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君入瓮

原先日军的作战计划是三路合围，互为犄角，由华中派遣军沿津浦线南段北上，渡淮河而进徐州；由矶谷廉介师团沿津浦线北段南下，从正面攻取台儿庄而后窥视徐州；而板垣征四郎的任务则是攻取青岛后西进，给徐州以侧面威胁；因此，台儿庄实际上只是日军徐州作战的小插曲，但是，李宗仁愣是将配菜炒成了主菜。在台儿庄一役的预备战中，日军的合围计划受到重挫，华中日军被盯在了津浦线上，只可与我军隔河（淮河）对峙；而板垣征四郎的策应部队也出人意料的在临沂遭到我军顽强抵抗，要不是我军火力不足，板垣师团甚至可能全军覆没；现在最接近徐州的俨然是恶战滕县后突进的矶谷师团；原本的合围态势居然变成了单挑。当然，是否单挑，决定权在矶谷廉介手里。

按说以当前的局面来讲，矶谷师团本不该不待友军到位便孤军深入，毕竟，这是犯了兵家大忌的，但是日本军人的牛逼之处在于，他们就喜欢刺激，越是不可能的事他们越喜欢干。矶谷廉介与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一样是著名的中国通，也是因为对中国太通了，所以现今有了些非常规思维——当年石原莞尔不就是使用非常规手段才一举搞定满洲的？以矶谷廉介对中国军队的了解，只要日军上来就摆出亡命徒的姿态，从气势上震慑住我军，再辅以凶狠的三板斧，那就基本上大局可定了。因此，矶谷廉介似乎对缺乏友军策应一事并不是十分在意，反正以他的经验来讲，中国军队是不会有多少坚守的韧性的。

矶谷廉介这么想，而李宗仁也知道矶谷廉介会这么想，因此，聪明的李宗仁并不给矶谷廉介设置什么障碍，而是直接示弱，引诱矶谷师团深入。由于临沂和滕县相继爆发激战，第五战区兵力捉襟见肘，老蒋便又续发了两支部队，一是先行出发解滕县之围的汤恩伯部，还有一个便是孙连仲部。话说汤恩伯部刚刚到达滕县，战斗便已经接近尾声，就是想帮忙也发不上力了，因此，这支中央军精锐所做的就是掩护兄弟部队撤出滕县一带罢了。按说已经到达滕县的汤恩伯部应该率军节节抵抗，迟滞日军进攻台儿庄的节奏，但是李宗仁显然高明的多，他没有选择就地抵抗，而是命令汤恩伯部给矶谷师团让开津浦线正面，放日军进来。李宗仁不愧是难得的帅才，想的很透彻——如果采取常规防守，实际上是在给另两个方向的日军争取合围的时间，虽能暂时拖住矶谷师团，但于全局反为不妙；而如果打开大门先行示弱，狂躁的矶谷师团必定不顾一切猛扑台儿庄，台儿庄看似危急，实则争取到了单挑的机会，反有胜算。

因此，在攻占滕县后，矶谷廉介突然发现津浦线北段大门洞开，就有些零星放冷枪的，这下矶谷乐了——看来进取徐州、抢得头功指日可待啊。什么？台儿庄？这能叫问题吗？大日本皇军的精华怎会在台儿庄这样的地方浪费时间？我们矶谷师团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徐州！所谓骄兵必败，在打仗的时候，如果前面太顺，难免生出些骄傲情绪，而人一旦骄傲了，那判断就会出问题，而打仗是瞬间定胜负的事，怎容判断失误？矶谷廉介不等友军驰来便自行进军，而且还根本没把台儿庄当盘菜，那他还能有好果子吃？

矶谷廉介的自信来自于日军凶猛的火力，在以往的多次作战中，只要日军以火炮开道，续以装甲部队突入，然后步兵便能轻松的收拾掉折损大半的中方部队，于是日军就能进城贴通告了。就跟老虎抓人是一扑、二掀、三剪一般，虽然看起来招式简单，但丧命于虎口的人依然不计其数，于是才有武松景阳冈打虎的传奇，日军的这三板斧也不复杂，但是就如所有球队都知道乔丹要投绝杀还是依然防不住一样，我军也基本是对日军上来这几招束手无策。因此，要说矶谷廉介虽然狂妄了点，但也不是瞎胡闹，毕竟以往的案例摆在那，不过，经验主义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能有效——牛顿的经典物理学体系还能被爱因斯坦推翻，更何况日军压根还没打几仗。

矶谷师团兵力4万，装备精良，拥有七八十辆坦克，山野炮和重炮达百余尊，轻重机枪无算，兼有大量飞机掩护，战斗力之凶悍于此可见一般。果然，在到达台儿庄正式开战之前，日军已经摧毁了徐州周边大量的交通干线，明摆着就是要和我军一对一单挑了。战斗在3月24日正式打响，日军开足了火力凶猛轰炸，我防御工事几乎遭到毁灭性打击，在最夸张的时候，我军阵地一天得遭遇日军炮弹轰炸达六七千发之多，炸的差不多了，日军的坦克车便作为先导率先出击，等到全面摧毁我军阵地的防御工事后，步兵紧随其后，准备收拾残局。到目前为止，我们看不出矶谷的理论能被改写的迹象——这个过程跟华北多次战事出奇相似，但是，孙连仲部会成为日军胜利的背景众吗？

我军的抵抗是非常顽强的，由于孙连仲部是西北军，装备落后，没有重武器，但冯玉祥练兵之能确实不容小觑，孙连仲部没有重炮有血肉，生生在外围血战三昼夜，才最终让日军顺利进城。进城后，日军与我军展开白刃战，我军因前面损耗太大，已经几乎无力再予抵抗，但是事已至此，在汤恩伯部率部驰援之前，台儿庄守军必须顶住压力，因此李宗仁严令孙连仲继续战斗。没错，李宗仁敢于放矶谷师团直下台儿庄，就是因为留了汤恩伯部的后手，只要汤恩伯部能迅速驰援，两下夹攻，矶谷师团必定遭受重创，但是李宗仁写了剧本，演员却没到位。

汤恩伯是老蒋嫡系，他的部队在中央军中都算精锐，清一色的德械装备，虽然训练未成便被匆忙抽调参战，但是战斗力在中国军队中依然首屈一指。正因为汤恩伯是老蒋的人，所以他压根就不鸟李宗仁，任凭李宗仁再三催促，要求他迅速南下支援，他就是不动劲——想想也是，李宗仁跟蒋介石关系恶劣人所共知，想要李宗仁指挥动老蒋的武装，似乎也有难度。此时，台儿庄战场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虽我军在巷战中表现顽强，仍不免兵力不济，有败退之象，至4月3日，台儿庄已有三分之二为日军所占，而我军虽仍有南关在手，但兵力损失已达七成。在此危难时刻，孙连仲哀求李宗仁，言称双方交战一周，两败俱伤，是否允其保留些第二集团军火种云云，其语调委婉，甚能打动人心。李宗仁何尝不知道孙连仲的苦处？一是桂军长官，一是西北军长官，均是老蒋欲除之而后快的杂牌——拼完了就不给钱补充，此前第二集团军42军就遭到了如此待遇。然而，大敌当前，岂能更顾私利？李宗仁严令孙连仲坚守至明日凌晨，而孙连仲也只能豁出命去，将部队拼完了算。

李宗仁向汤恩伯下达了最后通牒，警告其如不尊军令，定以韩复榘前例处置，直到此时，汤恩伯部才施施然南下——国军纪律性之差果真令人发指。与此同时，李宗仁建议孙连仲重金寻赏组织敢死队趁夜发动反扑，以便汤恩伯部到来后里应外合，击溃日军。矶谷师团当然从没想过会在台儿庄遭到如此顽强的抵抗，更没想到双方战至最后一刻，中方居然还有能力发动逆袭，因此，敢死队大获全功，竟一夜之间抢回了夺回了在日军手中的四分之三阵地。待凌晨汤恩伯部援军赶到，里外夹攻，矶谷师团乃溃不成军，丢盔卸甲，后矶谷廉介率万余人突围至峄县死守，败势已定。

台儿庄大捷是抗战以来正面战场上最大的一次胜仗，日军伤亡2万5千余，矶谷师团遭受重创，可谓大长士气。但是，由于汤恩伯部的拖延，我军损失也相当严重，孙连仲第二集团军所剩无几，堪为惨胜。在台儿庄吃瘪的日军自然不愿善罢甘休，迎接第五战区的将是更大的风暴。

浅尝辄止

台儿庄一战，可谓一扫我军抗战以来之低迷，尤以庞炳勋和张自忠两部在临沂阻截板垣师团和台儿庄大战中围歼矶谷师团最为振奋人心，这也是李宗仁军事生涯中最为出彩的一战。人言李宗仁军事成就多托庇于白崇禧，然台儿庄大捷与龙潭之役均为其独立指挥，军事才能似无可指摘处，惜我中华才俊唯在如此绝境方才荣辱与共，思先日之你争我夺，唯觉可悲可叹。祸兮福所伏，台儿庄大捷虽然大涨士气，但同样起到了将日军彻底激怒的作用，自觉丢人的日军指挥部倾囊而出，从平、津、晋、绥、苏、皖各地抽调精锐部队十三个师团，共30余万人，六路并发，试图在徐州将我守军围歼。

徐州乃自古军事重镇，位处苏、鲁、皖、豫四省交界，为连接东西、南北的枢纽，素为兵家必争之地。日本如今控制了东北、华北以及华东，要继续向中国内陆发展，徐州自然是首当其冲的目标，唯有打通津浦线，克取徐州，方能奠定向武汉进取、进一步发展内线的基础。因此，日军对徐州可谓志在必得，而如今短暂的受挫更加刺激了日军，于是才有了六路合围的战略规划。于中方而言，徐州虽然地位显要，然而并不险要，这座平原城市既无高山大岳作为屏障，也无川流湖泊可资倚仗，大片开阔地实在不适合固守。因此，日军如今动了真格，四面八方向徐州合围，而我军如果战略不当，难免徒增伤亡。

李宗仁在台儿庄的大捷让国府中央士气大振，于是老蒋又有了不切实际的想法，简单来说，就是要李宗仁在徐州进一步争取更大的胜利——当然，老蒋也确实不含糊，疯狂向徐州调兵，短时间内居然给李宗仁增兵20万。先后调往的部队有李仙洲九十二军、樊崧甫四十六军、卢汉六十军（滇军）、李延年第二军、商震部一师（晋军）、谭道源二十二军（湘军）、石友三六十九军（西北军）、冯治安七十七军（西北军）、刘汝明六十八军（西北军）等，并且，白崇禧还给李宗仁通电说中央还继续有增兵计划。看到此景，李宗仁真可谓是欲哭无泪，众位看官，老蒋这是给李宗仁提振，还是给他添乱呢？

李宗仁曾讥讽老蒋说其带兵之能不过一旅长，治政之能则不过一省长，虽词语因其私怨不免有夸张处，但老蒋军事才能平庸倒也不虚。虽然老蒋在北伐战争和其后的争霸战争中均大获全胜，但是与其说老蒋善于用兵，还不如说他善用权谋——北伐战争是各派联合作战，老蒋虽说是总司令，但仗打的漂亮的却是粤军、桂军和西北军；而争霸战争中，老蒋击败桂系和西北军用的都是釜底抽薪的政治战，先把人策反，然后趁虚进攻，在中原大战中也是争取到了张学良方获全功；在实打实考验军事能力的国共十年内战和抗战以来的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中，老蒋却屡有令人大跌眼镜之举。其实，老蒋之所以在军事上犯下诸多错误，最根本的原因倒不是他军事水平差——即便他的军事水平不行，好歹还有智囊帮衬吧，而是他想的太多，看军事问题却爱从政治角度入手。

老蒋善于玩弄权术是把双刃剑，一方面确实让老蒋在诡谲多变的民国政治中玩的风生水起，将各路豪杰耍的团团转；而另一方面却也让老蒋走火入魔，将所有问题都泛权谋化。就比如说淞沪会战，老蒋在上海这块弹丸之地屯兵70万，摆开架势跟日军拼消耗，从军事角度来讲，肯定是以己之短攻敌之长，正合日军决战之意，但是老蒋考虑淞沪战场更多是从国际观瞻的政治角度入手，不过军事毕竟不是政治，贸然赌博绝对是血本无归。原本老蒋在日本将大部兵力摆到华东战场后便可以迅速撤兵减少损失，也达到了转移战略重心的目的，但是老蒋想的实在太美，也不考虑友邦能无缘无故为你这个穷小弟出头？又比如说南京保卫战，从军事角度来讲，根本就没有守的必要，趁早将部队疏散到该守之处方为上策，但老蒋又犯了错误，偏要待国际形势一变，结果就是从容撤退变成了匆忙溃退，白白增加了不必要的伤亡。

老蒋偏爱政治赌博，当年靠着刺杀陶成章、中山舰赴难博取了国父欢心，而后在黄埔校长一事上以退为进，在北伐中又在南京另立中央，分共弃苏，如此这些确实给他带来了丰厚的收益，但是军事跟政治毕竟有区别，政治微妙，而军事则更实际，将政治思维带到军事上来，难免不伦不类。政治上强调纵横捭阖，权术运用灵活多变，在关键节点确实需要赌博的魄力，但是军事上孰强孰弱往往定势分明，偶有以弱胜强也是数百年一见之经典，哪能老是豪赌待奇迹？老蒋就是因为在政治上赌习惯了，又在军事上赌，结果奇迹没等来，等来的是无谓的惨败。

此次老蒋又想在徐州赌一把，这一方面是受到了台儿庄大捷的鼓舞，另一方面恐怕又是赌徒心理在作怪——反正老蒋就是希望速战速决，千方百计避免拖入持久战。老蒋害怕持久战，因而一而再再而三的希望尽早决战，把针眼大的希望当成磨盘大，所以在抗战以来作出那么多在兵家看来不可思议的决断。既然李宗仁能在台儿庄打胜仗，何妨在徐州再来一次？如果成功，岂不是彻底扭转了局势，他也不必跑到重庆以后害怕各派势力趁势坐大，对他不利了。但是，台儿庄大捷利用的是日军的骄兵之姿，说实话是有些偶然，如果日军调整心态，稳扎稳打，不玩孤军深入那一套，而是层层压迫，那我军胜机何在？赌徒就容易想当然，你不是赌庄老板，凭什么老能发财？

所幸，李宗仁还是理智的，明白台儿庄大捷不能当常态，如果日军调集精锐，奋死一搏，我军在徐州周边那么点地方囤积那么多兵力，无非就是给日军的炮弹扩大点杀伤的效率值罢了，倒是遂了日军寻求决战的心意。以弱敌强，最忌讳的就是不顾一切的硬上，没头没脑的拼实力——如果当年红军跟国民党那么干，早不知道被灭掉多少回了，老蒋按说跟中共交战多年，也该琢磨出些弱者对付强者的窍门了，可惜的是，委座似乎总不长记性。因此，在徐州无险可守，而日军又志在必得的情势下，我军唯一的办法就是避实就虚，放弃徐州，集重兵防守同样战略意义显著，但却相对有险可据的武汉。从这个层面上说，老蒋给李宗仁增兵非但不是给他帮忙，反而是添乱，增加了部队撤离的难度。

李宗仁跟蒋介石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考虑问题更直接，没那么多乱七八糟的想法，军事就是军事，不会把政治思维带到军事作战中来。日军调兵遣将之后很快便在徐州外线取得了进展，也吸取了教训，没有沿津浦线正面进攻，而是由南北两面在徐州西侧迂回，到5月中旬，耐心的日军终于完成了对徐州四面合围的部署。但是当日军以万钧之力向徐州猛扑，以为势必有场恶战之时，竟然发现徐州那么多守军都神不知鬼不觉的消失了，徐州俨然变成了空城。原来李宗仁早在5月上旬便命令孙桐萱和廖磊两部奋力在南北两方向阻止日军在陇海线合围，以给友军撤退赢得时间，而后趁着日军将注意力集中在陇海线以西之际，以徐州东北守军一部做牵制，掩护徐州周边囤积的大量军队向西、南两个方向两个方向突围。因此，当日军以为将大获全功，将徐州周边守军尽收囊中之时，却发现上了李宗仁的当，虽然轻松拿下了徐州，却未能完成预定的决战计划。

徐州会战雷声大雨点小，高潮出现在前戏，等到要进入正戏，我军却自动撤退，让日军好生郁闷。但是徐州毕竟是中华枢纽所在，此地失守，河南便不可保，接下来的武汉将成为双方新一轮聚焦的中心。

武汉会战

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中日抗战史上的拐点，这是一次超越了淞沪会战的大规模战事，而正是由于这场战事中双方都拼尽全力，最终才能让日本力竭而止。现在我们就来进入中日进入相持阶段之前的最后一场恶战。

以水代兵

徐州失守，日军虽未能如愿与我在徐州决战，但徐州地位确实非同小可，日军于此便可长驱直入，夺开封而进郑州，最终对武汉造成直接威胁。而局势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在发展，日军在拿下徐州之后便以土肥原部向陇海线以西跃进，很快便攻占睢县迫近兰封（今兰考）、杞县，与之同时，日军另一支军队由亳县方面经鹿邑、柘城向太康迫近；此时开封已经被优势日军围住，在6月6日，开封正式宣告失守。开封当时是河南省会，因其历史渊源颇有象征意义，但是真正让国府感到担忧的还是郑州的局势不容乐观。

郑州是河南如今的省会，历史地位不如开封那般显赫，但是在军事上来讲，却又是比开封更为要紧之处——郑州是全国的交通枢纽，此处若轻易沦陷，则武汉定然危矣。然而，豫省守军多为徐州会战撤退下来的久战之兵，精神疲敝，几无战力，想要挡住势头正盛的日军几无可能，况且郑州离开封本就相隔不远——如不采取非常手段，则郑州将指日失陷。郑州地位显著，虽不可守，但也不能轻易拱手，摆在国府面前的是一绝大难题。

这个难题并非无解，但是此解以今人看来是绝难想象——破坏黄河堤坝，以水代兵，阻滞日军。我们常说战争是残酷的，中日开战以来，我们已经见识到了这些残酷，比如战场上的血肉横飞，比如在南京日军的大屠杀，又比如以研究生化武器闻名于世的七三一部队的反人道罪恶行径，但是，相比较今天我们要讲的黄河花园口决堤，这些残酷便也算不得什么了。我们所熟知的这些残酷无非是日军对我华夏儿女的惨绝人寰灭绝人道的残害，但终究只是外敌对我方的欺侮，而我们今天要讲的黄河花园口大决堤，则是壮士断腕，丢车保帅，是自己人被迫无奈为了全局主动牺牲不知情百姓的行为。

同为历史著名的女主，但今人多认为武则天比吕雉更为残酷，原因在于吕雉不论如何歹毒，终究虎毒不食子，将戚妃做成人棍虽阴狠可怖，但毕竟还是报复手段的毒辣；而武则天为了争宠夺位，竟忍心将刚出生的女儿活活掐死，虽然婴儿窒息而亡远不如生不如死的人棍那么有视觉冲击力，但对心理冲击而言，武则天此举显然远甚吕雉。因此，不管南京大屠杀多么具有视觉冲击力，但这终究是两方交战大致符合逻辑的事体；而将黄河堤坝主动开口，则是己方为了战略利益而对将要出现的黄泛区难民的战术性牺牲；那么还有什么能比此事更能说明日军侵华对我华夏儿女带来的深重灾难呢？一国政府被迫牺牲上百万无辜人民以求一时的战略迟滞，世界上还有比此事更能体现战争残酷性的吗？

当然，此事于很多愤青而言自是攻击国府的口实，因为为了达到迟滞日军的战略目的，付出的代价确实太大；而于愤青，往往又没有大局观念，只知廉价的怜悯，而不识全局的得失，更难以估量此事的战略意义，因此，国府决策者便成了清议人士的攻击目标。为政者居其位、谋其政、担其责，民众有异议，本无不可，然而为政者也有为政者的苦恼，虽然这些政客平日里你争我夺，似乎不顾及民众生死，但政客也是中国人，也有拳拳爱国之心，谁愿意拿本国百万民众的生死开玩笑？若非事出紧急，无他法可用，谁会出此下策？因此，我们可以骂当政者，因为不管出于什么目的，牺牲百万民众始终是罪孽深重，但是我们也要弄明责任体系，搞清楚谁的责任占大头，谁的责任是小头。

老蒋自然不是自己拍拍脑门便想出来如此损招，事实上，国府各众皆早有此议：随侍蒋介石左右的军界元老白崇禧、冯玉祥都曾有此议；第一战区司令官程潜、实际参与指挥其事的晋系将领商震同样首肯；此外陈果夫、陈诚等蒋系骨干也曾经有过此类建议；因此老蒋不过是个拍板论定的决定者罢了。但是也正因为老蒋是国府领袖，此事在他手中敲定，他才成为了千夫所指，但是权力多大，责任就有多大，这是政治人物所必须承受的，老蒋虽不是中国方面的唯一责任人，但却是主要责任人。那么，老蒋这个主要责任人该承担多大责任呢？我认为，老蒋所担责任至多不过两成，而国府决策层集体所担不过三成，虽然是国府主动决堤放洪，让黄河改道，是百万民众受灾的直接责任人，但是，须知世事皆有因果，国府所为只是果，要追根溯源，我们还需找出因来。

有业因方有业果，而制造业因的便是日军。我承认我是个思想保守的人，无法像某些通透人士那样认为日军所制罪孽不过尔耳，而国府一举则酿成百万亡灵，因此便将日军关系撇清，将国府架上审判台。我们有必要研究一下通透人士的观点，以明正视听。

通透人士认为，本土统治者未必好于异族统治者，理由是，不管是哪边统治，百姓始终处于被鱼肉欺压的弱势地位，并且，从治政角度而言，异族统治者似乎还能比本土统治者对民众更为怜悯，落实到日本，东北似乎在日军治下发展尚可；通透人士认为，日军既残暴，但南京大屠杀旬月所杀不过35万，加上周边地区，死难不过百万，而国府决堤，立造百万生灵死难，由是观之，国府未必好于日本；通透人士认为，即便日军占领中国，谁能保证不会比华人治华更好——当年满清入关，不也造康乾盛世？凡此种种，通透人士认为自己熟读历史，所知远较愚民为多，因而大可不必对日军过分妖魔化，反正被谁强暴不是强暴？既然都是强暴，为甚还要造成诸多无谓伤亡？

通透人士的观点自然很好很强大，如平地惊雷，似说出了统治者的秘辛，了然了中国历史的本质，然此言果通透否？其实通透人士犯了个重大错误，他们没有弄清楚一个道理，那就是日军征服华夏不是要建政治民，而不过是殖民掠夺。相较于我们的本土统治者，日本盘剥更甚，我们的民众必须经受日本和伪政权的双重压迫，试问如此治政，好在何处？况且，本土统治者为了国祚绵长，尚会少许让利于民，不会竭泽而渔，还知可持续发展之道；然日本统治则不会如此，他们恨不能将我华夏资源全数掠回本土；以曼瑟奥尔森的政府理论而言，本土统治者已经进化为坐寇，重视的是长线利益，而如日本这样的统治者不过是流寇，只重视短线利益。不同的统治哲学，当然会带来不同的统治效果。

同志们莫以为我海阔天空胡扯，与主题无关，实际上了解了两种统治形态对民众国家而言的优劣，我们便知国府纵然不济，尚远甚日本。因而国府为求根本决堤阻敌，于我华夏万世实则有益；即便造成了如是损失，我们也应归咎于日军的侵扰，而不该多苛责于国府——这便是日军酿业因，而国府制业果。

国府在黄河花园口决堤，虽制造了百万难民流离失所，但是同样也让日军不能迅速占据郑州，本来危在旦夕的民国一息尚存，足可利用这段时间在武汉严密布防，打一场大规模消耗战，如能因此给予日军兵力和经济上的杀伤，则相持局面可成，华夏幸而不亡矣。

生死系乎一战

自国府发出迁都令，以重庆作为战时陪都之后，抗战大略实已决定——四川盆地将扮演其历史上曾扮演过的角色，将成为我抗战的最后据点，但国府在全线退往四川盆地之前，必须先予日军重大杀伤，使其无力更进，从而形成相持局面。而所谓迁都，自然不是将国府党政机关搬到重庆，挂个牌子，做个样子即可，要真正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还需要将战略物资、重要工业和教育部门等全数迁走——但是，党政机关挂个牌子容易，要让陪都成为实质意义上的都城，显然是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的。

我军在正面战场节节抵抗其实负担有两个任务，那就是在保存一定实力的基础上消耗日军，并为战略重心的转移赢得时间。因此，正面战场的抵抗是绝对必要的，要让日军丧失全境占领中国的能力，就必须在正规战中让日本付出巨大消耗，持久战的局面不是上天恩赐的，而是一枪一炮打出来的。如果都像小张或者韩复榘那样为了保存实力而不费一枪就让日本占据国土，那中国早就被闲庭信步的日军全境占领了——你的实力是保存了，那日军的实力难道会蒸发掉？消耗自然是双方面的，不消耗自己凭什么去消耗对手？而如果对手完全没有消耗，那持久战的局面从何而来？有兵不用和有钱不花是一个道理，你不花钱怎么去实现钱的价值？有兵不用又怎能体现兵的价值？

但是，正面消耗不代表盲目硬干，干什么事情都要动脑子的嘛，花钱也得花在刀刃上不是？用较小的代价造成对敌人的较大杀伤，这是最基本的军事常识。我们玩消耗也应当心中有个成算，比如几换一是合算的，而超过什么比例，我们就不要再纠缠了，如此等等。敌强我弱，这是最基本的形势，为了造成对日军的有效杀伤，我方难免会多死些人，如果都冲着歼灭战去，那抗战也就不用打了，如果日军都能被我军包饺子了，那就应该是中国去攻打日本，而不是日本攻打中国了。谁不想天天打仗都来个什么大捷？但是日本如果见天就被人打个大捷，那他们还到中国土地上丢人现眼干啥？我的意思是，我们得有个大概的消耗区间，给个上限，不能说我们死一百个，日军只死一个，我们也接着耗啊？

抗战打到现在，我军最失败的地方就在于徒有血气之勇，不懂得经济的使用实力，这里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淞沪会战。淞沪会战到了后期，基本就变成了老蒋疯狂的填坑游戏了，不顾一切的将军队往战场里砸，大家想，那时候日军已经火力全开，你砸多少不是个死？那么砸有多大意义？这不是典型的肉包子打狗吗？日军还想着火力开那么猛到底是不是合算，军部能不能给补充呢？老蒋倒好，不让日军白打，你开火我送人，不让你浪费子弹。最后算算淞沪战场的损失，真真吓死人，饶是如此上海还是丢了，友邦的支援也没盼来，真是花钱听了声响。冯玉祥、李宗仁最后回忆此战时都对老蒋的指挥颇有不忿，认为他完全不懂军事，根本就是在赌气，完全不计算收益成本比。

国民党在正面战场跟日军拼消耗，这是对的，某些站着说话不腰疼，对正面抗战不屑一顾，认为这不好那不好，还不如敌后打打游击来的实在的言论，我们大可无视，正常人都知道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是紧密联系的，没有正面也就谈不上敌后。但是正如我党所言，国民党正面战场打的实在不够聪明，没有将我大好男儿的鲜血价值最大化，好多将士的牺牲显得无谓；如果老蒋不是那么使气任性，能摆正心态，不对速战速决抑或是友邦支援抱不切实际的幻想，或许我们正面战场能取得更大的成功。不过，国军以大博小，付出了超出限度的代价，也并非是一无是处，比如，日本也快要支撑不住了，因为他们消耗的也够大了。

日本在侵华之时，放言说要三个月灭亡中国，我们大多将这当笑话听，而没有细细品味这其中包含的隐藏信息，其实，除了嚣张之外，日本更多是无奈。日本是军事立国，虽然短期之内成为了世界级的军事强国，但实际上经济发展相对来说还是滞后的，相比较假想敌美国的两条腿走路，日本的发展可以说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极不平衡。当日石原莞尔等人之所以不同意扩大卢沟桥事变，进入全面战争，就是因为害怕日本一时之间拿不下中国，时间拖长了，会陷入持久战的泥沼。很不幸的，石原莞尔的预言快要应验了，因为在开战还没慢一年，日本便在1938年5月初通过了战时动员法，宣布进入战时经济体制，这就说明日本的财政出了大问题。战时经济体制简单来说就是把平时财政的正常开销大部分花在军事上，造成的后果必然是国民经济倒退，民众生活水准的急剧下滑；这是把双刃剑，虽能短期内挽救濒临破产的财政，但是长此以往总不是办法，你能指望老百姓总是勒紧裤腰带，吃糠咽菜还甘之如饴吗？

当然，财政吃紧是一方面，日军最担心的还是苏联。苏联的前身是沙俄，他们最擅长的事情就是趁火打劫，我们在上文也说过，沙俄趁着满清跟别国打得火热之际可是没少捞，相对于那些急先锋，沙俄是出小头，拿大头。由于是同一个祖宗，日本也不得不防着苏联也玩那么一出，日本最怕的就是他们跟中国干的要死要活，然后苏联找个类似帮中国出头的理由就抄了他们的后路，要是东北被苏联趁机拿了，那日本岂不是有苦说不出？苏联人看着都五大三粗，怎么看都不是那种精明能算的类型，但是人不可貌相，要讲外交权谋，俄国人可以甩开日本五条街。大家看看，日本那么折腾，到现在不就是一个小破岛国？大家别看现在俄罗斯发展不如日本，但是俄罗斯那么广袤的土地，那么丰富的资源可不是闹着玩的，要讲潜力，日本比俄罗斯差远了。经济发展无常，总是有盛有衰，但土地资源则是实打实的，从历史的长跨度来讲，地理大国成为政治大国的概率可比地理小国的概率大多了。有人说英国？拜托，人家英国最牛逼的时候可是日不落，殖民地遍天下，现在为什么衰落了？不就是因为殖民地没了吗？

因此，日本在跟中国打的同时，还得防着苏联打冷枪。大家可能要问，为什么苏联不趁着这当口干日本一票呢？因为最希望苏联跟日本干架的是欧美国家啊。为什么欧美各国平时对国府还和颜悦色的，到了要紧时候就不管咱，反倒是跟老蒋有深仇大恨的苏联倒是态度还积极点？因为现在欧美各国还在做梦呢，他们纵容德国，纵容日本，说到底就是没把他们当成真正的对手，在他们看来，苏联才是对手。为什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说，苏联现阶段根本腾不出手来跟日本扳腕子，他们在欧洲可是不痛快，英法等老牌豪强将他们视作眼中钉，德意两个集权政府也瞄着他们，试问，他们哪有功夫真跟日本干哟。欧美国家倒是希望日本和德国去跟苏联干去，从而平了心腹之患，但是他们的美梦快要破灭了，希特勒很快会让他们明白，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对手。

在国内经济日见不支，又得放着苏联随时可能的偷袭，因此，日本也忍不住了，天皇决心要打一仗狠的，要毕其功于一役，准备在武汉将国军主力彻底击溃，从而迫使老蒋屈服，这样就不用老是想东想西了。而国府的想法其实也一样，就是在武汉拼死一决，怎么着得把日本打个半残，再没有力气发动大规模战事为止。因此，日军此次会战是把国内能调集的兵力都用上了，而老蒋也在武汉周边屯兵百万，一场大战在所难免，对双方而言，均是生死系乎一战。

扬名立万？！

自抗战以来，中方组织的多次会战均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日军的悍勇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在于我军战略方针的不当。以抗战以来规模最大的淞沪会战为例，从大方向上来讲，将日军战略重心从开阔的华北平原转向河流星布的华东地区，将敌军的攻击路线从自北而南导向自东而西，本身并无问题，但在实际战略部署上，将近百万军队囤积于上海一隅，则是愚蠢的消极防御。而反观取得我军抗战以来最大胜利的徐州会战，则是根据形势或打或走，绝不拘泥于一地的得失，最终才能在外围的台儿庄大战中取得大捷，而在日军倾力为之的徐州主战场上则避敌锋芒，果断有序撤离，保存了战力。

当时的武汉是民国第二大城市，国府虽迁都重庆，但武汉却集中了中国抗战的大量工业和物资所需，是当时实际意义上的都城，也是老蒋指挥全国抗战的行营，再加上武汉九省通衢的地理位置，此次会战实则抗战至此最为关键的一战。此次会战的战略如何制定，是否得当，关乎的不仅是武汉一地的得失，更是整个民国乃至整个民族的存亡得失，因此，此次战事如再出现根本上的战略错误，那么民国的抗日也就到此为止了。幸运的是，老蒋的智囊们终于没有重复先前多次会战所犯错误，而是采用了一个大胆而聪明的战略，“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

用我党的话说，此前国民党的正面抵抗除了徐州会战之后，都犯了同一个错误，那就是消极防御——如上文所示，屯重兵于上海，与日本决生死便是这种战略思想的集中反应。由于老蒋不愿持久作战的私心，此前国府屡屡纠缠于一城一地的得失，甚至连南京这样的孤城也要做困兽之斗，而如今，老蒋已经被逼到了绝地，不管他愿不愿意，短期之内结束战事的可能性已经丧失，为今之计，只能尽可能将局面导向于我相对有利的持久作战。因此，武汉会战的战略思想跟以往截然不同，老蒋再没有抱着守城待援，盼望友邦援助的幻想，而是以我为主，决心举中华之力，坚守武汉5个月，达到将武汉搬空，将战略重心转向四川盆地，保存大部战力，并将日军消耗拖垮以至无力再行大战的战略目的。

当老蒋不再焦躁的要与日军大决战，争取速战速决，而是理智的贯彻以空间换时间，争取持久战局面的方针，武汉会战就赢在了起跑线。此次老蒋没有采信德国顾问团所谓在武汉周边构建环形工事，依然以守城为主的消极阵地防御的方针，而是采取了中方参谋部依托长江、鄱阳湖与大别山麓进行外线防御，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的积极防御的方针。这个防御方针的制定本身就意味着武汉会战虽名为武汉，实则是一场贯彻整个华中战场的重大战事，战斗地域之广，规模之大，则是抗战以来之最。

日军对武汉志在必得，尤其是裕仁天皇对于中国战事的旷日持久已经丧失了耐心，这次日军将国内可用的所有力量都投入了战场，意在一锤定音，不但要攻取武汉，还要歼灭中国军队主力，逼迫老蒋签城下之盟。新近上任的日本陆相板垣征四郎深感责任重大，天皇虽然没有下达严令，但是对陆军在中国战场上进展缓慢的不满是显而易见的，但他也只能将压力转嫁到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的身上。畑俊六的日子当然也不好过，原本计划制定的好好的，准备沿淮河进攻大别山以北，直取武胜关，进逼武汉，但是没想到民国政府如此狠毒，居然以牺牲国民百万为代价决堤花园口，让黄河改道，豫东南成一片汪洋，攻豫日军被淹还是小事，更大的麻烦是，淮河计划也只好搁浅了。淮河计划搁浅，畑俊六只能启动备用计划——长江计划，以11集团军沿长江两岸西进，担任主攻；而以第2集团军会攻大别山北麓，助攻武汉。

担任主攻任务的11集团军司令官便是大名鼎鼎的冈村宁次。冈村宁次对华中战场并不陌生，当日国民党北伐时，冈村宁次便是作为孙传芳的顾问参与战事，虽然当年孙传芳被国民党打得灰头土脸，但是冈村却大有收获——提前了解了华中的地理风貌，还搞了一副当地地图。此次日军高层派遣冈村宁次前来指挥战事，无疑是看中了他对中国尤其是华中的熟悉。冈村宁次踌躇满志，在他眼里，中国军队根本不会成为问题，苏联对他来说才是大麻烦，在被调往华中战场之前，在关东军任职的冈村宁次研究的重心也是苏联，而此次作战不如看成是天皇对他的赏识——要不然天皇怎会将这个结束中国战事、立下盖世之功的机会留给他？令他万没想到的是，这次会战非但没有让他声名鹊起，反而让他成为了日军侵华以来最耻辱的高级指挥。

给冈村宁次带来耻辱的便是薛岳，此前在我们已经多次提到此公，但是现在我们必须隆重的介绍一下这位抗日名将。薛岳是广东人，曾担任过孙中山警卫团一营营长，在北伐之初曾任第一军第一师师长，当然，薛岳真正叫响名头还是在国民党对江西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中。长征中国民党将领出现频度最高的就是薛岳，他从江西一路追击红军，只要有红军出现的地方，就会有薛岳指挥的围剿大军。当年张国焘不尊中央之令，擅自南下，想要夺取川西平原以自立，给四方面军沉重打击的便包括薛岳的武装——在中共最困难的时期，薛岳就像是个梦魇，挥之不去。但是，在内战逞能实在称不上好汉，薛岳将军之所以为万世景仰，不辱其父所取“岳”名（其父素来尊崇岳飞，因此给其子起名薛岳，有效法岳飞之意），最重要的还是在抗战中的战神表现。薛岳此时是陈诚担任司令官的第九战区第一兵团的司令，负责驻守的区域是鄱阳湖西岸和南浔线——正好跟一意西进的冈村宁次对上。

在正式较量之前，日军挟此前数战之余威已有所进益：号称日本皇军第一精锐的第6师团自合肥南下直进，取桐城，陷潜山，气势旺盛；而波田支队则自芜湖溯江西进，袭取重镇安庆；而到7月初，日军已成功夺取了江西湖口以东的长江沿岸地区。这个序幕战打得非常漂亮，尽管这些成就是在冈村宁次被调来之前取得的，但不管是第6师团还是波田支队此刻都是他的部众，依靠这些虎狼之师，冈村有理由相信，华中战场将成为他扬名立万之所。

冈村宁次上任未几，便更坚定了信心，因为在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在7月15日下达了命令之后，他的部队便很快给他长了脸。波田支队挟夺取安庆之威，在海军陆战队和友军106师团的支援下，以强势火力夺取了九江，日军从7月23日发动登陆作战，仅用了3天，就于7月26日占领了此地。夺取九江重镇后后，冈村宁次心情大好，指点江山，观赏胜景，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似乎一切尽在掌握。冈村宁次的参谋们见司令官如此惬意，好像根本不把正在进行中的战事当回事，自然也大为感慨——我们司令官真不是一般的牛逼，这样的大战都视若等闲，难怪天皇那么看重他。

但是，冈村宁次到底是真牛逼还是真装逼呢？截至目前的顺利应当看成是以往多次战事的延续还是中方主动示弱，蓄力于后呢？这一切的解答还需要跟冈村宁次对上卯的薛岳将军给出，薛岳可没有冈村宁次那么自在，参加了淞沪会战，眼见了中方溃退的薛将军此刻定然是有一雪前耻的渴望。战事还远未打响，因为我军根本还尚未发力，跟日军硬拼并不理智，我军的作战方针是依托有利地形，节节抵抗，现在这个局面只能说明，地形对我军还不算有利。但是，地形终归会有利起来的，冈村宁次终会发现这一点。

咫尺天涯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是军事的基本常识，充分说明了后勤补给的极端重要性——当然后勤补给通常是与交通线紧密相连的。日军此前的进攻多是沿着既有的铁路线发起，这其中最大的原因无非是调兵和补给的灵便，而敌之所欲便是我所不予，不久前国府就为了避免让日军攻取交通枢纽郑州而决堤放洪，甚至不惜以百万民众受难为代价。以本次武汉会战为例，在序幕战中，日军沿安庆至湖口的溯江之战，其主要目的就是疏通长江运输线；但是，此次会战为双方倾力一战，投入兵力之多为所历之最，因此，日军还需一个能大量集结和展开兵力的区域，而这也是日军接下来的战略重心。

冈村宁次看上的这片大场便是鄱阳湖以西和南浔线一带，当然，我们知道，驻守此处的便是薛岳，一场针尖对麦芒的恶战在所难免——不过，心态轻松的冈村宁次似乎还没意识到自己所遇对手的强韧。在顺利攻取九江之后，冈村宁次便命令106师团沿南浔线正面挺进，夺取德安，进逼南昌，以完成原有的战略规划。106师团是日军的劲旅，和第6师团一样，该部士兵来源于勇武好斗、民风剽悍的九州各县——九州武士在世界军事史上曾经创造过顽强抵抗蒙古大军并依靠所谓神风避免为蒙古侵占的奇迹，而当时蒙古的赫赫征伐史大概有人比我更了解。冈村宁次对这个由松浦淳六郎统帅的师团寄予厚望，根据他对中国历次会战的了解，真正的抵抗只有在临近武汉时才会到来——消极守城似乎已成国府标签；但是，冈村宁次显然低估了中国人吸取教训、总结经验的学习能力。

106师团进展很不顺利，从7月底到8月9日，在这十余天的时间内，中国守军居然以顽强的抵抗让其动弹不得，不说长驱直进完成既定规划，甚至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惨重代价——已有8名佐级以上军官丧身。我们都知道，日本军人是极为高傲的，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轻易求援的，但是吃足了苦头的松浦中将已经被迫向长官部报告作战以来的不顺了，中方的顽强由此可见。冈村宁次此时才刚刚意识到自己可能有些低估了中国守军的战力，但这是他上任以来第一个重大任务，绝对不容有失，因此，他决意增兵。

冈村在南浔线以东遣上101师团，令其先取鄱阳湖畔的星子，而后沿德星公路南下进攻，于8月下旬攻取德安，切断中国守军的退路；在南浔线以西，第9师团进入瑞昌附近，并以瑞昌——德安公路线南下，攻击守军侧背，策应106师团；当然，主攻任务还是交给了106师团。冈村的计划看起来万无一失，分兵合围，三路并举，任是中国守军再顽强，恐怕也插翅难飞；但是不要忘了，打仗是两方面的，作战计划的制定对手干扰不到，但是能否执行就得问问对手是否情愿了——再美妙的计划，得不到有力执行也毫无意义。

由伊东政喜统帅的101师团参与了侵华以来华东战场的所有重要战事，从淞沪战场到南京战场，再到前不久的徐州，直至如今的武汉，可以说久战成精，所部虽有半数已经被列名靖国神社，但军队战力由于有效的补充并没有丝毫削弱。101师团的第一步走的很顺利，8月20日凌晨，在鄱阳湖面海军战舰优势火力的掩护下，101师团成功拿下了星子，而中国守军则并不与其纠缠，快速撤出此地，退往山地。德安就在前方，德星公路仅有30公里，正常行军速度，一天便可到达，即便算上有效抵抗，伊东中将也看不出无法完成任务的可能性——冈村宁次给他下达的是8月下旬拿下德安的任务，而十天之内走一天的路，怎么看都是绰绰有余。但是，就这么点路，日军居然走了两个月，平均一天只走半公里，是日军疏于行军训练？是因为地形终于对中方有利了！

中国军队终于图穷匕见，此前日军轻取九江、乃至如今直下星子其实都是中方的烟雾弹，因为在此二地，中国军队均是稍事抵抗便果断撤出，根本未尝发力——而这当然不是因为皇军势大，中军披靡。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实力在淞沪战场已经有所校验，因此中国军队必须避敌锋芒，不可勉强与战，徒增伤亡；山地才是较量的平台。老蒋在庐山开办军官训练班时——当时是为了剿共，庐山一带地形已被经常于此演习的国军摸得一清二楚，而101师团所要经过的这条公路周围便是庐山演习场。因此，正当101师团以为拿下星子便是万事大吉之时，在德星公路上，他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真正是举步维艰。

可怜的伊东师团进入了我军给他设下的陷阱，前面的德安虽然触手可及，但无奈咫尺天涯，我军利用俯制公路的东孤岭、西孤岭等战略高地对日军展开猛烈狙击，如果不能拿下这两块战略高地，日军根本只能成为被动挨打的靶子，哪谈得上行前推进、直取德安？日军于此作战耗日持久，明明在8月20日便已经从星子出发，但直到9月2日才能将将靠近东孤岭一线，而好不容易在9月3日拿下东孤岭之后，还得面临西孤岭的考验，再经过10天苦战，拿下西孤岭后，日军赫然发现，前面还是重峦叠嶂，还有许许多多类似的高地。这种情形当然让陷入高山陷阱的日军感到崩溃，事实上从9月12日拿下西孤岭之后直到26日，他们居然就再没有任何进展，伊东中将急火攻心，也被弹片击中下颚。完成狙击日军惊天壮举的是王敬久将军的第25军，他着实让101师团抓狂。

更加抓狂的是冈村宁次，因为日本本土指挥部根本不了解他的苦痛，或者说他们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在8月22日下达的命令中已经要求冈村宁次大举进攻武汉了；拜托，连集结部队的大场都迟迟没能拿下，靠什么去打武汉？还是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体恤下情，将11集团军进攻武汉的期限宽宥到9月中旬，而将压力转嫁到助攻的第2集团军身上；但这种体恤无疑是在给心高气傲的冈村宁次伤口上撒盐。冈村宁次对伊东师团已经不抱任何希望，只能对106师团和第9师团下达最后通牒，严令所部在8月27日全线出击，搞定南浔线。

这下轮到106师团抓狂了，不管伊东师团如何无能，说到底，最先丢人的是他们，如果他们能一开始进展顺利，哪有伊东师团在德星公路遇阻一事的发生？于是，养精蓄锐，休整多日的106师团终在冈村宁次拨配的野地重炮联队和迫击炮大队以及九江附近的海军航空兵的火力支援下于8月27日对金官桥一线的中国守军发动全面进攻。106师团使用的还是日军进攻的老套路，先炮击再冲锋，然后接着炮击，接着冲锋，如此循环，一般而言，中国守军在几轮冲击之后便会顶不住；不过，金官桥一带的守军比日军想象的要顽强的多，也聪明的多。中国守军跟日军交战已逾一年，对日军的战法早就烂熟于心，日军炮击，他们就躲进掩体，而炮击结束，他们就跳出掩体，进行猛烈还击。由此，106师团纵使发动了一轮又一轮的攻击，但我守军自岿然不动，阵地白天丢，晚上组织突击队夺回，有日军冲进阵地，就以机枪火力网阻止后续日军的进入，然后将先发日军包围消灭，战斗旷日持久，106师团无丝毫进益，生生被钉在了金官桥。

不过，冈村宁次派出的部队可不只有101师团和106师团两支，这两支部队虽然让他颜面无光，但派往瑞星的吉住良辅的第9师团却好歹给了挽回了些颜面。在8月21日，第9师团便在波田支队的配合下攻取了瑞昌，便以丸山旅团向金官桥侧背阵地猛插。原本金官桥正面防守有板有眼，没想到侧背突然遇到了麻烦，无奈之下薛岳只能一方面要求金官桥守军退往二线阵地，一方面派出俞济时74军前往阻击瑞昌一线日军。俞济时对吉住良辅，这是一对未竟的恩怨，到底恩怨为何，如何了结，请听下文分解。

一公里的追击

俞济时是浙江奉化人，黄埔一期生，仅从这两个背景我们就能看出些端倪来，老乡兼学生，按照老蒋的用人哲学，俞济时想不得到重要都难。俞济时是他的族叔俞飞鹏举荐给老蒋当侍卫的，用古代的话说，这叫大内侍卫、天子近臣，最容易得到长官的器重，当然他自己也争气，虽然有兔唇的先天缺陷，但任事勤勉，对老蒋忠心不二，因此很快得到老蒋提拔。俞济时的成名作是在浙赣皖边重创方志敏所率的抗日先遣队，因此大功，老蒋对他更是另眼看觑，而到抗战时，俞济时已经是号称老蒋王牌中的王牌的七十四军军长。七十四军猛将如云，最出名的是王耀武和张灵甫，知道俞济时的可能不多，但不知道这两位的大概很少。

上文说到，俞济时和吉住良辅是有旧怨的，这个梁子纠结在了1932年的淞沪抗战上。在此战中，俞济时受到了军事生涯中最严重的一次伤，被日军弹片开膛剖肚，险些小命不保，而击中他的部队，很不巧的便是吉住良辅的第9师团。俞济时倚恃老蒋宠信，向来骄横跋扈，目中无人，第9师团的一箭之仇岂能忘却？不过中央军毕竟是中央军，不摆点架子怎么显得出能耐？在薛岳令俞济时率部阻击第9师团于瑞昌派往袭击我金官桥守军侧背的丸山旅团后，一开始俞济时慢慢悠悠的派了支侦察部队前去探风，而这支侦察部队到岷山附近正与丸山旅团正面相遇，结果可想而知。这下把薛岳给气的，通电大骂俞济时，严令其顶住丸山旅团，否则军法从事；而俞济时眼看长官发火了，这才想起原来自己要阻击的居然是他奶奶的第9师团，有老蒋撑腰，杀头倒是不怕，要是让第9师团占了便宜，他还算个男人？

俞济时发飙了，命令所部不惜一切代价在岷山阻击住丸山旅团，掩护友军是其一，恐怕真正让他发狠的还是胸中的怒火——此仇不报非君子！俞济时一发狠，丸山旅团的突进就被迫中断了——要知道七十四军能被称为王牌，不是徒有虚名的，没点真才实料，他俞济时敢一开始托大？在岷山，七十四军与丸山旅团苦战数日，直至金官桥一线守军全线退往德安以北的马回岭一线，完成了掩护任务后，方才撤出。不过，这才是七十四军初显峥嵘，真正闪光的地方还在后头，王耀武和张灵甫抗日名将的名头可不是随便叫出来的。

俞济时这一发飙不要紧，又把冈村宁次刚刚燃气的希望之火给扑灭了——伊东师团被困在德星公路，打了半天，才前进了不到三分之一，也不知道何时是个头；而松浦师团更是丢人，前次遇阻也就罢了，如今重兵火炮一起上，居然还是前进不得，要不是第九师团迂回侧翼，他们就停在那了；而第九师团眼看大计可成，偏又被俞济时给堵住了，这仗打的，真叫一个憋气。冈村宁次是作为武汉会战的主将指挥作战的，眼看友邻部队、负责策应的第2集团军都已经在大别山北麓开打了，而他却到现在连个集结地都拿不下来，这着急上火的。冈村宁次是真想在这跟薛岳一决雌雄，恨不得想把刚上来的27师团也投进去，但是仔细想想，还是不能意气用事，这南浔线一战打了半天不见进益，照此发展，打到何时是个头？他可是天皇钦点来打武汉的，怎么能在外围战上浪费那么多时间？最后一咬牙一跺脚，奶奶的，老子不跟你完了，调整战略，咱打武汉去。

冈村宁次调整后的情况是，106师团眼见被困在德星路，一时半会脱不开身，那就继续待着，但得把所部佐枝义重旅团拿出来，转用于瑞昌方面西进；101师团好歹前进到了马回岭一线，不能轻易放弃来之不易的战果，那你们就在那集结待命，好歹给薛岳一点压力；而新上来的27师团原本是要投入南浔线给106师团助阵的，现在也别去了，你们去瑞昌，沿瑞昌—武宁大道南下，到天河桥、箬溪附近，准备西进；那个丸山旅团，别在南浔线一带耗着了，赶紧归队，朝阳新方向前进。分拨已定，留在南浔线继续跟薛岳作战的只剩下106师团和101师团一部，其余部队全数用于武汉作战。在武汉作战的部队中，分为三路，波田支队在瑞昌西北方向挺进，为其北路；中路是向阳新挺进的第9师团；而南路是前往天河桥、箬溪附近的27师团——冈村宁次依然是三路合围的老套路。

此时要应对挑战的是第九战区第2兵团，指挥官是跟薛岳一样来自粤军，但成名更早的张发奎。瑞昌是第2兵团的防区，但不幸已于8月24日丢失，但不幸中又有大幸，因为薛岳在南浔线一带将日军缠的难以动弹，相对来说，第2兵团的压力就要小些——在冈村没调整计划之前，西进日军仅为波田支队和第9师团一半的兵力。两个旅团的日军对于张发奎来说自然不是问题，守起来也算得心应手，张发奎摆下三路大军，以左翼霍揆彰的第54军负责堵击沿江攻击马头镇的日军——对付波田支队；中间关麟征的第32军团，负责对瑞昌正面的防御——对付第9师团；右翼汤恩伯的第31集团军在瑞昌西南掩护第32军团的右翼。这三号将领前两个是黄埔一期生，至于汤恩伯，名号比前两位响得多，在台儿庄大战时业已提到，不再赘述。

一开始波田支队和第9师团打得确实很狼狈——波田支队的战场南侧是湖，北侧是江，是长20公里，宽不足1公里的狭长区域，我军又不时祭出破坏堤坝的路数，致使波田支队的攻击区域变成了湖沼，日军难以发挥重兵器的优势，陷入苦战；至于第9师团，他们的地形也相对不利，处处是山头，拿下了一个还有一个，老是仰攻，这仗打的是相当郁闷；打了半个月，日军只向前推进了10公里。幸运的是，由于冈村宁次终于放弃了跟薛岳斗气，从南浔线一带前线抽调了增援部队，将战略重心转移到了西侧，日军终于有了冲锋的力量。

由于战况突变，一开始得心应手的第2兵团不再那么轻松，日军的攻击也确实很有气势。波田支队待到稍许恢复后便在9月10日发动了总攻，并一扫颓势，于14日占领了马头镇，向富池口挺进；而等来了丸山旅团、终于简直完整的第9师团也进展可观，自10日到15日，一举推进了15公里，到达黄土桥、大脑山一线； 27师团18日进至瑞昌西南25公里的横港湾地区。面对突如其来的顺利，冈村宁次有些手足无措，要知道日军在南浔线可是被干残了，现在看来改变计划果真是有效啊，嗯，张发奎可比薛岳好对付多了。于是乎，自以得计的冈村宁次决定趁热打铁，向波田旅团和第9师团下达了追击令。

不过，很快张发奎便让冈村宁次知道自己是不是好对付，北伐名将岂能只是内战内行？于是，被下达追击富水一线命令的波田支队和第9师团以先战未有之高昂士气向前挺进，在10月8日，终于追击过了富水，圆满完成任务。但是，我们似乎要停下来看看追击的日军在这23天的时间里，跋涉了多远的路程，答案是相当让人悲观的，只有20公里，也就是说，一天追1公里不到，同志们，大家中考体育考试的一千米成绩是多少来着？我想再差的人也不至于超过5分钟吧。但是这5分钟的距离日军却要追击一天，而且还是士气高昂，即便日本人个子矮点，步幅小点，大概也不至于跑出这样的水平吧。那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我想，时任指挥官冈村宁次肯定比我和大家更清楚，我就不揭疮疤了。

让日军的追击计划执行的如此狼狈的是参加了徐州会战的卢汉部，此公是云南人，彝族，所部自然是滇军，卢将军不辱使命，在日军富水的渡江点排市不惜代价予敌以重大杀伤，导致的结果虽然是我军伤亡颇巨，但也让日军创造了一天追击一公里的奇迹。冈村宁次这下是哑巴吃黄连，北路和中路打不开局面，只能寄希望于南路的27师团了，那么27师团又待如何呢？

牵制与协防

冈村宁次满以为将战略重心转移到瑞昌以西之后便可以摆脱与薛岳较劲时的狼狈，但是没成想自己刚刚看到了点曙光，却又被无情掐灭了——波田支队和第9师团尽管在他的指挥下士气高昂的追击将溃之敌，但死赶活赶，愣是一天只能追出一里地，照此追法，铁树也得开了几回花了。但是冈村宁次也算知兵，这两路不行，还有第三路嘛，他也不是那种一条道走到黑的人，因此，南线27师团的进展于他而言至关重要——或者说，死活就看他了。

三路合围的优越性就在于东方不亮西方亮，总有惊喜等着你，在前面南浔线的作战中，106师团和101师团被阻击得那么狼狈，好歹有了丸山旅团抄后路，才总算说有所进展；如今情形也一样，北路和中路打得太差，冈村自然希望南路有所惊喜。但话又说回来，分兵三路也不是没有缺点，那就是兵力相对分散，如果彼此之间不能步调一致，有所呼应，突出部队难免有些隐忧；因此，步调相对较快的部队如果能一鼓作气打开缺口倒也罢了，如果该部也在快过之后没法快了，那就问题来了。因此，27师团既是冈村宁次的希望所在，同样也将成为我军实施反攻的目标所指，到底变成什么情形，一切都看27师团的进展了。

原本27师团进攻区域是张发奎负责的地盘，但因为老张的第2兵团主力正跟波田支队和第9师团互相较劲成胶着之势，一时无法抽身往援，因此后方长官部将27师团交给了薛岳对付。那么薛岳是要挡住27师团的前进路线？错了，薛岳的任务是尽可能教训这股已与其余两路日军拉开距离、位置突出的部队，因此，薛岳不是来防守的，而是来进攻的。冈村宁次是在南浔线吃了大苦头之后才决定放弃跟薛岳死磕，转而西向的，但是大家想想，如果南浔线果真只需一定牵制，那一开始冈村咬牙切齿不惜代价要拿下却是为何？其实，冈村宁次改变计划只是在逃避，他并没有消除薛岳对他的威胁，因此，他现在就必须为逃避付出代价了。冈村宁次放弃南浔线而直接向武汉方向前进的计划犯了兵家大忌，没有扫清后方威胁的日军其实是腹背受敌，虽然冈村宁次留下了部分军队在南浔线牵制，但是一旦前进受阻，负责牵制的日军能保证薛岳没时间来抄后路。篮球场上的盖帽协防一般总是前顶后帽，没错，NBA赛场上基本是一对一防守，每个人都有自己防守的球员，有协防就有空当，但你进攻队员被人顶的死死的，协防队员不就有充分时间离开自己负责的球员前来奉送火锅了？

不过薛岳要完成计划还存在现实的困难，这个困难是自己制造的——南昌到武宁的交通线已经被我军先行破坏了，这样确实给日军前进造成了困难，但也给我军调兵造成了麻烦，因此，薛岳部前往瑞武路堵击27师团尚需时间，而这个时间需要原有守军争取。27师团有着宏伟的计划，一方面主力沿瑞武路方向前进，另一方面则有宫崎联队向箬溪方向进发；瑞武路固然是双方焦点所聚，而箬溪方向同样举足轻重——一旦宫崎联队得逞，则其西可进取武宁，威胁瑞武路中国守军后路，东可迂回德安，威胁南浔线。因此，一旦瑞武路的争夺进入白热化，则宫崎联队的进展将成为影响双方战局的关键。

在箬溪方向上，宫崎联队需要跨越的两道障碍是白水街和麒麟峰。麒麟峰的中国守军是刘若弼的川军新13师，大家看看名号，川军——著名的欺软怕硬，不善打硬仗；新——刚组建没多久，战斗经验差；这样的部队不是鱼腩是什么？事实上，除了王铭章在滕县杀身成仁之外，我们对川军就再没有别的什么好印象，在我的文章中提到川军次数的最多的无非是与四方面军的角力，但除了百丈一役确实是人多势众，杀红了眼，其他时候哪次不被干的不知南北？因此，我们靠什么来相信这支部队能至少顶住宫崎联队一段时间呢？

答案是地形。川军在平地拉开架势打野战确实是不行，除了被撵着乱窜似乎没有别的结局了，但是我们不妨想想，川军这帮老油子对什么最熟悉，答案自然是山地。如果要他们爬山仰攻，他们肯定也不行，当日田颂尧对四方面军发动三路围攻时不就被打残了？要说川军还有什么在行的话，联系到必须有山还不能仰攻，那就只能是居高临下守高地了。宫崎联队的不幸在于，他们不管在其他什么情形下碰到这支川军，肯定都能轻松摆平，但就是在麒麟峰上注定要碰一鼻子灰；川军虽然名声不好，但是谁还没个看家本事？川军守高地，果真是如鱼得水，将他们的油滑发挥到了极致，日军开炮，他们就找地方猫着，而等到日军开始爬山，他们就做好准备反击，距离差不多了就扔手榴弹，日军上来了就跃出掩体打白刃战，结果宫崎联队横是使劲浑身解数也拿这些川油子没辙。

这一躲二扔三刺刀对上日军一轰二爬三冲锋，正好将日军克制的死死的，是日军不行还是川军太行？当然都不是，只能说宫崎联队赶上了这寸劲。不过，日军反复炮击冲锋也不是盖的，日军损失自是不小，我军的伤亡更是惨重，要命的是，刘若弼根本等不到援军，无奈之下，杀红了眼的刘若弼只能动用警卫团做最后一搏，结果这最后一搏让宫崎富雄大佐挂了彩。挂了彩的宫崎兽性大发，想出了一个损阴德的狠招——反正日军损阴德不是一次两次，他们估计也习惯了，这招就是拿冲锋日军当诱饵，在日军和川军搅在一块时，然后万炮轰鸣，将双方一块炸死。怎么样？够狠吧。所以说，日本人后来在太平洋战争时能搞神风自杀攻击，绝对不是偶然，因为这帮疯狗确实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这一炸就把麒麟峰炸下来了，但是日军付出的代价可是不小，已经没多大劲了。不过川军也不是白白牺牲的，他们为援军赢得了时间，很快宫崎就会发现，他们的噩梦才刚刚开始。前往夺回阵地的是黄维第18军，黄维是黄埔一期生，深得老蒋宠信，还被派往德国留学，而他的这支18军则是陈诚赖以起家的王牌，对于遍体鳞伤的宫崎联队而言，黄维的国民党精锐部队确实是个灾难。黄维是在抗战爆发后被召回国的，参加了淞沪会战，此次前来夺回麒麟峰，自然是想一雪前耻。一方是奄奄一息的日军残兵败将，一方是锐气十足的国军精锐，即便麒麟峰易守难攻，恐怕日军也不可能顶住我军的反扑，因此，黄维率部很快就夺回了麒麟峰，并杀的宫崎联队连连败退，叫苦不迭。
宫崎联队在箬溪方向大败， 27师团全线动摇，瑞武路的攻势也遭重大挫折；而就地抵抗颇有成效的第2兵团也为薛岳第1兵团的到来赢得了时间；很快本间雅睛就发现他们面临着东南西三个方向的合围，形势已经不容乐观。因此，就在冈村宁次在后方极力催促27师团向箬溪方向前进时，本间雅睛决定不予理睬，拿出了日军的杀手锏——下克上，直接撤出了箬溪方向的军队，改进攻为防御，收缩阵地，准备迎接可能到来的暴风骤雨了。就在27师团以为末日将近，随时准备全军玉碎之时，冈村宁次的一道命令救活了他们。

冈村宁次以为在跟薛岳的博弈中终于占到了先手，进攻方总是拥有调动防守方的先机，这下冈村宁次左摆右摆，终于看到了我军防线的漏洞——因为薛岳弃南浔线当面的106师团于不顾，因此，这股本来用作牵制的部队岂不是就可以主攻了？冈村宁次就像一个篮球场上的主教练拿着战术板圈圈点点，终于发现在跑过一轮战术之后，有人拿到了空位投篮的机会——薛岳部参与围攻27师团就像是一个防守球员放弃责任人，前去协防持球队员，此时岂不是106师团就出现了空当，只要传个球，不就可以完成最后一击了？但是，106师团已经证明了其攻击力的薄弱，将它当主攻，冈村宁次会收到怎样的技术统计呢？

以奇制奇

截至目前，日军在武汉会战中的表现可以算是一塌糊涂，进展缓慢倒还在其次，要紧的是，不管冈村宁次出什么招，似乎中方都能有效的应对，造成的后果就是作战多时的日军连个突破口都找不着，愣是被我军生生缠住。但是，冈村宁次也非泛泛之辈，面对不利战局，他并非一味指责部下，而是在积极应变，这里面既有前方战事遇阻的被迫之举——比如增兵南浔线，又比如将战略重心转移到瑞昌西向；也有被动中的主动，比如丸山旅团对德安的迂回包抄，比如27师团在瑞武路的战略突进。但是冈村宁次很不幸，因为中方充分展示了见招拆招的能力，纵是他使劲浑身解数，却还是屡遭克制。

冈村宁次将手里的牌已经全部打出去了，再高明的指挥家也不能像魔术师一样玩出无中生有的路数，不过，在前线奋勇作战的各部中情况也有急有缓，因此，冈村宁次唯一的机会就是利用这点，变废为宝。按照缓急程度不同，前方日军大概分为三类：一是在瑞武路遭遇重大挫折，并已经被中方视作反攻重心的27师团，该部情况最为不利，能全身而退便属大幸，更遑论进取；二是北路的波田支队、中路的第9师团以及南浔线以东的101师团，这三股部队没有被围歼的危险，但是遭到中方顽强抵抗，步履蹒跚，短期难以抽身；三就是在从金官桥跃进到马回岭的106师团，他们原本是作为牵制南浔线中方守军的策应部队，但如今南浔线相对平静，双方相峙，却无恶斗。冈村宁次思前想后，打开局面的唯一可能便是106师团，这一方面是因为其压力相对较轻，另一方面是据日军侦查，薛岳已将南浔线守军第1兵团一部抽往瑞武路，此处防守相对空虚；因而，冈村宁次决定打出底牌——不成功便成仁！

冈村宁次的底牌是，让106师团秘密向德安西南迂回，威胁第1兵团后方，围魏救赵，减轻瑞武路一线27师团的压力，从而制造战局的重大突破。这个计划光从纸面上看是相当完美的，因为其抓住了中方防线的唯一弱点，并且找到了利用这个弱点的最佳办法。中方的弱点是由于薛岳抽调南浔线守军前往瑞武路围歼27师团所造成的南浔线防线的相对空虚；而冈村宁次的利用办法并不是恃勇斗狠，正面硬干——在金官桥的相持中，冈村宁次已经认识到正面突破极有可能陷入相持的泥淖——而是迂回侧击。

106师团行动的要诀在于两个字，一是奇，二是快；所谓奇是指行动隐秘，打中方一个措手不及，而快当然是指尽速进兵，用最短时间打开战局。在这两个字中，奇又是快的基础，如果不能做到神不知鬼不觉，那快字就无从说起；因此，松浦淳六郎的调度是留下一个2千人左右的小股部队伪装主力，迷惑南浔线正面守军，而主力则向马回岭西南集结，准备迂回进军。但是，不管一个计划看起来多完善，如果无法付诸实施，都终究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在计划和实施中间存在的不确定因素的便是对手；打仗是双方的博弈，就如下棋，见招拆招，因而优秀的指挥官就如优秀的棋手一样，不但要算自己，更要算对手；那么松浦算到了中国军队的应对吗？

松浦注定将葬身中国，因为他刚展开行动，其要诀的关键“奇”字便不复存在——欧震的第四军发现了106师团的行动，奇袭战一夜之间变成了遭遇战。松浦也是倒霉催的，自参加武汉会战以来就没顺过，真是喝水都塞牙缝，要说此次行动已经避开了南浔线正面守军的眼线，但是他居然会在这连绵群山中碰上中方第4军的侦察队，真是阎王要你三更死，绝不留人到五更，一切都是天意。说到第4军，大家再熟悉不过了，北伐中的铁军，中共红军时代使用频率最高的番号；当然，北伐中的第4军早就被分得七零八落了，此第4军自非彼第4军，不过，既然番号一致，自然有些渊源——这支部队便是当年铁军的一部分。当年的第4军基本就是纯粹的粤军，广东人占了绝大多数，如今这支部队虽时过境迁粤军仅占全数一半，但铁军传承已入骨髓，人员变动无碍大局。松浦面对的是一支有光荣传统的中国军队，虽然从实力上已经难称精锐，但也非一般杂牌可比。

欧震在得知侦察队通报的敌情后，果断做出了有力反应，一方面让第4军就近抵抗，不计牺牲，拖住106师团；另一方面向薛岳报告，请求裁处。薛岳在得知此事后，马上意识到了这是冈村宁次的变招，因此迅速改变原有的歼灭27师团的计划，令原先遣往瑞武路的第1兵团大部火速回援，将重心放在106师团身上。冈村宁次让106师团迂回德安西南是先出奇招，而薛岳临时改变原有计划，作出针对性反应，此为以奇制奇；冈村宁次以为经此一变便可局面大定，彻底摆脱薛岳的纠缠，但是，人算不如天算，106师团的过早暴露却让薛岳再一次卯上了冈村宁次，而且是后发先制。

摆在松浦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不与第4军多做纠缠，回师马回岭；另一条是坚决冲锋，依计而行。这两条路，前者是活路，但尤显窝囊；后者凶多吉少，一切都取决于能否迅速摆脱第4军纠缠，如若不然，则败势浓重，无可挽回；而以我们对日军指挥官的了解，毫无疑问的，松浦会选择第二条路——即便有很大可能是死路。在日军的军事思想中退却是难以容忍的，一切都必须以进攻作为核心，即便是防御也是攻势防御。日本陆大的招生考试中，便有考察学生进攻意识的试题，最经典的莫过于考官问如果你侦知了一股敌军，应该怎么办，答案是包围，歼灭，如果你要详细询问这股敌军的具体情况，对不起，你落榜了。因此缘故，日军的进攻能力凶悍无朋，鲜见其匹，但同时，日军也将失去很多可以保存实力的机会——日军是宁可全军玉碎，也不愿一旦退却的部队，而且拒绝被俘。日本军人都是疯狗？确然。但是没有这种疯狗精神，日本这样一个弹丸之地怎么如今能跑到中国土地上吆东喝西？

松浦确实选择了进攻，同时，这也标志着他葬送了自己可能生还的机会，但是，作为一个军人，还能有比死在冲锋的道路上更荣耀的吗？如果中国军人都能如同日军这帮强韧，何至于如今被侵吞大半领土？一切都看第4军的了，薛岳的计划能否实施，取决于他们能否拖住106师团。天日昭昭，不亡中华，上天也在帮助中国军队——因为恶劣的天气，松浦师团居然陷入了不辨方位的境地，甚至，他们跟总部报告的位置也偏差甚多。这一方面给第4军的节节抵抗降低了难度，另一方面也给冈村宁次可能的及时应变——驰援松浦，形成反包围制造了困难；在争分夺秒，胜负定于一瞬的战场上，这就是决定胜负的关键。松浦师团在此绝地爆发出了惊人能量，与我咬牙坚守的第四军展开殊死较量，双方在每一个山头，每一处阵地都拼尽全力；106师团希望绝处逢生，而第4军则希冀强韧抵抗为友军赢得时间，这样的较量注定会是难分难解的恶斗。

双方从9月28日杀到10月6日，万家岭附近的各山头杀声震天，尸横遍野，日军拼命冲杀，我军节节抵抗；虽松浦师团先后拿下多块山头，但终未能突破我军防线，第4军以重大伤亡为代价成功完成战略牵制的任务。接下来要看的便是驰援第4军的中国军队了，对于以最快速度奔赴前线的增援部队而言，这是他们能找到的歼灭日军的最好机会——松浦师团已如困兽，虽有悍力，在重山叠嶂中却难以施展，中国军队证明自己的机会终于来了。

前进吧，中国军人，荣耀就在前方！

呼啸！万家岭！

战场之事牵一发而动全身，薛岳调集大部兵力四面围歼106师团，这本身就是一次冒险——既然我军能对日军一部实施战略包围，为什么日军就不能实施反包围呢？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临近106师团的两股部队——德星路的101师团以及瑞武路的27师团都会因为中方主力的调动而压力骤减，因此也有机会腾出手来支援106师团，但是薛岳既然敢冒险，就说明他是有成算的，那么我军的胜机在何方，取胜的关键又是什么呢？

我们在足球场上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一支球队全线压上，大举进攻，通常这意味着两种可能——一是攻势奏效，迅速取得领先；二是久攻不下，对手度过最艰难的阶段后利用大举压上造成的防线空虚，反而偷袭得手。跟足球场上的情况一样，战场上的强攻是把双刃剑，有可能取得收益，也有可能面临对手的逆袭，而究竟取得怎样的效果，取决于两点：一是是否能有效压缩空间，二是能否利用局部以多打少的优势形成突破。因此，我军的胜机在什么地方呢？一是利用第四军的有效牵制，主力到来后迅速压缩106师团的空间，从而歼敌于一处；二是趁着敌军未能及时意识到我军的调动，利用局部以多打少的优势迅速完成围歼。然而，不管是压缩敌方空间，还是局部以多打少，都需以快字为先——毕竟，虽说我军先手调动后，日军觉察我军动作，作出有效反应需要时间，但这个时间不会太长。薛岳后发而先制，以奇制奇，其关键也就在这个时间差上，如果能够有效利用这个时间差及时完成围歼，那我军自然占尽上风；如若有所迟滞，则我军便会转主动为被动，被反应过来的日军外围部队和106师团里外夹击。

所以说，薛岳此次将快字发挥到了极致，指挥上也是独断专行，先斩后奏，而不是循规蹈矩，先请示后决断。在此举一例为佐，叶肇的66军（跟欧震第4军一样是粤军）原本被安排在德星路上跟101师团纠缠，但是薛岳认为现在的战略重心应该是万家岭一线，因此不经上峰批准，就擅自下令让叶肇部就近调往前线，于北线堵住106师团回窜之途。在德星路上，双方交战已经一月有余，我军依托地利人和之优愣是让日军困在了30公里不到的公路上；然而，德星路毕竟不长，贸然将叶肇部调离，一旦日军察觉，德安岂不是危在旦夕？薛岳如此调度，万一出了岔子，怎么向上面交待？

这就得看薛岳是怎么看待此次武汉会战了，如果以守城为目的，那么将叶肇部调离，在德星路上大门洞开确实过于冒险，此举跟变相弃城并无二致；然而如果以消耗为目的，那么全歼106师团显然比单纯守住德安更有意义；薛岳把握住了此次作战的要点，歼敌先于守城。因此，薛岳此举实际上给出了明确的信号，德安可失，但歼敌之机不可失，如果能给日军以重大杀伤，战略放弃一城一池又当如何？毛泽东军事思想也说，作战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第一目标，而且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如有歼灭战机会绝不放过；薛岳显然深明此理。

参与万家岭之战的主要是三部，一是前线已与敌军纠缠在一起的欧震第4军，二是被就近派往堵击106师团后路，以北向南攻击的叶肇66军，至于第三部，则是俞济时的第74军。74军作为国军的精锐，是老蒋的命根子，此前在岷山跟第9师团的丸山旅团已经有过激烈交锋，有一定损失，老蒋看着心疼，本想调出战区到后方休整的，但是薛岳出于战事需要，坚决反对将74军调出，以强制手段留下了这支悍旅。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薛岳在此次指挥中，可说是将这句话演绎到了极致，为了自身需要不惜跟老蒋顶着干，事实证明，如果没有他的独断专行，万家岭歼灭战绝不会如此血性。

74军是王牌，自然该干些王牌该干的事，因而万家岭南线作战这个最艰难的任务便落在了74军身上。74军的主力是王耀武的51师，而51师的主力又是张灵甫的153旅；王耀武是山东人，黄埔三期生，虽得老蒋赏识，但名声还不够响亮，事实上，要讲名头，手下张灵甫目前可比他这个上司响亮得多。当然，张灵甫有名倒也不完全因为他的仗打得有多棒，更重要的恐怕是他的杀妻之举。

张灵甫是典型的陕西楞娃——但凡看过《关中匪事》的大概都知道楞娃是个啥概念，此公好歹也算是高学历的知识分子，而且请注意，他是北京大学学生，名校毕业，按说应该是温文尔雅，风流倜傥才对，但是张灵甫完全不是这样，他浑身上下透着的都是股悍气。张灵甫这人挺复杂，你要说他没有才学，只是一介武夫，这显然是小觑了张将军，事实上，张灵甫不单熟读历史，而且善舞文弄墨，一手好书法，加之身材魁梧（186公分的海拔），相貌英俊，在十里八乡也是叫得出名号的才子；但是和一般文人扭扭捏捏不同，张将军性情豪迈，颇有侠士之风。张灵甫弃文从戎，便是因为觉得书生无用，当此乱世应该沙场效国——活脱一班超的现代版；仅从这点便知张将军为人之刚烈。

当然，最能体现张灵甫性情的还是轰动一时的杀妻案。要说其实也不算啥大事，也就是别人一句戏言，说其妻与一小伙有染，这事换谁都不过是一笑而过，但张灵甫居然信以为真，问都不问就将老婆给杀了。张灵甫闯了大祸，受到了女权主义者的群起而攻，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孙中山遗孀宋庆龄均大表愤慨，老蒋无奈，只得将这员着力培养的爱将投入大牢。在抗战爆发后，鉴于张灵甫才华出众，才被秘密释放，原先张宗灵之名也被易为张灵甫。

张灵甫是74军头号悍将，老蒋最欣赏的学生之一，因而万家岭一战也是打头阵。74军以51师突击万家岭最高峰张古山，而51师的箭头又是153旅，张灵甫不负众望，将其勇猛凶悍的个性发挥到了极致。由于是登山仰攻，而山壁又是遍布荆棘，因此战斗极为激烈，往往是好不容易登上了山，就被日军凶猛的火力给压制了下去，阵地数次易手，松浦师团在求生的本能下勇悍惊人，而张灵甫指挥该部有进无退，一时之间张古山陷入鏖战。与之同时，北路的66军进展神速，很快便攻入万家岭以西老虎岭一带；而第4军余部也趁此逆袭，在友军的配合下扫荡万家岭各峰，松浦陷入了绝境。

绝境中的松浦无奈于10月8日向总部求援——要知道以日军将官之高傲，主动求援一般是真正面临绝地之时；冈村宁次也发慌了，一个师团被全歼，这是日军甲午海战以来从未有过的耻辱，因此他匆忙命令27师团抽出佐支义重旅团，并辅以川洼中佐指挥的2700多名补充部队，宇贺武中佐的野炮兵第106联队，火速驰援。但一切为时已晚，援军在万家岭西侧白水街一带被我32军击退；而张灵甫也在张古山阵地几度易手之后于9日组织敢死队，在74军58师的策应下，发动总攻，与反复逆袭的日军激烈交锋，终于10日全面占据了张古山。张古山为万家岭最高点，此处易手后，大局可定，虽然松浦仍负隅顽抗，亲率千余人趁乱伺机突围，但在我军的节节阻击下，最终还是难逃一劫。

万家岭大捷是我军参战以来，第一次全歼敌军一个师团，意义之大超越台儿庄大捷，实为截至目前国军所取得的最辉煌的胜利。薛岳的指挥艺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在与冈村宁次的斗智中大获全胜。虽然由于围歼106师团的需要，南浔线一带的守势受到影响，但是须知武汉会战并不是以守住武汉为目标，而是以武汉为饵，达到消耗日军主力，迫其无力再战的目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万家岭大捷实是此次会战精神的最好体现。呼啸！万家岭！

主次不明

截至目前，冈村宁次在长江南岸的攻击只能用两个字来概括——失败。日军进攻无非所求两点，一是攻城略地，二是歼敌大部，可惜的是，冈村宁次哪点都没做到，非但在攻城问题上步步艰辛，被逼的一步三停；而且在军队的交锋上还付出了106师团几乎全军覆没的惨重代价；进攻攻成这样，也算是丢人丢到了太平洋。日军武汉会战的主力是冈村宁次的第11军，而第11军的主要战场又是在长江南岸，冈村宁次将大部分部队——总计四个师团、一个旅团——投入到这里，但是，这片战场最轰动的新闻却是自甲午海战以来，日军首次遭遇整师团全军覆没的耻辱。长江南岸打得如此不顺，那么长江北岸号称日本皇军第一强大的第6师团又是打成了什么德行呢？

以最初的进展而言，第6师团确实够资格当冈村宁次最后的遮羞布，自7月24日，第6师团发轫以来，不到10天，便直取太湖、宿松和黄梅等地，势头之盛与北岸主力形成鲜明反差。第6师团的攻击区域隶属第5战区，原先的司令官李宗仁自徐州会战后便病倒了，接替他的倒也不是外人，恰是桂系二号人物，李宗仁的副手白崇禧。第6师团的发展完全在小诸葛的预料之中，事实上，之所以该部能一扫南岸日军的颓势，攻势锐利，完全是中方战略部署的问题——中国军队在此之前并没有给日军太大压力，基本是且战且走，当守则守，该弃则弃。之所以如此，无非是地形不利于我固守，因此初时以保存实力为先，一俟地形有利，则果断出击。如今，良机终于来了，第6师团冲的太猛，难免有孤军深入，后方空虚之嫌，因此，不妨干他一票，攻其侧背，断其粮道，迫其后撤。

武汉的总指挥部下达命令，要求第5战区伺机反扑，而白崇禧同样持有此意。于是，我军突以21集团军、26集团军及29集团军迂回潜山，包抄后路，此战打了第6师团一个措手不及，我军相继收复太湖、宿松。不过，白崇禧用兵还是略显谨慎，在袭击第6师团后路的同时，还是将不少兵力布置在大别山各隘口，生怕第6师团红了眼，不顾一切往前冲。如此用兵虽无大过，亦难有大功，在第6师团后方遇阻之后，冈村宁次便果断放弃了陆路补给线，改成自安庆到九江的长江补给线。这一来一回，白崇禧虽未能动摇第6师团根本，但也算是达到了挫其锋芒，迟滞其西进的目的。

因而，长江南岸战事之迟缓自不待言，被寄予厚望、战力首屈一指的第6师团也未能如愿在北岸快速打开局面，被授以主攻武汉任务的冈村宁次真可算是无脸见人了。冈村宁次的无能无疑是带累了华中派遣军总司令，负责全权指挥武汉会战的畑俊六，虽然他还算顾及冈村宁次的脸面，没有像国内总部那样动辄催促，但是其内心的焦躁是显而易见的，主攻的第11军如此无能，看来也只好寄希望于原本负责策应的第2军了。

第2军的司令叫做东久迩宫稔彦王，听这名字就知道此公是个皇室成员，他是昭和天皇皇后的叔父，久弥宫朝彦亲王的儿子，天皇对他也是相当信任。其实，原本日军的武汉攻略是以淮河为主要进攻通道，如果是这样，那么第2军将负责武汉会战的主攻任务。其实这也很好理解，天皇千里迢迢将自己的岳叔丈派到中国，自然不是让他去跑龙套的，只不过国府玩了招狠的，将黄河花园口决堤，致使淮河泛滥，这才让第2军的主攻希望落了空。那边厢畑俊六看着第11军陷入苦战，国内催促连连，不由得有些急火攻心，只能让身陷黄泛区，行进困难的第2军尽速集结，发动总攻——而集结的地点便是在合肥。

第2军所辖四个师团，分别为第2师团、第10师团、第13师团以及第16师团，如果没有黄泛区的问题，他们早就集结待命了，但是因为洪水冲垮了道路，他们只能九转十八弯，绕过黄泛区，因为各部所遇灾情有轻有重，辗转有繁有简，自然就不能期待他们能同时赶到了。不过，在畑俊六的催促下，亲王同志已经等不及了，主攻变成助攻就够恶心的了，如果还迟迟攻不上去那就更讨厌了，因此，亲王也管不了那么许多了，还没等四个师团完全集结到位，甚至自己还没抵达合肥，就已经下令最先完成集结的第13师团和第10师团兵分两路，先期进攻了。南路第13师团从六安出发，进霍山，取商城，继而攻击大别山北麓，直逼武汉；而西路第10师团则自六安取固始，掠璜川，据信阳，进而从西侧迂回武汉。

原则上来说，日军第2军的主要落脚点应该是信阳，既然是助攻，自然不能抢了主攻风头，因此，他们应该是迂回策应，配合正面进攻的第11军；但是亲王同志也是有尊严的，堂堂国丈跑到中国来给别人打下手，怎么想都不爽，更何况，负责主攻的那位如今还半死不活，这不由得让他有些非分之想。随着前方战事的推进，亲王也开始半推半就的改变了原先第2军的行动计划，那么前方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国丈决议改变助攻打主攻呢？

在军事学上，最强调的就是集中力量攻击一点，最忌讳的就是所谓“添油战术”，亦即逐步投入兵力，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添油战术正是容易一鼓作气拿不下，继而衰竭而至不济。此次国丈显然是犯了这个忌讳，他如果能耐心点，等部队全部集结完毕再发动进攻，可能战事会顺利的多，但他过于焦虑，连几天都等不了，这才造成了前方战事的拖沓不决。

问题出在了南路军身上。从六安到霍山，日军倒没有遇到我军太大阻滞，因为该处守军于学忠51军久战疲敝，所部折损严重，无力与日军新锐之敌相战，因而在六安顽强抵抗3天后，便命令六安和霍山守军有序撤退。但是请注意，这是撤退，而不是溃退，因而我军在后退过程中尽可能将道路完全破坏，造成日军进兵的困难；时值8月底，正是烈日当头，酷暑难耐之时，日军不断有人中暑掉队，没中暑的也因为道路被毁，补给困难而苦不堪言。但不管如何，第13师团还算如愿进抵霍山，而且用时很短，不过好运也到此为止，前方等待他们的将是中国军队的强硬阻击，率部阻击的是宋希濂。

宋希濂是黄埔生，老蒋爱将，原先是36师师长——没错，就是那支在南京保卫战中守下关、误伤友军的部队，现在是71军军长，他选择的抵抗地点是叶家集附近的富金山。第13师团在这里遇到了强硬阻击，由于我军居高临下，地利而人和，因而第13师团虽然疯狂进攻达10天，5次补充兵员，但却难以撼动宋希濂部的阵地。眼见前方战事不利，第2军指挥部只能在9月7日，令第10师团派出有力一部攻击富金山侧背，策应第13师团的进攻，而负责增援的是33旅团长濑谷启少将；但是宋希濂料敌于先，早就想到了日军有此迂回一招，因而88师在侦查到动向后，便以528团于坳塘口设伏。濑谷启还以为自己神不知鬼不觉，定然大获全功，没想到未几就遭当头棒喝，不说有效增援第13师团，就是自身也付出了500余人的伤亡代价，被拖在了方家集一带，难以前进。无奈的国丈只能第三次添油，让新到的第16师团绕过富金山，进发商城，威胁71军后路，这次添油总算成功，71军由于察觉敌情有变，便撤出了富金山。

回到最初的问题上，为什么国丈要打主攻了呢？原因是一共四个师团已经有两个被迫投入到南线大别山一带，二对二，南路和北路哪还有什么主次之分？不过，国丈大人对这个结果并不沮丧，因为要进攻武汉，显然由商城进攻大别山北麓比从信阳向西迂回要近的多，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本来国丈大人就不喜欢助攻，如今事态发展倒也顺了他的心，那就顺水推舟吧。

泥淖

在国丈大人最初的计划中，沿南路攻击大别山的部队只有第13师团，因为第2军的任务不是正面突击，而是侧向迂回；从这个角度来讲，第2军也确实应该将主要兵力布置在西路去进攻信阳，然后沿平汉路南下，从西面威胁武汉，从而跟负责正面进攻的第11军形成东西方向的合围。但是，堂堂国丈纡尊降贵来为冈村宁次打下手，如果冈村宁次干的好点，我们国丈也就不说啥了，问题是，如今冈村宁次在长江南岸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在北岸也未有预期之功，主攻撑不起台面，助攻又待何助？因此，国丈适当的改变一下战略计划，在南路大别山一带多投入点似乎也是说得过去的。

以地理位置而言，商城无疑是第2军距离武汉直线距离最短的地方，如果国丈果真有意拔得头筹，似乎此处便是捷径。因此，当第13军团在霍金山遭遇困境时，国丈便将原本用于西进的第16师团也一块撒了出去，这么做表面上看是解第13师团的霍金山之围，实际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眼睛瞄着的俨然就是武汉。不过，天底下何曾有白吃的午餐，制定作战计划的那帮参谋也不是傻子，难道他们会蠢到连地图都看不明白，分不清信阳和商城谁离武汉近吗？既然商城离武汉更近，为什么一开始日军却打算将主力投入到明显离武汉更远的信阳呢？其实原因再简单不过，商城跟武汉之间虽有一条纵贯大别山的公路，但是要想顺顺当当通过这条公路可不是什么容易的事——大家还记得被困在德星路上动弹不得的101师团吗？如果搞不好，挺进大别山的队伍也是这个下场。因此，如果不是冈村宁次的无能让国丈大人看到了讨个好彩头的希望，他是不会兵行险招，将主要兵力投入到这重峦叠嶂中去的。

国丈大人是在冒险，他显然是对这次战事中自己的从属地位不甚满意，因而，当他看到自己有机会后发先至，摆脱策应地位时，他便决定赌一次。这次赌博的关键还是出奇，他希望中方能将主力部队摆在商城，跟他堂堂正正的来次正面攻守的较量——攻城是日军所长，所以他希望能将战事在商城一次性打完，也好太太平平过公路，一路奔向武汉。看起来国丈大人有希望打个出其不意，因为中方指挥部对负责大别山北麓防线的孙连仲下达的命令便是死守商城，只要孙连仲遵从上峰意旨，那么一切都在日军的计算之内了；但不巧的是，孙连仲似乎并不太关心领导对他下达的指示，他另有打算。

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讲到孙连仲了，但是我好像从没仔细介绍一下孙将军，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孙将军其人。孙连仲是冯玉祥的嫡系，不管是所谓的西北军五虎将还是十三太保，孙连仲均列名其间，而且排名相当靠前；但伴随着老上司冯玉祥在中原大战中一败涂地，西北军也星散四方，最终被老蒋整编瓦解。孙连仲同样被迫接受了老蒋的整编，不过与好友韩复榘不同，孙连仲为人忠义，知恩图报，并不像韩青天那样不着四五，成天尽想着倒戈造反；很快，在蒋介石的极力争取下，孙连仲决意效蒋。

在老蒋手下，孙连仲成了剿共的急先锋，但是孙连仲干的并不如意，先是第二次围剿损失了一个旅，然后第三次围剿中更是在接连吃到败仗之后，出了大乱子，手下董振堂73旅发动宁都起义，宣布投共——该部后被整编为红五军团。部下投敌，孙连仲这洋相也算是出大了，不过老蒋待他不薄，并没有借此取消他部队的番号，转年还将吉鸿昌的部队划拨给他；孙连仲自然是对老蒋感激涕零，认为老蒋让他绝处逢生，有同再造。自此之后，孙连仲在老蒋手下更是尽心尽职，也进一步得到了老蒋的认可。

如果仅仅是在内战中逞能打滚，孙连仲这辈子当然谈不上有啥亮点，抗战给了他报效国家，尽军人之责的机会。迄今为止，孙连仲已经在华北和华中战场参加了多次战事，最出彩的自然是血战台儿庄，而其血战之名便是从孙连仲部与矶谷师团在台儿庄阵地的反复拉锯中而来。在此次会战中，孙连仲担当了第五战区左翼兵团总指挥，是第3兵团的司令官，正好跟国丈大人对上牙。

原本以后方指挥部的判断，日军在商城一线的作战不过是为了策应主力西进，因此只要守住商城，便能在后方牵住西进之敌；孙连仲跟日军交锋多次，对其知之甚深，可以说摸准了日军将官的脾性，这也让他很快便察觉到了日军在商城一线的异样。孙连仲此前印象最深的日军指挥官便是在台儿庄不打不相识的矶谷廉介，以他看来，日军中跟矶谷廉介一样狂傲自大，敢行难行之事的将官数不胜数，因而不能从常规角度来判断日军的进攻；从实际战况来看，商城一线的日军显然不单单是策应那么简单，光是策应需要投入那么多兵力吗？投入了重兵的日军一定别有企图。当孙连仲仔细分析了战区地图后，终于恍然大悟，日军策应是假，主攻是真，实际意图是拿下商城后沿公路线直扑武汉——看来日军指挥官是不甘寂寞，准备冒险夺头功了。

一旦明确了日军的意图，接下来的事情就容易多了，商城显然已经没有死守的必要——既然拿下商城只是日军前进的一个步骤，那么我们岂不是可以利用大别山周边的有利地形，在沿途阻击日军。于是，孙连仲决心放弃商城，命令部队退往沙窝和新店一线，据险固守，担纲防守任务的是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以及宋希濂71军。71军在左，第二集团军在右，双方互为犄角，静候日军前来。很快，日军的两支先头部队相继开来，沼田重德少将率第13师团第26旅团，奉命担任全师团的先锋，首先进攻商城以南20公里处的新店；另一支日军第16帅团第30旅团，在旅团长筱原次郎少将指挥下进攻商城西南25公里处的沙窝。

沼田旅团已经在烈日酷暑下行军月余，个中辛苦自不待言，唯一的希冀便是能尽快到达大别山后面的汉口；但是等到他们快要和中国军队接火时，天空却下起了雨，凉爽是凉爽了，但却遇到了更大问题。这一下雨，道路就变得泥泞难行，因而也造成了后方补给跟不上，日军的吃饭没着落了；更要命的是，日军的重武器在雨战中也发挥不出优势，进攻受制。中国军队充分利用地形和天气的有力条件，几乎是从早到晚24小时不给日军喘息之机，最让日军心悸的就是西北军大刀队的夜袭。中国军队神出鬼没，指哪打哪，而黑灯瞎火的，日军也不辨敌友，完全就是处于被动挨打状态，而中国军队一俟天明就往山里一钻，日军想发力炮击也找不到目标，着急上火却又无计可施。

而进攻沙窝的筱原次郎同样日子不好过，他们面对的是71军88师——71军主力36师因为富金山一战损失较大退往后方补充。88师将士早就摸准了日军炮击、冲锋、炮击、冲锋的套路，因此在富金山的第一个山头第30旅团先后强攻三次，无一例外都被打退。不过，日军也非泛泛之辈，很快筱原便掌握了中国军队的打法，因此改变了炮击、冲锋的打法，而是在炮击之后，停顿片刻，待中国军队重新投入阵地准备迎接冲锋时，继续炮击，如此才艰难拿下该山头。但是沙窝到处都是山头，照此而往，打到何时是个头？更要命的是，由于下雨，筱原已经好长时间没有接到补给了，饿到红眼的日军甚至把他的坐骑也给偷着吃了；如果第16师团再不给他有力支援，这仗会越来越难打。第16师团当然也着急啊，一俟天晴便让部队运送补给去了，不过，补给就那么好送？

原本被国丈大人寄予厚望，试图以奇袭之姿一战而得头功的南线军队自此彻底陷入纠缠，想立头功？走出泥淖先！

情节类似，剧本已非

应当说，南线日军之所以能被困在沙窝、新店一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天时——日军行军则烈日当空，一俟进攻便阴雨绵绵；当然除了天时，我们还有地利，沙窝、新店一线山头丛立，易守难攻，日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惨重代价。日军连日行军已经被高温酷暑折磨得七荤八素，好不容易天上下雨降了温，后方道路又被破坏了，补给车辆陷在淤泥中前进不得，这下干脆连吃的都跟不上了。前方进攻不力，后方补给困难，在沙窝前线奋战的筱原次郎连连向16师团长官藤江惠辅请求支援；但是藤江能怎么办？怪中国的公路质量差？

好不容易等到天气放晴，藤江也知道前方将士作战不易，马上就命令运输大队从商城出发，前往沙窝去慰藉一下已经快抓狂的筱原次郎；但是这条运输线可不是那么容易突破的，中国军队早在公路两侧准备阻击日军的补给车辆。于是，让日军运输队抓狂的事情出现了，他们火急火燎的想要迅速完成任务，好让前方作战的筱原旅团不至于人吃人——在此之前，这支部队已经把国丈赐给筱原的战马给吃了，再不送吃的去，那可真的是人吃人了；但是他们连这点简单的愿望看起来也难以完成，因为中国军队总能时不时的对运输大队发动奇袭。中国负责断其粮道的奇袭部队将日军运输队搞的是鸡飞狗跳，不得安宁，这也导致日军的后方补给总是时断时续，直接造成日军前方作战的困难。

中国军队巧妙的运用正面抵抗，后方骚扰的办法成功拖住了大别山作战的南线日军，要不是日军第6师团在武汉前线打开了缺口，日军还将在大别山北麓拼死挣扎——事实上，日军最终开进大别山，于10月底占领黄麻地区，最大的因素并不是本身打的有多好，而是第6师团策应得力，中军主动转移罢了。国丈大人并没能如愿依靠距离武汉较近的大别山战线抢得头功，相反，在中方的强韧抵抗下，第13和16两师团的损失都很惨重；不过还好，被冈村宁次评价为日本皇军第一能战的精锐部队第6师团在前方的表现好歹给国丈借了围——这听起来是不是很有些讽刺呢？

第6师团寄托了冈村宁次的所有希望，虽然该部一度因为后方补给线遭到我军攻击而进展迟缓，但是冈村宁次为了让其一心一意的进攻前线，已经命令第6师团放弃陆上补给线，从而将负责补给线守备的后方部队抽出来集中全力进攻前线，补给任务则由第11军总部负责，采用长江补给线。第6师团的目标是田家镇，这是武汉东向最后的屏障，一旦此处被突破，则武汉方向就已无险可守——自攻占九江以来，海军就已经开始转入田家镇战役了。

从8月6日开始，海军开始面向田家镇进行溯江作战，但是溯江作战进行的极为困难——这倒不是因为我军的海军力量有多强，而是因为陆上战斗很不顺利，海军一边排雷，一边还要应对中国军队在江面两侧经常性的炮击，难度可想而知。因此，海军的进展甚至比陆军还困难，在8月份，海军每日只能前进一公里；而到9月份，连这一公里都难以实现，降为700米；照海军这个速度打，黄花菜也该凉了。海军如此进展，这让畑俊六难以接受，看起来攻取田家镇还需要陆军的帮忙，而能够担负这个任务的只能是第6师团。

冈村宁次对第6师团下达的指令是“于8月25日左右从黄梅附近出发，攻占广济附近，准备下一步的作战。然后迅速以一部协助海军从背后攻占田家镇”。日军沿黄广公路两侧向广济发动进攻，而负责防守的则是84军，84军是新建部队，由广西保安团改编而成，分为188师和189师，在此前的黄梅保卫战中表现突出。桂军和湘军可能是中国最勇悍的部队，而相较于湘军，桂军可能还犹有过之；但是拿破仑说一头绵羊率领的一群狮子不如一头狮子率领的一群绵羊，而84军正体现了这个道理——当兵的能战，这自然没的说，但也架不住当官的胡来啊。189师在其阵地上表现顽强，打得有声有色，日军也没占什么便宜；但是188师却成了漏勺，师长刘任首先指挥不力，让日军从中间突破，188师被截为两段，而后畏敌怯战，竟临阵脱逃，置阵地部下于不顾。师长一逃，军无战意，很快188师负责的大河铺便被日军突破，本来在大洋庙山口方向守得稳如泰山的凌压西189师也只能被迫撤离；9月6日，日军占领广济县。

但是广济之战其实远未结束，李品仙又试图组织部队夺回阵地，但无奈日军在航空兵和炮兵的配合下据地力守，兼以施放毒气，我军终未能夺回广济。不过，广济一战也给日军造成了重大杀伤，以至日军在此休整7日，补充了3000余士兵才得以重新进兵。广济丢失后，田家镇门户大开，日军得以按原计划由第6师团主力自北向南由广济发动进攻；而同时，另一路由波田支队以及实施登陆作战的海军陆战队组成，由西向东进攻，溯江而上，攻击田家镇正面；这两路中，第6师团担任主攻，而另一路日军则担任副攻。

9月15日，日军正式向田家镇发动总攻。负责田家镇防守的是黄埔一期生，老蒋嫡系李延年，老蒋对其寄予众望，并将其提拔到第11军团司令的位置上，统一指挥所部第2军、李玉堂第8军以及54军。未战而先擢升，这既是老蒋对李延年的信任和培养，也是对他施加的压力——这仗要打不好，李延年有何面目去见他的校长？虽然老蒋提出的坚守2个月的要求严苛了一些，但是田家镇战役关乎武汉会战全局，李延年深感重任在肩，也不敢稍有怠慢。

李延年的布阵堂堂正正，与日军针锋相对，以第2军主力第9师防御从广济南下的日军，以第57师堵击沿江边西进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李延年素有福将之称，他这次又有福了，第6师团遇到了大麻烦。麻烦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天空又下起了暴雨，这对今田支队的进攻和补给来说都是巨大的灾难——如果没有航空兵空投物资和火力支撑，今田支队很难突破田家镇沿线构筑的严密工事；二是今田支队面对的并非只有正面的中军第9师，还有侧面的部队，这其中包括第26、第48和第86军——当通讯员向今田报告这个消息时，他甚至连骂娘的心都有了，不是说广济周边扫清了吗，怎么还有侧面部队？

天气不利，被包围，这一切都似曾相识，事实上，106师团便遭遇了如是困境，而且更巧的是，第6师团和106师团的将士同样来源于九州；难道同一个剧本会在类似的演员身上重现？但是，今田支队通过此战让冈村宁次扬眉吐气，他们没有像同胞一样垮掉，而是顽强顶住了中国军队的围攻，避免了被围歼的命运。田家镇不是万家岭，虽然这是同样的情形，但带来的却是迥异的结果，第6师团不是106师团，田家镇守军也没有张灵甫那样的悍将，因此，虽然局面曾经极为有利，但是最终，中国军队还是不得不接受围攻失利的结果。

这场战事中，有两事颇为可泣：第53团班长石克俊在与日军肉搏时被咬掉左耳，但是他还是奋力扼住对手咽喉，最终将其掐死；同样是53团，有个叫袁次荣的排长在全排阵亡，阵地将丢之时，先是将手榴弹结成一捆，掷向日军，然后又将最后一颗手榴弹绑在身上，拉开引线，以身殉国。第9师守得顽强坚韧，但是无奈友军支援不够有力——当然，以侧击日军的三军伤亡而言，这个要求未免高了点，最终没有能将今田支队打入深渊。逃过一劫，完成自救的今田支队终于等来了天气放晴，等待中国军队的将是日军的强势反扑。

霸气

从9月17日到9月24日，天空下了整整一周的雨，在这一周里，从广济进攻田家镇的今田支队必须面临补给困难、伤亡惨重以及援兵被阻的极端困境，但是中国军队并没有能把握住这样的天赐良机。挺过来的今田支队终于等来了航空兵的增援，于是，中国军队就必须为他们错失良机付出代价。

但是，第6师团却并没有继续在我军主力第9师的阵地上硬干，因为今田支队的遭遇证明，想要突破这样一支顽强程度不逊于日军的部队并不容易，即便最终能够打通广济——田家镇的这条通道，第6师团付出的代价也将是异常惨重的。稻叶四郎一直试图寻找田家镇防线的薄弱环节，通过连日来的观察分析，他终于找到了突破口——这个突破口便是与田家镇隔江相望的富池口。稻叶四郎发现，在今田支队与中军第9师打得难分难解的时候，富池口守军却在隔岸观火，一点都没有主动增援的意思——而这恰恰说明隔江部队的抵抗意志并不坚强。

李延年被老蒋授命全权指挥田家镇战役，并且节制田家镇防御链中的友邻部队，但是李延年临战升职，相较手下这俩同为黄埔一期生的霍揆彰和李玉堂，并没有格外拿得出手压得住人的战功，因此，李延年自己就没什么信心去指挥友邻部队。至于霍揆彰和李玉堂，大概也压根没把李延年这个同辈放在眼里——你指挥你的，我指挥我的，大家都是校长的学生，井水不犯河水。如此一来，田家镇名义上是个防守链，实际上这条链上是各顾各，并没有形成整体，因此也就谈不上互帮互助了。可怜老蒋看错了人，李延年虽然兢兢业业，态度没的说，但是他缺乏方面长官那种舍我其谁的霸气，因此也担负不起如此重大的职责。

稻叶四郎的眼睛也确实够尖的，就这样一个微妙的细节他都能把握住，难怪日军高层对他亲睐有加，将最精锐的第6师团交给他指挥。因此，稻叶四郎果断调整了攻击重心，暂缓对第9师阵地的攻击，抽调部队连同海军一道向田家镇对岸猛扑。果不出他所料，霍揆彰和李玉堂并没有拿出拼死抵抗的意志，稍事抵抗便撤走了主力；而更要命的是，负责防守富池口的18师师长李芳郴眼见长官们都撤了，也就顾不了三七二十一，于9月23日潜逃；于是日军便于9月24日不费吹灰之力就拿下了富池口。这位李芳郴确实该死，人家长官走是因为还要跟冈村宁次的南岸军队拼消耗，你是主防富池口的，你走了算怎么回事？但可笑的是，李芳郴这样临阵脱逃的废物居然没被枪决，仅仅被关押了一年便被释放了事——原因自然是他四处托人找关系；如果是败军之将倒也情有可恕，但问题是这哥们压根就是逃兵，这种人找找关系就过关了，国民党军界腐败也由此可见。

这富池口一丢，田家镇南面便大门洞开，负责于此驻防的57师压力骤然加大。如果李延年够聪明的话，就应该迅速调整部署，将第9师抽出一部分去支援57师，如此还能勉强抵抗一阵，或许还能盼到援军的到来；但是李延年显然缺乏应变，就让孤零零的57师去单独应对日军海陆空立体式的攻击。结果可想而知，虽然57师也算尽了人事，但实力悬殊过大，最终力战不支，退往西北方向的第9师阵地，田家镇正面失守。此后，日军的攻势愈加猛烈，田家镇各要塞相继失守，等到田家镇要塞的最高峰玉屏山被日军攻占，田家镇守卫战大势已去；9月28日，李延年组织第2军余部撤离阵地，田家镇战役宣告失败。

我军并没有如老蒋所说坚守2个月——这难度也确实大点，但是也并没有如狂妄的稻叶四郎所言6天被拿下，中国军队守了半个月，虽然浪费了一些机会，但却也给日军造成了重大杀伤。第6师团经过此战后失去了继续向前推进的能力，稻叶四郎一度希望在10月底补充兵员后恢复进攻，后在冈村宁次的严令下才于17日重新前进；而此战中日军的全部伤亡接近一万，可以说是元气大伤。虽然田家镇丢失后武汉再也无险可据，但是我军在此战中达到了消耗对手的战略目的，使得日军的进攻迟滞，节奏放缓，战力也受重大削弱。

田家镇战役的介绍告一段落，下面我们回过头来看看第2军西线部队的战况。第10师团在8月底攻占六安后，于9月6日拿下固始，并继续向西推进；而在春河集、璜川一线，第10师团遭遇了张自忠部的顽强阻击，双方苦战旬余，日军最终在9月17日攻占了璜川。现在双方的焦点已经非常明确，第10师团直指信阳，而中国军队也准备在信阳拼死一决——老蒋的决心很大，他派上了胡宗南的第1军。第1军是老蒋的起家部队，由黄埔教导团发展而来，在北伐前组建完成，此后中央军各部均是脱胎于该部，因此第1军素有“天下第一军”之称，而现在统帅这支部队的胡宗南则是老蒋嫡系中的嫡系，黄埔系最得宠的将领。

胡宗南身高不足160，长的也不算俊俏，当年报考黄埔军校体检没合格，还是在廖仲恺的特许下才被准予参加考试的，按说这样的条件怎么着也很难得到老蒋重视；但是胡宗南善于逢迎，心机很深，在黄埔期间摸准了老蒋的作息规律，总能在教练场偶遇老蒋，也因此博得了老蒋欢心。老蒋其后对胡宗南万般宠信，不管胡宗南做什么，哪怕闯了祸，老蒋都始终包容；其实胡宗南的表现真的对不起老蒋信任，在剿共期间，不管是追击四方面军和在松潘堵击一方面军，胡宗南都惨遭失败，甚至在松潘还差点被俘。胡宗南并没有过人的才华，战绩也乏善可陈，但老蒋就是无条件信任，别人嫉妒也没用。正是因为在老蒋面前红得发紫，所以胡宗南颇有些目中无人，但就是这目中无人让他在此战中吃了大亏。

和胡宗南同时负责信阳防御的是川军45军，川军我们是知道的，装备差，战力弱，素来不经打，但是胡宗南上来第一道命令就是让45军去给第一军当炮灰。但是45军哪是日军的对手？虽然川军英勇顽强，在竹竿河大桥也是不济牺牲，以劣势装备对抗日军坦克大炮，但是等到日军稍稍改变战法，佯攻大桥，而以主力涉水迂回时，本来已经精疲力竭的川军就守不住了。未几，日军便突破了竹竿桥，大军压进罗山，而负责罗山防御的124师师长曾甦元见友邻部队125师前方战事不利已经撤向罗山，他害怕被围，便不顾军长号令，擅自撤退。

丢失罗山是45军的责任，但是胡宗南那骄横跋扈，盛气凌人的架势也着实让人讨厌，你要人家当炮灰当然从军事上来讲并无不可，但是你好歹宽言抚慰，以诚待之，别人才能心甘情愿卖命啊。胡宗南倒好，给45军下命令的时候一副老子爱谁谁的模样，根本不给予45军足够的尊重，人家出于民族大义倒也忍了，但你能指望每个人都能顾全大局、不计牺牲？比之血战台儿庄之时的李宗仁，胡宗南在为人处事上真的是差了太远。大敌当前，尤其应该摈弃成见，团结一心，但是胡宗南仗着老蒋宠信根本没想过要进行思想疏通。

第10师团大家并不陌生，在台儿庄战役中，该部的长官是矶谷廉介，虽然矶谷廉介已被撤职，但这支部队显然也是怀有复仇之心。冈田资的第8旅团最先占据罗山，此后不待友邻同行，便先行进取信阳；当然，轻敌冒进的第8旅团倒霉了——胡宗南迅即指挥第一军和45军在西、北、南三个方向向其发动反攻。冈田旅团损失惨重，其中一个联队由2800人骤减至800人，所部也被中国军队一步步压回罗山；但是中国军队再次吃了装备低劣的亏，没有能将冈田旅团围歼，而等到第10师团主力前往增援，胡宗南已经失去了战略主动。光对付第10师团，胡宗南部已经是略显吃力，更何况日军还有个第3师团未投入战斗，说是僵持，其实已经陷入了被动。

霸气二字，不可缺，不可过，李延年太缺，胡宗南太过，结局自然可知。

尾声

胡宗南没能利用有利条件灭掉冈田旅团，待到第10师团大部来援，中方逐渐丧失了战略主动，在日军的逆袭下，双方最终形成僵持。不过，这样的僵持局面对中方是不利的，因为日军还留有后手，除了打头阵的第10师团之外，第3师团也随时待命——而眼见前方战事成胶着之势，第3师团也最终被第2军指挥部投向了战场。单打独斗，胡宗南堪堪与第10师团打成平手，如果日军再加上个如狼似虎的第3师团，胡宗南之窘境也便可以想见了。

不过，中国军队在此次会战中也并非首次陷入绝境，胡宗南如果调度得当，或者还能抵挡一阵，等来武汉方面的增援——老蒋在后方也调兵遣将，试图将手里的最后一点兵力整合一下交给罗卓英前去支援信阳，但是胡宗南实在太过无用，还没等到罗卓英把军队集结完毕，他就已经败下阵来。日军两师团并没有如胡宗南所想合兵一处强突正面，而是分别向北和向南迂回——第10师团主力冲破胡宗南右翼，奇袭柳林镇，切断了平汉路；而第3师团则强攻胡宗南左翼，迂回到信阳以北，同样掐死了平汉路。要说日军也是多次采用了两翼迂回的战法，但是胡宗南居然毫无防备，生让日军从自己两侧绕了过去；胡宗南牛皮吹的震天响，什么天下第一军，完全狗屁，武汉会战这么多支部队，就属他打得差。

话说胡宗南眼看平汉路一南一北全被日军控制，如果再不撤退，免不了被日军围歼，因此在10月12日，胡宗南下令所部放弃信阳。信阳被日军三面围困，守无可守，放弃此处本也无不当之处，但是胡宗南的问题在于，他居然不尊李宗仁将令——李宗仁业已恢复健康，重新复职，擅自放弃信阳外围，领着部队玩了出大逃亡，把整个平汉路正面让给了日军。李宗仁后来在回忆录里谈及此事，仍然余怒未消，对胡宗南的鄙弃溢于言表，那么李宗仁为何如此愤怒呢？

我们还是来看看武汉会战截至目前的整体战局。战斗主要是在第5战区和第9战区进行，第9战区形势相对有利，日军是从东往西打，相对来讲此地守军并无后顾之虞，能守便守，能战便战，实在守不住战不了，大不了向西或向南一退了事；但是第5战区的局势便被动的多，第6师团在东面，第13和16师团在北面，同时还有波田支队在南面，事实上第5战区的部队已经三面被围，唯一的出路就是武汉西面。如今胡宗南没有在信阳外围迟滞日军，导致日军得以沿平汉路长驱直进，如此一来，第5战区守军甚至连向西撤退的路线都有可能被堵死，胡宗南如此不负责任，置友军生死于不顾，作为第5战区的司令官，李宗仁焉能不怒？如果说胡宗南无能为力倒也罢了，但他的天下第一军也不是吃干饭的，打不退日军，难道连在外围骚扰一下也做不到？

在日军占领了平汉路之后，武汉方面的侧后已经受到了直接威胁，武汉会战可以说已经进入了尾声，此时中日双方各有计算，日军方面，冈村宁次和国丈正在考虑如何抢占头功；而中国方面，则更多的考虑的是避免重复华东战场出现的多次溃退，将部队有序的撤出战场。
我们先来看看日军方面的情况，不管是冈村宁次还是东久迩宫捻彦王，都对先行占领武汉十分看重——冈村宁次有此想法是因为他原本担负的就是主攻之职，如果让第2军占了先，那他这个主攻的脸面往哪搁？而国丈大人则是觉得冈村宁次此战打得一塌糊涂，如果不是第2军控制了平汉路，威胁到了武汉的侧背，这场战事啥时候结束还是未知数呢，因此，这个头功咋着也得自己占。不过，到底谁能博得这个彩头，还得看双方自身的造化。

冈村宁次决心先下手为强，然而，虽然拿下田家镇之后，通向武汉的道路已经没有障碍，第11军却在这场战事中被打残了——眼看着肉就在嘴边，但就是没有力气动动身体，把肉吃下去。还是畑俊六知道冈村宁次的苦痛，知道他有意争锋，但却无力回天，为了补充第11军，畑俊六从华中派遣军七拼八凑给冈村宁次送去了4个支队，好歹让冈村恢复了元气。冈村宁次一看畑俊六这么给面子，自然也不能辜负一片盛情，火速下达命令给第6师团，要求该部在10月15日结束休整，重新发动进攻。

稻叶四郎看到这个命令后，是恨得牙根直痒痒，奶奶的冈村宁次光顾着自己抢功，不知道部下死活吗？第6师团什么情况你冈村宁次又不是不知道，下达这个命令是什么意思？拿我们的鲜血染红你的肩章？滚你妈的蛋，不可能！反正不等到总部给我补充兵员，我就不发动进攻，看你能奈我何？二战前后，日军有个所谓下克上的现象，就是下级不鸟上级，冈村宁次这次便碰到了这样的硬茬子，稻叶四郎直接给他发了个电报，声明要等到10月25日接到补充后才能恢复进攻。冈村宁次也懂规矩，知道继续以上压下只能让稻叶四郎更加逆反，于是，他准备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亲自飞往广济劝说稻叶四郎。冈村宁次充分发挥感情攻势，摆事实，讲道理，疏通感情，甚至临走前还将座机在空中盘旋数周表示对第6师团的敬意，稻叶四郎经不起这样的催泪弹，想想中国方面看见后方不利，可能也是要撤了，或许不太会有麻烦，这才同意在10月17日发动进攻。

第6师团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要解决长江南岸的进攻问题。原本冈村宁次在此投入重兵是以消灭第9战区主力为主要目的，在此基础上威胁武汉，如今长江南岸战事旷日持久，眼看也非一朝之功，而第2军就要沿平汉路南下抢功，冈村宁次坐不住了，决定放弃原定计划，以进攻武汉为主要任务。其实，冈村宁次不过是自欺欺人，即便他将部队路线北移最终先行占领了武汉，这也不过只是个空城，相反，第9战区的部队倒是可以撤的干干净净，这样的头功有何意义？当然，冈村宁次成功了，他的部队迂回到贺胜桥，控制了粤汉路，然后直扑汉口，最终成功先行一步占领了武汉。畑俊六还生怕国丈大人生气，连连解释，国丈为了皇族体统也不好发飙，只能吃下这个哑巴亏。

中国方面，因为冈村宁次改变了大迂回切断粤汉铁路的计划，采用就近占领武汉的方针，第9战区的部队倒也可以顺利跳出战场；而武汉方面的卫戍部队在罗卓英拖住了平汉路上的日军之后，也成功撤出武汉；而比较麻烦的则是第5战区的部队，尤其是孙连仲和宋希濂的部队。宋希濂着急上火，当他听说平汉路丢了之后便意识到了可能的危险，在好不容易等到长官部撤退的命令后便迅速布置突围；不过相对来说他的撤退难度大得多，因为四个方向上都有敌军，已经没有太明显的撤退路线了。宋希濂也是胆大心细，最后居然能在北面跳出日军包围——当然，日军虽然气势汹汹，但其实兵力不足，后方有很大空当，宋希濂便是利用了日军后方空虚的弱点，在其眼皮底下待了4天，最终朝罗山方向突围出去。当老蒋得知宋希濂跳出包围圈之后，兴奋异常，发去了电报以资勉励。

自此，耗时四个半月的武汉会战正式落下了帷幕。这场会战对于日本而言，略显苦涩，他们没有能达到速战速决，消灭中军主力，从而逼迫老蒋妥协的战略目的；反观中国方面，虽然付出了40余万伤亡的代价，但却也造成了日军14万的伤亡——关于这个数据众说纷纭，国民党说是20万，日本说是3万，个人认为中共所说的14万更符合实际情况。日军虽最终占领武汉，但在中国军队的强韧抵抗下已成强弩之末，武汉也被国府搬迁一空，日军辛辛苦苦作战，得到的仅为一座空城。武汉会战双方倾尽全力，一战而大局定，日本战略储备消耗殆尽，彻底丧失了灭亡中国的可能——抗战的新阶段就此到来。

新阶段

石原莞尔的预言终于成真，日本战略储备的不足在旷日持久的武汉会战结束后终于全面暴露，军事征服已然没有可能，接下来不愿认命的日本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真金白银抑或破铜烂铁，马上就见分晓。

选择题

自抗战以来，日本的口号是日新月异，一开始是“三日内拿下上海，三月内灭亡中国”，结果呢，光是一个上海就打了不止三个月；然后日本好不容易吃掉了华北这块嘴边肉，在华中又遭到了中国杂牌们的强硬抵抗，两个精锐师团居然在台儿庄之战中被打得稀里哗啦，就差被全歼；最后天皇忍不了了，要求在武汉集全国之力一战而定全局，当然这次就更惨了，106师团几乎被全歼，全国之力是用上了，但仅仅得到了一座空城，至于逼迫老蒋投降，看起来也只能意淫下了。那问题就来了，除了日本战略储备的捉襟见肘之外，是不是还有些更深层次的原因导致日本不敢在中国久做逗留呢？

如果全世界就只有中日两个国家，相信日本也一定不会那么着急说要几个月搞定中国之类的，即便日本真的是国小民穷，资源不够，那日本也完全可以打一打歇一歇，通过以战养战的模式来弥补国力的不足——当年蒙古还不是国小民穷，不照样跟南宋形成多年相持后才占领了华夏？现在日军所占中国地域不比当年蒙古少，人口比蒙古多，军事优势更明显，试问日本为什么就不能打相持呢？原因是，即便日本在跟中国对抗上占据了绝对上风，但是这种绝对上风只是建立在单挑的基础上，如果不是单挑呢？日本现在便面临这样的问题，在跟中国缠斗的同时，还得随时提防北方那头笨熊呼一巴掌。俗话说，双拳难敌四手，更何况，日本在中国北方面对的那个潜在对手可一点不比日本差。

大家应该都知道日本担心的那头笨熊是哪个国家了，没错，这便是苏联。有人说日本是杞人忧天，拿压根没影的事吓唬自己？同志们，我们有例为证，日本在6月底积极准备武汉战事时，苏联就突然出击占领了张鼓峰。张鼓峰是个地图上根本找不着的地方，跟后来的珍宝岛似的，但是这是《中俄瑷珲条约》中规定的中俄边界，理论上是中国领土；但是当时的民国已经没资格跟人谈理论了，日本占领了东北和朝鲜，张鼓峰便是日本的控制范围。苏联出击张鼓峰让日本如临大敌，被日本认为是苏联向东北和朝鲜渗透的标志，因此，双方不可避免的在张鼓峰展开了小规模的试探性接触。

日本当时正在全力备战武汉会战，因此决定将此事大事化小——一方面命令关东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另一方面则派驻苏大使重光葵跟苏联展开谈判。但是苏联好像是吃定了日本，压根没有退兵的意思；日本为了解决问题，只能让朝鲜日军前去夺回张鼓峰。一开始日军进展很顺利，7月底发兵，没3天就把苏军赶到了乌苏里斯克；但是日军还没来得及开香槟庆祝，就发现他们中了苏联的圈套——8月1日，苏军展开了凶猛反扑，仅用5天时间，就将贸然深入的日军消灭殆尽。时任陆相板垣征四郎吃了大亏后还想调动军队前往张鼓峰，所幸天皇还算理智，严词驳斥了板垣，最终日本跟苏联展开谈判，作出让步。

经过这次不大不小的张鼓峰事件，日本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现在再没人认为担心苏联趁乱起哄是杞人忧天了，苏联已经给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日本之所以在此事件中选择让步，是因为轻重有别，当时天皇并不愿意在东北将战事扩大，相对于苏联的挑衅，显然武汉的战事才是日本现阶段的重中之重。天皇是想在武汉会战毕其功于一役，一举搞定中国，然后腾出手来跟苏联掰扯，因此暂时做出了让步。但是天皇的构想也最终变成了构想，武汉会战中日军付出了惨重损失却最终只搞来一座空城，更没达到击溃中方主力的目的——不要说跟苏联算账，就是在中国，日本也已经是强弩之末。

日本被中国拖入了持久战的泥淖，即便中国一时半会翻不了天，日本也可以利用已占领区的资源补充消耗，但短期内看来是很难用军事手段结束战斗了；与之同时，苏联在张鼓峰事件中表明了态度，从日本的潜在之敌变成了现形之敌；可以说日本是焦头烂额，计划彻底破产。军事征服已经成为了过去时，因此，日本必须调整战略，来应对越发严重的危机——所幸当时的欧美还在持续梦呓中。

日本在中国打上了半天，德国也在欧洲步步为营，收复失地，但是欧美各国居然还没醒过味来——他们天真的以为德日是在小打小闹，苏联才是真对手。当时英国首相张伯伦和法国总理达拉第奉行绥靖政策，面对德国的步步紧逼居然还自我感觉良好。前一段希特勒喊着闹着要让捷克斯洛伐克把苏台德地区割给德国，居然这俩哥们以为是希特勒耍小性，可以理解，屁颠屁颠的跑到慕尼黑签了个协议，直接把捷克斯洛伐克给卖了。这俩哥们被希特勒玩的团团转，真是被卖了还倒给人数钱，在他们的意淫中，貌似苏联才应该着重提防——虽然目前而言除了意识形态的巨大差别，斯大林也并没有像希特勒一样疯狂表演。德国要东要西，英法认为理所当然，而苏联屁事没干，英法却要重点打击——即便对手也分个进行时和将来时吧，真不知道放着进行时不管，却只盯着将来时是何道理，有远见也不是这么个远见法啊。

日本上来就掐住了欧美的软肋，你们不是觉得苏联可怕吗？好，我就玩点暧昧，就是摆出一副要将主要精力转移到苏联身上的样子，到时候不怕你们不中招。日本的战略变化从近卫声明中一览无余——在1938年的1月16日，近卫发表声明称蒋介石如不接受议和条件，日本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另建“与日本提携之新政府”；11月3日，近卫发表第二次声明称如国民政府“ 坚持抗日容共政策，则帝国决不收兵，一直打到它崩溃为止”；12月22日，近卫又发表第三次声明，提出所谓“中日睦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 三原则，诱胁蒋接受条件。

从与国府不共戴天到可以合作，日本的外交政策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这一方面表明日本已经肾虚疲软，不复能战，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日本欲与欧美和解的险恶用心。在第三次声明中，近卫一方面高呼中日睦邻友好，一方面又说要共同防共，诚可谓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是吃准了欧美对苏态度的软当，来了个避实就虚，玩色诱。欧美各国一看日本如此态度，不禁喜上眉梢，纷纷前往中国劝说老蒋跟日本和解——反正在他们看来，日本在中国怎么折腾不要紧，要紧的是，日本赶紧跟苏联开战啊。欧美各国真是得了失心疯，居然还天真的认为日本会跟苏联开战，他们也不想想为啥日本会有态度转变——日本但凡有能力再打，会跟老蒋抛媚眼吗？试问，连中国都打不动了，拿什么去跟苏联打？日本稍微暧昧了一下，欧美居然还真能信。
当然，日本打一打揉三揉，挥玩了大棒扔甜枣，这一招还是很有欺骗性的。要说日本确实损失不小，但国府损失不是更大？现在真到了考验民国各派的意志力的时候了，真较劲的时候能战是汉子，但是软硬不吃才是真君子；见好就收谈和还是强硬到底死战，这个艰难的选择题摆到了民国各派面前。

中共的定邦策

抗日战争讲到现在，似乎我们还很少看到中共的身影，当然，要说原因也很简单，中共当时就这点实力，能够在太原会战中露一下脸搞个平型关大捷就算是值得庆贺的了不得的大功绩了——大家总不能要求我党这几万人马直接拉到正面战场跟日军玩阵地吧。抗战这东西，也不是一腔热血掳起裤腿赤膊上阵就能行的，也得有个方式方法，国民党是抗战中的主力，能者多劳，自然少不得要跟日本来几场硬仗，我党这实力打不起硬仗，打打游击，玩玩偷袭，也未尝不可。至于说很人多非得给国共在抗战中分出个高低来，我觉得实在没有必要，国共本着互相尊重的原则，承认对方的贡献，这才该是客观的历史态度。好了，废话不多，我们现在就谈谈中共在抗战中的情况。

躲猫猫，抢地盘

西安事变后，国共达成第二次合作——当然了，在抗战爆发前，所谓的合作也不过就是停战，而在政治上谈到合作，尤其是国共这样的死对头，就总不免有些表面和谐，内里较劲的感觉。国共两党政见分歧明显，而且经历了十年内战，梁子也结的有些深，即便是对外喊合作，想必暗地里还得提防对方放冷箭——当然，由于国共实力的巨大差距，中共的不安全感相对更强烈些。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难免会遭遇困境，到底跟老蒋是怎么处呢？

从全国一致对外抗战的角度来讲，中共理应服从国府的统一指挥，要不然也谈不上合作，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老蒋这个人一肚子的坏水，如果中共太听话，难保不被他算计——借刀杀人可是老蒋的拿手好戏。所以，中共也就有些纠结，这个抗日到底怎么个抗法呢？跟老蒋合作又是怎么个合作法呢？中共党内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周恩来、彭德怀为代表的主流意见，认为既然国共合作，又是国难当头，当然应该全力配合国民党的行动，该打则打；另一种则是毛泽东的意见，强调中共应有独立性，不能跟着老蒋的步调走，国民党打阵地，中共搞游击，不能跟日本硬拼，而要把重心放到敌后，抢下地盘发展实力。

对于中共而言，抗战时期的政策当然有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如何抗日，二是怎么处理跟国府的关系，正是在这俩核心问题上存在分歧，才导致了党内的两种不同意见。当时周恩来正准备前往武汉，组织长江局，负责和国府的协调工作，这活难度高，压力大，如不是周公长袖善舞，心思绵密，这活简直没法干。周恩来要在国民党的地盘干活，势必受对方冷眼，如果中共隔三差五再闹出点不愉快来，那周公也就不用干了——因此，周恩来在洛川会议之后并没有马上前往武汉，而是跑到山西去做八路军指战员的工作去了。而彭德怀呢，本来就是个暴脾气，性子直，有一说一，觉得既然是联蒋抗日，那就得真刀真枪干两仗，也别让人说闲话，而且作为一个军人，抵抗外侮不正是建功立业的好机会？跟彭德怀持相同意见的人很不少，大家出来干革命，都不是怂包，日本人欺负到咱头上，当然不能老跟他们躲猫猫，该干的时候就得干，也不枉革命一场。

相比较周恩来的为了大局委曲求全，彭德怀等人的爱国就得干仗，老毛的想法就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或者说，老毛的想法才体现了一个顶级政客的思维。说实在的，老毛对老蒋并不信任，也一度怀疑其抵抗意志，更怕老蒋玩阴的，把中共黑了，所以，他并不愿意顺着老蒋的意思来。老蒋说要摆开架势打阵地，要求中共配合阎锡山保卫华北——老毛也不傻，中共的军队拉一块就三个师，而且装备都是些破铜烂铁，要真是跟日本正面干起来，能有什么好儿？跟日本干，本来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闪——当然，在老毛看来，中共根本没有跟日本扳腕子的实力，所以没那个金刚钻，就不揽瓷器活，避实就虚就好。更何况，中国军队在华北战场根本没有取胜的可能，打也是白打，省点力气不挺好。所以老毛最怕就是前线将领被爱国主义情怀冲昏了头脑，也不管有没有能耐就上去楞干——赢了还好说，要是输了，中共的棺材本不就赔光了？

因此，尽管史书上常说1937年八月底召开的洛川会议上——红军的改编就是那次会议完成的，中共就抗战问题达成了一致，但实际上，此次会议并没有能解决两派的分歧，只是泛泛的形成了一些决议。毛泽东虽然强压一头，好歹让会议纳入了他的步调，但是他还是很担心一帮部下不冷静，坏了大事，自从八路军上前线之后，老毛就频繁发电报对着将领耳提面命。不过，老毛越担心出事，还就越出事，八路军出征后，很快就在平型关跟硬茬子板垣师团干了一仗——当然，这主要是在周恩来和彭德怀的授意下打的，亏得林彪争气，打了个大捷，要不然老毛非跟周彭两个玩命。平型关大捷之后，老毛的态度有所松动，觉得避战固然重要，但要如果赶上那种送嘴边的肉，也未必就一定要不吃，不过，他还是强调要打绝对有把握的仗——毕竟中共可是一次都输不起。

周恩来和彭德怀等人的积极跟老毛的消极对比明显，在周彭看来，即便打了败仗也无所谓，最起码可以打出中共抗日的招牌，能扩大影响；但是老毛可没那么乐观，他认为与抗日的虚名，所谓的影响比起来，显然还是保存实力更重要。老毛认为有国民党在正面挡着就差不多了，有机会就打一仗，没机会也不强求，反正华北横竖守不住，还是留着点力气去开辟敌后根据地要紧。当然，事实证明老毛有先见之明，因为国民党在华北的正面抵抗果然收效甚微，没多久太原会战就失败了，这下老毛更是觉得没必要跟势大的日本正面冲突了，再次恢复了他一贯的论调，要求八路军把握好工作重心。华北战场如老毛预料的出现了一边倒的局面，也证明了老毛一开始的想法是正确的，因此，尽管周恩来、彭德怀等人觉得不痛快，倒也不能再去反对老毛了。

华北的沦陷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当然是场巨大的灾难，但是对于中共而言，却又是个绝佳的机会，因为日本的统治力量毕竟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在大城市背后有着大片可以开垦的农村，这将成为中共的重要据点。老毛显然一开始就预料到了这一点，他认为这是天赐良机，国民党一贯就没有在农村活动的经验，因此，中共就可以在这广阔的天地里开创一番局面。就算要抗日，也得有实力才能打啊，不管三七二十一上去拼完了算，那还抗什么日？打肯定要打，但我前面也提到，得考虑战略价值，得考虑收益成本比，国民党比如说可以接受三兑一，中共人少，可能一兑一都难以接受，所以有些仗国民党打得，但中共就打不得，有多少能力办多少事，能者多劳，这也无可厚非。我们说，老毛确实是乱局求存的顶尖高手，他考虑问题实在是太过理智，理智的都有些冷血，但自古成大业者，莫不是练就了这套乖滑本领，老毛从中共的现实出发，选择以发展为重，对抗为辅的策略，虽不免有些滑头，但也实在是对中共最有利的策略。

因此，老毛对中共在抗战中的主体战略的定位就是躲猫猫，抢地盘，避免跟日军正面冲突，以游击骚扰为主，不主动挑事但也绝不怕事，日本人要动手，我党也不含糊，反正就是集中精力发展实力。当然，老毛的看法虽然符合中共的根本利益，却也不能让党内的热血汉子比如彭德怀满意，虽然老总现在还算顺从，但他早晚会表现出不顺从的那面。而对于老毛而言，除了要费尽心力给中共指明一条光明的前途，还必须应对党内的汹涌暗流——1937年底，王明回国了。

猛虎归山

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边厢老毛还没把周彭等人在抗战政策上的反对意见完全压制下去，那边厢就有个重量级人物在虎视眈眈了，对于老毛来讲，真是操不完的心——但是，领袖也曾说过，与人斗，其乐无穷，老毛正乐在其中也说不定，谁知道呢？不过，不管老毛再怎么享受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生活，如今的状况怎么看都不能让他开怀，自遵义会议复出掌军以来，王明的回国将对他造成的冲击丝毫不会比长征途中张国焘以下犯上来的小，而且，与张国焘政治孤立不同，王明虽然没有军队，但外有共产国际撑腰，内也有许多潜在的盟友。

在抗战问题上，老毛在高层如今是空前孤立，虽说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但掌握真理的人就不得不面对大多数的挑战——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一大批人都对老毛的策略不以为然，要不是太原会战前段时间果然如老毛所料一败涂地，如今老毛还真就玩不转了。当然，要让一个重量级的政治人物改变其固有的政治观念，这基本是办不到的，在政见分歧中，不存在以德服人，所谓辩论也只能让人更加坚定自己的信念——这种情况下要达到意见的统一，唯一的办法就是强行使用权威。不过，老毛如今还远未有一言九鼎的权威，在跟张国焘的较量中也是借助了米夫派的力量才堪堪险胜，如今党内遭到重大挑战，王明眼见又马上就要回国，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老毛虽然初步树立了权威，但党内依然山头林立，这其中最让老毛担心的倒不是博古等辈会在老大回国后死灰复燃，而是刚刚在抗战政策上与他闹得很不愉快的周恩来会跟王明结盟。博古等辈由于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愚蠢指挥已经在党内失去了人心，即便与王明合流，想来也不能掀起多大风浪；但是周恩来不同，周公号称不倒翁，在党内资历深厚，人脉深广，还指挥过军队，拥有刘伯承这样的铁杆拥趸，与朱德、彭德怀等人关系也不错，如果他要倒戈，那老毛还真要遇到大麻烦了。周恩来素来谨小慎微，在中共高层多年，一直都在共产国际和老毛之间寻求平衡，看起来是个谁也不愿招惹，也谁都不想得罪的老好人，但是，老毛怕就怕周公这种墙头草的特性，尤其在刚刚产生重大政见分歧的微妙时刻，周恩来的一举一动都让会让老毛胆战心惊。

老毛自然是政争的老手，既然他无法左右周恩来的倾向，那至少也得把军队稳住，要是军队也跟别人私奔了，那就彻底缴械了。于是，就在王明回国前两天，老毛在一次党务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这次讲话意味深长，提出了两个名词，一是“右倾投降主义”——显然这是对周恩来迁就国府的主张进行有意识的贬斥，力图先在政治上站稳脚跟，二是“新军阀倾向”——这是在对彭德怀等军队领导敲山震虎，让他们脑子清醒点，看清楚谁是老大。而接下来老毛在政治上的老练就尽显无余，对于周恩来，老毛知道不能妥协，不在政治上站住，以后就步步受制；但对于军队，则要打一打，揉三揉，毕竟，这是老毛在政争中的主要武器，因此在批评完了某些同志“以被国民党授勋为荣”的可怕的思想倾向后，老毛语锋一转，称赞起了军队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虽然军队前一段在山西执行的战略跟老毛的主张驴唇不对马嘴，但老毛巧妙的玩了个文字游戏，其用意也在于争取彭德怀等人支持他的主张。

该做的做完，老毛算是尽到了人事，接下来就只能听天命了，当然，老毛也知道不管自己语气多么强硬，接下来也注定会对自己不利——因为当时党内唯一跟他的观点有共同点的只是刘少奇一人，而刘少奇也并非全盘同意老毛的意见。刘少奇跟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一样，也是旅欧派，长期从事地下工作，跟周恩来在中央多年不同，刘少奇一直远离中央，但当时刘少奇已经担任了中共的北方局书记，也算是崭露头角。刘少奇此前最大的一次政治行动是在1937年二三月份向当时中央的总书记张闻天写了两封万言信，对中共此前的政治路线提出系统批判——长征途中张国焘就曾经尝试打破这个禁区，但惨遭失败。此一时彼一时，张国焘当时对政治路线发起挑战是要抢班夺权，所以必然遭到老毛和米夫派的群起而攻；但如今刘少奇写信则可以看做老毛为向米夫派下手而蓄势——虽然并无直接证据表明刘少奇写信来自老毛授意，但是老毛在此之前跟刘少奇联系频繁却有据可查。老毛虽然联合米夫派对张国焘的挑战进行过弹压，但是显然老毛并不认可米夫派掌权时期的政治路线，一俟时机成熟，老毛就想清算米夫派，即便是跟老毛合作的张闻天，老毛也并无好感，刘少奇的这两封信可以看成是老毛的初步试探，当然，毫无疑问的，刘少奇的挑战遭到了张闻天的压制。类似刘少奇这样以下犯上弹劾大佬的事件，中国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当年康熙朝权臣纳兰明珠倒台就是因为一个小小的御史郭琇对他进行了弹劾——当然，大多数情况下，这样的事件都有大人物在幕后撑腰，因此，我还是愿意相信刘少奇写信出于老毛的授意。不管刘少奇的信有没有掀起大风波，这都给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老毛与张闻天的联盟并非牢不可破，而与之相对的，刘少奇虽然地位跟老毛相去甚远，却因其出众的理论功底受到了老毛赏识，并初步结盟。

不过，除了人微言轻的刘少奇，老毛似乎在党内再难找到一个说得上话的支持者了——老毛现在唯一希冀的，只是军队能至少保持沉默。该来的总是会来，王明终于还是在1937年11月29日抵达了延安，回到了暌违已久的中共中央，而在此之前，他已经在苏联待了足足六年多时间。目前中共中央的权力架构显然并不能让王明满意，他出国之前钦定的接班人博古已经将米夫派的江山交还给了毛泽东，虽然党权还是由米夫派另一员要角张闻天掌管，但张闻天显然是老毛的人。王明在出国的这段时间里，并不像党史里叙述的那样对中共决策进行了全面遥控，事实上，他的小弟博古一度压根就听不进他的话，要说王明的思想已经够布尔什维克了，博古更加布尔什维克，当时王明对中共的反围剿政策提出的批评就被博古多次压下。王明一开始是明确支持博古的，但是博古根本不把他这个老大放在眼里，因此王明也就一度比较接近毛泽东，但是这种接近也是浅尝辄止，很快王明就意识到，相对于他不听话的小弟博古，老毛才是他真正的对手。

王明此次回国，可算是出足了风头，摆足了派头，虽然他离开中央已经很长时间，但是他毕竟是共产国际的代理人，是“天兵天将”，自然也该受到党中央的高规格礼遇。当然，天兵天将这个词是老毛在接机时发表的即兴演讲时提到的，老毛不愧是政治老手，即便他对王明回国恨得咬牙切齿，但该奉承奉承，还真不含糊，演戏能力堪称一流。既然是天兵天将，自然随身携带天庭圣旨，因此，王明刚回国，中央就得马上开个政治局会议，学习一下最新的最高指示。

当然，王明也知道老毛不好对付，因此，在尚未回国的时候就已经在为这场战争作铺垫了，比如，他停止了老毛和米夫派对张国焘的凶猛打击——张国焘虽然失势，但依然是政治局委员，留着他，就是一颗随时可以针对老毛引爆的定时炸弹。相对于博古、凯丰这样愣头愣脑只知道耍狠蛮干的愣头青不同，作为他们的老大，王明自有他的过人之处，在政治上更显老练，对于张国焘的处置，显然就更为高明。战争的另一方老毛似乎已经预感到这次会议将对他不利，因此在机场就先行示弱，但是老毛更明白，一时失志不必怨叹，战斗才刚刚打响。

忍字心头一把刀

王明此次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的身份归国，颇有些上方使者不拜下方君王的架势，气派很足，老毛也给足了面子，接机队伍可谓是要多壮观就有多壮观，王明看到此情，不免有些飘飘然。王明作为米夫派的老大，跟共产国际关系亲密，也一直以斯大林信徒自居，仗着斯大林的威势刚回国就以整肃托派为名在新疆将张国焘一众部将李特、黄超等人扫荡干净。可能大家有疑问了，王明既然想争取张国焘，也以共产国际为名中断了对张国焘的清算，那现在怎么又把张国焘的羽翼给剪除了呢？王明此举意欲何为？

其实倒也并不复杂，王明需要的并不是张国焘的势力，而是张国焘这个人，他要让张国焘明白，我能够在你最倒霉的时候拉一把，也随时可以把你打下去，因此，识相点就跟我合作，否则有你好看的。王明的套路是俄式斗争最常见的，其核心在于利用他人的恐惧心理对其实施完全的操控。张国焘的恐惧自不待言——手下被当成托派给搞了，自己虽然不是托派，但也被托派利用了，而所谓利用，则既可以改过自新，也可以死不悔改，解释权归王明所有，也就是说自己的这条小命已经捏在了王明手里，换谁能不慌神呢？不过，张国焘慌归慌，但也并不想乖乖就范，被王明当成跟老毛较劲的枪使唤——因为当时张国焘就感到王明绝对斗不过老毛，与其一错再错，还不如想个法子一劳永逸，脱离苦海，这也为张国焘后来逃离陕甘宁边区脱党投蒋埋下了伏笔。

在张国焘的问题上，虽然王明比博古、凯丰等人高明了一些，但看得出来，王明毕竟还是太稚嫩，即便意识到张国焘有些利用价值，也不知道采取何种方式才能控制张国焘。一个好好的盟友，就这样被王明采用笨拙的手段给逼走了，与老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相比，王明还是只懂得耍狠，却不懂得攻心。不过，王明回国时在跟老毛的争锋中依然还是占据了上风，他手中握有莫斯科的圣旨，这是绝对的重磅炸弹，而当时老毛在党内又处于空前孤立，因此，张国焘问题不过是无关紧要的小插曲，无碍大局。

王明要宣读圣旨，当然政治局就得开会，尽管老毛一百个不情愿，也知道这次会议对他没什么好，但也不得不表现出乐于接受莫斯科指示的虔诚姿态，向南方的周恩来、项英等人发电通告。这次会议终究还是在12月9日召开了，与会代表是政治局委员，候选委员，有毛泽东、王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康生、陈云、彭德怀、刘少奇、项英、张国焘、凯丰十二人，另外，林伯渠虽非列名委员，但也以元老身份列席；而未能参加会议的政治局成员有朱德、任弼时（此二人在山西八路军总部看场），邓发（位处新疆）以及王稼祥（在莫斯科养兵）。这次会议便是党史上著名的“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与会人员相当齐整，自然也是一次对中共政策、人事有极大影响力的会议。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而主角自然是宣读圣意的王明，当然，莫斯科来的指示再次跟老毛的想法大相径庭——斯大林又看上了老蒋。从苏联的角度来看，自然是希望中国尽可能在抗日战场上拖住日本——苏联此时在欧洲局势极为不利，德意两国虎视眈眈，而英法等众加柴添火，就等着看苏联的好戏，要是远东再出什么问题，那苏联也太被动了。因此，斯大林现在已经无力考虑到中共未来的前途了，只求中国各派能太太平平的，消消停停的，在老蒋的统一指挥下密切合作，跟日本形成长期对峙，为苏联减轻在远东的压力。因此，王明在会上对老毛跟国民党合作的消极态度进行了不点名批评，要求中共抛弃成见，跟国民党求同不存异，切实将工作重心转向联蒋抗日上来。苏联出于自身利益再次押宝老蒋，这当然可以理解，但是苏联却又再次将中共的领导权让给了老蒋，而王明居然对斯大林亦步亦趋，全然没有考虑到斯大林的醉翁之意。当然，王明知道老毛不好惹，尽管批驳了老毛的观点，但并未点名，只是敲山震虎，点名批评了老毛的忠实盟友刘少奇——老毛何等样人，岂能不知道王明之意，只是不便发作而已。

王明这一发话，可算是把党内一度被老毛压制下去的反对意见给激发出来了，尤其是周恩来，本来他就在跟国民党合作的问题上对老毛的消极态度不满，这下莫斯科也支持他的看法，自然是要一吐为快。而周恩来这一发言，自然更让政治局的那帮人倒向王明，老毛处于了绝对下风。但是老毛毕竟久经世故，知道当忍则忍，不能顶风硬上的道理，如今舆情于己不利，当然是不能强出头，因此也就只能按捺住内心的极端不快，也附和起王明的意见。

看起来王明在这次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大获全胜，压倒了老毛，在遵义会议后真正在政治上对老毛构成了强力冲击，但事实果真如表面看起来的那样吗？我们得说，老毛虽然暂时退却，但未伤根本，自遵义会议复出以来建立的权威并未动摇，而王明虽然看似从者甚众，但真正意义上的盟友寥寥无几，所获得的支持也不过是暂时的。王明能在这次会议上压住老毛一头，让老毛难得的在政治上吃了鳖，一方面是因为拿着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仗势而为；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观点与大多数中共高层相似，因此得到了意见上的统一；但是，王明获得的成功也不过就是他人的随声应和罢了，在党内，他依然根基未固。
此次会议产生了新的政治局名单，事实上，这才是主战场，但是王明并没有取得任何先机，政治局名单并未有太多变化——唯一让王明比较得意的是，这份名单是早在苏联便决定的，因此其也未与老毛商议便主动抛出。老毛不甘示弱，看王明如此嚣张，也就假意要以王明为尊，声称要将王明的名字写到自己前面——老毛此举自然让王明有些尴尬，王明虽然张狂，但也没有得到任何取代老毛的旨意，只能极力辩驳自己无夺帅印之意。老毛玩这一出其实是对王明示威，也让在座诸位明确自己依然是老大，是以退为进的高妙手腕。

老毛这一闹，王明算是碰了个软钉子，锐气受挫，但即便如此，王明还是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新成立的中央书记处（当时的职能是政治局常委）由毛泽东、王明、张闻天、陈云、康生组成，一下子将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三个人全都塞了进去。不过，王明似乎太过得意忘形了，居然将周恩来排除出了书记处，老毛最害怕出现的就是周恩来跟王明合作——周恩来被排除在外，老毛自然乐观其成。王明要在中央形成与老毛相对抗的能力，就必须拉拢周恩来，因为王明只有共产国际的支持，在党内和军内都没有足够力量，只有周恩来能为他提供这些，可悲的是，王明一时得意过头，居然连对周恩来示恩这个重要任务都抛到了脑后；而他大力扶持的陈云和康生却最终证明非但实力不足，而且也未必忠心于他。因而，王明的胜利不过只是看上去美好罢了，王明没有通过政治局人事调整给自己争取到哪怕一个有分量的铁杆支持者，也未能拉拢最需要拉拢的人——而大多数委员都在毛王之间摇摆，观察风向，伺机而动。

十二月政治会议是王明归国后与老毛的第一次交锋，看起来是大挫老毛的威风，让老毛被迫妥协，但是，这样的胜利终究是海市蜃楼——政治斗争说到底是人的斗争，王明并没有在人事上对老毛形成任何冲击，也未能策反任何一个老毛的支持者。老毛虽然暂时处于下分，权威受到冲击，所幸未被打中七寸，因此，目前只需忍耐，以待局势有变。王明势头正盛，势必乘胜追击，尤其是，他即将与周恩来一块前往长江局任职，虽然没有了一山二虎的尴尬，但是王周的结合依然会让老毛头痛不已。忍字心头一把刀，现在就要考验老毛的忍耐力了。

绵里藏针

事情果然如老毛预料的一样，王明甫一回国就给他来了个下马威，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让他颜面扫地，被迫应和王明的语调，毫无疑问，这是遵义会议以来，老毛在政治上所遇的最大挫折。不过，老毛的被动还未到此为止，初战告捷的王明——虽然并未取得根本性的大胜，但也足够份量——显然还会进一步利用刚取得的政治优势来挤压老毛的生存空间，而老毛，除了继续忍耐，显然更需要默默蓄力，为反击做足铺垫。

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之后，王明就将与周恩来、博古、项英以及凯丰等人一道前往武汉主持长江局的工作。长江局权力很大，负责与国民党的统战工作以及新四军的工作，而中共在南方的几乎所有部门也都归属长江局节制，因此，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中共的第二政治局。王明外调，最初的考虑当然是避免两巨头共居一地的尴尬，减少党内摩擦，强化团结，但是凡事有利有弊，虽然老毛对王明是眼不见为净了，但是这却给了王明更大的发挥空间，反而更让老毛显得局促。去长江局的这几个政治局成员除了周恩来外，都是王明相对可靠的盟友，博古和凯丰都是米夫派的要角，虽与老大小有摩擦，但无碍大局；项英跟老毛关系最为恶劣，自然全力支持王明；因此，只要跟周恩来关系理顺，王明就能在长江局内一手遮天。因此，现在对于毛王之争起到决定性影响的，自然还是周恩来。

周恩来在十二月会议上党内地位有所下降，从书记处退了下来——更悲哀的是，政治局名单就是王明一手炮制的，而王明似乎对周恩来的重要性估计不足，这当然会为周恩来与王明的长期关系投下一层阴影。尽管周恩来在会议上明确表态支持了王明，看起来二人正在蜜月期，政见相合，意气相投，但是这样的合作显然并不稳固，尤其是周恩来这样的人物，从来都不会在一根绳上吊死，王明没有拿出足够的诚意，当然就不能指望周恩来成为他的铁票。所谓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王明不管从政治敏感性还是人事历练上都存在严重的缺陷，虽然三板斧耍的威风，但也就不过如此而已了。不过，王明这三板斧还没使完，因此还有继续威风的资本，周恩来至少在这段时间里还将站在他的一边。

毛泽东显然比王明更了解周恩来的政治能量，对于自己和周恩来存在的意见分歧忧心忡忡，也非常害怕他跟王明走到一起——因此看到王明将周恩来排除出书记处后，老毛估计得内心暗爽。话虽如此，但老毛毕竟跟周公政见迥异，也非旦夕所能弥合，所以也只能暂且忍耐周恩来跟王明眉来眼去。那么，周恩来跟王明的这段密月能给老毛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王明和周恩来抵达武汉之后，便着手实施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落实国共合作的有关决议，长江局干的很卖力，与毛泽东中央的分歧也日渐加深。老毛对长江局不满，但是王明势头正盛，又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老毛无力正面进攻，因此只能消极示威，比如周恩来加入国府担任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一事。老毛对中共加入政府态度保守——由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惨痛教训，老毛对老蒋一直怀有戒心，但是，周恩来和王明出于统战的实际需要，却并不反对以私人身份在政府任职。当老蒋找到周恩来邀请其在国府任职时，周公一开始坚决推辞，但无奈老蒋态度坚定，实在推不过去，只能向中央通报，具言其事，请其允命。老毛对周恩来这段时间的表现本已非常不满，现在又说要供职国府，是可忍，孰不可忍？他这眼里还有老大吗？因此，老毛打定主意要给周恩来一点颜色看看，所以就发个电报大骂一顿？老毛可没那么幼稚，他的方法非常简单，就是暗抗，不说行也不说不行，打定主意不发一词。尽管长江局那边催促连连，电报也言辞恳切，但是老毛置若罔闻，到了也没给个答复——没有答复就是答复，甚至，这种无声的抗议力量更强。不过，周恩来当时可能也是来了火气，看到老毛全然不念他在武汉转圜国府的辛酸，长江局遂不再死等中央指令，单方面批准周恩来任职。

周恩来入国府任职一事看似不大，但是长江局最后抛开老毛私自决议却是对老毛权威的极大冒犯，老毛很生气，后果终会很严重。长江局的表演还没结束，由于中共遭到了复兴社骨干刘建群等人“游而不击”的指责，一度新华日报社也被不明身份的一群人攻击，长江局察觉到了国共关系有些异样，便提议召开政治局会议。老毛自然知道这个时刻再开政治局会议会对自己更为不利，王明和周恩来势必拿着国共裂痕做文章，进一步要求加强国共的实质性合作，而他的主张则会再被湮没，于是，老毛再次玩起了留中不发的老招数，对长江局的提议不予理睬。长江局显然早就料到老毛会再次沉默，因此不待老毛回信，就将电报发至书记处以及其余政治局委员，以集体的力量逼迫老毛就范。老毛当然再次感到权威遭到冒犯，但是在强大的压力下，却也没有其他办法，只能选择妥协。

最终，在长江局的一手策划下，继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之后，中共决定在二月底三月初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而这次会议史称三月政治局会议。当然，正如老毛所料，王明在这次会议上再次占据了上风，虽然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八位代表中老毛拥有张闻天和任弼时的明确支持，但周恩来、张国焘以及凯丰站到了王明一边，另一个与会代表康生则态度不明，4对3，王明堪堪险胜。这次会议中周恩来再次发挥关键作用，在支持王明进一步加强国共合作的同时，提议中共的军队政策需“以运动战为主，包括阵地战，游击战为辅”，虽然老毛气的七窍生烟，但对周恩来和王明的二人转却毫无办法。此次会议还提出了要在近期召开中共七大的建议，大家想，老毛目前已在王明的紧逼下步步后退，如果再被王明追着屁股开次党代会，那他这个老大还当得下去吗？七大不比别的小会议，一旦召开，就将是毛泽东和王明的生死决战，而以目前的态势来看，老毛还将进一步受制。对老毛而言稍感宽慰的是，除了说近期之外，会议没有进一步明确七大的具体方案——老毛擅长打马虎眼，说是近期，实际七大直到7年后才真正召开。当然，老毛守中带攻，也不想这次会议都让王明抢了风头，所以就提出让王明留在延安工作——老毛是司马昭之心，看到周恩来和王明联手起来能量太强，想要拆了这个同盟，但是路人都知了，王明也不能不知，因此这个意见又被打回，会议同意王明继续回武汉主持长江局工作。

会议的召开是长江局一手策动，会议上王明的提议得到了通过，还说要在近期开次对老毛极端不利的七大，最后干脆连老毛要王明留在延安的提议也被否决，王明这板斧舞得确实让老毛有些难以招架。经过这两次政治会议，老毛是真正领教了王明的厉害，但是老毛在党内沉浮多年，见惯了世面，当年宁都会议败得那么彻底，他都依然能东山再起，这两次会议尽管对他的权威冲击很大，但也绝对不会让他束手投降。老毛在忍耐，但是忍耐的目的是为了寻求机会反击，老毛知道王明之所以嚣张，仅仅是因为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因此，老毛需要的，也是要消除斯大林对自己的戒心，只要能让苏联确认他的地位，或者说至少在他跟王明的较量中保持中立，老毛就有把握步步为营，最终干翻王明。

因此，老毛需要支持自己的使者前往苏联疏通关系，当然，老毛已经埋下了一条暗线——在遵义会议上支持他的王稼祥此时在苏联养病，势必会为他四处活动；当然，他还需要一条明线，一个以大使身份正式前往苏联的说客。在三月会议上被指派前往苏联的人是任弼时，一个让人捉摸不透的重量级人物，那么他到底是谁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