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老蒋屡立奇功的杨永泰此时已经到达了个人政治生涯的顶峰，老蒋对他的信任已经达到了顶点，杨永泰此时堪称权力熏天，无人可匹，甚至老蒋亲近之人需见老蒋都要通过他的安排。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更何况张群、熊式辉、黄郛、吴铁成和王世杰等政学系成员均非庸才，杨永泰的得势也将政学系的辉煌推向了高潮。当然，祸兮福所倚，有时候爬得越高，就摔的越痛，杨永泰手腕高明不假，但毕竟是喷气式上升，无有根基，因此在复杂的国民党内也是危机四伏。

盯上杨永泰和政学系的不是别人，正是CC系老大陈氏兄弟。对于政学系的熏天气焰，陈氏兄弟早就看不顺眼了，再加上南昌机场纵火案等事件的催化，CC系和政学系已经势同水火，一场恶战在所难免。当然，杨永泰自己也过于争强好胜，低估了CC系的能力，想借着老蒋试图制衡CC系之机发展自己的势力。先是以政治剿共为名，在豫皖鄂赣四省排挤CC系，安插政学系势力；而后又将陈果夫的独立王国江苏的内政部长一职虎口夺食；杨永泰借着老蒋对他的信任，俨然摆出了一副要与CC系决战的架势。

但是CC系作为国民党第一派系，根基深厚，尤其控制特务组织，其势力岂容一人撼动？陈氏兄弟决心反击，先是原上海市市长张群因为亲日倾向被CC系借势打压，被迫离职；而后黄郛因签订《塘沽条约》为CC系借机造势，被试图寻找替罪羊的老蒋冷落；然后陈氏兄弟向老蒋密告杨永泰结党营私，搞政学系这样的小派系，老蒋被迫将其调离中央。在CC系的连环打击之下，政学系渐显疲态，而后，CC系利用他们的特务力量，完成致命一击，在1936年底将调离出京的杨永泰在扬子江畔刺杀。当然，CC系毕竟从事特务工作多年，这次暗杀滴水不漏，最终还将责任推到了胡汉民派的刘芦隐身上。

杨永泰作为一个有雄才大略的谋士，却最终落得派系斗争遇刺身亡的下场，这不禁令人唏嘘。老蒋失去了最得力的军师，自此再无人能助他平定天下，自此之后，老蒋的政治生涯便开始昏招迭出，连连犯错，就如郭嘉之死让曹操丧失了统一天下的能力一样，杨永泰的死也给老蒋的政治辉煌画上了句号。有时候历史便是如此，一人一事的得失便决定了走向，虽然我们不能说杨永泰一定能再为老蒋献出奇策，但至少老蒋此后平庸的政治手法已经说明了杨对于蒋的作用。老蒋政治生涯的奇思妙招大多与杨永泰息息相关，杨永泰一旦罹难，天下孰能再与蒋公分忧？二陈屠龙，杀掉的不仅是杨永泰这个卧龙，而且是本有机会成为真龙的老蒋。

三足鼎立，后来居上

中共有很多军事将领都是自学成才，打小就因为没吃没喝跟着我党闹革命，打仗的手段也是实践出真知，野路子居多，但是国民党显然就完全不同，这里大部分军官还都是正规军校毕业，理论素养自然是没的说。在老蒋嫡系力量中央军中，军官通常出自三个地方，一是保定陆军学校，称为保定系；二是日本士官学校，称为士官系；三当然是鼎鼎大名的黄埔军校，称为黄埔系。

这三个派别自然不是泾渭分明，最典型的是老蒋，老蒋曾经在保定军校就读过，而后留洋日本，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再然后担任了黄埔军校的校长，可以说同时拥有三个军系背景。既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给一个将领定性，我们还以老蒋为例，尽管他拥有三方背景，但从他的政治关系和在三个派别中的影响力而言，毫无疑问他是属于黄埔系的。在保定系和士官系中，老蒋不过是个普通学生，人脉不够广，资历不够深，影响不够大；但是在黄埔系中，不管是教官还是学生，都得尊敬的叫他声校长；所以老蒋自然是黄埔系的。因此，要判断一个拥有多方背景的将领属性，最直观的办法是看他更依附于哪个派系。

在这三个派系中，保定系一度是引领了风潮，在中国军界占据了垄断地位，这其中一方面是因为能够出国喝洋墨水的毕竟是少数，另一方面是因为另一个重量级军校——黄埔军校的历史实在太短，因此保定系可以独领风骚数十年。保定军校勃发是晚清改革军制，培养新型军事人才的需要，毕竟光靠老一套已经证明会被人家揍得鼻青脸肿，而一味依赖留洋则满足不了批量生产，从中擢优的人才需求，因此晚清为了图强振奋就在保定一地设立了现代化军校。此后，保定就成为了中国军校的聚集地，从1902开始，保定的军校就如雨后春笋开始冒头，先后出现了十五所军校，这些军校的学生便被统称为保定系。保定系的黄金时代是在北洋时代和北伐战争时期，当时大部分高级军官都出自此地，保定学生半天下，此言不虚。

当时除了保定系之外，日本士官系势力也不容小视，虽然规模不如保定系那么大——保定系是大小通吃，不管是高级军官还是基层军官，都有很强的实力，但是士官系之所以厉害，就是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高级军官。当时有能力自费留洋去日本士官学校学军事的人毕竟少，大部分都是在中国国内军校表现优异而后被保送到日本的，因此士官系的生源显然远比良莠不齐的保定系要强，这些被选派到日本的学生自然是被作为高级军官培养的，因此回国后擢升的速度也快得多。我们曾经在郭松龄一事中提到过奉系的军系问题，这是个很典型的例子，虽然士官系军官人数不多，但是能量确实巨大，比如在奉系一人之下的杨宇霆便是士官学生，张作霖在决策重大问题时也更信任这些留洋分子。因此，虽然在数量上，士官系比不上保定系，但是从影响力上，士官系可不逊色多少。

保定系和士官系统治了清末民初的中国军界，直到1924年孙中山在苏联的扶持下办起了黄埔军校。蒋介石在担任黄埔军校校长期间，通过惨淡经营，形成了民国又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军系集团——黄埔系。黄埔系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黄埔的教官，二是黄埔学生。黄埔的教官很多是保定系和士官系出身，但是一旦染上了黄埔色彩，自然也就成了老蒋的亲信，这些教官大部分都有些资历，在进入黄埔军校任职之前，有些已经在中国军界有些名头，比如总教官何应钦在投奔孙中山之前，便已经在黔系中成为新兴义系的领袖人物。因此，相比较黄埔学生这些需要从士兵一步步成长的愣头青，有些根基的黄埔教官便成了老蒋首先重用，借以控制中央军的亲信力量。

当然，相对于黄埔学生之于老蒋的依附性，教官系统独立性更大一点，因此相对于黄埔学生的绝对信任，老蒋对于黄埔教官还是有些防备的，甚至可以说，老蒋是有个路线图的，先用教官作过渡，然后再把实权转移到学生中。而从北伐到现在的这段时期，正是老蒋路线图中的过渡时期，因此出现了一大批位高权重的黄埔教官在军中担任高位。时谓黄埔系有八大金刚，分别是何应钦，陈诚，顾祝同，刘峙，张治中，钱大钧，蒋鼎文和陈继承。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是黄埔的教官，在第一次国共内战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不管是军阶还是实权，他们都在这段时期达到了一个小顶峰。

但是黄埔教官们再风光，老蒋也不准备让他们霸着军队，在老蒋眼里，他们这些人只不过是黄埔学生上位的铺路石。尽管此时黄埔学生们最得老蒋器重的胡宗南也不过是个师长，但是老蒋会给他们成长的时间，最终会让他们完全掌握军队，而他们的老师则是先帮着临时代班。事实上如果我们翻看名噪一时的八大金刚的简历就能发现，在决定老蒋最终生死的国共内战中他们已经退出了一线，或者被老蒋弃用，或者高位虚衔，真正行使带兵打仗之任的已经变成了黄埔学生。老蒋是个很精明的人，他在经营黄埔系的过程中有明显的战略部署，黄埔教官虽然也是黄埔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老蒋眼里，他们的过去太复杂，不能完全保证对他倾心效命，因此，他们远不如在军界是一张白纸的黄埔学生来的可靠。可惜的是，黄埔学生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并没有能为老蒋撑起最后的一片天，所谓可靠也只不过是效忠于老蒋这点，打仗取天下却并不可靠。当然，这都是后话，今天讲到这暂且一提。

到目前为止，国民党军界已经形成了保定系、士官系和黄埔系鼎足而三之势，而在中央军内，虽然黄埔学生还暂时处于低位，但是在老蒋的一手策划下，行情看涨，并将后来居上，成为老蒋在军界的代言人。当然，老蒋对黄埔系的使用是多元化的，不单单在军队中大力提拔他的这些学生，在党政上，也给予黄埔系极大的空间。老蒋向来擅长玩弄权术，因此自然是不愿意让控制党务的CC系独美，相比较陈氏兄弟的独立，黄埔学生显然更依赖于老蒋。

相对于政学系的这帮高参，显然黄埔系更让陈氏兄弟感到头疼，因为政学系毕竟是依靠私人关系维系，没有明确组织，结构松散，因此政治根基远不如老蒋嫡系中的嫡系黄埔系那么深。按道理讲，CC系控制党务，黄埔系控制军队，双方井水不犯河水，理当相敬如宾才对，但是以老蒋的手腕心机，是不会允许让国民党党部成为针插不进，油泼不进的陈氏兄弟私人地盘的，因此，他借着黄埔系旁敲侧击的也要给CC系一定压力。

老蒋并不害怕黄埔系和CC系争权，他要维持自己的统治，就必须让手下这一文一武两大集团起些冲突，然后才能安安稳稳的当老大——这两个集团再怎么争，归根结底还得让他当裁判。更何况，让CC系控制党部并不是老蒋的长久规划，老蒋是个家天下意识浓重的人，他终究要把整片天下交给现在被扣在苏联，已经被迫和他断绝父子关系的蒋经国——而要让蒋经国未来接班，他就不能让CC系过分得意。因此，虽然黄埔系并不能从根本上冲击CC系的党务地位，但是老蒋的想法也不在此，他只不过是要让CC系总有点压力罢了。那么，CC系和黄埔系的争斗又会上演怎样的戏码呢？我们下文再叙。

经儿可教

老蒋一生弄权，其诡秘狡黠在民国首屈一指，对手下派系的控制也能体现这个特点，CC系和黄埔系原本可以相安无事，各领一方，但老蒋偏偏要让黄埔系渗入CC系的地盘，其目的无非是挑动起两派的争斗，从而打压CC系的嚣张气焰，这种二虎相争的谋略正是史书常见的伎俩。

跟CC系争斗的黄埔系组织是中华民族复兴社，也称蓝衣社、力行社，成立于1932年。这个组织是在老蒋授意下成立的，为此贺衷寒还挨了老蒋两次骂，等贺衷寒终于后知后觉的品出老蒋“我的好学生都死光了”这样的暗示后，黄埔系就行动起来，决定成立一个小组织——在此之前，陈立夫已经先行一步领会了老蒋的意思，发起了清白团、同志会一些小组织。老蒋之所以会有成立小组织的想法，据说是因为看了墨索里尼的一个小册子，墨索里尼有黒衫党保驾护航，而本来就崇尚实用主义的老蒋也有些心动，接受了颇有蛊惑力的法西斯思想。一时间，国民党内小团体横行，而最得老蒋欢心的便是黄埔系十三太保搞的蓝衣社。

蓝衣社的主体是黄埔系精英，而核心成员便是号称十三太保的老蒋亲信，其中较有名的有贺衷寒、康泽、刘健群、胡宗南、戴笠、邓文仪和曾扩情。蓝衣社所从事的大多是特务活动，主要集中在抗日，反共和清洗地方势力的情报工作上，其中设立的特务处（戴笠任处长）此后便发展成了鼎鼎大名的军统。与很多法西斯小团体一样，蓝衣社崇尚苦行修身，试图用极端思想来改善国民党内贪污腐化、脱离群众等问题，因此极具煽动力。现在对法西斯组织大多具有较片面的看法，实际上法西斯主义之所以能发展起来，跟其思想具有一定的民众土壤是分不开的，比如纳粹便是利用了德国人狂热的民族情绪和挫败感。而那个时期正好是国民党思想较为混乱的时期，所谓三民主义也对于老蒋统治无太大意义，因此，老蒋投向法西斯主义也并不难理解。

蓝衣社与CC系的争斗并没有波澜状况的场面，一般情况下是见缝插针。比如当时杨永泰曾建议老蒋为了剿共将赣鄂皖豫四省的党务交给军政人员打理，借着这个机会蓝衣社便打入了这四省的党部——陈氏兄弟对此敢怒不敢言，毕竟蓝衣社有老蒋当后台，还勾搭上了政学系。此后吃了甜头的蓝衣社不依不饶，甚至还向文化部门进军，这下彻底激怒了CC系。

CC系控制的党部向来将文化宣传部门当成自留地，没成想本应该本本分分在军队中发展的蓝衣社却仗着贺衷寒和刘健群这些人能说会道，就不管不顾的搞起了什么中华文化协会，这要是都忍了，那CC系以后还有脸接着混吗？所以，在地方党部里搞小动作，这也就罢了，但是要争文化部门，那CC系可也不客气了。CC系首先找来了老蒋的文胆、跟陈氏兄弟关系不凡的陈布雷当支柱，而后接着江西机场失火案向老蒋告御状，指责邓文仪没把心思放在本职工作上，陈布雷也在一旁添油加醋说应各安其职，老蒋见状，只能将蓝衣社成立的那个中华文化协会给解散，好歹CC系也挽回了些面子。

当然了，由于双方都精于特务工作，因此互相安插卧底，搞无间道，甚至利用色情间谍这样的事情也屡见不鲜；为了扩大组织，争取成员，双方也时有冲突。但是不管两方怎么斗，基本上都维持均势，老蒋鉴于CC系在党政机关实力雄厚，因此在这些方面也多有偏袒黄埔系，总之，两方面再怎么机巧算尽，费尽心力，都始终翻不过老蒋的手掌——孙悟空再能蹦跶，也都在如来佛的手心里。其实，此时的CC系虽然日见壮大，但基本对老蒋还是忠诚不二，老蒋之所以老是给CC系找麻烦——不是利用政学系就是利用黄埔系，原因不单单是以制衡之术来巩固自己地位，更重要的是，老蒋必须未雨绸缪，为他的家天下打基础。

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CC系服从老蒋这自然没的说，毕竟，他们的风光都建立在老蒋信任的基础上，但是，老蒋同时也不得不为后人考虑，CC系一手遮天，那他的后代能降服他们吗？老蒋考虑问题向来深远，看起来他现在正处壮年，完全没必要担心继承问题，但是毕竟国民党不是封建王朝，想要搞家天下也不是那么名正言顺，所以一切都要早做安排——尽管老蒋亲睐的继承人经儿还被斯大林扣押在苏联，正经受着苦难，甚至被迫跟他断绝了父子关系。如果老蒋是帝王，那蒋经国当太子，继位理所当然，但问题是，他不是帝王，蒋经国也不是太子，交接权棒没有制度化路径可循，因此，老蒋自然是要不断煞煞陈氏兄弟这对权臣的锐气，省的到时候陈氏兄弟尾大不掉，不服小蒋管束。

在民国的太子党中，出色者极少，大部分都是如同民国四公子这样的浪荡子弟，除了吃喝享乐，纵情声色，一无是处。我们大名鼎鼎的张大少接过老父用性命换来的家业没两年就被日本人搞出了东北，堪称民国公子哥低能的典型范例。太子党之所以不成器，大部分原因还在于没有历练，从小被少爷少爷的唤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学业不用功还能借着关系混个文凭，没啥能力还可以让能人智士捧着，总之，他们大部分人根本需要奋斗就能赢得比别人高得多的地位。人说，玉不琢不成器，从小安乐窝里长大的公子哥怎么能够在波云诡谲的乱世中撑起一片天呢？但是，凡事总有例外，比如蒋介石的大公子蒋经国便是太子党中的翘楚，甚至还被某些人谬赞为中华历史第一人。

蒋经国是老蒋长子，生母是老蒋结发妻子毛福梅，当然，因为蒋纬国的复杂生世——很多人都认为蒋纬国是戴季陶之子，因此，很有可能蒋经国是老蒋唯一的儿子。蒋经国从小就被老蒋严加管教，刻意栽培，很小的时候老蒋就给二子定过性——经儿可教，纬儿可爱，因此，蒋经国是老蒋从小便看好的继承人，但是，蒋经国真正能够成为合格的蒋氏家族接班人，还是在苏联受了苦之后。小蒋去苏联的背景恰好是国共合作，老蒋向苏联示好之时，为了表示双方永结同心的良好祝愿，老蒋将蒋经国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念书。现在我们已经很难揣测老蒋的用心了，有可能是老蒋没想到苏联会最终将蒋经国当人质，但也可能是老蒋刻意为之，为的就是让蒋经国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自己，但不管如何，当老蒋在上海发动政变之后，蒋经国就被斯大林扣押了。

苏联这地方，本来是进来容易出去难的地方，这倒不是说办护照有多难，而是说苏联的政治斗争气氛异常浓烈，很多人去了苏联就因为牵涉其中而惨遭整肃。由于老蒋发动了清共运动，正在苏联滞留的蒋经国便成了斯大林的出气筒，要知道斯大林对老蒋可是相当看好的，还因为这个原因受到国内托派的攻击，这下老蒋公然反水，无疑是狠狠抽了他一记耳光，为了泄愤，小蒋便成了那可怜的靶子。这还不算完，问题在于小蒋跟大部分旅苏分子一样牵涉进了托派和斯大林派的争斗中，因为涉嫌支持托洛茨基，蒋经国被斯大林下放到了苦寒偏僻的西伯利亚。西伯利亚是个什么地方，对俄国有所了解的人都清楚，这里通常是流放政治犯的地方，就跟当年清朝流放政治犯的宁古塔一样，小蒋在这里着实受了些苦，生活条件差不算，还见天被逼着写检查，检讨自己父亲的反革命行径，甚至还被逼着跟父亲脱离关系，可以说，能受的苦都受了。不过，在这里小蒋也非一无所获，除了增加了人生阅历，深刻洞悉了专制统治的危害之外，他还结了婚，妻子是白俄罗斯姑娘芬娜——亦即蒋方良，是沙俄旧贵族出身。蒋经国的长子，那个不成器的蒋孝文便出生在苏联。

不过，自西安事变之后，蒋经国就苦尽甘来，由于国共达成第二次合作，作为人质的蒋经国便能携妻带子逃离苦海了。1936年底，蒋经国回国，父子团聚，对于当时的民国而言，这当然算不上什么大事件，但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而言，这可能是极具象征意义的事件——蒋氏家族的二代接班人在经历了艰难困苦之后终修得正果，在苏联的经历终将成为不仅是蒋经国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财富。

把兄义弟知多少

前段时间谈了太多严肃冷酷的东西，今天我们说点轻松的，讲点八卦。不过对于我们的主角蒋介石而言，与大多数人不同，情史并不是他八卦的重点，自从老蒋娶了宋美龄以来，绯闻就跟他绝缘了，但是缺少风流韵事不代表老蒋乏味，情人没那么多，但老蒋却有着可能中国政治人物中最多的把兄弟。

中国人对政治中的把兄弟这个概念有印象，无非是《三国演义》的影响，在茶馆戏台上，桃园结义总是梨园子弟演绎讲说的经典桥段，当阴冷恐怖的政治中有了江湖气息的兄弟情义，政治也变得有血有肉。但是对我们的老蒋而言，他对待结义的态度远没有刘皇叔那般谨慎，在老蒋眼里，结盟拜把子就是最好的交际手段，因此数量多，成分杂不算，感情也远非刘关张那般不求同生但求同死的义比金坚。老蒋结交把兄弟大部分时候是出于政治目的，是以功利为取向的社交，因此，尽管也不排除老蒋确实与某些人私交不错，但是大部分人都是老蒋权谋之术的工具而已——这也是很多人指责老蒋上海滩流氓气息的原因所在。

老蒋结交的众多把兄弟中，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在家乡浙江奉化求
学期间结交的一些学子，这些人对老蒋政治生涯没有太大影响，但感情普遍不错；第二类是在日本留学期间结交的一些兄弟，主要有陈其美、张静江、戴季陶、张群、黄郛等人，这些人对老蒋的政治生涯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老蒋执政后也大多得到老蒋信任，是建立在感情基础上的政治投资；而第三类则是老蒋最为人所诟病的，是在北伐前后结交的李宗仁、冯玉祥和张学良，与此三人结交完全是出于功利目的的政治手腕，因此，这三人和老蒋的感情基础最浅，只能说是相互利用。在老蒋众多的把兄弟中，真正跟老蒋有兄弟情谊的无非是两个人，一是其政治生涯的领路人陈其美，二是其终生挚友戴季陶。

陈其美对于老蒋政治生涯的影响我已经在前文多次提到，基本上，没有陈其美，就没有蒋介石日后的飞黄腾达，因此蒋介石才会投桃报李，在上台后对他的两个侄子如此亲睐。老蒋曾经在陈其美授意下刺杀与同盟会闹翻的光复会领袖陶成章，此事对老蒋政治生涯的影响极为深远，不亚于其后40余天的永丰舰赴难，陶成章的死对于亟需取得反清盟主之位的孙中山具有重大意义，孙中山对老蒋的重视也自此事而起。这是老蒋政治生涯的敲门砖，而领路人则是陈其美，其后孙中山对老蒋爱使小性、喜怒无常的性格之所以屡屡包容，便是因为这件一度秘而不宣的暗杀事件。陈其美是孙中山的铁杆亲信，在反袁一事上也态度坚定，并最终因此被张宗昌派人刺杀于寓中，据说陈其美死后，蒋介石痛哭流涕，这其中很难说没有失去政治依靠的落寞，但真情实感同样充斥其中。老蒋对陈其美的感激促使他大力提拔陈果夫和陈立夫兄弟，应该说，老蒋与陈其美是有不错交情的，但是同时，他们也是一对政治盟友——这个关系就跟桃园结义比较相似。

而戴季陶和老蒋的关系同样不凡，某种意义上说，老蒋与他的感情甚至超过了陈其美。戴季陶并没有能为老蒋的政治生涯带来什么决定性的帮助，至少比起陈其美来说是差的很远，但是他们的关系似乎跟政治所涉不多，更多还是私交相契。最能证明两人亲密关系的当然是老蒋收养蒋纬国一事，蒋纬国的身世一直以来都是谜团，但最近已经基本解开了——蒋纬国是戴季陶旅日期间与一日本艺伎津渊美智子所生，后为了帮助老友解决困难，老蒋最终收养蒋纬国。对蒋经国，老蒋历来当成接班人来培养，管教严格，父子之间几乎难有温馨；而对蒋纬国，老蒋显然更加宠爱，虽然没有那么多期许，但父子感情较之蒋经国似乎更有过之。老蒋之所以如此疼爱蒋纬国，当然跟与戴季陶交情深厚很有关系，戴季陶向来把老蒋当朋友对待，有话直说，从不隐瞒自己想法，老蒋跟很多人交往都戴着假面，但惟独对戴季陶是真性情流露，两人一生挚友，从未闹翻。

陈其美和戴季陶是老蒋众多把兄弟中最好的朋友，相比较此二人，老蒋与其他把兄弟的关系则要疏远得多。以张静江为例，老蒋向来将其当老师对待，但是似乎他从未把他当成可以信赖的朋友对待，后来张静江因为政见分歧跟老蒋闹翻，在1930年被其免职，此后双方关系渐趋冷淡，再未恢复旧观。即便是与老蒋、陈其美一道结拜的黄郛，老蒋也更多将其当成可以信任和使用的官僚，基本上没有将其当成兄弟看待。不过，老蒋在政治生涯早期结拜的兄弟中，即便不是关系如陈其美和戴季陶那般亲近，至少也很少会反目成仇。对其中大部分人，老蒋还是相当信任的，政学系之所以能从孙中山时期的非主流地位到30年代领一时风骚，就是因为老蒋还是比较看重与黄郛、张群的结拜之义。

第二类把兄弟是老蒋执政期间的中流砥柱，大部分都身居高位，在行政和党务上帮助老蒋撑起了一片天；但是在北伐前后结交的把兄弟中，老蒋就显然带有纯粹的功利目的了。李宗仁跟老蒋的关系就有着明显的功利味，他们结交的时候正值老蒋初掌兵权，尚无力驾驭军内元老，而彼时的李宗仁也才刚刚统一广西，在党内更是举目无亲，他们二人结拜其实更多是政治结盟。后来桂系白崇禧帮助老蒋在北伐中屡建功勋，鼎定东南半壁；其后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发动四一二政变清共，桂系都是老蒋坚定的盟友。但是好景不长，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地位逐渐稳固，两个都有着天下之志的政治人物就摆脱了同盟关系，先是老蒋屡次表示对白崇禧的不满，而后桂系逼宫蒋介石，促其下野，这对把兄弟也就彻底闹崩了。在老蒋因为桂系逼宫人生中第一次下野之后，蒋李二人便开始水火不容，其后蒋桂之战，中原大战，直至李宗仁附和粤系逼老蒋第二次下野，以焦土抗战为口号发动两广事变，双方的恶感非但没有消弭之象，反而愈演愈烈，所谓兄弟之情也早已灰飞烟灭。为了利益而大动干戈，这便是以政治目的结盟却没有感情基础的把兄弟最终的宿命。

冯玉祥与老蒋的关系与李宗仁大抵相似，同样是出于政治目的，冯玉祥是为了在党内站稳脚跟，而老蒋是为了顺利进行二期北伐。但是双方甚至恩怨更甚于蒋李之间，在蒋冯之战中，老蒋甚至策反了冯玉祥嫡系亲信韩复渠和石友三，使得其功败垂成；而到了中原大战后，老蒋则将冯玉祥部队几乎全部收编；所谓兄弟搞到拆台脚的地步，也算是讽刺了。冯玉祥本来还是民国实力排行榜NO.2的军人，结果让他在主流军界和政界销声匿迹的不是别人，正是他这位亲爱的把兄弟，蒋中正介石贤弟。

至于张学良，那就更加有喜感了，老蒋为了表示对张学良在中原大战中出兵中原助他一统江湖的谢意，双方算是假模假式的拜了把子。后来张学良在东北遭到关东军骚扰，老蒋态度暧昧，而六神无主的小张居然干出了抛家舍业的勾当。此后老蒋与小张的蜜月期宣告终结，老蒋再不对他的汉卿贤弟软语温存了，而是动辄就斥责，搞得心灵受到创伤的小张居然干起了绑票盟兄的惊天大事。义弟绑票义兄，这是老蒋结拜史中的又一个让人称奇的地方。

从陈其美、戴季陶到张群、黄郛再到李宗仁、冯玉祥、张学良，老蒋的结拜兄弟从亲昵到客气再到仇恨，这充分说明，一个政客爬得越高，他就跟正常的人际交往离的越远，老蒋与这些把兄弟的恩怨情仇正是说明了这一道理。政治是个容不得真感情的舞台，因此，我们大可对所谓的义气付之一笑，如此罢了。

延安

于中共而言，延安是一块福地，这个赤都在中共党史上具有神圣的地位，就是在这里，中共最终从低谷中走出，并逐步发展成为能和国民党想抗衡的力量。事实上，屡屡救中共于水火的毛泽东也正是在延安全面稳固了自遵义会议后取得的地位，也正是由于毛泽东在政治上的老练，中共才彻底摆脱了米夫派掌权时期种种幼稚低级的行为，真正成为一个成熟的政治集团。

倾斜的天平

西安事变虽然得到和平解决，但是中共显然对老蒋的承诺并没有太大信心，他们正时刻提防着老蒋随时可能出现的报复行为。我们知道，当时中共百废待兴，正需时间休养生息，再经不起老蒋的报复了——虽然毛泽东曾语气轻松的表示大不了接着打游击，但是显然毛泽东这句话更多是在安抚中共党内失落的情绪。

在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之初，中共党内的主流意见是要趁机办掉念念不忘剿共的蒋介石，并且中共这些精明的政客们大概已经想好了如何善后——大不了把全部责任推给张学良。办掉蒋介石对中共而言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因为这样就会让本来就不太平的国民党陷入又一轮争斗，而中共也可借着他们内乱之际恢复元气。但是天不遂人愿，中共主要的盟友——苏联并不想除掉蒋介石，相反，苏联正需要撇清与引起了轰动的西安事变的关系，更何况，他们还需要蒋介石作为中国的领袖帮助他们对付在远东最大的对手——日本。由于苏联那份看似莫名其妙，但实际保藏祸心的指示，中共失去了解决问题最简单的方式，从而只能采用B方案，保留蒋介石——但这同时也意味着赌博。

中共要控制住蒋介石的报复心态，就必须在舆论上站住脚，当然，最后的武器依然是抗日的口号。其实中共真正提出抗日并不算太久，此前中共在南方苏区消息闭塞，似乎对北方浓烈的反日情绪知之不多，再加上当时中共正痴迷于搞苏维埃，因此中共并没有认识到高喊抗日的价值所在。不过，当中共到达北方，并与丢失了地盘的张学良东北军有所接触之后，立即明白了日本在中国国土上的表现远远超过他们的想象，但是，中共却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抗日纲领，毫无疑问，在政治上，中共已经落后了。亡羊补牢，未为晚也，中共还有补救的机会，而宣传鼓动历来是中共的特长。

于是，在中共北方局的策划下，在危机的核心地带华北，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其实日本在发动长城攻势之后再没有发动什么大规模军事行动，但是日本在华北依然有些小动作——比如被史书描述的轰动无比的华北事变其实就是这些小动作的一部分，但是即便是小动作也会刺激学生们敏感的神经。自五四运动之后，中国青年便保留了游行抗议的传统，日本的挑逗，老蒋的漠然，内战的烽火，这都让青年对时局产生了严重不满，在华北事变之后，学生们的情绪到达了临界。这一切都为中共策划一起大规模的抗日游行活动准备了思想基础，因此，一二九运动的爆发就显得顺理成章了。一二九运动对于中共而言意义非凡，在中共尚未派出军队跟日本接火之前，这样的运动有助于扩大中共在青年中的影响力，从而贴上抗日的标签。在一二九运动的基础上，中共再次策划多次有一定规模的学生运动——这些学生运动甚至成为西安事变的前奏，在这样的宣传造势下，很多对老蒋绥靖政策不满的青年投向了中共的怀抱。

大规模的抗日宣传为我党赢得了不错的声誉，影响力也随之扩大，更重要的是，这为中共在西安事变中采取调解态度奠定了政治基础。由于保留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苏联的最高指示，因此为了提前应对老蒋可能的报复行为，中共必须在政治上赢得主动——中共在西安事变中摆出了联蒋抗日，停止内战的调人面孔。既然中共在此事件中表现出了调解的姿态，并愿意“联蒋”抗日，自然也容易在舆论上博得同情。全中国都知道中共跟老蒋之间不共戴天，如今中共大度的表示愿意尽弃前嫌，为了抗日寻求合作，丝毫没有要借机泄私愤，搅浑水的恶劣举动，因此，中共轻易就抓住了舆论。

更绝的是，为了尽量避免刺激蒋介石，中共正力图跟张学良撇清关系。当然，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确实是个人行为，跟中共无关，但是中共跟张杨二人达成过三角同盟似属确然——这无论如何都会让老蒋对中共产生更深的敌意。为了尽量消除这种敌意，中共一方面尽力声明西安事变与其无关，另一方面也或明或暗的表示对张学良以下犯上、目无纲纪的不满。这一任务当然都落在周恩来身上，而周恩来也将其长袖善舞的外交家特质展露无遗，他耐心细致的在老蒋亲信面前做了许多疏通工作，并在此期间尽量避免跟张杨接触，摆出一副局外人的姿态。

周恩来在西安的表现极大的融通了老蒋之间恶劣的关系，让老蒋将所受耻辱的怒气全部发在张杨二人身上。当然，我们可以说中共不够朋友，把张学良给卖了——相反张学良却在南京的审判中非常英雄的表示一人做事一人当，西安事变与中共无关，但是政治本来如此，毛周都是极为老练的政客，自然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出错。当然，中共也给了张学良一定补偿——在编写历史的时候，盛赞张学良义举，甚至将他丢失东三省河山的罪责也一并推给了老蒋。

对于蒋介石而言，由于中共一系列精彩的外交表演，他的军事剿共计划也只能搁浅了。中共打出的抗日、联蒋、拥蒋的旗帜彻底让老蒋师出无名，因此老蒋也只能另作计较——既然军事手段行不通，那就只能采取政治手段了。当年老蒋对付三藩的时候也曾经使用过诸如裁兵整编这样的政治手段，只不过由于当年三藩的强硬态度作罢。此次老蒋再次捡起这套手段实际也是迫于无奈，尽管谁都知道中共政工的强大，但是老蒋也别无他法。

政治渗透所需时间当然远比军事打击来的长，收效也更慢，更何况，我党在肃反时连自己人都不放过，老蒋即便在新成立的陕北特区派出诸多特务，也难望有成——当然由于国共合作，中共不便公然举起肃反大旗。中共也对这个问题有过担心，也害怕老蒋借着合作之机进行内部的分化活动——要知道老蒋对付桂系，冯系和粤系时都用过这种手段，但是，这种担心很快便烟消云散了，因为不久之后，日本就发动了卢沟桥事变，老蒋也没心思搞这些了。当然，除了进行特务战之外，老蒋还可以更直接的对中共武装进行打散混编，不过，中共也自有对策——那就是拖，拖了没多久，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可能的混编就变成了整编。总之，由于日本的介入，老蒋再也无法赢得进行政治战所需的时间。

中共已经逐渐摆脱了以前的被动局面，虽然以实力而言，老蒋依然拥有足够的优势，但是，至少中共得到了发挥潜力所需的时间。正如我反复强调的那样，中共的可怕之处并不在于即战力，而在于恐怖的潜力，在老蒋的军事剿共计划因为西安事变而破产之后，中共通过一系列政治手腕扭转了局势，当中共不再受到频繁的军事攻击，那么其就将展现出让人咋舌的能量。民国的政治天平正在逐渐从南京向延安倾斜，而这种倾斜终将证明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

斗争与蛮干

在乱世，个人权威对一个政治集团而言至关重要。民国的三大政治集团中，组织结构最松散的北洋最先倒台——尽管其实力一度冠绝群雄。而驱逐北洋之后夺取中枢的国民党比北洋有了些进步，至少他们还有个名义老大蒋介石，但是名义终归只是名义，遇事屡有掣肘的老蒋屡屡错失将中共彻底击溃的良机——当然最关键的因素还是国民党内不同心。而最终夺取天下的中共则是组织结构最严密的政治集团，有一个强有力的核心——虽然这个核心的确立也是经历了多次的腥风血雨，但是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毛泽东最终展现了他的天才最终能为这个政治集团带来些什么。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赢得胜利的政治集团总是秩序井然，各守其分——天才要实施他的想法，总是需要最直接的权威。毛泽东毫无疑问是个战略天才，但是在江西苏区的后期，他的天才却总是得不到响应，而这造成了什么后果，想必大家看了上文都已有了清楚的认识。因此，中共要最终夺取江山，就必须将毛泽东的天才发挥到极致，而这一切都必须以毛泽东的个人权威作为基础。遵义会议虽然实质上确立了毛泽东的核心地位，但是这个地位显然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认同——至少张国焘及其第四方面军的亲信都并不认可。张国焘表达疑义的方式显得很粗暴，那就是在长征途中两方面军会和后通过各种方式来挑战毛泽东的权威，最终造成两军分道扬镳——这是一次差点让红军万劫不复的冲突，也再一次证明一山不容二虎的浅显道理。

但是，张国焘并没有能展现出他有担负起中共全部责任的能耐，在和毛泽东分道扬镳后，四方面军并没有能打到成都吃大米，反而在百丈遭到川军的凶猛反扑。而他有些歇斯底里另立的中央则几乎没有得到任何重量级人物的认可，除了几个亲信不断鼓噪呐喊之外，他扣押的朱德、刘伯承，以及后来会和的二方面军任弼时都反感他的悖逆行径。在南下计划破产之后，实际上张国焘的处境已经非常困难——他的威信遭到了沉重打击，副手陈昌浩甚至有了取而代之的野心；而张国焘借以对抗中央的唯一优势——军队也在西征失败后丧失殆尽；接二连三的打击已经让张国焘的党内地位岌岌可危——而根据中共的斗争规则，张国焘甚至可能会付出性命的代价。

反观毛泽东，虽然长征中他带走的军队人数远少于张国焘，但因为路线选择的明智，却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原来在陕北活动的当地领袖刘志丹虽然天生一股英雄气，但在政治上却是个循规蹈矩的人物，他并没有张国焘那样的叛逆性格，这也为中央在陕北建立权威提供了便利。当然，即便刘志丹有不顺从的念头，他也没有机会表现出来——因为在不久后的东征中，他就不幸罹难。

如果说西征是为了打通和苏联的补给线，那么东征就是为了稳固陕北的根据地，跟西征的灰头土脸不同，东征还算比较顺利，从1936年3月开始，历时两个半月，红军虽然没有取得什么过于骄人的成绩，但是至少巩固了地盘，扩大了影响。在整个东征途中，除了我党首次扛起抗日的宣传大旗之外，唯一值得一提的应该就是刘志丹的死。当然，对于刘志丹的死，现在也存在所谓阴谋论的说法，这个问题见仁见智，具体如何，大家自己判断，笔者不予置评。不管如何，刘志丹在东征中牺牲，对于中央而言就少去了整合地方派的麻烦。至于陕北的另一个重要人物高岗，中央采取了调虎离山的计策，将他先从陕北调出，当他再次回到陕北后，中央已经完全稳固了权力，高岗也只能顺从。这次权力交接非常平稳，并没有出现在江西和鄂豫皖时那样惨烈的搏杀，毛泽东几乎是轻描淡写之间便让以他为核心的中央成了陕北的新老大。

毛泽东的地位越稳固，张国焘就越难堪，虽然张国焘还有个红军总政委的头衔，但是随着其亲信力量的削弱，他这个政委也就成了摆设。更让张国焘感到不安的是，虽然中央为了争取他北上一度与他取得了和解，但是随着西路军的溃败，似乎毛泽东决定要以此为契机向他发难了。张国焘很清楚老毛是个什么人物，也明白自己目前的危难处境，如果毛泽东决定跟他算总账，他根本是难以招架的。这是张国焘的宿命，在政治舞台上混，本来就只有两种选择，将别人整倒——张国焘本来有这个机会，但是天不遂他愿；被别人整倒——这是对他失败政变的最好回答。张国焘没资格怨天尤人，他回忆录中那种语调是让人生厌的，因为他本人同样也是这个体制的塑造者——在鄂豫皖和川陕，他可没少用非常手段整肃政敌；而当如今他面临曾中生等人同样的命运时，张国焘却装的跟个没事人一样开始表达对这种体制的不满；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国焘是个十足的懦夫。

一个双手沾满了别人鲜血的政客，却在回忆录中大力渲染毛泽东对待他的残忍，这是一种怎样的讽刺？如果他是个单纯的受害者，那么他完全可以表达不满，但问题是，张国焘仅仅是个受害者吗？如果他是受害者，那死去的许继慎、周维炯、邝继勋以及曾中生等人又算什么呢？难道他们都罪有应得吗？张国焘选择性记忆了自己遭受的苦难，却将他自己给别人造成的苦难忘得一干二净，试问，他又怎能得到别人尊重呢？失败并不可怕，但是张国焘本可以输得像个男人，可惜张国焘在政争失败后丧失了面对的勇气，将自己化装成了一个受了天大委屈的小媳妇——不知道被他整肃的亡魂们此时会作何感想。

毛泽东并没有亲自动手，事实上他也无需亲自动手，因为米夫派似乎对张国焘的敌意比毛泽东还深——当然有可能米夫派很久都没事干了，想要逮个机会活动活动筋骨，谁知道呢？积极分子是自从一四方面军会和后便不断撰文攻击四方面军所谓军阀主义，所谓流氓习气，所谓右倾投降的凯丰（亦即何克全）。毛泽东所做的只不过是些铺垫工作——比如将林彪堂兄，共产国际派来的调停人林育英调走。但是凯丰的工作似乎并不能让老毛满意，虽然凯丰自诩是正统的布尔什维克，比任何人都懂得马克思主义，而且也表现出了一副党内斗争专家的模样，但是跟大部分米夫派分子一样，凯丰的斗争方式都流于苏联式的蛮干。凯丰折腾了好长一阵子，搜集了一堆似是而非的黑材料，但却似乎并没有能打中张国焘的七寸，凯丰的低能甚至不得不让毛泽东时常出来纠偏。毛泽东也经历过米夫派的攻击，对于他们的攻击套路实际是根本看不上眼的，但是既然凯丰表现如此积极，毛泽东也想让他试试身手，可惜凯丰表现过于差劲。

对张国焘进行攻击的同时，在延安新成立的抗日军政大学（也就是著名的抗大）中也弥漫着浓烈的斗争气氛，一场针对张国焘亲信的清洗活动正在铺开。这当然也引起了四方面军的反弹，许世友、王建安等十几个四方面军指战员纠集了四五百号人宣布退出抗大；与此同时，张国焘亲信何畏也开始表示对许世友等人的支持；当然，毛泽东对此早有准备，他很快便逮捕了这些闹事头目。

种种迹象看来，张国焘似乎难逃一劫，但是关键时刻苏联来的指示救了他一命——苏联方面表示张国焘虽然有过，但也有功，不能一味打倒。显然，救了张国焘的不是别人，正是米夫派老大，此时担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团长的王明。比起凯丰这样的莽汉和洛甫这样已经蜕变的毛派，王明无疑更加精明，张国焘对他来说还有利用价值——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王明之所以是米夫派的老大，是因为他比博古、凯丰之流更加懂得政治斗争的实质，博古、凯丰之流除了盲目的整人，很多时候都缺乏政治头脑——但是王明这个米夫派的大脑具备这样的能力，跟那些势要张国焘好看的米夫派喽啰不同，王明更懂得张国焘的价值。

骨架、肌肉、内循环、大脑

长征这次战略转移——甚至可以说是逃跑——虽然根本谈不上胜利，充其量也不过是捡了条命，但是很多事情必须两分的来看，固然中共在长征中损失惨重，尤其是中央红军从长征之初的8万人锐减到到达陕北的不足1万，不过，对于中共的这样的政治集团而言，只要他们不是马上就必须拉出去打仗，那么他们的损失其实也没有字面上表现出来的那么大。中共现在就如同一个饿到了皮包骨头的人一样，再去跟壮汉玩搏击肯定会被揍得很惨，但是这个人的骨架很粗大，只要休息的好，营养跟得上，完全是拳王的模子，没有肌肉又如何？肌肉是可以练出来的，但是骨架是天生的。西安事变后的国共休战就给了中共这个饿汉充分的休息时间，足够补充营养的机会，然后在中共粗大的骨架上，强健的肌肉就开始慢慢的生长开来——要知道这个饿汉的骨架完全是拳王的胚子！

看一个人的底力，并不是看他的肌肉，而是看他的骨架。相信很多熟悉NBA的朋友都知道选秀的规则，在选择内线的时候，NBA的资深球探们往往更看重他的身体天赋——身高臂展肩宽，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看起来技术很糙的身体男能够高顺位被选中，而那些技术功底扎实，但身体没那么劲爆的内线球员却往往被忽视。比如很不幸落到第二轮的卡洛斯布泽尔，以他的技术能力而言，本应该是个乐透顺位，但是很多球探通过其身体条件看衰他的发展前景；而看起来技术糙的一塌糊涂，基本功烂到家的夸梅布朗却因其身高臂展，身体劲爆而被乔老爷子钦定状元。当然，这都是很极端的例子，但至少说明一点，在NBA普遍重视发展潜力的大个子中，拥有良好身体天赋的孩子更被重视——虽然发展潜力是很虚无缥缈的东西，但是至少有身体的比没身体的会有更大的极限。中共的极限在哪？他的搏击能力最终能发展到什么地步？决定这一切的正是其骨架。

但是光有骨架也是不行的，有些人模子很大，但却未必在狂吃猛喝之后能变成壮汉，要使一副好骨架成为巨汉，就必须有良好的循环系统。一个人内脏功能的完善是这个人是否健康的主要考量，我之所以说中共不是个病汉，而只是个饿汉，其原因在于中共不需要人参当归来治病，缺的只是一口吃的。在国民党围追堵截的情况下，中共一方面找不到吃的，另一方面也没时间找吃的，因此，中共才会在长征后变得瘦骨嶙峋甚至奄奄一息。但是幸运的是，尽管中共被国民党折腾的够呛，但是其内循环还保持健康，因此，中共现在只要有口吃的，身体就依然还能够恢复，甚至变得比以前更结实强干。

骨架、肌肉和循环系统是一个人的基本构架，对于中共而言，骨架是指其代表的社会阶层——由于共产主义的诱惑力，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穷人是中共最有力的政治支撑，因此其骨架粗大是不言而喻的；所谓肌肉指的是中共实际具有的军事实力，显然，在长征后中共的军事实力到了一个低点，但在中国，愿意加入红军的壮丁多的是，因此只要有时间和空间，军事实力的恢复也是水到渠成；循环系统当然指的是中共的干部队伍，这是长征中损失最小的一部分，在到达陕北的一方面军中，干部占了绝大部分，而只要有这群有丰富政治和军事经验的干部在，中共的身体机能就能良好运转，将补充的营养转化为肌肉。从这个角度而言，虽然中共遭遇了这样那样的困境，但是这些打击并没有影响到中共的底力，有一幅好骨架和内循环的中共不仅拥有强大的潜能，并且还有将潜力转化为实力的能力，而适时出现的国共合作则给了中共充分的时间和空间。

不过，对于一个拳手而言，如果他仅仅有健康且强壮的体魄，那么他还不具备打赢一场拳击赛的能力，虽然很多人都对拳击手有着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印象，但是一个真正伟大的拳手还必须具备足够冷静和聪明的头脑。以我而言，虽然泰森拥有足够的震撼力，但是最强大的拳击手并不是那个曾经佛挡杀佛，神挡杀神的恶汉，而是看起来平淡无奇的阿里。显然，从给人视觉冲击的角度，泰森远甚于阿里，泰森的巅峰时期是无人可以撼动的，他的所有胜利都是用最简单的方式获得——千篇一律的狂攻直至将对手KO；阿里即便在巅峰时期也没有泰森这样的霸气，但是阿里取得了比泰森更伟大的成就，其中的最主要因素便是阿里真正懂得如何赢得比赛。就跟NBA中后乔丹时代的两位霸主一样，奥尼尔拥有无人可敌的万钧之力，他的比赛方式是最直观的杀伤；但邓肯没有奥尼尔这样外星人的体格，他的比赛方式更具有智慧；因此，尽管这两个人在身体天赋上相差甚远，但却取得了同样的成就。因此，中共要真正在较量中脱颖而出，还必须有充分的比赛智慧——这一切都需要他们有一个出色的大脑。

中共的大脑当然是毛泽东，而这个大脑的重要性在此前中共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毛泽东主政期间，他为中共赢得了一片根据地，建立起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并数次击退了国民党的进攻；但是在毛泽东被米夫派排挤之后，中共的局势便急转直下，地盘不断缩小，军队损失惨重，最终被迫进行长距离转移。一个有实力的拳手只有懂得如何比赛，他才能真正无往而不利，仅仅依靠天赋和本能，他是无法走到最后的。毛泽东是个出色的操盘手，他准确的把握着中共的走向，知道在和国民党旷日持久的较量中应该如何准确的出拳。
毛泽东是个把握机会的好手，他能够在国民党内乱之机取得中共军队和地盘的突破；他同样善于利用国民党进剿部队的盲目而轻松打退围剿；而甚至在长征最困难的时刻，他也能够利用地方派和老蒋的矛盾来成功突围；而现在中华民族面临日本的威胁，毛泽东再一次把握住了机会。抗日的号召力甚至比土地革命还大，因为土地革命不过只能吸引激进青年和贫苦农民，而抗日却能够将渴望救国的所有人团结起来。在以土地革命为纲的苏维埃期间，中共还有被杨永泰政治剿灭的可能性，但是在抗日为旗帜的统一战线期间，中共却再也没有易于攻击的政治漏洞。土地革命吸引人同时也排斥人，而其排斥的地主、富农往往是拥有强大政治根基的阶层；而如今，在抗日的旗帜下，不管是地主还是富农，他们都不会再去排斥中共。毛泽东果断的将中共从建立苏维埃的泥淖中解脱，换上了一件抗日的华美外衣，事实证明，这样的政治转向是充满高超政治智慧的。

以抗日为名，中共在延安设立了抗日军政大学，并吸引着一批又一批对国民党抗日政策心怀不满的热血青年，延安成为了抗日图存的精神图腾。中共的政治影响力在不断扩大，在苏维埃期间，中共的影响力仅限于苏区周边的农民，而在统一战线期间，中共的影响力扩大到了有血性的全体中国人。在抗大授课期间，毛泽东完善了他深刻的哲学体系，构成毛泽东思想主体的《矛盾论》和《实践论》等重要著作都是在其讲稿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中共的政治思想在延安不断完善，而这一切都决定了在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期间中共的发展。

自1921年成立以来，中共在经历了15年左右伴随着成就与失败的艰难探索之后，终于有了一个成功的构架，有一个完美的大脑，粗大的骨架，健康的内循环，而现在中共唯一缺少的只是强健的肌肉——万事具备只欠东风，天助我党，很快日本人就会给我党一个强健肌肉的良机。

八、全面抗战

中日终需一决！

序幕

自日本占据东三省，并借助长城攻势逼迫老蒋签订《塘沽协定》以来，日本就进入了漫长的蛰伏期，从1933年到1937年中叶，日本人再也没有实质性的军事行动，但是，中日的敌对情绪却在不断升温——自1935年以来，中国国内的抗日之声一浪高过一浪，中日关系已经到了临界，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带来一场大战。很快，那彻底点燃中日之战的火星便出现了。始动！卢沟桥！

恶狼嗅到了血腥味

从来没有哪个国家能不通过战争就取得世界性的话语权，事实上，战争不仅仅是一个国家达到既定政治目的的手段，同样也是展现权威的途径。英国之所以能取得日不落帝国的封号，能成为公认的第一个世界级霸主，其原因无非是其辉煌的征伐史——赢得大量的殖民地，并在与法国的百年争霸中胜出。老牌豪强如此，新晋强国也不例外，欧陆新贵德国便是通过与丹麦、奥地利和法国的连续三场大战宣告了自己的崛起；至于远东嚷嚷着要与西方文明来次总对决的日本同样崛起于战争，甲午海战让日本赚得了原始积累的第一桶金，日俄战争让日本人信心爆棚，而控制朝韩则让日本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殖民地。但是，新贵族面对的是老豪强建立的国际秩序，他们在追随前辈战争立国的足迹时，却碰到了一个新问题——前辈们已经将整个世界插上了他们的旗帜，留给这些后辈的空间实在太小，他们的欲望难以得到满足。狼多肉少，这便是新贵族崛起后不得不正视的问题，新贵族拥有咄咄逼人的气势，他们渴望重新划分地盘。

对于处于欧陆中心的德国而言，他们的任务非常艰巨，因为地缘因素，他们不得不和前辈正面交锋——而在第一次尝试中，德国人最终惜败；但是希特勒的出现重新点燃了日耳曼民族的斗志，他们在欧陆正以灵活的手腕利用英法的纵容来收复失地。相比较被夹在诸强中的德国，日本则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由于中国这个远东长期的老大日渐衰败，日本赢得了建立远东新秩序的天赐良机——在20世纪初，日本已将原来依附于满清的朝鲜半岛收入囊中，而在不久前，日本还占领了对他们而言意义非凡的战略基地满洲。

在石原莞尔的设想中，满洲只是日本在远东建立霸权的基础，甚至中国也只是日本的跳板，而只有美国，才是日本真正的对手——这便是著名的最终决战论。日本拥有跟很多暴发户相似的心态，他们骨子里非常自卑，但在表面上却总是要表现得强悍傲慢，为了掩盖本质的虚弱，他们总是摆出一副跟人决斗的架势——比如日本一厢情愿地将自己假想成东方文明的捍卫者，为此要跟西方文明的集大成者，同样是新贵身份的美国干上一架。看起来这是个疯狂的计划，但是这个疯狂计划的背后是一个天才的大脑，作为日本军界最杰出的人物——他的水准足以将其他人甩开5条街，石原莞尔有一个完备的战略规划。

石原莞尔是个理性到了极致的人——虽然他的成名作是看似有些疯狂的九一八事变，但是他能以一万关东军发起对至少35万东北军的攻击，却同样是理性思考的结果。对于石原莞尔的满洲计划，很多人会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关东军不仅在人数上处于绝对下风，甚至在武器上同样不占优势——当时有人讥讽关东军是削竹刀的纸老虎，但是石原莞尔认为，对付张学良的东北军，竹刀已经绰绰有余了。事情果不出石原莞尔所料，东北军的捷克式机枪，高级轰炸机最终都被拿着“竹刀”上阵的关东军缴获——事情的顺利让日本军界惊叹一个天才的诞生。其实石原莞尔只不过是料定了小张的无能，在攻取东三省之后，在参谋本部步步高升的石原莞尔却再也没有拿出更惊人的计划，而漫长的等待让那些看着石原莞尔借助东北事变一步登天的青壮派军官饥渴难耐。他们同样渴望证明自己，既然石原莞尔可以搞个东北事变，为什么我们不能来次华北事变？为什么只能石原莞尔升官发财，我们却只能在屁股后面喝冷风呢？

这些渴望当上将军的佐级军官并没有理解石原莞尔，东北事变其实是次非常偶然的事件——只要把张学良随便换成另一个政客，关东军就拿不下东北，在惊人的魄力背后，是石原莞尔对小张深入骨髓的认知。石原莞尔并不疯狂，他是个冷静而稳健的军官，他的战略思想是扎实的“以战养战”和“持久战”，他并不认为依靠高呼大日本皇军万岁，依靠皇军效忠天皇的意志力就能赢得战争的胜利，在他看来要赢得战争，就必须有全方面充分的准备——显然目前日本还没有做好与中国全面开战的准备。但是这在渴望证明自己的那些后辈看来，石原莞尔只不过是功成名就之后出现的锐气消沉而已，石原莞尔成了他们向上攀爬的障碍，他们对石原莞尔的所谓最终战争论不屑一顾，既然前辈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拿下东北，那我们为什么要被华北如此畏首畏尾呢？

因此，在签订了《塘沽协定》之后，一大批渴望和石原莞尔一样一炮打响的青年军官群聚华北，他们每天讨论的当然是如何进一步控制华北，但是等啊等，就是等不到机会——因为老蒋攘外先安内的主张，日本人甚至找不到闹事的借口。好不容易搞点小动作，发动了华北事变，扶持了汉奸殷汝耕在冀北成立个傀儡政权，以为中国方面会一时忍不了打将起来，没想到国民政府照样半死不活，用和稀泥的老套路又把他们的欲火给浇灭了。这帮日本军人到华北可不是过来享清福的，他们是渴望建功立业的，但是无奈碰上了不够硬气的蒋介石，他们有火也撒不出去，只能继续看着石原莞尔风光无限，而自己却百无聊赖。

不过，老蒋能忍，不代表全中国都能忍，要是老蒋能代表全中国的意志，估计他也早就不忍了——在日本发动了其实根本算不上什么大事的华北事变之后，各派反蒋势力突然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齐刷刷的喊出了抗日的口号，这里面喊的最凶的俨然是对友邦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小张少帅。我一直闹不明白，为什么史书上总说华北事变之后，中日矛盾上升为民国主要矛盾，华北事变的影响力能跟九一八事变比吗？能跟长城抗战比吗？为什么闹得轰轰烈烈的时候不主要，等到消停下来喝小酒的时候却突然主要了？仔细想想也是，我党喊出要抗日图存的口号是在华北事变之后，本着我党一贯伟大光荣正确的原则，华北事变不主要那什么主要？我党都说主要了，还有不主要的道理？

又开始习惯性牢骚了，及时收住。不过对于渴望事端的日本军人来讲，中国突然喊抗日对他们来讲倒是机会——尤其是西安事变后抗日成了民国的主旋律。大家想啊，一个拼死拼活要找个人打架过过瘾的疯子最怕什么？他最怕的还不就是不管他怎么挑衅，没人搭理他这茬吗？好了，现在日本挑逗的对象中国终于开始忍不住了，回嘴骂脏话了，那这架不就有可能打起来了吗？这帮在华北待了4年多时间成天无所事事的军官等的不就是有个打架的机会吗？因此，自西安事变之后，中日的关系终于到达了临界，而这个临界不仅是反蒋势力努力追求的结果，同样也是疯狂的日本军人渴望的结果。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在卢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摆出一副挑衅的姿态，当时就与中方有些冲突。在回营后没多久声称有名士兵失踪——后来这名士兵毫发无损的归来，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在该要求遭到中国守军的拒绝后，乱乱哄哄中不知谁开了一枪，然后双方彻底拉开架势。其实谁先开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不就是几方面共同期待的机会吗？恶狼嗅到了血腥味，撕咬开始！

愉快的事情发生了

当时在北平的日军最高指挥官是牟田口廉也大佐——理论上的老大河边正三少将此时不在北平，那么这位老兄是个什么样的货色呢？简单地说，这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他对精神力尤其推崇，而对战争中的后勤补给等等客观因素不屑一顾。在著名的印帕尔作战时，他的参谋长以后勤不济为由反对作战，但是牟田口给出的答案是没有补给又怎样？没有粮食我们可以从敌人手里抢嘛。皇军怎么能够因为没有补给就不作战呢？大家看，当时日军指挥官就是这路货色，那我们还能期望中日发生冲突后会有什么和平的收场吗？

果然，牟田口这条疯狗选择了咬人，事实上，他早就对北平波澜不惊的生活感到厌烦了，现在终于有了机会，他岂能放过？没什么可说的，开打！但是牟田口似乎并没有把中国军队的抵抗计算在内，在卢沟桥遭到了29军219团吉星文部的顽强抵抗，军力有限的日军并没有能迅速占据卢沟桥。但不管如何，这场仗总算是打起来了，各方期待的不就是这样的事吗？

最期待事端的毫无疑问是我党，甚至现在还有说法认为是我党的地下党员先开枪，因此，我党的反应出奇神速，在事变发生次日便通电全国，高呼抗日，还照会国民政府，要求老蒋履行西安事变承诺。我党等待这个机会很久了，将民国的视线转移到抗日上来是我党现阶段的中心任务，因此，当事端终于出现后，我党甚至比那些野心勃勃的日本军人还兴奋。当然，我党造势的目的是要老蒋就范，那么在此之前对日本一忍再忍的老蒋是否会顺应民意，开始抗战呢？答案是肯定的，蒋介石并不是懦夫，他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虽然饱受诟病，但是先安内不代表不攘外，在西安事变之后，老蒋彻底失去了军事安内的机会，因此攘外就不再是句口号。当然，老蒋还是斟酌了一下，但最终在7月17日的庐山讲话中态度鲜明的表达了抗日主张。自此，民国最重要的两股政治势力都表明了态度，现在就该让日本国内作出选择了。

日本国内有两种声音，一种是以石原莞尔为代表的不扩大派，而另一种则是压倒性的扩大派。石原莞尔之所以不同意扩大事态，并不是他自我标榜的所谓和平主义，而是认为日本现在还没有跟中国全面对战的实力，甚至，他还担心苏联会趁虚而入，借机威胁日本的满洲利益。石原莞尔是天才，他准确预测了一旦扩大战事中国战场的走势，那就是中国依靠广大的战略纵深最终形成与日军的相持，一旦陷入中国战场的泥淖，那么他的最终决战论也就破产了。但是石原莞尔这样拥有战略思维的天才在日本军界毕竟是另类，大多数日本军人并没有像他一样作出长达几十年战略规划的能力，这些疯子看重的只是眼前。石原莞尔理智的声音很快便湮没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决断”声浪中，尽管石原莞尔在东北以寡敌众轻取东北之后成了军神，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人物，很多渴望建功立业的青壮军官都把他视为绊脚石。天才总是孤独的，一方面天才的想法通常不被庸人所理解，另一方面天才往往在为人处事上显得稚嫩，而石原莞尔兼而有之，他的理论无法得到日本主流军界的认可，并且其天才也遭到忌恨。

我们来看看日本主流军界的反应吧：陆相杉山元坚决主战；而军务军事课长田中新一大佐和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大佐这两个实权人物同样主战——武藤章甚至在接到消息后兴奋的打电话给河边大佐，声称“令人愉快的事情发生了”；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参谋长东条英机，朝鲜总督南次郎，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等纷纷上书陆军中央，要求“决断”；而关东军参谋辻政信和策划了淞沪冲突的高级间谍田中隆吉则干脆跑到天津督战，生怕事情闹不大。相比较石原莞尔等少数几个持有不扩大意见的人，扩大派显然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武藤章振振有词地对主张扩大事态的石原莞尔表示，挑起事态的其实是前辈本人，而他们只不过是在学习前辈当年所做的罢了。主战派迅速压倒了主和派，杉山元向内阁提出三个旅团的建议被初步否决后，又不依不饶的再次提出动员令，而内阁经不住陆军的强大压力，终于批准了决议。

但是要从日本本土或者朝鲜调遣军队前去支援牟田口尚需要时间，因此日本便使出了缓兵计，一方面跟当时的北平市长秦德纯进行停战谈判，另一方面却在积极调动兵力，准备发动全面攻击。当时老蒋的指示是“不屈服，不扩大，不求战，必抗战”，二十九军以宋哲元和秦德纯为代表的高级军官一开始也想息事宁人，跟日本谈判磋商，但是双方先后于7月9日、11日、19日达成的三次停战协议都被卢沟桥上的炮声所打断。日本当然不想真的谈判，谈判只是为了调遣兵力赢得时间，到7月25日，平津的日本部队已经达到了6万众，而等到26日，集结在平津的部队已经达到20万左右，就地谈判成果辉煌，那么接下来要谈的就是刺刀了。

万事俱备的日军在7月25日和26日先后制造廊坊事件和广安门事件，以图进一步加剧紧张空气，在兵力完全到位后，日军于26日下午向二十九路军发出最后通牒。宋哲元被逼到墙角之后终于忍无可忍，他态度强硬的表示要抗日到底，与此同时，二十九路军副军长佟麟阁主动请缨留守北平。战事一触即发！

7月28日上午，日本照原定计划出动一个师团，三个旅团，在10余架飞机，100余门大炮的火力掩护下，分别向南苑(132师驻守)，西苑（38师驻守），北苑（37师驻守）发动猛攻。中国守军奋力反击，在日军炮火最猛烈的南苑，守军在佟麟阁和赵登禹的指挥下浴血奋战，以大刀对抗大炮，宁死不退，最终佟麟阁和赵登禹壮烈殉国。由于日军过于猛烈的火力，二十九路军最终不支， 28日晚，宋哲元被迫撤离北平，29日，北平陷落。与此同时，驻守天津的第38师在副师长李文田的指挥下与日本展开较量，终因难以招架日军飞机的高密度轰炸而失败，最终无奈撤离，30日，天津陷落。自此，虽二十九路军与优势敌人展开殊死较量，伤亡惨重，但无奈日军有备而来，二十九路军寡不敌众，平津最终无奈落于敌手。平津陷落后次日，老蒋发表《告全体将士书》，指出“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国民政府已经做好了全面应战的打算。

现在，让我们全体起立，为在卢沟桥事变中死难的全体将士致敬，这是有关于男人的战斗，在长城抗战不了了之之后，中国将士终于用他们的鲜血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军人的豪情——即便我们战胜不了对手，但我们不会屈服！让我们记住那些抗战将军的名字：死守卢沟桥的吉星文，南苑遇难的佟麟阁、赵登禹、发起天津保卫战的李文田；还有那些我们不知名姓的英雄们，他们是中国的脊梁，他们可能死去，但永远不会倒下！中国不亡！

动真格吧

将战火在上海点燃，对于老蒋来说是次重大赌博——江浙沪是国府政治和经济命脉所系，党政机关，富商大贾，现代工业多数汇集于此，尽管老蒋做好了出于战略目的以时间换空间的最坏打算，但果真战事不顺，对于国府的统治基础仍是沉重的打击。但是，这是一场明知道可能事有不谐，但也要勉力为之的恶战，在抗战初期，民众的意志和信心至关重要，华北战场的溃败、日本速亡中国的叫嚣都让抗日的士气处于低点，因此，作为民国的领袖，老蒋必须给中国人打一针强心剂——虽然老蒋可能因此付出惨痛代价。

事实上，当老蒋决心将日本的战略重心从华北转移到华中后，淞沪抗战就面临着随时失控的危险——伴随着中方的挑逗，日本的兽性势必会被完全激发，到那时，淞沪战场就会变成中方的坟墓。一旦如此，老蒋势必进退维谷，如果坚定的死守上海，那么他就必须在战场内不断投入兵力——如果日本发了狠，那么装备和训练上的巨大差距将让战场变成无法填平的沟壑，不管老蒋砸多少人，都是有去无回，从这个角度而言，老蒋将损失惨重，并且上海很可能还是失守。但是老蒋没有选择浅尝辄止的权力，战事是他挑起来的，他怎么能半途而废不负责任呢？因此，即便前面是刀山火海，即便打响这一战之后老蒋可能把棺材本都输掉，他都必须硬着头皮上——因为不管怎么说，他都还是民国的领袖，他担负着坚定全国民众抗日信念的责任。

日本的口号是“三日攻占上海，三月灭亡中国”，他们很嚣张，也很自负，似乎在中国战场，他们能回忆起的都是以往的荣光，从甲午海战到东北事变再到卢沟桥事变，在中国的战场上，甚至用无敌都不足以形容皇军的“威武”。但是，日本似乎忘了，就是此刻要开启战端的上海却是他们为数不多没有占过便宜的地方，在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中，十九路军便曾经让日本脸面无存，而现在，既然是国府领袖主动约战，怎么可能随便就输掉尊严呢？长三角既不是由知名公子哥小张统领的东北，也不是由宋哲元大刀军驻防的华北，而是中国群英荟萃，优势兵力的所在，即便我军最终还是要输，但是至少也得让日本蜕层皮吧。

8月13日，中国保安队与日本便衣队开始零星的交火，淞沪抗战自此打响。战斗开始时，中方一度处于攻势——这也让日本所谓三日搞定上海的口号成为国际玩笑，要知道上海地处显要，国际仰望，在上海干架是具有巨大的国际影响的，而老蒋选择上海做战场也存有因此取得英美同情的念头。中方的主要战绩有，空军第四支队在高志航的带领下于杭州上空以微弱代价击落多架日本战机，因此佳绩，8月14日被定为中华民国空军日；此外，中国空军还对日本舰艇发动空袭，曾击中日本旗舰出云号。但是，中方的进攻事倍而功半，在进攻日军据点之时，虽一度取得不错进展，将日军压缩到江湾及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附近，完成了包围，但是日军毕竟训练有素，依托海军舰船的火力掩护以及坚固的工事愣是让中方进退不能。中方的进攻是雷声大雨点小，虽然投入兵力远多于日军，但无奈装备落后，火力不足，对日军的钢筋混凝土工事竟一筹莫展，日军虽遭围攻，但方寸不乱，依险据守，以待援军。以优势兵力将日军团团围定，竟无法将日军的阵地打开缺口，这也是当时中日军队实力对比的鲜明反映。

前方激战，老蒋也没闲着，抽空将民国划为五个战区，而江浙沪则是第三战区，冯玉祥挂名当了个总司令，顾祝同为副——实际上，冯玉祥根本指挥不动老蒋的中央军，他这个司令有名无实，实际权力在顾祝同手里。而在前线的部队目前由张治中的第九集团军和张发奎的第八集团军构成，其中张治中负担主攻，而张发奎于后方掩护，但是上文说了，我军装备实在太差，虽然伤亡不小，但是效果却难称上佳。

日军自然不会永远被动挨打，现在我军能围着他们打完全是因为兵力上的巨大优势，但随着8月23日日军增援的先头部队——第3和第11师团以及一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在狮子林、川沙口和张家浜等地登陆成功，我军形势顿时吃紧。老蒋眼见战事陡然不利，决定御驾亲征，当然亲任第三战区司令官的同时顺道把前线“指挥不力”的冯玉祥弄到新成立的第六战区去了。其实老冯的军事能力咋样，我们大家都有数，况且冯玉祥倒是想指挥，那老蒋的中央军也得听他的不是，但是本着一把手负责制，倒霉的冯玉祥只能当替罪羊了。

那么御驾亲征的老蒋又能比冯玉祥强多少呢？不幸的是，老蒋已经没有表现机会了。日本人生气了，本来想着是3天之内搞定上海的，结果没想到一开始就被我军来了个下马威，我军像赶牲口一样将嚣张的日军赶到了圈里，虽说这个牲口圈还挺牢靠，但是不要忘了，日本是来主动进攻而不是被动挨打的——如今这个局势，日本人脸上也挂不住了。自8月23日始，随着日军增援部队的到来，日军开始有了反攻之象，在顺利完成登陆后，便向宝山、月浦、罗店等地的我军展开进攻，战斗之惨烈，让淞沪会战达到了第一个高潮。

罗店的争夺是淞沪抗战以来战况最为惨烈的，我军与日军在阵地上反复冲杀，阵地多次易手，可谓一寸河山一寸血，我军的英雄顽强在此战体现的淋漓尽致。在日军攻占罗店，立足未稳之际，我第九集团军11师便拍马赶到，虽然日军火力猛烈，但11师师长彭善在张治中严令下以33旅冒死突击，击溃日军500余人，一举夺回阵地。然未几罗店再次落入日军之手，老蒋此时将他的全副家当搬上战场——陈诚的第十五集团军投入战斗！十五集团军包括陈诚旧部、现由罗卓英任军长的第18军，胡宗南的第1军，俞济时的第74军（如果大家觉得陌生，那么孟良崮战役的整编74师大家应该熟悉，这就是前身），可以说老蒋是把棺材本也砸上来了，不惜一切代价要跟日本玩命。

负责夺回罗店的是罗卓英的第18军67师（李树森为师长）和彭善11师，此时罗店争夺战的激烈程度达到了顶峰。日军借着优势火力的掩护在白天进攻，而我军则在夜晚趁着敌军无法有效瞄准实施反攻，阵地不断易手，几成焦土。我军与日军苦战5昼夜，伤亡无算，相继阵亡一个旅长和两个团长，其余以下军官更是不可胜数，67师师长李树森也身负重伤。我军伤亡殆尽，最终难以支撑，阵地于28日被日军突破，虽接替李树森的黄维——刚从德国被召回——一度率67师夺回阵地，但无奈日军火力愈加猛烈，黄维立足未稳便被迫退出。29日，罗店终于正式宣告失守。

罗店争夺战之惨烈历来为兵家所称，与一战的凡尔登相提并论，我军几乎以血肉之躯对抗日军的优势火力，虽最终不免失利，然大长军威，11师与67师死难将士浩气长存！与此同时，宝山守卫战同样如火如荼，孤军应战的是98师583团3营，营长是姚子青，让我们记住这个名字。在日军攻取狮子林之后，打通了与吴淞的联系，而宝山便成了孤城，但既便如此，我军也有死无退，以一营之力对抗强敌，最终该营将士奇迹般的固守宝山长达7日，虽最终全营玉碎，但也让日军付出了惨重代价。

然而，我军固然英勇，将士抗战意志固然坚如磐石，但无奈实力差距明显，日军还是逐渐占据了优势。不过，光占据优势对于叫嚣速亡中国的日本是远远不够的，淞沪抗战在进行了将近一个月之后，日军终于忍受不了缓慢的进展，这群疯狗终于要动真格的了，当然，老蒋的战略成功了——日本人决定将重心从华北转移到江浙。那就动真格的吧！

填不满的坑

淞沪会战打了一个多月，日军不要说全面攻占上海，甚至抢个战略据点都要付出惨痛代价，相比较以前他们在东北和华北的轻松，上海可以说是着实让他们见识了中国军人的血性。上海战事的惨烈，是日本在中国战场所历之最，中国军队完全摆出了搏命的架势——想前进吗？那就踏过我的尸首吧！将士的抗日意志来源于蒋介石，相比较以往抗日的抠抠索索，这次老蒋不惜血本，精锐尽出，就是要和日军争锋一时，主帅如此，三军焉不用命？因此，日本叫嚣着三月灭亡中国，但光在上海打个仗就已经用了一个多月，更要命的是，日军甚至还一度被动挨打，好不容易有点起色，也是每走一步都艰难无比，照此发展，上海何时能定？上海都搞不定，还谈什么全中国？

日本人终于被老蒋挑逗的欲火焚身了，除了淞沪确实意义非凡，更重要的是，狂妄的日本军人觉得他们的自尊受到了伤害，这仗打的实在八格雅鲁，把皇军的面子丢了个干净，为了向天皇表示他们不是废物，日军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搞定上海。当然，以目前中方的决心来看，光靠日军现有的这点兵力，似乎是不可能搞定这场越打越大的战事的，因此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兵——华北方面紧急调军前往上海参战，台湾的驻军也调来搭手。经过增兵之后，日军实力大增，到9月中下旬，海陆空三军加起来已达20万，看来日本是真急眼了。

日本人急眼了，老蒋也玩命了——要拼兵力是吧，我民国啥都没有，就他妈人多，于是，老蒋也同时加码。日军觉得上海战事打得丢人，其实老蒋何尝不觉得是这样？一开始投入了那么多兵力，甚至还将日军围起来揍，但是呢，日军在建筑的坚固工事里甚至还能悠闲的抽包烟，缺乏重武器的我军只能干瞪眼——乌龟把头往龟壳里一缩，你要没把铁榔头将龟壳敲碎，还真就拿乌龟没辙。老蒋虽说做好了边打边走的最坏打算，但是看他的投入，显然也是不想将自己多年经营轻易拱手，即便真的守不住，那也得让日本蜕层皮。我记得曾经有个人跟我说，人碰到什么事，都必须一方面做最坏的打算，另一方面做最好的打算，两方面都想到了，那就万无一失了。老蒋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不然他也不会贸然就和日本在自己地盘上开火，然而不还有最好的可能吗？一二八淞沪抗战那阵，我军不就用顽强抵抗逼得日本停火了吗？为什么这次就不行呢？

老蒋在赌博，而且赌注越来越大，他在赌最好的可能，但是需知最好的可能通常也是最小的可能，日本人既然在卢沟桥事变之后没有罢手的意思，就已经没有退路了，因此，让日本人知难而退是不可能的。上海战场是个无底洞，日本人铁了心要拿下，而老蒋则不到最后一刻不愿放弃希望，因此这场战役不会戛然而止，要么中方赶走日军，要么日军攻占上海，没有第三种可能。当然，在唯二的两种可能里，似乎第二种可能更大些，尽管不愿意承认，但是事实上，日军不管从装备上还是从军事素养上，都远强于我军，而我军拥有的只有不怕死的精神。赌博就是如此，赌注下的越大，赌徒就越不想放弃，越不想放弃，赌注就会越下越大，直到最后输个底朝天——如今老蒋便是这样的赌徒。

老蒋再次增兵，他调来了薛岳的第19集团军，刘建绪的第10集团军，并在战事不利后又调来了廖磊的第21集团军（桂系王牌）和刘湘川军5个师；再加上已经参与作战的第8、第9、第15集团军，在淞沪战场上，我军兵力达70个师、70余万人。其中，第15、19集团军为左翼，由陈诚挂帅；第9集团军为中路，由朱绍良取代因病被调往后方的张治中担任司令；第8、第10集团军为左翼，由张发奎领衔。当时民国总兵力才220余万，如今老蒋在上海就投入了三分之一的兵力，并且这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老蒋的中央军，蒋中正赌注之大，意志之坚由此可见。写到这里，我又习惯性的想到了张学良，算了，不说也罢。

日军在增兵后，于9月中旬开始总攻。一开始日军攻击的重点是左翼军，目的是扫清罗店外围，巩固据点，驻守于此的第18军、66军寸土不让，在9月22日顽强顶住了日军的狂攻；但在其后，日军以两个师团向我军阵地发起持续冲锋，攻势之猛几难以抵挡，我159、160师伤亡惨重，阵地无奈丢失，守军全部阵亡。鉴于日军攻势凶猛，第三战区司令部下令左翼军避敌锋芒，收缩防线，退往二线据守。我左翼军虽然伤亡颇惨，然日军也是杀敌一万，自损八千，因而松井石根迅速调整了战略，改侧翼包抄为中路突破，集中力量攻打我中路军。

日军分南北两路夹攻，切断中路军与外界联系，使中路军渐渐陷入孤军作战的困境。自10月1日始，据守蕴藻浜一线的中路军遭到了日军优势火力的疯狂进攻，我军虽全力抵抗，但日军来势凶猛，我军伤亡颇巨，10月15日，我军经多日苦战终于不支，日军突破蕴藻浜，战局对我军极为不利。此时，随第21集团军而来的白崇禧向老蒋建议，改被动为主动，将21集团军投入战场，实施突击，于是，在第21集团军在廖磊的指挥下投入战斗后，我守军于10月19日发动反攻。但是，白崇禧虽有小诸葛之名，却大大低估了日军的战力，在我军反扑的同时，日军同时也向蕴藻浜南岸发动新一轮狂攻，可怜桂军将士以血肉之躯对日军机枪火炮，投入未几便伤亡惨重，至25日，短短数日，新近投入战斗的21集团军便阵亡了六七个旅长。日军以优势装备编织的火力网让战场变成了我军的墓地，我军虽前赴后继，不畏牺牲，然终究只能成为日军的靶子。

日军节节前进，大场便成为了日军新一轮的攻击重心。日军在此投入了大量优势兵力，飞机火炮不惜代价展开轰炸，我守军朱耀华第18师，刘雨卿第26师，黄维第67师奋力反抗，无奈日军火力之凶猛已经让我军完全没有了固守的可能，在作出最大努力后，大场失守。第18师在此战中全军覆没，师长朱耀华羞愤难当，拔枪自戕，欲以死殉国——幸而被副官就下，未击中要害，然最终落下终生残疾。大场的丢失，让我军陷入了全面被动，自此，日军在上海终于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上海丢失只在早晚。

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相持，后又转为战略防御，如今大场的丢失让我军在上海的防线开始出现松动，司令部只能命令全军主力撤出原有阵地，退往苏州河南岸进行收缩防守。与此同时，为了展示我军意志，老蒋令孙元良第88师524团副团长谢晋元率该团主力一营400余人据守闸北四行仓库，这支后来被外界称为八百壮士的部队是老蒋打的政治牌，虽我军已实质放弃苏州河以北，但老蒋依然想通过这种有极强象征意义的方式向国际上展现尊严。八百壮士不辱使命，在谢晋元的带领下与优势日军苦战三昼夜，毙敌百余，始终不离不弃；后虽在租界各国请求下退往公共租界，然八百壮士威名远播，国际为之震动。

上海战场已经逐渐变成一个填不满的大坑，蒋介石不管投入多少，都是有来无回，在火力上的巨大差距决定了我军即便坚定不屈，顽强抗敌，依然无法阻挡日军前进的脚步。但是这又如何？即便没有最好的可能，我们还有最坏的打算，即便江浙沪果然失守，我们还有内陆大片腹地，至少在坚持了那么长时间之后，日军全境占领中国的计划已濒临破产，这不也是江浙沪人民牺牲换来的重大成果吗？

赌徒式的失败

一个赌徒最忌讳的就是孤注一掷，炒股的人都明白，如果把希望都寄托在一支股票上，基本上这个人离寻死觅活就不远了——再绩优的蓝筹也无法保证永远飘红啊，但是不幸的是，如今老蒋就成了个赌徒，而且投入越多，越不想放弃。上海就是老蒋的赌场，他在这个赌场上倾其所有，甚至在遭遇如此挫折之后也无半分退让之意，老蒋到底在希冀什么呢？

淞沪会战打到这个阶段，要说中方一无所获，那估计老蒋肯定得买块豆腐撞死，但是我们也得看看投入不是？收益成本比才是我们考量一次政治投资成功与否的根本标准。现在的情况是，老蒋将民国三分之一的兵力，尤其是自己几乎大部分的精锐都投到了战场，得到的好处是让日本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叫嚣成了笑话，牵动日军，使其重心从华北转移到华东，展现了中国军人不屈的抗日意志，挑动战争的基本目的基本达到。然而，这点成功相比较我们的损失，简直是不值一提，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损失了半数以上的兵力，更要命的是，随着大场的丢失，我军虽然依然控制着上海，但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逆转，以抗日力量的极大削弱来换取单纯的战略目的，这个代价未免太大。就如古时逛妓院会名妓，原本带了一沓银票想着怎么也得该妓温存缠绵一番，但上来先被妓院老鸨狠狠敲了一大笔，方要入戏，该名妓却被某大官家丁带走——会会该名妓的基本目的确实达到了，但是花那么些钱却连一亲芳泽都没有，整个竹篮打水，银票都打了水漂。现在国民政府付出那么多代价所得不就跟那个嫖客好歹见到了魂牵梦萦的名妓是一个道理吗？但是有谁会说这个嫖客花钱花的值呢？虽然该嫖客完全可以自我安慰一下，想着好歹还见上了面，至少知道了花容月貌是啥概念。

在目前的形势下，即便我军最终能上演奇迹，保住上海——虽然这个可能性并不比一支NBA球队在季后赛0：3落后时翻盘的可能性大多少，那么这样的胜仗也只是惨胜，所谓虽胜犹败就是此理。可惜的是，日本人对打了两个多月还没个确定说法的上海之战已经丧失了耐心，虽然以毛泽东思想杀伤敌人有生力量优于攻城略地的逻辑而言，其实日军并非毫无所获，但是日本人所希望的自然远不止此，连个上海都打得旷日持久，那还谈啥别的呢？因此，日本决定继续增兵，从华北和国内继续调动兵力，组成了第10军，开赴上海前线，事实证明，如果说日军在攻占大场后还只是略占上风，那么第10军到来后，整个战局的战略平衡被打破了——因为老蒋再也没有能力跟日本人一样派上一支生力军了。

如果说之前我军虽然每打一仗都伤亡惨重，但依然还可以倚仗人多不怕死的优势跟日军形成针尖对麦芒的态势，那么，当日军决定让第10军在杭州湾金山卫一带实施登陆作战之后，我军就陷入了全面被动。日本人抓住了我军防线的弱点，其实金山卫原本是有守军的，但是随着上海战事的扩大，老蒋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将金山卫的守军也派往前线了，现在，老蒋就将为他 “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赌徒心态付出代价了。以金山卫那点微薄之力想要抵挡日军如狼似虎的凶猛进攻，这看起来是可能性为零的事情，而金山卫如果丢了，那么上海的中方守军随时可能面临被日军包饺子的危险。

按说日本进一步调兵遣将之后，老蒋应该果断的撤出上海守军，跑到苏锡一带部署第二道防线了——一开始的命令也确实如此，但是老蒋在撤退令发布后没多久突然又变卦了，要求守军再坚持个十天半月的。战场上最忌讳的就是朝令夕改，这样最伤士气，如果一开始不发撤退令，那么我军将士或者还能继续士气高昂的以死效国，如今老蒋先说要撤退，众将士心里一松，觉得好歹保条命，然后在军队准备要撤时，突然又说再坚持一下，那你说当兵的突然重新回到地狱，不骂娘才怪。现在的问题是，老蒋怎么会突然改主意了呢？

原来是几个国家准备在11月初于布鲁塞尔开个会，讨论一下中日形势，而老蒋在上海拼死拼活的干，目的不就是以鲜血博得友邦同情吗？老蒋在上海开战的时候，想到的就是上海是中国的国际橱窗，不比平津，在这里打仗，难免对各国有个磕磕碰碰，到时候友邦对日本一生气，说不定就能帮可怜的国民政府治治猖狂的日本人。我们能说老蒋的想法没道理吗？当然不能，因为以中国的实力确实很难跟日本短期抗衡，而真拖入持久战——这是老蒋的最坏打算，不说中国老百姓遭殃，他自己也得掂量掂量在敌后的中共能把局面搅成啥样啊，因此如果能借助国际压力让日本罢手，自然是再好不过。不过，老蒋终究还是太天真，想法确实很罗曼蒂克，但问题是，有哪个友邦会为了中国跟红了眼不要命的日本动真格的呢？单单一句“日本你丫太不地道”的斥责能解决实际问题吗？当日张学良不抵抗，将希望寄托在国联调停上，结果我也不多说了；而今老蒋拼死抵抗，也将希望寄托在国际同情上，那能有好？人家确实看你死了那多人，有八百壮士的豪壮事迹，免不得掬把同情泪，声援几句，但是要人家真是派遣维和部队前来中国搭手，这看起来是多么的不切实际啊。可怜老蒋吃亏不怕多，就是想着水里的月亮能捞起来见到嫦娥，这本身就透着天方夜谭的味道。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当日军新援第10军在金山卫登陆成功，并全歼老蒋派往夺回阵地的东北军吴守仁67军，第16师团在江苏太仓白茆口登陆，原上海派遣军主力在10月31日强渡苏州河成功，对我军形成三路合围之时，上海的形势已近崩溃。虽然老蒋还是抱紧最后一颗稻草，妄想再坚持一下，等国际制裁的到来，但是，形势而非，70万大军再不赶紧撤出上海，那真的是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最终，在白崇禧的劝说下，老蒋咬咬牙，在11月8日下达了撤退令。可惜的是，由于老蒋不切实际的幻想贻误了撤退的最佳时机，最终撤退变成了溃退，日军追着尾巴一路狂奔，而我军丢盔弃甲溃不成军，原本是跑到苏州一带借助工事组织防线，现如今如惊弓之鸟的我军恨不得没有多生出两条腿，一路大跑直接把苏锡地带的防御工事也抛到了脑后。虽然对于中国守军在上海所作出的努力我们已经不能再苛责什么，但是在最后一步搞成这样，还是淞沪会战难掩的污点，而这个污点则提前导致了南京的暴露。

对于老蒋的努力，相信所有中国人都不能再要求更多，但是，老蒋除了努力之外是否还有可取之处？实话说，老蒋确实很失败，他最大的失败就是为了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梦赌上了民国多数精锐——要知道淞沪会战我们几乎损失了三分之二参战的精锐部队，在政治上赌博，基本上肯定会输的倾家荡产。而为了那一点点不拖入持久战的希望，老蒋几乎把能赔的都赔了个干净——在上海那么块小桥流水星罗密布的地方囤积了70万军队，几乎没有任何纵深，那不是情等着被日军包圆吗？原本江浙沪可以形成一个立体的防御体系，但是老蒋为了赌博，将我军的优势丢了个干净，一味跟日军拼消耗，试问，除了人多，我们还有什么？在日军的飞机大炮下，人多不也只能当炮灰吗？在最需要决断的时候却优柔寡断，就跟一个赌徒不愿意承认自己赔钱一样，等到终于想明白了，也该付出代价了。说实话，中方的军事指挥能力以及军队的战术素养真的跟日军不是一个级别的，毕竟，光靠精神原子弹是打不赢战争的。

这是一场赌徒式的失败，老蒋没有想到要风险规避，一味只是用强，但是跟实力远强于我们的日军用强，似乎并不是那么理智。当然，虽然老蒋的家底赔了个大半，但是作为民国领袖，名号终于亮出来了，虽说花钱只听了声响，但这声响对于水生火热的民国而言，对于老蒋而言，也算个安慰了。长达三个月的淞沪会战终于落幕，而中日的对决自此正式拉开序幕，只可惜，序幕之后没多久就要唱出大戏，南京危急！

南京保卫战

上海告破，中国军队一溃千里，甚至连号称东方马其诺的苏锡防线都甩手给了日军，接下来的南京呢？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历史上终究还是发生了这样一次名为南京保卫战的战役，不过，与淞沪会战的可歌可泣相比，这次战役怎么看怎么像是一出闹剧，而伴随着这出闹剧的则是无辜南京民众葬身于日匪屠刀之下。在我看来，或许这是国民政府抗日史上最大耻辱。

改编？改名！

现在先让我们从紧张的作战气氛中稍微舒缓一下，来谈些背景资料，比如对将来中国局势影响重大的民国军队的整编——尤其是中共军队的整编。这些看似鸡毛蒜皮的小事虽然不如正面战场上那般硝烟弥漫，但是这却极大影响了民国的政治格局，甚至可以说，老蒋最终丢掉江山，我党最终建立政权，其根源便在这些小事上。

西安事变之后，老蒋无奈之下放弃了攘外先安内的方针，而这几乎葬送了老蒋先前的所有努力，辛辛苦苦干了那么多年，到头来却是一切成空，历史的戏剧性在这一刻体现的淋漓尽致。当然，我们谁能相信双方喊出的所谓“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口号呢？抗日当然是需要的，但是要讲合作，似乎也很难谈得上，能够不硬桥硬马的开干就是最大的合作了——我们能想象前两天还打得轰轰烈烈，恨不得将对方食肉寝皮的一对仇敌仅仅因为别人劝和一下就摒弃成见，亲密无间吗？所以说，双方不打仗只是个和气，但是在这表面的和气下面，却暗藏机心，尤其是老蒋，虽然在此情形也只能想些“宁抗日，勿死敌手”的安慰，但是打不了难道还不能使绊子？明战亦可化为暗战嘛。

我们在上文说过，国共暗战的核心就在于中共军队的整编问题。既然老蒋已经承诺不再剿共，做出了重大让步，那我党总不能和苏区时代一样搞个政府出来吧，既然要合作，就得有个合作的样儿。当然，抗日还得是在老蒋的统一指挥下进行，他这个国府领袖虽然干得窝窝囊囊，说出的话没几个人乐意搭理，但毕竟也是个名号，我党这点面子还是要给的，你尊他为领袖能咋的？老毛经常就戏谑老蒋，说老蒋要我党这那的，无非就是个阿Q，要的就是这点虚荣心，那行，我党可以给。将工农红军改个名字又能如何？军队依然是人民的军队，成不了反动派压迫人民的爪牙——这当然是我党的打算。

对蒋介石而言，整编军队是他的拿手好戏，当日他成功通过这招将中原大战落败的西北军拆的七零八落，彻底将冯玉祥从实力派搞成了资历派，对付我党依然可以依样画葫芦。事实上，如果给老蒋一点时间，慢慢跟我党扯皮，不说完全能将红军打散，至少也不会让我党如意算盘完全打成——毕竟你都叫老蒋一声老大了，不管是虚情还是假意，不能说完全跟老蒋打马虎眼吧。真是扯皮没搞好，老蒋找个借口说丫根本没有诚意，然后再行交战，恐怕我党到时候也不容易取得舆论支持。但是这玩意是慢工细活，得慢慢耗，一点点磨，心急吃不了热豆腐，问题就出在这时间上，还没等我党跟老蒋开始扯皮呢，仗就打起来了，这仗一打起来，我党就彻底松快了——再不用担心老蒋玩阴的了。

所以说，日本人刚在卢沟桥开战，我党就迫不及待的举起抗日大旗，发表声明，要求老蒋动真格的——那可不，老蒋跟日本人杠上了，那我党军队整编的这点小事他就顾不上了。说实话，我党的反应快到日本人都跟不上，从几个日本军人在卢沟桥挑事就能马上发散到全面抗战的来临，这思维的跳跃性要不是真有难言之隐，大概是不容易有的——要知道日本人当时还拿不定主意是不是真要全面开打呢。不管怎样，日本人终于如我党之愿在华北囤积重兵，将事变扩大化了，这样一来，老蒋就更加忙的晕头转向了，天天跟智囊团讨论的也全都变成了采取什么抗日策略了，等到老蒋决定要在上海玩把大的，我党就终于找到了缝隙。

就在上海战场打得热火朝天之际，我党采取了先斩后奏的策略，成功自主的完成了整编，唯一要做的就是提交老蒋通过——当时老蒋正忙的焦头烂额，即便真有心给我党找点麻烦，大概也没这个精力了。于是乎，中国军事电影史上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名词闪亮登场——八路军！8月25日，我党发表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同日，我党宣布将中国工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态度鲜明的表示“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挥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保证红军在改编后成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

这条训令写的很好很强大，完全将所谓整编的实质给讲了出来——说到底，这也就是个改名的事，至于军队的领导权和属性则跟以前别无二致，还是我党的军队。尤其是“保持和发挥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这句话，如果在“斗争”之后加个“时期”，意思就完全两样，现在没有“时期”，就说明八路军可不仅仅要抗日，还要接着“十年斗争”，大家切莫认为我在咬文嚼字，事实上我党的文件从来都是字斟句酌，大家不妨仔细品品。

于是，红军这个概念自此成为历史，我党现在是八路军，以后还会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但不管怎么变，军队还是那支军队，都是党和人民的武装。好了，闲言少叙，我们还是看看八路军目前是个什么情况：

前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总政治部改为第八路军政治部，以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

第一军团、十五军团及七十四师合编为陆军第一一五师，以林彪为该师师长，聂荣臻为副师长；二方面军二十七军、二十八军、独立第一、第二两师及赤水警卫营、前总直之一部等部，合编为陆军第一二零师，以贺龙为师长，萧克为副师长；四方面军二十九军、三十军、陕甘宁独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团等部，改编为陆军第一二九师，以刘伯承为师长，徐向前为副师长，以上各部改编后，人员委任照前总命令行之。

这里唯一值得一提的便是四方面军的整编情况，大家看出问题没有？原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徐向前居然成了个副的，而刘伯承这个跟四方面军压根八竿子打不着的前红军参谋长——要说有联系，也就是曾经被张国焘扣押过一段时间——居然成了改编后的师长。窥一斑而见全豹，由于四方面军主力在西征过程中几乎遭遇灭顶之灾，此时中共的军权已经完全为老毛所有，四方面军被中央全线控制，而张国焘和陈昌浩之流则完全被排除在外。

我党玩了个主动出击，表面上是执行西安事变后的承诺，实际是怎么档子事，相信大家都了解了，但是老蒋能咋样呢？除了把八路军的番号改成第十八集团军，他已无力做得更多，这就叫生米煮成熟饭，有苦水也只能咽进肚子里。不过，知道十八集团军这个番号的人毕竟少，不知道八路军的人倒是几乎没有，我党不单自己搞了个整编，还把名字也一并取好，也真是赚到家了。至于说这次看似波澜不惊的整编对以后的民国产生了何种影响，我想，大概已经无需我再多言了，因为打败国民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前身赫然就是现在只有三个师的八路军。

逃亡争先赛

话说日本其实经过三个月艰苦卓绝的淞沪会战也是着实付出了些代价，我军死了那么些人，自然也不能让日军毫发无损，这可不，参与会战的大部分师团都被调回国休整去了。不过，日本可是有一群人等着立下这盖世功勋呢，那些不幸被调回国的为他人做了嫁衣，就算恨得牙痒痒也无可奈何，谁让日本天皇已经把立功的机会留给了皇室成员朝香宫鸠彦王了呢——至于松井石根，人家此时很不凑巧的病了，被天皇“提拔”到了华中方面军总司令的位子上。

天皇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要立功也尽量让自家人立，在上海战场上九死一生的将帅们好不容易看到了建功立业的曙光，却让天皇临时派来镀金的朝香宫鸠彦王给占了先，但没办法啊，谁让人家是亲戚呢？于是，这位名字拗口，但需要我们牢记的朝香宫鸠彦王带领了三个师团大概是5万人左右马不停蹄开向南京，一路江南水乡的绮丽尽收眼底，更妙的是，从上海到南京一马平川，悠闲得很。那么号称要死守的唐生智手下有多少人呢？其实也不少，满打满算也得有个10多万的，只不过大多是从上海战场上退下来的。拿破仑说一头狮子率领的一群绵羊能打败一只绵羊带领的一群狮子，我们人是不少，但要命的是，南京的好些个守将已经被日本人吓破了胆，就想着接到一声撤退的号令后赶紧开溜，大家想想，将帅都成了绵羊，这仗还有法打吗？

从12月5日开始，南京周围就有了些陆陆续续的交火，南京保卫战可以算是正式打响了。由于日军毕竟兵力有限，我军依城据守，一开始日军也并无多少实质性进展，如果我军果真坚定信念死守，想来日军光靠天皇亲戚统领的那点兵力是绝对不够的，虽说日本人一生气，可能会增兵，南京还是守不住，但好歹也得让日军尝点苦头。但是，这仗刚打没几天，我军阵地还是好好的，大部分重要据点都还控制在自己手里，日军甚至外围还没扫清，老蒋却授意顾祝同下达了撤退令——而老蒋在离开南京之前还交待唐生智说争取守个俩月，然后他亲自带领援兵前来解围，这话余音犹在，老蒋怎么就突然改了口呢？

说实话，这事到现在还没个定论，我也只能猜猜了。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老蒋之所以明知南京不可守还要守，最重要的原因无非是希冀苏联能履行布鲁塞尔会议上的承诺，等“内外形势必一大变”，那南京可能就保住了。而现在老蒋在南京保卫战还仅仅打了个开场，前奏还没完的情况下突然说要撤，我估计最大的可能应该是跟苏联的交涉出了问题，原先信誓旦旦要出兵的苏联可能玩起了暧昧，老蒋觉得失去了希望，也就不愿再在南京浪费兵力。

说实话，老蒋为了避免陷入持久战已经是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甚至多次把希望寄托在了原本就不靠谱的友邦义愤上，但是如今，残酷的现实摆在这，持久战已经是不可避免了。但是，老蒋必须要为他的优柔寡断付出代价了，朝令夕改本就是军事上的大忌，坚定的说守或是撤都没什么太大问题，先说守，没多久又说撤，这要不出问题，那中国的兵书就都白瞎了。其实淞沪会战的大溃退已经给老蒋演示了一次仓促下令的后果，而这次如出一辙的撤退令又会怎样呢？

老蒋一开始说要守，唐生智当然开动员会的时候也得传达这个指示，当然，唐生智可不能说老蒋给咱留了条活路，要说这个，这城就完全没法守了——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断了念想才有坚定信念。但问题是，老蒋一方面说要守，另一方面又开了个口子，又说有他的指示就能撤，这样含糊不定的指示算什么呢？你让人家唐生智怎么做？小唐收缴船只，学习当年项羽巨鹿之战中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路数，这确实楞了点，但是不如此，如何凝聚本来就有些涣散的军心？唐生智如果不下死命令，可能还没开始守城，守军就有一批驾着船开溜的，到时候人心一散，队伍怎么带？但另一方面，他下了死命令，到时候老蒋真说要撤，军队没船，怎么撤？所以我说小唐傻得可怜，南京卫戍区司令就是坐在火山口上，到时候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怎么做都不对。

所以说，与其说唐生智装13，还不如说老蒋布置的所谓南京保卫战压根就是出闹剧——而这出闹剧随着所谓的撤退令下达终于要上演了。一开始12月11日顾祝同给唐生智下命令的时候，小唐留了个心眼，怕担责任，不敢撤，非得让老蒋亲自下令——这回小唐是看出老蒋拉垫背的险恶用心来了，可惜，晚了。老蒋见此，没奈何，只能拉下脸来自己下令，既便如此，小唐也做足了功夫，将南京守军的高级将领都拉过来开了个会，在出示老蒋命令的同时，还让他们在会议记录上签字盖章，就怕被老蒋捏着把柄，拿他当替罪羊。于是，南京保卫战整个一名不副实，还没咋保卫，各部就准备撤了。

作为卫戍区司令，就算老蒋说能撤了，那小唐是不是也该恪尽职守，将撤退一事安排妥当了再走啊，但是，唐生智跟先前高喊共存亡的时候判若两人，压根就没管手下弟兄的死活，开了个会，撇清了关系之后自顾自就乘着预留的快艇飞也似的溜了。最高指挥官如此，手下将领也不遑多让，一些人开完会也没知会手下弟兄就溜了。71军军长王敬久，87师师长沈发藻都是在底下人还开会研究怎么布置防线呢，自己就不声不响的逃之夭夭了；更可恨的是宋希濂的36师，仗着是老蒋嫡系，居然开溜的同时还把船烧了，根本不管兄弟部队死活；可怜的是中华门守军叶肇66军，他们还傻乎乎的打着呢，压根就不知道有撤退那么档子事；如此之类，不一而足。

但是，闹剧才刚开了个头。在撤退令下达之后，下关瞬间成了军队集散地，一大批军队和民众涌向此地——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当官的把私留下来准备逃命的船都放在下关了，一听说撤退，赶紧撒丫就往下关跑；大家都要逃命，几个当官的没把手下弟兄甩了，那当兵的自然也得跟着长官跑不是？军队呼呼啦啦的往下关那么一跑，那老百姓也得逃难了，于是也跟着来了。但是，36师还带着小唐的命令呢，小唐走了，命令还在啊，于是驻守挹江门的36师对涌到下关的人流一阵扫射——他们还以为下关是长官部和自个逃命的地方呢。不过到下关来的人可是不少，就算36师玩命打也没用，一群人终将挹江门给冲开了——虽说在此同时已经是尸横遍野了吧。更可气的是，小唐甚至连北岸守军胡宗南也没打声招呼，胡宗南还以为撤退部队是逃亡部队呢，下令部队向江中扫击，等到唐生智赶到北岸，见到胡宗南时，已经不知道误杀多少了。

原本还在淞沪会战时英勇作战的中国军队此时完全成了散兵游勇，为了逃命也顾不得纪律组织了，反正是想尽了各种办法要渡江，结果当然是悲凉的了，他们又不是铁拐李和汉钟离，没有船，他们有神通过江？于是乎，南京保卫战跟日本打的时候倒是没死多少人，逃命的时候倒是人踩人死了不少，有一团长谢承瑞就是因为体格虚弱在挹江门被挤倒后踩死的。这场撤退——不对，撤退应该是指军队的有序转移，这场逃跑可以说是花样百出，闹剧气氛十足，我们国府的高官军队都是这素质，着实让人汗颜。

中国军队在自相践踏中争相逃命，日本军队就能轻松挺进了，最终受难的还不得是老百姓吗？唐生智作为战区长官，尽管撤退是奉老蒋将令，但自己玩忽职守，光顾着逃命溜号，让军队的撤退变成了溃退，他是不是需要承担这个责任？当然，他远远承担不了这个责任，因为他的破釜沉舟被困在南京城欲逃难而不得的民众在如同野兽一样的日军到来之后成为了牺牲品，一场世界史上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就此来临！

南京大屠杀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灾难，尽管日军干出这样的丑行并非首次，但由于事发地点之特殊，数量之庞大，影响之恶劣，此次事件的意义完全超出了一般的屠杀。其实早在1894年，日本在中国就曾经有过屠城的恶行，地点在旅顺，死难人数为2万余人——而幸存人数更加触目惊心，仅为36人，但是健忘的中国人大概早就把旅顺大屠杀给遗忘了。

我们常说，中华民族是个宽容的民族，我认为，这个说法并不恰当，或许将宽容改为健忘才更符合实际情况——宽容是指在明了历史基础上的大度，不幸的是，中国人的“宽容”通常来源于无知。我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总是喜欢把所谓宽容这样无谓的高帽戴在头上，似乎惟有如此才能占据道德制高点，从而满足阿Q式的儿子打老子的虚荣心。难道中国人就非得是被人打了左脸还把右脸迎上来让人抽的所谓圣徒吗？难道只有如此才能体现出我们泱泱大国，文明古邦的雍容气度？如果这个世界的法则是道德优越感的比拼，那么或许我不能有所质疑，但问题是，这是个达尔文丛林法则占据统治地位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谈宽容，跟在妓女面前谈贞洁有何区别？

如果我的记忆没问题的话，在我幼年的某段时间里，官方舆论甚至出于某些政治目的要求我们一切朝前看，要看到中日友好的主旋律，而不纠结于中日的过往——或许我还能从当时的小学生优秀作文上找出一个孩子写下的中日友好的和谐篇章，文章大意似乎是这个孩子教导他的奶奶要宽容中日的过往。好吧，我得承认当时天真烂漫的我也有点接受了这样的垃圾宣传，而这种对历史不负责任的遗忘一直持续到我的大学阶段，直到我真正有了独立的思想。中国人尤其是愤青们就像是被政府牵着线的木偶，时刻追随者舆论的正确导向，为所谓的政治目的呐喊声张——最讽刺的是，当政府煽动起了愤青们的反日情绪后，竟然轻轻松松将他们游行的热望给浇灭了。好吧，如果政府认为将普通中国人的历史认识当成政治工具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情，认为操纵大多数不具备独立判断能力的中国人很有成就感，那我得说，这个民族早晚会为此付出代价。

因此，我要说的是，请给普通中国人一个独立判断历史的机会！不要再用一时的政治目的来操纵中国人的历史认识，不管是需要牢记耻辱还是宽容罪恶，这都需要中国人自己来判断，而不是人云亦云的鹦鹉学舌。不要在高唱宽容美德的同时却试图让淡化历史的伤痕，也不要在高呼耻辱教育的同时却试图煽动狂热，冷漠的遗忘和狂热的愤激都是对历史最粗暴的亵渎。中国人不应该去试图抹去那曾经的伤痕，既然它确确实实存在，那我们就必须正视，不管中日关系进展到何种阶段，即便没有“一小撮”右翼分子死不悔改，我们也绝对不能忘却；当然，记忆是为了自强，而非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自杀式狂热。

习惯性的跑题了，让我们回到主题上来。事实上，南京大屠杀之所以发生，最根本的原因莫过于日本的兽类在战争文明上还没有完全进化，他们依然停留在冷兵器时代动辄屠城的历史记忆里；人道主义精神对他们而言过于高深，以至于直至如今日本人依然没有正视此次事件的人道主义意义，而沉迷于所谓细节的挖掘——殊不知有价值的细节早已被他们的先辈毁尸灭迹。当然，这次大屠杀的背景在于我军在淞沪战场给日军造成了重大杀伤，而由于后勤物资的匮乏，日军指挥层一开始并未有直接进攻南京的计划——最终参谋本部还是在日本下克上的光荣传统下被迫同意作战，当然后勤得由日军自己解决。这帮在淞沪战场上吃足了苦头的疯狗本就已经饥肠辘辘，而一旦占领南京，就野性发作，难以控制，于是，就发生了世界史上堪比纳粹灭绝犹太的大屠杀。

或许，用畜生都不足以形容日军的暴行，因为事实上，他们连畜生都不如。猛虎雄狮虽然凶残，但它们捕获猎物，驱赶对手，这一切都是为了生存，这些可怕的掠食动物从不会出于生存以外的目的施暴——但是，日军的凶残已经完全超越了这些猛兽的范畴，更多时候，他们将杀戮当成了游戏。在这场大屠杀中，《朝日新闻》刊登的所谓“百人斩”杀戮竞赛就充分体现了日军的本质，这是一群不要说人性，甚至连兽性都谈不上的异类，甚至野兽也不会像他们一样以杀戮为乐，更可怕的是，日本最权威的报纸居然还以此为豪，将此作为皇军英勇的宣传品。像日本人一样觍颜无耻的将最丑恶的行径见诸报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所谓文明种族独此一家，有人说还有纳粹德国——拜托，虽然犹太灭绝主义惨无人道，但毕竟有很深的历史渊源，而日本人跟中国人之间当时有那样沉重的历史包袱吗？如果说纳粹对犹太人的杀戮有着多年历史仇恨的因缘，那么日本在南京的大屠杀则根本谈不上任何借口，仅仅只能体现日本人甚于野兽的凶蛮。

日本人的手段之残忍触目惊心，德国人处置犹太人好歹还划个区域，搞个集中营，而日本人直接将整个南京城乃至江浙地区当成了集中营。奸淫掳掠，烧杀抢夺，用这些词语来形容日本人的暴行都不足万一，即便是世界禁片排行榜列席首位的索多玛120天中的情节也只能堪堪与日军暴行相论。以下描写少儿不宜，在幸存者姜福根和陈光秀的回忆中都提到这样的情形，日本人将孩童扔向空中然后任其坠地而亡——大家想象一下：一群日本人奋力将一个孩子抛向空中，然后在恣意的狞笑声中，这个可怜的孩子脑浆四散。在日本老兵东史郎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录：“哭喊着的支那（中国）人被装进邮袋中，西本（日本兵）点着了火，汽油一下子燃烧起來。就在这时袋子里发出了一种无法言状的可怕的喊叫声。袋中人用浑身的力气使袋子跳了起來，自己滚动。”而至于对妇女的惨无人道的侮辱，请原谅我的文学功底无法形象生动的全景展示，我要说的是，在平常看来已经残暴无匹的先奸后杀抑或是先杀后奸（大部分为轮奸）在这里司空见惯，至于更高程度的虐杀尝试，我不敢妄加揣测。

我们现在已经无法对遇难人次进行准确统计，因为很多原始资料已经被日军在投降之后迅速毁灭——当然，现在有些日本人甚至比他们毁灭证据的先辈更丑陋，他们的先辈是为了逃避制裁，而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貌似学术的喋喋不休只能说是可鄙。这同时也教会了我们一个道理，中国式的修辞在面对某些硬是要追根寻底所谓尊重事实的丑类之时是苍白无力的，尽管东京审判已经给出了30万的概数统计，但一批日本学者竟然在大量原始证据已被先人销毁的情形下假模假样的要“弄清事实”。在明确统计人数的收尸记录中，光南京红十字会和崇善堂两处的统计加起来便接近15万，当然某些日本学者硬是要对崇善堂的统计提出质疑——我想准确统计可能很难办到，但误差也不至于高达万数吧；而全部的收尸记录累加起来，应该有近20万，加上很多被抛尸江中和焚化灭迹的死者，总数30万也不过是个保守估计。当然，在所谓的质疑中，很多日本人也不过是捕风捉影，所谓证据让人啼笑皆非，即便是所谓学者，他们也无法给出让人信服的准确统计，但可笑的是，他们居然以这样的半瓶醋就试图翻案。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准确描述大家可以去找各种资料，我在此不再多言，但显而易见的是，这场屠杀的真实性毋庸置疑，对人道主义的亵渎也骇人听闻，所有中国人都不可能“宽容”这样的伤害。当然，哭哭啼啼要日本人给个说法，抑或是义愤填膺要抵制日货，诸如此类的行为都是软弱而低能的，我们所有人要做的是牢记历史，知耻后勇，只有民族的强大才能让某些丑类闭嘴！

太原会战

在华东战场上硝烟弥漫之际，华北战场虽然没那么热闹，但也同样不消停，尤其是资源大省山西，更是成为日军的攻击重心，下面我们就来介绍太原会战的情况——历史书上吹得神乎其神的平型关大捷便是这次战役中的一部分。

夹缝求存

山西是阎锡山的地盘——虽然中原大战后老阎曾经被迫蛰居大连，但在九一八之后，阎锡山又重新出山，不过，相比较中原大战时全国二号人物的风光，复出的阎锡山黯然了很多。国民党内的反蒋势力在中原大战之后一蹶不振，偶有零星作乱，也很快便被老蒋平息，在这种情形下，阎锡山再长袖善舞，恐怕也动摇不了老蒋的地位——当然，老阎是个知时势懂进退的精明人，最懂得政坛上永不说永远的真谛，老蒋势大既已成事实，何不顺势而动？

阎锡山得以复出，一方面是因为在山西根基稳固，中原大战虽败，但实力犹存，即便隐居大连也能在幕后遥控指挥；另一面恐怕是老蒋出于对退出东北的张学良和气焰嚣张的日本的防备，毕竟阎锡山在山西好歹是个强权人物，能帮他顶住一片天。所谓此一时彼一时，阎锡山早不是当年那个可以跟老蒋叫板的风云人物，如今出山，自然是要跟老蒋搞好关系，将稳固山西老巢作为首要任务。阎锡山或许不是一个出色的开拓者——只靠投机钻营而本身实力有限的政客终究不可能成大气候，但是，要讲守成，阎锡山或许比民国任何一个军阀都要有心德。当时的局面恰能尽展其长，老阎已经永远失去了逐鹿天下的机会，事实上，他也没有这个能力，既然如此，安安心心当个土皇帝岂不快哉？

我们要说阎锡山这个土皇帝干得还是不错的，在他复出之后，进一步发展了山西的经济，在他手里，山西基本建立起了一个门类相对齐全，优势突出的轻重工业体系。阎锡山懂得利用山西煤矿的独有优势，在投资相对较少的情况下能够迅速将山西的实业做大做强，物资储备在全国范围内也属前列。阎锡山埋头搞经济，不问政事，这也正是他韬光养晦的高明之处——靠着这招，他在北洋群雄混战的形势下屹立不倒，如今他重拾法器，重新坐稳了山西的老大之位。

好日子总是短暂的，民国的局势瞬息万变，他复出得益于日本人发动东北事变，但祸兮福所倚，随着日本稳固了在东北的地位，山西这个华北重镇便成了日本人觊觎的对象。更让阎锡山感到郁闷的是，原本还在江西闹革命的中共经过长途奔袭居然在1935年到了陕北，原本还老死不相往来的两家如今却成了咫尺之隔的邻居，中共是啥样的对手，阎锡山即便还没领教过，至少也听说过了，土财主碰上了穷小子，倒霉催的啊。日本人在华北搞动作，自然是汉奸打头阵；而中共初来乍到也需扫清外围，而这又势必招来老蒋；山西本来还是清平世界，但没几年的时间，就俨然成了风暴中心。

果然，先是日本人在1935年底发动华北事变，试图搞所谓五省自治，培植著名汉奸殷汝耕当什么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主席，如此一来，华北就被搅得天翻地覆，这对山西这个华北重镇来说当然不是啥乐事。紧接着，初来陕北根基未固的中共又在1936年初发动了东征战役，预备东渡黄河，而作战区域俨然就是山西，阎锡山一慌，走了步引狼入室的昏招。为了对付中共，阎锡山向老蒋求援，老蒋倒是不含糊，派了5个师前来增援，但是人家中共在5月初见好就收了，而老蒋的增援部队却讹上了阎锡山——他们就地生根，成立了个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而坐镇的是老蒋亲信陈诚。这下前脚中共这条狼走了，后脚老蒋这头恶虎却霸着地方不动唤了，老阎这个苦欲向谁诉？

日本、中共、国民政府，这仨哪个阎锡山都得罪不起，哪个要生气了都能让阎锡山地位不保，吃不了兜着走，阎锡山横是夹在三方势力当中，左右不是，一个字，难！有多难呢？先说老蒋，阎锡山肯定是得罪不起他，但是要让陈诚的部队真在山西生了根，那麻烦可就大了，一方面是要表忠心，另一方面也要防着陈诚，要在拥蒋和防蒋中间找个平衡点，容易吗？再说日本，如果阎锡山冒冒失失就喊抗日，难保对山西资源觊觎已久的日本不找个借口就开干，而日本要真对山西动手，不喊抗日又取得不了外部支持，要在避免防日和抗日之间找平衡，容易吗？最后说中共，阎锡山历来反共，他这个土财主和中共这帮穷小子怎么想都不能尿到一个壶里，但同时，中共又是阎锡山防范日本的潜在盟友，要在反共和联共之间找平衡，容易吗？

这局面要让一般二般的人去打理，估计早就出事了，也亏的是老阎在民国这个是非窝里打滚多年，浑身透着精气，才能勉勉强强的稳定住山西的局面。阎锡山通过分析，基本理清了头绪：对老蒋装出一副顺臣模样，采取怀柔手段，但柔中要带刚，在山西的核心权益上，他坚决不让陈诚前进一步；对日本则是在不招惹的情况下坚决准备迎战，既然肯定躲不了，那还不如积极一点；对中共则显出了精明，化敌为友，和中共结成事实上的同盟，以便共同抗日。这里，我们必须给大家展示一下阎锡山处理与中共关系的高妙。

公开表现出联共的姿态，这是张学良这种小屁孩才会干的事，老蒋对中共恨得牙痒痒，阎锡山要真那么干，老蒋还不把他生吞活剥了？但是，出于对日的共同需要，联共是大势所趋——阎锡山的晋绥军看着人不少，但是战斗力却着实不敢恭维，要对付日本，不找个盟友是不行的，因此，跟中共为敌不上算，联合中共倒是可以一举两得。阎锡山的办法是不搞官方意义上的联共，签协议啥的只会招老蒋恨，但可以通过二级组织进行事实上的联共。成立小组织是当时国民党的风潮，CC系搞过清白团、同志会，黄埔系搞过蓝衣社，而阎锡山呢，也针对抗日需要，成立了一个“自强救国同志会”。在1936年9月18日，这个组织中的一批左倾分子组织了个“山西抗日救国同盟会”，老阎担心明言抗日会刺激日本，将名字改成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他自己担任会长，而“牺盟会”就成了阎锡山事实联共的平台。在十月份，阎锡山邀请薄一波前往主持“牺盟会”工作，此后中共党员大量参加山西官办团体的工作，虽然双方没有官方意义上的合作，但却实质上达成了抗日联盟。所以说，阎锡山可能是最懂得机变的政客，跟小张愣头愣脑的公开联共不同，老阎也联共，但采取的方式却稳靠的多，至少不容易引发什么大的政治动荡。

阎锡山夹缝求存，在面对混乱的局面下较为妥帖的处理了山西问题。不过，即便是这样的太平也是短暂的，随着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之后攻取平津，山西表面的平静终于要被打破了。山西是资源大省，而日军发动全面战争同样需要资源，因此在攻取平津之后，日军便将目标对准了山西，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下面就看中共和阎锡山的联盟怎么去应对了，太原会战一触即发！

拆墙补墙墙终破

抗战爆发后，阎锡山所属山西被划为第二战区，而八路军（即十八集团军）则归属第二战区战斗序列，名义上由阎锡山节制，因此，太原会战实际上是由晋绥军、中央军以及八路军协同作战。在日军方面，由东条英机率领蒙疆兵团（亦即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军团）沿平绥路自北而南进攻；而由板垣征四郎率领华北派遣军第五师团据平汉路于侧翼呼应。

显然，此次阵势看起来远不如先前的淞沪会战那般壮阔，但是对于日军而言，山西却是日军能够在中国持久作战的根本。要论繁华程度，自然山西跟上海差了好几个档次，但是对于日本而言，来中国作战既不是观光旅游，也不是谈生意经，而是要取得实际利益——那么，还有什么比资源更加实际呢？山西拥有多少煤矿，相信各位通过矿难见报的频率便能窥探一二，而日军要在中国的土地上取得补偿，并以此支撑接下来的大规模作战，煤矿密集度在全世界都首屈一指的山西自然是重中之重。因此，虽然上海战事打得轰轰烈烈，但是，影响中国抗战全局的却是看起来没那么显眼的山西。

阎锡山没有睡大觉，从1935年开始，他便已经开始为战争做准备，在晋冀交界处娘子关及以北的龙泉关、平型关等由东向西的通道地区建筑了国防工事，但这些工事到底能起到多大作用，还得是实战见分晓。装备精良、火力凶猛的日军可不是在淞沪会战初期对着防御工事干瞪眼的我军，因此，山西的局面并不乐观——果然，刚开战没多久，大同就失陷了。大同是个什么地方，凡在小学学过地理并且还有些印象的人应该都了解，没错，如果说山西煤矿甲天下，那么大同煤矿便是甲山西。那么，如此重地，怎么会轻易就丢了呢？

日军从9月5日开始进攻，而到9月24日，将将二十天的时间，太原会战后的第一场战事——天镇战役便宣告失败，毗邻大同的天镇和阳高出了问题，大同自然就保不住了。此战失利后，负责在天镇、阳高一带驻防的61军军长李服膺便被阎锡山当成主要责任人枪决了事——那么倒霉的李服膺果真是失败的罪魁吗？要说李服膺临阵怯战，不敢迎敌当然是怨哉枉也，事实上，61军将士虽对阎锡山发布的固守令颇不以为然，但也绝对没有偷懒——不过跟淞沪会战时一样，光有热情是不够的。防御工事几乎是豆腐渣，被日军三下五除二就摧毁了，光靠弹坑作为掩体，手榴弹作为反击武器，能跟飞机大炮相对抗？如此的固守，除了每天在伤亡名单上添上几百个名字，实在再无裨益。阎锡山发布了两次限令，但之后就成了甩手掌柜，对天镇守军不闻不问，也不派兵增援，由于实力相差过于悬殊，61军丢掉阵地也并非无情可考。说到底，造成天镇战役惨败的根本因素并不是守军抵抗不力，实在是没法抵抗，防御工事的糟糕才是主因。

其实，大家大可不必对我军的防御工事不堪一击过于惊讶，联系九八洪水时出现的那么多豆腐渣工程我们就该明白，建筑质量不达标是中国特色，没啥好大惊小怪的。就说这山西的防御工事，要说阎锡山没拨钱拨物，那肯定也是假的，但是中国特色在于，上面给的钱到达基层肯定就所剩无几了，层层克扣，级级盘剥，到了底下，还能造出什么样的工事？阎锡山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自己就经常拿着工程款去做生意，至于底下这帮老爷，哪个不依样画葫芦？自阎锡山以下，大伙都发了洋财，到现在打仗打出了问题，李服膺当然就成了这个利益集团的替罪羊了。所以，李服膺也别喊冤，谁让他摊上了呢？就跟98年那阵似的，那么多被枪决的所谓豆腐渣工程责任人，但谁能说他们就是主要责任人？我们足协主席谢亚龙有句话说的好，“责任是个责任体系”，但是在中国，承担责任的永远是体系内的弱势方，如此而已。

大同失守，太原会战的一期防御计划宣告破产，接下来转入二期防御——平型关战役。提到平型关，大家首先想到的便是平型关大捷，历史书上见天宣传此次大捷意义重大云云，但实际上，如果从平型关战役的整体而言，此次作战胜利远没有吹嘘的那样神。没错，八路军115师在林彪的指挥下，成功利用平型关的狭长通道围歼了第五师团一部，要说也是打得很有智慧，但是这一千人的歼灭战是不可能从根本上影响战局的。拿下大同的是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原本这支部队的任务是策应，而东条英机指挥的蒙疆兵团才是主攻，没想到第五师团喧宾夺主，先行立功，当然东条英机也不甘落后，因此在平型关战役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并不是第五师团，而是蒙疆兵团。

蒙疆兵团大概是被第五师团给刺激到了，因此进攻速度突然就加快了，从9月21日开始，仅用了一个礼拜，便长驱直入，攻下了重要据点茹越口。茹越口为连接恒山和雁门关的结合部，地处险要，也是平型关战役的关键，此处丢失之后，平型关守军的后方便暴露在了日军的炮口之下。于是，我军再次撤退，第二战区各部退往五台山、代县一线，此时，面对日军的凶猛攻势，仅凭晋绥军的这点兵力是肯定不够了，于是，阎锡山向老蒋求援，要求派些中央军来支援。本着就近原则，老蒋就让华北守军卫立煌率部前往第二战区增援，并在忻口一带布下重兵，欲与日军在此决战。

抽调华北守区部队前往山西增援，此举实为拆东墙补西墙，但是在当时的局势下，也唯有如此方能解山西之围——但是这样一来，河北便门户大开，相应的，河北与山西的交界处娘子关便形势危急。挡住日军的正面进攻，侧翼便会露出空当，太原会战的守军于此左支右绌，怎么干都有问题。局势的发展也大抵如此，由于卫立煌部被抽调支援太原会战，华北守区便露出空当，华北日军长驱直入，迅速攻占石家庄，并分兵一部进攻娘子关。如果娘子关被打开缺口，太原的侧翼便会面临重大威胁，因此，娘子关便成了太原会战的另一个主战场。

忻口是太原北侧的最后一道防线，而娘子关同样是太原东侧的重中之重，两处均不容有失，因此，这两处几乎同时开打的战事也是本次太原会战的生死战。忻口集结了老蒋精锐卫立煌十四集团军，战力尚可，虽与日军交战中伤亡惨重，先后有第二十一师师长李仙洲负伤，独立第五旅旅长郑廷珍及继任李继程阵亡，前总指挥兼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麒殉国，但经苦战还勉强能跟日军成胶着之势。问题出在了娘子关战役上，一开始，日军似乎并没将娘子关守军当盘菜，趁着华北守备空虚大举南下之际，仅以二十师团一部进攻娘子关。驻守娘子关的是38军第17师，一开始自然是好好教训了一下狂妄的日军，日军甚至差点被我军包圆——所幸日军善于利用据点死守，而我军重武器不足，日军方能负隅顽抗。娘子关作战让日军华北指挥部大为震惊，急令南下的二十师团全部与一零一师团一部回师增援，敌军已然增兵，而我军兵力却是捉襟见肘，还未待到援军调集完毕，苦战难支的17师便丢失了阵地。至10月26日，娘子关告破，此后日军取平定、阳泉，直逼太原。

娘子关失陷，忻口守军便面临着被晋北日军和娘子关日军包围的危险，只能撤出阵地，转移到太原北郊，但因东山失陷，被迫西渡汾河；而自娘子关退往太原的中国守军眼见太原被围，也被迫南渡或西渡汾河；自此，太原已陷入绝境。11月6日，第五师团和蒙疆兵团向太原发动总攻，太原守军最终不支，向西山突围，至8日，日军由北城突入，太原宣告失守。9日，日军在外围进一步扫清守军，太原会战于此正式宣告终结。

太原会战的失利标志着华北的正面抗战宣告结束，而晋绥军和八路军只能转入敌后山地作战，但是，日军的战略目的已然达到，山西煤矿尽入敌手。太原会战牵一发而动全身，并因此带累了河北的迅速失陷，而河北的丢失，对于抗日全局而言，已处生死存亡关头，接下来要承担责任的自是第五战区负责津浦线的李宗仁，那么李宗仁将给出什么答案呢？

血战台儿庄

这是民国早期抗日史上最振奋人心的一次战役，因此，我将血战台儿庄而不是徐州会战作为标题，闲言少叙，我们接下来便进入主题。

溜号接力

华北迅速沦亡，一方面是因为卫立煌部被调往山西作战，导致了华北兵力不足，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华北战场出了一员长腿将军，此人便是蒋介石心腹爱将刘峙。要说刘峙在此前也算是屡有功勋，从北伐到中原大战，他的表现均属不俗，但刘峙的个人经历真是比戏剧还戏剧，就这样一员福将居然在经历了仅用7年时间便从中校升为二级上将的辉煌之后，便走上了下坡路，而且这段下坡路的坡度是垂直九十度角——直线下滑。刘峙的军事生涯真可谓大起大落，即便写书也写不出这样跌宕的情节，因为刘峙在老蒋的高级将领中太具有代表性，所以我们不妨稍微分析一下这个人。

像刘峙这样年少得志，年纪轻轻便官拜上将，升迁速度就如火箭蹿升一般的军事将领其实也并不多见，要说他全凭运气，显然也不客观，在正确的时候出现在正确的位置，这本身就是种能力。一个能一度屡战屡胜的常胜将军自然不是泛泛之辈，靠运气可能一时得志，但是刘峙可不是昙花一现，在早期刘峙是出足了风头，说他是老蒋建立霸业的股肱之臣也不为过，基本上，只要他参战，肯定就输不了。现在的问题是，一个常胜将军怎么就变成了如今的长腿将军呢？个人认为，这可能是跟刘峙本人功成名就之后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失去了积极进取的锐气有关。刘峙早期实在太顺，功名利禄得到的太早太多，这对一个军事将领的发展其实并没有太多好处——作为一名战将，时刻保持饥饿感才能催促其不断上进，一旦心思散淡，那真是神仙也难救。刘峙的问题就是他将早年对军事的专注逐渐转移到了别的地方，刘峙的贪名在民国将领中首屈一指，而一个将领要是爱上了财，我们还能再指望他能在刺刀见红的战阵上有突出表现吗？

因此，以史为鉴，军队腐败直接会导致政权沦亡，要是明明应该把心思花在研究兵法韬略的将领变成了敛财能手、投资专家，那这基本就相当于明明该熟习理政之要的宋徽宗爱上了书画，整个一败国气象。我们刘峙兄在不需要他花费力气的领域费了太多精力，因此在需要他展示血气之勇的时候，他蔫了。虽然我们必须得说华北确实守无可守，被日军拿下是早晚之事，但是刘峙这样一跑再跑恨不能赶超世界纪录的马拉松拉练确实也过于窝囊。打不过不要紧，但不要还没打就开溜啊，刘峙你好歹也是第一战区的头头，如今宋哲元实力大损，卫立煌往晋赴难，你不打谁打？但刘峙就是铁了心溜号，九头牛也拉不回来，一退再退，终于导致华北瞬间沦陷，不仅带累了太原会战，还让第五战区备感压力。

第五战区的头是李宗仁，负责津浦线一带战事，守区是安徽、山东、苏北，在第一战区沦陷，平汉路被刘峙轻易放弃的情况下，第五战区已然是日军攻击重心，危如累卵，最先遇到麻烦的便是与日本渊源颇深的山东。山东守将不是别人，正是西北军十三太保之首，在蒋冯之战中因为受够了冯玉祥家长式管理，而毅然背主投敌的韩复榘，这位在投靠了老蒋之后便在山东当上了土皇帝、主持鲁政已历7年的韩主席能给出什么表现呢？

要说韩主席这个人，其实狗屁文化没有，粗人一个，但他这个粗人还就爱过老爷的瘾，可能是因为他对戏剧文化热爱有加的缘故，他对坐堂审案当青天特别有兴趣，没事就在省政府衙门大堂过过瘾。我们韩青天审案子从来不走司法程序，大家听说包龙图审案还让被告请个辩护律师别别扭扭定案的吗？韩青天虽不如包青天，但在形式上也不能差太远，因此韩青天审案的特色便是定气凝神，察言观色，对原告被告一同实行心理战术，等到韩青天突然想起曾文正《冰鉴》的某一句话时，案子就算完了。因此，有关于韩复榘审案的民间轶闻屡见不鲜，虽不免有夸张处，但也足证韩复榘为政之儿戏。

不过，韩复榘虽然为人粗鄙，性情反复，好出风头，民间形象极坏，但也不是一无是处。比如在他主政期间，教育工作便搞得不错，还经常喜欢去各大学演讲——虽说演讲辞写的非常乐呵；再比如经常在下属面前装出勤政爱民的清官形象，并因此在某年山东发大水的时候救了一批灾民；但总体而言，韩复榘作秀水平远高于其治政水平。现在好些官员乐意搞个形象工程，出没公众场合扮个亲民秀之类的，论功底造诣，跟当年韩青天相比，差距还比较明显，总需多加努力。扯得有些远了，我们转入正题，看看韩复榘的对日态度。

韩复榘这个人在政治上是比较飘忽的，和他的前主子冯玉祥一样，有奶便是娘，更甚一筹的是，韩复榘将翻脸无情这一点演绎到了极致。想老冯对他恩重如山，将其从小卒拔擢为大将，不说有父母再造之恩，至少也是其人生中的贵人；然而我们的韩复渠不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古训，反而在蒋冯之战最要命的时候，因为冯玉祥平时治军过于严厉，待下失之刻薄就倒戈相向，也算是人品恶劣的典范了。那次冯玉祥因为他造反一连数日茶饭不思，虽说是天理循环，报应不爽，但冯玉祥对韩复榘倾注感情之深由此可见——然而就是如此，韩复榘也愣是能造出这个反来，人情寡薄也算是到了一定境界。此事一方面是说明韩复榘薄情寡义，另一方面也说明此人性情反复，虑事不明。

要说韩复榘也不是个想当汉奸的人，在山东主政多年，跟日本人也打过无数次交道，但韩复榘大节始终不亏，不管日本人使出什么手段，美色利诱，韩复榘都坚定信念不当汉奸，挡住了日军的软化攻势。山东本就是中日冲突的重要集汇点，能在长达七年的时间内不让日本占到啥便宜，韩复榘也算对得起国家民族。但是，我们说韩复榘这个人虑事不明，他如果粗到一根筋倒也罢了，问题是韩复榘还老有知识分子的思虑，当然思虑的结果往往是不伦不类，让人唏嘘。

据李宗仁回忆，他在主持第五战区的时候曾经去山东跟韩复榘有过交谈，在讨论中日之战前途时说过中日作战的前途取决于欧战，中方只有节节抵抗，以空间换时间，才能最终等到国际形势大变后有收复失地的机会。韩复榘本来是觉得跟日本作战没啥胜算，也没啥前景，可能听了李宗仁的话后觉得或有转机，因此便有了些小心思——既然要持久作战以待外援，干啥要刚上来就把实力拼个干净呢？韩复榘本来就对老蒋不以为然，虽然投靠了老蒋，但对老蒋党同伐异的作风颇为不满，如今有了些知识分子的战略思想后，便觉得不能照着老蒋的路数玩，一方面不能让老蒋清洗杂牌的阴谋得逞，另一方面也得保存实力，与日匪来日再做计较，不争一时长短。

大家能说韩复榘的想法就全无道理吗？但是，韩复榘坏就坏在他那半瓶子醋的见识，固然，保存实力是需要的，但是此时是保存实力的时候吗？都像他这样想，抗战还打什么？什么叫持久战？持久战不是说不战，而是说要持久的战，不战而能持久，未之闻也。所以说韩复榘爱充知识分子这一点害了他，有了点浅陋的认识便自以得计，便轻视上令，真真可气又可悲。没学问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自己没学问，韩复榘主政山东期间明明当不了包龙图却还要学个样子，如今大敌当前，却自说自话要保存实力，这样自以为有文化的粗人真是害人误国。

因此，在日本掠取河北，兵临山东之际，在蒋介石、李德邻纷纷要求韩复榘坚守鲁北之时，我们的韩青天却压根没把主流意见放在眼里，我们不能说韩复榘是个卖国求荣的汉奸走狗，但是自以为高明的韩复榘却并不比汉奸讨喜。不当汉奸不代表能马革裹尸战死疆场，韩复榘便是个典型的例子——刘峙在前，韩复榘在后，这是一场溜号接力赛。

一错再错

在决定保存实力撤退之前，据说韩复榘还曾经跟日军进行过交涉，当然，韩复榘倒不是说要跟日本谈条件当汉奸，而是异想天开的要与日本停战，但是，这样的条件岂不是天方夜谭？既不想组织伪政府，又不想开战，那日本来中国是友好睦邻的？开玩笑嘛！对于日本来讲，不开战的唯一可能就是当汉奸，舍此别无他途。日本似乎对于韩复渠还有所希冀，在津浦线以北按兵不动，给了韩复榘时间去考虑，但是韩复榘虽然好自作聪明，但是当汉奸还是绝对不为的，相比较跟他同时背叛冯玉祥的石友三，我们得说韩复榘至少还是有底线的。

在12月中旬日军占领南京之后，终于没心思跟韩复榘扯皮了，对他下达了最后通牒，韩复榘当然毫不客气的回绝了日本，于是第五战区的战事正式开打，而韩复榘长腿将军的表演也正式拉开序幕。12月23日，日军从青城、济阳中间南渡黄河，并于3天后进逼济南，韩复榘未放一枪，匆忙撤离——当然，以韩青天爱作秀的性格，即便撤离也不能随随便便就撤，还要搞点行为艺术，比如他把省政府给放火烧毁，美其名曰“焦土抗战”。继放弃济南后，韩复榘一路后退，将马拉松技能发挥到极致，日军不费吹灰之力于31日占领泰安，而后又于1938年1月5日占领济宁，在津浦一线几乎是一路绿灯，比观光旅行还悠闲。尽管得到消息后的蒋介石和李宗仁一再申令要韩复榘停止后退，就地抵抗，但韩复榘打定了主意，谁也不鸟，就是一门心思向鲁西南撤退。

日军刚跟韩复榘交涉失败，大概还以为在山东必定有场恶战，正卯足了劲要让韩复榘见识一下皇军的威武，结果韩复榘的表演令他们瞠目结舌——日本人何曾想过韩复榘这样一个拿定主意不当汉奸的硬茬子居然能给他们送这么大的礼？不当汉奸，然而又不愿抵抗，韩复榘跟张学良倒是异曲同工。韩复榘这下捅了大篓子，把第五战区司令官李宗仁逼上了绝路，也把蒋介石给惹火了，自老蒋发表庐山讲话以来，各级将士均是有死无退，寸土不让，如今韩复榘却给他玩了这么一出，这要不处理，以后老蒋还能指挥全国吗？

大家可能要问了，为什么刘峙撤退就没事，而韩复榘撤退就让老蒋万分恼火呢？其实道理再简单不过了，韩复榘何德何能跟在老蒋跟前红得发紫的刘峙相论？刘峙虽然也是长腿将军，但人好歹为老蒋取得如今的地位立下殊功，而且虽然为人贪婪，但对老蒋忠心不二，在老蒋那么多高级将领中，就属刘峙最听话，所以即便这次丢了丑，老蒋也不过就是将他降职换防罢了，哪会大动干戈？再者说，刘峙撤退了对老蒋其实也没啥坏处，还为他保存了实力，要是刘峙真是一根筋的跟日军玩命，把军队拼干净了算，可能老蒋也未必高兴——当然，这毕竟是老蒋的小算盘，不足为外人道的。而韩复榘呢？他是杂牌！老蒋在淞沪战场都把老本砸上了，他倒好，不战而走？合着光想看热闹是吗？有你好看的！

韩复榘跟老蒋积怨已久，作为一方诸侯，虽然在此之前从没掺和过反蒋势力掀起的诸多风浪，但是也从未对老蒋俯首帖耳。就拿他当这么多年山东省政府主席来说，向中央缴纳的税款何曾定时定量的送上去过？我们韩主席为了在山东当土皇帝，为了培植自己的军队，把军阀模样做了个十足，表面上是国民政府统管，实际上就是搞独立王国，山东的税收也大部分被他截留下来当军费了。老蒋鉴于他当年倒戈有功，也没有跟别的地方派一样公开打着旗号反蒋，所以也就忍了，但是容忍不代表赞赏，老蒋这个中央领袖对韩复榘这样人前一套、人后又是一套的主儿能满意？这次韩复榘违令撤退之后如果太太平平的夹着尾巴做人倒也罢了，但是，韩青天一错再错，自己把自己逼上了绝路。

韩复榘同志的军阀思想又犯了，继自作聪明的保存实力不予抵抗之后，又自作聪明的要反蒋了。大概韩复榘认为经过了淞沪会战的消耗和南京的沦陷之后，老蒋已经是日落西山，快要不行了，因此，与其让老蒋借刀杀人让日本人对付他，还不如先下手为强，找个盟友倒蒋算了。韩复榘找到的盟友便是同样跟老蒋不对付的地方实力派代表，四川的刘湘。相比较韩复榘，可能刘湘跟老蒋的过节就更深了，因为韩复榘跟老蒋再怎么不对眼，好歹地盘没被抢，而刘湘的倒霉之处在于，老蒋借着追剿中共长征之际，居然玩了出政治安川，生生把四川收归了中央。大家想啊，四川军阀本来就是乱成一锅粥，除了内部这些土大王一个二个互相看不顺眼之外，临近各省比如贵州、云南也老喜欢到天府之国捞现银，因此刘湘最终能在四川脱颖而出容易吗？那还不是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才终有所成？如今眼看着刘湘终于要享受胜利果实了，没成想四川就这样被老蒋轻易拿下，换谁能不火大？所以说，韩复榘这算是找对同路人了。

韩复榘和刘湘之间密电往来频繁，商议着封闭入川通道，阻止蒋军入川，总而言之就是要趁着老蒋地盘尽失，元气大伤之际玩点阴的。大家都知道，老蒋在抗战之初就已经做好了最终把行营搬到重庆，利用四川盆地易守难攻的特性跟日军形成相持的准备，可以说，四川对于民国抗日全局而言举足轻重。如今倒好，这俩货不说要花些心思想想如何能抗日，反而置大局于不顾，为了些许私利就罔顾国家大义，真是殊为可恨。刘湘虽说看着在抗日上态度挺积极，老蒋说要他出兵，他就出兵，但是这位老兄心眼多着呢，带着30万川军不急不缓的水陆并进，一副慷慨赴难的样子，等到他好容易赶到南京，黄花菜凉了大半——淞沪会战打完了。然后老蒋的意思是，你来都来了，也就别再走了，干脆我把首都安危全托付给你和你的川军得了，也不枉你千里赴难之义；刘湘一听，知道老蒋居心不良，想要拿他当炮灰，于是玩了出缓兵之计，意思是我本人是到南京了，但大部队还不知道在哪窝着呢，还是让我先回去看看再说？结果这么一拖，虽说川军是出山了，老蒋也没法说刘湘不地道，但是川军硬是躲开了战事，所以说，刘湘这人贼着呢。一个在出兵抗日上一步三回头，就怕走太快；另一个干脆先谈后溜，除了不当汉奸啥都当；这两位搁一块，能商量如何为老蒋分忧？

刘湘当时也是病入膏肓，经常吐血，在老蒋让他守南京之后可能受了点刺激，虽说找个借口躲了过去，但却着实病着了，很快就因为大吐血住院了。问题就出在这住院上，本来刘湘如果行动自由，可能老蒋还不容易能盯住他，这回在汉口住了院，那不是等着被监视？我们军统头子戴笠能是吃素的？戴笠找了个跟刘湘素来有怨的范石增——大名鼎鼎的袍哥老大范哈儿——去陪房，顺便看看刘湘有啥猫腻，而在此之前，戴笠已经知道刘湘跟韩复榘经常密电联络了。范石增的耳目也不是盖的，很快便侦知了刘湘跟韩复榘密谋反叛的实情，范哈儿将此事告诉了孔祥熙，而孔祥熙则报告了老蒋，这下把老蒋彻底激怒了。

韩复榘不抵抗，本来这事就已经让老蒋出离了愤怒，娘希匹的居然不思悔改，还要搞政变？这种人不杀，老蒋还能混吗？于是，老蒋定下计策，以召集第一战区和第五战区长官开会为由，将韩复榘诱骗到了归德，而后在会上迅即发飙，指责韩复榘不听号令，擅自撤退，而后刘峙以劝和为名让韩复榘先趁他的座驾离开会议，实际则由戴笠和龚仙舫将其押送到武昌软禁起来。在经过了简单审理之后，老蒋给其定下了十条大罪，于1938年1月24日将韩复榘枪毙；而在此之前，得知韩复榘被捕的刘湘已经因为惊吓而亡。

因为淞沪会战的拼死抵抗，老蒋在全国建立了极高的威信，此时能将一方大员韩复榘枪决也是得益于此，但是韩复榘是死了，日本人却依然嚣张，李宗仁肩上的担子益发沉重了。

分而拒之

此时第五战区的局势已经相当危急，在津埔路南段，接任松井石根担任华中派遣军总司令的畑俊六率部从镇江、南京和芜湖渡江北上；在津埔路北段，则有日军精锐矶谷廉介师团汹涌而来；同时，板垣师团也预备在占领青岛后，自西而东策应矶谷师团；日军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第五战区的中心——徐州。而在进取徐州之前，则必须抢占毗邻徐州的山东南部重镇台儿庄，因此，在徐州会战正式打响之前，必须先通过台儿庄一战预热。

日军似乎已将台儿庄视为囊中之物，似乎不管从哪个角度看，日军都没有受挫的可能。在华中战场，日军刚刚占领了民国都城南京，并以大屠杀的方式好好宣泄了一下淞沪战场遇阻的愤懑；在华北战场，日军先是闪电攻取平津，而后在河北和山西的战事中让我军顾此失彼，直掠晋察冀；即便是在第五战区，日军也已经先声夺人，由于韩复榘自作聪明效仿刘峙跑马拉松，津浦线北段大门洞开，仅余滕县和台儿庄等少数据点；凡此种种，日军三月灭亡中国的妄言虽已成笑谈，然一路而来，虽有些许小败，仍难掩其长驱直入的嚣张气势。

当然，让日军觉得攻取台儿庄已经板上钉钉的，还是他们此次派出的部队，板垣师团和矶谷师团历来被视作精锐，其为战之勇悍在日军中也首屈一指，而我们前面提到的那次皇道派成员发动的二二六政变，其主要成员便来自这两个师团。跟凶狠善战，装备精良的日军相对，中国守军看起来就逊色得多，这些以杂牌为主的武装即便在中国内部也远称不上一流，想想我们一流的中央军在淞沪战场上跟日军较量的场景，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以桂军、西北军、东北军以及川军为主体的第五战区守军能挡住日军的虎狼之师呢？要知道，在李宗仁初到徐州行营就职时，第五战区仅有不足7个军的兵力，而且大部分装备简陋，战力低下，以如此羸弱之师对抗素称日军精锐的矶谷和板垣两师团，怎么看都是螳臂当车。

当然，随着华北战事的结束，第五战区的分量骤然加重，光靠那点我都不乐意列名的杂牌武装是不足以有所作为的，因此，好歹第五战区也有了增援——不过，这些增援似乎也不足以让李宗仁开怀。
首先说张自忠的59军，倒霉催的张自忠因为一度在平津跟日军有过交涉，被舆论斥为汉奸，待他好不容易从第一战区脱困赴京，却俨然如民族罪人一般自耻，若不是李宗仁力保其名，大概张自忠早被撤职查办，所部也被瓜分了。李宗仁收容张自忠，自然是希望其戴罪立功，知耻而后勇，但是，一个顶着汉奸恶名的将军到底能打成什么样，大概谁都无法保证。

然后再说邓锡候的川军，这支部队是出了名的军纪败坏，本来是去支援太原会战的，没想到刚赶到那战事就结束了，因为给养不足，此部在撤退过程中干出了抢劫军械库的丑事。愤怒的老阎给这支部队下达了逐客令，而后老蒋欲将其编入第一战区战斗序列，亦被程潜拒绝，本来是要被暴怒的老蒋赶回四川了，幸得白崇禧保举，才被编入第五战区，可以说，这支部队也不是啥善茬。

至于后来加入的孙连仲部，由于是西北军杂牌，老蒋恨不能趁着其抗日减员将其裁撤了事，在此之前该部参与了娘子关守卫战，伤亡颇巨，到第五战区后因无补充，实际早不副其集团军之名。当然，老蒋的嫡系德械装备的汤恩伯部倒是个劲旅，但人家是中央军，素来高傲，老蒋大概也给了他暗示，所以能否听从李宗仁调遣着实是个问题。

因此，指挥这样一些良莠不齐的部队想要打出胜仗，除了出现奇迹似乎别无可能，但是我必须套用NBA的宣传语，台儿庄确实是奇迹发生地，where amazing happens！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奇迹是怎么发生的。

在进入台儿庄之战的正题之前，我们必须先以三个预热战作为铺垫，而正是由于此三战的勇烈，才有台儿庄一役的大胜。

首先我们来说由31军在津埔路南线迟滞日军的战斗。31军是桂系武装，由李宗仁一手训练而成，然新兵较多，战斗经验不足，而所遇日军则是在华中战场新胜之敌，不容小觑。日军此次北进，自然是瞄着徐州而来，想要先取蚌埠，而后参与围攻徐州，日军当然认为这次行军不可能遇到问题，但是在明光我军给了日军当头一棒，日军虽然兵力远甚，然作战逾月竟不能前进一步。日军南京指挥部对此大为震惊，赶忙调集援军围攻明光，但是31军在李宗仁授意下西撤，待日军主力猛扑明光时，居然发现重拳砸到了空气上——打空了。与之同时，李宗仁令守青岛的于学忠部调集主力于淮河北岸，因此日军虽然先后再取定远、怀远以及蚌埠，但却在淮河南侧遭到我军狙击，正当在淮河两岸打得火热之际，原本西撤的31军突然出现，攻击日军侧背，将津浦线日军截为数段。日军见后路被断，便将主力南撤，在津浦线与31军形成拉锯，但31军避实就虚，像橡皮膏一样贴在了津浦线上，日军虽有优势，但却无力在津浦线扫清威胁。而随着淞沪战场上下来的二十一集团军进驻合肥，日军更加被限制在了淮河南岸，此后，我军与日军隔淮相峙，津浦线南线的阻击任务告一段落。

在津浦线南线的作战为我军从容布防赢得了时间，但是形势依然严峻，如果让矶谷师团和板垣师团合而为一，台儿庄必定凶险难测；因此，我军接下来的任务便是阻止板垣师团的西进策应。且说于学忠在李宗仁授意下在青岛且战且退，稍事抵抗便退出青岛，板垣师团逼近重镇临沂，而正在此地，板垣师团遭遇了侵华以来的最大失败。原本临沂守军是庞炳勋部，庞炳勋其人精明圆滑，在多年内战中左右逢源，居然能够将兵力保存完好，谁都没想到这个老兵油子居然能率部打出如此血性的一战。日军在2月下旬在临沂发动猛攻，然庞炳勋以5个团的兵力顽强防守，虽日军反复冲杀，但临沂终安然不动，以一杂牌力敌日军精锐，此战轰动中外，赢得彩声一片。

板垣征四郎何曾有过如此窘境？在其严督之下，日军的攻势日甚一日，本就兵力不足的庞炳勋渐显不支，此时前往增援的是先前还被诬为汉奸的张自忠。张将军和庞炳勋一样都是西北军出身，并在中原大战中有过一段过节，张自忠险些丧命于反叛的庞炳勋之手，因此二人颇有夙愿；然张自忠深明大义，经过李宗仁劝解后，毅然抛弃成见，慷慨往援。张自忠援军的到来大大激励了苦战多日的庞炳勋部，庞炳勋率部出城迎战，两方夹攻，本就伤亡颇巨的板垣师团仓惶后退，竟被我军围困。虽最终我军因缺乏重武器而未获全功，然此战的战略目的已然达到，本欲与矶谷师团会师的板垣师团被我军成功阻击。

矶谷师团眼见板垣师团迟迟不到位，忍不住了，他是来立功的，不是来等人的，是板垣征四郎自己没用，那他矶谷廉介可就不客气了。于是，矶谷廉介未待板垣师团前来，便孤军深入，一副直取台儿庄的架势，当然在矶谷眼里，台儿庄可不是终极目标，要是能先行拿下徐州，岂不是……好了，幻想到此结束，因为在通往台儿庄的路上，邓锡候部的王铭章112师给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在滕县一战中，王铭章部川军一改往日兵痞模样，奋力杀敌报国，虽最终力有不逮，城破人亡，王铭章也自杀殉国，然而却给最终台儿庄决战赢得了时间。

接连三战，我军成功完成了决战前的准备，将日军试图合围的计划打得粉碎，而面对矶谷廉介的骄兵，刚刚到位的孙连仲部和汤恩伯部能给出什么答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