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是一种令人尊崇的动物，因为鹤给人的印象总是姿态优美地仰首挺立。当鹤立鸡群时，更显高傲不可一世。鹤扬脖高鸣时音盖群禽，声闻于天，令人生敬仰之心。但鹤也是一种很自私的动物，唯我独尊。
春秋时代诸侯群立，有的侯就想做一只这样的鹤高高挺立呼唤天下，那就是所谓的称霸者。

称霸是件很爽的事，但并不是谁想称霸就能称霸。因为想做一只鹤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搞不好就成为一只不舞之鹤，最后不得不回到鸡群当中。齐桓公、晋文公都是舞得漂亮的鹤，宋襄公也想成为象齐桓公那样的鹤，但最终却变成了一只不舞之鹤。

要说称霸者我们先就从这只不舞之鹤宋襄公说起，之后再瞧瞧舞得漂亮的象齐桓公和晋文公那样的鹤。为何从宋襄公说起？因为一代霸者齐桓公去世后，天下巨变各国都面临同一个问题，谁将是新的霸主，春秋时代因而进入了一个大抉择时期。这有点象当今世界，老霸主受到挑战，新霸主又不能呼之欲出，这个世界谁主沉浮真的令人担忧。我们现在是不是也进入了一个大抉择时期？这个还真不好说，且让我们看看春秋时代那个生死攸关之时，谁将称霸，各国又是如何选择的。那真是一次智慧与胆识的重大考验，对诸侯们如此，对想要称霸者更是如此，因为称霸者想要鹤立鸡群，那么就看看他们的舞姿如何吧。

1，“以欲纵人”与“以人纵欲”

春秋时代犹如现今世界各国皆不安分，欲霸者，逞强者均有，更多的是不自量力者，蠢蠢欲动者，还有坐立不安者。宋襄公就是一个欲霸者，想当霸主的愿望极强，而宋国又不是个强国，不具备成为霸主国的资本，宋襄公本人也是个寡德之人，缺乏作为霸主应有的威望，但宋襄公却有强烈的称霸欲望，不顾本国的条件更不管自己的德性如何一心想当回霸主过过瘾，颐指天下。

对宋襄公的这种不自量力的做法，国内有反对者，大司马子鱼就劝谏道：“我们国小，不要强争，会带来祸难的。”

可是宋襄公不听，硬要登上国际舞台耍一耍。在本国内自家里无论怎么丢人现眼也是关起门家丑不外扬，可是到了国际舞台就要掂量掂量自己是否半斤八两，有什么真本事啦。俗话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宋襄公根本无视挺进国际社会的基本条件，硬要闯进国际舞台，而且不当群众演员，一定要当主角，真是应了那句话：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那就上吧，看看是怎么样一个下场。

国际社会与自家那块小天地相比，真是天高地阔任鸟飞，可是宋襄公却不是一只善于翱翔的雄鹰，也不是只鹤立鸡群受看的鹤，煽动几下翅膀就露出来破绽，引来哗然一片，看笑话的，鄙视的，什么都有，更有人想趁此耍戏这个不知好歹者，那就是楚国。
楚国对中原大地垂涎已久，称霸野心早已膨胀，以前迫于霸主齐桓公的威力不敢对中原肆意横行，现在霸主齐桓公死了，中原诸侯失去元首，楚国正想乘此大好时机插入中原，称霸诸侯，偏偏这个时候宋襄公也想当学学齐桓公当霸主，楚国岂能容忍，正想找个合适的什么借口出兵中原开启称霸大业，岂料宋襄公向楚国发出会盟的邀请，楚庄王大喜过望欣然接受。

齐桓公称霸时视楚国为蛮夷，定其为头号敌人，将楚国排斥在中原大家庭之外。宋襄公却想打破这个世界格局扩大盟友范围将楚国这个南方强国收纳自己囊中。宋襄公的胃口可谓大矣，欲望可谓强矣，真是敢想敢做。

鲁国大臣藏文仲听说宋襄公欲合诸侯想做霸主乃说道：“以欲纵人，则可；以人纵欲，鲜济。”这句话的意思是自己的欲望行为顺从众人的意愿，事情就会顺当；若是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别人之上，这种做事方式成功的极少。所谓顺势则昌，逆势则亡也是这个道理。

但狂人们是不听邪的，因为他们勇气大于智慧，欲望强于德行。

宋襄公一定要当把狂人，“以欲纵人”，逆势而行。其结果可以想象，但谁也没有想到结果会极为严重。在盟会上宋襄公这位“盟主”竟然被前来会盟的“盟友”楚国当场擒住并押着这位宋国国君去攻打他的国家宋国。宋襄公的脸丢大了，从高山一下子跌落至谷底。楚成王从一盟友一跃而成为盟主，实现了楚国多年长久的梦想。

楚国的做法很明显是严重违背了国际法，按当时的礼规国际会议上不得对参会国国君施加武力。整个春秋时代只有齐襄公在盟会上施加暴行杀死郑国国君，齐襄公是什么人？一个肆虐的暴君，其行为极不正常。楚国国君楚成王是个正常人，有足够的智商和胆略驾御诸侯，更依仗本国强大，所以就不顾什么国际法，硬是强进中原插上一扛子。面对楚国的强势，各国虽是心里不服，也只能顺从。

宋襄公“以欲纵人”，自己的欲望没有实现反倒引来了一个更加“以欲纵人”的角色，简直就是引狼入室，楚国从此开始争霸，中原从此永无宁日。

“以欲纵人”也是当今世界一些强盗者的行径。俄罗斯强行吞并克里米亚，进而怂恿东乌克兰搞分裂就是典型的“以欲纵人”不顾国际法的野蛮行径。日本安陪不顾国内外的一片反对声强行通过安保法也是“以欲纵人”。

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但却是可以克制的，所以儒家提倡修身养性以自身的修养压抑自身的欲望，但儒家的这个主张传到朱熹那里却走向了极端，产生了“存天理，灭人性”这样的极端主张。这种极端主张自然是不符合人性，也与天理相悖，结果是导致人性的扭曲，朱熹也遭到后人的唾弃，此主张终归于粪土。

人的欲望不是自身能抑制的，只能靠社会道德规则和法律来抑制。现代社会下，人的一切行为举止皆限制在各种规范准则之内，超过其规则违背法律就是“以欲纵人”。但人所不欲硬要施加于人者仍是常有之事，你身边的同事，朋友可能就有这样的人，这样的事。但我所要谈的不是普通人，而是领导者。

领导者也是人，是人就有人的欲望，更要看其欲望是“以欲纵人”还是“以人纵欲”。因为领导者的欲望与我们普通人的欲望大大的不同，我们普通人的欲望再不纯，影响的也只是身边的个别人，但领导者的欲望若是不纯，那可能影响一大片，如果这个领导是国家元首，那将给国家带来灾难。新中国建立直至现在所发生的那些各种各样令人痛心的事，哪一件不是领导者的私欲膨胀而引来的。如今社会道德沦陷完完全全要归咎于国家领导们。上梁不正下梁歪，领导们心眼不正私欲醺心，指望老百姓道德高尚，岂不是本末倒置。

我从来不相信国家元首的一言一行都是在为国考虑。元首也是人，是人就有私欲，当年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讨袁就是他自己的私心做崇。孙中山对将总统让给袁世凯极不甘心，总想再把总统抢回来，所以打着护法为名联络一些不得志的落魄者发动了二次革命。惨败后，孙中山又跑到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竟然要求党员宣誓效忠他个人，搞得同志们极为寒心。孙中山的行为是典型的“以欲纵人”，结果导致国家陷于一场灾难，党内差点分裂。领导者的私欲就是个猛兽，一旦发作起来就是一场灾难，从古到今皆是如此。
普通人的私欲可以用社会道德规范来限制，但领导们的，特别是国家元首却可以突破这个限制，因为国家元首的私欲往往打着为国家利益的幌子。谁敢对抗？谁反对就是反对国家被以颠覆国家罪投进监狱。普京的反对者不是被暗杀就是不知去向。国家元首大权在握，在行使权力的时候有多少个人私欲借此发挥出来，但谁敢吱声？反对又如何？如果那个国家没有限制元首权力的机器，那么那个国家元首所谓的为国极可能就是为了实现他自己的私欲，这是确定无疑的，尤其是在一片反对声中所言所行更是如此。宋襄公的行为就是为了满足自己想当霸主的私欲，不顾国内的反对和国外局势的一种蛮行。
当今世界象宋襄公这样自不量力者有，象楚国仗着国大气粗“以欲纵人”者也有，皆是勇气高于智慧，欲望强于德性之逛人。有这样的人在，“以人纵欲”者可就行之艰难了。

2，不得其死

宋襄公这个国君非常有意思，咱们还是接着说他，因为他身上同时具有互相矛盾之处，既自不量力地想当霸主象个狂人，同时又极为因循守旧。按说这样的狂人是不受任何束缚的，然而，宋襄公除了当霸主这个想法是狂妄的，其思想行为却是非常守旧，甚至是落后的。

齐桓公死后不久，宋襄公就有称霸之心，先是对几个小国指手划脚，令邾国将鄫国国君杀了祭社。用活人祭祀这是远古做法，周朝建立后以礼治天下，象这种野蛮的活人祭祀已经被摈弃，但宋襄公却又拣了起来。又是司马子鱼劝谏道：“小祭祀都不能用牛羊这样大牲畜，怎么能用活人祭祀？祭祀是为了人，人是神的主，用人祭祀，神敢享用吗？用这样的方式求霸，不亦难乎？得死为幸。”

子鱼说得真够直率，当面咒骂国君“得死为幸”，这话翻译过来就是要是善终就是万幸，意思非常明了就是国君有此劣行，不得好死。

这个司马子鱼竟敢对国君说这样的话，那不是找死码，不死也是找抽？

无需担心，象这样当面诅咒国君的事也只能出现在春秋时代，由此可以看出春秋时代的君主们绝没有后世皇帝那种至高无上的威严。臣下竟然敢用这种近乎不得好死的话咒骂国君，可以想象当时的政治空气是多么开放，朝堂上的争执很可能象现在民主国家议会上互相对骂一样，毫无顾忌，言论自由。但是正是因为太自由了，所以朝廷上也成了用武之地，常有大臣在朝廷上互殴；朝廷也成了杀戮之所，大臣和国君也有被杀死在朝廷上的。但这些偶发的血腥事件掩盖不了活跃的政治空气，大臣们依然任性发表不同意见，国君依旧被劝谏甚至是严辞训斥。上文提到的鲁国大臣藏文仲就是一个著名的谏臣，他一生劝谏过无数次，他家族就是以劝谏闻名，他父亲，祖父都曾当面指责国君不该那样，不该这样。国君每次都被藏氏大臣搞得很尴尬，却也拿这位谏臣毫无办法。
能劝谏国君的不仅仅是当朝大臣，下面的“贱人”也可以对国君说三道四。鲁庄公要从齐国娶亲，令人将祖庙大柱子涂成红色。庙堂柱梁以前都是黑色，从来就没有人敢改变颜色，但鲁庄公别出心裁硬要改变颜色。一个叫御孙的匠人（看名字也可能是个赶车的车御）立即劝谏道：“这么做真是太奢侈了，奢侈是大恶啊。先君是多么有德性的君主啊，而君现在却这么奢侈，这不是招来罪恶吗？怎么可以这么做呐？”

对劝谏有的国君很乖，听话，很快就改了，而多数国君是不听劝阻的，你说你的，我做我的，好象说的不是他。宋襄公就是很不听话的一位。司马子鱼言语激烈地说了那么多，可是宋襄公象是没听见一样，我行我素不改初衷。无可奈何的司马子鱼只能一声长叹：“祸还没完呐，国君还没受到应有的惩罚，等着瞧吧，大祸就要来啦。”

有句成语叫“恶贯满盈”，司马子鱼就盼着国君祸满盈。怎么劝谏都不听，只好求助祸难来得更猛烈些击醒国君那颗榆木脑袋。有这么让国君清醒的吗？

司马子鱼到底是谁？敢这样诅咒国君？

姓鱼的朋友可要注意了，司马子鱼可是你们鱼姓的始祖。

司马子鱼，名鱼，字目夷，他与宋襄公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公子鱼是兄，宋襄公是弟，两人相差没有几岁，但两人的表现却差别很大，公子鱼德才兼备表现非俗，宋襄公，这个时候应该叫他的名公子兹父的表现却很平庸，但公子兹父是嫡生子按着规距被立为世子将来继承君位，可是公子兹父的德性才能令父君宋桓公在心里犯嘀咕。公子兹父可能看出了父君内心的犹豫便在父君病危时主动提出将君位让给兄长，他对父君宋桓公说：“公子目夷年长又有仁德，还是让公子目夷继承君位吧。”

看看这个宋襄公还有谦让之美德，是假装的还是真的就无法深究了，就算是假装，在这个时候能装出来也不一般啊，需要一种大度和勇于退让的勇气。如果父君临死一句话定音：好吧，那你就下去吧，让子鱼上来。那么公子滋父可就成不了宋襄公了。所以在父君病危很可能说胡话的时候，公子滋父能说出退让的话也足以证明他还是有起码的仁德，这是往好的方面说，若是以小人之心来揣度，或许这就是一个以退为进之计。不论怎么想，宋襄公绝非平庸之辈。

公子鱼一听公子兹父想让位毫不含糊地对父君说：“能将君位让给别人，这是多么大的仁德啊，还有比这更大的仁德吗？与之相比，臣的仁就是小仁，世子的仁才是大仁。”公子鱼坚持不当国君。

宋桓公一看这兄弟俩都这么谦虚，都这么有仁德，两眼一闭放心地走了。

宋桓公去世，宋襄公一即位立刻任公子鱼为左师并兼任司马执掌国政。宋襄公谦恭，左师司马子鱼有才干，宋国朝廷充满了新的活力，朝政为之一振，宋国一片欣欣向荣景象。

这种大治景象已经维持了七、八年，司马子鱼不想让国君头脑发热而使宋国一夜回到解放前，故此不顾一切的用过激的严辞劝谏。

如果放在今天，尽管司马子鱼是国君的兄弟，这样的话也不能说出来，顶多放在心里转一转做个心里运动，可是古人就是率性耿直，不该说的话偏偏要说出来。

宋襄公不把这位仁兄的话当回事，因为宋襄公是个率性之人。这种人秉性如此不见棺材不掉泪，不到黄河心不死，别人的话就是听不进去，非得自己撞个头破血流才醒悟。这种人现实中真是太多，尤其是父母看自家孩子好象个个都是这个样，不论怎么说就是不听，真是气死人。

司马子鱼“幸灾乐祸”，祸果然来啦。上篇说到，宋襄公在诸侯盟会上被楚国擒住并押着他讨伐他本国宋国。这种押着国君出兵讨伐国君本国的做法实在是欺人太甚，楚成王可能也意识到自己做的太过了，就又召开一次盟会数落了几句宋襄公后就把他放了。

本来想当盟主的宋襄公万万没有想到自已会落得这个下场，气得不行了，一气之下出兵郑国。因为在此盟会上其它国如陈国，许国等对楚国并非真心诚服，只是趋势而已。但郑国却是对楚国真心诚服的。宋襄公决定讨伐郑国出出这口恶气。

这个随笔有对霸主们的最新阐释，观点新颖，愿与同仁探讨。

司马子鱼自然又是劝谏，可是宋襄公哪里肯听。宋襄公参加盟会被擒之前曾出兵曹国，司马子鱼就曾劝谏道：“君凭什么讨伐人？君自身德性还没有修炼好怎么能讨伐别人。等到你德性修好了再教训别人吧。”司马子鱼又以周文王修德然后兴伐为例劝阻国君不要兴兵曹国，可是宋襄公不听硬是出兵讨伐了曹国。

讨伐别国如同教训别人一样，自身德行不正如何让人家服气，打几板子是不能让人心服的，要想让人家心服口服，必须自身德高行正，否则适得其反。“看看你本身是什么德性，还有脸说别人。”这样的话我们今天听得太多了。如今社会自身德行令人佩服的真是少之又少，硬扒拉也扒拉不出来几个。打肿脸充胖子，以强势掩盖德性之人比比皆是。说这些似乎老调重谈，但我们的社会就是老的问题没有解决，新的问题不断涌现，结果是积重难返，就象是垃圾山，旧垃圾没有清除，新垃圾又倾泄来，新旧垃圾一起散发的迷倒人的味道。

延伸开来，有的人也视历史为一座垃圾山，不断地从那座巨大的垃圾山里挖掘出污秽之物，却奉若至宝，比如权谋诡计，比如阴险毒辣等等一些历史尘垢。却将那些曾经在历史长河中闪光的东西当垃圾一样丢弃掉，比如德性，比如大义，比如诚信。我们这个民族将垃圾当宝贝，却将金子当垃圾丢弃，所以现在满大街找不到一个君子，小人却遍地都是。

好啦，老生常谈，无人会听的。接着讲故事吧。

宋国出兵郑国，楚国为了救援郑国而出兵宋国。（这不是围魏救赵之计吗？春秋时代就有。）宋襄公掉兵迎战楚国大军，宋军与楚军在一河相遇，宋军陈列河北，楚军刚刚抵达河南，正准备渡河。宋襄公站在兵车上看着楚军一列列渡河，司马子鱼进言道：“乘楚军半渡，可出击，定能取胜。”宋襄公咧咧嘴：“不可，怎么可乘人渡氺时出击呐？这太不讲究了。”待楚军已经全部渡过来，正在排列队形时，司马又劝国君立即出击。宋襄公仍是摇头：“不可，须等到人家排好了阵列才可出击，这是规距，打仗不可坏了规距。”

楚国列好了阵势，宋襄公这才击鼓传令出击。结果宋师大败，宋襄公的大腿骨还被击伤了。国人都埋怨国君，宋襄公还振振有词地说：“君子不击已经受伤的士兵（不重伤），不擒获头上已经有白发的士卒（不擒二毛）。古代打仗不凭借任何险隘（不以阻险），对方没有排列好不能出击（不鼓不成列）。寡人这是遵守规距，你们怎么可埋怨呐？”

就这个故事从古至今一直有两种说法，有人说宋襄公愚不可及，有人赞赏宋襄公是个遵守规距的君子。说宋襄公愚的当然是从兵事上讲，兵者，诡道也，以胜负为算，怎么可在战场上与敌人讲究什么规距？你讲规距，但敌人不守规距，最后吃亏的是你，傻不傻？真是呆傻呆傻的。

赞同宋襄公那套呆傻理论的是从做人的角度上讲，宋襄公有骑士风度。
《左传》所涉及面真是太广了，什么都有，就看如何挖掘，仅此宋襄公的故事就可以挖出这么多东西来。所以我写的东西，每篇不一定是仅就一个观念专一而论，而是有若干枝条，就象上面临时插上的两条，尽管如此，还是尽量有所侧重。话又说回来啦，反正也不是写论文，都是随意而发，可能有的时候就如脱缰的野马四处乱跑了，突破一些写作的规距也未尝不可。

今天就说到这，关于对宋襄公的两种评价下次再讲。

3，宋襄公的“愚”

这段专门说说宋襄公的做法到底愚不愚？

春秋时代行军作战确实有规距，比如对出兵就有定义，以除掉弑君之贼为目的出兵称为“讨”。这是在本国无力诛杀的情况下，他国为之兴兵除害。另一种出兵叫“伐”，这是一种声势浩大，大张旗鼓，义正辞严的出战。被伐者乃天下共敌，如武王伐纣。再一种是“征”，“征”是一种上讨下的行动。如天子征诸侯，或者有征伐权的大国征伐他国。同等之国不相征。“征”的意思是“正”，用兵去校正其邪恶。其次是“侵”。这种出兵只是引兵至其境内，责问其罪过，如对方认罪，则撤兵，如不认罪，则进兵而变成讨伐。最后一种叫“袭”，轻行掩人不备的一种偷袭行动。偷袭多为无缘无故的侵略，不是一种光明正大之举，非正人君子所为，西周乃至春秋时代偷袭之类的出兵很少见。

双方对战中也是有规距的，象宋襄公所说的那些“不鼓不成列”、“不擒二毛”、“不重伤”等规距都是存在的，只是无人遵守而已。还有作战双方真要开打，必须先下战书，比如城濮之战，邲之战，鞍之战都是先下战书再开战。作战时遇上对方国君还要施礼，甚至退避，两将相遇有时还献上酒等礼物，这在战国时代是根本没有的事。所以春秋时代出兵作战礼规很多，就看你遵守不遵守。

现在战争的一些定义和规距也有类似于春秋时代的，比如朝鲜战争爆发，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出兵朝鲜就是一种义正词严的“征讨”。双方作战的一些规距，比如不斩俘虏，投降不杀，先礼后兵等等，也相当于“不鼓不成列”，“不重伤”等。只有卑鄙无耻者才破坏这些规距。比如苏俄侵占我大片领土，二战时杀害俘获的波兰上万军官，侵占芬兰、爱沙尼亚等国，冷战时无端入侵阿富汗等等卑劣行径，按 春秋说法就是坏了规距，按现代说法就是破坏了国际法。

春秋时代仍是礼治社会，各种礼规极多，其中就包含各种军礼。因为军事乃是各国重要的一种交往方式。谁都不愿意兵戎相见，但有时又不能不以此方式交往，俗话说“不打不成交”。古人深谙此理，故军事也是种外交，只是这种交往与正常的外交方式不同，但性质和目的没有多大区别，都是为了让对方服气，把对方拉进自己的“朋友圈”内，尽管这么做带有被动性，也极可能带来负面性，后果不可预测，但又不能不时常面临之。所以军事交往被看成是与祭祀同等重要的事，所以才有“国之大事唯祀和戎”这种说法。军事交往如此重要，关于军事的规距也就很多，象上面说的只是重要的几条而已。

为何把军事交往看的这么重要，为何要规定出许多“军礼”，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之点，那就是春秋时代出兵多数情况下并不是为了消灭对方，这点与战国之后的作战目的截然不同。春秋时代各国出兵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降服对方，而不是取地灭国。故多数战争并不残酷，尤其是中原各国内之间相互征讨就象村里械斗一样，只要认输了就住手了，并不是非得置人于死地。《左传》上记载讨伐的事很多，比如春秋初期郑国多次讨伐宋国，但只有一次讨伐有结果，那次是以天子名义行征伐，拿下宋国两个城邑。无有胜负，无有结果的讨伐很多，而有胜负有结果有斩获的讨伐相比之下就很少。这说明春秋时代出兵作战多是为了争面子，争气，争口舌，礼规当然也就多了，但是否遵守就因人而异了。

尽管宋襄公看似猖狂，其本性还是个守规距的本分人，从这点来看他仍保留一些可贵的君子之德。可是他守规距选错了对象，这才是愚的所在。若是与中原某国作战讲究规距，宋襄公要是败了，或许可能不会遭到如此非议。中原各国无论怎么争都是一个大家庭，但出了这个大家庭可就不一样了，就要改变规距了。当时中原各国都把楚国当成异类，楚国远离中原，位于南方，地域广阔，又有自己的“朋友圈”，为何不老实呆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偏偏到我中原搅合。我中原各国怎么闹腾，与你楚国有什么关系吗？这是当时中原各国普遍的想法。

当初齐桓公兵入楚国签下盟约不许楚国染指中原，楚国确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怎么插手中原，老老实实呆在自己地域内。但齐桓公一死，楚国坐不住了硬要插入中原。
中原各国一直视楚国为蛮夷，把楚国与戎狄看成同类。在中原各国的传统观念里，蛮夷戎狄都是非我族类，都是些野蛮人。楚国虽然与那些野蛮人有所不同，但传统观念却很难改变，楚国人本身也想让中原人改变对他们的看法，于是强入中原。

宋襄公可能不把楚国当蛮夷看待，所以与之作战还象对待中原诸国一样讲究中原礼节。可是多数人仍视楚国为异类，不能将楚国与中原各国平等对待，司马子鱼谴责宋襄公或许就是出于这个原因。不按规矩出牌的人，你却跟他将规距，不等于对牛弹琴吗？对牛弹琴，牛不懂顶多不理你低头吃草，但对不懂规距的人讲究规距，弄不好会反咬你一口。

按理宋襄公是不该对楚国讲究什么规距的，他刚刚被楚国耍戏了一把，那口闷气还没有出来，何不对楚师痛击以解心头之恨，但宋襄公偏偏要按规距来，你说气人不气人，司马子鱼可能鼻子都要气歪了，脖子气拧了，对宋襄公更是一顿痛斥。

为何“国人皆咎公”，司马子鱼为何如此来气，因为这次战役宋国损伤惨重，宋襄公本身受伤了，士卒也死伤了不少。宋国以前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惨败。郑庄公讨伐宋国时，宋国丧失了个两个城池，但并没有发生大量牺牲，而此次不同。楚国杀死并俘获了很多宋国士卒，还以此为战果向郑国炫耀。宋国人能不气愤填膺吗？楚国人蛮夷之性未改，而你作为国君却对之讲究什么礼节，真是愚不可及。

宋襄公可能心里会说你们才愚啊，看不到未来的大势，戎狄蛮夷早晚成为我中国的一族类，我是在用中国礼仪同化他们，你们却笑我愚，征服或是被征服最后靠的不是武力，而是文化。也许宋襄公的愚不仅仅是种君子之德，还是种高瞻远瞩。哈哈，这么说当然是我们后人的马后炮。

宋襄公由于伤势不愈一年后死了，还真应了司马子鱼的那句“不得其死”的咒语。这下好了，宋襄公的死更印证了司马子鱼的高明，预言宋襄公不得其死，宋襄公果真如此而不得善终。司马子鱼变成了智者，宋襄公更成了笑柄，被贴上了愚人的标签。人们更崇敬司马子鱼那样的智者，而不愿意做宋襄公那样的愚人。

但随着时代的反复轮回演变，人们又开始喜欢上了宋襄公那种“愚”，就象由开始喜欢孙悟空变成喜欢猪八戒一样。猪八戒各种搞笑全变成了率真耿直的可爱。宋襄公的愚是不是也同猪八戒一样有种纯真本性的美？不论有没有，宋襄公本人至死也没有承认自己愚。

4，鄫子该不该杀？

有人说这么愚的人也是该死。持这种观点的人可别忘了，司马子鱼是在什么情况下诅咒国君“得死为幸”的。是在宋襄公采用活人祭祀的情况下，而不是在与楚军作战愚蠢地错过歼敌时机的时候。用活人祭祀这种方式因为丧失人性早已被摈弃，但却被宋襄公采纳。司马子鱼气恼之下才说出不得好死那样的咒语。司马子鱼为何那么来气诅咒国君，因为宋襄公的这个行为属于倒行逆施。

既然你想当霸主就应该采取些令人信服的手段或方式，如果做不到与时俱进，但也绝不能逆势而行。用司马子鱼的话说起码应该有德行，自身无德何以伐人？何以称霸？活人祭祀这件事足以说明宋襄公的确不具备作为一个霸主所应有的德性。用这种落后的野蛮的行为能征服诸侯吗？为何偏偏拿一个子爵小国国君开刀，怎么不敢对伯爵以上的大诸侯开刀？这又说明宋襄公在对待诸侯上不能一视同仁。我们现在讲国无大小一律平等，春秋时代也有这个规距，齐桓公称霸时就曾在某次盟会上提过“大毋侵小”，晋国称霸时又将此规距明确地写在盟约上。看来不以大欺小是个贯穿古今的国际法，但有意思的是这个国际法不论是古还是今，从来没有得到过很好的遵循，总是受到践踏。

不能遵守国际法也罢了，但不能将国君杀了祭祀，这样做实在是太过分了。

被杀掉用于祭祀的鄫子，是鄫国国君。鄫国是个子爵国，很小，姓姒，一看这姓就知道是夏朝的后裔封国。这个鄫国位于中原的东部，这一带直至淮河都是些小国，有中国人的小国，而更多是夷族小国，两类小国参差混杂并存，被笼统地称为东夷，也称淮夷。当时中国人称四边的“少数民族”分别为东夷、南蛮、北戎、西狄。东夷各国很不安分，对处于身边的小国影响极大，有的国被“同化”竟然弃我中原文化而采用了夷族风俗。比如杞国本来也是夏朝的后裔，但却慢慢地受夷国熏染接受了一些夷族文化，因而被中原各国所厌恶。东夷各国不仅对身边的小国施加影响，还不断地给中国添乱子，尤其是鲁国和宋国受其影响最大。鲁僖公的母亲对此说了句非常概括性的话“蛮夷滑夏”。“滑”就是乱，蛮夷各国总是给中国添乱子，这种情况连一个女人都有深深的感触，可见当时那些夷人是很不安分的。齐桓公称霸时曾经对东夷各国大肆兴兵讨伐了一次，东夷各国摄于齐桓公的兵威暂时安静了一阵子，然而齐桓公刚死，东夷又开始活跃起来。

每当看到“东夷”，很自然就联想到“东南亚”，“东盟”这两个词。现在东南亚一些小国闹哄哄的与春秋时代的东夷各国是多么相似。

宋襄公对这些情况是非常了解的，他做公子时曾经与父君一起参与过齐桓公的称霸过程，当了国君后又亲身尾随过齐桓公。宋襄公很可能是这样想的，文化深厚礼治根深的中原各国还是很通情达理的，倒是那些不知礼法的东夷小国顽固不化整天起刺闹事，要想称霸必须先收拾那些东夷各国。

但如何收拾，怎么做才能让那些东夷各国诚服，宋襄公想了一招就是杀鸡给猴看，把那个最不安分的鄫子杀了，看他们还老不老实了。宋襄公的这一招也叫“以夷制夷”，用野蛮来对付野蛮。

可怜的鄫子被杀了祭社，东夷小国那么多，为何偏偏选中鄫国国君杀了祭祀？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个鄫子是个不守规距的国君，小来小去的规距也就罢了，但他却坏了个大规距，不朝拜宗主国。

天子周王是天下的宗主，也称共主，诸侯须定期到王都朝觐共主周王；大诸侯相对于小诸侯也是宗主国，各自拥有自己的附庸国。附庸国来说也必须定期到宗主国朝拜。比如鲁国有好几个附庸国，腾国、薛国等等，还有就是这个鄫国也属于鲁国的附庸国。宗主国非常重视维护与附庸国的关系，鲁国国君鲁僖公就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附庸国国君鄫子。

可是鄫子却是个混帐君主，不去鲁国朝拜宗主鲁君。对不朝拜者按规距是可以出兵讨伐的，周桓王就曾下令出兵讨伐过宋国，因为宋君多年不去王室朝拜天子。根据这个道理，鲁僖公完全可以出兵讨伐鄫国，问罪鄫子，但一想到自己的女儿就打消了兵戎相见的念头。

然而鄫子却不知错，当他的夫人季姬也就是鲁僖公的女儿回国省亲时，他竟然不跟着回来。鲁僖公顿时大怒，把鄫子痛骂一顿，令女儿立刻将他召到鲁国当面质问。季姬这个时候也可能埋怨父亲怎么把自己嫁给到这样一个破地方，国小且不说，这个鄫子还不谙事理，我真是倒霉竟然摊上这么一个夫君？季姬一肚子埋怨匆匆往回赶，走到半道上遇到了自己的丈夫鄫子。可能是鄫子有所醒悟了，觉得叫夫人一人回家不妥，还是另有原因不清楚。反正是夫妻两人意外相遇，季姬一通说辞把鄫子带到了鲁国，算是对鲁君进行了一次朝拜。

鄫子的朝拜很不情愿，不讲理的人反倒振振有词，估计是回到鄫国后，鄫子对季姬又是一顿蛮不讲理的埋怨加训斥。季姬委屈加郁闷没过两年死了。鲁僖公得知后在可怜自己的女儿的同时，自然是对鄫子又气又恨。

季姬死的那一年，鄫国出现危机，东夷欲谋取鄫国，齐桓公因此大会诸侯于淮水，谋求解决鄫国问题。鄫国出现如此危机主要责任确实是其国君本身的问题，鄫子怠惰，治国无方，城池破损，怎么能不引来周边夷人的垂涎。齐桓公令诸侯大修鄫国城池，但不幸的是城池还没有修整完，齐桓公死了，齐国遂即发生内乱。不知是什么人得知齐国内乱情况后晚上登上城墙高呼齐国有内乱。本来就苦于劳役的人们一听立刻逃散。鄫国城仍旧破烂不堪。

齐桓公一死，宋襄公主动接过霸主这杆大旗，摇旗呐喊号令诸侯。
宋襄公为何敢以霸主自居，原来他曾受过齐桓公的重托。齐桓公有六个儿子都想继承君位，因此而担心一旦过世会发生君位之争，故齐桓公经与管仲反复磋商后选定公子昭为接班人，并秘密地将公子昭托付给宋襄公，令他齐国一旦有内乱就出兵辅助公子昭为君。

霸主把如此重大之事委托给了宋襄公，你要是宋襄公是不是也飘飘然，觉得自己应该主动承接霸主这个接力棒完成霸主未竟的事业。十有八九的人会这么想，宋襄公如此而想而做也就不奇怪了。

齐桓公死后，公子无亏自立为君，宋襄公先是联合诸侯出兵齐国，将公子无亏杀死，扶立公子昭为齐国新君，就是齐孝公。


完成了霸主的重托大事安定齐国后，宋襄公开始了他的霸业，但从哪开始着手呐？齐桓公临死前是想抚定东夷，宋襄公就按着齐桓公的路子走，接着完成齐桓公的未竟事业。
这么看宋襄公也不愚，知道从哪做起，只是在具体做法上出现了毛病。


齐桓公临死前大会诸侯并帮助鄫国修筑城池，用意非常明了就是想保住鄫国，同时安抚东夷各国，并没有想对鄫子怎么样，但宋襄公却把鄫子杀了用以祭祀。宋襄公这么做是不是有违齐桓公的遗愿？齐桓公帮助鄫国修筑城池是为了保住鄫国，不使鄫国倒向夷人。而宋襄公杀了人家国君，岂不是把鄫国推向夷人那边。宋襄公与齐桓公的做法正好相反，宋襄公是不是脑子进氺了？为何与齐桓公背道而驰？


原来宋襄公在安定齐国后召集一次诸侯盟会，这次盟会是专门针对一些小诸侯。前来会盟的有曹国、邾国，也只有这两个小国。宋襄公可能也向鄫国发出了邀请，但鄫子却没有来。宋襄公很气愤。本来是重点解决鄫国问题，鄫国国君却不到场，怎能不令人气愤。宋襄公令邾国强迫鄫子会盟，邾国不敢怠慢，可能是连骗带哄把鄫子带到了邾国直接就给扣下了，然后问宋襄公怎么办？宋襄公问邾子你们想对鄫子怎么办？邾国人说我们想杀了他祭社。宋襄公二话没说就同意了，邾国人遂即将鄫子杀了祭社。


鄫子被杀不全是宋襄公的错，邾国人也使坏了，并且鄫子是在邾国被邾国人杀死的，宋襄公只是个幕后黑手，真正的元凶是邾国人。那么为何邾国人对鄫国国君那么憎恨？非要杀了他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