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左宗棠[连载]
作者：richardeven1Lv 12 时间：2020-07-08 04:55:22
湖北正是西北太平军的活动范围，就算不是根据地，也算是游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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捻军本身就是一支流寇，根本没有根据地，也从来没有根据地，所以不要闭上眼睛瞎扯。
西捻进入陕西，在刘蓉三十营湘军被歼灭，捻军和回军联合攻打西安以后，曾国藩怕一旦西安失守，发生屠城惨剧被追究责任，这才急忙派老湘营星夜兼程进入陕西——只是应对捻军的三支专业队中的半支。如果西捻进入陕西就不会打仗了，何以轻轻松松就歼灭了刘蓉的三十营湘军？既然马占鳌只是土匪，捻军才是经过训练的军队，威力无比，可同样的西捻，为什么左宗棠在只有五万能战之兵的情况下，同时应对回军和捻军，却能够把捻军逼入骑兵无法施展的陕北山区，最终将他们全部赶出陕西？
本来应对东捻的三支军队，加上应对西捻的两支半军队全部归李鸿章应对东捻，加上其他四镇的各省驻军以及湖北的清军，李鸿章手中兵力非常充足，但是，因为他指挥无能，淮军被打了个鼻青脸肿，树军、松军和铭军先后溃不成军，张树珊、郭松林、刘铭传，或死，或俘，或脱衣摘帽坐地等死。
两相比较，左宗棠和李鸿章的指挥能力立见高下，李鸿章是靠玩厚黑起家和发达的，论起军事才能，的确不敢恭维。
河州太子寺一仗，已经反复讨论过了，这一仗根本不是左宗棠的过错所导致，战争影响也非常有限，马占鳌不是认清形势，选择了投降吗？翻来覆去，只能举出这样一个战例，可见真是词穷了。
湖北正是西北太平军的活动范围，就算不是根据地，也算是游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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捻军本身就是一支流寇，根本没有根据地，也从来没有根据地，所以不要闭上眼睛瞎扯。
西捻进入陕西，在刘蓉三十营湘军被歼灭，捻军和回军联合攻打西安以后，曾国藩怕一旦西安失守，发生屠城惨剧被追究责任，这才急忙派老湘营星夜兼程进入陕西——只是应对捻军的三支专业队中的半支。如果西捻进入陕西就不会打仗了，何以轻轻松松就歼灭了刘蓉的三十营湘军？既然马占鳌只是土匪，捻军才是经过训练的军队，威力无比，可同样的西捻，为什么左宗棠在只有五万能战之兵的情况下，同时应对回军和捻军，却能够把捻军逼入骑兵无法施展的陕北山区，最终将他们全部赶出陕西？
本来应对东捻的三支军队，加上应对西捻的两支半军队全部归李鸿章应对东捻，加上其他四镇的各省驻军以及湖北的清军，李鸿章手中兵力非常充足，但是，因为他指挥无能，淮军被打了个鼻青脸肿，树军、松军和铭军先后溃不成军，张树珊、郭松林、刘铭传，或死，或俘，或脱衣摘帽坐地等死。
两相比较，左宗棠和李鸿章的指挥能力立见高下，李鸿章是靠玩厚黑起家和发达的，论起军事才能，的确不敢恭维。
河州太子寺一仗，已经反复讨论过了，这一仗根本不是左宗棠的过错所导致，战争影响也非常有限，马占鳌不是认清形势，选择了投降吗？翻来覆去，只能举出这样一个战例，可见真是词穷了。
当官的人爱护百姓，在什么时候都不会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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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但是爱护老百姓同样有个怎么爱护的问题,如果不能保护老百姓免受战乱之苦,那么一一点薄粥汤也是无济于事的,老百姓可以吃菜节粮,欠饷怎么行?士兵是否会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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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苏李鸿章收复的地盘上，三年了敢于复耕生产的农户，“万不及一”，这种情况也是“爱护”百姓所导致？老百姓不敢复产，他们吃什么？已经打跑了太平军，老百姓吃点薄粥无济于事，所以干脆让他们饿死算了？这种事情用欠饷来解释，说得通么？李鸿章在江苏时，是曾左李三人中最富足的，还要用这种理由来辩白，不觉得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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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但是爱护老百姓同样有个怎么爱护的问题,如果不能保护老百姓免受战乱之苦,那么一一点薄粥汤也是无济于事的,老百姓可以吃菜节粮,欠饷怎么行?士兵是否会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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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苏李鸿章收复的地盘上，三年了敢于复耕生产的农户，“万不及一”，这种情况也是“爱护”百姓所导致？老百姓不敢复产，他们吃什么？已经打跑了太平军，老百姓吃点薄粥无济于事，所以干脆让他们饿死算了？这种事情用欠饷来解释，说得通么？李鸿章在江苏时，是曾左李三人中最富足的，还要用这种理由来辩白，不觉得有问题？
左宗棠是否明明有钱，却不给士兵发饷、不买枪炮、只顾自己虚名？我不以为你能举出这样的事实来，不过是信口开河，是痞子腔的一种展示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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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这么说,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结合当时的具体形势来讨论.我倒是另一一种猜测,那就是左宗棠的说法做法其实是因为当时具体的形势,为了争取浙江的民心士心进行的一种宣传罢了,所谓的蠲免田赋也未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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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复杂的问题”来故作高深，却根本没有绕过去：你指控左宗棠不给士兵发饷，买枪炮，只顾自己的虚名，请你列举事实，你用“另一种猜测”来搪塞，这玩儿的是什么套路？蠲免田赋，上要奏报朝廷，得到批准，下要向百姓张榜公布的，既然免除某年田赋公布过了，却并不执行，照样收取，谁还会缴纳？这种出尔反尔的事情，也许只有李鸿章能做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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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这么说,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结合当时的具体形势来讨论.我倒是另一一种猜测,那就是左宗棠的说法做法其实是因为当时具体的形势,为了争取浙江的民心士心进行的一种宣传罢了,所谓的蠲免田赋也未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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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复杂的问题”来故作高深，却根本没有绕过去：你指控左宗棠不给士兵发饷，买枪炮，只顾自己的虚名，请你列举事实，你用“另一种猜测”来搪塞，这玩儿的是什么套路？蠲免田赋，上要奏报朝廷，得到批准，下要向百姓张榜公布的，既然免除某年田赋公布过了，却并不执行，照样收取，谁还会缴纳？这种出尔反尔的事情，也许只有李鸿章能做得出来。
当官的人，不顾百姓死活，纵容手拿武器的士兵对百姓进行抢掠，肯定是不对的。在李鸿章掌管的江苏，就有大量士兵抢劫的记录，已经收复三年，依然治安状况极差，百姓敢于复耕的万不及一。既然如此，你当的是什么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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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统治区的百姓,怎么说呢?不能不进行甄别,不能不进行奖忠惩奸,有银子的人,必定与长毛的关系不一般,抢他们的银子,不算什么,本来还该杀掉他们全家呢,男的杀了,女的送给将士们做女奴,给将士们传承后代,这是当时法律的明文规定,但是最后也没有条件也没有必要执行.
那些被抢的家伙,居然还敢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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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巧舌如簧！李昭庆在西塘放火，让火舌去对老百姓进行“甄别”？火光冲天时，有钱的和没钱的老百姓的房屋，统统化为灰烬，老百姓的钱财，都进了李鸿章的口袋，凭什么？这种抢劫引起民愤，让嘉善县令汤成烈去背锅，可汤成烈却是李鸿章刚刚任命的，这么古怪的现象，跟你的解说词配得上套么？再说，浙江的事情，让浙江地方去处理就好，你一个江苏巡抚，把浙江百姓的钱财，抢回去装在自己的荷包里，还振振有词，不是土匪逻辑吗？瑞查德的说辞，让人领教了洗地李鸿章的基本手法，只是，这些手法真的符合历史真相，真的能够使得所有人信以为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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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统治区的百姓,怎么说呢?不能不进行甄别,不能不进行奖忠惩奸,有银子的人,必定与长毛的关系不一般,抢他们的银子,不算什么,本来还该杀掉他们全家呢,男的杀了,女的送给将士们做女奴,给将士们传承后代,这是当时法律的明文规定,但是最后也没有条件也没有必要执行.
那些被抢的家伙,居然还敢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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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巧舌如簧！李昭庆在西塘放火，让火舌去对老百姓进行“甄别”？火光冲天时，有钱的和没钱的老百姓的房屋，统统化为灰烬，老百姓的钱财，都进了李鸿章的口袋，凭什么？这种抢劫引起民愤，让嘉善县令汤成烈去背锅，可汤成烈却是李鸿章刚刚任命的，这么古怪的现象，跟你的解说词配得上套么？再说，浙江的事情，让浙江地方去处理就好，你一个江苏巡抚，把浙江百姓的钱财，抢回去装在自己的荷包里，还振振有词，不是土匪逻辑吗？瑞查德的说辞，让人领教了洗地李鸿章的基本手法，只是，这些手法真的符合历史真相，真的能够使得所有人信以为真吗？
@richardeven1：你在这里的发言，一直看不到完整地叙述一个事件，看不到为你自己的论述提供确切的历史依据，即使谈到某个史料，你的讲述也完全和原文南辕北辙。这两天你的回帖，更是不知所云。
如果你要表达意见，请把自己的观点讲明白，提交相关论述的依据，如果只是这般一通不着边际的胡侃，只能恕不奉陪了，的确没有时间陪你玩儿。
如果你要表达意见，请把自己的观点讲明白，提交相关论述的依据，如果只是这般一通不着边际的胡侃，只能恕不奉陪了，的确没有时间陪你玩儿。
真要拿李鸿章的功业来比湖南的“内清四境，外援五省”，应该只能用李鸿章在安徽时候的情况来比较才合适，非要用李在上海的情况来比，则不合适。湖南外援五省，去五省什么地方抢掠烧杀了？可李鸿章在浙江有这种情况。湖南内清四境的同时，老百姓安居乐业，省内财政大幅度增长，可李鸿章在江苏，收复三年的地方，老百姓复耕的人竟然“万不及一”，把这样两种情况硬捏到一起，太生硬了。李鸿章在上海、江苏的情况，应该跟左宗棠在浙江相比，浙江可是一边收复，一边就复耕了，社会治安远远好于李鸿章治下的江苏，用赵烈文的原话来说，二者相差好几十倍，根本就不能比。左宗棠非常清楚慈禧和李鸿章是什么关系，慈禧把方方面面的大权交给李鸿章，架空光绪，使她自己在“归政”的表象下面，依然牢牢地控制着整个国家。光绪尚且如此，左宗棠只是一个臣子，怎么可能是对手？因此，在李鸿章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左宗棠自始至终都只有防守的份。然而，左宗棠恐怕直到离世都搞不懂，李鸿章为什么要那样拼命敛财，却毫不在意国家的疆土，不仅放弃新疆，后来也要放弃台湾，放弃东北，至于越南和朝鲜，就更加不在话下了。
什么叫政绩？保境安民、维护地方治安这些不是政绩？李鸿章搞了三年，土匪遍地，老百姓不敢复产耕种，这不是政绩？
自古就有贪官和清官之分，这两种人泾渭分明形同水火，左宗棠和李鸿章就是这种情况，他们本不是一种人，练的也并不是在练同一种经，李鸿章要的是自己和小圈子的万代富贵，左宗棠要的是国家富强，迅速摆脱落后状况。为了不同的目的，李鸿章只要能够盆满钵满，可以不管版图盈缩，不争国权国势，可以浑浑噩噩，“专务养尊处优，不为未然之计”，可以把各个要津填充私人，到处是跑冒滴漏，由他安排的文武，要么临阵挂起白旗，要么还没看见敌军就逃之夭夭，一场关系至大的战争被他打得千疮百孔，一败涂地。左宗棠只要能够在国家强弱的关键时，能够获胜，哪怕自己再苦再累，甚至贴上工资，家中萧索，也在所不惜，因此，即使不断遭到暗算，他也始终能够保持全军的稳定，将士们上下一心，同仇敌忾，排除重重困难去取得胜利。这两个人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要想抹平他们的差别，恐怕不是那么容易。
自古就有贪官和清官之分，这两种人泾渭分明形同水火，左宗棠和李鸿章就是这种情况，他们本不是一种人，练的也并不是在练同一种经，李鸿章要的是自己和小圈子的万代富贵，左宗棠要的是国家富强，迅速摆脱落后状况。为了不同的目的，李鸿章只要能够盆满钵满，可以不管版图盈缩，不争国权国势，可以浑浑噩噩，“专务养尊处优，不为未然之计”，可以把各个要津填充私人，到处是跑冒滴漏，由他安排的文武，要么临阵挂起白旗，要么还没看见敌军就逃之夭夭，一场关系至大的战争被他打得千疮百孔，一败涂地。左宗棠只要能够在国家强弱的关键时，能够获胜，哪怕自己再苦再累，甚至贴上工资，家中萧索，也在所不惜，因此，即使不断遭到暗算，他也始终能够保持全军的稳定，将士们上下一心，同仇敌忾，排除重重困难去取得胜利。这两个人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要想抹平他们的差别，恐怕不是那么容易。
你非要说李鸿章“重要”、高贵，这一切并不是他真正的付出和贡献，仅仅是慈禧的赏赐罢了，也正因为这种现象的存在，注定了晚清的结局，这必然是一个没落的、垂死的朝代。在这种大趋势下，左宗棠和李鸿章扮演的并不是同一种角色。
李鸿章为了拉住洋枪队常胜军的外国人,给华尔穿上中国两品武职高官的礼服入殓,给华尔设立专门的祠堂祭祀,还给华尔家人抚恤金,这笔抚恤金据我所知,一直发到华尔的弟弟死了,弟媳妇还在领.
1896年李鸿章环球之旅,经过美国,还请来华尔的弟媳妇见了面,据说当时华尔的弟媳妇已经改嫁,照中国规矩,已经不是华尔家的人了,没有资格领华尔的抚恤金,于是中国使馆停止发放抚恤金.
华尔的弟媳妇见到李鸿章之后,提出抗议,李鸿章于是下令使馆方面,按照美国习俗继续把华尔的弟媳妇看成他弟弟的权益享受人,继续发给抚恤金.
相比之下,左宗棠就差了很多.连活着的常捷军将领都跟他闹饷,这不是自找麻烦吗？不欠饷人家会闹吗？
这人，拖欠农民工资拖欠惯了，居然拖欠到人家洋大人头上了，虽然最后没有出大事，欠饷这件事做得终究是极为不妥，真是个惹祸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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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和李鸿章跟常捷军、常胜军关系如何，仅仅通过一个寡妇的情况来证明，显然分量不足。常捷军的两位将领，和左宗棠的私人关系一直很融洽，他们对左宗棠个人充满尊敬，虽然他们退出了中国的战争，但当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需要他们的帮助时，两人立刻召之即来，即使在左宗棠已经西去陕甘，他们遇到一些困扰时，竟然跑去陕甘找左宗棠寻求帮助，当时是工资待遇方面的问题吧，左宗棠自己用养廉银解决了他们的困扰。能够维持彼此长期亲密友好的关系，足见常捷军对于左宗棠的态度。至于李鸿章，在苏州杀降一案中，彻底让常胜军统领戈登看到了背信弃义的现实，他是受降谈判的中间人，感到自己受到了愚弄，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便扬言要从淮军手中夺回苏州交还太平军，甚至提着手枪四下寻找李鸿章。李鸿章吓得根本不敢露面，只能找人拼命说和，最后用大把银子去摆平。事情虽然被压下去了，但戈登对于李鸿章，能和德克碑他们对左宗棠的情况相比吗？你的描述，向来以颠倒黑白为能事，所谓“惹祸精”之类的词汇，也不过彰显痞子腔的特色而已。
1896年李鸿章环球之旅,经过美国,还请来华尔的弟媳妇见了面,据说当时华尔的弟媳妇已经改嫁,照中国规矩,已经不是华尔家的人了,没有资格领华尔的抚恤金,于是中国使馆停止发放抚恤金.
华尔的弟媳妇见到李鸿章之后,提出抗议,李鸿章于是下令使馆方面,按照美国习俗继续把华尔的弟媳妇看成他弟弟的权益享受人,继续发给抚恤金.
相比之下,左宗棠就差了很多.连活着的常捷军将领都跟他闹饷,这不是自找麻烦吗？不欠饷人家会闹吗？
这人，拖欠农民工资拖欠惯了，居然拖欠到人家洋大人头上了，虽然最后没有出大事，欠饷这件事做得终究是极为不妥，真是个惹祸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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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和李鸿章跟常捷军、常胜军关系如何，仅仅通过一个寡妇的情况来证明，显然分量不足。常捷军的两位将领，和左宗棠的私人关系一直很融洽，他们对左宗棠个人充满尊敬，虽然他们退出了中国的战争，但当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需要他们的帮助时，两人立刻召之即来，即使在左宗棠已经西去陕甘，他们遇到一些困扰时，竟然跑去陕甘找左宗棠寻求帮助，当时是工资待遇方面的问题吧，左宗棠自己用养廉银解决了他们的困扰。能够维持彼此长期亲密友好的关系，足见常捷军对于左宗棠的态度。至于李鸿章，在苏州杀降一案中，彻底让常胜军统领戈登看到了背信弃义的现实，他是受降谈判的中间人，感到自己受到了愚弄，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便扬言要从淮军手中夺回苏州交还太平军，甚至提着手枪四下寻找李鸿章。李鸿章吓得根本不敢露面，只能找人拼命说和，最后用大把银子去摆平。事情虽然被压下去了，但戈登对于李鸿章，能和德克碑他们对左宗棠的情况相比吗？你的描述，向来以颠倒黑白为能事，所谓“惹祸精”之类的词汇，也不过彰显痞子腔的特色而已。
后来关系好?那能说明当时左宗棠也是对的吗?
人家讨饷对不对?他欠人家饷了没有?
人家洋大人又不是中国人,中国的内战本来与人家无关,人家帮着你们清军打长毛子,那是主要看在钱的份上,你居然不给钱,人家能不闹吗?
闹过之后,左宗棠清醒了,知道厉害了,补发饷银了,当然就没有事了.
这只能说明左宗棠不对,不能说明他有什么本事.
要说到尊重,人家是尊重中国的官员不是尊重左宗棠个人,日益格也有回忆录,回忆录中对左宗棠未必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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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瑞查德先生习惯满嘴跑火车，请你把左宗棠拖欠常捷军军饷的依据贴上来，以证明你不是信口开河；日意格的回忆录对左宗棠不看重，也请你贴出依据好吗？
左宗棠不是常捷军的组建者，跟李鸿章不同，他没有依靠洋人打仗的喜好和习惯。常捷军是在宁波组建的，既然如此，其军饷当然应该由组建者支付，找左宗棠闹饷，是找错了对象。
德克碑和日意格是否尊重左宗棠，以及因为什么原因尊重左宗棠，可以先搁置，但我想，他们中没有哪一个是提着枪追赶左宗棠的吧？李鸿章被戈登提枪追赶，四下里躲藏，已经完全顾不上巡抚的身份和威严，总是事实吧？他们二人有可比性吗？
人家讨饷对不对?他欠人家饷了没有?
人家洋大人又不是中国人,中国的内战本来与人家无关,人家帮着你们清军打长毛子,那是主要看在钱的份上,你居然不给钱,人家能不闹吗?
闹过之后,左宗棠清醒了,知道厉害了,补发饷银了,当然就没有事了.
这只能说明左宗棠不对,不能说明他有什么本事.
要说到尊重,人家是尊重中国的官员不是尊重左宗棠个人,日益格也有回忆录,回忆录中对左宗棠未必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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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瑞查德先生习惯满嘴跑火车，请你把左宗棠拖欠常捷军军饷的依据贴上来，以证明你不是信口开河；日意格的回忆录对左宗棠不看重，也请你贴出依据好吗？
左宗棠不是常捷军的组建者，跟李鸿章不同，他没有依靠洋人打仗的喜好和习惯。常捷军是在宁波组建的，既然如此，其军饷当然应该由组建者支付，找左宗棠闹饷，是找错了对象。
德克碑和日意格是否尊重左宗棠，以及因为什么原因尊重左宗棠，可以先搁置，但我想，他们中没有哪一个是提着枪追赶左宗棠的吧？李鸿章被戈登提枪追赶，四下里躲藏，已经完全顾不上巡抚的身份和威严，总是事实吧？他们二人有可比性吗？
作者：richardeven1Lv 12 时间：2020-07-14 15:44:55
你一直说鲁伯阳事件可以证明李鸿章贪腐，请教这个鲁伯阳何方人士？经历如何？有过什么官职？伯阳是他的姓名还是表字？你说他是淮军初创时期已参与的元老，想必有些来头，可是网上查不出关于此人的基本情况，你的资料来自哪一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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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richardeven1Lv 12 时间：2020-07-14 15:48:39
网上只说他曾贿赂珍妃，获得苏松道即上海道台衙门的职位，后来被刘坤一弹劾赶走。其他内容一概没有，实在让人不知情况究竟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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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过《异辞录》吗？那是淮二代写的一本非常有名的笔记。自己去找来看看吧。
你一直说鲁伯阳事件可以证明李鸿章贪腐，请教这个鲁伯阳何方人士？经历如何？有过什么官职？伯阳是他的姓名还是表字？你说他是淮军初创时期已参与的元老，想必有些来头，可是网上查不出关于此人的基本情况，你的资料来自哪一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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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richardeven1Lv 12 时间：2020-07-14 15:48:39
网上只说他曾贿赂珍妃，获得苏松道即上海道台衙门的职位，后来被刘坤一弹劾赶走。其他内容一概没有，实在让人不知情况究竟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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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过《异辞录》吗？那是淮二代写的一本非常有名的笔记。自己去找来看看吧。
作者：第8个IDLv 7 时间：2010-11-13 13:51:28
假如，曾国藩不是湘乡县的人呢？他会不会把湘乡的团练拉到长沙呢？
很明显，当然不会；当时，王鑫等人并没有很大的功绩，纯粹是乡间的一个士绅而已。其时，团练只是为了保境安民；保的是自己家乡（县）。咸丰二年，红教主围攻长沙，王鑫就想把队伍拉到长沙练练，张亮基巡抚反对。
之后，湘乡练勇才开始出头。
事情在咸丰三年年底又出事了。
咸丰三年八月，罗泽楠和李旭兵在南昌打仗（支援江忠源），四位师兄弟战死，他将一营的队伍扩大到四营。当时的湖南巡抚乃骆并章，他有次举措，骆乃推手。
也在这个时候，王鑫干三件蠢事：第一，回湘乡县锣鼓开道（类似今天武警开路），这种行为引起骆巡抚不满，王的官职不过是空头县官；骆将此事写信告诉曾国藩，曾也不满；第二件：王鑫不听曾的劝告，私自扩大队伍；为此，曾写信给王，劝他不要如此。曾不满，主要是湖南番库的钱不够。第三：王把曾的话当成屁，曾当然也不给王面子。
就以当时的情况来看，王和曾，谁对谁错，根本说不清楚。
但是，以正常情况来看，王应该听从曾的。因为，曾是团练大臣，团练都是他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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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看法，是一百多年来的主流。但是，似乎并不符合客观事实，这些意见显然对真相进行了改篡，过多地夸大了曾国藩的作用。
咸丰元年，当南方的太平军始终无法扑灭，湖南按照清廷的命令，将省内的士兵和军饷全力调往广西以后，湘乡出现匪患，急欲和广西遥相呼应，而受到严重困扰的百姓，在本县无法解决问题的情况下，聚众去省城要说法。
问题摆到了巡抚骆秉章面前，可是他的手中要钱没有，要兵也没有，刚刚向朝廷申请，由于之前往广西调拨军饷，本省府库彻底枯竭，湖南急需二十万两经费才能给全省各地发放官员工资和其他费用，维持整个机构的运转，希望各省紧急支援。南方的情况还在恶化，形势越来越危急，此时又遇上了湘乡百姓进省控告，怎么办？巨大的难题考验着骆秉章。经过再三思考之后，他征得署藩司潘铎的同意，将原长沙县令，任满以后已经派往酃县担任知县的能吏朱孙诒找来，改派湘乡，此举已经违反了规定，但骆秉章特事特办，并没有拘泥这方面的规定。在讲明了省内空虚的实情以后要求朱孙诒去湘乡兴办团练，依靠本县现有条件，解决湘乡问题。
朱孙诒不负使命，他团结和依靠湘乡的士绅尤其是年轻的知识分子，把湘乡的团练事业办得风生水起，在太平军进入湖南之前，解决了湘乡匪患问题。在进攻湖洞匪巢的战斗中，他自己连鼻子和手足都被流弹所伤，身边衙役轿夫多人伤亡也毫不退却，督率团练猛攻，终于将这股匪徒彻底剿灭，头目全部就擒。王錱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制定纪律，组织团练操练，学习阵法和战术，使得这些普通百姓渐渐形成了战斗力。
除了解决湘乡问题，骆秉章还在遭到士绅抵制的情况下，勉力抢修了残破不堪的长沙城墙，之前，由于严重坍塌，有的城门甚至都无法关闭了，萧朝贵的斥候前来侦查，看到这种情况回去报告说长沙是一座烂城，根本无法防守。但骆秉章昼夜抢工，等到太平军到达长沙时，他们面对的城墙完好无损，连城墙上的垛堞都整整齐齐，一个不缺，而湘乡这时候也静悄悄平安无事。这样，才使得长沙成为太平军奔腾而过的轨迹上，唯一一个没有被攻克的省会。有这样一位有担当、有责任的官员担任巡抚，是湖南在那样一场大变故中的第一大幸，没有骆秉章，后面的一切都谈不上，遗憾的是骆秉章后来被大大地边缘化了，他的贡献几乎都被贬低和淡化了，去世时湖南人中赠送挽联者，远少于他后来服务的四川，湘军将领中更是鲜有人能为此大胆之举，原因当然是耐人寻味的。
太平军北去以后，因为湖南防务空虚，左宗棠在向罗泽南了解到湘乡团练已经达到数十万人的巨大规模以后，又向他征询调入长沙的可能性，在得到肯定回答以后，便建议巡抚张亮基调湘乡团练来省，并且特别建议不要下札子公事公办，而应该用信函跟对方协商，以对县令朱孙诒充分尊重。这样，才有了湘乡团练入省的举措，而最先到达长沙的团练，就是王錱带领的老湘营，另外两个营八天以后才在其他人带领下赶到，而此时张亮基调任署湖广总督，必须和左宗棠前往武昌，因此，左宗棠和王錱有比较充裕的时间进行交流和沟通，这是他们两人交往之始，而八天后抵省的人，则已经来不及有多少时间，一切只能留待以后了。
认为如果曾国藩不是湘乡人，该县团练就不可能入省，就不会有湘乡后来的一切，把曾国藩的作用无限夸大，显然和上面这样的情况不相符。同样，把老湘营作为曾国藩的私产，老湘营后来跟随左宗棠作战，也被说成是曾国藩的馈赠，等等，诸如此类的说法，都是经不起考证的。
这位第八个id朋友对于王錱的三条指控，也是值得商榷的。第一条，回湘乡鸣锣开道，遭到骆秉章不满。骆秉章的年谱中清楚提到这件事：王錱回湘乡募兵，曾国藩派吴坤修同行，吴向骆秉章反映，王錱在家乡鸣锣开道，摆执事牌子，乡里意见很大，这种人不能用。骆秉章答复：王錱经过保举，已经有同知的身份，大小是个官了，在我们广东，新科举人回乡也要这样招摇一番的，不足为怪。既然如此，所谓王錱鸣锣开道引起骆秉章不满，究竟是真是假？这种传说由何而起？第二条，王錱不听曾国藩劝告，私自募兵扩编。骆秉章年谱中也有清楚的记载：曾国藩给骆秉章写信联系，说王錱告诉自己，如果让他募兵三千，一定能扫荡“粤寇”，王錱既有此志，应该作成他，骆秉章于是要求王錱来省面谈。见面之后感到王錱确实有不凡的才干，应该支持，但省内财力有限，只能负担两千人的粮饷，让他照两千之数招募。后来曾国藩的老师吴文镕任湖广总督，不知道听谁说了王錱，来信要求调王錱带三千人去武昌，这样，粮饷的限制没有了，骆秉章赶紧通知王錱，让他招募三千人。可是，当吴坤修要求骆秉章罢斥王錱不用的建议被骆秉章驳斥以后离去，不久吴文镕就来信说不用王錱去湖北了，可王錱已经招募了三千人，而湖南又拿不出这么多军饷，骆秉章只好让王錱按照最大限度留两千四百人，剩下六百人无法辞退，难为半天留下作长夫，做后勤工作。王錱的每一步都是得到骆秉章首肯以后才实施的，由于曾国藩的干扰，几度发生变故，猝不及防，这样的内情，和所谓王錱“私下”招兵的指控，完全是南辕北辙。第三，曾国藩是团练大臣，当然是王錱的领导，但“王錱把曾国藩的话当成屁”。王錱在战略战术方面跟曾国藩有分歧，曾国藩本应谦虚纳谏，认真听取王錱的意见，不应该一味以自己的身份地位进行压制。其实，曾国藩当时的职务是帮办团练大臣，一切应该听“督办”、“主办”骆秉章的，实际情况如何?
王錱有岳州之败不假，但这是他一生军事生涯中唯一的一次失败，该不该就此一棍子打死？曾国藩自己有过多少失败？如果也按照这个标准要求他，他还能够坦然安坐于湘军帅位吗？既然曾国藩可以“屡败屡战”，为什么王錱连一次失败都不能有？这种情况让人联想起左宗棠似乎也和王錱享受同样的待遇的，金积堡之役时因为刘松山阵亡，就上演了一连串撵左宗棠下台的把戏，恐怕也是按照这种双重标准来的吧？如果不是马化龙因为粮尽投降，左宗棠早就下台了。这种搞法，真的合理吗？
我以为，湘军史也好，晚清史也好，都有相当多的遭到改篡的情况，而骆秉章和左宗棠这两个在曾国藩之前都对于湘军湘军的诞生有过重要参与的人，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排斥，坊间的许多说法，都和当年的真相不符。因此，重新考证这部分历史，其实是非常有必要的。
假如，曾国藩不是湘乡县的人呢？他会不会把湘乡的团练拉到长沙呢？
很明显，当然不会；当时，王鑫等人并没有很大的功绩，纯粹是乡间的一个士绅而已。其时，团练只是为了保境安民；保的是自己家乡（县）。咸丰二年，红教主围攻长沙，王鑫就想把队伍拉到长沙练练，张亮基巡抚反对。
之后，湘乡练勇才开始出头。
事情在咸丰三年年底又出事了。
咸丰三年八月，罗泽楠和李旭兵在南昌打仗（支援江忠源），四位师兄弟战死，他将一营的队伍扩大到四营。当时的湖南巡抚乃骆并章，他有次举措，骆乃推手。
也在这个时候，王鑫干三件蠢事：第一，回湘乡县锣鼓开道（类似今天武警开路），这种行为引起骆巡抚不满，王的官职不过是空头县官；骆将此事写信告诉曾国藩，曾也不满；第二件：王鑫不听曾的劝告，私自扩大队伍；为此，曾写信给王，劝他不要如此。曾不满，主要是湖南番库的钱不够。第三：王把曾的话当成屁，曾当然也不给王面子。
就以当时的情况来看，王和曾，谁对谁错，根本说不清楚。
但是，以正常情况来看，王应该听从曾的。因为，曾是团练大臣，团练都是他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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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看法，是一百多年来的主流。但是，似乎并不符合客观事实，这些意见显然对真相进行了改篡，过多地夸大了曾国藩的作用。
咸丰元年，当南方的太平军始终无法扑灭，湖南按照清廷的命令，将省内的士兵和军饷全力调往广西以后，湘乡出现匪患，急欲和广西遥相呼应，而受到严重困扰的百姓，在本县无法解决问题的情况下，聚众去省城要说法。
问题摆到了巡抚骆秉章面前，可是他的手中要钱没有，要兵也没有，刚刚向朝廷申请，由于之前往广西调拨军饷，本省府库彻底枯竭，湖南急需二十万两经费才能给全省各地发放官员工资和其他费用，维持整个机构的运转，希望各省紧急支援。南方的情况还在恶化，形势越来越危急，此时又遇上了湘乡百姓进省控告，怎么办？巨大的难题考验着骆秉章。经过再三思考之后，他征得署藩司潘铎的同意，将原长沙县令，任满以后已经派往酃县担任知县的能吏朱孙诒找来，改派湘乡，此举已经违反了规定，但骆秉章特事特办，并没有拘泥这方面的规定。在讲明了省内空虚的实情以后要求朱孙诒去湘乡兴办团练，依靠本县现有条件，解决湘乡问题。
朱孙诒不负使命，他团结和依靠湘乡的士绅尤其是年轻的知识分子，把湘乡的团练事业办得风生水起，在太平军进入湖南之前，解决了湘乡匪患问题。在进攻湖洞匪巢的战斗中，他自己连鼻子和手足都被流弹所伤，身边衙役轿夫多人伤亡也毫不退却，督率团练猛攻，终于将这股匪徒彻底剿灭，头目全部就擒。王錱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制定纪律，组织团练操练，学习阵法和战术，使得这些普通百姓渐渐形成了战斗力。
除了解决湘乡问题，骆秉章还在遭到士绅抵制的情况下，勉力抢修了残破不堪的长沙城墙，之前，由于严重坍塌，有的城门甚至都无法关闭了，萧朝贵的斥候前来侦查，看到这种情况回去报告说长沙是一座烂城，根本无法防守。但骆秉章昼夜抢工，等到太平军到达长沙时，他们面对的城墙完好无损，连城墙上的垛堞都整整齐齐，一个不缺，而湘乡这时候也静悄悄平安无事。这样，才使得长沙成为太平军奔腾而过的轨迹上，唯一一个没有被攻克的省会。有这样一位有担当、有责任的官员担任巡抚，是湖南在那样一场大变故中的第一大幸，没有骆秉章，后面的一切都谈不上，遗憾的是骆秉章后来被大大地边缘化了，他的贡献几乎都被贬低和淡化了，去世时湖南人中赠送挽联者，远少于他后来服务的四川，湘军将领中更是鲜有人能为此大胆之举，原因当然是耐人寻味的。
太平军北去以后，因为湖南防务空虚，左宗棠在向罗泽南了解到湘乡团练已经达到数十万人的巨大规模以后，又向他征询调入长沙的可能性，在得到肯定回答以后，便建议巡抚张亮基调湘乡团练来省，并且特别建议不要下札子公事公办，而应该用信函跟对方协商，以对县令朱孙诒充分尊重。这样，才有了湘乡团练入省的举措，而最先到达长沙的团练，就是王錱带领的老湘营，另外两个营八天以后才在其他人带领下赶到，而此时张亮基调任署湖广总督，必须和左宗棠前往武昌，因此，左宗棠和王錱有比较充裕的时间进行交流和沟通，这是他们两人交往之始，而八天后抵省的人，则已经来不及有多少时间，一切只能留待以后了。
认为如果曾国藩不是湘乡人，该县团练就不可能入省，就不会有湘乡后来的一切，把曾国藩的作用无限夸大，显然和上面这样的情况不相符。同样，把老湘营作为曾国藩的私产，老湘营后来跟随左宗棠作战，也被说成是曾国藩的馈赠，等等，诸如此类的说法，都是经不起考证的。
这位第八个id朋友对于王錱的三条指控，也是值得商榷的。第一条，回湘乡鸣锣开道，遭到骆秉章不满。骆秉章的年谱中清楚提到这件事：王錱回湘乡募兵，曾国藩派吴坤修同行，吴向骆秉章反映，王錱在家乡鸣锣开道，摆执事牌子，乡里意见很大，这种人不能用。骆秉章答复：王錱经过保举，已经有同知的身份，大小是个官了，在我们广东，新科举人回乡也要这样招摇一番的，不足为怪。既然如此，所谓王錱鸣锣开道引起骆秉章不满，究竟是真是假？这种传说由何而起？第二条，王錱不听曾国藩劝告，私自募兵扩编。骆秉章年谱中也有清楚的记载：曾国藩给骆秉章写信联系，说王錱告诉自己，如果让他募兵三千，一定能扫荡“粤寇”，王錱既有此志，应该作成他，骆秉章于是要求王錱来省面谈。见面之后感到王錱确实有不凡的才干，应该支持，但省内财力有限，只能负担两千人的粮饷，让他照两千之数招募。后来曾国藩的老师吴文镕任湖广总督，不知道听谁说了王錱，来信要求调王錱带三千人去武昌，这样，粮饷的限制没有了，骆秉章赶紧通知王錱，让他招募三千人。可是，当吴坤修要求骆秉章罢斥王錱不用的建议被骆秉章驳斥以后离去，不久吴文镕就来信说不用王錱去湖北了，可王錱已经招募了三千人，而湖南又拿不出这么多军饷，骆秉章只好让王錱按照最大限度留两千四百人，剩下六百人无法辞退，难为半天留下作长夫，做后勤工作。王錱的每一步都是得到骆秉章首肯以后才实施的，由于曾国藩的干扰，几度发生变故，猝不及防，这样的内情，和所谓王錱“私下”招兵的指控，完全是南辕北辙。第三，曾国藩是团练大臣，当然是王錱的领导，但“王錱把曾国藩的话当成屁”。王錱在战略战术方面跟曾国藩有分歧，曾国藩本应谦虚纳谏，认真听取王錱的意见，不应该一味以自己的身份地位进行压制。其实，曾国藩当时的职务是帮办团练大臣，一切应该听“督办”、“主办”骆秉章的，实际情况如何?
王錱有岳州之败不假，但这是他一生军事生涯中唯一的一次失败，该不该就此一棍子打死？曾国藩自己有过多少失败？如果也按照这个标准要求他，他还能够坦然安坐于湘军帅位吗？既然曾国藩可以“屡败屡战”，为什么王錱连一次失败都不能有？这种情况让人联想起左宗棠似乎也和王錱享受同样的待遇的，金积堡之役时因为刘松山阵亡，就上演了一连串撵左宗棠下台的把戏，恐怕也是按照这种双重标准来的吧？如果不是马化龙因为粮尽投降，左宗棠早就下台了。这种搞法，真的合理吗？
我以为，湘军史也好，晚清史也好，都有相当多的遭到改篡的情况，而骆秉章和左宗棠这两个在曾国藩之前都对于湘军湘军的诞生有过重要参与的人，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排斥，坊间的许多说法，都和当年的真相不符。因此，重新考证这部分历史，其实是非常有必要的。
咱们一个一个问题解决.
第一个问题,左宗棠是否有义务给常捷军发饷?
我想他当然是有义务的,因为他是浙江巡抚,后来又是闽浙总督,总管闽浙两省事务,闽浙两省的财权都在他手中,无论是从官职还是从实权上来说,洋大人当然找他要饷.
第二个问题,左宗棠拖欠常捷军饷银的问题,你不清楚吗?这可是不小的历史事件,你真的不清楚?你认为不存在这个事件吗?
=========================================
仅仅因为左宗棠是浙江巡抚，就有义务为常捷军发饷，这个说法完全不考虑浙江当时的实际情况，因此是站不住脚的。
常捷军于同治元年六月在浙江宁波成立，此时左宗棠虽然是浙江巡抚，但却只能在该省西南衢州一带作战，对于该省东北的宁波鞭长莫及，因此，左宗棠根本没有参与常捷军成立的相关事宜，如果他可以就此事发表意见，那么，由于该省军饷严重短缺，他是不会同意在中国士兵长期欠饷的情况下，却用大价钱去雇佣洋枪队的，他的战争理念和李鸿章有巨大差异。但是，常捷军在成立之初就由宁波地方自筹资金解决军饷，并不是由浙江巡抚来承担军饷负担的，这样，左宗棠便无法否决常胜军的组建了。因此，常捷军虽然名义上属于浙江，但左宗棠并未参与常捷军的组建事宜，网页上说常捷军是由左宗棠勾结法国人成立的武装，这个说法实际上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如果左宗棠从一开始就可以左右宁波局势，那么肯定将不会有常捷军的存在。鉴于这样的原因，左宗棠留下的文字中，关于常捷军的相当有限，我也没有看到常捷军向左宗棠“闹饷”的记载，因为这支军队从一开始就由宁波地方供饷，即使以后也参加了杭州的战事，但突然撇开宁波发放的军饷不要，转而去找左宗棠，似乎有违这支军队的习惯。
综上，左宗棠留下的文字中，提到常捷军情况的非常有限，提到这支军队军饷的情况就更少，至于什么闹饷之类，则无从说起。
瑞查德先生比较习惯满嘴跑火车，既然你肯定常捷军找左宗棠“闹饷”，跟我的说法不符，那么，请你说说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拖欠常捷军多少军饷，他们向谁“闹饷”？完整地说明白你一再要求“讨论”的事由，才可以谈下去，是吗？既然如此，你只是煞有介事地“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可是，问题的由来何在？
第一个问题,左宗棠是否有义务给常捷军发饷?
我想他当然是有义务的,因为他是浙江巡抚,后来又是闽浙总督,总管闽浙两省事务,闽浙两省的财权都在他手中,无论是从官职还是从实权上来说,洋大人当然找他要饷.
第二个问题,左宗棠拖欠常捷军饷银的问题,你不清楚吗?这可是不小的历史事件,你真的不清楚?你认为不存在这个事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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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因为左宗棠是浙江巡抚，就有义务为常捷军发饷，这个说法完全不考虑浙江当时的实际情况，因此是站不住脚的。
常捷军于同治元年六月在浙江宁波成立，此时左宗棠虽然是浙江巡抚，但却只能在该省西南衢州一带作战，对于该省东北的宁波鞭长莫及，因此，左宗棠根本没有参与常捷军成立的相关事宜，如果他可以就此事发表意见，那么，由于该省军饷严重短缺，他是不会同意在中国士兵长期欠饷的情况下，却用大价钱去雇佣洋枪队的，他的战争理念和李鸿章有巨大差异。但是，常捷军在成立之初就由宁波地方自筹资金解决军饷，并不是由浙江巡抚来承担军饷负担的，这样，左宗棠便无法否决常胜军的组建了。因此，常捷军虽然名义上属于浙江，但左宗棠并未参与常捷军的组建事宜，网页上说常捷军是由左宗棠勾结法国人成立的武装，这个说法实际上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如果左宗棠从一开始就可以左右宁波局势，那么肯定将不会有常捷军的存在。鉴于这样的原因，左宗棠留下的文字中，关于常捷军的相当有限，我也没有看到常捷军向左宗棠“闹饷”的记载，因为这支军队从一开始就由宁波地方供饷，即使以后也参加了杭州的战事，但突然撇开宁波发放的军饷不要，转而去找左宗棠，似乎有违这支军队的习惯。
综上，左宗棠留下的文字中，提到常捷军情况的非常有限，提到这支军队军饷的情况就更少，至于什么闹饷之类，则无从说起。
瑞查德先生比较习惯满嘴跑火车，既然你肯定常捷军找左宗棠“闹饷”，跟我的说法不符，那么，请你说说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拖欠常捷军多少军饷，他们向谁“闹饷”？完整地说明白你一再要求“讨论”的事由，才可以谈下去，是吗？既然如此，你只是煞有介事地“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可是，问题的由来何在？
看来，你对于“洋大人”是非常热衷的，并且坚称李鸿章对于洋大人就推崇备至，可是，你的洋大人对于李鸿章似乎并不怎么样，不仅有戈登提枪追得李鸿章四下躲藏的事实，恐怕还有白齐文离开李鸿章转投太平军的事实。非常奇怪，李鸿章从来不拖欠洋人的军饷，对于洋人也礼敬有加，但对方的反应似乎并不特别理想，至少，这种情况在左宗棠面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照道理，左宗棠既然欠饷，他们应该提着枪找左宗棠才合理，或者从左宗棠那里离开，去投奔太平军。这两个人的情况，史书都有记载，你当然也很清楚，能给大家说说怎么回事吗？
@安石先生：李鸿章垄断了晚清的大量资源，外交是其中一项，这种情况下，其他人不得染指，当然就成了李鸿章的“长项”了。李鸿章的外交，精髓只有两个字：了事。在弱国无外交的幌子下，一味地认怂让步，量中华之物力，财帛领土相将罢了，这样的外交谁不会搞呢？即使再不会搞，又能差到哪里去呢？
因为没有参照，一些人便大吹大擂李鸿章的外交如何了得。我以为伊犁事件中，李鸿章讲了许多意见，一再主张应该让步，大声斥责左宗棠做出的强硬表态是误国，要求全盘接受崇厚签订的条约。在左宗棠等人的力争之下，清廷派出曾纪泽使俄进行改约谈判，李鸿章继续施加影响，继续散布悲观论调。但是，整个历史事件用事实打了李鸿章的脸，证明他在伊犁问题上的一系列主张，都是错误的，他的预言都全部落空了。左宗棠和李鸿章在这个重大外交问题上的主张，针锋相对，谁的意见对中国的安危更有益？现在已经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幸亏当时有左宗棠等强硬派存在，中国才挽回了巨大的国家利益，如果听从李鸿章的主张，做出全盘接受崇厚条约的选择，国家所遭受的损失无疑同样巨大。一般外交事务，左宗棠无缘参与，但是在伊犁改约问题上所展示的和李鸿章截然相反的态度，以及整个谈判后来的结果，都证明李鸿章的外交绝非一些人吹嘘的那样高明。也许有人说，在晚清的条件下，李鸿章已经尽力了。我想，这是一个没有参照系数的评判，按照这种说法，我们也可以说崇厚去俄国同样肯定不会主动将中国的国家利益输送给俄罗斯，在沙俄咄咄逼人的前提下，他签订那样的条约，也是出于不得已，和李鸿章一样，崇厚也尽力了。但是，换成曾纪泽去，就取得了不一样的结果，他们相比较，曾纪泽前面已经有了一个条约版本摆在那里，其签约难度，当然要远大于崇厚。李鸿章在伊犁谈判问题上的大量言论，恐怕都可以证明他的外交主张并不是多么出色的，只不过经过了粉饰和神化而已。
因为没有参照，一些人便大吹大擂李鸿章的外交如何了得。我以为伊犁事件中，李鸿章讲了许多意见，一再主张应该让步，大声斥责左宗棠做出的强硬表态是误国，要求全盘接受崇厚签订的条约。在左宗棠等人的力争之下，清廷派出曾纪泽使俄进行改约谈判，李鸿章继续施加影响，继续散布悲观论调。但是，整个历史事件用事实打了李鸿章的脸，证明他在伊犁问题上的一系列主张，都是错误的，他的预言都全部落空了。左宗棠和李鸿章在这个重大外交问题上的主张，针锋相对，谁的意见对中国的安危更有益？现在已经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幸亏当时有左宗棠等强硬派存在，中国才挽回了巨大的国家利益，如果听从李鸿章的主张，做出全盘接受崇厚条约的选择，国家所遭受的损失无疑同样巨大。一般外交事务，左宗棠无缘参与，但是在伊犁改约问题上所展示的和李鸿章截然相反的态度，以及整个谈判后来的结果，都证明李鸿章的外交绝非一些人吹嘘的那样高明。也许有人说，在晚清的条件下，李鸿章已经尽力了。我想，这是一个没有参照系数的评判，按照这种说法，我们也可以说崇厚去俄国同样肯定不会主动将中国的国家利益输送给俄罗斯，在沙俄咄咄逼人的前提下，他签订那样的条约，也是出于不得已，和李鸿章一样，崇厚也尽力了。但是，换成曾纪泽去，就取得了不一样的结果，他们相比较，曾纪泽前面已经有了一个条约版本摆在那里，其签约难度，当然要远大于崇厚。李鸿章在伊犁谈判问题上的大量言论，恐怕都可以证明他的外交主张并不是多么出色的，只不过经过了粉饰和神化而已。
@寻天凌寒：谢谢先生支持。开这个帖子，只是想寻找历史真相，并没有多少功利的目的，因此虽然已经出书，却依然认为有许多问题需要完善和补充，需要进一步探讨以寻求真相，因此便一直在这里和各位网友交流，回复各种问题。那位瑞查德先生是老熟人了，他一直以这种方式进入讨论，并且每次都以这样的方式一走了之，所以也没有什么奇怪。
挤压左宗棠的军饷，使他不容易施展，是一些人的老办法。
就拿陕甘战争来说，虽然以左宗棠的胜利而告结束，但如果借用建筑行业的话来评价，这其实是一个巨大的烂尾工程，因为在那次漫长的战争中，左宗棠需要行军作战，需要善后安民，还有许许多多的工作项目，但他所得到的军饷，和完成这些任务所需要的数字之间，存在极大的差距，这个数字，居然达到3000万两之巨。尽管后来由刘典挺身而出承担了所有抱怨，宣布所有裁撤官兵的欠饷只能按照七折结算，尽管如此，这笔钱朝廷也没有拿出来，全都是用新疆之役的军费支付的，至于没有裁撤的人，他们的欠饷就理所当然地往后顺延了。新疆之役的军饷，同样被卡到了极致，尤其是在战争进行期间，几乎断供，使得整个西师处于绝境，整个战争几乎夭折。
不讨论新疆之役的其他问题，仅仅假设由李鸿章去担任这场战争的总指挥，在同样条件下，所有的队伍因为断饷，恐怕早就哗变溃败了，这种结果，也正是李鸿章所期待的。然而，这次战争的实际指挥者是左宗棠，不仅他的战略战术方面为李鸿章所不能及，他对于部队的掌控能力，也是李鸿章望尘莫及的，尽管西师是临时拼凑，来自四面八方，到了这种时候，就连刘锦棠都产生了动摇，产生了撂挑子的打算，左宗棠甚至说实在万不得已，他将“投袂而起”，重新安排所有计划，但即使客观条件这么艰难，部队也依然保持了旺盛的斗志，纹丝不乱，和李鸿章的淮军相比，形成鲜明对照。而新疆之役的军饷，一直拖欠，直到刘锦棠离开新疆，此时天山南北收复已经十年了，但各省协饷依然没有全部到位，尤其是闽浙两省，竟然“频催罔应”，直到刘锦棠离去也没有结清，而参战官兵们的军饷和抚恤，因为时间太久，许多人已经无法完成这样的手续，刘锦棠离开新疆的时候，竟然多出了400万两军饷来，只能“辇至藩库，以备新疆缓急，而不以上闻”了。
就拿陕甘战争来说，虽然以左宗棠的胜利而告结束，但如果借用建筑行业的话来评价，这其实是一个巨大的烂尾工程，因为在那次漫长的战争中，左宗棠需要行军作战，需要善后安民，还有许许多多的工作项目，但他所得到的军饷，和完成这些任务所需要的数字之间，存在极大的差距，这个数字，居然达到3000万两之巨。尽管后来由刘典挺身而出承担了所有抱怨，宣布所有裁撤官兵的欠饷只能按照七折结算，尽管如此，这笔钱朝廷也没有拿出来，全都是用新疆之役的军费支付的，至于没有裁撤的人，他们的欠饷就理所当然地往后顺延了。新疆之役的军饷，同样被卡到了极致，尤其是在战争进行期间，几乎断供，使得整个西师处于绝境，整个战争几乎夭折。
不讨论新疆之役的其他问题，仅仅假设由李鸿章去担任这场战争的总指挥，在同样条件下，所有的队伍因为断饷，恐怕早就哗变溃败了，这种结果，也正是李鸿章所期待的。然而，这次战争的实际指挥者是左宗棠，不仅他的战略战术方面为李鸿章所不能及，他对于部队的掌控能力，也是李鸿章望尘莫及的，尽管西师是临时拼凑，来自四面八方，到了这种时候，就连刘锦棠都产生了动摇，产生了撂挑子的打算，左宗棠甚至说实在万不得已，他将“投袂而起”，重新安排所有计划，但即使客观条件这么艰难，部队也依然保持了旺盛的斗志，纹丝不乱，和李鸿章的淮军相比，形成鲜明对照。而新疆之役的军饷，一直拖欠，直到刘锦棠离开新疆，此时天山南北收复已经十年了，但各省协饷依然没有全部到位，尤其是闽浙两省，竟然“频催罔应”，直到刘锦棠离去也没有结清，而参战官兵们的军饷和抚恤，因为时间太久，许多人已经无法完成这样的手续，刘锦棠离开新疆的时候，竟然多出了400万两军饷来，只能“辇至藩库，以备新疆缓急，而不以上闻”了。
左宗棠是封建时代的历史人物，一些评论，其实是按照现代标准去进行衡量的，即便如此，能够搜寻到的也只有为数极少的例子，并且，对于其中最典型的“肃州屠城”，左宗棠当时的奏折中就表示了对于老弱被杀的不以为然。在现代战争中，是否就真的能够避免所有的不当杀戮？能够通过这种审核标准的战争指挥者，有多大比例？退回到一百多年以前，这种比例又有多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