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开国大典的通信联络

某年某日，记者拜访了江苏省军区南京第一干休所离休干部艾平，听他讲述了执行开国大典通信保障任务的情景。艾平老人是陕西省米脂县人，1932年11月生，1945年1月入伍，曾任中央军委无线电通信总台报务员、报务主任等职。
新中国成立前夕，艾平任中央军委无线电通信总台报务员，住在北京西山长安寺内。1949年9月28日上午9时，艾平接到中央军委无线电总台台长田宝洪的通知，称有重要任务。艾平见到田台长还没坐定，田台长就向他宣布：“根据上级的命令，决定组建开国大典应急通信无线电特遣队，由你担任队长兼中心台台长，刘文淼、袁育体、王文海、谢耀恒为队员。”
时间紧急，准备工作只有1天多的时间。根据通信联络方案，艾平随即召开会议，作了简要的战前动员，对任务进行了明确分工，并制定了各台的番号、呼号、频率和通信简语等。由于此次任务用的电台都是全新的美国报话机，这种机器性能很好，但体积大，还特别重，约有30多斤，他们背着机器在附近选择了5个点反复进行调试和演练，很快掌握了这种报话机的性能和使用方法。
当时，北京刚刚解放,蒋介石疯狂叫嚣要轰炸天安门,破坏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形势非常严峻。为防敌特骚扰，上级下了死命令：10月1日零点之前，必须做好一切准备，不管碰到任何复杂的情况，都要确保万无一失！
9月30日下午2点，艾平等通信保障人员从军委无线电总台驻地出发，约4点左右到达位于北京西单的开国大典筹备处接待站报到。接待站领导给他们进一步明确了任务和要求：特遣队除了在有线电通信网络遭到破坏时紧急替补外，还要保障开国大典仪式的应急通信指挥。
晚上11点多，他们就进入了各自的执勤位置，并做好了一切准备。艾平负责的主台位置在天安门金水桥旁边，刘文淼等4个队员分别在西单、前门、东单、广场中心，他们分别持有各个区域的通行证。“我的通行证是可上下天安门的‘红色特种通行证’，和他们的不一样。”艾老自豪地说。
10月1日上午8时许，东边阅兵部队集结区使用的北平邮电系统的旧线路，一条电缆干扰较大，天安门前声音顿时传播失真。特遣队无线台随即跟上，传递信号，解了燃眉之急。阅兵过程中，由于播放军乐和解说词所使用的大功率高音喇叭对有线通信系统的部分线路造成强干扰，致使电话不能正常使用，指挥部队传达口令遇到了困难，特遣队受命立即开通无线通信，一个个命令清晰地传达出去。当日20时30分，特遣队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奉命撤离值勤点。

17、毛泽东女儿李敏回忆开国大典那一刻
时隔六十载，新中国缔造者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对开国大典那一刻依然记忆犹新，每每谈及，禁不住激动万分。
李敏现在已年过七旬。她对记者说：“我是一九四七年从苏联回国的，一九四九年开国大典时我十二岁，和爸爸住中南海。 开国大典那天我心里特别激动，我知道这是国家的大事，小孩子不应该跟着去。但我心里特别想跟着爸爸上天安门，又不敢说，不敢提任何要求。开国大典下午三点开始，我就在中南海听广播，在广播里听到爸爸的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特别高兴，心想，我们的国家从此就强大富裕起来了。”
“那天，晚饭前，爸爸从天安门城楼回到家，休息了一会儿，晚饭过后，就带着我们又从中南海出去，去天安门观看礼花。 晚上八点，五颜六色的礼花开始在空中放起来了，我坐在爸爸身旁，不时拉着爸爸的大手说：爸爸，快看，这像什么花，那像什么花……”
李敏说，开国大典这一重要时刻已被载入史册。我后来在电影记录片中看到大阅兵的场景，看到爸爸魁梧的身躯，听到宏亮的声音，内心的骄傲自豪就别提了。 多少年来，爸爸那宏亮声音时常在我耳边回响。爸爸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英姿永远定格在我的心中。直到现在，我每经过长安街看到天安门城楼上爸爸的照片，就不由自主地想起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开国大典的那一幕。
一九三六年冬天，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女儿李敏出生在陕北的窑洞里，李敏四岁时去莫斯科与妈妈在一起， 一九五九年李敏与大学同窗孔令华结为夫妻，毛泽东亲自参加主持了婚礼。李敏育有一双儿女，儿子孔继宁从事传媒业。爱女孔东梅是个漂亮能干的姑娘，前不久她去台湾访问，成为热点人物。孔东梅在北京开了一家“菊香书屋”，书屋的名字是当年毛泽东在中南海故居的名字。
孔东梅还是个作家，她在心血之作《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毛泽东与贺子珍》一书中有一段纪录：“ 一九四九年，外婆贺子珍想去北平，因为外公即将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里还有她在井冈山的老战友和好姐妹，能目睹开国大典，会让外婆觉得不虚此生。但没能实现……。一九七九年九月九日，外婆终于到了北京。外公已安眠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纪念堂。外婆坐着轮椅进入了毛主席纪念堂，升降机缓缓托起水晶棺，外公又出现在外婆眼前。外婆告诉自己：不能哭。她决心好好看看外公！ ”
三十多年来，每逢九月九日和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家后代相聚的日子。李敏和李讷等亲属在这一天总要一起到天安门广场的毛主席纪念堂去看父亲。
李敏对记者说：“现在我很少出门，不过多的会客，就在家里的厅里走动做一些锻炼。我每天要看新闻联播和军事频道，再看看有关农业节目。喜欢听老歌和红歌，现在年轻人唱的流行歌曲听起来不习惯。”
李敏说，从小父亲就教导我，要艰苦朴素，和普通百姓一样生活。我牢记这一点。现在我已经彻底的平民化了，我如果上街，去公园，根本没人认出我是毛泽东的女儿。

18、开国大典保卫工作秘闻
在《义勇军进行曲》和礼炮声中，毛主席按下电钮，把第一面五星红旗缓缓升起。 5000多只和平鸽冲向蓝天。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广场上一片欢腾。
这是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开国大典的场景。等待这最激动人心时刻的过程，却是无数公安干警最繁忙、艰苦的数月——
为了这一刻，新组建的公安大队民警脱掉军装，按照任务要求，化装成蹬三轮车的、修鞋的、收破烂的、摆小摊的，沐风冒雨，密切注视着敌特的风吹草动；
为开国大典辛苦数月，巡警却只能在历史性的那一刻远远驻足，满怀遗憾地继续巡逻。
就是这无数个“小人物”日以继夜、严谨周密的保卫工作，才使得这历史性的一刻顺利进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定在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在即，大家的心悬得更紧了。此时北平虽已和平解放，却并不太平。傅作义的军队在城外进行了改编，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也趁机潜伏了下来。北平原来被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长期统治，反动基础根深蒂固，是国民党特务的北方指挥中心，在国民党反动派即将灭亡的前夕，各地匪特纷纷聚集在此，并把监狱里的惯盗、惯窃放出，与特务、地主、恶霸、散兵相互勾结，进行各种破坏活动。
逃窜到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也虎视眈眈地盯着这个日子：台湾国民党保密局已密令潜伏北平的特务分子开展暗杀行动：“只要是中共部长以上，部队将军以上人员均可刺杀”，“完成一个任务回来就晋级请赏”、“刺杀一个可得黄金50两”。后来，索性不再有指标：“不分时间、地点、打响就行。”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定，中共中央办公地点由西柏坡迁往古都北平。3月25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由河北省平山县乘火车抵达北平。
为了整饬社会混乱，保卫党中央、毛泽东的绝对安全，中央军委决定建立一支集军事与公安业务于一身的新型人民武装，罗瑞卿担任新中国的公安部长，同时组建一支公安部队。
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迁驻北平后，迫切需要做的两件大事，即召开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为了顺利完成这两项保卫工作，根据公安部的指示1949年7月18日由华北军区政治部、华北军区司令部二处、平津纠察总队便衣队、市公安局侦查处等单位抽调276名干部，组成“政协临时保卫大队”。9月1日，北平市公安局决定成立保卫处，又称为“公安局四处”。保卫处下设警卫科、机关保卫、工厂保卫、学校保卫4个科，其中保卫科的大部分成员是由“政协临时保卫大队”转过来的。从此，市公安局四处成为专门负责执行地区和路线警卫的正式机构。
与此同时，北京市公安局破获的第一起潜伏案件，就是识破了“民促会华北分会”的祸心，挖出了阴谋挤进民主党派、破坏新生政权的王敏侯、吴雷远等人。
王敏侯、吴雷远一伙的活动情况，全在北平市公安局侦讯处的掌握之中。这两人参与的“民促会华北分会”的目的是企图披上民主党派的外衣，利用民主党派的身份，参与新中国的政权建设，与我党作长期斗争。
1949年3月7日下午5时许，故宫西侧北长街12号的普济佛学会内，王敏侯、吴雷远等人正在指挥“民促会华北分会”骨干人员演练。侦查员推门而入，共逮捕案犯21名，其中主犯15名。“民促会华北分会”的阴谋在全国第一届政协筹备会议之前被及时戳穿，铲除了一大隐患，4名主犯被判处死刑，吴雷远1952年2月病死在狱中。
开国大典前夕，公安部队对城区每一条街道、每一条胡同进行拉网式清理，又先后逮捕了国民党“党通局北平区第二分局行动组”杨金富等14名案犯，捕获惯匪、恶霸3000多名，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封闭妓院250多处。大量案件的破获，使动荡的北平趋于稳定。
曾经亲身参与开国大典保安工作的干警们，至今对当年的细节记忆犹新。
时间一天天地接近开国之日，公安一师二团排长刘拴虎像往常一样装扮成市民在附近游动。夜幕降临，地下的一个烟头引起他的注意，他拾起来，烟是飞马牌的。当时这种烟不是一般人能吸的，他从扔烟头的位置向四处望去，这是一片视野极为开阔的地方。他又仔细地观察了留在这里的皮鞋印，顿时感到：皮鞋、烟头，肯定有一个不大寻常的人常到这里来。他警觉起来。此后他每天都到这里来转转。第五天，他预感的情况出现了，一个头戴礼帽的人出现在刘拴虎的视野内。刘拴虎接近过去，发现那个人正在画线路图，便上前查问。那人见暴露了，便掏出匕首向刘拴虎刺去，几个回合，刘拴虎将那人擒获。经审查，他叫王以才，是国民党国防二厅华北督察二组北平情报组的特务，他的任务就是绘制地图，准备10月1日这一天爆炸毛主席的车队。
公安部队战士胡光还记得，有一天在天安门执勤，突然有人报告，说在南面新华门附近一个胡同里发现一名持枪土匪。他听说后迅速骑上自行车，十几分钟后追上那个土匪，将土匪逼到死胡同。胡光从车上跳下来，迎上去就和他打了起来。土匪见打不过胡光，就掏出枪开枪打中了胡光的一个手指头，胡光忍着伤痛，一只手按住土匪的手枪，一只手抠住土匪的眼睛，最终将土匪制服。
今年82岁的魏丙昆当年在天安门附近的派出所工作，为开国大典做了长时间的保卫工作，其中一项就是“收枪”。那时刚解放，国民党溃逃的散兵游勇在北京，留着很多枪支，都得收。在南河沿，有一处曾是国民党某部队的留守处，部队撤走后，光剩房子，我们的收枪就从那里开始。
没想到光步枪就有三十多支，还有手枪，有时候在垃圾堆中捡到，有时候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找到。从国民党士兵那里收枪以后，跟他们谈话、动员，愿意参加解放军可以，不当解放军，那就发路费回家。
到1949年10月1日那天，外一十六派出所的民警郭宗惠才参加工作一百零几天。开国大典前夕，每天跟着老所长巡逻。有一个细节他至今印象深刻。当时老所长腿有点瘸，就把枪给他让他带在身上，二人四处巡逻。那会儿真悬哪，要真遇见坏人，老所长跑不动，枪在小民警郭宗惠那儿，他又不会开枪。不过，靠着当时人民群众的拥护，倒也让他们壮了胆儿。
慕丰韵当年是便衣警卫队的政委。他们的队部设在北长街一处没收的国民党官员的住宅里，在故宫护城河的河畔上。每次警卫任务，都是由中央警卫部门中南海警卫处通过专线电话下达。任务结束后，将情况上报市公安局和警卫处。部分同志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住地、活动场所和主要路线的定点警卫。为了不引起注意，也为了便于观察情况，他们脱掉军装，化装成蹬三轮车的、修鞋的、收破烂的、摆小摊的。为了装得像，还要熟悉掩护的职业，边实践边学习，真的做到了装什么像什么。
保卫工作有多繁复、艰苦，当年曾是朝阳分区干警的潘永真算了一笔账：全分局干警在保安工作期间，一共加班是55万小时。每人4个月没休息。全局896名干警一直是带病坚持工作。有的子女生病、妻子临产、父母病危这些情况也只能干警自己克服，因为要确保安全。

18、开国大典保卫工作秘闻
在《义勇军进行曲》和礼炮声中，毛主席按下电钮，把第一面五星红旗缓缓升起。 5000多只和平鸽冲向蓝天。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广场上一片欢腾。
这是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开国大典的场景。等待这最激动人心时刻的过程，却是无数公安干警最繁忙、艰苦的数月——
为了这一刻，新组建的公安大队民警脱掉军装，按照任务要求，化装成蹬三轮车的、修鞋的、收破烂的、摆小摊的，沐风冒雨，密切注视着敌特的风吹草动；
为开国大典辛苦数月，巡警却只能在历史性的那一刻远远驻足，满怀遗憾地继续巡逻。
就是这无数个“小人物”日以继夜、严谨周密的保卫工作，才使得这历史性的一刻顺利进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定在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在即，大家的心悬得更紧了。此时北平虽已和平解放，却并不太平。傅作义的军队在城外进行了改编，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也趁机潜伏了下来。北平原来被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长期统治，反动基础根深蒂固，是国民党特务的北方指挥中心，在国民党反动派即将灭亡的前夕，各地匪特纷纷聚集在此，并把监狱里的惯盗、惯窃放出，与特务、地主、恶霸、散兵相互勾结，进行各种破坏活动。
逃窜到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也虎视眈眈地盯着这个日子：台湾国民党保密局已密令潜伏北平的特务分子开展暗杀行动：“只要是中共部长以上，部队将军以上人员均可刺杀”，“完成一个任务回来就晋级请赏”、“刺杀一个可得黄金50两”。后来，索性不再有指标：“不分时间、地点、打响就行。”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定，中共中央办公地点由西柏坡迁往古都北平。3月25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由河北省平山县乘火车抵达北平。
为了整饬社会混乱，保卫党中央、毛泽东的绝对安全，中央军委决定建立一支集军事与公安业务于一身的新型人民武装，罗瑞卿担任新中国的公安部长，同时组建一支公安部队。
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迁驻北平后，迫切需要做的两件大事，即召开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为了顺利完成这两项保卫工作，根据公安部的指示1949年7月18日由华北军区政治部、华北军区司令部二处、平津纠察总队便衣队、市公安局侦查处等单位抽调276名干部，组成“政协临时保卫大队”。9月1日，北平市公安局决定成立保卫处，又称为“公安局四处”。保卫处下设警卫科、机关保卫、工厂保卫、学校保卫4个科，其中保卫科的大部分成员是由“政协临时保卫大队”转过来的。从此，市公安局四处成为专门负责执行地区和路线警卫的正式机构。
与此同时，北京市公安局破获的第一起潜伏案件，就是识破了“民促会华北分会”的祸心，挖出了阴谋挤进民主党派、破坏新生政权的王敏侯、吴雷远等人。
王敏侯、吴雷远一伙的活动情况，全在北平市公安局侦讯处的掌握之中。这两人参与的“民促会华北分会”的目的是企图披上民主党派的外衣，利用民主党派的身份，参与新中国的政权建设，与我党作长期斗争。
1949年3月7日下午5时许，故宫西侧北长街12号的普济佛学会内，王敏侯、吴雷远等人正在指挥“民促会华北分会”骨干人员演练。侦查员推门而入，共逮捕案犯21名，其中主犯15名。“民促会华北分会”的阴谋在全国第一届政协筹备会议之前被及时戳穿，铲除了一大隐患，4名主犯被判处死刑，吴雷远1952年2月病死在狱中。
开国大典前夕，公安部队对城区每一条街道、每一条胡同进行拉网式清理，又先后逮捕了国民党“党通局北平区第二分局行动组”杨金富等14名案犯，捕获惯匪、恶霸3000多名，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封闭妓院250多处。大量案件的破获，使动荡的北平趋于稳定。
曾经亲身参与开国大典保安工作的干警们，至今对当年的细节记忆犹新。
时间一天天地接近开国之日，公安一师二团排长刘拴虎像往常一样装扮成市民在附近游动。夜幕降临，地下的一个烟头引起他的注意，他拾起来，烟是飞马牌的。当时这种烟不是一般人能吸的，他从扔烟头的位置向四处望去，这是一片视野极为开阔的地方。他又仔细地观察了留在这里的皮鞋印，顿时感到：皮鞋、烟头，肯定有一个不大寻常的人常到这里来。他警觉起来。此后他每天都到这里来转转。第五天，他预感的情况出现了，一个头戴礼帽的人出现在刘拴虎的视野内。刘拴虎接近过去，发现那个人正在画线路图，便上前查问。那人见暴露了，便掏出匕首向刘拴虎刺去，几个回合，刘拴虎将那人擒获。经审查，他叫王以才，是国民党国防二厅华北督察二组北平情报组的特务，他的任务就是绘制地图，准备10月1日这一天爆炸毛主席的车队。
公安部队战士胡光还记得，有一天在天安门执勤，突然有人报告，说在南面新华门附近一个胡同里发现一名持枪土匪。他听说后迅速骑上自行车，十几分钟后追上那个土匪，将土匪逼到死胡同。胡光从车上跳下来，迎上去就和他打了起来。土匪见打不过胡光，就掏出枪开枪打中了胡光的一个手指头，胡光忍着伤痛，一只手按住土匪的手枪，一只手抠住土匪的眼睛，最终将土匪制服。
今年82岁的魏丙昆当年在天安门附近的派出所工作，为开国大典做了长时间的保卫工作，其中一项就是“收枪”。那时刚解放，国民党溃逃的散兵游勇在北京，留着很多枪支，都得收。在南河沿，有一处曾是国民党某部队的留守处，部队撤走后，光剩房子，我们的收枪就从那里开始。
没想到光步枪就有三十多支，还有手枪，有时候在垃圾堆中捡到，有时候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找到。从国民党士兵那里收枪以后，跟他们谈话、动员，愿意参加解放军可以，不当解放军，那就发路费回家。
到1949年10月1日那天，外一十六派出所的民警郭宗惠才参加工作一百零几天。开国大典前夕，每天跟着老所长巡逻。有一个细节他至今印象深刻。当时老所长腿有点瘸，就把枪给他让他带在身上，二人四处巡逻。那会儿真悬哪，要真遇见坏人，老所长跑不动，枪在小民警郭宗惠那儿，他又不会开枪。不过，靠着当时人民群众的拥护，倒也让他们壮了胆儿。
慕丰韵当年是便衣警卫队的政委。他们的队部设在北长街一处没收的国民党官员的住宅里，在故宫护城河的河畔上。每次警卫任务，都是由中央警卫部门中南海警卫处通过专线电话下达。任务结束后，将情况上报市公安局和警卫处。部分同志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住地、活动场所和主要路线的定点警卫。为了不引起注意，也为了便于观察情况，他们脱掉军装，化装成蹬三轮车的、修鞋的、收破烂的、摆小摊的。为了装得像，还要熟悉掩护的职业，边实践边学习，真的做到了装什么像什么。
保卫工作有多繁复、艰苦，当年曾是朝阳分区干警的潘永真算了一笔账：全分局干警在保安工作期间，一共加班是55万小时。每人4个月没休息。全局896名干警一直是带病坚持工作。有的子女生病、妻子临产、父母病危这些情况也只能干警自己克服，因为要确保安全。

终于到了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的日子。这天凌晨，整个天安门广场，城楼下，金水桥后，东西观礼台，包括后来的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广场向南到前门箭楼，红墙中间的松树林地带，全部严密警戒，封锁各路口，禁止任何车辆行人通行。负责开国大典天安门广场警卫任务的北京纠察总队一大队，从干部到战士都紧张地忙碌着。
凌晨5时，谁也没料到，周恩来突然到来。纠察总队一大队负责人吕展要向他汇报警卫情况。周恩来说：“你不用汇报，我们到现场去看一下。”
周恩来沿着警卫路线看了看，凡是毛泽东所要经过或停留的地方，他都详细地一一过问。
他来到休息厅，里面已经放了几个沙发，陪同周恩来检查的吕展来到毛主席坐的沙发前，试坐了坐，看稳不稳，还翻看沙发下有无异物。看完后，他又从休息处走到检阅台前，查看主席要站的位置是否平稳；讲话用的扬声器是否失真；散会后毛主席要沿着天安门城墙行走的路线是否平坦……
当周恩来看到金水桥后边新搭起的两座观礼台时，问吕展：“这两座观礼台搭好后，经过试验了吗？如果人员上满了稳不稳？牢固不牢固？”吕展回答：“保证牢固。搭好后警卫师拉来一个营，登上每个观礼台，做上下跳动10分钟的试验，很牢固。”
周恩来点点头说：“好！好！做事就要这样认真！”
警卫战士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对一些保卫死角进行了一次检查，这一切检查完毕，天也大亮了。开国大典按规定如期进行。
下午1时左右，参加大典的宾客带着请柬，胸戴红绸观礼标带，由警卫战士分别引导到各个观礼台就位。
便衣警卫大队任务是保证观礼台上的人员和群众队伍的安全。他们化装成服务员或者工作人员，散布在观礼台上和群众中，指挥岗位则在天安门下面的金水桥畔。
而为开国大典的保卫工作辛苦许久的不少公安、干警，却无缘经历这一历史时刻。
开国大典这天，天安门广场西侧高碑胡同派出所的刘朝江的任务是，带领干警在管界内巡逻，控制重点户，保卫开国大典的安全。
下午3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了。那一刻刘朝江恰巧巡逻到离广场较近的大四眼井。想见证这难得的场面，却明白自己的职责所在，驻足翘首片刻，他带着若有所失的心情离开，继续巡逻。
当他走到前府胡同时，有一街道积极分子过来报告，说：“一个女人跑过来了！” 刘朝江心里一惊，疾步向前。当这个女人在我的视线内出现时，不禁为眼前的场景惊呆：一名留着短发的女青年光着脚丫朝着会场方向跑去。一位中年妇女正在用力往回拉她。
“怎么回事？”我上前查问。
“没有什么，我叫她回家！”她母亲带着重重的顾虑微笑着回答。
姑娘见我们走过来，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们，立刻又低下头沉默着。
我霍然醒悟了。据已掌握的情况，这位姑娘因失恋得了精神病，经常乱跑，见到男青年就追，胡言乱语，街道已经责成她母亲在家看管，不料正在大会刚开始的紧要时刻她却跑出来了。
“走，跟妈回去！”妈妈和另一妇女搀扶着她，连劝带说地把她架回去了。管界内又恢复了平静。

终于到了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的日子。这天凌晨，整个天安门广场，城楼下，金水桥后，东西观礼台，包括后来的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广场向南到前门箭楼，红墙中间的松树林地带，全部严密警戒，封锁各路口，禁止任何车辆行人通行。负责开国大典天安门广场警卫任务的北京纠察总队一大队，从干部到战士都紧张地忙碌着。
凌晨5时，谁也没料到，周恩来突然到来。纠察总队一大队负责人吕展要向他汇报警卫情况。周恩来说：“你不用汇报，我们到现场去看一下。”
周恩来沿着警卫路线看了看，凡是毛泽东所要经过或停留的地方，他都详细地一一过问。
他来到休息厅，里面已经放了几个沙发，陪同周恩来检查的吕展来到毛主席坐的沙发前，试坐了坐，看稳不稳，还翻看沙发下有无异物。看完后，他又从休息处走到检阅台前，查看主席要站的位置是否平稳；讲话用的扬声器是否失真；散会后毛主席要沿着天安门城墙行走的路线是否平坦……
当周恩来看到金水桥后边新搭起的两座观礼台时，问吕展：“这两座观礼台搭好后，经过试验了吗？如果人员上满了稳不稳？牢固不牢固？”吕展回答：“保证牢固。搭好后警卫师拉来一个营，登上每个观礼台，做上下跳动10分钟的试验，很牢固。”
周恩来点点头说：“好！好！做事就要这样认真！”
警卫战士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对一些保卫死角进行了一次检查，这一切检查完毕，天也大亮了。开国大典按规定如期进行。
下午1时左右，参加大典的宾客带着请柬，胸戴红绸观礼标带，由警卫战士分别引导到各个观礼台就位。
便衣警卫大队任务是保证观礼台上的人员和群众队伍的安全。他们化装成服务员或者工作人员，散布在观礼台上和群众中，指挥岗位则在天安门下面的金水桥畔。
而为开国大典的保卫工作辛苦许久的不少公安、干警，却无缘经历这一历史时刻。
开国大典这天，天安门广场西侧高碑胡同派出所的刘朝江的任务是，带领干警在管界内巡逻，控制重点户，保卫开国大典的安全。
下午3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了。那一刻刘朝江恰巧巡逻到离广场较近的大四眼井。想见证这难得的场面，却明白自己的职责所在，驻足翘首片刻，他带着若有所失的心情离开，继续巡逻。
当他走到前府胡同时，有一街道积极分子过来报告，说：“一个女人跑过来了！” 刘朝江心里一惊，疾步向前。当这个女人在我的视线内出现时，不禁为眼前的场景惊呆：一名留着短发的女青年光着脚丫朝着会场方向跑去。一位中年妇女正在用力往回拉她。
“怎么回事？”我上前查问。
“没有什么，我叫她回家！”她母亲带着重重的顾虑微笑着回答。
姑娘见我们走过来，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们，立刻又低下头沉默着。
我霍然醒悟了。据已掌握的情况，这位姑娘因失恋得了精神病，经常乱跑，见到男青年就追，胡言乱语，街道已经责成她母亲在家看管，不料正在大会刚开始的紧要时刻她却跑出来了。
“走，跟妈回去！”妈妈和另一妇女搀扶着她，连劝带说地把她架回去了。管界内又恢复了平静。

19、袁雪芬回忆开国大典
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回顾往昔，对1949年开国大典的那次晋京印象最为深刻。
袁雪芬11岁学戏，16岁来沪，20岁率先掀起越剧改革浪潮，24岁时在上海地下党的引导下排演了根据鲁迅小说《祝福》改编的越剧《祥林嫂》，引起极大反响。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27岁的袁雪芬已是越剧界响当当的领军人物。不久，袁雪芬收到了赴京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邀请，可是她却犹豫起来，“我有‘不问政治’的老思想，总觉得演员就是好好演戏，其它的事情别管。另外，同梅兰芳、周信芳这样的大艺术家一起开会，我也自认为很不相称。”就在这个当口，长期负责上海地下党文艺工作的于伶同志对袁雪芬进行了耐心的开导，“他问我是否爱平等，我说是；他又问我是否要求民主，我也说是。他说平等民主就是政治，我没话说了，勉强同意去。”
然而，抵京之后所见到的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却深深感染了袁雪芬。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期间，她不仅为《共同纲领》、国旗、国歌以及国徽的最后审定献计献策，还亲身参与了许多重要的活动。谈起1949年10月1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的经历，袁雪芬至今仍激动万分：“毛主席就站在我们的右前方，当他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时候，当看到7个纵队的游行队伍气势浩大地走过来时，我真感觉腰板挺了一挺。
开国大典前后，袁雪芬在北京待了40天。袁雪芬回忆当年仍动情地说，这40天对于自己的一生注定是个“转折点”。
如果说在赴京之前，袁雪芬对中国共产党还缺乏了解的话，那么在北京40天的所见所闻，却使袁雪芬发生了极大的转变，离京前夕，袁雪芬郑重地向邓颖超表达了入党愿望，并在回沪后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54年，在周恩来、陈毅的直接关心下，袁雪芬终于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袁雪芬说，以前她追求进步是出于一种良心，而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她感到自己肩上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19、袁雪芬回忆开国大典
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回顾往昔，对1949年开国大典的那次晋京印象最为深刻。
袁雪芬11岁学戏，16岁来沪，20岁率先掀起越剧改革浪潮，24岁时在上海地下党的引导下排演了根据鲁迅小说《祝福》改编的越剧《祥林嫂》，引起极大反响。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27岁的袁雪芬已是越剧界响当当的领军人物。不久，袁雪芬收到了赴京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邀请，可是她却犹豫起来，“我有‘不问政治’的老思想，总觉得演员就是好好演戏，其它的事情别管。另外，同梅兰芳、周信芳这样的大艺术家一起开会，我也自认为很不相称。”就在这个当口，长期负责上海地下党文艺工作的于伶同志对袁雪芬进行了耐心的开导，“他问我是否爱平等，我说是；他又问我是否要求民主，我也说是。他说平等民主就是政治，我没话说了，勉强同意去。”
然而，抵京之后所见到的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却深深感染了袁雪芬。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期间，她不仅为《共同纲领》、国旗、国歌以及国徽的最后审定献计献策，还亲身参与了许多重要的活动。谈起1949年10月1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的经历，袁雪芬至今仍激动万分：“毛主席就站在我们的右前方，当他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时候，当看到7个纵队的游行队伍气势浩大地走过来时，我真感觉腰板挺了一挺。
开国大典前后，袁雪芬在北京待了40天。袁雪芬回忆当年仍动情地说，这40天对于自己的一生注定是个“转折点”。
如果说在赴京之前，袁雪芬对中国共产党还缺乏了解的话，那么在北京40天的所见所闻，却使袁雪芬发生了极大的转变，离京前夕，袁雪芬郑重地向邓颖超表达了入党愿望，并在回沪后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54年，在周恩来、陈毅的直接关心下，袁雪芬终于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袁雪芬说，以前她追求进步是出于一种良心，而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她感到自己肩上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20、飞机“带弹”飞过天安门

中国民航大学首任校长、原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方槐少将回忆说，1949年下午4时35分，年轻的人民空军受阅战机编队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空，隆隆的飞机声和地面数十万人群的欢呼声连成一片。方槐就是这支飞行编队中教练机分队的领队长，同时他也是开国大典空中受阅计划的制订者。
1949年8月下旬的一天，部队领导召集开会，商讨开国大典组织阅兵事宜。时任军委航空局作战教育处长的方槐，随航空局局长常乾坤参加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部队领导关切地询问常乾坤和方槐：“你们能不能组织飞机编队，参加分列式，通过天安门上空，接受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可以组织小机群参加受阅。”常乾坤肯定地回答。回来后，方槐连夜起草受阅计划。经过两昼夜的苦战，空中受阅方案出炉。
“1949年10月1日，我们空军有17架飞机参加了阅兵式，我驾驶一架通信教练机，带领一个3架飞机的小编队，参加了检阅。当时我的心情非常紧张，因为这些飞机中有4架是带实弹飞行的，这可是我提出来的主意啊。”
方槐说，在组织训练的同时，航空局领导考虑更多的还是安全问题。方槐向聂荣臻建议：鉴于全国尚未完全解放，时有国民党飞机骚扰事件，受阅的飞机最少有4架带实弹，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突然情况。这一建议最终被采纳。开国大典受阅飞机带弹飞行，这在世界阅兵史上是少有的。当由方槐率领的教练机编队飞临天安门上空时，全队推、拉机头三次，代表人民空军向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致敬，向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致敬！
两年之后，1951年9月，方槐成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民用航空局第二民航学校(中国民航大学前身)的校长,校址选定在天津张贵庄机场。方槐感慨地说，天津是新中国民航初创阶段飞行、维修和其它专业人才的培养基地，新中国民航教育的序幕是在天津拉开的。

21、开国大典阅兵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第一次阅兵在天安门前举行。这次阅兵历时2个半小时，是迄今13次阅兵中，时间最长的一次。共有19248人参与此次阅兵，是解放军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集会活动和队列合成。从拟定第一份申请阅兵的报告、到组织训练，直至开国大典，那次阅兵仅有一个半月准备时间。根据中央指示和周恩来批示，本次阅兵的司令员为朱德，总指挥是聂荣臻。

海军方队 人数“单薄” 用意深远
走在受阅部队最前面的是海军部队，仅4个排面36人。
据军事科学研究院陈宇大校介绍，虽然海军方队看起来很单薄，但刚建立的人民海军作为受阅部队的先导，显然是有特殊用意的，显示了人民解放军从此不再是单一的陆军、步兵，而是向多军兵种的现代化发展。
受阅海军战士的服装特别显眼，不同于一片草绿色的陆军部队，海蓝色的军装也不同于人们已经看习惯了的陆军样式，而是同世界海军服装接轨的基本样式，无檐圆顶帽后带两条飘带。帽墙上有从左到右书写的“中国人民海军”6个字，胸牌上的字则是与陆军统一的从右至左、上下两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7个字。
空军编队 带弹受阅 防突发事件
携带弹药的飞机参加阅兵，此前世界阅兵史上没有先例，打破这个传统的是中国。1949年开国大典阅兵，受阅的9架战斗机中，有4架满载武器弹药。
武汉军区空军原副司令员方槐曾回忆，当时他向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建议，鉴于全国尚未完全解放，时有国民党飞机骚扰事件，受阅的飞机最少有4架带实弹，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突然情况，他的建议最终被采纳。
不过，开国大典的最初方案，只有地面部队阅兵。到1949年8月底，中央决定增加空中阅兵，10多架从国民党空军缴获的P-51战机是主力机型。
10月1日16时，17架飞机编为六个分队接受检阅，9架P-51战斗机为第一、二、三分队，2架蚊式轰炸机为第四分队，3架C-46运输机为第五分队，2架PT-19教练机和1架L-5联络机为第六分队。
开国大典当晚，在北京饭店的大型宴会上，朱德向飞行员敬酒时说，“从现在起，我才真正是陆海空军总司令了！”
骑兵方队 三色战马 组骑兵方队
紧跟海军方队的，是由8000多人组成的12个步兵方队。除了3个建制步兵团，步兵方队还包括临时编组的冲锋枪、轻机枪、通信、重机枪、轻迫击炮、重迫击炮、战防炮、山炮各1个营。
受阅炮兵师组成5个方队，分别以75毫米野炮、105毫米榴弹炮、150毫米榴弹炮、37毫米高射炮和75毫米高射炮的阵容出现在天安门广场。
受阅战车师由摩托化步兵、装甲步兵和坦克兵各1个团编成3个方队。
在欢快的《骑兵进行曲》中，由1978匹白色、黑色、红色战马组成的骑兵方队，步调一致、行列整齐地6路纵队通过天安门广场。
骑兵师有4个方队，全师的1978匹战马，均以6路纵队中速前进。各方队的军马毛色整齐划一，以全红、全白、全黑，三色相间行进在阅兵台前。
由于参加这次阅兵的大部分装备，都是在战争中缴获的，所以被戏称为“万国牌”。
开国大典阅兵，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共有1.64万余人接受了检
阅。
开国大典阅兵，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共有1.64万余人接受了检
阅。

22、全副武装20小时保卫开国大典
讲述人：郭盛
工作单位：原公安部北京总队
我所在的部队执行了开国大典的保卫任务。
1949年10月1日凌晨4点多，我们从安定门内的国子监出发，到鼓楼帽兜胡同团部集合，全团集合完毕的时候天还没有亮。
团政委先给大家作了动员讲话，我们连执勤的位置是天安门东侧的东三座门北面，连队到达执勤岗后，天才刚刚亮。
我们都头戴钢盔全副武装，在我执勤位置的正前方50多米，就排列着数十门大炮，这是用于庆典的礼炮。
早上7点左右，30万群众就陆续来到天安门广场。
阅兵开始后，每支方队都有一面鲜艳的八一军旗为前导。阅兵仪式结束后，天色已近黄昏。
夜幕降临，盛大的晚会开始了，游行队伍的人群不断高呼口号。我记得，当扩音机里传来一声洪亮的湖南口音高呼“同志们万岁”时，人们都踮起脚更使劲地欢呼。当时我热泪夺眶而出，整个保卫任务很顺利，我们完成任务返回驻地已经是晚上12点多了。

22、全副武装20小时保卫开国大典
讲述人：郭盛
工作单位：原公安部北京总队
我所在的部队执行了开国大典的保卫任务。
1949年10月1日凌晨4点多，我们从安定门内的国子监出发，到鼓楼帽兜胡同团部集合，全团集合完毕的时候天还没有亮。
团政委先给大家作了动员讲话，我们连执勤的位置是天安门东侧的东三座门北面，连队到达执勤岗后，天才刚刚亮。
我们都头戴钢盔全副武装，在我执勤位置的正前方50多米，就排列着数十门大炮，这是用于庆典的礼炮。
早上7点左右，30万群众就陆续来到天安门广场。
阅兵开始后，每支方队都有一面鲜艳的八一军旗为前导。阅兵仪式结束后，天色已近黄昏。
夜幕降临，盛大的晚会开始了，游行队伍的人群不断高呼口号。我记得，当扩音机里传来一声洪亮的湖南口音高呼“同志们万岁”时，人们都踮起脚更使劲地欢呼。当时我热泪夺眶而出，整个保卫任务很顺利，我们完成任务返回驻地已经是晚上12点多了。

23、开国大典：中号连吹6小时

82岁的花都老人夏汝松，是60年前国庆军乐队的乐手，他和战友一起，在开国大典上吹响了《东方红》和《义勇军进行曲》。
1949年，花都人夏汝松成为国庆军乐队的乐手，当年他22岁。开国大典当天，他和战友们一站就是6个多小时，他鼓着腮帮子吹了6个小时的中号。当时甚为辛苦，但如今回想起来，却都是幸福甜蜜的回忆。
1949年，夏汝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央公安总队第1师文工团的管乐队员。那年9月，他和10多位战友接到上级命令，参加一个月的紧急集训。当时，此事严格保密，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将要参加开国大典。
这支联合军乐队由200人组成，此时距离10月1日不足1月，由于时间紧迫，夏汝松和战友们在外交部街一个中学操场封闭排练。　　夏汝松原来吹小号，后在军乐团改为吹中号“巴喱东”，他说两种乐器原理相同，掌握难度不大。据开国大典乐队总指挥罗浪回忆，当时的乐器皆为国外生产的战利品。
训练期间，还要练习分列式，队员们要排成横20人，纵10人的队形，一天下来，全身是汗，身体酸痛。更为要命的是，还要记熟20多首乐谱，如《东方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平均下来，每天要记熟一首乐谱难度不能算小。60年后，在国庆60年首都阅兵的联合军乐团的团员，曾要在两周内背熟24首乐谱，夏汝松也感慨，背诵这么多乐谱“难度确实很大”。
当时物资短缺，但军乐团每人每天发两个鸡蛋，补充营养，“这也算特殊照顾了”。
1949年10月1日，蕴含着夏汝松的生命中最为难忘的温馨回忆。早在9月30日，他就早早擦拭乐器，检查装备，把自己的中号“巴喱东”擦得铮亮。
1日下午1时，军乐队便集合列队，分两队进入天安门广场，面对天安门，背靠国旗旗杆。夏汝松说，当天上午还是阴天，下午却放晴阳光普照。上级要求，队员只能吃鸡蛋和馒头，严禁喝水，防止庆典中途有人小便。
在总指挥罗浪的指挥下，《东方红》最早奏响，此时毛主席和其它开国元勋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夏汝松激动回忆，“群众情绪像火山爆发”，他自己也受到极大震撼。
下午3时，开国典礼开始，军乐队在罗浪指挥下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国歌的第一个音符由小号奏出，与夏汝松相熟的队员汪奇和李明都是吹小号的人，他们也是在正式场合奏出国歌第一声的人。从进场到演奏结束，夏汝松和战友们坚持的时间长达6个多小时。　　 随后，阅兵式和群众游行开始，多首乐曲随之奏出。特别的是，在清华大学的游行队伍进入东三门时，为突出学生，军乐队还暂停演奏，清华的乐队演奏《团结就是力量》走过天安门。

此后，在1950年和1951年，夏汝松连续两次参加了国庆阅兵，他还是在军乐队中，曲目和乐器变化不是很大。1952年，夏汝松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5年复员回到花都的农村家中，参加农田水利建设。
1956年，夏汝松调到花都区人民医院工作，担任出纳和总务等职务，直到1990年退休。2004年，老人曾到北京旅游，他希望重游当年训练的地方，但因场地封闭受阻。后来他在天安门广场照相留念，感慨“天安门广场变得太宽阔了”。
偶尔，他还会和军乐队的战友联系，通过电话聊聊天，随着年龄的增大，这些联系也是越来越少。去北京时，他也曾尝试联系老指挥罗浪，但没能如愿。
当年的22岁年轻人通过演奏见证了开国大典。但退伍复员后，夏汝松没再拥有属于自己的“巴喱东”，由于生活压力，他50多年来再也没有演奏过这种乐器。
两个月前，女儿为他买了一把二胡，希望父亲借此消遣时光。他拉了拉，手指太硬，二胡已经拉不动了。他说，“希望能再到北京看
看国庆典礼”。

24、开国大典的坦克
田申，新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田汉之子。1924年12月出生于上海，祖籍湖南长沙。武汉沦陷前考入黄埔军校16期，1945年底任晋察冀军区秘书兼翻译。1949年初任华北军区战车团代团长，并于当年10月带领官兵参加开国大典阅兵。1958年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后任第二坦克学校训练部长、副校长，1983年离休。
1949年10月1日，在威武雄壮驶过天安门的受阅大军里，伴着撼天动地的马达轰鸣，战车方队齐头并进，不差分毫；车上站立的战士，个个英姿挺拔，巍如山岳。人民装甲兵的神圣感、使命感、光荣感在他们胸中激荡——“祖国啊，‘陆战之王’请您检阅！”
谈起当时的情景，24岁担任华北军区战车团代团长、现年85岁的老干部田申仍万分激动：“我今生最有幸的事就是带领官兵参加开国大典阅兵，当听到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时，我的眼泪禁不住扑簌簌流下来。受尽帝国主义欺凌压迫的中华民族，终于站立了起来！”
田老介绍说，他带的战车团遵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指示，与东北战车团一同参加开国大典阅兵。由于战车都是从各个战场缴获的，出自十几个国家的破旧装备，且有“万国杂牌”之称，其中日本97式坦克占多数，美国M3式坦克在其次，装甲车实际上大部分是带装甲的汽车。为了迎接开国大典，他们团从各部队调集了数十辆坦克，夜以继日地拼凑修复，并挑选了最优秀的乘员参加了在北京公主坟一带举办的短期集训。集训前聂司令员曾对田申说：“车辆绝对不能熄火！”要求虽然简单但难度大。
受阅战车的电台大部分是坏的，车长站在炮塔内，只能用脚尖踩着驾驶员的肩膀指挥战车。训练时间短，装备状况差，而且每辆战车只给了二十几个摩托小时的训练时间。但通过苦练，驾驶员们之间形成了默契，熟练掌握了装备。不过要保证受阅时绝对万无一失，田申心中还是没有底。随着10月1日临近，他们将受阅坦克和装甲车喷上了伪装漆和军徽、编号，又利用两个夜晚到天安门现场预演。
9月30日晚，田申和团政委贾林野又对战车逐一进行了认真检查，并对官兵再三叮嘱。午夜，战车开始编队行军，来到东单集结待命，等待庄严时刻的到来。
10月1日下午3时，礼炮齐鸣28响，五星红旗第一次在雄壮的新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伴奏下，在天安门广场中心徐徐升起，全场掌声和欢呼声雷动。田申清楚记得，9月27日晚，列席新中国政协会议的华北军区特种兵高存信司令员用电话告诉他， 他父亲田汉与聂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国歌。此刻听到高奏的国歌，他兴奋地要跳起来。
朱德总司令由聂荣臻司令员陪同乘车检阅陆海空三军。分列式开始后，战车方队约在3点半发动车辆，并以严整的队形和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通过天安门，接受检阅。一百多辆战车通过天安门时，恰与空中战鹰编队同步，场面显得恢宏壮观，大气磅礴。
然而，由于这些受阅的装备毕竟是破旧的“万国杂牌”，虽然战士们一遍遍检修保养，但是检阅途中还是有辆装甲车驶到天安门西侧西华门牌楼时，因机械故障熄了火，多亏后面车里驾驶员急中生智，开上前去把它顶到了西长安街上。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对这一情景看得清清楚楚，不过他没有责怪任何人，因为他知道这就是当时我军手中最好的装备。

开着缴获坦克过天安门
田老回忆：开国大典“拼凑”40辆战车，聂荣臻命令过天安门不能抛锚。
9月10日，阳光明媚。北四环边儿上的军属大院里出奇的安静。
院外有军人站岗，门口竖着“来客登记”的牌子，一切似乎说明，住在院里的人们并不一般。
现年85岁的田申就是这样一位不一般的人物。他是田汉的长子，年轻时曾赴印度、缅北打日本人，在解放战争中更是九死一生。不过，让老人最骄傲的，还是在开国大典上，指挥坦克开过了天安门。
凑齐坦克用了一个多月
“1949年7月，聂荣臻司令员给了我一个任务，让我在开国大典上，带领坦克经过天安门受阅”。年过八旬的田申思路清楚，每说一句都用手比划。
田申当时是华北独立战车团的代理团长，他决定使用日式20吨的中型坦克接受检阅。按照长安街的宽度，并排三辆，一共十排，再找十辆备用，“看着最合适、最气派”。
可是“身经百战”的坦克们都千疮百孔。“要我凑齐这些坦克，太难喽……”田申一边摇头一边挥手。
他找到聂荣臻说：“聂司令，你给我的任务，要我三个月能通过天安门，很困难”。聂荣臻说，“不要别的，只要你这个坦克方队，通过天安门这一段不要抛锚就行”。
“三个月中，我都是昼夜不停地搞。田申说，当时先找到发动机好的，其它部分干脆就从别的坦克上拼。“这样用了一个多月时间，东拼西凑了40辆”。
踩肩膀练暗号
公主坟附近的沙窝，1949年时还没有楼房。田申带着他的战车团，在这里秘密集训。让田申最着急的，是如何让坦克整齐地通过天安门。
开战车受阅要左右标齐，前后对正。按照正常的方式，应该是车内用电台联络，可是缴获来的战车，电台早就坏了。
田申想了一个办法：没电台，就用人联络。“本来开坦克要求是不能有人露出头的，但是没办法，我让每一排最靠近天安门的车长站出驾驶室。这样车长可以用脚踩到驾驶员的肩膀上，比如开快点，脚就往前使劲儿，往左开就左脚蹬一下”。
检阅前的三个晚上，半夜两三点，田申带着受阅团到天安门，就像检阅时一样去演练。试验很成功，没有出现问题。
开过天安门坦克出意外
1949年10月1日下午，当《义勇军进行曲》响彻天空时，站在坦克前的指挥车里的田申再也克制不住，眼泪不断地流。24岁的他知道，站在天安门上的有毛主席，有周总理，还有他的父亲田汉。
此时，田申除了激动还有些担心：千万别抛锚。但是，在真正受阅的时候，一辆坦克还是出了问题。
经过天安门时，坦克很有气势，但是没想到，还没到西华门，一辆坦克突然不动了，后面的坦克趁势顶着它过了西华门。
“真危险啊。幸好没有在天安门前抛锚。不过我也是完成了任务”，田申说。
田申把开国大典当成自己最骄傲的一天，“当时我还想，这是缴获的坦克，东拼西凑的，哪天我能开着国产的坦克开过天安门，那才更骄傲”。

抚今追昔。北京军区司令部步兵装甲兵处处长李培长不无感慨地告诉记者，我装甲兵是在战火中杀出的铁甲劲旅。毛主席曾在延安窑洞里说：“我们现在还没有一辆坦克，也没有大炮，但是有一批懂技术的干部了。有人，就一定能把特种兵建立起来，坦克和大炮敌人会给我们送来的。”正如他所预言，依靠从敌人手中夺来的一辆辆坦克、装甲车，我军有了装甲兵。1950年9月1日，摩托装甲兵司令部在北京成立，自此装甲兵作为独立兵种正式出现在解放军陆军序列中。
展望未来。北京军区坦克乘员训练基地司令员陈跃激动地说，我装甲兵经过几十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已从上世纪80年代的摩托化、90年代的机械化，再到新世纪的机械化信息化复合发展。数字化技术为我“陆战之王”插上翅膀，一批新型主战坦克战斗技术性能全面提高，已与世界上最先进的坦克没有“代差”，火力、机动和防护能力有了质的飞跃，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战车情，浓如酒。历次首都国庆阅兵式上那滚滚铁流，总是让人激动不已。国人有理由对“陆战之王”寄予更高的期待！

25、开国大典的礼炮
“千里无云澄碧空，天安门上锦旗红。广场万众喧旗海，大道三军走巨龙。竿顶赤旌升冉冉，阵前礼炮响隆隆。一声中国今兴起，顿使元元泪满胸。”这是新中国第一个礼炮队的组建者，在开国大典时
指挥鸣放礼炮的许欣之写下的一首诗。
许欣之曾任解放军炮兵指挥学院副院长，离休后现住解放军某部
郑州干休所。他向记者回述了开国大典前后那段难忘的经历——

功勋火炮 战功炮手

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后，3月份我被调到华北军区特种兵司令部当作战科长。7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华北军区特种兵部队司令员高存信向我下达了一个任务，那就是临时组建一支礼炮队，在10月1日开国大典上鸣放礼炮，我被任命为礼炮队指挥官。
当时真是既高兴又紧张，这炮兵在打仗时一点问题都没有，可以做到指哪儿打哪儿。这礼炮可从来没放过。
“事实上，这54门和28响都是有寓意的。”这54门礼炮象征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54个领域、界别的人士，28响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英勇奋斗的28年。接受命令后，我一直绷紧了神经。我和作战科副科长韩怀志及作战参谋沙复新一起在各个部队选拔炮手和炮长，并制定了严格的选择条件：第一，炮长必须是连排干部，炮手是班排干部；第二，炮手必须是在战斗中立过战功的；第三，用来鸣放礼炮的火炮必须是战争中的功勋炮。因为意义重大，许多炮兵都想被选上啊！最终，我们选出了160多名炮手。

大典前突如其来的命令

炮手全部到位后，我把礼炮队伍拉到北京先农坛体育场内开始集中训练。
鸣放礼炮看似容易，要求却极高。54门礼炮一齐鸣放28响，必须在2分05秒内与奏国歌、升国旗同起同落，而且这54门礼炮要齐发28响，必须同时打出一个声音，完全同步，每一响的间隔时间仅仅是4秒多。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我们突然接到上级命令：在全国第一届政协会议上鸣放礼炮。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召开，因为会议时间定在晚上7点开始，根据上级指示，礼炮队要在开会时鸣放礼炮，用9门炮打出54发(响)。9月21日下午，我率领礼炮队进驻中南海，我们把炮位选在了怀仁堂的左前方，炮口冲着中海，仰角为35度。
晚上7点，我接到了大会秘书处指示鸣放礼炮的命令。随着我手中令旗的挥舞，节奏整齐的礼炮次第打响，新中国政协第一届会议在隆隆的礼炮声中开始了。
我们受到了上级的表扬，说打得非常好，很整齐。其实当时我心里还是很担心，哪怕一个炮手出问题，那打出来的响声就会出现杂音，没想到第一次“上阵”就打了个漂亮仗，大家对在开国大典上完成任务更有信心了。

54门礼炮齐鸣28响

1949年10月1日，全世界为之瞩目的历史时刻终于到来了！
10月1日凌晨，我们起床赶往天安门，在东侧一个叫三座门的地方，向东一字摆开了54门礼炮。我们全穿着专门为开国大典制作的新军装，头戴钢盔，腰系武装带，足蹬长筒靴，感觉特别神气。”
下午两点多，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三点整，开国典礼开始后，我接到了鸣放礼炮的命令。
我手拿小红旗一挥说"放"，一时间，国歌声、礼炮声、人们的欢呼声让天安门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54门礼炮28响打出的是同一个声音，任务完成后，我激动得当场流出了热泪，炮手们更是在激动的泪水中搂在一起。
那天，人们狂欢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光在广场捡的鞋子就拉了好几车。
让我更加难忘的是，10月2日这一天我受到邀请，上级让我代表礼炮队去北京饭店参加国宴，可惜啊，那张请柬没保存下来。这是我的一大遗憾。
我至今还保存着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颁发的勋章，一枚二级解放勋章07801第40号、一枚三级独立自由勋章35142第40号。
“这是国家颁发的勋章，而且都有编号，这对于我父亲来说是莫大的荣誉。”许欣之老人的儿子许璨说，老一辈的光荣与骄傲激励着我和我的下一代为共和国的建设再立新功。

26、父亲端着白茶缸在毛主席身边

作为一个北京人，我曾无数次地从天安门前走过，唯独对小时候父母拉着我的手在天安门广场漫步时的记忆最为深刻，至今难以忘怀。那时，每当父母说要带我去天安门游玩时，我都高兴地像过节一样，换上新衣服，催促着父母赶紧出门。记得那时穿过前门门洞后，沿着笔直的道路远远望去，正前方是高耸入云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路的两侧是苍松翠柏。绕过人民英雄纪念碑再往前看就是雄伟的天安门。父亲常常指着天安门向我讲述1949年10月1日他陪同毛主席参加开国大典的盛况，讲述他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故事。时光流逝，现在我已到了不惑之年，父母也已先后故去。但每当我从天安门前走过时，父母的话语就会从我耳边响起。

端着白茶缸的就是我父亲

我父亲赵鹤桐1945年3月入党参加革命，当时他年龄还未满16岁。他是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在“四野”，1949年初调到毛主席身边当卫士，负责保卫和照顾毛主席的日常工作与生活。
1949年10月1日，父亲作为贴身卫士随从毛主席参加了开国大典。下午2点多钟，父亲所乘的车跟着毛主席的车先后到达天安门城楼台阶前，毛主席下车后同朱德、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信步登上天安门城楼。我父亲身穿军装紧随其后，右手端着一个沏着热茶的白色搪瓷缸，左肩背着军用挎包，里面装着为毛主席准备的生活用品。
为了确保毛主席的绝对安全，毛主席外出活动的饮食一律由身边卫士携带；不得已需在外用餐时，都必须经过贴身卫士亲自检验，确保没问题后，方可让毛主席食用。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开国大典纪录片中就有我父亲为毛主席服务的身影。

毛主席先举起敬礼的手

父亲后来告诉我的一件事，震撼着我的心。1949年初，当他听说要到毛主席身边工作时，心情格外激动，心想，能直接为毛主席服务是多么光荣啊！可真的见到毛主席时，他不知所措，心里惴惴不安。

那天，领导同志送我父亲到毛主席那里报到，主席见我父亲来了，起身走上前来先向他很标准地敬了一个军礼，我父亲赶忙立正，向毛主席还礼。接着，毛主席主动伸出手来和我父亲握手，父亲这才被动地伸出手来和主席握手。
毛主席亲切地问:“小鬼，愿意来我这里工作吗？”
“愿意，愿意，只是……”没等他说完，毛主席好似看透了他的心思，笑着说:“只是什么，怕做不好工作是不是？”
父亲回答:“是。”毛主席说:“你参加两大战役都不怕，现在就更不要怕了。”
父亲说:“为毛主席工作和前方打仗不一样。”
毛主席说:“你在前方打仗是为人民服务，给我当卫士同样是为人民服务。你给我当勤务员，我给人民当勤务员。总之，我们共产党人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你说对不对呀？”
父亲回答:“对。”看到毛主席那和蔼可亲的样子，不知不觉一点也不紧张了。
毛主席讲:“我们为人民服务，讲‘完全’、‘彻底’，讲‘认真’。只要有了这点精神，就一定能很好地完成工作任务。小鬼，你说对不对？”
父亲回答:“对。主席您讲的话我记住了。”
父亲在以后的工作中，总是按照毛主席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教导，做好每一件小的事情。

守卫着毛主席睡地铺

解放初期，我父亲陪毛主席出差去天津，工作了一天要休息了，父亲陪着主席走进了准备好的客房，屋内放着一张钢丝床，床上铺着高级的被褥。毛主席看着床上的被褥说:“现在人民生活非常困难，这套东西我们不用好不好？”
我父亲说:“好，我去找人家给换一套普通的被褥来。”
毛主席说:“不必了。刚解放不久，天津的同志们忙得很呢，我们来这里工作尽量少给他们添麻烦。”
我父亲问:“主席意见怎么办？”
毛主席说:“我出个主意，这套被褥我们不用，这钢丝床晃晃悠悠的，我用不习惯，干脆撤出床上的垫子铺在地板上，盖上我们自己的衣物就行，这油漆地板比我在延安用的床还高级呢。”
我父亲说:“我不同意，我们年轻人没问题，可是主席年岁大了，我一定给主席找张床来。”毛主席坚持不同意。没办法只好依着主席，睡在地板上。
第二天，主席醒来后，嘱咐我父亲说:“这事可不能说出去，说出去会惹麻烦的。”所以我父亲一直未向别人说起过此事。

毛主席借书“有借有还”

1954年11月，我父亲随毛主席去广州。一天深夜，主席按电铃把我父亲叫到办公室，问道:“你有没有《宪法》书？”我父亲说:“有。”
前不久，中直机关刚发给我父亲一本新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他认真通读，并用红铅笔在书上进行了标注，为了方便学习，这次正好随身携带。
毛主席说:“你把书先借给我看看好吗？”
我父亲说:“学习时我用红铅笔划得很乱，书皮上还写了我的名字，等我马上擦干净给您送来行吗？”
毛主席说:“没关系，我急等用，你就拿来，用完我一定还你。”很快功夫，我父亲就把书拿来，送交给毛主席。
那天深夜，毛主席认真阅读了此书，并用黑铅笔在书上划了些道道和圆圈。毛主席阅完后让秘书把此书送给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等中央领导阅，并在书皮上用黑色铅笔重重地写上“退毛”二字，意思是请中央领导们传阅后退还给毛主席。
两天过去了，毛主席又把我父亲叫到他的办公室，主席笑着说:“借你的书退回来了，现在还给你，希望你今后好好学习，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我父亲激动地回答:“今后一定遵照主席批示办，认真学习，做好工作。”我父亲从主席手里接过这本书，看到主席的批注，想到主席的教导，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父亲晚年嘱咐我们说，毛主席为国家日夜操劳，可向身边卫士借一本书也办得这样周到、细致，不仅用完后还给我，还关心我的成长，你们要将此书作为珍贵文物珍藏在身边。


终于找到在主席身边的影像

我母亲王瑞珍是1948年6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后被分配到育英学校工作，毛主席、朱总司令、刘少奇、周恩来等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子女和收养的烈士子女都在该校学习和生活。
1953年9月13日，在毛主席的安排下，父亲约母亲在中南海会面。那天，毛主席请我母亲划船。主席在了解我母亲的基本情况后，向我母亲介绍说:“赵鹤桐今年二十四岁，这孩子老实、正直、机智灵活，学习进步很快，他的工作我很满意，我希望你们好。”当晚，毛主席还特意留我父母与他及其家人一起吃了晚饭。
1953年10月毛主席送我父亲去人大工农速成中学(现人大附中)学习，当时我母亲也被单位选送到该校学习。由于我父亲走后毛主席的正常工作和生活受到影响，1954年4月，中办警卫局又将我父亲调回毛主席身边工作。临走前，父亲约母亲见面，父亲向母亲说明了情况，母亲说:“这是党对我们两个人的考验，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当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发生矛盾时，应当无条件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我同意你回到主席身边工作。说实在的，主席身边的事在小也是大事，我们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我父亲追问到:“咱们俩的关系怎么办？”母亲说:“你想怎么办？”父亲说:“我想关系保持下去，最后走到一起。”母亲回答的很干脆:“过去主席对我讲过，你的工作他很满意，如果这次回去，你的工作还能让‘老人家’满意，那咱们俩的关系就这么定了。”听了我母亲的话，我父亲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他会心地笑了。最终，我父母幸福地走到了一起。

父母向我讲述这些往事的时候，我还年轻。现在父母均已远去，思念之余，我心中尚有遗憾，那就是母亲一人孤独地在世时，非常想找到一张父亲与毛主席的合影照片。父亲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时，纪律要求卫士应尽量躲避镜头，尽管父亲很想与毛主席合影，但还是严格执行了纪律，他因此还受到过领导的表扬。为了了却心中的遗憾，近年来我向父亲的战友多方打听，得知开国大典纪录片中有我父亲陪同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的镜头，于是我终于从多部纪录片中找到了父亲在主席身边的镜头。
60年过去了，父亲陪同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脚步声，仿佛依然在我耳边回响。

27、亲历大典热泪盈眶
82岁的李夫在一篇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文章中深情地写道：“每当清晨在公园草坪上悠然练拳健身时，每当坐在窗前沙发上看书，或在电脑屏幕前急速敲键录入写作时……我便油然而生一种发自内心的幸福感，一个中国人所独有的自豪感……”
快到国庆节了，每到这个时候，在李老的心里，这种自豪感都会更加强烈。
1949年 10月1日，毛主席宣告新中国成立的庄严时刻，作为新华社天津分社和《天津日报》的记者，李夫身在现场，亲历了开国大典历史性的辉煌盛典。
虽然60年过去了，但开国大典的每个瞬间还清晰地刻在李夫老人的记忆中，那份激动的心情也始终挥之不去。

意外获得采访资格

1945年，18岁的李夫在北京做地下革命工作，19岁入党，主要的任务是组织学校的学生运动，在他的记忆中，还清晰地保留着和国民党抗争的片段。
这些片断中有组织学生们参加讲演会，被国民党特务扔砖头，同学们受了伤却不退缩；有为了躲避国民党的大逮捕行动，在前门的车站住了一个晚上的经历，还有 1947年5月20日，著名的“五二0”运动中，李夫参加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大学生举行的反饥饿、反内战的大游行，学生们遭到国民党军警和特务的拦截与阻挠，与警察、特务发生严重冲突，从此引发了全国性的学生运动……
1948年，李夫毕业于华北联合大学，回到天津被安排到报社工作，开始了新闻生涯。
1949年，22岁的李夫是新华社天津分社、《天津日报》记者，负责政治、军事、文教等领域采访。
当时有一些外宾要从天津赴京参加典礼，其中主要包括9月30日抵达天津的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和意大利代表。10月1日中午，市领导陪同代表团成员乘火车专列赴京参加下午3点的典礼，李夫去采访这些代表团成员的时候，意外地被获准陪同一起去北京参加开国大典。
亲历大典热泪盈眶
到了北京，指挥车开道，李夫跟随着代表团穿过30万人的庆祝人群方队，站到了30万群众队伍的最前面――第一排，整个广场正中央的军乐队旁边，正对着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
在金色的阳光照耀下，天安门城楼上，红旗招展，国家领导人并排站在栏杆前；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鼓乐喧天，汇成欢乐的海洋。
时间终于到了历史性的那一刻，下午3点，开国大典正式开始。毛主席那响彻云霄的声音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整个广场立刻沸腾起来，30万人都在尽情欢呼，那气氛感动得李夫掉下了眼泪……说到这儿，李夫的声音颤抖着，“那一刻，我自己好像已经不存在，完全融入革命的洪流之中了。”
当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冉冉升起的时候，军乐队奏响了国歌，54门礼炮向天上齐放，象征着中华54个民族。轰隆隆28响的炮声，象征着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起，领导着中国人民历经了28年艰苦的奋斗，迎来了人民的胜利。
“三个动作步调一致，太神气了。”李老记起当时的细节仍很兴奋，“国旗手把旗角甩开的一瞬间，国歌声响了，第一响炮声也响，国旗升到顶的一瞬间，国歌声停止，最后一响炮声也停止了。”
整个过程中，天安门广场呼声震天，“几乎所有人都掉眼泪了，那是一种复杂的心情，既兴奋又激动，新中国的成立太不容易了……”

28、亲历开国大典
年近八旬的广州市人大常委会离休干部纪瑞生对记者讲述了他当年亲历的开国大典，那一片“人的海，红旗的海，欢乐的海”。

幸运：抵京次日就参加大典

纪瑞生出生在江苏省南通县，1941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9月底，武汉军管会秘书长何伟赴京议事，纪瑞生以秘书身份陪其前往：“当时我随何伟同志住在了四野政委罗荣桓家中。当晚，何伟同志突然通知我，说明天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我也有机会参加。我一听乐坏了，一个晚上都没睡好。见毛主席可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10月1日，天还没亮，纪瑞生就起床了。他回忆说，经过至少两次集中后，我们才向天安门广场进发。约3个小时后我们才到达天安门广场。每个人手中拿着汽水、面包。别小看了那瓶汽水，当时物质匮乏，我从1941年参加革命后到参加开国大典前，不只是没喝过汽水，就是连见都没见过！我喝了之后，一连打了好几个嗝。”

新奇：第一面电动国旗升起

下午3时整，新中国开国大典准时开始。纪瑞生身处天安门广场西侧，与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在同一区域。让他最难忘的是毛泽东那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庄严宣告，至今他还能一板一眼地模仿出来：“虽然毛主席讲话时略带乡音，但的确很有气势，到处是鼓掌、欢呼，整个广场都沸腾了。”
宣告之后就是奏国歌升国旗。纪瑞生回忆说，当时他以为会用人力升旗：“读书时我也升过旗，那种手拉式的。在部队也是用这种方式。当大典主持人林伯渠宣告‘请毛主席升国旗时’，我以为毛主席会亲自走下来升旗。谁知他只是抬了抬手，新中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就在国歌声中冉冉升起。还真准，一曲终了红旗就到达了旗杆顶端。事后我才知道，当天升旗是电动升旗，毛主席只是按了一个按钮。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电动升旗。”

激动：一气写成七百字日记

“群众游行结束后已是夜晚，在现场的各界代表仍不愿散去。主席从城楼东头走到西头，又从西头走向东头，不时向人群挥手。大伙一边挥舞着手中的红旗，一边高呼‘新中国万岁’，‘毛主席万岁’。我想追着主席看，但人太多了，根本就挤不过去。”
没有手表，纪瑞生并不知道回到住处时是几点。亲历开国大典让才24岁的他久久不能入眠。他索性爬起来，翻出硬皮日记本（这还是从日寇那里缴获的战利品）写起了日记：“……会场是人的海，红旗的海，欢乐的海……”近七百字一气呵成。写完之后，纪瑞生仍不能入睡，他干脆又拿起日记本，在这三页日记第一页的空白处描出粗体字“10.1”，第二页写上大字“奠基之业”，第三页再描出粗体字“1949.10.1”。
55年过去了，拿着这本泛黄的日记本，回忆起当年的一些场面，纪瑞生仍历历在目：“国旗升起时我还有些酸楚。多少革命先烈经历腥风血雨才换来了新中国的成立。的确是烈士的鲜血染红了它。”

纪瑞生日记摘抄

光荣而幸福！我在今天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盛典，在首都北京天安门前举行。
这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永远也忘不了的日子。
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
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毛主席的声音——明亮、坚定、恳切的声音。他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他宣读了政府的公告，一字一句都清清楚楚地激荡着我的心。
……
会场是人的海，红旗的海，欢乐的海。这些伟大、壮丽的场面都一一被摄入了镜头，将成为永远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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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开国大典激情难抑时刻

朱敬德﹕1928年4月生于浙江海宁。曾任水利电力部外事司副司长﹑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出口公司总经理等职。1997年离休。现居北京。
张再﹕1928年12月生于江西九江。新中国第一批外交工作人员。曾任驻美国公使﹐驻澳大利亚联邦大使等职。1994年离休。现居北京。

60年前﹐作为清华大学的一名学生﹐朱敬德和同学们一起来到天安门广场﹐亲历了开国大典。
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工作人员﹐张再同样也见证了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那时﹐他所在的位置似乎比朱敬德更有利──金水桥南的观礼台上。
回忆起60年前的那一刻﹐他们仍然激情难抑。

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

天还没亮时﹐清华大学学生朱敬德和另外400多名同学就起床了。吃完早饭﹐在操场排好队﹐他们从清华园出发。
那是1949年10月1日清晨。他们的目的地是天安门广场。作为学生代表﹐朱敬德和他的同学们将亲眼目睹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同样是一大早﹐张再也赶到了指定地点等待。当时﹐他刚到中央外事组工作不久。作为中直机关工作人员﹐他被安排在天安门城楼下金水桥南观礼。
除了他们﹐当天还有工人代表﹑农民代表和受阅军队等数十万人从四面八方向天安门广场聚集。
那时的天安门广场呈丁字形﹐外金水河为一横﹐向南长长的甬道为一竖﹐甬道东西南三个方向都有红墙城门围挡﹐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广场﹐面积比现在的天安门广场小很多。
天安门城楼上﹐正中悬挂毛主席的巨幅着冠照画像﹐两旁的标语分别为“中央人民政府万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城楼上挂了8个红色的大灯笼。
如今已81岁高龄的朱敬德记不清到底走了多久才走到了天安门﹐他只记得到达广场时已经人山人海﹐看见人们都在笑着蹦着跳着﹐大声歌唱﹐有的人手里还拿着各种彩旗﹑纸灯﹑绢花等等﹐整个天安门广场成了人头攒动的欢乐海洋。
朱敬德和同学们走到指定位置席地而坐﹐反复唱着《团结就是力量》﹑《解放区的天》和一些民歌﹐大声说笑着﹐不知饿也不知渴。
此时﹐张再就站在长安街的北侧﹐他站在观礼台上﹐面朝广场﹐被这热烈的气氛深深地感染着。
天空原本有些阴沉﹐过了正午﹐云层开始变淡﹐偶尔还透出几缕阳光。

见证伟大的时刻

大典下午3点开始。当毛泽东﹑朱德等刚刚就职的几位国家领导人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时﹐广场上立即爆发出了一片欢呼和吶喊声。
朱敬德的位置离城楼较远。他抬眼望去﹐目之所及全是举在空中挥舞的双臂﹐人们都在不停地往上跳﹐大声叫喊。他也跟着跳﹐跟着喊﹐“就是忍不住想喊﹐高兴得不得了呢”。
张再和他的同事们则全部扭过头向后上方望去﹐然后也面向城楼大声地蹦跳呼喊。
广场上沸腾了。
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后﹐毛泽东高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朱敬德的眼泪夺眶而出﹐身边所有的人都在笑着流眼泪﹐不停呼喊﹕“毛主席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这一刻﹐朱敬德等得太久了。在上海租界的幼年生活﹐让他受尽了屈辱﹐公共场所全部贴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中国人必须要办日本人发的“良民证”才能保证基本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见到日本人要鞠躬﹐《最后一课》的故事就真实地发生在他身上──他至今还清晰地记得﹐老师说第二天不能再上中文课时﹐全班同学都哭了……
“只有经历了这些屈辱﹐才能体会独立是多么的珍贵﹐我们的民族是多么的盼望独立自强。”说起这些﹐朱敬德数度哽咽。
“太兴奋了﹗”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张再同样难掩感慨﹐“那种心情是难以言表的﹐我们盼望这一天太久了”。


新中国第一次阅兵

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按动电钮﹐第一面五星红旗伴着《义勇军进行曲》冉冉升起在天安门上空。同时54门礼炮齐鸣28响﹐代表54个民族的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斗28年﹐终于取得了最终胜利。
新中国的第一次阅兵随即开始。在聂荣臻的陪同下﹐朱德站在敞篷车里进行检阅。
朱德大声向战士们问候﹕“同志们辛苦喽﹗”
“为人民服务﹗”
海军部队﹑骑兵部队﹑炮兵部队﹑坦克部队整齐排在长安街两侧接受检阅。车子驶过观礼方阵时﹐再次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不少后面的人一次次地跳起来﹐试图看个痛快。
阅兵式由两个海军排为先导﹐由东向西走过主席台。他们一出现﹐广场上便立刻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不仅因为海军是我军新的兵种﹐也因为他们服装特别──蓝白色基调﹐明显区别于绿色和黄色的军装﹐还有大檐帽﹑水兵帽﹑飘带﹐这些都是海军特有的。
步兵师以连为单位列成方阵﹐全部背着“三八大盖”齐步前进。炮兵师内容最丰富﹐野炮﹑山炮﹑榴弹炮﹑火箭炮﹐各种炮排成一字横列﹐炮口向前。战车师方阵中﹐装甲车或坦克两三辆一排﹐一列列驶过主席台。骑兵师分白马连和红马连﹐按马的颜色分开接受检阅。天上17架飞机自东向西飞行。
朱敬德看不见前面的情况﹐只能隐约听见从扩音器里传来的雄壮歌声和坦克驶过时履带隆隆的巨响──欢呼声实在太大了。他只能不停地鼓掌﹐表达无比激动的心情。
飞机编队飞临天安门上空时﹐人们兴奋得摘下帽子在空中挥舞﹐将报纸等物抛向天空﹐仰着头向天上张望﹐大声欢呼﹐声音把飞机的隆隆声都盖过了。
张再个子小﹐排在了观礼台最前面﹐这些情景基本都纳入眼底。当功臣号坦克作为机械化部队方阵的军旗指挥车驶过后﹐100多辆中﹑重型坦克紧跟着接受检阅﹐让所有观礼的人大饱眼福。
3个小时后﹐新中国的第一次阅兵结束。
“同志们﹐前进”
群众游行时﹐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但是丝毫不影响人们的热情。天空放起了礼花﹐天安门城楼的灯渐次点亮﹐还有探照灯的光束从天空交叉划过﹐一次次地把人们兴奋的神经挑拨起来。
游行的人们有的举着自己用纸糊的党徽﹑五角星﹐有的挥舞着彩旗﹑标语﹐有的点燃火把﹐有的点燃纸灯﹑纱灯﹐高呼着“毛主席万岁”走在队伍里﹐整个广场的灯火红成一片。
朱敬德回忆﹐因为人们都想亲眼看看毛主席﹐到了天安门城楼前全部放慢速度﹐抻着脖子瞪着眼睛向上看﹐导致城楼前这段路发生堵塞﹐扩音器里不断传来“同志们﹐前进”的呼喊。朱敬德认为﹐这句话有双重含义﹐一是希望游行队伍尽快向前走﹐缓解拥堵﹔另一方面也是在鼓励人们群众努力奋斗﹐自强不息。
“走到城楼前大家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就会回应‘同志们万岁’﹐像日常打招呼一样﹐很亲切。”朱敬德说。他印象很深的还有纺织女工的妆容﹐“女工人的妆化得很奇怪﹐红的红﹑白的白﹐看着有点土气﹐不过脸上的喜悦是很真实的”。
张再一直站在自己的位置﹐直到看着游行晚上9点多结束。他看到那一片“红光”分别向东西两个方向“流走”后﹐才和同事意犹未尽地离开。此时﹐他才发现﹐嗓子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喊哑了﹐手掌也拍麻了。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开国大典后﹐张再一直从事外事工作。1989年﹐我国与北太平洋岛国密克罗尼西亚联邦谈判建交时﹐他再一次“深刻地体会到独立自强的珍贵”。
1989年﹐时任驻澳大利亚联邦大使的张再被派往太平洋密克罗尼西亚群岛与主权国密克罗尼西亚联邦谈判建交事宜。“当时的任务是与他们建立领事级外交关系﹐比大使级外交关系低一个层次”。
这是一个刚刚独立的小国﹐谈判开始后﹐对方代表要求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即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对方的理由是﹐只有建立足够数量的正式的大使级外交关系﹐他们才能申请加入联合国﹐享受联合国的气象预报资源﹐而这是他们依海而生的国家的生命保证。
“那位老兄陈述完理由后﹐眼里含满了泪水。
我一下就受刺激了﹐想到了当年我们受的那些苦﹐回忆起我们当初盼望独立富强的心情﹐我当即决定回国汇报”。
张再回国后﹐向中央汇报了谈判的情况﹐并且提出应该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中央同意了。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建国三周年时﹐邀请了当时兼任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大使的张再前往观礼。
“这个国家只有10万人口﹐当天几乎所有人都划船赶到首都所在的岛屿参加庆典。”张再说﹐他们的建国庆典是总统先致辞﹐然后是各个外交国代表致辞。每一次致辞完毕﹐都会有民众到场中央跳舞。
“根本没法用语言形容﹐看他们高兴的那个样子﹐我心里也激动极了。我深刻体会到了独立自强对于一个民族的意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