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魂魄即我们的民族精神在那里，有人说是儒家文明，把中国的文化简单的概括为儒家文明。俺觉得儒家文明不足以概括中华文明之全部，更难提精髓所在。孔夫子所开创的儒家文明重人性、重道德，但其不过为中华文明之具体表象之一，中华文明之精髓在那里，从秦人霸道阳刚的奋斗史中我们可以探究一二，俺将个人所体悟拿来与大家分享。
第一，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期间可能经历无数磨难和痛楚，但因其内在坚韧之生命力而仍能绵延不绝，五胡乱华，蒙元满清入主，以至于近代之大变局，而我们民族没有覆灭而仍能屹立于世界，种族日渐繁衍民智日渐开化，显露出勃勃之生机，其内在必有强大之生命力，此与秦人发展不谋而合。
第二，视野开阔，心胸博大，与时俱进而力争上游。满清之前的中国一定是心胸博大，视野开阔极大气的国家，只是到了清代拘泥于一地方性的部族政权而畏畏缩缩、小家子气，满清政权一直到最后都没有放弃它一地方种族之狭隘。只有心胸博大，视野开阔的民族才能不抱残守缺而与时俱进。此种特性本为我中华固有之特性，满清一代不过为我国发展一特殊例外阶段而已。中国近代正是学者们抱残守缺，在中学西学之间徘徊踌躇，而使我们国家亦步亦趋难以与世界潮流接轨。就是到了我朝太祖武皇帝（毛），也未能改变民族之衰运，经世祖文皇帝（邓）破乱反正，国家虽不能尽善尽美。但其顺应世界大潮之势确是不可变更的。熟悉秦史的朋友应该知道，秦人每发展到历史的拐点,其自身就会做出相应的调整，以与当时的形势合拍。
第三，重实而戒虚。宇宙万物的运行，其所遵循的只是至高无上的自然法则，本没有什么善恶是非的概念，所谓善恶是非不过是人主观界定的结果，其作用是为了保持某种社会的平衡，而不同时代、地域、文明形态，其所遵循的善恶是非的标准也是不一样的。秦人在其发展中，正是致力于壮大国家的实力，才能脱颖而出，剪灭六国。我们中国人自汉代，一直以儒家之伦理为圭皋，尚道德轻法治，强调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力服人，殊不知真正的较量是强者战胜弱者，弱者如不能由弱变强，终究要覆灭，胜利永远属于真正的强者。我们这个时代正是抛弃儒家空洞的道德说教，改弦更张，光复正途的时机。
所以，我们民族的魂魄所在绝不是、也不应该是儒学，儒学不过是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中一暂时性的分支而已。中华文明之魂魄究竟何在，我们不妨用一个字来形容——“龙”，龙的文明，龙之魂。
现于天、现于地、现于水之适应力、生命力；
龙生九子、九子各异之包容力、变化力；
呼风化雨、排山倒海之强势力、主宰力。
此种文明乃是阳刚文明，期间虽偶尔夹有柔弱之表象，但此柔弱绝不是内在之精魂，所以，我们应该如何称呼我们的国家？用——“他”，甚至用——“它”，决不能用柔弱的——“她”。
本人借助秦史弘扬民族之真正魂魄。

“赢秦”这个中国古老的原始部族命运多舛，伴随着夏商周三代的更替而起伏兴衰，最后漂泊到中国的最西部西陲犬丘（只就三代时期而言，并非现在中国的版图）。但是他们并没有随波逐流，消沉下去，而是愈挫愈奋，浴血拼争，没有战斗，只有死亡。在近千年的时间里，他们先是战胜了西戎蛮夷，据有关中，期间几代部族首领都是喋血亡命在战场上，而后加入到中原诸侯的争霸斗争，虽然受阻于当时中原霸主晋国而消沉了几百年，但秦人经商鞅变法重新整合国力后，又再次崛起，东出函谷，对列国蚕食鲸吞，最后经秦始皇嬴政大帝用10年时间剪灭六国，在地球的东方屹立起中华第一帝国————大秦帝国。帝国虽然短暂，三世而亡，但它毕竟开创了中国几千年大一统中央集权帝国的政治格局，也奠定了中国以后几千年发展壮大的龙脉所在。西方古罗马帝国号称千年帝国，但它远没有嬴政大帝开创的中华帝国的持续时间长远，对后世的影响更是无法比拟。

赢秦部族于公元前8世纪崛起于西陲，而后由西向东挺进，最后统一中国，这既是他们的发展史，更是一代代秦人浴血疆场永不屈服的历史。本人讨厌宋史和清史，中华文明在宋代开始被阉割，中国的衰势就是从宋代开始。清史已被现今的影视剧搞得变态扭曲，比如前些日子热播的甄嬛传————一百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故事。我独爱秦史，因为它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血性阳刚霸气的一段历史。
拙作力争能把秦史讲的简单明了，同时要把秦史的独特魅力展示给诸位。历史虽然不是科学，但本人力争严谨，期间必然兼杂着一些学术性的东西，同时还要保证拙作的趣味性。俺文笔拙劣，念书时语文学的头悬梁锥刺股，但一直没得过高分。希望大家多多批评指正，同时希望各路英雄豪杰就有些问题百家争鸣。
秦史悠悠两千年，我们首先把秦史的脉络说清楚，秦史大致经历了3个时代，即部族时代，封国时代，帝国时代。大体时段如下：
部族时代（或邦族时代）：从四千年以前的上古传说到公元前770年秦襄公始封为诸侯，历时一千多年。
封国时代（或诸侯时代）：从公元前770年秦襄公始封为诸侯到公元前221年嬴政大帝统一中国，500多年。
帝国时代：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前207年帝国灭亡，15年。

一， 部族时代

1， 上古传说及族源问题探究。
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人祖先源于一个名字叫女修的女子，她是五帝之一颛顼（上古东夷首领）的孙女。一天，她在外面游玩，偶然发现玄鸟（黑色的鸟，估计就是燕子）下了一枚蛋，小女孩估计是饿了，或淘气好奇心强，或受虐待缺吃少穿，就把蛋吃了，结果怀孕，生了一个男孩，取名大业，这是秦人的鸟始生神话。
中国上古时代的传说现在听来离奇而且荒谬，不能作为可信的信史，但从这些传说中可以查询出上古史前时代的一些影子，看出上古时代人类社会的一些特点。
人“但只有母而不知有父”，说明当时处于母系氏族时代，男女关系乱，没有婚姻，是性开放的时代，女人们生了娃却不知道娃的爹是谁。不过当时的女人都是女强人，娃没爹没关系，干脆就姓自己的姓，娃的生活就由自己一人来承担，不像今天的女同志们，高喊什么女权，半边天，离了男人却哭天喊地活不起。母系时代的女人是部族的脊梁，而男人们只是处于从属的地位，当时同一部族内的两代男人间的血缘关系不是父子关系，而是甥舅关系，大家想一想就明白了。
秦人的第一个男性始祖是大业，女修和大业的时代正是秦人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的时代。大业娶了少典（系轩辕黄帝的爸爸）的女儿女华，生了儿子叫大费（注：费读音为bi,4声），又叫伯益，费字读音正是伯益二字的合音。司马迁真他妈能扯，本人特意查了一下炎黄世系，大业的太老爷是颛顼，颛顼的爷爷是黄帝，黄帝的爸爸是少典，少典的女儿是女华，也就是说，大业娶了比他大五个辈分的祖姑奶奶，这不是乱伦吗？其实大家不必对史迁的上古世系太认真，上古时代就是距离史马迁生活的西汉也是年代久远，很多事情只能依靠模糊的记忆和传说，错乱抑或离谱也是正常的。对于上面传说，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比如女修就不一定是颛顼的孙女，而应理解为是颛顼部族内部的一个母系氏族的首领。颛顼是上古东夷首领，黄帝是上古炎黄部族首领。颛顼族的大业与少典黄帝族的女华结合，生的男孩可谓东西合璧，据有高贵的血统，他就是大费。大费应该是那个时代典型的高富帅。秦人真正走向世界也是从大费开始的。
中国在尧舜的时代，发生了大洪荒，东西方历史何其相似，几乎与此同时西方也发生了类似的洪荒（《圣经》诺亚方舟的故事）。有灾难就会有英雄，中国治理洪荒的第一个英雄是有夏部族的大禹，第二个英雄就是大费。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可谓劳苦功高，大费作为禹的助手也立下了汗马功劳。舜帝嘉奖大费，赐给他“皂游”，皂是黑色，游是旗帜上的飘带，意思是旗帜上的黑色飘带。同时赠给大费一个老婆，这个女人可不一般，她是舜帝的本家（姚姓），大费这下攀上了高枝，高富帅终于娶上了白富美。君子当借力而行，和舜帝攀上了亲戚，大费的政治前途可谓不可限量。大费即伯益在舜帝时担任的职务是虞官，司职山林川泽，相当于国土资源部部长兼皇室大管家，这个职务在今天可是肥缺呀。舜帝还祝福小两口：“尔后嗣将大出”，意思是，你们的后代将会繁荣昌盛。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大费一人的飞黄腾达给整个部族也带来了福音，其结果就是舜帝赐给大费以嬴姓，上古时代的“赐姓”是该部落正式被接纳为部落大联盟的一个证明，从大费开始，秦人终于成为炎黄大部落联盟的一员了。大家要注意，此时的秦人，与秦一点关系也没有，所以我们应该称呼他们为嬴氏部族或嬴氏部落，而秦人只是嬴氏部族中后来分化出来的一个分支而已。
偶，说到这，我们应该探讨一下秦人的族源。现在史学界对赢秦部族的族源有两种看法：第一种是西源说，第二种是东源说。
西源说认为，后来由嬴氏部族发展而来的秦国位于今天的陕西省关中平原，位于中国的西部，持西源说的学者还列出秦国的风俗近于西戎，秦人的墓葬与西戎相似等等。但他们的说法并没有确凿的说服力，很容易被东源说推翻，具体理由过于复杂，即使是专业的学者也很难三言两语便能说清，俺在此不便啰嗦。
东源说的理由很多，本人在此简单列举几条。
第一，上古东夷部族普遍流传着鸟始生神话，鸟应该是东夷部族共有的部族图腾。傅斯年先生就列举出很多这样的例证，如殷商，《诗》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意思是有娥氏之女简狄也是吞食玄鸟卵而生契，契便是殷商的始祖。嬴氏部族也源于鸟始生神话，与东夷部族相同，东夷部族的生活地域正是以山东曲阜为核心的广袤东方，故秦人源于东方。
第二，从秦人对祖先神灵的祭祀来看。秦人的祭祀对象是少昊金天氏和颛顼，少昊和颛顼是公认的东夷部族的首领。上古时的中国人往往习惯于把本部族的祖先当作最高神灵来祭祀。秦人祭祀少昊和颛顼已经为文献和考古发现的青铜铭文所证实。
第三，秦人善于畜牧，狩猎和驾御，与同为东夷部族的殷商在经济生活上极为相似。秦人先祖伯益担任虞官，专管“草木鸟兽”，夏商周时代的赢秦先祖有很多以擅长畜牧，驾驭而著称。
其他还有很多例子，在此就不一一枚举，正是因为东源说的理由充分而确凿，所以大部分学者倾向于东源说，我们也可以基本确定，嬴姓部族源于东方，他们属于上古东夷的重要一支。
当然，所有这些，不管是东源说还是西源说，都只是后人的猜测而已，大家谁都没有机会回到遥远的过去，真的希望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有朝一日能成为现实，帮助我们来一把穿越，到时候一切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都可以真相大白。

2， 夏商周初时的起伏命运及西迁之谜。
中国在上古及夏商存在着夷夏之争。根据傅斯年先生的《夷夏东西说》，以嬴氏、殷商等部族为代表的东夷部族居于以山东曲阜为核心的东方；而诸夏部族居于山西西南部，河南西北部，外加渭河下游一带的西方。东夷部族和诸夏部族为争夺炎黄部落大联盟的领导权而展开过激烈的斗争，嬴氏部族的命运也是伴随着夷夏之争而时起时伏。
根据傅斯年先生的说法，夷夏之争大体上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期：虞夏之交，对手是：大费（伯益）PK大禹和夏启。
大禹治水，历时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但工作不白干，汗水不白流，在各地治理水患的同时，也加强了部落联盟对各兄弟部落的控制力，大禹本人还博得了在全国人民心目中“救世主，红太阳”的声望，这是大禹手中最得力的政治牌。舜帝死后，根据各部落元老的推举，也就是“禅让制”，大禹顺利当上了部落联盟的盟主，作为治水的第二功臣，大费也当上了大禹的法定接班人，成为部落联盟的“副主席”。
成为法定接班人，并不等于老头子死了以后，你就可以顺利接班，大家看一看毛老人家仙去以后，他钦定的接班人华主席的下场就全明白了。中国的政治讲究一个“循名责实”，光有头衔，只是一个名分，关键还要看实力，看你有没有实际的权力和势力。按战国法家说法，权和势二者不可分。势是什么，势就是领导者个人的人气，人脉，通俗的说，就是主管各个机构或部门的实际负责人是不是领导者个人的亲信、嫡系，支不支持你，听不听你的话。
大禹通过治水，巡行九州，加强了他个人在各个部落的权威，他虽然在表面上认可大费是法定接班人，但他可以利用自己在台上的机会培植忠于自己和儿子夏启的个人势力，建立一个铁杆的嫡系集团，而且这个集团成员手里应该握有各部门的实权，到时候，即使老爷子归天了，儿子的羽翼也已丰满，你大费虽然是法定接班人，但底下没人鸟你，你说的话没人摆，最多不过是禹子启的傀儡而已。哈哈，一切布置完毕，为儿子铺好了路，禹帝安心归天了，禹死后，夏启顺利的排挤了大费。关于这段史实，有两种不同的记载。
第一种，《孟子》：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覲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
第二种，古本《竹书纪年》：益干启位，启杀之。
从孟子的说法来看，是启比伯益（即大费）更得人心，但孟子很明显隐瞒了事实的真相。大禹早已利用在台上的机会，收买人心，培植忠于儿子启的个人势力，伯益只有一个空头名分，无权无势，最后被排挤下台。由此也可见孟老夫子的虚伪——吹捧圣贤，为古之圣贤们歌功颂德。实际上，古之所谓圣贤，都是儒家人造的。
《竹书纪年》说的则太过赤裸，干脆说夏启杀伯益，我们虽不可全信，但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事实的真相。
伯益在这场权力角逐中的失败，证明了有实力才有魅力的真理。他所属嬴氏部族子孙们的命运也开始走下坡路，整个有夏时代，他们都没有真正抬起头。《史记》记载，“大费生二子：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费氏。……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由此可见嬴氏部族的凄凉落魄处境。
而夏启排挤了大费上台后，打破了据有民主色彩和集体领导原则的禅让制。从此天下再也不是所有天下人的天下，天下只是他一家一姓的，父死子继抑或兄终弟及。但历史学家称这是社会的进步，国家产生了，王权也产生了。夏王朝的统治者不习惯称自己为“王”，他们喜欢称自己为“后”。
第一期斗争结局，东夷完败，有夏全胜，一个进了地狱，那个却上了天堂。
夷夏之争第二期：夏王朝早期。，对手：后羿、寒促PK太康、仲康、相、少康。
夏启死后，他的儿子太康即位。但这位太康迷恋于酒文化，整日喝的昏昏沉沉，不理国政，最终被东夷族首领有穷氏的后羿驱逐而失国。东夷部族虽然在伯益时与有夏氏斗争而失败，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东夷部族尚有风、徐、偃、有穷等强大氏族。有穷后羿便是传说中那位射落了九个太阳，老婆偷吃仙药遁入月宫的那一位。此位老兄孔武有力，而且善射，是个神射手，据说是他发明了弓。
此一时期的夷夏斗争历时三四十年，据《史记/正义》引《帝王纪》，大体过程如下。
“帝羿有穷氏未闻其先何姓。帝喾以上，世掌射正。至喾，赐以彤弓素矢，封之於鉏，为帝司射，历虞、夏。羿学射於吉甫，其臂长，故以善射闻。及夏之衰，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帝相徙于商丘，依同姓诸侯斟寻。羿恃其善射，不修民事，淫于田兽，弃其良臣武罗、伯姻、熊髡、尨圉而信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谗子，伯明后以谗弃之，而羿以为己相。寒浞杀羿於桃梧，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之，死于穷门。浞遂代夏，立为帝。寒浞袭有穷之号，因羿之室，生奡及豷。奡多力，能陆地行舟。使奡帅师灭斟灌、斟寻，杀夏帝相，封奡於过，封豷于戈。恃其诈力，不恤民事。初，奡之杀帝相也，妃有仍氏女曰后缗，归有仍，生少康。初，夏之遗臣曰靡，事羿，羿死，逃於有鬲氏，收斟寻二国馀烬，杀寒浞，立少康，灭奡於过，后杼灭豷于戈，有穷遂亡也。”
此段夷夏之争与嬴氏部族关系不大，与拙作主旨无关，俺只将大体情况简单叙述。
话说太康因为酗酒荒政而被有穷氏后羿驱逐失国，太康的弟弟仲康立，仲康也被后羿所杀，仲康的儿子相逃亡到同姓诸侯斟寻氏那里。后羿得国后，开始膨胀，辞退贤臣而亲近小人奸佞——伯明氏的寒促。寒促后来杀了后羿，还把他烹饪，让后羿的几个儿子吃，并且霸占了后羿的老婆，生了两个儿子奡和豷。寒促知道，有夏氏还有一个相蜗居在斟寻，时刻要复国，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于是派儿子灭了斟灌、斟寻，杀了相。相的老婆怀着孕，逃亡到有乃氏，生了儿子少康。这个少康可了不起，它借助于旧臣靡灭寒促，后来少康和他的儿子杼又灭掉了奡和豷，彻底消灭了有穷氏，终于复国。
第二期夷夏之争结果，东夷有穷氏先胜后败，而有夏氏笑到了最后。

商汤灭夏，嬴氏部族翻身得解放，费昌因为在鸣条之战中立功，他的后代在商代成为显赫的贵族世家。《封神榜》中那个率兵讨伐西岐，却被姜子牙呼风唤雨冻死的费仲就是费昌的后人。这一支嬴氏族人以“费”为氏，伯益的封地在“费”，即今山东费县附近，若木一支大概在伯益死后世代居于费地，远古时人往往以居地为氏，故他们以“费”为氏。
伯益另一子大廉，这只嬴姓族人以“鸟俗”为氏，名字怪，姓氏更怪。史马迁写秦人的早期历史，只寥寥几语，不把来龙去脉、个中原委说明白，搞得我们现代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们只能依靠猜测去理顺其中的情形。嬴氏部族以鸟为图腾，大概大廉这只族人仍保留着祖先的传统，故以“鸟俗”为氏。大廉的后代名叫“蜚廉”，据《三辅黄图》记载：“飞（同蜚）廉，神禽，能致风气者。”所以，大廉的意思也可以理解为大鸟。远古时代的部落首领往往以本部落的图腾为自己的名字，或在装扮上打扮成部落图腾的样子，使部落成员对自己敬畏有加，以强化自己在部落内部的领袖地位。大廉以鸟名而神化自己，他的后代孟戏和中衍则依靠装扮——“鸟身”来神化自己。《史记/秦本纪》记载，这兄弟俩“鸟身人言”，身着由鸟的羽毛拼织而成的羽衣。这对“鸟人”兄弟穿着人类最早的羽绒制品，在部族内部装神弄鬼，既神气，又美观。
商王朝极重祭祀和占卜，是一个极其迷信的王朝，现在出土的大量殷商甲骨文便是占卜时的用具。在商王太戊时，商王朝有一次对外征伐，出征前占卜，得出孟戏、中衍帮助商王驾驭战车将大吉的结果。嬴氏部族本来就擅长畜牧、驾车，这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于是，这两位“鸟人”兄弟便成了太戊的司机，商王太戊还把本家的闺女嫁给了中衍，从此以后，“鸟俗”氏这支嬴姓族人也跻身殷商一朝显贵的行列。
中衍的后人辅佐历代商王，屡次立功，使得这支嬴氏族人在商代地位日益显赫，最终成为诸侯，震慑一方，拱卫商王朝，他们便是秦人的祖先。
《史记/秦本纪》记载，到了中衍的玄孙中潏的时候，这支“鸟俗氏”族人居住在西垂，西垂的地望究竟在何处，是现在早期秦史研究的一个颇有争议的焦点。
一种观点认为，中潏所居的西垂，就是秦人的龙兴之地——西垂犬丘，因为秦国的前两个开国君主秦襄公和秦文公死后都安葬在西垂，伴随着甘肃省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大墓遗址及古城遗址的发现，持此观点的学者更有了充分的证据，西垂地望应该位于今天甘肃省东南部、陇山以西一带。
但许多学者对这种观点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中衍既然是殷商的显贵，所以他的后人中潏不可能带领族人迁徙到距离商王朝统治中心千里之遥的陇西。并且，《史记/秦本纪》中“西垂”出现过多次。
正是基于以上两点认识，他们提出中潏所居的西垂，并非是秦襄公、秦文公的墓地所在，与《史记》后面提到的西垂并非一地，这里的西垂应该是一个泛称，意思是商王朝的西部边陲。商王朝的西部疆域位于太行山以西的河东地区、包括霍太山在内的广大地域。在那里，商王朝与时叛时降的戎狄部落进行着缠绵不休的战争。所以，商王把彪勇善战，而且关系亲密的嬴姓“鸟俗氏”族人分封到太行山以西的西部边陲，建立方国，帮助商王抵御戎狄的进攻。而且，中潏的儿子飞廉死后葬在霍太山；飞廉的后代造父因功被周穆王封于赵城，赵城位于霍太山附近；可见中潏的后人与霍太山附近的地区有着不解之缘。以上种种理由说明，中潏所居的西垂地望位于太行山以西，霍太山附近。至于说《史记》后面提到的西垂，也就是犬丘，那是后来秦人再次西迁的结果。
以上是关于西垂地望的两种意见相左的观点，都具有文献或考古资料的证据，但其中都含有学者个人的主观臆断或猜测，所以，关于中潏所居西垂的地望究竟在那里，今天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迷。
中潏处于商王朝后期，当时，处于渭水流域的周部落已经崛起。周部落是一个极其善于农耕稼穑的农业部落，他们经历古公檀父、季历、文王姬昌、武王姬发四代人的苦心经营，这个原本臣属于商王朝的西部方国，已经对商王朝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嬴氏部族世代沐浴商恩，所以在商周斗争中，他们坚定的站在商王朝一边。中潏的儿子蜚廉，蜚廉的儿子恶来，父子二人都是商纣王的重要辅臣。蜚廉善走，所谓“善走”就是凭借着出色的驾车本领，替商王奔走于各个方国和部族之间，拉拢盟友，分化敌人，他应该是商王朝出色的外交家和谈判高手。恶来孔武有力，力格猛兽。三国时曹操手下猛将建贴身保镖典韦便有个绰号——“古之恶来”。恶来伴随在商纣王左右，估计是中南海保镖一类的角色。
武王伐纣，在牧野之战中大败商军，纣王登上鹿台自焚而死，恶来也未幸免于难，被杀。牧野之战时，蜚廉正在为商王朝出使北方戎狄部落，回来以后，知道商纣王已死，无法复命，为表示效忠于商王，他在霍太山设立祭坛拜祭商王，向商纣王的在天之灵汇报工作。在汇报工作时，蜚廉意外的发现了一尊石棺，上面还有铭文：帝令处父不与殷乱，赐尔石棺以华氏。处父是蜚廉的别名，铭文的意思是：上帝不让蜚廉参与商周之间的战乱，赐给他石棺，安葬在霍太山。蜚廉遵照上帝的旨意自杀，以表对商纣王的殉节。《史记/秦本纪》的这段描写过于离奇，神秘，所以很多人对此有异议。关于蜚廉的最后下场，还有不同的说法，如根据《孟子》记载，蜚廉在商朝灭亡后，并未殉节而死，而是跑到了东方——东夷部族的聚居地，策动广大东夷部族反抗周王朝，参与武庚及三监之乱，三年后，最终被周人杀于东海之滨。
不管蜚廉是殉节而死，还是三年后被周人杀于东海之滨，总之，蜚廉、恶来父子二人忠于商王朝而与周人势不两立。武王克商，嬴氏部族的命运也一落千丈，由殷商时的显贵变成了姬周的奴隶。

夷夏之争第三期：夏王朝末期。对手：商汤PK夏桀。
人们常说老子英雄儿好汉，但实际情况未必如此，虎父犬子的情形也很多，特别是帝胄之家。前面的几个开国皇帝凭着自己的英明神武，为子孙打下了大好江山，但皇子皇孙们世代生活在安逸之中，居于宫闱深处，很少知道民间的疾苦，更呼吸不到民间的新鲜空气，整日游离于女人的裙摆之间吃喝玩乐，吃苦耐劳，强悍坚韧的意志品质不免退化，自然而然腐化堕落，一个王朝的兴衰其实就是一个家族的兴衰，中国历代王朝的兴衰规律就在于此。
夏王朝从夏启开始，中间经历了十四代人，十七位君主，最后一位是夏桀（《谥法》：贼人多杀曰桀），看后人给他起的名号，夏王朝这个甜口蜜橘也该到烂的时候了。
这位夏桀老兄有几大爱好：第一，好色荒政。他钟爱的女人叫妹喜，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红颜祸水，夏桀爱妹喜爱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按理说，好色也不算什么缺点，但一个男人受不了枕边风，为了女人开心，整日陪她打麻将、看韩剧，不务正业，这个女人不一定是坏女人，这个男人一定不是好男人。
第二，穷兵黩武。夏桀自持勇武绝伦，常年征伐。夏商时代和秦以后的中国不同，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很有限，当时的地方不是直接隶属于中央的郡县或省市，而是以血缘为纽带组合而成的部族或方国。部落或方国对中央王朝只是名义上的臣属关系，义务主要就是进贡以表明归属，关系铁一点的跟着中央去打仗。夏桀常年征伐，不是打这个部族，就是打那个方国，搞得各方国部族疲于奔命，人人自危，最后只能是众叛亲离。夏王朝的老百姓也苦于征伐，怨声载道。
第三，大搞个人崇拜。“东方红，太阳升。”夏桀把自己比作太阳，让全国人民永远生活在红太阳的光辉普照之下，可老百姓恨透了他，希望自己和那个可恶的太阳同归于尽。夏王朝的危机已经很严重了，而夏桀根本不知道，看来他离死不远了。
就在夏桀自我陶醉的时候，东夷部族重新崛起，他们的伟大领袖是商部落的天乙，又叫成汤或商汤。商汤领导东夷和其他各部族的联军在鸣条之战中彻底打败夏桀，把他流放到南方边缘的南巢，这位夏桀老兄到了南方，水土不服，不久就死了。商汤灭夏，建立商朝。
伯益以后，嬴氏部族受夏王朝的挤压，受够了窝囊气，现在，商汤起兵反夏，大家翻身得解放的机会终于来了。伯益有两个儿子，一名大廉，一名若木，若木的玄孙是费昌，费昌带领族人们投奔商汤。嬴氏部族以游牧为生，擅长驾御战车，凭自己出色的驾车本领，费昌做了商汤的司机——给反对派领袖驾御战车，在鸣条之战中立下汗马功劳。我们现代人都知道：给领导开车的司机可不是一般人，一定是领导的亲信，费昌是商汤的亲信近臣，关系不是一般的铁。
夷夏之争第三期斗争结果：商灭夏，嬴氏部族咸鱼翻身。

武王克商后，周王朝对原商王朝统辖的广袤东方采取武装殖民的办法，表面上分封商纣王的儿子武庚于商旧都朝歌建立国家，但在他的周围又分封武王的三个弟弟管叔、蔡叔、霍叔，建立三个姬姓诸侯国以监视武庚，称为三监。
周武王姬发在灭商后的第二年就死了，他未成年的儿子姬诵即位，就是周成王，由他的叔叔周公姬旦做法定监护人辅政。三叔不满周公辅政，便同室操戈，联合武庚叛乱，同时东方的广大东夷部族趁此机会群起响应（据孟子的说法，这是秦人先主蜚廉策动的结果）。周王朝在东方的统治面临土崩瓦解的危险。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三监之乱”。
周公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极其出色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平定了武庚和三监之乱，同时消灭了徐、熊、奄、九夷、丰、蒲姑等五十多个参与叛乱的东夷部落。此次战乱，历时之长，规模地域之广泛，斗争之艰苦，都远远超过武王伐纣时的情形。
周公平定叛乱后，为了巩固周人对东方的统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第一，扩大分封规模，尤其是在广袤的东方，分封同性和异性贵族在殷商旧地及叛乱地区广建诸侯国，加强对殷商移民的控制。分封周公长子伯禽于奄故地，建立鲁国；分封功臣姜尚于蒲姑故地，建立齐国，齐鲁两国都有征伐之权，尤其是鲁国，它是代表周王室镇抚徐、奄、淮夷以及僻远“海邦”的大国。
第二，营建东都洛邑。周王朝的首都是镐京，位于渭水南岸，在今天陕西省西安市附近。这个地理位置表里河山，是形胜之地，但就当时的中国而言，镐京过于偏西，不便于对广大东方地区的控制。东征胜利后，周公在黄河及其支流伊水和洛水之间营建东都洛邑（今河南洛阳附近）。洛邑位于天下之中，与东西南北各地的交通较为顺畅，便于东方各诸侯国的朝会和觐见，同时在东都洛邑驻扎“八师”，可以随时奉命镇压各地叛乱，这些措施无疑加强了周人对各地的控制。镐京被称为“宗周”，洛邑被称为“成周”，宗周和成周之间的广大地区是周天子直接控制的王畿之地。
第三，“迁殷顽民”。周公平定东夷各族的叛乱之后，对他们来一场大移民，强迫他们迁徙到异地。这些东夷部族面临着国破家亡的命运，在周人的武力逼迫下，抢天呼地，背井离乡，举族沦为周人的奴隶，或为周人劳作，或为周人戍守边疆防御戎狄。
嬴氏部族源于东方，属于上古东夷的一支，那么，他们何时西迁，西迁的动因究竟是什么，现在史学界有各种观点，俺简单向各位加以介绍。
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观点是周初说：嬴氏部族是在周公东征后，作为“殷顽民”被强迁到西方。这种观点与周初情形相符，表面上很合理，但也有漏洞。《史记/秦本纪》记载了申侯对周孝王说的一段话：“昔我先郦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潏，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复与大骆妻，生適子成。申骆重婚，西戎皆服，所以为王。王其图之。” 戎胥轩是中潏的父亲，根据《史记》的记载，在戎胥轩时，嬴氏部族就已经居住于西垂犬丘了，当时应该是商朝末期，距离周公东征还有很多年。
但是，有很多学者对申侯这段话持怀疑否定的态度，一种否定的观点从“西垂”地望的考辨中认为，中潏所居之西垂乃是商王朝的西部边陲，即河东霍太山一带。
还有一种否定的观点认为：这是申侯为了保住外孙嬴成嫡长子的地位而捏造出来的，不可相信。这种无视《史记/秦本纪》的说法，俺认为不可取。秦末焚书坑儒，除秦国以外的各国国史均被烧毁，无一幸免于难。在史马迁作《史记》时，他所能依据的主要资料便是秦国国史，《史记/秦本纪》所引申侯语也理应出自于秦国国史，秦人编撰本国史书，对自己祖先的事迹必然极其认真，不至于故作歪曲事实的描写，所以轻易否定申侯语是不可取的。
所以从西垂地望的认识来看，商末和周初都有可能，秦人西迁发生于商末周初之际，这也成为学界之主流认识。
还有其他的一些观点，有认为是在上古唐尧虞舜时期，有认为是在夏商之交，有认为是在商后期，还有认为是在周中叶，有的学者还提出秦人西迁不是一次性的便由山东迁到西垂犬丘，而是经过几次迁徙，逐步到达西垂的。至于说西迁的动因，更可谓五花八门，俺就不一一枚举了。
上述各种观点看似都条条有理，考古方面的证据也很多，但每一种观点都包含了学者们个人的主观臆断和猜测，很难使人信服，原因便是历史文献关乎早期秦史的记载过于支离破碎及考古资料的匮乏。看来对这段历史的研究还需要等待考古方面的重大突破，现在还不是下定论的时候。

3，大堡子山——秦迷心中永远的痛。
上世纪九十年代，考古学界传出了一起令早期秦史研究既可喜、又可悲、更令人发指的消息：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大墓遗址被盗掘。可喜在，这一遗址的发现确实可以填补秦史研究，尤其是早期秦史研究的许多空白；可悲在，这次盗掘损毁并外流了大批珍贵的文物和资料，盗墓贼及文物贩子为了能把体积巨大的青铜器贩运出去，不惜砸碎，分批盗运出国；更令人发指的是，这么一场罕见的、光天化日下的公然盗掘行为，历时将近七年，而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和部门，竟然玩忽职守、视而不见，只是到了盗掘风暴已接近尾声的1993年，地方政府才做亡羊补牢之举，但失去的羊已经进了狼的肚子，损毁的文物无法复原，对早期秦史的研究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
关于此次盗掘风暴，时任甘肃省副省长陈绮玲有过如下描述：
“根据县上的汇报，礼县文物被盗情况概括起来有四个最：一是持续时间最长。从1987年挖龙骨开始，发展到盗墓高潮一次次掀起，连续7年屡禁不止，反而愈演愈烈。到1993年集中到大堡子山秦公墓。二是参加人数最多。全县36个乡镇中有18个乡镇56个村的人参加，最多是一次出动300多人，有的村百分之七十的人参加。犯罪分子驾驶汽车、摩托车，手持大哥大、对讲机，自带枪支、匕首，站岗放哨，肆无忌惮。不是盗掘，而是光天化日之下的公然抢劫。三是破坏面积最大。十多个乡的省级、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无一幸免。永兴乡盗掘现场面积达二万多平方米，146座古墓被盗；永坪乡22座大墓被洗劫一空。四是造成的损失最惨重。盗挖破坏的文物无从计算，损失无法弥补，遗恨万年。在盗掘中，秦公侯贵族使用的宫廷礼乐石磬，被当场砸成碎块，带有精美图案纹饰的金器，被犯罪分子当场以每克85元的价格卖掉。”
实际情况要比“县上的汇报”严重恶劣的多，据目击者称，盗掘风暴最猖獗的时候，附近群众蜂拥而至大堡子山，举家出动甚至举村出动，男女老少昼夜奋战，规模远远超过大跃进时人民公社修水库平梯田的情形，以至于山坡上出现了买食品、饮料的摊位区。
发生在大堡子山的盗掘风暴对早期秦史的研究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但该遗址的发现毕竟也对秦史的研究提供了相关线索。近些年来，考古工作者沿着大堡子山又相继发现了附近的秦早期古城遗址和众多的墓葬遗址，为早期秦史的研究提供了大量资料。
根据《史记》记载，秦国的开国君主秦襄公和秦文公死后都葬于西垂之西山。现在，经考古学界的确认，大堡子山下埋葬的正是秦庄公、秦襄公、秦文公、秦铮公中的两位君主。很可惜，由于盗掘行为，导致文物资料的缺失，所以，现在还不能确认到底是哪两位君主。但是随着后来诸多遗址的发现，可以肯定，西垂（既犬丘）——秦人的龙兴之地，就位于甘肃省东南部陇山以西一带，西山就是大堡子山。而秦人何时西迁，西迁的动因是什么，也许在史学界永远都是一个谜。
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如果大堡子山遗址没有被盗掘，珍贵的文物资料没有被损毁和流失，墓地的现场没有被破坏，也许前面诸多的悬而未解的问题都将被破解，但是这一切因为盗掘风暴，都是不可能的了。
我们只能遗憾而无可奈何的感慨：大堡子山，秦迷们心中永远无法抹平的痛………………..
大堡子山远景

@wamtwwamtw 9楼 2013-07-05 07:11:11
这种"奋斗"是毫无意义的,秦国实行先军政治,普通百姓负担很重,生活很苦,还要做炮灰,结果灭了生活稍微好一点的六国,把大家都变成了奴隶.然后还要有劳人民再流血流汗一次,推翻秦国统治.更不值的是,不灭六国的话,秦国国乍好几百年,一灭六国则秦国自己立刻就亡了.所以,这种所谓的大志、奋斗、功业，其实就是一场便秘，奋斗了很久，终究只是一个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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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帝国虽然短暂，但其所创的大一统体制却为中国后世所延续，其所开创的中华帝国延续了2000多年，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超过了罗马帝国。
至于说秦帝国15年2世而亡，其原因是复杂的，在于当时的社会转型——由血缘国家向地域国家的过渡还没有真正完成，其统治基础相对薄弱，而始皇帝和二世皇帝都未能把国家由战时体制转向和平体制，故二世而亡。经秦末战乱，宗法社会的基础基本被清除，汉初形成布衣将相的格局，国家才真正定型。

@wamtwwamtw 11楼 2013-07-05 22:20:23
大一统,恰恰是害了中国两千年.春秋的时候,是中国各种思想自由萌发的时期,百家争鸣,相当于古希腊,如果秦国不搞大一统,日后中原各地很可能产生自由民主萌芽,其实以杨朱为代表的这一派已经提出了"无君"思想,是人权和共和的萌芽.可惜,大一统以后,从此中国人一直生活在黑暗中,直到今天.
国家是为人服务的工具,如果它做不到,而是反过来害人,那就让它分解好了,人民不介意生活在自由的小国家里,比如欧洲各国.自由民主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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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集权大一统政治格局不符合当今时代之潮流，这一点我也认同。难得朋友有如此认识。
但我们不应该吧此点过错归之于古人，在研究历史时应抱着一个基本的观念——历史的观念，要把其人其事置于其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去看待，不应该用我们今天的认识高度去评判古人，如果那样，恐怕牛顿也是一无是处。中央集权的确有很多缺点，但在中国，最起码从秦汉一直到隋唐其优越性还是主要的，至于到宋以后，尤其是近代乃至于当今，其弊端日益明显，那是后来人不知变通，是我们父辈、祖辈包括我们自身的责任，而不应归赘于2000年以前的秦人。
就任何政体，无论是民主也好、集权也好，其都有优点和弊端，关键是符不符合时代之潮流和要求，比如集权政体就适合战争或危及时期，而民主政体适合商业大繁荣的时代，选择何种政体，关键是“因时制宜”，这需要领导者的眼光和智慧。
中国民智未开，传统之疾漏过多，现在还不是民主的时候，但却有着走向民主的趋势。社会的演进，民智日益开启，相信会有这一天。
俺本来只想谈历史不过问政治，但因为学科特点，也不免要牢骚几句，权当方外之言，望君莫笑。

4，非子受秦。
商周之际的改朝换代，嬴姓“鸟俗”氏两代族长不是死于战乱，就是为主子殉节，部族命运也一落千丈——由殷商显贵而变成了姬周的奴隶，可以说，他们对得起商王，对得起世代商恩。但人可以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唯独不可以与命运斗，大家看一看二战后的日本就明白了。美国佬为了尽快结束战争，给小日本投了两颗原子弹，战后又对日本实行军事占领，用我们中国人来看，日本就要亡国灭种了。不要说别的，就光“两颗原子弹”的仇恨就足够日本人记一辈子了。但日本人很现实，力不及人，你只能接受命运的摆布，关键要看你以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日本人并没有与美国人“战斗到底”或“非暴力不合作”，他们一改常态，变得温顺而听话，当年那个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恶魔，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变成了任由美国佬摆布的女优。没办法，谁让自己的实力不济，要知道，崇拜并服从强者本身就是智者的习惯。正是战后日本对美国的合作与服从，再加上中国的紧密配合（由蓝色变成了红色），美国才改变对日本的政策，由军事占领和制裁变成了扶植和改造。如果没有战后美国对日本的经济扶植和彻底的民主化改造，也许就不会有日本的经济奇迹。奇怪的是日本总是能在历史的某一阶段找到最强大的盟友作为靠山：19世纪他们联合世界上最强大的英国，组成英日同盟，打败了两个庞然大物——中国和俄国；二战后又靠上了美国而迅速崛起，一直到现在，日本一直把美日关系放在它外交的核心。日本人成功的秘密是什么，那就是超乎寻常的现实、冷静和明智，他们明白：历史上的任何仇恨也没有现实利益更重要。说到这，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个自身除了大米和苹果之外一无所有的弹丸小国，他们是真正的强者和智者。反观一下中国，真是可怜、可笑。
嬴姓“鸟俗”氏族人就是这样的强者和智者，商亡后，他们一改与周王朝敌对的态度，变得服从与温顺，使双方的关系日益亲密，他们的命运也随之发生变化。
蜚廉和儿子恶来都在商周之际共死殷商国难，蜚廉还有一个儿子名叫季胜（季，排行老四），季胜的儿子叫孟增，孟增得到周成王的信任和宠幸，孟增的儿子叫衡父，衡父的儿子叫造父，造父凭借祖上的看家本领——驾驭战车，得到当时的“逍遥天子”周穆王的赏识和重用。造父为周穆王挑选了八匹毛色各异的骏马——赤骥、盗骊、白义、渠黄、骅骝、芃蠙、騄耳、山子。这样的骏马，再配以华丽的战车，威风决不亚于今天的劳斯莱斯和法拉利。周穆王坐在这样的豪华车子上，不禁豪情万丈，男人最渴望的是什么？是权力、金钱、荣耀和女人，贵为天子，权利和金钱自不待说，唯独缺少荣耀和女人。凭借着一腔豪情和热血，周穆王大举西征，征伐位于周王朝西部和北部的西戎，结果大获全胜，俘虏了西戎五个部族的首领，而且凭借着造父驾驭的八骏之乘，大军深入西境，一直到达昆仑山（并非今天的昆仑山，根据《史记/正义》，是酒泉之南山），在那里，遇到了有异域风情的绝世美女“西王母”（应当是古羌族的女首领）。其后的故事可想而知：幽会、缠绵……
正在周穆王乐而忘返的时候，后院起火，位于淮泗地区的徐国发动叛乱，他的君主徐偃王悍然称王（在周代，只有天子才可以称王，诸侯称王被视为僭越、大逆不道），而且得到天下人的拥护。周穆王这下可急了，爱美人但不能不要江山，只能与心上恋人依依惜别，踏上征程。但昆仑与东南的徐国相距几千里，谈何容易，这一次又是造父帮了大忙，他驾驭着八骏之乘日行千里，周穆王及时赶回镐京，调兵遣将，顺利平定了叛乱。
“没有你，就没有哥的今天”——这应该是周穆王对造父的真心表白，作为奖赏，周穆王把赵城送给造父，赵城位于河东霍太山附近，从此造父和他的子孙成了周天子的大夫，这支嬴姓族人以赵为氏，在周幽王时，他们投奔晋国，日渐壮大，成了晋国六卿之一，战国时代，赵氏与韩魏联合瓜分晋国，赵氏便由大夫之家一跃成为战国七雄之一的赵国。
蜚廉四子季胜一族到造父时期，终于翻身得解放，他们的后人在战国时代发展为赵国，但他们只能算是嬴姓“鸟俗”氏族人的一个分支而已。咱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恶来的后人，恶来虽然死于殷乱，但周人并没有对他的后代赶尽杀绝，他的子孙世代繁衍，并且成为“鸟俗”氏族人的主干。恶来的儿子叫女防，女防的儿子叫旁皋，旁皋的儿子叫太几，太几的儿子叫大骆。我们前面探讨过，根据《史记》记载，嬴姓“鸟俗”氏族人早在中潏时期就居于西垂，但有些学者怀疑中潏所居西垂在河东霍太山附近。我们现在可以肯定：最迟在大骆时期，这支族人已经定居在西垂犬丘，既陇西西汉水流域，大堡子山附近地区。西汉水在当时向东注入汉水，但后来经地震，河道堵塞，所以转而向南注入嘉陵江，成为嘉陵江的上游一直到今天。西垂地区经西汉水的冲积和灌溉，土质肥沃，境内盛产井盐，以至于后世在这一带专门设立盐官。盛产井盐，利于畜牧，土质肥沃，利于农耕，恶来的后人在边远的西部据有这样一块得天独厚的根据地，也算是上天对这支远离东夷故土，命运坎坷的古老部族的补偿。西垂，虽然伴随着这支族人的日益崛起而渐渐被人们遗忘，但它确是秦帝国的龙兴之地。
西垂自然条件优越，但在当时却不是一块无忧无虑的乐土，它四周为勇武野蛮的西戎诸部族所包围，这些西戎部族以劫掠屠杀为家常便饭，连周王朝拿他们也没有办法。这便是嬴姓“鸟俗”氏族人所面临的生存状态：时刻面临着举族被屠戮，宗族覆灭的危险。
如何在强敌环视的蛮荒之地生存立足，的确是摆在嬴姓各代族长面前的难题。但这个古老部族用他们的行动证明他们不但可以生存下去，而且还可以在西垂世代繁衍，日渐壮大。
嬴氏部族继承了祖先骁勇善战的秉性，当西戎来犯时，给予迎头痛击，即使西戎以勇武著称，但在嬴氏部族面前还是稍逊一筹。正是凭借族人用鲜血换来的一场场胜利，他们终于赢得了西戎各部的尊重，任何一个西戎部族也不再敢轻易和这个表面上看来弱小的东夷小部落动武，因为事实证明，轻视他们而轻率开战，灭亡的很有可能是自己。
但光凭借武力也难以在西垂长久立足，西戎各部大都是土生土长的西北人，突然在西垂冒出来一个山东大汉，大家如果联合起来欺生对付你，你再能打也难以应付。所以嬴氏部族的第二个生存之道便是联姻。通过和西戎各部广泛联姻，密切了与西戎各部的关系，寻找到更多的盟友，同时利用西戎各部的矛盾分化瓦解敌人，这样当强敌来犯时，避免了自己孤立无援的境地。
嬴氏部族第三个生存之道是联周，寻找强大的靠山。西戎毕竟是不讲信义而杀戮成性的野蛮部族，与他们结盟也好联姻也好，都是靠不住的，所以嬴氏部族必须在西戎各部之外寻找一个可靠的强大靠山，这个靠山在当时非周王朝莫属。利益永远是合作的基础，当时的周王朝也被西戎搞得焦头烂额，所以也要利用嬴氏部族来牵制对付西戎，两者一拍即合。在周王朝和西戎的博弈中，嬴氏部族扮演着一种特殊的角色：当周王朝要大举讨伐西戎时，他们是先锋和探明敌情的斥候；当周王朝要与西戎讲和时，他们又成为信使和中间人。虽然他们对周王朝有着如此重要的作用，但这并没有改变他们寄人篱下的处境，自诩文明高贵的周人根本看不起这个土里土气的东夷小邦。这时的他们仍然依仗造父一族在周王朝的地位，而冒姓赵氏。
处于陇西的嬴氏部族就是依靠这3个办法，在戎狄环绕之态势下艰难生存。

夏商周三代是贵族时代，那时人们的地位不是看他的才能、品德和相貌，而是看他的血统，平民的儿子永远是平民，奴隶的儿子永远是奴隶，贵族的儿子永远是贵族。但一个贵族可以有很多个儿子，老贵族死了以后，到底由哪个儿子继承老子的爵位和封地就成了问题，弄不好，几个儿子为了争夺老子的家业大打出手、同室操戈。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贵族们发明了宗法继承制，只有老贵族正妻所生的长子才有继承权，这个儿子就是嫡长子，不管他是傻子还是残疾。大骆的嫡长子叫嬴成或赵成，他妈妈即大骆的正妻是申侯的女儿，申侯在周王朝位高权重，这也许是嬴氏族人巴结周王朝的一种手段，嬴成从出生那天开始就注定了他根红苗正的地位。
大骆还有一个不起眼儿的庶子名叫嬴非子，简称非子。作为庶子，非子不可能像嬴成那样在老爸死了以后，可以继承丰厚的家业，也许他会沦落为一介平民，没有任何特权、家业和靠山，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但人生说来也真是一件怪事，有的人没有显赫的身世，没有高贵的血统，从老子那里继承不到任何财产，但这反而会激励他去努力奋斗，最后为自己打拼出一片天地。“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靠天靠地靠祖宗不算是好汉”，非子就是这样的好汉。嬴氏部族原本就是一个游牧民族，擅长于放牧，非子操起祖先的事业，专注于养马，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养马高手。一传十、十传百，传到了当时的天子周孝王的耳朵里。周代是一个典型的贵族时代，贵族们出门兜风时坐的是车，打猎锻炼体魄时坐的也是车，出征打仗在战场上驱驰时坐的还是车，所有的车都需要马拉，对马匹的需求量是巨大的，但周人自古以来以农耕见长，是农业部族，不善于放牧养马。所以像非子这样的养马高手，在周人眼里是很抢眼的人才。于是周孝王一道命令把非子调离西垂，大骆哪敢违抗天子的命令，乖乖放人。周孝王将非子安置在渭水和汧水（即现在的陕西省千河，是渭河支流）的交汇处，为周王朝放牧养马。经非子的悉心照料，周王朝原先瘦弱的马匹各个膘肥体壮，而且繁殖的非常快。望着漫山遍野的马群，非子笑了，他知道自己时来运转的时机到了。
为奖赏非子的功劳，周孝王打算强令大骆废黜公子成，提升非子为法定接班人。但周孝王明白，此举无疑破坏了周王朝奉以为邦国之本的宗法制，如果全天下都这样随便的废嫡立庶，贵族内部会自相残杀，天下大乱。正在周孝王左右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公子成的外公——申侯得知了这个消息，申侯很着急，他倒不是为了天子着想，而是替自己的宝贝外孙着想。“这孩子从小娇生惯养，仗着自己嫡长子的地位，不求上进，整日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如果被废黜，以后可怎么活呀……….”，想到这，申侯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
于是申侯用他那浓厚的老陕腔调在周孝王面前说了那段令后世秦史研究无比纠结的一段话：
“敬爱地（的）王，饿（我）挺学（听说）您腰（要）废掉嬴成，不知您知不知道，想当年饿的祖先——骊山女王嫁给了戎胥轩，生地娃就是中潏，戎胥轩和中潏爷俩能打地很，西戎都怕他们了摸，正是因为这层管洗（关系，按：申国本是姜姓部族，与周人亲密，申嬴又联姻），西戎才与我们保持了持久的和平。现在，饿把饿的女娃子嫁给了大骆，申嬴再一次联姻，生的宝贝疙瘩是嬴成，也会给大王地国家带来和平，为了伟大的和平事业，请您一定要好好思量了摸。”
申侯这段话，表面上是对周孝王的建议，但话锋里却隐含有威胁的口吻，可谓绵里藏针。周孝王不傻，他听出了话里的玄机，不禁吓出了一身冷汗。如果自己真的废黜公子成，弄不好就会引起西戎各部的叛乱，局面将不可收拾。
A计划行不通，就采用B计划。所谓B计划，就是从天子直辖的王畿之地内，划出一块地盘送给非子，作为天子的附庸。《孟子/万章下》记载：“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所谓附庸，就是在大国疆域内依附于大国的异族小部落，该部落因为没有自己的地盘或受到外族威胁家园被毁无处安身，怎么办，只能牺牲主权寻求有实力的大国庇护。大国把他们安置在自己的疆域内，他们必须听命于大国，而且要为大国承担义务，如劳作、随从征伐等，两者的关系类似于主仆关系。非子一族就是直接依附于周天子的附庸。
周孝王安置非子的附庸之地，就是非子替周王朝养马的汧渭交汇处，位于今天陕西省千河流域的陇县和千阳一带，因为当时该地区盛产一种谷物——“秦”，所以被称为秦邑。中国的汉字本质上属于象形文字，“秦”字从小篆、金文、甲骨文的写法来看，是两只手持木棍舂谷的形象，该字的本来意思是一种极其适合酿制美酒的谷物。在金文和甲骨文中，秦字常常与祭祀或美酒联系在一起，据说周公在东征获胜后，回到镐京祭祀宗庙时喝的就是秦酒。
非子受秦，他带领一部分嬴氏族人从西垂母体中分离出来，从此非子一族便与“秦”联系在一起，我们终于可以直接称呼他们为秦人或赢秦部族。根据《秦史稿》的作者，已故的林剑鸣先生的推测，非子一族即秦人最初有两三万人口。

谢谢，欢迎常来。

秦字的小篆、甲骨文写法。

西垂和秦邑位置。

5，烽火西陲。
周孝王奖赏非子，分土为附庸，是有他心里的算盘的。第一，利用非子一族继续放牧养马，为周王朝储备更多的战略资源。第二，非子受封的秦邑位于陇山东侧，他们正可与陇山以西的西垂大骆嬴成一族遥相呼应，监视、牵制陇山周围不大安分的西戎各部。但周孝王的如意算盘在周王朝政局稳定、国力强大的时候是成立的，一旦镐京政局动荡，国力崩溃而无瑕西顾的时候，陇山一带的西戎各部正可利用这个时机群起叛乱，打破周人与嬴姓部族强加给他们的冷和平。到那时，陇西西垂的大骆一族无疑将会被西戎各部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成为他们首要的攻击目标。而单凭陇山东西的两支嬴姓族人是很难抵御的。
非子以后秦人的各代族长世系如下：
秦嬴（即非子）：？——公元前858年。
秦侯（非子之子）：公元前857年——公元前848年。
公伯（秦侯之子）：公元前847年——公元前845年。
秦仲（公伯之子）：公元前844年——公元前822年。
秦仲的时候，当时的天子是周厉王姬胡。周厉王三十年，宗周镐京爆发了“国人暴动”，平民造反（注：不是奴隶起义），把天子赶跑了。所谓国人，是居于城郭之内的平民。周代是典型的贵族等级社会，政治制度是宗法制与分封制的有机结合。一个人在家族内部的血统地位决定了他在政治上的等级地位。贵族内部的等级序列由上到下依次是：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士处于贵族集团的最底层，士的嫡长子在老爸死了以后继承为士，余子沦落为平民，这些平民构成了国人的主体，他们与贵族同属于一个家族，是贵族们的疏远宗亲。居住于城郭之外的平民称为野人，他们是外族人，是被征服民族或战争中掳掠的的战俘。因为血缘的关系，国人的地位高于野人，野人的义务是干活劳作，养活各级贵族，而国人是自由民，他们具有一定的政治权利，同时可以当兵打仗。在贵族时代，当兵打仗保卫家国是莫大的荣誉，只有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才有这个特权。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公民及后来中世纪时代的贵族，还有古代日本的武士，都有着尚武的风习，他们都是国家的统治阶层。中国古代也是如此，即使像周人这样一个热衷于诗书礼乐的农耕部族也是如此。只是到了宋代，重文轻武——“好男不当兵，好铁不做钉”，导致民风柔弱，中华从此无健儿。周代的贵族不但懂音乐，会作诗，而且尚武，同姓的国人也有当兵打仗的特权，贵族是国家的精英，而国人则是保卫家国的基石。但国家如果对外战争过于频繁，则国人不堪重负，必然滋生对国家的不满情绪。
周厉王姬胡在即位之初，雄心勃勃，大举征伐。先是讨伐淮夷，后又讨伐荆楚，结果都吃了败仗。打仗需要钱，钱不够怎么办，姬胡身边有一个开源生财的专家——荣夷公。他的办法是“专利”，由国家垄断山林川泽的收益。山里川泽在周代本来是公有，对平民开放，国人可以在这里采樵渔猎，是国人维持生计的重要来源。现在这一切都属于国有，无疑断了国人的财路和生计。国人本来就对周厉王连年征伐苦不堪言，现在又断了大家的生路，不免怨声载道。人都愿意听奉承话儿不愿听毁谤，更何况堂堂天子。姬胡有办法“止谤”，他派出大量便衣、特务，暗地查访和监视国人，有胆敢诋毁天子的国人，一律科以重刑。结果搞得国人们敢怒不敢言，熟人相见，不敢打招呼，只能“道路以目”。人得了疟疾，你不但不给他医治，反而把屁眼堵死不让他排泄，谁能受得了？国人们终于爆发了，他们手持木棍、农具包围王宫，要杀死姬胡，吓得姬胡屁滚尿流一溜烟逃到了边远的彘地（位于今山西省），一躲就是14年，最后死在那里。镐京的朝政由周公和召公共同主持，一说由共伯和（共国诸侯，名和）摄政。姬胡死后，太子姬静即位，就是周宣王。
“国人暴动”导致周王朝的局势失控，放松了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处于陇山大川一带的戎狄各部开始蠢蠢欲动，联合起来。而处于陇山以西深植于戎狄之间的犬丘大骆一族自然便成了戎狄的首要攻击目标。
面对这种危局，陇山东西的两支嬴姓族人必须联合起来，共赴族难。陇东非子一族即秦人，在族长秦仲的带领下举族西迁，迁至陇上，即今甘肃张家川、清水境内。目的便是加强与陇西犬丘一族的联系，互相支援。
但是，单凭陇山一带两支嬴姓族人的力量，是无法抵御戎狄各部的联合进攻的。最终的结果，位于陇山西部的犬丘大骆一族在西戎各部势如潮水的包围和攻势下，遭遇灭顶之灾，宗族被灭，赢秦的神圣祖地——西垂犬丘被戎狄占据。
这期间，犬丘大骆一族一定经历了无数次惨烈而惊心动魄的战斗，之后又经历了被野蛮戎狄快意复仇的血腥屠杀。但历史文献并没有留下他们的名字，甚至连当时的族长是谁都不知道，一切都伴随着鲜血和杀戮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在这里我们不仅概叹历史的残酷和写史者的无情，但历史永远都是由胜利者来书写。迦太基人、美洲印第安人、西域诸小国………都曾经遭遇屠杀而宗族被灭，当我们愤怒于南京大屠杀的残暴时，我们有没有为这些几近于消失的民族质问上天:天理何在，正义何在。没有人同情他们的哭泣，没有人缅怀他们的魂殇，他们的命运就像天上的流星和陨石，没有情感，只有冷冰冰的宇宙法则。所以，历史是什么，不过是胜利者的欢歌，胜利者的祭奠。

犬丘一族的覆灭，使得本属于嬴姓旁支的秦人成了部族的正宗。迁居陇上的秦人肩负着收复祖地，为同族报仇雪耻的重任，奈何势单力孤，此时向戎狄开战无异于以卵击石。族长秦仲在等，等什么——部族势力的壮大和可靠而强大的外援。
秦仲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发展部族实力上，在他十几年的经营之下，同时还有在犬丘之难中幸免的一部分族人的加入，秦人实力日渐壮大，人丁兴旺，礼乐昌盛。
当时秦人的情形可从后来孔夫子编撰的民歌总集《诗经/国风》中窥见一斑。
【诗经/国风?秦风】

车邻
有车邻邻，有马白颠。未见君子，寺人之令。
阪有漆，隰有栗。既见君子，并坐鼓瑟。今者不乐，逝者其耋。
阪有桑，隰有杨。既见君子，并坐鼓簧。今者不乐，逝者其亡。
【译文】
大车奔驰响辚辚，马儿白毛生额顶。来访君子未见面，等候侍者来传令。
高坡有个漆树园，洼地有片栗树田。已经见到那君子，同坐弹瑟乐晏晏。今朝不乐待几时，转眼衰老气奄奄。
高坡有个桑树林，洼地有片杨树荫。已经见到那君子，同坐吹笙喜盈盈。今朝不乐待几时，转眼死去埋坟茔。
粗犷豪迈的牧马人玩起了车马礼乐侍御之类的高雅文化，并不是他们腐化堕落，而是向周王朝示好，他们文明开化了。大家不要轻视周代的礼乐文化，认为就像今天红白喜事及休闲娱乐时，几个哥们在一起喝喝酒，KK歌那样随便。周王朝奉礼乐为圭宝，是区分文明与野蛮的重要依据。秦仲玩礼乐是打文化牌，向周王朝寻求文化认同，以求其支援。
周王朝经历了“国人暴动”、“共和行政”十几年的动荡混乱之后，终于迎来了“宣王中兴”的春天。姬静上台后，励精图治，摆在周王朝面前的一大威胁便是戎狄各部的叛乱，再加上秦仲打文化牌向周王朝示好，姬静决心支援秦人向戎狄开战。但国家经历了十几年的混乱，百废待兴，用钱用兵的地方太多，国家还腾不出力量来平定西戎叛乱，只能依靠秦人，给秦人精神上的鼓励和道义上的声援。
公元前827年，既周宣王4年、秦仲18年，周王朝册封秦仲为西垂大夫，由附庸升级为大夫，其用意就是利用秦人单枪匹马抗击西戎。没有物质资源，只有精神鼓励，你干不干？但精神鼓励也是力量，凭借着周天子堂而皇之的嘉奖和心中压抑许久收复祖地雪耻的豪情，秦人终于向戎狄宣战，秦人上了战场，与戎狄各部进行了五年的厮杀，期间又不知有多少秦人阵亡。但战果却是零，犬丘不但没收复，而且一代伟大族长——秦仲抱着未了的遗愿和遗憾而喋血沙场

说不清啦，也许还有只是变了名字，也许没有啦。
先秦时的中原人主要的粮食是黍或稷，也就是大黄米，估计“秦”亦当为这一类的谷物。

赢秦部族遭遇了两次惨痛的失败，第一次，陇西犬丘一族被灭，祖地沦陷；第二次陇上秦人实力受损，族长阵亡。秦仲有五个儿子，历史上留下名字的只有长子嬴其和少子嬴康。老爸死后，嬴其肩负起领导部族的重任。
秦人是倔强的，是有血性的，他们留的只有血没有泪，他们可以被敌人击败，但永远不会被击倒。只要还尚存一丝部族余力，他们便不会与血海深仇的敌人休战。他们埋葬战死的亲人，穿上阑珊的衣履，拾起破旧的戈矛，擦干身上的血迹，唱着悲壮的战歌，重新走上战场，誓死与戎狄血战到底。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诗经/秦风/无衣》正是反映早期秦人浴血奋战的军歌，被后世奉为边塞诗的鼻祖，读着这首几千年前战斗的诗篇，不禁令人荡气回肠而激动万千。
秦人的战斗豪情感动了周宣王，他也认识到光凭借秦人的力量无法战胜戎狄。他召见嬴其五兄弟，发现嬴其虽然年轻，但勇武刚健且老成持重，可堪重任。这一次姬静决心全力支援秦人，援助嬴其七千人的军队。按西周和春秋早期制度，一辆战车上有甲士三人，左持弓主射，右持戈近战，中主御。每辆战车还配备步卒25人，作战时车步配合构成一个基本单元，样子很像二战时的摩托化部队。战车上的三个人都是贵族，其中，左边主射的那个人是该作战单元的长官。到了春秋中期以后，步兵变得越来越重要，于是每辆战车由原来配备25名步卒增加到75名步卒。周宣王时代是西周后期，7000人的军队应该有大约300乘战车，这在战争规模还不是很大的时代，确是一支规模颇为可观的武装。
正是依靠周王朝的七千援军和秦人血战到底的战斗豪情，周秦联军终于打败戎狄，收复西垂犬丘。可惜当时的战斗情形史马迁在《史记/秦本纪》中没有详细的记述，只是一笔带过。中国的史书对战争描写都很简略，相反西方的史书对战争的描写确很详实细致。比如阿庇安的《罗马史》，在记述撒马战役时，不但对战前双方的战术安排、兵力布置、战争中的具体过程描写的很详细，而且对交战双方统帅——汉尼拔和西庇阿在交战时的所有活动都有细致的记载。东西方史书为何有如此大的差异，我想主要原因，中国的史书大都是文人书写的，他们舞文弄墨可以，但从未经历过战阵，于战争是彻头彻尾的外行。而在西方，史书或者是原始史料一般都是由当时参加过该战役的将军士兵或“战地记者”所作，对战争的描写常常令读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犬丘之战，我们无法从史书中看到具体的情形，但考古的发现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得到更多的信息。
目前所知最早的赢秦青铜器是不其簋（簋为先秦时代贵族盛放食物的容器），可惜遗失器身只存器盖，簋盖有铭文，称为“不其铭文”，该器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1980年，山东滕州后荆沟墓葬中出土了两个簋，有身有盖。其中一个簋身内发现了“不其”铭文，居然与中国历史博物馆馆藏的不其簋盖上的铭文几乎一致，而且铜器尺寸也完全一致，都是23．2厘米，纹饰也一样。因此，历史博物馆的不其簋盖似乎正是后荆沟那个簋的原盖，而后荆沟墓中不其簋的盖竟然是后配的。簋身和盖何时分离的？秦国的铜器怎么会埋在鲁国来呢？期间又发生了那些事呢？没有答案。

器盖及“不其铭文”如下

山东滕州后荆沟墓葬中出土不其簋

不其簋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