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llywen 2015-09-08 17:15:00
张国焘本来没杀曾中生的意思，《我的回忆》对曾中生评论还算公允，并回避杀曾问题。之所以要杀，就是参加了沙窝会议后，担心中央将他拿下，用曾中生领导四方面军，这才下了杀手。其实，在所有苏区肃反中，张国焘那里是最温和的，比毛主席温和多了。
===
一旦发觉自己地位可能变化，就下杀手。
你若是毛泽东，在张国焘身边，不怕吗？
而且你以为徐向前、李先念、王树声、陈赓在张国焘手下过得舒服吗？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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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的对，张国焘这一点确实不如毛主席，也该他后半生穷困潦倒。但毛主席如果被他胁迫南下，肯定不会甘心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失败，为了这，也不得不为张国焘当个军师。

killywen 2015-09-08 16:37:32
我觉得你搜索到的东西是对的。但没搜索到的东西，结论有些问题。
毛泽东挨博古整的时候，是受得了。但博古指挥出现问题，要败掉红军的时候，毛泽东就开始提意见了。
而小河口会议曾中生看见张国焘要输了，也提意见。结果等张国焘赢了，曾中生等全部被杀。你觉得张国焘是个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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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yu1027 2015-09-08 16:59:44
可以明确告诉你，博古、李德广昌保卫战失败，毛主席一言不发。后来，博古中央要毛主席守苏区南大门，毛主席二话不说，接受任务。《清平乐.会昌》就是那个时候写的，“战士遥指南粤，更加郁郁葱葱”，一派革命浪漫主义情怀。你哪里看得出，苏区快要坚持不要去了，毛主席一腔忧虑和悲愤？他这是不到关键时刻，不暴露真实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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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ywen 2015-09-08 17:17:03
开始退出根据地的时候，毛就在会议上要求博古、李德开会检讨。
那时候朱德、周恩来还没回过神来，于是总不通过。
如果这支部队的主要将领不是毛的人，毛早就被干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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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倒没听说过，有过硬史料证明吗？

killywen 2015-09-08 16:37:32
我觉得你搜索到的东西是对的。但没搜索到的东西，结论有些问题。
毛泽东挨博古整的时候，是受得了。但博古指挥出现问题，要败掉红军的时候，毛泽东就开始提意见了。
而小河口会议曾中生看见张国焘要输了，也提意见。结果等张国焘赢了，曾中生等全部被杀。你觉得张国焘是个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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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yu1027 2015-09-08 16:59:44
可以明确告诉你，博古、李德广昌保卫战失败，毛主席一言不发。后来，博古中央要毛主席守苏区南大门，毛主席二话不说，接受任务。《清平乐.会昌》就是那个时候写的，“战士遥指南粤，更加郁郁葱葱”，一派革命浪漫主义情怀。你哪里看得出，苏区快要坚持不要去了，毛主席一腔忧虑和悲愤？他这是不到关键时刻，不暴露真实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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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ywen 2015-09-08 17:17:03
开始退出根据地的时候，毛就在会议上要求博古、李德开会检讨。
那时候朱德、周恩来还没回过神来，于是总不通过。
如果这支部队的主要将领不是毛的人，毛早就被干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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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yu1027 2015-09-08 17:27:19
这倒没听说过，有过硬史料证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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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ywen 2015-09-08 17:39:02
毛晚年对旁边人说的，说投票总是3:4，通不过。
后来毛提议开一个扩大的。
看到将要被军队抛弃了，周恩来、朱德马上转变过来。
当然这是毛的一家之言。具体内情怎样，还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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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晚年回忆的这事，应该是湘江之战惨败后，通道会议的结果吧。

@zhaoyu1027 2015-08-28 14:04:21
以后每逢整风运动，小平对于这件一生中唯一无法自圆其说的错误，总不免涕泪交加检讨一番。但等成了总设计师以后，便渐渐对此事作了选择性遗忘。文献片《邓小平》中，有一段他同妻女同游漓江时回忆红七军往事的漫谈，在观众听来，他似乎是和李明瑞一路直接到达瑞金。至于为何突然从军政委降职为县委书记，则被用王明路线迫害搪塞。当然，不犯错误的完人是没有的，小平执政时，各个山头军事首领们大多健在，若再对自己错误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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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ywen 2015-09-07 15:13:14
感觉肃反不代表争议，而是毛泽东找借口杀人。当然你理念中就是这样的。
那么这么会让上下服气吗？ 毛泽东肃反时候，中央派了很多代表在他这里的。毛杀人，也得中央局同意吧。为啥任弼时、王稼祥一来也直接抓人？
而且毛杀的人若是死敌，那么中央可以扣着这批人，等毛下台的时候，让这批人再反咬毛泽东。
但这样的事情没发生，是中央在毛下台后，继续杀了李文林。
只能说，肃反材料里面，有被肃反者很多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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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yu1027 2015-09-07 20:02:59
李文林这批人，是当地受压制的地主闹革命，一旦掌握政权，便与正统共产党思想有差距（按劳动力分配土地）。所以，无论是毛还是中央代表，都要铲除他们。但他们毕竟不是反革命，又有地方势力，用党内斗争方式奈何不得。肃反就这样被国际共运大发明家发明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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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ywen 2015-09-07 21:30:46
中共发明的倒不一定。
好比现在政府在打击腐败，三严三整之类的。
然后被人借鉴来了。你说这个算心狠手辣的表现么？
张国焘被28星宿整，这是很正常的。一是张国焘作为北大才子，护送这批人去苏联留学时候，就对他们不尊敬；二是张国焘若想上位，就得忍受下面的批评和指责。留苏派说你几句就受不了，这样也配做大事么。
所以你说的毛泽东成为张国焘军师也不成立。毛脾气偏执急躁，张也忍受不了。当年鄂豫皖......
-----------------------------
@zhaoyu1027 2015-09-08 15:56:32
所以你说的毛泽东成为张国焘军师也不成立。毛脾气偏执急躁，张也忍受不了。
你不要小看毛主席。他在挨博古整的时候，很沉得住气，一点脾气也没有。如果决心做张国焘军师了，可能对别人会发脾气，对张国焘决不会乱发脾气。
再者，张国焘也不是没有容人之量，只要对他有利，肯定会容会听。他的大局观虽差，但不等于不能接受正确的大局观。草地会师后，毛主席从来不提到陕北，只说北上，万一不行就跑外蒙，他当然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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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佩王族 2015-09-08 16:16:48
毛可不是诸葛亮式的人物，毛是甘心屈居人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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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yu1027 222楼 2015-09-08 16:53
可以明确告诉你，毛泽东不是薄熙来式的人物，不一定非要当中国的一把手不可。只要能挽救中华民族，实在不行，屈就张国焘的军师（前提是张国焘肯听他的正确建议）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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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佩王族 2015-09-08 19:12:47
凭张那点本事，肯定会错误百出，最终会被党和部下抛弃，也可能完败于老蒋，凭毛经天伟地之长，共党全体同仁也会选择毛而抛弃张，张比毛差远了，
-----------------------------
那如果张国焘狡猾，学学刘备，在对敌斗争策略上，完全听毛的，对外宣称是他的主意。毛总不见为了让张犯错，故意出馊主意吧。

@zhaoyu1027 2015-08-28 14:04:21
以后每逢整风运动，小平对于这件一生中唯一无法自圆其说的错误，总不免涕泪交加检讨一番。但等成了总设计师以后，便渐渐对此事作了选择性遗忘。文献片《邓小平》中，有一段他同妻女同游漓江时回忆红七军往事的漫谈，在观众听来，他似乎是和李明瑞一路直接到达瑞金。至于为何突然从军政委降职为县委书记，则被用王明路线迫害搪塞。当然，不犯错误的完人是没有的，小平执政时，各个山头军事首领们大多健在，若再对自己错误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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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ywen 2015-09-07 15:13:14
感觉肃反不代表争议，而是毛泽东找借口杀人。当然你理念中就是这样的。
那么这么会让上下服气吗？ 毛泽东肃反时候，中央派了很多代表在他这里的。毛杀人，也得中央局同意吧。为啥任弼时、王稼祥一来也直接抓人？
而且毛杀的人若是死敌，那么中央可以扣着这批人，等毛下台的时候，让这批人再反咬毛泽东。
但这样的事情没发生，是中央在毛下台后，继续杀了李文林。
只能说，肃反材料里面，有被肃反者很多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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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yu1027 2015-09-07 20:02:59
李文林这批人，是当地受压制的地主闹革命，一旦掌握政权，便与正统共产党思想有差距（按劳动力分配土地）。所以，无论是毛还是中央代表，都要铲除他们。但他们毕竟不是反革命，又有地方势力，用党内斗争方式奈何不得。肃反就这样被国际共运大发明家发明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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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ywen 2015-09-07 21:30:46
中共发明的倒不一定。
好比现在政府在打击腐败，三严三整之类的。
然后被人借鉴来了。你说这个算心狠手辣的表现么？
张国焘被28星宿整，这是很正常的。一是张国焘作为北大才子，护送这批人去苏联留学时候，就对他们不尊敬；二是张国焘若想上位，就得忍受下面的批评和指责。留苏派说你几句就受不了，这样也配做大事么。
所以你说的毛泽东成为张国焘军师也不成立。毛脾气偏执急躁，张也忍受不了。当年鄂豫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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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yu1027 2015-09-08 15:56:32
所以你说的毛泽东成为张国焘军师也不成立。毛脾气偏执急躁，张也忍受不了。
你不要小看毛主席。他在挨博古整的时候，很沉得住气，一点脾气也没有。如果决心做张国焘军师了，可能对别人会发脾气，对张国焘决不会乱发脾气。
再者，张国焘也不是没有容人之量，只要对他有利，肯定会容会听。他的大局观虽差，但不等于不能接受正确的大局观。草地会师后，毛主席从来不提到陕北，只说北上，万一不行就跑外蒙，他当然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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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佩王族 2015-09-08 16:16:48
毛可不是诸葛亮式的人物，毛是甘心屈居人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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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yu1027 222楼 2015-09-08 16:53
可以明确告诉你，毛泽东不是薄熙来式的人物，不一定非要当中国的一把手不可。只要能挽救中华民族，实在不行，屈就张国焘的军师（前提是张国焘肯听他的正确建议）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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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佩王族 2015-09-08 19:12:47
凭张那点本事，肯定会错误百出，最终会被党和部下抛弃，也可能完败于老蒋，凭毛经天伟地之长，共党全体同仁也会选择毛而抛弃张，张比毛差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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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如果张国焘狡猾，学学刘备，在对敌斗争策略上，完全听毛的，对外宣称是他的主意。毛总不见为了让张犯错，故意出馊主意吧。

@zhaoyu1027 2015-08-28 14:04:21
以后每逢整风运动，小平对于这件一生中唯一无法自圆其说的错误，总不免涕泪交加检讨一番。但等成了总设计师以后，便渐渐对此事作了选择性遗忘。文献片《邓小平》中，有一段他同妻女同游漓江时回忆红七军往事的漫谈，在观众听来，他似乎是和李明瑞一路直接到达瑞金。至于为何突然从军政委降职为县委书记，则被用王明路线迫害搪塞。当然，不犯错误的完人是没有的，小平执政时，各个山头军事首领们大多健在，若再对自己错误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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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ywen 2015-09-07 15:13:14
感觉肃反不代表争议，而是毛泽东找借口杀人。当然你理念中就是这样的。
那么这么会让上下服气吗？ 毛泽东肃反时候，中央派了很多代表在他这里的。毛杀人，也得中央局同意吧。为啥任弼时、王稼祥一来也直接抓人？
而且毛杀的人若是死敌，那么中央可以扣着这批人，等毛下台的时候，让这批人再反咬毛泽东。
但这样的事情没发生，是中央在毛下台后，继续杀了李文林。
只能说，肃反材料里面，有被肃反者很多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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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yu1027 2015-09-07 20:02:59
李文林这批人，是当地受压制的地主闹革命，一旦掌握政权，便与正统共产党思想有差距（按劳动力分配土地）。所以，无论是毛还是中央代表，都要铲除他们。但他们毕竟不是反革命，又有地方势力，用党内斗争方式奈何不得。肃反就这样被国际共运大发明家发明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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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ywen 2015-09-07 21:30:46
中共发明的倒不一定。
好比现在政府在打击腐败，三严三整之类的。
然后被人借鉴来了。你说这个算心狠手辣的表现么？
张国焘被28星宿整，这是很正常的。一是张国焘作为北大才子，护送这批人去苏联留学时候，就对他们不尊敬；二是张国焘若想上位，就得忍受下面的批评和指责。留苏派说你几句就受不了，这样也配做大事么。
所以你说的毛泽东成为张国焘军师也不成立。毛脾气偏执急躁，张也忍受不了。当年鄂豫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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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yu1027 2015-09-08 15:56:32
所以你说的毛泽东成为张国焘军师也不成立。毛脾气偏执急躁，张也忍受不了。
你不要小看毛主席。他在挨博古整的时候，很沉得住气，一点脾气也没有。如果决心做张国焘军师了，可能对别人会发脾气，对张国焘决不会乱发脾气。
再者，张国焘也不是没有容人之量，只要对他有利，肯定会容会听。他的大局观虽差，但不等于不能接受正确的大局观。草地会师后，毛主席从来不提到陕北，只说北上，万一不行就跑外蒙，他当然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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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佩王族 2015-09-08 16:16:48
毛可不是诸葛亮式的人物，毛是甘心屈居人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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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yu1027 222楼 2015-09-08 16:53
可以明确告诉你，毛泽东不是薄熙来式的人物，不一定非要当中国的一把手不可。只要能挽救中华民族，实在不行，屈就张国焘的军师（前提是张国焘肯听他的正确建议）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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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佩王族 2015-09-08 19:12:47
凭张那点本事，肯定会错误百出，最终会被党和部下抛弃，也可能完败于老蒋，凭毛经天伟地之长，共党全体同仁也会选择毛而抛弃张，张比毛差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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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yu1027 233楼 2015-09-08 19:34
那如果张国焘狡猾，学学刘备，在对敌斗争策略上，完全听毛的，对外宣称是他的主意。毛总不见为了让张犯错，故意出馊主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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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佩王族 2015-09-08 20:34:33
张要是完全听毛，早晚会成毛的傀儡了。 历史 没有假如，:还是继续你的大作吧，确实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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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要是完全听毛，早晚会成毛的傀儡了。

这倒也是。看来，张毛就是瑜亮，非淘汰掉一个不可。

@zhaoyu1027 2015-08-28 14:04:21
以后每逢整风运动，小平对于这件一生中唯一无法自圆其说的错误，总不免涕泪交加检讨一番。但等成了总设计师以后，便渐渐对此事作了选择性遗忘。文献片《邓小平》中，有一段他同妻女同游漓江时回忆红七军往事的漫谈，在观众听来，他似乎是和李明瑞一路直接到达瑞金。至于为何突然从军政委降职为县委书记，则被用王明路线迫害搪塞。当然，不犯错误的完人是没有的，小平执政时，各个山头军事首领们大多健在，若再对自己错误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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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ywen 2015-09-07 15:13:14
感觉肃反不代表争议，而是毛泽东找借口杀人。当然你理念中就是这样的。
那么这么会让上下服气吗？ 毛泽东肃反时候，中央派了很多代表在他这里的。毛杀人，也得中央局同意吧。为啥任弼时、王稼祥一来也直接抓人？
而且毛杀的人若是死敌，那么中央可以扣着这批人，等毛下台的时候，让这批人再反咬毛泽东。
但这样的事情没发生，是中央在毛下台后，继续杀了李文林。
只能说，肃反材料里面，有被肃反者很多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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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yu1027 2015-09-07 20:02:59
李文林这批人，是当地受压制的地主闹革命，一旦掌握政权，便与正统共产党思想有差距（按劳动力分配土地）。所以，无论是毛还是中央代表，都要铲除他们。但他们毕竟不是反革命，又有地方势力，用党内斗争方式奈何不得。肃反就这样被国际共运大发明家发明出来了。
-----------------------------
@killywen 2015-09-07 21:30:46
中共发明的倒不一定。
好比现在政府在打击腐败，三严三整之类的。
然后被人借鉴来了。你说这个算心狠手辣的表现么？
张国焘被28星宿整，这是很正常的。一是张国焘作为北大才子，护送这批人去苏联留学时候，就对他们不尊敬；二是张国焘若想上位，就得忍受下面的批评和指责。留苏派说你几句就受不了，这样也配做大事么。
所以你说的毛泽东成为张国焘军师也不成立。毛脾气偏执急躁，张也忍受不了。当年鄂豫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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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yu1027 2015-09-08 15:56:32
所以你说的毛泽东成为张国焘军师也不成立。毛脾气偏执急躁，张也忍受不了。
你不要小看毛主席。他在挨博古整的时候，很沉得住气，一点脾气也没有。如果决心做张国焘军师了，可能对别人会发脾气，对张国焘决不会乱发脾气。
再者，张国焘也不是没有容人之量，只要对他有利，肯定会容会听。他的大局观虽差，但不等于不能接受正确的大局观。草地会师后，毛主席从来不提到陕北，只说北上，万一不行就跑外蒙，他当然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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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佩王族 2015-09-08 16:16:48
毛可不是诸葛亮式的人物，毛是甘心屈居人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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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yu1027 222楼 2015-09-08 16:53
可以明确告诉你，毛泽东不是薄熙来式的人物，不一定非要当中国的一把手不可。只要能挽救中华民族，实在不行，屈就张国焘的军师（前提是张国焘肯听他的正确建议）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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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佩王族 2015-09-08 19:12:47
凭张那点本事，肯定会错误百出，最终会被党和部下抛弃，也可能完败于老蒋，凭毛经天伟地之长，共党全体同仁也会选择毛而抛弃张，张比毛差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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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yu1027 233楼 2015-09-08 19:34
那如果张国焘狡猾，学学刘备，在对敌斗争策略上，完全听毛的，对外宣称是他的主意。毛总不见为了让张犯错，故意出馊主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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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佩王族 2015-09-08 20:34:33
张要是完全听毛，早晚会成毛的傀儡了。 历史 没有假如，:还是继续你的大作吧，确实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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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想想，还是有些问题。张国焘只要在对敌斗争策略上完全听毛的，人事安排，党内整顿，经济建设，统一战线，都可以自己拿主意。这应该成不了傀儡吧。

第二十九章 妙手统战
中国共产党与国内敌人进行殊死搏斗的峥嵘岁月，也是中华民族遭受日寇侵略、面临亡国灭种危险的危急关头，更是中国人民民族意识空前觉醒的光荣时刻。这一进程是从1931年9月18日开始的，领头羊依然是五四的开路先锋——青年学生，按通俗说法就是愤青。只不过，老一代愤青早已大多加入了中共，此时的愤青是新长成的一批。
九一八事变刚一爆发时，学生就连续三次赴南京联合请愿。第一次请愿发生在1931年9月28日，上海、南京等地学生共三千余人，冒雨至国民党外交部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针对出面接见的外交部长王正廷“忍辱含愤”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的懦弱立场，愤怒的学生当即指出：“国联”只不过是一个‘宰割弱小民族’的‘强盗分赃所’，哪有什么公理可讲（直到现在，这仍是至理名言。）？为了表达中国民众要和帝国主义势不两立，使帝国主义认识到中国民众不象政府那样可侮，学生们痛殴了这位王外长。
第二次请愿发生在同年11月下旬。当时，老蒋在“国联”两次撤兵决议都遭鬼子拒绝情况下，为抵制国民党内反蒋派要他下野的呼声，诡称将率师北上抗日。结果，南京各大中学校立即发起送蒋北上运动，各地学生闻讯后，大批来南京助威，到11月25日，人数多达两万余人。从26日起，万余学生结队前往国民党政府，要求老蒋签署出兵日期，要求汉卿戴罪立功，并堵门静坐不走。延至27日，全国舆论大哗，老蒋只好在卫士簇拥下出见学生，表示三年以后一定收复失地，还当场写下保证书。
第三次请愿紧接着第二次请愿发生。起因是国民党政府向“国联”提议：将锦州划为“中立区”，从而使其向鬼子割东三省及热河省大部而求和的意图昭然若揭。而且，接替被打王外长的顾维钧，已经向日使芳泽直接交涉此事。消息传出，由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的北京学生示威团，组织了两千多人，于12月3日中午到达南京，并散发了事先印制的《告全国民众书》和《南下示威宣言》。其中的具体要求有：立刻出兵抗日，组织和援助东北义勇军，武装民众，停止进攻红军，开放民众抗日爱国运动，不承认以锦州为中立区，退出“国联”，惩办外交失职人员和实行革命外交等。
但当12月5日，北京大学示威团三百余人在南京街头举行示威时，遭遇一千多名军警镇压，导致多人被捕和重伤。这下全国学生是群情激奋，纷纷涌到南京请愿，到13日，先后抵达者超过三万人。学生汇聚南京后不断举行示威，并与15日先冲击外交部，捣毁办公设施（顾维钧以下所有职员害怕挨打，闻风逃走），后包围正举行中央临时会议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结果，学生们在与已会上宣布“下野”的老蒋调来的军警搏斗时，误打了受老蒋之命出见学生、态度倾向抗日的蔡元培（时任考试院院长，五四时期学生保护神）和陈铭枢（时任京沪卫戍司令）。至此，冲突愈加升级。17日这一天，各地学生三万多人在南京街头示威游行，并在冲击中央党部未果之后，捣毁了位于珍珠桥的、指责学生受中共指使的《中央日报》报社。随即，老蒋下野后的国民党政府调来大批军警，进行残酷镇压，学生牺牲生命者达三十人以上，受伤者更多。为防国民党政府进一步迫害，所有示威学生当晚集中居住在中央大学，但依然没能躲过去。次日一早，军警们包围中央大学，将全体学生都捆绑起来，其中本地的武装遣送回家，外地的武装遣送回原籍。这一事件史称“珍珠桥事件”。
珍珠桥事件以后，学生抗日爱国运动暂时陷入低潮。但与学生运动同时兴起的抵制日货、购买国货运动，却方兴未艾。“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一个月内，全国就有超过100个以上的城市，举行了万人聚会抗议活动，当众焚烧日货。上海、广州等地银行断绝与鬼子银行一切交往，搬运和码头工人拒绝装卸鬼子货物。日资企业的中国雇员，则被人们强烈鼓励辞去工作，如果不从，就可能“享受汉奸待遇”，遭受殴打。在上海，那些敢偷卖日货的店主，会被“反日协会”自行任命的“警察”抓进临时设立的监狱，吓得他们赶紧改买国货。据当时《申报》报道，“在上海买卖日本产品事实上已是不可能”。
九一八以后那几年，中国人民在抗日问题上的立场，可谓众志成城、高度一致。当时的报纸如果敢发表媚日言论，即使后台硬如《中央日报》，也照样会被冲击捣毁。到1935年，甚至发生了天津日租界内汉奸报社社长被暗杀的极端事件。而个人如果敢于当着群众的面，散布媚日言论，则不管他有八十还是九十高龄，必定遭致众人痛殴。这样一来，就在全社会形成了“以抗日反日为荣，媚日降日为耻”基本价值观。
这种价值观也深深影响到了社会上层，坚决主张抗日的上层人物意志更加坚定，处于摇摆状态者也大多站到了国家民族一边（例如，北洋军阀中著名亲日派段祺瑞，就拒绝鬼子引诱，离开天津南下），而铁杆汉奸也暂时不敢过于放肆。不难看出，最近因鬼子购买钓鱼岛所引发的反日示威，与九一八那阵子情况相比，绝对是小巫见大巫。当然，本次与日所争的，仅是几个小岛，与当时痛失整块东北富饶国土，毕竟不能同日而语。如果现在失去的是像东北这样的大块领土，估计全国人民连跟小鬼子同归于尽的心都会有，那反日示威的规模，就会大得让人看不懂。
抗日大潮也被善于投机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所利用。中原大战中输光本钱的冯玉祥，便在1933年5月，召集旧部方振武、吉鸿昌（已秘密加入中共），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试图东山再起。福建事变中，十九路军所打旗号，同样是反蒋抗日。粤系、桂系等西南军阀与老蒋抗衡的资本，也是高举抗日大旗。到了后来，连鬼子自己为了分裂中国，竟然也要向主张抗日的西南军阀提供经济援助。但可惜的是，这样一股浩浩荡荡正义大潮，这样一块惊人的政治能量，中共最初竟未能妥善利用。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基本沿袭处理五四、五卅反帝运动老经验，按原计划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并一面以该政府名义向鬼子宣战，一面把国民党所有当权派都一起放到了屈膝投降卖国政府审判台上，继续号召推翻他们。如此就脱离了广大爱国群众，反倒让老蒋抓住了不思共赴国难而专心内斗的把柄，得以打着“攘外必先安内”旗号，暂时在资产阶级和地主阵营里摆脱了政治被动，几乎把中国革命逼入绝境。

第二十九章 妙手统战
中国共产党与国内敌人进行殊死搏斗的峥嵘岁月，也是中华民族遭受日寇侵略、面临亡国灭种危险的危急关头，更是中国人民民族意识空前觉醒的光荣时刻。这一进程是从1931年9月18日开始的，领头羊依然是五四的开路先锋——青年学生，按通俗说法就是愤青。只不过，老一代愤青早已大多加入了中共，此时的愤青是新长成的一批。
九一八事变刚一爆发时，学生就连续三次赴南京联合请愿。第一次请愿发生在1931年9月28日，上海、南京等地学生共三千余人，冒雨至国民党外交部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针对出面接见的外交部长王正廷“忍辱含愤”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的懦弱立场，愤怒的学生当即指出：“国联”只不过是一个‘宰割弱小民族’的‘强盗分赃所’，哪有什么公理可讲（直到现在，这仍是至理名言。）？为了表达中国民众要和帝国主义势不两立，使帝国主义认识到中国民众不象政府那样可侮，学生们痛殴了这位王外长。
第二次请愿发生在同年11月下旬。当时，老蒋在“国联”两次撤兵决议都遭鬼子拒绝情况下，为抵制国民党内反蒋派要他下野的呼声，诡称将率师北上抗日。结果，南京各大中学校立即发起送蒋北上运动，各地学生闻讯后，大批来南京助威，到11月25日，人数多达两万余人。从26日起，万余学生结队前往国民党政府，要求老蒋签署出兵日期，要求汉卿戴罪立功，并堵门静坐不走。延至27日，全国舆论大哗，老蒋只好在卫士簇拥下出见学生，表示三年以后一定收复失地，还当场写下保证书。
第三次请愿紧接着第二次请愿发生。起因是国民党政府向“国联”提议：将锦州划为“中立区”，从而使其向鬼子割东三省及热河省大部而求和的意图昭然若揭。而且，接替被打王外长的顾维钧，已经向日使芳泽直接交涉此事。消息传出，由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的北京学生示威团，组织了两千多人，于12月3日中午到达南京，并散发了事先印制的《告全国民众书》和《南下示威宣言》。其中的具体要求有：立刻出兵抗日，组织和援助东北义勇军，武装民众，停止进攻红军，开放民众抗日爱国运动，不承认以锦州为中立区，退出“国联”，惩办外交失职人员和实行革命外交等。
但当12月5日，北京大学示威团三百余人在南京街头举行示威时，遭遇一千多名军警镇压，导致多人被捕和重伤。这下全国学生是群情激奋，纷纷涌到南京请愿，到13日，先后抵达者超过三万人。学生汇聚南京后不断举行示威，并与15日先冲击外交部，捣毁办公设施（顾维钧以下所有职员害怕挨打，闻风逃走），后包围正举行中央临时会议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结果，学生们在与已会上宣布“下野”的老蒋调来的军警搏斗时，误打了受老蒋之命出见学生、态度倾向抗日的蔡元培（时任考试院院长，五四时期学生保护神）和陈铭枢（时任京沪卫戍司令）。至此，冲突愈加升级。17日这一天，各地学生三万多人在南京街头示威游行，并在冲击中央党部未果之后，捣毁了位于珍珠桥的、指责学生受中共指使的《中央日报》报社。随即，老蒋下野后的国民党政府调来大批军警，进行残酷镇压，学生牺牲生命者达三十人以上，受伤者更多。为防国民党政府进一步迫害，所有示威学生当晚集中居住在中央大学，但依然没能躲过去。次日一早，军警们包围中央大学，将全体学生都捆绑起来，其中本地的武装遣送回家，外地的武装遣送回原籍。这一事件史称“珍珠桥事件”。
珍珠桥事件以后，学生抗日爱国运动暂时陷入低潮。但与学生运动同时兴起的抵制日货、购买国货运动，却方兴未艾。“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一个月内，全国就有超过100个以上的城市，举行了万人聚会抗议活动，当众焚烧日货。上海、广州等地银行断绝与鬼子银行一切交往，搬运和码头工人拒绝装卸鬼子货物。日资企业的中国雇员，则被人们强烈鼓励辞去工作，如果不从，就可能“享受汉奸待遇”，遭受殴打。在上海，那些敢偷卖日货的店主，会被“反日协会”自行任命的“警察”抓进临时设立的监狱，吓得他们赶紧改买国货。据当时《申报》报道，“在上海买卖日本产品事实上已是不可能”。
九一八以后那几年，中国人民在抗日问题上的立场，可谓众志成城、高度一致。当时的报纸如果敢发表媚日言论，即使后台硬如《中央日报》，也照样会被冲击捣毁。到1935年，甚至发生了天津日租界内汉奸报社社长被暗杀的极端事件。而个人如果敢于当着群众的面，散布媚日言论，则不管他有八十还是九十高龄，必定遭致众人痛殴。这样一来，就在全社会形成了“以抗日反日为荣，媚日降日为耻”基本价值观。
这种价值观也深深影响到了社会上层，坚决主张抗日的上层人物意志更加坚定，处于摇摆状态者也大多站到了国家民族一边（例如，北洋军阀中著名亲日派段祺瑞，就拒绝鬼子引诱，离开天津南下），而铁杆汉奸也暂时不敢过于放肆。不难看出，最近因鬼子购买钓鱼岛所引发的反日示威，与九一八那阵子情况相比，绝对是小巫见大巫。当然，本次与日所争的，仅是几个小岛，与当时痛失整块东北富饶国土，毕竟不能同日而语。如果现在失去的是像东北这样的大块领土，估计全国人民连跟小鬼子同归于尽的心都会有，那反日示威的规模，就会大得让人看不懂。
抗日大潮也被善于投机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所利用。中原大战中输光本钱的冯玉祥，便在1933年5月，召集旧部方振武、吉鸿昌（已秘密加入中共），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试图东山再起。福建事变中，十九路军所打旗号，同样是反蒋抗日。粤系、桂系等西南军阀与老蒋抗衡的资本，也是高举抗日大旗。到了后来，连鬼子自己为了分裂中国，竟然也要向主张抗日的西南军阀提供经济援助。但可惜的是，这样一股浩浩荡荡正义大潮，这样一块惊人的政治能量，中共最初竟未能妥善利用。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基本沿袭处理五四、五卅反帝运动老经验，按原计划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并一面以该政府名义向鬼子宣战，一面把国民党所有当权派都一起放到了屈膝投降卖国政府审判台上，继续号召推翻他们。如此就脱离了广大爱国群众，反倒让老蒋抓住了不思共赴国难而专心内斗的把柄，得以打着“攘外必先安内”旗号，暂时在资产阶级和地主阵营里摆脱了政治被动，几乎把中国革命逼入绝境。

此后，中共对抗日这件大事不可谓不关心，但除了把红军军事行动包装成抗日行动（例如，将向中央苏区外线出击的七军团，说成是抗日先遣队）之外，依然不会正确利用抗日大潮能量。直到红军被迫走上长征之路，党内才有一个人开始重新审视正确处理抗日与革命关系的问题。当然，这个人不会是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的总理，也不会是虽有战略家气质却目光短浅的国焘，更不会是只知翻阅马列经典的二十八宿之流，而只能是雄才大略的主席。笔者还是要说，如果不是宁都会议的罢黜，被具体事务所困扰的主席，对革命策略的认识，也许拔高不到战略层面，而仅停留于战术层面。正是由于暂时罢黜，让他有了充裕时间思考战略问题。思考的第一个成果，是巧妙利用老蒋和地方实力派之间矛盾，求得红军在长征中夹缝求存突围北上，这在前面已有详述。但红军光生存不发展，顶多还只是慢性自杀，要避免这种噩运，还必须使红军大力发展。
那么，什么样形势能让红军大力发展呢？答案是敌人互斗的形势。具体而言，主席很希望国民党内部重演1930年中原大战那样的重大分裂，在主席记忆中，那可是红军由小做大的黄金时节。而要国民党内部重演大分裂，就必须在抗日这个题材上做文章。当然，这文章不能按经典布尔什维克的做法，只号召下层民众抗日，而应该把更多力量放在争取有抗日意向的地方实力派上。主席这种考虑，应该是早在与国焘斗法之余，就已经开始了。但等真正来到陕北苏区，发现当面主要之敌竟是汉卿时，他更不由喜出望外。
主席之喜应该来自于三个层次。最低层次是，东北军作为客军，在陕北当地既无统治基础又无地方利益，与红军间不存在势不两立的利害冲突，有天然合作基础。比较重要的层次是，东北军这个基业并非汉卿本人所创立，而是继承父业而来。套用时下流行的“官二代”、“富二代”这些名词，汉卿就是不折不扣的“阀二代”，而且还是当时国内绝无仅有的“阀二代”。与亲手打下基业的“阀一代”相比，二代即使主观上不愿当败家子，但政治判别力和应变力，显然要比其父辈差得多，容易被自己这样的政治高手忽悠得晕头转向。最重要的层次是，汉卿还不是普通阀二代，而是丢失东北的当事人，早在全国舆论界眼里，被视作败家败国的双料纨绔子弟。但汉卿又不甘心以如此不堪的形象载入史册，保住尚未完全失去的父辈基业（主要就是军队）和改善历史形象的心情极其迫切。因此，跟汉卿谈合作抗日，胜算大得不是一般。
当然，作为国际一个支部，中共路线方针还必须符合国际指导世界共运的总体精神。这也是主席刚到陕北时，还不便马上向中央诸要员挑明用抗日旗帜对汉卿做统战工作的原因。然而，英雄所见略同，国际实际当家人老斯，也在国际七大上提出了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纲领。老斯提出这一总纲领，自然不是因为看到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想中共所想，急中共所急，替中共找一个挽救危亡救生圈。而是他看到了德国希特勒上台后，国际大气候对苏联十分不利，想苏联所想，急苏联所急，想出的一条联合世界各类力量共同对付德、日威胁的救苏联之计。结果，附带也为中国革命找到了求生之路。
按照国际提出的新总路线，善于领会上级意图的王明，于1935年8月1日，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史称《八一宣言》。该宣言倡议成立国防政府，作为救亡图存临时领导机关，并由一切愿意抗日的军队共同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实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随着张浩到来，这个新精神便成为了中央新的指针。就在此时，因鬼子不断策划华北各省脱离国民党中央政府进程，处在国防最前线的北平学生，痛切感到“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下，发动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学生爱国运动。一度陷入低潮的全民抗日爱国运动，顿时又掀巨澜。
在此大背景下，中央于1935年12月17日到25日，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瓦窑堡会议。会议讨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明确指出，那种认为不可能争取民族资产阶级与中国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左”倾关门主义，是党内主要危险。会议决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并猛烈扩大红军。因为是讨论政治策略，除彭总、尚昆之外，其他红军领导均未与会。被扩大的成员变成了张浩、李维汉、郭洪涛（因为在陕北肃反问题上持相对温和立场，他当时仍受中央器重）这些擅长政治工作的人员，而李德作为国际顾问也参加了会议。此外，担任主席英语翻译的吴亮平，也和前段时间贾拓夫一样，参加了一生中唯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意味着，中央是要把统战精神翻译成英语，向世界广而告之。
瓦窑堡会议为主席对汉卿进行统战工作，提供了合法依据。会后，主席又于12月27日，在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长篇报告（被收入《毛选》中），明确提出要把工农共和国，改变为以工农为主体、但容纳其他反帝反封建阶级的人民共和国，大造统战舆论。当然，做统战工作需要技巧，必须造成汉卿有求于红军、而非红军有求于汉卿的态势，才能占据主动、主导地位。为此，主席先率红军成功反击了割据榆林长达23年的军阀井岳秀南犯，收复被其占领的保安县城，稳定住了苏区北线（井本人在1936年1月中旬意外中枪死亡，继任者高双成忙于整合内部，再也无力威胁苏区）。然后，开始对东北军孤悬于苏区之中的城市，进行了攻击。但此时，红军的城市攻坚能力比在中央苏区时还要弱，好在红25军带来了四方面军的攻城基因——长期围困战法。红军按照此法，对守军仅五个连、城墙又比较残破的甘泉城，进行了围困和攻击。
到1936年1月初，东北军守军士气在喊话攻势下已相当低落，不断有人携枪出城投降。于是，前线指挥彭总决心派被俘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入城，劝说守军撤离甘泉或起义。守将在高劝说下，同意放弃甘泉，南撤洛川归还主力。但那样的话，红军与东北军就更没了对话渠道，决不是主席所希望的结果。为此，主席额外提出，要甘泉守军先举抗日义旗，待整个东北军响应后再归还主力。这样一来，守军就需要用电台请示上级，再继续谈判，结果惊动了67军军长王以哲。可能是汉卿授意，王电邀高去其洛川军部一谈。
这高福源在入东北讲武堂之前，曾是北大学生，深受五四以后革命思潮影响，骨子里也是个愤青，被俘后经思想教育，已经成了中共的人。所以，得知王的邀约后，他立即出城报告彭总，表示愿冒被杀危险，去洛川见王。这正对了主席胃口，经批准，高遂于1月8日前往洛川。1月15日，他又返回了一方面军总部，并带来了重大“利好”：汉卿亲自驾机从西安到洛川与他谈话，表示愿意与中共全权代表商讨联手抗日大计。彭总对此将信将疑，只能向中央汇报了再说。而此事正是主席之盼望的，故他一收到彭总来电，便立即拍板：派一名初谈代表去洛川，并与东北军交换密码。当然，主席那时并无统战经验，最初提出的代表人选是一军团政治部秘书长周桓。遭彭总反对后，又提出派伍修权当代表，仍未能说服彭总。恰好在这时，担任中央联络局局长的情报前三杰之一李克农来到一方面军总部，立刻就成为最合适的初谈代表。

此后，中共对抗日这件大事不可谓不关心，但除了把红军军事行动包装成抗日行动（例如，将向中央苏区外线出击的七军团，说成是抗日先遣队）之外，依然不会正确利用抗日大潮能量。直到红军被迫走上长征之路，党内才有一个人开始重新审视正确处理抗日与革命关系的问题。当然，这个人不会是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的总理，也不会是虽有战略家气质却目光短浅的国焘，更不会是只知翻阅马列经典的二十八宿之流，而只能是雄才大略的主席。笔者还是要说，如果不是宁都会议的罢黜，被具体事务所困扰的主席，对革命策略的认识，也许拔高不到战略层面，而仅停留于战术层面。正是由于暂时罢黜，让他有了充裕时间思考战略问题。思考的第一个成果，是巧妙利用老蒋和地方实力派之间矛盾，求得红军在长征中夹缝求存突围北上，这在前面已有详述。但红军光生存不发展，顶多还只是慢性自杀，要避免这种噩运，还必须使红军大力发展。
那么，什么样形势能让红军大力发展呢？答案是敌人互斗的形势。具体而言，主席很希望国民党内部重演1930年中原大战那样的重大分裂，在主席记忆中，那可是红军由小做大的黄金时节。而要国民党内部重演大分裂，就必须在抗日这个题材上做文章。当然，这文章不能按经典布尔什维克的做法，只号召下层民众抗日，而应该把更多力量放在争取有抗日意向的地方实力派上。主席这种考虑，应该是早在与国焘斗法之余，就已经开始了。但等真正来到陕北苏区，发现当面主要之敌竟是汉卿时，他更不由喜出望外。
主席之喜应该来自于三个层次。最低层次是，东北军作为客军，在陕北当地既无统治基础又无地方利益，与红军间不存在势不两立的利害冲突，有天然合作基础。比较重要的层次是，东北军这个基业并非汉卿本人所创立，而是继承父业而来。套用时下流行的“官二代”、“富二代”这些名词，汉卿就是不折不扣的“阀二代”，而且还是当时国内绝无仅有的“阀二代”。与亲手打下基业的“阀一代”相比，二代即使主观上不愿当败家子，但政治判别力和应变力，显然要比其父辈差得多，容易被自己这样的政治高手忽悠得晕头转向。最重要的层次是，汉卿还不是普通阀二代，而是丢失东北的当事人，早在全国舆论界眼里，被视作败家败国的双料纨绔子弟。但汉卿又不甘心以如此不堪的形象载入史册，保住尚未完全失去的父辈基业（主要就是军队）和改善历史形象的心情极其迫切。因此，跟汉卿谈合作抗日，胜算大得不是一般。
当然，作为国际一个支部，中共路线方针还必须符合国际指导世界共运的总体精神。这也是主席刚到陕北时，还不便马上向中央诸要员挑明用抗日旗帜对汉卿做统战工作的原因。然而，英雄所见略同，国际实际当家人老斯，也在国际七大上提出了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纲领。老斯提出这一总纲领，自然不是因为看到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想中共所想，急中共所急，替中共找一个挽救危亡救生圈。而是他看到了德国希特勒上台后，国际大气候对苏联十分不利，想苏联所想，急苏联所急，想出的一条联合世界各类力量共同对付德、日威胁的救苏联之计。结果，附带也为中国革命找到了求生之路。
按照国际提出的新总路线，善于领会上级意图的王明，于1935年8月1日，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史称《八一宣言》。该宣言倡议成立国防政府，作为救亡图存临时领导机关，并由一切愿意抗日的军队共同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实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随着张浩到来，这个新精神便成为了中央新的指针。就在此时，因鬼子不断策划华北各省脱离国民党中央政府进程，处在国防最前线的北平学生，痛切感到“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下，发动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学生爱国运动。一度陷入低潮的全民抗日爱国运动，顿时又掀巨澜。
在此大背景下，中央于1935年12月17日到25日，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瓦窑堡会议。会议讨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明确指出，那种认为不可能争取民族资产阶级与中国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左”倾关门主义，是党内主要危险。会议决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并猛烈扩大红军。因为是讨论政治策略，除彭总、尚昆之外，其他红军领导均未与会。被扩大的成员变成了张浩、李维汉、郭洪涛（因为在陕北肃反问题上持相对温和立场，他当时仍受中央器重）这些擅长政治工作的人员，而李德作为国际顾问也参加了会议。此外，担任主席英语翻译的吴亮平，也和前段时间贾拓夫一样，参加了一生中唯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意味着，中央是要把统战精神翻译成英语，向世界广而告之。
瓦窑堡会议为主席对汉卿进行统战工作，提供了合法依据。会后，主席又于12月27日，在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长篇报告（被收入《毛选》中），明确提出要把工农共和国，改变为以工农为主体、但容纳其他反帝反封建阶级的人民共和国，大造统战舆论。当然，做统战工作需要技巧，必须造成汉卿有求于红军、而非红军有求于汉卿的态势，才能占据主动、主导地位。为此，主席先率红军成功反击了割据榆林长达23年的军阀井岳秀南犯，收复被其占领的保安县城，稳定住了苏区北线（井本人在1936年1月中旬意外中枪死亡，继任者高双成忙于整合内部，再也无力威胁苏区）。然后，开始对东北军孤悬于苏区之中的城市，进行了攻击。但此时，红军的城市攻坚能力比在中央苏区时还要弱，好在红25军带来了四方面军的攻城基因——长期围困战法。红军按照此法，对守军仅五个连、城墙又比较残破的甘泉城，进行了围困和攻击。
到1936年1月初，东北军守军士气在喊话攻势下已相当低落，不断有人携枪出城投降。于是，前线指挥彭总决心派被俘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入城，劝说守军撤离甘泉或起义。守将在高劝说下，同意放弃甘泉，南撤洛川归还主力。但那样的话，红军与东北军就更没了对话渠道，决不是主席所希望的结果。为此，主席额外提出，要甘泉守军先举抗日义旗，待整个东北军响应后再归还主力。这样一来，守军就需要用电台请示上级，再继续谈判，结果惊动了67军军长王以哲。可能是汉卿授意，王电邀高去其洛川军部一谈。
这高福源在入东北讲武堂之前，曾是北大学生，深受五四以后革命思潮影响，骨子里也是个愤青，被俘后经思想教育，已经成了中共的人。所以，得知王的邀约后，他立即出城报告彭总，表示愿冒被杀危险，去洛川见王。这正对了主席胃口，经批准，高遂于1月8日前往洛川。1月15日，他又返回了一方面军总部，并带来了重大“利好”：汉卿亲自驾机从西安到洛川与他谈话，表示愿意与中共全权代表商讨联手抗日大计。彭总对此将信将疑，只能向中央汇报了再说。而此事正是主席之盼望的，故他一收到彭总来电，便立即拍板：派一名初谈代表去洛川，并与东北军交换密码。当然，主席那时并无统战经验，最初提出的代表人选是一军团政治部秘书长周桓。遭彭总反对后，又提出派伍修权当代表，仍未能说服彭总。恰好在这时，担任中央联络局局长的情报前三杰之一李克农来到一方面军总部，立刻就成为最合适的初谈代表。

兵贵神速，克农于次日（1月16日）随高一起去了洛川。而为表示谈判诚意，主席于1月20日给彭总下达明确指示：解除甘泉之围，并通过密电告知克农再转告汉卿，这样就使这一天克农和汉卿的会谈气氛相当融洽。那么，汉卿急于跟中共拉关系言和的动机又是什么呢？根据对现有史料分析，笔者认为大致是两方面动机。第一，直罗镇等数次战斗证实，东北军战斗力远远不如红军。而老蒋撤销被红军歼灭东北军番号的冷酷行为，更表明再与红军打下去，东北军势必走向灭亡。为了破老蒋借刀杀人之局，汉卿不得不与红军讲和。第二，汉卿急于借抗日题材，寻找个人政治前途和洗刷误国败家恶名。而真要抗日就必须得到苏联军事援助，汉卿自己因中东路事件得罪了苏联，故只能先与中共建立联系，再依靠中共打通与苏联联系。但汉卿毕竟在中国最高政治舞台上周旋了七八年，大本事没学到家，政治小伎俩还是有一些的。他并未向克农摊出自己底牌，而是告诉克农：只要中共确有与国民党合作成立国防政府诚意，他愿意从中奔走；试图变自己有求于中共，为中共有求于自己。
克农于1月21日返回后，向中央汇报了谈判情况，认为王以哲诚恳而汉卿滑头。但主席却不这样看，在他认为，只要汉卿主动与中共建立联系，就已达到了初步目标。这一初步目标包含两项内容：其一是与东北军讲和后，红军就具备了向陕北以外地域发展的条件；其二便是奠定了继续忽悠汉卿的基础。接下去，主席一面通过克农继续给汉卿灌米汤，说什么只要汉卿同意“抗日反蒋”，未来国防政府第一把交椅可以让他坐；一面将红军东征提上了议事日程。
东征决策早在瓦窑堡会议时便已酝酿，高福源带回汉卿愿与红军谈判重大利好当天1月15日，主席正式与总理、彭总共同签发了命令。该行动对外理由是开赴对日作战第一线；对内给二十八宿的理由是，渡黄河经山西再转内蒙，打通国际线，但其实都不是主席真实意图。前面讲过，主席坚持北上的意图，既不是外逃苏蒙求安全，也不是偏安陕北避风头，而是要在北方这块革命尚未开垦的处女地，借抗日题材将革命烈火烧得更旺。因此，东征首要目的就是赤化山西甚至河南、河北、山东这些地区（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共就是以这些地区为主要抗日根据地的）。当然，如果敌人力量过于强大，无法实现这一目标，也可以从东征地区征集资财，支持极其脆弱的陕北苏区经济。东征一个附加目的是，把老蒋对红军的注意力，从四方面军所在地川康，吸引到一方面军的陕晋来，从而迫使汉卿在老蒋和中共之间作出明确选择，而不是左右逢源，坐收渔利。
然而，由于主席不可能把真实想法告诉一线将领，彭、林二总均表示了不同程度的反对。对于彭总来说，二万五千里长征无根据地作战惨痛经历历历在目，他十分担心再次失去根据地，因而要主席绝对保证东征队伍与陕北的联系。林总则不但反对东征，甚至连陕北也不愿再呆，数次向中央要求带少量部队去陕南打游击。他这种反常举动，其实是对主席领导丧失信心。在他看来，主席不思在陕北韬光养晦，反而还想打出去招惹是非，迟早会在惊涛骇浪中翻船的，不如自划一只“舢板”，去陕南求生。关于林总这段历史，中央在他出事之后的评价，应该不是诬蔑不实之词。
意志坚定的主席没有退让，依靠用党性大义相责，再加上汉卿与红军讲和后陕北危险解除的事实，终于在2月20日，拉着二总启动了东征。就在此时，主席认准了中国革命航船已渐渐驶出激流险滩，就要按照自己预设的正确航道，向着胜利彼岸进发。于是，出于对革命前途和自身雄才伟略高度自信，他借景抒怀，谱写了千古名篇《沁园春·雪》。鉴于大家都在课堂上学过此词，耳熟能详，笔者就不在这里转录了。
2月20日，红军突破黄河天险，并在以后两个多月里，击溃阎锡山晋军30多个团围追堵截，转战山西50余县，歼敌13000余人，俘敌4000余人。同时，还扩红8000余名，筹款50万元，组织地方游击队30多支，在山西播下了日后发展抗日根据地的火种。由于晋军战斗力弱，阎最终决定向老蒋求援。不久，中央军在陈诚率领下，沿同蒲线和正太路进入山西。见在山西建立根据地有困难，主席按早已准备好的预案，率红军结束东征，在5月初重新渡过了黄河。
令人遗憾的是，时任新成立红28军军长的志丹，于4月14日在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英勇牺牲。因为志丹是此后革命进程中为数很少的牺牲的高级将领，少数反毛分子便自以为找到了攻击题材，硬说他是被主席派人从背后打黑枪暗杀的。笔者认为，且不说有铁证证明，志丹是前胸中了晋军机枪子弹牺牲的。就算没有证据，仅凭推理，也得不出主席派人暗杀的结论。因为大凡政治家消灭政敌，都有惯常手段，一旦使用就不止一例。主席一生中对政敌以政治打击为主，肉体消灭案例十分罕见。即使有，也是前期采用肃反方式，后期采用群众斗争方式（不能确保成功），就是没有用过暗杀。而且，志丹忠于革命事业，未与主席在路线上发生过冲突，根本就是主席的战友而不是政敌。反毛分子如此诬陷，恐怕是照搬老蒋惯于暗杀政敌套路，纯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东征期间，汉卿终于忍耐不住，于3月3日率先向克农提出，希望中共能介绍他的代表去苏联，与苏联政府商讨合作抗日事宜。汉卿求上门来，固然是因为他政治功力比主席差得太远，却也和他在履行对克农承诺，为团结中共一起抗日之事，于南京及各方实力派间奔走时，意外得知老蒋已派人找中共秘密谈判，有着重大关系。
在叙述老蒋与中共秘密谈判史实之前，有必要对老蒋动机作一较为详细分析，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理解此后历史发展脉络。应该说，老蒋找中共谈判最大动机是联苏抗日。尽管正统党史在一段时间里不承认老蒋在西安事变之前有抗日思想，但只要撇开鬼子的异民族属性，把它当做国内最强大的一个政治军事集团，就不难理解老蒋即使从自身利益出发，也必然有抗日思想。
老蒋抗日动机还来自于他比较强烈的民族意识，这从他留学日本时反驳老师借细菌发表辱华言论，因苏联反对国民党以外蒙为基地而产生反共思想，怂恿汉卿收回中东路主权等行为可见一斑。1995年北影与香港思远影业合拍的电影《宋家三姐妹》里有这样一个场景：老蒋将去西安督促汉卿继续剿共，官邸门口有一爱国青年全身浇满汽油对他进行死谏。老蒋不为所动，下令开车而去，青年毅然点火自焚，车内老蒋回视后热泪盈眶。艺术场景属于虚构，但也源于生活。在1933年10月10日旧中国五运会开幕式上，当全场观众看到东三省运动员率先入场，触景生情集体痛哭之时，端坐在主席台上的老蒋也难得一见地泪流不止。

当时，中国是农业国，鬼子是工业国，老蒋想抗日就必须在列强里找靠山，才能获得持续战争必不可少的重武器。可德、意已在向鬼子靠拢之中，英法自顾不暇。美国虽有余力，却并不像现在亲美人士所描述的那样，是中国人民的救星，或至少是真诚朋友；而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对中国遭受鬼子侵略熟视无睹。老蒋环顾四周，只有苏联因受德、日双边威胁，存在与中国结盟可能。为此，他在1932年底，恢复了因中东路事件而与苏联断绝的外交关系，为联苏抗日准备好了必要条件。当然，靠反共起家的老蒋对中共与苏联实质性关系非常清楚，生怕联苏以后，红军东山再起。故当红军力量受到极大削弱，暂时不能对他构成实质性威胁，而且地处边远地带，不易彻底剿灭时，他便有了抢在与苏联订立互助条约之前，政治解决红军问题想法。故当1935年12月中旬，驻苏武官邓文仪将刊登《八一宣言》内容的苏联报纸译文交给老蒋时，老蒋便要邓文仪立刻返回莫斯科，利用他与王明曾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关系，与王明就政治解决中共问题可能性，进行初步商讨。
经过一番周折，邓终于通过原19路军流亡将领在莫斯科代表胡秋原，联系上了王明。王明先于1936年1月13日，派小开与邓接触，随后，自己又在17日和22日与邓商谈了两次。前面已经说过，王明只是老斯看中的应声虫，自然不会有自己想法，而只是将邓开出的条件：中共取消苏维埃，主要领导参加国民党政府；红军改编为国民党军，必须开赴外蒙，通过国际上报老斯。老斯一看，自己为保卫苏联定下的国际统一战线之策，竟也可能顺带挽救“奄奄一息”的中国红军之命，自然不会反对谈判。但他不能接受老蒋过高要价，便以中共中央和红军领导人均在国内为由，让王明告诉邓，两党谈判应当也只能在国内进行。其实，他是想用拖延战术，减缓老蒋进攻红军力度。为此，作为谈判代表的小开，拖拖拉拉到2月24日，才拟经列宁格勒乘希腊客轮绕道香港回国。结果船开了两天，却希腊政治情况突变，又回到了列宁格勒。这样一直到5月中旬，他才以旅游者身份回到香港，真正在南京与陈立夫、陈果夫接上头，要到7月7日。
由此可见，汉卿所风闻的老蒋与中共秘密谈判之事，还只是双方在苏联的试探性接触，与汉卿真心要跟中共合作完全不是一回事。但这却让不可能了解实情的汉卿，总算找到了一个大干快上理由。于是他通过克农，要求尽快与中共领导人（最好是主席或总理）在延安会面，当面商讨东北军代表赴苏寻求支持大事。然而，中共领导层四巨头（也就是国焘要通缉的四人）中，主席和洛甫正在晋西东征前线，能立刻与汉卿会面的只有总理和博古。但因为中央准备在晋西石楼县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晋西会议），周、博等后方政治局委员已经动身前往，好在汉卿没几天也患了喉疾，拟议中的高峰会谈便拖了下来。
3月16日，后方委员来到石楼，便立刻商定出席峰会人选。由于这种峰会不同于现在的APEC峰会，出席者面临一定危险性，因而怕死的洛甫必定不肯去。敢作敢为的博古倒是肯去，但他处事刻板教条，并不适合主谈。至于主席自己，因已是中央实际掌舵人，本就不宜亲冒风险前往“敌营”。更何况，主席临场反应能力较慢（以后的很多史实表明，主席遇到与己立场相左观点时，基本不当场表态，而要熟筹良久后，才加以批驳），也不适合参加面对面谈判活动。于是，临场应变能力奇快的总理，就成了唯一合适的出席峰会者。正是从这次谈判开始，主席认可了总理杰出外交谈判才能，总理则独家领略了主席纵横捭阖战略策划能力，两人优势互补，逐渐成长为一对世界顶级水平的外交忽悠二人组，基本合作到死。
就在此时，北方局王世英也经瓦窑堡来到石楼。他带来一个好消息：从1935年11月开始，经南汉宸、汪锋和王本人多次工作，杨虎城已同意与红军共同抗日、互不侵犯。前面讲过，虎臣作为地方性小军阀，一向信奉夹缝中求生存哲学。早在1933年，他就授意孙蔚如部，与四方面军签订互不侵犯协定。所以，此时与红军讲和不足为怪。
晋西会议在一连串好消息中，于3月20日至27日召开。抛开法定参加成员不提，这次被扩大的成员有张浩、彭总、尚昆、林伯渠和陆定一。其中，一生以宣传为专业的陆定一与会，意味着对抗日统一战线宣传力度将进一步加大。晋西会议在瓦窑堡会议反对关门主义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抗日统一战线在上层、下层同时开展，为统战汉卿和虎城，提供了更权威的理论基础。
会后，总理赶回瓦窑堡，并在克农陪同下，携带电台于4月7日向延安进发。于是，对中国现代历史走势产生重大影响的周、张延安峰会，终于在4月9日晚9时举行。欲知峰会所谈具体内容是什么，请看第三十章《柳暗花明》。
在结束本章之际，再想深度谈谈主席做汉卿统战工作的技巧。平心而论，双方从各自利益出发，都有求于对方。汉卿是既要破老蒋驱狼吞虎之局，又想通过中共渠道寻求苏援。主席低端目标是双方互不侵犯，以便红军东征点火；高端目标则是将东北军拉到抗日统一战线里，为革命所用，并在关键时刻一举打碎老蒋营造的统治体系，以便红军在乱中壮大力量。因此，谁先开口相求对方，谁就处于被动和从属地位。但从双方力量对比来看，红军显然比东北军更有求于对方。如何化被动为主动，这就需要大智慧。
主席的智慧是，第一步欲和先战，通过围攻甘泉制造双方接触的热点。第二步巧妙使用高福源，给汉卿提供一个较为放心的对话渠道。第三步后发制人，谈判中只应答条件，不主动提条件，让汉卿摸不到底牌。而且，达成互不侵犯协定后，在第一时间东征，既避免在经济上依赖汉卿，沦为事实上附庸的可能；更通过吸引老蒋注意力，迫使汉卿亮出底牌。经过如此系列运作，本处于谈判优势地位的汉卿处于被动，加之“阀二代”年轻浮躁，终于渐渐落入了主席圈套。由于主席这种运作手法，与市场经济中的商战原则基本一致，西方党史专家把主席称为“革命企业家”，也就不足为怪了。

当时，中国是农业国，鬼子是工业国，老蒋想抗日就必须在列强里找靠山，才能获得持续战争必不可少的重武器。可德、意已在向鬼子靠拢之中，英法自顾不暇。美国虽有余力，却并不像现在亲美人士所描述的那样，是中国人民的救星，或至少是真诚朋友；而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对中国遭受鬼子侵略熟视无睹。老蒋环顾四周，只有苏联因受德、日双边威胁，存在与中国结盟可能。为此，他在1932年底，恢复了因中东路事件而与苏联断绝的外交关系，为联苏抗日准备好了必要条件。当然，靠反共起家的老蒋对中共与苏联实质性关系非常清楚，生怕联苏以后，红军东山再起。故当红军力量受到极大削弱，暂时不能对他构成实质性威胁，而且地处边远地带，不易彻底剿灭时，他便有了抢在与苏联订立互助条约之前，政治解决红军问题想法。故当1935年12月中旬，驻苏武官邓文仪将刊登《八一宣言》内容的苏联报纸译文交给老蒋时，老蒋便要邓文仪立刻返回莫斯科，利用他与王明曾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关系，与王明就政治解决中共问题可能性，进行初步商讨。
经过一番周折，邓终于通过原19路军流亡将领在莫斯科代表胡秋原，联系上了王明。王明先于1936年1月13日，派小开与邓接触，随后，自己又在17日和22日与邓商谈了两次。前面已经说过，王明只是老斯看中的应声虫，自然不会有自己想法，而只是将邓开出的条件：中共取消苏维埃，主要领导参加国民党政府；红军改编为国民党军，必须开赴外蒙，通过国际上报老斯。老斯一看，自己为保卫苏联定下的国际统一战线之策，竟也可能顺带挽救“奄奄一息”的中国红军之命，自然不会反对谈判。但他不能接受老蒋过高要价，便以中共中央和红军领导人均在国内为由，让王明告诉邓，两党谈判应当也只能在国内进行。其实，他是想用拖延战术，减缓老蒋进攻红军力度。为此，作为谈判代表的小开，拖拖拉拉到2月24日，才拟经列宁格勒乘希腊客轮绕道香港回国。结果船开了两天，却希腊政治情况突变，又回到了列宁格勒。这样一直到5月中旬，他才以旅游者身份回到香港，真正在南京与陈立夫、陈果夫接上头，要到7月7日。
由此可见，汉卿所风闻的老蒋与中共秘密谈判之事，还只是双方在苏联的试探性接触，与汉卿真心要跟中共合作完全不是一回事。但这却让不可能了解实情的汉卿，总算找到了一个大干快上理由。于是他通过克农，要求尽快与中共领导人（最好是主席或总理）在延安会面，当面商讨东北军代表赴苏寻求支持大事。然而，中共领导层四巨头（也就是国焘要通缉的四人）中，主席和洛甫正在晋西东征前线，能立刻与汉卿会面的只有总理和博古。但因为中央准备在晋西石楼县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晋西会议），周、博等后方政治局委员已经动身前往，好在汉卿没几天也患了喉疾，拟议中的高峰会谈便拖了下来。
3月16日，后方委员来到石楼，便立刻商定出席峰会人选。由于这种峰会不同于现在的APEC峰会，出席者面临一定危险性，因而怕死的洛甫必定不肯去。敢作敢为的博古倒是肯去，但他处事刻板教条，并不适合主谈。至于主席自己，因已是中央实际掌舵人，本就不宜亲冒风险前往“敌营”。更何况，主席临场反应能力较慢（以后的很多史实表明，主席遇到与己立场相左观点时，基本不当场表态，而要熟筹良久后，才加以批驳），也不适合参加面对面谈判活动。于是，临场应变能力奇快的总理，就成了唯一合适的出席峰会者。正是从这次谈判开始，主席认可了总理杰出外交谈判才能，总理则独家领略了主席纵横捭阖战略策划能力，两人优势互补，逐渐成长为一对世界顶级水平的外交忽悠二人组，基本合作到死。
就在此时，北方局王世英也经瓦窑堡来到石楼。他带来一个好消息：从1935年11月开始，经南汉宸、汪锋和王本人多次工作，杨虎城已同意与红军共同抗日、互不侵犯。前面讲过，虎臣作为地方性小军阀，一向信奉夹缝中求生存哲学。早在1933年，他就授意孙蔚如部，与四方面军签订互不侵犯协定。所以，此时与红军讲和不足为怪。
晋西会议在一连串好消息中，于3月20日至27日召开。抛开法定参加成员不提，这次被扩大的成员有张浩、彭总、尚昆、林伯渠和陆定一。其中，一生以宣传为专业的陆定一与会，意味着对抗日统一战线宣传力度将进一步加大。晋西会议在瓦窑堡会议反对关门主义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抗日统一战线在上层、下层同时开展，为统战汉卿和虎城，提供了更权威的理论基础。
会后，总理赶回瓦窑堡，并在克农陪同下，携带电台于4月7日向延安进发。于是，对中国现代历史走势产生重大影响的周、张延安峰会，终于在4月9日晚9时举行。欲知峰会所谈具体内容是什么，请看第三十章《柳暗花明》。
在结束本章之际，再想深度谈谈主席做汉卿统战工作的技巧。平心而论，双方从各自利益出发，都有求于对方。汉卿是既要破老蒋驱狼吞虎之局，又想通过中共渠道寻求苏援。主席低端目标是双方互不侵犯，以便红军东征点火；高端目标则是将东北军拉到抗日统一战线里，为革命所用，并在关键时刻一举打碎老蒋营造的统治体系，以便红军在乱中壮大力量。因此，谁先开口相求对方，谁就处于被动和从属地位。但从双方力量对比来看，红军显然比东北军更有求于对方。如何化被动为主动，这就需要大智慧。
主席的智慧是，第一步欲和先战，通过围攻甘泉制造双方接触的热点。第二步巧妙使用高福源，给汉卿提供一个较为放心的对话渠道。第三步后发制人，谈判中只应答条件，不主动提条件，让汉卿摸不到底牌。而且，达成互不侵犯协定后，在第一时间东征，既避免在经济上依赖汉卿，沦为事实上附庸的可能；更通过吸引老蒋注意力，迫使汉卿亮出底牌。经过如此系列运作，本处于谈判优势地位的汉卿处于被动，加之“阀二代”年轻浮躁，终于渐渐落入了主席圈套。由于主席这种运作手法，与市场经济中的商战原则基本一致，西方党史专家把主席称为“革命企业家”，也就不足为怪了。

@慕云斋主人 2015-09-09 11:33:51
积贫积弱，人穷志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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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写到老蒋落泪这一段，我自己也忍不住潸然泪下。

@慕云斋主人 2015-09-09 11:33:51
积贫积弱，人穷志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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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写到老蒋落泪这一段，我自己也忍不住潸然泪下。

@zhaoyu1027 2015-09-09 10:51:10
兵贵神速，克农于次日（1月16日）随高一起去了洛川。而为表示谈判诚意，主席于1月20日给彭总下达明确指示：解除甘泉之围，并通过密电告知克农再转告汉卿，这样就使这一天克农和汉卿的会谈气氛相当融洽。那么，汉卿急于跟中共拉关系言和的动机又是什么呢？根据对现有史料分析，笔者认为大致是两方面动机。第一，直罗镇等数次战斗证实，东北军战斗力远远不如红军。而老蒋撤销被红军歼灭东北军番号的冷酷行为，更表明再与红军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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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昌仁慧 2015-09-09 12:17:12
东征不过是困兽犹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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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我在后面章节里的分析，就知道东征的妙处了。

@zhaoyu1027 2015-09-09 10:51:10
兵贵神速，克农于次日（1月16日）随高一起去了洛川。而为表示谈判诚意，主席于1月20日给彭总下达明确指示：解除甘泉之围，并通过密电告知克农再转告汉卿，这样就使这一天克农和汉卿的会谈气氛相当融洽。那么，汉卿急于跟中共拉关系言和的动机又是什么呢？根据对现有史料分析，笔者认为大致是两方面动机。第一，直罗镇等数次战斗证实，东北军战斗力远远不如红军。而老蒋撤销被红军歼灭东北军番号的冷酷行为，更表明再与红军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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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昌仁慧 2015-09-09 12:17:12
东征不过是困兽犹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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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我在后面章节里的分析，就知道东征的妙处了。

@zhaoyu1027 64楼 2015-08-28 22:54:00
@何不鸣 2015-08-28 15:49:51
好文，高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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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okyhui 2015-09-09 19:44:04
谢谢表扬。您看我像李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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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心的文章，打着写实的幌子卖弄私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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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讲出我卖弄了哪些私货？

@新昌仁慧 2015-09-09 15:58:51
对罗章龙等人的这些活动，米夫、王明等经与共产国际汇报后，商议之下，即展开了一系列反击措施。1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定》。同日，中共中央还作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王克全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王凤飞同志中央委员等问题的决议案》。几天后，中共中央又进一步将王克全、王凤飞、史文彬、韩连会等“罗派骨干”开除党籍。与此同时，中共各省、市、区委也纷纷采取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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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斗争是残酷的，这些工人党员哪里理解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