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瓶里的小鱼儿 368楼 2014-09-17 15:10:47
于学忠部从河北迁甘肃，于学忠河北省主席调任甘肃省主席，应该不算分裂东北军的意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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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要讲到那事.

梅津美治郎想挑起华北战争,提出要将于学忠赶出华北,不许他当河北省主席,要驱赶兰衣社头子曾扩情,将蒋孝先的宪兵团逐出北平等等一系列条件,派酒井隆逼何应钦签字,酒井隆甚至把刀架在何应钦脖子上,当时开战条件不具备,何应钦忍住,不赶发怒,就收下条子,随后南京政府把于学忠\\曾扩情\\蒋孝先调出北平.....
事实上,何应钦也并没有签所谓的<何梅协定>
战后,酒井隆定二级战犯,由中国审判,执行死刑,无奈,梅津美治郎是甲级战犯,不由中国审判.逃脱了绞刑.

酒井隆还解开裤子,光天化日之下在何应钦客厅前撒尿...酒井隆的全部目的是要激怒何应钦杀他,达到马上发动战争的目的.

不论中国还是日本都没有所谓<何梅协定>的文本,更没有签字文件.
大家莫名其妙地跟着日本的造谣媒体去喊<何梅协定>,实在可悲!可怜!

所以,从惩办战犯的角度,不是把级别升得越高越好,而是把审判权握在本国手中才正好.
如果中国定梅津美治郎为丙级战犯,就可以在警备区一级的军事法庭判他死刑,并马上执行.

三．在洛川与肤施进行的秘密谈判
3．洛川会晤
1936年1月19日按高福源带回的电台频率和联络方式, 彭德怀给王以哲发了第一封电报。电报告诉他:李克农即将去洛川。从此,红军与王以哲的秘密电报联络开始了。
1月20日李克农一行来到洛川城内柳营司令部就把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议郑重地面交给了王以哲，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议是党的核心文件，这充分表明了共产党的诚意。
第二天，张学良来了。他与李克农会谈了三小时。李克农再次表示了红军的诚意后提出，东北军只有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才有生路，如愿意，可以在西北先组成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张学良沉默点头。
随后，由王以哲与李克农就细节问题进行了协商，达成三点口头议定。
据时任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参谋处代处长佟铁肩后来的回忆，会晤中，李克农与王以哲口头议定内容是：一、东北军与中共红军双方同意立即停火；二、红军即由西安至延安公路上向两侧各撤出5华里以外，并保证公路交通和东北军驻军补给运输的安全；三、东北军同意补给中共红军一部分药品、医疗器材、通信器材和弹药等军用物资，由洛川六十七军和一○五师仓库运至肤施（今延安）再转交中共中央。
达成这一协议，完全基于双方互利互惠——王以哲希望被红军切断交通的部队能方便地得到补给，中共方面希望获得一些急需的药品、医疗器材、通信器材等。
为保守秘密及受本身环境限制，张学良表示，东北军在作战方面将采取消极态度，并提出两方就原境划界。红军决定李克农继续担任红军代表长驻洛川王以哲军部。至此，王以哲的洛川前线司令部成为东北军与红军交流意见的秘密场所。
一月会谈成功结束后，张学良交给李克农1万元作为赠给中共中央的礼金，从此开启了东北军接济中共和红军的大门。自然对于军阀出身的东北军来说，那是一种江湖义气，是花钱买朋友，买平安。
李克农于1月21日从洛川返回，向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汇报并准备进一步会谈。于是，新一轮的洛川会谈又开始了。
2月20日彭德怀再给王以哲信函通知：红军代表李克农、钱之光、戴镜元等四人于21日从瓦窑堡动身，25日可抵洛川，望妥为接待，并保证安全。
2月21日李克农一行4人，加上高福源，在东北军的护送下，冒着大风雪从瓦窑堡出发赶赴洛川。个头不高的团长李克农穿着中山装，神态不严而威。知道他的人，就总会想到中共谍报专家的“龙潭三侠”。他的秘书是徐之光，戴礼帽，穿长衫。他此来是负责与东北军达成物资互通贸易等协议，并采购红军急需物品和药品。徐之光当然不是真名实姓。他实际上就是苏维埃贸易总局局长、红军军需部的负责人钱之光。钱之光后来是国家轻工业部部长、也是新中国纺织工业管理体制的奠基人。17岁的译电员戴镜元身着学生装。别看他是娃娃兵，此时已经是军委二局副局长，从事的是红军最机密的工作，用的却是最真实的姓名。他是红军、八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一个传奇人物。他九岁加入共青团，同年参与邓子恢、张鼎承领导的闽西暴动，次年，他仅十岁就成为中共党员，并先后任乡儿童团团长、区儿童团团长、共青团金丰区委书记，他是真实中的“潘冬子”。解放后，因某种原因，1955年他没有授军衔，但依然是中央军委的一名部长，那情况唯他一例。这次与他们同行的，还有一位警卫员。他们一行五人于25日下午5时左右到了洛川。
王以哲为了保密起见，特地组织了一次野外战术演习，把军部其他成员全派到现场参加演习。这样一来，把闲杂人员全部排除出洛川城。然后他热情地接待了首次抵达洛川的中共客人。为防消息泄露，他们被安排住在军部柳营后面的三进四合院里和自己的住宅比邻，并由参谋处长佟铁肩、副官长宋学礼陪住院内，院外哨兵把守，戒备森严，绝对保密，只有他的亲信参谋长赵镇藩知道详情。副官王政负责招待红军代表，另一个副官刘宗汉协助电台和通信。显然是百密中的一疏，这位王以哲万万没有料到的副官刘宗汉却出现在最致命的地方。为不影响大家的兴趣，暂时不计较这位刘副官，人各有志嘛！

洛川城旧貌



从事地下工作是的刘向三



"外交部长"李克农



没授军衔的中央军委部长级重要领导

最后一位就是"红小鬼"戴镜元.

三．在洛川与肤施进行的秘密谈判
3．洛川会晤(续)
为防消息泄露，客人们被安排住在军部柳营后面的一个三进四合院内，与自己的住宅比邻，并由参谋处长佟铁肩、副官长宋学礼陪住院内，院外加哨兵把守，戒备森严，绝对保密。只有他的亲信参谋长赵镇藩知道详情。副官王政负责招待红军代表，另一个副官刘宗汉协助电台和通信。不识刘宗汉的真面目，显然是百密中的一疏：副官刘宗汉出现在最致命的岗位上了。不过,为不影响大家的兴趣，我们暂时不计较这位刘副官，其实人各有志啊！
王以哲安置好李克农等之后，马上向张学良汇报。但张学良却回电说，他有事去南京，让王以哲先先同李克农等商谈67军与红军局部合作问题，其余重大问题待他回来时再谈。
从而，洛川会谈分成两个阶段进行。
其实，张学良是准备与中共和红军更高层领导谈一些更重要的大事。当他听到红军方面代表还是原来的李克农时，他就有些不太乐意了。或许以为，像李克农这种身份，与王以哲谈一些具体事情，解决67军与红军之间的停战共处、互利互惠之类的事倒也差不多，但要李克农就重大问题拍板决定就恐怕是勉为其难了。张学良也觉得自己在全国是仅次于老蒋一人的重要人物，中共是必须派出能当场拍板决定的一、二号的重要人物来，才能彼此交底。说张学良另有要事，当然也是事实，而不只是借口。其时，的确有一项重大使命让他难以脱身。但那事，不是要他去南京，而是有信使从上海、南京来。那人带来宋庆龄和孔祥熙的信件和证明。其中涉及一项重大使命，需要张学良去接待和提供帮助。张学良当然十分关切那事，他正全力以赴地帮助那位来自上海的信使。在张学良心目中，上海的信使的重要性决不亚于李克农。
当然，张学良并不是轻视李克农。自1月20日张学良与李克农见面后，他对于中共高层的领导人，作了一番了解。他回西安后，就知道了第一次与自己会谈的李克农原来就是中共著名的“龙潭三侠”之一！张学良是武侠迷，看过“光华电影公司” 的武侠片《燕山侠隐》。当他把电影武侠片主演及发行人与中共地下三大侠钱壮飞、胡底、李克农联系起来时，着实吃了一大惊！
张少帅从哪儿弄到中共内部的消息？
原来张学良身边有一批“前共產党人”。要讲这事，还的先从一个人谈起。那人是黎天才。黎天才原名李渤海。1923年二七大罷工后，李渤海经何孟雄、高君宇介绍参加中共。当时，李大钊是中共在北方的负责人（中共顺直省委），李渤海担任李大钊的联络员。李大钊牺牲后，王荷波、蔡和森和彭述之先后接任中共顺直省委书记。李渤海随后也出任顺直省委下属的北平市委书记。这“顺直”是一个历史地名。清代，在如今的河北和天津、北京两省一市的地面上设立直隶省和顺天府。中共在直隶省和顺天府地面设立顺直省委，领导华北地区革命。李渤海的北平市委书记没当多久，就因被捕而叛变。不过，张学良手下开恩，觉得人才难得，就留用李渤海。叛变后的李渤海，一是害怕中共红队除奸，二是害怕国民党中统特务放不过他，于是改名换姓用了黎天才的化名。他很快得到张学良的好感而提为心腹。张学良一度下野周游欧洲，接受了法西斯的观点，回国后又想研究马列主义。于是，黎天才介绍了一批因被捕叛党而与自己同病相怜的人到张学良跟前宣讲马列理论，那些人分别挂上张学良的秘书和随员的头衔。这些人是：前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相当于副部长）兼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周刊的创办人潘文郁、原北方地下党重要负责人李希逸、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领导人及上海总工会组织部长吴雨铭等。甚至，此时担任河南大学教授的罗章龙也以講學為名，时常被邀請到東北軍兼职指导政治工作。罗章龙曾是党中央重要成员，因反对王明，而另立中央。当然，他这个反对王明并公开叫板太上皇米夫的中央注定得不到第三国际的认可，罗章龙的中央破产了，他本人遭开除党籍。尽管如此，他依然有那末一些影响力。这吴雨铭、李希逸、黎天才继续组成的小团体，愿意接受罗章龙领导。原本成为孤家寡人的罗章龙也乐于当那个“党小组长”。后来，除潘文郁因暴露身份而被蒋介石强令枪杀外，其余各人都与张副司令保持密切往来。特别是黎天才，因能干和忠心，如今已被张副司令委为西北“剿總”政訓处少将副处長。他被张学良用来对付老蒋任命的西北“剿總”政訓处处長曾扩情中将。谁都知道，谍报专家曾扩情是老蒋派来收集东北军、西北军及红军情报，暗中监控张学良、杨虎城的大特务。身边有了张学良心腹黎天才，曾扩情的神通就大打折扣了。
张学良就是从这些身边的中共叛徒口中，了解了不少中共的内部情况，打听到李克农的身世。

三．在洛川与肤施进行的秘密谈判
3．洛川会晤(续)

张学良就是从身边的这些中共叛徒口中，了解了不少中共的内部情况，打听到李克农的身世。
既然张学良因公务忙而无法参加会谈，第一阶段就由王以哲及赵镇藩当家，与李克农就红军和东北67军停战及互相合作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会谈。
次日，也就是2月26日，王以哲及参谋长赵镇藩与李克农进行了政治会谈。李克农再次表示了红军的诚意后提出，东北军只有在抗日反蒋基础上与红军合作才有出路。如愿意，可以在西北先组成由东北军、西北军、红军三方代表组成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这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就是后来所称的“三位一体”或“西北大联合”的基本思想。王以哲表示这是大事，将由副司令在下一步会谈时定夺。而眼前就从两军之间的互信、互不侵犯等问题先谈起。
东北军与红军之间的具体问题就谈得十分顺利。2月26日至28日，双方顺利地就67军与红军之间的具体问题达成了六项口头协定：
1.确立红军与67军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的原则(包括67军在甘边区及关中区的防地)；
2.红军同意恢复67军鄜县、甘泉、肤施（延安）公路上的交通运输及经济通商；
3.延安、甘泉两城恢复正常关系。肤施、甘泉两地67军所需粮食、木柴等物，一是67军自己向当地苏区群众购买；二是红军转饬当地苏维埃发动群众送粮、送柴进城出售，以便利东北军；
4.双方都可互派人员到对方驻地办货。双方对办货人员要负保护之责，并给予方便。但为掩人耳目，办货人员应身着便装；
5.红军同意在甘泉被围达半年之久的67军两个营重新换防，不加阻挠；
6.东北军送给红军一部分弹药、服装、通讯器材和医药用品等。
第一阶段的谈判取得预想的效果。以全面停战促全面合作，是这次会谈的最重要的特色。在圆满完成任务后，李克农一行返回陕北苏区汇报工作，高福源照样同行。他很高兴，因为任务完成了，他参加中共的要求也得到批准。但过不久，高福源按中共指示回到洛川、西安。他是张副司令的人，当然回到他身边办事并接受新的委任。
眼看一桩由宋庆龄和孔祥熙委托的公事就要办好了，张学良决定亲自参加下一阶段的洛川会谈，谈的依然是有关东北军与红军双边合作关系问题。不过张学良把题目搞大了，他要更高级别的谈判。3月3日，张学良决定次日就开专机去洛川。
这天下午3点，洛川会谈的第二阶段正式开始。说是会谈，其实就是张学良礼节性地会见红军代表李克农，要传递的消息是要约见更高级别的红军领导人。会面是在67军部后院一间小房子里进行，王以哲正安排李克农住在此处。
张学良头戴礼帽、鼻架墨镜、身穿银灰色长袍外套黑丝绒马褂、手提文明棍，活像一位风流倜傥的富商小K。他在王以哲的陪同下走来。
他进门就对李克农拱供手：“李先生辛苦了，我这次来搞‘整销’，不搞‘零售’。”
李克农会意：这张小K表明自己不再过问第一阶段达成的口头协定。他此次来，就是要搞大的，是来个一揽子全面交易。于是诙谐地说：“张将军解甲从‘商’了。”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张学良突然问李克农。其实，李克农的不凡经历，他早就从身边的朋友那里知道了一切。
“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这是李克农此行的公开身份。
“组织部是对付敌人的吗？”张学良认定李克农该是对敌斗争的情报部而非组织部。
“不是。”
“你到我这儿来，毛先生知道吗？”
“我正是奉他的命令来的。”
“好！”张学良站起身来，在房间内踱着方步，边走边说：
“那就请解答几个问题：
“（1）你们红军是不是真抗日？是一个幌子呢，还是真的？
“（2）红军内部是不是团结？
“（3）你们说是抗日的，为什么一定要反对蒋介石？”
面对张学良咄咄逼人的连珠炮，李克农心里清楚，虽然要坚持以诚待人，但绝不能示弱！于是他顿了顿说：“红军当然是抗日的，不是为了抗日，何必二万五千里长征到此？至于第二个问题：红军是团结的。但内部的确有些争论。但那是我们党内的斗争，你张先生不是共产党员，不可能体会。”
李克农知道，掩掩盖盖不好，红军内部团结不团结的问题，主动挑明了也好。反正他张学良也没必要卷进去。果然张学良点点头，不再多说了。
“抗日为什么要反对蒋介石呢？”李克农解释说，“就是因为他不抗日嘛！凡是抗日的我们就团结，这是我们的方针。”
对这个解释，张学良摇摇头。他认为，要抗日，没有蒋介石先生不行。中共要抗日，就不要反蒋。还有，山西阎锡山是张学良要联络的朋友，他也不赞成红军东征去打阎锡山，而且打了阎锡山，老蒋的中央军会乘机进入山西，那不但对阎锡山不利，还会危及红军在陕北的根据地。这些话题双方有点对立。长期在一旁不插嘴的王以哲于是提议，先吃晚饭再说，因为此时天快黑了。
吃完饭继续会谈。
张学良又问：“我不知道李先生能不能负责？要能负责，再谈下去。”
“当然能负责。如果我不能负责，早就声明了。既然派我来，我就是代表。” 到此时，李克农感到张学良有逐客的意思，但他不能放弃，要走也要把张学良的意图摸透再走。

各位朋友
周日好!
谢谢围观,批评.

三．在洛川与肤施进行的秘密谈判
3．洛川会晤(续)

吃完饭继续会谈。
张学良又问：“我不知道李先生能不能负责？要能负责，再谈下去。”
“当然能负责。如果我不能负责，早就声明了。既然派我来，我就是代表。” 到此时，李克农感到张学良有逐客的意思，但他不能放弃，要走也要把张学良的意图摸透再走。
“那么，我要问一问，你们红军能不能放下武器，接受政府的改编？” 看来这是张学良为谈判挖下的一个深坑。但那问题也不是没有根据，小张此次得到各方面的消息，知道老蒋已经派侍从室秘书邓文仪充当驻莫斯科外交官，在1936年1月3日与中共的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秘密谈判。而且，张学良刚刚用自己的专机把一个肩负重要使命的代表团从西安送到肤施，再由王以哲派人将这一行人马悄悄送往瓦窑堡。那代表团领头人叫周继吾，表面上持着财政部部长孔祥熙签署的财政部西北经济专员身份，但事实上是宋庆龄从上海派往苏区的秘密信使，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周继吾此行正是要把国共已经进行谈判信息传递给苏区和红军。这点，忙于到67军谈判的李克农可能一时不知道，但开辟那条通道的张学良当然知道了。同时，张学良还探知了蒋介石的底线：老蒋与中共谈判的目的是招安红军！他要中共苏维埃政府的官员进入南京政府做官，就是要中共放下武装换官当。
“张先生，你误会了！我不是投降代表，是谈判代表！这一点你可不要弄错了！”说完，李克农立起身就往外走。
张学良眼看话题触及红军的底线了，连忙起身相劝：“不要走！不要走！我们继续谈，继续谈！”接着小张又来一手，指着地图说：“能不能把瓦窑堡让给我？”
“如果副司令要此地，为什么不多要一些地方？我们共同抗日，收复的失地不是更多了吗？”
不能不说，李克农的答复高明不过了。其实，张学良对李克农最后两个问题的表示的态度，是称心如意的。如果中共愿意被解除武装换官当，那将来就不再是一支独立的武装力量，就不可能成为东北军的盟友。张学良需要的是一支盟军，而不是另外一支被老蒋改编的军队。另一方面表明，红军志向高远，决不是鼠目寸光，把眼光局限于黄土高原的一沟一坡之上。从而，他发觉自己有与红军领导进一步谈合作的必要，他张学良绝非代替老蒋来招安红军！
表面看来，张副司令在交谈中似乎处处占主动,处处以势压人。如果读者以为那是张副司令的智慧和魄力,那就大错特错了!这里李克农是本着要完成对东北军争取、利用、改造的大原则而来的。小不忍则乱大谋，他不愿图一时个人口舌之快而错过机会。同时，张副司令的策略早就由身后摇鹅毛扇的军师策划好了。那摇鹅毛扇的狗头军师不是别人，而正是中共的变节分子黎天才。黎天才是个有谋略、有心机的人。他此时是西北‘剿总’训政处少将副处长，依靠张少帅的支持，他把老蒋派来监督东北、西北两军的大特务曾扩情中将纠缠得浑身不自在。这是副处长在领导正处长、少将让中将不舒服的特例。谁让那黎少将是张副司令心目中的“刘伯温”呢？
洛川会谈的第二阶段没有匆忙就重大问题做出决定，主要因张学良要做更大买卖，需要同最高级别的中共中央领导谈。所以，随后的谈判改由王以哲及随行的黎天才出面，代替自己与李克农继续就一些附带问题进行协商。
在3月5日凌晨5时，谈判结束了。黎天才传达张学良的想法：最好由毛泽东或周恩来为中共全权代表，与他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地点定在肤施（延安），由中共方面选择合适的时间。
此外，张学良同意与盛世才交涉红军代表借道新疆去苏联的事。这是指中共中央派邓发去莫斯科问题。同时张学良也提议中共派代表常驻西安，由他提供灰色名义以掩护。
李克农和戴镜元利用从王以哲借来的电台，立刻把会谈情况向山西石楼的中共中央及红军领导进行汇报。说红军总部在山西石楼，那是因为这段时间，毛泽东主席带领红军发起东征，抢渡黄河奇袭山西，占领了山西一大片地方。山西石楼县地势险要，于是红军就把总部设在那里。
3月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王以哲分别把口头协定通知自己部队。为了保密起见，王以哲采用了变通的说法。他对下级官兵说，红军是中国人，我们不应萁豆相煎，遇到红军的时候，务必采取友善态度。王以哲对于入境的红军人员，名义上施以检查，暗中保护；驻甘泉、鄜县和榆林桥间的部队一旦换防，他都及时通知彭德怀，以防发生误会。
自此，王以哲极其部下与红军保持了亲密无间的关系。自围剿大别山根据地开始，67军与红军的矛盾和积怨，终于雪消冰融了。

@耿家强1 453楼 2014-09-22 11:57:36
换车了，换不带斗的，高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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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耿老师!

三．在洛川与肤施进行的秘密谈判
4．红军秘密通道


这次与李克农同在洛川的戴镜元也如愿以偿地借用东北军的大功率电台试验与国际电台接上关系。虽然此时67军与红军关系已经化敌为友，但中央与共产国际的正式公文通信是绝对机密，依然不允许在东北军的地面进行。戴镜元只是验证了这点：一旦红军拥有大功率电台，就能直接与苏联及共产国际直接通信！当然，戴镜元事实上接通的只是宋庆龄设在上海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家的电台，那只是与共产国际或苏共中央的中转电台。当然，接通了，就等于接通了中国的陕北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当时,对于红军电台工作人员来说,接通的电台究竟是设在苏联国内,还是设在上海的宋庆龄电台?这点，其实不重要。而且包括戴镜元在内，绝大多数人都猜测那就是设在伊尔库茨克或阿拉木图,甚至就是莫斯科的苏联电台。
戴镜元所在的二局主要是以监听敌台，破译并截获敌方情报为主，而且此后，他一直从事这项监听、破译工作。而当时红军内部保密通讯（包括与苏联通讯）是归由王诤任局长的军委三局负责。瓦窑堡会议前后，军委三局成立了专门的电讯11分队，负责人赵玉珍就是与张浩一道从莫斯科回国的。他们利用崂山战斗中从王以哲部缴获的一部50瓦电台及一台柴油发电机配合工作,与共产国际联络。需要柴油发电机的原因是当时苏区没有供电系统。报务员廖辉，收听通讯时信号时断时续，但发出去的消息则没有回音，显然是因对方没收到而得不到回应。这次戴镜元在洛川接通‘共产国际电台’信号，红军很受鼓舞。与共产国际联系上了，这对于另立中央的张国焘来说就占有优势！中国红军恢复与苏共及共产国际无线通讯的事非常重要，也充满惊险的故事。我们将在后面的第九章《.电台的故事》里作专题讨论。
洛川协议的签订，给红军与东北军带来双赢。王以哲对维护洛川会谈达成的四项口头协定十分认真。
3月5日张学良与李克农的会谈刚一结束，王以哲就把事先派人收购来的南京、上海、北平、天津出版的报纸、杂志，连同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各省的军用地图交给李克农、戴镜元，让他们带回红军总部作为礼物赠给红军。初来陕北的军，收到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各省的军用地图，堪称是雪中送炭！这是只有带兵的高级指挥官才想得如此周到。还有，大家还知道，处于敌人包围中红军领导多么迫切了解外部世界！当是陕北苏区没有电，更没有电视和半导体收音机，红军自下而上，每人能得到新闻消息。报纸、杂志就是最重要信息源，但红军照样得不到。每逢红军打了胜仗，毛泽东主席最关心的战利品就是过时的报纸和期刊！当然，毛泽东主席的这种爱好，王以哲是从李克农、戴镜元那里知道的。所以，他收购的报纸期刊，成为送给毛泽东主席最斟贵的礼物。
3月10日，刚向中共中央传递信息之后的周继吾由高福源护送着返回肤施，王以哲奉张学良命令也赶到肤施机场迎接，并把他们送回西安。
与周继吾同去瓦窑堡的还有另一人就是张子华。张子华继续到山西石楼的红军总部汇报工作，一个月后才返回，与张子华同时返回的还有周小舟，仍由王以哲将他们送回西安。张子华与周小舟后来都蒙受委屈，1959年反右倾时，周小舟的大名被平民知道了，张子华却罕有人知道，因为他蒙冤更早，很少有人听说那个名字。
3月16日李克农和戴镜元也回到山西石楼向中央作了汇报，并带回王以哲的礼物。毛泽东、彭德怀得到王以哲的报刊杂志及军用地图，当即给王以哲复信表示感谢：
得悉吾兄、张先生对抗日救国有进一步之计划，甚以为慰，对于惠赠之图书甚为感谢。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同志为全权代表到肤施（延安）与张学良将军会面，共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根本大计。
这也意味着，红军最高决策层已对张学良的提议进行响应，定好肤施会谈的最高代表和会谈时间。从此，王以哲与毛泽东主席及彭德怀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

三．在洛川与肤施进行的秘密谈判
4．红军秘密通道(续)

这也意味着，红军最高决策层已对张学良的提议进行响应，定好肤施会谈的最高代表和会谈时间。从此，王以哲与毛泽东主席及彭德怀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
红军也应王以哲的要求，对其在肤施的驻军提供粮、草、盐等的支持，帮助67军就地解决粮秣、柴草的困难。
我们还可以看看：化装成李克农秘书的钱之光如何完成自己的任务。
当时苏区物资奇缺。虽然，根据一月份的洛川协议，红军以退出公路而换得王以哲部分急需品，但那不能解决全部问题。多数物品还是急需从国民党地区购买。就在会谈期间，苏维埃政府国民经济贸易总局局长钱之光就急着要到西安去采购西药、布匹等物资。3月6日，王以哲为了掩护钱之光和红军采购员，就让他们换上67军的军装，改扮成东北军军官模样，还派一名亲信副官一路随行。到西安，王以哲还指示副官把钱之光一行安排到67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宋学礼宿舍里，并叮嘱他们不要轻易上街，以免因南方口音而暴露身份。红军需要采购买的物品要预先开出单子，交给副官去办理；买货的钱不够，由宋学礼副官垫付。
钱之光在西安住了两个多月，从上海买来了印票的石印机、无线电器材、烈性炸药、贵重药品、高级纸张等物品，都交由67军的汽车运到洛川军部。然后由王以哲派人调集了20多匹牲口把钱之光连人带物送到了苏区交界处。经王以哲的帮助，红军在洛川、界子河、茶坊等地加设秘密交通站。他的亲信副官王政甚至负责替红军办理枪支弹药、军火武器、棉布等各种军需物资秘密运送的工作。
这期间王以哲知道进行东征的红军生活困难，枪支弹药不够用，就主动提供支援。有一次他把军械处处长范长庚找去，让他调用67军的汽车，把存在洛川的2000多支步枪运送给红军。从而，红军与东北军完全一改以往两军对峙的状态，变成了互相默契配合的友军。
 从此，王以哲驻防的肤施----甘泉----鄜县---洛川----西安成了一条重要的红色秘密通道。为了防备国民党特务的监视破坏、保持与红军经常的联系、掩护红军过往人员，王以哲还在西安设立了两个联络点。一个联络点是由亲信副官宋学礼负责的67军驻西安办事处。地下党从天津、上海给红军采购的东西经过西安，都由宋学礼以67军军需为名运至洛川。很多中共的干部如刘向三、孙达生等都经常隐身这个西安办事处里；从各地经西安到苏区去的人员，如上海的张子华、周小舟，还有埃德加·斯诺、马海德和史沫特莱等，也都是由宋学礼掩护并送往洛川。另一个联络点是王以哲的另一副官王政在西安市安居巷17号的“六国饭店”，六国饭店是一处从上海沟通苏区之间秘密联络站。来往居住过的中共人员有：潘汉年、邓发、董健吾、涂作潮、张子华、周小舟、梁明德、卢玮良、金敬英、施月琴、丁玲，还有红军供给部部长吴自立、吴德峰、王立人等等。叶剑英初从苏区来到西安时，也住在“六国饭店”。为便于叶剑英开展工作，王以哲事先还交给自己副官王政一部电台，供叶剑英与中共中央通讯用。
等到后来，刘鼎当了中共在东北军的代表后，购置了一部大客车。张学良援助红军的军用物资、苏区购买及全国支援的各种物品集中到西安，通往苏区的这条交通线更加繁忙。
这肤施----甘泉----鄜县---洛川----西安交通线，成为一项中国历史的奇迹。
王以哲是什么人？当然，他是国民党军队的一名中将军长，是国民党员。但是，他履行的却几乎是中共领导干部的职责，他会是中共党员吗？
同时发生在王以哲身边的这一切没能完全瞒住政训处特务的目光。
3月5日张学良与李克农再度秘密会谈的当天，驻洛川的六十七军副官处副官、秘密蓝衣社分子刘宗汉就将李克农到洛川情况及达成的协议内容密报到了蓝衣社总部。报告除了张学良两次见李克农的内幕不大了解之外，其他内容十分详尽。
告密情报写道：“现在陕北之匪已大部窜山西中阳、石楼、隰等县，张学良氏有与匪合作消息。1.六十七军前三日曾接匪电令购大批书报。2.匪中央曾派来伪外交部部长李克农来洛川与王军长协立多项口头协定，宗汉窃视伪李部长发与匪中央之电，内云‘略有协定，彼此不相攻打，采买给养可随意，但我军（匪自称）可着便服，以掩外人耳目。大体须俟张来后，始决定’等语。3.该伪部长李克农于本（五）日回伪中央部，携去大批文电与地图。4.此次匪与张部之接近谈判，系壹零柒师陆壹玖团被俘团长高福源所为。5.李匪皖人，目力不佳，谈锋极健，对外界活动力颇强，常有函致沪平两地学校，其来洛川已三次矣。6.现六十七军一般人对剿匪颇黯淡，处处表示一种反领袖与中央之意态。”
可见，这位特务副官刘宗汉不仅是偷听、偷看、甚至是偷偷记录了无线电报。被偷录的无线电报正是红军破译专家戴镜元发的，这令人愤慨不已！
或许到后来,王以哲发觉自己识察有误，才调换了刘宗汉的职务，或是将其“礼送离岗”了。从王以哲身边离开后的刘宗汉，其的职业生涯也到顶了。

三．在洛川与肤施进行的秘密谈判
5．信使董健吾


3月5日，张学良会见李克农后，他心中带着想象和疑虑离开洛川回到西安。
此时，陕北红军与红二、四方面军还没有会合，蒋介石的大批部队正在川北地区与红四方面军激战，红四方面军人数众多，还有张国焘、朱德、徐向前、陈昌浩等重要人物，张学良一时也拿不准红军内部的关系。同时，他还对中共中央的枢纽机关究竟在上海是在陕北还心存疑问：因为不论黎天才，还是罗章龙，都是中共的弃儿，是另类，没有声誉，更没有号召力。他们对中共的了解都只是过去的陈芝麻烂绿豆，其价值显然要打折扣。恰恰就是这些人本身，他们内心还在狐疑：中共的枢纽机关是否仍然在上海？
还有，张学良发觉身边这位足智多谋的“刘伯温”黎天才有致命缺点：那就是在正牌的共产党人面前，这 “刘伯温”膝盖发抖，拿不出手。张学良突然间想到要请个正牌中共党员来当自己的顾问。那人要从中共中央原来所在地的上海去寻觅。由此，他想到了执行特殊使命的周继吾，想到派遣周继吾来陕北根据地的宋庆龄！
1936年3月10日，从肤施回西安的专机带回了周继吾。张学良马上邀周继吾去府上做客。张学良和赵四小姐对周贵客十分热情，设家宴款待，还一同打麻将谈心。
这周继吾不是别人，他有两个大名：一个就是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中提到的“王牧师”。另一个是董健吾。而周继吾仅仅是这次西北之行的化名：在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亲笔签署的介绍信上，显示他的官方身份是财政部西北经济专员周继吾。但这个周继吾是个子虚乌有的人物。既然如此，此后我们用真名大姓董健吾来称呼他。
董健吾出身于上海青浦的一个基督教世家。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求学时，他与宋子文是同窗好友。1928年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中央特科的红队成员，他也与宋庆龄保持着密切联系。他曾与中央特科其它成员陈赓、顾顺章一起镇压过叛徒白鑫。1930年，他开办“大同幼稚园”收养中共领导人和烈士的子女。他的公开身份是上海市北京西路、新昌路口的圣公会圣彼得堂牧师，所以董健吾又被称为“红色牧师”！此时，南京政府名义元首是林森主席，但实权操在行政院长蒋介石和副院长孔祥熙手里，而宋子文则出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职务。这样一来，蒋、宋、孔家族把持朝政大权的局面业已形成。派信使向陕北中共中央传达国共谈判的信息，自然是蒋介石的主意。但是，他们想要与中共直接联系，还得找宋庆龄才行。显然此事得到宋庆龄的赞成，所以她派董健吾作这次西北之行！
尽管董健吾后来还有其它曲折的经历，但他无疑是中共历史上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董健吾的文化修养，深受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倾仰。张学良夫妇十分喜爱收藏古玩，有一次接待董健吾时，赵四小姐因不慎失手摔坏了几件明代的瓷器而懊恼。董健吾心中暗想，最好找个机会搞到一、二件古代瓷器作为礼物送给他们，以答谢张学良将军这次用专机接送自己来回苏区的情谊。不久，他果然在西安城找到一位老朋友，此君与上海古董行“松柏斋”有过生意往来。董健吾看到这位朋友家珍藏的整套24件小型镀釉彩瓷十分精致，确认是明代珍品。朋友见到董健吾如此爱不释手，便低价成全了他。董健吾将这套珍品送给了赵四小姐。张学良夫妇见后欢喜万分，一定要回赠以重金，但董健吾坚持分文不收。
董健吾完成任务了，他要回上海缴令了。张学良设家宴为他饯行。席间，张学良问董健吾对他有何要求。董健吾说：“你能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上做出贡献，我愿足矣！”张副司令点头称善。但张学良是个重名气的官二代和富二代，平时总是出手宽绰，对人慷慨，哪有白收别人厚礼的事？

张子华(国内首先参与国共谈判的中共代表)


红色牧师董健吾


董建吾所在的圣公会教堂


首次与王明谈判的委员长侍从秘书邓文仪



刘鼎



斯诺到苏区

三．在洛川与肤施进行的秘密谈判
5．信使董健吾（续）


董健吾完成任务了，他要回上海缴令了。张学良设家宴为他饯行。席间，张学良问董健吾对他有何要求。董健吾说：“你能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上做出贡献，我愿足矣！”张副司令点头称善。不过，张学良是个重名气的官二代和富二代，平时总是出手宽绰，对人慷慨，哪有白收别人厚礼的事？
董健吾猜到张学良因为那套明代珍藏的镀釉彩瓷的事过意不去而一定要报答，于是想起自己的确有难办之事：那就是大同幼稚园无法维持之后，毛岸英、毛岸青还寄养在自己家里，眼下生活艰苦，又因孩子自幼在湖南长大，口音太重，一进上海的学校就必然暴露，因而无法上学。于是他实话实说：“我有三个孩子，分别名岸英、岸青、寿琪。两个是归我抚养的革命子弟，一个是我的儿子，如果张将军能送他们出国赴苏联读书，那么将来学成回国也可为国家出力。”
张学良听后略作思索，马上面露笑容。临行，张学良也托董健吾一件事：从上海找一位中共代表来西安。
董健吾回到上海，把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回复电报及林伯渠的礼品交给了宋庆龄，他完成了使命。接着，他向宋国母转告了张学良希望从上海找个中共代表的愿望。宋庆龄于是向英文秘书史沫特莱说起。史沫特莱说那正巧啊！她有个朋友自称是“周教授”，正在路易?艾黎家中避难，他就是共产党员。
于是宋庆龄通过史沫特莱的安排，让董健吾在法租界一家咖啡馆与“周教授”见面。董健吾一到咖啡馆，见有人已经坐在约定的茶桌前，正想上前搭訕。那人一回头，董健吾不由得愣住了：“原来是你!”这所谓的“周教授”，竟是老战友，原来中央特科的二科副科长阚尊民！阚尊民后来化名刘鼎，他从广东回上海路过江西方志敏根据地时，被留下从事领导工作。方志敏领导红军长征失败后，刘鼎经曲折历程回到上海，目前受到国际友人史沫特莱及路易?艾黎的掩护。面临1934年到1935年中共上海中央局和特科红队连遭破坏的严酷局面，特科战友能在险象丛生的环境下重逢，太出乎意料，太令人感动了！
阚尊民是刘鼎的字，他还有一个名是阚思俊。他是江西人，1923年就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来去德国留学。经朱德、孙柄文介绍，他转为中共产党员，后又去苏联东方大学等学习和工作。1929年他回国任中共中央特科二科副科长，协助科长陈赓工作。1932 年他在方志敏的闽浙赣苏区政治部任组织部长，后改任兵工厂政委，亲自研制并动手生产了红军的第一门大炮。他随方志敏长征失败后，秘密住在新西兰友人艾黎家中。董健吾立即向宋庆龄作了汇报，这样，当时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决定派刘鼎到西安去与张学良联系，搞统战工作。张学良的部将李杜此时正在上海，他从董健吾那儿了解了情况后，打电报给张学良说:“寻找的朋友找到了。”张学良大喜，立即派其高级参谋赵毅到上海将刘鼎接到西安。到了西安后，张学良把他迎到西安西门里金家巷５号自己的公馆里。
本文开头部分就提到刘鼎迎请史沫特莱到西安的情节，那就是接在这段经历之后的事。
与刘鼎去西安同时，董健吾以“王牧师”的身份，护送埃德加.斯诺及马德海等来陕北苏区,途中再次经过西安。埃德加.斯诺及马德海西行的事，是中共托宋庆龄多方努力的结果。董健吾上次给红军送信，知道了进出苏区的通道及联络方式，而且在瓦窑堡，他也向红军领导人讲过斯诺将要来陕北的事。通过秘密的红色通道，斯诺和马德海由红军接到苏区。斯诺此行，果然非常成功！他的一部《红星照耀中国》红遍世界，中共及红军的形象也因此闪亮在全世界面前。

三．在洛川与肤施进行的秘密谈判
5．信使董健吾（续）

斯诺此行，果然非常成功！他的一部《红星照耀中国》红遍世界，中共及红军的形象也因此闪亮在全世界面前。
董健吾再次与张学良在西安相会。张学良利用这机会当面履行了诺言：他的部将李杜就要从上海经巴黎去苏联了，这是一次安排三个孩子出国的机会。张副司令随手交给董健吾一张10万法郎的支票，叫他一到上海就做准备，好让李杜将军带孩子经巴黎去苏联。但好事多磨。后来他们出发了，但在巴黎却遭遇到意外：因为李杜曾因东北路权问题与苏军打过仗，他的护照遭拒签！同时，三个小孩去苏联的事也遇到麻烦，董健吾自己的儿子寿琪被迫退回上海，只有毛岸英、毛岸青两兄弟因父亲是中共领袖，顺利进入苏联留学。当然，那是后话，我们在这里提前说了。
张学良把刘鼎接到西安，但他们之间素不相识，彼此都不大了解。性情开朗而又为人豪爽的张学良并不拘束，一见面，便接连向他刘鼎开“连珠炮”。如“为什么你们共产党骂我投降卖国不抵抗？为什么红军打我打得那么厉害？”等等。刘鼎答复也丝毫不客气：“你张将军手握几十万大军坐镇东北，本负有防边守土之责。日寇犯我，一夜之间，沈阳沦陷，进而东北尽失。面对外侮不放一枪，全国人民怎能不骂你？共产党同全国人民一气，当然不能例外。”
接下来，刘鼎与张学良讨论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军事工作方针和战略战术原则等等，究竟刘鼎是留德又留苏,且学习军事和武器装备的,自然对答如流。这让考察过德国、意大利的张学良十分佩服。为此，张学良曾对他的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说：“刘先生胆识超群，绝非等闲之辈。听说共产党内有个王稼祥，颇有本事，莫非刘先生就是王稼祥？” 张副司令不认识阚尊民、闻王稼祥之大名而不认识王稼祥,这说明他身边那批“马列班底”黎天才、李希逸、吴雨铭等究竟不上挡次。惟有潘文郁和罗章龙认得王稼祥和阚尊民。可惜，潘文郁被副司令枪毙了。而罗章龙则继续在开封当大学教授，他虽认识阚尊民却没听说过刘鼎这名字。
刘鼎到西安不久，就通过史沫特莱从上海请来德国牙科医学博士赫伯特?温奇，在七贤庄1号建立了张学良的牙医诊所，邓中夏夫人夏明为牙医诊所护士。这名义的牙医诊所，实际是中共秘密交通站，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夏明就是秘密交通站工作人员。刘鼎以诊所的名义接收由史沫特莱等人，从上海购买的大批药品和医疗器械，再由这里运往苏区。后来丁玲进入保安前，也在此处当了一个月左右的‘保姆’。
七讲八讲，讲到这里，我们依然没涉及到董健吾与张子华从上海到瓦窑堡的真实目的。他们此行是干什麽的？
这些事,我们不妨简略地从头说起。自918事变以来，日本占领东北三省，接着又把矛头志向锦州，指向热河，再进攻长城，侵略内蒙。野心越来越大！蒋介石害怕了，苏联也紧张了，于是，蒋介石想到要联合苏联制止日本的侵略步伐。
的确，蒋介石原本与苏联有一定的交情。只是1927年后，他的反共政策激怒了苏联，中苏两国关系变差了。一度还因东北铁路事件，中苏断交了。但此时，苏联也面临日本的威胁。因此，中苏也复交了。但是，老蒋想联苏抗日，那事情就得从头做起。
1935年10月，蒋介石秘密会见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表示愿意和苏联合作抗日。同时表示希望苏联压迫中共同政府谈判，合并武装。鲍格莫洛夫表示愿意向斯大林汇报。
中苏两国关系的最大障碍是国共矛盾。所以1936年1月3日蒋介石命令侍从室秘书邓文仪以外交官身份与中共在苏联的负责人王明联系，讨论合并中共的条件，以排除中苏两国关系的障碍。同时，他派出C.C.头子陈立夫带着外交官张冲赶赴柏林，等待邓文仪和王明谈判出具体方案，他们就立即赶赴莫斯科，进行中苏两国合作的谈判。

三．在洛川与肤施进行的秘密谈判
5．信使董健吾（续）

中苏两国关系的最大障碍是国共矛盾。所以1936年1月3日蒋介石命令侍从室秘书邓文仪以外交官身份与中共在苏联的负责人王明联系，讨论合并中共的条件，以排除中苏两国关系的障碍。同时，他派出C.C.头子陈立夫带着外交官张冲赶赴柏林，等待邓文仪和王明谈判出具体方案，他们就立即赶赴莫斯科，进行中苏两国合作的谈判。
邓文仪按蒋介石的命令,向王明提出的要求如下：
1.取消中共的苏维埃政府，所有苏维埃政府的官员进入南京政府工作。
2.取消红军，所部编入国民革命军，军官可以保留，但必须接受中央派出的政工干部。
3.中共可以保留现有的政党，要么保持以前国共合作，要么保持中共作为独立党派存在。
4.红军将来会被排到内蒙古参加抗日作战。
5.中央政府可以提供给红军一些武器装备和补给。
对此，王明表示目前很难接受这种方案，不过提出继续谈判的要求。
此时，苏联对日本还持观望态度，并不十分积极,而且还趁机出兵控制外蒙,这又引起中国的抗议,这样一来,中苏达成协议的可能性,看起来又变得遥远了。
虽然苏联这边停滞了，蒋介石终究还是讲现实的人。他想到王明不过只是个常驻苏联的代表，他更多考虑苏联利益，而不能代表毛泽东领导的中共中央。于是他双管齐下，在布置邓文仪与王明谈判时，又指示中统直接和陕北的中共中央联系，讨论国共两党和谈的问题。他把与中共接触的任务交给宋子文、陈果夫、陈立夫等少数几个人，让他们偷偷摸摸地进行。
这陈果夫、陈立夫的中统是中共的头号死敌。他出面联络中共党员谈何容易？于是陈立夫想起自己的朋友曾养甫。曾养甫通过留学美国，获矿冶工程师资格，是个技术专家，当过南京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副委员长，主抓钱塘江大桥筹建工作。曾养甫虽也属C.C.派,但与陈果夫陈立夫这些人相比，他政治色彩不强烈。所以曾养甫被选出来当国共谈判的政府方面代表。但如何联络中共方面则依然是个问题。接着陈立夫找到交通部高级部员谌小岑帮助寻找同共产党接触的渠道。谌小岑在五四运动时期是天津“觉悟社”成员，与周恩来、邓颖超相识。谌小岑果然通过各种渠道，反复展转找到了一个中共地下党员，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征集部主任的左恭，向他通报了国民党中央希望与中共谈判的意愿。左恭即时把这一重要情况向中共党组织作了汇报，上海临时中央局选派了组织部秘书张子华担任了国共两党中央谈判初期的秘密使者。张子华原先在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负责人王蛮子（是故意取的外号，实际上就是饶漱石）身边工作。因张子华是甘肃人，还有个叔父是国民党政府高官。所以，1935年北方局另一负责人孔原推荐张子华代表北方局出面，促成陕北红军刘志丹与谢子长的联合。之后，又是孔原推荐他到上海临时中央局工作。
1936年1月3日就是邓文仪与王明谈判的同一天，左恭陪同谌小岑与化名黄君的张子华在上海四马路惠中旅社进行第一次会晤。谌小岑传达了国民党中央的意思，并请张子华帮助与中共中央搭桥。三天后张子华通告谌小岑，中共方面愿意接受国民党中央和谈的意愿，同意两党和解，一致抗日，并建议由国民党方面派出代表与自己一块前往陕北，与中共中央领导人直接面谈。这建议分明是让国民党派人到陕北朝圣！他们当然不干，但又不愿意错过和谈的机会。于是宋子文出面，请宋庆龄从中设法帮忙。宋庆龄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了亲笔信，委托董健吾以国民党中央政府财政部西北经济专员周继吾的身份与上海党组织派往陕北的联络员张子华一同前往陕北。这张子华一路上都以为，同行的这位周继吾是国民党财政部高官，而不知道他是董健吾，是秘密的中共地下党员和大名赫赫的中央特科骨干人物！

各位,大长假好!
本续帖之后,将告别几天....望晾解.




三．在洛川与肤施进行的秘密谈判
5．信使董健吾（续）

这张子华一路上都以为，同行的这位周继吾是国民党财政部高官，而不知道他是董健吾同志，是中共地下党秘密党员和大名赫赫的中央特科骨干人物！
二人到西安后辗转多方，因封锁太严，又不知道当时已开通的秘密红色通道，所以对进入苏区的问题一筹莫展。董健吾只得铤而走险，拿着孔祥熙的介绍信上门找圣约翰大学的老同学钟可托。钟可托此时是西北禁烟处处长。禁烟处是肥缺！特别是西北这个地方。带兵的人几乎没有不与鸦片打交道的，从而没有不与他来往的，所以张学良也把钟可托视为心腹。想见张学良，就找钟可托，董健吾这路子，对头！
钟可托带着董健吾拜见张学良。张学良看着递来的公函是孔祥熙签署的，上面标明来者身份是财政部西北经济专员周继吾。
“啊！失敬,失敬。周专员是中央政府的人啊，不知找张某人有何贵干？”
那个叫周继吾的人向边上的谭海副管和卫队营长孙铭九扫了一眼，并没有回话。
张学良摆了摆手让两人出去。他猜想，那位孔财神一定是要利用陕甘宁边区的烟土问题敲竹竿捞钱。
张学良摆了摆手让两人出去。他猜想，那位孔财神一定是要利用陕甘宁边区的烟土问题敲竹竿捞钱。
“这次拜见副司令，是想让您派人将我送到瓦窑堡。”
“你说什么？” 张学良大吃一惊，眼睛睁得大大的，再想捞钱，也不能捞到红军根据地去吧？他补充提醒一句，“瓦窑堡可是匪区啊….”
“实不相瞒，我去瓦窑堡不是为了考察什么，而是要见见毛泽东、周恩来。”
”你到底是什人？”张学良像突然醒悟过来似的,一声吆喝,”来人啊，把他先押起来。”
谭海和孙铭久冲了进来,就要动手。
“副司令息怒，请让他们先出去。”周继吾低声说道。
张学良发觉周继吾颇有来历，摆手示意孙铭久等退出。
周继吾这才对张学良说：”实不相瞒，在下真名董健吾，此次奉孙夫人之命而来，作为国民党代表给中共送信。孙夫人说张副司令是好朋友，会帮忙的。”
哦,原来中央真的在与中共暗通款曲!
张副司令觉得自己是受骗了: 委员长剿共的命令一个接一个的,原来是故意让我们这些东北子弟兵去送死啊?
他想想越来越气， 真岂有此理！
稍后,张学良留下董健吾细谈了几天。他弄懂了：以前的传闻不假：老蒋确实正在与中共秘密谈判！张学良想：既然老蒋与共党谈得，我为何不能谈？
这下，张副司令定心了。到2月下旬，张学良让高福源陪同，用飞机把董健吾、张子华送到肤施，再吩咐王以哲派一个骑兵连将他们护送到苏区。从肤施到瓦窑堡，董健吾、张子华又花费了几天时间。
2月27日，董健吾、张子华进入苏区，到达中共中央驻地瓦窑堡。林伯渠、秦邦宪等接待了客人并听取汇报。包括张子华在内，这里的人不知道周继吾的真实身份，不知道他是原党中央特科的成员，只以为他是孔祥熙的人，甚至是国民党，是宋庆龄派来的财政部西北经济专员周继吾。认识董健吾的周恩来此时却正与张闻天、毛泽东等一道去了东征前线山西。于是，林伯渠、秦邦宪决定让中共党员张子华专程赶到东征前线的山西交口镇，向中央详细汇报了他与国民党方面几次接触的情况。而等收到张闻天、毛泽东看到宋庆龄来信后发回的电报后，就把电报当回文交给周继吾专员，让他回上海和南京复命。周恩来并没意识到留在瓦窑堡的国民党财政部西北经济专员周继吾正就是自己的老部下董健吾！毛泽东会见张子华并夸奖道：你作了一件很了不起的大事！决定继续派张子华作为中央的联络员与国民党接触。他也不知道收养自己的儿子岸英、岸青，并设法把他们送到法国巴黎再转道苏联留学的人，此时正在瓦窑堡，而且即将就要离开了。
既然此处说到董健吾这个传奇人物，就不妨交代一下相关的一些后事。岸英、岸青到苏联后，有一个正在苏联的人物知道了这事。正好此时，王明就要派此人回中国。于是，他一到陕北苏区，就马上向最高领导报告了岸英、岸青到苏联的好消息。从而他得到了受重用的机会，此人就是康生。而负责养育并具体筹款组织孩子留苏的董健吾后半辈子却命运坎坷。其实那也不能全怪别人。抗日战争进行到最艰苦的时刻，谁让董健吾在生活极端贫困之际，利用变节朋友李士群的关系，一度“打入”南京的伪中央警校去呢？一步错，耽误了后半生。
到文革年代，老年的斯诺再次访华，寻找那位带自己到陕北苏区的引路人“王牧师“时，人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查清‘红色牧师’就是那位最具有传奇色彩的中共特科红队成员董健吾！可惜，洋记者斯诺来得不是时候了。此时‘王牧师’虽没死，但政治身份十分尴尬，而且还在医院内动手术。斯诺错过了与“王牧师”最后见面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