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究竟输在了哪---------汉武帝伐大宛探析
太初元年(前104年)的一天，壮士车令带着纯金铸造的金马和黄金千斤踏上了西去的征途，他受当朝天子派遣，前往万里之外的大宛国求取天马----汗血马。
汗血马，据说就是今天的“阿哈-捷金马”，它的闻名于世，并不全是它有多么高大壮猛、奔跑力强，而在于它的一个奇特之处：每当激烈的奔跑之后，它的前肩以及臀部、背部都会出汗如血，因此汉人为它取了“汗血马”这个响亮的美称。据今人考证，这个带有浓厚神话色彩的特征，其实是一种寄生虫的分泌物。加上它喜欢以苜蓿为食，与汉地的马种大为不同，由于这些奇异的差别，人们视之为天马，在东方人的心中产生了一种奇特的魅力。
汉武帝一生冀求长生不老、升仙得道，他闲着没事，用《易经》卜了一卦，曰“神马当从西边来”。这令沉溺于祥瑞的他颇为受用。果然还真应景，不久敦煌方面来报，说在渥洼池发现了天马！武帝龙颜大悦，有了神马，不就可以骑着它一朝升仙了吗？他深信这是“太乙神”赐给他的礼物，于是隆重的赐名“太乙天马”，连带着献马之人暴利长（光看名字就是个生事的主）也被封官受赏。武帝在位54年，是个雄材大略的天子，王侯将相，没有谁能轻易蒙得了他，唯独方士例外。只凭方士们几句忽悠，他可以不惜劳民伤财为神仙起楼台、造宫观；为了探访蓬莱仙境，竟真的一次次冒着鲸波之险巡游东海，乘风破浪找神仙，那份狂热，真恨不得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结果到头来一场空。神马也是如此，那个暴利长因犯法被罚守边，出于翻盘心切，耍了个花招，跑到渥洼池边捕到一匹野马就敢吹成神马，还真就“一马得道，鸡犬升天”。
几年后，张骞从西域归来，献上乌孙国的良马，武帝一高兴，又把“太乙天马”扔到一边，改封乌孙马为“天马”。但张骞告诉他：乌孙西边有个大宛国，出产的马更神奇，汗流如血，传说是天马在凡间的后代。于是武帝把乌孙马改名“西极”，让它靠边凉快着，再遣使团，携带“数千巨万”的财物，前去求取大宛天马。
史载“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馀人”
但据史料分析，武帝好马不假，求仙也求得嗨，同时又是一个很有事业心的雄主。中原限于环境，马种很难与域外马抗衡。在汉匈战场上，匈奴战马“上山下阪，出入涧溪，中国之马弗与也”，汉族人只有眼馋的份儿。匈奴骑士们“险道倾仄，且驰且射”，而“中国之骑弗与也”。且汉地很难大规模养马，虽然在全国发起过轰轰烈烈的养马运动，但一场漠北之战打下来，便搞得“天下马少”。由于马源稀缺，马价涨起来比今天房价可快多了，闹到一匹普通马也得二十万钱的地步，比一个御史大夫的年俸还多。何况当时国家钱袋子紧，“县官钱少，买马难得”。
因此，改良马种，提升战马质量成为当务之急。
然而，改良马种对正在进行的战争可谓远水不解近渴，何况大宛所在的中亚乌浒河一带，也都是优质马种的产区，像古希腊人提到过的米塞马，汉武帝却只盯着大宛一家求马。更奇怪的是，史书上明明记载武帝已多次获得大宛的天马，为什么还要没完没了的继续向大宛征求呢？看来，求马的背后必隐藏着更深的玄机。
众所周知，汉通西域是为了联合月氏一起夹攻匈奴，这一目标落空了，月氏人对他们的新家园很满足，不愿再回去算旧帐。但武帝的战略却没有错，西域-----如果开发得好，将是反匈战争的第二战场。当然，如果开发得不好，将反而成为匈奴反汉的第二战场。而且，在这方面匈奴早就走先行一步：西域“故皆役属匈奴”。幸运的是，西域比起富庶文明的汉朝来，贫穷落后得多，这对一味追求高附加值的战争收益的匈奴人来说，提不起多大胃口，长年仅满足于收收保护费，把机会让给了汉人。的确，西域大多国力弱小，大国常仅两三万人口，小国只有一两千甚至三位数的人口，只从表面上看，西域不论倒向哪一方也不能为后者增加多大权重。所以，连汉朝士大夫们也觉得没有开拓的必要，所谓“与汉隔绝，道里又远，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
但汉武帝却从一开始就不惜代价的进行金元外交，每年派出多批使团，前后几千人，每个使团都带着“金币帛直数千巨万”走访各国，远的遍及伊朗、叙利亚、印度，到处送礼。对来华的西域使者、商队，也无不“散财帛以赏赐，厚具以饶给之，以览示汉富厚焉” 。就是去东海巡视也不忘带上这些西域客人，专走人烟稠密的地方，四处兜风耍宝，沿途“行赏赐，酒池肉林”，“令外国客遍观仓库府藏之积，见汉之广大，倾骇之”。不顾国力虚耗的现状，一路到处乱撒钱，民怨沸腾。刘彻的疯狂举动，古今JY都免不了敲怪话，骂他拿着民脂民膏给自己搞形象工程。何况中外历史早已证明，但凡用金钱铺路的外交，是交不到几个真正朋友的。这话看起来有道理，但事后算帐却发现：武帝其实从不在外国人身上乱花一分钱。所谓“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那时中国大概只有他一个人清楚：仅凭汉朝一国之力与匈奴单打独斗，是不策略的。
农耕文明因其作战方式的特殊性，战争成本过于高昂，国家很容易被军费给压垮。而对手是落后的游牧民族，飘忽不定，就是逮住了也榨不出什么油。若能找到月氏一类游牧民族做帮手，一来可以压缩匈奴人的机动空间，二来事半功倍。
武帝如此热衷于西域事业，还与一个意外收获有关，那就是发现了乌孙。乌孙本与月氏同游牧于祁连山一带，因与月氏结仇而投奔了匈奴，后来力量强了，就西迁到伊犁河流域一带，从此“中立，不肯朝匈奴”。乌孙人也是骁勇善战的马背民族，周边都得让它三分。因此，武帝结交西域的重点，就是“欲与乌孙共击胡”。但乌孙与匈奴并无仇怨，怎会平白为遥远的汉朝去挑战强大的匈奴？但武帝的外交手腕却很老道，他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就经常派人出访乌孙， 制造出汉与乌孙关系亲密的外交假象，挑动匈奴人对乌孙的怀疑。与其同时，汉朝也在争取乌孙周边的邻国，使乌孙在西域外交圈子中空前孤立，产生压力感。西域各国“虽属匈奴，不相亲附”，在雨量的糖衣炮弹下，天平渐渐向汉朝倾斜。各国纷纷派代表慕名而来，不远万里来参观这个东方大邦。不仅安息、身毒等大国，像“宛西小国驩潜、大益，宛东姑师、扞鰛、苏薤之属”，也“皆随汉使献见天子”。局面打开了。
汉朝的使者则“出其南，抵大宛、大月氏相属”，乌孙终于被触动，“乃恐，使使献马，原得尚汉女翁主为昆弟”。武帝抓住机会，从宗室中挑选了一位叫刘细君的公主远嫁乌孙。举办了一场气派的皇室婚礼，随嫁过去的各类人员就有数百人，并且“赠送甚盛”。然而，包括武帝在内的所有人都上了乌孙老王的当，这个狐狸其实另有一副算盘：自己年事已高，说蹬腿就蹬腿，而几个儿子他都不满意，只满意自己的宠孙。因此，刘细君嫁过去没多久，老王就逼细君改嫁其孙为妻。这对汉朝皇室的尊严是一种严重侮辱------连汉公主下嫁匈奴都倍感耻辱，乌孙怎敢如此无礼？！出人意料的是，武帝却对乌孙一副极好的脾气，真的令刘细君“从其国俗”。细君含愤受辱，终于郁郁而死，武帝又立马找了楚王之女解忧公主顶班，远嫁乌孙。然而，乌孙在与汉朝关系前进了一步之后，反倒更加谨慎。毕竟，汉朝远在天边，仅凭联姻-----这种裤裆里的关系，还不足以让乌孙豁出身家性命和匈奴干仗的。所以乌孙这边以汉公主为右夫人，那边又立马娶了匈奴公主为左夫人，左拥右抱不亦乐乎，还坚持了等距外交。
对此，心气甚高的武帝也无可奈何，只好将工作重点再次转向乌孙周边，先争取他们的臣服。而大宛，就成为攻略的重中之重。这，才是汉武帝没完没了的求取大宛天马的真正用意-------大宛不烦，武帝还不干呢！
大宛，地处今乌兹别克费尔干纳盆地，位于乌孙西南方，康居（哈萨克南部）的东南面，西通安息（伊朗）、条支（叙利亚），南通大夏（阿富汗）、印度。恰好处在中国通往西方的十字路口上，因而工商业繁荣，且境内气候宜人、河道纵横、土壤肥沃，物产丰富，是一个颇有影响力的文明国家。
汗血天马是大宛的国宝，具有着非同一般的像征意义。将宛人的国宝纳入汉王朝指定专用品，等于形式上承认了汉朝的宗主权地位，这对扩大汉朝在周边影响、争取乌孙非常有利。 何况大宛是个“善贾市”的国家，对物质利益锱珠必较，又“贵汉财物”。只要不惜重金，大宛必甘心就范。
起初也确实如此，然而，随着汉人对天马无休止的索取，事态开始变化，渐渐发展到不管汉人出多高的价，宛人“有善马在贰师城，匿不肯与汉使”，原本颇为热情的大宛人，逐渐对汉朝冷淡下来。让人不解的是，整个西域世界对汉的态度，也都变得冷漠起来，甚至刁难、虐待汉使的事件开始层出不穷。尽管西域客人在汉朝备受优待，但汉使来到西域，却得不到做为客人应有的尊重与款待。衣食住行，样样都得自己掏腰包，日子久了，就不免闹出“拥强汉之节，馁山谷之间，乞食无所得”的惨事。后来发展到汉人使团去西域一个来回，常要饿死一半的人，甚至遭到一些国家明火执仗的袭击。反倒是与西域原本“不相亲附”的匈奴人，他们的使者来访，只需“持单于一信，则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招待得非常周道。
为什么中国净碰上这种热脸贴上冷屁股的事儿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用今天一句话形容，就是-----真理在大炮射程以内。从地理方位上看，匈奴近，汉朝远。匈奴骑兵就像匈奴的拳头一样，强大、有力、迅速，且近在咫尺。汉朝的拳头也粗，却够不着他们。所以汉朝只能尽量向西域展示它的软实力，但西域国家却不怕汉朝。即便如此，在交往礼节上，汉朝却不肯放下它那***上国的架子。汉使一到，外国的国王、首领是被要求跪拜的，张骞在乌孙就是这么干的，两国初次交往，见面礼还没拿出来，就让人家的老王（即昆弥）拜在自己脚下。这就难免招人反感，大伙自动与汉疏远。
另一方面，汉朝雄厚的物质实力带给西域的好处有限。西域原本“贵汉财物”，但汉、西交往未久，就出现了各国“益厌汉币，不贵其物” 的怪现像；大宛也因国内“饶汉物”，不稀罕汉朝的重金。这主要是西域各国尚未享受到丝路贸易的好处。毕竟，在中东与西亚还陷于混战状态，安息、罗马尚未形成统一疆域之时，欧亚也就形不成稳定的需求市场。没有贸易带来的物质流通，也就严重限制了西域各国的受益空间，无从消化汉朝的财物，因此才会出现人家嫌我们送钱送多了的怪事。直到公元一世纪，罗马与安息有了稳定的势力范围之后，丝路才繁荣起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日；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盛况发生在东汉而不是西汉的缘故。
第三，汉武帝忽视了使者的素质。古代中国是内向型的农业国家，有身份、地位的人对出使外域没有兴趣。愿意出使的，多是无赖、市贾、喜欢浮夸奇谈之辈。而且出国可以合法的携带大量财物，又远离本土，自然方便他们私吞、贱卖。这就决定了泱泱大国的使者，素质低下。在手法上，他们学着张仪苏秦那帮人的一套，对西域各国“言轻重”，威逼利诱的让他们倒向汉朝。而且一批走了，一批又来，一年十几拔，整得跟传销员似的，换了谁也会烦。大汉的国际形像自然大打折扣。
何况西域国小物贫，甚至连铁制农具都不会制造，粮食不足。所以汉使越多越招人烦，没个好脸色也就在所难免。其中楼兰、姑师两国最不堪其扰，仗着匈奴撑腰，“攻劫汉使尤甚”。可惜这两国离汉朝最近，遭到了武帝的报复，元封元年（前110年），汉军以700骑兵就逮捕了楼兰国王，姑师也被迫投降。两盘小菜下了肚，汉武帝认为大宛应该害怕了，趁热打铁，令人用黄金铸造了一座金马。这匹金马可能出自上林苑皇家工匠之手，制形精美，体现了中原精湛的工艺。汉武帝也许想以此表达泱泱大国的诚意，打动大宛人。
值得玩味的是，武帝特意选派了一位名叫车令的壮士担任特使。
万里去求人家的马，首先讲的是和气与诚意，就算人家不乐意，也应该好言相劝、以诚动人。可是，此番偏偏派了喜欢意气用事、重义轻死的壮士出马，看来用意已非同寻常。或许在武帝看来，金马即便买不来大宛的天马，但买一个出师的由头却足够了。
战争前奏------汉朝的希腊化敌人大宛
大宛，距长安一万二千五百汉里之遥。
对于大宛的过去，国外一直语焉不详，记载模糊不清，正如美国著名中亚史专家麦高文所说:“古代的波斯记载和希腊史家都忽略了他们”。如果不是一位叫张骞的中国人从亚洲的另一端找到这里，今天的世界甚至不知道这个古国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与游牧民族不同，大宛具有成熟的城市文明，是张骞出国之后见到的第一个文明世界。大宛“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多善马”，“颇与中国同业”，令张骞倍感亲切。不算大的盆地中，密布着七十多座大大小小的城市，生活着30万以上的居民，并保持着一支6万士兵的军队。这在国小民稀的西域世界，简直是一个超级大国。人口的数量和稠密度，就是西汉国内许多大的郡国也比不上的。想必武帝远征前的大宛人口数量还会更多。
有趣的是，斯塔里夫斯在《全球通史》中就曾说过，大宛是一个希腊化国家，这一点，在格鲁塞的《草原帝国》中得到了证实，即当时的大宛，确实被大夏的希腊人统治着。这不禁让人回忆起电视剧《汉武大帝》里的情景，以及小时候看过的连环画里边，大宛的士兵们都是一副希腊或罗马士兵的装束。于是更加引起连翩浮想，这个大宛是否真的是希腊文明留在东方的乐园呢？
据民国学者吕思勉的说法，学术界很早就认为“古时希腊之民，移殖里海之北者，彼国称为耶而宛，lonian，即Yavanas 之转音。即中国所谓大宛。葡萄、苜蓿，亦希腊语之译音云。”今天仍有学者认为，大宛名称上的“宛”可能是从巴利语的“耶婆那”（Yavana）转译而来。“耶婆那”是当时中亚居民对希腊人的泛称，从爱奥尼亚人（Ionians）转译而来，故此，“大宛”在字义上很可能是“大伊奥尼亚”。这个说法，个人持保留意见。西域还有个小宛国，如果大宛就是大伊奥尼亚，难道小宛就是指“小伊奥尼亚”？再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小宛有什么希腊背景。
吕思勉又根据大宛“其人皆深目高鼻，多须髯”的特点，认为这是大宛人乃欧洲人种的证明。尤其是他们“善市贾，争分铢之利。贵女子。女子所言，丈夫乃决正。”的特点，让吕先生深信不疑，认定“可以知其种族矣”。
然而，恰是大宛人“贵女子”这一点却与古希腊的文明特征对不上号。古希腊社会尽管崇尚真理与自由，但妇女的地位还不如汉代女性，连个门也不能随便出的，家庭地位近似于丈夫的财产。以开明著称的伯里克利也认为，希腊女人“不出现在公共场所，永远不为男人所讨论，这就是女人最大的美德”。即使在妇女权益提高的希腊化时代，她们的地位也无法望大宛女人之项背。
不仅如此，《史记》里的大宛人竟然不会打井、不会制作铁器、不会铸币。而拿古希腊一比较，铁器在希腊本土是广泛使用的，而且货币经济非常发达，涌现出成熟的金融业与一批著名的银行家。如果《史记》记载属实，那么大宛就不可能与古希腊有什么关系。
但是，大宛又确曾被希腊人征服过。公元前四世纪，亚历山大的军队像旋风一样从爱琴海席卷亚洲大陆，一直打到了大宛家门口不远的锡尔河流域。亚历山大跑到亚洲可不是来打酱油的，他要建立的是一个永久性的马其顿---亚洲帝国，而亚历山大的另一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毫不逊色于东方帝王的统治术。灿烂的希腊文明，就是他征服亚洲的怀柔工具。应该说，在几代人的努力之下，亚历山大的企图部份的实现了,大宛成为亚洲众多的希腊文化殖民地之一。
使希腊文明在亚洲得以生根的，是希腊人的移民潮。随着古希腊黄金时代的落幕，本土经济日趋萧条，希腊各阶层无不渴望着去遥远而富庶的东方寻找新的生活。因此，汹涌壮观的移民潮跟随在亚历山大东征军的背后，带着形形色色的梦想涌入了亚洲，其中以商人、学者、手艺人和农民最多，进而蔓延到整个中亚。希腊人在陌生的亚洲土地上到处建立起希腊式的城市，推广希腊城邦式的生活方式。设立公民大会、陪审团、法庭、议事会。建起了体育馆、艺术学校、神殿、剧院等希腊文明所独有的公共文化设施。为了加速文明的征服速度，他们还广泛开办语言学校，大量招收东方学生，并与当地上层联姻、学习东方礼仪，实行一系列融合政策。
这种罕见的文化东扩运动，使得两河流域、伊朗高原、南亚的印度、中亚一系列塞种人地区，到处留下了希腊人的移民城市、文化中心和商业市镇。不管安息、各塞种人王国的主体是哪个民族、统治者是谁，无不深深被希腊文明所折服，上流社会陶醉于希腊文学艺术，以说希腊语为时尚，就连从祁连山跑过去的大月氏人后来都被希腊化了。因此从西亚到中亚，“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形成了一种特色鲜明的，以希腊文化占主体的亚欧混种文化。亚历山大帝国解体后，留在中亚、南亚的希腊人先后脱离了马其顿体系，建立起许多君主制王国或自治的城邦，这些可爱的独立王国又是传播希腊文化的岛屿，像璀灿的明珍珠星星点点的散布在广袤的亚细亚腹地。
其中又以建都在阿富汗北部的大夏最为强大和繁荣，这里“地肥饶”，物产丰富，故而希腊移民众多,号称“千城之国”。汉朝远征大宛前的一个多世纪，是大夏最强盛的时候，他们向南用兵一度占领了几乎半个印度，还创造出充满魅力的希、印文明混种的犍陀罗佛教文化。连孔雀帝国的首都华氏城也曾匍匐在大夏军队的脚下。向东则吞并了整个锡尔河流域，大宛就此纳入希腊化的版图。做为古希腊文明在东方的前哨，大夏人坚持不懈的推行西方文化。其中最主要的工作是城市兴建运动，罗素曾说过“希腊的文明本质上是城市的”。据考古发现，两个世纪之间希腊人一共在东方兴建了300多座城市。很难相信，司马迁笔下繁荣众多的大宛城市不是这种运动的产物。近来距中国不远的阿富汗北部发掘出一座名叫科姆市的遗址，各种希腊式建筑、场所一应俱全。尤其惊人的，是发掘出的希腊文雕刻的铭文，竟是从四千英里之外的希腊圣地-----德尔斐祭坛上摹刻下来的。处在东亚边缘的城市尚保持着如此强烈的希腊文明的元素，可想而知，大宛又岂能“独善其身”呢。
在汉人的史书中，大宛与大夏、安息这些希腊化国家是那么的相像，简直如同孪生一般：
“大宛。。。。。土地风气物类民俗与大月氏、安息同。”
“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
大宛“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多善马”
大夏“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蒲陶酒”
安息“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蒲陶酒”
“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善市贾，争分铢”
“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馀石，久者数十岁不败。”
大宛“有城郭屋室。其属大小七十余城”，
大夏则“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君长，往往城邑置小长”
大宛西边的安息，也是“城邑如大宛。其属大小数百城”
大宛人口众多，“其众可数十万”，
大夏“民多，可百余万”。
安息“人民相属甚多”
相似的民俗与物产、众多的城市与繁盛的人口、重商的习俗以及对葡萄酒的酷爱。。。。。。无不集中现着鲜明的古希腊文明特征，若说这些都只是巧合的话。那为什么大宛附近的花剌子模因很少被希腊人涉足，就完全是一幅另类的样子呢？从史书上看，还能发现即使大夏被月氏人征服后，大宛与大夏之间仍像是被一种特殊的感情纽带在联结着。不然，汉武帝何以认为“宛小国而不能下，则大夏之属轻汉”呢？
值得注意的是，大宛下属的城市享有类于希腊、罗马那样的城市自治权。像东边的郁成，从它与汉朝的一系列交恶来看，它虽听命于大宛中央政府，但拥有自己独立的领土与军队。这与大夏“无大君长，往往城邑置小长”的特点颇为类似。而且大宛的政治结构与汉不同，他们搞的是虚君制。这与西方颇为相像，贵族们拥有比国王更大的发言权。此次汉宛战争是如此，重大决策、战争、谈判、甚至国王废立都由贵人们主谋，只有希腊城邦的元老院才有这样的左右力。难怪有学者提出，连大宛国王“毋寡”之名，都是源自于希腊钱币铭文中对国王的赞词“МЕГАΣ”(Megas，伟大的)的音译。这也符合亚洲希腊化国家的特征，在国中，希腊人凌驾于一切本地人民之上。他们做为国家的支柱，享有最优良的土地和资源，垄断着上层权力，就连普通的希腊平民也享有各种特权。而东方上层虽拥有全权公民的待遇，但只能担任中下级官吏。大宛有可能是这样一个国家结构。
经过这些比较之后，再回到大宛不会铸币、制作铁器、打井的疑问原点，似乎就值得重新审视了。《史记》原文是：“ 自大宛以西至安息。。。。。不知铸钱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他兵器。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
“宛王城中无井，皆汲城外流水”。
首先，大宛不可能不知道铸钱，《史记》曾说周边的安息“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这是典型的希腊式货币。而大夏更拥有规模庞大的造币厂，后来考古发掘出的大夏造希腊钱币竟超过其他存世的古希腊钱币的总和。而大宛深受大夏统治和同化，岂会不知铸币？
而所谓“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也不足为证。当时汉朝国内大量流通黄金白金，因流量过剩，白金甚至失去使用价值，成了废币。而在经济相对落后的中亚市场上，汉地的黄、白金的币面价值肯定低于其币材价值，因此销融后加工成金器银器，利润将翻数倍。中国唐宋时期民间就普遍这么干过，头脑精明的大宛人又岂会想不到这一点？
因此，班固在《汉书》中对《史记》做了修正，将“不知铸钱器”的“钱”字换成了“铁”字。而大宛也不可能“不知铸铁器”，毕竟铁制的兵器与农具早在很久前就在波斯等附近地区使用。这里的“铁”，应该指的是钢。炼钢术是当时中国独有的技术，罗马的博学家们对中国的钢制品赞叹不已。至于大宛不会打井，则可能和中、西亚发达的灌溉农业传统有关，对水井依赖度较小。大宛城外河流纵横，水直接引入城里，取用方便，也就不怎么费那个力气去打井了。后来李广利围大宛四十余天，也没见大宛人被渴死，这说明大宛人自有他们的解决办法。因此，大宛至少是是一个以当地的塞种人为居民主体，以希腊贵族与移民为社会上层的希腊化国家。
这是个很让人产生兴趣的结论，这意味着我们的老祖宗，原来早在两千年前就与西方文明有了直接交道，并且在政治、经济到军事的各层面展开了面对面的较量。
只有希腊城邦的元老院才有这样的左右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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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用词不准确，应该改为议事会，更确切些
呵呵，古希腊有黄金时代和希腊化之分，黄金时代也存在多种政体，当然民主是主要政体之一，另有贵族僭主制，贵族王政制。有的先是王政，后是民主制，像斯巴达搞的还是双王制。
马其顿统一希腊世界后，民主化退潮。因此希腊化时代的国家，主要是君主制，只是他们的王权相比中国的皇帝来，只算小儿科了，可以算虚君体制。大宛，在血统、文化、政体上是“大夏之属”，以希腊移民为核心，以亚洲当地人为主要统治对像建立起来的混合型国家。
战争前奏------在命运的起跑线上
当今天的我们只能从遗迹和文物中去寻访古希腊文明时，汉使们却是有幸最早接触希腊文明的中国人。他们横跨万里,深入大夏、条枝、黎轩这些泛希腊世界，进行旅行和访问。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了用希腊式的大理石建筑起来的神殿、体育馆、戏剧院，瞻仰了高耸的雅典娜或宙斯等诸神的雕像。这些杰作在样式上比雅典、底比斯的作品甚至更壮丽和华美。
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想像，汉使们-----这些很可能同时又是卫青的门客、司马迁的朋友或者张骞的同乡们，将从陈列着人体雕像的大街上穿过，徜徉于树立着伊奥尼亚式立柱建筑的广场，徘徊在那时最流行的斯多噶式柱廊的长方形市政厅，或身为上流社会宴会的坐上宾，光临豪华的希腊式装修的贵族豪宅。在装点着希腊式绘画、铺着波斯地毯，陈列着爱琴海世界的宝藏的客厅里，与操希腊语的主人们会见、交流，互赠礼物。一同在伴有竖琴演奏与歌舞表演的宴会上用银制的餐具共进晚餐。
他们或许还在叙利亚和小亚的城邦中观摩过希腊式的公民大会和投票表决。广场上挤满叽叽喳喳的公民们为国家的大事小情争吵着。不知我们的祖先在与希腊人的交流中，是否会感受到西方式的热忱与理智，而且与东方人相比，发现这些金发碧眼的人们在精神上不那么卑弱。
只是体育馆他们是去不了的，那是只有希腊人才能享有的特权。何况体育场里的裸体煅炼，肯定会让东方客人们感到难堪。
如有余兴，甚至可以造访图书馆，亲手翻阅亚里士多德或赫拉克利特的著作，如果赶上了希腊人一年一度的戏剧节，做为遥远的东方客人，还会荣幸的出现在露天剧场的环形看台上，宾主一起欣赏着欧里庇得斯创作的悲剧，或者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当两种完全异质的伟大文明相碰撞时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带来怎样的心灵震撼，启发怎样的思考，这一切令我们无限暇想。
遗憾的是，中国的史书上却并未留下什么记忆。对身负政治使命的张骞们来说，他们的心中也许只有个人前途和建功立业。何况他们不是来旅游观光的，而是为大汉寻找军事盟友的，即使偶尔闪过一丝好奇的雅兴，他们那粗糙而现实的文化感知也只不过留意到当地“多奇物”和在羊皮纸上从左到右写字的方式，其余竟别无值得一提之处。
若说还有其他感触，那只能是当地低下的生产技能、落后的物质水平，不懂得怎样炼钢、养蚕缫丝。而且希腊式的陶器与中国精美的漆器相比，又是那样的简陋与粗夯。这从当时中国输入西方的几乎都是技术型产品，而从西方输入的却都是葡萄、苜蓿、黄瓜一类自然产物就可见一斑。依中原人的标准，希腊化国家可能只不过是一群有着奇怪习俗的“第三世界”。
何况，汉使最重要的出访内容，是考察西域各国的军事能力，以寻找够资格的反匈盟友。而恰恰在这一点上，希腊化国家令他们失望。
看看太史公是怎么说的：
“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而兵弱”。
大夏“兵弱，畏战”。
至于曾是大夏一部份的大宛，那就更不堪一击了，汉使们甚至向武帝保证：“诚以汉兵不过三千人，强弩射之，尽虏破宛矣”
应当说，一向大嘴欺世的汉使们，倒未必在这一点上吹牛。
汉代的中国军队，装备早就机弩化，军队的结构已进化到以射击型部队为主体，在作战方式上已具有初步的近代化军队的特征。而希腊化国家的军队，则是希腊与游牧民族相混合的军队，显得那么过时、原始，仍停留在“弓矛骑射”的初级兵种形态。不仅如此，在兵器质量上，汉朝更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尤其是坚韧、锋利的钢制兵器简直风靡世界，安息人依仗引进汉朝的兵工技术，占了罗马人很大便宜，普鲁塔克曾称这种钢质刀剑为“木鹿武器”，木鹿在今土库曼的马鲁，因与中国有近水楼台之便而成为一大兵工中心。至于战争的艺术，产生过孙子、孙膑、白起、李牧的汉民族，也没有任何理由在希腊、罗马人面前底气不足。
在这个古老善战的东方农耕民族眼里，西域只有乌孙和大月氏还算能打。 尤其是月氏人，在东方属于混不下去的。他们受了匈奴的欺负，先逃到乌浒河一带。不久又遭到乌孙的冲击，乌孙不过三万骑兵，就让控弦十几万人的月氏抵挡不住，被迫再次南迁，向富庶的大夏逃难。可一再如丧家之犬的月氏人，却打得大夏军队找不着北，一个富强的中南亚霸主，被一个遭到淘汰的东方游牧民族轻轻松松“皆臣畜”。月氏引发的一系列反应，是世界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迁徙，对欧亚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月氏人怎么也想不到，几个世纪后，匈奴人又步了他们后尘，推动了一场更壮观的欧亚大迁徙，从草原到里海，再到到整个欧洲，所有欧洲的主要民族都被卷入了这场多米诺般的大潮，最终结果是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匈奴人之后，又有柔然人、突厥人、马扎尔人。。。。。一次次民族大迁徙，常常由中原对游牧民族的胜利开始，而最终为之受害买单的，却总是西方世界。
遗憾的是，为什么到了近代，东西方世界之间竟会甩开那么巨大的差距呢？应该说，习惯于技术、物质领域的领先地位的汉朝先辈们，恐怕很难了解古怪的希腊人在另一个精神层面已熬游得多么遥远。当汉朝人还在为长生不老、为应付眼前各种世俗的利害关系而烦恼时，希腊人却认认真真的作出结论：人类是生活在一个浑圆的蓝色星球上，并且算出了这个球体的确切长度。当汉朝的博学家们还在为印度的具体位置而错愕时，希腊人已经推算出从地球另一端的西班牙出发，沿着同一纬度向西可以到达印度。就在张骞的父祖们还为西面的未知世界感到迷茫时，亚里士多德的一个学生已经绘制出人类第一幅世界地图，并且在地图上划下了第一条纬度线。甚至同样是对中亚的军事远征，汉朝派出的经常是一群劳改犯军人，目标就是打仗。而加入亚历山大东征军的，却有西方最优秀的自然科学家、工程测绘师、文人学者。他们一路上绘制地图，考查风俗，记录各种资源，搜集了大量关于自然、人文与地质的宝贵资料。。。。。。。
生产技术相对落后的希腊人，在科学方面的进步却已超过了人类在17世纪以前的任何时期。希腊人曾讥讽罗马人过于讲究实用，认为罗马人没有文化，既便有，也不过是“实业家似的文化”。不知他们去过中国的话，又会有怎样的感慨。黑格尔曾说过，“一个民族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两个文明的基因差异，在那时就已在鲜明的预示着未来的不同走向。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作者：彳亍的胖哥 时间：2012-10-31 15:57:19
输在哪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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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在了大局观，详细的我会在后面李广利第一次征宛后说到。欢迎多批评、指正！
作者：cdcy2009 时间：2012-10-31 17:2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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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您的夸奖，呵呵愧不敢当，只是写到希腊就禁不住和中国作了比较，为什么那时的我们处于领先，却最终是希腊文明将人类带入了现代社会的门槛
这方面，欢迎大家各自发表高见，对我也是个启发！
狼兄过奖了，鄙贴蒙狼兄赏评实在有幸，呵呵
自古在对外战争的态度上，中国传统知识份子的主流从来是消极的，在这一点上，所谓汉儒还是宋儒并无区别。
董仲舒：“夫德不足以亲近，而文不足以来远，而断断以战伐为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必也”
苏轼：“夫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深浅，而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与贫……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有功而贪富强。”
司马光：“借使能逾葱岭，绝大漠，尘皋兰，焚龙庭，又何足贵哉！自古人主喜于用兵，疲弊百姓，致内盗蜂起，或外寇觊觎者多矣！……必若待四方糜沸，如秦、汉、隋、唐之季，然后悔之，固已晚矣！”
一个个都俨然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超级和平主义者。
其实我说儒家消极，也并不准确，这是我们民族的基因使然。防御性的、重守轻攻的被动习惯，实出自农耕文明的天性，早在汉武帝之前就已成型，并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性格和未来。对外部世界的狭隘、保守和短视的态度，几乎是农耕文明与生俱来的特征。
所以中国古代政治选择儒家是其命运的必然。儒家政治下的中国士大夫们只能适应苟且的和平，而难以接受一代雄主似的开拓进取，因为那意味着冒险。
匈奴和契丹，从它们西迁后所爆发出的能量来看，都是战斗潜力惊人的游牧民族，但何以对汉族做为不大呢？
主要是他们目光短浅，缺少蒙古、女真人那么尖锐、深刻的战略意识和对全局的认识能力，只满足于打打草谷，索取贡品，突厥人也有这个毛病，所以全被打包赶赶到西边去了。
匈奴输给汉人，不是输在战场上，汉人可以胜匈奴人一百次一千次，只要匈奴人的内核还在，汉人就难以彻底打败匈奴。武帝是汉人中第一个看到这一点的人，所以他对匈奴一边正面打击，最大限度削弱其实力，一边进行战略包围，将匈奴与周边的联系一一斩断，彻底隔绝、孤立开来。游牧民族就怕孤立，孤则弱，弱则分，一旦分裂，就是汉人掌中物了。
但汉族的儒家也常常目光短浅，与他们半斤八两。武帝之后，有这种眼光的人不多，李世民属于闪电战风格，喜欢直捣龙庭，运气还偏就好。但不算战略玩死游牧民族的高手。李泌能算一个。至于宋代三百年，只有一个王安石。
王安石称契丹“大而无略，则多隙可乘；且并诸国及燕人为一，四分五裂之国也。”，真是深刻到了点子上，与武帝相比，都堪称英雄所见。
可惜，王安石这样的全才伟人，是吴起、商鞅之后的绝唱，生在宋朝，实在生不逢时。被日趋保守、苟且的儒教中国彻底埋没了。
当车令昂首步入大宛的王城时，两种不同文明的碰撞就不可避免了。希腊人面对着东方民族-----“腐败的亚洲人”，总有一种对自身文明的高度优越感，以至于地球另一边的汉朝也强烈的感受到这种情绪，史书上“宛以西，皆自以远，尚骄恣晏然，未可诎以礼羁縻而使也”的记载，绝不是无缘无故冒出来的。果然，车令尽管呈上了大汉铸造的金马，摆铺下黄澄澄的千金，表达了天子的诚意。但大宛人根本不稀罕大汉的黄金。一场唇枪舌剑的较量随之而来，而且很可能是在汉语与希腊语之间展开的。不论车令如何威逼利诱、言轻说重，大宛贵人们就是一匹马也不交出来。“汉去我远”，“安能致大军乎？无奈我何”---------典型的真理在大炮射程之内。
史载“（车令）怒，妄言，椎金马而去”。这种狂暴举动在讲究礼仪的中国外交史上是罕见的，武帝用意或许在此，要马是假，挑事是真。只可惜了车令这位好汉。 武帝时代，“大臣无罪夷灭者数十家”。历任丞相以十数，但除了公孙弘一人之外，无人善终。即使是武帝自己的妻子儿女也照杀不误。就在几年前，武帝派大臣韂山出使朝鲜，劝说朝鲜归顺而未果，回去就掉了脑袋。对车令而言，他走出长安城就等于走向不归路。唯一值得欣慰的，被大宛杀死尚可成全他的名节-----对死士而言，名节胜过一切。
骄傲的希腊人当然受不了目中无人的侮辱，就是神的使者，也不能如此放肆！“宛贵人怒曰：‘汉使至轻我！’遣汉使去，令其东边郁成遮攻杀汉使，取其财物”，团灭车令一行之后，又紧急通知葱岭以东各国，号召他们干脆一起反汉，关闭丝路不放汉人进来。悲催的是，车令等人的血迹未干，一支出访印度归来的汉朝使团又冒冒失失的撞进大宛怀抱------经宛归国，随同还带来一支印度的访华使团，大宛一不做二不休，又把两国使团统统杀了个一干二净。
大宛人的疯狂，终于让汉武大帝等到了借口。太初元年（前104），天子“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往伐宛。赵始成为军正，故浩侯王恢使导军。期至贰师城取善马，故号‘贰师将军’。而李哆为校尉，制军事。”
李广利，天子宠姬李夫人和嬖臣李延年的哥哥。关于这位国舅爷的身世，史书只有一句间接的暗示“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未来的汉大将军，竟是“故倡”出身，也算是军史奇谈了。武帝一向猜忌，兵权不轻授于人。像卫青和霍去病，没有裙带关系是上不了位的。也是卫、霍太争气了，使汉武帝对他的用人方针深信不疑。直到弄得不可收拾，前后近二十万军队葬送在外戚手上。此番随征的赵始成、李哆、王浩也均是平庸之辈。值得玩味的是，曾与王恢一起出征楼兰的赵破奴却不在征大宛的将列中，虽然赵将军久经沙场屡立战功，但大概是卫青、霍去病系统出身的人，武帝没有点他的将。而且，这场长达四年、备受国际观注的远征，竟没有一位卫、霍系统的将领参加。
这从侧面证实了当时流传于朝野的一个传言，即皇帝与卫太子不和。据《汉书》透露，武帝对太子一直不太满意。一方面，武帝严厉酷烈，而太子温和仁爱，父子脾性不投。另一方面，皇后卫子夫的健在，使武帝担忧吕后临朝的重演。刘彻是绝不容忍这类隐患的，汉人褚少孙有句话说得透“诸为武帝生子者，无男女，其母无不谴死”。而汉武帝盛宠的李夫人的早亡，使其子刘髆拥有了卫太子所不具备的优势，免于“子少母壮”的担忧，成为皇位的有力挑战者。因此早在卫青死前，史书就有“李夫人生子髆，皇后、太子宠浸陵，常有不自安之意”的记载。如果这是真的，那么随着刘髆一天天长大，为他在军界培植亲信势力也就势所必然了。这些就是李广利以倡优之身得以上位的关键。汉武帝这种自私而偏执的做法，后来终于酿成了一场骨肉相残的血腥惨剧，不仅卫、李两大势力同归于尽，连带着武帝一生的反匈事业也几乎被葬送。而惨剧的导火索，就在此次大宛之征中悄悄点燃，滋滋冒着火花向火药桶奔去。因此，关系着民族未来命运的对匈战争，竟是在与这条暗火进行着赛跑。如果爆炸之时武帝还不能做完制胜工作，后果不堪设想，甚至今天将是什么局面都未可知。现在看来，汉民族终究是幸运的。
但对李广利而言，却未必是幸运的开始。汉武帝交给他的，竟是几万名“恶少年”。所谓恶少年，颜师古的解释是“恶少年谓无赖子弟也”。《汉书。武帝本纪》则称“遣李广利发天下谪民西征大宛”。这就很明确了，所谓“恶少年”就是一群谪民，少年犯。
犯人开边，也算是武帝朝又一特色。
前112年，发兵击南越，各将领“皆将罪人，江、淮以财楼船十万人”
前109年，发兵征朝鲜，“募天下死罪为兵”
前105年，讨伐昆明，“赦京师亡命令从军”
现在征大宛，又轮到了这群“恶少年”。
。。。。。。一系列开疆拓土的大汉伟业，竟是一群劳改犯们写就的。
武帝之世间竟有如此多的犯人，倒不全是社会治安有多遭糕，而在于这个所谓汉之极盛的时代，是一个全民“被犯法”的时代。东方的法律是刑法，主旨就是皇帝单方面的对人民使用暴力。因此中国帝王习惯于将天下人的私产，视作一已的私产。尤其是汉武帝，光是用兵，一年就要开销几十百亿钱，为了巩固新的地盘，还得大规模移民屯边，动不动几十万百姓迁过去，他们的吃喝拉撒也全由国家包下了，这么个折腾法，一年四五十亿钱的财政收入根本吃不消，何况还要治河赈灾，还要兴土木弄鬼神，巡游天下，给自己造八宝山。一来二去，文景之治留的那些底子早就精光了。钱从哪来呢？民间已被逼得“产子辄杀”了，武帝又将手伸向了上层社会，宗室王侯、豪强地主和富商大贾无一幸免，连官吏也不放过，榨钱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最出名的有两手：一是将卖盐、卖铁、造币这三个最来钱的门路，实行国有化，剥夺私人的经营权，改为官营。这不仅打击了商人，也影响了商人背后的利益集团，被后世儒家扣了个“与民争利”的大帽，骂了两千年。但这所谓的“民”是升斗小民吗？无论如何，没有强大的中央集权，中国要在短短几十年中干出那么大的伟业是不可能的。另一项政策是“算緍”，根据商人、富豪们的财产多少，按比例征收财产税。这一税法今天西方人还乐行不疲，不过，性格酷烈的汉武帝对它兴趣不大，它的出台，不过是为“告緍”铺平道路：以防止瞒报、少报财产为借口，鼓励民间检举揭发，以借机没收商人、富豪们的全部财产-----这才是合乎武帝胃口的。正是此种背景下，酷吏大显身手。酷吏的特长就是把没罪变有罪，再最大限度的株连。最后搞得全国“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两汉四百年间，酷吏中的一帮子极品，像王温舒、义纵、宁成、杜周、张汤都集中出现在武帝时代，这绝不偶然的。仅以杜周为例，其“一岁至千馀章，章大者连逮证案数百，小者数十人”，“廷尉及中都官诏狱至六七万人”。而铸钱的打击面尤其大，因“天下大抵无虑皆铸金钱矣”，官府抓不胜抓，最后武帝不得不“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另外仅自首免死的还有一百多万人。
通过这一系列的国有化政策，中国的私有经济遭到毁灭性打击，“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商人、富人、豪民整个阶级的遭受“被犯罪”待遇，而武帝人财两得。尽管历史名家范文澜认为，正是武帝严重打击豪强、商贾势力，延缓了他们兼并百姓的趋势，才使武帝晚年“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然而，东方的人治体制，固然在集中力量办大事、正事方面显示出巨大威力，但皇权的一手遮天，造成了全民对国家的过度依赖，天下之人几乎都为皇帝一人而活着。没有独立人格和维护自我权利的意识。至于中国商人作为一个阶层，其命运或许只有希特勒时代的犹太人才可以相比。私有制经济和民间资本几千年逃脱不了皇权的手心，无法成长为一个强有力的政治群体。
当然，这属于文明的基因的范畴，不是武帝所能解决的，武帝之所以是历史上的“雄主”，不是他不喝人血，而是喝血归喝血，做事归做事。
此次出征，李广利手下真正的作战部队，是“属国六千骑”，这才是远征的主力。
所谓“属国骑”，皆是跟随浑邪王一起归附汉朝的匈奴牧民，降汉后被安置于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等沿边五郡，充当抗匈的屏障，史称“五属国”。虽系异族，但在武帝良加慰抚恩养之下，忠诚度比一般汉族军人还高，在对匈战争中甘做开路先锋，对自己的匈奴同族大砍大杀、穷追不舍。少年将军霍去病生前特别信任这些“荤粥之士”，与之一起饮马瀚海，谈笑蹴踘。霍少麾下，立功封侯者有五，匈奴人居其三，堪称汉家之鹰犬。 因此使用亲汉的少数民族军队作战，成为后来的趋势，到东汉成为抗御外辱的主流，用东汉朝廷一句腹黑的话说，所谓“夷胡相攻，无损汉兵者也”。相比当年赵破奴不过700轻骑平定楼兰。如今一次派出六千匈族精骑，这已是刘彻对大宛的极大重视了。
太初元年，这支匈奴马队与汉族劳改犯步兵组成了一支奇特的混成远征队，集结在敦煌西边的玉门关。他们将从这里誓师出发，向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国度挺进。自前121年霍去病河西大捷之后，广袤的河西走廊就纳入了大汉的版图，而河西走廊的尽头-----敦煌，就成为汉民族新的西大门。不管后世如何非议，武帝留给后人的好处是实实在在的。文景之世的匈奴何其强盛，“据河、山之险，擅田牧之利，民富兵强”，武帝用兵不过十年，自河西到河套，再到林茂草壮的阴山，汉军尽“斥夺广饶之地”，打得匈奴人“远走亡匿漠北寒苦无水草之地”，望见阴山“过之未尝不哭也”，国力大衰。而汉族的生存空间得以大大延伸，从此“长城以南，滨塞之郡，马牛放纵，蓄积布野”。其中河西走廊尤其重要，汉人占此要地，得以“隔绝羌、胡，瓜分其援”，匈奴失羌则势力更弱。且河西土肥水美，适合耕牧两宜，成为汉人的“新大陆”，汉武在此建立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个郡，自“酒泉列亭障至于玉门”。并移民实边，很快建设成人烟兴旺之地。那时的河西，可不是今天苍凉荒莾的样子，而是景致迷人，水流充沛，生态秀美的塞上江南。据祖先的描述，延绵不断的祁连山与焉支山上，那时林木参天，覆盖着茂密的苍松翠柏，盛产密香、青木香等沁人心鼻的良林美材。山脚下分布着广袤的绿洲、平原，“水草茂美、宜畜牧”，到处花香袭人、鸟鸣啾啾，难怪匈奴人会哀叹“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
然而，当李广利们站在新的出发点上，却没有这么豪情而诗意，出发的气氛很可能是紧张而沉重的，因为一出玉门关，就是一望无际的戈壁荒漠。许多人很清楚，眼前是一条不归路。往昔征匈奴，百日就得回师，否则不劳匈奴人动手，疾疫和饥饿就可搞死大半支军队。而此次出兵，遥遥无期，不知猴年马月才能还乡。出发的时间又正处秋末之际，这倒不是赶点赶上了，很可能与古人对时节的讲究有关：春滋万物，秋掌刑杀。要说还真应景，伴随着大军迤逦出关的，是漫天飞舞，嗡嗡震耳的蝗虫。丰功伟业的背后，是连年的穷兵黩武、横征暴敛，以及生产的破坏与人口流亡。这一年，蝗灾大起于关东，并从中原一直弥漫到敦煌塞外，规模罕见。这是大自然在向汉廷发出的警告。然而，“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蝗群却挡不住武帝扬国威于四海八荒的决心。
汉代武功虽盛，但当兵真的很杯具。
同样是搞征兵制的国家，古希腊、罗马，以及古印度的士兵都有固定工资可以拿，堂堂大汉的士兵却无分文之饷，想赚钱得偷空去社会上做佣工，政府仅仅供应口粮和冬夏两季衣服。 汉兵的单兵口粮标准是每月“三石三斗三升”，约相当于今天51市斤的样子，当时士兵又很难吃到肉和油水，这点粮食不一定能吃饱。按制度，罪徒身份的士兵口粮还要低三分之一。更不要说退役后还享受类似于罗马老兵们领取份地、退休金等福利待遇了。所以来自社会底层的汉兵是不可能具有希腊、罗马军人那种强烈的公民意识与责任感的
何况，终日行进在寂静无声，一望无边的旷野中行军，意志再坚强的部队也会崩溃的。好在路上还有几千名属国骑士们可以打打“草谷”。他们大概是队伍中最欢乐的部份了，无需为搬运辎重操心，只管骏马轻骑，跑在队伍前面。那时的边关一带活跃着成群的野马、野鹿、黄羊和野骆驼，骑士们大可追驼猎鹿，为枯燥的行程增添不少乐趣，又为部队提供了宝贵的肉食。据当时记载，汉军骑兵受胡人“北狄诸国，皆马上奏乐”的影响，行军中必鼓吹奏乐”。此番怎会少了这项娱乐？所到之处鼓角震天，笳箫齐吹。雄壮的节奏，豪迈的旋律，也为沉闷乏味的征途带来了生气。
可如此漫长的路途，一支相当于西域几个王国总人口的大军路上吃什么喝什么呢？哪怕是今天，从西安一路步行到乌兹别克也是件常人不可思议的事，光吃喝这一件事就够你头疼的。何况两千年前？英明的汉武大帝或许认为只要汉兵一到，不愁西域城邦们不尽地主之宜。而此行的第一个国家楼兰，还远在一千六百多汉里之外。要抵达楼兰，先得穿过一个叫“白龙堆”的无人区。所谓白龙堆是一片以雅丹地貌著称的戈壁荒丘，不仅气候极端恶劣，狂风一起，飞沙走石，天昏地暗，眼睛都睁不开。而且到处耸立着狰狞恐怖的奇石怪岩，晚上则尤其令人毛骨耸然，伴随着拂过的急风，岩石间传出一阵阵阴森的怪笑，尤如置身地狱。500年后，东晋名僧法显心有余悸的回忆这里“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帜耳”，以致整整走了十七天方才走出这座地狱。不知道，李广利一行风餐露宿，究竟是怎么挺过来的。不知多少人在此葬身沙暴、多少人迷路掉队，困死荒丘。
过了鬼哭人愁的白龙堆，不远就是蒲昌海，即著名的罗布泊。说到了罗布泊，那就不得不提及另一个比罗布泊更闻名暇迩的地方——楼兰
此次出征，李广利手下真正的作战部队，是“属国六千骑”，这才是远征的主力。
所谓“属国骑”，皆是跟随浑邪王一起归附汉朝的匈奴牧民，降汉后被安置于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等沿边五郡，充当抗匈的屏障，史称“五属国”。虽系异族，但在武帝良加慰抚恩养之下，忠诚度比一般汉族军人还高，在对匈战争中甘做开路先锋，对自己的匈奴同族大砍大杀、穷追不舍。少年将军霍去病生前特别信任这些“荤粥之士”，与之一起饮马瀚海，谈笑蹴踘。霍少麾下，立功封侯者有五，匈奴人居其三，堪称汉家之鹰犬。 因此使用亲汉的少数民族军队投入对外战争，成了一种趋势，到东汉更成为主流，用东汉朝廷一句腹黑的话说，所谓“夷胡相攻，无损汉兵者也”。相比当年赵破奴不过700轻骑平定楼兰。如今一次派出六千匈族精骑，这已是刘彻对大宛的极大重视了。
太初元年，这支匈奴马队与汉族劳改犯步兵组成了一支奇特的混成远征队，集结在敦煌西边的玉门关。他们将从这里誓师出发，向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国度挺进。自前121年霍去病河西大捷之后，广袤的河西走廊就纳入了大汉的版图，而河西走廊的尽头-----敦煌，就成为汉民族新的西大门。不管后世如何非议，武帝留给后人的好处是实实在在的。文景之世的匈奴何其强盛，“据河、山之险，擅田牧之利，民富兵强”，武帝用兵不过十年，自河西到河套，再到林茂草壮的阴山，汉军尽“斥夺广饶之地”，打得匈奴人“远走亡匿漠北寒苦无水草之地”，望见阴山“过之未尝不哭也”，国力大衰。而汉族的生存空间得以大大延伸，从此“长城以南，滨塞之郡，马牛放纵，蓄积布野”。其中河西走廊尤其重要，汉人占此要地，得以“隔绝羌、胡，瓜分其援”，匈奴失羌则势力更弱。且河西土肥水美，适合耕牧两宜，成为汉人的“新大陆”，汉武在此建立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个郡，自“酒泉列亭障至于玉门”。并移民实边，很快建设成人烟兴旺之地。那时的河西，可不是今天苍凉荒莾的样子，而是景致迷人，水流充沛，生态秀美的塞上江南。据祖先的描述，延绵不断的祁连山与焉支山上，那时林木参天，覆盖着茂密的苍松翠柏，盛产密香、青木香等沁人心鼻的良林美材。山脚下分布着广袤的绿洲、平原，“水草茂美、宜畜牧”，到处花香袭人、鸟鸣啾啾，难怪匈奴人会哀叹“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
然而，当李广利们站在新的出发点上，却没有这么豪情而诗意，出发的气氛很可能是紧张而沉重的，因为一出玉门关，就是一望无际的戈壁荒漠。许多人很清楚，眼前是一条不归路。往昔征匈奴，百日就得回师，否则不劳匈奴人动手，疾疫和饥饿就可搞死大半支军队。而此次出兵，遥遥无期，不知猴年马月才能还乡。出发的时间又正处秋末之际，这倒不是赶点赶上了，很可能与古人对时节的讲究有关：春滋万物，秋掌刑杀。要说还真应景，伴随着大军迤逦出关的，是漫天飞舞，嗡嗡震耳的蝗虫。丰功伟业的背后，是连年的穷兵黩武、横征暴敛，以及生产的破坏与人口流亡。这一年，蝗灾大起于关东，并从中原一直弥漫到敦煌塞外，规模罕见。这是大自然在向汉廷发出的警告。然而，“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蝗群却挡不住武帝扬国威于四海八荒的决心。
汉代武功虽盛，但当兵真的很杯具。
同样是搞征兵制的国家，古希腊、罗马，以及古印度的士兵都有固定工资可以拿，堂堂大汉的士兵却无分文之饷，想赚钱得偷空去社会上做佣工，政府仅仅供应口粮和冬夏两季衣服。 汉兵的单兵口粮标准是每月“三石三斗三升”，约相当于今天51市斤的样子，当时士兵又很难吃到肉和油水，这点粮食不一定能吃饱。按制度，罪徒身份的士兵口粮还要低三分之一。更不要说退役后还享受类似于罗马老兵们领取份地、退休金等福利待遇了。所以来自社会底层的汉兵是不可能具有希腊、罗马军人那种强烈的公民意识与责任感的。
何况，终日行进在寂静无声，一望无边的旷野中行军，意志再坚强的部队也会崩溃的。好在路上还有几千名属国骑士们可以打打“草谷”。他们大概是队伍中最欢乐的部份了，无需为搬运辎重操心，只管骏马轻骑，跑在队伍前面。那时的边关一带活跃着成群的野马、野鹿、黄羊和野骆驼，骑士们大可追驼猎鹿，为枯燥的行程增添不少乐趣，又为部队提供了宝贵的肉食。据当时记载，汉军骑兵受胡人“北狄诸国，皆马上奏乐”的影响，行军中必鼓吹奏乐”。此番怎会少了这项娱乐？所到之处鼓角震天，笳箫齐吹。雄壮的节奏，豪迈的旋律，也为沉闷乏味的征途带来了生气。
可如此漫长的路途，一支相当于西域几个王国总人口的大军路上吃什么喝什么呢？哪怕是今天，从西安一路步行到乌兹别克也是件常人不可思议的事，光吃喝这一件事就够你头疼的。何况两千年前？英明的汉武大帝或许认为只要汉兵一到，不愁西域城邦们不尽地主之宜。而此行的第一个国家楼兰，还远在一千六百多汉里之外。要抵达楼兰，先得穿过一个叫“白龙堆”的无人区。所谓白龙堆是一片以雅丹地貌著称的戈壁荒丘，不仅气候极端恶劣，狂风一起，飞沙走石，天昏地暗，眼睛都睁不开。而且到处耸立着狰狞恐怖的奇石怪岩，晚上则尤其令人毛骨耸然，伴随着拂过的急风，岩石间传出一阵阵阴森的怪笑，尤如置身地狱。500年后，东晋名僧法显心有余悸的回忆这里“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帜耳”，以致整整走了十七天方才走出这座地狱。不知道，李广利一行风餐露宿，究竟是怎么挺过来的。不知多少人在此葬身沙暴、多少人迷路掉队，困死荒丘。
过了鬼哭人愁的白龙堆，不远就是蒲昌海，即著名的罗布泊。说到了罗布泊，那就不得不提及另一个比罗布泊更闻名暇迩的地方——楼兰
谢谢各位朋友，对于王安石和褒贬也好，还是我们对其他历史人物的态度，我们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是怎么样就怎么样，不能人云亦云。
楼兰，一个被后人赋予无数浪漫、美好暇想的神话般的异域王国。然而，真实的历史总是那么残酷无情，当神秘面纱被轻轻退去后，我们会发现，楼兰实际不过是个人口仅有一万多的小城镇，且非常贫困，史称其“地沙卤，少田，寄田仰谷旁国。国出玉，多葭苇、柽柳、胡桐、白草。”。。。。。。“楼兰国最在东垂，近汉，当白龙堆，乏水草”。楼兰虽濒罗布泊，但罗布泊是著名的盐水湖，水质咸苦，并不能造福人类，汉代又称盐水。且罗布泊自古以来是一个著名的诡异地带，人类在此神秘死亡、失踪的事件层出不穷，史载汉朝使团就常常“过盐水数败”，其诡异之迷至今无解。
如此恶劣之地，楼兰人的生存状况可想而知，1万多国民连吃饱肚子都不容易，还得负担一批批动辄数百人的汉朝使团、中外人员的迎来送往。冒着沙尘暴“负水儋粮”的到边界上迎接。还常被汉人以上国自居勒索、掠夺财物。这对一个赤贫小国是怎样的浩劫。因此楼兰的排汉倾向是西域各国中最坚决的，即使汉朝在西域已享有权威之后，仍“数遮杀汉使”，其实这种冲突的实质是人口与粮食之间的矛盾。汉廷后来可能发现了这个症结，派人去楼兰辖下的伊循地区搞了个“经济开发区”，屯田军垦，每年生产上百万石粮食，才使敌对情绪得到缓解，当然，这是后话了。
李广利大军是在夏秋之际出发的，当千里迢迢抵达楼兰时，无疑已入冬。西北气候凉得很早，秋天就已天寒地冻，何况严冬？汉军急需增加热量，但数万人的队伍对楼兰而言完全是场灾难，就算活命粮都拿出来，也解决不了问题，“贰师将军”只得带领饥肠辘辘的队伍冒着凛冽的寒风，匆匆折向西北，向姑师进发。姑师又称车师，地处丝路北道，都城在今吐鲁番盆地的交河故城。这里倒是个地势地洼、河湖纵横的好地方，因此物产丰盛，“食物至多”。而且车师人是一个聪明勇敢，很富于创造力的雅利安人部族。他们将都城选在河流之中的一座巨型的平顶悬崖上，这里河流环护、居高临下，易守难攻。车师人以他们的血汗和智慧，在这座面积约47万平方米的崖台上建起了一座巍峨壮观的都城。从外部看上去，颇像雅典卫城一般，全城用夯土版筑而成，上有街道、广场，下有地道、暗室，严密而有序。外表看去像一座巨型堡垒，而内部却营造得相当舒适，王宫、市政机构、居民区、生活设施一应俱全，至今保存完好。可惜如此完美的杰作，却不能保护这个可爱的小国免于入侵。先是迫于匈奴，为之充当反汉的前哨，后又屡遭汉朝报复，最终惨遭肢解，永久性分裂为车师前、后两国。
不过对于李广利而言，要紧的是，他的队伍总算可以吃上饱饭了。
当时汉朝交通西域，大致分南北两道，北道从玉门出发，经楼兰、姑师，向西过焉耆、轮台、龟兹、姑墨、温宿，出葱岭到达大宛。这些小国都是操印欧语的雅利安人国家。南路出阳关过楼兰，向西南到达且末、于阗，再折向北到达疏勒（今喀什），然后出葱岭。相比而言，南道艰苦得多，沿路国小民稀，没有一个超过2万人口的国家，彼此常隔着数百里的沙漠。因此《史记》才会有“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绝邑，乏食者多”的说法。而北道最难走的主要是玉门-----楼兰----姑师这一段，从姑师再向西，情况就好多了，有一段长达2000多里的绿色走廊。这里分布着丝路最富庶的几片大型绿洲。先是博斯腾湖，面积浩瀚，今天尚有一千多平方公里，汉时的水域面积比现在大得多，所以那时称之为海。由于是淡水湖，生态环境非常优越，湖面波光粼粼、水天一色，湖边苇翠如海，鱼鸟众盛，环湖座落着焉耆、危须、慰犁三个小国。再往西，分别是轮台、渠犁、龟兹、姑墨、温宿，这些都是水草广饶、土地肥沃的国度。但它们要么是亲匈派，要么自恃实力，总之对汉朝很不友善。
当汉军抵达时，随带的粮食早就吃光了。加上刚刚经受漫长严冬的折磨，队伍死的死、病的病，逃亡的逃亡，人数严重缩水。北道各国看到这么一群兵威不振的叫化子似的队伍，胆子更壮了，紧闭国门，让这些不素之客滚得远远的。李广利们只好一路边走边打，常常好容易十天半月熬过一段无人区，来到一个绿洲，却顾不上休息，先得忍饥挨饿去攻城，否则活命粮就没有着落。其痛苦与艰辛可想而知。大城打不下来，围几天就只好赶紧走，运气好打下一些小城，还能吃上几顿。有河湖的地方尚可打鸟捕鱼，荒凉之处只能忍饥挨饿。食物的短缺，不知夺走多少人的生命，但最令人纠心的，是大批伤病员的安置。
危险的战斗环境、严酷的气候、恶劣的物质条件、加上水土不服、长期食用野生的兽肉，以至汉军“兵未战而物故过半”，每天有大批人倒下。无后方的绝域行军，数以万计的病员如何治疗、安置？还是活活抛弃，任由风沙掩埋、苍鹰啄食？不知是士兵的命运太过悲惨，不忍描述；还是他们在汉武帝时代死去的千万人中显得太过渺小。无论《史记》还是《汉书》，对此都不置一词。倒是成书于唐代的《北史》，提供了一点线索。此书在《高昌传》中记载：“昔汉武遣兵西讨，师旅顿弊，其中尤困者因住焉。地势高敞，人庶昌盛，因名高昌”。高昌在今吐鲁番，距车师王城很近。可见，李广利曾将一批伤病员安置在车师附近，据后来学者考证，汉军还为他们筑起城垒以自护，并屯田自食。从此高昌成为汉朝在西域的第一个据点，并在宣帝时正式成为军事基地。
不管后人如何鄙视李广利是个“私恶甚多”的庸材，他毕竟还是为伤病的士兵们的妥善安置做了努力，想了办法。比起“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踏鞠也”的霍去病来，多少还有那么点人情味。
呵呵，打败匈奴，就如伐大树，硬砍不如刨根，正面战场虽不能彻底消灭匈奴，但夺其肥地，迫其北迁荒寒之所，匈奴所能维持的人口和牲畜必然剧烈下降，这才能腾出手来瓦解其周边，一步步压缩其活动空间，最后彻底把它将死。
这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流浪军团，居然一直在艰难而顽强的挺进着。经过绿洲，走出沙漠，翻过无数雪山丘陵，穿过金黄灿烂的胡杨林，最后以不可思议的惊人毅力翻越了帕米尔高原。“帕米尔”是塔吉克语“世界屋脊”的意思，因多野葱，汉人又称为葱岭。帕米尔高原生长的这种葱，是高寒山坡地带野生的一种沙葱，形似杂草，叶小而圆筒中空，故曰葱。而且味道还不错，据说今天百姓仍用它来制作过冬的淹菜。
葱岭高山峻岭，冰川如林，“崖岭数百重，幽谷险峻，恒积冰雪，寒风劲烈”（玄奘语）历代被中外视作丝路畏途。《汉书》称丝路最可怕的地方有两处：“近有龙堆，远则葱岭，身热、头痛、县度之厄”，龙堆就是白龙堆，所谓身热、头痛、县度，是葱岭的几处著名山峰，上去了就发烧、头痛，让人苦不欲生。县度更绝，行人必须以绳索悬缒而下才能过得崖去，故得名。所以，汉代文学家杨雄曾形容葱岭是“天地所以界别区域，绝内外也”的地方。从方位上看，此次他们可能是从葱岭的吐尔尕特山口过的身。因为这座山口距大宛下属的郁成较近，且海拔3759米，比帕米尔整体4000米～7700米的海拔要低很多，北、东、南三面地势较平缓。但即使如此，气候的恶劣是逃不过的，暴风雪如家常便饭，发作时“吐毒风雨雪，飞沙砾石，遇此难者，万无一全。”今天的边防战士还编了个顺口溜形容其可怕：“氧气吃不饱，风吹石头跑，天上无鸟飞，四季穿棉祅”。战士们每晚入睡，常要吸一个小时氧气还不舒服，更何况翻山行军了。简直无法想像，当年缺衣少食的汉军是怎么翻越过去的。不得不说，光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军事奇迹！
当幸存者们终于游荡在大宛边界时，出关的数万大军已只剩下几千幽灵般的残兵了，此时与其说是军队，不如说是难民。尤其是那六千匈族精骑，即便人活下来，马也死光了，成了匈奴步兵。他们选择郁成做为第一个进攻目标，这是明智的选择，郁成比王城小，好打，打下来有吃有喝，可以歇歇气。郁成在今天吉尔吉斯的乌兹根，位于大宛王城贵山城东南约二百里处。综合史料来看，它显然是大宛各城邦中的一个小强，与康居的关系也不一般，因此大宛不敢杀的汉使，它敢杀，而面对汉军的报复，他们颇为有恃无恐。
接下来战斗，也很好的诠释了什么是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
《史记》：“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杀伤甚众。”
《汉书》：“攻郁成城，郁成拒之，所杀伤甚众。”
大宛举国震惊了：原来一再让匈奴人蒙羞的汉朝，竟是一只纸老虎！
李广利知道再打下去，恐怕连回去报信的人都没有了。“至郁成尚不能举，况至其王都乎？”，走吧，不就是没弄到几匹马么？于是“引兵而还。往来二岁。还至敦煌，士不过什一二。”数万大军，归来寥寥无几。李广利自知难以复命，上书交待了难处，请求“愿且罢兵”。
败报传来，朝野震动，汉武帝勃然大怒。自大汉开国以来，对外战争还从未这么丢脸过，被一群西域小国讥笑，让大汉面子往哪搁？而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李广利败归的路上，汉朝又遭到一次更严重的挫败。赵破奴所率2万汉匈骑兵在塞北数百里处遭到匈奴主力围攻，全军覆没。 这是一个严重的征候，自元狩4年（前119）之后，经过15年的蜇伏，匈奴人又恢复了力量。而这两场挫败，都是武帝一人决策导致的，这个羞恼就不用提了。
吊诡的是，面对匈奴的复兴，武帝却打掉门牙往肚里咽，先要去教训万里以外的大宛。这引发了朝野的强烈反对，跟捅了马蜂窝一般，激烈者举出一箩筐的不便理由，认为大宛绝远，得失无关大局，当前应集中力量，“专力攻胡”。按理说，匈奴强、大宛弱，匈奴近，大宛远。二者孰轻孰重汉武帝不会拎不清。但武帝却一意孤行，以致砍了带头反对的大臣邓光，强行将反对声浪压了下去。大敌当前，武帝为什么对眼前威胁视而不见，非要去够那个远在万里的希腊人在东方的葡萄园呢？
对此，连司马迁也解释得很含糊，只说“宛小国而不能下，则大夏之属轻汉，而宛善马绝不来，乌孙、仑头易苦汉使矣，为外国笑”。可是，比起匈奴的威胁来，所谓善马绝、苦汉使、外国笑，不都是小儿科吗？太史公这分明是讥讽汉武帝不分大局，死要面子啊！
但武帝的高明，岂会不及一个写史的？
若说消灭南越、东越、朝鲜这类对手只需要一场战术胜利的话。怎样对付游牧民族，却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若武帝听从士大夫们“专力攻胡”的意见，汉匈战争只会无休止的打下去，最终就是汉朝先被拖垮。与游牧民族相比，农耕文明更经不起持久战。别看文景之治留下的家底厚，所谓“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但农耕国家的作战成本是天文数字，据主父偃的说法，仅前线所需的每一石军粮，都是在路上付出192斛粮食的消耗之后才运到的。因此，汉匈战争才打了十年，就把几代人积聚的底子一扫而空，以至“赋税既竭，不足以养战士”。所以对于中原帝国而言，当前根本利益就是一劳永逸的结束战争。
而今人看来堪称汉匈命运转折的漠北大捷，在武帝眼里，实际上是失败------速决战破产了。卫青把单于放跑了，却把责任推给了一场狂风。战争变得遥遥无期，这就是为什么匈奴被打得“漠南无王庭”之后，卫青仍“不得益封，吏卒无封者”的原因。
汉武帝也从此看清楚： 仅凭正面战场是解决不了匈奴的。
因此，刘彻在战略上下足了功夫，先出击东北的秽貉，将匈奴与朝鲜隔开；进而夺取河西，斩断匈奴与强悍的羌人的联系；最后控制西域，在匈奴人的后院放火，将匈奴从东到西完全隔绝起来。匈奴孤则势弱，弱则乱，乱则分，到那时，周边各族自会群起而攻之，其败亡瓦解就是时间问题了------正是这种定律，后来见证了一个个游牧帝国的灭亡。可笑明朝初年的洪武、永乐大帝一再扫北，只专注于在正面战场，结果子孙仍不免土木堡之辱，就是一个反面教训。
而眼下，汉朝已是为山九仞，只差大宛这“一箦”。 武帝岂能甘休？汉朝对西域的经略，核心是联乌孙以击匈奴。而征服大宛，就是围绕这个核心做出的决策。大宛东临葱岭以东西域各国，北邻匈奴乌孙，南抵大夏、印度，西接安息、条枝。所处地理位置恰是棋盘上的“急所”，而它又足够大、足够远，一旦降服大宛，可以最大限度的扩散影响，汉之兵威，将不战而服整个西域，最终达到“欲与乌孙共击胡”的终级目标，届时匈奴四面楚歌，人人喊打，必土崩瓦解。仅此一点，武帝就堪称千古一帝。
遗憾的是，不是谁都有武帝这样深刻的战略眼光，这种方法效果过于隐性，见效期太长，以至今天有些学者都看不清楚，何况当时的士大夫们？若征宛之役真的半途而废，“则西域皆瓦解而附于胡，胡得众国而益强”。汉朝的一切战略努力都将付诸东流，落得满盘皆输。幸运的是，同样看不透的还有匈奴人。匈奴最终输给汉族，就是输在大局上。他们本有一手的好牌，却白白错失良机，战略命门一一让汉朝占了去。西域本是匈奴最后的救命机会，若下大力气争取，仍有夺回主动权的可能。但匈奴毕竟是个原始的、缺少高层次斗争经验的游牧民族，只满足对西域“得其马畜旃罽”，而“不能统率与之进退”，又给了汉人趁虚而入的良机。
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曾说过，极权国家“很容易因一个人的过失而陷入严重危机，遭致毁灭”。但反过来说，正是汉武帝这种农耕文明千年难遇的异类雄主，才使偌大的中国仅凭他一人之智志，保持着不懈的进攻精神，用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方式在世界丛林中为中国赢来了大国尊严，使他的时代成为中国历史上不多见的那么几个开辉煌代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