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以日易月”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做法，也是杜太后本人的遗嘱，但杜太后去世之后，作为长子的赵匡胤实际执行情况又是如何呢？

《宋史?礼志》中记载“建隆二年六月二日，杜太后崩，随皇帝以日易月之制，二十五日释服。”

这条记载十分清晰地证明，杜太后的国丧规格虽高，但也效仿皇帝采取了“以日易月”的做法，执行二十四天的丧期，所以服丧者到了第二十五天就可以脱去丧服。而上述论者认为国丧期间从六月初到七月初整整一个月，要么是失于考证，要么是有意延长丧期以做出有利于自己的结论。

事实上，自六月二十五日丧期服完之后，朝廷就不再禁止一般性的宴饮、娱乐活动（特别隆重的国家大型宴会除外），而在另外一部分史料比如《宋会要辑稿》中，建隆二年七月、十月均有“宴群臣于光政殿”之类的大型宴饮娱乐活动。那么，七月初的“杯酒释兵权”这种带有君臣叙旧性质的私人小型宴会又有何不可呢？

由此可见，对“杯酒释兵权”的质疑者并没有真正拿得出手的证据来推翻这一著名的历史桥段。按照梁启超先生在《清代学术概论》总结的学术研究十三条正统派学风中“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的原则，至少在现阶段，我们仍然可以相信这一事件的真实性。

【趣味知识】中国古代十大著名饭局

注：该趣味知识来自于网络转载，为呼应楼主本文《杯酒疑云》一章最后部分的内容，并不表示楼主赞同原作者观点和内容，博诸君一笑耳。

(一)杀机四伏的饭局——鸿门宴

1、出席宴会人员：刘邦、张良、樊哙、曹无伤、项羽、范增、项庄、项伯。
2、饭局的始末：
秦末，刘邦与项羽各自攻打秦朝的部队，刘邦兵力虽不及项羽，但刘邦先破咸阳，项羽勃然大怒，派英布击函谷关，项羽入咸阳后，到达戏西，而刘邦则在霸上驻军。
刘邦的左司马曹无伤派人在项羽面前说刘邦打算在关中称王，项羽听后更加愤怒，下令次日一早让兵士饱餐一顿，击败刘邦的军队。
一场恶战在即。刘邦从项羽的叔父项伯口中得知此事后，惊讶无比，刘邦两手恭恭敬敬地给项伯捧上一杯酒，祝项伯身体健康长寿，并约为亲家，刘邦的感情拉拢，说服了项伯，项伯答应为之在项羽面前说情，并让刘邦次日前来谢项羽。
鸿门宴上，虽不乏美酒佳肴，但却暗藏杀机，项羽的亚父范增，一直主张杀掉刘邦，在酒宴上，一再示意项羽发令，但项羽却犹豫不决，默然不应。范增召项庄舞剑为酒宴助兴，趁机杀掉刘邦，项伯为刘邦，也拨剑起保护舞，掩护了刘邦，在危急关头，刘邦部下樊哙带剑拥盾闯入军门，怒目直视项羽，项羽见此人气度不凡，只好问来者为何人，当得知为刘邦的参乘时，即命赐酒，樊哙立而饮之，项羽命赐猪腿后，又问能再饮酒吗，樊哙说，臣死且不避，一杯酒还有什么值得推辞的。樊哙还乘机说了一通刘邦的好话，项羽无言以对，刘邦乘机一走了之。刘邦部下张良入门为刘邦推脱，说刘邦不胜饮酒，无法前来道别，现向大王献上白璧一双，并向大将军范增献上玉斗一双，请您收下。不知深浅的项羽收下了白壁，气得范增拨剑将玉斗撞碎。

(二)、最霸气的的饭局——煮酒论英雄

1、出席人物：曹操、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许褚、张辽
2、饭局始末：
是日，刘备正在亲自浇菜，许褚、张辽引数十人入园中曰：“丞相有命，请使君便行。”玄德只得随二人入府见操。操曰：“适见枝头梅子青青，忽感去年征张绣时，道上缺水，将士皆渴;吾心生一计，以鞭虚指曰：‘前面有梅林。’军士闻之，口皆生唾，由是不渴。今见此梅，不可不赏。又值煮酒正熟，故邀使君小亭一会。”玄德心神方定。随至小亭，已设樽俎：盘置青梅，一樽煮酒。二人对坐，开怀畅饮。
酒至半酣，忽阴云漠漠，骤雨将至。从人遥指天外龙挂，操与玄德凭栏观之。操曰：“使君知龙之变化否?”玄德曰：“未知其详。”操曰：“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方今春深，龙乘时变化，犹人得志而纵横四海。龙之为物，可比世之英雄。玄德久历四方，必知当世英雄。请试指言之。”玄德曰：“备肉眼安识英雄?”操曰：“休得过谦。”玄德曰：“备叨恩庇，得仕于朝。天下英雄，实有未知。”操曰：“既不识其面，亦闻其名。”玄德曰：“淮南袁术，兵粮足备，可为英雄?”操笑曰：“冢中枯骨，吾早晚必擒之!”玄德曰：“河北袁绍，四世三公，门多故吏;今虎踞冀州之地，部下能事者极多，可为英雄?“操笑曰：“袁绍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玄德曰：“有一人名称八俊，威镇九州：刘景升可为英雄?”操曰：“刘表虚名无实，非英雄也。”玄德曰：“有一人血气方刚，江东领袖——孙伯符乃英雄也?”操曰：“孙策藉父之名，非英雄也。”玄德曰：“益州刘季玉，可为英雄乎?”操曰：“刘璋虽系宗室，乃守户之犬耳，何足为英雄!”玄德曰：“如张绣、张鲁、韩遂等辈皆何如?”操鼓掌大笑曰：“此等碌碌小人，何足挂齿!”玄德曰：“舍此之外，备实不知。”操曰：“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玄德曰：“谁能当之?”操以手指玄德，后自指，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玄德闻言，吃了一惊，手中所执匙箸，不觉落于地下。时正值天雨将至，雷声大作。玄德乃从容俯首拾箸曰：“一震之威，乃至于此。”操笑曰：“丈夫亦畏雷乎?”玄德曰：“圣人迅雷风烈必变，安得不畏?”将闻言失箸缘故，轻轻掩饰过了。操遂不疑玄德。后人有诗赞曰：“勉从虎穴暂趋身，说破英雄惊杀人。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
天雨方住，见两个人撞入后园，手提宝剑，突至亭前，左右拦挡不住。操视之，乃关、张二人也。原来二人从城外射箭方回，听得玄德被许褚、张辽请将去了，慌忙来相府打听;闻说在后园，只恐有失，故冲突而入。却见玄德与操对坐饮酒。二人按剑而立。操问二人何来。云长曰：“听知丞相和兄饮酒，特来舞剑，以助一笑。”操笑曰：“此非鸿门会，安用项庄、项伯乎?”玄德亦笑。操命：“取酒与二樊哙压惊。”关、张拜谢。须臾席散，玄德辞操而归。云长曰：“险些惊杀我两个!”玄德以落箸事说与关、张。关、张问是何意。玄德曰：“吾之学圃，正欲使操知我无大志;不意操竟指我为英雄，我故失惊落箸。又恐操生疑，故借惧雷以掩饰之耳。”关、张曰：“兄真高见!”

(三)最坑人的饭局——群英会

1、出席饭局的主要人物：庞统、诸葛瑾、黄忠、周瑜、诸葛亮、蒋干、吕蒙、鲁肃。
2、饭局始末：
却说周瑜在帐中正与众将议事，闻蒋干来访。当即命众将依计行事。蒋干扮得象个世外高人“引一青衣小童，昂然而来”。一见面，蒋干问道：“公瑾别来无恙!”这一句既是问候，又道出蒋干与周瑜原有一番旧谊。周瑜直接了当：“子翼辛苦，难道是为曹操做说客吗?”蒋干立刻装作很“愕然”的样子，说：“你我分别那么久，我特来和你来叙旧，怎么能说是当说客呢?”周瑜笑着说：“虽然比不上师旷那么聪慧，但闻弦歌而知雅意啊。”蒋干装作很恼怒的样子，说：“阁下待故人若此，我当告退!”蒋干心说，老同学了你还跟我来这一套，于是他装作很有性格的样子，转身就要走，被周瑜拦住。
之后周瑜大摆筵席，并禁止在席间谈论曹操与东吴军旅之事。周瑜曰：“吾自领军以来，滴酒不饮;今日见了故人，又无疑忌，当饮一醉。”说罢，大笑畅饮。座上觥筹交错。接着周瑜领蒋干参观了东吴军营的精兵强将。周瑜装醉大笑道：“想周瑜与子翼同学业时，不曾望有今日。”蒋干说：“以老兄高才，实不为过。”瑜拉着蒋干的手说：“大丈夫处世，遇知己之主，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言必行，计必从，祸福共之。假使苏秦、张仪、陆贾、郦生复出，口似悬河，舌如利刃，安能动我心哉!”言罢大笑。蒋干面如土色。饮至天晚，点上灯烛，周瑜舞剑作歌：“丈夫处世兮立功名;立功名兮慰平生。慰平生兮吾将醉;吾将醉兮发狂吟!”歇罢，满座欢笑。
蒋干被老同学今日的NB哄哄和功成名就刺激的够呛，倒也丝毫不敢提及游说周瑜投降曹操的事。这时他忽然担心，责备自己当时怎么在曹丞相面前把话说的那么满，现在回去怎么也得有个交代呀。管不了那么多了，总得有点收获回去。于是他剑走偏锋，就有了晚上偷听、盗书等宵小行为。后来曹操果然中计，斩了水军首领蔡瑁、张允。

【趣味知识】中国古代十大著名饭局


(四)、最鼓舞人心的饭局——东晋新亭会

1、出席的主要人物：王导、周顗。
2、饭局始末：
西晋末年，中原经过八王之乱和永嘉之祸后，北方大片土地落入胡人之手。北方士家大族纷纷举家南遣，渡江而南的占十之六七，史称“衣冠渡江”。
南渡后的北方士人，虽一时安定下来却经常心怀故国。每逢闲暇他们便相约到城外长江边的新亭饮宴。名士周顗叹道：“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在座众人感怀中原落入夷手，一时家国无望，纷纷落泪。为首的大名士王导立时变色，厉声道：“当共戮力王室，克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众人听王导这么说，十分惭愧，立即振作起来。
这里的江河之异，是指长江和洛河的区别。当年在洛水边，名士高门定期聚众举办酒会，清谈阔论，极兴而归，形成了一个极其风雅的传统。此时众人遥想当年盛况，不由悲从中来，唏嘘一片。王导及时打消了北方士人们的消极情绪。这便是史上非常著名的新亭会。后世咏叹国破家亡的诗词歌赋里常常见到的“风景殊异”、“新亭会”、“江河”，就是来自此次新亭会。

(五)最没素质的饭局——杜康美酒醉刘伶

1、人物：杜康、刘伶
2、饭局始末：
传说晋代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酒量极大举世无双。由于对政治不满，他经常出外游历喝酒。有次他来到洛阳，走到杜康酒坊门前。只见门上的对联写道：“猛虎一杯山中醉，蛟龙两盏海底眠。”横批：“一醉三年”。
刘伶一见这副对子，心想：这酒坊的主人太孤陋寡闻，竟然不知我刘伶的大名，连这般海口也敢夸。既然你杜康口气这么大，我刘伶今日就让你见识一下啥叫海量，想着就进了酒坊。刘伶喝了一杯，口感甚好，叫杜康再上。杜康劝他不要再喝，刘玲哪里听得进去。第二杯下肚，不觉有点微醺，心想这酒真的不错，还要再上。杜康说，你再喝就要醉了。刘玲不依，酒过三巡，不觉有点把持不住，口中喃喃：“头杯酒甜如蜜，二杯酒比蜜还甜，三杯酒儿一下肚，但觉天旋地也转，头晕脑花眼发蓝。”刘伶一路喃喃吟唱，到家就烂醉如泥。他把妻子叫到床前：“我要死了，把我埋在酒池内，上边埋上酒糟，捌制壶给我放在我身边。”说完，他就死了。刘伶一生好酒，因此他的妻子也就照法将其安葬。
三年过后，杜康来访刘伶。刘伶的妻子问他有什么事，杜康说刘玲三年前喝了酒还没有给钱。刘妻一听，火不知打哪里来：“刘伶三年前不知喝了谁家的酒，到家就死了。原来是喝了你家的酒呀!你要钱，我还找你要人呢!”杜康说：“那不是死了，是醉了。走走走，你快领我去埋他的地方看看。”他们来到酒池，翻开酒糟，刘伶果然面色红润。杜康上前拍拍他的肩膀，叫道：“刘伶醒来，醒来!”只见刘伶打了个哈欠，口中又喃喃有声：“好酒啊，好酒!”
从此，杜康美酒醉刘伶传为历史佳话。到了东汉之年，三国曹操在其不朽的《短歌行》，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开唱，其中“何以解忧，惟有杜康”亦成为中国文化的千古名句。

(六)最有诗意的饭局——饮中八仙长安酒会

1、出席饭局的人物：
一仙贺知章、二仙汝阳王李琎、三仙左相李适之、四仙美少年崔宗之、五仙苏晋、六仙李白、七仙书法家张旭、八仙辩论家焦遂。
2、饭局始末：
虽说饮中八仙长安酒会没有详实的历史文献可准确求证，但有杜甫的诗《饮中八仙歌》佐证。说这一日，酒神酒仙，高朋满座;你来我往，举杯豪饮;觥筹交错，满座尽欢;酒色齐聚，且饮且赏;坐而论道，醉而忘忧;以文会友，以诗下酒;惟酒是务，焉知其余;豁然而醒，兀然再醉;醉里挑灯，灯下寻酒;酒中乾坤，杯中日月;酒清为圣，酒浊为贤;酒乱汝性，酒壮我胆;酒林高手，饮坛新秀;感情深厚，一口便蒙;感情不深，舌尖一添;海吃海喝，牛饮驴饮;酒逢知己，千杯恨少;三巡已过，还有六圈;六圈结束，再来十坛。

(七)、最省心的饭局——杯酒释兵权

1、出席饭局主要人物：赵匡胤、石守信、王审琦等
2、饭局始末
杯酒释兵权是一个着名的酒局，也是历史上一个重要事件。话说宋代第一个皇帝赵匡胤自从陈桥兵变后黄袍加身，容登大宝，从昔日重臣摇身一变成为今天的皇帝。自打坐上龙椅之后，赵匡胤却一直惴惴不安。他非常担心历史会重演这一幕，以后若是手握重兵的部下也效仿他当年的做为，自己的江山也就易主了。
赵匡胤想解除手下一些大将的兵权。于是在961年，安排一次酒局，召集禁军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武将饮酒。酒席上赵匡胤效小儿女情状，象失恋了一般唉声叹气个不停。众人问明白了才得知皇帝担心他们手握重兵日后会造反。他们只好告老还乡以享天年，并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他们的兵权从此被彻底解除了。在 969年，又召集节度使王彦超等宴饮，解除了他们的藩镇兵权。这也开启了宋朝数百年重文轻武的国家体制。宋太祖的做法后来一直为其后辈沿用，三军统帅常常是个文官，武人比文人低一等。这种做法主要是为了防止兵变，但这样一来，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能调动军队的不能直接带兵，能直接带兵的又不能调动军队，虽然成功地防止了军队的政变，但却大大削弱了部队的作战能力。以至宋朝在与辽、金、西夏的战争中，连连败北。
在古代，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向来有效，拳头就是硬道理。宋朝在这方面的表现在历史上提供了一个非常奇特的范例，或者说是反面教材。若论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宋朝远胜秦汉，甚至与盛唐相比也不遑多让。然而宋朝的军事实力却不敢恭维，屡屡被起步于奴隶社会的辽、西夏、金、蒙古所击败。这种国富兵弱的格局，最后终于导致了宋朝的灭亡。可见，生存权都保证不了，一切都是白搭。所有这些后果，都起始于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所以这一场酒局，虽然政治影响力极大，但在大路眼里，由于它的负面作用，无论如何是不能让它进入前五的。

【更新】第六十二章 腹心之患


按理说，“杯酒释兵权”讲到这里应该告一段落，息事宁人了。但不好意思，接下来我还要与大家继续探讨与“杯酒释兵权”相关的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并不属于“杯酒释兵权”这一历史事件本身，却由于种种原因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大概都可以划入宋太祖赵匡胤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皇帝统治的系列措施范畴，却又不仅限于解除兵权这一个方面。

笼统的说，这些措施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一是除腹心之患，二是罢肢体之疾。
所谓“除腹心之患”即加强对禁军的控制。

腹心者，在于内，患在中央禁军。

关于禁军的演变过程和之所以成为腹心之患的原因，我们在前文五代十国的有关篇幅中已经简略论及过。以军队统帅谋取皇位者，不但在五代十国时期大有人在，就是放眼整个中国历史上也屡见不鲜，而在分裂的魏晋南北朝、东晋十六国等分裂混乱时期尤为突出。其中道理也很简单——枪杆子里出政权。

作为身体力行这一原则、深谙其中奥妙的赵匡胤，应该算是这些军人篡位者中最为著名的一个，只不过由于他的篡位行动十分成功，取得了皆大欢喜的结局，从而获得了大家的广泛认可而已。

但也正因为如此，赵匡胤对禁军高级将帅有着极强的防备心理，正如他自己所说，即便这些功臣统帅绝无二心，却不能排除他们的部下贪图富贵，再重演一出“黄袍加身”强行拥戴的可能性，到时候恐怕也就身不由己了。

北宋的开国功臣们还是很幸运的，赵匡胤对形势的判断还不十分悲观，他对自己掌控大局的能力也十分自信，所以没有把功臣宿将们赶尽杀绝，而是精心设计了一出“杯酒释兵权”，以一种温和的手段化解了难题，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但是如果你据此认为赵匡胤就只有这一招而已，那就大错特错了。“释兵权”是他加强对禁军控制的重要手段，却并不是唯一手段。

赵匡胤之所以罢去石守信等开国功臣宿将对禁军的指挥权，主要是这些人跟禁军将士朝夕相处，有着广泛的人脉和很高的威望，属于自己潜在的威胁，而当石守信等人去位以后，禁军高级将帅位置上也随之出现了职务空缺，甚至发生大面积的“将帅荒”。

建隆二年七月的“杯酒释兵权”事件发生之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先后被解除禁军兵权的禁军将帅有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张令铎、罗彦环、赵光义等六人，一共空出了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侍卫亲军都虞侯、侍卫步军都指挥使、殿前司副都点检、殿前司都指挥使等六个高级军职。

在此之前的建隆二年三月，赵匡胤已经撤去了殿前司最高统帅慕容延钊的军职，并且永久性裁掉了殿前司都点检这一职务。原因很简单，虽然赵匡胤一向对慕容延钊敬重有加，把他当大哥一样对待（史载“兄事之”），但作为过来人，他深知殿前司都点检位高权重，手握重兵，是造反兵变的最佳岗位，且成功概率较大。虽说兄弟如手足，可为了权力地位的稳固，还是委屈一下自己的手足吧。

与此同时，一位与赵匡胤一起长大的好兄弟、好伙伴，侍卫亲军司最高长官韩令坤也被另一位与之关系更加亲密，更为可靠的好兄弟、好伙伴石守信取而代之，而石守信高升之后遗留下的侍卫亲军司副都指挥使职务也一直空缺未补。

前面我们介绍过侍卫亲军司和殿前司“两司”总共有九个高级军职，经过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等一系列动作下来，现在九个担任高级军职的将领只剩下一根独苗了，那就是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重斌。

好的，现在问题来了。为了战争的需要，禁军的高级将领还是要配备的，那么如何配备？

文臣倒是没有什么威胁，但他们根本不懂打仗，总不能让读书人去指挥数以万计的武将士兵冲锋陷阵吧？赵匡胤自己倒是军人出身，更是响当当的一流名将，但现在他身份不同了，身为九五之尊当然不能再去干这些打打杀杀的事情，即便偶尔御驾亲征也是做做样子，激励一下士气而已。

这就是“杯酒释兵权”事件的遗留问题——禁军的指挥权交给谁？

这个时候，赵匡胤同学发话了：这个问题难不住我，且看我如何施展妙计神功，化问题于无形之中！

【知识拓展】中国历史上的象兵部队

在中国商代的甲骨文书中，都已有关于象的记载，商周时期可能就把大象用来打仗。如《吕氏春秋》载：“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孟子·滕文公下》说：“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等等。

传说春秋吴国伐楚，楚曾出动大象抵抗，正史中未见记载。

南朝和隋和林邑的两次冲突中对方曾使用了大象。

一次是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公元466年）五月，宋朝交州刺史檀和之奉命伐林邑，林邑王范阳迈使用了象军参战，宋军初战不利。振武将军宗悫认为，百兽都害怕狮子，大象大概也不会例外，乃赶制了许多假狮子，隐伏草丛中。他还在预定的战场周围，挖了不少陷阱。敌方驱象军来攻，宗悫放出了假狮子，大象吓得掉头乱窜，宗悫又乘机指挥士兵万弩齐放，受惊的大象四处奔跑，不少跌到陷阱里，人和象俱被活捉。

另一次是隋朝仁寿末，派刘方为驩州道行军行军总管讨林邑，林邑王梵志以巨象出战，刘方以诈败术，引大象跌入陷阱，复以弓弩射杀，从而获胜，一举攻占林邑国都。

970年北宋灭南汉之役，南汉曾在莲花峰下列阵，布象群于阵前，以壮军胆，宋将潘美命集中劲弩火箭射象，象群负矢惊跃狂奔，南汉军溃败。

明初的灭蜀战役中蜀军也有使用战象的记载，据《明史·傅友德传》：“初，蜀人闻大军西征，丞相戴寿等果悉众守瞿塘。及闻友德破阶、文，捣江油，始分兵援汉州，以保成都。未至，友德已破其守将向大亨于城下，谓将士曰：‘援师远来，闻大亨破，己胆落，无能为也。’迎击，大败之。遂拔汉州，进围成都。寿等以象战。友德令强弩火器冲之，身中流矢不退，将士殊死战。象反走，躏藉死者甚众。”

中国云南等地民族多有使象者，《史记·大宛列传》载：“有乘象国，名曰滇越”。唐贞元十年，南诏王异牟寻欢迎唐使袁滋，就是“先饰象12头引前”，次才为马队、乐队。据傣文《泐史》载：公元1180年，傣族首领叭真统一西双版纳时，“有白象九千条”，可见象之多。《明史·云南土司》：“景东部皆僰种，性淳朴，习弩射，以象战。”

明朝对云南的几次用兵，都有和土蛮战象作战的记载。如明洪武二十一年甲辰麓川之战、明万历年间邓子龙平定滇西之战，都曾遇到过象阵。其中万历年间邓子龙平定滇西之战，在山道间设伏，以劲弩火箭一举打垮番酋象群，并以击毙之象“烹以享士”，犒劳三军。

天启年间，在平定滇东盗匪的一次战斗中有头象“喷鼻中泥水作云雾，直挫贼锋”，“复卷一悍贼掷天坠地，蹴踏如糜”，后此象中毒矢而亡，军民感动其功为它立象冢于马龙山南，并有墓志铭载其功绩，此墓至今仍存。

李定国在云南抗清时，军中也用大象以作战和运输。

【更新】

赵匡胤的解决方案大体上分三步走：

第一步，把殿前司一二把手（正副都点检）、侍卫亲军司一二把手（正副都指挥使）共四个职务彻底撤除，今后永不授人。也就是说，从今以后，曾经位高权重的殿前司、侍卫亲军司正副长官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成为供后人瞻仰纪念的符号。

这种做法主要是为了降低禁军统帅的职衔和威望，好比现代军队中撤去陆军总司令、副总司令之类的职位，只保留几个司令、副司令，不但从名头称呼上来看降低了档次级别，统辖军队的范围也随之缩小，不像前面加上“总”字那么威风凛凛了。

殿前司、侍卫亲军司的四个最高军职撤去后，对原来地位稍低的都虞侯、都指挥使等职务，赵匡胤也不大放心。这些职位规格级别虽稍低了一些，但也成为了事实上的最高统帅，也不能掉以轻心啊！

出于这种考虑，赵匡胤走出了第二步棋：精心选拔一批“新人”进入禁军领导层，担任高级领导职务。

比如“杯酒释兵权”之后硕果仅存的韩重斌不降反升，出任殿前司实际最高统帅（殿前司都指挥使），而殿前司都虞侯、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三个职务分别由“新人”张琼、刘光义（刘廷让）和崔彦进充任。

这些“新人”之所以加上引号，不是因为他们年轻，也不是因为之前没露过面，而是因为他们以前并不属于禁军统帅部的成员，属于新提拔上来担任高级将领的干部。

如果我们稍微分析一下这几个“新人”的履历和性格特征，就会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

比如张琼，这位仁兄脾气暴躁刚烈，作战十分勇猛，当年后周征战淮南时还曾经舍身挡暗器，救过赵匡胤的命，算得上是皇帝的救命恩人。赵匡胤之所以越级提拔他担任高级将领，除了有些报恩的意思外，最重要的考虑还是看中了他对自己的绝对忠诚，以及胸无城府的性格。

再比如刘光义、崔彦进，在宋初统一战争中也都立过的战功，拥有一定的作战指挥能力，但赵匡胤看重的不是这一点，而是因为他们与张琼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资历浅，在开国过程中没立过什么大功，不像石守信等功臣宿将长期统帅禁军，拥有深厚的根基。

再看一下唯一的“老面孔”韩重斌。作为义社十兄弟成员之一，韩重斌有过抗击契丹大破敌军的战绩，但此人最大的特点却是“为人老实，无甚将才”，史书对其整体评价是两个字——才庸。

通过对这些“新高干”的分析，我们大致可以窥探出赵匡胤选人择将的基本心理和思路，那就是重点提拔使用“资浅”、“才庸”、“忠心耿耿”的将领担任禁军高级将帅，这样的人显然更容易驾驭和操控。

通过前两个步骤的调控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原本拥有九个最高军职的禁军统帅部只剩下了四个在任的高级将领。为了更加清晰地呈现“杯酒释兵权”事件前后的这种人事变化调整，我把建隆七月前后的禁军二司高级将帅列表如下：




从这个表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两司的高级军职除了数量从原来的九个锐减到现在的四个以外，职务的规格、将领的资历和才干能力也都不同程度地降低了。通过这一手段，赵匡胤完美地实现了加强对禁军控制的目标。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在表中发现另外一个现象，就连侍卫亲军司原来的三把手“都虞侯”都是空缺的。这样一来，原本属于亲军司一二三把手共同领导管辖的马军、步军两大主力集团军没有了共同的上级领导（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分别由各自的“都指挥使”统帅，成为了事实上互不统领、互不管辖、相互独立的统军机构，从而逐渐形成了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二司，最终取得了与殿前司并列的地位，这就是为大家所熟知的北宋“三衙”制度。

需要说明的是，宋太祖赵匡胤在位期间，马步军分为马军、步军二司在事实上虽然十分清晰，但从正式的机构编制角度来看，他们还没有分裂开来成为独立的机构，在当时也还没有“三衙”的说法。侍卫亲军司都虞侯这一军职在后来的太宗、真宗时期都还曾经有人担任过，并且都是拥有统军权的实职。

直至宋真宗初年，时任侍卫亲军司都虞侯的王超罢职后，侍卫亲军司都虞侯自此再未授人，“三衙”才成为有宋一朝的永制。

【更新】

“三衙”鼎立局面的出现，是赵匡胤及其后来的统治者为了分割统军机构权力而有意为之的产物。按照现代几何学理论，三角形是最为稳固的形状，三足鼎立肯定比两足站立要稳定的多，可见古人虽无现代科学之知识，却不无科学英明之智慧。

在罢去功臣宿将的兵权、任用资浅才庸的新将领、分散统兵机构权力等一系列加强对禁军控制的措施后，赵匡胤已经将禁军这支最有威胁的枪杆子、最危险的致命武器牢牢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在对禁军的一系列调整中，赵匡胤没有动用暴力手段，而是通过老道的政治手腕，既将潜在的动乱隐患消弭于无形，又保全了君臣双方的声名和富贵，稳定了宋初政局，避免了重蹈五代短命王朝的覆辙。用时髦的话说，这是一次“双赢”的结果。

能以谈笑之间，杯酒释兵权，这种胆识与魄力实在是超凡入圣，其智慧与策略水平，很像传说中的武林绝顶高手一般，已经臻于化境。关于这一点，就连后来的明太祖朱元璋都对之赞赏有加。这位三百年之后的明代开国皇帝如此评价三百多年前的宋代开国皇帝：“使诸将不早解兵权，则宋之天下，未必五代若也”。

可惜的是，这位与赵匡胤有着相同职业，对功臣宿将同样不免猜疑的王朝创业者，却没有学会“老前辈”这招“春风化雨温柔手”，而是采取了“血雨腥风”的暴力手段解决相似的问题，这与两人的出身经历和性格差异应该有着很大的关系。

由此可见，性格所决定的不只是自己的命运，有时候还能决定其他人的命运，对于皇帝而言，更是可以决定很多很多人的命运。

对禁军控制到这种程度，已经达到神一级的水平，至少远远超越了五代十国时期几乎所有的帝王，按理说赵匡胤完全可以打完收工，安安稳稳地去做他的皇帝了。

可赵匡胤实在是一个眼光高远、思维深邃的帝王，他的眼光和思维已经延伸到百年之后。在他看来，自己这些举措收到的效果固然显著，却可能只是一时之效，自己能够凭借强烈的危机意识和个人能力控制这支强大的禁军和桀骜不驯的将领，但自己的后代子孙却未必能够做到。

要知道他赵匡胤是起于行伍，从军十余年，身经百战，从禁军小校一步一个脚印，逐渐成长为禁军统帅的，对军队中所有的明文规定也好，潜规则也罢知道的是一清二楚，也有着崇高的威望和绝对的控制力。但他的子孙们却大不一样，他们将来会在深宫大内中长大，接受儒家教育，对军队和打仗一无所知，怎么能够控制这帮虎狼之师，熊罴之将呢？

赵匡胤的这种担心并不是杞人忧天，历史的教训就在眼前。五代十国时期的那些政权，无论是中原王朝，还是南方诸国，第一代开国皇帝期间哪个不是国力鼎盛，说一不二，到了第二代、第三代却都丢了江山，丧了性命？这些开国皇帝们兼当世猛将活着的时候也都是驾驭大批将领、指挥千军万马的高手，但一旦自己离世，却都逃不过三代而亡的国运。其中原因，足以发人深省。

究竟如何才能将最重要的武装力量始终牢牢掌握在做赵氏王朝继承人手中呢？赵匡胤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思考。正是通过这番思考，他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找到了自己认为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工具，那就是——制度的力量。

赵匡胤认为，要想始终掌控武装力量，只靠皇帝的个人权谋和能力是不行的，必须要依靠一套严密、可靠、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来实现。这套制度体系要能让一个不入军旅、不懂军事，甚至不会玩弄帝王权术的赵氏皇二代、皇三代乃至皇N代都可以轻松实现掌控禁军的目标。

这时候，旁边有人发问了，天底下居然有这么好的制度，那么要到那里才能买得到呢？

实在抱歉，截至目前，这套传说中比较完美的制度体系还没有问世。不过您也先别着急，他虽未问世，也正在酝酿创造之中，而创造者正是我们本书的主角赵匡胤。

为了赵氏子孙万代、江山永固着想，赵匡胤不等不靠，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发扬“没有现成的，就自己发明创造”的原创精神，开始了发明创造的过程。

@青楼红袖招 5380楼 2014-12-27 11:04:00
@低首神龙狄飞惊2014-12-2521:00:25
通过前两个步骤的调控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原本拥有九个最高军职的禁军统帅部只剩下了四个在任的高级将领。为了更加清晰地呈现“杯酒释兵权”事件前后的这种人事变化调整，我把建隆七月前后的禁军二司高级将帅列表如下：


从这个表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两司的高级军职除了数量从原来的九个锐减到现在的四个以外，职务的规格、将领的资历和才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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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楼兄过奖！楼主会以此为动力，再接再励！

【知识拓展】建立在山西的古代政权

山西历史悠久，战略地位重要，古代曾有19个王朝或政权在其境内建都14处。

一、山西建都政权最多的古都当属省会太原市。

太原古称晋阳，从公元前453年三家分晋到前425年赵献子迁都中牟(今河南鹤壁)，晋阳为赵国都城29年；

十六国时期，氐族所建的前秦政权在晋阳建都 2年；

唐末五代，沙陀贵族李克用的晋政权以晋阳为都17年；

五代十国时期刘崇所建北汉政权在晋阳建都29年。

此外，北齐、唐、后唐等政权还以晋阳为“别都”，陪都达百数十年之久。

二、山西建都时间较长的古都城市还有侯马市、大同市、临汾市和夏县。

侯马，春秋战国时期称绛，是著名诸侯国晋的都城，从公元前 585年营建到前370年迁都屯留，晋国以此为都达216年；

大同市古称平城，从公元398年到公元493年，此城为鲜卑族拓跋部所建北魏政权的都城96年。此外，大同还是契丹族所建的辽政权和女真族所建的金政权的陪都；

临汾市古称平阳，从公元前453年到前416年，平阳为韩国都城38年；秦汉之际，西魏王魏豹以此为都 2年；十六国时期，从309年到318年，匈奴左部帅刘渊所建汉政权以此为都10年。

夏县古称安邑，从公元前453年三家分晋，到前365年魏惠王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此地为魏国都城89年。

三、除此而外，建都时间较短(不足15年)的山西古都城市计有：

屯留县，公元前370年到前359年，为晋国都城12年。

沁水端氏镇，前359年到前349年为晋国都城11年。

长子县，从386年到394年，为西燕政权都城9年。

朔州市，古称马邑，隋末唐初从 617年到620年为定扬可汗刘武周都城4年。

长治市，古有黎亭，十六国时期从305年到308年为刘渊汉政权都城4年。

离石市，304年为刘渊汉政权都城1年；唐初619年到620年为刘王刘季真割据政权都城2年。

阳高县，东汉初称高柳，从公元40年到41年，为汉帝卢芳割据政权都城2年。

方山县，古有左国城，公元304年到305年为刘渊汉政权都城2年。

隰县，十六国时期称蒲子，公元308年到309年为刘渊汉政权都城2年。

【更新】第六十三章 传说中的枢密

在中国漫长的古代历史中，每个王朝或者历史阶段会产生一些独具特色的政治、军事体制和机构，著名的有明朝的内阁、东西厂、锦衣卫，清朝的军机处、总理衙门等等，这些机构是其他朝代所没有的。

而在公元十世纪前后的数百年间，也曾经有一个机构贯穿了唐末、五代和北宋三个时期，对国家政治军事体制的运行发挥了极大的影响，这个机构的名称叫枢密院。

赵匡胤正是以枢密院为基础，建立起了他那一套独具特色的中央政治军事体制。

关于政治方面的体制，我们会在后面再详细论述，这里主要向大家介绍北宋以“枢密院—三衙—帅臣”为核心的三位一体的军事管理体制。

在这个三位一体的军事管理体制中，枢密院毫无疑问处于核心的地位。所以若要弄清楚这个军事体制及其运作情况，就必须首先认识枢密院这个独特的机构，了解一下它的前世今生。

从行政管理学的角度来看，一个机构总是先于机构负责人而存在的（先设机构，再设领导职数）。通俗的说，首先设立某一个机构（先有机构名称），然后设置该机构的负责人职位（后有职务名称）。

比如说现在的国家发改委，是国务院因职能需要设立“发改委”这样一个工作部门，然后再设置“发改委主任”这一职务，在古代历史上也是如此。

但枢密院却是一个例外，枢密院的最高长官（负责人）叫“枢密使”，这个“枢密使”的历史反而要比他供职的机构“枢密院”更久远一些。也就是说，历史上是先有“枢密使”这个术语，后有“枢密院”这个名词的。

说到枢密使，稍微熟悉五代十国和北宋历史的人们都会想到这是一个位高权重，堪与宰相分庭抗礼的职务，而实际情况也差不多。但枢密使在诞生之初，并没有后来的显赫地位和重大权力，它的崛起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枢密使初设是在唐宪宗元和年间（公元806-820年），主要是为皇帝提供秘书服务，具体来说是承接中央各部门、各地方政府上报的奏章文书，进行分门别类整理之后，交由皇帝大人批阅处理。皇帝签批意见后，枢密使再根据批示意见将公文转递各有关部门办理。

因为这些奏章文书大多涉及国家军政事务，我们似乎也可以称呼枢密使为“机要秘书”。

中国自古以来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每天从各地进京的文件多如牛毛，配备这样一个高级秘书是十分必要的，他的努力工作可以节约皇帝大人的宝贵时间。但由于自身的秘书工作性质，枢密使的地位并不高，既没有被纳入官方正式的职官体系，没有职务级别，也没有正式赋予的权力，甚至没有专门的办事机构和豪华气派的办公场所，只有三间屋子用来贮存文书资料，既做档案室，又做办公室，条件那是相当的简陋。

由于枢密使工作的特殊性，需要随时随地给皇帝提供周到及时的秘书服务，住在外廷的朝廷文武官员们是不方便的，而住在皇宫大内、随侍皇帝身边的宦官就成了具有天然优势的最佳人选，所以早期枢密使一般都由宦官充任，这也决定了他没有很高的地位和权力。

【更新】

到了唐朝晚期，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宦官势力的不断扩张，主要由宦官担任的枢密使职权范围也随之不断扩大，逐渐取得了处理机要文件、参与重要决策的权力。

唐昭宗以后，宦官专权达到巅峰，已经到了掌握军权、专擅朝政甚至废立皇帝的地步，枢密使的职权也急剧膨胀，取得了军国大事的决策权以及朝廷军队的管理权这两项最为重要的权力。

借着众多强势宦官的帮助，枢密使一职完成了从秘书到助理，从助理再到总理的华丽转变。

这个时候的枢密使俨然成了与宰相分庭抗礼的职务，无论从身份地位还是从时间精力来看，已经不能靠一个人亲力亲为、单打独斗来处理所有事务了，他需要建立一个专门的机构，组建一套自己的班子，继续发挥自己的职能作用，强化自身的权力，于是枢密院应运而生。

不过，宦官们在枢密院的风光并没能持续太久。公元942年，后梁太祖朱温灭唐自立后，对宦官势力进行了大清洗，曾经风光无限的宦官们几乎被屠戮殆尽，但枢密使这一职务却得以保留下来，并为五代时期的各个王朝所沿袭，其中原因很简单——有人需要。

五代的皇帝们发现枢密使是一个可以分割宰相权力，巩固自己权力的重要帮手，对这样一个职务他们当然是欢迎的。就这样，枢密使被选择继续在历史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他所依存的枢密院也成为了一个独立的中央机构，被赋予了更加广泛的职权。

在整个五代时期，担任枢密使的人选大多是士人或武将。当士人担任枢密使时，枢密使更像一个真正的宰相，几乎事无不统，而当武将担任枢密使时，枢密院则往往更倾向于军事作战方面的职能权力，特别是那些既统帅中央禁军又是皇帝心腹的高级将领，一旦兼任枢密使，真可谓地位崇高，权倾朝野，凌驾于宰相之上，俨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架势。

前面讲过的后周太祖郭威就是以后汉枢密使兼军队统帅的身份夺取后汉江山的。同样，郭威的亲密伙伴、后周开国功臣王峻也是以统兵大将、佐命功臣的身份兼任枢密使，位高权重，飞扬跋扈，可见枢密使一职的要害。

正是有鉴于此，后周世宗柴荣在位期间始终不以统军将领担任枢密使，临终之前更是调整了中央领导班子，让文人出身的宰相们兼知枢密院事，以防止武将权力过大，威胁皇权。

不过精明如柴荣却忽略了文臣虽掌枢密却不带兵，跟广大将士们也没有兄弟感情，所谓县官不如现管，皇帝不如兄弟，最终还是被武将出身的禁军将帅赵匡胤钻了空子。

从枢密院的历史沿革来看，这是一个在乱世之中发展壮大的军政机构，生于五代长于五代的赵匡胤对这一机构自然也十分熟悉。

宋朝开国之初，赵匡胤选择了继续沿用枢密院这个五代时期影响重大的中央军政机构。但他是一个十分精明的皇帝，决不允许一个凌驾于百司之上，甚至可以威胁皇权的机构存在。

【知识拓展】枢密院的演变过程

由于正文字数所限，加上知识储备不足，楼主只是对枢密院的演变进行了极为简略的概述，没有详细展开（毕竟不是专讲枢密院的论文），现将枢密院比较详细的演变过程转载如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继续研究讨论（内容较多，分几段发完）。

枢密院萌芽于唐朝中后期，经发展，鼎盛于五代，宋代时虽机构渐趋于完备而庞大，但权力已大大下降。枢密院的建立与发展，经过了几大变化：

一变于僖、昭宗时期掌枢密之宦官“堂状后贴黄”，夺宰相之权；

再变于后梁更用士人；

三变于后唐专用武将，“任重于宰相，宰相自此失职”；

四变于晋宰相兼枢密使，二者合一；

五变于枢密使兼宰相再领节度使，自此枢密使权力达到它的全盛时期。


一、唐代宗时期的政事堂

中国封建王朝的宰相机构随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完备屡加变化。唐初为了进一步完善宰相制度，于贞观时期设立了政事堂，做为三省长官议事的地方。政事堂开始设在门下省，后因裴炎从侍中迁为中书令，政事堂便迁至中书省。开元时期张说做宰相，又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列五房于其后：“一曰吏房；二曰枢机房；三曰兵房；四曰户房；五曰刑礼房，分曹以主众务焉。”

《旧五代史》卷149《职官志·内职》条注“枢密使”，引项安世《家说》：“唐于政事堂后列五房，有枢密房，以主曹务。”这是枢密院作为一个机构的萌芽。所谓主枢密之曹务，即掌管皇帝的重要机密文书，这说明三省机构权力已经下降，枢密房由于它的特殊地位，毫无疑问会受到重用而日益显赫。但在唐代宗以前，它只不过是政事堂一个小小的保管文书档案的办事机构罢了。

二、唐朝僖、昭时时期

唐代枢密使之名始见于唐代宗永泰中，由宦官董秀职掌：“唐代宗永泰中置内枢密使，始以宦者为之……永太中宦官董廷秀参掌枢密事。”《通鉴》载：“宦官董秀掌枢密。”胡三省注：“是后遂以中官为枢密使。”《通考》引《容斋洪氏随笔按》：“枢密之名始于唐代宗宠任宦者，故置内枢密使，使之掌机密文书，如汉之中书谒者令是也。”《石林燕语》卷四也引《续事始》云：“代宗永泰中，以中大董秀管枢密，因置内枢密使。”

既然当时的枢密使仅一人，也谈不上有什么机构，又无太大权力，只不过是处理一般的事务罢了。“初不置司局，但有屋三楹，贮文书而已，其职掌惟承受表奏，于内中进呈，若人主有所处分，则宣付中书门下施行而已。”

但由于枢密使地位之特殊，皇帝的诏令，大臣的奏章都由他传上达下，加之随着唐末宦官权力的恶性膨胀，枢密使权力也迅速膨胀起来。董秀职任枢密使时就与桂管观察使陈少游内外引荐，贪污受贿。

到宪宗元和时期，枢密使刘光琦、梁守谦两人分掌上下两院；僖、昭宗时枢密使是王知古、杨虞郎两人，知古领上院，虞郎领下院。实际宪宗时枢密使的权力较代宗时大多了：“堂后主书滑涣久在中书，与知枢密刘光琦相结，宰相议事有与光琦异者，令涣达意，常得所欲，杜佑、郑絪等皆低意善视之。郑余庆与诸相议事，涣从旁指陈是非。”“上怒诸将无功，辛巳，命知枢密梁守谦宣慰，因留监其军。”“长安中，王守澄知枢密事，旧左右军容多入为枢密，亦无视事之厅后。”

这一时期的宦官既掌握了枢密院，又掌握了军权，竟然达到任意废君、弑君的地步。《新唐书·宦者列传·王守澄传》：“是夜，守澄与内常侍陈弘志弑帝于中和殿，缘所饵，以暴崩告天下，及与梁守谦、韦元素等册立穆宗。俄知枢密事。”唐代废立皇帝都是由兼枢密使或护军中尉、中护军等宦官司谋划的。

正如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所说：“立君、弑君、废君，有同儿戏，实古来未有之变也。推原祸始，总由于使之掌禁兵，管枢密……其后又有枢密之职，凡承受诏旨，出纳王命，多委之，于是机务之重又为所参预。是二者皆极重要之地。有一已足揽权树威，挟制中外，况二者尽为其所操乎？”尽管如此，唐代宪宗时，宦官司能弑君、废君、立君，主要还是掌握兵权，容易接近皇帝之故。此时的枢密使还不能直接参与宰相议事。

但到僖宗、昭宗时，“宦官杨复恭、西门季欲夺宰相权，乃于堂状后贴黄，指挥公事, 此其始也。”《新唐书·宦者传·严遵美传》：“北司供奉官以胯衫给事，今执笏，过矣……枢密使无厅事，唯三楹舍藏书而已，今堂状黄决事，此杨复恭夺宰相权之失也。”

“《新唐书·杨复恭传》载：杨复恭“自河阳监军入拜宣徽使，擢枢密使。僖宗出居兴元，复为枢密使，制置经略，多更其手。”“复恭以诸子为州刺史，号‘外宅郎君’，又养子六百人，监诸道军。天下威势，举归其门。”又《通考·职官典·枢密院条》讲到当时的议事程序，“若内中处分，则令内枢密使，宣付中书门下施行，则其权任已侔宰相，至僖、昭间，杨复恭、西门季之徒，至于视事，行文书矣。”

这是唐代宦官、枢密使权力发展到最高峰时期，很明显，枢密使权力的急剧扩张是宦官专权这一特殊现象与枢密使本身职权的重要性相结合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