻将。买驴肉的钱，说是昨天赢的。那妇人安静地坐在一边，一声不吭。看得出，他们不是很熟悉。
他走了，我望着他的背影，心想：这种人怎么能当监管员呢！公司领导怎么不开除他？
第二年夏天，听说有业主还不上贷款跑了。质押物有假，不值那些钱。公司开除了几个监管员，又严格了监管制度，还强调不准“传播谣言”。我想问问这些烂尾项目怎么办？监管员都不知道，知道内情的几个固定工又不告诉我们。
因为在写书，这两年，我的口袋里总有一支笔，几张白纸，以便随时记下忽然想到的自认为有价值的语句。睡觉之前，我的枕边也要放一支笔，几张白纸。我一边构思，一边写作。我丰富的人生经历，催赶我的手指在键盘上、白纸上滑动，有疲劳，也有快感。我决心把它写完，为老师、为自己。我对自己说：“你在做为人类争光的事，为此受点累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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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给我出主意，说先写点小东西，出名后，再发大的。我接受了建议，把书中最精彩的部分拿出来，独立成一个短篇，在天涯论坛娱乐八卦栏目发帖，感动了很多人，留言说好。我改了改，打印出来，用特快专递寄给了国内几家有名的杂志社。我坚守规则，寄出去后等三个月，没有回音，再寄再等。一直没有回音。互联网上有人说，“把稿投出去，就别想了，如有回音，纯系意外，大的杂志社都邀稿，不会看来稿。”
看来路还很长，我不怕路远，一定坚持走下去。我要让后人看到这个时代，曾经有个穷人在用心书写这个时代。我一遍又一遍地修改文稿，添加内容，很快文字过三十万了。我沉浸在文字表述的世界中，享受文字带来的快感。如果无“纸笔代喉舌”，我“千种相思向谁说”？
我四处投稿，又参加征文大赛，可一点回音也没有。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是正在发光的人，慰安没发光的人说的谎话，不可当真。把金子挖出来才会发光，埋在沙土中就是沙土。我期盼着被挖出来。
写书曾是件多么崇高的事情呀！现在写书的人多了，出书也容易了，也就不再崇高了。这些年，我收到过几本作者签名送的书，这些书实在不能卒读，翻两页就放在一边了。啰啰嗦嗦，看了十多页还不明白他要说什么。我对自己说，这些文字都是心血的结晶，看不下去也别说三道四。莫言的《蛙》我也看不下去，可人家得了头奖，敢说不好吗！
每次休假回到我的家，推开毫无温意的房门，总有种难以名状的孤寂。楼里的原住户几乎都搬走了，换新房了，我还在坚守。每到雨季，我就心烦，担心漏雨，后悔当初要了顶楼。我不想擦地，不想叠被，不收拾桌上的碗筷。窗台上那盆半死不活的吊兰，是我们结婚的前两天，妻从娘家的花盆里掰一枝移来的，因为缺水，今已骨瘦如柴。我喜欢看的那盆文竹，渴得针叶都要掉光了。缸里那几条小热带鱼，还悠闲地在有点发混的水中游动。暖气管还没有接上，反正在家也住不了几天，咬咬牙就过去了。小鱼到了冬天就会被冻死，我不能眼看着它们被冻死，我要给它们买个加热棒，费点电就费点吧！
每隔半年，公司就会把全体监管员集中到一起学习两天。陈总是分管监管业务的副经理（公司还有什么别的业务，我们都不知道），每次开会，他都要强调不准接受吃请，不准勒索客户，一经发现立即开除的话。他还时常开几句并不可笑的玩笑，几个谄谀之徒及时发出笑声附和。每次学习都能看到朱秉正手拿笔记本，跟在陈总身后，谦恭地记下陈总随口说的有用没用的话。
监管员问“客户强行出货怎么办”?陈总回答说：“先用手机拍照，留下证据，再打“110”报警。”有人举手说，“我打了，110不来，说不管经济纠纷，管刑事案件，如果打人了，再找他们。”
陈总说：“你不会说有人抢货了！”我们都明白“110”是不会管的。陈总在会上奖励了一个拼死站在大门口拦车，阻止客户出货的监管员一千元钱。我们都不相信那人能拦得住车。我后来同那人在一起喝酒，问他拦车的事，他说那是为了应付领导，同客户商量好，故意摆出的架势。
拦是拦不住的，厂里那么多人对付你一个监管员还不容易吗！
我监管过一家玉米烘干厂。这个厂用七千吨玉米质押，贷款一千万，为期半年（工行贷款期都是半年，到期可以续贷）。每天天不亮，从吉林或内蒙开来的拉玉米的大货车就在厂门外排起了队（白天不敢走，怕交警查超载），这些司机开了一夜的车，找个地方就睡。我天天看厂里的进出账单，每天买进六七百吨，再卖出六七百吨。库里要保有七千吨。
有一天，厂里突然开进来十几辆空大货车，一看就知道是来拉玉米的。我连忙去找老板，告诉他这些玉米是质押物，不许卖。老板告诉我“只卖两千吨”。我告诉他“不行”。他用坚定的语气对我说，“不卖了玉米，哪有钱还贷款？”我按照公司章程，打电话给监管部长，部长让我打电话找银行信贷员。信贷员说，“你不是负责监管吗？你处理吧。”我只好又去找老板，威胁他说：“你敢不遵守合同，卖了质押物，我公司会起诉你。”他说不怕打官司。我平静地告诉他：“我们是央企，你敢同我们打官司，不怕倾家荡产吗！”
他有点怕了，问我怎么办？我告诉他找银行出个允许出质两千吨的手续，我就让你卖。他掏出电话，打给银行的人，放下电话后，说行长同意了。他驾车去把银行的手续拿回来了，我长出了口气。我没有责任了。
银行的放贷原则是百分之七十，就是质押物变现后打七折。
干这工作以来，我和所有的客户都很和睦，没刁难过任何客户，没索要过任何东西。这老板平时待我也很好，这件事以后，他们全家人都不理我了。我打电话给朱秉正，告诉他和老板打起来了，快把我换走。公司有规定，监管员同客户发生矛盾后，为了监管员的人身安全，要尽快换走。过一天，我灰溜溜地走了。
陈总五十五六岁，相貌和善，神态安详，亲切地称我们这些临时工“兄弟”。段总经理只参加过一次学习，他不爱说话，逢人就微笑，握手，告诉我们有事可直接给他打电话。我们对他们的印象都很好。
每到年节，公司都给监管员发三五百元现金，监管员对公司都很满意。
这年冬天，我正在监管一家榨豆油、花生油的工厂的时候，公司发来传真，通知监管员省工行要派人检查监管点，说哪个监管员出问题，开除哪个监管员，还给我临时增派来个监管员，我这才知道公司和工行签协议时，工行要求每个监管点派两个监管员。我们这些在岗的人都很紧张，不知道人家要查什么，生怕有个闪失，丢了饭碗。
写书曾是件多么崇高的事情呀！现在写书的人多了，出书也容易了，也就不再崇高了。这些年，我收到过几本作者签名送的书，这些书实在不能卒读，翻两页就放在一边了。啰啰嗦嗦，看了十多页还不明白他要说什么。我对自己说，这些文字都是心血的结晶，看不下去也别说三道四。莫言的《蛙》我也看不下去，可人家得了头奖，敢说不好吗！
每次休假回到我的家，推开毫无温意的房门，总有种难以名状的孤寂。楼里的原住户几乎都搬走了，换新房了，我还在坚守。每到雨季，我就心烦，担心漏雨，后悔当初要了顶楼。我不想擦地，不想叠被，不收拾桌上的碗筷。窗台上那盆半死不活的吊兰，是我们结婚的前两天，妻从娘家的花盆里掰一枝移来的，因为缺水，今已骨瘦如柴。我喜欢看的那盆文竹，渴得针叶都要掉光了。缸里那几条小热带鱼，还悠闲地在有点发混的水中游动。暖气管还没有接上，反正在家也住不了几天，咬咬牙就过去了。小鱼到了冬天就会被冻死，我不能眼看着它们被冻死，我要给它们买个加热棒，费点电就费点吧！
每隔半年，公司就会把全体监管员集中到一起学习两天。陈总是分管监管业务的副经理（公司还有什么别的业务，我们都不知道），每次开会，他都要强调不准接受吃请，不准勒索客户，一经发现立即开除的话。他还时常开几句并不可笑的玩笑，几个谄谀之徒及时发出笑声附和。每次学习都能看到朱秉正手拿笔记本，跟在陈总身后，谦恭地记下陈总随口说的有用没用的话。
监管员问“客户强行出货怎么办”?陈总回答说：“先用手机拍照，留下证据，再打“110”报警。”有人举手说，“我打了，110不来，说不管经济纠纷，管刑事案件，如果打人了，再找他们。”
陈总说：“你不会说有人抢货了！”我们都明白“110”是不会管的。陈总在会上奖励了一个拼死站在大门口拦车，阻止客户出货的监管员一千元钱。我们都不相信那人能拦得住车。我后来同那人在一起喝酒，问他拦车的事，他说那是为了应付领导，同客户商量好，故意摆出的架势。
拦是拦不住的，厂里那么多人对付你一个监管员还不容易吗！
我监管过一家玉米烘干厂。这个厂用七千吨玉米质押，贷款一千万，为期半年（工行贷款期都是半年，到期可以续贷）。每天天不亮，从吉林或内蒙开来的拉玉米的大货车就在厂门外排起了队（白天不敢走，怕交警查超载），这些司机开了一夜的车，找个地方就睡。我天天看厂里的进出账单，每天买进六七百吨，再卖出六七百吨。库里要保有七千吨。
有一天，厂里突然开进来十几辆空大货车，一看就知道是来拉玉米的。我连忙去找老板，告诉他这些玉米是质押物，不许卖。老板告诉我“只卖两千吨”。我告诉他“不行”。他用坚定的语气对我说，“不卖了玉米，哪有钱还贷款？”我按照公司章程，打电话给监管部长，部长让我打电话找银行信贷员。信贷员说，“你不是负责监管吗？你处理吧。”我只好又去找老板，威胁他说：“你敢不遵守合同，卖了质押物，我公司会起诉你。”他说不怕打官司。我平静地告诉他：“我们是央企，你敢同我们打官司，不怕倾家荡产吗！”
他有点怕了，问我怎么办？我告诉他找银行出个允许出质两千吨的手续，我就让你卖。他掏出电话，打给银行的人，放下电话后，说行长同意了。他驾车去把银行的手续拿回来了，我长出了口气。我没有责任了。
银行的放贷原则是百分之七十，就是质押物变现后打七折。
干这工作以来，我和所有的客户都很和睦，没刁难过任何客户，没索要过任何东西。这老板平时待我也很好，这件事以后，他们全家人都不理我了。我打电话给朱秉正，告诉他和老板打起来了，快把我换走。公司有规定，监管员同客户发生矛盾后，为了监管员的人身安全，要尽快换走。过一天，我灰溜溜地走了。
陈总五十五六岁，相貌和善，神态安详，亲切地称我们这些临时工“兄弟”。段总经理只参加过一次学习，他不爱说话，逢人就微笑，握手，告诉我们有事可直接给他打电话。我们对他们的印象都很好。
每到年节，公司都给监管员发三五百元现金，监管员对公司都很满意。
这年冬天，我正在监管一家榨豆油、花生油的工厂的时候，公司发来传真，通知监管员省工行要派人检查监管点，说哪个监管员出问题，开除哪个监管员，还给我临时增派来个监管员，我这才知道公司和工行签协议时，工行要求每个监管点派两个监管员。我们这些在岗的人都很紧张，不知道人家要查什么，生怕有个闪失，丢了饭碗。
省市工行的人开着两台车来了，看了眼账目，又看了眼质物，轻描淡写地赞扬了我一句，上车走了。我长出了口气，按领导要求打电话通知下一个监管点准备好，“狼来了。”
两个月以后，听说工行对我公司的监管工作不满意，不和公司签约了。工行不签了，几家小银行贷款额很少，用不了这么多监管员。公司把监管员集中到一起开会，正副经理作出信心百倍的样子，说企业要转型，改为“物流公司”，工资涨一倍，监管员要重新考试，不及格的劝退。
考试以后，公司劝退了一些人。巡查部的人又以脱岗、喝酒、账物不实等原因，让一些人写辞职报告，说这样有面子。几个爱面子的人都写了。还有的让写检查，说写了就没事了，凡写了检查的人都被开除了。
监管员老左，比我大几岁，曾在国企当过生产科长，见多识广，坚决不写辞职报告，让公司开除自己。他被开除后，写了张状子，送到了劳动仲裁机关。
我们这才知道辞职和开除的区别。辞职是自愿的，不给补偿。开除录用时间超过一年的职工要给补偿。公司为了省钱，欺骗了无知的临时工。
老左的行为鼓舞了我们这些暂时没下岗的人，我们突然懂得了维权。昨天还争相巴结的公司领导，眨眼间就横眉冷对了。仲裁的时候，几个在家休息的监管员都去旁听，他们毫无顾忌地站在了老左一边。他们不怕下岗（老百姓叫失业），还有别的监管公司在网上招监管员。都是和我公司一样带“中”字头的特大企业，中铁、中远、中外运。
经过几个月交涉，达成协议，给老左一笔失业金，同时宣布一批人下岗，都给了钱，又发出告示，不想干的可以提出来，公司给失业金。
监管员都知道这工作干不长了。罗康媳妇要找人帮我办个低保，我果决地摇摇头。我弟弟就有低保，每个月要在固定的一天，穿上破旧的衣服，到社区排队签字，领二百多元钱（具体给多少不公开，我问过几个领低保的人，说的数不一样），社区干部夏天找他去拔草，冬天找他去铲雪（不去是不行的），哪里还有颜面可言！我是“士”阶层，怎可食“嗟来之食”呢!
还有人给我介绍对象，说那人看了我的文章很是景仰，云云。我去见了那人，太普通，我摇摇头。
找女人如同吃饭，得意的时候要求饭菜色、香、味俱全。吃饭是在享受。失意的时候，吃饭成了充饥，窝头加咸菜也行。我每见到夫妻相貌相差悬殊，就知道当年丑的一方一定占有经济或政治优势。
我虽然艰难地行走在求生的路上，可还没有忘记观看风景，因为财力不足，看不到远处的风景，尽管希望只“闪烁着垂危的火苗”，我还是期待着砰然心动的一刻，十几年来，我拒绝了很多窝头。在这薄情寡义的世界上，我还在深情地守望着。
女儿大学毕业了，去了远方，来信（微信）告诉我找了个南方男朋友。听女儿的口气，有为自己找了个富家子窃喜的意思，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能有什么意见？我真有意见你会听吗？哪个新生代会在意一个半老的潦倒的爹的意见呢？再说了，我的意见正确吗？我自己都怀疑。
如果在十几年前，我蓬勃向上的时候，看到女儿露出谄媚的笑容，我会感到羞愧。现在，我真不知道在庸常的富人与贫穷的才俊之间，选哪个正确。
我告诉女儿：“尊重你的选择，我没意见。”
生活的不确定性，致使物欲强行挤占了心灵的空间，女儿的心灵只能在笼子里放飞了。
未来社会的前进方向我看不清，只知道一辈子很长，灾难和变故是无时无刻不在的，要找一个懂得生活的人，仅有好心和超守是不够的。
我忽然觉得，人生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人类的生生不息。我的任务就是把孩子健康地养大，然后向上一扬——放飞。
女儿生在一九八八年五月一日夜里。那天夜里，我激动得睡不着，想，我有女儿了，这第一件事该为她做什么呢？
第二天上午，我到商场买了本最贵的笔记本，红缎子面的，花了四元钱。回到家里后，我把孩子出生那天的日历从台历上撕下来，夹在了笔记本里。我要把女儿的成长过程记下来，等她出嫁的时候，当礼物送给她。这笔记写了十多年，十万余字，记下了女儿很多有趣的瞬间。女儿五年级的时候，她妈妈把她带走了，笔记停止了，诗意被拦腰斩断了。
她们离开我十多年了，十多年来她们的影像时常闪现在我的魂间，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会在梦中相见。
她们走的最初几年，我梦到孩子她妈妈的时候多。在梦中，我们还在冷战，地点从我们结婚时住的简易住房到她娘家，从无欢快的场景。多少个夜半，我从极度的悲伤中醒来，看窗外有月或无月的夜空，努力平复心底的波澜，告戒自己不要沉湎于过去，要面向未来。这些年，我梦到女儿的时候多了起来，在梦中我们还在亲昵欢笑，温情延宕到天明。
我曾经在小报上看过一篇文章，说我们经常做从高空坠落和被追逐的梦，是因为人类的祖先曾生活在树上，睡觉的时候经常从树上掉下了。被追逐的梦是因为先人以狩猎为生，追野兽也被野兽追。
这样想来，人的意识和物质一样都是不灭的，会一代一代神秘地传下去，像古代一个和尚说的，“薪火相传。”
两个月以后，听说工行对我公司的监管工作不满意，不和公司签约了。工行不签了，几家小银行贷款额很少，用不了这么多监管员。公司把监管员集中到一起开会，正副经理作出信心百倍的样子，说企业要转型，改为“物流公司”，工资涨一倍，监管员要重新考试，不及格的劝退。
考试以后，公司劝退了一些人。巡查部的人又以脱岗、喝酒、账物不实等原因，让一些人写辞职报告，说这样有面子。几个爱面子的人都写了。还有的让写检查，说写了就没事了，凡写了检查的人都被开除了。
监管员老左，比我大几岁，曾在国企当过生产科长，见多识广，坚决不写辞职报告，让公司开除自己。他被开除后，写了张状子，送到了劳动仲裁机关。
我们这才知道辞职和开除的区别。辞职是自愿的，不给补偿。开除录用时间超过一年的职工要给补偿。公司为了省钱，欺骗了无知的临时工。
老左的行为鼓舞了我们这些暂时没下岗的人，我们突然懂得了维权。昨天还争相巴结的公司领导，眨眼间就横眉冷对了。仲裁的时候，几个在家休息的监管员都去旁听，他们毫无顾忌地站在了老左一边。他们不怕下岗（老百姓叫失业），还有别的监管公司在网上招监管员。都是和我公司一样带“中”字头的特大企业，中铁、中远、中外运。
经过几个月交涉，达成协议，给老左一笔失业金，同时宣布一批人下岗，都给了钱，又发出告示，不想干的可以提出来，公司给失业金。
监管员都知道这工作干不长了。罗康媳妇要找人帮我办个低保，我果决地摇摇头。我弟弟就有低保，每个月要在固定的一天，穿上破旧的衣服，到社区排队签字，领二百多元钱（具体给多少不公开，我问过几个领低保的人，说的数不一样），社区干部夏天找他去拔草，冬天找他去铲雪（不去是不行的），哪里还有颜面可言！我是“士”阶层，怎可食“嗟来之食”呢!
还有人给我介绍对象，说那人看了我的文章很是景仰，云云。我去见了那人，太普通，我摇摇头。
找女人如同吃饭，得意的时候要求饭菜色、香、味俱全。吃饭是在享受。失意的时候，吃饭成了充饥，窝头加咸菜也行。我每见到夫妻相貌相差悬殊，就知道当年丑的一方一定占有经济或政治优势。
我虽然艰难地行走在求生的路上，可还没有忘记观看风景，因为财力不足，看不到远处的风景，尽管希望只“闪烁着垂危的火苗”，我还是期待着砰然心动的一刻，十几年来，我拒绝了很多窝头。在这薄情寡义的世界上，我还在深情地守望着。
女儿大学毕业了，去了远方，来信（微信）告诉我找了个南方男朋友。听女儿的口气，有为自己找了个富家子窃喜的意思，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能有什么意见？我真有意见你会听吗？哪个新生代会在意一个半老的潦倒的爹的意见呢？再说了，我的意见正确吗？我自己都怀疑。
如果在十几年前，我蓬勃向上的时候，看到女儿露出谄媚的笑容，我会感到羞愧。现在，我真不知道在庸常的富人与贫穷的才俊之间，选哪个正确。
我告诉女儿：“尊重你的选择，我没意见。”
生活的不确定性，致使物欲强行挤占了心灵的空间，女儿的心灵只能在笼子里放飞了。
未来社会的前进方向我看不清，只知道一辈子很长，灾难和变故是无时无刻不在的，要找一个懂得生活的人，仅有好心和超守是不够的。
我忽然觉得，人生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人类的生生不息。我的任务就是把孩子健康地养大，然后向上一扬——放飞。
女儿生在一九八八年五月一日夜里。那天夜里，我激动得睡不着，想，我有女儿了，这第一件事该为她做什么呢？
第二天上午，我到商场买了本最贵的笔记本，红缎子面的，花了四元钱。回到家里后，我把孩子出生那天的日历从台历上撕下来，夹在了笔记本里。我要把女儿的成长过程记下来，等她出嫁的时候，当礼物送给她。这笔记写了十多年，十万余字，记下了女儿很多有趣的瞬间。女儿五年级的时候，她妈妈把她带走了，笔记停止了，诗意被拦腰斩断了。
她们离开我十多年了，十多年来她们的影像时常闪现在我的魂间，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会在梦中相见。
她们走的最初几年，我梦到孩子她妈妈的时候多。在梦中，我们还在冷战，地点从我们结婚时住的简易住房到她娘家，从无欢快的场景。多少个夜半，我从极度的悲伤中醒来，看窗外有月或无月的夜空，努力平复心底的波澜，告戒自己不要沉湎于过去，要面向未来。这些年，我梦到女儿的时候多了起来，在梦中我们还在亲昵欢笑，温情延宕到天明。
我曾经在小报上看过一篇文章，说我们经常做从高空坠落和被追逐的梦，是因为人类的祖先曾生活在树上，睡觉的时候经常从树上掉下了。被追逐的梦是因为先人以狩猎为生，追野兽也被野兽追。
这样想来，人的意识和物质一样都是不灭的，会一代一代神秘地传下去，像古代一个和尚说的，“薪火相传。”
第五章 我遇见的老板
干监管工作三年了，我似乎走出了灾区，口袋里有余钱，胸中有千秋，更可喜的是我有些习惯了漂泊。回家待几天就想出去，出去几天又想回来。
这几年，我经常和企业老板在一个桌上吃饭，我观察他们，他们也观察我。我衣着整洁，言语适度，几乎所有接触过我的人都对我有好感，夸我素质好。
我对这些老板的整体印象是正面的。以前，因为不了解他们，以为他们财大气粗，为富不仁，活得很潇洒。现在，我知道他们很累，一个不小心，就可能从债权人变为债务人。今天还小心翼翼恭维你的员工，明天就会骂骂咧咧找上门来讨债。所谓大老板，就是借钱比别人多的人。我怀着平常心对待他们。
有家资产过亿的矿厂，因为在山中，吃住条件都不好，尤其是吃的。我对艰苦的态度很豁达，认为苦乐都是人生旅途上的风景，我用欣赏的心态看待苦与乐，知道都是暂时的。有一天，饭桌上突然多了几个菜，原来是老板从县城开车来了。这老板姓王，长我几岁，同来的还有公司经理加一个三十左右岁的年轻男人，这年轻人戴着眼镜，身材匀称，礼貌谦和，我以为是企业的雇工。
在一个桌喝酒的时候，矿长给我介绍那年轻人，说是名牌大学毕业，是镇上的党委副书记，本矿老板的大儿子。老板的儿子是镇上的书记一点不奇怪，奇怪的是竟这样谦恭，眼睛里看不到一丝傲气，我真是想不到。
这天晚上，矿长告诉我，“老板夸你了，说你档次高。”几天以后，老板又来了，要我把住的房间腾出来，说要做化验室，让我搬到县城公司总部去住。他亲自开车送我。
坐在他舒适的小车里，我真诚地赞美了他大儿子，说无世家子弟的轻浮神态，定能“承袭大统”。他听了很高兴，告诉我想花点钱，让他再上一个台阶。我提醒他不要让儿子去权力部门，富家子弟，万众瞩目，一个闪失就难以收拾。他也有点担忧，说家里不缺钱，可找个闲差又不甘心。
公司总部没有食堂，“我上哪吃饭去呀？合同上可写明了你供饭。”我对他说。他点头说“对，是那么写的”。他犹疑了一会，让我上街去吃，我等着他说下句钱谁拿，他没说，我也没好意思问。我在那呆（或待）了四天就换岗了，期间他让员工请我吃了两顿，我自掏腰包对付了几顿。
收发室看大门的人每天黄昏都打电话找来三个人和王老板打扑克，他们都是开矿的，四个人双腿盘坐在收发室几近肮脏的炕上。我闲着没事，在一边观战。王老板悄声告诉我，南面坐着那人也有过亿资产，另两个都有千八百万。这些富人要牌都很谨慎，打得都不精细。他们不是有意不精细，是不会精细，每场输赢不到一千元，玩的时间不超过三个小时，结束的时候，赢钱那人会扔给看门人二三十元电话费。
在我离开的前一天黄昏，王老板知道我要走了，叮嘱我明天早晨等他来了再走，有点事。我知道他要送我点什么，我不想等他，去我市的长途车每天只有一班，早七点半发车。
第二天早晨，这个亿万富翁很早就来找我，把我带到他讲究的办公室，递给我五百元钱，说这几天委屈了，拿着路上买点吃的。又补充说“只有你来了，有这待遇，别人不行”。我知道这是吃饭钱，我没花这么多。我不要他的钱，他塞给我，真诚地说：“你以后如果路过这里，就上来看看。”
我拿了他的钱，在车站边上的商店里花了三百四十元，给自己买了件上衣。这是我穿过的最贵的上衣。坐上长途汽车的时候，我心想，他为什么昨天晚上不把钱给我呢？
以后，我真的又到过那县城，走到王老板办公楼下看着他那房间，想了想，没有上去。我在附近找了个小酒店，喝酒的时候，向店主打听王老板的近况。店主告诉我：“矿石现在不好卖了，企业不太好，还能坚持，不欠工资。”
我监管一家乡下小粮厂的时候，女主人见我整天看书、写字，知道我是文化人，吃饭的时候就同我闲聊几句。她没读过多少书，说话却很有条理。她长得有些丑，男人却长得很帅，这小子几乎每天晚上都开车出去，我真有些替女主人担心。
一个月到了，我该回家休息了。女主人开车送我去县城的长途汽车站。在路上，我把埋在心底的忧虑说了出来，嘱咐她留点心。她非常聪明，一听就明白了。她平静地说：“现在我俩合在一起生意挺好，如果分开了，客户就会分散，谁也干不好。”她告诉我当年自己父亲是开工厂的，她男人在她父亲厂里打工，娶了她以后，在岳丈的帮助下有了今天的成就。又说他们曾一起出过车祸，意为经过生死考验。
我知道这些都靠不住。我不过是个过客，不便多说。到车站的时候，她打开汽车后备箱，拿出两个质地很好的纸袋递给我。我打开一看，里面是摆放规整、图案精美，几个小铁盒包装起来的茶叶。这些茶叶我五年也喝不完。
半年后，我又到了那县城，去她家看她。我担心的事应验了。工人告诉我“两口子正闹离婚，女主人很长时间没来了”。原本和蔼可亲的老婆婆生气地跟我说，“太不像话了，孩子也不管了。”她三岁大的小女儿认出了我。我在她家院子里看了看，笼子里那只恶狗认不出我了，冲着我大叫。
女主人突然开着车来了，我喊一声“喂”！向她走去。她看到我时一惊，握着我的手深情地说：“想不到还能见到你！”她是来看孩子的，她婆婆毫无表情地站在一边。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也就没说什么，勉强笑了笑，算是回答了她。
干监管工作三年了，我似乎走出了灾区，口袋里有余钱，胸中有千秋，更可喜的是我有些习惯了漂泊。回家待几天就想出去，出去几天又想回来。
这几年，我经常和企业老板在一个桌上吃饭，我观察他们，他们也观察我。我衣着整洁，言语适度，几乎所有接触过我的人都对我有好感，夸我素质好。
我对这些老板的整体印象是正面的。以前，因为不了解他们，以为他们财大气粗，为富不仁，活得很潇洒。现在，我知道他们很累，一个不小心，就可能从债权人变为债务人。今天还小心翼翼恭维你的员工，明天就会骂骂咧咧找上门来讨债。所谓大老板，就是借钱比别人多的人。我怀着平常心对待他们。
有家资产过亿的矿厂，因为在山中，吃住条件都不好，尤其是吃的。我对艰苦的态度很豁达，认为苦乐都是人生旅途上的风景，我用欣赏的心态看待苦与乐，知道都是暂时的。有一天，饭桌上突然多了几个菜，原来是老板从县城开车来了。这老板姓王，长我几岁，同来的还有公司经理加一个三十左右岁的年轻男人，这年轻人戴着眼镜，身材匀称，礼貌谦和，我以为是企业的雇工。
在一个桌喝酒的时候，矿长给我介绍那年轻人，说是名牌大学毕业，是镇上的党委副书记，本矿老板的大儿子。老板的儿子是镇上的书记一点不奇怪，奇怪的是竟这样谦恭，眼睛里看不到一丝傲气，我真是想不到。
这天晚上，矿长告诉我，“老板夸你了，说你档次高。”几天以后，老板又来了，要我把住的房间腾出来，说要做化验室，让我搬到县城公司总部去住。他亲自开车送我。
坐在他舒适的小车里，我真诚地赞美了他大儿子，说无世家子弟的轻浮神态，定能“承袭大统”。他听了很高兴，告诉我想花点钱，让他再上一个台阶。我提醒他不要让儿子去权力部门，富家子弟，万众瞩目，一个闪失就难以收拾。他也有点担忧，说家里不缺钱，可找个闲差又不甘心。
公司总部没有食堂，“我上哪吃饭去呀？合同上可写明了你供饭。”我对他说。他点头说“对，是那么写的”。他犹疑了一会，让我上街去吃，我等着他说下句钱谁拿，他没说，我也没好意思问。我在那呆（或待）了四天就换岗了，期间他让员工请我吃了两顿，我自掏腰包对付了几顿。
收发室看大门的人每天黄昏都打电话找来三个人和王老板打扑克，他们都是开矿的，四个人双腿盘坐在收发室几近肮脏的炕上。我闲着没事，在一边观战。王老板悄声告诉我，南面坐着那人也有过亿资产，另两个都有千八百万。这些富人要牌都很谨慎，打得都不精细。他们不是有意不精细，是不会精细，每场输赢不到一千元，玩的时间不超过三个小时，结束的时候，赢钱那人会扔给看门人二三十元电话费。
在我离开的前一天黄昏，王老板知道我要走了，叮嘱我明天早晨等他来了再走，有点事。我知道他要送我点什么，我不想等他，去我市的长途车每天只有一班，早七点半发车。
第二天早晨，这个亿万富翁很早就来找我，把我带到他讲究的办公室，递给我五百元钱，说这几天委屈了，拿着路上买点吃的。又补充说“只有你来了，有这待遇，别人不行”。我知道这是吃饭钱，我没花这么多。我不要他的钱，他塞给我，真诚地说：“你以后如果路过这里，就上来看看。”
我拿了他的钱，在车站边上的商店里花了三百四十元，给自己买了件上衣。这是我穿过的最贵的上衣。坐上长途汽车的时候，我心想，他为什么昨天晚上不把钱给我呢？
以后，我真的又到过那县城，走到王老板办公楼下看着他那房间，想了想，没有上去。我在附近找了个小酒店，喝酒的时候，向店主打听王老板的近况。店主告诉我：“矿石现在不好卖了，企业不太好，还能坚持，不欠工资。”
我监管一家乡下小粮厂的时候，女主人见我整天看书、写字，知道我是文化人，吃饭的时候就同我闲聊几句。她没读过多少书，说话却很有条理。她长得有些丑，男人却长得很帅，这小子几乎每天晚上都开车出去，我真有些替女主人担心。
一个月到了，我该回家休息了。女主人开车送我去县城的长途汽车站。在路上，我把埋在心底的忧虑说了出来，嘱咐她留点心。她非常聪明，一听就明白了。她平静地说：“现在我俩合在一起生意挺好，如果分开了，客户就会分散，谁也干不好。”她告诉我当年自己父亲是开工厂的，她男人在她父亲厂里打工，娶了她以后，在岳丈的帮助下有了今天的成就。又说他们曾一起出过车祸，意为经过生死考验。
我知道这些都靠不住。我不过是个过客，不便多说。到车站的时候，她打开汽车后备箱，拿出两个质地很好的纸袋递给我。我打开一看，里面是摆放规整、图案精美，几个小铁盒包装起来的茶叶。这些茶叶我五年也喝不完。
半年后，我又到了那县城，去她家看她。我担心的事应验了。工人告诉我“两口子正闹离婚，女主人很长时间没来了”。原本和蔼可亲的老婆婆生气地跟我说，“太不像话了，孩子也不管了。”她三岁大的小女儿认出了我。我在她家院子里看了看，笼子里那只恶狗认不出我了，冲着我大叫。
女主人突然开着车来了，我喊一声“喂”！向她走去。她看到我时一惊，握着我的手深情地说：“想不到还能见到你！”她是来看孩子的，她婆婆毫无表情地站在一边。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也就没说什么，勉强笑了笑，算是回答了她。
还有个油厂老板，六十多岁了。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是亡妻生的，三十多岁，在厂里协助他管理。小儿子才上小学一年级，这小子活力四射，长得也漂亮，厂里的人都很喜欢。我也喜欢。他像宝贝一样，被厂里的人呵护着。因为每天都有人管他、搂抱他，他很烦。有一天，他手拿一条拖拉机上用的皮带，使劲抽打办公楼的地面，嘴里愤愤不平地说，“我看这回谁敢管我？什么经理、我爸、我妈，谁也不好使。”我走到他近前，问：“敢打你爸？”他大声回答：“敢。”并做出要去打爸爸的样子，我把他叫回来，又问：“敢打你爷呀？”他爷九十四岁了，有点糊涂，住在办公楼里。他摇头说：“不敢，我爷太老。”看到他，我时常想起大观园里的贾宝玉，一定是被人管的烦恼，才离家出走的。
这个厂伙食分三个等级。老板一等；老板娘、儿子、管家、我二等；员工三等。分别在三个地方吃。老板说我是来的这些监管员中素质最好的，有书卷气。我喜欢这评语。
“你们上一个监管员很不讲究，光着膀子，穿裤衩，站在办公楼里。”他对我说。我看他也不讲究。他穿的裤子很长，拖到地面了，雨后裤脚上沾了泥巴也不洗，几天都穿着。我想提醒他，想想还是算了，人家能看不到吗！
他有时一个人喝酒寂寞了，就让服务员喊我过去陪他喝酒。喝酒的时候他常说几句“不足为外人道也”的话。他说非常喜欢小儿子，自己有糖尿病、高血压，医生不让喝酒，可忍不住总想喝点，担心自己一旦倒下，大儿子欺负小儿子娘俩。见他真有些烦恼，我劝他趁清醒把家产分两份。他担心小老婆太弱，恐撑不起来。
他有座山，山上养了很多野鸡、野鸭，我走的时候，他让我拿走几个，我没拿，说家里没地方养，我又不敢杀。
第六章 祸起
回家休息的几天，几乎天天和朋友在一起喝酒。有几个人请喝顿酒是不够的。两个女同学在我落魄的时候，曾替我交过随人情的份子钱，人家可是悄悄替我交的，根本没指望我还钱。她们也是穷人，绝无私利的盘算。为了回报人家，我几乎每到一地就上街给她们买小礼物。小镜子，小皮包什么的。男朋友是不会主动替我随钱的，他们经常请我喝酒。喝酒的时候，我问了他们的腰围、鞋号。出门回来的时候，送他们皮鞋、裤子、裤带什么的。我秉承送人的东西一定要好的原则，尽我的能力。他们知道我没有钱，收下东西后，背地里赞扬我是个值得亲近的好人。其实，他们请我喝顿酒的钱，能买好几条裤子。这些东西代表了一种心意，传递了一份温情，加深了我们的友谊。
我曾观察过男人与女人的不同，觉得差别不大。
子曰：“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则不逊，远则怨。”其实，男人也这样。我有意和这些男女朋友保持一定距离，免遭“不逊”。
这个厂伙食分三个等级。老板一等；老板娘、儿子、管家、我二等；员工三等。分别在三个地方吃。老板说我是来的这些监管员中素质最好的，有书卷气。我喜欢这评语。
“你们上一个监管员很不讲究，光着膀子，穿裤衩，站在办公楼里。”他对我说。我看他也不讲究。他穿的裤子很长，拖到地面了，雨后裤脚上沾了泥巴也不洗，几天都穿着。我想提醒他，想想还是算了，人家能看不到吗！
他有时一个人喝酒寂寞了，就让服务员喊我过去陪他喝酒。喝酒的时候他常说几句“不足为外人道也”的话。他说非常喜欢小儿子，自己有糖尿病、高血压，医生不让喝酒，可忍不住总想喝点，担心自己一旦倒下，大儿子欺负小儿子娘俩。见他真有些烦恼，我劝他趁清醒把家产分两份。他担心小老婆太弱，恐撑不起来。
他有座山，山上养了很多野鸡、野鸭，我走的时候，他让我拿走几个，我没拿，说家里没地方养，我又不敢杀。
第六章 祸起
回家休息的几天，几乎天天和朋友在一起喝酒。有几个人请喝顿酒是不够的。两个女同学在我落魄的时候，曾替我交过随人情的份子钱，人家可是悄悄替我交的，根本没指望我还钱。她们也是穷人，绝无私利的盘算。为了回报人家，我几乎每到一地就上街给她们买小礼物。小镜子，小皮包什么的。男朋友是不会主动替我随钱的，他们经常请我喝酒。喝酒的时候，我问了他们的腰围、鞋号。出门回来的时候，送他们皮鞋、裤子、裤带什么的。我秉承送人的东西一定要好的原则，尽我的能力。他们知道我没有钱，收下东西后，背地里赞扬我是个值得亲近的好人。其实，他们请我喝顿酒的钱，能买好几条裤子。这些东西代表了一种心意，传递了一份温情，加深了我们的友谊。
我曾观察过男人与女人的不同，觉得差别不大。
子曰：“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则不逊，远则怨。”其实，男人也这样。我有意和这些男女朋友保持一定距离，免遭“不逊”。
我也给自己买服装，买有特色又不太贵的服装。
这特色不是奇装异服，是新鲜。比如：白衬衫弄个黑色领口；黑衬衫弄几粒白扣子，镶个白袖口。或是到商场选一块素一点的花格布，自己设计一件汗衫。
不穿西裤，太板。到体育专卖店卖几条厚薄不一、色彩不一的运动裤。这种裤子大腿左侧有一彩色标识，穿起来即随便，还有档次，又见活力，更可贵的是几年不褪色。
服装不仅是遮体、御寒用的，还要有视觉上的审美需求。服装体现人的品位、性格、经济实力。好的服装是形体美的组成部分，能提振精神，不可不察。
在我看来，形式就是内容，外表邋遢的人，内在的境界也不会高。那些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的人，内脏一定有问题。
没有钱也要有精神，没了精神人就彻底完了，所谓“哀莫大于心死”。
我虽然深知钱的重要，可不是很在乎。我手机里有几十个微信公众号，每天都要花点时间看一会。有文章说袁世凯的一个儿子（好像是老二），叫袁克什么，把钱都花在请朋友喝酒上了，死的时候，口袋里只有二十块钱。看情形，我死的时候也会这样。
女儿工作后，我过生日的时候，就寄来衣服。她寄来的衣服质量好，式样也新潮。
她大学毕业后就找到了工作，工资是我的三倍。她受的教育是成功的，所谓成功，就是能把学到的知识转化为生存技能。
《论语》的开篇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书上的解释是：复习学过的知识，不是愉快的事情吗？我认为，以孔子的博大，断不会说这么无聊的话。他一定是说要学以致用，这“时习”二字，不是复习的意思，是实践的意思。译为“把学过的知识，运用到生活中去，是愉快的事情”，语境更深远些。
我受的教育只给了我一种境界，这境界成了我的负担，害得我上不去下不来。
听说朱秉正要调到新公司任职，成为正式职工了，很多监管员巴结他，要跟他走。他得意洋洋地看着我，等我去求他。我心想：你个孙子，我就是失业也不会求你。我如果真去求他，就太蠢了。他不需要朋友，需要下属。他在享受权力带来的快感，以为自己的卑劣计量别人看不到。他在经营权力，自以为很恰当。
他又把我派到了胡三的油厂，说我熟悉这地方，嘱咐我“看严点”。厂子还是老样子，几个油罐威严地耸立着。拉油的二十多辆油罐车整齐地排列在油罐边，都喷了新漆，一副整装待发的样子做给人看。他盖的那片新楼房夜间能看到零星的灯光。
一天朱秉正来了，在胡三的办公室里呆一会走了，走后不久给我打电话，让我替他签个字，说咱公司跟胡三借七十万块钱急用。
公司借钱让我签字？我算老几呀！不行，我拒绝了。他安慰我说“明天就把公司的借据送来抽走你的借条”。我知道签这个字有责任，还是不同意。胡三带着会计来找我，对我说“你替朱经理（我们都叫朱秉正朱经理）签了吧，没事”。朱秉正又打来电话说“咱们公司还能有问题呀？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并保证明天一定换借据。油厂的女会计挎着小包，急着去银行的样子，催我快签，还说“出了问题我给你作证”。
我只好在借据上签了名，为了免受牵连，又写上，“代朱秉正签字。”
七十万呀，我签个字就汇走了，我市的商品房才四五千一平米，一个监管员哪有这么大权啊！我有些不安。第二天，朱秉正真来了，没拿来借据，说得过几天，胡三点点头。我催朱秉正快点办，他答应了。
这特色不是奇装异服，是新鲜。比如：白衬衫弄个黑色领口；黑衬衫弄几粒白扣子，镶个白袖口。或是到商场选一块素一点的花格布，自己设计一件汗衫。
不穿西裤，太板。到体育专卖店卖几条厚薄不一、色彩不一的运动裤。这种裤子大腿左侧有一彩色标识，穿起来即随便，还有档次，又见活力，更可贵的是几年不褪色。
服装不仅是遮体、御寒用的，还要有视觉上的审美需求。服装体现人的品位、性格、经济实力。好的服装是形体美的组成部分，能提振精神，不可不察。
在我看来，形式就是内容，外表邋遢的人，内在的境界也不会高。那些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的人，内脏一定有问题。
没有钱也要有精神，没了精神人就彻底完了，所谓“哀莫大于心死”。
我虽然深知钱的重要，可不是很在乎。我手机里有几十个微信公众号，每天都要花点时间看一会。有文章说袁世凯的一个儿子（好像是老二），叫袁克什么，把钱都花在请朋友喝酒上了，死的时候，口袋里只有二十块钱。看情形，我死的时候也会这样。
女儿工作后，我过生日的时候，就寄来衣服。她寄来的衣服质量好，式样也新潮。
她大学毕业后就找到了工作，工资是我的三倍。她受的教育是成功的，所谓成功，就是能把学到的知识转化为生存技能。
《论语》的开篇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书上的解释是：复习学过的知识，不是愉快的事情吗？我认为，以孔子的博大，断不会说这么无聊的话。他一定是说要学以致用，这“时习”二字，不是复习的意思，是实践的意思。译为“把学过的知识，运用到生活中去，是愉快的事情”，语境更深远些。
我受的教育只给了我一种境界，这境界成了我的负担，害得我上不去下不来。
听说朱秉正要调到新公司任职，成为正式职工了，很多监管员巴结他，要跟他走。他得意洋洋地看着我，等我去求他。我心想：你个孙子，我就是失业也不会求你。我如果真去求他，就太蠢了。他不需要朋友，需要下属。他在享受权力带来的快感，以为自己的卑劣计量别人看不到。他在经营权力，自以为很恰当。
他又把我派到了胡三的油厂，说我熟悉这地方，嘱咐我“看严点”。厂子还是老样子，几个油罐威严地耸立着。拉油的二十多辆油罐车整齐地排列在油罐边，都喷了新漆，一副整装待发的样子做给人看。他盖的那片新楼房夜间能看到零星的灯光。
一天朱秉正来了，在胡三的办公室里呆一会走了，走后不久给我打电话，让我替他签个字，说咱公司跟胡三借七十万块钱急用。
公司借钱让我签字？我算老几呀！不行，我拒绝了。他安慰我说“明天就把公司的借据送来抽走你的借条”。我知道签这个字有责任，还是不同意。胡三带着会计来找我，对我说“你替朱经理（我们都叫朱秉正朱经理）签了吧，没事”。朱秉正又打来电话说“咱们公司还能有问题呀？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并保证明天一定换借据。油厂的女会计挎着小包，急着去银行的样子，催我快签，还说“出了问题我给你作证”。
我只好在借据上签了名，为了免受牵连，又写上，“代朱秉正签字。”
七十万呀，我签个字就汇走了，我市的商品房才四五千一平米，一个监管员哪有这么大权啊！我有些不安。第二天，朱秉正真来了，没拿来借据，说得过几天，胡三点点头。我催朱秉正快点办，他答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