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究竟输在了哪---------汉武帝伐大宛探析
远征大宛的成败，将决定着两个亚洲最强民族的命运，汉族输不起，武帝也输不起。在天子不惜倾国一战的决心之下，帝国的智囊团们经过详细的论证与计算，确定了远征军6万人的人数，这个人数可能是按后勤能力的极限值确定的。根据设想，6万大军需携带两年的物资才有成功的保障，这相当于一个10万人口的国家搬迁到一万里之外，且沿途主要是无人地带。
这是何等不可思议的疯狂。为挑战这个近似荒诞的任务，武帝不惜血本，组成了“牛十万，马三万匹，驴、橐驼以万数”的庞大运输队，为部队“赍粮”，以及驮运充足的装备“兵弩甚设”。如此庞大的人力物力需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征集完毕，一时闹得天下骚动。这么大的动静，不可能不惊醒蛰伏在大漠深处的匈奴人，一旦他们明白此次行动将引发的真正后果，那么恐慌并疯狂起来的匈奴人，将会把远征扼杀在汉人的家门口。
但武帝却比匈奴加倍的疯狂，他抢先调动西线的全部18万战略预备队，从今天内蒙沿河西走廊一线，东西几千里全线北进，深入匈奴腹地。汉军有的出塞挺进数百里，远的插入千余里，在对手的鼻子跟前挖地垒砖，从东向西构筑起一道连贯的新长城。这种霸气嚣张的高压举动，令匈奴人意外失措，神经紧绷，从而达成了声东击西的效果，保障了准备工作的安全。但这仍是一场与时间在赛跑，为了尽量缩短时间，汉武帝穷尽全国人力，甚至不惜祭起暴秦时代“七科谪”的政策以征集人手，所谓七科谪，就是专为军队从事贱役和苦力的七种社会人员，分别来自：有罪的官吏、杀人掠货的亡命徒、入赘的上门女婿、在籍的商人、曾做过商人的人、父母以及祖父母做过商人的人。
也就是说，为了这场汗血远征，几乎整个中国都忙碌了起来。源源不断的人力、畜力、物资从全国各地不远千里的先集中到长安。再向西经陇西，穿过整条河西走廊输送到玉门前线。仅这项工程本身就是一项浩大艰巨的远征。东起长安，西抵玉门，一路弥漫着滚滚黄尘，数以百万的人流、车流、畜流像络绎不绝的蝼蚁一样在延绵4000里的曲折道路上喧嚣着、蠕动着。蔚然壮观的场面，不禁令我们为汉代先辈们的伟大牺牲、为大汉武时代“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悲壮代价发出沉重的浩叹!能将如此惊人的各种社会力量、资源加以高效、集中的运用，也只有东方式的极权能做到这一点。但天文数字的人力物力消耗，又给疲软的西汉经济再一次重创，将社会的承受力推到临界点。
太初三年（前102年），李广利率领一支全新的远征军兵发玉门，再次向大宛进发。武帝还为李广利配备了一个强大的军官团，仅校尉一级将领即达50人，兵力虽仍以劳改犯为多数，但安排了一支精练、高效的“边骑”部队。边骑是汉朝的国防中坚力量。在过去，国家始终将“边骑”“车骑”“郡国兵”这些优质资源配置在对匈第一线，却驱赶着一群劳改犯去大杀四方。不同寻常的是，此次出征，队伍中还出现了一个新的群体：“负私从者”。这是个不妙的征候-------随着小农的大量破产，国家越来越依靠招募自愿人员解决兵源问题。
但此时的李广利，却底气十足、踌躇满志，此番鸟枪换炮，端的是兵强马壮，兵精粮足。尤其是十万头壮牛，每头就可以驮载100天的单兵口粮，也真难为桑弘羊这帮智囊的心血算计了。而水草肥茂的河西也帮了他的大忙，否则上哪弄这么多的牛群？一想到河西这肥区是霍去病打下来的，李广利更恨不得飞到大宛去建功立业了。
远征军浩浩荡荡，铁流滚滚，横穿白龙堆、罗布泊、火焰山，顺利走完了整个征程最艰苦的三千里无人带，但严重的考验又悄然来临-----驮牛死得差不多了。据王莽时代的将领严尤回忆，汉人在对匈战争中也大批使用驮牛，但限于水草缺乏和水土问题，再多的牛也活不过三个月，以至汉军的作战半径很难超过五十天。看来此番十万头牛的随军寿命也只能到此为止了。这就导致大量的粮食和装备只好抛掉。好在驮牛的牺牲，终于将汉军送到了丝路最安全的中段-----东起吐鲁番盆地，西到温宿（阿克苏西北）的两千里绿色走廊。葱岭以东几乎所有的富国都集中在此，目睹到汉军的强盛军容，吓坏了的“余粮大户”们谁也吃不起这个眼前亏，只得开城迎接，“以馅饼换和平”。因此，汉军迎来了远征途中最风光也最惬意的一段日子，主食无忧，牛羊不愁，要是吃腻了还有湖边的野鸭、鸟蛋，河里的肥鱼等野味换换口味。
可惜，这美好的旅途却被一个不知死活的国家给打断了。
“至仑头，仑头不下”，意外碰上硬钉子，汉军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攻数日，屠之”。这是一次干净彻底的屠杀，当一切都沉寂下来之后，一个活生生的国度从此沦落为纯粹的地理名词，永久消失在西域史上。直到今天，维吾尔牧人仍将轮台称作灰烬之城。
在汉与西域的冲突史上，这是唯一一次给一个国家执行死刑，李广利们何以下此狠手呢？
尽管今天的我们习惯于将轮台想像成一个丝路小国，但是，当记忆的碎片被还原之后，我们会惊奇的发现李广利屠掉了一个多么大的国家。《史记》曾载，如果汉朝不再征伐大宛，则将导致“乌孙、仑头易苦汉使”。这从侧面证明，轮台在葱岭以东的影响之大，仅次于乌孙。从自然条件来讲也证明着这一点，史称轮台“土地肥饶”、“地广，饶水草，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处温和，田美”。本来从博斯腾湖到温宿这一段是丝路上首屈一指的肥地，而轮台却占着其中最肥的那块，丰富的食品，无疑会养活大量的人口，从相邻的龟兹、焉耆等国无不人烟众盛来看，轮台的人口也无疑会多得多。因田多地广，连南道的一些小国也投奔到它麾下，靠着寄种轮台的良田交租过活，不仅能养活一国的老小，而且过得还比别人好。像扜弥王国，养活了三四万人口，比于阗、莎车这些南道的大国的人口还多。有意思的是，匈奴人也曾看中了这段肥地，专门设立了“僮仆都尉”以便“赋税诸国，取富给焉”。但都尉地址却“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而不敢设在富强的轮台、龟兹一带。
看来轮台的实力，到了匈奴也有所顾忌的地步。
历史上，葱岭以东的第一号大国是龟兹，但轮台盛时，龟兹却只是默默无闻的老二，轮台灭亡之后方才“突然崛起”。尽管西汉时期的龟兹已足够大，人口已达八万，另有军队二万。这是非常惊人的数字，因为《汉书。西域传》的记载，环塔里木盆地一共20个国家的总人口也不过162420人。如此大国，司马迁在《史记》上竟对之一字不提，可以推想轮台有多大了。正因如此，做为丝路一霸，轮台对汉朝的姿态非常强硬，这就不难解释当所有国家都在李广利的大军面前变踞为恭，采取合作态度时，轮台仍不肯放下丝路霸主的架子，顽固的对抗汉军。
无论如何，一个富于活力、可能有10万人口的国家就此彻底毁灭，是人类文明史上的损失与遗憾。体现了汉军的残暴，而这恰是囚犯当兵的必然恶果。
元鼎六年（前111）汉朝以巴蜀罪人灭且兰，“斩首数万，遂平南夷为牂柯郡”
元封六年（前105）“天子赦京师亡命，令从军”击昆明，又“斩首虏数万人而去”，而《资治通鉴》更称他们“斩首数十万”
本来素质低下、纪律缺失的部队就容易失控。而李广利为了保障远征的士气，也不得不放任这种暴行，用烧杀抢掠来提振部队的士气。不难想像，在这群亡命之徒的屠刀下，轮台何以灭亡得如此彻底，以至于连遗民都没有留下。
轮台的突然消失，为丝路的地缘政治带来了变局，龟兹迫不及待的出来抢食轮台的政治遗产，强迫扜弥向它纳质臣服，又酿成了后来的“太子事件”。这在后面李广利凯旋班师时还会介绍。
像扜弥王国，养活了三四万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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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不得不解释一下，据《汉书》原载，扜弥人口是二万出头，兵三千的样子，但扜弥所在今塔克拉马干大沙漠深处偏南的地方，濒于横穿大沙漠、贯通南道、北道的克里雅河。这一带的生态环境，是急剧恶化的。
到东汉年间，扜弥人口剧减到七千，到东晋名僧法显自北道横穿大沙漠去于阗时，竟找不到克里雅河了，而扜弥国也已撤走，最后退到南道边缘，今于田县。
也就是说，扜弥的人口是倒着增长的，它的急剧衰落，极可能与轮台被灭有关，失去寄田之所，为缓解众多人口与粮食的矛盾，又过度开发，造成克里雅河流域不堪重负，加剧环境退化。
因此，我估计在轮台盛时，扜弥人口有三四万当不足怪。
对于这一点，也欢迎朋友们批评指正！
作者：lishi28 回复日期：2012-11-05 20:44:14 回复
没了？顶一下，盼更。
作者：三千里外无家 回复日期：2012-11-05 21:40:26 回复
极好`···记号
作者：chj1113 回复日期：2012-11-05 21:52:58 回复
跟随着作者的笔绪，追逐先民的脚步，迫不及待地等待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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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笑沧海 回复日期：2012-11-06 00:10:05 回复
快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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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各位支持！下午就更新！
下一站是龟兹，又是个富得流油的大块头，汉军别提多痛快了。可李广利却未必痛快，因为龟兹往后，路会越来越艰苦，沿途国小民稀，汉军还是逃不过饿死鬼的命。对此，李广利他们可能不得不兵分两路，一部自轮台、龟兹循克里雅河南下，横穿塔里木盆地，直抵南道，然后南北两道兵团在疏勒集合，再一起翻越葱岭。这虽是个人推测，但此种可能性很大。因为这一路从扜弥、于阗、莎车三个大国过身，可较多获得补给，减轻北道军队的压力。这也符合《史记》所说“师起敦煌西，以为人多，道上国不能食，乃分为数军，从南北道”的精神，后来李广利选择这条路线回师，说明这一做法相当成功。而轮台的惨灭，震动了整个西域世界，大伙知道原来老虎真的要吃人的，因此汉军不论走南道还是北道，均一路平行而过，未遇任何抵抗。
据新疆西部的地理形貌，北道的汉军主力过了龟兹、姑墨之后，就是温宿，这里也有一大片湖泊，汉军又能人欢马叫一阵。但越往后人烟越稀少，一望无垠的戈壁、丘陵再度忠实的与汉军相伴。汉军缺吃少穿，饥饿与伤病减员在所难免，路上仅经过少许袖珍小国，最大的是尉头国（巴楚）人口不过二千多，根本没有补给能力。大家只能强打精神，沿着叶尔羌河等河流向西，在无数个饥寒痛苦的日落日出中一直熬到了疏勒。
疏勒就是今天的喀什，当时人口不到2万，但座落在南北两道的交汇之处，“西当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因此是一个热闹繁忙的交通枢纽和商业中心。《汉书》称其国中“有市列”，就是一个明证。而且据认为疏勒人是中亚粟特soghd的别译，粟特人，学术界认为就是西方人当时认为的中国人即红发蓝眼的“赛里斯人”原型。他们是东西方公认的善于经商的民族。想必商业繁荣的疏勒汇集着各地的商队、使团，以及寻生活的人们，汉军可以轻易招募到向导，当然，也会被潜藏的大宛密探盯住。而满街的店铺、货栈中的货物，尤其是粮食、皮衣、毛毯、药材都成了汉军的，只是军中急需的驮畜难以筹集。虽然没有史料记载，但疲惫已极的汉军必定在此好好的休整一番，一边等待掉队的部队，一边为最后的挑战-----跨越葱岭作准备。
今天看来，李广利很可能没走上次的老路，而选择了一个葱岭西面的山口进入大宛，过程相对顺利，据说所经之处“山雪不积”。所以刚到大宛边界就发生了“宛兵迎击汉兵”的战事，而不是一头就碰上顽石般的郁成。但此时回头再点一遍人数可能会吓一跳，汉军竟只剩下三万人！
两征大宛来回四趟，偏偏此次保障最充分、行程最顺利的进军，却创下了减员的最高纪录，高达3万之巨，实在令人匪夷所思。若说全是饿死、病死显然不可能。本来这支汉军就以劳改犯为主流，其家多在汉武帝的暴政中家破人亡，对故国多有怨恨、恐惧。何况万里跋涉，凶多吉少，士兵们大量掉队、逃散是意料之中的事。西汉时期，士兵逃亡国外非常普遍，仅是遥远的大宛，《史记》就提到两次，“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他兵器”、“闻宛城中新得汉人”，虽是零星片段，却反映出一种普遍现像。直到汉元帝时，这种现像仍有增无减。当时官员曾上书反应：“往者从军多没不还者,子孙贫困,一旦亡出,从其亲戚。又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闻匈奴中乐,无奈候望急何’然时有亡出塞者。盗贼荣黯,群辈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
也就是说，越境外逃的汉人，大致三类：
1，以往投奔匈奴或被俘士兵的亲属。
2，沿边居民或奴婢
3，“盗贼”、“群辈犯法”之徒
由此可见，在底层汉人眼里，落后的匈奴居然也算乐土，那么“皆种五谷，土地草木、畜产作兵略与汉同”的西域国家，就更是逃亡的好去处了。这里地广人稀，不愁无田。再说，有点手艺、技能的汉人，在落后地区是非常吃香的。在那儿，他们不再是卑贱的犯人、不必一辈子抬不起头或担惊受怕，尽可打工种田，贾贩经商、传授技艺，娶妻生子，快快乐乐活了此一生，何必去当兵杀人？何况，攻陷轮台之后难免有大批汉兵产生饱掠思颺的念头，捞了一把趁机开溜。当然，以上都是一些分析推断。
不知是被上次的胜利所鼓舞，还是被轮台的下场激起了恐慌，上次连援救郁成也没胆的大宛人，此次竟敢站在家门口摆出堂堂之阵迎敌。而且，很可能出动了倾国之兵，从宛人对汉军行动的准确掌握来看，他们必定全力以赴。据史载，大宛衰落之后仍有6万之众的兵力，那么眼下李广利面对的宛兵肯定还要多得多。
大宛的军队，是一种希腊与传统游牧战士混合型的部队，骑兵的主力为塞人，即西方史上著名的，曾让亚历山大吃尽苦头的斯基泰人。借用希罗多德的记载和汉代画像砖的描绘，塞人骑兵头戴着传统的配有双护耳的尖顶高帽，使用弓箭、投掷用的短矛，以及战斧。他们自居鲁士时代起，战斗力就已名震欧亚。是波斯帝国的精锐核心，论嫡系，仅次于波斯人和米底人，论战斗力则冠于全军，当年希波战争，和希腊城邦联军们拼得最狠的就是他们。宛军步兵则受希腊影响，可能已经方阵化、重装化，戴着希腊式头盔或伊蓝人传统的毡帽，装备着短矛、藤弓和可能用芦苇杆制成的箭支。比起矮小的黄种敌人，他们身材高大，体格魁梧。他们的战马比所有敌手都跑得快，他们人数众多，士气高昂，天时地利人和都在他们这一边。
而此时的大汉远征军，却饥肠膔臕，由于刚刚翻越葱岭，正体质虚弱，疲惫不堪。但汉军却毫不惧怕--------比起活活饿死、病死、掉队失踪的可怕，眼前的对手简直太让他们有安全感了。只要把大杀器一摆出来，神马都是浮云。
这个大杀器就是：弩
弩是一种强化的弓，经过机械改装后，杀伤力呈几何倍数飚升，射程远到六百到一千步。其关键部位是弩机，相当于步枪的撞针与扳机，而且还有瞄准器，当时叫“望山”。经过时代的演进，西汉弩的瞄准器已刻有刻度，相当于步枪上的表尺，可按目标远近灵活的调整射程和发射角度。与弩配套的箭支也工艺先进，箭头根据力学原理设计成三棱型或四棱型，轮廓与今天的子弹头相似，箭头各个弧面的长度、距离几乎完全相同，可以最大限度减小空气阻力。箭杆则多用竹子或榆木制成，轻便坚韧，尾部装三条尾羽，以稳定弹道。因而射出去又稳又狠。士兵操作时，先手拉望山，带动弩机的“牙”上升，将弦挂在牙上，装箭于弩臂的槽内，然后瞄准、射击。操作像步枪一样简便。因此即使是新手，只要经过很短的训练就可以安全而轻易的杀伤久经沙场的老兵。汉匈战斗中，几千名持弩汉兵，就可轻易遏制数万名匈奴骑兵的凶猛冲击，甚至以零伤亡代价射杀对手几千人。
这种交手是如此的不公平，以至武帝的丞相公孙弘曾上书请求“民不得挟弓弩”，因为“十贼张弩，百吏不敢前”。
可以说，弩的问世，让全世界军队的盾牌就像纸糊的一样，从而将战争的方式、艺术引领到一个新的高度。它意味着两千年前的冷兵器时代，中国军队已是一支远程重火力部队。战争的胜负已不再完全取决于人数、战斗技能、防护的精良，甚至骑兵强大的冲击力，而取决于一瞬间所能投射出的“火力值”。面对新式的汉朝射击型步兵，不论是匈奴、塞人骑兵旋风般的快速突击，还是希腊、罗马或马其顿式的步兵方阵只能甘拜下风。正如西方人在《全球通史》中所断言的那样，中国的弩是当时一种能起决定性作用的武器。
现在，李广利正指挥汉军整齐的按交替队形排列，按统一的动作摆弄大杀器。为了腾出运力装载这些宝贵的箭支，汉军不得不忍饥挨饿，牺牲了许许多多战友的生命。战士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将一枝枝复仇之箭枝嵌入弩匣，等待着猎物的靠近。鸦片战争中，三千蒙古骑兵曾被七百名英法联军的步枪齐射打得“如墙之颓，纷纷由马上颠陨”。可想而知，面对排山倒海般冲过来的大宛军队，成千上万的汉兵扣动弩机之后，那种场面将是何等令人惊心动魄。
遗憾的是，这样一场古代史上罕见的中西军队的碰撞，一场可能有近10万人参加的大会战 惜墨如金的司马迁却寥寥几笔做了打发：“汉兵射败之，宛走入保乘其城。”
这简直是逼着我挪用柏杨先生的一段话:
“这么一场轰轰烈烈的战役，史书上只寥寥数行，反而不如一个儒家学派知识分子的一件酸溜溜的屁事占的篇幅要多。多少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事迹，被迂腐的跟没有原则的反战思想埋没。这是中华文化遗产中，最严重的缺失，不但不公平，也不道德，严重地影响整个民族的气质。中国史书之不能射出万丈光芒，中华人之孱弱退守，原因在此。”
当然，对于司马迁来说也不尽然，以他老人家对李广的一往深情和生动笔墨如若能挥洒在这场战役中，恐怕真的会让文字生动得从纸上蹦起来。可惜的是，这次战役的主角不是李广而是李广利
大宛人则很好的体会了什么叫“非接触打击”，永久性丧失了跟汉兵对阵的勇气-----被射得跟刺猬一般，却连人家的毛都够不到，这也太打击人了嘛！这一仗也给那些作壁上观的邻居们上了生动的一课，尤其是乌孙人和康居人，让他们领教到什么叫代差，什么是非对称交手，以他们的斤两有没有和大汉玩决战的资格。
谢谢各位朋友来看小贴！
正如网友所说，蒙古和女真也有诸多失误之处，我之所以说它们有一定远见，是与匈奴相比。匈奴在史上统一过草原的游牧民族中，这方面水平确实低下，与汉相争近四百年，始终没有吸取教训，提高自己的战略处境，更不要说像蒙古女真那样懂得抓住主要矛盾，联一方打一方，较熟炼的的运用纵横术，对已对敌的战略境地有较清醒的认识了，至于蒙古人的战略大迂回，更是匈奴人比不了的，所以我才发了上面的感叹，呵呵
作者：hirechalq 回复日期：2012-11-07 13:17:03 回复
楼主的倾向太明显，而且，仅仅凭着一些生活习惯就把大宛希腊化更是说不通。
希腊严格来说，就是城邦制，一个一个行政上独立的小城邦的贵族们，开个会，少数决定多数。好处是有内部不是铁板一块，所以有异议的换个城邦可能过得也蛮好。参见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就是这种体制，其实内部争斗厮杀也不曾少过。
而大宛，说跟希腊相似，看下来直说些生活习惯，但像这类没有统一组织过的形式，我觉得与其说希腊化，不如说印度化。
而且，希腊的特色在于其有独立的思想体系遗留，大宛有么？有什么人可以说出大宛人在文化科学方面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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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这位朋友的意见！只是有些地方可能让您误会了。您说的城邦民主主要是黄金时代的古希腊，而大宛所处的则是希腊化时代，而且是希腊化在亚洲已趋衰落、退潮的时代。希腊化时代与黄金古希腊最显著的不同是，前者主要是君主制政体，后者是城邦民主政体。前者在思想上已流于神秘主义，更融合了许多东方的思想，后者则趋于追求真理与科学。至于“希腊的特色在于其有独立的思想体系遗留，大宛有么？”，这个无法拿来否认大宛是希腊化国家，比如，您能说大夏有希腊式独立思想体系遗留吗？您能说中东的一些希腊小国各有哪些独立思想体系遗留吗？这些属于考古范畴，希腊化时代的学术中心，主要有两个：亚历山大里亚和帕加马，这和地理位置有关。其他希腊化小国尤其在亚洲偏远腹地是很难出现什么学术中心一类的。我说大宛是希腊化国家，一方面是基于被希腊化的巴克特利亚王国征服和统治的史实，一方面是拿它与其他希腊化国家进行比较，所以做出了这个结论，呵呵
奥巴马胜选了，而李广利也终于赢到了他军事生涯的第一场胜利。难得的是，轻松漂亮的大捷之后，他并未被冲昏头脑，依然保持着身为将帅所必要的冷静。按原计划，汉军本应先攻郁成，但一场意外的决战已打垮了宛人的主力，正宜趁胜追击，如果再按原计划先打郁成“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诈”，于是“乃先至宛”。
汉军直捣王城，深入到费尔干纳盆地的核心----大宛最肥水的腹部。与龟兹、轮台、疏勒这些葱岭东边的西域“大国”相比，大宛才是真的富。河流、溪水从四周的山上潺潺而下，灌溉着盆地中央的绿洲，滋养了稠密的人口，繁盛的城镇。有不同史料描述费尔干纳一带“土地平敞，多果实，出好犬良马”，想必当时汉军来到的端的是稻麦滚滚，牛马成群，土产丰饶的好地方，果林里到处挂满了谙罗果、香枣，葡萄园紫的翠的葱葱笼笼一望无边。发达的灌溉农业带来了充足的剩余食品，故而大宛社会“俗嗜酒”，汉军将士惊讶的发现许多财主们竟然“藏酒至万馀石”。而且比起整天吃葱、韮的疏勒人来，大宛人吃的更营养和清淡，“食多饼麦”。宛人的穿着和西域等国大同小异，多是羊皮或叠袄，不同的是男女都一律穿靴子，且女人少男人多，女性大概是被大宛男人们宠坏了，连浓妆都懒得画，只以青黛涂眼而已。
更稀奇的是，在街市上或阔佬们的家里，汉兵经常发现好多产自汉地的丝绸锦缎、铜镜和五铢钱。尤其是汉式的铜镜，被上流社会当成宝贝似的，仿制品到处都是，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有意思的是，这儿的人不拿中国的五铢钱当钱，却用来制成各种精致的小饰品，尤其在贵妇人中间这样做会显得颇为时髦。
与足吃饱掠兼公费旅游的汉军不同，大宛人可真是叫苦连天了，眼睁睁看着不素之客闯入自己的乐园，尽情胡作非为却束手无策。
大宛首都叫贵山城，位于今乌兹别克的卡赛散市，处于纳伦河与几条小河的交汇处。
参照大夏故地的希腊城市遗址，作为“大夏之属”的大宛，其贵山城必定也是一座相当壮丽、设计得很有规划的希腊风格的城市。近年的考古成果也证明，贵山城面积广阔，内外环绕着三道城墙，外城厚约4米，内城更厚达5米，底部为夯筑，上部则用土砖砌成。城墙上筑有密集的塔楼、望楼，互相门道相接-------这与大夏的希腊城市式样一致，后者的城墙上每隔17米就设有一座望楼。
而大宛在设计上还要细密，城内还有另有相对独立的要塞、城堡，环护着大宛的王宫、议会。城外有护城濠，纳伦河等多条河流环城而过，地下铺设着通向城内的供水系统，设施由砖砌成，剖面呈拱形走廊，将水流引入城内的地下室，经过专门的过滤池过滤后，才供居民使用。很可能出于这套完备、讲究的供水系统，大宛居民没有打井汲水的习惯。这一点引起了汉人的注意，此次远征，武帝特意派出两名水利工程师随军来到城下，“决其水源，移之”，断绝了城中的河水供应。至此，连不爽李广利的司马迁也认为大宛人应该被难住了-------“则宛固已忧困” 。
奇怪的是，随后的战斗中，大宛人竟坚持了四十多天之久，这不像是断水后应有的状态。而且，按记载，失败后的宛人是在贵山城交出天马的，看来在汉军到来之前，宛人已将贰师城的马群转移进贵山，作了周到的战备工作。城内必聚集了大量的人畜，竟未爆发严重的水荒，这也难怪李广利们会犯嘀咕，“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怀疑是不是有汉人反水过去教大宛人打井。今天的考古队在费尔干纳的城市遗址中发现了许多大型蓄水池，不知是不是这众多的水池让大宛人渡过了难关。以常理度之，大宛是一个有丰富战争经验的国度，他们必然不会在水的问题上被人轻易卡住脖子，自有一套应对之策。
但不论有水没水，事前认为“诚以汉兵不过三千人，强弩射之，即尽虏破宛矣”的汉人，竟这么久不能破城，看来贵山城相当大，用三万兵围攻都颇为吃力。汉军又以劳改犯为主，要么是边骑、属国骑，这些人都只擅长野战而不擅攻城，以至如此。好在富贵的王城对汉军产生的诱惑太强烈了，几番猛攻，终于打开缺口，“其外城坏，虏宛贵人勇将煎靡，宛大恐，走入中城”。
让人困惑的是，所谓“外城坏”究竟是简单的指汉军攻破外城呢，还是外城被打坏、打塌后，让汉军冲进去的呢?
看看史书上一些所谓“城坏”的例子：
鹊上城之垝，巢於高榆之颠，城坏巢折，陵风而 起-----《庄子》
已而燕军攻安平，城坏， 齐人走，争涂。——《史记·田单列传》.
二十二年，王贲攻魏，引河沟灌大梁，大梁城坏，其王请降，尽取其地 ----《史记。秦始皇本纪》
《史记。秦始皇本纪》还有一条：“堕坏城郭,决通穿防,夷去险阻”。唐人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认为：“坏，坼也”
栾布自破齐还，乃并兵引水灌赵城。赵城坏，赵王自杀，邯郸遂降------- 《史记 楚元王世家》
上庸地震，城坏-----------《汉书》
“会霖雨，城坏”------------《晋记》
看来所谓“城坏”，多指城墙本身被破坏的意思，而不是泛指克城。这里问题又来了，汉军是用了什么办法，打坏了大宛的外城呢？
那个时代，罗马人喜欢用“弩炮”破坏城墙，弩炮就是一种发石机械。而《汉书。甘延寿》传中，亦曾有“投石拔距，绝於等伦”的记载。据唐人颜师古看来，这“投石”当是指《范蠡兵法》里用机械发射的飞石，“飞石重十二斤，为机发，行二百步”。然而，在两汉无数攻城战中，我们却没有看到飞石破城的例子。相反，冲车才是汉人攻城器械的主角。像代表性的昆阳大战，王莽军“围城数重，或为冲车以撞城，为云车高十丈以瞰城中，弩矢雨集”。而汉景帝的阳陵中，发掘出的攻城器材也是冲车。因此，打破贵山外城的应该不是飞石，而且，以这种十二斤的飞石，要打破厚达4米的城墙恐怕不那么容易。
而关于冲车又有两说，一说是用来撞击城门的车载巨木，一说是敲击城墙的破城槌。究竟是何，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不论哪种，汉军是肯定不会将这种笨东西从万里之外运到大宛城下的，只能临时就地取材的制造。这就难免耗时费力，质量还不一定过关，这恐怕也是打个外城就花了四十多天的原因之一。
作者：蝶恋花依依 回复日期：2012-11-07 14:04:51 回复
个人认为游牧民族的能量与他们汉化的程度直接相关！！
汉朝时期的北方游牧民族，与汉族的交流并不多，受汉文化的影响微乎其微，所以也只满足于抢劫财富人口而已！！随着双方交流的日益频繁，汉文化对游牧民族的影响日益加大。逐渐汉化的游牧民族开始追求土地和统治权，而组织上更严密，政治上更成熟的游牧民族开始一次又一次爆发惊人的能量，南北朝，契丹，金，蒙古，满清，北方游牧民族的能量一次强过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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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得好，有一定道理
作者：毫末丶 回复日期：2012-11-07 16:44:37 回复
楼主怎么不看王安石自己的人格缺陷？宋之党争，政治之昏暗始于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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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比起保守派来，可谓完人，人格尤其高尚，这一点，保守派都感佩不已。所谓改革，本身就要有雷厉风行，排除万难与阻力的精神。比起商鞅变法来，王安石相当温和与容人了反倒是保守派，上了台之后把宋朝搞成什么样，又是怎么对待不同意见的？
所以读史要实事求是，不能人云亦云
作者：lrx00000 回复日期：2012-11-07 16:45:03 回复
先生大作 通俗易懂 让人倍感大汉豪情 期待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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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先生不敢当啊，还请多多赐教！
作者：走狗的2005 回复日期：2012-11-07 13:22:58 回复
门外汉路过，看看雄文，学习了，谢谢楼主
作者：我的验证码是0728 回复日期：2012-11-07 13:53:50 回复
以后就准这个帖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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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欢迎常来！
作者：o姜狼o 回复日期：2012-11-08 10:15:35 回复
白云兄写得非常认真，史料剪裁的非常得当，特别是一堆让人看着头疼的偏冷史料，没有耐心是坚持不下来的。汉朝和西域，一个是时间上的距离非常遥远，一个是空间上的距离非常遥远，对那个时代的史事，更有必要详细解读，白云兄做了一件好事情。了解汉与西域的关系，这是一篇不错的好文章。
作者：o姜狼o 回复日期：2012-11-08 10:17:27 回复
王安石是个在历史上有极大争议的人物，各说各有理，不过这里显然还是多讨论汉朝与西域的关系更为妥帖，王安石的事情就少说些吧，还是多些笔墨聊本文的主题汉与匈奴西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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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兄所言甚是！
还请多多赐教！
作者：o姜狼o 回复日期：2012-11-08 10:15:35 回复
白云兄写得非常认真，史料剪裁的非常得当，特别是一堆让人看着头疼的偏冷史料，没有耐心是坚持不下来的。汉朝和西域，一个是时间上的距离非常遥远，一个是空间上的距离非常遥远，对那个时代的史事，更有必要详细解读，白云兄做了一件好事情。了解汉与西域的关系，这是一篇不错的好文章。
作者：o姜狼o 回复日期：2012-11-08 10:17:27 回复
王安石是个在历史上有极大争议的人物，各说各有理，不过这里显然还是多讨论汉朝与西域的关系更为妥帖，王安石的事情就少说些吧，还是多些笔墨聊本文的主题汉与匈奴西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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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兄所言甚是！
还请多多赐教！
随着缺口的打开，身穿皮甲的汉军们冒着横飞的箭石蜂涌漫过城濠，从突破口冲入城内（顺势发挥一下）。然而，以平庸将领指挥的低素质远征军，尽管有先进的武器，要想一举攻破大宛首都，仍是不易的。当时的大宛，正处在国家历史上的极盛期，举国拼死一斗，迸发出的力量还是很强的。从史料上分析，汉军进入到城内巷战，无疑面临陌生、狭小的复杂环境，弩箭的优势很难发挥，倒是身材高大的宛人很适合这种短兵相接的近战，汉兵一边要向纵深突入，一边还要沿着突破口拿下一段段城墙，攻破一座座长方形的高大坚固的望楼（这些望楼可能高过城墙十米），可想而知，每前进一步都会是艰苦的。一时城内城外到处弥漫着剧烈的厮杀声、金属的撞击声、惨叫声惊心动魄，到处浓烟滚滚。（顺势发挥）。
好在钢制兵器终于帮助汉军占了上风。中原先进的冶金水平，使汉产兵器异常锋利坚韧，以至战场上“胡兵五而当汉兵一”，宛人终究抵挡不住，败下阵来，汉兵“虏宛贵人勇将煎靡”。值得注意的是煎靡的名字，要知道，乌孙国王、贵族的名字结尾，都加个“靡”字。据学者研究，这是操印欧语的塞种人的词汇习惯，而大宛土著也是塞人。从身份上看，煎靡既是贵人，又是勇将，身份显赫，在军中享有崇高的声望。他的被俘导致宛人士气崩溃，“大恐，走入中城”，看来大宛的国防支柱确实是塞人。
遗憾的是，汉军攻入外城后没有乘乱再进一步拿下中城，却急不可耐的对城内进行了不分青红皂白的的疯狂屠杀，这无疑与李广利指挥经验欠缺，组织能力差，军纪不严有关。而纵情屠掠，也是军中“恶少年”们的老本行了。战斗中真正表现勇敢的，可能是来自民间的志愿兵，即“负私从者”，后来武帝对他们格外嘉奖，使之“官过其望”，必与破城战斗有关。
此刻，大宛已被逼到了绝境，尽管中城已被加筑得非常坚厚，但目睹外城正在重演轮台之屠的大戏，惨状令城内所有幸存者人心惶惶，失败主义像瘟疫一样弥漫，全城上下到处是末日将临的绝望气氛。高层也开始动摇，谁也不知道还能撑几天。为了求生，大宛的贵族们私下开会，“汉所为攻宛，以王毋寡匿善马而杀汉使。今杀王毋寡而出善马，汉兵宜解”，为了保命，竟出卖自己的国王去做替罪羊，这一提议，竟然“宛贵人皆以为然，共杀其王毋寡”。一场弑君案上演了，却未引起变乱或王族的反击，看来大宛上层确实是“贵人政治”，一手遮天。
随后，贵人议会推选代表跑到汉营服软，交上宛王人头，摆出了两个供选方案：要么请停止进攻，“我尽出善马，恣所取，而给汉军食”。要么“我尽杀善马，而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内，康居居外，与汉军战”。请你们慎重考虑，何去何从？
亡国在即，宛人的嘴巴还挺硬，明明是求和，却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姿态，对来犯者的心理把握得相当准确，足见大宛贵族还是有能人的。其实所谓“康居之救”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康居作为游牧民族，与城居文明的大宛必然存在相当深厚的商业利益，且控弦之士多达八九万，与宛军相加无虑十多万人，但面对孤军深入的三万汉军，却“候视汉兵，汉兵尚盛，不敢进”。这并不奇怪，连匈奴都不敢截击汉军，何况康居这种二流国家？
按理说，一方主动求和，会使另一方更有底气，乘机追加更苛刻的条件。遗憾的是，胜利在望的汉军领导层却一副底气不足的样子，对大宛开出的条件，竟“军吏皆以为然”，一点不讨价，全盘接受。李广利们的顾虑是“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内食尚多”，何况“所为来，诛首恶者毋寡。毋寡头已至，如此而不许解兵，则坚守，而康居候汉罢而来救宛，破汉军必矣”。扼要的说，这些顾虑都在指向一个问题：汉军没有速克中城的信心。
亚历山大可以横扫欧亚，从爱琴海打到印度，难道我们堂堂大汉，竟拿不下一个小小的贵山城？看来当时汉军处境不妙。
首先，汉军远道而来，缺乏攻城器械，全靠蚁附登城似的硬攻。而大宛的中城尤其坚固险要，结合考古资料分析，城内有许多山包，地势较高，内城可能类于希腊城邦的卫城，且设有棱堡，居高临下、易守难攻。汉军难以仰攻，拖延下去变成持久战，消耗战，一旦外邻来救，后果不堪设想。何况武帝一再给乌孙打招呼促其援汉，但乌孙娶汉朝女人很起劲，要做事了却出工不出力，只派二千骑兵在边界摆个造型，“持两端”，不动作。另外气候也是个问题，汉军是于太初四年（前101年）春季回到本土的记载看，当时攻宛应该正处夏季或夏秋之交，越往后拖天气越冷，汉军是没有勇气拖到冬天回国的。因此，做为客军，他们经不起闪失，冒险将招致毁灭性结果。
我们无法苛责李广利太多，毕竟，“倡优”出身的他真的勉为其难，不是畏于妹夫的皇威，他也未必想干这表面光鲜的危险差事。而眼下，他又在一个相同的地方犯下了相同的错误-----几名残兵跑到大营报告了一个噩耗：又一支汉军被郁成这个仇家给袭击了，而且全军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