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野史演义（1949-1984）》
张子申：参加炮兵的这个检阅式，朱德亲自去了，坐的，开吉普车。结果吉普车到检阅式走到半截的时候停下来了，就是灭火（熄火）了，灭火（熄火）了几个人上来推，推了几十米才又着了。所以当时我们情况应该看呢，我们的装备呢，还是全部都是从战场上缴获来的。当时应该说，人们戏称嘛，就是万国牌。有日本的，日本造、德国造、汉阳造、还有美国造，是吧，还有国民党各军阀的造，奉系的，什么的，直系的。所以当时武器也很弱，很不好，这连朱总司令坐的车，也曾经发生过灭火（熄火）的情况。
陈晓楠：1993年10月2号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回忆开国大典阅兵式的文章，作者就是杨成武。他写道，作为开国大典一个重大项目的阅兵仪式，是我军历史上最盛大、最庄严的一次庆典。也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性，在开国大典举行的过程当中，阅兵不能出现丝毫的纰漏。除了在《阅兵典礼方案》当中，做了详尽的计划，每一次合练，甚至各兵种的分训，作为阅兵指挥所主任的杨成武都亲临现场。针对一些可能发生的问题，阅兵指挥所还做了相应的应急预案。
张子申：当时曾经杨成武也跟我说过，就是说也想过一些非常笨的办法，就是说你不能让一辆汽车，停在这个天安门前。当时咱们动用的汽车开国大典就222辆，数量应该说也很大了。就是说呢全都有应急准备，就是说下来以后，如果哪辆车一停赶快就推着。上头不是都坐着我们的步兵拿着枪吗，后一排都要，只要一停立刻就得下来几个人，推着走，推着也得跟着推齐了，就都有这种准备。
解说：除了装备上的问题，在合演的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那个时候，郭春暄正在华北区纠察总队工作，当年发生的一件事让那他至今记忆犹新。
郭春暄：因为骑兵比较多，就是走过去以后这个马它要拉粪。当时天安门前边拉了不少粪，当然这是很大的一个教训。怎么治理这个问题，以后就采取马屁股后面戴个粪兜。每个马屁股后面都有个粪兜，以后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解说：1949年开国大典的阅兵式中，还出现了空军的身影。不过在空军受阅的问题上，杨成武等人却遇到了一个难题。
张子申：我们这飞机，是空飞，还是带弹飞行？因为杨成武他还有一个任务啊，我负责拱卫北平啊。如果这时候来了敌机突然袭击了，那我们怎么办呢？从渤海湾那很快的，几十分钟就到了天安门了，那时候怎么办？那就是说，你按照计划，要是一秒都不差的这么去飞行，但是一旦给你命令，你又立刻应该能够起来反击跟敌机作战。我们就这么点飞机啊，这飞机不能迎击怎么办？所以这个，这个事可是谁都，谁都定不下来的。
解说：这个问题很快上报中央，最终摆到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面前。毛泽东亲自拍板，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受阅飞机带弹飞行。不过命令下达之后，又产生了一个新问题。
张子申：我们这个飞行员是两种，一种就是我们自己在哈尔滨航校，就是解放军第一所航校培养出来的飞行员，应该说问题不大；第二个就是国民党起义的，驾机起义的飞行员，你别看就17架飞机，但是它的驾驶这个飞行员，是这么两部分人组成的。
记者：各有多少呢？
张子申：比例这我说不清，但是肯定我们学员多一点，驾机起义的要少一点。现在当然想，如果这飞机有事呢，那你还有国民党起义的那个，驾机起义的军官，如果这么一打，那要讲出来也是世界性的，爆炸性的新闻啊。可是由于我们确实对这些人，政治上是十分相信的，都是带弹飞行。
当时（阅兵）指挥所呢，实际是这个指挥所呢，1959年以前吧，一直是在这个天安门城楼吧，这个下面的东墙根，东墙根，而且是个开放式的。就是围着那么一些东西，有一些电话，有扩音器，有一些办公桌，上头没有顶，就是这么一个开放式的指挥平台吧，在那指挥。
解说：张子申说1949年的开国阅兵，分为检阅式和分列式，以后的历次阅兵也都是以这两种形式为主。
张子申：这个检阅式呢，就是阅兵这个部队，全部按照这个一定的队形站好，由阅兵总司令乘着车在这些队伍面前，整个检阅一遍，敬个礼，这么检阅一遍，然后还有一些问话，现在还都在走这种形式。就是说比如说同志们好，他们说首长好。当时呢是这个，也是这个阅兵总司令嘛，是朱德，朱德就问同志们好。当时呢，这个部队当时这个受阅部队规定的，回答的口令是总司令健康、总司令健康，这是开国大典的时候。检阅式结束以后，由杨成武下达命令，然后由一个嗓音比较好的，通过高音喇叭播出，就说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受阅分列式，不是，阅兵，阅兵分列式开始。（未完待续）
陈晓楠：1993年10月2号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回忆开国大典阅兵式的文章，作者就是杨成武。他写道，作为开国大典一个重大项目的阅兵仪式，是我军历史上最盛大、最庄严的一次庆典。也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性，在开国大典举行的过程当中，阅兵不能出现丝毫的纰漏。除了在《阅兵典礼方案》当中，做了详尽的计划，每一次合练，甚至各兵种的分训，作为阅兵指挥所主任的杨成武都亲临现场。针对一些可能发生的问题，阅兵指挥所还做了相应的应急预案。
张子申：当时曾经杨成武也跟我说过，就是说也想过一些非常笨的办法，就是说你不能让一辆汽车，停在这个天安门前。当时咱们动用的汽车开国大典就222辆，数量应该说也很大了。就是说呢全都有应急准备，就是说下来以后，如果哪辆车一停赶快就推着。上头不是都坐着我们的步兵拿着枪吗，后一排都要，只要一停立刻就得下来几个人，推着走，推着也得跟着推齐了，就都有这种准备。
解说：除了装备上的问题，在合演的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那个时候，郭春暄正在华北区纠察总队工作，当年发生的一件事让那他至今记忆犹新。
郭春暄：因为骑兵比较多，就是走过去以后这个马它要拉粪。当时天安门前边拉了不少粪，当然这是很大的一个教训。怎么治理这个问题，以后就采取马屁股后面戴个粪兜。每个马屁股后面都有个粪兜，以后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解说：1949年开国大典的阅兵式中，还出现了空军的身影。不过在空军受阅的问题上，杨成武等人却遇到了一个难题。
张子申：我们这飞机，是空飞，还是带弹飞行？因为杨成武他还有一个任务啊，我负责拱卫北平啊。如果这时候来了敌机突然袭击了，那我们怎么办呢？从渤海湾那很快的，几十分钟就到了天安门了，那时候怎么办？那就是说，你按照计划，要是一秒都不差的这么去飞行，但是一旦给你命令，你又立刻应该能够起来反击跟敌机作战。我们就这么点飞机啊，这飞机不能迎击怎么办？所以这个，这个事可是谁都，谁都定不下来的。
解说：这个问题很快上报中央，最终摆到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面前。毛泽东亲自拍板，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受阅飞机带弹飞行。不过命令下达之后，又产生了一个新问题。
张子申：我们这个飞行员是两种，一种就是我们自己在哈尔滨航校，就是解放军第一所航校培养出来的飞行员，应该说问题不大；第二个就是国民党起义的，驾机起义的飞行员，你别看就17架飞机，但是它的驾驶这个飞行员，是这么两部分人组成的。
记者：各有多少呢？
张子申：比例这我说不清，但是肯定我们学员多一点，驾机起义的要少一点。现在当然想，如果这飞机有事呢，那你还有国民党起义的那个，驾机起义的军官，如果这么一打，那要讲出来也是世界性的，爆炸性的新闻啊。可是由于我们确实对这些人，政治上是十分相信的，都是带弹飞行。
当时（阅兵）指挥所呢，实际是这个指挥所呢，1959年以前吧，一直是在这个天安门城楼吧，这个下面的东墙根，东墙根，而且是个开放式的。就是围着那么一些东西，有一些电话，有扩音器，有一些办公桌，上头没有顶，就是这么一个开放式的指挥平台吧，在那指挥。
解说：张子申说1949年的开国阅兵，分为检阅式和分列式，以后的历次阅兵也都是以这两种形式为主。
张子申：这个检阅式呢，就是阅兵这个部队，全部按照这个一定的队形站好，由阅兵总司令乘着车在这些队伍面前，整个检阅一遍，敬个礼，这么检阅一遍，然后还有一些问话，现在还都在走这种形式。就是说比如说同志们好，他们说首长好。当时呢是这个，也是这个阅兵总司令嘛，是朱德，朱德就问同志们好。当时呢，这个部队当时这个受阅部队规定的，回答的口令是总司令健康、总司令健康，这是开国大典的时候。检阅式结束以后，由杨成武下达命令，然后由一个嗓音比较好的，通过高音喇叭播出，就说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受阅分列式，不是，阅兵，阅兵分列式开始。（未完待续）
46、杨成武将军与阅兵往事（3）
1958年反对教条主义之前中国都是效仿苏联阅兵
解说：开国大典那一天，走在受阅部队最前列的是海军方队。张子申说，在1949和1950年，阅兵都是选择水兵作为先导，高举八一军旗。
张子申：因为当时我们水兵力量是，应该说海军力量是最弱的，所以把这个也搁在最前面，穿着崭新的海军军服，所以这样给人们眼睛一亮。然后就是步兵方阵，步兵方阵呢，还有包括了炮兵方阵、装甲兵方阵、最后是骑兵方阵，这么一个顺序。当装甲车方阵行进到天安门前的时候，这时候呢，空军飞行大队，受阅的飞行大队也是从天安门上空掠过。当时我们是17架，苏式的歼击机，分了几个梯队，前两个梯队飞过天安门以后，然后向北绕到东边然后再飞一下，所以这样给当时首都的，首都人民都感到飞了将近30架二十七八架，实际上就是17架飞机。
陈晓楠：1949年开国大典的阅兵仪式前后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杨成武后来回忆说，开国大典和阅兵仪式，给他留下了莫能淡忘的壮观图景，也让他感受到了军人的光荣，还有未来的使命。1951年6月，杨成武统帅20兵团入朝作战，1952年2月，他因病奉调回国，担任了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同时还担任了京津卫戍区的司令。到了1953年，杨成武再次担纲，成为了国庆阅兵总指挥。
张子申：后来又举行过几次，国庆的这个庆典阅兵，这个阅兵以后呢，等于杨成武就指挥好几次了，这时候呢，在国内外都有一些影响了。当时的苏联顾问团就华北军区的，北京军区的吧。这个苏联顾问团的一个团长，他就说了，说你们的阅兵除了服装和武器装备以外，是无可挑剔的。所以当然这个也是连批评带表扬就都有了，就是说你们服装还赶不上世界潮流，再一个武器装备还是略显落后吧。
解说：1949年10月2日，也就是开国大典之后的第二天晚上9点45分，苏联宣布与中国建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中苏关系日新月异，这在国庆阅兵中也时有体现。
张子申：特别是在1958年以前，1958年以前呢，这个应该说受苏联的阅兵的影响还是，还是比较大的。从1958年反对教条主义以后，可能就好一点。实际当然1958年反教条主义，（阅兵）就是1958年、1959年这两次了。在这之前呢，都是效仿苏联这个阅兵方式。但是我们也有，杨成武呢，他不断地就，因为他就是土生土长的，在我们这从红军苏区这起家的。所以杨成武在这方面呢，还是不断地这个，加入了很多我军的特有的元素。
解说：张子申说，在上世纪60年代初，中央曾经在一份文件中明确提出，“5年一小庆，10年一大庆”的国庆典礼方针，不过在50年代，这似乎就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张子申：1954年是召开了第一次人民，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第一部《宪法》，这一年呢，正好是逢五嘛，所以当时就是毛主席比较重视，又亲自点将杨成武担任阅兵总指挥。这一年呢，跟以往几年呢，是从阅兵上有一些，有一些变化。
过去就是阅兵部队的选调上，基本上是成建制的。你比如说一个师，199师，从这个师里头来选，就是范围比较小。就是从这一年开始呢，就是从在更大的范围，1954年这年呢是从60个师级单位，这就很大了，从60个师级单位里选调的。所以这样呢，应该说，从身高上、这个队列素质上、形象上，都跟以往有很大的变化。
毛泽东让杨成武给赫鲁晓夫介绍中国大办民兵师
解说：与以往不同的是，1954年的阅兵分列式当中，走在队列最前面的方队，是由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军事学府，军事学院的学员们组成。
郭春暄：8个方、9个方，那主要是学校。像南京军事学院，南京军事学员那学员都是老家伙。将校、将军，起码都是校官。各种学校吧，南京这个军事学院，南京总高校，高级步校，其它什么第二高级步校、什么通信学院，各种学院吧，海军、空军，组成这个方队。
张子申：到1955年授衔以后，有的方队前面护旗的，不有两个，还有两个人吗，那两个，有的是将军啊，授衔的少将，少将居然在这作为领队在前头走。
解说：1959是建国10周年，这一年的阅兵活动提前进入筹备阶段。此时的杨成武，已经调到总参担任常务副总长，并未担任阅兵总指挥。不过，毛泽东在一次听取杨成武汇报工作的时候，特别提出“你还要管管阅兵的事情”。
张子申：1959年，我觉得有一个小故事挺有趣的。1958年呢，毛主席就发出了向全民发出了，全民皆兵，大办民兵师的号召。所以呢，这个1958年呢，这个阅兵呢，就民兵的这个比重就增大了。到1959年呢，比重就更增大了，大办民兵师的高潮，1959年就掀起了，全国性的大办民兵师的高潮，全民皆兵的口号已经是尽人皆知了。
解说：1959年国庆，中国邀请了不少国家的领导人参加庆典，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当时的苏共书记赫鲁晓夫。
张子申：他呢，站在，跟毛主席呢，并肩站在天安门上。这时候毛主席呢就想呢，实际这时候呢，我们已经有这种从毛主席那吧，已经有这种（苏联）修正主义的观念就出来了。所以就想修正一下赫鲁晓夫的有些观点，所以在这时候就谈到了民兵师，大办民兵师，全民皆兵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这时候呢，就把杨成武，因为这年他没担任总指挥啊，就在天安门上，就叫杨成武过来，把他介绍给赫鲁晓夫，说请成武同志你给介绍一下，我国的民兵所起的作用。
解说：上个世纪50年代末，国际形势风云激荡，中国国内并不平静，不过1960年的国庆阅兵，还是做了充分的准备。
张子申：当时总参谋部呢也是组织了，当时杨成武是常务副总长了。由他签署了很多这个命令，也是准备了27个阅兵的方队，而且呢，都分别进行了合练，就是没有，最后没有在天安门前预演，就已经到了这种地步。按杨成武的话说，已经做好了准备。
解说：万事俱备，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突然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由于当时国内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国庆阅兵活动全面停止。
张子申：中央呢果断地做出了一个决定，就是说，从今年起，不再举行阅兵活动，以后就逢5年小庆，逢10年大庆的时候再举行阅兵。这是等于是中央，毛主席提出来的，毛主席跟周总理，中央就做出了正式的决定，而且下达了文件。做出这个决定，已经到了十几号了，到9月十几号了，才做出决定，因为已经到了最后嘛。杨成武当时对这一段也是做了回忆，所以这样，杨成武呢我们是说，他从开国大典到这个后边这几次，等于8次担任总指挥或副总指挥，这一共是8次。1959年呢，他这个也是参与组织协调工作，再一个呢，1952年，他也是参加组织协调工作。所以这样加上呢，应该这就10次，再加上最后没有落实，没有落实下来的，等于是这个1960年这11次。所以杨成武应该说，在这个阅兵，阅兵领域他应该是参与最多的一个，一个高级将领了。
1958年反对教条主义之前中国都是效仿苏联阅兵
解说：开国大典那一天，走在受阅部队最前列的是海军方队。张子申说，在1949和1950年，阅兵都是选择水兵作为先导，高举八一军旗。
张子申：因为当时我们水兵力量是，应该说海军力量是最弱的，所以把这个也搁在最前面，穿着崭新的海军军服，所以这样给人们眼睛一亮。然后就是步兵方阵，步兵方阵呢，还有包括了炮兵方阵、装甲兵方阵、最后是骑兵方阵，这么一个顺序。当装甲车方阵行进到天安门前的时候，这时候呢，空军飞行大队，受阅的飞行大队也是从天安门上空掠过。当时我们是17架，苏式的歼击机，分了几个梯队，前两个梯队飞过天安门以后，然后向北绕到东边然后再飞一下，所以这样给当时首都的，首都人民都感到飞了将近30架二十七八架，实际上就是17架飞机。
陈晓楠：1949年开国大典的阅兵仪式前后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杨成武后来回忆说，开国大典和阅兵仪式，给他留下了莫能淡忘的壮观图景，也让他感受到了军人的光荣，还有未来的使命。1951年6月，杨成武统帅20兵团入朝作战，1952年2月，他因病奉调回国，担任了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同时还担任了京津卫戍区的司令。到了1953年，杨成武再次担纲，成为了国庆阅兵总指挥。
张子申：后来又举行过几次，国庆的这个庆典阅兵，这个阅兵以后呢，等于杨成武就指挥好几次了，这时候呢，在国内外都有一些影响了。当时的苏联顾问团就华北军区的，北京军区的吧。这个苏联顾问团的一个团长，他就说了，说你们的阅兵除了服装和武器装备以外，是无可挑剔的。所以当然这个也是连批评带表扬就都有了，就是说你们服装还赶不上世界潮流，再一个武器装备还是略显落后吧。
解说：1949年10月2日，也就是开国大典之后的第二天晚上9点45分，苏联宣布与中国建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中苏关系日新月异，这在国庆阅兵中也时有体现。
张子申：特别是在1958年以前，1958年以前呢，这个应该说受苏联的阅兵的影响还是，还是比较大的。从1958年反对教条主义以后，可能就好一点。实际当然1958年反教条主义，（阅兵）就是1958年、1959年这两次了。在这之前呢，都是效仿苏联这个阅兵方式。但是我们也有，杨成武呢，他不断地就，因为他就是土生土长的，在我们这从红军苏区这起家的。所以杨成武在这方面呢，还是不断地这个，加入了很多我军的特有的元素。
解说：张子申说，在上世纪60年代初，中央曾经在一份文件中明确提出，“5年一小庆，10年一大庆”的国庆典礼方针，不过在50年代，这似乎就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张子申：1954年是召开了第一次人民，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第一部《宪法》，这一年呢，正好是逢五嘛，所以当时就是毛主席比较重视，又亲自点将杨成武担任阅兵总指挥。这一年呢，跟以往几年呢，是从阅兵上有一些，有一些变化。
过去就是阅兵部队的选调上，基本上是成建制的。你比如说一个师，199师，从这个师里头来选，就是范围比较小。就是从这一年开始呢，就是从在更大的范围，1954年这年呢是从60个师级单位，这就很大了，从60个师级单位里选调的。所以这样呢，应该说，从身高上、这个队列素质上、形象上，都跟以往有很大的变化。
毛泽东让杨成武给赫鲁晓夫介绍中国大办民兵师
解说：与以往不同的是，1954年的阅兵分列式当中，走在队列最前面的方队，是由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军事学府，军事学院的学员们组成。
郭春暄：8个方、9个方，那主要是学校。像南京军事学院，南京军事学员那学员都是老家伙。将校、将军，起码都是校官。各种学校吧，南京这个军事学院，南京总高校，高级步校，其它什么第二高级步校、什么通信学院，各种学院吧，海军、空军，组成这个方队。
张子申：到1955年授衔以后，有的方队前面护旗的，不有两个，还有两个人吗，那两个，有的是将军啊，授衔的少将，少将居然在这作为领队在前头走。
解说：1959是建国10周年，这一年的阅兵活动提前进入筹备阶段。此时的杨成武，已经调到总参担任常务副总长，并未担任阅兵总指挥。不过，毛泽东在一次听取杨成武汇报工作的时候，特别提出“你还要管管阅兵的事情”。
张子申：1959年，我觉得有一个小故事挺有趣的。1958年呢，毛主席就发出了向全民发出了，全民皆兵，大办民兵师的号召。所以呢，这个1958年呢，这个阅兵呢，就民兵的这个比重就增大了。到1959年呢，比重就更增大了，大办民兵师的高潮，1959年就掀起了，全国性的大办民兵师的高潮，全民皆兵的口号已经是尽人皆知了。
解说：1959年国庆，中国邀请了不少国家的领导人参加庆典，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当时的苏共书记赫鲁晓夫。
张子申：他呢，站在，跟毛主席呢，并肩站在天安门上。这时候毛主席呢就想呢，实际这时候呢，我们已经有这种从毛主席那吧，已经有这种（苏联）修正主义的观念就出来了。所以就想修正一下赫鲁晓夫的有些观点，所以在这时候就谈到了民兵师，大办民兵师，全民皆兵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这时候呢，就把杨成武，因为这年他没担任总指挥啊，就在天安门上，就叫杨成武过来，把他介绍给赫鲁晓夫，说请成武同志你给介绍一下，我国的民兵所起的作用。
解说：上个世纪50年代末，国际形势风云激荡，中国国内并不平静，不过1960年的国庆阅兵，还是做了充分的准备。
张子申：当时总参谋部呢也是组织了，当时杨成武是常务副总长了。由他签署了很多这个命令，也是准备了27个阅兵的方队，而且呢，都分别进行了合练，就是没有，最后没有在天安门前预演，就已经到了这种地步。按杨成武的话说，已经做好了准备。
解说：万事俱备，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突然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由于当时国内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国庆阅兵活动全面停止。
张子申：中央呢果断地做出了一个决定，就是说，从今年起，不再举行阅兵活动，以后就逢5年小庆，逢10年大庆的时候再举行阅兵。这是等于是中央，毛主席提出来的，毛主席跟周总理，中央就做出了正式的决定，而且下达了文件。做出这个决定，已经到了十几号了，到9月十几号了，才做出决定，因为已经到了最后嘛。杨成武当时对这一段也是做了回忆，所以这样，杨成武呢我们是说，他从开国大典到这个后边这几次，等于8次担任总指挥或副总指挥，这一共是8次。1959年呢，他这个也是参与组织协调工作，再一个呢，1952年，他也是参加组织协调工作。所以这样加上呢，应该这就10次，再加上最后没有落实，没有落实下来的，等于是这个1960年这11次。所以杨成武应该说，在这个阅兵，阅兵领域他应该是参与最多的一个，一个高级将领了。
47、空军原副司令员回忆开国大典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阅兵式，人民空军17架战机以整齐威武的队形飞过天安门上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伴随着共和国成长的脚步，人民空军至今走过了不平凡的成长之路。当年驾机接受检阅的飞行员、空军原副司令员林虎将军娓娓讲述了开国大典上驾机受阅的往事。
1949年8月，中央军委航空局调林虎和孟进到北平南苑飞行中队当飞行员，这时，飞行中队接到了一个令大家意想不到的任务，就是参加开国大典的空中校阅。
接到任务，同志们都很高兴，立即开始进行受阅编队队形的训练。起初，只用了9架P-51战斗机，编成3个“品”字队形拉开距离跟进。后来聂荣臻到南苑机场看了一下，认为准备参加受阅的9架飞机太少，能不能有更多的飞机，战斗机不够，其它飞机也可以，只要能够安全通过天安门就行。随后，又凑了两架轰炸机、3架运输机、1架通讯机和两架教练机。这样，一共17架飞机，编成5个“品”字队形、1个双机梯队，前后跟进。
再后来，周恩来副主席看过预演后提出，领队的战斗机飞行速度快，为了增加飞机的数量，通过了天安门以后，战斗机可以到观众看不到的地方再转回去，接到教练机和通讯机后边。这样就有26架飞机受阅飞行了。
按照世界阅兵的惯例，为安全起见，阅兵时任何兵种都不能携带实弹。飞机带弹受阅无疑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受阅前，各级领导最担心的是飞机的安全，专门请专家机务人员把关飞机的质量，并在武器系统上贴上封条。在受阅飞行的前一天，每个受阅飞行人员都立下誓言，留下了这样一段誓词：“我参加检阅，一旦飞机出现故障，宁愿献出生命，也不让飞机落在城内、掉在广场和附近的建筑物上。”
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开国大典开始的时候，预定参加空中受阅的飞行员都站在自己的飞机前面，准备起飞了。那时没有电视，只有广播里传来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庄严的宣告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下午4点整，战斗机飞向天安门广场。飞过天安门后，战斗机按照预定的方案，再转回去接到了教练机和通讯机的后面，又一次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当晚朱德总司令在北京饭店举行宴会，宴请受阅的陆海空三军代表。参加受阅飞行的9名战斗机飞行员乘车到达长安街时，看到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上挤满了庆祝的群众，正激动地高呼。一行人坐在汽车上，走了很长时间才到达北京饭店，心情都很激动。
（《环球时报》）
48、开国大典的大红宫灯
最新出版的《中国人大》杂志《回忆开国大典》栏目刊登该刊记者专访苏凡的文章：《大红宫灯挂上天安门》。全文如下：
1949年8月中旬，开国大典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主席台就是天安门城楼。周恩来把布置城楼的任务交给了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张致祥把这项工作交给了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的舞美队。舞美队的队长苏凡接受任务后，立即带领着舞美队的两位日本美术家肖野和森茂，到天安门进行实地测量。这时，天安门城楼已经搭上了脚手架，有人在粉刷，有人在拔屋顶上的杂草。天安门城楼上挂着写有“天安门”三个大字的匾额。苏凡知道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政协会议还没有召开，国旗国徽都没有定下来。设计开国大典的会场却没有任何参考的依据。这俩美术家原来都是日本美术专科学校毕业的，称得上是科班出身。长期的舞台美术创作实践，再加上汲取了中国北方农村风俗的丰富营养，使他们对天安门城楼的美术设计能够得心应手，灵感勃发。两位美术家夜以继日地工作，很快就拿出了20幅各式各样的设计草图。
张致祥将20张设计草图送到周恩来办公室。周恩来同志选定了在城楼装上8个大红的宫灯、8面红旗，天安门正面墙壁上挂两条横幅，中间是毛主席像的设计，并对这幅设计图的一些局部进行了修改。他抹去了在金水桥栏杆上扎满彩球的设计，对张致祥说：“把城楼突出表现出来就行了，其它地方不要搞得太花哨。大会会场的设计，一定要保持一种既喜庆欢乐又严肃庄重的气氛。”周恩来同志要求最迟要在9月28日将宫灯挂上天安门城楼。
这时距开国大典只有20多天了。然而，找谁去制作这8盏宫灯呢？苏凡连续几天整日在北京城里跑，人家一听做那么大的宫灯，都说“做不了”。眼看只剩下10天时间了！肖野出了一个点子：“北平城里过去不是经常制作小宫灯吗？找一个扎灯艺人来帮忙，我们自己干吧。”经故宫的管理人员推荐找到了一位七十多岁的老艺人。他也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大胆的设计图，到天安门城楼上转了三圈后，说：“这么大的宫灯只能在城楼上做，否则抬不上去。”说干就干，苏凡立即买来绿竹、红布、黑钉、黄穗等材料；舞美队的全体人员都上了天安门城楼帮忙；老艺人带着徒弟并找来木工做宫灯的圆托；两位日本画家负责画宫灯的云头和制作流苏。连续几天几夜，他们都没离开城楼。离大典还有一天8个大红宫灯终于做成了。张致祥马上调来十几名身强力壮的战士，搬来梯子，几经周折把这8个每盏高2.23米，周长8.05米，直径2.25米，重达80公斤的大红宫灯安全地挂在了设计的位置上。
在开国大典前夜，苏凡住在城楼上陪伴着这些来之不易的大红宫灯。当晚在天安门城楼上值班的只有两个人，苏凡和陈琰，陈琰是公安部负责保卫工作的。
那年苏凡25岁，他8月4日刚与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团员田华举行了婚礼，接着就接到了这项任务。他说自己有些对不起新婚妻子田华，自从接受这项工作以后，就一直把新婚不久的妻子独自留在洞房里，自己却长在了天安门城楼上。
夜已经深了，周总理再次来到天安门城楼上。他指出城楼正面屏风的设计“中间一个五角星，用红绸子散向四周闪着光芒”远看有些像越南的国旗。苏凡连夜又把两个美术家叫来商量。都夜里3点了，三人谁也想不出怎么改，最后决定撤掉。屏风很大很重，根本来不及搬走，只好把上面的装饰拆下来堆在休息室里，一直干到10月1日清晨才最后完工。
10月1日下午，苏凡作为装饰布置开国大典主会场的负责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他回忆说，那天就站在电影演员白杨旁边，看见毛主席走过来和代表们一一握手。因为自己是工作人员，毛主席和白杨等代表握手时就主动退后一步。白杨手里拿着一个16毫米的小摄像机，一边说一边拍着会场和周围的领导人，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这么小的摄像机……苏凡在天安门城楼上亲历了共和国历史上最精彩的瞬间，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记忆，特别是每当说到天安门城楼上的8个大红灯笼，脸上就浮现出自豪的笑容。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80岁的我作了一首寻觅战友的小诗：“今老矣，别无求/约重游/共同回忆/开国旗高/炮震全球。”不知当年与我一起亲历开国大典的战友，还有几人在世？60年过去了，我越来越想念他们……
最新出版的《中国人大》杂志《回忆开国大典》栏目刊登该刊记者专访苏凡的文章：《大红宫灯挂上天安门》。全文如下：
1949年8月中旬，开国大典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主席台就是天安门城楼。周恩来把布置城楼的任务交给了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张致祥把这项工作交给了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的舞美队。舞美队的队长苏凡接受任务后，立即带领着舞美队的两位日本美术家肖野和森茂，到天安门进行实地测量。这时，天安门城楼已经搭上了脚手架，有人在粉刷，有人在拔屋顶上的杂草。天安门城楼上挂着写有“天安门”三个大字的匾额。苏凡知道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政协会议还没有召开，国旗国徽都没有定下来。设计开国大典的会场却没有任何参考的依据。这俩美术家原来都是日本美术专科学校毕业的，称得上是科班出身。长期的舞台美术创作实践，再加上汲取了中国北方农村风俗的丰富营养，使他们对天安门城楼的美术设计能够得心应手，灵感勃发。两位美术家夜以继日地工作，很快就拿出了20幅各式各样的设计草图。
张致祥将20张设计草图送到周恩来办公室。周恩来同志选定了在城楼装上8个大红的宫灯、8面红旗，天安门正面墙壁上挂两条横幅，中间是毛主席像的设计，并对这幅设计图的一些局部进行了修改。他抹去了在金水桥栏杆上扎满彩球的设计，对张致祥说：“把城楼突出表现出来就行了，其它地方不要搞得太花哨。大会会场的设计，一定要保持一种既喜庆欢乐又严肃庄重的气氛。”周恩来同志要求最迟要在9月28日将宫灯挂上天安门城楼。
这时距开国大典只有20多天了。然而，找谁去制作这8盏宫灯呢？苏凡连续几天整日在北京城里跑，人家一听做那么大的宫灯，都说“做不了”。眼看只剩下10天时间了！肖野出了一个点子：“北平城里过去不是经常制作小宫灯吗？找一个扎灯艺人来帮忙，我们自己干吧。”经故宫的管理人员推荐找到了一位七十多岁的老艺人。他也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大胆的设计图，到天安门城楼上转了三圈后，说：“这么大的宫灯只能在城楼上做，否则抬不上去。”说干就干，苏凡立即买来绿竹、红布、黑钉、黄穗等材料；舞美队的全体人员都上了天安门城楼帮忙；老艺人带着徒弟并找来木工做宫灯的圆托；两位日本画家负责画宫灯的云头和制作流苏。连续几天几夜，他们都没离开城楼。离大典还有一天8个大红宫灯终于做成了。张致祥马上调来十几名身强力壮的战士，搬来梯子，几经周折把这8个每盏高2.23米，周长8.05米，直径2.25米，重达80公斤的大红宫灯安全地挂在了设计的位置上。
在开国大典前夜，苏凡住在城楼上陪伴着这些来之不易的大红宫灯。当晚在天安门城楼上值班的只有两个人，苏凡和陈琰，陈琰是公安部负责保卫工作的。
那年苏凡25岁，他8月4日刚与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团员田华举行了婚礼，接着就接到了这项任务。他说自己有些对不起新婚妻子田华，自从接受这项工作以后，就一直把新婚不久的妻子独自留在洞房里，自己却长在了天安门城楼上。
夜已经深了，周总理再次来到天安门城楼上。他指出城楼正面屏风的设计“中间一个五角星，用红绸子散向四周闪着光芒”远看有些像越南的国旗。苏凡连夜又把两个美术家叫来商量。都夜里3点了，三人谁也想不出怎么改，最后决定撤掉。屏风很大很重，根本来不及搬走，只好把上面的装饰拆下来堆在休息室里，一直干到10月1日清晨才最后完工。
10月1日下午，苏凡作为装饰布置开国大典主会场的负责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他回忆说，那天就站在电影演员白杨旁边，看见毛主席走过来和代表们一一握手。因为自己是工作人员，毛主席和白杨等代表握手时就主动退后一步。白杨手里拿着一个16毫米的小摄像机，一边说一边拍着会场和周围的领导人，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这么小的摄像机……苏凡在天安门城楼上亲历了共和国历史上最精彩的瞬间，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记忆，特别是每当说到天安门城楼上的8个大红灯笼，脸上就浮现出自豪的笑容。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80岁的我作了一首寻觅战友的小诗：“今老矣，别无求/约重游/共同回忆/开国旗高/炮震全球。”不知当年与我一起亲历开国大典的战友，还有几人在世？60年过去了，我越来越想念他们……
48、开国大典的大红宫灯
最新出版的《中国人大》杂志《回忆开国大典》栏目刊登该刊记者专访苏凡的文章：《大红宫灯挂上天安门》。全文如下：
1949年8月中旬，开国大典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主席台就是天安门城楼。周恩来把布置城楼的任务交给了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张致祥把这项工作交给了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的舞美队。舞美队的队长苏凡接受任务后，立即带领着舞美队的两位日本美术家肖野和森茂，到天安门进行实地测量。这时，天安门城楼已经搭上了脚手架，有人在粉刷，有人在拔屋顶上的杂草。天安门城楼上挂着写有“天安门”三个大字的匾额。苏凡知道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政协会议还没有召开，国旗国徽都没有定下来。设计开国大典的会场却没有任何参考的依据。这俩美术家原来都是日本美术专科学校毕业的，称得上是科班出身。长期的舞台美术创作实践，再加上汲取了中国北方农村风俗的丰富营养，使他们对天安门城楼的美术设计能够得心应手，灵感勃发。两位美术家夜以继日地工作，很快就拿出了20幅各式各样的设计草图。
张致祥将20张设计草图送到周恩来办公室。周恩来同志选定了在城楼装上8个大红的宫灯、8面红旗，天安门正面墙壁上挂两条横幅，中间是毛主席像的设计，并对这幅设计图的一些局部进行了修改。他抹去了在金水桥栏杆上扎满彩球的设计，对张致祥说：“把城楼突出表现出来就行了，其它地方不要搞得太花哨。大会会场的设计，一定要保持一种既喜庆欢乐又严肃庄重的气氛。”周恩来同志要求最迟要在9月28日将宫灯挂上天安门城楼。
这时距开国大典只有20多天了。然而，找谁去制作这8盏宫灯呢？苏凡连续几天整日在北京城里跑，人家一听做那么大的宫灯，都说“做不了”。眼看只剩下10天时间了！肖野出了一个点子：“北平城里过去不是经常制作小宫灯吗？找一个扎灯艺人来帮忙，我们自己干吧。”经故宫的管理人员推荐找到了一位七十多岁的老艺人。他也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大胆的设计图，到天安门城楼上转了三圈后，说：“这么大的宫灯只能在城楼上做，否则抬不上去。”说干就干，苏凡立即买来绿竹、红布、黑钉、黄穗等材料；舞美队的全体人员都上了天安门城楼帮忙；老艺人带着徒弟并找来木工做宫灯的圆托；两位日本画家负责画宫灯的云头和制作流苏。连续几天几夜，他们都没离开城楼。离大典还有一天8个大红宫灯终于做成了。张致祥马上调来十几名身强力壮的战士，搬来梯子，几经周折把这8个每盏高2.23米，周长8.05米，直径2.25米，重达80公斤的大红宫灯安全地挂在了设计的位置上。
在开国大典前夜，苏凡住在城楼上陪伴着这些来之不易的大红宫灯。当晚在天安门城楼上值班的只有两个人，苏凡和陈琰，陈琰是公安部负责保卫工作的。
那年苏凡25岁，他8月4日刚与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团员田华举行了婚礼，接着就接到了这项任务。他说自己有些对不起新婚妻子田华，自从接受这项工作以后，就一直把新婚不久的妻子独自留在洞房里，自己却长在了天安门城楼上。
夜已经深了，周总理再次来到天安门城楼上。他指出城楼正面屏风的设计“中间一个五角星，用红绸子散向四周闪着光芒”远看有些像越南的国旗。苏凡连夜又把两个美术家叫来商量。都夜里3点了，三人谁也想不出怎么改，最后决定撤掉。屏风很大很重，根本来不及搬走，只好把上面的装饰拆下来堆在休息室里，一直干到10月1日清晨才最后完工。
10月1日下午，苏凡作为装饰布置开国大典主会场的负责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他回忆说，那天就站在电影演员白杨旁边，看见毛主席走过来和代表们一一握手。因为自己是工作人员，毛主席和白杨等代表握手时就主动退后一步。白杨手里拿着一个16毫米的小摄像机，一边说一边拍着会场和周围的领导人，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这么小的摄像机……苏凡在天安门城楼上亲历了共和国历史上最精彩的瞬间，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记忆，特别是每当说到天安门城楼上的8个大红灯笼，脸上就浮现出自豪的笑容。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80岁的我作了一首寻觅战友的小诗：“今老矣，别无求/约重游/共同回忆/开国旗高/炮震全球。”不知当年与我一起亲历开国大典的战友，还有几人在世？60年过去了，我越来越想念他们……
最新出版的《中国人大》杂志《回忆开国大典》栏目刊登该刊记者专访苏凡的文章：《大红宫灯挂上天安门》。全文如下：
1949年8月中旬，开国大典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主席台就是天安门城楼。周恩来把布置城楼的任务交给了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张致祥把这项工作交给了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的舞美队。舞美队的队长苏凡接受任务后，立即带领着舞美队的两位日本美术家肖野和森茂，到天安门进行实地测量。这时，天安门城楼已经搭上了脚手架，有人在粉刷，有人在拔屋顶上的杂草。天安门城楼上挂着写有“天安门”三个大字的匾额。苏凡知道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政协会议还没有召开，国旗国徽都没有定下来。设计开国大典的会场却没有任何参考的依据。这俩美术家原来都是日本美术专科学校毕业的，称得上是科班出身。长期的舞台美术创作实践，再加上汲取了中国北方农村风俗的丰富营养，使他们对天安门城楼的美术设计能够得心应手，灵感勃发。两位美术家夜以继日地工作，很快就拿出了20幅各式各样的设计草图。
张致祥将20张设计草图送到周恩来办公室。周恩来同志选定了在城楼装上8个大红的宫灯、8面红旗，天安门正面墙壁上挂两条横幅，中间是毛主席像的设计，并对这幅设计图的一些局部进行了修改。他抹去了在金水桥栏杆上扎满彩球的设计，对张致祥说：“把城楼突出表现出来就行了，其它地方不要搞得太花哨。大会会场的设计，一定要保持一种既喜庆欢乐又严肃庄重的气氛。”周恩来同志要求最迟要在9月28日将宫灯挂上天安门城楼。
这时距开国大典只有20多天了。然而，找谁去制作这8盏宫灯呢？苏凡连续几天整日在北京城里跑，人家一听做那么大的宫灯，都说“做不了”。眼看只剩下10天时间了！肖野出了一个点子：“北平城里过去不是经常制作小宫灯吗？找一个扎灯艺人来帮忙，我们自己干吧。”经故宫的管理人员推荐找到了一位七十多岁的老艺人。他也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大胆的设计图，到天安门城楼上转了三圈后，说：“这么大的宫灯只能在城楼上做，否则抬不上去。”说干就干，苏凡立即买来绿竹、红布、黑钉、黄穗等材料；舞美队的全体人员都上了天安门城楼帮忙；老艺人带着徒弟并找来木工做宫灯的圆托；两位日本画家负责画宫灯的云头和制作流苏。连续几天几夜，他们都没离开城楼。离大典还有一天8个大红宫灯终于做成了。张致祥马上调来十几名身强力壮的战士，搬来梯子，几经周折把这8个每盏高2.23米，周长8.05米，直径2.25米，重达80公斤的大红宫灯安全地挂在了设计的位置上。
在开国大典前夜，苏凡住在城楼上陪伴着这些来之不易的大红宫灯。当晚在天安门城楼上值班的只有两个人，苏凡和陈琰，陈琰是公安部负责保卫工作的。
那年苏凡25岁，他8月4日刚与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团员田华举行了婚礼，接着就接到了这项任务。他说自己有些对不起新婚妻子田华，自从接受这项工作以后，就一直把新婚不久的妻子独自留在洞房里，自己却长在了天安门城楼上。
夜已经深了，周总理再次来到天安门城楼上。他指出城楼正面屏风的设计“中间一个五角星，用红绸子散向四周闪着光芒”远看有些像越南的国旗。苏凡连夜又把两个美术家叫来商量。都夜里3点了，三人谁也想不出怎么改，最后决定撤掉。屏风很大很重，根本来不及搬走，只好把上面的装饰拆下来堆在休息室里，一直干到10月1日清晨才最后完工。
10月1日下午，苏凡作为装饰布置开国大典主会场的负责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他回忆说，那天就站在电影演员白杨旁边，看见毛主席走过来和代表们一一握手。因为自己是工作人员，毛主席和白杨等代表握手时就主动退后一步。白杨手里拿着一个16毫米的小摄像机，一边说一边拍着会场和周围的领导人，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这么小的摄像机……苏凡在天安门城楼上亲历了共和国历史上最精彩的瞬间，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记忆，特别是每当说到天安门城楼上的8个大红灯笼，脸上就浮现出自豪的笑容。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80岁的我作了一首寻觅战友的小诗：“今老矣，别无求/约重游/共同回忆/开国旗高/炮震全球。”不知当年与我一起亲历开国大典的战友，还有几人在世？60年过去了，我越来越想念他们……
49、人生最激动的一幕
我是1947年离开湖南汉寿老家，招兵加入国民党青年军205师的。1949年元月，全师起义后，我考入解放军东北军政大学，奉上级命令，学校学员随军南下，我所在的总校六团入关后，驻扎在北京黄寺。
这时，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已胜利结束，我所在的全团将士都斗志昂扬，高喊“打过长江去，活捉蒋介石”的口号。我们团作为渡江部队的干部预备队，正当开拔之时，却突然接到上级命令：全团留北京参加开国大典。听到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全团将士无不欢欣鼓舞。为此，团长袁渊紧急命令以中队为单位搞队列训练，教唱新歌，以全新的面貌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那时，“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是所有革命者的奋战目标，眼看这个目标就要实现了，我和大家铆足劲儿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训练中，每天起早贪黑不知疲倦地训练，以备到时接受大检阅。9月的一天，全团到车站去迎接宋庆龄、沈钧儒等民主进步人士来参加政治协商会议。9月30日晚上，我和全团将士兴奋得一夜未眠。
10月1日，那激动人心的一天终于到来了。天还未亮，我们5点就吃了早饭，然后全团集合，团长袁渊和政委霍丁率领全团准时出发，从黄寺向天安门迈进。当时，总指挥是叶剑英。我们按照阅兵总指挥部规定的入场路线，到达天安门广场东侧。周围入场的是兄弟部队的一列列方阵和工人、农民、学生、机关干部以及各界群众的队伍。当列队待命的时刻，我禁不住内心的喜悦，抬头四处张望，看到我们队伍对面是礼炮队，礼炮队右边是军乐团，左边依次是各兵种方队，其中有英姿勃发的骑兵队伍，有引人注目的坦克、装甲部队。这一支支雄壮威武的队伍，无不展示着人民军队威震天下的风采。
当毛泽东主席和其它领导人神采奕奕地走上天安门城楼时，《东方红》乐曲奏起，这时，全场沸腾起来，整个天安门广场成了红旗的海洋、音乐的海洋、欢乐的海洋。毛主席就用湖南韶山乡音大声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顿时，全场尽情欢呼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
参加开国大典后，我和全团将士在北京度过了幸福快乐的8天。
1949年10月9日，我和全团告别北京，继续南下。我们坐闷罐车到达天津，再转济南，又从徐州步行到郑州转武汉，直到11月上旬才到达武汉。
1950年，我参加了全国第一批电影放映员训练班，开始了自己的电影放映生涯。我放的第一部影片就是国产电影《桥》，也是我国生产的第一部影片。1954年，我转业到湖南，当了一名农村电影放映员。40年来，我把电影送到了许多村庄，让从来没有走出过大山的农民朋友看到了电影，让没有亲历过开国大典的村民从银幕上看到那伟大神圣的一幕。有一段时间，每到一个村庄，我首先放映的必定是《开国大典》。
2007年国庆节，我带着老伴再次来到北京天安门，看升旗，听《国歌》。当年开国大典的一幕幕，历历在目。我找到当年所站立的位置，和老伴一起坐下来，感受当年的幸福时光。我指给老伴看，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是从哪儿走上天安门城楼的，然后站在正中央的那个位置……老伴眼里全是激动的泪花。
60年来，每年国庆节，我都会西装革履，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来庆祝祖国的生日。可十分遗憾的是，由于我工作的流动性太大，60年来，我与当年的战友都失去了联系，不知他们是否都健在？真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还能听到他们的消息，更希望与他们一起回味开国大典的幸福瞬间。
我是1947年离开湖南汉寿老家，招兵加入国民党青年军205师的。1949年元月，全师起义后，我考入解放军东北军政大学，奉上级命令，学校学员随军南下，我所在的总校六团入关后，驻扎在北京黄寺。
这时，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已胜利结束，我所在的全团将士都斗志昂扬，高喊“打过长江去，活捉蒋介石”的口号。我们团作为渡江部队的干部预备队，正当开拔之时，却突然接到上级命令：全团留北京参加开国大典。听到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全团将士无不欢欣鼓舞。为此，团长袁渊紧急命令以中队为单位搞队列训练，教唱新歌，以全新的面貌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那时，“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是所有革命者的奋战目标，眼看这个目标就要实现了，我和大家铆足劲儿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训练中，每天起早贪黑不知疲倦地训练，以备到时接受大检阅。9月的一天，全团到车站去迎接宋庆龄、沈钧儒等民主进步人士来参加政治协商会议。9月30日晚上，我和全团将士兴奋得一夜未眠。
10月1日，那激动人心的一天终于到来了。天还未亮，我们5点就吃了早饭，然后全团集合，团长袁渊和政委霍丁率领全团准时出发，从黄寺向天安门迈进。当时，总指挥是叶剑英。我们按照阅兵总指挥部规定的入场路线，到达天安门广场东侧。周围入场的是兄弟部队的一列列方阵和工人、农民、学生、机关干部以及各界群众的队伍。当列队待命的时刻，我禁不住内心的喜悦，抬头四处张望，看到我们队伍对面是礼炮队，礼炮队右边是军乐团，左边依次是各兵种方队，其中有英姿勃发的骑兵队伍，有引人注目的坦克、装甲部队。这一支支雄壮威武的队伍，无不展示着人民军队威震天下的风采。
当毛泽东主席和其它领导人神采奕奕地走上天安门城楼时，《东方红》乐曲奏起，这时，全场沸腾起来，整个天安门广场成了红旗的海洋、音乐的海洋、欢乐的海洋。毛主席就用湖南韶山乡音大声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顿时，全场尽情欢呼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
参加开国大典后，我和全团将士在北京度过了幸福快乐的8天。
1949年10月9日，我和全团告别北京，继续南下。我们坐闷罐车到达天津，再转济南，又从徐州步行到郑州转武汉，直到11月上旬才到达武汉。
1950年，我参加了全国第一批电影放映员训练班，开始了自己的电影放映生涯。我放的第一部影片就是国产电影《桥》，也是我国生产的第一部影片。1954年，我转业到湖南，当了一名农村电影放映员。40年来，我把电影送到了许多村庄，让从来没有走出过大山的农民朋友看到了电影，让没有亲历过开国大典的村民从银幕上看到那伟大神圣的一幕。有一段时间，每到一个村庄，我首先放映的必定是《开国大典》。
2007年国庆节，我带着老伴再次来到北京天安门，看升旗，听《国歌》。当年开国大典的一幕幕，历历在目。我找到当年所站立的位置，和老伴一起坐下来，感受当年的幸福时光。我指给老伴看，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是从哪儿走上天安门城楼的，然后站在正中央的那个位置……老伴眼里全是激动的泪花。
60年来，每年国庆节，我都会西装革履，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来庆祝祖国的生日。可十分遗憾的是，由于我工作的流动性太大，60年来，我与当年的战友都失去了联系，不知他们是否都健在？真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还能听到他们的消息，更希望与他们一起回味开国大典的幸福瞬间。
50、毛泽东保健护士回忆开国大典
1949年，曾宪文才22岁，是中南海保健科的护士。离开国大典还有几天，他就接到前往参加的通知。“当时听到让我去参加开国大典，那当然高兴了”，曾宪文说。
10月1日一大早，他和其它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被整齐地带到天安门广场，他们的位置位于天安门广场的正中央。曾宪文记得当时的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周围都是整齐的队伍，人们举着红旗高喊着口号，广场上很有秩序，几乎没有人随意走动。早晨的活动有彩车表演等，当时大家都不知道庆典具体什么时候正式开始，但情绪一直很兴奋。
下午3时，天安门城楼上出现了很多国家领导人，当毛泽东出现在城楼上，人群中发出热烈的欢呼声。曾宪文和大家一起高声呼喊口号。随后，毛泽东庄严宣布：“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话音刚落，广场上顿时沸腾起来。
曾宪文说，当时很多人激动地留下了泪水，他更是难以抑制那种激动、高兴的心情。“这种激动的心情从北京和平解放就有了，全国解放了，大家的心情都不一样，而新中国成立，和平了，更是激动，”曾宪文记得那天的庆典活动一直持续到晚上。
曾宪文1945年参军，随后被送入白求恩医科大学学习；毕业后被安排到华北防疫处；北京和平解放后，又调到天坛防疫处；后中南海成立保健科，曾宪文被安排到保健科作护士。曾宪文当年随毛泽东的保健医生王鹤兵一起负责毛泽东的日常保健，曾宪文的主要任务是给毛泽东取药，给房间消毒。虽然负责毛泽东的保健工作，但他并不能经常见到主席本人。在他的印象中，有两次与毛泽东的直接对话，让他记忆深刻。有一次，李纳生病了，保健科安排曾宪文去照顾。晚上12时左右，毛泽东来看女儿。曾宪文立刻走到门口报告：“体温正常，一切都挺好的，已经睡了。”毛泽东说：“你来看照顾她，谢谢你，谢谢你。”还有一次，他在院子喷敌敌畏，当时毛泽东正在院子里转，看到后问：“你这是干什么啊？”曾宪文回答：“打敌敌畏，消灭蚊子、苍蝇。”这两次直接对话，让曾宪文感到毛泽东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
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曾宪文到新成立的自治区卫生厅工作，直到离休。刚到宁夏时，呈现在曾宪文眼前的是一个非常荒凉的地方。“那时候的解放街刚铺上石子，还没有铺沥青，马路上空空的，从路这头看到那头，只有一两个人在路上走。房子大多是土坯的，也有少数砖房，但没有楼。”对于现在的银川，曾宪文说：“现在的路又宽又平坦，高楼一座又一座，城市越来越漂亮，银川这51年的变化真是翻天覆地啊！”
51、参加开国大典的难忘经历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下午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即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当时，首都军民３０万人参加了开国大典。
曹克良、高福继幸运地见证了开国盛典这一历史时刻，而那永恒的历史时刻成为这对夫妇一生所共同拥有的最幸福、最难忘的回忆。
曹克良1939年参加敌后抗战工作，后来参加解放军，调到晋冀鲁豫军区（后来的华北军区）司令部机关工作，1949年1月他跟随军委机关进驻北京，并参加了开国大典观礼和庆祝活动。
曹克良：我们提前就告诉了一部分人去参加国庆大典，不是告诉每个人，那时候保密。
出发的时候，是十点钟左右，走着去的。实际上我们属于军委直属队，位置就在天安门的正前方，金水桥的南边。我们本身是受阅的，也是观礼的，双重的身份。
毛主席去之前，大伙儿心情非常激动，歌声嘹亮，气氛很动人，但是等待也是万分焦急的。
这一天，天非常好，主持者会是林伯渠，林伯渠当时是秘书长。到点儿，林伯渠宣布开国大典开始。宣布成立是毛主席，下面我们听着特别清楚，毛主席那湖南口音也挺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成立了。这个时候奏国歌，国歌已经定了《义勇军进行曲》。这时候全场的人都沸腾了，有喊口号，有喊万岁的。
作为我们来讲，也是非常激动，为什么说非常激动呢？一个是没想到能参加这么盛大的、这么庄严、这么隆重的一个重大的开国大典。听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成立了，就这一句，我特别激动。历史更替，改朝换代，过去这个是什么呢？你不当皇帝了他当皇帝。这次跟过去的改朝换代不一样，性质完全不一样，这个政权交到人民手里了。毛主席不是说我们站起来了，过去人民没站起来，现在人民站起来了，人民当家作主了，它的性质跟过去的历史完全不一样，激动在这儿。
高福继老人当年在中央军委测绘局担任绘图员，她同样荣幸地参加了开国大典活动。六十年后，她回忆起开国大典的场面仍然激动不已。
高福继：一天的经历，一生的回忆。
没想到参加开国大典，第一天晚上告诉俺要参加开国大典，我一晚上睡不着觉，兴奋得没法儿。
第二天一早，我们都起来了。测绘局部队当时就步行，从铁狮子胡同走到天安门，到天安门金水桥南侧，在那儿参加观礼。
当时广场上红旗满了，下面都是穿着各种服装的群众队伍，大伙那激动劲啊！都在等待那伟大时刻的到来。
到下午三点钟，广播员就激动地喊：“毛主席来了。”下面就一片欢呼声，“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后来中央领导就坐，毛主席就走到话筒前面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下面激动得都跳起来了，不知道怎么高兴了。后来，毛主席又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当时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劲儿，我当时在广场激动得流下了热泪，好多人都流下来了。
当时想啊，这胜利来之不易，那是无数个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所以，我们一定不能忘记今天这个伟大的时刻。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下午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即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当时，首都军民３０万人参加了开国大典。
曹克良、高福继幸运地见证了开国盛典这一历史时刻，而那永恒的历史时刻成为这对夫妇一生所共同拥有的最幸福、最难忘的回忆。
曹克良1939年参加敌后抗战工作，后来参加解放军，调到晋冀鲁豫军区（后来的华北军区）司令部机关工作，1949年1月他跟随军委机关进驻北京，并参加了开国大典观礼和庆祝活动。
曹克良：我们提前就告诉了一部分人去参加国庆大典，不是告诉每个人，那时候保密。
出发的时候，是十点钟左右，走着去的。实际上我们属于军委直属队，位置就在天安门的正前方，金水桥的南边。我们本身是受阅的，也是观礼的，双重的身份。
毛主席去之前，大伙儿心情非常激动，歌声嘹亮，气氛很动人，但是等待也是万分焦急的。
这一天，天非常好，主持者会是林伯渠，林伯渠当时是秘书长。到点儿，林伯渠宣布开国大典开始。宣布成立是毛主席，下面我们听着特别清楚，毛主席那湖南口音也挺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成立了。这个时候奏国歌，国歌已经定了《义勇军进行曲》。这时候全场的人都沸腾了，有喊口号，有喊万岁的。
作为我们来讲，也是非常激动，为什么说非常激动呢？一个是没想到能参加这么盛大的、这么庄严、这么隆重的一个重大的开国大典。听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成立了，就这一句，我特别激动。历史更替，改朝换代，过去这个是什么呢？你不当皇帝了他当皇帝。这次跟过去的改朝换代不一样，性质完全不一样，这个政权交到人民手里了。毛主席不是说我们站起来了，过去人民没站起来，现在人民站起来了，人民当家作主了，它的性质跟过去的历史完全不一样，激动在这儿。
高福继老人当年在中央军委测绘局担任绘图员，她同样荣幸地参加了开国大典活动。六十年后，她回忆起开国大典的场面仍然激动不已。
高福继：一天的经历，一生的回忆。
没想到参加开国大典，第一天晚上告诉俺要参加开国大典，我一晚上睡不着觉，兴奋得没法儿。
第二天一早，我们都起来了。测绘局部队当时就步行，从铁狮子胡同走到天安门，到天安门金水桥南侧，在那儿参加观礼。
当时广场上红旗满了，下面都是穿着各种服装的群众队伍，大伙那激动劲啊！都在等待那伟大时刻的到来。
到下午三点钟，广播员就激动地喊：“毛主席来了。”下面就一片欢呼声，“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后来中央领导就坐，毛主席就走到话筒前面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下面激动得都跳起来了，不知道怎么高兴了。后来，毛主席又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当时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劲儿，我当时在广场激动得流下了热泪，好多人都流下来了。
当时想啊，这胜利来之不易，那是无数个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所以，我们一定不能忘记今天这个伟大的时刻。
52、飞机设计师回忆开国大典
中国第一架喷气式飞机总体设计者程不时，激情回忆最难忘的开国大典。“开国大典之夜，长长的游行队伍点亮了各种灯笼，蜿蜒通过天安门前。我和清华大学航空工程系的同学们用一辆推车载着亲手做的纸飞机灯，通过检阅台，受到天安门上国家领导人的鼓掌喝彩。纸飞机灯在北京市内主要街头游行时，也无处不受到热烈欢迎。有人
对着我们高喊‘希望你们以后设计出中国人自己的飞机来’！我走在队伍中，热泪盈眶。”
说起与航空结缘，程不时说，卢沟桥事变后，他跟着家人开始了逃难生活，一路上不断遭到敌机轰炸。一次逃难到湘西，日军派飞机轰炸河对面的一家炮厂。他们躲在田间小沟里，透过树叶缝隙看到日军飞机一次又一次低飞掠过田野，低得甚至可以看清飞行员的帽子。少年程不时就在那时暗下决心，要为祖国造飞机。班级墙报约稿，他
写了一篇“飞机的三轴操纵”，算得上是他的第一篇科普文章。
高中毕业后，程不时报考了中国第一所建立航空工程系的清华大学。初进清华园时，北平尚未解放，航空系主任在欢迎新生座谈会上说，中国航空事业发展势头微弱，学航空的学生毕业后很难找到合适
工作，建议最好转到其它科系。
“哪怕只留下几个人，我也一定要设计飞机。”程不时执着地坚持
了下来。
新中国成立了！为参加开国大典游行，清华大学航空系师生决定做一架从未有过的飞机灯，既代表所学专业，更是他们的热切志愿。程不时被班级推派作为代表参加了制作。这架纸飞机的结构不是按一般灯笼制作的，拆了吊扇作螺旋桨，还在飞机翼尖和机尾装上了红绿
白灯，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飞机的实际构造。
60年风云激荡。程不时经常会回想起开国大典的那个夜晚，满眼是激动的人群，耳边更是回荡着群众的高喊。1956年，新中国决定建立自己的飞机设计事业，他担任“第一飞机设计室”总体设计组组长。1958年，中国第一架喷气式飞机问世，他担任总体设计者。1980年，我国迄今研制的最大喷气运输机横空出世，还是他担任副总设计师。眼下，国家正在研制最新的大型运输机，79岁高龄的他是专家
咨询组成员。
程不时说，作为一名飞机设计师，可谓生逢其时。衷心祝福我们
的祖国，也祝福中国的航空事业。
中国第一架喷气式飞机总体设计者程不时，激情回忆最难忘的开国大典。“开国大典之夜，长长的游行队伍点亮了各种灯笼，蜿蜒通过天安门前。我和清华大学航空工程系的同学们用一辆推车载着亲手做的纸飞机灯，通过检阅台，受到天安门上国家领导人的鼓掌喝彩。纸飞机灯在北京市内主要街头游行时，也无处不受到热烈欢迎。有人
对着我们高喊‘希望你们以后设计出中国人自己的飞机来’！我走在队伍中，热泪盈眶。”
说起与航空结缘，程不时说，卢沟桥事变后，他跟着家人开始了逃难生活，一路上不断遭到敌机轰炸。一次逃难到湘西，日军派飞机轰炸河对面的一家炮厂。他们躲在田间小沟里，透过树叶缝隙看到日军飞机一次又一次低飞掠过田野，低得甚至可以看清飞行员的帽子。少年程不时就在那时暗下决心，要为祖国造飞机。班级墙报约稿，他
写了一篇“飞机的三轴操纵”，算得上是他的第一篇科普文章。
高中毕业后，程不时报考了中国第一所建立航空工程系的清华大学。初进清华园时，北平尚未解放，航空系主任在欢迎新生座谈会上说，中国航空事业发展势头微弱，学航空的学生毕业后很难找到合适
工作，建议最好转到其它科系。
“哪怕只留下几个人，我也一定要设计飞机。”程不时执着地坚持
了下来。
新中国成立了！为参加开国大典游行，清华大学航空系师生决定做一架从未有过的飞机灯，既代表所学专业，更是他们的热切志愿。程不时被班级推派作为代表参加了制作。这架纸飞机的结构不是按一般灯笼制作的，拆了吊扇作螺旋桨，还在飞机翼尖和机尾装上了红绿
白灯，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飞机的实际构造。
60年风云激荡。程不时经常会回想起开国大典的那个夜晚，满眼是激动的人群，耳边更是回荡着群众的高喊。1956年，新中国决定建立自己的飞机设计事业，他担任“第一飞机设计室”总体设计组组长。1958年，中国第一架喷气式飞机问世，他担任总体设计者。1980年，我国迄今研制的最大喷气运输机横空出世，还是他担任副总设计师。眼下，国家正在研制最新的大型运输机，79岁高龄的他是专家
咨询组成员。
程不时说，作为一名飞机设计师，可谓生逢其时。衷心祝福我们
的祖国，也祝福中国的航空事业。
52、飞机设计师回忆开国大典
中国第一架喷气式飞机总体设计者程不时，激情回忆最难忘的开国大典。“开国大典之夜，长长的游行队伍点亮了各种灯笼，蜿蜒通过天安门前。我和清华大学航空工程系的同学们用一辆推车载着亲手做的纸飞机灯，通过检阅台，受到天安门上国家领导人的鼓掌喝彩。纸飞机灯在北京市内主要街头游行时，也无处不受到热烈欢迎。有人
对着我们高喊‘希望你们以后设计出中国人自己的飞机来’！我走在队伍中，热泪盈眶。”
说起与航空结缘，程不时说，卢沟桥事变后，他跟着家人开始了逃难生活，一路上不断遭到敌机轰炸。一次逃难到湘西，日军派飞机轰炸河对面的一家炮厂。他们躲在田间小沟里，透过树叶缝隙看到日军飞机一次又一次低飞掠过田野，低得甚至可以看清飞行员的帽子。少年程不时就在那时暗下决心，要为祖国造飞机。班级墙报约稿，他
写了一篇“飞机的三轴操纵”，算得上是他的第一篇科普文章。
高中毕业后，程不时报考了中国第一所建立航空工程系的清华大学。初进清华园时，北平尚未解放，航空系主任在欢迎新生座谈会上说，中国航空事业发展势头微弱，学航空的学生毕业后很难找到合适
工作，建议最好转到其它科系。
“哪怕只留下几个人，我也一定要设计飞机。”程不时执着地坚持
了下来。
新中国成立了！为参加开国大典游行，清华大学航空系师生决定做一架从未有过的飞机灯，既代表所学专业，更是他们的热切志愿。程不时被班级推派作为代表参加了制作。这架纸飞机的结构不是按一般灯笼制作的，拆了吊扇作螺旋桨，还在飞机翼尖和机尾装上了红绿
白灯，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飞机的实际构造。
60年风云激荡。程不时经常会回想起开国大典的那个夜晚，满眼是激动的人群，耳边更是回荡着群众的高喊。1956年，新中国决定建立自己的飞机设计事业，他担任“第一飞机设计室”总体设计组组长。1958年，中国第一架喷气式飞机问世，他担任总体设计者。1980年，我国迄今研制的最大喷气运输机横空出世，还是他担任副总设计师。眼下，国家正在研制最新的大型运输机，79岁高龄的他是专家
咨询组成员。
程不时说，作为一名飞机设计师，可谓生逢其时。衷心祝福我们
的祖国，也祝福中国的航空事业。
中国第一架喷气式飞机总体设计者程不时，激情回忆最难忘的开国大典。“开国大典之夜，长长的游行队伍点亮了各种灯笼，蜿蜒通过天安门前。我和清华大学航空工程系的同学们用一辆推车载着亲手做的纸飞机灯，通过检阅台，受到天安门上国家领导人的鼓掌喝彩。纸飞机灯在北京市内主要街头游行时，也无处不受到热烈欢迎。有人
对着我们高喊‘希望你们以后设计出中国人自己的飞机来’！我走在队伍中，热泪盈眶。”
说起与航空结缘，程不时说，卢沟桥事变后，他跟着家人开始了逃难生活，一路上不断遭到敌机轰炸。一次逃难到湘西，日军派飞机轰炸河对面的一家炮厂。他们躲在田间小沟里，透过树叶缝隙看到日军飞机一次又一次低飞掠过田野，低得甚至可以看清飞行员的帽子。少年程不时就在那时暗下决心，要为祖国造飞机。班级墙报约稿，他
写了一篇“飞机的三轴操纵”，算得上是他的第一篇科普文章。
高中毕业后，程不时报考了中国第一所建立航空工程系的清华大学。初进清华园时，北平尚未解放，航空系主任在欢迎新生座谈会上说，中国航空事业发展势头微弱，学航空的学生毕业后很难找到合适
工作，建议最好转到其它科系。
“哪怕只留下几个人，我也一定要设计飞机。”程不时执着地坚持
了下来。
新中国成立了！为参加开国大典游行，清华大学航空系师生决定做一架从未有过的飞机灯，既代表所学专业，更是他们的热切志愿。程不时被班级推派作为代表参加了制作。这架纸飞机的结构不是按一般灯笼制作的，拆了吊扇作螺旋桨，还在飞机翼尖和机尾装上了红绿
白灯，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飞机的实际构造。
60年风云激荡。程不时经常会回想起开国大典的那个夜晚，满眼是激动的人群，耳边更是回荡着群众的高喊。1956年，新中国决定建立自己的飞机设计事业，他担任“第一飞机设计室”总体设计组组长。1958年，中国第一架喷气式飞机问世，他担任总体设计者。1980年，我国迄今研制的最大喷气运输机横空出世，还是他担任副总设计师。眼下，国家正在研制最新的大型运输机，79岁高龄的他是专家
咨询组成员。
程不时说，作为一名飞机设计师，可谓生逢其时。衷心祝福我们
的祖国，也祝福中国的航空事业。
53、坦克手回忆开国大典
我们战车营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后，驻军在北京丰台。
1949年8月20日上午，我们战车师一团一营召开开国大典阅兵动员大会：“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营参加开国大典阅
兵式！”会场上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阅兵总指挥部政治部来人，对所有参加受阅的人员进行政审。动员会后的第三天，全营有17名坦克手及坦克车长，被调离战车营，
另行分配工作。
总参谋部直属战车一师的83辆坦克，及抽调的华北军区战车七团的20辆坦克，组成了开国大典阅兵坦克部队。受阅的坦克为日式重型坦克及日式中型坦克，美式坦克、水陆坦克、轻型坦克不参加受阅。共有103辆坦克参加开国大典的阅兵式，其中101辆坦克通过天安门，2辆坦克作为预备车，停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前左侧大树
下。
训练场地，设在北京长辛店卢沟桥下的大沙滩。
8月25日上午，参加开国大典的受阅坦克驶向训练场地。
那时的坦克既没有风扇也没有空调，坦克除了军旗车和指挥车外，一律全封闭驾驶。8月的北京，“秋老虎”很厉害，坦克手们从坦克里出来，就像是刚从游泳池里上来一样，坦克工作服湿淋淋的，可是大家的情绪还是非常饱满，都为自己能为开国大典受阅流汗而感到无尚的光荣。受阅训练到9月25日停止。
9月26日上午8时，全体受阅人员在大堤上的大树下开会。指挥部领导宣布：一、开国大典中坦克如果在天安门前停车，军法从事判死刑。二、从现在起所有受阅人员不准外出，不准离开营地。三、
所有受阅人员不准接见营地以外人员。
9月27日我们给所有坦克喷漆，给坦克穿上了绿战袍。
9月28日换装。我们换上新坦克帽、新坦克服、新坦克靴。
29日上午，阅兵总指挥部来了很多人，检查每一辆坦克。然后，
贴上了有阅兵总指挥部印章的封条。
9月30日晚12时，坦克起封。起封前，各坦克连连长和指导员在指挥分部人员监督下，对我们每一个人进行检查，身上只准带一块
手绢和卫生纸，手表、钢笔、指甲刀等物品一律上交。
10月1日早晨3时，103辆坦克同时发动，由“功臣号”坦克领队
向北京城进发，5时14分我们到达东长安街排成受阅队形。
7点钟，我们开始吃早餐——牛奶和面包。这是我头一回开“洋荤”，
此前，我从未喝过牛奶。
时间到了上午8时，参加开国大典的群众开始进入天安门广场。下午3时整，开国大典开始。毛主席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广场上爆发了长时间的、雷鸣般掌声。
下午3点20分阅兵式终于开始。
当军旗车“功臣号”坦克行驶到金水桥前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一”军旗在旗手李世雄手中向下45度角向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致敬。此时，天安门上空出现了人民空军的战鹰，101辆坦克的发动机声音与天安门上空的飞机马达声，汇成了气势磅礴的交响曲，深深地
印在了我的脑海中。
大典结束，我们回到丰台营房时，已是初灯时分。
我们战车营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后，驻军在北京丰台。
1949年8月20日上午，我们战车师一团一营召开开国大典阅兵动员大会：“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营参加开国大典阅
兵式！”会场上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阅兵总指挥部政治部来人，对所有参加受阅的人员进行政审。动员会后的第三天，全营有17名坦克手及坦克车长，被调离战车营，
另行分配工作。
总参谋部直属战车一师的83辆坦克，及抽调的华北军区战车七团的20辆坦克，组成了开国大典阅兵坦克部队。受阅的坦克为日式重型坦克及日式中型坦克，美式坦克、水陆坦克、轻型坦克不参加受阅。共有103辆坦克参加开国大典的阅兵式，其中101辆坦克通过天安门，2辆坦克作为预备车，停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前左侧大树
下。
训练场地，设在北京长辛店卢沟桥下的大沙滩。
8月25日上午，参加开国大典的受阅坦克驶向训练场地。
那时的坦克既没有风扇也没有空调，坦克除了军旗车和指挥车外，一律全封闭驾驶。8月的北京，“秋老虎”很厉害，坦克手们从坦克里出来，就像是刚从游泳池里上来一样，坦克工作服湿淋淋的，可是大家的情绪还是非常饱满，都为自己能为开国大典受阅流汗而感到无尚的光荣。受阅训练到9月25日停止。
9月26日上午8时，全体受阅人员在大堤上的大树下开会。指挥部领导宣布：一、开国大典中坦克如果在天安门前停车，军法从事判死刑。二、从现在起所有受阅人员不准外出，不准离开营地。三、
所有受阅人员不准接见营地以外人员。
9月27日我们给所有坦克喷漆，给坦克穿上了绿战袍。
9月28日换装。我们换上新坦克帽、新坦克服、新坦克靴。
29日上午，阅兵总指挥部来了很多人，检查每一辆坦克。然后，
贴上了有阅兵总指挥部印章的封条。
9月30日晚12时，坦克起封。起封前，各坦克连连长和指导员在指挥分部人员监督下，对我们每一个人进行检查，身上只准带一块
手绢和卫生纸，手表、钢笔、指甲刀等物品一律上交。
10月1日早晨3时，103辆坦克同时发动，由“功臣号”坦克领队
向北京城进发，5时14分我们到达东长安街排成受阅队形。
7点钟，我们开始吃早餐——牛奶和面包。这是我头一回开“洋荤”，
此前，我从未喝过牛奶。
时间到了上午8时，参加开国大典的群众开始进入天安门广场。下午3时整，开国大典开始。毛主席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广场上爆发了长时间的、雷鸣般掌声。
下午3点20分阅兵式终于开始。
当军旗车“功臣号”坦克行驶到金水桥前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一”军旗在旗手李世雄手中向下45度角向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致敬。此时，天安门上空出现了人民空军的战鹰，101辆坦克的发动机声音与天安门上空的飞机马达声，汇成了气势磅礴的交响曲，深深地
印在了我的脑海中。
大典结束，我们回到丰台营房时，已是初灯时分。
53、坦克手回忆开国大典
我们战车营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后，驻军在北京丰台。
1949年8月20日上午，我们战车师一团一营召开开国大典阅兵动员大会：“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营参加开国大典阅
兵式！”会场上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阅兵总指挥部政治部来人，对所有参加受阅的人员进行政审。动员会后的第三天，全营有17名坦克手及坦克车长，被调离战车营，
另行分配工作。
总参谋部直属战车一师的83辆坦克，及抽调的华北军区战车七团的20辆坦克，组成了开国大典阅兵坦克部队。受阅的坦克为日式重型坦克及日式中型坦克，美式坦克、水陆坦克、轻型坦克不参加受阅。共有103辆坦克参加开国大典的阅兵式，其中101辆坦克通过天安门，2辆坦克作为预备车，停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前左侧大树
下。
训练场地，设在北京长辛店卢沟桥下的大沙滩。
8月25日上午，参加开国大典的受阅坦克驶向训练场地。
那时的坦克既没有风扇也没有空调，坦克除了军旗车和指挥车外，一律全封闭驾驶。8月的北京，“秋老虎”很厉害，坦克手们从坦克里出来，就像是刚从游泳池里上来一样，坦克工作服湿淋淋的，可是大家的情绪还是非常饱满，都为自己能为开国大典受阅流汗而感到无尚的光荣。受阅训练到9月25日停止。
9月26日上午8时，全体受阅人员在大堤上的大树下开会。指挥部领导宣布：一、开国大典中坦克如果在天安门前停车，军法从事判死刑。二、从现在起所有受阅人员不准外出，不准离开营地。三、
所有受阅人员不准接见营地以外人员。
9月27日我们给所有坦克喷漆，给坦克穿上了绿战袍。
9月28日换装。我们换上新坦克帽、新坦克服、新坦克靴。
29日上午，阅兵总指挥部来了很多人，检查每一辆坦克。然后，
贴上了有阅兵总指挥部印章的封条。
9月30日晚12时，坦克起封。起封前，各坦克连连长和指导员在指挥分部人员监督下，对我们每一个人进行检查，身上只准带一块
手绢和卫生纸，手表、钢笔、指甲刀等物品一律上交。
10月1日早晨3时，103辆坦克同时发动，由“功臣号”坦克领队
向北京城进发，5时14分我们到达东长安街排成受阅队形。
7点钟，我们开始吃早餐——牛奶和面包。这是我头一回开“洋荤”，
此前，我从未喝过牛奶。
时间到了上午8时，参加开国大典的群众开始进入天安门广场。下午3时整，开国大典开始。毛主席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广场上爆发了长时间的、雷鸣般掌声。
下午3点20分阅兵式终于开始。
当军旗车“功臣号”坦克行驶到金水桥前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一”军旗在旗手李世雄手中向下45度角向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致敬。此时，天安门上空出现了人民空军的战鹰，101辆坦克的发动机声音与天安门上空的飞机马达声，汇成了气势磅礴的交响曲，深深地
印在了我的脑海中。
大典结束，我们回到丰台营房时，已是初灯时分。
我们战车营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后，驻军在北京丰台。
1949年8月20日上午，我们战车师一团一营召开开国大典阅兵动员大会：“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营参加开国大典阅
兵式！”会场上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阅兵总指挥部政治部来人，对所有参加受阅的人员进行政审。动员会后的第三天，全营有17名坦克手及坦克车长，被调离战车营，
另行分配工作。
总参谋部直属战车一师的83辆坦克，及抽调的华北军区战车七团的20辆坦克，组成了开国大典阅兵坦克部队。受阅的坦克为日式重型坦克及日式中型坦克，美式坦克、水陆坦克、轻型坦克不参加受阅。共有103辆坦克参加开国大典的阅兵式，其中101辆坦克通过天安门，2辆坦克作为预备车，停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前左侧大树
下。
训练场地，设在北京长辛店卢沟桥下的大沙滩。
8月25日上午，参加开国大典的受阅坦克驶向训练场地。
那时的坦克既没有风扇也没有空调，坦克除了军旗车和指挥车外，一律全封闭驾驶。8月的北京，“秋老虎”很厉害，坦克手们从坦克里出来，就像是刚从游泳池里上来一样，坦克工作服湿淋淋的，可是大家的情绪还是非常饱满，都为自己能为开国大典受阅流汗而感到无尚的光荣。受阅训练到9月25日停止。
9月26日上午8时，全体受阅人员在大堤上的大树下开会。指挥部领导宣布：一、开国大典中坦克如果在天安门前停车，军法从事判死刑。二、从现在起所有受阅人员不准外出，不准离开营地。三、
所有受阅人员不准接见营地以外人员。
9月27日我们给所有坦克喷漆，给坦克穿上了绿战袍。
9月28日换装。我们换上新坦克帽、新坦克服、新坦克靴。
29日上午，阅兵总指挥部来了很多人，检查每一辆坦克。然后，
贴上了有阅兵总指挥部印章的封条。
9月30日晚12时，坦克起封。起封前，各坦克连连长和指导员在指挥分部人员监督下，对我们每一个人进行检查，身上只准带一块
手绢和卫生纸，手表、钢笔、指甲刀等物品一律上交。
10月1日早晨3时，103辆坦克同时发动，由“功臣号”坦克领队
向北京城进发，5时14分我们到达东长安街排成受阅队形。
7点钟，我们开始吃早餐——牛奶和面包。这是我头一回开“洋荤”，
此前，我从未喝过牛奶。
时间到了上午8时，参加开国大典的群众开始进入天安门广场。下午3时整，开国大典开始。毛主席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广场上爆发了长时间的、雷鸣般掌声。
下午3点20分阅兵式终于开始。
当军旗车“功臣号”坦克行驶到金水桥前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一”军旗在旗手李世雄手中向下45度角向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致敬。此时，天安门上空出现了人民空军的战鹰，101辆坦克的发动机声音与天安门上空的飞机马达声，汇成了气势磅礴的交响曲，深深地
印在了我的脑海中。
大典结束，我们回到丰台营房时，已是初灯时分。
54、难忘的时刻
王士芳回忆，1949年7月，年仅23岁的他被选送到中央团校第二期学习。9月25日，他们接到通知，将参加开国大典。喜讯让同学们兴奋不已，接下来的几天，大家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参加开国大典的准备和队列训练当中。
9月30日上午，他和1500名同学乘坐闷罐车从良乡赶到北京城内一所中学，大家就着开水吃自带的干粮、咸菜，晚上就在教室的课桌椅上睡觉。想到第二天就是开国大典，他们的情绪非常高昂。
10月1日12时，同学们奉命整队出发，来到天安门广场集合。由于当时敌特势力还很猖狂，所以他们还有保卫大典的任务，王士芳与同学们一样既兴奋又紧张。团校的队伍在天安门前中间位置，由于个子较高，王士芳和另外几个同学负责为团校打横幅。
15时，中央领导人一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整个广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毛泽东和其它领导人不断向广场人群招手致意，主持开国大典的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毛泽东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顿时，天安门广场掌声雷动，“毛主席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欢呼声响彻广场上空。远望着毛主席的身形，聆听着毛主席的声音，王士芳心中热血澎湃，热泪在眼眶中打转，恨不得把举横幅的双手都腾出来，像其它人一样热烈地鼓掌。
在《义勇军进行曲》中，毛泽东按动电钮，升起了新中国第一面国旗。王士芳所在团校学员方队距离旗杆不远，大家仰望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场肃立行注目礼。54门礼炮齐鸣28响后，毛泽东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号公告。阅兵式结束后，群众大游行开始了，王士芳等高举写有“中央团校”的横幅走在方队最前面。当他们行进到金水桥前，毛主席在天安门上看见了横幅，大声喊“中央团校的同志们万岁!”同学们群情振奋，齐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第二天，王士芳等学员和团中央、青年艺术学校合编为一个大队继续游行。“我是第一次见到一人多高的大铜鼓，四个铜鼓后面是几十把大洋号，我们跟在乐队后面。”说起当时的场景，王士芳老人仍激动不已，“家家户户都插上了国旗，大街上到处是游行的队伍和围观的群众，北京城成了欢乐的海洋。”
游行进行了三天才结束。之后，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王士芳都觉得有种激情在支配着他，每当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时，他总是会回忆起开国大典的难忘时刻。
据老人回忆，上世纪五十年代，定县的农业生产非常落后，农业机械化进程缓慢，在时任公社党委书记的他和社长马保山等人的努力下，刘少奇给时任河北省委书记的林铁写了封短信。很快，电线架设到了村里，干旱的农田喝上了水泵抽上来的水，支援来的拖拉机拉着“康麦因”在地里收割小麦。韩家洼成为保定地区第一个实现农业电气化灌溉的公社，得到了周恩来亲自签发的“农业生产先进公社”奖状。王士芳也受到了刘少奇、邓小平、杨尚昆、胡耀邦、贺龙、聂荣臻、罗荣桓等中央领导的接见。
现在，已离休赋闲的王士芳先后编写出版了《定州风云》、《定州英烈碑文录》、《战歌在定州》、《定州丰碑》等红色传统教育书籍和画册。
生于1928年的王士芳，河北省曲阳县南洪德村人，历任定县(今定州市)市团委书记，定县县委常委、农村工作部部长，韩家洼大公社党委书记，明月店区委书记，定县县委副书记，涞源县委副书记，新城县委副书记、县长、县委书记，定县县委书记，安国县委书记，保定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兼地直党委书记等职。
王士芳回忆，1949年7月，年仅23岁的他被选送到中央团校第二期学习。9月25日，他们接到通知，将参加开国大典。喜讯让同学们兴奋不已，接下来的几天，大家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参加开国大典的准备和队列训练当中。
9月30日上午，他和1500名同学乘坐闷罐车从良乡赶到北京城内一所中学，大家就着开水吃自带的干粮、咸菜，晚上就在教室的课桌椅上睡觉。想到第二天就是开国大典，他们的情绪非常高昂。
10月1日12时，同学们奉命整队出发，来到天安门广场集合。由于当时敌特势力还很猖狂，所以他们还有保卫大典的任务，王士芳与同学们一样既兴奋又紧张。团校的队伍在天安门前中间位置，由于个子较高，王士芳和另外几个同学负责为团校打横幅。
15时，中央领导人一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整个广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毛泽东和其它领导人不断向广场人群招手致意，主持开国大典的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毛泽东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顿时，天安门广场掌声雷动，“毛主席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欢呼声响彻广场上空。远望着毛主席的身形，聆听着毛主席的声音，王士芳心中热血澎湃，热泪在眼眶中打转，恨不得把举横幅的双手都腾出来，像其它人一样热烈地鼓掌。
在《义勇军进行曲》中，毛泽东按动电钮，升起了新中国第一面国旗。王士芳所在团校学员方队距离旗杆不远，大家仰望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场肃立行注目礼。54门礼炮齐鸣28响后，毛泽东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号公告。阅兵式结束后，群众大游行开始了，王士芳等高举写有“中央团校”的横幅走在方队最前面。当他们行进到金水桥前，毛主席在天安门上看见了横幅，大声喊“中央团校的同志们万岁!”同学们群情振奋，齐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第二天，王士芳等学员和团中央、青年艺术学校合编为一个大队继续游行。“我是第一次见到一人多高的大铜鼓，四个铜鼓后面是几十把大洋号，我们跟在乐队后面。”说起当时的场景，王士芳老人仍激动不已，“家家户户都插上了国旗，大街上到处是游行的队伍和围观的群众，北京城成了欢乐的海洋。”
游行进行了三天才结束。之后，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王士芳都觉得有种激情在支配着他，每当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时，他总是会回忆起开国大典的难忘时刻。
据老人回忆，上世纪五十年代，定县的农业生产非常落后，农业机械化进程缓慢，在时任公社党委书记的他和社长马保山等人的努力下，刘少奇给时任河北省委书记的林铁写了封短信。很快，电线架设到了村里，干旱的农田喝上了水泵抽上来的水，支援来的拖拉机拉着“康麦因”在地里收割小麦。韩家洼成为保定地区第一个实现农业电气化灌溉的公社，得到了周恩来亲自签发的“农业生产先进公社”奖状。王士芳也受到了刘少奇、邓小平、杨尚昆、胡耀邦、贺龙、聂荣臻、罗荣桓等中央领导的接见。
现在，已离休赋闲的王士芳先后编写出版了《定州风云》、《定州英烈碑文录》、《战歌在定州》、《定州丰碑》等红色传统教育书籍和画册。
生于1928年的王士芳，河北省曲阳县南洪德村人，历任定县(今定州市)市团委书记，定县县委常委、农村工作部部长，韩家洼大公社党委书记，明月店区委书记，定县县委副书记，涞源县委副书记，新城县委副书记、县长、县委书记，定县县委书记，安国县委书记，保定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兼地直党委书记等职。
54、难忘的时刻
王士芳回忆，1949年7月，年仅23岁的他被选送到中央团校第二期学习。9月25日，他们接到通知，将参加开国大典。喜讯让同学们兴奋不已，接下来的几天，大家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参加开国大典的准备和队列训练当中。
9月30日上午，他和1500名同学乘坐闷罐车从良乡赶到北京城内一所中学，大家就着开水吃自带的干粮、咸菜，晚上就在教室的课桌椅上睡觉。想到第二天就是开国大典，他们的情绪非常高昂。
10月1日12时，同学们奉命整队出发，来到天安门广场集合。由于当时敌特势力还很猖狂，所以他们还有保卫大典的任务，王士芳与同学们一样既兴奋又紧张。团校的队伍在天安门前中间位置，由于个子较高，王士芳和另外几个同学负责为团校打横幅。
15时，中央领导人一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整个广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毛泽东和其它领导人不断向广场人群招手致意，主持开国大典的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毛泽东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顿时，天安门广场掌声雷动，“毛主席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欢呼声响彻广场上空。远望着毛主席的身形，聆听着毛主席的声音，王士芳心中热血澎湃，热泪在眼眶中打转，恨不得把举横幅的双手都腾出来，像其它人一样热烈地鼓掌。
在《义勇军进行曲》中，毛泽东按动电钮，升起了新中国第一面国旗。王士芳所在团校学员方队距离旗杆不远，大家仰望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场肃立行注目礼。54门礼炮齐鸣28响后，毛泽东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号公告。阅兵式结束后，群众大游行开始了，王士芳等高举写有“中央团校”的横幅走在方队最前面。当他们行进到金水桥前，毛主席在天安门上看见了横幅，大声喊“中央团校的同志们万岁!”同学们群情振奋，齐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第二天，王士芳等学员和团中央、青年艺术学校合编为一个大队继续游行。“我是第一次见到一人多高的大铜鼓，四个铜鼓后面是几十把大洋号，我们跟在乐队后面。”说起当时的场景，王士芳老人仍激动不已，“家家户户都插上了国旗，大街上到处是游行的队伍和围观的群众，北京城成了欢乐的海洋。”
游行进行了三天才结束。之后，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王士芳都觉得有种激情在支配着他，每当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时，他总是会回忆起开国大典的难忘时刻。
据老人回忆，上世纪五十年代，定县的农业生产非常落后，农业机械化进程缓慢，在时任公社党委书记的他和社长马保山等人的努力下，刘少奇给时任河北省委书记的林铁写了封短信。很快，电线架设到了村里，干旱的农田喝上了水泵抽上来的水，支援来的拖拉机拉着“康麦因”在地里收割小麦。韩家洼成为保定地区第一个实现农业电气化灌溉的公社，得到了周恩来亲自签发的“农业生产先进公社”奖状。王士芳也受到了刘少奇、邓小平、杨尚昆、胡耀邦、贺龙、聂荣臻、罗荣桓等中央领导的接见。
现在，已离休赋闲的王士芳先后编写出版了《定州风云》、《定州英烈碑文录》、《战歌在定州》、《定州丰碑》等红色传统教育书籍和画册。
生于1928年的王士芳，河北省曲阳县南洪德村人，历任定县(今定州市)市团委书记，定县县委常委、农村工作部部长，韩家洼大公社党委书记，明月店区委书记，定县县委副书记，涞源县委副书记，新城县委副书记、县长、县委书记，定县县委书记，安国县委书记，保定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兼地直党委书记等职。
王士芳回忆，1949年7月，年仅23岁的他被选送到中央团校第二期学习。9月25日，他们接到通知，将参加开国大典。喜讯让同学们兴奋不已，接下来的几天，大家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参加开国大典的准备和队列训练当中。
9月30日上午，他和1500名同学乘坐闷罐车从良乡赶到北京城内一所中学，大家就着开水吃自带的干粮、咸菜，晚上就在教室的课桌椅上睡觉。想到第二天就是开国大典，他们的情绪非常高昂。
10月1日12时，同学们奉命整队出发，来到天安门广场集合。由于当时敌特势力还很猖狂，所以他们还有保卫大典的任务，王士芳与同学们一样既兴奋又紧张。团校的队伍在天安门前中间位置，由于个子较高，王士芳和另外几个同学负责为团校打横幅。
15时，中央领导人一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整个广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毛泽东和其它领导人不断向广场人群招手致意，主持开国大典的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毛泽东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顿时，天安门广场掌声雷动，“毛主席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欢呼声响彻广场上空。远望着毛主席的身形，聆听着毛主席的声音，王士芳心中热血澎湃，热泪在眼眶中打转，恨不得把举横幅的双手都腾出来，像其它人一样热烈地鼓掌。
在《义勇军进行曲》中，毛泽东按动电钮，升起了新中国第一面国旗。王士芳所在团校学员方队距离旗杆不远，大家仰望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场肃立行注目礼。54门礼炮齐鸣28响后，毛泽东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号公告。阅兵式结束后，群众大游行开始了，王士芳等高举写有“中央团校”的横幅走在方队最前面。当他们行进到金水桥前，毛主席在天安门上看见了横幅，大声喊“中央团校的同志们万岁!”同学们群情振奋，齐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第二天，王士芳等学员和团中央、青年艺术学校合编为一个大队继续游行。“我是第一次见到一人多高的大铜鼓，四个铜鼓后面是几十把大洋号，我们跟在乐队后面。”说起当时的场景，王士芳老人仍激动不已，“家家户户都插上了国旗，大街上到处是游行的队伍和围观的群众，北京城成了欢乐的海洋。”
游行进行了三天才结束。之后，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王士芳都觉得有种激情在支配着他，每当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时，他总是会回忆起开国大典的难忘时刻。
据老人回忆，上世纪五十年代，定县的农业生产非常落后，农业机械化进程缓慢，在时任公社党委书记的他和社长马保山等人的努力下，刘少奇给时任河北省委书记的林铁写了封短信。很快，电线架设到了村里，干旱的农田喝上了水泵抽上来的水，支援来的拖拉机拉着“康麦因”在地里收割小麦。韩家洼成为保定地区第一个实现农业电气化灌溉的公社，得到了周恩来亲自签发的“农业生产先进公社”奖状。王士芳也受到了刘少奇、邓小平、杨尚昆、胡耀邦、贺龙、聂荣臻、罗荣桓等中央领导的接见。
现在，已离休赋闲的王士芳先后编写出版了《定州风云》、《定州英烈碑文录》、《战歌在定州》、《定州丰碑》等红色传统教育书籍和画册。
生于1928年的王士芳，河北省曲阳县南洪德村人，历任定县(今定州市)市团委书记，定县县委常委、农村工作部部长，韩家洼大公社党委书记，明月店区委书记，定县县委副书记，涞源县委副书记，新城县委副书记、县长、县委书记，定县县委书记，安国县委书记，保定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兼地直党委书记等职。
55、最难忘最幸福的一天
部队要受阅 北苑训练忙
1949年10月1日，是新中国建立的日子。那天，由我担任团政委的华北军区二十兵团第二○○师第六○○团的１000名官兵，加入到李水清将军指挥的第一九九师序列中，有幸参加了开国大典的阅兵式。
我担任团政委的六○○团，是一支骁勇善战的队伍，团长刘政也是一员作战猛将。我俩不仅脾气相投，配合默契，在全兵团27个团班子中，我俩也最年轻。平津战役中，我团承担了围城打援和断敌西逃之路的作战任务，在北平的和平解放进程中立下过战功。
1949年7月，我团接到上级命令：立即从全团指战员中精心挑选1000人，组成一个步兵方队，集结到北苑兵营训练，准备参加开国大典的阅兵式。
“毛主席要检阅我们了！”消息传来，全团上下群情激动，各个连、排长纷纷到团部请战，坚决要求参加阅兵式，不少战士挑破手指用鲜血写了请战书，字里行间透着急切。最后经过严格的层层选拔，由团长刘政和我带领这1000人到北京北苑兵营集结。
受阅部队是由海、陆、空三军种的方阵组成。我们属于陆军步兵方阵，以连为单位，12个方队共1800人，领队由当时的一九九师（红军师）师长李水清担任。初到训练场，这些骁勇善战的官兵们却要重新“学走路”。在教官们的指挥下，他们在操场的地面上画上了间距为75公分，每12个人一排的方格子，每天按照格子练习。他们从踢正步的分解动作开始训练，而教官们毫不客气地用尺子测量着他们的脚离地高度是否符合标准，手臂摆动得是否一致。团长刘政每天和战士们一起训练，处处起到了表率作用。他们的脚底和腋下都磨出了血泡，布鞋磨破了一双又一双。
七、八月份正是北京最热的时候，夏季的骄阳把炽热肆无忌惮地倾泻在操场上，地面温度起码达到五十度，战士们都被晒得黝黑。指战员们抱着一个信念：一定要给毛主席争光，在阅兵式中走出自己的国威军威！当时的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副总指挥杨成武以及陈毅、粟裕等领导都曾经到阅兵部队训练场视察和作出过指示，还有参加过苏联红场阅兵的刘伯承首长也给过很好的建议。就这样，阅兵部队士气高涨，连级方队练习合格后再进行步兵方阵的合成训练，直到最后和各军种配合。最后终于在9月份被阅兵总指挥部宣告验收合格！
身在观礼台 心潮逐浪高
1949年9月30日深夜，受阅部队终于接到命令，连夜到天安门广场集结待命。第二天上午，新华社通过广播通告全世界：10月1日下午举行开国大典！我和受阅部队中其它团以上干部荣幸地受邀到天安门去观礼！
早在9月份，古老的天安门城楼就已被修葺一新，周围高大的城墙也都用红粉刷过；城楼正面第一次挂上了毛主席的巨幅画像；城楼中上方悬挂着鲜红的五星国徽，东西两边挂起了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的两幅巨大标语，城楼的梁柱中间悬挂着八只巨大的大红灯笼。
虽然季节已进入仲秋，可北京仍是晴空万里，带着和煦的暖意。10月1日清晨，当一轮红日从东方升起，灿烂的阳光把天安门城楼映得更加绚丽夺目、光彩照人。阅兵部队从凌晨开始即集结在天安门东侧。
我们从上午等到中午，从中午等到下午，感觉这半天显得格外漫长！
下午三点整，最庄严的时刻终于到来！在军乐声中，我在观礼台上，看到毛主席、朱总司令以及其它党和国家领导人走上了天安门城楼，开国大典正式开始了！代表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历程的28响礼炮声一落，少先队员们放飞的5000多只和平鸽随即飞向了蓝天！毛主席站在城楼上向全国人民、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在群众的欢呼声中，在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声中，我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随后朱总司令和聂荣臻总指挥乘坐敞篷吉普车检阅了排在东长安街上的阅兵部队，最后，阅兵式正式开始。
八一军旗高高飘扬。打头的是来自安东海军学校与华东军区海军的两个方队，代表着新中国最早的海军，昂首率先走过天安门。紧跟其后的就是我们步兵方阵了。只见李水清师长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身后有四个掌旗兵和护旗手，率领着12个步兵方队，步伐铿锵地向天安门城楼走来，不久就到了观礼台前。当他们一齐迈起正步，全体头向右转时，我在观礼台上一下子就从那么多人中认出了我团的指战员和团长刘政同志，他们雄赳赳气昂昂地把革命军人的英武之气走了出来！我兴奋地拍着巴掌，频频招手，仿佛和他们一起行进在队列里！
步兵方阵过去就是骑兵和炮兵方阵了，骑兵方阵分红马、黑马、白马连。紧随其后的是隆隆炮车整齐地经过广场，各种野炮、山炮、全都来自三大战役中从国民党军队那里缴获的美式装备。与炮兵方阵同步的就是空军的飞行编队了，它们编队整齐划一，尾后拉着笔直的白烟，共有十多架飞机分三批，依序通过了天安门广场上空，与地面的炮兵方阵构成了一幅立体的画面。此时，我和观礼台上观礼的人们全都欢呼雀跃，仰头挥手，还互相拥抱，为新中国有了自己的空军和飞机而激动不已！我哪里知道，三年后，我也驾机飞上了蓝天……
阅兵式结束后就是群众游行。此时工人、农民群众和北京市民们纷纷点亮了手里的灯笼，映照得广场一片光明，在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在毛主席频频向群众招手，高呼“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的欢呼声中，我激动的心情犹如大海的波涛，翻腾起伏，不能平静。能够亲历开国大典将是我一生中最幸运、最难忘、最光荣、最幸福的一天啊！
第二卷 横扫残敌
1、解放南京（1）
中央军委决定以百万大军发起渡江战役，夺取国民党的政治经济中心。
1949年2～3月，中央军委依据向长江以南进军的既定方针，命令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和中原、华东军区部队共约100万人，统归由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和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组成的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指挥。
准备在5月汛期到来之前，由安庆、芜湖、南京、江阴之线发起渡江作战，歼灭汤恩伯集团，夺取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南京、上海以及江苏、安徽、浙江省广大地区，并随时准备对付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
同时决定，第四野战军以第12兵团部率第40、第43军约12万人组成先遣兵团，由平(今北京)津地区南下，归第二野战军指挥，攻取信阳，威胁武汉，会同中原军区部队牵制白崇禧集团，策应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共双方代表团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国共和平谈判破裂。
主席主席、朱德总司令随即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从4月20日午夜起，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开始了渡江作战。
渡江作战多面开花
在江苏境内，担负渡江作战任务的是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8、第10兵团组成的东集团35万大军。
4月20日下午4时，第8兵团第35军首先发起了夺取浦镇、浦口和江浦的三浦战役。
三浦地区是南京的北大门，这里岗峦起伏，市镇稠密。国民党军为保卫江防和京畿，在此部署了第28军和第99军共四个师的兵力。解放军第35军根据上级部署，确定了“慢打渐进，伺机而动”的作战方针，计划先打江浦县城，后打浦镇、浦口，以达到牵制敌军兵力，配合友邻部队渡江作战的目的。
江浦县城墙有二三米厚、六七米高，城墙后边是大山包，炮火轰不倒，炸药炸不开。担负主攻任务的解放军第103师307团连续两次架梯爬楼都没得手。
随后，全师加强了炮火支援，同时组成突击队进行第三次攻击，终于攻占城头，大军突进城内，全歼守敌。此时，解放军中集团已从芜湖以西突破敌人长江防线。4月22日夜，三浦地区全部解放。
担负渡江攻占镇江的是解放军第8兵团第26军和34军。4月中旬，第26军为攻占长江的新老洲和世业洲等前沿阵地，与敌军进行了激烈的争夺战。
敌军多次出动军舰和飞机向几度失守的岛上狂轰滥炸，再出动部队重占岛屿。直到20日凌晨，第26军才全歼岛上守敌，解放了江中岛屿。
当晚，第34军、第26军及警备6旅、7旅迅速攻占敌军设在仪征至扬州一线的沿江桥头阵地。4月21日上午，第34军和第26军分别从扬州以西和以东的江面渡江南下。
敌军出动飞机向渡江船只扫射轰炸，渡江部队船自为战，组织机枪对空射击，迫使敌机不敢低飞。各渡船军民齐心协力，边打边行，相继闯过江心，冲向南岸，守敌仓皇溃逃。
第34军和第26军直插京沪铁路，向南京方向前进。
英国军舰挑衅遭惩
渡江作战前夕还发生了英军海军远东舰队“紫石英号”舰挑衅事件。
4月21日上午，英舰“紫石英号”闯入江都三江营江面，企图阻挠解放军渡江作战。
20日下午4时半，第10兵团发起渡江的时刻就要到来，可是，英舰“紫石英号”及从南京驶来的英国海军驱逐舰“伴侣号”仍在江面游弋。
解放军第23军岸边观察所奉命发出信号，警告外国军舰迅速离开。英舰非但不听警告，反而将炮口转向解放军阵地，并继续向前逼近。
在此紧急关头，解放军炮兵开炮示警。“紫石英号”却乘机炮击解放军炮兵阵地，第23军榴炮6团团长邓若波中弹身亡，指战员伤亡达253人。
榴炮6团及附近炮兵部队随即予以还击。“紫石英号”中弹30余发，死亡17人，重伤20人。弹痕累累的“紫石英号”一边悬挂起白旗，一边向南岸逃窜，搁浅在距三江营七公里处的太平洋。
“伴侣号”见势不妙，慌忙朝下游方向逃跑。英国海军远东舰队司令部在接到报告后，副总司令梅登中将立即率“伦敦号”旗舰、“黑天鹅号”驱逐舰全速增援。
4月21日凌晨驶过江阴，进入第10兵团防区，以重炮进行报复。第10兵团炮兵奉命还击，“黑天鹅号”被击中，炮位被摧毁，舰身被击穿，“伦敦号”见势慌忙掉头，带着浓烟滚滚的“黑天鹅号”，向上海方向逃窜。
解放军对英舰的严惩，标志着自鸦片战争以来100多年中华民族蒙受屈辱时代的结束。
正如主席在为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的《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中庄严宣告的那样：“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
南京政府土崩瓦解
4月21日晚7时，第10兵团第23军、第28军和第29军分乘千余条船只强渡长江。这时刮起了东北风，解放军指战员在船工的配合下，顺风南渡，接着在江阴以东首先突破敌军江防阵地。
登入后，部队连续打退敌军多次反扑，激战一昼夜，在香山、秦皇山、南闸、百丈镇一线建立起正面宽50公里、纵深10公里的滩头阵地。随后乘胜前进，相继解放了常州、无锡和苏州等城镇。
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国民党南京政府土崩瓦解，党政官员仓皇南逃，驻防南京及苏南各地的国民党军纷纷弃守而逃。各城市地下党组织根据事先的布置，组织党员和积极分子维护城市秩序，热烈欢迎解放军的到来。
解放军第8兵团第35军于23日午夜进占“总统府”。5月1日，中央电贺南京解放，指出：“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两大野战军执行人民解放军总部司令，奋勇前进，横渡长江，敌军望风披靡，南京迅获解放，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从此宣告灭亡，江南千百万人民迅即重见天日，全国欢腾，环球鼓舞。”
新华社北平四月二十四日六时电：在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攻击之下，千余里国民党长江防线全部崩溃，南京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已于昨日宣告灭亡。李宗仁、何应钦及南京的国民党军队于昨日上午逃出南京。李何等乘飞机逃往上海。人民解放军正向南京急进，如果昨夜没有入城，则可能于今日入城。
第二卷 横扫残敌
1、解放南京（1）
中央军委决定以百万大军发起渡江战役，夺取国民党的政治经济中心。
1949年2～3月，中央军委依据向长江以南进军的既定方针，命令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和中原、华东军区部队共约100万人，统归由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和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组成的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指挥。
准备在5月汛期到来之前，由安庆、芜湖、南京、江阴之线发起渡江作战，歼灭汤恩伯集团，夺取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南京、上海以及江苏、安徽、浙江省广大地区，并随时准备对付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
同时决定，第四野战军以第12兵团部率第40、第43军约12万人组成先遣兵团，由平(今北京)津地区南下，归第二野战军指挥，攻取信阳，威胁武汉，会同中原军区部队牵制白崇禧集团，策应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共双方代表团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国共和平谈判破裂。
主席主席、朱德总司令随即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从4月20日午夜起，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开始了渡江作战。
渡江作战多面开花
在江苏境内，担负渡江作战任务的是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8、第10兵团组成的东集团35万大军。
4月20日下午4时，第8兵团第35军首先发起了夺取浦镇、浦口和江浦的三浦战役。
三浦地区是南京的北大门，这里岗峦起伏，市镇稠密。国民党军为保卫江防和京畿，在此部署了第28军和第99军共四个师的兵力。解放军第35军根据上级部署，确定了“慢打渐进，伺机而动”的作战方针，计划先打江浦县城，后打浦镇、浦口，以达到牵制敌军兵力，配合友邻部队渡江作战的目的。
江浦县城墙有二三米厚、六七米高，城墙后边是大山包，炮火轰不倒，炸药炸不开。担负主攻任务的解放军第103师307团连续两次架梯爬楼都没得手。
随后，全师加强了炮火支援，同时组成突击队进行第三次攻击，终于攻占城头，大军突进城内，全歼守敌。此时，解放军中集团已从芜湖以西突破敌人长江防线。4月22日夜，三浦地区全部解放。
担负渡江攻占镇江的是解放军第8兵团第26军和34军。4月中旬，第26军为攻占长江的新老洲和世业洲等前沿阵地，与敌军进行了激烈的争夺战。
敌军多次出动军舰和飞机向几度失守的岛上狂轰滥炸，再出动部队重占岛屿。直到20日凌晨，第26军才全歼岛上守敌，解放了江中岛屿。
当晚，第34军、第26军及警备6旅、7旅迅速攻占敌军设在仪征至扬州一线的沿江桥头阵地。4月21日上午，第34军和第26军分别从扬州以西和以东的江面渡江南下。
敌军出动飞机向渡江船只扫射轰炸，渡江部队船自为战，组织机枪对空射击，迫使敌机不敢低飞。各渡船军民齐心协力，边打边行，相继闯过江心，冲向南岸，守敌仓皇溃逃。
第34军和第26军直插京沪铁路，向南京方向前进。
英国军舰挑衅遭惩
渡江作战前夕还发生了英军海军远东舰队“紫石英号”舰挑衅事件。
4月21日上午，英舰“紫石英号”闯入江都三江营江面，企图阻挠解放军渡江作战。
20日下午4时半，第10兵团发起渡江的时刻就要到来，可是，英舰“紫石英号”及从南京驶来的英国海军驱逐舰“伴侣号”仍在江面游弋。
解放军第23军岸边观察所奉命发出信号，警告外国军舰迅速离开。英舰非但不听警告，反而将炮口转向解放军阵地，并继续向前逼近。
在此紧急关头，解放军炮兵开炮示警。“紫石英号”却乘机炮击解放军炮兵阵地，第23军榴炮6团团长邓若波中弹身亡，指战员伤亡达253人。
榴炮6团及附近炮兵部队随即予以还击。“紫石英号”中弹30余发，死亡17人，重伤20人。弹痕累累的“紫石英号”一边悬挂起白旗，一边向南岸逃窜，搁浅在距三江营七公里处的太平洋。
“伴侣号”见势不妙，慌忙朝下游方向逃跑。英国海军远东舰队司令部在接到报告后，副总司令梅登中将立即率“伦敦号”旗舰、“黑天鹅号”驱逐舰全速增援。
4月21日凌晨驶过江阴，进入第10兵团防区，以重炮进行报复。第10兵团炮兵奉命还击，“黑天鹅号”被击中，炮位被摧毁，舰身被击穿，“伦敦号”见势慌忙掉头，带着浓烟滚滚的“黑天鹅号”，向上海方向逃窜。
解放军对英舰的严惩，标志着自鸦片战争以来100多年中华民族蒙受屈辱时代的结束。
正如主席在为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的《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中庄严宣告的那样：“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
南京政府土崩瓦解
4月21日晚7时，第10兵团第23军、第28军和第29军分乘千余条船只强渡长江。这时刮起了东北风，解放军指战员在船工的配合下，顺风南渡，接着在江阴以东首先突破敌军江防阵地。
登入后，部队连续打退敌军多次反扑，激战一昼夜，在香山、秦皇山、南闸、百丈镇一线建立起正面宽50公里、纵深10公里的滩头阵地。随后乘胜前进，相继解放了常州、无锡和苏州等城镇。
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国民党南京政府土崩瓦解，党政官员仓皇南逃，驻防南京及苏南各地的国民党军纷纷弃守而逃。各城市地下党组织根据事先的布置，组织党员和积极分子维护城市秩序，热烈欢迎解放军的到来。
解放军第8兵团第35军于23日午夜进占“总统府”。5月1日，中央电贺南京解放，指出：“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两大野战军执行人民解放军总部司令，奋勇前进，横渡长江，敌军望风披靡，南京迅获解放，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从此宣告灭亡，江南千百万人民迅即重见天日，全国欢腾，环球鼓舞。”
新华社北平四月二十四日六时电：在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攻击之下，千余里国民党长江防线全部崩溃，南京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已于昨日宣告灭亡。李宗仁、何应钦及南京的国民党军队于昨日上午逃出南京。李何等乘飞机逃往上海。人民解放军正向南京急进，如果昨夜没有入城，则可能于今日入城。
2、解放南京（2）
亲历者说：
“没想到堂堂国民政府的首都，竟然那么好打。”78岁的徐法全回忆说。徐法全时任第9兵团27军侦察营排长，进攻南京前夕，受命执行侦察南京的任务。
渡江战役发起仅过3天，人民解放军就占领了南京，以至于路透社的报道中，有了“南京及长江全部防线于一夜之间如戏剧性之崩溃”这样戏剧性的句子。
导致南京如此轻易地“失手”，蒋**的布防策略是一大原因。当年，这位下野的“总裁”于奉化千里遥控汤恩伯，将“主力集中于江阴以下，以上海为据点。至于南京上下游，只留少数部队应付应付就可以了”。
对于这一布置，代总统李宗仁极其不满，多年后回忆起来仍有极不客气的评价：“蒋先生最不可恕的干预，便是他破坏了政府的江防计划，无意守江，却要守上海一座死城。执行他这错误战略的，便是他最宠信而实际最脓包的汤恩伯。”
既然早有弃城之意，那么国民党各大要员竟然能在解放军进城前一天携带箱笼细软全部安全撤离，也就不难理解了。
23日早，“追云号”“自强号”两架专机在南京上空恋恋不舍地盘旋了两周，向南方飞去。机上，是李宗仁、何应钦、顾祝同、周至柔等一干国民党要员。李宗仁从舷窗下望，“斯时东方既白，长江如练，南京城郊，炮火正浓”。
高官有飞机坐，中下层官员则狼狈得多。当时驻南京的美联社记者西?托平在回忆录中写到：南京市长邓杰(音)卷带市财政金库的3亿元金圆券试图驾车逃跑，却被他的私人司机和卫兵痛打一顿，两腿都打断了，所携财款被一抢而空。
过后看来，这位邓市长的腿断得实在有点冤——仅在第二天，金圆券就贬至150万兑1美元，邓市长卷带的公款仅值200美元。后来，“邓被指控犯有企图携市政府雇员工资拨款外逃罪”而“投进了党的监狱”。
“尽管不打算死守，但南京毕竟是国都，一枪不放弃城而逃影响太坏。所以国民党国防部还是作了精心的防御准备。”曾任国民党陆军总部办公室主任的王楚英回忆。
国民党对南京的防御部署分两个部分：一是位于江北的南京外围“三浦”(浦口、浦镇、江浦)的防御；第二部分则是南京城防的部署。为守住南京的北大门，汤恩伯将军纪涣散、战斗力差的96军从“三浦”撤走，改由嫡系的28军接防。
“在国民党军的日暮时期，28军就算还有一些战斗力的部队了。”王楚英回忆，“他们在三浦地区构筑明碉暗堡，挖外壕、埋地雷、架铁丝网，还在沿江、沿公路一线及北面的大小山头修筑了多重防御阵地，要与解放军拼死一搏。”
28军即将面对的，是解放军第8兵团35军。
“总前委把夺占南京的任务交给35军时，全军官兵欢呼雀跃。”徐法全本是第9兵团27军侦察营的一名排长，进攻南京前夕，被上级配署给35军，执行侦察南京的任务。
35军是一支由国民党起义部队改编而来的新军，几个月前，国民党吴化文部在济南战役中起义，所属部队与解放军鲁中南第3纵队整编为35军，吴化文担任军长。
“这是一本活教材，为那些执迷不悟的国民党官兵指出光明前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军史专家王辅一说，让一位国民党起义将领率领一支国民党起义部队，攻占国民党的首都，总前委可谓用心良苦。
4月21日零时，攻城战斗打响了。
“35军定下了周密的攻击方案。”徐法全回忆，103师负责攻占江浦，104师攻打浦镇，105师从正面切断江浦、浦镇之敌的联系。三路部队得手后，沿着铁路线会攻浦口，打掉南京北面最后一个屏障，从浦口渡江，直扑南京。
当35军大部队从挹江门进入南京市区时，曾经不可一世的国民党军队早已逃之夭夭。“我们进城时，已经没有任何抵抗了。”徐法全说。
4月24日凌晨，104师312团在起义警察及地下党组织的引导下，高举着红旗，向总统府飞奔而去。
“我们刚到总统府门口，那里就有几个人很配合地把门打开了。”裹挟在这支胜利之师中间，徐法全兴奋极了。312团战士一进门，率先冲上门楼，争先恐后地扯下了那面飘扬了14年的青天白日旗。“接着，一面鲜艳的红旗就换了上去。”
曾经富丽堂皇的总统府一片狼藉，“到处散落着相片、文件和各种书报”。在总统办公室内，一张玻璃台面的大桌子上，日历翻在了4月23日。这一天，代总统李宗仁等一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逃离南京。
叹哉南京，百年之间三次城破。不过这一次，它将与整个中国一道，迎来一个崭新的天地。(完)
新华社记者张汨汨、梅世雄
2、解放南京（2）
亲历者说：
“没想到堂堂国民政府的首都，竟然那么好打。”78岁的徐法全回忆说。徐法全时任第9兵团27军侦察营排长，进攻南京前夕，受命执行侦察南京的任务。
渡江战役发起仅过3天，人民解放军就占领了南京，以至于路透社的报道中，有了“南京及长江全部防线于一夜之间如戏剧性之崩溃”这样戏剧性的句子。
导致南京如此轻易地“失手”，蒋**的布防策略是一大原因。当年，这位下野的“总裁”于奉化千里遥控汤恩伯，将“主力集中于江阴以下，以上海为据点。至于南京上下游，只留少数部队应付应付就可以了”。
对于这一布置，代总统李宗仁极其不满，多年后回忆起来仍有极不客气的评价：“蒋先生最不可恕的干预，便是他破坏了政府的江防计划，无意守江，却要守上海一座死城。执行他这错误战略的，便是他最宠信而实际最脓包的汤恩伯。”
既然早有弃城之意，那么国民党各大要员竟然能在解放军进城前一天携带箱笼细软全部安全撤离，也就不难理解了。
23日早，“追云号”“自强号”两架专机在南京上空恋恋不舍地盘旋了两周，向南方飞去。机上，是李宗仁、何应钦、顾祝同、周至柔等一干国民党要员。李宗仁从舷窗下望，“斯时东方既白，长江如练，南京城郊，炮火正浓”。
高官有飞机坐，中下层官员则狼狈得多。当时驻南京的美联社记者西?托平在回忆录中写到：南京市长邓杰(音)卷带市财政金库的3亿元金圆券试图驾车逃跑，却被他的私人司机和卫兵痛打一顿，两腿都打断了，所携财款被一抢而空。
过后看来，这位邓市长的腿断得实在有点冤——仅在第二天，金圆券就贬至150万兑1美元，邓市长卷带的公款仅值200美元。后来，“邓被指控犯有企图携市政府雇员工资拨款外逃罪”而“投进了党的监狱”。
“尽管不打算死守，但南京毕竟是国都，一枪不放弃城而逃影响太坏。所以国民党国防部还是作了精心的防御准备。”曾任国民党陆军总部办公室主任的王楚英回忆。
国民党对南京的防御部署分两个部分：一是位于江北的南京外围“三浦”(浦口、浦镇、江浦)的防御；第二部分则是南京城防的部署。为守住南京的北大门，汤恩伯将军纪涣散、战斗力差的96军从“三浦”撤走，改由嫡系的28军接防。
“在国民党军的日暮时期，28军就算还有一些战斗力的部队了。”王楚英回忆，“他们在三浦地区构筑明碉暗堡，挖外壕、埋地雷、架铁丝网，还在沿江、沿公路一线及北面的大小山头修筑了多重防御阵地，要与解放军拼死一搏。”
28军即将面对的，是解放军第8兵团35军。
“总前委把夺占南京的任务交给35军时，全军官兵欢呼雀跃。”徐法全本是第9兵团27军侦察营的一名排长，进攻南京前夕，被上级配署给35军，执行侦察南京的任务。
35军是一支由国民党起义部队改编而来的新军，几个月前，国民党吴化文部在济南战役中起义，所属部队与解放军鲁中南第3纵队整编为35军，吴化文担任军长。
“这是一本活教材，为那些执迷不悟的国民党官兵指出光明前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军史专家王辅一说，让一位国民党起义将领率领一支国民党起义部队，攻占国民党的首都，总前委可谓用心良苦。
4月21日零时，攻城战斗打响了。
“35军定下了周密的攻击方案。”徐法全回忆，103师负责攻占江浦，104师攻打浦镇，105师从正面切断江浦、浦镇之敌的联系。三路部队得手后，沿着铁路线会攻浦口，打掉南京北面最后一个屏障，从浦口渡江，直扑南京。
当35军大部队从挹江门进入南京市区时，曾经不可一世的国民党军队早已逃之夭夭。“我们进城时，已经没有任何抵抗了。”徐法全说。
4月24日凌晨，104师312团在起义警察及地下党组织的引导下，高举着红旗，向总统府飞奔而去。
“我们刚到总统府门口，那里就有几个人很配合地把门打开了。”裹挟在这支胜利之师中间，徐法全兴奋极了。312团战士一进门，率先冲上门楼，争先恐后地扯下了那面飘扬了14年的青天白日旗。“接着，一面鲜艳的红旗就换了上去。”
曾经富丽堂皇的总统府一片狼藉，“到处散落着相片、文件和各种书报”。在总统办公室内，一张玻璃台面的大桌子上，日历翻在了4月23日。这一天，代总统李宗仁等一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逃离南京。
叹哉南京，百年之间三次城破。不过这一次，它将与整个中国一道，迎来一个崭新的天地。(完)
新华社记者张汨汨、梅世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