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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着“合适的才是最好的”这一原则，赵匡胤对枢密院进行了一番改造，改造的具体方案和实施过程如下：

首先，限制枢密院的职权范围。

按照史书记载，北宋枢密院的职责为：“掌军国机务，兵防、边备、戎马之政令，出纳密命，以佐邦治。凡侍卫诸班直，内外禁兵招募、阅试、迁补、屯戍、赏罚之事，皆掌之。”

简单的说，这是一个负责国防军事工作的国家机构，是国家最高军事机要及决策机关，大致相当于现代国家的国防部，而其最核心的权力则在于调动军队及任免将领。

虽然枢密院的权力依旧赤手可热，但赵匡胤实际上已经把它的权力限制在了国防军事范围之内，成为专理军政的中央机构，从而从制度上确保了枢密院不会像五代时期那样全面执掌国家军政民事大权。

其次，降低枢密使的地位。

如前所述，五代时期数任枢密使都是皇帝亲信、佐命功臣，职权重于宰相，“其势倾动天下”，有时连宰相都对他们言听计从，文人出身的宰相只是奉行文书而已，所谓“宰相之外复有宰相，三省之外，复有一省矣”。

这种权力的不对等和失衡状态显然有悖于枢密使设立之初分宰相之权，强化皇权的初衷，因为不管是枢密院还是中书，不论是枢密使还是宰相，只要一方压倒另一方，对居于中央的皇权造成了威胁，都是不能被皇帝允许和容忍的。

赵匡胤虽然保留了枢密院并且正式赋予了枢密院与中书“对掌文武大政”的权力和“并称二府”的法定地位，但实际上枢密使的礼节和地位仍稍逊于宰相，在朝会之上排名序位时，宰相在枢密使之上。

如果一个人从枢密使改任宰相，毫无疑问属于提拔重用，而如果一个枢密使未能从枢密使的位置上更进一步拜为宰相，则往往会被引为终生憾事。

由此可见，终宋一朝，宰相的地位和尊崇程度始终都在枢密使之上。

枢密使比宰相低上半格的这种级别设置，是赵匡胤精心设置的妙招。因为相对而言，由武将担任、掌握国防军事大权的枢密使对皇权的直接威胁，似乎比由文臣担任的宰相更大一些，这在五代时期已经得到了有力的验证，自然也就成了赵匡胤防备的重点。

除了限制枢密院的职权范围、降低枢密使的地位这两点以外，赵匡胤还使用了另外一招，那就是在枢密院领导职数设置和人选配备上做文章。

五代时期的枢密院基本上是枢密使的“一言堂”，虽然也配有枢密副使的职位，但实际上没有什么集体领导、民主决策制度，完全是一把手枢密使说了就算。

赵宋代周之后，赵匡胤罢去了后周旧臣范质、王溥、魏仁浦等三位宰相兼任的“知枢密院事”职务，把军政进行了剥离，只有原来的枢密使吴廷祚还被留任。

以赵匡胤的一贯作风，当然不会让吴廷祚专掌枢密院的大权，他很贴心地为枢密使设置了副手，任命自己的首席亲信幕僚、佐命功臣赵普为枢密直学士，以牵掣吴廷祚。不久之后的建隆元年（公元960年）三月，平定李筠叛乱之后，赵普更是被提拔为枢密副使。

由于皇帝赵匡胤对赵普信任有加，凡军国大事要务都必定与赵普商议（事无大小，均咨之），所以谁都知道赵普这个“二把手”实际上是在枢密院说话算数的“一把手”，而吴廷祚基本上只是一个受尊重的傀儡而已。

如果说赵匡胤的这一举动还可以被理解为新旧交替的一种必要过程和策略的话，那后来的人事调整就证明这不仅仅是权宜之计，而是有意为之的人事安排。

建隆三年（公元962年）十月，枢密副使赵普转正担任枢密使。几乎在同时，赵匡胤的另一位昔日心腹幕僚李处耘从扬州任上被召入京，担任宣徽南院使兼枢密副使。

建隆四年元年（公元963年）四月，李处耘因征战荆湖获罪罢任，同样是赵匡胤昔日幕僚的沈伦又被任命为枢密副使，枢密院的领导层设置成了一正二副。

虽然枢密使赵普最受赵匡胤宠信，但李处耘、沈伦两人也都是皇帝当年的亲密战友和佐命功臣，对赵普自然不至于点头哈腰，言听计从，至少能起到一定的牵制分权作用。

到了乾德二年（公元964年）正月，枢密使赵普拜相，武臣出身的李崇矩被任命为新的枢密使。不出意外的，在外任职的王仁赡奉命进京，被同时任命为枢密副使。

这位王仁赡我们前面也介绍过，他是赵匡胤当年的亲信幕僚之一，才能品德基本上没什么亮点，缺点倒是有一堆，一生所作所为可以说是劣迹斑斑。此人尤其擅长暗中打小报告，对历任皇帝忠心耿耿，宋太祖赵匡胤和后来的宋太宗赵光义都对他信任有加，予以重用。

赵匡胤这种做法的用意不言自明，那就是通过设置副手以分枢密使之权，避免出现一把手专权擅势的不利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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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面的讲述，相信细心的读者应该已经发现，赵匡胤对枢密院所施的一系列举措，与“杯酒释兵权”之后对最高统军机构“两司”的管理思路几乎如出一辙，那就是分权。自此以后，凡除枢密正使必任副使之举，被后来的北宋历代皇帝奉为祖宗之法，成为有宋一代永制。

通过“限职权、降地位、设副职”的三大招数，赵匡胤把五代时期总揽军国内外大政的枢密院变成了专理军政的机构，把权势膨胀、力压宰相的枢密使重新压制在宰相之下，成为听命于最高皇权、分割制衡宰相之权、维持最高国家机构权力平衡的工具。

事实上，不仅在枢密院自身以及在国家机器的地位作用上，即使在国防军事这一专门领域内，枢密院权力的发挥也被限制在了一个固定的管理体制之内，这个体制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枢密院—三衙”体制。

我们刚刚讲到过，枢密院最重要的职权是调动军队和任免中高级军事将领，即便是“三衙”将帅这类最高级别的军队将领（比如殿前都虞候、侍卫马军、步军都指挥使）任免，也往往由枢密院提供建议人选，再由皇帝亲自任命。

但是有一项权力枢密院无论如何也是无法碰触和染指的，那就是掌管禁军（简称“管军”），通俗的说是枢密院并不直接统帅军队，这项权力归属于“三衙”所有。

【更新】第六十四章 体制的力量

关于“三衙”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我们前面已经简略讲述，下面一起来认识下它的职责所在。（按：如前所述，宋初“三衙”并未完全形成，统军机构仍为“两司”，但为叙述方便，我在此仍采用“三衙”称呼。）

按照《宋史?职官志》的记载，“三衙”的主要职责有两项：一是作为最高统军机构，负责军队的训练和日常管理；二是皇帝出行或举行祭祀大典时担任警戒工作。
需要说明的是，三衙不仅掌握在京禁军，还负责掌管驻扎在全国各地的所有禁军，就连分布在各地方不属于主力作战部队的厢军也在其管辖之下，所谓“天下兵柄尽归三衙”。

这样看来，掌控全国武装力量，与大大小小的禁军将领同吃、同住、同训练，在军队中地位依旧显赫的“三衙”统帅应该仍是能够左右大局、举足轻重的职位和角色。

很可惜的是，经过出身“三衙”统帅位置的赵匡胤同志不遗余力的一系列改造，这些统帅的级别低位不仅有所降低，连自己最为重要的一项职责权力也面临着逐渐被剥离的危险，那就是统兵作战的权力。

翻开北宋尤其是宋初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史料记载中有一个出镜率极高的词汇——“都部署”，宋初历次重大军事行动中都少不了他的身影，这个词汇所代表的是北宋一项特色的军事制度。

所谓的“都部署”翻译成白话文就是“总指挥”的意思。既然是军事行动总指挥，都部署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统领指挥军队作战，这也是都部署和其他类似军事将领们一项最为基本的权力。以此类推，“副都部署”自然就是“副总指挥”的意思。

在都部署的前面往往还会加上一个“××州”、“××行营”或“××路驻泊”等字眼，这些字眼界定了都部署的不同性质。

一般来讲，“行营”用于外出征讨，较多出现在宋初（尤其宋太祖和宋太宗前期）对外战争较多、战略进攻为主之时；“驻泊”用于镇守屯戍，较多存在于（宋太祖后期及以后历代）对外战争较少，战略防御为主之时。

我们不妨看看宋太祖赵匡胤在位期间，曾经出现过的都部署：

平定李重进叛乱时，石守信被任命为“扬州行营都部署”，王审琦为“扬州行营副都部署”，两人分别是平定扬州叛乱军事行动的正、副总指挥；

征讨荆湖时，慕容延钊为“湖南行营都部署”，也就是讨伐湖南行动总指挥；

讨伐南汉时，潘美为“贺州道兵马行营都部署”，尹崇珂副之，二人分别是征讨南汉行动的正副总指挥；

进攻后蜀时，出现了兵分两路进军的情形，王全斌被任命为“西川行营凤州路都部署”，崔彦进为副都部署，刘光义为“西川行营副都部署”。

这里王全斌作为征蜀北路军总指挥，崔彦进作为北路军副总指挥，刘光义作为东路军副总指挥。在职务称谓上，王全斌是名义上的总指挥，并且承担主攻任务，但由于北、东两路军分取不同道路，实质上是各自独立作战。

【知识拓展】枢密院的演变过程

三、后梁时的崇政院

早在唐昭宗末，朱全忠控制朝政，大诛宦官，以心腹蒋玄晖为唐枢密使，宦官统治枢密使的现象开始改变。到朱全忠篡位建立后梁，立志改宦官之弊，枢密院更用文人。同时，机构也稍有增大，人数稍多，改枢密院为崇政院，设崇政使、副使、崇敬院直学士。

“敬翔为院使，仍置判官一人，自后改置副使一人。二年十一月，又置政院直学士二员，选用政述文学者为之。”史载敬翔“好读书，尤长刀笔，应用敏捷”，曾举进士不第，后当朱全忠镇大梁时，敬翔被人推荐，在朱全忠帐下做一名小吏，被朱全忠看中，“军谋政述，一以谘之。”朱全忠篡位后，“改枢密院为崇政院，以翔知院事。”这就是崇政院用士人的最明显标志。故《通考》也说“始更用士人”。

尽管后梁崇政使权力较大，但仍然是“其备顾问参谋议于中则有之，未始专行事于其外也。”枢密院的权力是受到一定限制的，还不可能超越宰相之上。

四、后唐时期

后唐庄宗篡位后，于同光元年改崇政院为枢密院，命宰臣郭崇韬兼枢密使，又置直院一人。郭崇韬与后梁的敬翔不同，是个典型的武将，敬翔“不喜武职，求补文吏。”而郭崇韬在回答庄宗的“计将安出”的提问时，说“臣不知书，不能征比前古，请以时事言之”。郭崇韬原是李克修帐下的亲信，“克修镇昭义，崇韬累典事务，以廉干称”，崇韬“临事机警，应对可观，庄宗嗣位，尤器重人”。从此后，“崇韬专典机务，艰难战伐，靡所不从。”

庄宗即位后，就以崇韬为枢密使，后庄宗至汴州，因宰相豆卢革在魏州，便令崇韬权行中书事，又拜侍中兼枢密使，兼领镇、冀州节度使，进封赵郡公，“邑二千户，赐铁券，恕十死”。“当崇韬用事，自宰相豆卢革、韦悦等皆倾附之。”

由于兼领节度使始掌兵权，枢密使的权力已达到超越宰相的地步。后唐另一著名枢密使是明宗时的安重诲。安重诲也是个武将，知书不多，但深得明宗宠幸，任枢密使后，其权力不但远高于宰相，而且势侔人主，倾动天下。

由上可见，后唐时枢密使达到了枢密院权力的又一高峰。故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卷24《安重诲传赞》中说：“枢密之任既重，而宰相自此失其职也。”

【知识拓展】枢密院的演变过程

五、后晋时期

晋天福中，以桑维翰知枢密院事，其他人员设置可能与后梁、后唐同。后晋枢密院与以前不同的是枢密使由宰相兼任，又改后唐以武将任枢密使之旧例，重新任用文士。

当时的枢密使桑维翰、李崧均为宰相。桑维翰就举过进士及第，为河阳节度掌过书记。李崧“幼聪敏，能文章”，为范阳延光掌过书记。

但是桑维翰作枢密使的权力远不如后唐郭崇韬与安重诲, 做了三年枢密使，到天福四年就因受到谗毁而出为相州节度使，由刘处让接任枢密使。但“处让在职，凡所陈述，多不称旨。处让丁母忧，高祖不复拜枢密使，以其印付中书而废其职。”故此，后晋曾短期地废过枢密院。及出帝即位，时“景延广用事，与契丹绝盟，维翰言不能入，乃阴使人说帝曰：‘制契丹而安天下，非用维翰不可’。”于是“开运元年六月，敕依旧置枢密院，以宰臣桑维翰兼枢密使，从中书门下奏请也”。又拜中书令，封魏国公，“事无巨细，一以委之”。

权力似乎已经很大，但好景不长，当时内客使李彦韬、端明殿学士冯玉用事，共谗毁之，出帝多次想罢黜桑维翰，由于大臣刘昀、李崧累劝，于是用冯玉为枢密使，不久又用冯为相，以分桑维翰之权，桑维翰被日益疏远，最后终于得罪冯玉而复被罢黜。

由此看来，桑维翰、李崧作为枢密使的权力处处受到制肘，而且多次遭到谗毁而罢职。通过桑维翰第一次罢枢密使之事来看，握有重兵在手的节度使之实权远大于宰相兼枢密使。这是五代时枢密院权力低落时期。

六、后汉时期

后汉枢密使有郭威、杨邠，其中最著名者是后来作了后周开国帝的郭威。后汉枢密使从郭威始又可兼节度使，从而达到了枢密使权力的顶峰。

郭威曾是汉高祖帐下吏卒，“掌军籍”，“汉高祖累镇藩阃，皆从之。及镇并门，尤深待遇，出入帷幄，受腹心之寄，帝亦悉心竭力，知无不为。”汉高祖即位，授权为枢密副使、检校副使。乾祐元年，汉高祖生病，威又与苏逢吉同受顾命。隐帝嗣位，便拜枢密使，加检校太尉。

恰逢当时各处藩镇造反，而其他平叛者又屡屡失败，故“制授帝（郭威）同平章事，即遣西征，以安慰招抚为名，诏两面诸军，并取帝节度”。“时帝以北伐为患，委帝（郭威）以河朔之任，宰相苏逢吉等议，藩臣无兼枢密使之例。史弘肇以帝受任之重，苟不兼密务，则难以便宜从事。竟从弘肇之议，诏河北兵甲钱谷，但见郭威文书，立皆禀立”。“旧制，枢密使未加使相者，不宣麻制。于是宣之，自帝始之。”

至此，郭威的权力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故终于在乾祐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迫使汉太后下令让郭威监国，到广顺元年春，又逼隐帝禅位，建立后周。

七、后周时期

郭威即位后，后周的枢密使为王峻、郑仁诲。

王峻也是历来跟随郭威，立有战功而进为枢密使的。“峻与太祖俱起于魏，自谓佐命之功，以天下为己任。凡所论请，事无大小，期于必行，或小不如志，言色辄不逊，太祖每优容之。峻年长于太祖二岁，往往呼峻为兄，或称其字，峻由是益横”。“峻于枢密使兼宰相，又求兼领平卢，已受命，暂之镇，又请借左藏库绫万匹，太祖皆勉从之。又请用颜衎、陈同代李谷、范质为相，太祖曰：‘进退宰相，岂可仓卒？当徐思之。’峻论请不已，语渐不逊。”

郑仁诲原也是郭威亲信。“汉高祖之镇河东也，太祖累就其第，与之燕语，每有质问，无不以正理为答，太祖深器之，汉有天下，太祖领枢务，即召为从职。及太祖西征，赏密赞军机”，“太祖践祚，旌佐命功，授检校司空，客省使兼大内都点检、恩州团练使，寻为枢密副使。逾年转宣徽北院使、右卫大将军，出镇澶渊，转检校太保，入为枢密使，加同平章事”。

从王峻、郑仁诲两人来看，也都是宰相兼枢密使并兼领节度使。当然郑仁诲的权势并不太大，这主要是他“为人端厚谦损，造次必由于礼。及居枢务，虽权位崇重，而能孜孜接物，无自矜之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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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赵匡胤在位期间的宋朝初年，“都部署”（主要是行营都部署）并不是一种常设职务，而是一种临时差遣，只有在发动大型军事行动时，方由皇帝临时指定任命，行动结束后，无论是胜是败，都部署的职务都会自然免除。

“都部署”的这种做法与近现代“总指挥”职务设置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近现代的总指挥几乎可以用在任何的专项行动中，军事战争可以有总指挥，大型工程项目可以有总指挥，防汛抗旱、抗震救灾有总指挥，甚至拆迁改造、集体活动都可以有总指挥。

一般说来，五代乃至宋初的都部署多由禁军的高级将领（也就是“三衙”统帅）担任。

比如石守信、王审琦在建隆元年率军平定二李叛乱的过程中，就分别以殿前司副都点检、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的军职充任正副都部署。平定后蜀的刘光义、崔彦进也是“三衙”的在职高级将领，就连赵匡胤本人在后周世宗时代征伐契丹时，也是以殿前司副都点检的军职担任水路都部署一职。与他同时代的李重进、张永德、韩通等高级将帅莫不如此。

由此可见，以“三衙”将帅充当军事作战都部署的做法，在五代后期和宋初是十分普遍的，即便是赵匡胤自己也奉行沿袭了这一传统做法。

但是，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存在一定安全隐患的。

从权力设置的角度来看，“三衙”将帅担任行营都部署在实质上是日常军队管辖权与指挥军队作战权的合一。国家安定、内外无战事时，“三衙”统帅按照分工负责，各自管理职权范围内的禁军，从训练、奖惩到衣食住行等后勤保障，无所不统。一旦战争爆发，皇帝任命，“三衙”统帅们则以各种都部署之名，统帅自己麾下（有时也有其他部队）的将士们外出作战，并且行使全面的战斗指挥权。

在这种军事体制下，三衙统帅和自己管辖的禁军将士可谓是同吃同住同生活，同生同死同战斗，大家在日常生活和战斗中加深了理解，促进了交流，增进了感情，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特别是经历过浴血搏命、并肩战斗的残酷战争后，上下彼此之间形成的那种不是兄弟，胜过兄弟的深刻情感，是任何亲属同僚关系都难以比拟的。所谓战友情，一生情，曾经参军的朋友们对这一点都有着切身的体会。

在如此深厚的感情基础上，如果是比较高明的统帅肯在治军上下一番功夫，做到赏罚分明，治军严格，训练有素，必要的时候再适当动用一下权谋手段和领导艺术，比如对属下经常性施个小恩小惠，将士受伤亲自包扎慰问，打仗作战时亲临前线指挥等等，往往就能树立起比较高的威望（具体做法参见后汉时期的郭威同志）。

只有这样，当你在战场上有所命令时，大家才愿意服从你的指挥，跟你一起拼命。

如果遇到更有政治头脑的统帅，往往会有更高明的政治手腕。他们秉持“爱兵如子，军令如山”的治军理念，贯彻“有官一起做、有财一起发”的传统方针，发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和“功归于下，过咎于己”的高风亮节，进攻时主动带头冲锋陷阵，撤退时积极殿后阻击敌军，高升时不忘提携部下，受表彰时不忘为部下报功，有赏赐时不忘分给部下，可以有效营造“并肩战斗，兄弟情深”的浓厚氛围。

这些做法在历朝历代的名将身上都可以看到，是名将之路的必然选择。

治军到了这种境界，军队已经不止是感情深厚的兄弟团队，更是同进同退、生死一体、荣辱与共的利益共同体。这时候的统帅如果再有一些野心，准备更进一步的话，还可以采取搞小团体、建立政治联盟的方式发展自己的势力，俗称“拉帮结伙”，专业术语叫“结社”，从而把皇帝和国家的军队变成实际上自己说了算的私人武装。

这个时候，一旦时机成熟，风云际会，局势变化，统帅们振臂一呼，三军将士群起响应，或者众望所归，黄袍加身，改天换地也只在旦夕之间（此类成功典型参见后周太祖郭威、北宋太祖赵匡胤同志）。

作为这方面的成功典型，赵匡胤自然不希望自己成为后世“有志”人士的榜样。他本着预防为主的方针，对掌握禁军指挥权的“三衙”将帅进行百般防范，这方面的具体措施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包括解除功臣宿将典掌禁军的兵权、分割“二司”为“三衙”、启用资浅才庸的将领担任三衙统帅等等。

而针对五代以来三衙将帅集官军权与统兵权于一身，容易发展个人势力，对皇权造成潜在威胁的现象，赵匡胤的解决措施也十分简单，那就是分割“管军权”与“统兵权”，不用“三衙”将帅担任统兵主帅（前文所说的“帅臣”）。

关于这一点，从赵匡胤在位期间都部署一职的人选就可以看得出清晰的变动轨迹。
建隆元年，平定二李叛乱的军队统帅仍旧是担任三衙将帅等军职的石守信、王审琦等人，但与此同时，赵匡胤也以皇帝身份御驾亲征，他本人才是实际上的最高统帅；

到统一战争期间，建隆三年平荆湖以慕容延钊为都部署，这位老帅岁曾是老资格的三衙统帅，这时却已经被罢去军职，以节度使之职充任都部署统领军队；

在征讨后蜀时的副都部署崔彦进、刘光义倒是现任三衙将帅（分别担任侍卫亲军马军、步军都指挥使），但一把手都部署王全斌却不是三衙将帅；

至于后来统军讨伐南汉的潘美、尹崇珂，攻灭南唐的曹彬等人，更是清一色的后起之秀，甚至连担任军队中高级将领的资历都不具备。

不管身份资历如何，这些都部署、副都部署们都是经皇帝任命之后才能统军出征，战事结束任务完成之后就要回到京城交差，然后或者论功行赏，加官进爵，或者论罪定法，降职罚俸。

但无论是奖还是罚，只要皇帝没有重新任命，你就得乖乖离开军队统帅位置，老老实实到组织安排的新岗位就职上班，该干嘛干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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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形发展到后来，经过北宋数代皇帝的发扬光大，导致三衙将帅很少再统帅军队出征或戍守边防，主要任务变成了呆在京城，专心负责在京禁军的日常训练和管理，基本上成为“蜗居不出”的总保姆兼总教练，脱离了统兵和指挥作战的第一线。

继军政权与管军权分离，分别枢密院和三衙分领后，管军权与统兵权也实现了彻底分离，由三衙将帅和帅臣分别承担，“枢密院—三衙—帅臣”三位一体的统军体制就此定型。

我们以较大的篇幅分别介绍了枢密院、三衙和帅臣这三个宋朝独具特色的军事机构（职务）的职责、权力和演变历史，初步呈现了他们彼此之间的制衡关系，回顾了北宋军事体制的形成过程。现在该是对这一军事体制进行系统总结和整体评价的时候了。

首先，我们需要对这一军事体制的运作流程进行一下模拟。

为了直观形象地呈现这一体制的运作流程和效果，我们不妨先引进几名群众演员，来协助我们工作。

假定张三为枢密使，李四为三衙将帅之一的殿前司都指挥使，王五为在地方任职的某节度使。在国家没有战事的和平时代，他们的职责分工大体是这样的：

张三，枢密院最高长官，作为皇帝的左膀右臂，股肱之臣，负责全国军政要务的处理，参与国家的最高军事决策，发布军事命令，并且掌握兵符和全国禁军的兵籍，日常主要向皇帝请示汇报工作，与宰辅大臣们沟通交流。

李四，三衙之一的殿前司最高长官，负责殿前司所辖全部兵马的训练、考校、后勤、人员管理等日常军队事务，平时经常性地与所辖禁军各级将领打交道。

王五，地方最高军政长官，全面负责所辖地区的军事、民政和社会事务（也可以分管一部分驻扎在本地区的禁军），但不能参与中央的最高军事决策和对全国禁军的领导和管理。

张三、李四、王五这三个人职务不同，品级高下不同，资历深浅不同，但从体制上并不存在直接上下级关系，而是相互独立地开展工作，名义上彼此之间不能干涉，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领导——直接向皇帝负责。

三个人就这样承担着各自不同的职责任务，维持着国家和谐稳定发展的大好局面。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有一天，由于国际关系紧张，矛盾冲突升级，国家陷入了濒临战争的紧急状态，战争的爆发似乎不可避免。此时，作为国家元首的皇帝需要做出一系列重要的决策，比如决定是否开战，何时开战，派谁统帅军队出征，作战策略如何等等。

这样的重大决策皇帝显然不可能不管不顾，一个人直接拍板决定，决策之前他需要征求朝廷重要官员的意见。

这个时候，担任枢密使的张三就可以提出自己对眼前形势的意见建议，如果他的意见与皇帝的想法差不多，均主战或者均主和，张三就可以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提出一些细节方面的意见建议。

如果两者恰好相反，一个主战，一个主和，张三也可以反对皇帝的主张，陈述自己的理由，甚至可以批评皇帝大人，水平足够高的话还可以说服皇帝采纳自己的意见，这些情形一般都是被允许的。

当然，最终的决策权还是在皇帝手中，一旦皇帝做出决策，张三同志必须无条件服从和绝对执行，否则皇帝就可以对他采取强制措施。

一旦做出开战的决策，如何选择主帅就成了首要任务。皇帝向主管军事的枢密使咨询主帅人选，张三提供了李四、王五两个备选答案，请皇帝大人亲自定夺。

按理说，李四是行伍出身，战斗经验丰富，具备较高的指挥水平，后来又作为三衙将帅，长期负责管军工作，熟悉禁军情况，在军队中有一定的号召力，他应该是担任军队统帅的最佳人选。

但是出于某种众所周知的原因，皇帝并没有选择李四，而是选择了现任地方节度使的王五担任军事行动的总指挥（都部署）。当然，这一任命由皇帝决定，却要由枢密院下达正式任命文件方能生效。

王五虽不是现任的三衙将帅，但也是行伍出身，具备相当丰富的军事作战和指挥经验，从能力上说也可以胜任总指挥一职。所以，皇帝大人的这一选择虽不是最佳选择，但也不算文臣领导武将，外行指挥内行，情况还不至于很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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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五受命进京，准备率军出征。但是，仅凭自己的统帅身份，他是调动不了禁军一兵一卒的。这倒不是因为负责管理禁军的李四嫉妒王五抢了自己的统帅位置和立功机会，故意不给对方发兵，而是他根本没有这项权力。

作为统帅的王五想要带领军队出征，还必须要拿到一样东西，这是一种信物，名字叫“兵符”。

兵符是枢密院用来调动军队的凭证，必须要等枢密院的使者把宣制兵符下达给管军的三衙，三衙的管军们（也就是李四）核对兵符无误，才敢按照枢密院的宣文，把相应数量的兵力拨给统兵出征的主帅王五。

这个时候，王五才从“光杆司令”变成名符其实的“帅臣”，威风凛凛地统帅大军出征。

一般来说，大军一旦开赴战场，军队的指挥权就转移到统帅王五手中了，除了大的进军策略在出征前就制定好了以外，其他如战术如何布置、兵力如何分配、阵形如何排列等等具体事宜，都可以由王五全权决定。

等到战争结束，打完收工，王五率军返回京城后，他就从统帅这一位置上卸任，或者提拔重用，或者回到他节度使任上继续履职，所统领的军队也归回原主、三衙将帅之一的李四手中。

就这样，张三、李四、王五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机构（职务）再次返回和平时代的关系格局。

张三、李四、王五给我们共同演示了北宋“枢密院——三衙——帅臣”三位一体军事体制的运作流程。这是对这一体制比较直观的表现方式，但表述起来却比较麻烦，还需要请群众演员来帮忙。

其实，对这一军事体制的分析和总结，古人已经有了十分简要精辟的概括。

《宋史点职官志》中，北宋名臣李纲对这一体制的总结是这样的：

“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帅臣主兵柄，各有分守，所以维持军政，后世不易之法”；南宋学者汪藻的总结则是这样的：“国家以三衙管军，而一兵之出，必得密院之符”。

具体一些的说法也有，比如：“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注：即三衙），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上下相维，不得专制，此所以百三十余年无兵变也”。

从更宏观的格局上总结的也不乏其人：“此事归中书，故外戚不得扰，宦官不得干；兵典以枢密，宰相可知之而不可总之，三帅可总之而不可发之，发兵之权归枢密，而枢密置使必置副，欲彼此相制。”

以上种种的概括总结，不但一语道出了赵匡胤苦心孤诣打造独特军事体制的出发点和初衷所在——巩固皇权，而且点明了这一体制的精髓——分权制衡，甚至评价了这一体制的实际效果——“百三十余年无兵变”。

应该说，这一评价大体上是公允和符合实际情况的。终两宋三百多年历史，除了宋廷南渡之初天下形势大乱，皇帝对军权的控制有所减弱，导致出现兵变，以及宋金交战前期因战争形势需要，赋予了统兵大将比较宽裕自由的权力以外，全国武装力量始终牢牢掌控在皇帝手中，即便是著名的文艺青年宋徽宗、精神病患者宋光宗这类昏庸皇帝，也没有丧失对军队的最高领导权。

另外，虽然关于两宋期间各种兵变的记载不绝于史，但大多属于一些小范围事件，局限在一城一池之内，很快都被平定，基本无关大局，无甚影响。像汉朝、唐朝中后期那种小则割据地方，称王称霸，大则祸乱天下，江山易主的叛变和动乱从来没有出现过，五代以来中央禁军这一腹心之患也消弭无形，正所谓“小变不断，大变绝无”。

有如此成绩，不能不说是宋朝独特军事体制的功劳，而开创这一体制的赵匡胤也以他超强的政治智慧和深邃的战略眼光名垂青史。

【更新】第六十五章 藩镇的前世今生

通过一系列加强对中央禁军控制的举措，成功解决了腹心之患后，深谋远虑的赵匡胤并没有就此罢手，享受既得成果，他又把眼光转向了另一个肢体之患——地方藩镇，这将是一个更为棘手的难题。

一说到藩镇，很多人都会联想到另一个与之近义且更为贴近现代的词汇——“军阀”。

历史上的实际情况也和大多数人的感觉差不多，甚至不少学者干脆直接使用“军阀”来代替“藩镇”一词使用，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把“藩镇”这一古典词汇与“军阀”这一现代术语画上等号。

但为了彰显千年之前的那个时代特色，保持原汁原味的感觉，我还是选择使用“藩镇”这一词语来讲述下面的故事。

众所周知，藩镇之祸起于唐朝天宝末年，到唐朝晚期势力达到巅峰。在导致强盛的大唐王朝灭亡的诸多因素中，藩镇割据与宦官专权、农民起义、朝廷党争并称四大祸根。而无论从影响历史的长短，还是政治军事实力的强弱来看，藩镇割据毫无悬念位列四大之首，其影响之深远，不仅限于唐朝，还贯穿整个五代乃至宋初。

在讲述影响深远的“藩镇”故事前，我们绕不开另外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色且为人熟知的词汇——“节度使”。

节度使与枢密使一样，都是伟大的唐王朝首先发明创造出来的。无独有偶，这两个职务虽然一个是中央要职，一个是地方大员，却都在特殊的历史环境变革中，经历了大体相似的发迹过程，那就是职权范围越来越广，权力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高，并且都对唐朝晚期乃至五代政局产生了悠久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