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记者回忆开国大典

参加开国大典报道的记者李普回忆：
参加开国大典上城楼的嘉宾们，当时大都住在北京饭店和六国饭店。下午两点，代表们先一起去中南海勤政殿，交代一遍流程，然后来到天安门。毛主席是第一个沿台阶走上城楼的领导人，朱老总紧随其后。那时还没有电梯，大家都是走上去的。李普还记得，那天大家穿的几乎都是中山装，周恩来穿着黑色的呢子中山装，满城楼上只有张澜穿着长衫。
李普回忆道：“那天11个人的讲话中，陈毅老总的最短，只有5分钟；宋庆龄的讲稿先用英文打草稿，然后翻译成中文，很有自己的特色。”李普看见她的手稿上，有些字注上了拼音，因为她不大会讲普通话，整篇文章都是用上海味道的普通话念的。
李普曾幸运地珍藏了两件十分宝贵的文物。一件是首届政协会议上周恩来的一份讲话提纲，9月22日，周恩来向会议做了关于共同纲领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那时，大会所有的报告和讲演事先都发了铅印的文件，惟独周恩来这个报告没有文件发出来。周恩来手里拿着薄薄的讲稿走上台去，讲话结束后，李普照例走上去收稿子，周恩来对他说：“我实在没时间写了，只有这个提纲，现在给你，请你根据你的笔记写出稿子来，先给我看。”报告中讲了8个问题，提纲仅列了那8条，用钢笔写在两张16开白纸上。当晚，李普根据提纲写出一篇新闻稿交给周恩来过目并在报纸上发表。周恩来的那个提纲也就留在了他的手里。
另一件文物是开国大典上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的那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毛主席宣读公告完毕，李普走上前去拿稿子。毛主席当时伸手递给李普，公告上多出一张纸条，是一份中央人民政府全体委员的名单。毛主席指着那张字条一再叮嘱李普：“你小心这张字条，千万不要弄丢了。照此发表，不要漏掉了。”
原来铅印的《公告》稿并没有这个委员的名单，只开列主席和6位副主席的姓名，接着写“陈毅等56人为委员”，其它55人都省略了。10月1日上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张治中建议在《公告》里公布56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名单，这样更能体现中央人民政府是真正实行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在这份名单中，许多非共产党人担任了重要职务。副主席6位中，有宋庆龄、李济深、张澜3位；委员56位中，占27位，差不多一半。毛泽东当即明确表态：“好，把56名委员名字都写上去，可以表示我们中央人民政府的强大阵容。”
李普拿另外一份公告稿的铅印件，补上了全部名单，而那份由毛泽东签字，并写有批语“照此发表”的原件就留在了李普的手里。《毛泽东建国以来文稿》里收录了这个公告，篇末注明“根据1949年10月2日《人民日报》刊印”，就是新华社播发的那篇稿子。1949年初，各路人士齐聚北平，这份附加名单，在国内国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30、记者回忆开国大典

参加开国大典报道的记者李普回忆：
参加开国大典上城楼的嘉宾们，当时大都住在北京饭店和六国饭店。下午两点，代表们先一起去中南海勤政殿，交代一遍流程，然后来到天安门。毛主席是第一个沿台阶走上城楼的领导人，朱老总紧随其后。那时还没有电梯，大家都是走上去的。李普还记得，那天大家穿的几乎都是中山装，周恩来穿着黑色的呢子中山装，满城楼上只有张澜穿着长衫。
李普回忆道：“那天11个人的讲话中，陈毅老总的最短，只有5分钟；宋庆龄的讲稿先用英文打草稿，然后翻译成中文，很有自己的特色。”李普看见她的手稿上，有些字注上了拼音，因为她不大会讲普通话，整篇文章都是用上海味道的普通话念的。
李普曾幸运地珍藏了两件十分宝贵的文物。一件是首届政协会议上周恩来的一份讲话提纲，9月22日，周恩来向会议做了关于共同纲领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那时，大会所有的报告和讲演事先都发了铅印的文件，惟独周恩来这个报告没有文件发出来。周恩来手里拿着薄薄的讲稿走上台去，讲话结束后，李普照例走上去收稿子，周恩来对他说：“我实在没时间写了，只有这个提纲，现在给你，请你根据你的笔记写出稿子来，先给我看。”报告中讲了8个问题，提纲仅列了那8条，用钢笔写在两张16开白纸上。当晚，李普根据提纲写出一篇新闻稿交给周恩来过目并在报纸上发表。周恩来的那个提纲也就留在了他的手里。
另一件文物是开国大典上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的那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毛主席宣读公告完毕，李普走上前去拿稿子。毛主席当时伸手递给李普，公告上多出一张纸条，是一份中央人民政府全体委员的名单。毛主席指着那张字条一再叮嘱李普：“你小心这张字条，千万不要弄丢了。照此发表，不要漏掉了。”
原来铅印的《公告》稿并没有这个委员的名单，只开列主席和6位副主席的姓名，接着写“陈毅等56人为委员”，其它55人都省略了。10月1日上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张治中建议在《公告》里公布56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名单，这样更能体现中央人民政府是真正实行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在这份名单中，许多非共产党人担任了重要职务。副主席6位中，有宋庆龄、李济深、张澜3位；委员56位中，占27位，差不多一半。毛泽东当即明确表态：“好，把56名委员名字都写上去，可以表示我们中央人民政府的强大阵容。”
李普拿另外一份公告稿的铅印件，补上了全部名单，而那份由毛泽东签字，并写有批语“照此发表”的原件就留在了李普的手里。《毛泽东建国以来文稿》里收录了这个公告，篇末注明“根据1949年10月2日《人民日报》刊印”，就是新华社播发的那篇稿子。1949年初，各路人士齐聚北平，这份附加名单，在国内国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31、摄影师回忆开国大典
女摄影家侯波的一生充满传奇:她出生时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时期,13岁即投身革命参加抗战,14岁加入共产党奔赴延安,25岁在天安门城楼上亲历了开国大典,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中南海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拍照12年,十年动乱饱经磨难,改革开放后重获新生,71岁时担任中国女摄影家协会主席……
“共产党让中国人站起来了”
侯波回忆说:“我1924年出生于山西省夏县,那时共产党成立还没几年,军阀混战,上海等许多大城市都有洋人的租界,国家受欺负。小时候我的生活很苦,正该在学校好好读书的时候,父亲在太原做工被资本家害死了,母亲不久也病死了,祖母哭瞎了眼睛,祖父也得了重病。1937年日本人侵略中国了,大半个山西都被鬼子占了。眼看活下去都很难,在地下党的引导下,我来到中条山,加入了薄一波领导的牺牲救国同盟会。那年我13岁。”
侯波说:“共产党不仅给了我这个苦孩子一条活路,还把我培养成一个有用之人。”
1938年,侯波被安排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安吴堡青训班学习,在那里加入了共产党。这年冬天,她来到革命圣地延安,被分配到保安处工作,因年龄太小,随后被安排到边区中学、延安女子大学、延安大学学习,毕业后先后从事护士、扫盲等工作。在延安,她与摄影家徐肖冰相识并相爱结婚。徐肖冰早年在上海从事电影事业,参加过《桃李劫》《马路天使》等电影的拍摄工作,1937年来到延安后,长期为毛泽东等领导人拍照片和纪录片,留下了《挥手之间》等传世杰作。
抗战胜利后,侯波和徐肖冰被派往东北参加接收日本人的“伪满影”即后来的东北电影制片厂,侯波担任了摄影科科长,开始比较系统地学习摄影技术。1949年初,侯波夫妇来到北平,侯波担任了北平电影制片厂摄影科科长。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并到中南海办公后,侯波被组织上安排担任中央警卫局新设的摄影科科长,专门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拍照。

见证开国大典
“党的信任给了我见证开国大典的人生机遇。”侯波激动地回忆道,“1949年10月1日下午,30万军民欢聚在天安门广场。下午,毛主席、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我拿着一个只能装12张底片、只有一个标准镜头的相机,在城楼上开始了紧张的拍摄工作。在奏国歌后,毛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正式成立了。我感觉身上的血都沸腾了,顾不得危险,将身体仰到城楼护栏的外边,抢拍了主席宣告的历史瞬间。”侯波一生最珍贵的传世之作《开国大典》由此诞生。她的丈夫徐肖冰当时也在天安门城楼上拍摄庆典的电影纪录片。
侯波说:“开国大典让我感受特别深的一点是,人民当家作主那种欢欣鼓舞的喜悦完全是发自内心的。”
侯波回忆说：开国大典那天，她上午就去了，中午也没有吃饭。作为一个摄影师，不是站在下面看，而是在天安门城楼上，在离领导人最近的地方拍摄了他们的活动。为了安全，允许上天安门城楼拍照的记者很少，侯波是唯一的女性。她一边拍一边不断地调整焦距和光圈，拍完一卷，就得赶紧换，生怕误了一个重要的镜头。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庆典开始，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从左侧一步步走上来。当毛泽东踏上最后一个台阶时，军乐奏响《东方红》，当《东方红》第三遍奏完的时候，毛泽东和其它领导人正好到达了天安门正当中的位置。国歌声中，毛泽东主席亲自按动了电钮，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
当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站的位置在天安门城楼的前廊上。在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大会开始后，毛泽东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等这一时刻已经很久的侯波赶紧按下了快门。
侯波回忆到，当时所有的人都激动了，天安门城楼上有1000多人，大家流着眼泪听毛泽东讲话。城楼下30万欢腾的群众更是情绪高昂。侯波也激动了，什么也顾不上了，只想把这一气势宏伟、鼓舞人心的场面给拍下来。可就在这时，她感到身体一晃，差点从城楼掉下去，幸亏旁边有人拽住了她，回身一看，原来是周恩来拽着她的衣角。
长期以来人们经常看到的那张有着特殊历史意义的照片最初被保存在中南海，后来又被送到新华社受到特别保护。20世纪80年代，经过特别批准，这张照片开始在多个国家巡回展出。
从开国大典留下的镜头中，毛泽东很少出现笑容的。毛泽东此刻的心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又愉快又不愉快”。对此，毛泽东后来解释道：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总觉得中国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
这一点从开国大典上的阅兵式即可以看出。当日，在天安门广场参加检阅的装备出自十几个国家，被戏称为“万国牌”，大多是别国淘汰的旧品。检阅途中一辆装甲车开到天安门西侧时，因机械故障熄了火，开不动了，幸亏后面装甲车里的战士急中生智，继续驶上前去把这辆装甲车顶到西长安街上才没扰乱秩序。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对眼前的这一切看得很清楚，但他没有责怪任何人，因为他知道这已是我军手中最好的装备了。

32、开国大典前天安门扫雷

曾为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警卫科科长慕丰韵老先生，回想六十年前开国大典那场没有硝烟的暗战，淡淡地说：“1949年10月1日，平安无事。”打赢了那场没有硝烟的暗战，实际上并非那么容易，不仅扫雷器曾过滤天安门城楼，连女生队都当任了最为关键的岗位。《北京晨报》刊载朱烁先生文章，告诉我们开国大典前天安门是如何扫雷的，六十年前中国儿女又是如何成功地保卫那场举世盛典的。

六十年前，开国大典前天安门扫雷

1949年8月，护城河畔一处住宅内，一支六百人的特殊队伍悄然成立，它的名字传奇而神秘：北京市公安局便衣警卫大队。六十年后的今天，时任大队政委的慕丰韵一字一顿地重复周恩来的“死命令”：要保证开国大典“绝对安全”！
最终，他们成功地保卫了这场举世盛典，打赢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暗战。
旧警用三条腿的床接待我们 阳奉阴违
慕丰韵的履历中有着格外的骄傲，作为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警卫科科长，他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一直到了西柏坡。1948年底他加入接管队伍，冒着空袭的危险夜行军向北平进发。慕丰韵即将面对的不是熟悉的明枪明炮，而是旧警察的鸡零狗碎和特务的阴谋破坏。
1949年2月，慕丰韵随中共北平市委进驻北平，分配在外三区（即现在的崇文区）委工作，负责接管国民党北平警察总局下属的外三警察分局。2月5日，慕丰韵和区领导在分局大院里召开了240余人的伪警员大会，“他们整整齐齐、规规矩矩地列队站着。我身着灰色棉军装，佩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符号，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命令接管伪警察局外三分局。”
当晚，慕丰韵在伪警察分局长罗裴逊安排的房间里住下。天气很冷，炉子光冒烟，不着火，呛得人一把鼻涕一把泪。“刚上床，还没有躺下，床架子就倒了，把我们摔到地上。爬起来一看，原来是个三条腿的床。我们又气又可笑，气的是旧警人员有意戏弄我们；笑得是他们也太愚蠢了，用这些小动作能伤害我们吗？”
大批散兵游勇充斥街头；匪警、空袭警报昼夜不断，接管工作就是在这种混乱的社会环境中开始的。慕老回忆说，当时一听到分局的匪警铃声响了，就得骑着自行车，带着武装班的战士去捕捉土匪；听到防空警报，就带着伪警察去疏散群众，一天要跑好几次。
“一天，农民来报案说卖粮的钱被偷。还是治安科长点拨了我：老百姓不是讲国民党的警察同小偷是一家吗？”慕丰韵立即派人把伪外三警察分局的刑警队长找来，命令他三日破案。第一天过去了，他无精打采地来汇报：没有查到小偷。第二天过去了，他来汇报说钱找回来了，但没有抓到人。“我断定他和小偷是通气的，责令他提不到小偷拿他问罪。到第三天，他果然把小偷带来了。既然旧警察同小偷是穿着一条裤子，为什么不趁热打铁呢？我就命令伪刑警队长，在一个星期之内把小偷统统集中到公安分局指定地点。伪刑警队长觉得露了自己的马脚，不到一个星期，他老老实实地把四十多个小偷都集中过来。他们还现身说法，怎样偷毛驴、偷钱包，把‘绝活’都交代出来。我们又用这些资料去教育群众，教他们如何提防小偷。”

最关键的岗位给了女生队
开国大典
1949年的前6个月，慕丰韵经历了军事接管、改造伪警、建立人民公安分局的酸甜苦辣，正干得兴起，毫无预兆地一纸调令将他调离，不到而立之年的慕丰韵奉命组建便衣警卫大队，任务就是保卫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和开国大典。
便衣大队的六百名警卫由三部分力量组成，“所有警卫人员都是我们亲自挑选的，政治素质好是先决条件，不怕牺牲是必要条件。”其中北平纠察总队抽调一个连队，负责担任路线警卫，他们的任务是散在领导出行沿途保卫安全；华北军区情报处抽调一部分侦察员，担负党和国家领导人住地、活动场所附近的秘密警卫。这两部分人员都是经过实战历练的大小伙子，“我对他们的要求只有一样，干什么像什么，卖什么吆喝什么，别只装个样子，便衣警卫们真的去拜师学艺。”于是，支起摊子卖水果、敲着小鼓收破烂、捉起针线修鞋……原本的军官就这么干起了“小买卖”。慕老至今想来仍然心疼：“都是排长、连长的干部，一声令下就变成小商贩，没人说一个不字。”
最特别的是第三支队伍，这是四十名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抽调出的女生，任务就是在天安门城楼以服务员身份贴身保护领导和贵宾安全。
“我们把最关键的担子压给了女孩子。”慕丰韵告诉记者，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贴身卫士由中南海九局选派，这些女便衣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保证城楼水源安全。“可别小看端茶倒水，当时特务最擅长下毒，天安门城楼上的水都是专供的，专人负责烧水看管，女生们必须保证从专人手中取水，再送到领导面前，过程中壶不能离手。服务之余女孩子们还要眼观六路，时刻注意城楼上动向，毕竟她们的身份是便衣警卫。”
记者很好奇，一群刚出校园的姑娘如何在短时间内质变成训练有素的便衣警卫，慕老歪头想想说，就是集训，也没什么特别费劲的，姑娘们工作热情非常高，任凭什么一教就会了。
身负暗杀任务的大特务落网
当戎马一生的慕老说起戴运鹏这个名字时，言语间透出的谨慎和重视仍然清晰可辨。这个国民党专门派来刺杀毛主席的特务头子长期潜伏在北京，最后一次入境时终于被便衣大队抓获。
大典前夕
新中国成立初期敌情十分严重，数万国民党残余势力无时无刻不在窥探时机作乱。在他们看来，开国大典正是搞破坏的最好时机。“大典前夕，截获的情报显示，国民党准备开飞机来轰炸，并帕特务搞暗杀。空军部队在防空方面做了周密的部署，而我们警卫大队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提前抓获那些杀手特务。”
谈起戴运鹏，慕老多少有些后怕。戴运鹏是精英级别的特务头子，国民党保密局给他的任务只有一个：开国大典上刺杀毛泽东。戴运鹏曾经三次来京潜伏在朋友家中，刺探北京城里环境寻找下手时机。第四次入境时，情报部门通知慕丰韵立即展开擒获行动，情报中特别提醒便衣大队，该特务会武术，一身轻功能上房。“我当时就说他吹牛！”老人大手一挥，“我信他能把草席子扔房上。”豪气归豪气，当时的慕政委还真没敢掉以轻心，特别挑了4名彪形大汉守在深圳口岸，戴运鹏刚进关就被摁住。“我亲自审问戴运鹏，问他到底会不会轻功，他承认是吹牛吓人的，也就是跳得高一些。很快，姓戴的就被毙了。”那时距离开国大典已经很近很近了。
“三次潜伏呀！”慕老说他很感谢情报部门，没有准确的情报，便衣大队就是“瞎子摸鱼”了，“不过情报部门也得谢谢我们，我们帮着偷了许多国民党通讯密码。”

扫雷器过滤天安门城楼 小心防备
开国大典一天天临近，慕丰韵和战友们的心也一天比一天紧张，“刺杀事件都是出现在会场，美国总统挨枪子儿的教训就在眼前。”就这样，枪林弹雨中倒下就睡的慕丰韵，失眠了。
“那年也没别的武器，我们就怕炸药和地雷，大典前夜，战士们拿着扫雷器仔仔细细地把天安门城楼、观礼台探了一遍，每个座椅下面、每个旮旯边角，查了又查。安全了，马上派武装战士把天安门会场区域围起来，严密封锁。”当晚，周恩来同志亲临天安门城楼检查安保工作，由于慕丰韵曾经在周恩来身边担任过警卫科长，他特别把慕丰韵叫到身边详细询问了安保情况后方才放心离去。
1949年10月1日早上8点半，慕丰韵准时到岗，他的指挥部设在金水桥畔的观礼台中，头顶就是天安门城楼，公安部长罗瑞卿始终站在毛主席身后。无数老一辈公安干警回忆起那一刻都以无比自豪的语气说，公安队伍与军队一起担负起保家卫国的光荣使命，但那份自豪和激动过了很久才被慕丰韵感知到，城楼下的他除了紧张还是紧张，“就一个念头，千万别出事。”
“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从中南海出发前，九局的贴身警卫通过专线保密电话通知我，我再把便衣路线警卫撒出去，分布在从中南海到天安门沿途。为了防止泄密，严禁过早通知，提前半小时才能发出信息，而便衣警卫必须在首长出门前20分钟到岗。”就这10分钟的时间，便衣警卫用的交通工具居然是自行车。“哪里有什么汽车、无线电通话器呀，只能沿途设几个固定电话站，警卫发现异常就蹬上自行车打电话汇报。”想起手下的小伙子，老人不由得竖起大拇指：“都是好样的，素质真好。”
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车出了中南海，慕丰韵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直到领导们平安走上天安门城楼，大家的心脏算是归位了。
开国大典圆满结束，慕丰韵紧绷许久的神经稍稍放松，终于能把视线探出金水桥，去分享狂欢群众的喜悦。老人向记者描述了这样一幅热闹场景：“晚间，天安门广场灯火辉煌，灯笼火把在东西长安街上聚起一片火光烛浪，那时没有礼花可放，便弄些烟花筒令部队燃放，红的、绿的、白的火球划破夜空，直冲云霄。那些学生伴随高音喇叭唱呀跳呀，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三点钟才陆续散去。便衣警卫力量撤回驻地，太阳已经从东方升起，红霞布满天空。”回想当年这场没有硝烟的暗战，慕丰韵淡淡地说：“1949年10月1日，平安无事。”

33、开国大典前为毛主席整装

作为毛泽东的贴身卫士﹐开国大典时﹐马武义亲手为毛主席整理好衣装﹐送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当马老在家中对记者回忆起这段经历时﹐每一幕都是那么清晰而永恒。
下午1点﹐我叫醒毛主席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将在下午3点举行。
已经过了中午﹐毛主席还在休息。这一天是马武义值班﹐他不忍心早早把主席叫醒。长期以来﹐卫士们早已熟悉了毛主席“夜里工作﹑早晨睡觉”的习惯。尤其是开国大典前夜﹐更是忙了个通宵﹐早晨服用了好几片安眠药才入睡。
“眼看着下午1点钟了﹐我进卧室去把主席叫醒。”马武义回忆﹐那天毛主席精神很好﹐起床后先刮了胡子﹐接着开始理发。当天的理发师是王会﹐“主席特别喜欢王师傅理的发﹐不光因为他手艺好﹐还因为他能聊天﹐不拘束。”虽然那天是开国大典的重要日子﹐但王师傅还是不紧不慢地边剪边跟主席闲聊。他们具体聊什么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有说有笑的。
“看似漫不经心﹐其实剪得仔细着呢﹗”马老说﹐主席跟这个王师傅通常没法急﹐每次一催他﹐他都说要好好剪﹐“主席的发型要给全世界人看呢”。何况﹐当天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大日子﹐更是一点不马虎。
一套旧衫裤破了四个大洞
趁主席理发的工夫﹐马武义已经把毛主席的皮鞋擦好﹑衣服熨好﹐从值班室拿到了主席卧室。那天﹐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穿的是一套黄色的中山装。“料子是战利品﹐美国产的将校呢﹐是请北京有名的裁缝王子清做的﹐店面就在王府井。”马老记得﹐当年为做这套衣服还特地做了“加急”。好在王子清是有名的服装专家﹐曾经得过国际大奖﹐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把衣服做出来了。
“那时北京天气已经比较凉了﹐主席还穿了一套毛衫毛裤。”说到这儿﹐马老的语气里透着些鼻酸﹐“这是什么衣服啊﹐上面有四个大洞﹗”他抬起自己的胳膊肘﹐“这里﹐左右两个胳膊一边一个大洞﹐还是在西柏坡时﹐韩桂馨用袜子头给补上的。”（韩桂馨﹐毛泽东卫士长李银桥的妻子──记者注）
裤子破得更厉害了。“两个膝盖也各有一个大洞﹐因为找不到这么大的袜子头﹐就一直‘破’着﹐进了北京城还在穿。”
毛主席穿好了上衣﹐开始穿毛裤﹐马武义上前帮忙﹐大概是有些着急﹐两脚一蹬﹐竟然蹬到两个大窟窿里去了﹗“主席站起身﹐我一看﹐两个毛裤的裤腿还在后面吊着……”马武义指了指提醒说﹐“主席﹐没穿好﹐这样不能上天安门。”主席低头看了看﹐“好﹐重穿﹗”又把毛裤脱了下来﹐小心翼翼地重新穿好。
“开国大典那一天﹐毛主席就是穿着这样一套露着两个膝盖的破毛裤﹐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马老唏嘘不已﹐“除了我们几个身边的人﹐又有谁能够想象得到﹖”
主席家规严格﹐不让做新衣
难道60年前﹐毛主席真的就做不起一套新毛衫毛裤吗﹖当然不是。马老告诉记者﹕“是主席不让做﹗他不同意﹐谁也不敢自作主张。”
马武义从1948年到1957年﹐跟随毛主席到西柏坡﹐又从西柏坡进了北京城﹐整整在主席身边工作了十年。主席这种艰苦朴素的作风﹐让他一辈子都记忆深刻。“他很多次对我们说﹐从西柏坡到北京﹐只不过是万里长征才走完第一步﹐不能骄傲﹑不能贪图享受。”
记得有一次﹐主席发现自己从延安一直用到北京的旧脸盆不见了﹐换成了新的﹐立刻找来李银桥问﹕“我的脸盆哪里去了﹖”李银桥回答说﹐脸盆太破了已经不能用了﹐所以就换了一只。没想到主席很生气﹕“今后换我的东西要经过我的同意﹐否则谁也不能换﹗”此后﹐这就成了一条不成文的“家规”。
后来直到1949年底去苏联访问时﹐周恩来指示为毛主席做了四套中山装礼服。毛主席连声说﹕“做的新衣服太多了﹐花钱不少啊﹗我毛泽东也开始浪费了﹗你们记住今后不能再做衣服了﹐这些衣服够我穿一辈子的了。”

33、开国大典前为毛主席整装

作为毛泽东的贴身卫士﹐开国大典时﹐马武义亲手为毛主席整理好衣装﹐送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当马老在家中对记者回忆起这段经历时﹐每一幕都是那么清晰而永恒。
下午1点﹐我叫醒毛主席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将在下午3点举行。
已经过了中午﹐毛主席还在休息。这一天是马武义值班﹐他不忍心早早把主席叫醒。长期以来﹐卫士们早已熟悉了毛主席“夜里工作﹑早晨睡觉”的习惯。尤其是开国大典前夜﹐更是忙了个通宵﹐早晨服用了好几片安眠药才入睡。
“眼看着下午1点钟了﹐我进卧室去把主席叫醒。”马武义回忆﹐那天毛主席精神很好﹐起床后先刮了胡子﹐接着开始理发。当天的理发师是王会﹐“主席特别喜欢王师傅理的发﹐不光因为他手艺好﹐还因为他能聊天﹐不拘束。”虽然那天是开国大典的重要日子﹐但王师傅还是不紧不慢地边剪边跟主席闲聊。他们具体聊什么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有说有笑的。
“看似漫不经心﹐其实剪得仔细着呢﹗”马老说﹐主席跟这个王师傅通常没法急﹐每次一催他﹐他都说要好好剪﹐“主席的发型要给全世界人看呢”。何况﹐当天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大日子﹐更是一点不马虎。
一套旧衫裤破了四个大洞
趁主席理发的工夫﹐马武义已经把毛主席的皮鞋擦好﹑衣服熨好﹐从值班室拿到了主席卧室。那天﹐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穿的是一套黄色的中山装。“料子是战利品﹐美国产的将校呢﹐是请北京有名的裁缝王子清做的﹐店面就在王府井。”马老记得﹐当年为做这套衣服还特地做了“加急”。好在王子清是有名的服装专家﹐曾经得过国际大奖﹐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把衣服做出来了。
“那时北京天气已经比较凉了﹐主席还穿了一套毛衫毛裤。”说到这儿﹐马老的语气里透着些鼻酸﹐“这是什么衣服啊﹐上面有四个大洞﹗”他抬起自己的胳膊肘﹐“这里﹐左右两个胳膊一边一个大洞﹐还是在西柏坡时﹐韩桂馨用袜子头给补上的。”（韩桂馨﹐毛泽东卫士长李银桥的妻子──记者注）
裤子破得更厉害了。“两个膝盖也各有一个大洞﹐因为找不到这么大的袜子头﹐就一直‘破’着﹐进了北京城还在穿。”
毛主席穿好了上衣﹐开始穿毛裤﹐马武义上前帮忙﹐大概是有些着急﹐两脚一蹬﹐竟然蹬到两个大窟窿里去了﹗“主席站起身﹐我一看﹐两个毛裤的裤腿还在后面吊着……”马武义指了指提醒说﹐“主席﹐没穿好﹐这样不能上天安门。”主席低头看了看﹐“好﹐重穿﹗”又把毛裤脱了下来﹐小心翼翼地重新穿好。
“开国大典那一天﹐毛主席就是穿着这样一套露着两个膝盖的破毛裤﹐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马老唏嘘不已﹐“除了我们几个身边的人﹐又有谁能够想象得到﹖”
主席家规严格﹐不让做新衣
难道60年前﹐毛主席真的就做不起一套新毛衫毛裤吗﹖当然不是。马老告诉记者﹕“是主席不让做﹗他不同意﹐谁也不敢自作主张。”
马武义从1948年到1957年﹐跟随毛主席到西柏坡﹐又从西柏坡进了北京城﹐整整在主席身边工作了十年。主席这种艰苦朴素的作风﹐让他一辈子都记忆深刻。“他很多次对我们说﹐从西柏坡到北京﹐只不过是万里长征才走完第一步﹐不能骄傲﹑不能贪图享受。”
记得有一次﹐主席发现自己从延安一直用到北京的旧脸盆不见了﹐换成了新的﹐立刻找来李银桥问﹕“我的脸盆哪里去了﹖”李银桥回答说﹐脸盆太破了已经不能用了﹐所以就换了一只。没想到主席很生气﹕“今后换我的东西要经过我的同意﹐否则谁也不能换﹗”此后﹐这就成了一条不成文的“家规”。
后来直到1949年底去苏联访问时﹐周恩来指示为毛主席做了四套中山装礼服。毛主席连声说﹕“做的新衣服太多了﹐花钱不少啊﹗我毛泽东也开始浪费了﹗你们记住今后不能再做衣服了﹐这些衣服够我穿一辈子的了。”

34、开国大典前夜的毛泽东
自1949年3月25日，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迁移到北京后，毛泽东一方面仍在指挥彻底捣毁蒋家王朝的渡江战役，另一方面即在着手筹备新中国成立的诸多大事。打6月份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后，毛泽东所在的住处始终客来人往。这期间，卫士们见毛泽东比任何时候都忙，常常不能正常地吃饭、睡觉，可他精神也比任何时候都好。作为领导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打了二十多年江山的统帅，毛泽东对“十月怀胎”、即将“分娩”的人民共和国自然是格外的兴奋，因而他的精神状态始终充沛和饱满，显示出非凡的超人毅力。
9月1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为了开好这次会，同各界人士商议和起草好《共同纲领》，毛泽东又是一连几天几夜没合眼。9月30日，距开国大典仅有十几个小时了，可这天下午，毛泽东参加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仪式后，回到住所三下五下地吃完一顿“辣椒加臭豆腐”的美餐后，叫来李银桥，让他给梳头。
“唔，这下老头子要睡觉了！”卫士们兴奋地议论起来，谁知不出半小时，李银桥便阴着脸回到值班室。
“怎么样，主席睡了吗？”卫士们急不可待地问道。
“看来又没戏了！”李银桥摇摇头，说，“我以为我的‘阴谋’又要得逞了，谁知他根本不理这茬儿，说，‘银桥，你这帮我一梳，足以使我坚持七八个小时。’”
“这怎么行！再过七八个小时，就该到10月1日中午了，一到下午两点就得上天安门城楼，让老头子近百个小时没合眼去参加开国大典，要是有个好歹，我们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呀！”卫士们急得直跺脚。
“快想想办法吧！”卫士孙勇冲着李银桥说，“银桥，你是治老头子的‘智多星’，快拿主意呀！”
“对，卫士长快想办法吧！”卫士们围着李银桥七嘴八舌地说道。
李银桥急了，一跺脚：“我有什么法呀！你们就知道冲我喊！”
值班室内，一片沉默。
突然，电话铃响了。李银桥抄起电话。
“喂，是小李吗？主席睡了没有呀？”是周恩来的声音。
李银桥有气无力地回答：“报告周副主席，主席就是不肯睡。我们怎么劝也没用。”
“那怎么行！不行呀！小鬼，再过十来个小时，主席就要上天安门的，唉！”电话里传来一声长叹以后，便是许久的沉默。周恩来似乎也有点束手无策了。
“哎，叫周副主席来，主席准听他的！”警卫排长阎长林用胳膊轻轻地捅了一下李银桥，在他耳边轻声说道。
李银桥似乎一下子反应过来，把电话迅速提到嘴边：“周副主席，主席听您的，您来劝劝他吧！”
“好吧，我马上就到，你们准备一下。”对方搁下了电话。
卫士们欢呼起来，有周恩来到，毛泽东睡觉就有希望。
周恩来真是神速，仅三四分钟便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
“你们谁值班？马上准备些安眠药，另外一定要给主席按摩好。”说完，他便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
大约过了五分钟，周恩来走出毛泽东办公室。
卫士们赶忙问：“怎么样，主席同意睡觉了？”
“并不那么乐观。”周恩来对卫士们说，“我还有事，不能在这里久待，过一小时后你们再进去，一定要想尽办法让主席睡觉。要是出了大事，我找你们是问！”
周恩来走时，已是凌晨四点多钟了，这已经是属于1949年10月1日这一伟大的日子了。
卫士们从周恩来的话中猜测道，大概毛泽东答应再工作一个小时后便休息，于是，刚满一个小时，李银桥便走进毛泽东办公室。
毛泽东依然伏案疾书着，根本没有半点想“罢休”的样子。于是，李银桥便轻轻地提醒道：“主席，又过一个小时了，天空已经开始发白了。”
“嗯。”毛泽东嗯了一声后，毫无反应。瞧着毛泽东全神贯注的样儿，李银桥不敢轻易打扰，不得不又退了出去。
“银桥，周副主席在半个小时里来了三次电话问主席睡了没有，可怎么办好啊？”阎长林对拉长了脸的李银桥说。
李银桥一声不吭，忽儿坐下，忽儿又站起来，他在屋里来回走了半天，末了，又折身进了毛泽东办公室。
“主席您……”他着实有些赌气似的张开嘴，连头都没抬。
“怎么，我不睡觉你有情绪啦！”不想，这次毛泽东主动放下笔，伸了伸懒腰，站起来说道。
“不不……主席。”李银桥顿时转忧为喜。他熟悉毛泽东的每一个生活习惯和细节。他知道毛泽东要准备睡觉了。
李银桥赶忙弄好洗澡水，十分钟后，待毛泽东从院里散步回屋，他立即服侍毛泽东洗了个热水澡。上床后，李银桥照例上前为毛泽东按摩，可是却被毛泽东挡住了，说：“没事了，银桥，你也休息一会儿，下午一点叫我起床。”
李银桥只好退了出来，在值班室等候。这一天是他值正班，虽说这几天因为毛泽东不肯休息弄得卫士们也没敢睡，此时的李银桥也已疲倦不堪，可他哪敢打瞌睡。凭他的经验推测，今天的毛泽东是不会很早入睡的，或许临到中午才能睡着。如果到了时间不将他叫醒，误了开国大典，可是谁也负不起的历史性责任！想到这里，李银桥硬打起精神，告诫自己：必须按时叫醒毛泽东，绝对。卫士的责任有时连着中国革命的命运，因为他们是毛泽东的卫士。
一点整，毛泽东没有按铃。李银桥赶忙径直奔进他的卧室。毛泽东睡得很香，李银桥犹豫了：在毛泽东几天几夜不能睡觉时，他和卫士们，还有周恩来等中央首长个个急得团团转，想方设法希望毛泽东能睡觉，可眼下毛泽东真的睡了，而且睡得这么香时，又不得不去叫醒他。毛泽东是多么难啊！李银桥鼻子好酸。他打心里不忍上前去叫醒熟睡中的毛泽东。有一次，李银桥和卫士们记录了毛泽东几天没睡后，有一天睡下时，竟睡了三十五个小时！为此，李银桥和全体卫士举行了一次庆贺酒会。这些平时不喝酒的卫士们为毛泽东能睡三十五个小时，欢欣万分地每人痛饮了一杯酒。今天，他多么希望毛泽东再创造一次三十五小时的睡眠纪录！可是，不行啊！万万不行啊！误了开国大典，天王老子也会不容许的。
“主席！主席！”李银桥叫了两声。
“嗯？”毛泽东睁开了眼皮，他看见了李银桥。“怎么，一点了？”
“是的！”李银桥一边答道，一边帮毛泽东靠在床栏上。然后端上一杯热茶，放在床头柜上。
起床吃茶、看报，这是毛泽东的习惯，开国大典的“伟大日子”，他也不例外。
“主席，一点半了！”李银桥掐着表，打断了毛泽东的读报，替他穿上那件以后几十年里一直铭刻在中国人民心头的“开国大典毛式制服”。
两点五十分，李银桥扶着毛泽东，走完一百个台阶，与中央其它领导一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三点整，毛泽东走到麦克风前，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这声音至今仍在十几亿人民的心头响彻着。
从下午三点开始的大典到晚上的焰火晚会，毛泽东整整在天安门城楼上待了六七个小时。
十一点，毛泽东回到菊香书屋。李银桥赶忙替他脱下制服，解下皮鞋。“主席，您今天在城楼上始终神采奕奕，精神饱满。”李银桥看着劳累了一天，却依然红光满面、精神抖擞的毛泽东，不由感慨道。
毛泽东听后也很高兴地说：“是的，看到人民，看到翻身做主后的人民喜气洋洋的情景，我精神好着呢！”毛泽东将头微微向上一仰，双目光亮地看着上空。他在想什么？想他的共和国？想他的人民？想他的延安窑洞？还是那牺牲在敌人屠刀下的娇妻杨开慧？
顷刻，毛泽东将奔腾的思绪收拢回来。他认真地说：“银桥，今天要感谢你早上给我的一觉。”
“不，是周副主席的功劳。”李银桥说，“是他劝后您才同意睡的！”
毛泽东点头称道：“是，恩来这个人做什么事总是想得那么周到。不过也得给你记一功。”

34、开国大典前夜的毛泽东
自1949年3月25日，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迁移到北京后，毛泽东一方面仍在指挥彻底捣毁蒋家王朝的渡江战役，另一方面即在着手筹备新中国成立的诸多大事。打6月份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后，毛泽东所在的住处始终客来人往。这期间，卫士们见毛泽东比任何时候都忙，常常不能正常地吃饭、睡觉，可他精神也比任何时候都好。作为领导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打了二十多年江山的统帅，毛泽东对“十月怀胎”、即将“分娩”的人民共和国自然是格外的兴奋，因而他的精神状态始终充沛和饱满，显示出非凡的超人毅力。
9月1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为了开好这次会，同各界人士商议和起草好《共同纲领》，毛泽东又是一连几天几夜没合眼。9月30日，距开国大典仅有十几个小时了，可这天下午，毛泽东参加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仪式后，回到住所三下五下地吃完一顿“辣椒加臭豆腐”的美餐后，叫来李银桥，让他给梳头。
“唔，这下老头子要睡觉了！”卫士们兴奋地议论起来，谁知不出半小时，李银桥便阴着脸回到值班室。
“怎么样，主席睡了吗？”卫士们急不可待地问道。
“看来又没戏了！”李银桥摇摇头，说，“我以为我的‘阴谋’又要得逞了，谁知他根本不理这茬儿，说，‘银桥，你这帮我一梳，足以使我坚持七八个小时。’”
“这怎么行！再过七八个小时，就该到10月1日中午了，一到下午两点就得上天安门城楼，让老头子近百个小时没合眼去参加开国大典，要是有个好歹，我们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呀！”卫士们急得直跺脚。
“快想想办法吧！”卫士孙勇冲着李银桥说，“银桥，你是治老头子的‘智多星’，快拿主意呀！”
“对，卫士长快想办法吧！”卫士们围着李银桥七嘴八舌地说道。
李银桥急了，一跺脚：“我有什么法呀！你们就知道冲我喊！”
值班室内，一片沉默。
突然，电话铃响了。李银桥抄起电话。
“喂，是小李吗？主席睡了没有呀？”是周恩来的声音。
李银桥有气无力地回答：“报告周副主席，主席就是不肯睡。我们怎么劝也没用。”
“那怎么行！不行呀！小鬼，再过十来个小时，主席就要上天安门的，唉！”电话里传来一声长叹以后，便是许久的沉默。周恩来似乎也有点束手无策了。
“哎，叫周副主席来，主席准听他的！”警卫排长阎长林用胳膊轻轻地捅了一下李银桥，在他耳边轻声说道。
李银桥似乎一下子反应过来，把电话迅速提到嘴边：“周副主席，主席听您的，您来劝劝他吧！”
“好吧，我马上就到，你们准备一下。”对方搁下了电话。
卫士们欢呼起来，有周恩来到，毛泽东睡觉就有希望。
周恩来真是神速，仅三四分钟便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
“你们谁值班？马上准备些安眠药，另外一定要给主席按摩好。”说完，他便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
大约过了五分钟，周恩来走出毛泽东办公室。
卫士们赶忙问：“怎么样，主席同意睡觉了？”
“并不那么乐观。”周恩来对卫士们说，“我还有事，不能在这里久待，过一小时后你们再进去，一定要想尽办法让主席睡觉。要是出了大事，我找你们是问！”
周恩来走时，已是凌晨四点多钟了，这已经是属于1949年10月1日这一伟大的日子了。
卫士们从周恩来的话中猜测道，大概毛泽东答应再工作一个小时后便休息，于是，刚满一个小时，李银桥便走进毛泽东办公室。
毛泽东依然伏案疾书着，根本没有半点想“罢休”的样子。于是，李银桥便轻轻地提醒道：“主席，又过一个小时了，天空已经开始发白了。”
“嗯。”毛泽东嗯了一声后，毫无反应。瞧着毛泽东全神贯注的样儿，李银桥不敢轻易打扰，不得不又退了出去。
“银桥，周副主席在半个小时里来了三次电话问主席睡了没有，可怎么办好啊？”阎长林对拉长了脸的李银桥说。
李银桥一声不吭，忽儿坐下，忽儿又站起来，他在屋里来回走了半天，末了，又折身进了毛泽东办公室。
“主席您……”他着实有些赌气似的张开嘴，连头都没抬。
“怎么，我不睡觉你有情绪啦！”不想，这次毛泽东主动放下笔，伸了伸懒腰，站起来说道。
“不不……主席。”李银桥顿时转忧为喜。他熟悉毛泽东的每一个生活习惯和细节。他知道毛泽东要准备睡觉了。
李银桥赶忙弄好洗澡水，十分钟后，待毛泽东从院里散步回屋，他立即服侍毛泽东洗了个热水澡。上床后，李银桥照例上前为毛泽东按摩，可是却被毛泽东挡住了，说：“没事了，银桥，你也休息一会儿，下午一点叫我起床。”
李银桥只好退了出来，在值班室等候。这一天是他值正班，虽说这几天因为毛泽东不肯休息弄得卫士们也没敢睡，此时的李银桥也已疲倦不堪，可他哪敢打瞌睡。凭他的经验推测，今天的毛泽东是不会很早入睡的，或许临到中午才能睡着。如果到了时间不将他叫醒，误了开国大典，可是谁也负不起的历史性责任！想到这里，李银桥硬打起精神，告诫自己：必须按时叫醒毛泽东，绝对。卫士的责任有时连着中国革命的命运，因为他们是毛泽东的卫士。
一点整，毛泽东没有按铃。李银桥赶忙径直奔进他的卧室。毛泽东睡得很香，李银桥犹豫了：在毛泽东几天几夜不能睡觉时，他和卫士们，还有周恩来等中央首长个个急得团团转，想方设法希望毛泽东能睡觉，可眼下毛泽东真的睡了，而且睡得这么香时，又不得不去叫醒他。毛泽东是多么难啊！李银桥鼻子好酸。他打心里不忍上前去叫醒熟睡中的毛泽东。有一次，李银桥和卫士们记录了毛泽东几天没睡后，有一天睡下时，竟睡了三十五个小时！为此，李银桥和全体卫士举行了一次庆贺酒会。这些平时不喝酒的卫士们为毛泽东能睡三十五个小时，欢欣万分地每人痛饮了一杯酒。今天，他多么希望毛泽东再创造一次三十五小时的睡眠纪录！可是，不行啊！万万不行啊！误了开国大典，天王老子也会不容许的。
“主席！主席！”李银桥叫了两声。
“嗯？”毛泽东睁开了眼皮，他看见了李银桥。“怎么，一点了？”
“是的！”李银桥一边答道，一边帮毛泽东靠在床栏上。然后端上一杯热茶，放在床头柜上。
起床吃茶、看报，这是毛泽东的习惯，开国大典的“伟大日子”，他也不例外。
“主席，一点半了！”李银桥掐着表，打断了毛泽东的读报，替他穿上那件以后几十年里一直铭刻在中国人民心头的“开国大典毛式制服”。
两点五十分，李银桥扶着毛泽东，走完一百个台阶，与中央其它领导一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三点整，毛泽东走到麦克风前，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这声音至今仍在十几亿人民的心头响彻着。
从下午三点开始的大典到晚上的焰火晚会，毛泽东整整在天安门城楼上待了六七个小时。
十一点，毛泽东回到菊香书屋。李银桥赶忙替他脱下制服，解下皮鞋。“主席，您今天在城楼上始终神采奕奕，精神饱满。”李银桥看着劳累了一天，却依然红光满面、精神抖擞的毛泽东，不由感慨道。
毛泽东听后也很高兴地说：“是的，看到人民，看到翻身做主后的人民喜气洋洋的情景，我精神好着呢！”毛泽东将头微微向上一仰，双目光亮地看着上空。他在想什么？想他的共和国？想他的人民？想他的延安窑洞？还是那牺牲在敌人屠刀下的娇妻杨开慧？
顷刻，毛泽东将奔腾的思绪收拢回来。他认真地说：“银桥，今天要感谢你早上给我的一觉。”
“不，是周副主席的功劳。”李银桥说，“是他劝后您才同意睡的！”
毛泽东点头称道：“是，恩来这个人做什么事总是想得那么周到。不过也得给你记一功。”

35、开国大典这天的毛主席（1）
我是1949年3月正式调到毛主席身边任卫士的。半年后，我有幸作为工作人员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活动。从10月1日早上6点多钟到10月2日早上8点多钟，我在主席身边值班，目睹了开国领袖毛泽东在这段时间活动的全部情况。
我给毛主席做后勤
我是28日接到通知的，领导指定卫士组的李银桥和我跟随毛主席登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同时发给我们工作人员证和别在胸前的飘带。当得知这一消息后，我高兴得几乎跳起来。
开国大典这天的工作，领导给我们两名卫士进行明确分工。李银桥是老卫士，让他搀扶毛主席；让我给毛主席做后勤，即携带随时吃、喝、用的东西。
10月1日这天，领导让我白天随毛主席上天安门城楼，让马武义值白班，照顾家。因为要参加开国大典，我起得比平时早。早上，不到6点半的换班时间，我就来到卫士值班室，让上一班的李银桥早点休息。
快到下午1点了，我提醒马武义说：“要到点了。”因为毛主席和李银桥约定这个点儿起床。于是马武义马上用湿毛巾擦擦脸，沏了一杯浓茶端着朝毛主席卧室走去。并对我说：“我去叫主席起床，电铃一响你就备饭。”
不一会儿电铃响了，我马上到厨房给毛主席备饭。下午1点30分，我提着简单的饭菜来到北房的过厅，把饭菜摆好。毛主席的生活规律和普通人不一样。一般人夜间睡觉，白天工作，而他却夜间工作，白天睡觉。
我刚放好饭菜，毛主席在马武义陪同下走了过来。我看仅仅躺了(但不一定睡着)几个小时的毛主席精神很好，因为这天是党和人民的重大节日，毛主席穿上了礼服。这套礼服料是黄色的，美国出产的将校呢，是李银桥和我专门为毛主席参加开国大典而请北京服装专家王子清给做的。毛主席穿上这套新衣服更加威风凛凛，气宇轩昂。不过，我仔细一看,毛主席虽然外面套一身新礼服，而里面仍然是那件补了多次的衬衣。
毛主席吃饭以简单和快而出名。这天“早饭”，他吃得很快，就像连队战士一样，端起碗筷，一挥而就，不到10分钟，碗筷一放，兴冲冲地就朝办公室走去。快到下午2点，我们陪毛主席简单准备一下便来到了勤政殿。
这时，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前到会。这次会虽然不长却很有意义。毛主席利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主持召开了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会议。他在会上宣布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本届政府领导名单，而后各位政府领导宣誓就职。整个会议气氛严肃而又热烈，会后大家互相交谈。交谈中，毛主席风趣地说：“我们打了几十年的疲劳战，打出来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值得的。”
大约互相谈了几分钟，周恩来站起来说：“时间到了，请大家起身参加大典。”下午2点50分，以毛主席为首的国家领导人分别在勤政殿门口上车驶向天安门。
我记得那天毛主席和其它领导的车队走的是中南海东门，经故宫西华门、阙右门，仅5分钟就到了天安门城楼的背后。我坐在后卫车上，背着为毛主席准备的保温瓶、茶杯、麦片、点心等。随身带这些东西是为了毛主席的安全。因为当时情况很复杂，阶级斗争很激烈，怕出意外。为了携带方便，我们把保温瓶和茶杯分别装在蓝布套里，套有长背带，行动时一背就走，毛主席用时解开小带就能取出，很方便。（未完待续）

36、开国大典这天的毛主席（2）
下午3点，毛主席参加开国大典
这天的天安门广场焕然一新。经过修缮、粉刷和装饰，特别是城楼上吊的八盏大红宫灯，大得三个人环抱才能搂抱过来，长长的黄色流苏随风飘动，使宫灯更加红火、更加引人注目。城楼重檐中间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横幅。天安门城楼前面的城墙中间悬挂毛泽东巨幅画像，两侧分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的标语。城楼东西两端各插着四面红旗。天安门前的广场上有30万衣着整齐的群众，红旗林立，一派生机勃勃，古老的天安门随着新中国的诞生焕发出青春。
毛主席等中央领导来到天安门台阶前下车，工作人员、新闻记者早已等候在那里。
毛主席在前边由李银桥扶着拾阶而上，其它领导跟随其后。所有的领导和工作人员都是从城楼西侧楼梯上去的，工作人员大部分跟在领导后边上楼。我是跟随在毛主席左侧登楼的。
新闻记者见毛主席等中央领导来了马上争先恐后抢拍镜头，恨不得把全部领导的一举一动都“装到”相机里。
下午3点整，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步一步地上了100个台阶，准时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早已准备好的广播员通过麦克风兴奋地告诉人们：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已健步登上了天安门!顿时掌声雷动，欢声如潮。“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响彻长空，毛主席边和有关人员点头示意边走到主席台，他表情庄严又愉快，红光满面。
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就位后，大典开始。按事先规定的程序：一是国家主席宣读政府公告，宣告新中国成立；二是升国旗放礼炮奏乐；三是阅兵式；四是游行；五是观看礼花。毛主席走到麦克风前，朝宽阔的广场环视一下，肩膀和胸脯微微起伏，以他特有的湖南口音向数十万在场群众、向全国、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公告最后部分是这样说的：“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毛主席的讲话不断被欢呼声打断，毛主席的洪亮声音如同隆隆春雷在祖国山河湖海上滚滚而过。
我随着毛主席等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内心无比激动，暗暗庆幸能有机会观看这种壮观景象，置身于这一伟大的历史画面之中。
我进到大厅后，准备把保温瓶、茶杯、食物等放在一个地方好观看盛况，因为背着这些东西不方便，也不雅观。正在我要放东西时被汪东兴发现，他严肃指示我不能随便乱放，我只好仍背着。我和几个卫士站在主席台和大厅相通的过门处，不仅能看到眼前领导人的活动，又能观看远处广场上的壮观景象。
毛主席宣读完公告，便按照预定程序亲自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这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是上海人曾联松设计的，是美术供应社女工赵文瑞在两天内赶缝出来，正好赶在9月30日下午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同时展现在怀仁堂会场上的。当天夜里才把这面红旗挂在银灰色的旗杆上。
这次升旗是中国第一例电动升旗。毛主席扭动那个电钮，把它旋到“升”的位置。同时军乐队奏响了国歌，所有的军人都举起右手，群众都注视着国旗。一曲终了，那面巨大的五星红旗已经冉冉上升到22米高的银白色铁杆的顶端。
根据规定，在升国旗同时还要放礼炮，而且要在两分半钟升旗中一点不差地放完。礼炮背依天安门，一字排开靠在天安门东侧的长安左门旁。开国大典用的礼炮共54门。礼炮共放28响。
升旗、奏乐、鸣礼炮，接着开始阅兵式。朱总司令下达阅兵令。在他的左边站四位野战军的将领：贺龙、刘伯承、陈毅、罗荣桓。
阅兵式开始，代总长、阅兵式总指挥聂荣臻站在指挥车上引导由一九九师组成的步兵分队首先通过天安门。“八一”军旗由四名精干的士兵护卫着，他们后边两三步就是年轻的师长和政委。60个步兵方队过后，骑兵、装甲兵、炮兵等其它军兵种分队依次进行。据统计，参加阅兵的部队使用60多种兵器，既有中国的，又有日式、美式的，真是五花八门，堪称兵器大展览。
全部受阅队伍排成一字形，先后由东向西缓缓入场，从天安门城楼前的金水桥边走过，当部队走过三座门时(当时在天安门城楼左右侧的长安街上各筑有一座门，即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后来被拆掉)变为正步走，在口令指挥下，面向天安门城楼，行持枪或注目礼。天安门城楼上的将领行军礼，毛主席等领导挥手致意。
阅兵式是在军乐队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中进行的，震撼大地的雄壮步伐在天地间回荡，当坦克部队和飞机同时出现时，广场和城楼上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
此刻正好是下午4点钟。
广场上，30万群众挥舞着帽子、围巾，甚至报纸，热烈欢呼。城楼上，毛主席顺着周恩来指引的方向仰望着人民空军的“银鹰”，挥手致意。
阅兵式后，群众游行开始。游行队伍群情激奋，热情洋溢。当人流来到天安门城楼下时，人们不自觉地放慢了脚步，向天安门城楼翘望，想看清楚一点、想多看几眼毛主席和其它领导人。虽然播音员齐越、丁一岚一再劝说、指挥游行群众按规定通过天安门，但无济于事，人群是在后浪推前浪式的自然作用下流动。
这时的毛主席笑容满面，神采奕奕，和游行群众目光相对，表情、动作配合协调，就像两个人在跟前交流一样。毛主席时而挥手时而鼓掌。当工人群众队伍过来时，毛主席面对工人的热烈欢呼，通过播音器高呼：“工人同志们万岁!”当农民群众队伍过来时，他又高呼：“农民同志们万岁!”而每当广场上的群众听到毛主席的声音时，更加热烈地鼓掌欢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声浪一阵高过一阵。就是这样不知有多少个来回，城楼上的毛主席和广场上的广大群众的思想感情完全交融在一起，互相难舍难分。（未完待续）

37、开国大典这天的毛主席（3）
晚上8点，观看礼花表演
大约下午5点时，在其它领导人劝说下，毛主席来到大厅准备休息一下，我见机马上把水递过去。毛主席喝了两口便对身边的叶子龙说：“请程潜来谈谈。”
“主席，游行群众不走，要见您啊!”毛主席和程潜还没说几句，周恩来进来为难地说。
毛主席高兴地说：“好吧，到群众中，疲劳也得去啊!”
毛主席熄灭手中的烟头，向程潜抱歉地笑笑，又回到了天安门城楼。游行群众看到了毛主席，又是一阵欢呼，而后队伍才慢慢移动。
是啊，在那个时候，毛主席在群众中威望极高。人民群众离不开他，他也离不开人民群众。毛主席像磁石一样吸引群众，而人民群众又给他以无穷的力量。毛主席在群众中的威信、地位、作用是谁也代替不了的。
快下午6点时，毛主席还到大厅休息过一次。但没有几分钟，外面又向毛主席告急说：“主席快回去，广场上的群众乱了!”
原来这时天已有点昏暗，加上毛主席离开天安门城楼，没有看清毛主席的群众怕失去千载难逢的机会，便不顾一切地涌向金水桥。他们有节奏地高呼“毛主席!”正如当时一位领导同志低声说的：这是持久战的口号，见不到毛主席不会罢休。其实这话也不全对。因为毛主席来了，他们还是不想离去。群众都想多看几眼自己的领袖啊!
李银桥和服务员怕毛主席太累，从大厅搬来一把椅子给毛主席，但毛主席摆了摆手表示不要。我见这时的毛主席并没有疲倦的感觉，他仍在兴奋之中，只见他不断挥手、举帽向群众致意。右手累了换左手，左手累了再换右手。一会儿到天安门城楼西边，一会儿到天安门城楼东边；一会儿向远处的群众示意，一会儿探身子向城楼根下的群众招手，也许毛主席感动了群众，群众队伍又开始了流动。
毛主席在我们工作人员的再三劝说下，恋恋不舍地停止观望群众场面，准备恢复一下精力好看礼花。
从城楼下来后，毛主席似乎仍没有倦意，在院子里踱步，问李银桥：“今天站了有三个小时吧?”李银桥说：“三个多小时。”毛主席又自言自语地说：“还行，我不累。”“人逢喜事精神爽嘛，我也有同样感觉”，李银桥顺势说。
毛主席就餐时，李银桥在旁边照顾，我去准备毛主席晚上喝的水，同时商定再给毛主席带上那件驼色的毛衣，怕毛主席受凉。
晚上7点20分，毛主席在叶子龙、汪东兴陪同下，离开菊香书屋后门，从中南海东门出去，来到天安门后侧下车，我则领着李敏、李讷跟随在后。
当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时，提前到的领导人、外宾以及各方代表都不约而同地喊出：“毛主席来了。”这一信息通过麦克风马上传到广场，于是从金水桥到广场四周立即沸腾起来，歌声、欢呼声起伏不断，其中的最强音是“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
毛主席环视广场四周后问叶子龙：“几点钟了?”叶子龙说：“7点30分。”毛主席说：“入座吧。”
毛主席见张澜副主席已就座，便走到他旁边的一个藤椅旁想打招呼。还未等毛主席开口，张老先生马上起身，并说：“润之，快坐下休息吧。”毛主席赶紧扶住张澜的手请他快坐下，自己顺势坐下来。毛主席环视一下各位领导人是否来了，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打过招呼后，发现宋庆龄不在便问：“宋副主席没来吗?”李银桥回答：“在大厅休息。”
根据事先安排，开国大典的最后一项议程是施放礼花。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那时礼花和现在的不一样，说得实在一点，那不是礼花而是信号弹，因为开国大典时，我们还没有礼花。
大概晚上8时左右，天安门城楼休息厅里临时开通的总机接到大典阅兵总指挥聂荣臻的电话，他命令位于东华表内侧的指挥部：“现在开始放礼花!”施放礼花的6个点立即把早就准备好的礼花送上天空。
五颜六色的礼花，千姿百态。加上礼花腾空的炮声、火花爆炸声，交织在一起，非常动人，如百鸟齐鸣，百花争艳。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广大群众立即被这奇异景色吸引住了。毛主席也很快进入了“角色”。
“爸爸，快看。”天真活泼的李敏、李讷不时拉着毛主席的大手并让他往指点的方向看。“毛伯伯，你看那是什么花?”叶子龙的女儿二娃像毛主席的亲生女儿一样向毛主席询问。毛主席也不时问孩子们那一簇簇礼花像什么花。孩子们说不清了就起一些古怪的名字，毛主席不时点点头说：“对，像。”
在施放礼花的间隙，毛主席亲切地接见了苏联等国的外宾以及华侨代表。
当毛主席回到原来的座位上时，在卫士和孩子们帮助下加上了他那件补了补丁的旧毛衣，我在一旁清楚地看到，毛主席这时情绪似乎比刚才平稳，他边观看边吸烟，任凭喷出的轻烟飘绕，他好像在休息，又好像在沉思，还好像在遐想。
快到晚上10点钟了，观看礼花的时间要结束了。毛主席好像要和群众告别，把身子向广场深深一探。这时的群众和毛主席的心情好像完全一样，也想再望望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双方的思想、感情、动作吻合起来。当群众发现自己的领袖仍在他们当中，并“用力”地看望他们时，又引起他们的欢呼。
如果人们观看认真的话，你会看到毛主席来到东边，东边的群众呼喊声就掀起一个浪潮；当毛主席来到西边，西边的群众呼喊声又掀起一个浪潮。这种奇异的景观也许只有毛主席和中国的老百姓能相互协调地创造出来!（未完待续）

38、开国大典这天的毛主席（4）
陪毛主席聊天
观看焰火之后，我们陪毛主席由原路回紫云轩。李敏、李讷拉着毛主席的手朝办公室走去。李讷边走边好奇地对毛主席说：“爸爸，人民群众喊你万岁，你喊人民万岁，真有意思!”毛主席激动地说：“这样才对得起人民啊!”孩子们见父亲很高兴便在办公室唠起嗑来，我退回卫士值班室。
不一会儿，李敏、李讷两姐妹离开了毛主席的办公室。毛主席在院内散了一会儿步便回到卧室。
毛主席要上床，我忙帮他脱掉外衣，放好枕头，垫好灰毯子。因为主席从不上床就睡觉，总要靠着床头看一段时间书报。我问：“主席是否搞点吃的。”毛主席说：“我不饿，等一会儿擦澡，你先去吧。”
我回到值班室，心想毛主席累了一天，应给他搞点吃的，有备无患。我马上到厨房进行了安排，而后把东房毛主席的茶杯加了热水给他送到卧室。
“家骥，你看今天开国大典搞得怎么样?”我刚要退出，毛主席对我说。
我回答说：“太好了，太令人兴奋了!”
“是啊!”毛主席颇有感慨，又像对我说又像自言自语地接着说：“我们用了28年办了一件大事，把'三座大山'搬掉了，也就是头上的问题解决了，看来下一步要解决脚下的问题了。解决脚下问题的任务还很重，建设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要花更大的气力，你说对不对?”
我忙说：“对。”
我一边和毛主席说话，一边帮助他收拾东西。我帮他把毛巾被往上提了一下便退了出去。
第二天凌晨两点多钟。我每隔半个小时到毛主席卧室看一次，发现毛主席在床上一会儿侧卧，一会儿正躺，似乎有点看不进书。这是在床上思考问题的状态。我怕他饿了，便主动问毛主席是否搞点吃的。毛主席停了一下说：“不搞饭，弄点麦片粥吧。”
很快，我把不凉不热的多半缸子麦片粥放在床头。
过了将近半小时，我进屋准备收拾餐具。一看，发现毛主席的麦片粥一动未动。我说：“主席，快吃吧。”我第二次进来，发现毛主席仍未吃，再次劝他快吃，于是毛主席简单吃了几口便放下了缸子。
3点左右，我开始给毛主席擦澡。
擦完澡后，已经是凌晨4点多钟了，我见毛主席情绪平稳仍无睡意，便说：“把那些麦片粥热热都吃了吧。”毛主席惊讶地说：“我不是都吃光了吗?”我说只吃了几口。毛主席仿佛才明白过来自己并未吃多少东西，马上改变态度：“不要粥，搞饭吃。”
我一听毛主席说要吃饭，高兴地把原准备好的四菜一汤简单一热便端了上来。这时毛主席已穿着睡衣来到北房过厅，并说：“来，你陪我吧。”我说：“吃过了。”毛主席点了点头，又说：“你把我床头那本书拿来。”于是我将那部线装本的未看完的《史记》送到毛主席手中。他左手翻书，右手拿筷子吃饭。边吃饭边看书报文件是毛主席的习惯。我劝毛主席说：“今天太累了，快吃饭吧。”不说还好，听我这么一说他把书一合，筷子一放又和我唠起嗑来：“我们革命不容易啊，有多少革命同志献出了生命，如果他们能看到今天这种场面一定比我们还高兴。”毛主席的话似乎越说越沉重，而且我看到他两眼发直，含有泪水，我怕毛主席再动感情，因为这时他最爱回忆过去，想起牺牲的同志和亲人，引起他痛苦。于是我一边给他夹菜请他吃饭，一边说：“对，我们一定要更加珍惜胜利果实，一定要更加努力工作。”
毛主席听我这么回答连说：“好，好。”他的情绪又回到眼前。饭后，我把碗筷送回厨房返回来，见毛主席背对门聚精会神地看书，劝他为防止受风还是回屋看吧。毛主席点头称是，在我的搀扶下上床看书。
约早上6时，我提醒毛主席：该睡觉了。毛主席说：“好，但我无睡意。”6点20分电铃响了，我进屋后，毛主席说，睡吧。我根据习惯把灯罩往下压低使光线暗一些，开始给他按摩。半小时后，毛主席仍无睡意，提出吃药。这也是毛主席的习惯，睡前常吃安眠药。
一般地说，服安眠药后10分钟就会产生作用。但15分钟过去，他仍在看书，快到20分钟时，毛主席再次提出服药，我说医生只留了两片，我们俩都无可奈何。我只好再给他按摩。已是早上7点钟了，我再次提醒毛主席主观上争取快入睡。毛主席说：“好，再试试。”我重新整理一下被褥、枕头，还帮助他梳理了几下头发，扶他躺好。又过了好一阵，大约8点20分，毛主席发出了鼾声。
开国大典这天的毛主席工作了十几个小时，在人们第二天正常工作的时候才开始当天的睡眠。
这有节奏的鼾声，好像在倾诉领袖这天激动的心情、沉痛的回忆和对未来的遐想。
随着这难得的鼾声，我轻轻地关上毛主席卧室的门，回到卫士值班室，总结开国大典时我作为毛主席卫士的工作情况。

39、《人民日报》的编辑们
“在万里无云的蓝天下， 在气象万千的新北平， 在黄瓦红墙的人民的殿堂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了！”
翻开1949年9月22日的《人民日报》，明快的诗句从已经发黄的报纸上鲜活地跳跃而出。这是当天刊登的诗篇《新的历史今天从头写－－为中国人民政协开幕而欢呼》中一段。
《人民日报》老编辑何燕凌回忆道：“那一天的《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了新华社9月21日通稿，大标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盛典 中国人民政协开幕》。《人民日报》社论的题目是《旧中国灭亡了，新中国诞生了！》。”
1922年出生的何燕凌，抗日战争时期在复旦大学新闻系学习并参加了中共南方局领导的秘密工作。后来，组织安排他到创刊不久的人民日报社担任要闻版和国际版编辑。新中国成立时，他不仅上夜班负责那段日子版面编排，还在10月1日当天到天安门广场参加了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典，见证了30万群众的激情狂欢。
“开国盛典活动从人民政协开幕起始”
“60年前的开国大典前后，我正好参与编排《人民日报》版面。至今，我仍然记得那些日子报纸的稿件配置、重要新闻和社论。”
回忆往事，身材瘦削、头发灰白的何燕凌说，从那年9月下旬到10月初的报纸内容看，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盛典活动从9月21日就开始了。
他清晰地记得，他编的1949年9月22日的《人民日报》，头版新闻大标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盛典 中国人民政协开幕》。这新闻是新华社9月21日发的通稿。
文章开头就说：“中国人民所渴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盛典－－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已于今日下午七时在北平开幕。”那天《人民日报》社论的题目是《旧中国灭亡了，新中国诞生了！》，北平就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为新诞生的共和国的首都，后来改名北京。
那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是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这次会议由中国共产党带头的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国外华侨及其它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组成。当时负责编排版面的何燕凌，及早从新华社的新闻稿和人民日报主要记者李庄采写的特写稿中详细了解了人民政协会议的全过程和重大事项。他说：“当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没有产生，这次政协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所以能够确定新中国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确定国旗、国歌，确定新中国以公元纪年，选举产生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政协开幕新闻中的一句话在何燕凌脑子里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就是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对于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的盛会，何燕凌说，按照新华社的新闻稿，《人民日报》制作的大标题是：“首都三十万人齐集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典礼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新华社当天发布的新闻中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今日在新中国首都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这是在北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典礼上宣布的。”他说，这就说得很清楚：10月1日的盛大集会是庆祝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庆典。也可以说，从9月21日开始的开国盛典活动，至此达到高潮。
“10月1日，难忘的不眠之夜”
60年前的10月1日清晨，上夜班的何燕凌把当天的报纸大样核查完毕，就急不可耐地跟随大家出发去天安门广场。他说，那真是“激情燃烧的日子”。那段时间，他天天上夜班几乎都是从头天晚上8点到第二天清早8点，因为许多重要稿件都需要送中央领导人审阅，取回时常常已是三四点钟，甚至更晚。他说，“一起编报的同志们都很兴奋，通宵达旦，夜以继日，不知疲倦。”
10月1日，到天安门广场后，大家围坐在一起谈笑风生、耐心等待。下午3时，中央领导人开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之后，登上天安门城楼。正如新华社新闻稿中所记述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各委员就位，乐队奏《义勇军进行曲》，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毛主席亲自按动电钮，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这时，在军乐声中，54门礼炮齐鸣28响。参加盛典的数十万群众爆发出了经久不息的欢呼。何燕凌说，他听着震动天地的炮声，看着广场上飘扬的红旗，心情激动极了。“每一声炮响都把心震得跳起来，都使自己好像又回到以往的战斗岁月。”
说到这里，他激动得声音有些发抖，昂起头用手顺了一下头发，如同再次经历当年那心潮激荡的时刻。阅兵式中，何燕凌印象最深的是威武的骑兵队伍，红马的方阵全红、白马的方阵全白，迈着整齐的步伐前进，观看的群众齐声拍手叫好。大约18时半，最后一队骑兵跑过去后，群众游行开始了。路灯亮了起来，焰火燃放，群众队伍从广场涌向金水桥边，向天安门城楼上的共和国领导人欢呼。然后分两路出发，一路向东，一路向西，浩浩荡荡前进。无数的灯笼、火把点燃起来了，整个长安街上亮丽壮观。游行散了，仍有许多群众举着红灯在大街小巷游走，直到深夜。这时候，何燕凌匆忙跑回报社，他还有编排第二天报纸的庆典版面任务。
他笑着说，“那真是一个难忘的不眠之夜。”
“共和国的前景光辉灿烂”
1949年10月1日晚上的夜班，何燕凌记忆深刻。他说，那天晚上，几位记者通宵写作，采写的稿件受到众人称赞。他头脑中至今还留下10月2日《人民日报》版面的影像：头版报头两边是毛主席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和朱总司令阅兵的照片。右上方是长长的主要新闻大标题，左下角是题为《不可战胜的人民国家》的社论。何燕凌随口说出几位记者当天采写庆典的作品的题目：李庄的《首都30万人齐聚天安门隆重举行庆祝典礼》，林韦的《记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典》，陈迹的《千万双眼睛望着东方的红场》，金凤的《毛主席检阅学生的队伍》……此外，寒青的特写《首都十月一日之夜》，记录了庆典之后群众游行的场面，也写出了参加者的心声。那几天，报上还发表了一些为新中国放声歌唱的热情洋溢的诗篇：诗人艾青的长诗《保卫和平》、王亚平的《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有乘阅兵式的空军飞机飞越天安门上空的诗人马凡陀的《红色的战斗机群》……
回忆往事，再看今朝，何燕凌说：“看到国家实力不断提升，人民生活越来越好，心里为之宽慰。当然，现实中也还有不少问题令人担心。我相信，只要上下一心，切实按照我们党确立的科学发展观办事，以人为本，发扬民主，建设和谐社会，我们共和国的前景光辉灿烂。”

40、布置开国大典会场
1949年9月中旬，沈凡所在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美术组接到为开国大典布置会场的任务 。2009年8月16日，沈凡在青岛的家中回忆开国大典的盛况时仍然很激动。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北京天安门广场上，毛泽东主席用洪亮的声音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顿时，广场上欢声雷动，群情激昂。在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中，毛泽东按动电钮，升起了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那个时候，我就站在旗杆的右侧与大家一起欢呼，激动啊，嗓子都喊哑了，眼泪情不自禁地就流出来了！ ”8月16日，在青岛的家中，82岁的舞台美术家沈凡老人激动地讲述开国大典的盛况。
10月1日凌晨才布置完会场
沈凡出生在浙江桐乡。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随父母举家搬到上海,一边奉父之命学习法律，一边半工半读在苏州美专上海分校学习自己酷爱的美术。受进步同学的影响，沈凡也参加了当时学校里的社团，多次参加游行、演讲等学生运动，1947年，上海“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中，沈凡冲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
“山那边哟好地方，一片稻田黄又黄，大家唱歌来耕地哟，万担谷子堆满仓……”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沈凡老人唱起了新中国成立前风靡全国的进步歌曲。“国民党抓呀！我们也不怕，就是唱。 ”沈凡说。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当年6月份，沈凡参加了上海青年文工团，月底，沈凡便与十几个同学一起被刚刚成立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挑中。
“一听说要北上，要到毛主席身边，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 ”当时还没有长江大桥，从上海到北京一共坐了27个小时的火车，“渡江时，火车要分成三节，一节一节地乘轮渡，过江后再连起来继续开。 ”
沈凡说，当时的北京“还是不比上海好”，“到处都乱七八糟的，街道也破破烂烂的，跟话剧《龙须沟》、《茶馆》里说的一样。但是人的精神头特别好，大家都兴高采烈的，都忙忙碌碌的。 ”
在天安门，他看到有人在画毛主席像，这让他也激动了一阵子。“画幅很大，红底子，画的是毛主席戴八角帽的那张。城门楼上，也有人忙忙碌碌的，我感觉到应该会有一个重要的日子要来了。 ”
1949年9月中旬，沈凡所在的剧院美术组接到一个光荣的任务：全体成员参与开国大典会场的布置。“当时我们负责从东单到三座门沿途的会场布置。没有具体的要求，说是热热闹闹就行。当时高兴呀，要开国大典了，要看到毛主席了，大家都开始没白天没黑夜地干，跟上海来的道具师傅学着做灯笼，用红绸子扎彩球，挂标语……我们把沿途的每两棵树之间都挂上了红彩球和大红灯笼，还在三座门上悬挂了一个条幅，三座门很高，我们是借了云梯爬上去的。 ”
直到10月1日凌晨4时，沈凡和美术组的同志们才完成了布置工作。担心有人搞破坏，他们还安排了几个人值班。
站在旗杆右侧见证开国大典
10月1日午饭后，沈凡盼到了去天安门广场的通知。他换了条黄军裤，穿上了他最喜欢的白衬衫，与剧院的一百多个同志出发了。“游行的群众提着灯笼，拿着彩带，从四面八方涌来，情绪都十分激动，我们的方队就站在国旗旗杆的右侧。 ”
广场上放起《东方红》的乐曲，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一刹那，广场上响起排山倒海的欢呼声。“我是深度近视眼，看也看不清，着急地问同志，毛主席在哪儿呢？同志说，就在那，中间那个！我就使劲往前看，没看清也欢呼。 ”
下午3时，林伯渠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开始。“听到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那个时刻，我情不自禁地流出眼泪，兴奋呀，激动呀，开心呀，当时广场上30多万人，几乎都哭了！ ”60年后，回忆起那一历史时刻，沈凡仍然激动万分。
狂欢游行至深夜
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队和老百姓》、《保卫胜利果实》等乐曲声中，阅兵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乘坐敞篷轿车，在阅兵总指挥聂荣臻的陪同下，沿着东长安街、东单广场直到外国领事馆聚集的东交民巷，检阅了三军部队。“分列式开始后，陆、海、空三军从东向西通过天安门城楼前，就经过我们方队的前面。 ”沈凡回忆说。
走在最前边的是海军方队，接下来就是步兵组成的步枪方队、冲锋枪方队、轻机枪方队、重机枪方队、 82迫击炮方队、通信工兵方队、女兵方队。炮兵师一通过东三座门，广场上立刻响起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车轮滚滚，十分威武。战车方队的马达轰鸣声还没有退去，东方天空又传来了震耳的轰鸣声。
画着红五星的空战机的到来让欢腾的人民群众更加兴奋，欢呼声响彻云霄。“当时一共有26架飞机飞过了天安门，后来听说在场的外国记者都惊呆了，没想到中国一夜之间就有了空军。”沈凡自豪地说。
阅兵式结束后，沈凡又参加了从天安门到东交民巷至崇文门的游行，一直到深夜。60年后的今天，当年22岁的青年才俊沈凡已经是一个耄耋老者，但亲眼见证五星红旗从此耀动神州，见证开国大典，仍是他这辈子都引以为豪的事情。

41、学生代表参加开国大典
1949年9月底的一天，我接到天津市委和市政府的通知，说10月1日下午3点，将在北京天安门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大会，天津将组织各机关团体负责人到天安门参加观礼。在此之前，1949年4月初，天津举行了解放后第一次全市学生代表大会，我作为南开大学学生代表被选为天津市学生联合会主席，作为天津学生代表被邀参加开国大典观礼。
10月1日上午8点多，我们天津各机关团体负责人和各界代表80多人组成的赴京观礼团，在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黄火青同志率领下，与时已来到天津的由世界知名作家法捷耶夫和西蒙诺夫率领的苏联代表团，乘坐同一专列赴京。车到北京站时，我看到站台有上百人欢迎苏联代表团的人群，著名领导人宋庆龄、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站在欢迎队伍前列，我们没有参加欢迎苏联代表团的仪式，就离开车站到招待所，吃完中午饭后稍稍休息，下午两点就赶到天安门，被安排在天安门正下方金水桥内准备观礼，至今我还保存着开国大典的红绸条观礼证。当时天安门前还没建正式观礼台，只是在金水桥内天安门前两侧临时搭了两个不大的木板台，供极少数中央和省市负责人观礼。这时，天安门广场红旗如林，人潮如海，挤满了参加盛典的30万工、农、商、学、兵各界群众。我站在天安门前，以万分激动的心情，等待着新中国开国大典这一庄严时刻的到来。
下午近3点，天安门城楼上开始有人走动，不一会，我看到党和新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李济深、张澜等人逐渐汇集到天安门城楼中央，这时，广场上30万各界群众爆发了经久不息的欢呼！
下午3点整，新中国开国大典正式开始，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天安门前庞大的军乐队随即奏响了雄壮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天安门广场升起了新中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数十门礼炮齐鸣。这时广场上红旗飞舞，欢声雷动！数十万群众汇集成一片欢乐的海洋，欢庆新中国的诞生。我作为一个在蒋管区斗争多年的青年地下共产党员，心情更万分激动！
在毛主席讲话后，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朱德总司令在聂荣臻阅兵总指挥陪同下，乘敞篷车检阅了排列在东长安街的海陆空三军部队，又回到天安门城楼宣读了解放军总部继续进军，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肃清反革命的命令后，受阅部队即由东长安街向天安门前走来。历时近3小时的阅兵以海军为先导，排成方阵，由东向西，经过天安门前，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海军之后相继跟进的是陆军的步兵，炮兵，装甲兵和骑兵。我和天安门广场上30万群众亲眼看到新中国刚建国时，我们的子弟兵如此威武雄壮，精神焕发，他们排成方阵前进，队列步伐都十分整齐，特别是见到我国新建的海军和空军，心情万分激动。在受阅各兵种从天安门前走过时，人群中不断爆发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人们议论纷纷，相互询问和议论着各种武器的情况。人们惊叹：我军缴获敌人这么多的各式各样的武器！在受阅各兵种部队前进的过程中，广场上成千上万的群众激动得鼓掌欢呼，掌声和欢呼声此伏彼起，不绝于耳。
在地面阅兵正继续进行的时候，大约下午4点多，天安门城楼的麦克风里突然传出急促的声音，有人兴奋地高声喊：“看！咱们空军的飞机飞来了！”我们转看天安门东面的天空，不一会就看见大约十多架飞机列成三架一队的整齐队形，从东向西飞来，通过天安门接受检阅。这时广场上数十万人的激动情绪达到新的高潮，人们举着手中的红旗、手巾、报纸欢乐地飞舞，有人将帽子抛向天空，欢呼跳跃，数十万人持续不断的掌声和欢呼声像海浪一样，一浪高过一浪，整个天安门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最后，骑着赤色、白色、黑色、棕色等不同颜色的高头大马，手握寒光闪闪的军刀，威风凛凛的骑兵队列十分整齐地通过天安门时，广场上又响起阵阵掌声和欢呼声！
阅兵式结束时已过黄昏，天安门和长安街华灯齐放，广场上30万群众高举红旗和点燃的红灯、火炬，开始顺序游行。这时，无数朵彩色礼花撒满了天安门广场的夜空。游行群众的火龙翻滚，人们尽情欢呼！纵情歌唱！高呼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阔步前进。直到晚上9点多，天安门群众游行队伍才走完。当晚回到住处，我激动得久久难以入睡。亲历的新中国开国大典，深深印在我脑海中，终生难忘。
10月2日上午，我们返回天津，当晚，参加了天津各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当时的天津报纸公布了主席团成员名单。作为学生代表，我也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会后，我又参加了天津各界20多万人的大游行。

42、孩子观看开国大典
1946年，国共谈判正在进行，双方边谈边战，内战在全国各地迅速蔓延。延安保育院的孩子在老师的带领下，由一支小部队掩护，向晋冀鲁豫边区紧急转移。孩子们背起小背包，打上裹腿，跟着大人跑过层层封锁线，活动在山西和河北一带较为安全的山区。这些孩子都是革命将士的后代，他们的父母大多在前线浴血奋战。原海南省政协副主席肖策能就是这些孩子中的一员。
“两个筐连起来放在马背两侧，孩子可以坐到里边休息。电影叫《马背上的摇篮》，准确地说，应该叫‘驴背摇篮’，那时马都支援前线作战了。”肖策能说，从延安过来时很艰苦，到了晋冀鲁豫边区时条件才稍好一些，有了“驴背摇篮”，走得累了，就在里边睡会儿。再后来有了驴车，几个孩子坐在车中，在巅簸的山路上行进。有一次驴车走着走着，翻下山沟，肖策能从车上摔下来，另外两个孩子掉到山沟中，所幸只是虚惊一场，没人受伤。
1947年解放石家庄战役胜利，肖策能和其它孩子随后进入石家庄，住在车站的候车室里。一群孩子躺在地铺上，天花板上挂着一盏明晃晃的电灯，“我们是乡下来的娃娃，没有见过世面，第一次见到电灯，看着那么亮，稀奇得不得了。”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之后，9岁的“延安娃”肖策能跟随大部队进入北京，这是他第一次到北京这座城市。而这时他的父亲正在湖北、湖南一带与国民党白崇禧的部队短兵相接。他的母亲因为工作原因，住在中南海旁边的南长街，距离天安门很近。那时的肖策能在八一小学上学，过着军事化的集体生活，只有周末或节假日时才能回家。
1949年10月1日，学校放假，肖策能回到南长街母亲的住所，家里很安静，听说大人们都出去参加开国大典了，肖策能和一些小朋友就结伴跑到长安街上去看，没想到长安街两侧人山人海，人们争相往街中心的方向看去。
肖策能非常好奇，他钻过里三层外三层围观的人群，扒着长安街的栏杆往里望：步兵穿着黄色的新军装，手里端着锃亮的“三八大盖”步枪，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过;一队骡马拉着火炮隆隆经过;骑兵在高头骏马上，虽然战马毛色不一，但骑兵个个精神抖擞。每走过一个方阵，人群当中都会爆发出阵阵掌声，高喊“毛主席万岁”。
原来肖策能误打误撞地看到的，正是已走过天安门的受阅部队，在南长街与西长安街的交叉口处，他虽只看到了开国大典的一部分，却终身难忘。他说：“那是一支胜利之师，战士们身经百战，个个斗志昂扬。”
从延安保育院一路走来，肖策能的童年生活始终处在动荡之中。肖策能回忆说，很小的时候，听到飞机声就知道往沟里、树下钻，躲避敌机的轰炸。动荡中的学习没有参考书，老师找个房子，就当做教室，没纸没笔，就用大理石条在石板上写，写字之后擦去再用。吃着小米饭长大，“二米饭”在偶尔改善生活时才能吃到，这种饭以小米为主，掺上少量的大米，当时看来已经非常难得。
回忆60年的历史，肖策能感慨万千，“共和国六十年的变化可谓一日千里，六十年中也走过很多曲折的道路。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的发展突飞猛进，在社会建设的各领域都取得了重大突破，今天的中国已经强大起来，未来的中国肯定更加朝气蓬勃。”-

43、回忆开国大典三个细节
新华社记者采访了党史专家龚育之，他提供了有关开国盛典的三个细节。
龚育之说，在描写开国盛事的一些纪实文学、回忆录和历史著作中，常常有这样一句话：“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这在历史的细节上，是不完全准确的。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向全国人民、向全世界宣告的？准确地说，是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告的。在时间上，有这样一个过程：
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１日，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致开幕词，这篇开幕词以“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句名言而为全中国人所铭记。开幕词中就有：“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
９月２９日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是起临时宪法作用的纲领。《共同纲领》的序言中就写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组织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９月３０日通过的会议《宣言》，郑重地写道：“全国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已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
这一天的闭幕式中，朱德致闭幕词，说：“我们全体一致，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１０月１日下午３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史称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开始，毛泽东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龚育之说，按开国大典的程序，毛泽东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后，升国旗，同时奏义勇军进行曲，鸣礼炮，然后毛泽东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公告中又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业已集会，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了那样两句话，就历史细节来说，当然是与事实有出入的。就历史实质来说呢，这种描写是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盛事的几个情节凝缩到一个场景上来了。应该说，这是富于艺术想象力和感染力的一种描写，虽然历史著作还是需要忠于历史事实，包括它的细节。
龚育之认为，除了时间和场合的细节以外，还有一个细节的出入，就是语言的细节。毛泽东说的究竟是“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还是“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毛泽东在人民政协开幕词中的原话，是“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收入这篇讲话时，给原本没有另外标题的开幕词拟了一个标题：《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毛泽东著作选读》中，这一篇是根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刊印的，也用了这样的标题。这样做标题，准确不准确？不够准确，因为这不是毛泽东的原话，毛泽东的原话是“中国人”，不是“中国人民”。原话的说法有它的深刻含义，强调的是民族立场，是所有中国人的立场。这在开幕词同一段的另一句原话中得到印证。那句原话是：“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欺负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新编《毛泽东文集》第五卷收了这篇开幕词，也另外拟了标题，新拟的标题用的是毛泽 东的原话：“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代替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者所拟的那个标题。这是编辑工作的一个改进。这是忠实于原文的细节，又准确把握了原文的深意。
龚育之说，关于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的宣读，也有一个细节。这是有艺术意义的细节，也是有历史意义的细节。公告中有一个颇长的名单，除主席、６位副主席外，还包括５６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据说，当新华社记者从毛泽东手上接过他宣读的公告原稿准备发电讯的时候，毛泽东特别叮嘱，不要把另贴在原稿上的委员名单漏掉了，这是张治中先生建议一定要包括在公告里的。
龚育之说，最初的公告稿上，没有这个５６人的长名单，只说陈毅等５６人为委员。这５６人，大约一半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干部，另一半是党外的，有各民主党派代表人物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有少数民族代表人物和海外华侨领袖，有参与辛亥革命的老人，也有不久前刚起义的将领，充分体现了新中国新政府团结基础的广泛。从协商选举出这样的一个名单，到宣读时尊重党外人士的这样一个建议，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上的宽阔胸怀和工作上的谦虚风格。

44、杨成武将军与阅兵往事（1）
讲述人：张子申、郭春暄
时间：2009年9月
地点：北京
解说：1949年5月，杨成武突然接到中央军委的紧急电令，他所率领的20兵团，暂时不再执行进军大西北的任务，命令同时要求他火速进京接受新的任务。
张子申：杨成武当时就没有带着部队，就离开了，就带着几个人赶快就赶到了北平，到了北平以后，这个总理就向他布置了新的作战任务。因为这时候呢就已经确定了，就是说我们要开，在北平开政治协商会议，要在适当的时候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当然这些呢，都没有通过政协来审议呢，就是说我中共中央有这个意图了。所以这时候呢，就让杨成武立即呢率20兵团，部署在北平、天津、塘沽、秦皇岛，主要的任务呢是拱卫首都北平。
解说：15岁投身红军，长征中夺关斩将，飞夺泸定桥，激战腊子口。抗日战争中转战太行，黄土岭一役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被击毙，杨成武一步一个脚印，从普通一兵成为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在国共3年的较量中，杨成武一直率部在华北征战，拱卫首都的任务自然而然落到他的肩上。
张子申：因为这时候呢作为全国当时还都在，处在战争环境，美国的和国民党的海军编队，还经常在渤海湾游弋，所以随时都有从渤海湾向北平发起进攻的这种突然袭击的可能性。所以当时应该说北平和天津这一带，还是战争的气氛，还是很紧张的。所以呢，毛主席就点将杨成武来保卫首都，毛主席曾经也称20兵团为首都兵团。
周恩来在接见杨成武，下达这个毛主席这个命令的时候，同时呢就初步谈到了这个，就是准备在北平啊举行开国大典，可能还要举行阅兵。但是这个任务就是跟他谈了，并没有说这任务交给他。但是杨成武呢知道，既然当时周恩来是军委副主席嘛，在给我部署这个任务的时候，他还谈到这件事，所以他还是思想上有这个准备的。
解说：1949年的中国，国共较量进入了收官阶段，全国局势初定。不过，此时除了杨成武统帅的20兵团，绝大部分的解放军部队还处于作战状态，为了不影响全局，20兵团也就成为开国阅兵的首选。
张子申：正式地提到开国大典阅兵式的时候，还是后来总理啊给毛主席写了一个报告，要成立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毛主席就批准了。
解说：1949年7月底，受阅部队陆续进京，鉴于当时军队的实际情况，陆军成为受阅部队的主体，华北军区20兵团67军的199师获得了这项殊荣。此时距离10月1号已经不到两个月的时候，任务紧迫，杨成武决定初步考察一下这支部队的状况。
张子申：8月1号这天呢，就是华北部队呢基本上都是在举行授旗仪式，八一军旗授旗仪式。杨成武为了检验一下我们的部队，在参加这种大型受阅的话它的情况。所以就在天津20兵团授旗仪式上举行了阅兵式，阅兵分列式。当然主要是第67军的199师，就是李水清当师长的那个师，当然这个李水清率199师呢，在太原打得非常好，也立下了奇功。
聂荣臻提出两个备选阅兵地点：天安门和西郊机场
解说：199师全体人员被调用，作为阅兵的步兵方阵，这样大规模整建制地被用于阅兵，在解放军的历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
张子申：在天津的阅兵呢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杨成武呢就为这个，为这件事还专门给华北军区聂荣臻司令员，还给中央军委写了一个报告。报告是8月4号写的，就说呢通过一段的训练，我们举行了199师的阅兵，就是这个阅兵分列式，结果比以前大有进步。就是从杨成武写报告这个，还是心情是非常好的，但是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部队的这个枪支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求呢，就是要统一这个武器装备，不然的话赴北平参加开国大典的阅兵式呢，会有碍观瞻。杨成武提出这个问题，当然这个问题不用中央解决了，华北军区就解决了，很快就统一了这个199师的武器装备。
解说：受阅部队陆续到位，然而此时，开国大典和开国阅兵的很多细节，并没有敲定，就连时间和地点也是待定之中。
张子申：阅兵的时间呢，就是受到两个这个方面的因素限制，一个呢是政协会议。当时呢就是确定呢，从聂荣臻的报告上也可以看到。一个就是在政协会议结束之日，举行这个阅兵，再一个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日举行阅兵。
当时并没有把这两个事合并在一天，在这两个时机都是可以搞阅兵的，初步就这么个准备，但是由于呢，当时有几个南方的，几个很重要的政协的代表没有赶到，原定呢在9月上旬到9月中旬开的这个政协会议，拖到了下旬才开，所以这样的话，实际上就把这个政协闭幕以后呢，正好就是我们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就是两个日子就凑在一起了，所以呢这样当然从后边来看呢是更理想的。
解说：张子申说，关于阅兵的地点，聂荣臻在报告中提出了两个以供备选，希望中共中央讨论定夺。
张子申：一个是天安门，第一选择。第二选择就是西郊机场。直到了9月2号，周恩来、毛主席才批示地点以天安门为好，这批的这几个字，前几天我还从档案里还看到了，看到这个批示了。9月2号才正式确定阅兵呢在天安门，在天安门前举行，当然这个也是因为政协会议也结束，正好就比较那什么。如果说当时政协会议之后，也许这个阅兵就不一定在天安门了，这两个时间都凑在一起了，就当然是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日搞大阅兵，又是政协会议胜利结束，当然这个非常好了。
陈晓楠：尽管在1949年的7月，中央就确定了要在开国典礼上阅兵的计划，不过一切似乎都还存在着变数，甚至连阅兵的具体时间、地点，都没有最后敲定。尽管如此，阅兵工作还是紧锣密鼓地进入了筹备阶段。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首先确定了阅兵总司令的人选，这个位置当然非朱德莫属。筹委会还决定由聂荣臻担任阅兵总指挥，杨成武、唐延杰等人任副总指挥，同时设立阅兵指挥所，杨成武担任主任，统管具体事宜。
这次大阅兵对于解放军来说，是前所未有的一项大活动，受到了中共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就曾经说，我们历来主张慎重初战，这次阅兵也是初战。开国第一次嘛，一定要搞好。
解说：对于初次筹备阅兵的杨成武等人来说，面临的第一个大困难，就是没有范例可循，在战争岁月中，部队虽然组织过阅兵活动，但是和开国这种盛大场合难以相提并论。
张子申：杨成武所参加过的阅兵呢，当然也有多次，但是都是规模很小的。他参加第一次规模较大的这个阅兵呢，应该说是在1934年，1933年红军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之后。当时红一军团呢组织了一次，这个八一运动会，开了4天呢。开了4天一个运动会，这个运动会上呢，一兵团的，一军团的6个主力团，组织了一次阅兵。当然是毛主席、朱德、林彪、聂荣臻检阅了这个6个主力团，所以这个是呢，应该是杨成武参加的第一次阅兵，在1933年。
解说：杨成武在晚年回忆说，他和唐延杰受命之后所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起草《阅兵典礼方案》，为了这份方案，杨成武等人颇费了一番心思。（未完待续）

45、杨成武将军与阅兵往事（2）
杨成武为起草《阅兵典礼方案》走访刘伯承和国民党将领
张子申：杨成武呢，他是翻阅了很多资料，包括古代的一些资料，另外呢还走访了许多人。比如说当时在北平的许多解放军的高级将领，能找的他都走访了，还有呢，还走访了一些在北平当时的国民党的将领，还走访了这个当时苏联、前苏联派给我们的一些军事顾问，所以这几个方面他都走访了。当时走访刘伯承，刘伯承原来是留过苏的，在苏联留学，所以他呢，直接参观过莫斯科红场的阅兵。
刘伯承就说，这个阅兵呢，它就是跟杨成武讲，它实际上就是一种形式。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内，你把我们部队的一种，这种外在的一种形式表现出来，他说这样目的也就达到了。当时呢，这个刘伯承说了一句话，当时把杨成武他们都逗笑了。说的，实际上阅兵就是马粪蛋外面光，就是走起来很整齐，别的并不要求你多少。
解说：刘伯承的诙谐，让杨成武等的人压力减轻了不少，也让他们受到不少启示，《典礼方案》很快出炉。张子申说，这份方案在很多细节上，做了非常具体的规定。
张子申：整个这个检阅，走到哪个部队走到什么位置上，总司令要问，大家回答。包括问的词和回答的词，也是在这方案里确定的，这个具体到我们都想象不到了。它后边的光附的表格就几十页，就这一个方案。它前头有的总则，然后细则，一个、一个，然后各种表格，表格那就我连从档案里看都不看了。那就包括这个，比如某一个方队的车，什么型号，用的什么的，它都有。
解说：《阅兵典礼方案》草拟成文后，中共中央当时的五大书记，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负责阅兵事宜的相关人员。很快，方案获得批准，阅兵进入了实际操作阶段。
张子申：就按照制订好的阅兵典礼方案，里头其中就包括了，一个是训练，一个是合练、一个是预演。当时呢，有时候也叫彩排。现在有时候也这么说，但基本上叫预演比较准确的。当时呢，这个1950年，1949年、1950年，这两年呢，也是，都是各两次，就是合练，各单位基本上是在自己的驻地。
1949年的合练大概是这么几个地，一个就是在天坛，步兵就在天坛了，炮兵、装甲兵什么的，炮兵当时大概可能在黄寺。有的就在西郊机场，这都是过去遗留下来的。
解说：阅兵虽然只有短短的几个小时，但是此前需要付出大量的心血，无论是训练还是指导检查都不能掉以轻心。
张子申：所以杨成武呢，他最大量的工作就是到处检查，检查这个训练。当时在训练，在检查训练过程中，也有一些笑话，也能看到这部队的这个训练的艰苦的这个情况，这都是有的。你比如说，当时我们的服装质量比较，都还是比较差。等于开国大典呢，我们的步兵方阵还是穿的都是那个布鞋。所以训练的时候呢，十天八天一双鞋底就磨透了，所以杨成武去的时候呢，有的战士就拿出，把鞋脱掉给杨成武看。你看这还是新鞋呢，看着是新鞋，但是底已经穿了。杨成武说的，你们还要，就鼓励战士们嘛，你们还要准备再磨穿它几双鞋底，今年是来不及了，明年我保证让你们每个人穿上订做的皮鞋。实际这个，杨成武这句话是做到了，所以1950年呢就是，我们就用的是皮鞋，一人两双皮鞋，训练一双皮鞋。等到快开始的时候换上第二双皮鞋。
解说：张子申说，开国阅兵训练的过程中，杨成武在视察199师的时候，曾经做了一次讲话，谈了自己对于阅兵的认识。
张子申：他当时说呢，就是说，军队、军队有军就有队，那么就是，不管它是哪个国家的军队都是这样，有军就有队。为什么叫军队呢？就是有军就必须有队。这个呢，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他说古代呢，也是这样。古代呢，它是讲这个，讲队也讲阵，特别是讲阵。你比如说，他说穆桂英大破天门阵，什么八卦阵，包括孙子也是讲这个阵啊和队啊，也是讲这个。他说这个呢，实际上呢，就是一种队列的变化，队列、队形的变化那就是阵。他说我们革命军队呢，实际也是讲队和阵的，也是讲。
开国大典上带弹飞行的受阅空军中有国民党起义飞行员
解说：作为阅兵总司令，朱德的身影也会出现在合练的过程中。张子申回忆说，杨成武曾经给他讲过，在演练中发生的一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