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中国近代史有一半是湖南人的历史。
有人说，湖南近代史，有一半和湘乡县有关。
有人做过统计，以晚清、民国时期的湘乡县城为圆心，画一个半径200里的圆圈，湖南近代史上的那些妇孺皆知的人物，包括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黄兴、蔡锷、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等等，他们的家乡都在这个圆圈内。
任何一个研究近代史的人，都不能忽略湘乡这个在中国古代史上毫无名气的湘中大县。在古代，这里只出过一个稍微有点名气的人，那就是蜀汉丞相蒋琬。然而，即便是这个蒋琬，他真正的家乡是不是在湘乡，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湖南祁东人认为，蒋琬是他们那里的。
为什么这样一个古代的蛮荒之地，在近代史上却突然有了这么重要的地位了呢？为什么会产生湘乡人才现象？为什么湘乡人才的爆发能够引发湖南人才的爆发，乃至半部中国近代史，都和湖湘子弟有关呢？
追溯湘乡人才爆发的起源，我们不能忽视两个关键人物的作用。第一个，是罗泽南。罗泽南是湘乡著名的理学大师，他家境贫困，命运多舛，却从不放弃生活的希望。他以教书为生，他的弟子王錱、李续宾、李续宜、曾国华、曾国荃，日后都成为湘军名将，他们全都是湘乡人。罗泽南是湘军精神教父，他的那句“乱极时站得定，才是有用之学”不仅是湘军军魂，而且是湖湘精神的集中体现，对后来的湖湘人才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二个，则是曾国藩。罗泽南虽然拉起了一支团练，聚集了一批将才，制定了营制，并且给这支团练注入了精神的力量，但他的影响力主要是在湘乡，在湖南稍微有点名气但是不大。真正把湘乡勇改造成军队，并且以它为主力创建出一支志在灭亡太平天国的湘军的，是曾国藩。曾国藩不仅在湖南有很高的知名度，而且在京城也有很好的名声，和皇帝的关系还不错，所以，他能把湘军发展壮大。也正是凭借着湘军这个平台，湘乡的第一批人才走向了历史的前台，而后来的第二批、第三批人才的出现，都是以这个为基础的。
上面说的是湘乡人才现象，若是扩而大之，谈论到湖南人才现象的话，则在有强有力的引领人物之外，还需要两个条件。
第一个，是要有一种风靡湖南的风气。具体到晚清，那就是经世致用的学风。
清朝入关之初，还是比较注重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的。但是，一旦天下稳定，满清统治者就暴露出了他们狰狞的面目，因为文字狱而被杀的，不计其数。知识分子为了自保，只好钻入故纸堆里面，做一些与政治毫无瓜葛的考据，这也是清代考据学比较发达的关键原因。
然而，在所谓的蛮荒之地湖南，却几乎没有感受到这种学风的影响。湖湘学子对考据不感兴趣，周敦颐、朱熹等人在湖南埋下的理学的种子，在此刻发芽成长。这种理学植入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和王夫之的忧国忧民，从而在湖南形成了一股经世致用的风潮。
当我去考察这些湘军将帅的生涯时，我深刻地感受到这种学风所产生的影响。
1850年，尚在京城做官的曾国藩决心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他把经世致用的学问划分为十四个大项：官制、财用、盐政、漕务、钱法、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兵制、兵法、刑律、地舆、河渠。
左宗棠很小的时候就曾读过《读史方舆纪要》《天下郡国利病书》等科举考试完全用不着的实学书。后来致力于研究地理学并画出了一本详尽的地图册，又研究农业种植学。这些，都是经世致用之学。
1843年，胡林翼给他的座师、时任安徽巡抚王植写信，就皖北形势提出九条建议，所论全是当时官场和社会的弊政，集中于练兵和缉盗两大块。可见，胡林翼为学也是注重经世致用的。
罗泽南曾编有《皇舆要览》一书，对天文、地理、历法、军事、盐务、河工、漕务等经世致用的学问都有很深的研究。他教育弟子，不仅教学问，还教武艺，以便他们在即将到来的乱世之中大展拳脚。
罗泽南的两大得意弟子王錱和李续宾，性格迥异，却同样对地理学非常爱好。王錱每次作战前，给每个营官发一张地图，然后一起讨论战守。李续宾画的地图非常详尽，连曾国藩都曾借用他的安徽省地图。

第二个，要有时势，就是我们常说的“时势造英雄”。
这个时势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1849年南方的大洪水。水灾给农业生产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米价也因此迅速上升，老百姓因此陷入困顿之中。曾国藩在家书中描写这一情形时写道：“三江两湖之大水灾，几于鸿嗷半天下”，“ 乡间之谷贵至三千五百，此亘古未有者，小民何以聊生！”
湖南的新宁和湘乡两县受灾特别严重。在新宁，有一个叫李沅发的人，利用百姓对政府的不满，成立把子会，扯旗造反，攻占了新宁县城。正因为李沅发这么一闹，引出了许多中国近代史上的牛人，日后的湘军名将。
湖南新宁人江忠源、刘长佑、刘坤一、在贵州任知府的胡林翼、在衡阳协绿营部队中任书识（相当于今天的文书）的彭玉麟、在镇筸军中任下级军官的杨载福、湘乡团练的代表李续宾、在广西任知县的李孟群等等都参加了对李沅发的战斗，而日后湘军的第一虎将鲍超听到李沅发起义的消息，就辞去待遇优厚的公务员职位，骑着一匹快马来到湘南，可惜他到来的时候，起义已经被镇压下去了。
在湘乡，农民组织起了规模很大的抗漕运动。曾国藩的弟弟曾国潢不得不组织起安良会来对抗农民，而他的父亲曾麟书则作为乡绅的代表，主持全县的减漕运动。新任知县朱孙贻注意缓解矛盾，在切实减漕的同时，重用王錱、刘蓉等能人，又推举罗泽南为孝廉方正。在朱孙贻的支持下，湘乡的团练事宜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湘军的雏形湘乡勇日益强大。
正因为有1849年的洪水，新宁和湘乡成为了湘军的两大策源地，而将这两大策源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人，是且只能是曾国藩。
第二个时势就是太平天国运动。1851年1月，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爆发。作为广西的邻省，湖南的军队自然成了对抗太平军的主力。李星沅、江忠源等湖南籍将领前往广西，而镇筸军、长沙协等湖南绿营军队也开赴广西。太平军不久之后就杀入湖南，并且长期围困省城长沙，湘军的另一重要人物左宗棠就是在这一战中走向了历史前台。
太平天国起义是湘军得以成立的重要前提。试想一下，如果不是有这么一支对清朝统治构成致命威胁的太平军，清政府又怎么会默许曾国藩在湘乡勇的基础上创建起一支自己招募、自己筹饷的私家军呢？
当然，除了风气和时势之外，强有力的引领人物也必不可少。在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这些人物走向历史前台之前，湖南人才已经有了一次小爆发，涌现除了陶澍、魏源、贺长龄、贺熙龄等等重要人物。他们倡导经世致用，培养出了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这些人。
陶澍，湖南安化人。嘉庆七年（1802）进士。先后担任过山西、四川、福建、安徽等省的布政使和巡抚，地方行政经验非常丰富。后来长期担任两江总督。
陶澍最主要的政绩是两淮盐政改革。清代盐政，延续明朝中后期的政策，实行大商人垄断盐政的纲盐政策。清代中期以后，纲盐的弊端展露无遗，盐政举步维艰。陶澍大胆进行改革，去除可以世代相传的纲商特权，使得小商人也可以参与运盐、销盐，这就是票盐制。票盐制首先在淮南实行，取得了很明显的效果。曾国藩、李鸿章日后对两淮盐政的改革，和陶澍的这次改革有着很深的瓜葛。
陶澍善于重用人才，魏源、贺长龄、林则徐等人都是在陶澍的支持和提拔下，得以施展生平所学，做出一番事业。
胡林翼八岁的时候，随祖父在安化修志馆。恰好这时，陶澍回乡，见到了胡林翼，非常喜欢，便将自己的女儿陶静娟许配给胡林翼。这是陶澍与日后湘军名帅之间的第一次结缘。
1837年，陶澍回乡，路过醴陵时遇到在渌江书院主持教学的左宗棠。左宗棠在欢迎陶澍的对联中写道“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陶澍对这副对联十分欣赏，因而与左宗棠结为忘年之交。第二年，陶澍又主动提议将五岁的儿子陶恍和左宗棠的女儿订婚。这是陶澍与日后湘军名帅的第二次结缘。
魏源，湖南邵阳人。1822年中举，1825年受时任江苏布政使的贺长龄的邀请，编著旨在经世致用的《皇朝经世文编》一百二十卷。1844年中进士。后根据林则徐的《四州志》，编成《海国图志》五十卷，至1852年增补成一百卷。《海国图志》对日后中国的洋务运动及日本的明治维新都产生过重大影响。
魏源与湘军名帅之间的交往，似乎并不是太多，但他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无疑是日后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开展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而他提出的“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对左宗棠、彭玉麟的海防思想产生过很大影响，19世纪七十年代及八十年代初，左宗棠、彭玉麟用以反对李鸿章购买铁甲舰的，就是这一思想。
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吾新友中，如长塘葛氏既富后则谋地，金兰常氏既贵后而谋地，邵阳魏默深既成名后而谋地，将两代改葬扬州，皆未见有福荫”。这里的“邵阳魏默深”，指的就是魏源。曾国藩将魏源视为“新友”，可见两人之间是有一定的交游的。

贺长龄，湖南善化人。1808年进士。历任江西、山东、江苏、直隶、贵州、云南等省的地方官，地方行政经验非常丰富。曾委托魏源编成旨在经世致用的《皇朝经世文编》。
贺长龄与曾国藩的关系非常密切。1842年冬天，还是穷翰林的曾国藩没有钱过年，贺长龄送给他三十两白银。从这出手的慷慨程度来看，两人之间的关系已经是非同一般。
贺长龄没有儿子，只有女儿，因而择婿对他来说是一件大事。他看中的乘龙快婿是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为了促成此事，他先后请曾国藩的好朋友郭嵩焘、曾国藩非常仰敬的教书先生罗泽南前往说媒，经过百般周折，这件事最终还是成了。可惜，这位贺夫人命不好，过门后不久就因难产而亡。曾纪泽后来又续娶了刘蓉的女儿。
贺长龄对左宗棠也有提携之功。1830年，贺长龄回到长沙。年轻的左宗棠很仰慕他的为人，前去拜访。贺长龄见到左宗棠，非常欣赏，见他无钱买书，贺长龄表示可以到他家来借。自此以后，左宗棠隔三差五就往贺长龄家里跑，贺长龄见左宗棠这么爱读书，非常高兴，每当左宗棠来还书时，总是就所还书出几道经世致用的题给他做。贺长龄的引导对日后的左宗棠至关重要。
贺熙龄，贺长龄的弟弟。1814年进士。先后在河南、湖北、山东一带担任过地方官职，官做得不大。晚年主持长沙城南书院长达八年之久。
贺熙龄主持城南书院的时候，提倡经世致用的学风。当时的左宗棠和胡林翼即是书院的学生。在贺熙龄的影响下，两人经常在一起畅谈国家大事，甚至晚上睡在一张床上，通宵达旦地谈。城南书院的学习经历，对左宗棠和胡林翼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除了陶澍、魏源、贺长龄、贺熙龄四位湖南人之外，还有一位并非湖南人，却也对湖南人才的爆发产生过重大影响，他就是林则徐。
林则徐，福建侯官人。1811年进士。担任过江苏、山东、陕西等省的地方官。1832年任江苏巡抚，当时的两江总督正好是陶澍，林则徐因此与湖湘人才结缘。
林则徐任云贵总督的时候，胡林翼正好在贵州任知府，是林则徐的下属。既然是陶澍的女婿，林则徐当然要照应了。胡林翼治理地方很有成效，当时贵州的官员到京城见皇帝时，道光帝总是要问及胡林翼。这其中，林则徐的推荐之功不可小视。
1850年1月3日，林则徐与左宗棠在长沙湘江上的一艘客船中相见。两个畅谈国家大事，重点谈到了新疆局势。临别时，林则徐留下了一句神气的预言：“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以吾数年心血，献给足下，或许将来治疆用得着。”三十多年后，左宗棠果然收复新疆。
陶澍、魏源、贺长龄、贺熙龄、林则徐等人编织的这样一张经世致用的大网，使得湖南人才的爆发成为可能。这个时候，只需要有那么一个人登高一呼，号召这些在长期经世致用学风下成长的学子，去从事一个重大的事业，湖南人才的爆发就成为必然的了。这个人，只且只能是曾国藩。
正是在曾国藩的领导下，伴随着湘军四处征伐的脚步，湖湘士子的眼光从湖南一地延伸到整个中国，延伸到整个世界，从而比内地其他省份的读书人看得更远，看得更深。这种效应一直持续了许多代，造就了半部中国近代史就是湖南人的历史的奇迹。若想读懂近代湖南人，必须先读懂曾国藩。
可以说，是历史选择了曾国藩，而曾国藩本人，则是半自动半主动地卷入到了历史的漩涡中。他，注定是一个永远也讲不完的话题。

午后的烈日像火一样灼烧着大地，原本人潮涌动的湘潭市集渐渐平静了下来，商贾们依旧没有退去，他们不放弃任何一个赚钱的机会。此刻，他们正一边扇着蒲扇驱赶着酷暑，一边相互谈论着市井间的新闻，等待着顾客的来临。一切都是那么的和谐、平静、安宁。
“驾，驾！”一阵刺耳的吆喝声粗暴地打断了市集的平静，靠近街口的两个卖米的客商还没来得及回过神来，他们的米早已被迅猛而来的青鬃马蛮横地踢散在地。后面的商人一看势头不好，赶紧将货物往后面搬，反应不快的货物也被踢散。
这些人是湘潭城内的一群恶少，都是有钱或者有权势人家的子弟。他们经常聚集在一起喝花酒，喝醉了就睡倒在街边，第二天午后又一起醒来，骑上马到处乱撞，耀武扬威。老百姓怨声载道，但无奈那些人都有背景，无可奈何。
不过这一次，在这群恶少的后面，有一个跟这些人一样骑着马的人有些特殊。他的肤色比较暗黑，不像是城里人。这个人起初心情很愉快，跟着恶少们一起起哄，但当他看到老百姓的货物被踢翻的时候，脸色似乎有些阴沉了。
“曾星冈，你给我站住！”正当这个叫曾星冈的人骑着马，晃晃悠悠地跟在那群恶少们后面往前走的时候，一个锐利的声音从后面传来。曾星冈身子一震，好一会才缓过神来，往后一看。虽然他喝多了酒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但他还是凭借仅有的一点意识判断出来者是本族的一个长辈。
在古代，族权的威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曾星冈虽然是纨绔子弟，但也不敢挑战族权。只见他踉踉跄跄地调转马头，对那老者说道：“老伯，叫我有何事？”
见曾星冈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那老者气不打一处来，喝道：“好你个曾星冈！你不知道现在是农忙时节吗？你老爹五十多岁了，尚且起早摸黑，田里地里活一把抓，你倒好，跑到湘潭来喝花酒了！就你这出身，你配跟这些公子爷一起玩吗？你看人家张三，他老爹是湘潭知县，再看那李四，他老爹是湘潭米行的掌柜，你老爹是什么玩意，你配吗？你给我下来，我今天非拉你去族长那里，让全族人一起教训你不可！我曾家不能出你这种败类！”说罢，这老者迅速往前，拉住马的缰绳。
曾氏都尊孔子弟子曾子为祖先，族规向来非常严格。曾星冈很清楚这一点，他知道，自己要是被拉去见族长，不仅免不了一顿痛骂甚至痛打，更重要的是恶名远扬，以后全族的人都会看不起他。所以当时他只好放下身段，向那老者求饶道：“老前辈，还请饶过我这一次，以后不再也不敢了。”

老者听罢，冷笑一声，道：“你曾星冈会改，那母猪也能上树！你今天非得跟我去见族长不可。”说罢，他猛地一拉缰绳，想把曾星冈牵走。
谁知因为这一拉，那马突然受了刺激，扑腾着两条前腿，仰天长啸。那曾星冈酒还没有全醒，意识没有完全恢复，被这马一折腾，“扑通”一声栽下马来。
街边的那群商贩见这群恶少当中有人落了马，都幸灾乐祸地围了过来看热闹，对着曾星冈嘻嘻哈哈。
曾星冈勉强翻过身来，看到周围群众这副模样，甭提有多悔恨了，那脸立马就通红通红的了。曾星冈虽然是个纨绔子弟，但他脸皮薄，有向善的因子，刚才他看到前面的恶少踢翻了百姓的货物，脸色就变阴沉，就是因为他觉得这样做不对。
正当人们还沉浸在对曾星冈的嬉笑怒骂中的时候，曾星冈突然发力站了起来。只见他对那老者一拱手，道：“老前辈，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是，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我曾星冈从此改过也！”说罢，牵起那匹马便奔马市而去。
曾星冈在马市将马卖掉后，连夜走路回到一百五十里外的老家荷叶塘。他父亲曾竞希见他又是一身酒气回到家中，理也没理他，就继续去地里干活去了。
谁知事情在第二天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曾竞希一大早起来，不见了曾星冈，他把屋宇周围找了个遍，最终在三里开外的一个荒坡上找到了他。
曾星冈见父亲来到，说：“爹，前几天我在湘潭被一位老者教训了一顿，感悟很深。我发誓，从此改过了。你看这一片荒山，荒着太可惜了，不如开垦一下，种上高粱和黄豆。”
曾竞希见儿子的神情不像是在开玩笑，鼓励他说：“儿啊，你要是能改，咱老曾家复兴有望啊！”
曾竞希虽然口头上是这么说，但心里还是不对曾星冈报希望，因为以前曾星冈也曾给过他许多次憧憬。但接下来的这段日子，曾竞希发现，曾星冈还真的是变了。
首先，曾星冈开始努力从事农业生产。既开垦荒地，又修建水库和水渠解决灌溉问题。在种田种地之余，还养了鱼和猪。曾家渐渐展现出兴旺的气象。

其次，曾星冈开始发愤读书，经常向乡里面的学问人请教读书之法、治家之道，又严厉督促儿子曾麟书读书。
接着，曾星冈以“我们这些做后代的虽然穷，但祭祀的礼节不可以随便乱来；曾家的子孙虽然愚蠢，但是家祭不可以简省”为理由，向宗族的长者提出修建祠堂的建议，并建议每年定期举行祭祀。
乡里面有喜庆的事情，曾星冈都会前去庆贺；有丧事，他都会前去吊唁。乡邻之间产生了矛盾，曾星冈总是会前去排解。对于那些无理取闹的人，曾星冈会毫不犹豫地怒斥。如果仅仅是意气之争的话，曾星冈就会请矛盾双方到他家来吃饭，然后大家一笑泯恩仇。
对于鳏寡孤独者，曾星冈尽力给予帮助。即便暂时不能在经济上给予帮助，他也会努力帮助那些人做事，减轻他们的困难。曾星冈认为，如果等到有钱的时候再帮助他们，那么“天下终无可成之事”。
久而久之，乡亲们对曾星冈的看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从前的纨绔子弟成了大家心目中最可信赖的力量，曾星冈也成了荷叶塘第一号的乡绅。
那个时候，谁也没有料想到曾星冈的这次改变对曾国藩家族意味着什么。曾国藩家族从那时起至今两百多年，一直长盛不衰，曾星冈的后代没有一个纨绔子弟，全是因为这次改变而带来的。假使曾星冈没有这次改变，那就不会有曾国藩的成功，中国近代史是不是都会因此而转变方向呢？
曾星冈后来将自己的治家方法总结为“八字”“三不信”，这对之后的曾国藩产生了重大影响，可是说“八字”“三不信”是曾国藩一生事业的基石，也是曾国藩家族长盛不衰的基石。
一般人认为，曾国藩完全按照曾星冈“八字”“三不信”严格要求自己，才取得了日后的成就。但事实上，“八字”“三不信”，有一些曾国藩确实是做得很好，但有一些他完全没有做到，还有一个他想做到但是事实上做不到。
“八字”指的是书、蔬、鱼、猪、早、扫、考、宝。

“书”指的就是读书。这一点曾国藩无疑做得很好。无论是青少年时期，还是担任京官期间，还是带兵期间，或者是担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期间，曾国藩始终不离身的，就是书本。曾国藩不仅读书多，著述也很多，今人整理的《曾国藩全集》显然还不是全部，但也是几千万字。
曾国藩认为“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古之精相法者，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欲求变之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要想读书变化气质，必须先立志。曾国藩正是在乃祖曾星冈、乃父曾麟书的督促下，立志读书做官，才有后来的成就的。
曾星冈发誓读书的时候，已经三十多岁了。他感觉自己已经没有可能通过科举考试来实现做官的愿望，于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儿子曾麟书身上。曾麟书虽然天资一般，但勤奋努力，最终成为了湘乡曾氏家族中第一个考中秀才的人，打破了曾氏在湘乡几百年没有秀才的局面。
曾麟书中秀才之前，考了许多次都没考上，曾星冈很失望，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长孙曾国藩的身上。曾国藩从小就在祖父严厉的督促下，开始攻读自己并不喜欢的“四书五经”。
曾麟书知道自己资质一般，在科举之路上不会有大的作为，于是也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教导曾国藩身上。曾国藩身上承载了三代人读书做官的梦想，他的童年大多与书本为伴，不快乐但对他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曾麟书教导曾国藩，所用的方法是那个年代私塾惯用的笨办法，就是死记硬背，这与曾国藩日后“扎硬寨，打死仗”的军事战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事实证明，笨办法、呆办法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就是最好的办法。
曾麟书督促曾国藩读书的劲头比自己准备科举考试的劲头还要大。无论是睡在床上，还是走在路上，他都要考一考儿子的功课。今天考昨天的功课，明天考今天的功课，反复考试，反复温习，直到滚瓜烂熟为止。
曾星冈、曾麟书的教育方法，从我们当代人的眼光来看，确实过于残忍，但它收到了效果。曾国藩最终考取了进士。当然，这也是湘乡曾氏的第一个进士。

与一般人把读书当做敲门砖，考上了之后就把书本完全丢掉不同，曾国藩一生始终不离书本。即便是在江西被石达开几十万大军团团围困，即便是在祁门被李秀成、李世贤、黄文金、刘官芳等部太平军一轮又一轮地攻到眼前，他照样读书。或许只有在读书的时候，他才能真正做到罗泽南所讲的“乱极时站得定，才算有用之学”。
“蔬”指种菜，“鱼”指养鱼，“猪”指养猪，这三个字综合到一起，就是重视农业生产的意思，其中包含保持耕读家风、保持勤劳俭朴作风的意味在。这三个字曾国藩也落实得非常好。
曾国藩常年征战在外，但他心系家乡，经常督促弟弟、儿子们种菜、种竹、养鱼、养猪。如1854年湘军出征后不久，曾国藩写信给诸弟说：“吾家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庶渐渐务本而不习于淫佚矣。至要至要！千嘱万嘱！”要求诸弟不忘耕读家风，亲自拾柴收粪、插田莳禾。
1858年，曾国藩家居一年多后，重新回到战场上。他刚来到军营，就多次写信回去，叮嘱诸弟要重视种菜、种竹、养鱼、养猪。如七月廿日致澄弟季弟的这一条：“家中种蔬一事，千万不可怠忽。屋门首塘养鱼，亦有一种生机。养猪亦内政之要者。下首台上新竹，过伏天后有枯者乎？此四事者，可以觇人家兴衰气象，望时时与朱见四兄熟商。”
有意思的是，曾国藩还曾经因为种蔬菜的事和他的家人发生了争吵。曾国藩认为，老家人种田是一把好手，但是种菜远远不如省城长沙的人。曾国藩写信回去，建议家里人将家里的几块田开辟成菜园，并在长沙请种菜专业人士回去指导。家里人觉得，曾国藩此举有点胡闹，没有答应，最终也没有做。
曾国藩不仅督促家里人经常从事农业生产，而且自己也身体力行。他经常在自己所住的地方周边种植一些蔬菜。如1861年六月廿四日他给曾纪泽的信中就谈到他在军营中教导士兵种菜的事：“吾现在营课勇夫种菜，每块土约三丈长、五尺宽，窄者四尺余宽，务使芸草及摘蔬之时，人足行两边沟内，不践菜土之内。沟宽一尺六寸，足容便桶。大小横直，有沟有浍，下雨则水有所归，不使积潦伤菜。”对每块土的长宽、沟的宽都有详细计算，可见曾国藩对此事的重视。平定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藩还将位于江宁的忠王府进行整理，开辟菜地种菜，使得昔日炫耀权势的建筑成了绿油油的世界。

自1858年离家之后，曾国藩再也没有回到家乡，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家乡的思念越来越深，也越来越喜欢家里人寄给他的家乡菜。1866年八月初三日，曾国藩在剿捻前线给儿子们写信说：“早间所食之盐姜已完，近日设法寄至周家口。吾家妇女须讲究作小菜，如腐乳、酱油、酱菜、好醋、倒笋之类，常常做些寄与我吃。《内则》言事父母舅姑，以此为重。若外间买者，则不寄可也。”自己做的才行，买的就不行，可见曾国藩对家中妇女从事基本农业生产的重视。
就在去世前不久，曾国藩还在信中对曾国荃、曾国潢说：“茶叶、蛏虷、川笋、酱油均已领到，谢谢！阿兄尚未有一味之甘分与老弟，而弟频致珍鲜，愧甚愧甚。川笋似不及少年乡味，并不及沅六年所送，不知何故？”由吃到家乡寄来的川笋想到少年时吃川笋的情形，浓浓的乡愁不言而喻。不是味道比不上，只是当年的那份青春年少不可能再回来了。
“早”指的是早起，“扫”指的是打扫卫生。这两点，曾国藩也做得很好。他认为，早起和勤打扫能使人形成勤劳主动的生活方式。
这两者当中，曾国藩对早起尤其注重。普通人往往不太注重早起，认为这是无关紧要的生活小节，特别是在当今社会，夜生活比较丰富，很多人在周末或节假日，往往睡到日上三竿才起床，起来就直接吃午餐。这是一种很不好的生活方式，不仅有害健康，而且长此以往会使人形成懒散的作风。曾国藩对此深有体会，他认为“欲去惰字，总以不晏起为第一义”“勤字功夫，第一贵早起，第二贵有恒”。
曾国藩刚进翰林院的时候，就明确地将早起作为每天必须坚持的基本要求之一。为了彻底改正晚起的毛病，曾国藩还特意写信请弟弟们监督：“傲为凶德，惰为衰气，二者皆败家之道。戒惰莫如早起，戒傲莫如多走路，少坐轿。愿弟留心儆戒，如闻我有傲惰之处，亦写信来规劝。”
后来曾国藩编练湘军，最重要的一条营规就是早起。在他亲自制定的《日夜常课之规》七条当中，前两条就是：“一、五更三点皆起，派三成队战墙子一次。放醒炮，闻锣声则散。二、黎明演早操一次，营官看亲兵之操，或帮办代看。哨官看本哨之操。”可见，湘军都是天还没亮就起来训练。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曾国藩使湘军士兵养成了勤俭耐苦的好习惯，这是日后湘军之所以能够战胜太平军的重要原因。
由上可见，曾国藩的成功正是从改掉晚起这个坏毛病，养成早起的好习惯开始的。这看似很不起眼的生活小节，磨砺出了曾国藩及其湘军超乎常人和普通部队的勤劳耐苦，最终帮助他们成就了一方霸业，名垂青史。

“考”指的是祭祖，往大的方面讲就是对礼仪的尊重，再大一点讲则与中国传统道德当中最根本的部分——孝道有关。曾国藩在这一点上同样做得很好。
一般人认为，无论是祭礼、丧礼，还是婚礼，都是一种形式，没有做到位不算什么大事，没有必要计较那么多。特别是在当代社会，年轻人往往不懂古礼，并且不认为这样有什么不好。但曾国藩的观点不一样。曾国藩曾经长期担任礼部侍郎，对于礼仪，他向来非常看重。
早在1850年，他总结出来的有关于经世致用的十四种学问当中，就有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四项讲的是礼仪。可见，在曾国藩的心目当中，礼仪有着怎样重要的地位。
当时，曾国藩的妻弟欧阳牧云想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曾纪泽，来个亲上加亲。曾国藩在给曾国潢的信中表示反对：“欧阳牧云要与我重订婚姻，我非不愿。但渠与其妹是同胞所生，兄妹之子女，犹然骨肉也。古者婚姻之道，所以厚别也，故同姓不婚。中表为婚，此俗礼之大失。譬如嫁女而号泣，奠礼而三献，丧事而用乐，此皆俗礼之失。我辈不可不力辨之，四弟以此义告牧云，吾徐当作信复告也。”
曾国藩认为，中表结婚有悖于同姓不婚的古训，所以坚决反对。他又认为，老家人办婚礼，新娘子拜别生母的时候，往往会大哭，而办丧礼，又往往请花鼓戏班来唱戏，弄得喜事有丧事的味道，而丧事有喜事的气氛，都是有悖于古礼的，必须坚决反对。可见，曾国藩对礼仪是非常重视的，非礼不为是他一生的行事法则，也是他能够成功的原因之一。

“宝”指的是处理好邻里关系。在这一点上，曾国藩依旧做得很好。
曾国藩曾说曾国荃“不独尽用湘乡人，且尽用屋门口周围十余里内之人”。可见，曾国荃的吉字营里，老家人的比例是相当大的。这些老家人之所以愿意替曾家兄弟拼命，用自己的鲜血染红曾国藩、曾国荃的顶戴，这和曾国藩一直注重处理好和亲朋以及邻里之间的关系有关。俗话说“苟富贵，勿相忘”，曾国藩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
曾国藩有个堂叔，叫楚善叔，不知因为什么原因，生活很穷困。曾国藩中进士之后，回家拜客，亲眼目睹了楚善叔的贫困。后来，曾国藩回到京城，依旧惦记楚善叔，特意写信给他的祖父曾星冈，请他想办法解决。曾家当时的经济情况也不好，但好善乐施的曾星冈还是按照长孙的要求，将楚善叔家的田买了下来。楚善叔得了银子，挺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曾国藩帮人就帮到底。他知道楚善叔虽然有了银子，但是没有固定的职业，长此以往还是得陷入困顿。所以，他又特意写信给他的好朋友朱尧阶，请求他租出几十亩地给楚善叔种。
朱尧阶是湘乡梓门桥一带的大地主，是曾国藩的铁哥们。他见是曾国藩的堂叔，二话没说就答应了。曾国藩得知后，又一再叮嘱朱尧阶，说最后要给楚善叔六七十亩地种，否则没有办法养活一家子。在曾国藩的悉心帮助下，楚善叔终于拜托了经济困难。
曾国藩做京官的头几年，经济上很拮据，但后来做了四川乡试的主考，发了一笔小财，省下来一千两银子。曾国藩将这笔银子寄回家中，并写信给他父亲曾麟书，要求将这一千两银子当中的六百两用来还债，剩下的四百两用来周济亲朋戚友。
曾麟书倒是准备照办，但曾国藩的几个弟弟得知后却坚决反对。他们说曾国藩这点银子还债都不够，哪里还能周济亲朋。
曾国藩知道这件事以后，写信狠狠地教训了几位弟弟一顿，并且措辞严厉地督促几位弟弟照他的意思办。从曾国藩与几个弟弟对待此事的不同态度上，我们能够看出曾国藩之所以成为曾国藩的重要原因之所在。

曾国藩不仅对亲戚是这样，对乡邻们，他也经常救济。1849年，中国南方发生大水灾，湘乡受灾很严重，百姓流离失所，饿毙不少。当时的湘乡知县是个贪官，纵容胥吏横征暴敛，更加加重了百姓的困苦。
曾国藩从弟弟们的来信当中知道了家乡的情况，他决心建立义仓，以赈济百姓。所谓的义仓，就是公共仓库。由粮食有剩余的富裕家庭将多余的粮食捐出来，放在义仓里面，以备收成不好的年份赈济贫民。贫民拿到粮食渡过难关后，在第二年收获的时候加一成奉还去年借的粮食。
曾国藩想让自己家里先捐出几十石米作为表率，建立起义仓，这充分表明了曾国藩周济乡亲的决心。虽然这件事最终因为考虑到贫民只会借粮不会还粮没有办成，但曾国藩帮助乡亲的心意还是在的。
以上说的是曾星冈留给曾国藩的“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八字。正如上面所说的，这“八字”曾国藩终其一生，都做得很好。这是曾国藩能够有所成就的根本原因，也是曾星冈后来绵延两百余年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
说完了“八字”，我们再来看看“三不信”。“三不信”指的是“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
与严格遵守“八字”方针不同，曾国藩对于“三不信”做得很不好。其中“不信僧巫，不信地仙”两条曾国藩根本就没有做到，即便是口头说那么两句不信，也是口是心非的伪君子行径。曾国藩是一个非常迷信的人。“不信医药”一条，曾国藩很想做到但是事实上做不到，经常处在用药和不用药的自我矛盾之中，特别是他生命最后的几年，一直处在这样的一种痛苦之中。

曾国藩非常迷信，并且因为迷信闹出过许多笑话。接下来我就盘点一下曾国藩做的那些荒唐事儿。
早在1845年，曾国藩在给父母的信中说：“男头上疮癣至今未愈。近日每天洗二次，夜洗药水，早洗开水。本无大毒，或可因勤洗而好。闻四弟言家中连年生热毒者八人，并男共九人，恐祖坟有不洁净处，望时时打扫，但不可妄为动土，致惊幽灵。”自己得了牛皮癣，不从自身找原因，却怪祖坟不洁净，曾国藩的想象力也够丰富的。他的这种唯心主义的思维方式，以后还会运用很多次。在家书、日记中经常看到他将自己或家人的病与祖坟联系在一起。
第二年，曾国藩的祖母病逝。得知消息后的曾国藩联想到自己最近很不顺，很可能和祖母墓葬选址有关。于是，他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写信给祖父曾星冈说，他对墓葬选址不满，希望能够改葬。接着，他又写信给父亲曾麟书，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曾星冈秉着入土为安的常人思维，不赞成改葬。与此同时，曾国潢、曾国荃不知怎么的，也附和曾国藩，要改葬祖母。
曾星冈当时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又刚刚失去了老伴，伤心得很，现在在改葬一事上他又成了少数派，所以心情一直不好。曾国藩得知后，觉得风水应该服从于孝道，非但自己不再坚持改葬，还劝弟弟们不要逼祖父。这件事情算是暂时告一段落。
然而，仅仅过了半年，曾国藩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这段时间，发生了三件令曾国藩感到愉快的事。第一件，祖父曾星冈的病好转了。第二件，他身上长得牛皮癣也好了。第三件也是最重要的一件，是他突然升了官，成了二品大员。“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从曾国藩的话语中我们完全能感受到他的兴奋。
曾国藩突然觉得，祖母的葬地非常好，不然的话，这半年自己怎么这么顺。他赶紧写信回家，叮嘱几个弟弟千万不要将祖母改葬。
我们不得不佩服曾国藩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本事。仅仅过了半年，就完全不记得自己曾经说过的在我们今天看来甚至有点“大不孝”的话了。

曾国藩非常迷信，并且因为迷信闹出过许多笑话。接下来我就盘点一下曾国藩做的那些荒唐事儿。
早在1845年，曾国藩在给父母的信中说：“男头上疮癣至今未愈。近日每天洗二次，夜洗药水，早洗开水。本无大毒，或可因勤洗而好。闻四弟言家中连年生热毒者八人，并男共九人，恐祖坟有不洁净处，望时时打扫，但不可妄为动土，致惊幽灵。”自己得了牛皮癣，不从自身找原因，却怪祖坟不洁净，曾国藩的想象力也够丰富的。他的这种唯心主义的思维方式，以后还会运用很多次。在家书、日记中经常看到他将自己或家人的病与祖坟联系在一起。
第二年，曾国藩的祖母病逝。得知消息后的曾国藩联想到自己最近很不顺，很可能和祖母墓葬选址有关。于是，他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写信给祖父曾星冈说，他对墓葬选址不满，希望能够改葬。接着，他又写信给父亲曾麟书，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曾星冈秉着入土为安的常人思维，不赞成改葬。与此同时，曾国潢、曾国荃不知怎么的，也附和曾国藩，要改葬祖母。
曾星冈当时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又刚刚失去了老伴，伤心得很，现在在改葬一事上他又成了少数派，所以心情一直不好。曾国藩得知后，觉得风水应该服从于孝道，非但自己不再坚持改葬，还劝弟弟们不要逼祖父。这件事情算是暂时告一段落。
然而，仅仅过了半年，曾国藩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这段时间，发生了三件令曾国藩感到愉快的事。第一件，祖父曾星冈的病好转了。第二件，他身上长得牛皮癣也好了。第三件也是最重要的一件，是他突然升了官，成了二品大员。“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从曾国藩的话语中我们完全能感受到他的兴奋。
曾国藩突然觉得，祖母的葬地非常好，不然的话，这半年自己怎么这么顺。他赶紧写信回家，叮嘱几个弟弟千万不要将祖母改葬。
我们不得不佩服曾国藩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本事。仅仅过了半年，就完全不记得自己曾经说过的在我们今天看来甚至有点“大不孝”的话了。

1857年，曾国藩父亲曾麟书病逝。曾国藩丁忧在家，先后请过好几位风水先生为父亲选择墓地。
回家守制的这段日子，是曾国藩一生当中最痛苦的时刻。他除了总结自己过往为人处世方面的某些缺陷之外，总感觉他的这些失败和所谓的命运有关。
恰好这时候，他那同样迷信的弟弟曾国荃请了个人在家里扶乩（当时，曾氏兄弟已分家）。曾国藩得知后来了兴趣，赶紧跑过去看热闹。
扶乩和我们今天常见的算卦差不多，是古时候人们卜问吉凶的一种常用方式。扶乩的方法是扶乩之人自称神灵附体，拿着一支笔，根据人们的提问，在沙盘上画字，据说画出的字句就是神灵的指示。
当时湘军李续宾部联合杨载福、彭玉麟的水师刚刚打下九江，江西的局面得到了根本的转变。曾国藩以为，湘军乘胜顺流东下，很快就能灭亡太平天国。
然而，扶乩的结果却令曾国藩大吃一惊，那扶乩之人手舞足蹈，最终画在沙盘上的是一个“败”字。那扶乩之人又说，这个“败”字和九江之战的胜利有关。
曾国藩大惊，问道：“九江刚刚攻克，现在湘军的气运正好。敢问仙人，这个‘败’字到底指的是什么？”
那扶乩之人微微一笑，抹了抹白胡子，故作神秘道：“天机不可泄露。我只能说，这个‘败’字不仅关系到天下大局，也关系到曾家的家运。”
曾国藩听了以后，感觉到有一丝丝的恐惧在无形之中向他袭来。之后的一段时间，曾国藩总是在思考那个扶乩之人说的话，到底指的是什么。
过了不久，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跟随湘军悍将李续宾部前去解救被围的李孟群部，结果因屡次分兵又孤军深入，被陈玉成、李秀成联军全歼，李续宾、曾国华全在这一战中丧生。湘军六千精锐丧尽，曾国藩既失去了一个弟弟，又丧失了一支足以横扫大江南北的精锐部队，心情非常郁闷，生性迷信的他想起年初那位扶乩之人的话。原来所谓的“败”指的就是这个！果然关系曾家的家运，更关系到天下大局！他在给弟弟们的信中煞有介事地写道：“由今观之，三河之挫，六弟之变，正与‘不可喜也’四字相符，岂非数皆前定耶？”

多年以后，和幕僚赵烈文谈及这件事，曾国藩还认为此事足以证明鬼神确实存在。可见，曾国藩确实是非常迷信的。
因为发生了李续宾、曾国华覆灭一事，同时自己出山后始终得不到督抚实权，一直到处晃悠，很是不顺，曾国藩觉得这又是祖坟的问题了。他再一次冒天下之大不韪，决心改葬父母。他在给弟弟们的家书中写道：“先考妣改葬事决不可缓。余二年、七年在家主持丧事，办理草草，去冬今春又未能设法改葬。为人子者第一大端，问心有愧。何以为人？何以为子？总求沅弟为主，速行改葬，澄弟、沅弟帮同办理，为我补过，至要至祷！”
除了一遇到逆境，就想改葬祖辈之外，曾国藩一生还相信许多在今天看来是歪门邪道的东西。
曾国藩是坚定的唯心主义者，他相信心诚则灵，只要秉着诚心求雨，老天就一定会降下甘霖。
1850年，我国北方入春以后普遍少雨，对农业生产造成了较大影响。三月初四日，曾国藩上了一道《请设坛祈雨疏》，请求刚即位的咸丰皇帝设坛求雨。
按理说，曾国藩是礼部的官，应该知道皇帝求雨的潜规则。在封建社会，皇帝的权威是不可以侵犯的。为了维持这种权威，一般皇帝对求雨的时机要求非常严格。一定要钦天监（观察天象、推算节气、制定历法的官）有十足的把握要下雨了，皇帝才会出面。所以，皇帝求雨基本上都是很准的。老百姓还以为真是君权神授，其实只是玩了点小花样而已。
曾国藩应该是知道这里面的规则，但是他仍然请求皇帝求雨，相信这些完全没有科学依旧的东西。
1867年春，当时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江南一带持续干旱，影响到了春播。曾国藩看到这一情形，心急如焚，又准备求雨。
这时候，他的重要幕僚李宗羲对他说：“老师啊，您那种求雨的方法不对。按照古代的记录，正确的方法应该是这样的。您应该亲自书写南方朱雀之神和风云雷电之神两块牌位，用朱笔写在黄纸上。接着还要亲自用朱笔书写祈雨的文章，将两神迎接到大堂，对着它三百九叩。接着又将它们迎接到内室，将从人支开，亲自宣读祈雨文，然后对着它们两跪九叩。每天早晚两次，照这样行礼。不出两个月，一定会下大雨。”
这么繁琐的礼节，亏李宗羲想得出来。但令人感到惊奇的是，曾国藩居然相信了李宗羲的这一套，每天两次祈雨，一丝不苟。结果，过了几十天，还真下了大雨。曾国藩也就更加相信祈雨的功效了。但其实，这只是偶尔巧合而已。再说了，一连几十天不下雨，在降雨量本就不少的江南，将迎来降雨的几率本来就很大。当然，曾国藩是不会相信这个常识的。

曾国藩晚年肝病很严重，眼睛一直不好使，为了治好眼睛，他用了很多办法，其中有很多是迷信。
1870年，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遭到了举国上下许多人的责骂，他的肝病也因此发作，本就不好的眼睛更加恶化。当时的江苏巡抚丁日昌奉命前来帮助他处理教案，给他带来了一种叫空青的可以治疗眼睛的东西。
所谓的空青，其实就是一块黑石头，里面是液体，用手摇晃时可以发出声响。丁日昌说，将这块空青钻一个孔，将里面的液体放出来，滴到眼睛里，就能把眼睛治好。在江南，这样的一块空青可以治好八九个盲人。
丁日昌吹牛不脸红，一向迷信而且此刻又有一点病极乱投医的曾国藩竟然相信了丁日昌的鬼话。结果当然是不言而喻的，号称可以治好八九个盲人的那一块空青，连曾国藩这样的半盲人都没有治好哪怕是一丁点儿。
后来，曾国藩的一个叫马昌明的手下，大概是想升官想疯了，居然跟曾国藩说：“大帅，你这眼病好治。我家祖传有一套SX疗法，您只要照着我说的做，我眼睛里的生气就能传到你眼睛里去，到时候您就能复明了。”
马昌明的这个，比丁日昌的那个更扯，但曾国藩居然也相信，一连和这个马昌明SX了好几十天。结果当然也是不言而喻的，没有半点效果。对于马昌明的所谓疗法，曾国藩经历了一个从深信不疑到半信半疑，再到彻底失望的过程，这无疑是一段痛苦的经历。
从以上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的身边虽然有不少科学人士，但曾国藩本人离科学还远得很，是一个非常迷信的人。但曾国藩也有一个好处，就是他的这些迷信事后证明是非常可笑的，但他仍将它们写进日记、家书或书信中，并没有事后将这些不光彩的事处理掉，这说明曾国藩是一个很诚恳的。他的这种气度，不是一般人能够达到的。

对于“不信僧巫，不信地仙”这两条祖父留下来的祖训，曾国藩丝毫没有做到。而对于“三不信”中的另一个“不信医药”，曾国藩则是想做到但事实上没有做到。
在言论上，曾国藩一直坚决主张不要吃药，即便是病入膏肓也不要吃药。他认为“治身当以‘不药’二字为药，治心当以‘广大’二字为药”，人的寿命长短，会不会得病，什么时候会得病，这都是天意，只能听其自然，不必花费精力去计较它，那些妄图靠吃药来延长寿命的都是痴心妄想。
曾国藩不吃药的理论虽然有些过激，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仍然有一些可取之处。第一个，补药不能多吃。这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有一个过犹不及的问题。按照中医的原理，身体本来很虚弱，如果大量进补的话，很可能适得其反，危及生命。
曾国藩经常举的两个反例就是胡林翼和李续宜。这两位都是身体虚弱的人，为了长命，他们每年吃人参就像吃饭一样。结果这两位都没能长命。胡林翼活了五十岁，李续宜才活了四十二岁，都是英年早逝，都没有看到太平天国最后的覆灭。
曾国藩不吃药理论的第二个可取之处是药不能乱吃。一般人一旦得个什么病，心里就会很着急，然后就是病急乱吃药，结果小病变成了大病，甚至丢掉性命。曾国藩对这一点体会非常深，所以他很少乱吃药，医生给他开的药方，他都要仔细研究，如果确实觉得会有效就采用，否则就果断不用。曾国藩自己也是蛮通医理的。

但是，曾国藩的不吃药理论太过极端。人的身体虽然有着一定的自我治疗的功能，但生病完全不吃药，也是不可取的。事实上，曾国藩虽然口头上一再强调不吃药，并要求弟弟和儿子们切实做到，但他自己其实并没有做到，甚至刚刚还跟别人说不要吃药，紧接着却又送补药给人。从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看出曾国藩口是心非的伪君子本色。
举一个例子予以说明。曾国藩在1860年十二月廿四日给曾纪泽的信中教训他谨遵曾祖父不吃药的祖训，说：“尔体甚弱，咳吐咸痰，吾尤以为虑，然总不宜服药。药能活人，亦能害人。良医能活人者十之七，害人者十之三；庸医则害人者十之七，活人者十之三。余在乡在外，凡目所见者，皆庸医也。余深恐其害人，故近三年来，决计不服医生所开之方药，亦不令尔服乡医所开之方药。见理极明，故言之极切，尔其敬听而遵行之。”
然而，仅仅过了一个来月，1861年正月廿九日，他却给曾国荃送去六两祁门术。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祁门所产术，医者以为胜过于术，吾得佳者十八两。三分之，以六两赠胡宫保（指胡林翼），六两寄老弟，六两留兄自用，兹专人送去查收。此次尚收买此等者，将来再寄弟用也。季弟近亦服药否？佳者难再得，次者尚可多购。”曾国藩不是不知道补药吃多了不好，也知道胡林翼的病就是因为吃补药吃出来，但是在具体行为的时候，他还是屈从于通俗的看法，认为补药对身体或许是有好处的。
虽然曾国藩对“八字”“三不信”的执行情况各有不同，但曾国藩还是努力做到了其中的大部分，也不断教导后代切实执行“八字”“三不信”，这奠定了他一生事业的基础，也奠定了曾星冈后代绵延两百年长盛不衰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