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70年代，冀南平原一带都是种红薯、高粱、玉米、荞麦和小米，也有种小麦的，不过很少，没有化肥，用的是农家肥，一亩地小麦产量不过200来斤。一年到头，吃的方面有半年是红薯当家。

春天，生产队开始大量组织人，用土坯垒红薯育苗的土炕，上盖草席保温，育好苗后种进地。入了夏，满地蔓延着肥绿的红薯秧子，小孩子喜欢把叶子下的长柄折成一段段，绿玉垂珠似的，挂满脖子和耳朵。秋天拉了蔓子，抡着铁镢头刨出来，按家里的人头儿分上一堆，放到村西高坡上自家挖的4-5米深的地窖里。想吃的时候一个大人在上边，用系着长绳的筐，送个小孩子下去，拿着手电筒照明，把红薯拾进筐，拉上来。

本地红薯是红皮白心的品种，吃起来甘面细甜。等存过漫长的寒冬，再吃起来味道与刚收时已不同。储藏得当的，煮熟后薯心软化如蜜糖，入口即化；储藏不好的，吃起来有极粗的纤维，柴的很，还附带一股子烂气。一般都是蒸着或煮着吃，也有切片后晒干，留到冬天磨成粉，蒸成窝头或饼子，趁热一个一个放进饸饹床子（做食品的工具，一根粗铁管上焊着特制圆筒，筒底有网眼，筒上连带约1米长的手动铁管压杆，下面焊4条腿儿支着），下面接着高粱杆锅盖或竹篾小筐，压成饸饹——红黑色的类似圆面条的食品。

我家的饸饹床子焊的极好，压起来又轻又快，经常有人来借。有一次跟母亲上邻居家去拿，看见经常跟我一起玩的女孩也在人家那儿，刚压好的红黑色的热饸饹，邻居顺手就给她抓了一把，她捧着就跑了。跟着饸饹床子出门时，看见她躲在木街门的后面眨巴着眼正吃呢，可能是不敢拿回家，怕她妈妈说。那东西很好吃，炒点酱汤，切点碧绿的葱花，飘个黄白相间的蛋花，点上香油，做成卤浇到上面，真是美味，比吃冻烂的煮红薯强多了。不过再好，只是形式不同，从根儿说仍是粗粮，吃多了胃里泛酸水，烧心的时候，还是想着去哪儿弄块儿白面馒头吃。

一个生产队和另一个队的人平时做饭方式不一样。姥姥家所在队年轻人多，产量高，分的粮食多，生活条件就好点。巧手媳妇，和上一点儿白面，里面裹点红薯面，擀成包皮面或是烙成包皮饼，甚至能架上大锅，漏点红薯粉条大家分分，等熬北瓜菜萝卜条汤时放进去，洒上小葱和香菜末，搁点儿醋用筷子挑起，呲溜着吃。

奶奶家所在的生产队老头多，老太们又是小脚儿，只能在家织布、推石碾子推磨或是在生产队用手拿根钉子抠玉米，拿木棒捶豆子、高梁，年轻人少，劳力不足，糊弄饱肚子就行，再说粗粮细做费功夫也费粮食，说谁家的媳妇会做饭那是个贬意词，意思是馋且懒。一般都是炒点玉米或高粱，磨成面放在蓝瓦缸里，吃饭时煮一锅红薯，一家人捧个碗，抓上半碗炒面，放一个红薯进去，用筷子顺着一个方向搅呀搅，最后炒面全渗进红薯里，就开始吃了。据父亲说，那东西吃起来甜且香。到过年时却都一样，各家蒸上一大簸箩的黑荞麦角子，再蒸上一大簸箩的高粱面、红薯面的窝头和菜团子，最后蒸几个白面馒头和萝卜条猪油渣包子。

这些红薯、高梁之类的粗粮别管做成什么样，都是糊弄肚子，整年全家才吃2斤油——油是收在厨房墙上的小暗窗里的——窗口还飘着块布帘儿，用个小黑瓷罐子盛着，罐边上挂一个比挖耳勺大点的油吊子。人大多黑且瘦，营养不良。就那样的伙食，力气也不少出，6、70年代国家号召修水库，修海河时，工地上条件更差，啃着红薯面、高粱面的黑窝头，人们推着小车，砸着石头，那干劲比现在的人大得多，也没听说过谁得高血压，癌症什么的。可能是那些杂粮吃食比现在单纯吃白面抗病，也可能是那时医疗水平差，人病了，叫村里的赤脚医生给看看，吃点药，打几针，躺几天就挂了，连得的什么病都没拎清就直接进土。

80年代初，生产队解散，土地承包到户，农民种田积极性提高，工业水平也跟上，有化肥可用，亩产小麦达到800多斤。邢台原来是家家有井，处处有泉的百泉之城，修水库后，大量的水调用于城市工业，加上降水量较前些年少，地下水位得不到充分补给，水位一直在下降。十几年的功夫，原来一扁担深就能见水的大口井改为各家自打的压管井，等水位下降到10多米深的时候，手工的压管井无能为力，出水量越来越小，村里只好统一安了自来水。

有弊也有利，原来长满碱蓬盐蒿，几铁锹下去挖个坑就能出水的河边地——多用于放羊或熬碱土的盐碱地，因地下水下降变为大片良田，大量的种植小麦、玉米和棉花。有的种粮能手在棉花里试着间种上绿豆，这两种植物是很相宜的，都是病虫害较多，用喷雾器打药时一举两得。

村里最大的事莫过于“过五月”，也就是小麦的收获。这可是大事，从农历四月就开始忙乎，先是到沙河城会上买镰刀和捆麦子的绳子，再用大石磙子压麦场，最后在场边放上十几个装满水的大瓮，防火。用镰刀割小麦，捆好，运到麦场上，用拖拉机拉着大石磙子碾压或是用大型脱粒机脱粒，生产效率低，满场堆的都是麦杆有些发绿的小麦，小山一样。与麦秆分离后，脱的也不干净，得用木锹一点点扬场，就着风力把里面的杂质筛掉。再往后先进些，改用小型收割机割，割好后小麦黄澄澄一大片摊在地里，绳子捆好拉到自家地头简易麦场上，拿长竹竿捅着接好电线，用小脱粒机脱粒。

机械化程度高了，腾出人手，男劳力开始出外打工——多是干建筑队，一早背上工具袋，装几个馒头就骑自行车出发，很晚才回来，农忙时再下地帮忙。有次看到一个小男孩靠在大门口，等他爸爸，月儿已爬上柳梢头，门口小树横斜的枝叶影儿掩映在身上，时不时有胖蛐蛐在叫。好不容易等着了，大人问，“晚上吃什么饭？”男孩说，“煮的咸花生和馒头米汤。”大人点着头，缓缓推着车子进去，男孩在后面跟着，手里捏着父亲给留的一包鸡汁味方便面——邢台本地生产，用的是橄榄油，生吃极香，煮着更好，四毛钱一包，是二十几年前孩子们的最爱，现在见不到了。

妇女开始真正起到半边天的作用，浇地、背喷雾器打药，秋天摘棉花。那时摘的棉花真多呀，家家房上都堆着满满一房顶的白棉花，小孩子在棉堆里打着滚。晒干的棉花得排着队卖到棉站，棉站成几十斤的返还棉籽油。家里经常烙油饼，偶尔也能自己炸点油条或是糖糕，摆上两桌，无非是猪头肉香肠花生米银耳豆腐酸辣腌白菜，街坊邻居们一起坐坐，喝点小酒，轮流做东贺年节。到过五月时，忙的顾不上自己做主食，一般是到馒头房用小麦换馒头或在街上换麻糖。

炸麻糖的，常来的有两个人，都是骑着自行车，一边带一个荆条编的大篓子。一个笑眯眯的大个胖老头儿，吆喝着：“大麻糖，糖糕”！“大麻糖”仨字喊得极为壮观，“糖糕”俩字低的很，就好像一声炸雷骨碌碌从500米的山顶一下滚落到地平川。他的麻糖品相不好，有时里面窝个面疙瘩，瘪塌塌，起不来，卖的自然慢些，往往傍晚儿了，西边满天彩霞还能听到喊声。好在需求旺盛，从地里回来发现家里没馒头可吃，不得不买他的，大转一会儿，也能卖完。另一个是年轻人，小伙子长的干净利落，只喊俩字，“麻—糖”！极脆生。他炸的麻糖鲜亮，吃着酥脆，人缘也极好，远远听到喊声就出去找，穿过几个巷子找到时，麻糖已没几个，糖糕更难抢到手，得提前说好留着。他这个生意做了近二十年，现在已转行了。

如今耕地有旋耕机，种地有播种机，收获有大型联合收割机，粮食进仓，秸杆粉碎还田，播种机就等在地头，就手施肥种玉米或是小麦，种棉花和其他小杂粮的少了。五月小麦快成熟时，京广公路上，常有一队队的大型联合收割机缓缓驶过。除了司机，车上还有1、2个人，就那么蜷在车上的空闲地儿呼呼大睡。起初，这支队伍是由北向南走——南边山东、河南的麦子成熟的早。收完山东河南的，转回河北，收完河北的小麦，再转战东北一带，时间持续约一个多月，真可谓是和平年代的“南征北战”。偶尔会看到一些车辆停下来，在路边摊上吃面。这些辛苦的劳动者无论男女，因忙于做事——开车收割或是讲价钱、量地，个个又脏又累，精神却极好。晚上司机割麦，其他配合人员抽点空儿，躺在浇地用的水沟里都能睡着。

具体到一个农户家，麦收不过一两天的时间。刚用联合机的几年心里不踏实，怕抓不到机子，别人都收了单把自家剩下，还拎着啤酒巴巴一群人蹲在地头等着。后来有了手机，嘱咐地邻居们割完打电话，轮到自己时去地里看一个小时，收好把脱粒干净的麦子运回家就行。如今过麦天最怕两件事，一是着火，听新闻里播这事儿就发毛，看到远处冒烟心里就害怕，那可是一望无际秆儿焦黄的麦田呀，出了事救都没法救。乡里的面包车，此时也挂着禁烧秸秆的标语到处转；二是怕司机忘关仓门，麦粒一路洒到地垄里，收没法收，捡没法捡，这季就白忙了，还得跟司机办交涉，要他赔产量。

农忙时间短，再说每天吃的都是白面，家里炒菜油盖着锅底，肚里油水大，不怎么稀罕，街上渐渐看不到卖麻糖的。偶尔有个炸油条的，也不肯上街吆喝，想吃得现上他家去买，那样不会被白铁皮筐捂皮实，吃着脆爽。80年代过庙会时，会头上有支着大油锅现炸麻糖或馓子的，去亲戚家时拎上2斤，用牛皮绳串着，很体面。现在赶会头的都是些卖鸡蛋、饮料和方便面的，也有水果，去亲戚家时都是搬着一箱子去，没人提着麻糖串亲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