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国之殇（二）：太平天国，一场偏执狂们的暴力游戏》

第二十六回 西征军二克武昌 曾国藩湘军崛起（2）

6月26日，太平军水师兵分两路，从塘角、鲇鱼套两个方向对武昌发起攻击。陈玉成勇猛异常，带着500精兵率先爬上城墙，守城清兵不堪一击，溃散殆尽。百姓们受清军欺压惯了，纷纷响应，打开城门，太平军汹涌入城。

崇纶、青麟两人抛下将士，夺门而走，惶惶如丧家之犬。交战中湖北布政使岳兴阿，按察使曹懋坚被太平军手刃与阵前，武昌再次易手太平军。

武昌的失守自然让咸丰帝再一次暴跳如雷，武昌作为扼住太平军在长江上往来的重要据点，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皇帝一怒之下，便将湖广总督台涌一撸到底，可怜的台大人屁股还没坐热就被轰下总督宝座。挺替台涌坐上湖广总督尊座的是兼任湖北巡抚的杨霈，当然了，这个时候被抬上这个高位的都不算是什么好事，杨大人临危受命注定了是个劳碌命，皇帝大人急令他带5000团练分南北两路追击西征军。

由曾天养、陈玉成率领的一路西征军在3月到4月期间在鄂西北一路攻城掠地，连续扫荡、孝感、云梦、安陆、随州、钟祥、荆门等州县，其势头锐不可当，直到杀到荆州时他们遇到了一位高人。

5月2日，曾天养、陈玉成兵临荆州城下，他们遇到的高人是刚刚到任的游击王国才，王大人见西征军汹涌而来，旌旗蔽日，却没有丝毫慌乱。趁着西征军立脚未稳，王游击突然带着1700人从城中杀将出来，太平军始料未及，被清军一阵冲杀，竟然未能招架。

被王大人一顿猛揍，让曾天养晕头转向，他无心与王国才周旋，只得将西征主力调往上游攻打宜昌。

5月18日，曾天养占领宜昌，但他只在这呆了十天就弃城别走，原因是清军的援兵已经杀过来，试图将曾天养困在宜昌，曾天养的任务就是打劫，并无心坚守。

6月8日，曾天养又想起了把他揍得满地打滚的猛人王国才，他心有不甘，于是又率兵进犯荆州。没想到刚在离荆州城十里的地方扎下营垒，王大人就闻风而动，召集人马冲杀过来，对着曾天养的营帐就是一顿扫射，搞得西征军军营鸡飞狗跳。

曾天养苦恼不已，他知道这位老兄确实是个狠角色，惹不起但躲得起。他只得调转方向南下湖南，加入石祥祯、林绍璋的南路军。

石祥祯、林绍璋的南路军一开始也进展顺利。

2月27日入主岳州府，五天之后占领湘阴，三日之后便入主靖港，四日之后又占领宁乡。就在革命形势一遍大好的时候，他们遇到了一位猛人，而这位猛人的部下还有一群猛人。

这位猛人就是跟盖世神人曾国藩和他的湘军将士。

好的，同学们注意了，都坐好。

小明，不要揪前面女同学的辫子，注意听讲，下面进入人物传记阶段。

曾国藩，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号称是宗圣曾子七十世孙，但这种号称，向来都是人们攀祖宗的一贯路数。无论是阿猫阿狗，只要是姓孔的都说自己是孔丘的后代，姓孟都说自己是孟子的后代，姓朱的也都往朱熹身上靠（朱元璋和他的子孙们干的烂事太多，名气太臭，很少有人往他身上靠），其他说不清楚来源的姓，都往尧舜禹这三位大神头上推，其真假无从考证，也不必当真，姑且当成就是那么回事吧。

曾国藩这个名字，相信扫地的大妈都听说过，因为他阁下名头实在太响，之所以有这样的效果，大都归功于各种地摊书籍无私的推广。特别是近年来，国学热得到处喷火，曾国藩作为离我们最近的理学大家，他的事迹和家书被一些稍微有点文化的人或者假装有文化的人翻来炒去，以至于市面上关于曾大人的盗版书籍铺天盖地，汗牛充栋，以蝗虫之势占领各种地摊和机场。连公厕收费的大爷都恨不得也随手卖几本，以表示他的公厕里充满了文化气息。

关于曾国藩的书虽然多，但是真客观介绍曾国藩其人其事著作不多，能将曾大人的理学思想提炼出来的更是凤毛麟角，大都干的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什么糊里花哨的事，什么混账思想都嫁接到曾大人头上。

不可否认曾国藩是个人物，是个理学大家，其秉持的那套理学思想确实值得我们学习并发扬光大，但是有些人容易走极端，他们很乐于把曾国藩塑成一尊表情僵硬，金光闪闪的雕像，然后再匍匐在地，顶礼膜拜。甚至有人为了达到某种效果，竟然努力的把曾大人推崇到继孔子之后的又一位圣人的尊位。

我对理学一窍不通，不知道这合不合适，只是有时会想如果孟轲先生，朱熹先生，王阳明先生在九泉之下知道曾大人后来居上，会不会急得啃穿棺材板，跳出来骂娘。

我虽然对理学毫无研究，但我自认为还有一点理性，并且坚信理性对于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尤为重要。很抱歉的是我们似乎还处于一个很感性的时代，什么事都容易着急上火，只要有人对自己崇拜的人物说点坏话就拳脚相向，大抡王八拳。

前段时间还看到新闻，说某大学教授，听到一位耄耋老人说自己伟大光荣正确的偶像的一些坏话（或者说是一些客观的话），该教授气得七窍生烟，竟然以教授之尊，华丽转身，立即幻化成野性十足的“叫兽”。该教授竟然以雷霆万顷之势，对弱不禁风的老人猛扑过去，劈头盖脸就是一顿王八拳，打得老人自己姓什么都给忘了。

该教授自然斯文扫地之余，还以为自己大获全胜，迎着万里东风，豪气干云，威风凛凛，自诩为维护民族尊严的斗士。

土，太土了，吐得冒泡。

显然该教授还不知道如今的社会已经旧貌换新颜，大革命的伟大光荣思想已经早就被世人倒进垃圾桶，沤成肥料了。还整天挺着一个塞满蛆虫的脑袋大玩武斗神功，像疯狗一样到处乱咬。

——未完待续——

《天国之殇（二）：太平天国，一场偏执狂们的暴力游戏》

第二十六回 西征军二克武昌 曾国藩湘军崛起（3）

这是一个倡导人道主义的时代，各种言论只要在法律规定范围内，都有合理发声的自由，不能因为我们听得不顺耳就急吼吼的上前要堵住人家的嘴巴，对人家大抡王八拳。

网络的兴盛让本来拳脚上的王八拳成为了语言上的王八拳，诸路愤青或自以为民族斗士的绿林好汉们，以螃蟹的阵势四处横行，只要一闻到风吹草动，就急火攻心，大玩特玩语言暴力。骂得性起时，恨不得掘地三尺将人家的祖宗也挖出来鞭尸三百回合，更有甚者，语言上的鞭尸已经不过瘾了，就把对方“人肉”出来，然后跑到人家门前泼粪或贴诅咒的字条。好像这样正义就得到了声张，以为世界从此就安静了，就和平了。

螃蟹们以为别人的言论无耻，但他们却以一种无耻的方式对待无耻，得到的必将是一个无耻加三级的结果。

当下，大多人的感性泛滥大概与我们近代以来非理性的文化传统不无关系，我们经历了太多太久的非理性时代，导致现在这种非理性的文化传统依然存在惯性。凭着这样的惯性，我们很容易滑入集体的无意识状态，成为愚民政策的祭品。

有人说某某人伟大，我们就不加思考的认为那个人真的伟大，凡是他阁下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他阁下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关于他阁下的任何东西都伟大、光荣、正确，好像他阁下放的臭屁，都是百年陈酿一般香气扑鼻。

伟大的人自有伟大之处，但任何伟大的人都有自己的错误，因为在任何人无论他是救世主，还是红太阳，他首先必是一个人，也要吃喝拉撒睡，也要呼吸、喝水，运气不好的时候喝凉水也会塞牙，老得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也会尿裤子，也有可能老年痴呆，也会牙齿掉光光，也会鼻涕泡直冒。

嗯？我说这些干嘛，又跑题了。

好了，不说这些了，言归正传，说说曾国藩。

曾国藩是怎样的人？捧他的人的人说他是圣人，贬他的人说他是吃人不吐人皮的侩子手。到底孰是孰非？鄙人才识浅薄不便评价，但已经有两位牛人帮我们给出了相当精彩的评价。

一位是声名更加显赫的梁启超先生，他说：“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

可见，梁任公几乎把曾大人捧到了一个世界的高度，可见其对曾大人的仰慕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又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另一位是大名鼎鼎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他阁下对曾大人就不太那么客气了。

他说“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侩子手），要其天资，及功名善变之人也。始在翰林，艳举声律书法以歆诸弟，稍游诸公名卿间，而慕声誉，沾沾以文词蔽道真。金陵之举（屠杀无辜），功成于历试，亦有群率张其羽翤，非深根宁极，举而措之为事业也。所志不过封彻侯，图紫光。……死30年，其家人尤曰：‘吾祖民贼’”（以上言论出于章炳麟先生的《检论》）。

可见章太炎先生眼里，曾国藩显然是个爱卖弄，自命不凡，志向不高，贪图功名，屠戮无辜，是个民族罪人。他阁下是不是亲自去采访曾国藩的家人了，我们不得而知。即便真采访了，曾国藩后人竟然把自己敬爱的祖父说成“民贼”，要知道“贼”这个字是在古代是相当恶毒的一个称号，其杀伤力相当于骂某人是“王八蛋”。

因此，我们不禁要疑惑，如果不是章先生瞎说，就是曾国藩家人疯了。

作为一个声名在外的文化名人，章太炎先生对曾大人的评价也并非像泼妇一样一味的泼脏水，他对曾大人还是有正面评价的，虽然他的正面评价听起来怪怪的。

他说“洪氏（洪秀全）已弊，（曾国藩）不乘方伯四岳之戚，以除孱虏而流大汉之岂弟，是以没石不免恶名。然其行事犹足以惬人心者，盖亦多矣……曾、左（宗棠）知失民不可与共危难，又自以拔起田舍，始出治戎，即数为长吏牵掣，是以所至延进耆秀，与共地治，而杀官司之威。民之得伸，自曾、左始也。……终身衣不过大袖，食不过一肉，时时与人围棋宴游，或具酒肴，杂以茶苑，言谈时及载籍，文辞恢啁间之，其山泽之仪不替也。故其下吏化之，不至于奸，初政十年，吏道为清矣。……夫此诸将帅者，倨让不同，宽猛亦从其性也，而皆体任自然，不好苛礼，不扰四民，不徇污吏，不畏强死。群校所推，以曾、左为主。虽上未齿王道（王导）、谢安之流。诚令监视一国，辅以知远，而轨以法程，亦可以垂统矣！”

可见，章大师对曾国藩的评价可谓有褒有贬，有松有驰，虽然有让我们疑惑的地方，但可以说算是很客观。

好，有这两位大人作标牌，鄙人就敢说话了。

曾国藩，乳名宽一，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中兴四大名臣”之首，道光十八年(1838)中进士。他老爹曾麟书是个民办教师（塾师），那时的民办教师也不是全职，除了到开学时间在私塾教书，其他时间还要下地干活。曾麟书一生应试17次，43岁才考上秀才（要是现在的学生参加17次高考早就疯了，然而当时的人穷其一生去应试，仍然屡试不第的不在少数）可见曾国藩遗传的基因算不上优良。

据说曾国藩出生前一晚上，他祖父梦见一条大蟒蛇，披着金光闪闪的鳞甲，从天而降来到他们家后院。曾老爷子吓得一身冷汗，从梦中惊醒，心肝砰砰直跳，就在这时家人报喜曾老爹夫人江氏生得一大胖小子。

曾老爷子自然喜从天降，急忙往妇产科跑，看着刚出生的孙子，与家人说起刚才所做的梦，家人都颇感蹊跷，都以为刚出生的孙子是蟒蛇传世，长大以后必定非富即贵。

果不其然，曾国藩长大之后，浑身长满密集的癣斑，像蛇的鳞片一样蔚为壮观，正好应证了蟒蛇传世的传言。

这种传言向来是古代人们说明某人身份尊贵编造出来吓唬人的，比如刘邦先生是他娘与蛟龙交配的产物，西周的亡国之君周幽王的小老婆褒姒小姐是宫女踩了龙涎（唾液）生下来的，就连出生最寒微的朱元璋先生出生时都有红光满屋离奇记载，要知道朱先生出生时连三聚氰胺都吃不起，他两位至亲都是饿死的，他出生时不可能还有专职秘书给他记录这种怪诞的事。

翻遍二十四史，这种比鬼故事还鬼的传奇不在少数。今天，我们用大腿都能想得出来，这些光怪陆离的故事当然是瞎编出来，毕竟他们阁下出生的时候，护士小姐没有作详细的记载，后代的史学家们只好憋出一个个怪力乱神的节目以娱乐大众，我们也就当成娱乐八卦看看就好了，不必较真。

——未完待续——

《天国之殇（二）：太平天国，一场偏执狂们的暴力游戏》

第二十六回 西征军二克武昌 曾国藩湘军崛起（4）

直至当下，很多史学家都有惯性思维，以为凡是大是大非之人，小时候必有异于常人的壮举，好像司马光同志天生就比别的孩子聪明，因为他会砸缸，倘若你我等小民，即使打烂一百个水缸也显示不出我们的聪明来。

曾国藩小时候跟我小时候一样，吐奶，尿炕，打嗝，放屁，有时调皮捣蛋，有时眼光呆滞，有时光着屁股满地乱跑，有时又表情木讷，一点也看不出吉人自有天相的特点。

其实我小时候条件还比曾大人要优越一点点，我三岁就上幼儿园，就有积木可以玩，就会揪女同学的辫子，就会跟阿姨打小报告。而曾小朋友6岁才进入私塾，当时曾国藩还不叫曾国藩，而叫曾子成。

8岁时，他老爹曾麟书因为屡考不中，混得实在太落魄，就自暴自弃回家开起了私立学校（私塾），自任校长兼学校党支部书记兼教师。

可见，在当时那个万恶的旧社会，当教师是不需要多大文凭的，更不需要琳琅满目的资格证和许可证。曾老爹成为校长之后，子城小朋友自然成为曾校长的学生，这样既能避免其他学校乱收费，又能避免别的老师对自己孩子的体罚。

14岁，曾子成随父亲一起到长沙考试，结果曾老爹名落孙山，曾子成小朋友的考试却很顺利，拿到了童生的文凭，与老爹同一级别。此后，父子俩人由师生关系转而成为了同学关系，两人常常一起研习《周礼》、《史记》等书。

20岁，与曾子成同班同学多年的曾老爹自觉儿子学问长进太大，不能托他的后腿，只得将曾子成送到衡阳。曾子成在汪觉庵先生门下学了一年之后回到了湘乡的涟滨书院。

就在曾老爹考上秀才的第二年，曾子成也考上了秀才。考中秀才那年，曾老爹42岁，曾子成22岁。

22岁是一个荷尔蒙泛滥的年纪，正好曾子成在衡阳结识的廪生欧阳凝祉家有个小女初长成。欧阳先生见子成小伙子有事业心，有进取心，读书又很有耐心，想必此人日后必成大器，决意将小女许配给曾公子。

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年代，嫁女儿也是一笔投资，这就需要父母有识别潜力股的能力。倘若看走了眼，一入手就跌跌不休，一路跌停，毁掉的不仅是女儿一生的幸福，也会把两家人套牢。

欧阳小姐长得风华绝代，本该嫁一个貌比潘安的帅小伙，却嫁给了一张苦瓜脸，一对三角眼，一身蛇皮的曾子成，这让帅哥们直呼受不了。只有欧阳老爹很是沾沾自喜，因为他早就看出，这位学富五车的曾公子就是一支潜力股，终有一天他会脚踩祥云，在宦海中扶摇直上。

后来的事实证明欧阳老爹确实眼光非凡，可见曾国藩的相人之术之高明也是有家庭传统的，他老丈人就是一个相人专家，早就预料到他数年之后的成就。

果不其然，在高中秀才的次年（道光十四年，即1834年）曾子成进入当时全国重点院校之一的岳麓书院，并在当年就高中举人。

1835年，曾子城奔赴京师参加会试，寄居长沙会馆埋头苦读，次年恩科会试考试，他名落孙山，垂头丧气的回到长沙。

就在曾子成首次会试落榜的第二年，也有一个人落榜了，这个人不仅落榜，还引发了落榜并发症——发疯。

这个人就是在广州乡试中第三次落第的宇宙神人洪秀全。

命运向来都是不公平的，不是努力就会有收获，有时候还要靠一点智力。

第三次乡试落第的六年之后（1843年），洪秀全再一次到广州参加乡试，也是最后一次，毫无疑问，洪老师再一次名落孙山，这一次他彻底疯了，疯狂得让全世界都要开始为他震动。

那一年，洪秀全29岁。

首次会试落第的三年后（1838年）曾子成再赴京师，这一次他如愿以偿，在殿试中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获赐同进士出身。

这名次实在不怎么样，但毕竟考中了。

那一年，曾国藩24岁。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名次？这里有必要科普一下。

科举制度中，中举人之后可以参加会试，过会试之后称贡士，贡士再参加殿试，贡士在殿试中均不落榜，只是由皇帝重新安排名次。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殿试中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第一甲第一名俗称状元，第二名俗称榜眼，第三名俗称探花，合称为三鼎甲。第二、三甲第一名俗称传胪，一、二、三甲通称进士。

通俗一点说，第一甲就等于一等奖，共有三名，分别称之为（排名要分先后）状元、探花、榜眼。

第二甲、第三甲当然就是二等奖、三等奖了，人数若干，这要看考官或皇帝的心情，如果皇帝刚死了娘，心情很低落，内分泌很失调，进入贡士范围的人数自然就少了，进而二等奖、三等奖名额也就少了，如果你阁下正好遇到皇帝大人内分泌失调那年参加考试，自然是要吃亏了，趁早回家洗洗睡吧。

如果皇帝刚娶了媳妇（由于皇帝经常娶媳妇，这里特指封皇后这种国家大事），开了恩科（科举一般周期都是三年一考，倘若遇到皇帝娶媳妇、生孩子、生日，为了表示热烈庆祝就会开恩科），二三等奖就多配点名额，你就赚了。

这里曾子成的三甲第四十二名，足以见得他排名之落后，如果他阁下手一抖，把字写歪了，搞不好又要归入“谢谢参与”一列，趁早回家洗洗睡了。

可见，当时的大清王朝比曾国藩学问更大的，说不定还有一火车之多，只是这些人后来都没有曾国藩这么大的成就，大都是因为他们沉迷于功名之中，不思进取，以至于曾国藩后来居上。

虽然这一次考试的排名很次，但总算混入了官场。

然而就在趟入这滩浑水之后，曾子成才发现，自己一无背景，二无人缘，在这偌大的宦海之中自己只是一只孤独的小虾米，像要出人头地，鱼跃龙门，趁早算了吧。

以曾国藩殿试的名次，他只配给在翰林院做点端茶倒水，打字复印的杂活，但他竟然与一甲、二甲的同窗们一样光荣的成为了一名皇帝的秘书（翰林院庶吉士）。

这其中原因是他有一个很牛的老师。

曾子成的老师是当时权倾朝野的穆彰阿，穆彰阿当时是朝廷的军机大臣、翰林院掌管学士、文华殿大学士。

通俗一点说穆大人是当时国务院总理兼中央党校校长兼政协主席。

当然了，清朝的统治模式虽然与本朝的异曲同工，但在各种职能部门的设置已经有了很大差异，也不可能完全对应，这样的对照只是为了方便理解而已。

作为中央党校的校长把自己门生弄进党校当个小编修还是穆校长一句话的事。

穆校长不仅帮曾子成安排了工作，还给曾子成起了一个新名字叫曾国藩，有澄清天下，还祖国一片蓝天之意。

——未完待续——

看看曾大人的三角眼

天气太热，请假几天……

@小风起东 2015-06-03 23:13:31
写得真好，楼主抽空快来更新呀，以飨读者
-----------------------------
曾国藩的传纪最难写，寡人得多搜集点资料才行，感谢支持！

《天国之殇（二）：太平天国，一场偏执狂们的暴力游戏》

第二十七回 子当继往圣绝学 以为万世开太平（1）

作为一个刚入门的菜鸟级小编修，让国务院总理给起一个名字这是何等的荣光，就算父母起的名字再怎么朗朗上口，也不要了。好在当时换个名字像换衣服一样简单，也不用到派出所登记，曾国藩自然是高兴，这也足见穆总理对曾国藩的赏识。

当年年底，曾国藩带着新名字和新身份衣锦还乡，湘乡老家自然是一番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

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老先生时年65岁，这位早年生活混乱，中年勤劳致富，晚年心想事成的老爷爷是曾国藩影响最深的人。曾爷爷虽然出身寒微，终身以务农为业，但在老先生身上却有着对人生的参透，有对世俗的点破，对农民质朴的坚守，这些品质被曾国藩深深植入骨髓之中。这或许是曾国藩毕生维持胜不骄奢，功成不居的品质来源。

虽然点中翰林，曾玉屏老爷子仍然教导儿子和长孙：“我们家世代务农，即使富贵了也不能忘本，大孙子点中了翰林，让他安心的做他的事，千万不能以家里的事给他添加累赘”。

这时的曾国藩是所有家人的荣耀，他不负众望，完成了祖父和父亲的寄托。

更让曾国藩高兴的是自己二儿子曾纪泽的出生（曾国藩大儿子曾纪第两岁时得天花夭折），知道曾国藩家史的都知道，这位曾纪泽就是后来学贯中西，精通英法俄文的外交家。在国家积贫积弱的情况下，他阁下竟以三寸不烂之舌说服贪得无厌的俄罗斯大胖熊将吞并的伊犁归还我国。

30岁那年，曾国藩回到京师供职翰林院，成为了清朝史上最为年轻的翰林学士。虽然是个七品小编修，但要知道翰林院可不像本朝的中央党校这样鸡肋。翰林院在当时不仅是皇帝御用秘书处，也是国家人才储备库。平时专门编写政府文件，干点考试招生的干活，有时也有国家智库的作用。

在清朝，皇帝大都是抠门的铁公鸡，给官员的俸禄相当微薄，在雍正时期虽然开始实行养廉银制度，但这种制度大都针对地方官。在翰林院这种搞学问的地方，官员俸禄还是很让人很难恭维，曾国藩俸禄不够的时候还要家里往京师寄银子，当官当成这样子也够可以的。

曾国藩在翰林院的工资虽然不高，但他也乐得清闲，期间除了在三十三岁出任四川正考官外，其他时间他便忙于舞文弄墨，博览群书。

在曾国藩一生中曾有两个时期对他影响最大，一个时期当然是他早年在衡阳和涟滨书院读书时期，另外就是在翰林院时期。

当年在湖南读书时，因为年轻气盛，荷尔蒙泛滥，因此有些恃才放旷，身上还保留着读书人的一些臭毛病。比如爱逛窑子，这是大多数古代读书人的爱好之一。

当然了，当时的青楼要比现在的红灯区要高雅一万倍，现在的暗娼除了有白花花的大腿和性器官之外就别无长物。古代的娼妓是一个高门槛的行业，你阁下想当个娼妓没有一点出口成章，吟诗弄月的本事，你都不好意思说你是妓女。

当时的青楼所针对的市场就是知识分子群体，乡下佃农没钱消费，在仕途中当官的姨太太就有一大屋子，没必要消费。因此青楼行业自然就瞄准了有知识有文化或者自以为有文化的中产群体。

你阁下要想有市场，就不得不提高用户体验登记，长得好看是必然的，长得一脸麻子让人看一眼就把隔夜的晚饭都吐出来，你阁下趁早歇了吧。长得好看，却像个泼妇一样满嘴都是一些残害对方长辈性器官的话，趁早也歇了吧。

作为一名优秀的娼妓，不仅要长得楚楚动人，让人看一眼就魂飞天外连自己姓什么都忘了，更重要的还是琴棋书画手到擒来。

回看赫赫有名的秦淮八艳和才子们之间的风流韵事，大才子钱谦益为柳如是投河（只是这小子因为怕水冷，没跳，是个伪君子），顾横波能让人为她去死，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陈圆圆）”。回看妓女行业的这些翘楚，哪一个不是音律诗词无一不精，只有在才艺上具备精湛的造诣才让那些挑剔的臭男人们魂牵梦绕，丧魂落魄。

嗯，不是说曾国藩吗？怎么说娼妓说个没完，好吧，言归正传。

早年的曾国藩不仅爱逛窑子，完事之后还喜欢给妓女们写诗，而他的诗文写得又特别出众，因此他给妓女们写的诗还曾风靡一时，其中有一首他赠送给春燕小姐的对联流行甚广，被娼妓界传为经典，如果曾大人有志在烟柳界坚持混下去，凭他的才智，说不定能与当年的柳永先生齐名。

为了表彰曾同学对娼妓界的贡献，本着把八卦进行到底的精神，鄙人历尽千辛找到这副对联特摘抄于下，以资有志青年们共勉：

未免有情，忆酒绿灯红，一别竟伤春去也；

谁能遣此，怅梁空泥落，何时重盼燕归来。

——赠春燕

其实也不是我老人家故意要揭曾大人的伤疤，对于自己年轻时候的风流韵事和胡闹，曾国藩在给其弟的信函中也直言不讳，按照他的说法他早年之所以生活混乱，是因为：“同学之人，则皆庸鄙无志者，又最好讪笑人……总之不离轻薄而已。……不惟无益，且有大损。习俗染人，所谓与鲍鱼处，亦与之俱化也。……衡阳不可以读书，涟滨不可以读书，为损友太多故也” 。

早年的曾国藩不仅逛窑子，他身上还有很多臭男人们惯有的毛病，比如好色、懒散、争强好胜、打牌下棋，还嗜烟如命，是一杆大烟枪。这些臭毛病都在他的日记本中有记录，甚至在入朝为官之后，他的这些毛病依然让他苦恼不已。

据曾国藩自己日记里面爆出的黑材料，其中还有很多他年轻时的风流事。

曾国藩在翰林院为官时，他有一位朋友纳了一位小妾，此小姐才十几岁，生得貌若天仙，引得臭男人们个个艳羡不已。当然曾国藩作为一个生理正常的臭男人之一，他自然也心向往之，一定要亲自拜访这位老友。当然了这时候的拜访显然是醉翁之意，目的在于想一睹这位小姐的芳容。

——未完待续——

《天国之殇（二）：太平天国，一场偏执狂们的暴力游戏》

第二十七回 子当继往圣绝学 以为万世开太平（2）

曾国藩借故到了这位朋友家，先是假正经谈一通学问文章，等到酒酣耳热之后才假装不经意问起朋友纳妾之事，并提出想一睹该妾芳容的要求。朋友也是聪明之人哪能不知道曾国藩的醉翁之意，但他熬不过曾国藩的执拗，只好将小妾唤出。

曾国藩见该小姐果然长得貌似天仙，哈喇子流了一地，立即露出男人本色，早就忘了斯文，口中淫词秽语如滔滔江水，尽挑逗之能事。据他日记记载他不仅言语挑逗，还“猥亵大不敬”，估计还伸出咸猪手也不一定。在一边的朋友自然很不高兴，两人还拍了桌子闹红了脸，结果不欢而散。

曾国藩回到家以后，冷静下来才感觉到自己的失态，在当天的日记里他不仅记下了这件事，还大骂自己禽兽不如。

当然这仅有的一个例子不足以表明曾国藩的好色，在他的日记里还有很多这样的黑材料。当时的文人聚在一起，除了谈些诗词歌赋之外，还有一个永恒的话题就是——女人。无非是谁家的媳妇很风华绝代啊，谁家的女儿美丽动人啊，谁家的姨太太很风骚啊，诸如之类。

这一点与我当年念大学时，每天晚上寝室卧谈会上讨论的话题如出一撤，只是我们比较看重效率，直接就略过了诗词歌赋的讨论环节，直奔“女人”这个永恒的主题。偏偏我们学校又是理工科院校，豺狼多而肉少，况且女生大都长得跟烧杯或圆底烧瓶似的个性十足。因此每天晚上卧谈会的话题讨论就有等同于望梅止渴的效果，有时聊得性起以至于欲火攻心，彻夜难眠，到了毕业个个形同枯槁，面有彩色，都是给憋出来的。当然也有面色红润，精神焕发的，这些人大概都属于有肉吃的豺狼系列。

曾国藩的情形大概与我年轻时候的一样，每次兴致盎然的聊完之后，回到家，卧在冰冷的榻榻米上，想着别人的老婆个个如花似玉，貌美如花，而自己孱弱多病的老妻已如昨日黄花，免不了也会欲火攻心，春梦连连。

第二天醒来后，想到自己昨夜所想的那些龌蹉事，便把这些记在日记里，做深刻的自我批评。

我们可以看到，早年的曾国藩似乎并无特别之处，他如同我等屁民一样身上具有很多臭男人所有毛病，应该说那个时候的曾国藩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臭男人。如果依照自己的品行发展下去，曾国藩至多从一个小臭男人发展成一个老臭男人而已。然而曾国藩之所以成为后来的曾国藩，是因为他除了有臭男人所有臭毛病之外还有其他臭男人没有的一种情操，那就是知道反省，知错能改。

曾国藩把自己的劣迹记录在日记里，不是把流氓当个性，把这些糗事当成炫耀的资本，而是他把日记当成了镜子，一面映照着自己污点的镜子。知道自己身上的污点在哪，才有可能抹掉这些污点。

曾国藩记日记的习惯是受到两个人的启发，一个是湖南善化人唐鉴，一个是蒙古正红旗人倭仁。曾国藩刚进入翰林院时，年过花甲的唐鉴作为一名专门研究程朱理学的大师已经深受道光皇帝的赏识。曾国藩以学生的礼仪拜见唐鉴时，唐大师见曾国藩很真诚，又是湖南同乡也就默认了这个送上门的弟子。经过一番交谈，两人一见如故，又趣味相投，师生情谊便油然而生。

曾国藩的真诚求教也换取了唐鉴的信任，他告诉曾国藩修身当以“整齐严肃”，表里如一，“吾日三省吾身”，要经常检讨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检讨自己的最好方式是记日记。日记所记录的一定真实，没有遗漏，深挖自己最丑的最肮脏的私心，不断的检讨自己已达到圣贤的境界。除此以外，唐鉴还教曾国藩以静坐来去除浮躁。

在唐鉴的引荐下曾国藩认识了唐鉴的另外一名弟子倭仁。倭仁虽然师从唐鉴，但他在实践中对自己的要求似乎比他老师还要严格，甚至自己心里一闪而过的私心杂念都要记录在自己的日记里，大加批判。

受到两人的影响，曾国藩在修身、治学上也有了质的改变，这就是他成为宋明理学之后有一位儒学大家的开始，而他对后人的影响至今还未结束。

在这里有必要对宋明理学做一番粗糙的介绍：

宋明理学总的来说传承于孔孟的儒学思想，同时又对儒学进行适应当时社会的改造，改造过程中也借鉴了道家、玄学、佛教的一些思想，形成了宋朝、明朝时期流行一时的哲学思想体系。宋明理学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学术流派：以二程（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以张载为代表的气学；以邵雍为代表的数学（此数学非彼数学）；以陆九渊、王守仁（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

作为都以儒学为基础的学术流派，这四者之间有很多千丝万缕的关系，或相互借鉴，或相互批判，或相互包容。再由这四个学术流派分出的各种支流就数不清了，要说清各个流派的思想主张估计还要写上一篇博士论文。

下面只简略介绍一下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

程朱理学追求“存天理，灭人欲”的至高境界，而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就必须“正心诚意”，以静修身，不断“格物”以获得“致知”。

同样以儒学为基础的陆王心学强调“心即是理”，最高的道理不需外求，而从自己心里即可得到。因此，“天地虽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陆王心学更倡导“知行合一”的处事原则。

有人认为程朱理学的目标定得太高，很难有人修炼到那种境界，因此信仰程朱理学的多是一些“平时静坐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伪君子居多，而相比起来陆王心学更具有普世价值。

从曾国藩早年的修行和后来的处事上看，他似乎杂糅了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精髓，取两家之长，避短两家之短，兼容并蓄，也许这就是曾国藩在儒学上最大的贡献。

除了静坐和写日记之外，曾国藩对自己的要求也相当严格，他特意为自己每天的学习写了一个课程表。

——未完待续——

《天国之殇（二）：太平天国，一场偏执狂们的暴力游戏》

第二十七回 子当继往圣绝学 以为万世开太平（3）

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棋，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如日之升。

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念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

读书不二，一书未读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徒徇外为人，每日以十页为率。

读书，丙申购《二十三史》，大人（老爹）约：“尔借钱买书，吾不惮极力为尔弥缝，尔能圈点一遍，则不负我矣！”嗣后每日点十页，间断不孝。

谨言，刻刻留心，是工夫第一。

养身，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保身，十月十二奉天手谕曰：“节劳节欲节饮节食，时时当作养病”。

日知所亡，每日记茶余偶谭二则，有求深意是徇人。

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耽著，最易溺心丧志。

作字，早饭后作字半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课程，凡事不为待明日，愈积愈难清。
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看官大人看到这个课程表或许很眼熟，没错，念书时我们好像也做过类似的课程表，贴在桌子上或床头，只是渐渐的就成了摆设，时间久了我们还要在上面抹上各种体液。

其实曾国藩一开始也与我等一样，不按课程表学习，静坐时往往很快就呼呼大睡。而曾大人的过人之处就在于能够不断的反省，一旦偏离预定轨道就立即纠正回来。

从曾国藩的事迹我们可以得到几点启发，一是你阁下早年如何流氓成性，只要心存一丝善念，潜心修身，终究也能脱胎换骨成就一番事业。

二是治学、修身都要以耐心和毅力作为基础，我等草民之所以庸碌一生，原因不在于智商的高低，而是我们很容易陷入两天打网三天晒鱼的琐事中无法自拔，以至于把打鱼的正事忘得一干二净，到头来人生终究变成了一场游戏一场梦。

三是固然“人人皆圣贤”是不可能的，然而不能因为我们做不到就不去做，正如太史公评价孔圣人时说的那样，“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如果我们连“心向往之”的期待都没有了，人生必定只是一潭死水。

我们不一定能“达则兼齐天下”，但至少可以“穷则独善其身”，后者也是一种修为。
曾国藩凭着在诗文上的名冠一时以及儒学上的研究成就，使得他在翰林院的官职一路高升。30岁进翰林院；34岁升为侍读；35岁升侍讲学士；37岁被授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39岁正式任礼部侍郎兼署兵部右侍郎；40岁兼署工部右侍郎，当年又兼署兵部左侍郎；41岁兼署刑部左侍郎；42岁兼署吏部左侍郎。

曾国藩从七品小官升到二品大员，用不到十年时间连升十级（每个品级之间有从品和正品，也就是副职和正职）。四年间，轮流把六部中的五部官职都做了一遍，曾大人工作调动之频繁让人目不暇接。

如果曾国藩是某个高官或贝勒的子侄，这样的升官速度也不足为奇，但要知道曾国藩考科举前只是一个农民兼乡村教师的儿子，他仅用几年时间便从盘根错节的官场中杀出一条血路，还能一路官运亨通，这样的升官速度足以让人睁目结舌。

尽管在仕途上一路高歌猛进，但曾大人所任的都是一些闲置，在任上也少有作为，这让湖南他的同窗朋友所不齿。随着鸦片战争中大清国的一败涂地以及全国流民暴动的兴起，这其中两广和湖南的暴乱最为严重，这让以天下为己任的文人们都坐不住了。尤其是湖南的读书人，估计是辣椒吃多了脾气都很具有爆发力，他们在给曾国藩反应湖南乱局的同时也希望曾国藩能挺身而出向道光汇报湖南的乱局，以得到皇帝的重视。

然而当时全国上下遍地狼烟，与曾国藩一样跟皇帝诉苦的奏折堆积如山，皇帝即便连上卫生间的时间都用上都看不完，何况还有一群妃子望穿秋水的在排队等他。因此，对于这种千遍一律的奏折皇帝朱批也就简略了，甚至直接就写两字“已阅”。

寡人念书的时候，老师也常常偷懒只在作业本上写这两个字，寡人拿到作业本之后看到这两个通红的字，失落之情难以言表。想不到熬了一夜，憋了好几泡尿，冒着膀胱炸裂的危险辛辛苦苦写的作业交上去，老师大人竟然连分都懒得打。哪怕认真看一遍，敷衍的圈一下，也好让我知道错在哪里，也让寡人幼小易碎的小心肝得以些许抚慰。这样一来不仅心灰意冷，独立写作业的积极性也受到严重打击，以至于到大学后养成了逢作业必抄的良好习惯。到后来发展到即使自己会写的作业，也要把别人的作业放在左右，如果不这样做本来会写的题目也忘得一干二净。

这是鄙人年少时的囧事，至于寡人现在没啥成就或许就是当年埋下的祸根，年轻人们千万要以我为鉴，方可以明得失。

曾大人收到皇帝“已阅”朱批奏折的心情估计与鄙人当年拿到作业之后的心情如出一撤，除了失落，就是失落。

在曾国藩39岁的时候，道光皇帝终于在举国狼烟的焦虑中驾崩，取而代之的是刚满20岁的咸丰皇帝。咸丰皇帝还很面嫩，但他刚登基时手段还是很老辣的，他阁下立即大手一挥将位高权重的穆彰阿给赶下尊座，让他回家给孙子晒尿布，大有他爷爷除和珅的遗风。而紧密团结在穆彰阿周围的穆党们也就树倒猢狲散，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作为穆党的中坚力量，曾国藩也惶惶不可终日，害怕新皇帝也看自己不顺眼，顺手也将自己撂翻在地。

这时候，正常的做法应该是找个安静的角落静一静，等穆党的风波过后再出来。可是曾国藩却反其道而行之，他直谏皇帝，劈头盖脸对着小皇帝就是一顿狗血淋头的严斥。

他这么做有两个原因：一是新皇帝自己作死。新皇帝登基往往都要摆出一副广纳群言的高姿态，表明自己与历史上的明君一样贤明，让臣工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受够了自己奏折被道光皇帝忽视的苦闷，好不容易上来一位朝气蓬勃的年轻皇帝，曾国藩自然要抓住机会好好表现一下。

二是来自朋友们的压力，曾国藩的朋友们一直指责曾国藩在京师为官十年，却毫无作为。其中罗泽南对曾国藩的批判最狠，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直言曾国藩胆小怕事，贪图富贵，害怕直言皇帝而丢掉官职。作为以天下为己任的理学大家曾国藩来说，这样的职责简直比骂娘还痛苦。

曾国藩受到这样的指责，立即暴跳如雷，加班加点写了一封措词很不客气的奏折，对着新皇帝劈头盖脸就是一段教训。

一是批评咸丰皇帝苛于小节，疏于大计。比如皇帝大人太爱打扮，整天琢磨穿什么样的衣服这种小事，而对一些国家大事却充耳不闻。比如派往广西缴贼的人员太过敷衍，像姚莹这样的人威望虽高，但也只是“泛泛差遣委用”，资历太浅薄，却委以办理粮台大任。

二是批评咸丰皇帝“徒尚文饰，不求实际”。皇上继位年余，一开始还表示广开言路，对于臣工奏折，有好意见的将给予奖励。结果对大多奏折敷衍以‘无庸议’三字了之；即使有奖许的，也只是做做样子，毫无实际效果。如，“手诏以褒倭仁，未几而疏之万里之外；优旨以答苏廷魁，未几而斥为乱道之流”。这都是皇上“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的表现。

三是批评咸丰自食其言，刚愎自用。皇上继位之初，曾经公开宣称要“以用人与行政并举”，但近来却连下谕旨，“皆曰‘黜陟大权朕自持之’，不容臣下‘更参末议’”。这是皇上的失信。何况，前线战事紧急，广西军务大计只由皇上一人独断专行，实为不妥。

奏折写到最后，曾国藩还不忘警告皇帝大人如果不听忠言，一味骄矜处世，那么，满满地皇帝便会觉得直言者面目可憎，奸佞之臣和蔼可亲，社会官场的一些毛病也会继续蔓延，流毒天下。

刚过叛逆期的皇帝大人看了曾国藩的奏折，像是后脑勺被人敲了一闷棍一样，立即火冒三丈，将奏折摔在地上，随即招唤军机大臣进来，要将曾国藩抓起来，砍掉他的鸟头。

大学士祁隽藻、左都御史季昌芝两人见皇帝龙颜大怒，急忙进来安抚，他们说：“曾国藩虽然言辞激烈，但也是一番忠心为国的好意，‘主明臣直’，只有像皇上您老人家这样贤明的君主，才有曾国藩这样正言直谏的臣子” 。

两人这一顿马屁拍得咸丰皇帝都有点飘飘欲仙起来，他阁下随即免了曾国藩的死罪。咸丰皇帝表示自己的虚怀若谷，还假装很赏识的表扬了一下曾国藩，表扬之后又降了一道旨把曾国藩对自己的指责硬生生的挺了回去。

曾国藩此次进谏虽然对皇帝的作用不大，还差点小命不保，但他总算在朋友面前挣到了面子，表明自己并非庸碌无为之辈。面子是挣到了，但他也因此感到了后怕，倘若皇帝大人血性再大一点，一刀将自己剁成两截，那就坏菜了。

1852年（咸丰二年）曾国藩被授为江西省乡试正考官，这对于在京师伴君如伴虎的曾国藩来说，这是求之不得事，他也想趁此机会回湘乡老家看看。只是刚走到安徽太湖县便惊闻母亲江氏去世的噩耗，曾国藩立即向皇帝请假，也不等皇帝批假，就匆匆往老家飞奔。

此时的曾国藩不会想到，这一次回家成为了他辉煌的军事生涯的起点。

——未完待续——

《天国之殇（二）：太平天国，一场偏执狂们的暴力游戏》

第二十八回 曾国藩编练湘勇 审案局肃清长沙（1）

曾国藩在九江登船，沿长江逆流而上，他行至汉阳时遇到死守在此的湖北巡抚常大淳。

此时太平军已经从长沙撤围，杀向湖北境内，如果继续走水路免不了要成为太平军的瓮中之鳖。曾国藩只得改走陆路，取道湘阴、宁乡回到湘乡。

据唐浩明的小说里叙述，曾国藩在这期间还被罗大纲逮起来，逼他给太平军写布告，幸好得到武林高手康禄先生的拔刀相助才得以脱身。唐先生显然是为了他小说的好看，特意加上这段演义，事实上没有史料证实曾国藩被罗大纲逮过。

在离家十二年后回到家乡，虽然家还是离开时候的家，只是人已经不在了，逝者如斯，曾国藩自然悲痛万分。想当年在孤灯下为自己的远行缝缝补补的慈母，如今已经是人去屋空，老父亲已是满头白发，此情此景让曾国藩唏嘘不已，在亲情面前任何功名利禄都已无足轻重。

在曾国藩守丧期间，太平军就如同一场来势汹汹的瘟疫，风卷残云般在湘鄂一带扫荡。先是从长沙杀向岳州，再克武昌，一路摧枯拉朽，清军溃烂如泥。太平军凌厉的势头让咸丰皇帝脊背上直冒凉气，绿营军的无能也在太平军的攻城掠地中被一览无余。

更要命的是受到太平天国起义的感染，各地种类繁多琳琅满目的起义团体也纷纷出炉，都想趁着太平天国起义的热劲顺手杀个人，打个劫，放个火。

迫于形势咸丰皇帝接受了群臣的建议，准许各省编练团练，以阻止各地叛乱像瘟疫一样蔓延的势头。当时兴办团练的省份并非湖南一省，几乎有叛乱的省份都开始兴办团练。每个省委派一个团练大臣统领该省团练事务，团练大臣先后有42人，其中包括安徽的吕贤基（就是前文写到的在集贤关兵败投水的那位仁兄）、江苏的季芝昌、直隶的孙葆元、河南的周之琦、山东的梁萼涵、浙江的戴熙、江西的程焕采、贵州的唐树义、福建的廖鸿荃。

当然了，每个省都不止一个人，这里只列出一个代表，也不需要知道谁是谁，因为在此后与太平军的较量中，他们连上场露脸的机会都没有，即便能上场的都是跑个龙套的角色而已。

在湖南，领团练大臣头衔的是当时的湖南巡抚张亮基，受到朝廷内唐鉴等人的举荐，曾国藩被委任以帮办团练大臣。任命下来时，曾国藩的母亲并未下葬，曾国藩也以热孝在身为由回绝了这次任命。

按照当时的礼制，在三年的守丧期间不得出任朝廷任何公职，如果朝廷迫于形势需要非让你阁下出山不可，这叫夺情，历史上最有名的夺情事件有两件。

第一件是明朝时候的张居正夺情事件。他老人家回家守父丧没多久，就让太监冯保假传圣旨（当时皇帝还是上幼儿园的年纪）招自己回京主持政事。反对张居正回京的人都被打了屁股（廷杖）这事后来一直被后人诟病，成为张居正辉煌人生中的污点之一。

第二件就是曾国藩了，以当时的形势，要让曾国藩在家守孝三年再出山，估计到那时咸丰皇帝坟头长出草都可以乘凉了。曾国藩之所以得以夺情出山，不仅有唐鉴的推荐，还有左宗棠、江忠源、郭嵩焘等人做的思想工作不无关系。

郭嵩焘（他阁下当时也丁忧在家）作为曾国藩毕生的挚友之一，他亲自来到曾国藩府上做他的思想工作，他先是给曾国藩猛灌迷魂汤，再给曾国藩送上两人好友周寿昌的亲笔信，信上说朝中恭亲王奕、内阁学士肃顺都向皇帝大人举荐曾国藩。

曾国藩一开始拒绝出山，一是害怕太平军势力太大没有必胜把握，被郭嵩焘一顿迷魂汤猛灌，加上马屁一顿猛拍，弄得曾国藩信心飙升。二是如果出山办团练，想要办得风生水起势必要得到朝廷的支持，现在有朝廷内两位重臣的举荐，曾国藩这方面的顾虑也打消了。

曾国藩决定出山，那年他42岁。

1853年1月30日，曾国藩与郭嵩焘招集原来已经在湘乡编练了1000湘勇的罗泽南、刘蓉、王錱、朱孙诒等人奔赴长沙。曾国藩一行人来到长沙时，早有左宗棠、江忠源、张亮基等人恭候。

巡抚张亮基虽非大将之才，但他知人善任，后来的中兴名臣大都在他麾下干过。他自知自己才识浅薄，便将办理团练的事务交由曾国藩全权办理，曾国藩也从帮办团练大臣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团练大臣。

要知道，当时的团练要发展成后来的湘军，还有十万八千里。团练的主要任务只是剿杀当地叛乱，如果还有闲暇再上街抓抓流氓、抓捕盗贼之类，其性质只相当于现在的保安公司兼民兵组织，只要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行，至于打仗这种事有技术含量的工作还是要交给绿营或八旗兵去干，至少当时的咸丰皇帝就是这么设想的。

只是曾国藩的计划完全超出了咸丰皇帝设想的范围，在走马上任的第二天，曾国藩就给皇帝大人写了折子，说自己要在编练一支能与“洪杨逆匪”抗衡的劲旅。在各地官员一片消极的奏折中，咸丰皇帝难得见到像曾大人这样有上进心的折子，皇帝很高兴的在曾国藩的折子上朱批几个大字“悉心办理，以资防剿”。

得到领导的批示，曾国藩也就信心满满，他随即大张旗鼓的开展湘勇的编练工作。他先将从湘乡带来的1000人马分为两营，分别由罗泽南和王錱统带，并由他岳麓书院的老同学黄廷瓒在巡抚衙门傍边设立“湖南审案局”，专门审理处决湖南境内叛匪。

这个赫赫有名的“湖南审案局”就是后来曾国藩被称为曾屠户的屠宰场。

太平军席卷湖南而过，湖南就像经历过一场暴风雨，境内的各种叛乱组织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自立山头，在造反行业中展开创业浪潮。在当时的湖南，只要是个四肢健全，有理想，有追求的小伙子，到自力更生的年纪，你阁下还不加入或自己弄一个造反组织，老百姓们都为你着急。

与现在的创业热潮如出一撤，为了增加品牌号召力，当时初创的各种堂会或山寨组织的名字都很有个性，如济党、沙包会、棒棒会、徵义堂，还有天地会、哥老会就不必说了。

其中沙包会是由一个王萧氏的女人创立，为什么叫这名字不得而知，估计该小姐是做豆沙包起家的吧。

在这创业浪潮中，老字号天地会作为行业的领头羊依然屹立不倒，而其他创业公司为了傍这家百年老店的大腿，与天地会之间业务上的交流也很密集。

——未完待续——

《天国之殇（二）：太平天国，一场偏执狂们的暴力游戏》

第二十八回 曾国藩编练湘勇 审案局肃清长沙（2）

曾国藩到长沙不久，道州天地会何贱苟就举起义旗攻打县城，曾国藩急忙将王錱、刘长佑带兵前去围剿。只是王錱出发不久，衡山、攸县、桂阳、安化、永州等到的各个堂会的星星之火又四处冒烟。曾国藩面对这样的乱局，他的应对也很简单，他每天做得最多的单调的不断重复的工作就是——杀人。

他下令审案局和团练兵勇们，但凡捉到的会堂或者与会堂有联系的盗贼、土匪，一律处斩，不容姑息。捉住一个杀一个，捉住一对杀一双，凡是能捉住这些坏分子的团丁一律有赏钱，捉住一个土匪的赏五两纹银。

五两银子已经算不少了，一年能捉住两三个，生活基本有保障，捉住四五个生活基本奔小康，捉住十个以上便可以步入中产阶级行列，当然了多多益善。湘勇们很快发现参加团练不仅有保底工资，还有这么丰厚的提成，这俨然是勤劳致富的不二法门。

农民们是很朴实的，跟着谁有肉吃就跟谁，管你是什么阶级什么政党，管你有什么为人类解放事业的伟大梦想，管你什么思想什么主义。吃饱了饭，什么思想、主义都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在饥饿面前任何主义都是臭狗屎。

只是有时候农民的这些朴实的想法被有些人利用，如洪秀全者流，他们不仅会吐出一些“无一不温饱”的彩色泡泡，还会在这些泡泡后面画一个大饼。当有一天他们屁股坐上尊座时，也是彩色泡泡破裂的时候，那时人们才会发现连大画饼也不见了，取而代之是一张大白脸。

农民也不是天生造反的料，他们即使造反目的也只有一个——活下去。有饭吃，谁还吃饱了撑的整天琢磨怎么造反，只有吃不饱才会造反。照现在的形势来看，与其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去参加革命，还不如拿着高薪参加反革命集团。

任何有趣的事干多了就会变得索然无味，杀人这种事也不例外，单纯的杀人是一件很没有意思的事。曾国藩为了把这件事办得有新意，他想出了一个法子，他让人制造出一批木笼，杀犯人之前先把犯人关进木笼里，拉到街上做巡回展览，以扩大震慑的效果。按照剧情的发展，在犯人游街的时候还应该被路人仍一些诸如西红柿臭鸡蛋之类，这样一来就更能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了。

有时犯人游完街之后，也不放出来，直接把犯人留在笼子里活活饿死，也省去了砍完头还要磨刀的麻烦。

曾国藩的严刑峻法确实在湖南的造反行业中起了很大的震慑作用，但他也因为其手法之残酷，杀人之多，被百姓授予“曾剃头”和“曾屠夫”的光荣称号。

在湖南民间，谁不知道“湖南审案局”就是一个煎炒烹炸无所不用其极的阎罗宝殿， “湖南审案局”俨然成为了只见走着进去，横着出来的屠宰场。

也因为杀人太多，连审案局里的一些工作人员都因为心里压力太大，辞掉了这份高薪工作，宁愿回家种地。

曾国藩的雷厉风行，快刀斩乱麻的作风很得张亮基的赏识，张巡抚多次给皇帝大人打报告表彰曾国藩有胆有识，工作干练。皇帝大人龙心大悦，他向来对湖南叛匪恨之入骨，曾国藩一来便大刀阔斧一阵猛砍，让湖南的面貌焕然一新，看来书生确实可用。

曾国藩得到皇帝大人的表彰，自然是信心爆棚，杀人的屠刀抡的呼呼作响。据不完全统计，在近四个月内，在审案局切掉的脑袋就有137颗，这还不包括湘勇外出办事时将叛匪们就地正法的数量。

有些同学可能疑惑，太平军与清军一仗下来就有成百上千颗人头落地，曾国藩才杀一百号人何至于得以曾剃头的恶名？

要知道在战争时期，成百上千颗人头落地确实是常事，但曾国藩的湖南审案局是以审案的名义杀的人。作为法治社会的大清王朝，通过司法程序杀人不是很容易的，现在的电视剧最恶劣的地方就是某位高官因某位草民犯了一点小事，动不动将之投进死牢，要治他死罪。

其实在古代，要判某人死刑需要经过非常严格的司法程序，这期间不仅要确凿的证据，证据还要经得起嫌疑犯律师（古称讼师）的质证。即使证据确凿，嫌疑犯被判了死刑，每年八月中旬还复审一次，是为“秋审”。如果是秀才以上的读书人，要判处死刑还要经过学政衙门的批准，此后还要经过大理寺（最高法院）或皇帝本人的勾决（就是要皇帝大人在死刑犯人名字上打勾）。如果秋审之后证据确凿，确认无误，皇帝又打了勾，才能执行死刑，是为秋后问斩。

而曾国藩竟然没有经过这些司法程序，又没有司法特权（如获赠尚方宝剑之类），竟然逮一个杀一个，其大胆程度可想而知。

曾国藩之所以敢这么干，一是他认为会堂的叛乱已经属于战争性质，这时候杀人就不应该按照正常的司法程序。二是曾国藩虽然没有司法特权，但省委书记张亮基和皇帝大人都已经首肯了他的行为，曾国藩也就无后顾之忧。

直到发生了一件事，让曾国藩本来风生水起的平叛事业受到了很大的考验。

武昌失守后，偷懒的徐广缙被皇帝大人一脚踢下湖广总督的尊座，而接替他位置的正是张亮基。张大人走后，湖南的大小要职也焕然一新，湖南巡抚一职又回到了骆秉章手里，布政使徐有壬，按察使陶恩培都是新面孔。

失去了张亮基这棵大树，曾国藩成了一个尴尬的存在，他不是地方官，也不是钦差大臣，就连以前吏部左侍郎的虚衔也没有了。团练大臣的名字虽然好听，但说白了此时的曾国藩就是一个民兵组织的总教官。更要命的是新上任的骆秉章、徐有壬、陶恩培等人根本就不买曾国藩的账，让他哪凉快上哪呆去。

失去了省委书记、财政厅、公检法系统的支持，曾国藩编练团练的事业也变得举步维艰。省委书记不支持，很多工作不能开展；财政不支持，团练的供给就得不到保证；公检法不支持，剿办叛乱的工作也将受阻。

接下来突发的一件事几乎把曾国藩推向崩溃。

在原来张亮基任省委书记的时候把军政事务一起交由曾国藩办理，曾国藩不但要编练团练，顺手把绿营兵也一起训练，但是绿营兵作为当时的正规军由湖南提督鲍起豹统领。张书记还在湖南的时候，鲍起豹就对曾国藩干涉他的绿营兵心存不满，但碍于张书记的支持，鲍提督与曾国藩之间也就相安无事。

——未完待续——

@人在江湖不由 2015-07-01 09:56:48
楼主，天天来刷屏，望眼欲穿，还是没等来，穿越时空了吗？能坚持下来吗？
-----------------------------
最近工作较忙，对不住大家

《天国之殇（二）：太平天国，一场偏执狂们的暴力游戏》

第二十八回 曾国藩编练湘勇 审案局肃清长沙（3）

时值盛夏，酷暑难耐，曾国藩编练团练向来严格，尽管天气恶劣也照例安排正常操练，当然绿营兵也不能例外。

长沙协副将清德向来对曾国藩干预绿营兵事务心怀不满，趁着绿营兵对酷暑操练的反抗情绪，他阁下以给自己小老婆开生日派对为由拒绝参加操练。大部分绿营兵受清德的拉拢，也去参加寿宴，只有塔齐布带着一队人马前来与曾国藩会操。

塔齐布是满人，生性骁勇，人又老实，办事认真，他刚在长沙保卫战中因为英勇善战从一个三等侍卫升为游击。曾国藩的赏识很赏识这个办事认真可靠的年经人，并将他聘为团勇教师。

绿营兵的偷懒让曾国藩火冒三丈，他立即挥笔写折弹劾清德，说清德工作积极，无故旷工，懒散成性。清德暴跳如雷，他立即跟自己的领导提督鲍起豹诉苦，控诉曾国藩不体恤和虐待士兵，让士兵在酷暑中操练，塔齐布谄媚曾国藩，破坏绿营制度，私自带兵与练勇会操。

鲍起豹这个莽夫本来也对曾国藩有怨气，一听清德的控诉，气得七窍生烟，他让清德带绿营兵去找塔齐布算账。绿营兵来到塔齐布营帐前，因为群情过于激奋，便将塔齐布的营帐团团围住，准备杀入营中。曾国藩眼看绿营兵闹得太不像话，便出来阻止。绿营兵眼看曾剃头晃着大脑袋在军前大声呵斥，更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一点也不给曾大人面子，完全不理会曾大人的呵斥，众人一起拥入塔齐布营帐中，将营房里的东西砸了个稀巴烂。

捣毁塔齐布的营帐之后，绿营兵觉得还不过瘾，趁着雄性激素飙升的势头，顺道杀入曾国藩团练大臣的公馆，混乱中绿营兵的鸟枪一顿猛射，曾国藩、塔齐布两人乘乱灰溜溜从后门逃出公馆，差点就被绿营兵的鸟枪射一脸的蜂窝煤，样子十分狼狈。

好在只有几名随从受伤以外，没有人在这场纠纷中被打死。

要知道与团练大臣公馆一墙之隔的就是骆秉章的巡抚衙门，团练大臣公馆里鸟枪轰鸣，骆秉章不可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而他阁下的反应是——不做任何反应。

直到曾国藩狼狈逃出来，骆大人觉得曾大人这回出糗已经够大了，他才假装匆忙的从衙门里出来。眼看曾大人灰头土脸，骆大人一句慰问也没有，只要求绿营兵中的闹事者跟曾大人道个歉之后便不了了之了。

这件事的反生让曾国藩的心碎成了渣，但又无可奈何，他一来无实权，二来受到湖南官场的白眼。走投无路的曾国藩想到了离开长沙，离开这个让他尴尬的破地方，但是去哪呢？这是个问题。

衡州，对，这是个好地方，衡州不仅是欧阳夫人的老家，也是曾国藩早年求学过的地方，这里是湘江和蒸水的交汇处，其繁华富庶仅次于省城长沙。

受到各种会党和叛乱组织的袭扰，衡州知府陆传应早就焦头烂额疲于应付，曾国藩的到来自然给他减轻很多压力。他对于天上掉下个曾大人也是礼遇有加，听说曾大人要来衡州，陆知府早就带着文武屁颠屁颠的来到城门外恭候。

得到了在长沙时被千夫所指的教训，曾国藩也学了乖，虽为朝廷二品大员，但在从四品的陆知府面前，曾大人非但没有摆谱，反而与陆知府以兄弟相称，两人的关系也搞得其热融融。

曾国藩先是将把演武场设在衡州西面蒸水滨的西门演武场，这演武场号称是当年平西王吴三桂在衡州称帝时建设的，场面宏大，不仅有阅兵台和行署，还有一座大祠堂。

虽然在长沙编练团练时很是热闹，但大部分时间都忙于操练和镇压叛乱上，因此招募工作一直没有进展，况且曾国藩认为兵贵在于精而不在于多，到衡阳之后他的团练队伍仍在一千多人左右。这一千多人数量虽少，但是曾国藩手下聚集的猛将越来越多，有罗泽南、鲍超、王錱、李续宾、李续宜、江中济、曾国葆等人，但这个阵容还算不上豪华，后来还会有几员猛将加入，这些后文再说。

先介绍一下以上几位同志：罗泽南，字仲岳，号罗山，湖南双峰县人，一生颇为传奇，他只有小学文凭，却是享誉湖南的理学大家。罗泽南十九岁，应童子试不售（考初中没考上，后来33岁中秀才），罗小朋友似乎没有了耐心或者是不愿成为八股的玩物，毅然决然的回家开馆授徒，当起了民办教师。

罗老师教书的方法与别人很不一样，罗老师不仅能够响应当时应试教育的要求，课外时间还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除了四书五经等正科以外，他还很注重教学生“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可以这么说，当时的罗老师将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统筹兼，把两种教育方式顾完美结合在一起。

作为一名声名在外的特级教师，光有良好的教学方法是不够的，名师之所以位名师，能教出高徒的名师才叫名师。在罗老师的学生名单里，能列出的高徒人数足以组建一个足球队。

其中有王錱、李续宾、李续宜、李杏春、蒋益澧、刘腾鸿、杨昌濬、康景晖、朱铁桥、罗信南、谢邦翰、曾国荃、曾国葆等人成就最高。这些人虽为书生，但在此后与太平军的较量中显示出了非凡的军事才华，也许这与罗老师平时的素质教育不无关系。

特级教师罗泽南，以别具一格的教学方法和高徒辈出的教育成果被时人赠以“湘中一代宗师”的光荣称号，也算是实至名归。只是罗老师的才能并非只限于在教育界的那点成就，作为湘军的创始人之一，罗泽南在编练团练（当时称“湘乡勇”）时，因有儒将之风而此后被士兵们称之为“湘军之母”。

尽管他驰骋疆场的时间只有几年，但就在这几年中，罗将军在一系列战役中立下的彪炳战功足以表现出了他非凡的谋略和胆识，这些后文将会一一说到。

王錱，字璞山，湖南湘乡人，罗泽南的得意门生，湘军创始人之一，据说他阁下三岁就能背诵经文。可见念经书也要从娃娃抓起，王小朋友十岁进私塾读书，平时也不跟别的小朋友丢沙包、掏鸟窝、揪小女生的小辫子，他每天做的事就是呆呆的坐在教室里背诵课文（“常危坐终日不出，诵览不辍”）。

王錱十四岁时就有了凌云的壮志，还在自己家的墙壁上刻下表明自己志向的文字：“置身万物之表，俯视一切，则理自明，气自壮，量自宏。凡生死祸福，皆所不计也。”可见当时王小朋友的气魄。

记得我小时候也在自家墙壁上刻过字，因此被我爸爸一顿狂扁，可见在万恶的旧社会就这点好，随处都可以乱涂乱画，而不用担心爸爸会扇耳光。如果我爸爸当年不扇我，说不定我也能有所成就呢，当年我在墙上具体写了什么我早忘记矣，大概是一些诅咒我们班的某位小朋友撒尿时忘记脱裤子之类的话。

也许就是因为王錱 “置身万物之表，俯视一切”自我感觉良好的态度，使得他在后来与曾国藩的相处的很不愉快。可能就是因为两人的过节，曾国藩出征的时特意把他撂在家，让他回湘乡募勇。当然了，自视甚高的王錱也不愿意干这种后勤的工作，便投靠到骆秉章麾下。

在后来的江西战场上，王錱的部队也表现得异常骁勇，1857年5、6月间几次大战中，王錱以几十人伤亡的代价干掉太平军一万多人，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因为王錱的勇猛，太平军赠送给他一个光荣称号叫“王老虎”。


——未完待续——

《天国之殇（二）：太平天国，一场偏执狂们的暴力游戏》

第二十八回 曾国藩编练湘勇 审案局肃清长沙（4）

李续宾，字如九、克惠，号迪庵，湖南湘乡人，罗泽南学生，小时候家庭贫寒，靠贩卖煤炭供弟弟李续宜读书。估计是他阁下经常搬运煤炭，肱二头肌很发达，他不仅臂力过人，也很善于骑射。

有很好的臂力是骑射的前提，但有好的臂力不一定善于骑射，像李逵、鲁达这种莽夫虽然臂力惊人但是只会干抡板斧禅杖这类粗活，射箭这种细腻活他们干不了。

李续宾既是个读书人，也有一点武学功底，可谓文武全才。曾国藩麾下能人辈出，但不是像罗泽南这样文弱书生就是鲍超这样有勇无谋的武夫，能想李续宾这样的文武双全还是很难得的。

李续宾是一位难得的儒将，他不仅以忠孝礼义要求自己，也以此要求士兵。更难能可贵的是每战之后，将士论功行赏时他却沉默不语，尽量保持低调。所得的俸禄不是寄回家就是分发给手下将士，为此李续宾所率的部队同心同德，大小六百战，无攻不克。

可李续宾也有其黑暗面，在持续一年多的九江之战中，李续宾以极大的代价攻克九江之后，他放任士兵在九江城内展开血腥屠杀，不仅将林启荣的1.7万守军屠戮殆尽，还殃及许多无辜的平民。此举不仅开了湘军屠城的先例，也成为了李续宾毕生的污点。

曾国荃，字沅甫，曾国藩九弟，俗称曾老九，罗泽南学生之一，因为他阁下擅长挖壕围城，太平军亲切的称他为“曾铁桶”。

曾国荃比曾国藩小13岁，或许是因为年轻，或许是因为性格差异，或者是因为所受教育程度的不一样，曾国荃与曾国藩比较起来总是会多一分血性，多一分叛逆，多一分豪爽，少一分稳重和智慧。

曾国荃的军事才能毋庸置疑，他是湘军中最勇猛的将领之一，但与罗泽南、胡林翼、李鸿章、左宗棠这些猛人比起来，他在政治上的作为就显得很是粗鄙，也幸好他有曾国藩这样一位哥哥，弥补了他很多短板。

曾国荃虽然骁勇善战，又是攻陷安庆、天京的第一号功臣，后来还官至礼部尚书、两广总督和两江总督，但是后人对曾国荃的评价不算高。这估计与曾国荃的个性不无关，他因为在安庆、天京的滥杀也享有他大哥一样“剃头”的称号，其贪财好色的恶名也让他的名声大打折扣。

与湘军的其他部队纪律严明不一样，曾国荃的部队向来目无法度，只要攻陷一座城池，曾老九就会大开杀戒，烧杀抢掠无所不干。别人要是这么干，早就被曾大人枪毙几个来回了，只有曾老九不仅没有受到老哥的制止，还趁老哥不备猛发战争财。

可见，想要发国难财，光有能力还是不够的，关键还要有一位在朝廷内位高权重的好哥哥。

有些同学很好奇，同住一个屋檐下的两兄弟，差别为什么就这么大呢？

曾国藩不瞎，更不傻，他当然知道老九干的这些破事，但他没有下定决心制止这种行为，自然有他的考虑，什么考虑？后文我们再慢慢分析。

鲍超，字春霆，四川奉节人，湘军第一武将，绿营兵出身。他小时有家庭赤贫，五岁老爹就过世了，与当别人奶妈的母亲相依为命。现在说某人贫穷都用家徒四壁来形容，这不算最穷的，至少还有四壁，但是鲍超小时候连家都没有，当然就没有四壁。鲍超和母亲只能住在红岩洞里，以捡煤、帮别人挑水为生。

迫于生活压力，鲍超的母亲改嫁给了一位军人，这位军人也是鲍超的堂叔鲍昌元。在当时没土种，又无书可念，参军就成为了养家糊口甚至发家致富的热门行业。受到堂叔（继父）的影响，鲍超从小练习武艺，争取以后也能上战场，从事这份杀人放火的光荣职业。

经过风雨无阻的潜心修炼，鲍超终于进入军队行业，光荣成为了成为了向荣麾下“川勇营”的一名炊事员。估计是他阁下川菜做得实在太好，又五大三粗，终于得到了一个转正机会，成为一名兵勇。

根据唐浩明先生的小说里叙述，鲍超跟随向荣在广西转战时落了单，还走了梅花运，结识了一名广西女孩，两人你情我愿喜结连理，恩恩爱爱好不高兴。他本来想到金陵去投靠向荣，只是在湖南时身无分文。一文钱难倒英雄汉，鲍超实在没办法，想起要把自己媳妇给卖了。

签字画押之后，钱也给了，发票也开了，人家来取货（鲍夫人）的时候，鲍超突然又反悔。人家肯定不干，快到手的小美人又飞了，这还了得，立即将鲍超拿下，捆成粽子移送官府。押解过程中正好被曾国藩遇见，曾大人见鲍超一表人才，立即让人解开绳子，还让鲍超耍几道拳法，果然是个练家子，就让鲍超在军中当教练。

以上故事纯属虚构，若有雷同肯定瞎编。

唐浩明先生小说的素材来自于野史，英雄配美人，这是野史演义的一贯路数，唐先生为了自己的小说写得好看，引用了这段演义也无可厚非，但作为一本正经写史的，本文不使用野史材料。

咸丰四年（1854年）鲍超加入曾国藩洞庭水师，成为一名哨长，开始了他湘军的生涯。在以书生为主的湘军将领中，大字不识的鲍超不仅成为湘军的主力之一，他在战争中表现出来的忠勇彪悍也是湘军中绝无仅有。

从一名文盲小兵靠着军功获封子爵，也只有鲍超这样的猛人能做到。

鲍超一生参与500场战役，身上的创伤也有108处，可见其生命力之顽强。

以上是曾国藩早期在衡州编练壮勇的主要班底，其他几位配角恕不隆重介绍了，涉及到的再做补充。后面也还有几位重要角色等待出场，暂且让他们先热热身，待他们粉墨登场的时候再做介绍。

——未完待续——

@人在江湖不由 2015-07-07 10:52:06
再一个问题就是湘军几次想拥立曾国藩造反的事？曾国藩有没有想法？请楼主分析一下
曾国藩还是没袁世凯时机成熟？
-----------------------------
后文会说到，稍安

《天国之殇（二）：太平天国，一场偏执狂们的暴力游戏》

第二十九回 衡州府名将云集 罗泽南首战江西（1）

乔迁之后，自然要与在长沙时有所不同，原来 “湖南审案局”名声太臭，干脆改成了“钦命团练大臣曾统辖湖南湘军总营务局”。后来曾国藩一琢磨似乎又有所不妥，皇帝批复的奏折里只给自己署“帮办团练大臣”的头衔。团练大臣名义上还属于省委书记骆秉章，自己擅自把“帮办”去掉还把“团练”改成“湘军”，这就有猪鼻子插大葱装象之嫌，这也容易给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坏分子以口舌，也可能引来朝廷的猜忌。

思来想去还是把改回原来的“湖南审案局”，名声臭就臭点，也比被别人揪小辫子强。

名字没改，但是办事风格要大刀阔斧的改一改，像之前那种三天磨刀两天杀人的方式是练不出一支足以与太平军抗衡的军队的。

原来的练兵制度不够完善，要改；原来一千多人的练勇也太少了，需要增加招募；练勇增加之后，将领也稍显不足，也需要增加。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军队扩充之后粮饷从哪里来？

当时的官方团练虽是用于军事目的，但与早年大地主们组织的私人团练没有什么两样，钱多就多练，钱少就少练。唯一不同的是地主们没钱可以不练，全看能力大小，但是曾国藩的官方团练就不一样，皇帝下的是死命令，有钱要练，没钱想办法弄点钱也要练。

不能抢劫银行，不能非法集资，没有高利贷可借，没有天使投资人。钱从何处来？这又是个问题。

这些问题让曾国藩很头大，每次出现难题的时候，曾国藩都会想到两个人，如果有这两个人在他身边，也不至于这样苦闷。

这两个人是曾国藩毕生的挚友——郭嵩焘、刘蓉。

郭嵩焘，字伯琛，号筠仙，湖南湘阴人，湘军创始人之一，中国首位驻外使节，号称是唐朝名将郭子仪的后裔。郭嵩焘早年的经历与曾国藩如出一撤，但比曾国藩要牛得多，他比曾国藩小7岁，17岁中秀才，19岁中举人，1847年（咸丰二年）29岁的郭嵩焘考中进士二甲第三十九名，获选为翰林院庶吉士。

只是很不巧，他的翰林院庶吉士屁股还没坐热，家里双亲相继去世，他只能回家丁忧，直到曾国藩也回湖南跟他一起丁忧。郭嵩焘在湘军中主要担任总后勤部部长的角色，湘军创立前期，在没有官方提供供给的情况下，大部分粮饷补给都是郭嵩焘在后方筹备的，因此，郭嵩焘也被称为湘军的“财神爷”。

刘蓉，字孟容，号霞仙，他是湖南湘乡人，却属于桐城派古文学家，与曾国藩是老同学。与罗泽南一样，刘蓉似乎对科举兴趣不大，但他却以一介书生先后辅助曾国藩、骆秉章两位大人建立不朽功勋而高升巡抚之职，可见其才智非同小可。

刘蓉更为后人所知的还是他在文学和思想上的成就，在他的《养晦堂文集》中对宋明理学思想“气学”、“理学”做了新的解释，并把两者对立统一起来。他认为“所谓气者，乃天地阴阳之气而人得之以有生者也。所谓理者，乃乾坤健顺之理而人得之以为性者也。故自天地观之，则气之与理举属天下公共之物”，这与张载的“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以及程朱理学的理是宇宙万物的起源都有所不同。

刘蓉这与曾国藩杂糅心学与理学的路数不谋而合，两人都主张做学问要将经世致用。

一筹莫展的曾国藩分别给郭嵩焘、刘蓉、江忠源、陈士杰几位老友各写一封信，阐述了自己面临的处境，分析了当前的困难，怎样使反革命事业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呢？还得请教诸位仁兄。

经过往来书信的一系列探讨之后，郭嵩焘答应回湘阴募集粮银，本来还忸怩的刘蓉终于同意出山当曾国藩的幕僚。此时的江忠源刚任湖北按察使，作为楚勇的创始人他当然明白曾国藩创立湘勇时面临的这些处境，他很支持曾国藩扩大湘勇规模的想法，然而他也指出曾国藩此举势必会遭到朝廷的猜忌。咸丰帝原来的想法只是让曾国藩这一票团练大臣在当地兴办的团练，团练的人数只要控制在足够镇压当地的叛乱就行，他压根就没有想过让这些汉人编练一支军队。

曾国藩深知江忠源刚在南昌保卫战中立下赫赫战功，正受到皇帝大人极大的信任，如果由他代为上奏表明自己要编练一支军队的想法，那样皇帝大人也会容易接受。江忠源一直苦于楚勇人数太少，曾国藩的想法与他不谋而合，他自然乐于代劳。

前期工作都安排妥当之后，就甩开膀子干吧！

经过一个多月的招募，湘勇的人数迅速增加，这时候加入的有曾国藩的老同学李元度的平江勇500人，李续宾、曾国葆、金松龄的湘丁2500人，江中济、邹寿漳新宁、宝庆壮勇1000余人，这些人与长沙带来的原班人马共5000余人。

湘勇是不少了，但是将领还稍有欠缺，曾国藩想起了在长沙时的塔齐布、杨载福、周凤山等人，随即给骆秉章写信把这三个人调到衡州来。骆秉章与曾国藩本无太大的过节，只是他不喜欢曾国藩雷厉风行，目无领导的态度。曾国藩很识趣的搬到衡州之后，他也乐得清静，这几个人在绿营中的作用也无关紧要，因此就很爽快的答应了曾国藩的请求，这样可以卖给曾国藩一个顺水人情。

曾国藩将5000人马分为10个营，分别由塔齐布、罗泽南、王錱、李元度、杨载福等人统带，并制定了严格的军规，让他们日夜操练。这让本来防守脆弱的衡州府一时声威大震，最高兴的还是知府陆传应。

见过了太平军围攻长沙的疯狂，他知道仅靠他手下几名芝麻绿豆的小兵保卫这座偌大的城池是远远不够的，不要说太平军这帮杀人不眨眼的疯子，但凡来一小撮绿林好汉都有可能杀进城来将他剁成饺子馅。现在好了，有曾大人这支军威严整，纪律严明的湘勇，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安全！

想到这，陆知府一高兴，将府库了的10万两存银都搬出来，让曾大人随便用。曾国藩本来已经开始打算啃树皮煮皮带了，陆知府豪爽的这一手让他感动不已，他也更加敬重这位小他几个等级的芝麻小官。

不久之后，郭嵩焘在湘阴筹备的20万饷银也陆续到账。

有钱了，赶紧练兵吧！然而现在问题又来了，怎么练？这也是个问题。

尽管江忠源有练勇的经验，但是江忠源的那套制度也是匆忙之中潦草创立的，如果要编练比楚勇更大规模的军队，江忠源的那一套就显得很简陋。好在在江忠源之前还有过一位先人编练过类似的军队，也有一套相对完整的编练制度体系流传下来了。

这位先人正是明朝抗倭神人——戚继光。

遥想戚少保当年，雄姿英发，在东南沿海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卓绝的抗争，将海盗们和他们的小日本雇佣兵打得片甲不留，其建立的盖世功勋一直为后人所津津乐道。更可贵的是戚少保在实战中建立的一套兵法也足以为万世垂范。


——未完待续——

《天国之殇（二）：太平天国，一场偏执狂们的暴力游戏》

第二十九回 衡州府名将云集 罗泽南首战江西（2）

戚继光之所以能在当时的东南沿海把倭寇打得满地找牙，他当然有他的独门秘籍，他的秘籍是 “束伍法”或称“束武法”（有说是戚继光上司谭纶创立的）。

“譬如竹之节，节节而制之，故竹虽虚，抽数丈之简，而立直不屈，故军士虽众，统百万之夫如一人。如此必收万人一心之效，必为堂堂无敌之师，百战百胜。

——戚继光《练兵实纪》

当时朝廷的绿营兵编制相当混乱，大多都是临时拼凑的，将不识兵，兵不识将，导致指挥也很混乱，士兵不愿意将帅卖命。遇到一些流寇还好，遇到太平军这种有组织有纪律的军队就直接抓瞎，况且军费又得不到保障，绿营士兵一上阵就丑态毕露。烧百姓房子、炖百姓的老母鸡、杀百姓的牛，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将帅根本管不住。

曾国藩吸取这些教训，严格编制，将陆军每营500人，每营下辖4哨，哨下辖8队，队下辖10人。将官实行自上而下逐级选将制度，由统帅选营官，营官选哨官，哨官选哨长，哨长选什长，什长选勇丁，除此以外，每营还配备180名长夫负责运送物资、救护伤员等后勤工作。

当然了，选任湘勇将士的也是有严格标准的，湘军军官一要“才堪治民”，能力是要有的，光会吹空调泡茶看报纸的肯定不行；二要“不怕死”，胆略也是必须的，一看见敌人就吓得大小便失禁，那还打个毛线；三要“不急图名利”，急功近利势必会马失前蹄，摔得很难看；四要“耐受辛苦”，要经得住寒来酷往的考验。

此外还特别规定：不收绿营兵，不要集镇码头上的闲散人员，不要衙门差吏，这些人都是些光会耍嘴皮子的主，招进来必定坏了军纪。要求是山村朴实的农民，忠恳、质朴、身体健壮，最好是一拳就能打死两头牛的那种大老粗。一营之兵，要在一个地方选拔，士兵之间最好同乡、亲友关系，加强宗亲友谊关系。应募者要取保具结，详细登记保甲、亲族、父母、子女。如果有逃跑、犯禁者，以保人是问。

这样一来，你阁下要是当了逃兵，都不好意思跑回家见江东父老。

人非圣贤，要顶着一颗滚烫的头颅到战场上玩命，必须还要有一些足以支撑士兵们的动力。有的人为了某个主义，有的为了保家卫国，有的是为了信仰，总得有一些值得为之而战的东西。

湘军也有足以他们为之而战的东西，那就是——钱。

拿破仑说，不想拿工资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非拿先生的原话）。作为一支由农民为主的军队，说什么保家卫国，什么民族大义都是扯蛋，来点真金白银，让乡下寒酸的媳妇穿上衣服，让孩子们上得起幼儿园才是真的。

曾国藩深知这一点，他广积粮银，就是为了把“湘勇”打造成一份彻头彻尾的高薪职业。

此外，作为理学的信徒曾国藩，还把“忠义血性”当成立军之本，平时训练之余，政治理论的学习也不能松懈。在思想和行动上要紧密团结在以曾国藩同志为核心的湘军统帅周围，坚决贯彻曾国藩的重要指示，努力建设一支听曾大帅指挥、能打仗、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为坚持和发展湘军特色军队建设、为实现大清王朝的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有人认为湘军的成立开创了近代军阀割据的源头，把民国时期军阀混战的责任堆到曾国藩头上，这似乎还可商榷。没有曾国藩的五胡十六国照样打成一锅粥，没有曾国藩的五代十国各方割据照样打得鼻青脸肿，显然任何一段历史事件的发生不能简单粗暴的归咎于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件事，有太多的必然原因。

咸丰三年（1853年）夏天，太平军西征进攻南昌，江忠源虽拼死抵抗，但在太平间凌厉的攻势下，南昌城几次差点易手。受到形势的逼迫，江忠源只得向曾国藩求援。

经过五个月的编练，曾国藩意识到光闭门造车是练不出一支精良的军队，是骡是驴还得拉出去遛遛。

前文说过，曾国藩派罗泽南、朱孙诒、金松龄率领3000余人前赴南昌。湘勇从湖南衡州到南昌，一路捷报频传。正当曾国藩要为湘勇的节节胜利准备开派对庆祝的时候，罗泽南在南昌被太平军伏击惨败的消息也传了回来，曾国藩大吃一惊，心一下凉到谷底。

南昌解围之后，曾国藩急令罗泽南等人带领湘勇回到衡州，避免更大的失败。

罗泽南回到湖南之后，总结大会一开，才知道这次惨败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当时罗泽南冲锋在前，遭到太平军伏击之后，金松龄率领的一队人马就在罗泽南后方。眼看罗泽南陷入埋伏，金松龄非但没有上前抢救，反而落荒而逃，造成了罗泽南部几乎被太平军围歼。

这个教训太大了，暴露了湘军各营之间不能协调问题。

曾大帅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在总结大会上，他大骂金松龄“今日兵事最堪痛哭者，莫大于‘败不相救’四字，虽此军大败奔北，流血成渊，彼军袖手而旁观，哆口而微笑”。

骂完之后，曾国藩还演了一出“挥泪斩马谡”的剧目，当众将金松龄给砍了。

这给在场的湘勇将士们以极大的震撼，曾大帅要让将士们明白，下次再发生这种事，祭刀的就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

绿营兵之所以屡战屡败，最大的弱点就是各部之间不能协调相救，太平军才得以逐个击破。如果湘勇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与绿营兵相比也没有什么大的进步。只有“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利举酒杯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的誓不相弃之死党”军队才真正具有战斗力。

——未完待续——

（图片来自网络）

《天国之殇（二）：太平天国，一场偏执狂们的暴力游戏》

第三十回 湘勇水师初建成 曾国藩靖港惨败（1）

南昌的首战失利给湘勇以沉重打击，但这对初创的湘勇来说并非坏事，这次败仗让曾国藩明白湘勇的软肋所在，使其在出征之前得到及时纠正，从这个角度上看，或许这一次败仗在一定程度上还拯救了湘勇，使得湘勇变成了一支军纪更加严明，战斗力更强的军队。

然而湘勇也并非铁板一块，其中有一些裂痕一开始就存在，罗泽南在江西的兵败，间接扩大了这一道裂痕。

作为湘勇元老中的元老，王錱先于曾国藩创立湘勇，湘勇的草创时期他已在与湖南各地叛匪的交战中立下赫赫战功。曾国藩兴办的团练也是以王錱和罗泽南编练的湘勇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而曾国藩仅凭着高官身份就能后来居上，这让王錱颇为不爽。他认为这个一脑袋科学文化知识的腐儒未必有什么真能耐，自己身为百战之将却只屈尊于一名领着还不够一个仪仗队人数的营官，为此，他早有脱离曾国藩自成一军的想法。

罗泽南在南昌兵败，四名营官，数十名兵勇战死沙场噩耗消息传来，王錱表现得比别人更加义愤填膺，他立即向曾国藩请示，要求曾大帅将他所率的营部扩增到3000人，以赴江西一雪前耻。

曾国藩知道王錱向来恃才傲物，不甘为人下，扩军复仇只是王錱想扩充势力，以图拥兵自立的托词。作为一军统帅，从大局出发，他不能容忍王錱的这一行为。湘勇初创，最重要的就是稳定将士的军心，如果这时候让王錱自立，其他将官未免也会效尤，此口一开，无疑会动摇湘勇全体将士的军心。

王錱年少气盛，才大志高，若让他独当一面自立统帅，难免会轻浮焦躁，不如先挫其锐气，使其沉稳持重之后，方堪大用。

再者，王錱向来反对曾国藩将各儒将收为自己门生以增加个人伦理关系的做法。王錱向来只服他老师罗泽南一个人，他所招募的壮勇也只限于湘乡一县，湖南其他县区兵勇一律不收，这正好与曾国藩广纳贤才的想法相左。

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导致后来曾国藩和王錱之间的矛盾愈积愈深，湘军远征时曾国藩独把王錱一营留守湖南，使得两人关系更加恶化。后来王錱愤然投入骆秉章帐下为其所用，而骆秉章与曾国藩又有宿怨，这也使得王錱与曾国藩的关系趋于决裂。

后来有一次，王錱出征，杀敌30余人，王錱和骆秉章向朝廷谎报获得大捷，知道实情的曾国藩一点也不给这位老部下情面，他亲自草拟了一份奏折试图据实上奏，好让这位恃才傲物的老部下落一个欺君罔上的罪名。好在当时已是骆秉章幕僚的左宗棠将曾国藩的奏折给改了，才为骆秉章和王錱两人避免一场大祸。可见曾国藩与王錱之间的交恶几乎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程度。

王錱死后，其父曾感叹“吾儿不死于贼手，而死于小人。”这话里，似乎也别有所指。
1854年3月，左宗棠应湖南巡抚骆秉章之邀，第二次成为湖南巡抚幕僚，开始了长达6年的师爷生涯。骆秉章对左宗棠言听计从，极其信任，将军务大事全部交与他料理，“所行文书画诺，概不检校” 。

左宗棠也没有辜负骆秉章的信任，日夜操劳，为军机政务殚精竭虑，革除弊政，经过一段时间的整理，硬是把当时政务混乱，匪寇横流的湖南治理的井井有条。左宗棠在湖南的成就，使他在湖南官场初露峥嵘，也为他日后立下赫赫功业奠定基础。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太平军随即展开北伐和西征，大清王朝狼烟遍地，特别是皖鄂两省，太平军铁蹄所过之处，无不哀嚎遍野。朝廷屡次下令曾国藩出兵救援，曾国藩屡次以湘勇训练并未成熟为由，拒绝增援。

曾国藩迟迟不愿出兵，是因为他有一个更大的计划——编练水师。

太平军从长沙撤围入洞庭湖，沿江顺流而下直指金陵，其中太平军水师的作用可谓厥功至伟，曾国藩不可能忽视这一点。若要与太平军抗衡，湘勇也必须有一支强劲的水师。
然而水师的建设是一个高技术含量的工作，曾国藩只是一个连游泳也只会狗刨式书生，如果由自己亲自组建这支水师当然是不可能了，好在这时候有一位猛人闪亮登场。

这位猛人之所以猛，只因他的简历实在亮瞎了我的24K金眼。

彭玉麟，字雪琴，祖籍衡永郴桂道衡州府衡阳县，生于安徽安庆府，晚清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书画家。与曾国藩、左宗棠并称大清三杰，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并称中兴四大名臣，中国近代海军奠基人，湘军水师创始人，后来官至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兵部尚书，获封一等轻车都尉（第六等爵位，即公侯伯子男之后的爵位，洪承畴、和珅也获封过这个爵位）。

1861年（嘉庆二十一年），彭玉麟生于安徽安庆，16岁随父回到祖籍衡州，不久后其父病故，家里的地尽被堂叔伯所占。彭玉麟早年进衡州的石鼓书院念书，后到衡州协标营当司书（文员或出纳一类的工作）。27岁，其舅舅病故，彭玉麟将外祖母和外祖母养女竹宾姨接到衡州同住。29岁时，他外祖母去世，彭玉麟与夫人邹氏完婚，竹宾姨嫁为人妇，四年后难产而死。34岁，彭玉麟随军镇压李沅发起义，因作战勇猛被授予蓝翎顶戴，他决然不受，回到家乡，在一家当铺当了一名会计。37岁受曾国藩之邀加入湘军。

在唐浩明的小说里曾有一段彭玉麟与他外祖母养女梅姑小姐之间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自古文人都喜欢写一些才子配佳人，英雄配美人的经典桥段，这种桥段虽然狗血但也确实很让读者老爷们肾上腺素飙升。

只是事实并非如唐先生写得那样罗曼蒂克……

——未完待续——

@人在江湖不由 2015-07-22 15:13:23
图文并茂，不错，终于等来楼主更新了，又一个十天，盼盼楼主能隔三差五来冒个泡
让我们一起祈望精彩纷呈
-----------------------------
感谢江湖兄一直以来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