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随笔]孟子他说·人民一思考，皇帝就紧张（长篇连载）
[继续]
姓陈的没一个好东西
（这段原文太长，就不引了）
粱襄王在两幕之间插科打诨一番，转眼就下场了，现在登场的是一位重要人物：齐宣王。
有人会想：老孟忽悠不住河南人，又跑去忽悠山东老乡了。呵呵，这话只对了一半，孟子确实是离开了魏国来到了齐国，来见齐宣王，但这并不是他第一次来齐国推销，在去魏国之前他已经在齐国做过一次失败的推销工作了，那时候齐国当权的是现在齐宣王的上一任，齐威王（关于孟子的行程争议很多，这里姑取一说）。齐威王和梁惠王还很有交情，好交情是：这两位一起打过猎，还发生了一段著名的对话（后面再谈），最重要的是他们曾办过一次徐州大会，会上互相承认对方是“王”，很有点儿妄自尊大又互相吹捧的劲头；坏交情是：梁惠王前面自曝丑闻的时候，不是说过自己曾两次被齐国打得惨败吗，那就是齐威王的人干的好事。《孟子》这里，先写的是梁惠王这段，然后孟子离开魏国，去了齐国——注意，这其实是第二次去齐国——见了齐宣王，而孟子把更早的在齐威王时期的经历放到了后文来写。
那么，为什么《孟子》这书不按时间顺序来写，也不在书里交代清楚？第一种可能是：纯粹从思想性考虑，梁惠王那段对于孟子的思想有开宗明义之功，所以要提前；第二种可能是：这书是孟子在国际间的文化苦旅都跑完了的时候，这才安分下来，和弟子们靠回忆来写的，所以就想到哪儿写到哪儿，玩了个意识流写法——这我们又可以自豪地说：意识流写作是在中国最早出现的，比吴尔芙早多少多少年，比乔伊斯早多少多少年，比普鲁斯特早多少多少年！
孟子见齐宣王这段，篇幅比较长，却很精彩，也很经典，其中一些台词被后人广为引用，其普及程度不亚于《大话西游》的台词对于现代年轻人。比如，老婆准备做饭了，让你帮着杀只鸡，你就会说：“孟子曰：‘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呵呵，你老公是位君子，怎么能去杀鸡呢？”你老婆没辙，退而求其次，自己去杀鸡，让你下厨烧饭，你又说：“孟子曰：‘君子远庖厨’，呵呵，你老公是位君子，君子是不能下厨的。”得，这时候，你老婆一定连杀孟子的心都有。再如，有朋友来找你借钱，你便两手一摊：“孟子曰：‘挟太山以超北海，非不为也，是不能也’，我很想帮你，可我实在没有余钱借给你啊！”孟子的话真是可以活用的啊！再如，你是个学生，不好好学习，就知道向家长要零花钱去泡网吧，老爸批评你：“孩子，要专心念书，要有恒心，别总分心去玩。”你会说：“孟子曰：‘无恒产，因无恒心’，我得有了恒产才能有恒心啊，你得多给我零花钱，让我置办一点儿产业，我才能有恒心读书学习的！”——其实，这几个例子，说的就是《孟子》这一节里的几个核心观念。
“君子远庖厨”——这是孟子“推己及人”的观念。
“不能”和“不为”——这是孟子“仁政易行”的观念。
“无恒产，因无恒心”——这是孟子的“民本”观念。
在具体进入这一节的内容，进入这几个主要观念之前，我们先来花上一点儿时间，做一回狗仔队，挖挖这位齐宣王的老底——听小道消息说，这里边可有点儿不可告人的黑内幕！呵呵，这对我们了解孟子是很有帮助的。
我们一行人，黑西服、黑皮鞋、黑墨镜（不好意思，虽然墨镜没有白的，可是为了文字整齐，我还是写成“黑墨镜”了），悄悄到了齐国的首都临淄，立即展开了暗访工作。很快，我们就找到了一条极有价值的线索，那是一句重要的话。
那也是一句乍一听上去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姓陈的没一个好东西！”
——各位姓陈的读者千万别生气，这句话不是针对各位的。是这样，我有一个姓陈的好朋友，他是我这稿子的第一个读者，从写这本书的一开始我就惦记着能找个什么机会恶搞他一下，现在机会终于来啦。哈哈哈哈！
“姓陈的没一个好东西！”当然了，这句话可绝对不是我说的——这我可得给自己辩解清楚了——这是狗仔队一行人在暗访过程中录到的话，说这话的人是一个年迈苍苍的没落的齐国贵族，姜老先生，看上去得有七十多岁了，牙齿几乎掉光了，操着一口浓重而漏风的山东口音——虽然他只是个被我虚构出来的人物，但这话确实是他说的，绝对不是我说的。
这位老人家用颤颤巍巍的声音气愤地说：“姓陈的没一个好东西！”
为什么？姓陈的都是些什么人？和我们要调查的齐宣王又有着什么关系？
狗仔队采访说：“老先生，您给我们详细讲讲，这个姓陈的什么的，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人家应了一声，从床底下翻出一套竹板儿来，不愧是山东人，有传统，这手腕轻轻一抖，开书了：
“啷里个啷，啷里个啷，啷里个啷里个啷里个啷。
闲言碎语费工夫，有话直说心里才舒服。
齐国的先祖是太公望，原本在朝歌卖豆腐——。”
“您老先停停，”狗仔队央求着说，“您还是别说您这快板儿书了吧，先把那竹板儿放一边儿去。您老这么大岁数，牙都掉光了，说话漏风，这快板书还偏偏押什么‘服’呀‘腐’呀的韵，我们都得打伞了，您还是有话慢慢说吧。”
“好，那就慢慢说，”老人家放下了竹板儿，接着道：“孟子这人不地道，要是他祖师爷孔子在，根本就不会去见我们齐国的这位大王，我们齐国最近这几代大王全都是乱臣贼子！”
“乱臣贼子？！”
“对，他们姓陈，不姓姜！”
老人接着说：“我们齐国的祖先是大名鼎鼎的太公望，就是《封神演义》里的那个姜太公，他老人家可是咱们周朝的开国名臣啊！姜太公的早年生活不太可考——”
狗仔队有人插话了：“您方才不是说，他以前是在朝歌卖豆腐的么？”
老人白了他一眼：“你懂不懂啊，那是为了押韵方便，那叫艺术加工！艺术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说——”
“打住，打住，您还是继续说姜太公吧。”
老人说话罗嗦，还是我来替他说吧。不过我一扯远了可能比他还罗嗦。
姓陈的没一个好东西
（这段原文太长，就不引了）
粱襄王在两幕之间插科打诨一番，转眼就下场了，现在登场的是一位重要人物：齐宣王。
有人会想：老孟忽悠不住河南人，又跑去忽悠山东老乡了。呵呵，这话只对了一半，孟子确实是离开了魏国来到了齐国，来见齐宣王，但这并不是他第一次来齐国推销，在去魏国之前他已经在齐国做过一次失败的推销工作了，那时候齐国当权的是现在齐宣王的上一任，齐威王（关于孟子的行程争议很多，这里姑取一说）。齐威王和梁惠王还很有交情，好交情是：这两位一起打过猎，还发生了一段著名的对话（后面再谈），最重要的是他们曾办过一次徐州大会，会上互相承认对方是“王”，很有点儿妄自尊大又互相吹捧的劲头；坏交情是：梁惠王前面自曝丑闻的时候，不是说过自己曾两次被齐国打得惨败吗，那就是齐威王的人干的好事。《孟子》这里，先写的是梁惠王这段，然后孟子离开魏国，去了齐国——注意，这其实是第二次去齐国——见了齐宣王，而孟子把更早的在齐威王时期的经历放到了后文来写。
那么，为什么《孟子》这书不按时间顺序来写，也不在书里交代清楚？第一种可能是：纯粹从思想性考虑，梁惠王那段对于孟子的思想有开宗明义之功，所以要提前；第二种可能是：这书是孟子在国际间的文化苦旅都跑完了的时候，这才安分下来，和弟子们靠回忆来写的，所以就想到哪儿写到哪儿，玩了个意识流写法——这我们又可以自豪地说：意识流写作是在中国最早出现的，比吴尔芙早多少多少年，比乔伊斯早多少多少年，比普鲁斯特早多少多少年！
孟子见齐宣王这段，篇幅比较长，却很精彩，也很经典，其中一些台词被后人广为引用，其普及程度不亚于《大话西游》的台词对于现代年轻人。比如，老婆准备做饭了，让你帮着杀只鸡，你就会说：“孟子曰：‘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呵呵，你老公是位君子，怎么能去杀鸡呢？”你老婆没辙，退而求其次，自己去杀鸡，让你下厨烧饭，你又说：“孟子曰：‘君子远庖厨’，呵呵，你老公是位君子，君子是不能下厨的。”得，这时候，你老婆一定连杀孟子的心都有。再如，有朋友来找你借钱，你便两手一摊：“孟子曰：‘挟太山以超北海，非不为也，是不能也’，我很想帮你，可我实在没有余钱借给你啊！”孟子的话真是可以活用的啊！再如，你是个学生，不好好学习，就知道向家长要零花钱去泡网吧，老爸批评你：“孩子，要专心念书，要有恒心，别总分心去玩。”你会说：“孟子曰：‘无恒产，因无恒心’，我得有了恒产才能有恒心啊，你得多给我零花钱，让我置办一点儿产业，我才能有恒心读书学习的！”——其实，这几个例子，说的就是《孟子》这一节里的几个核心观念。
“君子远庖厨”——这是孟子“推己及人”的观念。
“不能”和“不为”——这是孟子“仁政易行”的观念。
“无恒产，因无恒心”——这是孟子的“民本”观念。
在具体进入这一节的内容，进入这几个主要观念之前，我们先来花上一点儿时间，做一回狗仔队，挖挖这位齐宣王的老底——听小道消息说，这里边可有点儿不可告人的黑内幕！呵呵，这对我们了解孟子是很有帮助的。
我们一行人，黑西服、黑皮鞋、黑墨镜（不好意思，虽然墨镜没有白的，可是为了文字整齐，我还是写成“黑墨镜”了），悄悄到了齐国的首都临淄，立即展开了暗访工作。很快，我们就找到了一条极有价值的线索，那是一句重要的话。
那也是一句乍一听上去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姓陈的没一个好东西！”
——各位姓陈的读者千万别生气，这句话不是针对各位的。是这样，我有一个姓陈的好朋友，他是我这稿子的第一个读者，从写这本书的一开始我就惦记着能找个什么机会恶搞他一下，现在机会终于来啦。哈哈哈哈！
“姓陈的没一个好东西！”当然了，这句话可绝对不是我说的——这我可得给自己辩解清楚了——这是狗仔队一行人在暗访过程中录到的话，说这话的人是一个年迈苍苍的没落的齐国贵族，姜老先生，看上去得有七十多岁了，牙齿几乎掉光了，操着一口浓重而漏风的山东口音——虽然他只是个被我虚构出来的人物，但这话确实是他说的，绝对不是我说的。
这位老人家用颤颤巍巍的声音气愤地说：“姓陈的没一个好东西！”
为什么？姓陈的都是些什么人？和我们要调查的齐宣王又有着什么关系？
狗仔队采访说：“老先生，您给我们详细讲讲，这个姓陈的什么的，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人家应了一声，从床底下翻出一套竹板儿来，不愧是山东人，有传统，这手腕轻轻一抖，开书了：
“啷里个啷，啷里个啷，啷里个啷里个啷里个啷。
闲言碎语费工夫，有话直说心里才舒服。
齐国的先祖是太公望，原本在朝歌卖豆腐——。”
“您老先停停，”狗仔队央求着说，“您还是别说您这快板儿书了吧，先把那竹板儿放一边儿去。您老这么大岁数，牙都掉光了，说话漏风，这快板书还偏偏押什么‘服’呀‘腐’呀的韵，我们都得打伞了，您还是有话慢慢说吧。”
“好，那就慢慢说，”老人家放下了竹板儿，接着道：“孟子这人不地道，要是他祖师爷孔子在，根本就不会去见我们齐国的这位大王，我们齐国最近这几代大王全都是乱臣贼子！”
“乱臣贼子？！”
“对，他们姓陈，不姓姜！”
老人接着说：“我们齐国的祖先是大名鼎鼎的太公望，就是《封神演义》里的那个姜太公，他老人家可是咱们周朝的开国名臣啊！姜太公的早年生活不太可考——”
狗仔队有人插话了：“您方才不是说，他以前是在朝歌卖豆腐的么？”
老人白了他一眼：“你懂不懂啊，那是为了押韵方便，那叫艺术加工！艺术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说——”
“打住，打住，您还是继续说姜太公吧。”
老人说话罗嗦，还是我来替他说吧。不过我一扯远了可能比他还罗嗦。
[继续]
姜太公是位历史名人，中国人没人不知道他的，关于他的传说很多，比如，姜太公钓鱼，这事我们就先当作真的好了，总之，他确实在周部族中受到了重用，在武王伐纣的过程中，他手里拿着一个斧头一样的东西，这个东西叫做“钺”，大体代表着他是周部族的军事负责人。
在武王伐纣成功之后，开始了分封诸侯（不是封神），姜太公被分封在了齐国，就是现在的山东一带，我们现在说山东是“齐鲁大地”，因为当时齐国和鲁国大体就是这个范围。
诸侯王的位置是世袭的，所以，齐国的国君一代代都是姜太公的后裔，自然也全都姓姜，“春秋五霸”中的第一位霸主齐桓公也姓姜。就是在齐桓公在位的时候，齐国收留了一个外国的逃亡者，这个人，叫做陈完。
春秋战国时代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因为诸侯国很多，所以政变也很多。政变一多，在政变中失败的逃亡者也多，而各个诸侯通常也都会很好地收留这些逃亡者，有时候会在一段时间之后帮助逃亡者归国夺权，当然，也有时候会拿他们的脑袋去交换什么利益。但大多时候，逃亡者只要能逃出国门，总不会少一个舒服的落脚之地。
这个陈完，就是从陈国逃出来的流亡者。陈国是个小国，离齐国不太远，就在现在的河南，具体说就是河南淮阳，陈国统治者以地为姓，所以都姓陈。（我这里稍微扯远了一点儿，这是顺便告诉我那位朋友他的陈姓的来历——从祖籍上说，他是河南人。）陈家人的老祖宗就是孟子“言必称尧舜”的舜，很辉煌吧？可陈国在春秋战国时代却不大排得上号了，能拿出来说事的主要就是出了个超级大美女夏姬，在国际社会上颠倒众生，极富传奇色彩；再一个能拿出来说事的就是曾把孔子“困于陈蔡之间”；再有的就是这个陈完了。
陈完流亡到齐国之后，受到了上至齐桓公下至齐国很多贵族的热烈欢迎。从这点来看，陈完不是个简单的人物。不但如此，齐桓公还拿出了极高的官位让陈完来坐，但陈完做人非常低调，只要求做一个小官。就这样，陈完就在齐国安顿下来了，很快又在当地娶妻生子，渐渐地就这样扎下了根。
作为一名流亡者，陈完的后半生并没有依靠齐国当时那如日中天的力量来回国夺权，而齐国上下对他也始终保持了相当的敬意。陈完或许就这样决定和过去的生活划清界限，在齐国迎接新生了，所以把姓也改掉了，改陈为田，这是因为在那个时候“陈”字和“田”字的读音是非常相似的，这就像从姓“张”改成姓“章”，字虽然不一样了，可是不影响大家按习惯来叫。从这以后，“陈”和“田”往往通用，有时人们还是说“陈”，而有时却说成了“田”，有时称他为陈完，有时称他为田完，反正都是一样的。
陈完在齐国扎根，生养后代，几代之后，陈家便成为了齐国大族，势力非同小可。到了陈垣子或者陈成子的时候，陈家终于有大动作了。
为什么说“陈垣子或者陈成子”？到底是哪一个？这个问题呢，有争议，以往一般认为是陈成子，也就是田常，也有人考据说陈成子时间对不上，——这个问题还是留给专家好了，反正不管是二陈中的哪个，都不会影响我们对这件事情的理解。嗯，可是，我们总得有个称呼啊，那就说陈垣子吧。
陈垣子势力大了，想扩张了。历史告诉我们，无论是个人、家族、帮会还是国家，一般的规律就是：只要强大了，就要搞扩张；只要弱小了，就得受欺负，很少有例外。而且，不恃强凌弱，也不会成为强国。对这点肯定有人会不同意，说中国历史上那么多大一统时代不是很少搞对外侵略么，我们中华民族不是一直都是个爱好和平的国家么？嗯，我的感觉是：不是那么回事。但这里先不多谈，要不就又扯远了，还是回过头来先说说这个陈垣子。
陈垣子要搞扩张，怎么搞？对于齐国来说，他是外姓，这在当时可是个大问题。我们看到很多这个时代里的政变例子，无论怎么流血，无论篡位者多么凶残无耻，但只要他的血统没问题，那就经常能够名正言顺地把政变进行到底。但齐国是姜姓，陈垣子却是陈姓，如果贸然搞宫廷政变，名不正言不顺，风险太大了。
那，怎么办？
这问题虽然麻烦，可难不倒陈家精英。既然暴力夺权不可能，那就搞和平演变！
大家请注意了，关键点出现了——孟子的和平演变理论在孟子降生的一百多年之前就真的有人实践过了！
和平演变的工作很可能不止是陈垣子这一代人搞的，而是好几代的陈家精英一直在做的。我们无法断定他们是一开始就有夺权的目的还是本来仅仅是出于善良而后却演变为了政治手腕。无论如何，陈家的这个例子对我们非常具有启发性。陈家几代人一直都着重于亲善齐国人民群众，据说他们往外借粮的时候，借的时候用大斗，还的时候用小斗（和样本化了的刘文采式的地主老财完全相反），换句话说，就是年景不好了，人们来找陈家借钱，每人都借一百元。陈家往外借的时候是一百美元，可等大家来还钱的时候，陈家却只让还一百元人民币就够了——当然，我这个比喻过于夸张，但道理就是这个道理。大家还记得孟子在前面的那些民本精神的政治目标，就是让大家安居乐业的那些仁政措施，这些，基本上就是陈家在齐国做的事情，而且，陈家还很注意拉拢贵族。就这样，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陈家在齐国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那么，齐国人才济济，明眼人不乏其人，有没有人发现了这里的古怪呢？当然有，聪明人在哪里都一抓一大把。著名的政治家晏婴恰恰就生活在那个时代。我们中学语文课不是学过《晏子使楚》的文章么，说这个晏子如何了得，政治手段和外交技巧超级棒，又很幽默，还为我们留下了“橘变为枳”这么个成语典故，这个晏子就是晏婴。晏婴就警告过齐景公，说你这位当国君的拼命给自己敛财，可你知道么，陈家可是使劲在往外散财呀，大家伙的心可全都向着人家陈家了啊！
但晏婴并没能扭转局势，后来又发生了很多事情，我就略过不提了，就说最后，到了陈成子的时候，终于下了黑手——弑君自立。
我们说从春秋到战国一直鼎鼎大名的这个齐国，虽然一直都叫齐国，可是，实际上，却不是“一个”齐国。陈成子篡位之前的齐国被称作“姜齐”，陈成子以后的齐国被称作“田齐”，血统是完全不一样的，应该说，这是两个不同的国家政权。这就好比，假如清军入关，灭了明政权的残余势力和各地起义军，建立了爱新觉罗氏的王朝，但是，国号没有叫“清”，还是沿用以前的“明”——如果是这种情况，我们恐怕不能说这是一个一脉相承的明朝吧？如果爱新觉罗家族的人说什么“我们大明帝国在朱元璋时代就拥有了大片的领土，现在，曾经在成祖朱棣皇帝手里失去的某某地方我们一定要把它统一回来”，嗯，你会觉得这是合乎逻辑的话吗？
陈成子成功地完成了和平演变大业，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反抗，因为陈家几代经营，实在是太得民心了。如果我们站在高位上，也许会叱责陈成子一个“篡”字，可是，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来想一想，如果你就是当时齐国临淄城中的一名普通百姓，那么，你希望你的国君是一个具有合法地位的大坏蛋呢，还是一个来路不正的大善人？
当然了，肯定有人会说陈家这全是伪善。的确，是伪善，但伪善的善确实让齐国人民得到了不少实惠，这总要好过不伪善的赤裸裸的苛政吧？
《庄子》里不是有句名言吗，叫“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看，陈成子就是这个“窃国者”，还真的成了诸侯了。
现在来看，行仁政而成功夺权的，除了远古得无法确证的商汤王和周武王之外，仅仅在孟子时代的一百多年前，就有了陈家夺齐这么个活生生的例子。不妨来比较一下：商汤王和周文王、周武王的传说如果确实属实的话，那么，那到底是部族社会的事情，当时的社会结构和战国时代的社会结构是完全不同的，几乎是没有可比性的。况且，商汤王和周文王还没有发达的时候，相对战国时代来讲，他们受到的外部干扰因素不是很强，社会近乎静态，所以，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去求生存、求发展，去逐渐壮大。在陈家搞阴谋的时代，社会状况比之孟子时代还是要显得静态得多，陈家可以用几代人的时间慢慢发展壮大，而且，毕竟还是从内部进行夺权，并不大涉及国际事务。但是，在孟子的时代里，社会已经动荡得很了，一寸光阴一寸金，军备竞赛和大规模战役逼得人喘不过气来，风雨飘摇、大厦将倾的阴霾始终笼罩在人们的头上。
孟子在这个时候第二次到了齐国，到的就是“田齐”的齐国。
也许正像被狗仔队采访的那位齐国老贵族说的，如果是孔子，恐怕是不会来的，因为现在的齐国已经是篡位者的血统了。而弑君篡位，这正是对儒家所推崇的礼制的最大的颠覆。
但孟子还是来了。对于礼制问题，他似乎并没有孔子那样的坚定态度。这也许是时代使然，在孔子的时候，虽然有所谓礼崩乐坏，但看上去还是可以尽一尽人事的，可到了孟子的时代，全都乱套了，到哪里都无从讲起了。梁惠王如何，不也僭越称王了吗？再者，孟子对于这个“篡”字，其实很有一套自己的看法，关于这点，我们在后面将会多次遇到。
姜太公是位历史名人，中国人没人不知道他的，关于他的传说很多，比如，姜太公钓鱼，这事我们就先当作真的好了，总之，他确实在周部族中受到了重用，在武王伐纣的过程中，他手里拿着一个斧头一样的东西，这个东西叫做“钺”，大体代表着他是周部族的军事负责人。
在武王伐纣成功之后，开始了分封诸侯（不是封神），姜太公被分封在了齐国，就是现在的山东一带，我们现在说山东是“齐鲁大地”，因为当时齐国和鲁国大体就是这个范围。
诸侯王的位置是世袭的，所以，齐国的国君一代代都是姜太公的后裔，自然也全都姓姜，“春秋五霸”中的第一位霸主齐桓公也姓姜。就是在齐桓公在位的时候，齐国收留了一个外国的逃亡者，这个人，叫做陈完。
春秋战国时代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因为诸侯国很多，所以政变也很多。政变一多，在政变中失败的逃亡者也多，而各个诸侯通常也都会很好地收留这些逃亡者，有时候会在一段时间之后帮助逃亡者归国夺权，当然，也有时候会拿他们的脑袋去交换什么利益。但大多时候，逃亡者只要能逃出国门，总不会少一个舒服的落脚之地。
这个陈完，就是从陈国逃出来的流亡者。陈国是个小国，离齐国不太远，就在现在的河南，具体说就是河南淮阳，陈国统治者以地为姓，所以都姓陈。（我这里稍微扯远了一点儿，这是顺便告诉我那位朋友他的陈姓的来历——从祖籍上说，他是河南人。）陈家人的老祖宗就是孟子“言必称尧舜”的舜，很辉煌吧？可陈国在春秋战国时代却不大排得上号了，能拿出来说事的主要就是出了个超级大美女夏姬，在国际社会上颠倒众生，极富传奇色彩；再一个能拿出来说事的就是曾把孔子“困于陈蔡之间”；再有的就是这个陈完了。
陈完流亡到齐国之后，受到了上至齐桓公下至齐国很多贵族的热烈欢迎。从这点来看，陈完不是个简单的人物。不但如此，齐桓公还拿出了极高的官位让陈完来坐，但陈完做人非常低调，只要求做一个小官。就这样，陈完就在齐国安顿下来了，很快又在当地娶妻生子，渐渐地就这样扎下了根。
作为一名流亡者，陈完的后半生并没有依靠齐国当时那如日中天的力量来回国夺权，而齐国上下对他也始终保持了相当的敬意。陈完或许就这样决定和过去的生活划清界限，在齐国迎接新生了，所以把姓也改掉了，改陈为田，这是因为在那个时候“陈”字和“田”字的读音是非常相似的，这就像从姓“张”改成姓“章”，字虽然不一样了，可是不影响大家按习惯来叫。从这以后，“陈”和“田”往往通用，有时人们还是说“陈”，而有时却说成了“田”，有时称他为陈完，有时称他为田完，反正都是一样的。
陈完在齐国扎根，生养后代，几代之后，陈家便成为了齐国大族，势力非同小可。到了陈垣子或者陈成子的时候，陈家终于有大动作了。
为什么说“陈垣子或者陈成子”？到底是哪一个？这个问题呢，有争议，以往一般认为是陈成子，也就是田常，也有人考据说陈成子时间对不上，——这个问题还是留给专家好了，反正不管是二陈中的哪个，都不会影响我们对这件事情的理解。嗯，可是，我们总得有个称呼啊，那就说陈垣子吧。
陈垣子势力大了，想扩张了。历史告诉我们，无论是个人、家族、帮会还是国家，一般的规律就是：只要强大了，就要搞扩张；只要弱小了，就得受欺负，很少有例外。而且，不恃强凌弱，也不会成为强国。对这点肯定有人会不同意，说中国历史上那么多大一统时代不是很少搞对外侵略么，我们中华民族不是一直都是个爱好和平的国家么？嗯，我的感觉是：不是那么回事。但这里先不多谈，要不就又扯远了，还是回过头来先说说这个陈垣子。
陈垣子要搞扩张，怎么搞？对于齐国来说，他是外姓，这在当时可是个大问题。我们看到很多这个时代里的政变例子，无论怎么流血，无论篡位者多么凶残无耻，但只要他的血统没问题，那就经常能够名正言顺地把政变进行到底。但齐国是姜姓，陈垣子却是陈姓，如果贸然搞宫廷政变，名不正言不顺，风险太大了。
那，怎么办？
这问题虽然麻烦，可难不倒陈家精英。既然暴力夺权不可能，那就搞和平演变！
大家请注意了，关键点出现了——孟子的和平演变理论在孟子降生的一百多年之前就真的有人实践过了！
和平演变的工作很可能不止是陈垣子这一代人搞的，而是好几代的陈家精英一直在做的。我们无法断定他们是一开始就有夺权的目的还是本来仅仅是出于善良而后却演变为了政治手腕。无论如何，陈家的这个例子对我们非常具有启发性。陈家几代人一直都着重于亲善齐国人民群众，据说他们往外借粮的时候，借的时候用大斗，还的时候用小斗（和样本化了的刘文采式的地主老财完全相反），换句话说，就是年景不好了，人们来找陈家借钱，每人都借一百元。陈家往外借的时候是一百美元，可等大家来还钱的时候，陈家却只让还一百元人民币就够了——当然，我这个比喻过于夸张，但道理就是这个道理。大家还记得孟子在前面的那些民本精神的政治目标，就是让大家安居乐业的那些仁政措施，这些，基本上就是陈家在齐国做的事情，而且，陈家还很注意拉拢贵族。就这样，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陈家在齐国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那么，齐国人才济济，明眼人不乏其人，有没有人发现了这里的古怪呢？当然有，聪明人在哪里都一抓一大把。著名的政治家晏婴恰恰就生活在那个时代。我们中学语文课不是学过《晏子使楚》的文章么，说这个晏子如何了得，政治手段和外交技巧超级棒，又很幽默，还为我们留下了“橘变为枳”这么个成语典故，这个晏子就是晏婴。晏婴就警告过齐景公，说你这位当国君的拼命给自己敛财，可你知道么，陈家可是使劲在往外散财呀，大家伙的心可全都向着人家陈家了啊！
但晏婴并没能扭转局势，后来又发生了很多事情，我就略过不提了，就说最后，到了陈成子的时候，终于下了黑手——弑君自立。
我们说从春秋到战国一直鼎鼎大名的这个齐国，虽然一直都叫齐国，可是，实际上，却不是“一个”齐国。陈成子篡位之前的齐国被称作“姜齐”，陈成子以后的齐国被称作“田齐”，血统是完全不一样的，应该说，这是两个不同的国家政权。这就好比，假如清军入关，灭了明政权的残余势力和各地起义军，建立了爱新觉罗氏的王朝，但是，国号没有叫“清”，还是沿用以前的“明”——如果是这种情况，我们恐怕不能说这是一个一脉相承的明朝吧？如果爱新觉罗家族的人说什么“我们大明帝国在朱元璋时代就拥有了大片的领土，现在，曾经在成祖朱棣皇帝手里失去的某某地方我们一定要把它统一回来”，嗯，你会觉得这是合乎逻辑的话吗？
陈成子成功地完成了和平演变大业，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反抗，因为陈家几代经营，实在是太得民心了。如果我们站在高位上，也许会叱责陈成子一个“篡”字，可是，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来想一想，如果你就是当时齐国临淄城中的一名普通百姓，那么，你希望你的国君是一个具有合法地位的大坏蛋呢，还是一个来路不正的大善人？
当然了，肯定有人会说陈家这全是伪善。的确，是伪善，但伪善的善确实让齐国人民得到了不少实惠，这总要好过不伪善的赤裸裸的苛政吧？
《庄子》里不是有句名言吗，叫“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看，陈成子就是这个“窃国者”，还真的成了诸侯了。
现在来看，行仁政而成功夺权的，除了远古得无法确证的商汤王和周武王之外，仅仅在孟子时代的一百多年前，就有了陈家夺齐这么个活生生的例子。不妨来比较一下：商汤王和周文王、周武王的传说如果确实属实的话，那么，那到底是部族社会的事情，当时的社会结构和战国时代的社会结构是完全不同的，几乎是没有可比性的。况且，商汤王和周文王还没有发达的时候，相对战国时代来讲，他们受到的外部干扰因素不是很强，社会近乎静态，所以，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去求生存、求发展，去逐渐壮大。在陈家搞阴谋的时代，社会状况比之孟子时代还是要显得静态得多，陈家可以用几代人的时间慢慢发展壮大，而且，毕竟还是从内部进行夺权，并不大涉及国际事务。但是，在孟子的时代里，社会已经动荡得很了，一寸光阴一寸金，军备竞赛和大规模战役逼得人喘不过气来，风雨飘摇、大厦将倾的阴霾始终笼罩在人们的头上。
孟子在这个时候第二次到了齐国，到的就是“田齐”的齐国。
也许正像被狗仔队采访的那位齐国老贵族说的，如果是孔子，恐怕是不会来的，因为现在的齐国已经是篡位者的血统了。而弑君篡位，这正是对儒家所推崇的礼制的最大的颠覆。
但孟子还是来了。对于礼制问题，他似乎并没有孔子那样的坚定态度。这也许是时代使然，在孔子的时候，虽然有所谓礼崩乐坏，但看上去还是可以尽一尽人事的，可到了孟子的时代，全都乱套了，到哪里都无从讲起了。梁惠王如何，不也僭越称王了吗？再者，孟子对于这个“篡”字，其实很有一套自己的看法，关于这点，我们在后面将会多次遇到。
[继续]
自由主义在齐国
孟子的时代，正是田齐鼎盛的时代，齐国在齐威王和齐宣王的治下兴盛一时。这两位齐王的共同特点是：第一，重视人才；第二，保障言论自由。这两点，对构筑齐国的两代盛世是很有助益的。
中学语文课本里有一篇《邹忌讽齐王纳谏》，这里的“齐王”就是齐威王，文中说齐威王听了邹忌的劝说之后，广开言路，言者无罪，结果大家提意见提得都实在没意见可提了。从常理推断，这虽然很有可能是夸大其词，但毕竟也能说明不少问题。齐威王还曾和本书中头一个露面的梁惠王一起打过猎，在打猎的过程中发生了一场著名的对话。这段对话也很能说明齐威王的见地和做派。
打猎的时候，两位老大闲聊天，梁惠王说话不过大脑，问了齐威王一个傻问题：“你们齐国有什么宝贝没有啊？”
齐威王马上一摇头：“没有！”
如果照我们一般人的心理，你在酒会上和谁谁聊天，这人眼放红光地问你：“嘿，老兄，你家里有什么值钱东西没有？”
我想你的反应应该也和齐威王这时候差不多，也是马上一摇头：“没有！”
但这二位都是大国诸侯，说这话的心态和我们一般人是不一样的。
梁惠王心里暗笑：“哼，小气鬼，你以为我是要跟你借钱呐！”
梁惠王把胸脯一腆，自豪地说：“我的国家虽然不算大，可也有乒乓球大小的夜明珠一箩筐，你们齐国这样的超级大国难道就没一点儿宝贝吗？”
大家体会梁惠王说这段话的心态，就更能明白他为什么急着称王了，这就是典型的自我膨胀。所以呢，他没用多少年就把自己从“夜明珠一箩筐”变成“糗事一箩筐”了。
面对梁惠王的自我膨胀，齐威王的回答非常巧妙：“我对宝贝的看法和你不一样。”
梁惠王心想：“我的宝贝你就是没有，哼，你还挺会给自己找台阶的！”
齐威王接着说了：“我手下有个小弟，某某，守卫南方，有他在，楚国就不敢轻举妄动；还有个小弟，某某，守在西边，有他在，赵国就不敢打我们齐国的主意；还有个小弟守北边，有他在，燕国就安分着呢；还有个小弟守东边——不对，口误了，我们齐国东边是大海——这个小弟是治安办的负责人，有他在，我们齐国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些小弟才是我的宝贝！切，跟他们一比，你那些破珠子算个球啊！……咦？梁叔，哪儿去了？怎么一眨眼工夫就不见了？”
脚底下梁惠王传来微弱的无地自容的声音：“我在这儿呢，我在地缝儿里猫着呢。”
到了齐宣王的时候，他把齐威王的政治遗产继续发扬光大，大力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可不是我胡乱发挥，“百家争鸣”这个说法就是从他这儿来的。
大家还记得我前面说过二狗子撺掇着恶要离开魏国家乡去齐国建筑工地上打工吗？不是说齐国正在首都临淄搞面子工程正在大兴土木吗？这可不是瞎说，百家们进行争鸣的稷下学宫就是这个面子工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齐宣王使稷下成为各门各派的学者和说客们的超级大沙龙，国际知名学者纷至沓来，当然肯定也少不了一些骗吃骗喝的。齐宣王给了稷下这些人以极高的待遇和极大的自由度，这些人整天什么事都不干，就是扎堆儿聊天，当然，这是在做学术讨论，“百家争鸣”嘛！可能一开始还会有人疑心齐宣王这是不是在引蛇出洞啊？但事实证明，稷下一地，确实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风水宝地，于是人就越聚越多，最热闹的时候据说能有好几万人——要知道，以当时的人口规模和城市规模来说，这简直太惊人了。
优厚的待遇和自由开放的学术环境，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除此之外再无天堂。这段历史，两千多年来只此一家，后来诸如萧梁等等虽有此心，却再没人造得出这种氛围了。往而后如何呢？“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萍花不自由”。
但是，关于稷下，我们来想一个问题：即便是在现代社会，你能够想像得出几万名教授、副教授、研究员聚在一起搞学术研讨么？几万人啊！评书里常说什么“人上一万，无边无沿”，春秋时期大诸侯的国家军队也不过就这么多了，就算时代发展了，可哪可能有这么多高知啊？
答案是：真正的高知是没那么多，可是，有不少研究生都是跟着导师一起跑路的，比如孟子，去这个国家、那个国家，不是什么“千古腐儒骑瘦马”孤零零地凄凉场面，而经常是随行弟子一大群，浩浩荡荡的一个车队。所以呢，稷下的场面其实倒有点儿像武林大会，岳不群带着令狐冲等一班弟子，左冷禅也带着他们衡山派的几十名高手随行，少林、武当这等名门大派自然更是人少不了。在“百家争鸣”的时候，掌门跟掌门争，弟子也跟弟子争。当然了，这里面肯定也有像莫大先生那样喜欢独来独往的，也有桃谷六仙那样纯属捣蛋的，说不定还有田伯光那样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的……最后，我觉得，记载稷下盛事的家伙也不可能挨个儿人头数过，只知道是乌泱泱一大群人，可能中间还夹杂着卖书的、卖报的、卖煎饼卖茶叶蛋的，于是就这么写成几万人了。
捉摸完了人数问题，有人可能又会产生新的好奇了：既然稷下搞的是这么一个盛大的武林大会，那儒家在这里面到底算是少林啊，还是武当啊？
这个问题没法一下子回答。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问题问得不精确。
话说这一天，天高气朗，万里无云，孟子正和一名大汉面对面地相持着。看看孟子，气定神闲；看看那名大汉，渊亭岳峙，各是一番高手风范。
二人僵持片刻，那大汉骤然发难，身形快愈飞鸟，双腿连环，疾攻孟子面门而来。孟子不慌不忙，待对方招式用老，稍一侧身，抬左掌向对方右腿膝弯处轻轻一搭，使了个黏字诀，一缠一带，使对手重心顿失。那大汉也非庸手，膝弯突然下压，不等孟子缠劲发足，早已借力腾身。这一瞬间兔起鹘落，二人移形换位，已经过了一招，不分上下。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孟子赞道：“好一个佛山无影脚！敢问阁下和黄飞鸿黄师傅怎么称呼？”
那大汉望向孟子，注意到孟子窄窄的奇形马步，拱手答道：“在下佛山猪肉荣，是黄师傅新收的弟子。这位大侠，看您这身形，二字钳羊马，敢问可是咏春高手？”
孟子拱手笑道：“在下邹国孟轲，呵呵，真是不打不相识！我们咏春拳祖师严咏春师承少林五梅师太，你师父黄飞鸿却是少林俗家弟子，算来咱们还是同宗。幸会，幸会，老弟若不嫌弃的话，愚兄做东，咱们好好喝一杯去！”
——呵呵，这可不是胡乱编排孟子，在这个时候，儒家已经不是一门一派了，而是分成了若干门户。孔子是儒家的祖师爷，门人众多。他老人家有个孙子，叫做子思，继承了爷爷的学问，开馆授徒，其中有个不知名的徒弟就是孟子的师父。子思的师叔里边，开宗立派的有好几个，各有所长，各有所专。就比如达摩孔子创立了儒家少林七十二绝技，后辈们没人能把这七十二绝技都学全。于是，你学了大力金刚指，我学了罗汉伏虎拳，然后又各自授徒，其中若再有厉害人物出现，便又成了那曹源一滴水，一花开五叶，越传越广。这一段历史时期里，很有一些风云人物是出自孔门的谱系，虽然这些人看上去好像不大像是儒家，比如和孙武并称的大军事家吴起，还有我们初中历史就学过的改革家里悝，还有给刘邦制订朝仪的那个投机分子叔孙通，还有一位后来成了墨家钜子——这个身份有点儿相当于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或者青帮头子杜月笙，但这个人的名字太怪，输入法打不出来，我就不写了。儒家还有一位大名人，就是前面已经介绍过的那位荀况——孟子在稷下擂台上抡胳膊晃膀子的时候，荀子还只是看台角落里的一个毛头小子（取一说），孟子此刻还不知道他这位同门小师侄（我也不知道这辈分到底该怎么论）将来也会成长为一代高手，并且还会对自己的武功家数横加非议，毫不留情。对了，还有一位陈国人，虽然不是太有名，但出于我和陈国人的私交，还是拿出来抖搂抖搂，这位仁兄名叫颛孙师，是孔子的嫡传弟子。
看看，孔子死后还没多久，后学们就开始拉帮结派立山头了。当然了，这是对儒学的发扬光大，是件好事，但问题是，有些山头之间属于各有侧重，有些则产生观点冲突了，那么，越发展下去，冲突必然也就越多。荀子在自己的书里就攻击过自己的同门师叔伯和师兄弟什么的。韩非子也奚落过所谓“儒家八派”，觉得太多人都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干活。
如果儒学真的成了一门宗教（直到康有为的时候才真正要把儒家思想作为国教，而且这还是一次无疾而终的尝试），那么，这些分歧和冲突还大有调和的可能，正如佛教，佛陀去世之后，五百罗汉第一次集会就发生观念分歧了，你说佛陀当年是这么说的，我说他是那么说的，后来也搞得派系林立，但从“学”入“教”之后，总是能有“万法归一”或者“不同法门针对不同根基的受众，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等等这类调和的说辞，但儒学作为学术，要想调和分歧可就远没有这么容易。而且，再加上有些弟子独特的个人悟性——比如荀子的学生里就既出了韩非又出了李斯——儒学的世界就越来越丰富起来。所以，孟子的咏春拳和猪肉荣的佛山无影脚虽然乍看上去如此不同，其实却是同宗同源。
现在再回到上面那个问题，我们就清楚了：这个时候呢，笼统地说“儒家”已经不太准确了。
那么，我们可以把问题改成这样：孟子这支儒家在稷下这个武林大会上算是少林呢，还是武当呢？
得等孟子死了多少年以后成为圣人的时候，我们才能说他到底是少林还是武当，现在这个时候，孟子可远远算不上名门大派。孟子在后文里亲口说过，当时的天下是非杨即墨，也就是说，杨朱一派和墨子一派才是少林和武当，虽然儒家也是显学，可孟子呢，可能连五岳剑派的位置都够不上。但是，即便是这样，孟子却从来不把这些名门大派放在眼里，他是个好斗的人，他要战斗战斗再战斗，终于在死后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武林神话。
自由主义在齐国
孟子的时代，正是田齐鼎盛的时代，齐国在齐威王和齐宣王的治下兴盛一时。这两位齐王的共同特点是：第一，重视人才；第二，保障言论自由。这两点，对构筑齐国的两代盛世是很有助益的。
中学语文课本里有一篇《邹忌讽齐王纳谏》，这里的“齐王”就是齐威王，文中说齐威王听了邹忌的劝说之后，广开言路，言者无罪，结果大家提意见提得都实在没意见可提了。从常理推断，这虽然很有可能是夸大其词，但毕竟也能说明不少问题。齐威王还曾和本书中头一个露面的梁惠王一起打过猎，在打猎的过程中发生了一场著名的对话。这段对话也很能说明齐威王的见地和做派。
打猎的时候，两位老大闲聊天，梁惠王说话不过大脑，问了齐威王一个傻问题：“你们齐国有什么宝贝没有啊？”
齐威王马上一摇头：“没有！”
如果照我们一般人的心理，你在酒会上和谁谁聊天，这人眼放红光地问你：“嘿，老兄，你家里有什么值钱东西没有？”
我想你的反应应该也和齐威王这时候差不多，也是马上一摇头：“没有！”
但这二位都是大国诸侯，说这话的心态和我们一般人是不一样的。
梁惠王心里暗笑：“哼，小气鬼，你以为我是要跟你借钱呐！”
梁惠王把胸脯一腆，自豪地说：“我的国家虽然不算大，可也有乒乓球大小的夜明珠一箩筐，你们齐国这样的超级大国难道就没一点儿宝贝吗？”
大家体会梁惠王说这段话的心态，就更能明白他为什么急着称王了，这就是典型的自我膨胀。所以呢，他没用多少年就把自己从“夜明珠一箩筐”变成“糗事一箩筐”了。
面对梁惠王的自我膨胀，齐威王的回答非常巧妙：“我对宝贝的看法和你不一样。”
梁惠王心想：“我的宝贝你就是没有，哼，你还挺会给自己找台阶的！”
齐威王接着说了：“我手下有个小弟，某某，守卫南方，有他在，楚国就不敢轻举妄动；还有个小弟，某某，守在西边，有他在，赵国就不敢打我们齐国的主意；还有个小弟守北边，有他在，燕国就安分着呢；还有个小弟守东边——不对，口误了，我们齐国东边是大海——这个小弟是治安办的负责人，有他在，我们齐国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些小弟才是我的宝贝！切，跟他们一比，你那些破珠子算个球啊！……咦？梁叔，哪儿去了？怎么一眨眼工夫就不见了？”
脚底下梁惠王传来微弱的无地自容的声音：“我在这儿呢，我在地缝儿里猫着呢。”
到了齐宣王的时候，他把齐威王的政治遗产继续发扬光大，大力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可不是我胡乱发挥，“百家争鸣”这个说法就是从他这儿来的。
大家还记得我前面说过二狗子撺掇着恶要离开魏国家乡去齐国建筑工地上打工吗？不是说齐国正在首都临淄搞面子工程正在大兴土木吗？这可不是瞎说，百家们进行争鸣的稷下学宫就是这个面子工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齐宣王使稷下成为各门各派的学者和说客们的超级大沙龙，国际知名学者纷至沓来，当然肯定也少不了一些骗吃骗喝的。齐宣王给了稷下这些人以极高的待遇和极大的自由度，这些人整天什么事都不干，就是扎堆儿聊天，当然，这是在做学术讨论，“百家争鸣”嘛！可能一开始还会有人疑心齐宣王这是不是在引蛇出洞啊？但事实证明，稷下一地，确实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风水宝地，于是人就越聚越多，最热闹的时候据说能有好几万人——要知道，以当时的人口规模和城市规模来说，这简直太惊人了。
优厚的待遇和自由开放的学术环境，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除此之外再无天堂。这段历史，两千多年来只此一家，后来诸如萧梁等等虽有此心，却再没人造得出这种氛围了。往而后如何呢？“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萍花不自由”。
但是，关于稷下，我们来想一个问题：即便是在现代社会，你能够想像得出几万名教授、副教授、研究员聚在一起搞学术研讨么？几万人啊！评书里常说什么“人上一万，无边无沿”，春秋时期大诸侯的国家军队也不过就这么多了，就算时代发展了，可哪可能有这么多高知啊？
答案是：真正的高知是没那么多，可是，有不少研究生都是跟着导师一起跑路的，比如孟子，去这个国家、那个国家，不是什么“千古腐儒骑瘦马”孤零零地凄凉场面，而经常是随行弟子一大群，浩浩荡荡的一个车队。所以呢，稷下的场面其实倒有点儿像武林大会，岳不群带着令狐冲等一班弟子，左冷禅也带着他们衡山派的几十名高手随行，少林、武当这等名门大派自然更是人少不了。在“百家争鸣”的时候，掌门跟掌门争，弟子也跟弟子争。当然了，这里面肯定也有像莫大先生那样喜欢独来独往的，也有桃谷六仙那样纯属捣蛋的，说不定还有田伯光那样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的……最后，我觉得，记载稷下盛事的家伙也不可能挨个儿人头数过，只知道是乌泱泱一大群人，可能中间还夹杂着卖书的、卖报的、卖煎饼卖茶叶蛋的，于是就这么写成几万人了。
捉摸完了人数问题，有人可能又会产生新的好奇了：既然稷下搞的是这么一个盛大的武林大会，那儒家在这里面到底算是少林啊，还是武当啊？
这个问题没法一下子回答。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问题问得不精确。
话说这一天，天高气朗，万里无云，孟子正和一名大汉面对面地相持着。看看孟子，气定神闲；看看那名大汉，渊亭岳峙，各是一番高手风范。
二人僵持片刻，那大汉骤然发难，身形快愈飞鸟，双腿连环，疾攻孟子面门而来。孟子不慌不忙，待对方招式用老，稍一侧身，抬左掌向对方右腿膝弯处轻轻一搭，使了个黏字诀，一缠一带，使对手重心顿失。那大汉也非庸手，膝弯突然下压，不等孟子缠劲发足，早已借力腾身。这一瞬间兔起鹘落，二人移形换位，已经过了一招，不分上下。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孟子赞道：“好一个佛山无影脚！敢问阁下和黄飞鸿黄师傅怎么称呼？”
那大汉望向孟子，注意到孟子窄窄的奇形马步，拱手答道：“在下佛山猪肉荣，是黄师傅新收的弟子。这位大侠，看您这身形，二字钳羊马，敢问可是咏春高手？”
孟子拱手笑道：“在下邹国孟轲，呵呵，真是不打不相识！我们咏春拳祖师严咏春师承少林五梅师太，你师父黄飞鸿却是少林俗家弟子，算来咱们还是同宗。幸会，幸会，老弟若不嫌弃的话，愚兄做东，咱们好好喝一杯去！”
——呵呵，这可不是胡乱编排孟子，在这个时候，儒家已经不是一门一派了，而是分成了若干门户。孔子是儒家的祖师爷，门人众多。他老人家有个孙子，叫做子思，继承了爷爷的学问，开馆授徒，其中有个不知名的徒弟就是孟子的师父。子思的师叔里边，开宗立派的有好几个，各有所长，各有所专。就比如达摩孔子创立了儒家少林七十二绝技，后辈们没人能把这七十二绝技都学全。于是，你学了大力金刚指，我学了罗汉伏虎拳，然后又各自授徒，其中若再有厉害人物出现，便又成了那曹源一滴水，一花开五叶，越传越广。这一段历史时期里，很有一些风云人物是出自孔门的谱系，虽然这些人看上去好像不大像是儒家，比如和孙武并称的大军事家吴起，还有我们初中历史就学过的改革家里悝，还有给刘邦制订朝仪的那个投机分子叔孙通，还有一位后来成了墨家钜子——这个身份有点儿相当于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或者青帮头子杜月笙，但这个人的名字太怪，输入法打不出来，我就不写了。儒家还有一位大名人，就是前面已经介绍过的那位荀况——孟子在稷下擂台上抡胳膊晃膀子的时候，荀子还只是看台角落里的一个毛头小子（取一说），孟子此刻还不知道他这位同门小师侄（我也不知道这辈分到底该怎么论）将来也会成长为一代高手，并且还会对自己的武功家数横加非议，毫不留情。对了，还有一位陈国人，虽然不是太有名，但出于我和陈国人的私交，还是拿出来抖搂抖搂，这位仁兄名叫颛孙师，是孔子的嫡传弟子。
看看，孔子死后还没多久，后学们就开始拉帮结派立山头了。当然了，这是对儒学的发扬光大，是件好事，但问题是，有些山头之间属于各有侧重，有些则产生观点冲突了，那么，越发展下去，冲突必然也就越多。荀子在自己的书里就攻击过自己的同门师叔伯和师兄弟什么的。韩非子也奚落过所谓“儒家八派”，觉得太多人都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干活。
如果儒学真的成了一门宗教（直到康有为的时候才真正要把儒家思想作为国教，而且这还是一次无疾而终的尝试），那么，这些分歧和冲突还大有调和的可能，正如佛教，佛陀去世之后，五百罗汉第一次集会就发生观念分歧了，你说佛陀当年是这么说的，我说他是那么说的，后来也搞得派系林立，但从“学”入“教”之后，总是能有“万法归一”或者“不同法门针对不同根基的受众，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等等这类调和的说辞，但儒学作为学术，要想调和分歧可就远没有这么容易。而且，再加上有些弟子独特的个人悟性——比如荀子的学生里就既出了韩非又出了李斯——儒学的世界就越来越丰富起来。所以，孟子的咏春拳和猪肉荣的佛山无影脚虽然乍看上去如此不同，其实却是同宗同源。
现在再回到上面那个问题，我们就清楚了：这个时候呢，笼统地说“儒家”已经不太准确了。
那么，我们可以把问题改成这样：孟子这支儒家在稷下这个武林大会上算是少林呢，还是武当呢？
得等孟子死了多少年以后成为圣人的时候，我们才能说他到底是少林还是武当，现在这个时候，孟子可远远算不上名门大派。孟子在后文里亲口说过，当时的天下是非杨即墨，也就是说，杨朱一派和墨子一派才是少林和武当，虽然儒家也是显学，可孟子呢，可能连五岳剑派的位置都够不上。但是，即便是这样，孟子却从来不把这些名门大派放在眼里，他是个好斗的人，他要战斗战斗再战斗，终于在死后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武林神话。
[继续]
咏春拳诀
天下高手云集稷下，齐宣王并不仅仅是要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也不仅仅是要搞一个面子工程，他是真要借着近水楼台的便利向各位高人讨教一二的。孟子对齐宣王很有好感，所以，自己既然是咏春传人，那就借此机会把咏春拳诀向齐宣王倾囊相授。
齐宣王问：力由何起？
孟子答：“力由地起。”
齐宣王再问：“拳由何发？”
孟子答：“拳由心发。”
——这可不是我顺口胡诌，这确实就是咏春拳诀。而且，《孟子》这一节里和齐宣王的一段对话，孟子通篇都是在围绕着这两句拳诀来作解释的。我们终于可以来看这段对话了——
齐宣王问道：“你能给我讲讲齐桓公和晋文公这两位霸主的事吗？”
孟子答道：“嘿嘿，我们这些孔门弟子谁都不尿他们那壶！所以呢，这两位的事我是一问三不知，您问我是问错人了。不过，您要是想听我说点儿什么，那我就跟您讲讲怎样以德服人、称王天下的王道吧。”
齐宣王心说：“这老小子，屎壳郎打哈欠——好大的口气！我倒听听他说什么。”于是问道：“你给我具体讲讲，以德服人，那是什么样的‘德’呀？”
孟子说：“‘德’很简单，您要是能把老百姓都照顾好了就是了，那您去称王天下就没人能是您的对手了。”
齐宣王狐疑地说：“就我这德行，还照顾老百姓呐！你这不是裤裆里拉胡琴——扯蛋么！”
孟子忙说：“我可没扯蛋，我是说真格的，您一定行！我说您行，您就行，不行也行！”
齐宣王说：“我说我不行，我就不行，行也不行。再说了，你怎么就知道我行呢？”
孟子说：“是这样，我听您的大臣胡龁散布过您的一桩小道消息，说您在大殿里正坐着，有人牵着牛从外边过，您看见了就问：‘把牛弄哪儿去啊？’牵着牛的人就说了：‘要去杀了它，用它的血涂在钟上做祭祀仪式。’您说了：‘我看就放了它吧，瞧它那发抖的样，多可怜呀。’那人回答说：‘那祭祀仪式就不搞了吗？’您说：‘仪式还得搞，找只羊来杀好了。’大王，我没忽悠您吧？是有这么档子事吧？”
齐宣王点点头：“不错，有的有的。”
孟子说：“您这份善心就是我说的那个可以用来征服天下的‘德’。您这件事呢，大家都觉得您用羊来代替牛是因为您抠门儿，可我知道，您不是抠门儿，您是心里不落忍！”
齐宣王激动地说：“对呀，让你说着了，还真有人说我抠门儿。嘿，我堂堂齐王，那好歹也称得上是张飞卖刺猬——人强货扎手，难道连一头牛都得抠吗！我当时就是看那牛吓得发抖，不忍心杀他，这才用羊来替换的。哼，说我抠门儿，这不是孟夫子看窑姐儿——挨不上么！”
“靠，”孟子心中暗骂，“这是谁这么损啊，编歇后语把我也给编排进去了？！”
孟子一咬牙，接着说：“大家都说您抠门儿，您也别觉得奇怪，您拿小羊去换了大牛，任谁看见都得说您抠门儿。唉，可有谁才能体会到大王的深意啊！不过，大王您再想一想，如果您真是出于同情心才这么做的，那么，牛和羊又有什么区别呢？”
齐宣王被问愣了，想了想，解嘲地一笑：“的确像你说的这样啊！这么说来，大家觉得我抠门儿也的确在理啊！我这到底是种什么心理呢，可我的确不是为了省俩臭钱才用羊来代替牛的！”
孟子得了理了：“瞧瞧，我说的在理吧，方才您还那么不服气呢，您真是皮球掉在汤锅里——说你混蛋，你还一肚子气！现在明白了吧。”
齐宣王两眼一亮：“原来圣人也说歇后语啊，这会咱们可找到共同语言了！您老人家多多提点我两句，我这人是武大郎穿高跟鞋——高也有限。您快多讲讲！”
孟子搞推销这么多年，可算遇上要掏钱的主儿了，赶紧说：“不，我看您高得很。您这种心态正是仁心的体现。您当时只看见了牛，却没有看见羊，如果您看见了羊，也一定不忍心杀羊的。君子对于禽兽，看见它们活蹦乱跳的样子就不忍心看着它们被杀，听到它们的哀鸣更不忍心吃它们的肉，所以呢，君子总是离厨房远远的。”
这顶高入情入理的高帽子捧得齐宣王非常高兴，忙说：“《诗经》里说：‘别人的心思我能猜得到’，这分明就是在说孟老师您啊。这把羊换牛的事虽然是我自己做的，可回头一想，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做。经您这么一说，我真是豁然开朗了。可是，要说我的这份仁心能和征服天下的王道挂得上钩，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孟子没有直接回答，又设了个逻辑陷阱：“如果有个人来对您说：‘我力气大得能举起三千斤的重物，却拿不起一根羽毛；我的眼力能看到鸟儿小小羽毛的尖端，却看不见一大车柴禾’，大王，您能相信他的话么？”
齐宣王摇摇头：“他这是高粱地里找棒子——瞎掰！”
我插一句，其实孟子这逻辑是很不严密的，我要是齐宣王，就这么问他：“高射炮能打飞机，可打不了蚊子；显微镜能看见细菌，可看不见大象。”可是，齐宣王连牛和羊的事都搞不清楚，大概不会有我这么聪明的。^_^
孟子接着步步深入了：“您的恩惠就连禽兽都感受到了，可您齐国那么多老百姓却感受不到，原因何在呢？要是您方才不相信那个人的话，您又怎么解释您自己身上的这个现象呢？这样看来，那个人所说的‘拿不起一根羽毛’并不是真的拿不起来，而是根本就没用力；他说的‘看不见一大车柴禾’也不是真的看不见，而是根本就没去看。所以呢，齐国的老百姓没有感受到您的仁心，不是因为您没有仁心，也不是因为您仁心不够，而是因为您根本就没有把仁心用在老百姓身上。大王，您没能征服天下不是因为您做不到，而是因为您根本就不去做！”
孟子的论辩技术还是很厉害的啊，这里提出来的“不为”（不去做）和“不能”（做不到）是孟子的一个重要命题。齐宣王开始参与讨论这个命题了，他问：“‘不去做’和‘做不到’的表现有什么不同啊？”
孟子答道：“让一个人挟着泰山跳过北海，这个人说：‘我做不到’，他确实是做不到，换我们谁去都做不到，可要是让这个人‘为长者折枝’，他说：‘我做不到’，那他可不是真做不到，而是不去做。大王，我劝您要行王道来统一天下这件事，不属于挟着泰山跳过北海这类事，而属于‘为长者折枝’这类。”
咏春拳诀
天下高手云集稷下，齐宣王并不仅仅是要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也不仅仅是要搞一个面子工程，他是真要借着近水楼台的便利向各位高人讨教一二的。孟子对齐宣王很有好感，所以，自己既然是咏春传人，那就借此机会把咏春拳诀向齐宣王倾囊相授。
齐宣王问：力由何起？
孟子答：“力由地起。”
齐宣王再问：“拳由何发？”
孟子答：“拳由心发。”
——这可不是我顺口胡诌，这确实就是咏春拳诀。而且，《孟子》这一节里和齐宣王的一段对话，孟子通篇都是在围绕着这两句拳诀来作解释的。我们终于可以来看这段对话了——
齐宣王问道：“你能给我讲讲齐桓公和晋文公这两位霸主的事吗？”
孟子答道：“嘿嘿，我们这些孔门弟子谁都不尿他们那壶！所以呢，这两位的事我是一问三不知，您问我是问错人了。不过，您要是想听我说点儿什么，那我就跟您讲讲怎样以德服人、称王天下的王道吧。”
齐宣王心说：“这老小子，屎壳郎打哈欠——好大的口气！我倒听听他说什么。”于是问道：“你给我具体讲讲，以德服人，那是什么样的‘德’呀？”
孟子说：“‘德’很简单，您要是能把老百姓都照顾好了就是了，那您去称王天下就没人能是您的对手了。”
齐宣王狐疑地说：“就我这德行，还照顾老百姓呐！你这不是裤裆里拉胡琴——扯蛋么！”
孟子忙说：“我可没扯蛋，我是说真格的，您一定行！我说您行，您就行，不行也行！”
齐宣王说：“我说我不行，我就不行，行也不行。再说了，你怎么就知道我行呢？”
孟子说：“是这样，我听您的大臣胡龁散布过您的一桩小道消息，说您在大殿里正坐着，有人牵着牛从外边过，您看见了就问：‘把牛弄哪儿去啊？’牵着牛的人就说了：‘要去杀了它，用它的血涂在钟上做祭祀仪式。’您说了：‘我看就放了它吧，瞧它那发抖的样，多可怜呀。’那人回答说：‘那祭祀仪式就不搞了吗？’您说：‘仪式还得搞，找只羊来杀好了。’大王，我没忽悠您吧？是有这么档子事吧？”
齐宣王点点头：“不错，有的有的。”
孟子说：“您这份善心就是我说的那个可以用来征服天下的‘德’。您这件事呢，大家都觉得您用羊来代替牛是因为您抠门儿，可我知道，您不是抠门儿，您是心里不落忍！”
齐宣王激动地说：“对呀，让你说着了，还真有人说我抠门儿。嘿，我堂堂齐王，那好歹也称得上是张飞卖刺猬——人强货扎手，难道连一头牛都得抠吗！我当时就是看那牛吓得发抖，不忍心杀他，这才用羊来替换的。哼，说我抠门儿，这不是孟夫子看窑姐儿——挨不上么！”
“靠，”孟子心中暗骂，“这是谁这么损啊，编歇后语把我也给编排进去了？！”
孟子一咬牙，接着说：“大家都说您抠门儿，您也别觉得奇怪，您拿小羊去换了大牛，任谁看见都得说您抠门儿。唉，可有谁才能体会到大王的深意啊！不过，大王您再想一想，如果您真是出于同情心才这么做的，那么，牛和羊又有什么区别呢？”
齐宣王被问愣了，想了想，解嘲地一笑：“的确像你说的这样啊！这么说来，大家觉得我抠门儿也的确在理啊！我这到底是种什么心理呢，可我的确不是为了省俩臭钱才用羊来代替牛的！”
孟子得了理了：“瞧瞧，我说的在理吧，方才您还那么不服气呢，您真是皮球掉在汤锅里——说你混蛋，你还一肚子气！现在明白了吧。”
齐宣王两眼一亮：“原来圣人也说歇后语啊，这会咱们可找到共同语言了！您老人家多多提点我两句，我这人是武大郎穿高跟鞋——高也有限。您快多讲讲！”
孟子搞推销这么多年，可算遇上要掏钱的主儿了，赶紧说：“不，我看您高得很。您这种心态正是仁心的体现。您当时只看见了牛，却没有看见羊，如果您看见了羊，也一定不忍心杀羊的。君子对于禽兽，看见它们活蹦乱跳的样子就不忍心看着它们被杀，听到它们的哀鸣更不忍心吃它们的肉，所以呢，君子总是离厨房远远的。”
这顶高入情入理的高帽子捧得齐宣王非常高兴，忙说：“《诗经》里说：‘别人的心思我能猜得到’，这分明就是在说孟老师您啊。这把羊换牛的事虽然是我自己做的，可回头一想，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做。经您这么一说，我真是豁然开朗了。可是，要说我的这份仁心能和征服天下的王道挂得上钩，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孟子没有直接回答，又设了个逻辑陷阱：“如果有个人来对您说：‘我力气大得能举起三千斤的重物，却拿不起一根羽毛；我的眼力能看到鸟儿小小羽毛的尖端，却看不见一大车柴禾’，大王，您能相信他的话么？”
齐宣王摇摇头：“他这是高粱地里找棒子——瞎掰！”
我插一句，其实孟子这逻辑是很不严密的，我要是齐宣王，就这么问他：“高射炮能打飞机，可打不了蚊子；显微镜能看见细菌，可看不见大象。”可是，齐宣王连牛和羊的事都搞不清楚，大概不会有我这么聪明的。^_^
孟子接着步步深入了：“您的恩惠就连禽兽都感受到了，可您齐国那么多老百姓却感受不到，原因何在呢？要是您方才不相信那个人的话，您又怎么解释您自己身上的这个现象呢？这样看来，那个人所说的‘拿不起一根羽毛’并不是真的拿不起来，而是根本就没用力；他说的‘看不见一大车柴禾’也不是真的看不见，而是根本就没去看。所以呢，齐国的老百姓没有感受到您的仁心，不是因为您没有仁心，也不是因为您仁心不够，而是因为您根本就没有把仁心用在老百姓身上。大王，您没能征服天下不是因为您做不到，而是因为您根本就不去做！”
孟子的论辩技术还是很厉害的啊，这里提出来的“不为”（不去做）和“不能”（做不到）是孟子的一个重要命题。齐宣王开始参与讨论这个命题了，他问：“‘不去做’和‘做不到’的表现有什么不同啊？”
孟子答道：“让一个人挟着泰山跳过北海，这个人说：‘我做不到’，他确实是做不到，换我们谁去都做不到，可要是让这个人‘为长者折枝’，他说：‘我做不到’，那他可不是真做不到，而是不去做。大王，我劝您要行王道来统一天下这件事，不属于挟着泰山跳过北海这类事，而属于‘为长者折枝’这类。”
[继续，一次更新很多]
孟子的生活作风问题·说实话骗人才是真功夫
这里我又要插几句了。读书呢，经常有问题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说，问题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看上去是问题而实际上却不是问题的，另一种是看上去不是问题而实际上却是问题的。我先举个例子：
齐宣王非常绅士，跟孟老师聊天聊累了，溜达到外屋吸烟室吸烟去了。一支香烟吸罢，回到屋里，却发现孟子正和自己的宠妃同在一张榻上待着，而且，两人谁都没穿裤子！
——孟老夫子耍流氓？！
吸一支烟的工夫虽然不长，却也足够发生很多事了！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孟子看见齐宣王进来，气定神闲，给自己找辙说：“这是我们儒家的传统。想当年，孔子他老人家去见大美人南子，这两人也是在一张榻上混，也都没穿裤子。为这事，孔子出来以后正碰上他的学生，也就是我的师叔祖子路——也不知道子路是把风的还是撞见的，反正，子路是很不高兴的，孔子为这事还对天立誓赌咒呢！这件事可不是我孟轲捏造的，这在《论语》里边白刀子青竹子都记载着呢！（那时候还没有‘白纸黑字’。）”
哈哈，这可是个大问题呦，这可是生活作风问题呦。
其实呢，这个看上去是问题的问题却不是问题。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椅子，人们就是像日本人一样那么跪坐在榻上的，而且，那时候的中国人也都不穿裤子——不是因为穿不起，是根本还没有裤子呢。
现在我们有一个“日用而不知”（这里解释为：天天用到却不明白本意）的词，就是“衣裳”。“衣裳”的“裳”字本不读作轻声的“商”，而是读作“常”，“衣”和“裳”本是各有所指的。“衣”是上身穿的，“裳”是下身穿的，像是裙子，男女都穿，古人就是这样上面穿的是“衣”，下面穿的是“裳”。所以呢，唐朝那个“霓裳羽衣曲”该读作“霓裳（常）羽衣曲”，白发魔女练霓裳也该读作练霓裳（常）。《离骚》里有“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屈原穿的也是这么一身。
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讲这么多呢，因为它很有典型意义，它暗含着人们很有可能进入的一种思维误区。比如，有人在报纸上发了篇文章，大力批判战国时代的社会风气，他在文章里说：“那些人呀，男男女女在大街上走，谁也不穿裤子！”
他这句话如果就事论事来看，真是一点儿错都没有，但是，它传达给读者的印象却是：那些人全都道德品质败坏，下流无耻！于是大家全被激怒了，破口大骂那些坏蛋，觉得该把他们全抓起来灭了才对！
——我们身边经常会有这类情况出现，不是吗？
说谎骗人不是真功夫，说实话骗人才是真功夫。
呵呵，历史不是一门死学问，不单单是考证出什么事件发生在哪一年，考证出哪位名人的出生地究竟在什么地方，考证出中国什么时代就已经有什么什么了……历史提供给我们更多的是一种思辨能力，是更宽的视角和更深的视野。
孟子的生活作风问题·说实话骗人才是真功夫
这里我又要插几句了。读书呢，经常有问题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说，问题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看上去是问题而实际上却不是问题的，另一种是看上去不是问题而实际上却是问题的。我先举个例子：
齐宣王非常绅士，跟孟老师聊天聊累了，溜达到外屋吸烟室吸烟去了。一支香烟吸罢，回到屋里，却发现孟子正和自己的宠妃同在一张榻上待着，而且，两人谁都没穿裤子！
——孟老夫子耍流氓？！
吸一支烟的工夫虽然不长，却也足够发生很多事了！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孟子看见齐宣王进来，气定神闲，给自己找辙说：“这是我们儒家的传统。想当年，孔子他老人家去见大美人南子，这两人也是在一张榻上混，也都没穿裤子。为这事，孔子出来以后正碰上他的学生，也就是我的师叔祖子路——也不知道子路是把风的还是撞见的，反正，子路是很不高兴的，孔子为这事还对天立誓赌咒呢！这件事可不是我孟轲捏造的，这在《论语》里边白刀子青竹子都记载着呢！（那时候还没有‘白纸黑字’。）”
哈哈，这可是个大问题呦，这可是生活作风问题呦。
其实呢，这个看上去是问题的问题却不是问题。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椅子，人们就是像日本人一样那么跪坐在榻上的，而且，那时候的中国人也都不穿裤子——不是因为穿不起，是根本还没有裤子呢。
现在我们有一个“日用而不知”（这里解释为：天天用到却不明白本意）的词，就是“衣裳”。“衣裳”的“裳”字本不读作轻声的“商”，而是读作“常”，“衣”和“裳”本是各有所指的。“衣”是上身穿的，“裳”是下身穿的，像是裙子，男女都穿，古人就是这样上面穿的是“衣”，下面穿的是“裳”。所以呢，唐朝那个“霓裳羽衣曲”该读作“霓裳（常）羽衣曲”，白发魔女练霓裳也该读作练霓裳（常）。《离骚》里有“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屈原穿的也是这么一身。
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讲这么多呢，因为它很有典型意义，它暗含着人们很有可能进入的一种思维误区。比如，有人在报纸上发了篇文章，大力批判战国时代的社会风气，他在文章里说：“那些人呀，男男女女在大街上走，谁也不穿裤子！”
他这句话如果就事论事来看，真是一点儿错都没有，但是，它传达给读者的印象却是：那些人全都道德品质败坏，下流无耻！于是大家全被激怒了，破口大骂那些坏蛋，觉得该把他们全抓起来灭了才对！
——我们身边经常会有这类情况出现，不是吗？
说谎骗人不是真功夫，说实话骗人才是真功夫。
呵呵，历史不是一门死学问，不单单是考证出什么事件发生在哪一年，考证出哪位名人的出生地究竟在什么地方，考证出中国什么时代就已经有什么什么了……历史提供给我们更多的是一种思辨能力，是更宽的视角和更深的视野。
玫瑰的话从来都那么精辟，应该听你的，让点击率变得很大很大，那样我就出名了，哼，有了名就有了利，有名有利就可以搞权，有了权有了钱就有数不清的女人……啊，生活真是太有憧憬了啊！
S江湖夜雨S：
俗话说“一山不容二熊”，恩，我是个和平主义者，以后见到沙梨熊一定夹起尾巴！
公共草地上的羊：
尽情地贴吧，大家互相砸才有提高啊。也欢迎多砸我啊！
大明太祖：
你说的对，多谢指教！
再作个罗圈揖！
S江湖夜雨S：
俗话说“一山不容二熊”，恩，我是个和平主义者，以后见到沙梨熊一定夹起尾巴！
公共草地上的羊：
尽情地贴吧，大家互相砸才有提高啊。也欢迎多砸我啊！
大明太祖：
你说的对，多谢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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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之原生质：
我是很严肃的，很严肃的！
电脑太慢：
孟子当年国外翻译为Mencius，就像孔子是Confucius一样，人家觉得读着舒服吧，好象有人说是模仿希腊先哲的名字，不知是否属实。
公共草地上的羊：
今天论坛火药味很浓，我胆子小，吓得不敢发贴了，想先观望一下，看看哪头占上风就加入哪边。
验证码也总添乱，发了好几回都没发上去。一会再试试。
我是很严肃的，很严肃的！
电脑太慢：
孟子当年国外翻译为Mencius，就像孔子是Confucius一样，人家觉得读着舒服吧，好象有人说是模仿希腊先哲的名字，不知是否属实。
公共草地上的羊：
今天论坛火药味很浓，我胆子小，吓得不敢发贴了，想先观望一下，看看哪头占上风就加入哪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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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是被玫瑰说中了，在这个暴风骤雨的气氛里，一头忐忑的熊在顶风作案]
胸有成竹说错话
好了，我们已经看到了，孟夫子耍流氓的这个问题，就是属于看上去是问题而实际上不是问题的问题。那么，刚才有没有人注意到，我在翻译孟子和齐宣王的对话的时候，有一句话没翻译出来，是用引号括着直接引出来的？这句话就是“为长者折枝”，这就属于那种看上去没问题而实际上却有问题的问题。
读书最怕的就是这种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导致一种很丢人的结果——会让你慷慨激昂、胸有成竹、眉飞色舞地说错话！我这里谈孟子呢，到现在为止已经写了差不多五万字了，而且我写得又快，一天一万字，所以呢，这五万字里有没有这种说错话的情况呢？我很心虚胆怯地说：“保不齐会有。”如果是对观点有争议，这很正常，可如果是论据和逻辑出毛病了，那就是扎扎实实的错误了。要是谁有发现，肯请指正，不胜感谢！
好了，回过头来，我们来看这句“为长者折枝”，从字面上看非常容易理解：不就是为老人家折根树枝么？为什么要折树枝呢？那还用问，一定是给老人家当拐杖用呗！再联系一下上下文，推知孟子的意思是要说的是“不是不能，而是不为”，所以这个给老人家折树枝的例子举得很恰当啊，这不正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就是看你去不去做吗！
——要不怎么说这句话很阴险呢！既从字面上看很好理解，联系上下文又非常流畅，明明一点儿问题都没有啊！
历代注家当中，也确实有把“折枝”解释成“折树枝”的，可是，还有别的说法。也有人说“折枝”的“枝”通“肢体”的“肢”，而“折”呢，是“折腰”的意思，所以联系起来，“折枝”就是给老人家作揖打拱。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
弯“折”“肢”体＝鞠躬
然后，把这个解释代进上下文去看看：哦，给老人家作揖打拱和折树枝一样都是很容易就能做到的事情嘛，意思也讲得通。可是，这还不算完，还有第三种解释，说这个“折枝”是“按摩”的意思，我们可以简单理解成：
“折”腾“肢”体＝按摩
“折”磨“肢”体＝按摩
“折”断“肢”体＝按摩（用力太大了）
要是把“按摩”代入上下文呢，句子的意思也还是不变。
那，到底谁说的对呀？没有结论啊？
有人会说了：“这还不简单，谁官大就听谁的呗！”
这位仁兄一定是在体制内混的时间太长了。我翻译他这话的意思呢，就是说“谁是专家就听谁的，谁最权威就听谁的。”
可问题又来了，这三种说法的支持者全是专家，全是权威。我要是抬出从古到今专业领域里的这些专家的名头出来呢，可能一般人还不大熟悉，那我就说个在大众范围里知名度很高的专家吧：李敖，他就是持“按摩”说的。
呵呵，别看就这么一个小问题，考证多了去了。有人从“肢”和“枝”互通的时代来做佐证，有人从“折”字的字意发展来做佐证，等等等等。可是，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如此专业的一个问题就抛诸脑后好了，弄不清也没关系，因为，无论取哪一个意思，全句要表达的内容都是一样的，那，我们不妨把“折枝”这个词在原句里替换成“做一件小事”：为长者做一件小事。就是这个意思。
看看，看看，就这么两个不起眼的字，里面学问大着呢。但这些事情全该推给专家去做，反正对于我们来说，无论怎么理解，都不影响整句的意思。说到这里，我就再多扯扯，还有些词也是这样，比如我们上面说陈家人时引过庄子那句名言“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这个“钩”字，有人说是皮带扣，有人说是钱币，但无论它到底是皮带扣还是钱币，用齐宣王的话说，那都是“五毛钱买个痰盂——贵贱不说，它不是个东西”，所以呢，并不影响我们对整句话的理解；“望洋兴叹”也是，“洋”不是“海洋”，所以不能替换成“望这个兴叹”、“望那个兴叹”什么的，但这都无所谓，既然大概其都是这个意思，而语言又是活的，那就这么着呗。
可是，也有些词，理解错了就和原义满拧了，比如我前面说过的“礼仪之邦”、“封建”等等，其实还有很多很多，比如拿个小一号的概念来说：“呆若木鸡”，这其实是形容绝顶高手的话，不是形容笨蛋的。我们说岳不群往擂台上一站，是“气定神闲”，左冷禅往上一站，是“渊亭岳峙”，可如果是独孤求败或者风清扬这样原子弹级的高手往上一站呢，呵呵，这才是“呆若木鸡”。
胸有成竹说错话
好了，我们已经看到了，孟夫子耍流氓的这个问题，就是属于看上去是问题而实际上不是问题的问题。那么，刚才有没有人注意到，我在翻译孟子和齐宣王的对话的时候，有一句话没翻译出来，是用引号括着直接引出来的？这句话就是“为长者折枝”，这就属于那种看上去没问题而实际上却有问题的问题。
读书最怕的就是这种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导致一种很丢人的结果——会让你慷慨激昂、胸有成竹、眉飞色舞地说错话！我这里谈孟子呢，到现在为止已经写了差不多五万字了，而且我写得又快，一天一万字，所以呢，这五万字里有没有这种说错话的情况呢？我很心虚胆怯地说：“保不齐会有。”如果是对观点有争议，这很正常，可如果是论据和逻辑出毛病了，那就是扎扎实实的错误了。要是谁有发现，肯请指正，不胜感谢！
好了，回过头来，我们来看这句“为长者折枝”，从字面上看非常容易理解：不就是为老人家折根树枝么？为什么要折树枝呢？那还用问，一定是给老人家当拐杖用呗！再联系一下上下文，推知孟子的意思是要说的是“不是不能，而是不为”，所以这个给老人家折树枝的例子举得很恰当啊，这不正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就是看你去不去做吗！
——要不怎么说这句话很阴险呢！既从字面上看很好理解，联系上下文又非常流畅，明明一点儿问题都没有啊！
历代注家当中，也确实有把“折枝”解释成“折树枝”的，可是，还有别的说法。也有人说“折枝”的“枝”通“肢体”的“肢”，而“折”呢，是“折腰”的意思，所以联系起来，“折枝”就是给老人家作揖打拱。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
弯“折”“肢”体＝鞠躬
然后，把这个解释代进上下文去看看：哦，给老人家作揖打拱和折树枝一样都是很容易就能做到的事情嘛，意思也讲得通。可是，这还不算完，还有第三种解释，说这个“折枝”是“按摩”的意思，我们可以简单理解成：
“折”腾“肢”体＝按摩
“折”磨“肢”体＝按摩
“折”断“肢”体＝按摩（用力太大了）
要是把“按摩”代入上下文呢，句子的意思也还是不变。
那，到底谁说的对呀？没有结论啊？
有人会说了：“这还不简单，谁官大就听谁的呗！”
这位仁兄一定是在体制内混的时间太长了。我翻译他这话的意思呢，就是说“谁是专家就听谁的，谁最权威就听谁的。”
可问题又来了，这三种说法的支持者全是专家，全是权威。我要是抬出从古到今专业领域里的这些专家的名头出来呢，可能一般人还不大熟悉，那我就说个在大众范围里知名度很高的专家吧：李敖，他就是持“按摩”说的。
呵呵，别看就这么一个小问题，考证多了去了。有人从“肢”和“枝”互通的时代来做佐证，有人从“折”字的字意发展来做佐证，等等等等。可是，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如此专业的一个问题就抛诸脑后好了，弄不清也没关系，因为，无论取哪一个意思，全句要表达的内容都是一样的，那，我们不妨把“折枝”这个词在原句里替换成“做一件小事”：为长者做一件小事。就是这个意思。
看看，看看，就这么两个不起眼的字，里面学问大着呢。但这些事情全该推给专家去做，反正对于我们来说，无论怎么理解，都不影响整句的意思。说到这里，我就再多扯扯，还有些词也是这样，比如我们上面说陈家人时引过庄子那句名言“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这个“钩”字，有人说是皮带扣，有人说是钱币，但无论它到底是皮带扣还是钱币，用齐宣王的话说，那都是“五毛钱买个痰盂——贵贱不说，它不是个东西”，所以呢，并不影响我们对整句话的理解；“望洋兴叹”也是，“洋”不是“海洋”，所以不能替换成“望这个兴叹”、“望那个兴叹”什么的，但这都无所谓，既然大概其都是这个意思，而语言又是活的，那就这么着呗。
可是，也有些词，理解错了就和原义满拧了，比如我前面说过的“礼仪之邦”、“封建”等等，其实还有很多很多，比如拿个小一号的概念来说：“呆若木鸡”，这其实是形容绝顶高手的话，不是形容笨蛋的。我们说岳不群往擂台上一站，是“气定神闲”，左冷禅往上一站，是“渊亭岳峙”，可如果是独孤求败或者风清扬这样原子弹级的高手往上一站呢，呵呵，这才是“呆若木鸡”。
[继续]
人人成佛，人人成圣
接着来看孟子和齐宣王的对话，孟子从牛到羊再到人，一步步地开始阐释他的“推己及人”的观念。
孟子说：“您尊不尊敬自己的长辈呢？尊敬是吧？那，是不是对别人的长辈也应该尊敬呢？您爱自己的孩子吧？那，是不是对别人家的小孩也该爱一爱呢？要是有了这样的心态，统治天下就像在手心里摆弄个小玩意儿那么容易。《诗经》里不是说嘛：‘先给你的老婆做个好榜样，那你的兄弟也就会有样学样了，然后你的封地也会有样学样了，然后整个国家都会有样学样了。’这道理，说的就是要把对待亲人的心扩展到外人身上，对待外人也要像对待亲人一样。这样一来，这分爱心就慢慢足以安抚全天下的人民了。【孟子突然摆出恐吓状】可要是不这么做，嘿嘿，那可是会连自家妻儿老小的安全都保障不了！【打完巴掌了，该揉一揉了】呵呵，您别急，您好好想想，古代圣人之所以能成为圣人，其实他们也没什么，不过是善于把自己对亲人的善心推广到外人的身上罢了。您不比他们差，您对一头牛都那么关心，【改日本口音】你的良心大大地好了！【改语重心长的强调】可是，您的爱心牛是领了，老百姓谁也没感受到啊！您好好想想，这是为什么呢？”
我先打断一下孟子，他说的这种人人可以成为尧舜，人人可以成为圣人的思想是儒家的一贯主张，意思是说：做圣人根本就没什么难的，只要把对亲人的爱变成博爱，这就能成圣人（当然，后来还有其他说法，我现在只说孟子这段里提到的这种说法）。换句话说：你爱你的父母，那你也同样地去爱别人的父母；你爱你的老婆，那你也同样地去爱别人的老婆——哦？！这好像不行，嗯，那，老婆除外——总之一句话，要博爱，把爱心洒向世界。做到了这点，也就是圣人了，一点儿都不难。
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这种观点后来激励了很多学子，其中不乏大家——这好像是很激动人心，因为我们仿佛看到了一条明路，知道了圣人并不难做，尧舜行，我也行，他们并不是移山填海，也不是抛头颅洒热血，不就是个推己及人的洒爱心么，这有什么难的？雷锋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
要真是这样，那中国这么长的历史，应该出过数不清的圣人才对吧？
可是我们当真看看历史，全国人民学雷锋，可有过第二个雷锋么？好，这个事件时间短，不算，咱们还是看儒家圣人，两千多年来，孔孟之外，韩愈韩圣人、程颐程圣人、朱熹朱圣人，还有谁？把标准放宽，好，还有周敦颐、王阳明、方孝孺——什么？不服气？还有争议？算了算了，我也不列举了，就这么一只巴掌数得过来的候选人还有争议呢。
人人都可成圣人，真成了几个圣人？正如佛家也讲人人都可成佛，可除了经典所记释迦牟尼之前的那些佛，两千六百年来，还有哪个佛？
——有人又该不服气了，说修佛要许许多多世代的轮回。嗯，也对，我们看看经典所记的燃灯古佛，如果把佛经中的时间单位换算成我们现代的时间单位来看一下，这位佛祖活动的时代还要远在太阳系诞生之前，看来两千多年不算什么啊。（佛教的轮回观其实考证下来，也并不是现代大众通常认为的那样，不过这里就不展开讨论了。有人如果拿化身等等说事，我也没话说，反正姑且存我这么一说吧，也不一定就对，呵呵。另外还要说明一下，中国人讲“人人都可以成佛”这个观点的，最早的应该是晋代的道生，这也只是他的一家之言罢了，他在当时是被佛门当作异端分子的。）
人人可成佛。两千多年来还有哪个佛？
人人可成圣人，两千多年来还有哪个圣人？
为什么？
这些问题，在这里先放个话头儿，等进入到孟子谈心性观的时候再去讨论，现在的重点呢，还是他的政治思想。
人人成佛，人人成圣
接着来看孟子和齐宣王的对话，孟子从牛到羊再到人，一步步地开始阐释他的“推己及人”的观念。
孟子说：“您尊不尊敬自己的长辈呢？尊敬是吧？那，是不是对别人的长辈也应该尊敬呢？您爱自己的孩子吧？那，是不是对别人家的小孩也该爱一爱呢？要是有了这样的心态，统治天下就像在手心里摆弄个小玩意儿那么容易。《诗经》里不是说嘛：‘先给你的老婆做个好榜样，那你的兄弟也就会有样学样了，然后你的封地也会有样学样了，然后整个国家都会有样学样了。’这道理，说的就是要把对待亲人的心扩展到外人身上，对待外人也要像对待亲人一样。这样一来，这分爱心就慢慢足以安抚全天下的人民了。【孟子突然摆出恐吓状】可要是不这么做，嘿嘿，那可是会连自家妻儿老小的安全都保障不了！【打完巴掌了，该揉一揉了】呵呵，您别急，您好好想想，古代圣人之所以能成为圣人，其实他们也没什么，不过是善于把自己对亲人的善心推广到外人的身上罢了。您不比他们差，您对一头牛都那么关心，【改日本口音】你的良心大大地好了！【改语重心长的强调】可是，您的爱心牛是领了，老百姓谁也没感受到啊！您好好想想，这是为什么呢？”
我先打断一下孟子，他说的这种人人可以成为尧舜，人人可以成为圣人的思想是儒家的一贯主张，意思是说：做圣人根本就没什么难的，只要把对亲人的爱变成博爱，这就能成圣人（当然，后来还有其他说法，我现在只说孟子这段里提到的这种说法）。换句话说：你爱你的父母，那你也同样地去爱别人的父母；你爱你的老婆，那你也同样地去爱别人的老婆——哦？！这好像不行，嗯，那，老婆除外——总之一句话，要博爱，把爱心洒向世界。做到了这点，也就是圣人了，一点儿都不难。
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这种观点后来激励了很多学子，其中不乏大家——这好像是很激动人心，因为我们仿佛看到了一条明路，知道了圣人并不难做，尧舜行，我也行，他们并不是移山填海，也不是抛头颅洒热血，不就是个推己及人的洒爱心么，这有什么难的？雷锋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
要真是这样，那中国这么长的历史，应该出过数不清的圣人才对吧？
可是我们当真看看历史，全国人民学雷锋，可有过第二个雷锋么？好，这个事件时间短，不算，咱们还是看儒家圣人，两千多年来，孔孟之外，韩愈韩圣人、程颐程圣人、朱熹朱圣人，还有谁？把标准放宽，好，还有周敦颐、王阳明、方孝孺——什么？不服气？还有争议？算了算了，我也不列举了，就这么一只巴掌数得过来的候选人还有争议呢。
人人都可成圣人，真成了几个圣人？正如佛家也讲人人都可成佛，可除了经典所记释迦牟尼之前的那些佛，两千六百年来，还有哪个佛？
——有人又该不服气了，说修佛要许许多多世代的轮回。嗯，也对，我们看看经典所记的燃灯古佛，如果把佛经中的时间单位换算成我们现代的时间单位来看一下，这位佛祖活动的时代还要远在太阳系诞生之前，看来两千多年不算什么啊。（佛教的轮回观其实考证下来，也并不是现代大众通常认为的那样，不过这里就不展开讨论了。有人如果拿化身等等说事，我也没话说，反正姑且存我这么一说吧，也不一定就对，呵呵。另外还要说明一下，中国人讲“人人都可以成佛”这个观点的，最早的应该是晋代的道生，这也只是他的一家之言罢了，他在当时是被佛门当作异端分子的。）
人人可成佛。两千多年来还有哪个佛？
人人可成圣人，两千多年来还有哪个圣人？
为什么？
这些问题，在这里先放个话头儿，等进入到孟子谈心性观的时候再去讨论，现在的重点呢，还是他的政治思想。
[继续]
草民们的瞎激动
接着来看孟子和齐宣王的对话。
孟子说：“要想知道东西的轻重，那就得过过称；要想知道东西的长短，那就得拿尺子量量。曾子曰：‘是骡子是马，得拉出来遛遛。’人心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大王您好好考虑考虑。”
孟子接着说：“您难道就非得去发兵打仗，去跟诸侯们结怨，还得让战士们冒着生命危险，这您就玩高兴了吗！”
齐宣王说：“你当我是变态啊！我这样做还不是为了实现我的远大理想。我打仗怎么着啦，你以为我是哈巴狗戴串铃——充大牲口呐？”
孟子看来是明知故问：“您的远大理想是什么啊？能说给我听听吗？”
齐宣王这回不说歇后语了，笑而不答。
孟子问了：“您是嫌吃不起满汉全席吗？是嫌穿不起正品乔治·阿玛尼的时装吗？还是发愁没有等离子彩电可看？后悔上回鹦鹉螺的Hi-Fi大音箱没买着？要么就是嫌家里的菲佣太少，还想聘个正宗的伦敦管家？这点儿事有什么可愁的啊，您那些小弟不是一个招呼就都能给您张罗来么？”
齐宣王说：“孟老师，你这话说的，可真是哥哥的岳母嫂嫂的娘——弯穹绕啊！你这是擀面杖敲鼓——抡的是哪一槌啊！我堂堂大王就这么点儿出息么？”
孟子这回入正题了：“那您的那什么远大理想我就能猜出来了。您是想开疆拓土，使秦、楚这些超级大国都来向您朝贡，您还要一统天下，让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也得听您的。呵呵，【奸笑一声】如果按您的做法去实现这个远大理想，那就跟上树抓鱼一样。”
我插一句，孟子在这里又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成语：我翻译出来的这个“上树抓鱼”原文是“缘木求鱼”，不过这个成语不是太常用。我记得小时候看的《水浒》里，开篇词就有这个“缘木求鱼”，小时候觉得这词很新鲜，联系整回书的妖魔鬼怪，有种很强的宿命感，可现在一般见到的《水浒传》好像大都直接就从九纹龙史进开始了，我小时候看到的那一个回目没有了。从“缘木求鱼”扯到《水浒传》，并非纯属闲扯，因为后面会谈到书的不可信，正好这读《水浒传》的儿时经历也是个例子，既然顺便想到，就拿来做个伏笔好了。
回到对话。
齐宣王被孟子一奸笑，又被“缘木求鱼”这个很牛的成语一吓唬，不觉有点儿发毛，忙问：“有这么严重么！我怎么觉着你孟老师这话是棉纱线拉毛驴——不大牢靠呀？”
孟子答道：“缘木求鱼虽然抓不到鱼，但起码没有危险，可要是按照您的方法去实现您那个远大理想嘛——嘿嘿，您要真是全力那么做，那可是狗熊上树——爬得越高，跌得越狠！”
孟子暗想：“我回头写书的时候，像什么‘狗熊上树’这种话可不能给写进去，我就只记下那些‘缘木求鱼’之类的漂亮词！”
再打断一下。对话进行到这儿，各位对齐宣王这个人得出什么印象没有？
这人看来不错是吧？胸怀远大理想，要南征北战，开疆拓土，颇有后来的某某大帝之风。我记得小时候上历史课，老师一讲起中国历史上的盛世王朝如何如何，我们在底下就跟着激动，什么雄风万里，什么平南扫北，牛啊！强啊！其实要真把你放到那些个“大帝”和“大朝”的时代去生活，当然也有舒服的，可就多数情况来讲，有你受的。
我有时在想，这种瞎激动，如果是私天下时代的帝王有这样的心态，那是理所当然的，正常到了不能再正常；可要是私天下时代的草民有这种心态，那就显得非常古怪了；要是现代社会的现代公民也有这种心态，那是不是也不太正常呢？
我看过不少人跟着一些《某某大帝》、《某某王朝》之类的电视剧瞎激动，而且更让我觉得不大舒服的是，这些电视剧里的人物们经常会慷慨激昂地高呼什么“我大汉如何如何”，“我大宋如何如何”，难道这和皇军高呼“我大日本帝国如何如何”的心态有什么不同吗？如果有谁一提“我大汉”就心潮澎湃，那他也不应该去怪人家日本人说“我大日本帝国”（孟子不是说要“推己及人”吗）。况且，中国历史上根本就没有过“大汉”，也没有过“大宋”。
我是不是很像在说胡话？那些朝代不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吗？小学生都知道啊。
不错，那些朝代确实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但是，那只是“汉”，只是“宋”，而不是什么“大汉”和什么“大宋”。中国历史上真正把“大”字挂在朝代名称之前，是从明朝开始的，要说“大明”，这倒真是有的。补充一下：这是以汉人政权的传统来说，如果出了这个范围，“大明”之前其实还有“大”字开头的，后文再说。
说到“大明”，正好前一段又是郑和下西洋的多少年纪念，搞得很热闹的样子。我们现在不妨来想一个问题：在大众心中，对于明朝的皇帝，对于明朝的时代，都熟悉哪些？
朱元璋应该是一个，开国皇帝。
明成祖朱棣是一个，年号永乐，搞过《永乐大典》，搞过郑和下西洋，北征蒙古，南侵越南，威风不可一世。
还有谁？
就剩下坏典型了，万历啊，崇祯啊什么的。一说大明帝国的辉煌，主要还就是明成祖朱棣的时代。我看到前一段因为郑和纪念日所以连带着把朱棣这位盛世大帝也着实吹捧了一通。这怎么说呢，用齐宣王的话来说，叫“赶车不带鞭子——光拍马屁”，叫“媒婆提亲——尽拣好听的说”，把这位大帝夸的呀，那叫“媒婆夸闺女——天花乱坠”，我看在眼里，心里这感觉啊，那真是“媒婆迷了路——没说的了”。
如果能让你乘坐时间机器，自由选择一个历史时期去生活，我不知道各位会选什么，我也没想好自己会选什么，但我在没想好选什么之前马上就先想好了不选什么——永乐年间就是一个，我是说什么也不会选择去生活在永乐时代的，除非让我当皇帝。
那些把朱棣渲染成盛世明君的人，把永乐时期粉饰成辉煌大国的人，我不知道他们要是有了时间机器的这个选择机会，真会愿意去住在他们挑大指的这个时代么？在权威媒体上做这些事的都是些专家吧？——难不成这些专家到底是专家，说的都没错，只是我自己对明史的了解太肤浅了？嗯，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那我就破罐子破摔，再说点儿肤浅的意见吧，我要替明朝的一些皇帝鸣鸣不平。
唉，想一想，有这么多人都跟着永乐大帝瞎激动去，可有多少人知道明朝还有个“仁宣致治”呢？
“仁宣致治”是个平静的时代，或许也不太好，不过，如果让我作为一介草民在明朝选择一个时代去生活的话，我一定会选择这个时代的。在这段日子里，没什么超级工程，没什么军国大事，还把当年明成祖朱棣占领来的越南又退还给人家了（有没有人会觉得这很丢人？），船队也不出海了，反正，没什么可说的了，好像更没什么能让我们骄傲的东西，没什么能唤起我们现代人的民族自尊心。可是，如果说到最后这个问题，我总是想不明白——几百年前人家朱家的江山，换句话说，那时的土地和人民都是人家朱家的私产，他们家的事和我们现代人的民族自尊心真的有那么大的关联么？——我出生和生长、生活在一处老宅子里，这座宅子以前是属于一个叫张三的人的。我有时穷极无聊，翻看张三遗落下来的日记，看到张三当年风光的时候在整个这条胡同里没人敢惹，还有，现在我这院子里的一个超级豪华的大影壁也是他当年花了大价钱盖起来的。当我读到这些的时候，再想到我的祖爷爷当年好像还给张三当过长工，我的心里便油然而生了一种骄傲，一种自豪！
——顺便一提，张三这个大宅院在张三曾孙子的时候，有一间厢房落到李四手里了，我现在正忙着和李四的后人交涉呢。
草民们的瞎激动
接着来看孟子和齐宣王的对话。
孟子说：“要想知道东西的轻重，那就得过过称；要想知道东西的长短，那就得拿尺子量量。曾子曰：‘是骡子是马，得拉出来遛遛。’人心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大王您好好考虑考虑。”
孟子接着说：“您难道就非得去发兵打仗，去跟诸侯们结怨，还得让战士们冒着生命危险，这您就玩高兴了吗！”
齐宣王说：“你当我是变态啊！我这样做还不是为了实现我的远大理想。我打仗怎么着啦，你以为我是哈巴狗戴串铃——充大牲口呐？”
孟子看来是明知故问：“您的远大理想是什么啊？能说给我听听吗？”
齐宣王这回不说歇后语了，笑而不答。
孟子问了：“您是嫌吃不起满汉全席吗？是嫌穿不起正品乔治·阿玛尼的时装吗？还是发愁没有等离子彩电可看？后悔上回鹦鹉螺的Hi-Fi大音箱没买着？要么就是嫌家里的菲佣太少，还想聘个正宗的伦敦管家？这点儿事有什么可愁的啊，您那些小弟不是一个招呼就都能给您张罗来么？”
齐宣王说：“孟老师，你这话说的，可真是哥哥的岳母嫂嫂的娘——弯穹绕啊！你这是擀面杖敲鼓——抡的是哪一槌啊！我堂堂大王就这么点儿出息么？”
孟子这回入正题了：“那您的那什么远大理想我就能猜出来了。您是想开疆拓土，使秦、楚这些超级大国都来向您朝贡，您还要一统天下，让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也得听您的。呵呵，【奸笑一声】如果按您的做法去实现这个远大理想，那就跟上树抓鱼一样。”
我插一句，孟子在这里又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成语：我翻译出来的这个“上树抓鱼”原文是“缘木求鱼”，不过这个成语不是太常用。我记得小时候看的《水浒》里，开篇词就有这个“缘木求鱼”，小时候觉得这词很新鲜，联系整回书的妖魔鬼怪，有种很强的宿命感，可现在一般见到的《水浒传》好像大都直接就从九纹龙史进开始了，我小时候看到的那一个回目没有了。从“缘木求鱼”扯到《水浒传》，并非纯属闲扯，因为后面会谈到书的不可信，正好这读《水浒传》的儿时经历也是个例子，既然顺便想到，就拿来做个伏笔好了。
回到对话。
齐宣王被孟子一奸笑，又被“缘木求鱼”这个很牛的成语一吓唬，不觉有点儿发毛，忙问：“有这么严重么！我怎么觉着你孟老师这话是棉纱线拉毛驴——不大牢靠呀？”
孟子答道：“缘木求鱼虽然抓不到鱼，但起码没有危险，可要是按照您的方法去实现您那个远大理想嘛——嘿嘿，您要真是全力那么做，那可是狗熊上树——爬得越高，跌得越狠！”
孟子暗想：“我回头写书的时候，像什么‘狗熊上树’这种话可不能给写进去，我就只记下那些‘缘木求鱼’之类的漂亮词！”
再打断一下。对话进行到这儿，各位对齐宣王这个人得出什么印象没有？
这人看来不错是吧？胸怀远大理想，要南征北战，开疆拓土，颇有后来的某某大帝之风。我记得小时候上历史课，老师一讲起中国历史上的盛世王朝如何如何，我们在底下就跟着激动，什么雄风万里，什么平南扫北，牛啊！强啊！其实要真把你放到那些个“大帝”和“大朝”的时代去生活，当然也有舒服的，可就多数情况来讲，有你受的。
我有时在想，这种瞎激动，如果是私天下时代的帝王有这样的心态，那是理所当然的，正常到了不能再正常；可要是私天下时代的草民有这种心态，那就显得非常古怪了；要是现代社会的现代公民也有这种心态，那是不是也不太正常呢？
我看过不少人跟着一些《某某大帝》、《某某王朝》之类的电视剧瞎激动，而且更让我觉得不大舒服的是，这些电视剧里的人物们经常会慷慨激昂地高呼什么“我大汉如何如何”，“我大宋如何如何”，难道这和皇军高呼“我大日本帝国如何如何”的心态有什么不同吗？如果有谁一提“我大汉”就心潮澎湃，那他也不应该去怪人家日本人说“我大日本帝国”（孟子不是说要“推己及人”吗）。况且，中国历史上根本就没有过“大汉”，也没有过“大宋”。
我是不是很像在说胡话？那些朝代不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吗？小学生都知道啊。
不错，那些朝代确实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但是，那只是“汉”，只是“宋”，而不是什么“大汉”和什么“大宋”。中国历史上真正把“大”字挂在朝代名称之前，是从明朝开始的，要说“大明”，这倒真是有的。补充一下：这是以汉人政权的传统来说，如果出了这个范围，“大明”之前其实还有“大”字开头的，后文再说。
说到“大明”，正好前一段又是郑和下西洋的多少年纪念，搞得很热闹的样子。我们现在不妨来想一个问题：在大众心中，对于明朝的皇帝，对于明朝的时代，都熟悉哪些？
朱元璋应该是一个，开国皇帝。
明成祖朱棣是一个，年号永乐，搞过《永乐大典》，搞过郑和下西洋，北征蒙古，南侵越南，威风不可一世。
还有谁？
就剩下坏典型了，万历啊，崇祯啊什么的。一说大明帝国的辉煌，主要还就是明成祖朱棣的时代。我看到前一段因为郑和纪念日所以连带着把朱棣这位盛世大帝也着实吹捧了一通。这怎么说呢，用齐宣王的话来说，叫“赶车不带鞭子——光拍马屁”，叫“媒婆提亲——尽拣好听的说”，把这位大帝夸的呀，那叫“媒婆夸闺女——天花乱坠”，我看在眼里，心里这感觉啊，那真是“媒婆迷了路——没说的了”。
如果能让你乘坐时间机器，自由选择一个历史时期去生活，我不知道各位会选什么，我也没想好自己会选什么，但我在没想好选什么之前马上就先想好了不选什么——永乐年间就是一个，我是说什么也不会选择去生活在永乐时代的，除非让我当皇帝。
那些把朱棣渲染成盛世明君的人，把永乐时期粉饰成辉煌大国的人，我不知道他们要是有了时间机器的这个选择机会，真会愿意去住在他们挑大指的这个时代么？在权威媒体上做这些事的都是些专家吧？——难不成这些专家到底是专家，说的都没错，只是我自己对明史的了解太肤浅了？嗯，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那我就破罐子破摔，再说点儿肤浅的意见吧，我要替明朝的一些皇帝鸣鸣不平。
唉，想一想，有这么多人都跟着永乐大帝瞎激动去，可有多少人知道明朝还有个“仁宣致治”呢？
“仁宣致治”是个平静的时代，或许也不太好，不过，如果让我作为一介草民在明朝选择一个时代去生活的话，我一定会选择这个时代的。在这段日子里，没什么超级工程，没什么军国大事，还把当年明成祖朱棣占领来的越南又退还给人家了（有没有人会觉得这很丢人？），船队也不出海了，反正，没什么可说的了，好像更没什么能让我们骄傲的东西，没什么能唤起我们现代人的民族自尊心。可是，如果说到最后这个问题，我总是想不明白——几百年前人家朱家的江山，换句话说，那时的土地和人民都是人家朱家的私产，他们家的事和我们现代人的民族自尊心真的有那么大的关联么？——我出生和生长、生活在一处老宅子里，这座宅子以前是属于一个叫张三的人的。我有时穷极无聊，翻看张三遗落下来的日记，看到张三当年风光的时候在整个这条胡同里没人敢惹，还有，现在我这院子里的一个超级豪华的大影壁也是他当年花了大价钱盖起来的。当我读到这些的时候，再想到我的祖爷爷当年好像还给张三当过长工，我的心里便油然而生了一种骄傲，一种自豪！
——顺便一提，张三这个大宅院在张三曾孙子的时候，有一间厢房落到李四手里了，我现在正忙着和李四的后人交涉呢。
呵呵，楼上过奖，小熊这点小小道行哪够格在大学教书呢！最怕被人问职业了，现在找工作很难啊！
一点险恶用心被coopmine老哥识破了啊！是啊是啊，我从来只是“貌似”在谈历史罢了。
一点险恶用心被coopmine老哥识破了啊！是啊是啊，我从来只是“貌似”在谈历史罢了。
[继续]
书生好谈兵
孟子又开始深入他的道理了：“我说您照现在这样下去会狗熊上树——爬得越高，跌得越狠，我可一点儿没有夸大其词。问您一个问题：假如邹国和楚国开仗，您觉得谁能赢？”
齐宣王说：“当然是楚国能赢了。”
孟子说：“这就对啦，邹国这样的小国怎么能抵挡得了楚国这样的大国呢？这是常识呀，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您要是常听评书自然知道这个道理。现在，天下之大，齐国不过占了九分之一而已，要以九分之一去打九分之八，这跟邹国去打楚国有什么两样呢？您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孟子先吓唬了齐宣王一回，然后又开始兜售他那老一套了：“您要是施行仁政，那么天下的政治精英都会想来您的朝廷里供职，种地的也都想来您齐国种地，经商的也都想来您齐国做买卖，背包族也都想走走您齐国的大街，各国里那些异见分子都想到您这儿来讨个公道，您想想，这样一来，谁还能挡得住您啊！”
孟子这番渲染，确实动人，齐宣王看来动了心，忙说：“我这人呐，别看生得高大，其实就是个二尺长的吹火筒——只有一个心眼，脑瓜不大灵光，孟老师您可得好好讲讲，我有兴趣搞一搞。”
到了这里，孟子该算是能稍微松口气了，齐宣王总算表示有兴趣了。“不过，”孟子在心底告诫自己说，“我还是得放屁捂屁股——多加一份小心！”
孟子下边就会长篇大论说出一整套他的仁政方案，在进入下文之前，我们先看看上面孟子的这个“邹人与楚人战”的说法是不是真像听上去的那么回事？
这种话就属于典型的乍一看很有理，细一捉摸满不是那么回事。如果九分之一真的打不过九分之八，秦始皇也就别统一六国了。儒生谈兵，这是跨了专业、跨了学科了。后世遇到类似的打仗问题，一定会说：“孟圣人说过什么什么，我们要听权威的！”
孟子是儒学权威，可不是军事权威，当他跨专业发表意见的时候，那水平不一定就比普通老百姓更高。这种两千多年前就蒙过齐宣王的逻辑到了现代社会照样还能蒙人。不记得了吗，前些年里，常有人引证某某高官、某某作家的意见来证明意念吃饭之类的事情。咱们政治问题可以参考官员的意见，人家是专家；写作问题可以参考作家的意见，人家是专家，意念吃饭之类的问题这些人里没一个是专家，专家如果超出了他的专业领域那就不是专家了。如果是有物理学专家对意念吃饭这类事情发表肯定性意见，那才是有比较高的参考价值的，但是，即便这样，也不能骤下结论呀，说不定他也错了呢——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自然科学史就是不断修正错误理论和错误观念的历史，宏观来看，错误理论出现的数量恐怕比正确理论要多出不知多少。
呵呵，以后呢，大家就知道，遇到有关孟子的问题，可以参考一下我的意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有同样的资格来给女孩子挑选护肤品。
我们知道了，孟子的军事建议未必就能当真，那我们就来听听真正的军事专家的意见。听谁的呢？听孙武的么？时间太靠前了。听曹操的么？时间又太靠后了。听拿破仑的么？外国意见不符合中国国情。那找谁呢？其实，有一个人恰恰就是最佳人选——孙膑。
孙膑，中国军事史上有公信力的专家，恰好也为齐国服务过，恰好就替齐宣王的前任齐威王狠狠地打败过梁惠王的魏国，而且，齐威王还恰好就曾经就这个双拳如何去敌四手的问题请教过孙膑，而且更巧的是，孟子不是说以九分之一去打九分之八么，孙膑回答齐威王的问题正好就是“以一击十”。当时，齐威王请教孙膑：“以一击十的仗能不能打呢？”孙膑的回答是“当然能打”，那么，怎么个打法？孙膑说了八个字。这八个字经典之极，精辟之极，也阴损之极，所以向来都是不传之秘。谁要是领会了这八个字，两国交战可以争锋，街头斗殴可以致胜。此事记载在《孙膑兵法》当中，别处并无转载。
我可一点儿没有夸张哦，《孙膑兵法》确实秘不外传，因为长久以来，谁也不知道他的兵书在哪儿，只是历代常有传闻，说某某常胜将军得了孙膑秘术，如何如何，甚至宋朝以后还常有史家怀疑过孙膑其人和《孙膑兵法》的真实存在，或者怀疑孙膑和孙武其实是同一个人。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山东临沂的一次考古发现才找到了这部武功秘籍。据说，七十年代的时候这支考古队的驻地不大平安，有成群结队的盗墓团伙来打古墓的主意，考古队势单力孤，岌岌可危，就在这危难之际，队里几天来一直在研读这部《孙膑兵法》的一位老同志从这部古代秘籍当中得到了重要启发，带领考古队全体成员，以一击十，以失传千年的兵法成功击退了盗墓团伙，威震山东。
那么，孙膑针对如何“以一击十”的那八个字的回答到底是什么？
抱歉抱歉，如果我说出来，流传开来，恐怕会影响社会的安定。所以我就不说了，大家知道有这么回事就行了。就像有的小说里提到有人用药品自杀，作者也会声明一下不便点明这种药品的名称。
咱们接着谈孟子的“仁政”。
孟子接着说：“五亩的宅院里种上桑树，五十岁的人就有绸子衣服穿了，喂猪——”
哦？先别喂猪？
噢，让我把喂猪的事先放放？
还是想知道那八字兵法是吧？
——也罢，我就豁出去了，担一个教唆青少年犯罪的罪名好了。齐威王问孙膑有没有办法以一击十，孙膑回答说：“攻其不备，出其不意。”
怎么样，高不高？要是不高怎么能成了成语呢，而且还是现在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成语。
谁发现问题了？
马上发现问题的就是脑子快的。听完我的提问还没发现问题的人，嗯，【我含蓄地说】脑子不是最快的。到现在还没发现问题的人嘛，嗯，【我还是含蓄地说】脑子不是比较快的。——这话怎么这么别扭！
那么，是哪里出现问题了呢？
我上文不是才说过《孙膑兵法》早就失传了吗？不是才说过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一次考古发现才重新发现了《孙膑兵法》了吗？不是以前也没人转载吗？接着我又说了那八个字是“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对吧？这不是习以为常的成语吗？那问题是：如果早就见不着《孙膑兵法》这部书了，那这个成语怎么说也不能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前就有人用吧？
读书要善于发现问题，攻击别人也要善于打到七寸——咦？怎么上下文一核，对不上，有马脚？！
我得站出来解释解释了，这不是马脚，因为孙膑这八个字虽然是他对齐威王的回答，虽然是记载在失传很久的《孙膑兵法》上，但是，这八个字并不是孙膑的创意，孙武早就说过了，《孙子兵法》里早就写着了。呵呵，有时我在想，读者和作者之间有没有一种“斗智”的关系在？我写得虽然很快，可还是很小心的，惦记着：可别被谁抓到小辫子才好；有时也会换换位来玩：如果我是读者，我该从哪儿下手去抓小辫子去？
话要扯远，赶紧往回收。看，军事专家对以少胜多是既有信心，又有办法的，实情也是如此。读历史看了那么多战争，我有一个深切体会，呵呵，我也秀才谈兵一回，这体会就是：并不一定人多就力量大，这里要引入一个重要参数，就是“时间”——力量的大小，简单来讲，基本取决于人数和时间的关系。以春秋战国的联盟局势为例，如果你是人多的一方，就尽量把战争时间缩短，力求速战速决；如果你是人少的一方，就尽量把战争时间拖长，打持久战。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基于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世界上再没有什么能比人和人之间的联盟更不可靠了！我从历史上看了很多战争，终于总结出了这一句话。所以呢，如果你是多国联军，那就赶紧趁着热乎劲，打！如果你人少，对付一个大联盟，只要能拖些时候，这个联盟自然就会松动，自然就会出现内耗，自然就会给你可乘之机，甚至不用你打，他们自己就先散伙了——这个道理不仅体现在乱世战局之中，也体现在派系斗争甚至办公室人际关系上面。
另一种局势下，人多也不一定可怕。大一统时代，动用全国大军和外国作战，从政治势力来说，这是一对一的战争，双方都没有联盟者，或者说，没有有实质性力量的联盟者。拿刚才谈过的明成祖朱棣来说，他就动用过几十万大军多次出征蒙古，蒙古人的办法是，尽量躲着你。要知道，几十万人劳师远征，补给是很困难的，尤其往北去，又是沙漠又是荒原，想抢老百姓都找不着人可抢。好容易有几回交火，就说是打胜了吧，吹嘘战功是可以吹嘘，可实际上呢，这种胜仗虽胜犹败。好处呢，是皇帝争争面子，坏处呢，国力大伤，不过这种损失反正都是老百姓背着。
大家看我开始谈兵，不管有理没理，反正有自己一套。但是，如果我觉得自己很有军事家眼光，跑到国防部去给部长们支招儿出主意，恐怕所有人都得认为我发疯了，要不就是不知天高地厚。然而，在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上，文人谈兵可一直都是一景啊。
文人谈兵，乃至文人带兵，有没有成功的？当然有，曾国藩不就是一个范本么。有没有失败的？当然也有，史可法就是一个范本。这两位，都是大家熟知的人物。但是更多的，还是那些光说不练的嘴把式，说起来牛气，“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真牛，要投笔从戎什么的，王勃不是都说过“有怀投笔”么，可总是“有怀”的多，真正“投笔”的少，大多根本不了解实际情况就慷慨激昂空发议论，外人乍看上去好像豪气干云、忧国忧民，其实说的那些全不着调。我再多说句招人恨的话：现在论坛上不是就不少慷慨激昂、忧国忧民的谈兵书生么？
当然，书生也就是读书人，读书是会帮人明理的，而“专业问题找专家”这个道理也是不少读书人都明白的。那么，如果真要接触军事问题而又一时找不到专家的话，怎么办？——这个问题，其实真的是国家危急存亡的关头不少读书人所关注的问题。
怎么办？多做田野工作，实地勘查走访，去做实实在在、扎扎实实的真工夫。做了这些工作之后，才有了一些提出军事建议的资格。每当乱世，就会有这样的读书人在做这种工作。我举一个人做例子，这个人可能大家都知道，就是晚明最著名的两位大奸臣之一，阮大铖。
这位大反派阮大铖如何奸、如何坏，想来大家都知道。这个人从晚明被人一直骂到现在，写大字报骂他，编戏剧骂他，写书骂他，骂得淋漓尽致，非常过瘾。其实呢，我还真有点儿同情这个人。我还是别扯远了，表过了态，就不论证了，以后有机会再谈，总之，要了解一个人非常之难，无论是我们身边的人还是历史中的人。我现在要谈这个阮大铖呢，仅仅是要谈一下他作为书生的谈兵之道。
清军入关之后，南京立起来一个明朝的小朝廷。从这个时候来看，明朝并不一定就要灭亡，南京的明朝很有希望守住长江防线，北方最后是被清军占领也好，还是被起义军占领也好，长江以南还是明朝。这就像金军和南宋隔着长江南北对峙的局面一样。所以，这个时候，能否把长江防线守卫好了，就成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然，有不少声音说要守江北，要北上收复失地，这个问题我们不去讨论，反正，长江防线很重要。
我以前在读这个时期的奏疏的时候，发现有一篇东西，没什么空话、大话，直入正题，文字平实朴素，内容则是从实际调查了解出发，谈长江防务问题，给出了非常具体、非常清晰、非常具有可行性的意见。这篇文字让我觉得很是醒目，比其他人的东西都要感觉顺眼，感觉实在。没错，这就是阮大铖写的。
要是有人问我阮大铖这奏疏里提出来的办法对不对，管不管用？我也不知道。我又不懂军事，又不熟悉那段地理，更无法还原当时历史环境的全貌，所以呢，这个问题我根本就是没能耐去判断的。但是，就从一大堆奏章当中，空话、大话、慷慨激昂却不容易让人摸到门儿的话，打架的话，苛责人的话，套话，什么都有，我就觉着阮大铖这篇实实在在的，而且说的问题都是伸手就能够得着的，而不是像有些人说的，看着也觉得不错，但具体怎么做，能不能做得到，都是问题。阮大铖这个，我觉得是抓在了实处、近处、要害处。
史书里是说过阮大铖很喜欢谈军事问题，但历史上好谈兵的知识分子太多了，其中还有不乏一些名人，可大多都是不着调的，所以呢，如果不是看到这篇奏疏，我也会想当然地认为阮大铖谈军事也是满嘴跑火车那种，更何况他还是个著名的大反派呢。但是，现在看来呢，他的主意到底是对还是错我虽然没法判断，可至少看得出他不是玩虚的——这就不容易啊！
书生好谈兵
孟子又开始深入他的道理了：“我说您照现在这样下去会狗熊上树——爬得越高，跌得越狠，我可一点儿没有夸大其词。问您一个问题：假如邹国和楚国开仗，您觉得谁能赢？”
齐宣王说：“当然是楚国能赢了。”
孟子说：“这就对啦，邹国这样的小国怎么能抵挡得了楚国这样的大国呢？这是常识呀，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您要是常听评书自然知道这个道理。现在，天下之大，齐国不过占了九分之一而已，要以九分之一去打九分之八，这跟邹国去打楚国有什么两样呢？您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孟子先吓唬了齐宣王一回，然后又开始兜售他那老一套了：“您要是施行仁政，那么天下的政治精英都会想来您的朝廷里供职，种地的也都想来您齐国种地，经商的也都想来您齐国做买卖，背包族也都想走走您齐国的大街，各国里那些异见分子都想到您这儿来讨个公道，您想想，这样一来，谁还能挡得住您啊！”
孟子这番渲染，确实动人，齐宣王看来动了心，忙说：“我这人呐，别看生得高大，其实就是个二尺长的吹火筒——只有一个心眼，脑瓜不大灵光，孟老师您可得好好讲讲，我有兴趣搞一搞。”
到了这里，孟子该算是能稍微松口气了，齐宣王总算表示有兴趣了。“不过，”孟子在心底告诫自己说，“我还是得放屁捂屁股——多加一份小心！”
孟子下边就会长篇大论说出一整套他的仁政方案，在进入下文之前，我们先看看上面孟子的这个“邹人与楚人战”的说法是不是真像听上去的那么回事？
这种话就属于典型的乍一看很有理，细一捉摸满不是那么回事。如果九分之一真的打不过九分之八，秦始皇也就别统一六国了。儒生谈兵，这是跨了专业、跨了学科了。后世遇到类似的打仗问题，一定会说：“孟圣人说过什么什么，我们要听权威的！”
孟子是儒学权威，可不是军事权威，当他跨专业发表意见的时候，那水平不一定就比普通老百姓更高。这种两千多年前就蒙过齐宣王的逻辑到了现代社会照样还能蒙人。不记得了吗，前些年里，常有人引证某某高官、某某作家的意见来证明意念吃饭之类的事情。咱们政治问题可以参考官员的意见，人家是专家；写作问题可以参考作家的意见，人家是专家，意念吃饭之类的问题这些人里没一个是专家，专家如果超出了他的专业领域那就不是专家了。如果是有物理学专家对意念吃饭这类事情发表肯定性意见，那才是有比较高的参考价值的，但是，即便这样，也不能骤下结论呀，说不定他也错了呢——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自然科学史就是不断修正错误理论和错误观念的历史，宏观来看，错误理论出现的数量恐怕比正确理论要多出不知多少。
呵呵，以后呢，大家就知道，遇到有关孟子的问题，可以参考一下我的意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有同样的资格来给女孩子挑选护肤品。
我们知道了，孟子的军事建议未必就能当真，那我们就来听听真正的军事专家的意见。听谁的呢？听孙武的么？时间太靠前了。听曹操的么？时间又太靠后了。听拿破仑的么？外国意见不符合中国国情。那找谁呢？其实，有一个人恰恰就是最佳人选——孙膑。
孙膑，中国军事史上有公信力的专家，恰好也为齐国服务过，恰好就替齐宣王的前任齐威王狠狠地打败过梁惠王的魏国，而且，齐威王还恰好就曾经就这个双拳如何去敌四手的问题请教过孙膑，而且更巧的是，孟子不是说以九分之一去打九分之八么，孙膑回答齐威王的问题正好就是“以一击十”。当时，齐威王请教孙膑：“以一击十的仗能不能打呢？”孙膑的回答是“当然能打”，那么，怎么个打法？孙膑说了八个字。这八个字经典之极，精辟之极，也阴损之极，所以向来都是不传之秘。谁要是领会了这八个字，两国交战可以争锋，街头斗殴可以致胜。此事记载在《孙膑兵法》当中，别处并无转载。
我可一点儿没有夸张哦，《孙膑兵法》确实秘不外传，因为长久以来，谁也不知道他的兵书在哪儿，只是历代常有传闻，说某某常胜将军得了孙膑秘术，如何如何，甚至宋朝以后还常有史家怀疑过孙膑其人和《孙膑兵法》的真实存在，或者怀疑孙膑和孙武其实是同一个人。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山东临沂的一次考古发现才找到了这部武功秘籍。据说，七十年代的时候这支考古队的驻地不大平安，有成群结队的盗墓团伙来打古墓的主意，考古队势单力孤，岌岌可危，就在这危难之际，队里几天来一直在研读这部《孙膑兵法》的一位老同志从这部古代秘籍当中得到了重要启发，带领考古队全体成员，以一击十，以失传千年的兵法成功击退了盗墓团伙，威震山东。
那么，孙膑针对如何“以一击十”的那八个字的回答到底是什么？
抱歉抱歉，如果我说出来，流传开来，恐怕会影响社会的安定。所以我就不说了，大家知道有这么回事就行了。就像有的小说里提到有人用药品自杀，作者也会声明一下不便点明这种药品的名称。
咱们接着谈孟子的“仁政”。
孟子接着说：“五亩的宅院里种上桑树，五十岁的人就有绸子衣服穿了，喂猪——”
哦？先别喂猪？
噢，让我把喂猪的事先放放？
还是想知道那八字兵法是吧？
——也罢，我就豁出去了，担一个教唆青少年犯罪的罪名好了。齐威王问孙膑有没有办法以一击十，孙膑回答说：“攻其不备，出其不意。”
怎么样，高不高？要是不高怎么能成了成语呢，而且还是现在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成语。
谁发现问题了？
马上发现问题的就是脑子快的。听完我的提问还没发现问题的人，嗯，【我含蓄地说】脑子不是最快的。到现在还没发现问题的人嘛，嗯，【我还是含蓄地说】脑子不是比较快的。——这话怎么这么别扭！
那么，是哪里出现问题了呢？
我上文不是才说过《孙膑兵法》早就失传了吗？不是才说过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一次考古发现才重新发现了《孙膑兵法》了吗？不是以前也没人转载吗？接着我又说了那八个字是“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对吧？这不是习以为常的成语吗？那问题是：如果早就见不着《孙膑兵法》这部书了，那这个成语怎么说也不能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前就有人用吧？
读书要善于发现问题，攻击别人也要善于打到七寸——咦？怎么上下文一核，对不上，有马脚？！
我得站出来解释解释了，这不是马脚，因为孙膑这八个字虽然是他对齐威王的回答，虽然是记载在失传很久的《孙膑兵法》上，但是，这八个字并不是孙膑的创意，孙武早就说过了，《孙子兵法》里早就写着了。呵呵，有时我在想，读者和作者之间有没有一种“斗智”的关系在？我写得虽然很快，可还是很小心的，惦记着：可别被谁抓到小辫子才好；有时也会换换位来玩：如果我是读者，我该从哪儿下手去抓小辫子去？
话要扯远，赶紧往回收。看，军事专家对以少胜多是既有信心，又有办法的，实情也是如此。读历史看了那么多战争，我有一个深切体会，呵呵，我也秀才谈兵一回，这体会就是：并不一定人多就力量大，这里要引入一个重要参数，就是“时间”——力量的大小，简单来讲，基本取决于人数和时间的关系。以春秋战国的联盟局势为例，如果你是人多的一方，就尽量把战争时间缩短，力求速战速决；如果你是人少的一方，就尽量把战争时间拖长，打持久战。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基于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世界上再没有什么能比人和人之间的联盟更不可靠了！我从历史上看了很多战争，终于总结出了这一句话。所以呢，如果你是多国联军，那就赶紧趁着热乎劲，打！如果你人少，对付一个大联盟，只要能拖些时候，这个联盟自然就会松动，自然就会出现内耗，自然就会给你可乘之机，甚至不用你打，他们自己就先散伙了——这个道理不仅体现在乱世战局之中，也体现在派系斗争甚至办公室人际关系上面。
另一种局势下，人多也不一定可怕。大一统时代，动用全国大军和外国作战，从政治势力来说，这是一对一的战争，双方都没有联盟者，或者说，没有有实质性力量的联盟者。拿刚才谈过的明成祖朱棣来说，他就动用过几十万大军多次出征蒙古，蒙古人的办法是，尽量躲着你。要知道，几十万人劳师远征，补给是很困难的，尤其往北去，又是沙漠又是荒原，想抢老百姓都找不着人可抢。好容易有几回交火，就说是打胜了吧，吹嘘战功是可以吹嘘，可实际上呢，这种胜仗虽胜犹败。好处呢，是皇帝争争面子，坏处呢，国力大伤，不过这种损失反正都是老百姓背着。
大家看我开始谈兵，不管有理没理，反正有自己一套。但是，如果我觉得自己很有军事家眼光，跑到国防部去给部长们支招儿出主意，恐怕所有人都得认为我发疯了，要不就是不知天高地厚。然而，在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上，文人谈兵可一直都是一景啊。
文人谈兵，乃至文人带兵，有没有成功的？当然有，曾国藩不就是一个范本么。有没有失败的？当然也有，史可法就是一个范本。这两位，都是大家熟知的人物。但是更多的，还是那些光说不练的嘴把式，说起来牛气，“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真牛，要投笔从戎什么的，王勃不是都说过“有怀投笔”么，可总是“有怀”的多，真正“投笔”的少，大多根本不了解实际情况就慷慨激昂空发议论，外人乍看上去好像豪气干云、忧国忧民，其实说的那些全不着调。我再多说句招人恨的话：现在论坛上不是就不少慷慨激昂、忧国忧民的谈兵书生么？
当然，书生也就是读书人，读书是会帮人明理的，而“专业问题找专家”这个道理也是不少读书人都明白的。那么，如果真要接触军事问题而又一时找不到专家的话，怎么办？——这个问题，其实真的是国家危急存亡的关头不少读书人所关注的问题。
怎么办？多做田野工作，实地勘查走访，去做实实在在、扎扎实实的真工夫。做了这些工作之后，才有了一些提出军事建议的资格。每当乱世，就会有这样的读书人在做这种工作。我举一个人做例子，这个人可能大家都知道，就是晚明最著名的两位大奸臣之一，阮大铖。
这位大反派阮大铖如何奸、如何坏，想来大家都知道。这个人从晚明被人一直骂到现在，写大字报骂他，编戏剧骂他，写书骂他，骂得淋漓尽致，非常过瘾。其实呢，我还真有点儿同情这个人。我还是别扯远了，表过了态，就不论证了，以后有机会再谈，总之，要了解一个人非常之难，无论是我们身边的人还是历史中的人。我现在要谈这个阮大铖呢，仅仅是要谈一下他作为书生的谈兵之道。
清军入关之后，南京立起来一个明朝的小朝廷。从这个时候来看，明朝并不一定就要灭亡，南京的明朝很有希望守住长江防线，北方最后是被清军占领也好，还是被起义军占领也好，长江以南还是明朝。这就像金军和南宋隔着长江南北对峙的局面一样。所以，这个时候，能否把长江防线守卫好了，就成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然，有不少声音说要守江北，要北上收复失地，这个问题我们不去讨论，反正，长江防线很重要。
我以前在读这个时期的奏疏的时候，发现有一篇东西，没什么空话、大话，直入正题，文字平实朴素，内容则是从实际调查了解出发，谈长江防务问题，给出了非常具体、非常清晰、非常具有可行性的意见。这篇文字让我觉得很是醒目，比其他人的东西都要感觉顺眼，感觉实在。没错，这就是阮大铖写的。
要是有人问我阮大铖这奏疏里提出来的办法对不对，管不管用？我也不知道。我又不懂军事，又不熟悉那段地理，更无法还原当时历史环境的全貌，所以呢，这个问题我根本就是没能耐去判断的。但是，就从一大堆奏章当中，空话、大话、慷慨激昂却不容易让人摸到门儿的话，打架的话，苛责人的话，套话，什么都有，我就觉着阮大铖这篇实实在在的，而且说的问题都是伸手就能够得着的，而不是像有些人说的，看着也觉得不错，但具体怎么做，能不能做得到，都是问题。阮大铖这个，我觉得是抓在了实处、近处、要害处。
史书里是说过阮大铖很喜欢谈军事问题，但历史上好谈兵的知识分子太多了，其中还有不乏一些名人，可大多都是不着调的，所以呢，如果不是看到这篇奏疏，我也会想当然地认为阮大铖谈军事也是满嘴跑火车那种，更何况他还是个著名的大反派呢。但是，现在看来呢，他的主意到底是对还是错我虽然没法判断，可至少看得出他不是玩虚的——这就不容易啊！
[继续]
卖国、亡国全有理
接下去，孟子又有重要概念出炉了。
孟子说：“没有固定产业却还能保持坚定的道德观念，这只有士才做得到。至于普通老百姓，要是没有固定产业那也就谈不上什么坚定的道德观念了。人如果道德操守不牢靠了，那就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了。等这些人犯了罪，再去抓他们、关他们、惩治他们，这种做法，就等于设套儿等人钻啊！这是搞仁政的领导人做得出来的事么！”
这个观念，孟子反复在提。恒产和恒心的问题，孟子在这一篇里的用文字不够漂亮，叫什么“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是吧，话说得磕磕巴巴的，不过，孟子另外一篇里表达同样的意思的一句话却成了千古名言——“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这是漂亮话，置地有声，让人读一遍就能记住。
但这个观念呢，既不是孟子一个人所独有，也并非儒家所独有。往前来看，孟子在这一节里不是劈头就对齐宣王的那个关于齐桓公和晋文公的问题表示轻蔑么？可实际上，齐桓公的名臣管仲就说过这样的主张。管仲的话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也是被传诵千载的一句名言。儒家很看不起管仲这号角色，却在这个问题上有着很深的共识。
就这么一个道理，孟子说的话也漂亮，管仲说的话也漂亮，都是格言警句啊！是不是有小男生已经抓来小本本要赶紧抄起来啊？别急，中国历史上谈这个恒产和恒心问题的人多了去了，漂亮话也同样多了去了。“礼义生于富足，盗窃起于贫穷”，漂亮吧？“让生于有余，争起于不足”，也漂亮吧？要说我见过的最漂亮的，最有文学色彩的，是这么一句：“凶年饥岁，下民无畏耻之心；饱食暖衣，君子有怀刑之惧。”文字优雅，对仗工整，对偶句能写出这种水平，这个作者的时代肯定早不了。这个作者谁都知道，他其实距离我们很近，是进入白话文时代还能写得一笔漂亮古典诗词的俞平伯。但是，这句对仗也并不能说就是俞平伯的绝对原创，他是化用古人成句来而的，化用的是顾亭林的话：“君子有怀刑之惧，小人存耻格之风”，呵呵，那顾亭林就该拿原创版权了吗？也不是，我们往前一个大步就又跨回来了，从孟子头上都跨过去了，看到的是孔子的话“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以上所有这些话，说的大体都是一个问题，要想接着引还能引好多呢。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说明了古往今来悠悠岁月，这个恒产与恒心的问题，德与刑的问题，始终都是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大问题。这个问题乍一看就是一个民生问题，稍微往里看看，接着就是统治者权力合法性的问题。
这问题要从头慢慢来讲。
“没有固定产业却还能保持坚定的道德观念，这只有士才做得到”——什么人这么强，即便到了没家没业的困顿时候还能保持道德操守？这些牛人，就是“士”。
“士”是什么？
“士”可能每个中国人都接触过，就是中国象棋里摆在老将旁边的那两个棋子。
——别扔鸡蛋，我可一点儿都没胡说。
要真把“士”解释清楚了，又免不了长篇大论，所以我还是简短节说，挂一漏万。老将就是国君，可以是诸侯国的国君，也可以是周天子，老将的那个九宫格就是他的“国”，九宫格的边缘就是城墙——“国”不是我们现在的“国”的概念，大体来说就是一座城。士就住在城里，身份算是贵族，不过级别最低。士是有政治权利的，虽然平时都不是什么牛人，可大家要真都急眼了，甚至能威胁到国君的地位。我们看春秋时代诸侯打仗，去打仗的这些人就都是士，我们现在不是还说“士兵”吗！
打仗既是士的义务，也是士的权利。城里人才能当兵打仗，这是一种荣誉，乡下人是不能当兵的。平时呢，士就住在“国”里，就是城里，就像象棋里的士得待在九宫格里，待在老将旁边。这些城里人无论贫富，都是有身份的人，都有点儿架子得端着，都是很有尊严感的——我们现在的一些大城市里也能看到一些士的遗风，比如，一些城里人哪怕再穷，哪怕一直失业着，可在乡下人面前也很牛气，如果你提供了工作机会给他们而他们认为这工作有失去身份、跌面子，他们宁肯穷着也不会接受，当然，更不会因为穷就加入外地人的盗窃团伙什么的。他们通常也会一直守在九宫格里，不愿意去乡下生活。这就是士。当然了，高风亮节的那也是士。
这就好理解了吧，“没有固定产业却还能保持坚定的道德观念，这只有士才做得到”。那么在孟子的观念里，和士相对的就是民。这些“民”如果没有产业那可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了。
民是什么？
我们就简单说是老百姓好了，乡下人什么的。
有人注意到没有，我在前面这么长的篇幅里表达“老百姓”这种意思的时候通常不说“老百姓”，我用的词一般会是“人民群众”，因为在以前，所谓“百姓”其实都是贵族，不是我们现代语言里的“平民百姓”，所以，虽然我用“人民群众”不很准确，但我总觉得用“百姓”更不准确。但是，语言和概念的演变啊，真是让叙述者很为难，现在我就遇到问题了，如果我还说“人民群众”的话，就不容易分清“士”和“民”，如果再解释呢，又怕越解释越乱。我决定，干脆不考虑那么多了，遇到非解释不可的地方再来解释好了。
“民”是哪些人？简单说，在当时的语境下，就是乡下人。
孟子认为，乡下人如果没有了产业，就会沦为流氓无产者，他们没有什么道德底限，为了肚皮可以做出任何事来。孟子为这两句话可没少在后来担罪名，诸如“美化封建贵族”，“侮蔑劳动人民”等等，我们不用拍脑门儿都想得出。可我们就算退一万步说，冉阿让是不是一个大好人？冉阿让有没有道德底限？冉阿让偷东西算不算罪过？冉阿让有没有到影响社会稳定？
孟子接下来推论，冉阿让当然影响到社会稳定了，那沙威去抓冉阿让合不合法呢？当然合法。但是，谁才该为冉阿让偷东西负责？谁才该为冉阿让危害社会稳定负责？谁才该为冉阿让被抓坐牢负责？谁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是统治者。是统治者设了套儿等冉阿让钻，是统治者挖了坑等冉阿让跳。
孟子继续推论：如果政治清明，让冉阿让有饭吃、有衣服穿、有房子住、有固定职业和稳定收入，这样的话，冉阿让还会去偷东西么？冉阿让还会去危害社会稳定么？
紧接着，孟子又来了在梁惠王面前就兜售过的那老一套了：“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什么的，车轱辘话来回说，我就不翻译了。
孟子这话先是提出了有恒产才能有恒心这样一个大前提，在这个前提之下来做论证，如果我们继续往下论证的话——如果统治者做不到政治清明，不让冉阿让有饭吃、有衣服穿、有房子住、有固定职业和稳定收入，这样的话，如果冉阿让去偷东西，去危害社会稳定，那么统治机构去逮捕冉阿让就没有合法性了，就是非正义的了。那么再往下推论的话——如果统治者的行为不具备合法性，不具备正义性，那人民群众是不是还有服从的义务呢？孟子虽然没写出一本《论公民的不服从》来，不过他确实早就讨论过这个问题了。
孟子的答案是：有权不服从，甚至可以造反！对于这一层意思，孟子现在的话还只是个引子，他在后文中还会一步步地一再坚定地指出：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观点非常犀利。
一般来说，什么样的土壤产生什么样的思想，很难想像在大一统的私天下时代会产生孟子如此凌厉的洞见。而孟子的这个时代已经在向私天下转型，这也是一个使他处处碰壁的重要原因。
我们前面提过，春秋时代的诸侯国里，大体上是一种贵族民主专政，君权受到很大的限制，周天子也是如此，周厉王就是因为胡作非为而被“城里人”给哄出去了。这种民主传统的源头来自原始部落的社会遗风，孟子不是“言必称尧舜”么，尧舜禹时代的政治结构就是这种部落民主制度。一般来说，尧舜禹并不是君主，而是部落联盟的首领，遇到大事不是能够像后世君主那样“乾纲独断”的，而是要召开酋长大会，首领的推举这种“大事”也是由酋长大会来决定的。那么，所谓“禅让”到底是怎么回事？真像后来传说的那样是尧舜道德品质特别高尚，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没有一点儿私心？
没那回事！
当时，部落联盟的首领是既有一个正职，还有一个副职：尧是正职，舜是副职，这种关系有些像美国的总统和副总统（我们先自豪一回：美国总统和副总统这种制度设计我们中国早在原始社会就已经有了！），当正职出缺的时候，就由副职来接任，同时再选出一名新的副职。这就是说，当尧下台之后，按规矩就是舜来接班，而酋长议会同时又选出了禹来作为新的副职，这样，原本尧正舜副的二人组合就变成了舜正禹副。这就是说，在这种制度实行的早期，正总统的权力并不很大，即便他想擅自改变这种传统制度，把总统的位子传给自己的儿子而不是由副总统接任，他也根本没有能力做到——酋长议会能不能认同，这很重要。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总统的权力越来越大了。人都是有私心的，权力又是最有效的腐蚀剂，在禹接班成为总统之后，新选的副总统是个叫益的家伙，禹对益到底存了什么心，我们没证据来做指控，反正事情的结果是：禹要下台的时候，益被酋长议会认为资历太浅，功劳也不大，反正大家伙心里谁也没把益这小子当棵葱，而禹的儿子启却是个好样的，美名传四海，深得人心。所以启一接班，虽然大家觉得不合规矩，但也没什么意见，谁让启是个好孩子呢！可是，从此，总统的职位就再没别人家孩子的份儿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即便有再好的人，也不能因为他而破坏一个好的制度。
这个故事再联系起后面的历史，还会展示给我们一个政治制度的演变规律：原始部落民主政治——贵族政治——寡头政治——集权政治。呵呵，能掌权的人越来越少，权力越来越集中，这有点儿像丁春秋的星宿派炼毒虫似的，一大群毒虫在罐子里互相咬，越咬数量越少，最后只剩下一个了。我们的先哲们不大研究这个问题，时代差不多的亚理士多德倒是描述过可能的三个政治制度及其风险，值得拿来看看。亚老师说：独裁政治，这最怕独裁皇帝私心太重；贵族政治，这最怕变成寡头政治；民主政治，这最怕变成暴民政治。孟子所在的时代，贵族政治变寡头都已经变得差不多了，我们一开始讲梁惠王讲到的“三家分晋”就属于寡头们连寡头都不满足做了，要做寡人了。这个时候啊，也可以说是时代开始呼唤专制了。
那么，上面关于尧舜禹这一大段话我说的对不对呢，也不一定就对，我只能说，现有的史料大致能告诉我们这些。但这么久远的事情，这么贫乏的史料，是不是有很高的可信度，或许也未必。了解一件事，了解一个人，要了解全貌才能有所评判，更何况是那么复杂的历史。有时我会想，如果几百年后的历史家看到我们五十年代的图书报纸，全国各地的资料都证实了我们在这个时期已经“亩产万斤粮”了，他们会不会相信呢？尤其是，当时间久远，其他佐证遭到毁坏之后？
话说回来，从部落民主传统到贵族民主传统，到了孟子的时代，虽然社会在往私天下转型，但君权还不像后来的那个样子。民主传统意味着：你作为国家的执政长官，所作所为是要对很多人负责的。
但是，时代毕竟变了，君权越来越大了，孟子这个时候，能够制约君主行为的主要已经不是国内的政治势力，而是国际社会的竞争。如果不存在这种竞争的话，君主们大可以胡作非为，只要能够保障好社会的安定底限就可以了，但因为国际竞争的强烈存在逼得他们不得不富国强兵，只有这样，才能求生存，求发展。关于这一个意思，孟子后面还会有精彩论述。
如果我们抛开现实层面的约束，看看孟子的逻辑：不与民为善的政令是可以不服从的，进而，不与民为善的政府是可以不服从的。也就是说：你把我当人，我就也把你当人；你要不把我当人，那我也不把你当人。
然后，到了后世，孟子的这种民本思想就变了味道了，就变成了“爱护私有财产”的意思。
是不是有人会说了：“你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啊？”
别急，我这么说是有道理的。
在纯粹私天下的时代，无论土地还是人民，都是属于帝王所有的，换句话说，都是帝王的私有财产。帝王们不是说什么“朕富有四海”，或者“朕富有天下”之类的话么，那意思是很明显的，版图之内的所有东西都是我的！当然，这是包括人口的。
既然“朕富有四海”了，那下一个问题就来了：私有财产是可以被所有人自由处置的。举个例子：老子今天不高兴了，把家里的电视给砸了，把冰箱也给砸了，你在旁边看着，见我这么糟蹋东西觉得心疼，但是，你管不着，这都是我家的东西，我爱砸就砸，我乐意！
同理，对于帝王，这些老百姓都是我家的东西，我爱打就打，爱骂就骂，爱杀就杀，爱怎么着就怎么着，我就是吃饱了撑的杀几个人乐乐，呵呵，没理由，老子高兴！我也可以把几千名美女打包送给邻国，换人家一匹宝马，也可以把一片地盘送给外国，换来人家短期内不再欺负我，以土地换和平——解释一下，帝王把土地给外国这没什么，土地一样是他的私产，他有权力随意处置，爱给谁给谁，要不怎么说叫“私天下”呢。真把土地送了人，无非是觉得祖宗产业没守好，面子不大好看罢了。
那么，我们先把那些吃饱了撑的型的帝王剔除掉，单说理性型的帝王。我们都知道，理性人在判断一件事情该做还是不该做的时候，通常是一个权衡利害关系的思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比如，你是去考研还是参加工作，先买车还是先买房？帝王也是一样，权衡而后行，所作所为都是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如果我是帝王，我很喜欢外国新开发的一种游戏光碟，他们的开价是要我一半的国土。我权衡再三，觉得这太贵了，可又实在很喜欢那款游戏，然后讨价还价，用三分之一国土换来了这套游戏光碟。我很高兴，觉得很划算，对方也很高兴，也觉得很划算——交易的双方是自由交易。交易成功，都觉得很划算，这有什么不好吗？而且，即便从作为我私有财产的那三分之一国土上的人民来说，他们虽然被我用来交换了游戏光碟，可他们很快就在新帝王的统治下获得了更好的生活，这不更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情吗？往坏了说，即便这部分人民被新的统治者虐待，做牛做马，可这又碍不着我什么事，作为理性的人，我只要考虑到他们是不是会因为我的这种举措而造反，会对我不利，如果我觉得他们不会因此造反，或者，即便造反也折腾不出什么太大的动静，那我才不管他们呢。
——这就是作为一名理性人的一位帝王的合理选择，他需要把各方面因素都考虑清楚了，权衡利弊，从而追求利益最大化。如果这个帝王天性温和，后天又受到很多善良一面的影响，那还好些，如果他是个叛逆青年，追求随心所欲，脑筋又聪明到无论怎么胡作非为都不会触犯政权安全的底限，那岂不是太可怕了？
说了这么多，只是要先强调出这个“私天下”的概念，不要用我们现代的思维习惯去干扰对古代社会的理解，不要认为在私天下的时代有什么“主权不可侵犯”或者“领土问题是不能谈判的”等等等等，既然天下都是个人私产，那么帝王作为理性人，自然会追求利益最大化，虽然社会舆论和他的良知、性格等等因素都会影响到他的决策。所以，如果是帝王“卖国”，其性质就等同于我卖了自家的老宅子，无非是觉得没守住祖宗留下的产业，有点儿不好意思罢了；如果是开国君主卖国或亡国呢？——梁武帝就是南朝梁帝国的开国皇帝，他在晚年的时候就面临了亡国。梁武帝这时候说了一句话，非常耐人寻味，他说的是：“我打来的天下又从我手里失去了，也没什么好遗憾的。”看看，这就是私天下时代的典型帝王心态。帝王们卖国也好，亡国也罢，玩的都是自家产业，再由此说一句我们现代人，我们不过是在帝王们的老宅基上重打鼓另开张，我们自然会受这老宅基的历史河流和思想河流的影响，这里也是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有感情，但是，那些古代帝王们把自家的家业玩大了、玩小了，我们犯得上跟着瞎激动、瞎操心么？
话说回来，所以，到了私天下时代，孟子的民本思想就和帝王的财产私有权发生冲突了——我要是三天没擦我的电脑显示器，显示器就胆敢理直气壮地在我开机的时候不显示画面了？！这还了得！
有冲突？没关系，我们有调和，于是，民本的意思就开始变了，就变成了我前面说的那个“爱护私有财产”了。
这个时候，儒家以民本思想劝说帝王，一般就好比劝说农场主：“农场主啊，您得对您这些骡子和马什么的好一点儿。它们能好过点儿了，干活也就多了，您这片大产业也就慢慢能发达了。”要是农场主不理这一套呢，胡作非为，超越了底限，这下牛马终于受不了了，起来造反了，大猪带领一干牛马，高呼“等贵贱，均贫富”，和农场主展开了战斗。动物们最后取得了胜利，夺取了这片农场，想争取的平等也争取来了。只是，看过《动物农庄》的人都知道，动物们都赢得了平等，只是，猪比其他动物更平等。历史就是这样一茬又一茬的。
卖国、亡国全有理
接下去，孟子又有重要概念出炉了。
孟子说：“没有固定产业却还能保持坚定的道德观念，这只有士才做得到。至于普通老百姓，要是没有固定产业那也就谈不上什么坚定的道德观念了。人如果道德操守不牢靠了，那就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了。等这些人犯了罪，再去抓他们、关他们、惩治他们，这种做法，就等于设套儿等人钻啊！这是搞仁政的领导人做得出来的事么！”
这个观念，孟子反复在提。恒产和恒心的问题，孟子在这一篇里的用文字不够漂亮，叫什么“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是吧，话说得磕磕巴巴的，不过，孟子另外一篇里表达同样的意思的一句话却成了千古名言——“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这是漂亮话，置地有声，让人读一遍就能记住。
但这个观念呢，既不是孟子一个人所独有，也并非儒家所独有。往前来看，孟子在这一节里不是劈头就对齐宣王的那个关于齐桓公和晋文公的问题表示轻蔑么？可实际上，齐桓公的名臣管仲就说过这样的主张。管仲的话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也是被传诵千载的一句名言。儒家很看不起管仲这号角色，却在这个问题上有着很深的共识。
就这么一个道理，孟子说的话也漂亮，管仲说的话也漂亮，都是格言警句啊！是不是有小男生已经抓来小本本要赶紧抄起来啊？别急，中国历史上谈这个恒产和恒心问题的人多了去了，漂亮话也同样多了去了。“礼义生于富足，盗窃起于贫穷”，漂亮吧？“让生于有余，争起于不足”，也漂亮吧？要说我见过的最漂亮的，最有文学色彩的，是这么一句：“凶年饥岁，下民无畏耻之心；饱食暖衣，君子有怀刑之惧。”文字优雅，对仗工整，对偶句能写出这种水平，这个作者的时代肯定早不了。这个作者谁都知道，他其实距离我们很近，是进入白话文时代还能写得一笔漂亮古典诗词的俞平伯。但是，这句对仗也并不能说就是俞平伯的绝对原创，他是化用古人成句来而的，化用的是顾亭林的话：“君子有怀刑之惧，小人存耻格之风”，呵呵，那顾亭林就该拿原创版权了吗？也不是，我们往前一个大步就又跨回来了，从孟子头上都跨过去了，看到的是孔子的话“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以上所有这些话，说的大体都是一个问题，要想接着引还能引好多呢。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说明了古往今来悠悠岁月，这个恒产与恒心的问题，德与刑的问题，始终都是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大问题。这个问题乍一看就是一个民生问题，稍微往里看看，接着就是统治者权力合法性的问题。
这问题要从头慢慢来讲。
“没有固定产业却还能保持坚定的道德观念，这只有士才做得到”——什么人这么强，即便到了没家没业的困顿时候还能保持道德操守？这些牛人，就是“士”。
“士”是什么？
“士”可能每个中国人都接触过，就是中国象棋里摆在老将旁边的那两个棋子。
——别扔鸡蛋，我可一点儿都没胡说。
要真把“士”解释清楚了，又免不了长篇大论，所以我还是简短节说，挂一漏万。老将就是国君，可以是诸侯国的国君，也可以是周天子，老将的那个九宫格就是他的“国”，九宫格的边缘就是城墙——“国”不是我们现在的“国”的概念，大体来说就是一座城。士就住在城里，身份算是贵族，不过级别最低。士是有政治权利的，虽然平时都不是什么牛人，可大家要真都急眼了，甚至能威胁到国君的地位。我们看春秋时代诸侯打仗，去打仗的这些人就都是士，我们现在不是还说“士兵”吗！
打仗既是士的义务，也是士的权利。城里人才能当兵打仗，这是一种荣誉，乡下人是不能当兵的。平时呢，士就住在“国”里，就是城里，就像象棋里的士得待在九宫格里，待在老将旁边。这些城里人无论贫富，都是有身份的人，都有点儿架子得端着，都是很有尊严感的——我们现在的一些大城市里也能看到一些士的遗风，比如，一些城里人哪怕再穷，哪怕一直失业着，可在乡下人面前也很牛气，如果你提供了工作机会给他们而他们认为这工作有失去身份、跌面子，他们宁肯穷着也不会接受，当然，更不会因为穷就加入外地人的盗窃团伙什么的。他们通常也会一直守在九宫格里，不愿意去乡下生活。这就是士。当然了，高风亮节的那也是士。
这就好理解了吧，“没有固定产业却还能保持坚定的道德观念，这只有士才做得到”。那么在孟子的观念里，和士相对的就是民。这些“民”如果没有产业那可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了。
民是什么？
我们就简单说是老百姓好了，乡下人什么的。
有人注意到没有，我在前面这么长的篇幅里表达“老百姓”这种意思的时候通常不说“老百姓”，我用的词一般会是“人民群众”，因为在以前，所谓“百姓”其实都是贵族，不是我们现代语言里的“平民百姓”，所以，虽然我用“人民群众”不很准确，但我总觉得用“百姓”更不准确。但是，语言和概念的演变啊，真是让叙述者很为难，现在我就遇到问题了，如果我还说“人民群众”的话，就不容易分清“士”和“民”，如果再解释呢，又怕越解释越乱。我决定，干脆不考虑那么多了，遇到非解释不可的地方再来解释好了。
“民”是哪些人？简单说，在当时的语境下，就是乡下人。
孟子认为，乡下人如果没有了产业，就会沦为流氓无产者，他们没有什么道德底限，为了肚皮可以做出任何事来。孟子为这两句话可没少在后来担罪名，诸如“美化封建贵族”，“侮蔑劳动人民”等等，我们不用拍脑门儿都想得出。可我们就算退一万步说，冉阿让是不是一个大好人？冉阿让有没有道德底限？冉阿让偷东西算不算罪过？冉阿让有没有到影响社会稳定？
孟子接下来推论，冉阿让当然影响到社会稳定了，那沙威去抓冉阿让合不合法呢？当然合法。但是，谁才该为冉阿让偷东西负责？谁才该为冉阿让危害社会稳定负责？谁才该为冉阿让被抓坐牢负责？谁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是统治者。是统治者设了套儿等冉阿让钻，是统治者挖了坑等冉阿让跳。
孟子继续推论：如果政治清明，让冉阿让有饭吃、有衣服穿、有房子住、有固定职业和稳定收入，这样的话，冉阿让还会去偷东西么？冉阿让还会去危害社会稳定么？
紧接着，孟子又来了在梁惠王面前就兜售过的那老一套了：“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什么的，车轱辘话来回说，我就不翻译了。
孟子这话先是提出了有恒产才能有恒心这样一个大前提，在这个前提之下来做论证，如果我们继续往下论证的话——如果统治者做不到政治清明，不让冉阿让有饭吃、有衣服穿、有房子住、有固定职业和稳定收入，这样的话，如果冉阿让去偷东西，去危害社会稳定，那么统治机构去逮捕冉阿让就没有合法性了，就是非正义的了。那么再往下推论的话——如果统治者的行为不具备合法性，不具备正义性，那人民群众是不是还有服从的义务呢？孟子虽然没写出一本《论公民的不服从》来，不过他确实早就讨论过这个问题了。
孟子的答案是：有权不服从，甚至可以造反！对于这一层意思，孟子现在的话还只是个引子，他在后文中还会一步步地一再坚定地指出：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观点非常犀利。
一般来说，什么样的土壤产生什么样的思想，很难想像在大一统的私天下时代会产生孟子如此凌厉的洞见。而孟子的这个时代已经在向私天下转型，这也是一个使他处处碰壁的重要原因。
我们前面提过，春秋时代的诸侯国里，大体上是一种贵族民主专政，君权受到很大的限制，周天子也是如此，周厉王就是因为胡作非为而被“城里人”给哄出去了。这种民主传统的源头来自原始部落的社会遗风，孟子不是“言必称尧舜”么，尧舜禹时代的政治结构就是这种部落民主制度。一般来说，尧舜禹并不是君主，而是部落联盟的首领，遇到大事不是能够像后世君主那样“乾纲独断”的，而是要召开酋长大会，首领的推举这种“大事”也是由酋长大会来决定的。那么，所谓“禅让”到底是怎么回事？真像后来传说的那样是尧舜道德品质特别高尚，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没有一点儿私心？
没那回事！
当时，部落联盟的首领是既有一个正职，还有一个副职：尧是正职，舜是副职，这种关系有些像美国的总统和副总统（我们先自豪一回：美国总统和副总统这种制度设计我们中国早在原始社会就已经有了！），当正职出缺的时候，就由副职来接任，同时再选出一名新的副职。这就是说，当尧下台之后，按规矩就是舜来接班，而酋长议会同时又选出了禹来作为新的副职，这样，原本尧正舜副的二人组合就变成了舜正禹副。这就是说，在这种制度实行的早期，正总统的权力并不很大，即便他想擅自改变这种传统制度，把总统的位子传给自己的儿子而不是由副总统接任，他也根本没有能力做到——酋长议会能不能认同，这很重要。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总统的权力越来越大了。人都是有私心的，权力又是最有效的腐蚀剂，在禹接班成为总统之后，新选的副总统是个叫益的家伙，禹对益到底存了什么心，我们没证据来做指控，反正事情的结果是：禹要下台的时候，益被酋长议会认为资历太浅，功劳也不大，反正大家伙心里谁也没把益这小子当棵葱，而禹的儿子启却是个好样的，美名传四海，深得人心。所以启一接班，虽然大家觉得不合规矩，但也没什么意见，谁让启是个好孩子呢！可是，从此，总统的职位就再没别人家孩子的份儿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即便有再好的人，也不能因为他而破坏一个好的制度。
这个故事再联系起后面的历史，还会展示给我们一个政治制度的演变规律：原始部落民主政治——贵族政治——寡头政治——集权政治。呵呵，能掌权的人越来越少，权力越来越集中，这有点儿像丁春秋的星宿派炼毒虫似的，一大群毒虫在罐子里互相咬，越咬数量越少，最后只剩下一个了。我们的先哲们不大研究这个问题，时代差不多的亚理士多德倒是描述过可能的三个政治制度及其风险，值得拿来看看。亚老师说：独裁政治，这最怕独裁皇帝私心太重；贵族政治，这最怕变成寡头政治；民主政治，这最怕变成暴民政治。孟子所在的时代，贵族政治变寡头都已经变得差不多了，我们一开始讲梁惠王讲到的“三家分晋”就属于寡头们连寡头都不满足做了，要做寡人了。这个时候啊，也可以说是时代开始呼唤专制了。
那么，上面关于尧舜禹这一大段话我说的对不对呢，也不一定就对，我只能说，现有的史料大致能告诉我们这些。但这么久远的事情，这么贫乏的史料，是不是有很高的可信度，或许也未必。了解一件事，了解一个人，要了解全貌才能有所评判，更何况是那么复杂的历史。有时我会想，如果几百年后的历史家看到我们五十年代的图书报纸，全国各地的资料都证实了我们在这个时期已经“亩产万斤粮”了，他们会不会相信呢？尤其是，当时间久远，其他佐证遭到毁坏之后？
话说回来，从部落民主传统到贵族民主传统，到了孟子的时代，虽然社会在往私天下转型，但君权还不像后来的那个样子。民主传统意味着：你作为国家的执政长官，所作所为是要对很多人负责的。
但是，时代毕竟变了，君权越来越大了，孟子这个时候，能够制约君主行为的主要已经不是国内的政治势力，而是国际社会的竞争。如果不存在这种竞争的话，君主们大可以胡作非为，只要能够保障好社会的安定底限就可以了，但因为国际竞争的强烈存在逼得他们不得不富国强兵，只有这样，才能求生存，求发展。关于这一个意思，孟子后面还会有精彩论述。
如果我们抛开现实层面的约束，看看孟子的逻辑：不与民为善的政令是可以不服从的，进而，不与民为善的政府是可以不服从的。也就是说：你把我当人，我就也把你当人；你要不把我当人，那我也不把你当人。
然后，到了后世，孟子的这种民本思想就变了味道了，就变成了“爱护私有财产”的意思。
是不是有人会说了：“你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啊？”
别急，我这么说是有道理的。
在纯粹私天下的时代，无论土地还是人民，都是属于帝王所有的，换句话说，都是帝王的私有财产。帝王们不是说什么“朕富有四海”，或者“朕富有天下”之类的话么，那意思是很明显的，版图之内的所有东西都是我的！当然，这是包括人口的。
既然“朕富有四海”了，那下一个问题就来了：私有财产是可以被所有人自由处置的。举个例子：老子今天不高兴了，把家里的电视给砸了，把冰箱也给砸了，你在旁边看着，见我这么糟蹋东西觉得心疼，但是，你管不着，这都是我家的东西，我爱砸就砸，我乐意！
同理，对于帝王，这些老百姓都是我家的东西，我爱打就打，爱骂就骂，爱杀就杀，爱怎么着就怎么着，我就是吃饱了撑的杀几个人乐乐，呵呵，没理由，老子高兴！我也可以把几千名美女打包送给邻国，换人家一匹宝马，也可以把一片地盘送给外国，换来人家短期内不再欺负我，以土地换和平——解释一下，帝王把土地给外国这没什么，土地一样是他的私产，他有权力随意处置，爱给谁给谁，要不怎么说叫“私天下”呢。真把土地送了人，无非是觉得祖宗产业没守好，面子不大好看罢了。
那么，我们先把那些吃饱了撑的型的帝王剔除掉，单说理性型的帝王。我们都知道，理性人在判断一件事情该做还是不该做的时候，通常是一个权衡利害关系的思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比如，你是去考研还是参加工作，先买车还是先买房？帝王也是一样，权衡而后行，所作所为都是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如果我是帝王，我很喜欢外国新开发的一种游戏光碟，他们的开价是要我一半的国土。我权衡再三，觉得这太贵了，可又实在很喜欢那款游戏，然后讨价还价，用三分之一国土换来了这套游戏光碟。我很高兴，觉得很划算，对方也很高兴，也觉得很划算——交易的双方是自由交易。交易成功，都觉得很划算，这有什么不好吗？而且，即便从作为我私有财产的那三分之一国土上的人民来说，他们虽然被我用来交换了游戏光碟，可他们很快就在新帝王的统治下获得了更好的生活，这不更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情吗？往坏了说，即便这部分人民被新的统治者虐待，做牛做马，可这又碍不着我什么事，作为理性的人，我只要考虑到他们是不是会因为我的这种举措而造反，会对我不利，如果我觉得他们不会因此造反，或者，即便造反也折腾不出什么太大的动静，那我才不管他们呢。
——这就是作为一名理性人的一位帝王的合理选择，他需要把各方面因素都考虑清楚了，权衡利弊，从而追求利益最大化。如果这个帝王天性温和，后天又受到很多善良一面的影响，那还好些，如果他是个叛逆青年，追求随心所欲，脑筋又聪明到无论怎么胡作非为都不会触犯政权安全的底限，那岂不是太可怕了？
说了这么多，只是要先强调出这个“私天下”的概念，不要用我们现代的思维习惯去干扰对古代社会的理解，不要认为在私天下的时代有什么“主权不可侵犯”或者“领土问题是不能谈判的”等等等等，既然天下都是个人私产，那么帝王作为理性人，自然会追求利益最大化，虽然社会舆论和他的良知、性格等等因素都会影响到他的决策。所以，如果是帝王“卖国”，其性质就等同于我卖了自家的老宅子，无非是觉得没守住祖宗留下的产业，有点儿不好意思罢了；如果是开国君主卖国或亡国呢？——梁武帝就是南朝梁帝国的开国皇帝，他在晚年的时候就面临了亡国。梁武帝这时候说了一句话，非常耐人寻味，他说的是：“我打来的天下又从我手里失去了，也没什么好遗憾的。”看看，这就是私天下时代的典型帝王心态。帝王们卖国也好，亡国也罢，玩的都是自家产业，再由此说一句我们现代人，我们不过是在帝王们的老宅基上重打鼓另开张，我们自然会受这老宅基的历史河流和思想河流的影响，这里也是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有感情，但是，那些古代帝王们把自家的家业玩大了、玩小了，我们犯得上跟着瞎激动、瞎操心么？
话说回来，所以，到了私天下时代，孟子的民本思想就和帝王的财产私有权发生冲突了——我要是三天没擦我的电脑显示器，显示器就胆敢理直气壮地在我开机的时候不显示画面了？！这还了得！
有冲突？没关系，我们有调和，于是，民本的意思就开始变了，就变成了我前面说的那个“爱护私有财产”了。
这个时候，儒家以民本思想劝说帝王，一般就好比劝说农场主：“农场主啊，您得对您这些骡子和马什么的好一点儿。它们能好过点儿了，干活也就多了，您这片大产业也就慢慢能发达了。”要是农场主不理这一套呢，胡作非为，超越了底限，这下牛马终于受不了了，起来造反了，大猪带领一干牛马，高呼“等贵贱，均贫富”，和农场主展开了战斗。动物们最后取得了胜利，夺取了这片农场，想争取的平等也争取来了。只是，看过《动物农庄》的人都知道，动物们都赢得了平等，只是，猪比其他动物更平等。历史就是这样一茬又一茬的。
亲娘、后娘、别人的娘，有奶就是娘
孟子这里一分析“士”与“民”的区别，这是让统治者很发毛的。孟子的这个道理对不对？不论你是接受它，还是由衷地厌恶它，但历史上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对不少老百姓来说，管你正统不正统呢，管你是姓赵还是姓朱呢，管你是汉族还是外族呢，管你是耍阴谋还是玩手腕呢，只要能让我们过上舒坦日子，那就够了。这道理用好听的话说呢，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真的也好，假的也好，就算用骗把老百姓都给骗舒服了，就有机会坐得了大位子；用不好听的话说呢，就是“有奶就是娘”，对上边的人来说，你想发达，那就得想办法让大家有奶喝，对下边的人来说，我不管你上边坐的是谁，只要给我奶喝，我就不给你捣乱。
进一步说，就是没奶的亲娘不如有奶的后娘，没奶的后娘不如有奶的别人的娘。孟子后面还会透露：只要有奶，就算外国娘，那也是娘！
可是，“有奶就是娘”还有什么“认贼作父”这种事不是最可耻的么？孟子说了，可耻不可耻，这是“士”才有的念头，你要拿这个道理去跟“民”说，没人尿你这壶！
孟子的这番道理提醒了两千年来的众多政治家和野心家，使他们明白：要想争天下，在各种手段当中有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夺民心，而要想夺民心，就得奶水足。上面讲过的田齐篡姜齐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要说孟子以后的野心家玩这手的，我举一个人做例子。这个人很可能没读过《孟子》，但“英雄所见略同”总是有的。
这个问题，要是拿汉人说事，总觉得力度不够，所以我请来的这位英雄并非汉人，算来该是契丹人。他就是辽人中的雄鹰——耶律阿保机。
提起辽国，很多人都没好印象，这主要是被评书里的《杨家将》给闹的。《杨家将》是汉人立场，是宋朝立场，可如果我们是辽国人，像大元帅韩昌韩延寿什么的可就成了大英雄了，我们要听评书艺人讲“金沙滩”这段书，肯定全场喊好，心里觉得这一个爽！——当时那个社会，能给自己的国家民族开疆拓土的可都是大英雄啊。（韩昌的历史原型其实是个为辽国工作的汉人，但在辽国的地位绝对不比评书里低。）
大战杨家将的这些位英雄，他们的老祖宗就是我现在要谈的这位耶律阿保机。耶律阿保机早年生活的时代，契丹还是部落联盟的贵族民主政体，耶律阿保机是一支失势贵族之后。
如果不是后代人吹捧老祖宗的话，耶律阿保机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很有些不凡之相了，他的身材、胸襟、武功、胆略、智谋和领导天才都像极了他的一个契丹老乡，而他这位契丹老乡我一提肯定谁都熟悉——他就是曾做过丐帮帮主，一手降龙十八掌威震武林，江湖人称“南慕容，北乔峰”里和“南慕容”齐名的乔峰乔大侠，后来他恢复萧姓，叫做萧峰。这大家就好理解了，萧峰什么样，耶律阿保机差不多也就什么样。为什么还说“差不多”呢，我们得把萧峰的赤诚忠信拿掉，换成他老爸的狡诈心计，那就是百分之百的耶律阿保机了。
看看，是个强人不是？
是强人就要夺权，这是条颠扑不破的真理，耶律阿保机不是华盛顿。强人耶律阿保机坐了部落联盟的首领的位子，越坐瘾越大，越坐就越不想下来，可按规矩呢，任期一满就得进行换届选举，但这时候的耶律阿保机，就算两条腿想站起来挪挪窝，可屁股却说什么也不干！
听大家的还是听自己屁股的，这是个问题。
下面发生的事情后人有不同的记载，我这里姑谈其一。
传统的力量往往是强大的，社会体制的惯性也往往是巨大的，所以，改革从来都不是容易搞的，想把民主传统改成独裁，现在有难度。耶律阿保机这时候一看，大家伙儿有拿撬棍的，有拽椅子腿儿的，还有挠自己胳肢窝让自己绷不住劲的，怎么办？
有办法！
就在众目睽睽之下，耶律阿保机那沉甸甸的试图挑战民主传统的屁股竟然主动从座位上起来了！
耶律阿保机对大家说：“各位老大，我费了好大劲可算把屁股说服了，各位也体谅体谅我的不易，我跟大家商量商量。”
大家伙儿一听，嗯，也是个理，行，有商量。
耶律阿保机说：“我这些年为咱们的大联盟立功无数，有不少汉人可都是我抢来的，我想下台以后自己弄点儿人单挑一摊，把汉人撮撮堆儿，建设汉城，各位以为如何？”
有人回答说：“你的想法倒不坏，可是，你要想统治汉城，先得问问人家韩国人答不答应吧？”
耶律阿保机气结：“我说的汉城不是韩国汉城，等韩国人真把汉城改称‘首尔’了大家就不会有这个误会了。”
大家这才明白，原来这个主意不会引发国际纠纷，那就同意好了。
于是，耶律阿保机带着这些年来掠夺来的大量汉人开始建设汉城。汉城是个好地方，又产盐，又产铁，大家要知道，古代社会里盐和铁的地位就相当于现代的石油，耶律阿保机拥有了汉城，就等于统治了中东。不仅如此，耶律阿保机又玩了个花活，他完全按照汉人的城乡规划来建设汉城，所以，当汉城建设好了之后，看上去就和中原城市一样。大家想想，这些被从家乡掠夺到北方异族的汉人们此时此刻该是一种什么感觉？这就等于在美国做牛做马修铁路的华工进了唐人街了。看看，唐人街的历史起码能追溯到耶律阿保机的时代。
和早期的美国人不同，耶律阿保机很给唐人街好政策，让汉人们在这里生活起来就像在中原家乡生活一样。这些汉人可美了，本来都是被异族抢来的，做牛做马来的，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也完全变了，受不了啊，可这一有了唐人街，大家又有地种、又有饭吃了，街坊邻居还都是汉人，恢复以前的生活习惯了，早点不用啃羊骨头了，有豆浆油条了，老北京又喝上了豆汁儿，老四川又吃上了担担面（这我是太夸张了，不过就是这么个意思），这就导致了一个重要的结果——不想家了！
这时候你要是能去唐人街和各位父老乡亲聊聊天，肯定有不少人会感动地说：“没有耶律老爷，就没有我们的新生活。”
还会有人说：“耶律老爷啊，我亲爱的妈妈！”
为什么他会管耶律老爷叫妈妈呢，很简单，耶律老爷给他奶喝了。
耕有田，穿有衣，汉城出了个阿保机。那么，如果有谁读了这段历史，批评这些汉人老百姓是汉奸，甘心做异族的顺民，这是不是有些苛刻呢？
有人一定觉得这事有些古怪，是呀，耶律阿保机本来抢汉人，奴役汉人，怎么突然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呢？他怎么不大理会自己的族人了？怎么一心为汉人做贡献了？是良心发现了？是致力于世界和平去了？
什么东西引力最大？
地心引力？恒星引力？黑洞引力？
都不是，是至高权力宝座对强人屁股的引力。
耶律阿保机在汉城的一切努力都是在为自己的屁股努力。有句谚语叫“从哪儿跌倒的，从哪儿站起来”，对于耶律阿保机的屁股来说，这句谚语应该改成“从哪儿起来的，还得从哪儿坐回去”！
耶律阿保机为什么这几年疏离了本族人？因为他知道，要想让屁股满意，就得破坏传统体制，然而，本族人都陷在传统体制的惯性之内，要靠他们来帮助自己破坏旧体制，难度超级大。那要靠谁？靠外人。靠哪些外人最可行？靠汉人。汉人凭什么会帮自己？就凭自己能给他们奶吃！
于是，在汉城的苦心经营，终于赢得了汉人的归心，耶律阿保机知道，这个时候，汉人已经可以为我所用了。多年来处心积虑的耶律阿保机终于向贵族民主制的传统发起挑战了。
耶律阿保机派出人手，通报各部落首领，说：“你们吃的盐，都是我这里出产的，这些年来我供应了大家这么多好吃的盐，可连个谢字都听不到。耶律叔生气了，后果很严重！做人要厚道，都知道看帖要回帖，可你们吃了我的盐了，难道就不该回我一桌酒宴吗？”
各部落的头头脑脑们接到耶律阿保机的传话，互相一商量，有人问了：“看帖还得回帖，有这回事么？你们几位都回帖么？”
有人搭腔：“倒是听人说过什么‘看帖不回帖，天天流鼻血’，所以我一般是回帖的。”
“靠，这么恶毒！”
又有人说：“还有更恶毒的呢。我看论坛上总有人发什么壁虎之类的恶心故事，最后说什么不回帖就要倒大霉，我胆小，所以我都会回帖。”
大家一合计，既然看帖得回帖，那吃了人家好几年的盐，过去给人家摆桌酒席道道谢也是应该的。
于是，各部落的大佬二佬们全都带着好吃好喝去找耶律阿保机了。在盛大的宴会上，大家吃肉喝酒，不亦乐乎。都喝到醉醺醺的时候，坏了，一群汉人手持利器冲了进来，一顿砍瓜切菜，大佬二佬们顷刻之间全都玩儿完。据说，一位大佬在临死前还拉着自己儿子的手，语重心长、痛心疾首地说：“孩儿呀，你老爸不行了，你要能活着出去，千万记住老爸一句话！”
孩子也浑身是血，气喘吁吁地说：“老爸，您就说吧，孩儿一定牢记在心。”
大佬使劲喘了口气，用尽最后的气力说：“孩儿呀，你千万要记住，看帖回帖虽然应该，可你要见了那种拿狠话挤兑人回帖的帖子，可千万不能回啊！”话音才落，大佬往后一倒，气绝身亡，两只眼睛还大大地睁着，死不瞑目啊。
就这样，耶律阿保机杀光了各部落的头头脑脑，屁股终于如愿以偿了。从此，传统民主体制遭到彻底破坏，耶律阿保机成为辽政权的开创者。前文不是讲过在朱元璋之前还有拿“大”字开头的非汉人政权么，就是耶律阿保机的“大辽”。而严格说，“大辽”还不是第一个“大”，耶律阿保机建国本来国号是契丹，后来改为辽，后来又改为大契丹，后来又改为大辽，看来连改国号这种事都会有人上瘾。
关于孟子的这个民心问题，中国历史上可看的例子的太多，我为什么单单拿出耶律阿保机建设汉城的例子呢，因为这个例子不仅涉及到两个政权，而且涉及到两个民族，说服力更强。而且，这段既是举例，也是一个伏笔，伏的是什么，后文马上就会出现。
孟子这里一分析“士”与“民”的区别，这是让统治者很发毛的。孟子的这个道理对不对？不论你是接受它，还是由衷地厌恶它，但历史上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对不少老百姓来说，管你正统不正统呢，管你是姓赵还是姓朱呢，管你是汉族还是外族呢，管你是耍阴谋还是玩手腕呢，只要能让我们过上舒坦日子，那就够了。这道理用好听的话说呢，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真的也好，假的也好，就算用骗把老百姓都给骗舒服了，就有机会坐得了大位子；用不好听的话说呢，就是“有奶就是娘”，对上边的人来说，你想发达，那就得想办法让大家有奶喝，对下边的人来说，我不管你上边坐的是谁，只要给我奶喝，我就不给你捣乱。
进一步说，就是没奶的亲娘不如有奶的后娘，没奶的后娘不如有奶的别人的娘。孟子后面还会透露：只要有奶，就算外国娘，那也是娘！
可是，“有奶就是娘”还有什么“认贼作父”这种事不是最可耻的么？孟子说了，可耻不可耻，这是“士”才有的念头，你要拿这个道理去跟“民”说，没人尿你这壶！
孟子的这番道理提醒了两千年来的众多政治家和野心家，使他们明白：要想争天下，在各种手段当中有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夺民心，而要想夺民心，就得奶水足。上面讲过的田齐篡姜齐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要说孟子以后的野心家玩这手的，我举一个人做例子。这个人很可能没读过《孟子》，但“英雄所见略同”总是有的。
这个问题，要是拿汉人说事，总觉得力度不够，所以我请来的这位英雄并非汉人，算来该是契丹人。他就是辽人中的雄鹰——耶律阿保机。
提起辽国，很多人都没好印象，这主要是被评书里的《杨家将》给闹的。《杨家将》是汉人立场，是宋朝立场，可如果我们是辽国人，像大元帅韩昌韩延寿什么的可就成了大英雄了，我们要听评书艺人讲“金沙滩”这段书，肯定全场喊好，心里觉得这一个爽！——当时那个社会，能给自己的国家民族开疆拓土的可都是大英雄啊。（韩昌的历史原型其实是个为辽国工作的汉人，但在辽国的地位绝对不比评书里低。）
大战杨家将的这些位英雄，他们的老祖宗就是我现在要谈的这位耶律阿保机。耶律阿保机早年生活的时代，契丹还是部落联盟的贵族民主政体，耶律阿保机是一支失势贵族之后。
如果不是后代人吹捧老祖宗的话，耶律阿保机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很有些不凡之相了，他的身材、胸襟、武功、胆略、智谋和领导天才都像极了他的一个契丹老乡，而他这位契丹老乡我一提肯定谁都熟悉——他就是曾做过丐帮帮主，一手降龙十八掌威震武林，江湖人称“南慕容，北乔峰”里和“南慕容”齐名的乔峰乔大侠，后来他恢复萧姓，叫做萧峰。这大家就好理解了，萧峰什么样，耶律阿保机差不多也就什么样。为什么还说“差不多”呢，我们得把萧峰的赤诚忠信拿掉，换成他老爸的狡诈心计，那就是百分之百的耶律阿保机了。
看看，是个强人不是？
是强人就要夺权，这是条颠扑不破的真理，耶律阿保机不是华盛顿。强人耶律阿保机坐了部落联盟的首领的位子，越坐瘾越大，越坐就越不想下来，可按规矩呢，任期一满就得进行换届选举，但这时候的耶律阿保机，就算两条腿想站起来挪挪窝，可屁股却说什么也不干！
听大家的还是听自己屁股的，这是个问题。
下面发生的事情后人有不同的记载，我这里姑谈其一。
传统的力量往往是强大的，社会体制的惯性也往往是巨大的，所以，改革从来都不是容易搞的，想把民主传统改成独裁，现在有难度。耶律阿保机这时候一看，大家伙儿有拿撬棍的，有拽椅子腿儿的，还有挠自己胳肢窝让自己绷不住劲的，怎么办？
有办法！
就在众目睽睽之下，耶律阿保机那沉甸甸的试图挑战民主传统的屁股竟然主动从座位上起来了！
耶律阿保机对大家说：“各位老大，我费了好大劲可算把屁股说服了，各位也体谅体谅我的不易，我跟大家商量商量。”
大家伙儿一听，嗯，也是个理，行，有商量。
耶律阿保机说：“我这些年为咱们的大联盟立功无数，有不少汉人可都是我抢来的，我想下台以后自己弄点儿人单挑一摊，把汉人撮撮堆儿，建设汉城，各位以为如何？”
有人回答说：“你的想法倒不坏，可是，你要想统治汉城，先得问问人家韩国人答不答应吧？”
耶律阿保机气结：“我说的汉城不是韩国汉城，等韩国人真把汉城改称‘首尔’了大家就不会有这个误会了。”
大家这才明白，原来这个主意不会引发国际纠纷，那就同意好了。
于是，耶律阿保机带着这些年来掠夺来的大量汉人开始建设汉城。汉城是个好地方，又产盐，又产铁，大家要知道，古代社会里盐和铁的地位就相当于现代的石油，耶律阿保机拥有了汉城，就等于统治了中东。不仅如此，耶律阿保机又玩了个花活，他完全按照汉人的城乡规划来建设汉城，所以，当汉城建设好了之后，看上去就和中原城市一样。大家想想，这些被从家乡掠夺到北方异族的汉人们此时此刻该是一种什么感觉？这就等于在美国做牛做马修铁路的华工进了唐人街了。看看，唐人街的历史起码能追溯到耶律阿保机的时代。
和早期的美国人不同，耶律阿保机很给唐人街好政策，让汉人们在这里生活起来就像在中原家乡生活一样。这些汉人可美了，本来都是被异族抢来的，做牛做马来的，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也完全变了，受不了啊，可这一有了唐人街，大家又有地种、又有饭吃了，街坊邻居还都是汉人，恢复以前的生活习惯了，早点不用啃羊骨头了，有豆浆油条了，老北京又喝上了豆汁儿，老四川又吃上了担担面（这我是太夸张了，不过就是这么个意思），这就导致了一个重要的结果——不想家了！
这时候你要是能去唐人街和各位父老乡亲聊聊天，肯定有不少人会感动地说：“没有耶律老爷，就没有我们的新生活。”
还会有人说：“耶律老爷啊，我亲爱的妈妈！”
为什么他会管耶律老爷叫妈妈呢，很简单，耶律老爷给他奶喝了。
耕有田，穿有衣，汉城出了个阿保机。那么，如果有谁读了这段历史，批评这些汉人老百姓是汉奸，甘心做异族的顺民，这是不是有些苛刻呢？
有人一定觉得这事有些古怪，是呀，耶律阿保机本来抢汉人，奴役汉人，怎么突然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呢？他怎么不大理会自己的族人了？怎么一心为汉人做贡献了？是良心发现了？是致力于世界和平去了？
什么东西引力最大？
地心引力？恒星引力？黑洞引力？
都不是，是至高权力宝座对强人屁股的引力。
耶律阿保机在汉城的一切努力都是在为自己的屁股努力。有句谚语叫“从哪儿跌倒的，从哪儿站起来”，对于耶律阿保机的屁股来说，这句谚语应该改成“从哪儿起来的，还得从哪儿坐回去”！
耶律阿保机为什么这几年疏离了本族人？因为他知道，要想让屁股满意，就得破坏传统体制，然而，本族人都陷在传统体制的惯性之内，要靠他们来帮助自己破坏旧体制，难度超级大。那要靠谁？靠外人。靠哪些外人最可行？靠汉人。汉人凭什么会帮自己？就凭自己能给他们奶吃！
于是，在汉城的苦心经营，终于赢得了汉人的归心，耶律阿保机知道，这个时候，汉人已经可以为我所用了。多年来处心积虑的耶律阿保机终于向贵族民主制的传统发起挑战了。
耶律阿保机派出人手，通报各部落首领，说：“你们吃的盐，都是我这里出产的，这些年来我供应了大家这么多好吃的盐，可连个谢字都听不到。耶律叔生气了，后果很严重！做人要厚道，都知道看帖要回帖，可你们吃了我的盐了，难道就不该回我一桌酒宴吗？”
各部落的头头脑脑们接到耶律阿保机的传话，互相一商量，有人问了：“看帖还得回帖，有这回事么？你们几位都回帖么？”
有人搭腔：“倒是听人说过什么‘看帖不回帖，天天流鼻血’，所以我一般是回帖的。”
“靠，这么恶毒！”
又有人说：“还有更恶毒的呢。我看论坛上总有人发什么壁虎之类的恶心故事，最后说什么不回帖就要倒大霉，我胆小，所以我都会回帖。”
大家一合计，既然看帖得回帖，那吃了人家好几年的盐，过去给人家摆桌酒席道道谢也是应该的。
于是，各部落的大佬二佬们全都带着好吃好喝去找耶律阿保机了。在盛大的宴会上，大家吃肉喝酒，不亦乐乎。都喝到醉醺醺的时候，坏了，一群汉人手持利器冲了进来，一顿砍瓜切菜，大佬二佬们顷刻之间全都玩儿完。据说，一位大佬在临死前还拉着自己儿子的手，语重心长、痛心疾首地说：“孩儿呀，你老爸不行了，你要能活着出去，千万记住老爸一句话！”
孩子也浑身是血，气喘吁吁地说：“老爸，您就说吧，孩儿一定牢记在心。”
大佬使劲喘了口气，用尽最后的气力说：“孩儿呀，你千万要记住，看帖回帖虽然应该，可你要见了那种拿狠话挤兑人回帖的帖子，可千万不能回啊！”话音才落，大佬往后一倒，气绝身亡，两只眼睛还大大地睁着，死不瞑目啊。
就这样，耶律阿保机杀光了各部落的头头脑脑，屁股终于如愿以偿了。从此，传统民主体制遭到彻底破坏，耶律阿保机成为辽政权的开创者。前文不是讲过在朱元璋之前还有拿“大”字开头的非汉人政权么，就是耶律阿保机的“大辽”。而严格说，“大辽”还不是第一个“大”，耶律阿保机建国本来国号是契丹，后来改为辽，后来又改为大契丹，后来又改为大辽，看来连改国号这种事都会有人上瘾。
关于孟子的这个民心问题，中国历史上可看的例子的太多，我为什么单单拿出耶律阿保机建设汉城的例子呢，因为这个例子不仅涉及到两个政权，而且涉及到两个民族，说服力更强。而且，这段既是举例，也是一个伏笔，伏的是什么，后文马上就会出现。
[今天往狠了发]
有奶就是娘，有枪也是娘，有奶有枪更是娘
上面提到耶律阿保机这个例子，似乎说明民心可用，给奶就行，虽然权谋得很，却大略验证了孟子仁政王天下的说法。那么，孟子说的既然在理，为什么当时没什么人听他这个理呢？问题在于，有奶就是娘，这只是事情的一面，事情还有另一面，那就是“有枪也是娘”，枪和奶不可偏废。其实这个道理，现代人都明白得很，无非就是胡萝卜加大棒而已。那么，要想“王天下”怎么个王法？道理很简单：枪要狠，奶要足，战略战术不含糊。
用孟子的话说就是：“啷里个啷，啷里个啷，啷里个啷里个啷里个啷。抢腰恨，奶腰组，沾撩沾书八酣虎。”
我该举例子了：满清入关。
扬州十日狠不狠？狠！
嘉定三屠狠不狠？狠！
文字狱狠不狠？狠！
但是，康乾盛世奶水足不足？
这段历史，我要具体讲例子呢，呵呵，很现成，以前写过一篇文章，正好拷贝粘贴拿来抖搂抖搂。但是，非常不好意思，这篇文章写得比较严肃。可是呢，咱们也该严肃一回了，因为这个话题实在是很沉重的啊！好，拷贝粘贴开始——
扬州，有过繁华的一面，在张祜“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的诗句里；有过奢靡的一面；在杜牧“骏马宜闲出，千金好暗游”的诗句里；有过狂放的一面，在欧阳修“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的词句里。一千多年过去，这座“淮左名都”又是新一番的升平场面。瘦西湖里，当真修建起了一座“二十四桥”，桥头的石刻上，记述着桥的栏杆数量以及各处的尺寸，都暗合于“二十四”的章法，想来月明之夜、玉人吹箫的排场还在扬州人的怀念之中。
人们想见扬州的华贵，早些的记载可见于五世纪刘宋时期的文人鲍照。鲍照在他的名文《芜城赋》当中，追想汉代以来的扬州（旧称广陵，治所和今天稍有不同），车水马龙、摩肩接踵、歌吹沸天。然而，鲍照当时眼中真实的扬州则是一片废墟，刚刚经历过竟陵王刘诞与宋孝武帝长达七十天的战争，成为一座荒城，而刘宋王朝也正一步步向覆灭的悬崖走去。
城市的生命力总是难以想像的旺盛，及至隋朝开国之后，扬州再次繁荣起来，隋炀帝在扬州营造的迷楼几乎是中国历史上惟一能够与秦始皇的阿房宫和宋徽宗的艮岳并称的巨型离宫建筑群，富甲天下的扬州是隋炀帝这位荒淫的君王最为钟爱的城市，大运河上锦帆千尺，琼花观里琼花万朵，直非人间景像。但奢华的背后往往埋藏着祸根，隋炀帝也正是在这里被亲密的禁军统领宇文化及缢杀，尸体被葬在城北十里风景如画的雷塘，隋王朝于是土崩瓦解。
朝代更迭，扬州在唐代再度复苏，与广州、泉州并列为三大港口城市，风气开化，酒醇香暖，正是杜牧笔下的扬州胜景，徐凝“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的诗句更是唐代扬州的最佳写照。但好景依然不长，到了黄巢起义之后，混战连绵，战火也波及扬州，一座美丽的城市再次沦为人间地狱：孙儒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历数对手的种种罄竹难书的罪恶，而他自己，为取得战争的胜利，竟然纵起大火，把偌大扬州城烧为瓦砾，更有甚者，率军驱赶扬州的青壮男子与女子渡江，老弱者则被屠杀以充军粮，人相食的惨剧就在中国大地上既非空前也非绝后地上演着。
朝代再次更迭，宋代的扬州刚刚有了新的复苏，却在1129年和1161年两次被金兵攻破，使词人姜白石留下了“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的黍离之悲，一阕《扬州慢》千古传为名篇。而无人怀疑的是，扬州城还会如以往一般再次繁华起来。
人们想见扬州的华贵，最近的历史当属清代乾嘉年间，那个时候，扬州因为变成了一座盐商的城市而空前地富庶起来，城市风情，沈复曾在《浮生六记》当中不惜笔墨地做过绚烂的描绘。那时的扬州百姓，经历着中国历史上三大盛世之一的“康乾盛世”，把家乡城郭经营得远盛于唐人诗句中的灿烂。这段时间，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谓是扬州历史上的一个鼎盛时期，然而，这一时期的出现却也带给了人们一些难以解答的疑问。
时间再向前追溯一百余年，1645年5月（按清历是顺治二年，按南明历则是弘光年初）的一段插曲，也许被扬州人过快地忘记了。
那是晚明时节，崇祯朝刚刚结束，确切地说，是南明弘光年间，史可法作为明政府硕果仅存的栋梁之才正在督师扬州，准备迎战多铎的军队。
依照《世祖实录》的记载，1645年5月13日，多铎的军队开到扬州城下，试图招降史可法一众官员，遭到拒绝，于5月20日攻克扬州城。
这段记载过于简略，但也足够让人吃惊，因为从5月13日兵临城下到5月20日破城而入，仅仅用了七天的时间！在一切有关史可法驻守扬州的记载中，守城之前的准备工作是大张旗鼓并且慷慨感人的，所有的动作都在暗示着即将到来的战斗会是一场空前的艰苦卓绝的保卫战，但是，仅仅七天时间，扬州城便即告破，而且，这七天之中，真正的守城战其实只发生了一天。之后，清军攻入城内，在十天的时间里几乎屠尽了这个历史上久富盛名的繁华之所。这一段惨剧，史称“扬州十日”。
史可法的扬州守卫战和随之而来的“扬州十日”为后人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问题所涉及的层面已经远不止于扬州一座城池。首先是，扬州的攻城者是怎样的一支军队，守城者又是怎样的一支军队？
在通常概而述之的历史记载里，攻打扬州的是豫王多铎所统率的清军，而事实上，仅仅在多铎向扬州进军的路上，就有大批的汉人军队前来投靠，降军总兵力接近十四万，若加上之前投靠多铎的汉人军队，这个数字则更惊人地接近了二十四万，远远超过了满人军队的数量总和。这其中，有些军队本应是响应史可法的招募而驻守在扬州前线的。
在全国的大背景下，投降清军并为清军在自己祖国的版图上攻城略地、立下汗马功劳的汉人绝对不在少数，扬州之战只是其中一个单独的例子而已，供人窥一斑而知全豹。这类的事情首先是提出了一个道德底限的问题，投靠异族统治者而大肆屠杀同胞，这种做法为什么竟然获得了如此众多的响应者？！在这个问题的背后是，这样的一大批人群对国家与民族的认同感是怎样的？换句话说，对祖国的誓死报效与无条件的忠君思想在这样的乱世当中有多少人是义无返顾的坚持者？“国家”这个概念到底具有怎样的内涵，怎样被大众所接受、所认可？如果改朝换代的统治者并非异族，他们又会怎样看待投靠与屈服？
多铎攻入扬州之后，对这座美丽的城市展开了一场空前的屠杀与洗劫，当时一位名叫王秀楚的扬州文人亲身经历了这惨痛的一幕，作为幸存者，他写下了一篇题为《扬州十日记》的文章，并且郑重告之读者，他所写下的都是亲眼所见的事情，那些耳闻的东西虽然或许同样真实，但不在他的记述之内。根据王秀楚的说法，史可法的扬州守军有很大一部分分散地在各处民宅里居住，杨的家里就住进了两名士兵，这些军人毫无军纪可言，对百姓敲诈勒索，祸害践踏。王秀楚和邻居们终于感到难于应付，就商量了一下，集资宴请这些士兵的头目，一位姓杨的将军。
杨将军对王秀楚等人的吹捧和豪爽做出了相应的回报，对部下做了一定了约束。这位杨将军看来还具备一些艺术修养，对音乐相当在行，会弹琵琶，他在酒席宴上对王秀楚等人表示，希望能为他找来当地名妓，也好在军务之余弹唱作乐。
王秀楚的这段记载为我们展现了三种人的面孔：一是缺乏文化修养的普通明军，他们以勒索百姓为能事，战争为他们提供了发财和耀武扬威的机会；二是具备一定文化素养的军官，他们的文化素养完全应用在一些“高级娱乐”当中，他们和他们的部下在道德准则与行为操守上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只不过，他们腐败得“更有品位”；三是以王秀楚本人为代表的文人士绅阶层与平民百姓，他们操心的并不是国家的安危存亡，而是试图在大动荡的背景下明哲保身，花钱买个平安。于是，史可法满怀一腔热血，誓死守卫的扬州城理所当然地被多铎军队在一日之内便即攻破。扬州的例子同样也解释了清军为何能在中原版图上如此地摧枯拉朽，如入无人之境。
百姓是但求平安的，统治者是谁，是哪一族的人，都是些无关紧要的内容。在城破之后，王秀楚从窗子的缝隙里偷望到清军军容严整，即便在雨中步伐也整齐划一、丝毫不乱的时候，他的心终于暂时地安定下来，觉得这是一支军纪严明的队伍，应该不会对老百姓有所不利。
王秀楚的看法是很有代表性的，大家在破城的刹那，并不关心国家的命运是否会因为扬州这座江南重镇的陷落而走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而仅仅关心自己的身家性命是否会受到新的统治者的威胁？更进一步说，他们担心的是，新入城的军队是否和明朝的守卫部队一样可恶，或者比他们更要歹毒？当王秀楚一看到清军严明的军纪时，他那颗一直提在嗓子眼的心总算是放了下来。是啊，谁来统治这座城市，乃至这个国家，都无关紧要，关键是不要骚扰百姓的正常生活。
在1645年前后的清军，确实已经改变了当初对汉人敌对势力的屠城策略。在入侵初期的屠城行为带有原始的报复色彩——因为遭到了守卫部队的顽强抵抗，所以在城破之后大肆屠戮，以发泄自己胸中的怨愤。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局势对满州人的逐渐有利，屠城便被统治阶层明令废止，这并不是出于统治者的慈悲心，而是纯粹的政治权谋的需要。满州人的目标已不再是简单地从汉人手里掠夺财富，而是要完全地统治曾经属于汉人的这片国土，所以他们需要亲和力，需要不战而胜的战果，也需要为自己的统治“正名”。
所以，王秀楚的安心不是没有道理的，他或许还期望过清军的到来会如同上古传说中的武王伐纣，在安然得到人民的拥戴之后建立起新的井然的秩序，显然，明朝政府的统治虽然名正言顺同时又具有历史的惯性，却远非是赢得人心的。但是，随后看到的景像让王秀楚大吃一惊，他看到清军的队伍里开始有了大批的扬州当地女子，明显是遭到了掳掠。事情的发展大大出乎王秀楚的意料，多铎看来是要给决意抵抗清军的汉人以一次震慑，他下达了屠城的命令，随即，清军展开了对扬州城的疯狂洗劫。
在王秀楚的记载里，清军的面孔固然可憎，可是，更让人觉得恼火与心情复杂的却是扬州本地的一些汉人。清军刚开始进行洗劫的时候，虽然挨家挨户要钱，但只要得到一些财物也就无事离去，有时候恫吓一下，却并不真的伤人。但没过多久，局面就开始混乱，有人交出了大批财物还是被杀，原来是扬州本地人充当了清军的向导。汉奸的嘴脸是可以想见的，正是他们教授了清军该如何“有效地”劫掠财物，自然也会在表忠心的同时为自己适当地分一杯羹。在这些人身上丝毫看不到民族的尊严与做人的良知，城破的劫难对他们来说只是一次绝佳的发财机会。
很快地，局面不可控制，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无时无刻不在上演着杀人、掳掠、强奸的惨剧。街道上堆积着尸体，素以美貌闻名的扬州女子纷纷以身体换求性命，并成队地被押送至苦寒的东北地区，成为满州人足堪炫耀的战利品。其中别样的情景是，当王秀楚一行人被押解到一处大宅的时候，他看到一名扬州女人衣着光鲜地在清军面前挑选被掳掠来的衣物，一副欣然自得的样子。每看到值钱的物品，她就向清军曲意逢迎，媚态乞取，毫无羞耻之色。王秀楚听满州士兵后来曾对人说：“我们当年征服高丽的时候，曾掳掠高丽妇女数万人回满洲，其受尽屈辱而无一人投敌变节，何以堂堂中国，竟然无耻至此？”王秀楚感慨万千，认为这正是导致中国大乱的原因。那一天里，王秀楚还看到其他被掳来的女子被勒令脱掉被雨水打湿的衣服，女子们裸体相向，隐私尽露，痛不欲生，而后被当地的制衣女人量体换上新衣，给清军佐酒淫乐。
王秀楚在这里为国家的大乱所归结的原因，在他的前世与后代都有人会对此产生共鸣。蒙元入侵的时候，日军侵华的时候，都可以找出大量相同的例证。人们自然会有疑问：中国一向以“礼仪之邦”自诩，何以在关键时刻里许多人所表现出来的却完全是另外一副模样？
在屠城结束的时候，根据焚尸簿记载的数字，扬州城内总共死亡人数有八十万上下，这还不包括投井投河、闭户自焚以及在偏僻处自缢的死者。八十万，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要知道，时间尚近的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是三十万，扬州的死者竟然比这个数字还要多出将近两倍！更有无数的女子被掳至东北，准备接受比死亡更要严酷的命运。城市的悲剧，莫过于“扬州十日”。
但是，王秀楚的记述中所揭示的另一个问题是，城市的劫难不能完全归罪于清军。抛开上文提到的扬州本地人为清军做劫掠向导的事情不谈，多铎在5月25日，即屠城的第六天，下令封刀。其后，清军开仓赈粮，伤痕累累的市民开始哄抢粮食，体力好的人搬运了一次又一次，体弱多伤的人则一点米也拿不到。在这个时候，至亲好友也互不相让，人们为了粮食，再一次放弃了尊严。
可悲的场面上演了：清军虽然已被勒令封刀，但残酷的劫掠仍在继续，一家宅院每天要经受数十人的趁火打劫，杀人、强奸的事情与之前无异。这些人，也不知道到底是清军、是明朝的败军还是乱民。从常理推断，这些人更有可能是明朝的败军和乱民而非军纪严明的多铎部队，曾经作为受害者的他们在刚刚喘息稍定的时候又以害人者的面貌出现。对他们而言，道德与良知、国家与民族都是被毫不犹豫抛之脑后的陈腐框框，他们之所以在某些时间里没有成为害人者，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到害人的机会。
真实的历史就是以这副面貌出现的，礼仪之说经常仅仅是富足的时候所穿的一件华美外衣，衣服里面的内容一经社会变动的阵仗就不会再有什么对衣服的顾忌。很多人，在作为受害者的时候，容易引得旁观者掬上一把同情的泪水，但是，假如机会以相反的面貌呈现在他们的面前，他们会狰狞得比任何野兽都要可怕。
话说回来，“扬州十日”之后的劫掠我们可以在很多著名的历史事件里看到相似的影子。比如明代的倭寇之患，事情的原委先避开不谈，在“倭寇”人员的构成上，倒是汉人占到了相当大的比例，甚至，有些打着倭人旗号的武装完全是汉人的海盗，正是这些人成为明代海防最可怕的敌人。又比如圆明园的遗迹，人们通常把这座华美名园的毁灭完全归咎于英法联军，其实，在英法联军纵起的那场大火之后，陆续的多年之间，官军、太监、草民、地痞流氓等等，无不趁着国难当头的混乱时刻从园中运出各种陈设，大小车辆在通往圆明园的路上往来不断，正是这些人把圆明园变成了一座真正的废园。
这些时候，自然会有人站出来，责备民众的道德底限。但是，向更深处想来，是什么造就了民众如此这般的道德观念？从“扬州十日”的那段悲剧看来，明政府显然没有善待它的子民，在长期专制体制的统治下，道德早已让位给了权谋，这使得中国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谋略大国，几乎对于所有人而言，都需要以谋略求生存，以心机求显达，这样的社会体制与社会传统是淘汰那些正直纯良之士的，而另一个人群，也如王秀楚那般凡事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在病态的专制体制与硝烟弥漫的乱世之间小心谨慎以求生存。另一面，这些国人也从没有产生过对国家的真正的归属感，“国家”的概念在他们而言仅仅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政权，并且始终在剥夺着而非捍卫着自己子民的权益，那么，“国家”兴亡，为什么要“匹夫有责”呢？从这层意义上讲，如果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并不责难那些冒着被哨兵枪击的危险而翻过柏林墙的东德人，也不责难那些冒着被海水吞噬的危险渡海而去的古巴人，又怎么去责难王秀楚之类没有“忠于”他们祖国的明代百姓呢？
在《扬州十日记》里，还有一段内容是发人深省的：当清军刚刚进城的时候，王秀楚的邻居们找杨来一起商议，准备一起设案焚香，恭迎清军到来。这样的举措或许是出于无奈，但不由得不让人想起古史当中对于周文王和周武王的一些记载，如果我们相信那些资料的真实性，那么，文王和武王的军队是被各地的人民翘首以盼的，所有的人都巴望着他们的仁义之师能够尽快到来，推翻现有的统治者，并且取而代之。孟子曾经很生动地讲说过这一则百姓如盼甘霖的历史。我们无法确定孟子的话是否有所敷衍和夸大，毕竟他是要以这则史实来证明自己的政治主张。孟子主张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我们长期以来把这句名言简化为“民贵君轻”，而忽略了中间的“社稷次之”四个字。而这四个字当然是不可忽略的，因为它们陈述了一则重要的思想：“社稷”（或者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政权”）是要摆在“民”的后面的，也可以理解为：人民的利益大于国家的利益，甚至可以用现代语言发展为“人权大于主权”。在面临主权问题的时候，有些人会持“主权问题大于一切”的论调，那么，以晚明为例，王秀楚及其邻人的设案焚香的举动就是彻底的汉奸行为，应该被大加鞭挞。这样一种说法很容易得到认同，因为清军的扬州屠城确实是令人发指的暴行，但是，如果接受这一说法的话，孟子所谓的那些如盼甘霖的百姓们又处在什么样的地位上呢？如果秉承“主权问题高于一切”的论点，那么，无论侵略者是残暴还是宽和，都应该被一视同仁，都应该全力去作反抗，但是，令人尴尬的是，民意往往并非如此。
对王秀楚等人而言，在决定是否设案焚香的时刻，新的统治者是残暴还是宽和，他们还不是很清楚，但毕竟，明政府的腐败已经让他们尝尽了苦头，一个新的统治者虽然未必会是好的统治者，但也不一定就比原来的腐败政权更加让人难以忍受——就经验来看，虽然清军在攻城略地的时候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残暴，但是，同时代的明军与一部分农民起义军的所作所为也并不比清军好上多少，况且，大家也未必就要为晚明政府那样一个统治集团尽忠，当前的问题，第一位的就是保住性命。
我们再来设想历史的两种可能：其一是，如果晚明政权维护住了对国家的统治，会是怎样的一番局面；其二是，如果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得以顺利地巩固下去，又会是怎样的一番局面？
历史虽然不容假设，但我们不妨看看就在与“扬州十日”近似的历史时段里，明政府与大顺政府所表现出来的样子：
在李自成的军队攻陷北京、崇祯帝自缢身亡之后，南京便上演了一场激烈的权力斗争，在臭名昭著的奸臣马士英的策划下，正是隶属扬州府的仪征地区成了对福王的迎銮之地，最终，这位从洛阳出逃的年轻的福王在权奸与军队的支持下继承大统，改元弘光。在史书的记载里，这位弘光皇帝具备了几乎所有的人性的缺点，并把这些缺点通通发扬到了极至。好色是他最突出的特点，他那规模浩大的江南选秀活动让百姓怨声载道，而蹂躏少女致死的事实又充分暴露了他残忍无度的一面。
而弘光朝的军队，主要是“四镇”藩将。其一刘泽清，最为著名，他曾是山东的明军统帅，外表温文尔雅，有儒将之风，在抗拒中央号令和屠杀劫掠百姓方面颇有心得。更著名的是，他在宴请客人的时候当堂杀人，取出被杀者的脑浆心肝，边吃边饮，旁若无人。而另外三镇首领，比之刘泽清，也都在五十步与百步之间。
对于“四镇”，南方各地的士绅百姓畏之如畏虎狼，其间发生了难以计数的残暴的流血事件。扬州城因其富庶，自然成为了首当其冲的受害者。1644年，也就是“扬州十日”的前一年，“四镇”之一的高杰部队屯兵扬州城下，虽然收到了城中居民进献的大量财物，高杰却并不满足，反而下令围城，并纵容士兵在扬州郊外杀人行劫。高杰意图入城，但扬州市民决意不从。扬州巡抚派去与高杰协商的一名士绅因为回城后建议允许高杰入城甚至被愤怒的扬州市民打死，扬州驻军因此哗变，扬州巡抚出逃，而高杰则在城下陈列被杀的郊区平民的尸体恫吓城中居民，并做出了攻城的架势。如果不是史可法即时赶到，扬州城恐怕会在清军屠城之前就先遭受一场由“自己人”带来的浩劫了。而且，这种浩劫的危险居然还不止一次地存在过：高杰没多久就死于同僚的伏杀，得知了这个消息后，“四镇”的另一员大将黄得功兴奋不已，马上准备突袭扬州，要在收编高杰余部的同时洗劫这座城市。黄得功的动向使史可法不得不放弃了蓄谋已久的北上反攻计划，折回南方营地去阻止黄得功的军队。
这就是“扬州十日”前夕南明政府的局面。而攻陷北京的李自成大顺政权又如何呢？
李闯军队并非如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一支进步的、亲民的、为人民谋福利的义军，虽然在夺取政权之前的一些时候，这支军队的确表现出了一些亲民的端倪。但在进驻北京的时间里，李闯政权以惊人的速度开始腐败，北京百姓对李闯军队由喜悦的盼望转为愤怒与畏惧。城中的拷打、私刑、强奸的事件随时随地地发生着，城墙下经常会有被丢弃的女子尸体，尸身赤裸，显然是死于淫辱。整个军队陷入一种癫狂的状态，无所顾忌地释放着心中的欲望，把一座名城变为一座地狱。
我们已经大体可以推知，在高杰及其他三镇与扬州尚属同一阵营的时候，已经是官与民、军与民势同水火的局面，如果是处在对立的立场，高杰及其他三镇可以无所顾忌的情况下，他们给扬州城带来的可能的伤害不见得就逊色于清军；另一方面，虽然大顺政权没有来得及接掌扬州，但想来大约也不会好到哪里。李自成在山海关败于吴三桂与多尔衮的联军之后，在撤离北京的路上，遭到了北京市民的疯狂报复。人们把掉队的闯营士兵斩首或者烧死，众人围观，无不拍手称快。这样的一个政权，可想而知。
于是，摆在扬州人面前的问题是，在这个乱世之中必然要接受某个政权的统治，传统观念虽然使他们习惯于接受明朝的所谓“正朔”，但那个腐败的政府显然不得人心。若干的知识分子和许多怀有朴素民族感情的人试图为明政府力挽狂澜，在他们的心目中，更多考虑的是王朝的“正统”与否，百姓的利益是退居第二位的。虽然，当时的局势是，打着不同旗号的凶残之师到处横行，即便有人意图“投靠明主”，而在所能有的选择范围当中也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罢了。在私天下的时代里，任何政权，都只是人民头上的一个主子，对于大多数百姓来说，他们不会太多地考虑政权的正义性等等问题，所关心的，仅仅是自己的生活，所以，哪个“主子”能够让他们得到更好的生活（至少不要太暴虐地对待他们），他们也就会接受他。事实上，早在春秋时代，孔子的“近者悦，远者来”已经阐释了百姓在不同政权的辖区之间自由流动的合理性，而百姓们也早已经这么做了。
伤口和曾经有过的巨痛是很容易就被遗忘的，对于一座城市来说更是如此。在清政府已经牢牢控制了原先属于大明帝国的版图之后，扬州城很快地复苏，并且以惊人的加速度繁荣起来。百余年后，清政府的乾隆年间，扬州的骈文名家汪中写下了一篇题为《哀盐船文》的名文，传诵一时。文章记述的是扬州府仪征一地盐船失火死亡千余人的巨大灾难，但文章在另一方面也揭示了扬州盐运的鼎盛场面：“是时盐纲皆直达，东自泰州，西极于汉阳，转运半天下焉。惟仪征绾其口。列樯蔽空，束江而立，望之隐若城郭。”
这一时期的扬州，已然富甲天下，历史的伤口仿佛转眼便即愈合——事实上，在顺治十年（1653年）诗人吴梅村应召北上途经扬州的时候，已经看到在“扬州十日”仅仅八年之后，这座城市里已经有了船歌新唱、官河新柳，而明月下的二十四桥一带更是一片歌楼妓馆，一派升平景像。
回想当年动荡的社会，普遍来说，满州统治者仅仅在宣布“剃发令”之后才遭到了汉人社会各阶层的联合抵抗，而在这一被认为有辱人格、有辱祖先的政令颁布之前，那些忠君复明的知识分子们很难在城乡之中寻找到足够的民众支持。百姓们就这样安居乐业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几乎所有人都认同了大清帝国的“正朔”，把头上的辫子视为国家民族的象征，把清军开疆裂土打下的比明代版图扩大了将近一倍的疆域视为自己国家的荣耀，而到了满清政权行将崩溃的时候，也几乎所有人都为剪断辫子而痛心疾首，都为八旗军的败绩感到忧心忡忡，他们显然不再记得“扬州十日”那一时期，八旗军是以异族入侵者的面貌而出现的，也不记得他们的祖先曾经为反抗“剃发令”而滚落下不知多少颗人头。
回头再看康熙年间，这个被很多人誉为中国最强盛的时代，有路人经过蒙古或者黑龙江宁古塔一带，仍会见到扬州口音的女子，她们年龄已大，身上的扬州绸缎早已换作了兽皮，在那片男多女少的陌生而苦寒的土地上寂寞地生活着。
——拷贝粘贴结束。看看，我可不是只会嬉皮笑脸，可不是只会满嘴跑山东快书和歇后语，我也有严肃的时候，正如道学先生也有性欲，只不过平日里把它藏起来罢了。这篇文章写得早，当时有人看过之后居然由此认为我是个大汉族主义者，认为我意图在汉人中间煽动反满情绪！天地良心，这实在是误读啊！就算我会在某天早上醒来的时候突然变成了一只甲虫，也不会变成一个大汉族主义者。所以，为了避免这次还有人误读，我先提提旧事，打打预防针。
看这个问题，先得弄清一个历史书法的问题。
是不是觉得我又扯太远了？怎么又谈上书法了？那是不是又得谈谈绘画什么的呀？
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书法”这个词不是指字写得漂亮，而是指史官记载历史时的写作方法。
我现在要说的这个“书法”，就是用“书法”一词的本意——书写历史的方法。
清军入关，建立政权，我们叫做“统一”。
可是，有谁想过没有，如果清军入关，没多久又被赶出去了，那历史会怎么说？
——很简单，会说他们“侵略”。
好了，我们看到了，同样一件事，做成功了就是“统一”，没做成功就是“侵略”；而“统一”就是好的，“侵略”就是坏的，这是不是有点儿逻辑混乱呢？是不是双重标准呢？是不是用现代格局去套历史事件呢？好，这个问题如果稍微延伸一点儿，如果日本当年侵华成功了，现在的历史会怎么写呢？会不会写成那是一场“统一战争”呢？
这个问题肯定不少人都曾经约略疑惑过。我记得自己还是小中学生的时候就问过老师这个问题——这一问可麻烦大了，把自己给问到训导处去了。
所以呢，这个问题虽然还有千言万语要说，可我就不往下说了，实在是少年时代训导处的经历让我对此产生了心理障碍，嗯，就到这里好了。
《孟子》一书的“梁惠王章句上”到这里就结束了，原文一共七节。这时候我再把朱元璋弄的那个《孟子节文》拉出来，告诉各位，这一部分的七节里边被删了六节，只有“五十步笑百步”那一节被留下来了，可见朱元璋对于孟子的政治思想多么深恶痛绝。孟子在这里大谈民本，大谈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统治者要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并且已经开始涉及了“人民可以对统治者不服从”这个话题，确实不招皇帝喜欢。孟子专案组组长刘三吾在《孟子节文》的序言里吐露说：“现在时代变了，天下一统了，皇帝老儿也是独一个了，所以，我们对孟子思想的学习也要与时俱进了。”
有奶就是娘，有枪也是娘，有奶有枪更是娘
上面提到耶律阿保机这个例子，似乎说明民心可用，给奶就行，虽然权谋得很，却大略验证了孟子仁政王天下的说法。那么，孟子说的既然在理，为什么当时没什么人听他这个理呢？问题在于，有奶就是娘，这只是事情的一面，事情还有另一面，那就是“有枪也是娘”，枪和奶不可偏废。其实这个道理，现代人都明白得很，无非就是胡萝卜加大棒而已。那么，要想“王天下”怎么个王法？道理很简单：枪要狠，奶要足，战略战术不含糊。
用孟子的话说就是：“啷里个啷，啷里个啷，啷里个啷里个啷里个啷。抢腰恨，奶腰组，沾撩沾书八酣虎。”
我该举例子了：满清入关。
扬州十日狠不狠？狠！
嘉定三屠狠不狠？狠！
文字狱狠不狠？狠！
但是，康乾盛世奶水足不足？
这段历史，我要具体讲例子呢，呵呵，很现成，以前写过一篇文章，正好拷贝粘贴拿来抖搂抖搂。但是，非常不好意思，这篇文章写得比较严肃。可是呢，咱们也该严肃一回了，因为这个话题实在是很沉重的啊！好，拷贝粘贴开始——
扬州，有过繁华的一面，在张祜“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的诗句里；有过奢靡的一面；在杜牧“骏马宜闲出，千金好暗游”的诗句里；有过狂放的一面，在欧阳修“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的词句里。一千多年过去，这座“淮左名都”又是新一番的升平场面。瘦西湖里，当真修建起了一座“二十四桥”，桥头的石刻上，记述着桥的栏杆数量以及各处的尺寸，都暗合于“二十四”的章法，想来月明之夜、玉人吹箫的排场还在扬州人的怀念之中。
人们想见扬州的华贵，早些的记载可见于五世纪刘宋时期的文人鲍照。鲍照在他的名文《芜城赋》当中，追想汉代以来的扬州（旧称广陵，治所和今天稍有不同），车水马龙、摩肩接踵、歌吹沸天。然而，鲍照当时眼中真实的扬州则是一片废墟，刚刚经历过竟陵王刘诞与宋孝武帝长达七十天的战争，成为一座荒城，而刘宋王朝也正一步步向覆灭的悬崖走去。
城市的生命力总是难以想像的旺盛，及至隋朝开国之后，扬州再次繁荣起来，隋炀帝在扬州营造的迷楼几乎是中国历史上惟一能够与秦始皇的阿房宫和宋徽宗的艮岳并称的巨型离宫建筑群，富甲天下的扬州是隋炀帝这位荒淫的君王最为钟爱的城市，大运河上锦帆千尺，琼花观里琼花万朵，直非人间景像。但奢华的背后往往埋藏着祸根，隋炀帝也正是在这里被亲密的禁军统领宇文化及缢杀，尸体被葬在城北十里风景如画的雷塘，隋王朝于是土崩瓦解。
朝代更迭，扬州在唐代再度复苏，与广州、泉州并列为三大港口城市，风气开化，酒醇香暖，正是杜牧笔下的扬州胜景，徐凝“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的诗句更是唐代扬州的最佳写照。但好景依然不长，到了黄巢起义之后，混战连绵，战火也波及扬州，一座美丽的城市再次沦为人间地狱：孙儒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历数对手的种种罄竹难书的罪恶，而他自己，为取得战争的胜利，竟然纵起大火，把偌大扬州城烧为瓦砾，更有甚者，率军驱赶扬州的青壮男子与女子渡江，老弱者则被屠杀以充军粮，人相食的惨剧就在中国大地上既非空前也非绝后地上演着。
朝代再次更迭，宋代的扬州刚刚有了新的复苏，却在1129年和1161年两次被金兵攻破，使词人姜白石留下了“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的黍离之悲，一阕《扬州慢》千古传为名篇。而无人怀疑的是，扬州城还会如以往一般再次繁华起来。
人们想见扬州的华贵，最近的历史当属清代乾嘉年间，那个时候，扬州因为变成了一座盐商的城市而空前地富庶起来，城市风情，沈复曾在《浮生六记》当中不惜笔墨地做过绚烂的描绘。那时的扬州百姓，经历着中国历史上三大盛世之一的“康乾盛世”，把家乡城郭经营得远盛于唐人诗句中的灿烂。这段时间，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谓是扬州历史上的一个鼎盛时期，然而，这一时期的出现却也带给了人们一些难以解答的疑问。
时间再向前追溯一百余年，1645年5月（按清历是顺治二年，按南明历则是弘光年初）的一段插曲，也许被扬州人过快地忘记了。
那是晚明时节，崇祯朝刚刚结束，确切地说，是南明弘光年间，史可法作为明政府硕果仅存的栋梁之才正在督师扬州，准备迎战多铎的军队。
依照《世祖实录》的记载，1645年5月13日，多铎的军队开到扬州城下，试图招降史可法一众官员，遭到拒绝，于5月20日攻克扬州城。
这段记载过于简略，但也足够让人吃惊，因为从5月13日兵临城下到5月20日破城而入，仅仅用了七天的时间！在一切有关史可法驻守扬州的记载中，守城之前的准备工作是大张旗鼓并且慷慨感人的，所有的动作都在暗示着即将到来的战斗会是一场空前的艰苦卓绝的保卫战，但是，仅仅七天时间，扬州城便即告破，而且，这七天之中，真正的守城战其实只发生了一天。之后，清军攻入城内，在十天的时间里几乎屠尽了这个历史上久富盛名的繁华之所。这一段惨剧，史称“扬州十日”。
史可法的扬州守卫战和随之而来的“扬州十日”为后人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问题所涉及的层面已经远不止于扬州一座城池。首先是，扬州的攻城者是怎样的一支军队，守城者又是怎样的一支军队？
在通常概而述之的历史记载里，攻打扬州的是豫王多铎所统率的清军，而事实上，仅仅在多铎向扬州进军的路上，就有大批的汉人军队前来投靠，降军总兵力接近十四万，若加上之前投靠多铎的汉人军队，这个数字则更惊人地接近了二十四万，远远超过了满人军队的数量总和。这其中，有些军队本应是响应史可法的招募而驻守在扬州前线的。
在全国的大背景下，投降清军并为清军在自己祖国的版图上攻城略地、立下汗马功劳的汉人绝对不在少数，扬州之战只是其中一个单独的例子而已，供人窥一斑而知全豹。这类的事情首先是提出了一个道德底限的问题，投靠异族统治者而大肆屠杀同胞，这种做法为什么竟然获得了如此众多的响应者？！在这个问题的背后是，这样的一大批人群对国家与民族的认同感是怎样的？换句话说，对祖国的誓死报效与无条件的忠君思想在这样的乱世当中有多少人是义无返顾的坚持者？“国家”这个概念到底具有怎样的内涵，怎样被大众所接受、所认可？如果改朝换代的统治者并非异族，他们又会怎样看待投靠与屈服？
多铎攻入扬州之后，对这座美丽的城市展开了一场空前的屠杀与洗劫，当时一位名叫王秀楚的扬州文人亲身经历了这惨痛的一幕，作为幸存者，他写下了一篇题为《扬州十日记》的文章，并且郑重告之读者，他所写下的都是亲眼所见的事情，那些耳闻的东西虽然或许同样真实，但不在他的记述之内。根据王秀楚的说法，史可法的扬州守军有很大一部分分散地在各处民宅里居住，杨的家里就住进了两名士兵，这些军人毫无军纪可言，对百姓敲诈勒索，祸害践踏。王秀楚和邻居们终于感到难于应付，就商量了一下，集资宴请这些士兵的头目，一位姓杨的将军。
杨将军对王秀楚等人的吹捧和豪爽做出了相应的回报，对部下做了一定了约束。这位杨将军看来还具备一些艺术修养，对音乐相当在行，会弹琵琶，他在酒席宴上对王秀楚等人表示，希望能为他找来当地名妓，也好在军务之余弹唱作乐。
王秀楚的这段记载为我们展现了三种人的面孔：一是缺乏文化修养的普通明军，他们以勒索百姓为能事，战争为他们提供了发财和耀武扬威的机会；二是具备一定文化素养的军官，他们的文化素养完全应用在一些“高级娱乐”当中，他们和他们的部下在道德准则与行为操守上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只不过，他们腐败得“更有品位”；三是以王秀楚本人为代表的文人士绅阶层与平民百姓，他们操心的并不是国家的安危存亡，而是试图在大动荡的背景下明哲保身，花钱买个平安。于是，史可法满怀一腔热血，誓死守卫的扬州城理所当然地被多铎军队在一日之内便即攻破。扬州的例子同样也解释了清军为何能在中原版图上如此地摧枯拉朽，如入无人之境。
百姓是但求平安的，统治者是谁，是哪一族的人，都是些无关紧要的内容。在城破之后，王秀楚从窗子的缝隙里偷望到清军军容严整，即便在雨中步伐也整齐划一、丝毫不乱的时候，他的心终于暂时地安定下来，觉得这是一支军纪严明的队伍，应该不会对老百姓有所不利。
王秀楚的看法是很有代表性的，大家在破城的刹那，并不关心国家的命运是否会因为扬州这座江南重镇的陷落而走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而仅仅关心自己的身家性命是否会受到新的统治者的威胁？更进一步说，他们担心的是，新入城的军队是否和明朝的守卫部队一样可恶，或者比他们更要歹毒？当王秀楚一看到清军严明的军纪时，他那颗一直提在嗓子眼的心总算是放了下来。是啊，谁来统治这座城市，乃至这个国家，都无关紧要，关键是不要骚扰百姓的正常生活。
在1645年前后的清军，确实已经改变了当初对汉人敌对势力的屠城策略。在入侵初期的屠城行为带有原始的报复色彩——因为遭到了守卫部队的顽强抵抗，所以在城破之后大肆屠戮，以发泄自己胸中的怨愤。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局势对满州人的逐渐有利，屠城便被统治阶层明令废止，这并不是出于统治者的慈悲心，而是纯粹的政治权谋的需要。满州人的目标已不再是简单地从汉人手里掠夺财富，而是要完全地统治曾经属于汉人的这片国土，所以他们需要亲和力，需要不战而胜的战果，也需要为自己的统治“正名”。
所以，王秀楚的安心不是没有道理的，他或许还期望过清军的到来会如同上古传说中的武王伐纣，在安然得到人民的拥戴之后建立起新的井然的秩序，显然，明朝政府的统治虽然名正言顺同时又具有历史的惯性，却远非是赢得人心的。但是，随后看到的景像让王秀楚大吃一惊，他看到清军的队伍里开始有了大批的扬州当地女子，明显是遭到了掳掠。事情的发展大大出乎王秀楚的意料，多铎看来是要给决意抵抗清军的汉人以一次震慑，他下达了屠城的命令，随即，清军展开了对扬州城的疯狂洗劫。
在王秀楚的记载里，清军的面孔固然可憎，可是，更让人觉得恼火与心情复杂的却是扬州本地的一些汉人。清军刚开始进行洗劫的时候，虽然挨家挨户要钱，但只要得到一些财物也就无事离去，有时候恫吓一下，却并不真的伤人。但没过多久，局面就开始混乱，有人交出了大批财物还是被杀，原来是扬州本地人充当了清军的向导。汉奸的嘴脸是可以想见的，正是他们教授了清军该如何“有效地”劫掠财物，自然也会在表忠心的同时为自己适当地分一杯羹。在这些人身上丝毫看不到民族的尊严与做人的良知，城破的劫难对他们来说只是一次绝佳的发财机会。
很快地，局面不可控制，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无时无刻不在上演着杀人、掳掠、强奸的惨剧。街道上堆积着尸体，素以美貌闻名的扬州女子纷纷以身体换求性命，并成队地被押送至苦寒的东北地区，成为满州人足堪炫耀的战利品。其中别样的情景是，当王秀楚一行人被押解到一处大宅的时候，他看到一名扬州女人衣着光鲜地在清军面前挑选被掳掠来的衣物，一副欣然自得的样子。每看到值钱的物品，她就向清军曲意逢迎，媚态乞取，毫无羞耻之色。王秀楚听满州士兵后来曾对人说：“我们当年征服高丽的时候，曾掳掠高丽妇女数万人回满洲，其受尽屈辱而无一人投敌变节，何以堂堂中国，竟然无耻至此？”王秀楚感慨万千，认为这正是导致中国大乱的原因。那一天里，王秀楚还看到其他被掳来的女子被勒令脱掉被雨水打湿的衣服，女子们裸体相向，隐私尽露，痛不欲生，而后被当地的制衣女人量体换上新衣，给清军佐酒淫乐。
王秀楚在这里为国家的大乱所归结的原因，在他的前世与后代都有人会对此产生共鸣。蒙元入侵的时候，日军侵华的时候，都可以找出大量相同的例证。人们自然会有疑问：中国一向以“礼仪之邦”自诩，何以在关键时刻里许多人所表现出来的却完全是另外一副模样？
在屠城结束的时候，根据焚尸簿记载的数字，扬州城内总共死亡人数有八十万上下，这还不包括投井投河、闭户自焚以及在偏僻处自缢的死者。八十万，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要知道，时间尚近的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是三十万，扬州的死者竟然比这个数字还要多出将近两倍！更有无数的女子被掳至东北，准备接受比死亡更要严酷的命运。城市的悲剧，莫过于“扬州十日”。
但是，王秀楚的记述中所揭示的另一个问题是，城市的劫难不能完全归罪于清军。抛开上文提到的扬州本地人为清军做劫掠向导的事情不谈，多铎在5月25日，即屠城的第六天，下令封刀。其后，清军开仓赈粮，伤痕累累的市民开始哄抢粮食，体力好的人搬运了一次又一次，体弱多伤的人则一点米也拿不到。在这个时候，至亲好友也互不相让，人们为了粮食，再一次放弃了尊严。
可悲的场面上演了：清军虽然已被勒令封刀，但残酷的劫掠仍在继续，一家宅院每天要经受数十人的趁火打劫，杀人、强奸的事情与之前无异。这些人，也不知道到底是清军、是明朝的败军还是乱民。从常理推断，这些人更有可能是明朝的败军和乱民而非军纪严明的多铎部队，曾经作为受害者的他们在刚刚喘息稍定的时候又以害人者的面貌出现。对他们而言，道德与良知、国家与民族都是被毫不犹豫抛之脑后的陈腐框框，他们之所以在某些时间里没有成为害人者，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到害人的机会。
真实的历史就是以这副面貌出现的，礼仪之说经常仅仅是富足的时候所穿的一件华美外衣，衣服里面的内容一经社会变动的阵仗就不会再有什么对衣服的顾忌。很多人，在作为受害者的时候，容易引得旁观者掬上一把同情的泪水，但是，假如机会以相反的面貌呈现在他们的面前，他们会狰狞得比任何野兽都要可怕。
话说回来，“扬州十日”之后的劫掠我们可以在很多著名的历史事件里看到相似的影子。比如明代的倭寇之患，事情的原委先避开不谈，在“倭寇”人员的构成上，倒是汉人占到了相当大的比例，甚至，有些打着倭人旗号的武装完全是汉人的海盗，正是这些人成为明代海防最可怕的敌人。又比如圆明园的遗迹，人们通常把这座华美名园的毁灭完全归咎于英法联军，其实，在英法联军纵起的那场大火之后，陆续的多年之间，官军、太监、草民、地痞流氓等等，无不趁着国难当头的混乱时刻从园中运出各种陈设，大小车辆在通往圆明园的路上往来不断，正是这些人把圆明园变成了一座真正的废园。
这些时候，自然会有人站出来，责备民众的道德底限。但是，向更深处想来，是什么造就了民众如此这般的道德观念？从“扬州十日”的那段悲剧看来，明政府显然没有善待它的子民，在长期专制体制的统治下，道德早已让位给了权谋，这使得中国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谋略大国，几乎对于所有人而言，都需要以谋略求生存，以心机求显达，这样的社会体制与社会传统是淘汰那些正直纯良之士的，而另一个人群，也如王秀楚那般凡事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在病态的专制体制与硝烟弥漫的乱世之间小心谨慎以求生存。另一面，这些国人也从没有产生过对国家的真正的归属感，“国家”的概念在他们而言仅仅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政权，并且始终在剥夺着而非捍卫着自己子民的权益，那么，“国家”兴亡，为什么要“匹夫有责”呢？从这层意义上讲，如果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并不责难那些冒着被哨兵枪击的危险而翻过柏林墙的东德人，也不责难那些冒着被海水吞噬的危险渡海而去的古巴人，又怎么去责难王秀楚之类没有“忠于”他们祖国的明代百姓呢？
在《扬州十日记》里，还有一段内容是发人深省的：当清军刚刚进城的时候，王秀楚的邻居们找杨来一起商议，准备一起设案焚香，恭迎清军到来。这样的举措或许是出于无奈，但不由得不让人想起古史当中对于周文王和周武王的一些记载，如果我们相信那些资料的真实性，那么，文王和武王的军队是被各地的人民翘首以盼的，所有的人都巴望着他们的仁义之师能够尽快到来，推翻现有的统治者，并且取而代之。孟子曾经很生动地讲说过这一则百姓如盼甘霖的历史。我们无法确定孟子的话是否有所敷衍和夸大，毕竟他是要以这则史实来证明自己的政治主张。孟子主张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我们长期以来把这句名言简化为“民贵君轻”，而忽略了中间的“社稷次之”四个字。而这四个字当然是不可忽略的，因为它们陈述了一则重要的思想：“社稷”（或者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政权”）是要摆在“民”的后面的，也可以理解为：人民的利益大于国家的利益，甚至可以用现代语言发展为“人权大于主权”。在面临主权问题的时候，有些人会持“主权问题大于一切”的论调，那么，以晚明为例，王秀楚及其邻人的设案焚香的举动就是彻底的汉奸行为，应该被大加鞭挞。这样一种说法很容易得到认同，因为清军的扬州屠城确实是令人发指的暴行，但是，如果接受这一说法的话，孟子所谓的那些如盼甘霖的百姓们又处在什么样的地位上呢？如果秉承“主权问题高于一切”的论点，那么，无论侵略者是残暴还是宽和，都应该被一视同仁，都应该全力去作反抗，但是，令人尴尬的是，民意往往并非如此。
对王秀楚等人而言，在决定是否设案焚香的时刻，新的统治者是残暴还是宽和，他们还不是很清楚，但毕竟，明政府的腐败已经让他们尝尽了苦头，一个新的统治者虽然未必会是好的统治者，但也不一定就比原来的腐败政权更加让人难以忍受——就经验来看，虽然清军在攻城略地的时候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残暴，但是，同时代的明军与一部分农民起义军的所作所为也并不比清军好上多少，况且，大家也未必就要为晚明政府那样一个统治集团尽忠，当前的问题，第一位的就是保住性命。
我们再来设想历史的两种可能：其一是，如果晚明政权维护住了对国家的统治，会是怎样的一番局面；其二是，如果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得以顺利地巩固下去，又会是怎样的一番局面？
历史虽然不容假设，但我们不妨看看就在与“扬州十日”近似的历史时段里，明政府与大顺政府所表现出来的样子：
在李自成的军队攻陷北京、崇祯帝自缢身亡之后，南京便上演了一场激烈的权力斗争，在臭名昭著的奸臣马士英的策划下，正是隶属扬州府的仪征地区成了对福王的迎銮之地，最终，这位从洛阳出逃的年轻的福王在权奸与军队的支持下继承大统，改元弘光。在史书的记载里，这位弘光皇帝具备了几乎所有的人性的缺点，并把这些缺点通通发扬到了极至。好色是他最突出的特点，他那规模浩大的江南选秀活动让百姓怨声载道，而蹂躏少女致死的事实又充分暴露了他残忍无度的一面。
而弘光朝的军队，主要是“四镇”藩将。其一刘泽清，最为著名，他曾是山东的明军统帅，外表温文尔雅，有儒将之风，在抗拒中央号令和屠杀劫掠百姓方面颇有心得。更著名的是，他在宴请客人的时候当堂杀人，取出被杀者的脑浆心肝，边吃边饮，旁若无人。而另外三镇首领，比之刘泽清，也都在五十步与百步之间。
对于“四镇”，南方各地的士绅百姓畏之如畏虎狼，其间发生了难以计数的残暴的流血事件。扬州城因其富庶，自然成为了首当其冲的受害者。1644年，也就是“扬州十日”的前一年，“四镇”之一的高杰部队屯兵扬州城下，虽然收到了城中居民进献的大量财物，高杰却并不满足，反而下令围城，并纵容士兵在扬州郊外杀人行劫。高杰意图入城，但扬州市民决意不从。扬州巡抚派去与高杰协商的一名士绅因为回城后建议允许高杰入城甚至被愤怒的扬州市民打死，扬州驻军因此哗变，扬州巡抚出逃，而高杰则在城下陈列被杀的郊区平民的尸体恫吓城中居民，并做出了攻城的架势。如果不是史可法即时赶到，扬州城恐怕会在清军屠城之前就先遭受一场由“自己人”带来的浩劫了。而且，这种浩劫的危险居然还不止一次地存在过：高杰没多久就死于同僚的伏杀，得知了这个消息后，“四镇”的另一员大将黄得功兴奋不已，马上准备突袭扬州，要在收编高杰余部的同时洗劫这座城市。黄得功的动向使史可法不得不放弃了蓄谋已久的北上反攻计划，折回南方营地去阻止黄得功的军队。
这就是“扬州十日”前夕南明政府的局面。而攻陷北京的李自成大顺政权又如何呢？
李闯军队并非如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一支进步的、亲民的、为人民谋福利的义军，虽然在夺取政权之前的一些时候，这支军队的确表现出了一些亲民的端倪。但在进驻北京的时间里，李闯政权以惊人的速度开始腐败，北京百姓对李闯军队由喜悦的盼望转为愤怒与畏惧。城中的拷打、私刑、强奸的事件随时随地地发生着，城墙下经常会有被丢弃的女子尸体，尸身赤裸，显然是死于淫辱。整个军队陷入一种癫狂的状态，无所顾忌地释放着心中的欲望，把一座名城变为一座地狱。
我们已经大体可以推知，在高杰及其他三镇与扬州尚属同一阵营的时候，已经是官与民、军与民势同水火的局面，如果是处在对立的立场，高杰及其他三镇可以无所顾忌的情况下，他们给扬州城带来的可能的伤害不见得就逊色于清军；另一方面，虽然大顺政权没有来得及接掌扬州，但想来大约也不会好到哪里。李自成在山海关败于吴三桂与多尔衮的联军之后，在撤离北京的路上，遭到了北京市民的疯狂报复。人们把掉队的闯营士兵斩首或者烧死，众人围观，无不拍手称快。这样的一个政权，可想而知。
于是，摆在扬州人面前的问题是，在这个乱世之中必然要接受某个政权的统治，传统观念虽然使他们习惯于接受明朝的所谓“正朔”，但那个腐败的政府显然不得人心。若干的知识分子和许多怀有朴素民族感情的人试图为明政府力挽狂澜，在他们的心目中，更多考虑的是王朝的“正统”与否，百姓的利益是退居第二位的。虽然，当时的局势是，打着不同旗号的凶残之师到处横行，即便有人意图“投靠明主”，而在所能有的选择范围当中也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罢了。在私天下的时代里，任何政权，都只是人民头上的一个主子，对于大多数百姓来说，他们不会太多地考虑政权的正义性等等问题，所关心的，仅仅是自己的生活，所以，哪个“主子”能够让他们得到更好的生活（至少不要太暴虐地对待他们），他们也就会接受他。事实上，早在春秋时代，孔子的“近者悦，远者来”已经阐释了百姓在不同政权的辖区之间自由流动的合理性，而百姓们也早已经这么做了。
伤口和曾经有过的巨痛是很容易就被遗忘的，对于一座城市来说更是如此。在清政府已经牢牢控制了原先属于大明帝国的版图之后，扬州城很快地复苏，并且以惊人的加速度繁荣起来。百余年后，清政府的乾隆年间，扬州的骈文名家汪中写下了一篇题为《哀盐船文》的名文，传诵一时。文章记述的是扬州府仪征一地盐船失火死亡千余人的巨大灾难，但文章在另一方面也揭示了扬州盐运的鼎盛场面：“是时盐纲皆直达，东自泰州，西极于汉阳，转运半天下焉。惟仪征绾其口。列樯蔽空，束江而立，望之隐若城郭。”
这一时期的扬州，已然富甲天下，历史的伤口仿佛转眼便即愈合——事实上，在顺治十年（1653年）诗人吴梅村应召北上途经扬州的时候，已经看到在“扬州十日”仅仅八年之后，这座城市里已经有了船歌新唱、官河新柳，而明月下的二十四桥一带更是一片歌楼妓馆，一派升平景像。
回想当年动荡的社会，普遍来说，满州统治者仅仅在宣布“剃发令”之后才遭到了汉人社会各阶层的联合抵抗，而在这一被认为有辱人格、有辱祖先的政令颁布之前，那些忠君复明的知识分子们很难在城乡之中寻找到足够的民众支持。百姓们就这样安居乐业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几乎所有人都认同了大清帝国的“正朔”，把头上的辫子视为国家民族的象征，把清军开疆裂土打下的比明代版图扩大了将近一倍的疆域视为自己国家的荣耀，而到了满清政权行将崩溃的时候，也几乎所有人都为剪断辫子而痛心疾首，都为八旗军的败绩感到忧心忡忡，他们显然不再记得“扬州十日”那一时期，八旗军是以异族入侵者的面貌而出现的，也不记得他们的祖先曾经为反抗“剃发令”而滚落下不知多少颗人头。
回头再看康熙年间，这个被很多人誉为中国最强盛的时代，有路人经过蒙古或者黑龙江宁古塔一带，仍会见到扬州口音的女子，她们年龄已大，身上的扬州绸缎早已换作了兽皮，在那片男多女少的陌生而苦寒的土地上寂寞地生活着。
——拷贝粘贴结束。看看，我可不是只会嬉皮笑脸，可不是只会满嘴跑山东快书和歇后语，我也有严肃的时候，正如道学先生也有性欲，只不过平日里把它藏起来罢了。这篇文章写得早，当时有人看过之后居然由此认为我是个大汉族主义者，认为我意图在汉人中间煽动反满情绪！天地良心，这实在是误读啊！就算我会在某天早上醒来的时候突然变成了一只甲虫，也不会变成一个大汉族主义者。所以，为了避免这次还有人误读，我先提提旧事，打打预防针。
看这个问题，先得弄清一个历史书法的问题。
是不是觉得我又扯太远了？怎么又谈上书法了？那是不是又得谈谈绘画什么的呀？
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书法”这个词不是指字写得漂亮，而是指史官记载历史时的写作方法。
我现在要说的这个“书法”，就是用“书法”一词的本意——书写历史的方法。
清军入关，建立政权，我们叫做“统一”。
可是，有谁想过没有，如果清军入关，没多久又被赶出去了，那历史会怎么说？
——很简单，会说他们“侵略”。
好了，我们看到了，同样一件事，做成功了就是“统一”，没做成功就是“侵略”；而“统一”就是好的，“侵略”就是坏的，这是不是有点儿逻辑混乱呢？是不是双重标准呢？是不是用现代格局去套历史事件呢？好，这个问题如果稍微延伸一点儿，如果日本当年侵华成功了，现在的历史会怎么写呢？会不会写成那是一场“统一战争”呢？
这个问题肯定不少人都曾经约略疑惑过。我记得自己还是小中学生的时候就问过老师这个问题——这一问可麻烦大了，把自己给问到训导处去了。
所以呢，这个问题虽然还有千言万语要说，可我就不往下说了，实在是少年时代训导处的经历让我对此产生了心理障碍，嗯，就到这里好了。
《孟子》一书的“梁惠王章句上”到这里就结束了，原文一共七节。这时候我再把朱元璋弄的那个《孟子节文》拉出来，告诉各位，这一部分的七节里边被删了六节，只有“五十步笑百步”那一节被留下来了，可见朱元璋对于孟子的政治思想多么深恶痛绝。孟子在这里大谈民本，大谈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统治者要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并且已经开始涉及了“人民可以对统治者不服从”这个话题，确实不招皇帝喜欢。孟子专案组组长刘三吾在《孟子节文》的序言里吐露说：“现在时代变了，天下一统了，皇帝老儿也是独一个了，所以，我们对孟子思想的学习也要与时俱进了。”
看到这么多表扬，真高兴。我怎么就这么爱听表扬呢？！看来儒家经典都白读了。
孔祥武：多谢解惑，我又长知识了！
玫瑰之原生质：呵呵，所以我说英语很重要么，这也是一个原因，想了解国内新
闻的时候最好能同时看看外刊的报道。
guoke094：欢迎砸砖，理越辩越明。不过呢，六国确实并肩打过秦国，败了。
风行水上不留痕：真是深水大鱼啊！快回帖吧！
种菜老人：太感动了！你是我的寥寥可数的衣食父母之一啊！如果是买的彩票，肯定已经发了。
青龙尊者：多谢批评，以后改正！不过坦率检讨，我倒绝对不是为了凑字数。可
能是因为写得太快，有点意识流了。另外有些东西过于尖锐，还是在油滑里藏着点好。
还有，各位别以为这就结束了啊，这才六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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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之原生质：呵呵，所以我说英语很重要么，这也是一个原因，想了解国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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