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野史演义（1949-1984）》
内容简介：讲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前期的历史故事，从1949年筹建新中国写起，直到1984年底人民公社制度消亡。共分八部：第一部，《红日东升》；第二部，《奔向天堂》；第三部，《人祸天灾》；第四部，《困难时期》；第五部，《防修反修》；第六部，《十年浩劫》；第七部，《大地回春》；第八部，《儒林秘史》。前七部是按照时间顺序依次衔接的，重点写农村的风风雨雨和农民的酸甜苦辣，第八部写知识分子的悲欢离合。
前言
《共和国野史演义》，讲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前期的历史故事，从1949年筹建新中国写起，直到1984年底人民公社制度消亡。编者青少年和中年，正生活在这一段历史时期，耳闻目睹亲历了这一时期的很多故事，熟悉这段历史时期的社会氛围，尤其熟悉这段历史时期的农村风风雨雨和农民的苦辣酸甜。因为所编选的绝大部分故事都发生在社会下层，官修正史很少提及，并且没有经过考证核实，故称之为“野史演义”。
《共和国野史演义》共八部：第一部，《红日东升》；第二部，《奔向天堂》；第三部，《人祸天灾》；第四部，《困难时期》；第五部，《防修反修》；第六部，《十年浩劫》；第七部，《大地回春》；第八部，《儒林秘史》。前七部是按照时间顺序依次衔接的，重点写农村的风风雨雨和农民的酸甜苦辣，第八部写知识分子的悲欢离合。
为了编写本书，作者从书刊、网络上搜集了大量资料，然后对这些资料进行了筛选、编排和整理。因此，本书类似一本编写的讲课《讲义》。编写此书的目的，是补充正史之不足，令读者从另一个侧面了解这一段历史和社会风土人情，从而使读者了解“僵化封闭”之路的弊病，深刻理解改革开放的无比正确，更加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本书主要参考资料如下：
序号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1、中国农民问题 杜虹 中国社会出版社
2、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 肖冬连 红旗出版社
3、毛泽东传（1949-1976） 逄先知 中央文献出版社
4、共和国重大事件决策实录 邱石 经济日报出版社
5、辉煌的幻灭-人民公社警示录 康健 中国社会出版社
6、包产到户沉浮录 徐勇 珠海出版社
7、历史不再徘徊 凌志军 人民出版社
8、陈永贵沉浮中南海 吴思 花城出版社
9、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毛泽东 人民出版社
10、文革前十年的中国 晋夫 中共党史出版社
11、若干重大事件与决策的回顾 薄一波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2、周恩来与毛泽东 叶永烈 远方出版社
13、动荡岁月秘闻 李永 内蒙古百花出版社
14、时尚五十年 武俊平主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5、是与非 杜导正 四川人民出版社
16、中华人民共和国（小通史） 刘国新 中国青年出版社
17、直言 李锐 今日中国出版社
18、毛泽东传 （美）R.特里尔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毛泽东传 （英）迪克.威尔逊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中华人民共和国演义 张涛之 党史出版社
21、毛泽东与彭德怀 韩晓静等 吉林人民出版社
22、刘少奇与毛泽东 叶永烈 远方出版社
23、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胡绳 中共党史出版社
24、毛泽东和他的卫士长 李银桥等 解放军出版社
25、刘少奇在1961 张步真 珠海出版社
26、刘少奇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 刘武生主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27、饥饿引发的变革 陈大斌 中共党史出版社
28、邓小平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 刘武生 中央文献出版社
29、中国改革开放史 朵春生 红旗出版社
30、盛会要览 邵维正等 解放军出版社
31、落日余晖 东方骥 编 河北人民出版社
32、共和国主席刘少奇 黄峥 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33、王光美访谈录 黄峥 执笔 中央文献出版社
34、文革前夜的毛泽东 邸延生 新华出版社
35、四清运动实录 郭德宏等 浙江人民出版社
36、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高皋 等 天津人民出版社
37、九死一生 戴煌 学林出版社
38、《邓子恢传》《邓子恢传》编写组 人民出版社
39、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作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年: 2011-1

秦家老太爷 2014年1月26日星期日于北京

第一部：红日东升
写的是新中国建国初期发生的事情：开国大典、横扫残敌、剿匪反霸、恢复经济、扫黄打黑、剿灭邪教、反腐反贪、打击奸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改造知识分子，等等。看了本书，你就仿佛身临其境地感知这些事情，你就会深切地体验新中国的朝气蓬勃、蒸蒸日上。本书打破了“为尊者讳”的潜规则，既写成绩，也写失误，力求真实、全面地再现那一段历史。
第一卷 开国大典
1、开国大典盛况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国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了，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这一天，主席心情格外激动。
主席在这年六月十五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曾经预言：“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他对此充满信心。
中国北京，中南海勤政殿，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几天前选举产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这里举行，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随之，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主席、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及全体委员宣誓就职。会议一致决议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政府施政方针，选举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主席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
会议结束后，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全体委员，分别乘车驶向天安门。车队开出中南海东门，缓缓而行，穿进故宫，直接开到天安门城楼下。主席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全体委员，沿着城楼西侧的古砖梯道拾级而上，登上天安门城楼。当主席出现在主席台时，广场上三十万群众立即沸腾起来，欢呼雀跃，无数面鲜艳的红旗迎风招展，场景十分壮观。
欢腾的天安门广场终于平静下来，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开国大典现在开始以后，紧接着又大声说道：
“升旗！奏国歌！”
主席主席伸出右手，郑重地按下了升旗的电钮。与此同时，指挥家罗浪挥动了手中的指挥棒，庞大的军乐队奏响了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一百零八门礼炮分为两组，每组五十四门，一共放了象征中国党胜利走过二十八年的二十八响礼炮。在这期间，从主席到每一位参加国庆大典的群众的目光，都一齐投向那面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是由上海曾联松设计并经第一届政协大会通过的。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是出自何人之手。据记载，是美术供应社女工赵文瑞在两天内赶缝出来的。那天，正好赶在九月三十日下午政协第一次会议开会的时候，在怀仁堂的会场上展现了这面五星红旗，博得了与会者一致的掌声。这天晚上，又把这面五星红旗送到天安门广场，挂在旗杆上。第一面五星红旗，在隆隆的礼炮声和军乐高奏的代国歌声中，第一次冉冉升起在这二十二米高的银灰色的旗杆上。
升旗仪式结束之后，林伯渠走到麦克风前大声宣布：
“由主席主席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主席在天安门上宣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是一份由主席亲自起草的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再者，由于主席在十月一日宣读的公告文本与第二天刊在《人民日报》上的有所不同。
主席在天安门上宣读的文本，没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名单。当时，站在天安门上的张治中先生当即向主席建议：在正式发表这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的时候，希望加上全体委员的名单，对内或对外都会产生很大的政治影响。当时，主席接受了张治中委员的建议，请人用铅笔抄写了一份中央人民政府全体委员的名单，贴在印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的后边，亲自批了四个字：照此发表。署名主席。接着，他又请人找来了时在《人民日报》工作的李普，把贴有名单的公告交到李普的手里，十分郑重地说：“你要小心这张纸条，千万不要弄丢了。照此发表，不要漏掉了。”
第二天，《人民日报》就发表了上述那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这份公告发表之后，正如张治中先生所预测的那样，在国内和国外尤其是尚未解放的国民党统治地区产生了极大的政治影响，加速了国民党军队的弃暗投明。自然，也就等于推进了全国的解放！

主席主席在宣读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之后，又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这句话长久地回荡在神州大地，永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
顿时，广场上再次欢声雷动，情绪激昂。
主席郑重宣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主席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之后，林伯渠激动地宣布：“阅兵开始！”接着，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站在麦克风前边下达阅兵令，旋即又在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将军的陪同下，乘敞篷车开始检阅陆海空三军。昔日屠杀革命群众的天安门广场，由东而西
相继走过了接受检阅的人民解放军不同兵种的方队。
军乐队奏响了《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受阅的部队一字排开，迈着整齐的步伐通过天安门。在口令的指挥下，接受检阅的部队面向主席台，向主席以及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行注目礼。主席缓缓地举起了右手，向着三军指战员挥手致意。有顷，天空传来了隆隆的飞机马达声，主席禁不住地扬起头，看着那结队飞过的战鹰，他那严肃的表情似乎是在说：我们一定会有自己的空军！我们一定会实现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
阅兵结束之后，林伯渠大声宣布：“群众游行开始！”游行队伍群情激奋，热情洋溢。当人流来到天安门城楼时，人们不自觉地放慢了脚步，向天安门城楼翘望，想看清楚一点，想多看几眼主席和其他领导人。虽然播音员齐越、丁一岚劝说、指挥游行群众按规定通过天安门，但无济于事。人群是在后浪推前浪的作用下流动的。
这时的主席笑容满面，神采奕奕，和游行群众目光相对，表情、动作配合协调，就像两个人对面交流一样。主席时而挥手时而鼓掌。当工人群众队伍过来时，主席面对工人的热烈欢呼，通过扩音器高呼“工人同志们万岁！”当农民群众队伍过来时，他又高呼“农民同志们万岁！”而每当广场上的群众听到主席的声音时，更加热烈地鼓掌欢呼：“主席万岁！”“中国党万岁！”声浪一阵高过一阵。就是这样不知有多少个来回，台上的主席和广场上的广大群众思想感情完全交融在一起……
主席在天安门城楼站了整整三个小时，他再次感受到了人民的力量：同是这些可爱的人民，昔日他们可以为自由、为民主在天安门前呐喊；而今天，他们又是如此忘情地为自己的领袖欢呼！为新生的共和国欢呼！啊，这不正好应了水可载舟也可覆舟的老话了嘛！

是日初夜，主席不顾下午的劳累，再次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烟火。当广场上狂欢的群众发现主席以后，城楼和广场再次展现出下午游行时的激动场面。当他的女儿高兴地对他说：“爸爸，人民群众喊你万岁，你喊人民万岁，真有意思！”他非常激动地说：“这样才对得起人民啊！……”
十月一日太令主席兴奋了，他彻夜未眠，忽而隔窗望着夜空沉思，忽而重读他读过多遍的《史记》。他和卫士李家骥如下的对话，正好道出了他彻夜思索的核心：
“家骥，你看今天开国大典搞得怎样？”
“太好了，太令人兴奋了。”
“是啊！”主席颇有感慨，又像对我说又像自言自语地接着说，“我们用了二十八年办了一件大事，把三座大山搬掉了。也就是说头上的问题解决了，看来下步要解决脚下的问题了。解决脚下的问题任务很重，建设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要花更大的力气，你说对不对？”……
是啊！主席是在为解决脚下的问题而睡不着觉……
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正式宣布了各机构和委任名单，周恩来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被任命为副总理的是：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
国家机器正式运转。主席领导**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依据《共同纲领》的规定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把新中国搞得生机勃勃，很快的恢复了国民经济，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老百姓发自内心的高唱：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咳呦，他是人民大救星。
共产党，象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 哪里有了共产党，呼儿咳呦，哪里人民得解放。

2、绘制建国蓝图的故事（1）

新中国建国后，社会制度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
**领导层一致认为：建设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阶段。
中央构想的建设新中国的蓝图是，首先用15到20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在逐步建立起机器大工业和社会化大生产后，再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那时**中央的最高领导机构是书记处，书记处由五名书记组成，他们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主席是第一把手，任书记处主席。
建国初期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
《共同纲领》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国防、外交等纲领方针规定得明确而具体。
《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了新中国的性质和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是以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组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国家的任务是继续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
《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了新中国的经济方针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经济繁荣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实行土地改革，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鼓励和扶助广大劳动人民根据自愿原则发展各种合作事业。”
《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了新中国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大阶级合作”，工人阶级通过自己的先锋队——党来领导各个阶级。
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并存”，国营经济处于领导地位。
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民族资产阶级属于人民的范畴，是工人阶级团结的对象，而不是被消灭的对象。生产资料私有制是被国家保护的，也不是被消灭的对象。

早在1940年1月，主席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构想，说明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勾画出新民主主义社会蓝图的大致轮廓。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等则对这一蓝图的具体描绘花费了很多心血。
1947年7月，刘少奇主持撰写了《关于农业社会主义问答》，对解放区土改后的农村新民主主义发展道路，进行了初步思考。
文章写道：农村土改后，农村中的经济竞争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两极分化。有些农民因为生产条件比较有利，善于经营，努力生产，会逐渐富裕起来，其中会产生新富农。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是允许的，不是可怕的。只有这样竞争，才能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才能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所以，这种在私有基础上的竞争，有一定的进步性。
文章批判了反动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种思想看不见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仍将存在，而反对经济竞争和两极分化，硬要造成全体农民在经济上和生活上的平等或划一。结果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是一种反动的空想。
1948年6月，周恩来写出《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提纲》，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和旧民主主义的基本区别，工业与农业的区别，金融斗争，税收政策，公营、私营与合作社三种经济，国家权力如何运用，工业的科学管理等问题，都提出了大略的构想。
1948年9月初，刘少奇写出了《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合作社》。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刘少奇作了《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的长篇发言，着重讲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成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合作社问题、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问题。
刘少奇说：“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整个国民经济，包含着自然经济、小生产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半社会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以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为其领导成分。”
刘少奇说：“国家经济。银行、铁路、大企业等等，这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但是在数量上是比较很小的一部分，其工业生产是在全国胜利后，顶多占国民经济的百分之十至二十。”
主席接着说：“连资本主义工业在内，整个近代机器工业的生产量顶多占百分之十至二十，光是国家经济还不会有这样多。”
刘少奇说：“正因为这一部分数量很小，困难就来了，为什么不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即由于此。但是这一部分又掌握着经济命脉，数量虽小质量很高，这种国家企业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主席说：“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中都有社会主义因素，都有社会主义成分。”他一气说了一大段，对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经济建设实际上也存在着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问题作了论述。
刘少奇说：“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是要进行一个时期的，还不能急于采取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步骤，因为还存在着一个发展新民主主义的各种经济成分的问题。”
对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当时不仅仅主席、刘少奇，包括全党的认识都很一致，就是不能过早地向社会主义过渡，要经过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建设。
刘少奇在谈到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存在着的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与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时，接着就自然说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斗争问题。这种斗争的性质、方式是什么？刘少奇明确说：“斗争的方式是经济竞争，经济竞争是长期的，首先就是反对投机资本。这种斗争的性质，是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虽然我们还不是实行社会主义的政策。这种竞争是贯串在各方面的，是和平的竞争。”
主席一挥手插话说：“斗争有两种形式，竞争和没收，竞争现在就要，没收现在还不要。”“单讲资本主义竞争，还不能解决问题，还有一个利用它以发展生产的问题。”
刘少奇很赞同主席的看法：“有益于国民经济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也要发展。在一定的时候，一定的条件之下，就是说，有些企业部门是国家没有经营的，或者是国家虽然也经营了，但尚不能满足人民需要者，也可以帮助，虽然资本主义企业之发展，现在这里还有很大的真空。”他提醒说：“我们党人要高瞻远瞩，看到前途。我们与资产阶级合作要有清醒的头脑，自暂时合作之日起，就要认清总有一天要消灭它，就应时刻注意到资产阶级之叛变，好像抗战初期与阎锡山合作抗日一样，我们才不会上当。”
主席继续强调资本主义应当适当发展：“中国由于经济落后，资本主义是分散的，只有国营经济，银行、铁路、矿山等等，才是集中的。中国资产阶级有地方性，这是很可以利用以发展生产的。”刘少奇说：“只有在资产阶级暂时合作之开始，即认清前途，才能够在各方面的实际中坚持又团结又斗争的原则。最后还要严格地说一句，过早地采取社
会主义政策是要不得的。”
刘少奇在规划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时想得很周全。他认为，必须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的路线，同时又必须坚决、严密地防止任何急性的“左”倾冒险主义的倾向，“即是过早地和过多地在国民经济中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超出实际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去机械地实行计划经济，因而使我们失去农民小生产者拥护。”
主席提了一个问题自己做了回答：“到底何时开始全线进攻？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十五年。”
主席在会议结论中指出：“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问题，少奇同志的提纲分析得具体，很好。两个阶段的过渡也讲得很好。各同志回中央局后，对这点可作宣传。”他请刘少奇草拟一个文件，以指导各解放区的经济工作，为即将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做准备。

3、绘制建国蓝图的故事（2）

会后不久的一天，主席拿着一份文件喜气洋洋的来到刘少奇的办公室，进门就说：“少奇呀，洛甫给咱们雪中送炭来啦！你看看这份报告。”说着，把拿着的文件递给了刘少奇。刘少奇接过一看，原来是张闻天写给中央的报告，题目是：《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主席说：“这个报告写得很好，对经济成分等问题分析的很具体，我们的各个解放区正急需这么一篇东西。不过，有些问题谈得还较粗，你再仔细推敲修改一下，书记处讨论通过后，作为正式文件下发。”
张闻天的《报告》主要论述了以下几个问题：
（1） 无产阶级夺取全国政权之后，要有一个新民主主义建设时
期。这个时期的经济结构是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小商品经济（农业和手工业个体经济）等五种经济成分并存。分析了五种经济成分的性质、地位、发展方向和它们的相互关系。
（2）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应遵循的路线是：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普遍地发展并紧紧的依靠群众性的合作社经济，扶助与改造小商品经济，容许与鼓励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防止与反对商业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投机性与破坏性，禁止与打击报一切有害于国计民生的投机操纵经营。只有这样，将来才能顺利的过渡到社会主义。
（3）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必须依靠市场经济、培育市场经济。
（4）农民首先是劳动者，是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基本动力，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支生力军。农民又是私有者，要帮助他们克服弱点。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对待农民的方针政策是：一方面，要用一切方法去巩固他们的私有权，在个体私有经济的基础上，去鼓励他们的劳动热情，帮助他们发展生产、发家致富。另一方面，要引导农民加入合作社经济。但是，在组织他们加入合作社经济过程中，不能动摇他们的私有财产权，不能采取行政的、强迫命令的办法。要坚持等价交换、按劳得值的原则，要有加入和退出的完全自由。要在经济利益上把农民与合作社紧紧联结起来，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均沾的利益共同体，决不能单方面的牺牲农民个人的利益来发展壮大合作社经济。农民组织起来的形式，首先应该是供销合作社，而不是生产合作社。要使农民走向社会主义，必须经过许多准备步骤，国家必须能够供给新式农业机器，等。
这篇《报告》的很多论述，和几十年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纲领何其相似啊！这是中国经济理论和经济建设上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
张闻天，又名洛甫，江苏南汇人，1900年生。早年曾留学日本、美国，1924年回国后参加文学研究会、创造社。1928年加入中国党，同年去苏联先后在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和工作。1930年回国，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长。1933年1月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主席。参加长征。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支持主席的正确主张，起草了会议决议。会后任党中央总书记，在党中央负总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941年在延安受到批判后，辞掉总书记职务。他在1948年4月写《报告》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是党内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经济学家。
张闻天的《报告》引起了刘少奇的强烈共鸣，他集中精力埋头阅读修改，历时两个多月，两易其稿，增删数十处。
10月26日，主席审阅了刘少奇修改后的这个文件后，作了批示：“此件修改得很好”。他嘱咐周恩来：“下发此件时，要注明经**中央批准”。
同时，主席还作了重大的改动：在第二十九页上，“决不可采取过早地限制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改为“绝不可以过早地采取限制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因为就我们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于国计民生”，这就是一条极大的限制，即引导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生”的轨道上。
这一改动，就为后来很快改变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埋下了伏笔，就有了附加条件。因为，主席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有条件的：一是时间限制，“现时”而不是将来，等到一定时机，就限制甚至取消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二是政策限制，“有益于国计民生”是大前提，违背这一前提，超出这个界限就要限制甚至取消了；三是这两方面的综合限制，“现时有益于国计民生”，就是说，肯定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现在还对国民经济发展有利的作用。
1948年12月下旬，刘少奇吸取了张闻天的研究成果，写出了《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方针》手稿，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性质和建设方针作了系统的论述。1949年1月底，他对手稿进行修改增删，定名为《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其论述大大扩展了主席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
1949年1月，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向斯大林介绍了建设新中国的蓝图，得到斯大林的赞同。
1949年3月在河北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主席演说了治国方略。他集中了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的智慧，较具体的阐述了新中国经济建设的蓝图。他说：“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是由五种经济成分构成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他指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就其基本形态来说，还是还将是分散的和个体的。也就是说和古代是近似的。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报告在提出今后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农民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时，主席强调：“这种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
同年6月，主席又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里，对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蓝图作了具体阐述。
主席的演说和文章给新中国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4、刘少奇在天津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不久，解放战争即进入了向全国胜利进军的阶段，军需物资的需要量急剧增加；随着解放区的迅速扩大，特别是一批大中城市的相继解放，生活用品的供应也相当困难。这些都亟待解决。而当时，官僚资本企业正在被接管，使之恢复正常生产还需要一个过程。如何做好团结和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工作，迅速恢复私营企业的生产，是一个刻不容缓的大问题。
1949年4月9日，华北局书记薄一波在给主席的书面报告中提到，由于天津解放后，没有及时宣布有关工商业和劳资关系方面的政策法令，资本家普遍有“三怕”：“一怕清算，二怕党只顾工人利益，三怕管不了工人，无法生产。”他们对“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持怀疑态度，表现消极，有的甚至想弃厂外逃。同时，也由于有些工人在对资本家斗争中，向资方提出了过高的要求，这在群众斗争的高潮中虽然是难免的，但却增加了私营企业面临的困难。据该市1949年2月15日的统计，私营企业开工率不足30%。这种状况如不尽快扭转，就会造成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对夺取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恢复整个经济秩序都极为不利。
对此，主席和少奇同志都极为重视。少奇同志认为，现在的革命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经济也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要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当然这种存在和发展必须限制在有益于国计民生的范围内。为了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这一重大问题，他亲自到天津去考察。
4月初的一天，少奇同志来到华北局机关，对薄一波说：“我来向你报到。”并告诉薄一波，他将去天津巡视工作。
薄一波说：“你是中央领导同志，该上哪就上哪，何必特意来告诉我。”
刘少奇严肃地说：按照组织原则，应该这样做。并嘱咐薄一波，他在天津的活动，由天津市委向华北局报告，再由华北局向中央和主席报告；中央和主席有什么意见，由薄一波向他传达。
此事，表现了刘少奇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刘少奇在天津，发现党的工作重点从农村转入城市后，许多同志对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很不适应，特别是在对待资本家的问题上，戒律甚多，不注意团结民族资本家，更谈不上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发展生产，而只片面强调同他们作“斗争”。
针对这种情况，刘少奇召开了多次座谈会，向各界人士阐述了党的城市工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他批评了干部中存在的“左”的倾向，指出：对民族资产阶级有联合有斗争，但今天重点在于联合而不在斗争；在政治上要联合他们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作斗争，在经济上要联合他们发展生产；只斗争不联合是错误的，只联合不斗争也是错误的。
他向工人讲：在目前条件之下，私人资本主义的剥削有若干发展，对于国民经济是有利的，对于国家是有利的，对于工人也是有利的，失业还不如有业。
在一次同工商业者的座谈会上，刘少奇谈到：与封建剥削相比，资本主义剥削是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是有功劳的。在今天，资本主义剥削是合法的，剥削越多越好。他还鼓励一位把工厂办得不错的资本家多办几家工厂，多安置一些人就业，努力发展生产。
刘少奇在天津的讲话，有些言辞是不妥当的，但其根本用意，是想稳住民族资产阶级，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活跃城乡经济，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秩序，支援解放全中国的伟大事业。
薄一波把刘少奇的讲话向主席作了汇报。主席认为讲得好，只是觉得“剥削越多越好”这句话不大妥当，不一定这么讲。他概括了十六个字，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要薄一波转告刘少奇。刘少奇对主席的这个科学概括极为重视，说：“主席这样提，当然好，讲得很全面，今后就照此阐述”。这就是我们党实行“四面八方”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由来。
刘少奇回京后，批评了东北局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左”的倾向。东北局书记高岗对此极为不满。他不但不接受批评，还把刘少奇的天津讲话抄成“档案”去散布，别有用心地制造流言蜚语，攻击刘少奇。
1953年夏，中央召开全国财经会议，批评薄一波在新税制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高岗借机“批薄射刘”，向党发难(高岗在1954年4月29日写的《我的反省》中承认，他在会上的发言，“除批评薄一波同志外，还有指桑骂槐说少奇同志的意思”)。
在1954年2月揭露高岗反党阴谋活动的七届四中全会上，邓小平针对高岗的流言蜚语指出：“少奇同志的那些讲话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来讲的。那些讲话对我们当时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时候不犯错误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虽然在讲话当中个别词句有毛病，但主要是起了好作用的。当时的情况怎么样呢？那时天下还没有定，半个中国还未解放。我们刚进城，最怕的是‘左’，而当时又确实已经发生了‘左’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采取坚决的态度来纠正和防止‘左’的倾向，是完全正确的。”邓小平当时对刘少奇的天津讲话所作的历史评价是公正客观的。
实践证明，少奇同志天津讲话的精神，是符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关于继续实行新民主主义，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以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的总方针和总路线的。由高岗挑起的这场党内斗争虽然早已结束，而“剥削越多越好”这句不恰当的用语，却成了话柄，后来被林彪、康生、江青之流所利用。他们在“文革”中给少奇同志罗织罪名，口诛笔伐，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污蔑这句话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直到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少奇同志的冤案才得以平反昭雪。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允许适量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允许一定程度的合法剥削(即照章纳税，取得一定利润)，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讲并没有错。1956年底，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主席在同民主党派负责人的一次谈话中还指出，对资产阶级要区分情况，实行不同政策，适当照顾到他们的利益，不要过早取消定息。要允许自由市场和私人工厂的继续存在。当谈到上海出现“地下工厂”时，他说，“地下工厂”虽然是国营经济的对立物，但因为社会需要，就发展起来了，要使它由地下变成地上，由非法变成合法。国营工厂做衣服要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裤腿一长一短，扣子没眼，质量差，就应该允许开私营工厂、夫妻店以同地上的作对。甚至允许开私营大厂，通过订合同，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开厂或搞投资公司，二十年、一百年不没收。这叫做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
刘少奇对主席的这一思想进行了发挥。他在一次人大常委会上讲，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不怕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补充嘛。周恩来、陈云也都有过类似的说法。这个思想特别宝贵，在经济建设中已经发挥并将继续发挥作用。

5、毛泽东礼敬柳亚子

1949年1月31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北平和平解放。3月25日，主席率党中央机关进驻北平香山，主席暂住香山的双清别墅。主席一边指挥解放军横扫残敌，解放全中国；一边频频会见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筹备召开政协会议，共商建国大计。
这些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不少人是早年就追随孙中山参加反清革命的，经过曲折痛苦的探索之后，他们逐渐认识到，只有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是正确的道路。所以，他们拥护党，参加了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党同舟共济，荣辱与共，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贡献了很大的力量。有不少人还是主席、周恩来的老朋友。
早在1948年5月，**中央发出了《五一口号》。五一口号共有23条，它缘于时任新华社社长的廖承志为纪念1948年五一宣传活动对党中央的请示。当时，毛泽东对有关方面起草的五一口号做了重要修改。他删去了关于中国人民领袖毛主席万岁和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条目，将原文为“工人阶级是新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者，解放区的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主人翁，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更早地实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的第五条，改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第五条的内容，成为中共公开发起新政协的最初信号，对它的响应也成为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出席新政协并获得参政党资格的起码标志。
毛泽东初步设计了建国三步曲：政协会议、人民代表大会、民主联合政府。经毛泽东修改的“五一口号”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讨论通过，4月30日，由陕北广播电台全文播发，5月1日，载于《晋察冀日报》。自此，开国领袖毛泽东以五一口号这一简洁、独特的节日纪念仪式，郑重发起了决定新中国政治格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产党发起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揭开序幕。
春天发出信息，秋日盼来佳音。因为交通阻隔的关系，直到7月底毛泽东才得知在香港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早以“五五通电”的形式对“五一口号”做出积极回应。
8月1日，毛泽东欣然致函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诸先生，并转香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对他们赞成召开新政协的主张，并热心促其实现，表示极为钦佩。希望能与他们共商召开新政协的时机、地点、召集人、参加人等有关事宜。
翌日，周恩来就布置有关方面，把在国统区和香港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接到解放区来。在香港的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等的周密安排下，从1948年8月至1949年9月的一年时间里约有20批、350多人被平安接至解放区。
宋庆龄是毛泽东亲笔致函、亲差专使并亲往车站迎候的首席嘉宾。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联名致函宋庆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经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
此电虽经周折传至宋庆龄，但她因身体欠佳和上海的环境暂未成行。5月27日上海解放，毛泽东又委托陈毅市长前去探望。6月19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又函：“庆龄先生：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
中共中央侯补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邓颖超衔命赴沪。宋庆龄于8月28日莅平，当日下午毛泽东穿戴整齐，一早赶到车站迎候。和毛泽东一同前往接站的有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郭沫若等59人。
享受如此隆重迎宾阵容的孙夫人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30年后，她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
9月7日，毛泽东又在同一车站接来了程潜将军，因为他是毛泽东家乡的父母官湖南省主席，更因为在毛泽东看来，“争取程潜、陈明仁及其一派站在我们方面，对于分化台湾、广州、广西、昆明、四川等地的国民党特别是分化台湾及宋希濂等部有极大的政治作用，对于顺利接管湖南及改造程、陈系统则有直接影响。”
毛泽东没有忘记为中国革命献策献力的海外侨胞。他于1949年1月20日致函第一个响应五一口号的南洋侨领陈嘉庚和先已致书毛泽东响应新政协的美洲侨领司徒美堂，诚邀他们“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两位侨胞硕望，铭感毛泽东的盛意，欣然赴会。
毛泽东还关注着祖国边陲的少数民族兄弟。8月18日，他致电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阿哈买提江：“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中国人民民主运动的一部分……”、“衷心地欢迎你们派出自己的代表来参加见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
令人遗憾的是阿哈买提江一行5人在8月27日赴京途中因飞机失事而遇难，毛泽东亲笔为他们起草了烈士碑文。也许还未抹掉心底的哀思，毛泽东对以赛福鼎为首的第二批新疆代表团体贴备至，关爱有加。亲设家宴款待赛福鼎；亲手将赛福鼎拉到天安门观礼台中央；亲自批准赛福鼎的入党申请；亲嘱周恩来派苏联专家检查新疆代表团返程的专机；反复叮咛赛福鼎不接到周恩来的电话不要登机……短暂的北京之行令赛福鼎感慨万千：“10日胜过30载！”
主席礼贤下士、谦虚坦诚，对来访的客人总是迎出门外，对年迈老者还要亲自搀扶他们下汽车、上台阶。他还抽空去看望这些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代表，有时还陪同他们游览名胜古迹。
国民党元老、著名爱国诗人柳亚子是主席的老朋友，俩人在1926年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相识的。柳是国民党左派，对主席的才识非常钦佩，称主席是“中华奇才”。1945年主席赴重庆谈判时曾会见柳亚子，柳对主席大智大勇的气魄佩服得五体投地，称主席“弥天大勇”。柳向毛索要诗词，毛把自己的旧作《沁园春 .雪》抄送给他。柳得此词，推崇备至，“展读之余，叹为中国有词以来第一作手，虽苏、辛犹未能抗也。”当时的各家报纸都刊登了主席的词作，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1949年3月，柳应毛的邀请北上参加新政协。3月28日，他写了《感事呈主席》的诗送给主席，流露出他不满意给自己的生活待遇，想回江南故乡隐居。主席见诗后，急忙关照让柳从六国饭店移居到颐和园，安排好他的生活。
五一节，主席来颐和园看望柳亚子。
“柳老，您老好呀？”主席紧紧的握住柳亚子的手，亲热地问候，“这里还满意吗？”
“啊呀，润之，我这是享受帝王之乐呀！”刘亚子高兴地回答。
“大作已经拜读，和诗一首，请柳老指教。”主席微笑着把诗笺递给了柳亚子。柳大喜过望，连说“不敢，不敢”，急忙双手接过。展开一看，只见写道：

《七律 和柳亚子先生》
1949年4月29日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柳亚子读罢诗篇，十分激动地说：“知我者，润之也！爱我者，润之也！”
主席语重心长地说：“柳老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拥护孙先生的三大政策，本党十分敬佩。现在，孙先生所期望的新中国就要诞生了。我们还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把新中国建设好啊！”柳亚子深受感动，动情地说：“感谢润之教诲，柳某一定追随润之左右，为国家民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两人在柳亚子住的谐趣园游览了一番，然后主席搀扶着柳亚子爬上益寿堂。喝过茶后，两人又步入长廊，边走边聊。
柳亚子望着长廊的雕梁画栋，感叹地说：“慈禧太后腐败无能、挥霍无度，她置国防于不顾，把筹建海军的钱用来修建颐和园供自己享乐，导致丧权辱国，给国家民族造成多么深重的灾难啊！”
主席说：“她用建海军的钱修建颐和园，当时来说，这是犯罪。现在看来，那时候就是建立了海军，也还是被帝国主义拿走的。建了颐和园，帝国主义拿不走，今天人民才能享受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重性。”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哦，有道理，有道理。”柳亚子点头称是。
他们继续往前走，在慈禧太后买的小火轮前停了下来。
柳亚子抚摸着小火轮说：“以慈禧太后之尊，能买到这样的小火轮就心满意足。那时的中国真是太落后了。”
主席动情地说：“事物总是要发展的，社会总是要前进的。中国再也不会继续落后下去了。新中国建立后，我们要奋发图强，一定要改变落后面貌！一个独立、自由、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必将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柳亚子深为感动，激动地说：“党伟大！主席伟大！”
主席说：“人民伟大！包括你，也包括我。”
天晴气朗，山清水秀，绿柳摇曳，繁花似锦，亭台掩映，曲径通幽。两人兴致很高，还泛舟游览了昆明湖。

6、众精英协商建国大计

随着民主人士相继进入解放区，对新政协有关事宜的讨论也在不断深入。1948年10月初，中共中央统战部经与到达李家庄的民主人士商讨，拟定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毛泽东对草案修改后，通过中共东北局、华南分局广泛征求香港、哈尔滨等地民主人士的意见，于11月25日达成《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确定了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由中共和拥护五一口号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共23个单位的代表组成，同时确定新政协的任务是制定《共同纲领》并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协议》首次赋于新政协行使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承担建立新中国的神圣使命；这显然是对毛泽东建国三步程序的重大突破。
12月30日，毛泽东在新年献词中郑重宣布：“1949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
北平，中南海勤政殿，是旧时帝王上朝，接受百官朝拜和处理国家大事的地方。现在，它以新的姿态欢迎中国的新生。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这里召开。
筹备会代表由中国党、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人民团体、爱国侨胞、少数民族等共23个单位134人组成（**代表有主席、周恩来等7人）。
新政协筹备会成立了以主席为主席的常务委员会，副主席有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李维汉为秘书长。在主席的领导之下，设立了六个小组，分别完成以下任务：（一）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二）起草新政协组织条例；（三）起草共同纲领；（四）起草宣言；（五）拟定中央人民政府大纲；（六）拟定国旗、国徽及国歌方案。
一切均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一切均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周恩来被选为筹备会常委会副主任兼第三工作小组组长。第三工作小组的任务是：起草《共同纲领》草案。
周恩来把全组23人分成政治法律、财政经济、国防外交、文化教育、其它等5个分组，起草各自的有关条文。另外，又让筹备会的所有代表提书面意见。周恩来则负责起草整体草案。到7月上旬，各分组均拟就了具体条文。周恩来请示主席，要求暂时放下手头的许多事物，集中一段时间写《共同纲领》草案。主席也认为这是件急需完成的大事，同意了周恩来的要求。
北平的7月，骄阳似火、天气闷热。整天在各种场合露面忙碌的周恩来忽然“失踪”了。他把自己关在勤政殿里，挥着汗，全神贯注地亲自动手起草《共同纲领》。他的案头摆着1949年3月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主席在同年6月发表的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1948年11月**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写的《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还摆放着各分组拟定的条文以及搜集到的意见。
经过一个星期的废寝忘食的鏖战，周恩来完成了起草工作。他没有休息，又急忙召开各种会议，对草案进行讨论、征求各方面的意见。经过7次会议的讨论和反复修改，到8月中旬草案正式形成，定名为《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
8月22日，周恩来乘小吉普车来到香山双清别墅，径直走进主席的办公室。主席见周恩来进来，放下手里的文件，招呼道：“恩来，这边坐。”周恩来在主席旁边的沙发上坐下来。
“主席，《纲领》的草案我写出来个初稿，请主席审阅定稿。”周恩来从公文包里掏出了打印稿递给了主席，边说，“我在7月中旬写出了草稿，然后又先后开7次会，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作了多次修改，形成了现在这个东西。”
主席接过来，略翻了翻，放在案头。笑着说：“你辛苦喽！代表们都提些什么意见呀？”
周恩来把几次讨论的情况作了汇报。当说到有的代表要求把社会主义目标写进《纲领》时，主席说道：“这也是急性病。人家苏联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后，搞了十五六年新经济，到1932年才正式搞社会主义。我们国家是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国，一穷二白，必须搞一段相当长时间的新民主主义。等到工业发展了，国营经济壮大了，才可以考虑搞社会主义。这一点，必须和代表们谈清楚。”
“好的。主席还有什么指示？”周恩来彬彬有礼地请示。
“《纲领》草案初稿我抓紧时间看。你还要继续广泛征求意见，认真的修改。这是建国的根本大法，我们必须写好啊！”
“好的。请主席放心。”周恩来告辞。
主席翻开《共同纲领》草案初稿认真地看了起来。
香山的初秋之夜，凉风习习，万籁具寂。双清别墅主席办公室里的灯光彻夜通明。主席聚精会神地修改着《纲领》草案初稿。到9月3日，草案的框架基本定型，名称改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他把修改过的草案和一个便条派人送给秘书胡乔木。
“乔木：纲领共印30份，全部交我，希望今晚10时左右交来。题目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当晚10时，胡乔木把印好的《共同纲领》草案初稿送来。主席在竖写的题目左侧写上“一九四九年九月五日 初稿”的字样。然后，又逐字、逐句、逐段的修改起来。
9月5日晚，胡乔木将主席修改后的《共同纲领》草案稿本送去付印。胡乔木刚走一会儿，主席就派人给胡乔木送去个便条。“乔木：今晚付印的纲领，请先送清样给我校对一次，然后付印。”
主席连夜校对。9月6日，他把校对过的清样交代下去，并指示：“照此改正，印成小册子一千本。”
9月7日晚，周恩来在北京饭店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稿）分送给各位新政协代表，组织他们进行分组讨论。根据讨论的意见，周恩来领导起草小组又一次对《共同纲领》草案稿进行了认真的修改。然后，周恩来又送交主席审阅。9月11日，主席对草案稿审阅后又批示：“乔木：即刻印一百份，于下午六时左右送交勤政殿齐燕铭同志，但不要拆版，待起草小组修正后，再印一千份。”齐是筹备会副秘书长。
周恩来又组织新政协代表对《共同纲领》草案稿进行讨论。有不少代表仍提出了把社会主义目标写进《共同纲领》的问题。为此，刘少奇和周恩来特意在大会上作了说明：《共同纲领》是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施政纲领，是为现阶段的需要而制定的，它不应该描绘远离现阶段的未来的理想。“要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有的代表向主席询问，要再过多久才到社会主义。主席回答说：“大概二三十年吧。”
经过主席、周恩来等人的呕心沥血和众精英的集思广益，《共同纲领》的草案初稿终于定稿。
新政协全体会议于9月27日通过关于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四项决议，它是共产党人和广大民主人士集体智慧的结晶。

7、国旗诞生的故事
1949年7月，新政协筹备会在《人民日报》等报纸上公开发布征求国旗图案的启示。征集国旗图案的消息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短短的一个多月内，筹备会就收到了应征国旗图案2992幅。当时，朱德总司令、历史学家郭沫若、诗人艾青也都亲自设计了国旗图案。
要想在近3000幅的国旗图案中，选出让大家满意的图案，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时研究制定国旗，是由筹备会下设的第六小组负责，组长是著名教育家马叙伦，副组长是叶剑英和沈雁冰；其它成员有田汉、郭沫若、陈嘉庚等各界知名人士；经过反复认真地评选，最后从近3000幅应征国旗图案中，选出比较好的38幅图案，编成《国旗图案参考资料》提交全国政协一次会议讨论。
经过综合考虑，当时第六小组向政协代表推荐的国旗图案是，图册中的复字第3号和复字第4号图案。基本特征都是红底、黄星加一条黄条；红色象征革命，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黄条象征黄河。
一天,张治中来到毛主席的住处。张治中问毛主席:“现在大家都在议论国旗图案,你的意见呢?”
毛泽东表示：“我同意一颗大五角星加一条黄河的那种,你觉得怎样?”
张治中明确回答说:“我反对用这种国旗图案,中间加一条横杠,把红旗劈为两半,不成了分裂国家了吗?而且杠子不能代表河流,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中,杠子是‘金箍棒’,国旗中间摆上一根‘金箍棒’干嘛?”
也许毛泽东最能体味这位昔日“三到延安”今为和谈而来的和平将军更渴望统一，更珍爱和平。但接纳张治中的意见，就意味着自己要忍痛割爱。因为毛泽东眷恋母亲河，他多次凝视黄河而沉思；他说自己老了要沿黄河考察；转战陕北开始他发誓不打败胡宗南不过黄河；转战陕北结束渡河东进，面对滔滔黄河，他深情地说：“我们可以藐视一切，但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
毛泽东听了张治中的意见后，感觉有点意外。但毛泽东还是尊重张治中的意见，表示可以再邀大家来研究。
为了尽快统一意见，第六小组秘书彭光涵受委托把争论情况向周恩来作紧急汇报，总理说：“你们搞国旗搞了那么长时间，你觉得哪个图案好？”彭光涵回答道：“过去我们曾经讨论过一个‘32号图案’，这个图案是曾联松提交的，我们认真地参考过他的图案，”总理听后，对彭光涵说：“好！那就这样吧，你给我画一幅这个旗子，画大一点；第二，你再给我做一面这个旗子，做一面最大的旗子。”
复字第32号图案是一幅修改稿，原稿设计者是在上海现代经济通讯社工作的曾联松。这幅图案构思巧妙，内涵丰富，艺术性很强；修改后的图案更加简洁，主题更突出。
9月25日晚，根据周恩来的建议，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有关国旗等问题的协商座谈会。
在座谈会上,毛主席在一些代表发言后说：“过去我们的脑子老想在国旗上划上中国的特点,因此划上一条横杠代表黄河。其实,不少国家的国旗也不一定有那个国家的特点,苏联的斧头镰刀也不一定代表苏联特征,哪一国也都可以有同样的斧头镰刀。美、英等国的国旗也没有什么该国的特点。代表国家特征的东西可以在国徽上表现出来。”
说到这里,他拿起一张放大了的五星红旗的图案式样说:“大家都说这个图案好,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了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斗争取得的,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今后还要共同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我看这个图案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表现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
毛主席的话音刚落,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1949年9月27日，在全国政协一届全体会议上，根据代表的意见，对国旗说明又做了进一步修改，正式将国旗定名为：五星红旗。10月1日，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开国大典上高高飘扬。
1951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将第一面五星红旗交给中国革命博物馆，永久保存和陈列。这是一面特大号国旗，用5幅红绸子拼接轧制而成，旗面长460厘米、宽228厘米。1994年，77岁的国旗设计者曾连松将自己珍藏多年的一份五星红旗图案设计原稿，及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的通知公函和国庆观礼证一起捐赠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

8、国歌诞生的故事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关头，凝聚着中华儿女“不做亡国奴”的怒吼
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1935年，当时中华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这首歌曲，像一支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民族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去建设独立富强的新中国。
1931年“九?一八”事变，拉开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序幕，“不作亡国奴”的吼声唤起了全国人民高昂的爱国热忱。先后于1932年和1933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田汉、聂耳，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
1934年春，田汉决定写一个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电影剧本。在他刚完成一个故事梗概和一首主题歌的歌词时，就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另一位共产党员、戏剧家夏衍接手将这个故事写成了电影剧本，聂耳主动要求为田汉写就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谱曲。当他读到歌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他仿佛听到了母亲的呻吟、民族的呼声、祖国的召唤、战士的怒吼，爱国激情在胸中奔涌，雄壮、激昂的旋律从心中油然而生，很快就完成了曲谱初稿。
后来，聂耳又在躲避国民党政府追捕的颠沛流离中完成了曲谱定稿。一首表现中华民族的刚强性格，显示祖国尊严、充满同仇敌忾、团结御敌豪迈气概的革命战歌就这样诞生了。这是聂耳短暂一生中的最后一个作品。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后，立即就像插上了翅膀，在祖国的大地上传唱开来。伴随着“一二?九”运动的学潮，救亡运动的巨浪，抗日战争的烽火，解放战争的硝烟，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这首革命歌曲甚至享誉海外，在全世界传播。1940年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在纽约演唱了这首歌，接着他又灌制了一套名为《起来》的中国革命歌曲唱片，宋庆龄亲自为这套唱片撰写了序言。在当时的反法西斯战线上，《义勇军进行曲》代表了中国人民最强音的一支战歌。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在盟军胜利凯旋的曲目中，《义勇军进行曲》赫然名列其中。
1949年，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临近末日，建立新中国的工作着手进行。当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以马叙伦为组长、叶剑英和茅盾（沈雁冰）为副组长的筹备会议第六小组负责拟定新中国的国旗、国徽、国歌方案。参加工作的成员有郭沫若、张奚若、田汉、马寅初、郑振铎等10余名著名人士。
国歌既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又是一个国家的象征。新中国像一轮红日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喷薄欲出时，也就呼唤新国歌的诞生。
1949年7月4日，叶剑英在中南海勤政殿第一会议室主持召开了第六小组第一次会议，推选郭沫若、田汉、茅盾、钱三强、欧阳予倩五人组成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郭沫若为召集人。8月5日，第六小组第二次会议决定，聘请马思聪、贺绿汀、吕骥、姚锦新四位音乐专业人士为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顾问。由郭沫若等人起草的《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经毛泽东、周恩来修改审批后，分送《人民日报》、《天津日报》、《光明日报》等各大报纸连续刊登八天。国内各报和香港及海外华侨报纸也纷纷转载。这样大规模地在报纸上征集国旗、国徽、国歌，在中外历史上是少见的。
征稿启事发出后，在中华大地和海外华夏儿女中引起强烈反响，应征稿件如雪片一样纷至沓来。截至8月24日，筹备会收到有关国歌的稿件350多件。经过慎重讨论审核，认为国歌征集之稿，足以应选者尚少，而新生的共和国在宣告成立时，如果没有确定一个体现本国尊严的国歌，不符合国际惯例，也不适应时代要求。因此，决定再有计划地征集一次，将入选者制曲试唱，向群众广泛征求反映后再作最后选定。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设立由55人组成的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马叙伦为召集人。截至当日，第六小组共收到应征国歌632件，歌词694首
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召开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郭沫若、茅盾、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等人。在座谈会上，马叙伦等主张暂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徐悲鸿、郭沫若等许多委员表示赞成。因原歌词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等历史性的词句，郭沫若、田汉等建议将歌词修改一下，郭沫若并拟就了三段。但是，张奚若、梁思成认为这首歌曲是历史性的产物，为保持其完整性，词曲最好不作修改，并举法国的马赛曲为例。黄炎培先生也赞成不修改歌词。刚从国外回来的宗教界代表刘良模介绍了《义勇军进行曲》在国外传播情况后，认为《义勇军进行曲》获得了国内外人民一致颂扬，在国际上有它的影响，应采用作国歌。
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赞成这种“安不忘危”的思想，认为新中国要达到真正安定、安全，还需要与内外敌人及各种艰难困苦奋斗。周恩来副主席说：“用原来的歌词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国歌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民族气质和精神面貌，《义勇军进行曲》创作于中华民族危难关头，正是表现了中华民族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毛泽东主席赞同和支持歌词不改。经过讨论，除国徽一项继续由原小组设计外，其他各项议题均获一致意见。会议结束时，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和大家一起放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就国歌一致通过了4个决议案：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平为北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今年为1949年；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用洪亮的声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接着毛主席按动升旗电钮，伴随五星红旗冉冉上升，《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响起。
1949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关于国旗、国歌和年号的“新华社信箱”中，对将义勇军进行曲采用为国歌作了如下解释：“义勇军进行曲是十余年来在中国广大人民的革命斗争中最流行的歌曲，已经具有历史意义。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时的国歌而不加修改，是为了唤起人民回想祖国创造过程中的艰难忧患，鼓舞人民发扬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热情，把革命进行到底。这与苏联人民曾长期以国际歌为国歌，法国人民今天仍以马赛曲为国歌的作用是一样的。”
几经起伏，数度沧桑，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正式赋予国歌以宪法地位 。
《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唱了17年。十年动乱期间，田汉受到“四人帮”迫害，他写的歌词不能再唱，正式场合只能演奏国歌的曲谱。
粉碎“四人帮”后，由于还来不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进行全面清理，有些人以“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不能反映变化了的现实”为理由，提议重写国歌歌词。1978年3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成立了国歌征集小组，由一位作曲家配词提交大会代表讨论，最后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新的国歌歌词。国歌的作者被注明为“聂耳曲，集体填词”。
对新的国歌歌词一直存在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新歌词气势雄伟，高度概括，政治性强，有“奔向共产主义明天”等鼓舞人心的内容。同时，也有许多同志认为，新歌词的内容、文字韵律都推敲不够，从文字上看歌词太平，缺乏激情，缺乏形象性，只是把几个口号凑在一起。从韵律上看，新歌词平仄、音韵都不如原歌词，有拼凑的感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领导全国人民全面清理“文革”中的错误，深入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恢复并根据新情况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对1978年宪法进行系统修改的工作被提上日程。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纠正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大量冤假错案。国歌歌词原作者田汉得到昭雪平反。

9、通过《共同纲领》

1949年9月21日，中南海怀仁堂装饰一新，巍峨的飞檐，清新影人的廊柱，高悬的气球飘带，迎风招展的各色彩旗，在绿树环绕中更显庄重辉煌。
这一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参加会议的单位45个，代表共510人。主席翻看了代表名册，幽默风趣的说：“这是一部天书，写在里面的名字都是各路神仙啊！”
代表们身着新装，喜气洋洋，三个一组，五个一队，从怀仁堂大门进入礼堂。礼堂内更是一片通明，溢彩流光。人们陆陆续续地入座，等待着庄严时刻的到来。
下午7时，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等人相继走上主席台。会场上响起明快而又雄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掌声雷动，此起彼伏；礼堂外，“轰、轰、轰……”，礼炮声声，鸣过五十四响。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隆重开幕！
顿时，场内场外，欢声雷动，全体代表起立，热烈鼓掌达5分钟之久。
人们企盼已久的庄严的历史时刻终于到来了！
主席以其浑厚洪亮的湖南乡音，庄严宣告：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1／4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主席话音甫落，全场顿时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
刘少奇同其它代表一样，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手持讲话稿，脸带胜利的笑容，健步走到麦克风前。
全场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因为，刘少奇是代表中国党全体448.8万党员向大会讲话的。
刘少奇代表中国党人郑重承诺：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即将通过的《共同纲领》，“中国党当完全遵守它的一切规定，并号召全国人民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
刘少奇讲话说：“尽管有些代表提议把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写进共同纲领中去，但是我们认为这是不妥当的。因为要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如在共同纲领上写上这一个目标，很容易混淆我们在今天所要采取的实际步骤。无疑问，中国将来的前途，是要走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去的。……但这是很久以后的事情，对于这些事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很可以在将来加以讨论。”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成立了6个专门委员会，以最后完成各项文件的起草工作。其中，就有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
9月28日，政协各单位和共同纲领整理委员会分别举行会议，对纲领草案作最后一次讨论。作了最后一次修改后，将草案送交大会主席团。
9月29日，政协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共同纲领》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国防、外交等纲领方针规定得很具体。
《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了新中国的性质和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是以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及其它爱国民主分子组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国家的任务是继续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
《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了新中国的经济方针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经济繁荣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实行土地改革，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鼓励和扶助广大劳动人民根据自愿原则发展各种合作事业。”
《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了新中国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大阶级合作”，工人阶级通过自己的先锋队——党来领导各个阶级。
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并存”，国营经济处于领导地位。
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民族资产阶级属于人民的范畴，是工人阶级团结的对象，而不是被消灭的对象。生产资料私有制是被国家保护的，也不是被消灭的对象。
新民主主义阶段的理论、方针、政策和现在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很相似。所不同的就是不搞对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开放。
《共同纲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国家根本大法，具有临时宪法的性质，它是政府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内的施政方针和建设蓝图。它是中国党、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和爱国人士的精英们集体智慧的结晶，它符合中国当时的国情，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
众精英议决将北平改名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还议决了国旗、国歌、国徽等事项。10月1日上午，选举主席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选举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选举陈毅等3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主席发布公告，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

10、“老广播”回忆开国大典
杨兆麟于1923年10月出生于湖南长沙，中共党员，解放后曾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1949年9月30日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式的采访，以及1949年10月1日对开国大典的采访，是他职业生涯中无比珍贵的经历。
毛主席用的话筒是精心挑选的
“看过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那段镜头吧？”杨兆麟问记者，“你注意到毛主席面对的那个扩音话筒了吗？”杨兆麟向记者透露了那个话筒的来历———“那是我们精心挑选的最好的话筒，是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话筒”。
杨兆麟回忆说：
开国大典那天在天安门城楼上安置着两个一模一样的话筒，一个安放在天安门城楼正中间，专为领袖们讲话设置，另一个是为北京新华广播电台现场直播的播音员设置的。
就在几天前，与他年龄相差不多的李志海来他家，带来一张老照片的复印件。老照片上的李志海正在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话筒前的毛主席调整话筒高度，那张老照片是从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开国大典纪录片上“扒”下来的。
“李志海是我们电台的技术人员，有关开国大典上播音的技术细节，他全都清楚，因为天安门上的两个话筒就由他负责。”杨兆麟说，“后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讲话用过的那个话筒和毛主席按下电钮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那面国旗，全都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物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新中国领导人从我们身旁经过
1949年10月1日清晨，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发出预告：“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及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决定全部转播今天下午3点钟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祝大会实况。”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决定用“实况广播”向全国人民报道现场情况，具体要求即通过广播设备，把现场的实际情况、音响和播音员的解说同步播出。
杨兆麟记得，播音话筒原来安放在天安门城楼走廊的最西端，由于天安门城楼上参加观礼的人太多，嘈杂的人声势必影响实况广播的质量，他们不得不从城楼最西端挪至靠中间位置，“天安门上总共有五面红旗，我们搬到第二和第三面红旗的中间位置”。
杨兆麟与胡若木作为广播电台编辑与播音员丁一岚、齐越4人并排站立，他们所处的位置视野开阔，可俯瞰天安门前经过的队伍，是现场报道的最佳位置。
“天安门那时没有电梯，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他们都是走西侧楼梯上来的。”杨兆麟回忆着，“他们都从我们身旁经过。”就在前一天，杨兆麟与同事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式进行了报道，第一次近距离地与新中国的各位领导人、社会知名人士相处，但在天安门城楼上再见到这些国家领导人时，他依然心情激动。
“我当时26岁。”杨兆麟说，“毛主席要在这里向全国人民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我们为此做现场报道，广场上有那么多激动万分的群众，身后就站着受人民爱戴的领袖们，真的是很激动。”
天安门广场架起诸多“九头鸟”
开国大典举行之前，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做足了准备工作。
杨兆麟说，电台编辑人员当年一次次采访受阅部队，一次次前往阅兵式和分列式演习现场观摩采访，事先还对各机关、团体、学校、工厂、农村参加游行的干部群众进行了采访。写成的广播稿是要在实况广播中插播的，那些稿件全都经过大家的反复讨论，不断修改。
记得在一次演习时，朱德向北京新华广播电台负责人询问实况转播的准备情况。如此庄重的重大场合，如果广播技术上出现问题怎么办？朱老总担心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时会出现播音技术问题，于是，朱老总要求广播电台派人到中南海事先为他录好音。虽然这份录音资料当天没有使用，但却成为建国历史上一件珍贵的文物资料。
参加开国大典的群众预计将有数十万人，尽管当年的天安门广场的面积没有现今这么大，但如何让全广场群众听清天安门城楼上的扩音声，这的确让广播工作人员颇费脑筋。由于器材设备简陋，考虑到只有一个喇叭的普通扩音器无法承担更大音量的播出，有人想出了一个办法，将9个普通扩音喇叭焊在一块金属板上，果然音量巨大，大家欣喜地称之为“九头鸟”。当天安门广场架起诸多“九头鸟”时，发愁扩音问题的电台工作人员大松了一口气。
怕影响播出音质我们不能出声
1949年10月1日下午1时30分，北京新华广播电台的负责人及工作人员全部抵达天安门。
负责庆典筹备工作的周恩来总理提前来到天安门城楼，检查各项准备工作，过问实况广播工作的准备情况。
下午2时45分，毛主席和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各位委员分别乘汽车，出中南海东门到达天安门城楼北面，大家在西侧台阶处下车，然后拾级而上。当毛主席走到城楼正中央就位时，天安门广场欢声震耳。
时针指向下午2时55分，丁一岚和齐越开始播音。瞬间，全国各地守在收音机前的人们屏住呼吸，等待那个神圣庄严时刻的降临。
下午3时整，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庆典开始。毛泽东走到立式扩音话筒前，用湖南口音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随即，毛主席按动升旗电钮，五星红旗在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中冉冉升起。全场肃立，广场上的54门礼炮齐鸣28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的28年历程。
开国大典实况广播时，播音员丁一岚、齐越两人轮流广播，杨兆麟和胡若木作为电台编辑分别站在播音员两边。
“我们不能出一点声，以免影响播出音质。”
杨兆麟说：“我们要对现场实况进行描述，播音员需要我们提醒，比如阅兵时有哪支队伍过来了，播音员插播稿件时顾不上注意现场的情形，我们不能出声，但我们可以用手向队伍指指点点提醒播音员及时报道呀！”
由于大家熟悉庆典进行程序的全部细节，4个人配合默契，圆满地完成了实况广播任务。
未能保留播音全过程终生遗憾
“庆典结束是周总理大声宣布的。”杨兆麟回忆说，“毛主席在离开天安门时，挥舞着手上拿着的帽子，从东边缓步走到西边。”
杨兆麟说，实况广播加上当天准备工作时间，大约持续了六七个小时，而他们4个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从始至终一直站立工作，现场也没有设置座椅，奇怪的是当时一点没觉得疲惫。
“如果说有什么遗憾的话，”杨兆麟无奈地说，“当时技术设备条件不行，如果不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拍摄开国大典时，捎带有播音场景和声音的那一小段纪录影片，我们那段历史就一点史料也没保留下来啦。”
没能保留当时播音的全过程，这是杨兆麟无法弥补的终生遗憾。

11、女警卫城楼上下送水忙
关瑞兰现在是北京市公安局的离休干部，在开国大典那天及之前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她和其它民警一起从事着警卫服务工作。
关瑞兰回忆说：
1949年3月中旬，为了确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绝对安全，北平市公安局成立了保卫政协警卫大队，并从各单位抽调了一部分年轻女同志到保卫政协警卫大队工作，我便是其中的一员，被分配到三分队。我们的任务是会场警卫。三分队女同志最多，而且年龄都是十六七岁。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召开。我们做了精心的安排，警卫措施也很得力，顺利地完成了这次任务。
在这期间有一件事使我久久不能忘记。那是政协会议临近结束时，彭真同志和一些代表到北海公园游览。我和另一位女同志在另外一条船上紧跟着做警卫工作。呆了一会儿，彭真同志的船划过来，他非常和蔼地对我们说：“你们这些小鬼是哪儿的？”我们异口同声地回答：“是工会的。”我们对外的统一口径是工会干部。彭真同志笑着说：“是吗？我看你们都是公安局的。”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了。他又说：“你们太死板了。游人是观景，而你们总是盯着首长。要自然些。”我们听后都笑了。当时我们感到首长说得对，更感到彭真同志特别平易近人。
开国大典那天早上，我们起得很早，分队长向我们交待了任务，因为这次警卫地点是在天安门后面午门前面，场地大，而且还要往返到天安门城楼上去送水，况且人员既多又杂，警卫工作比较难做，所以大家必须时刻提高警惕。我们匆匆吃完早点就从驻地出发了，当时下着小雨，我们分队也没有车，整个大队只有一辆吉普车，所以我们只好从西四乘有轨电车赶到天安门。每个同志都按分配的任务来到岗位上。我当时是在城楼下烧水，后来又将开水用铁壶一壶一壶地送到天安门城楼上。那天我们受到了特别照顾，每人发了面包和小香肠作为中午饭。
下午3点整，开国大典开始了。国歌声、礼炮声、欢呼声在天安门广场上空激荡。我们当时心情也非常激动，真想走过去，仔细看看首长们。但是，我们的任务是保卫首长安全，只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表达此时此刻的心情。这一天我们从城楼下到城楼上不停地忙碌着，直到晚会结束，我们才放下心来。

12、保卫开国大典
在北京市三环路边一间普通的住宅里，记者采访了刘朝江老人。刘老是北京市公安局离休干部，今年81岁。
刘老回忆起开国大典：
“开国大典那天，我非常兴奋。当时我在市公安局内七分局人事股工作，内七分局管辖的就是以天安门为中心的地区。”
“要说开国大典的保卫工作，不能只谈10月1日这一天，准确地讲，应该是从7月中旬开始的。当时，市公安局根据中央和市委的有关指示开展了从7月中旬到9月中旬为期两个月的集中行动。我记得，在那两个月里有几次大的行动，最有名的是打击王凤岗残匪和抓捕赵冰谷的行动了。”
刘老说：王凤岗匪徒不同于一般的散兵游勇，他们大多是些恶霸、惯匪，他们更名改姓，伪装成三轮车夫、摊贩等各种身份的平民，隐藏在北平各个角落，他们利用手中的武器，无恶不作，同时还与暗藏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勾结，伺机暴动。7月19日，市公安局会同有关部门在全市搜捕王凤岗匪徒，抓获87人。8月4日，内三分局捕获了王凤岗的胞弟王凤武，通过审讯进一步摸清了这股残匪在北平的情况。9月9日晚，全局上下一起行动，再次进行大搜捕，一夜之间抓获残匪209人。
抓捕军统特务赵冰谷的行动更是令人紧张，当时，距开国大典只有10天。
赵冰谷先后混迹奉军和国民党政界，后加入国民党军统组织。1949年9月，他以经商为名，从当时还没有解放的四川转道香港来到北平。他自称已联络川康民主人士待机起义，准备迎接解放军入川等等。一些人受其蒙蔽，介绍他与李济深、张澜等重要人物见了面，赵冰谷还请求他们引见，想尽快见到周恩来等领导人。
赵冰谷的行为引起了市公安局的高度重视，市局二处(侦讯处)经过迅速调查，了解到赵冰谷前来刺探军政情报的真实目的。
9月20日，赵冰谷被抓获，从他的行李中搜出了国民党的“东南工作团”证件及电台密码等物。
刘老说：“除去这些大的行动外，为保障开国大典的顺利进行，我们在社会上做了大量的调查摸底工作，调查摸底的对象一共24种，其中包括旧政权时期的军政警宪的情况；同时，我们还发展了治保积极分子队伍。经过两个多月的集中行动，我们迎来了开国大典。”
刘老说：1949年10月1日这一天，担任会场和现在东西长安街警戒任务的是解放军战士，公安民警的主要任务是管理辖区的治安。他当时的岗位是在高碑胡同派出所，高碑胡同位于天安门广场的西侧，就开国大典仪式的保卫工作而言，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他们的具体工作是在辖区内徒步巡逻，目的是防止不法分子进行破坏，维护社会秩序，及时发现处置异常情况。
刘老说：“那天心里还是有些紧张。因为这个辖区内的情况比较复杂，有曾参与抢劫盗窃的人，也有曾藏匿枪支的人，有些还是重点控制对象。所以，我们一直在不间断地巡逻。渴了，就在路过派出所时喝上一口水。那一天就是这样度过的。”
“当时辖区里没有发生什么情况。不过，那天可真的不平静。由于我们这里临近会场区，许多参加庆祝活动的队伍都从这里经过。从上午开始，经过辖区的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学生、居民的队伍络绎不绝，他们拿着彩旗，打着标语，托着领袖们的画像，敲锣打鼓、浩浩荡荡……”
“当时离广场那么近，却不能到会场中去，有些遗憾。不过，也看到了一些会场的情况。下午3点左右，我们巡逻到紧靠广场的四眼井胡同的时候，看到广场上千万面红旗和密密麻麻的队伍，随后礼炮发出了震耳的轰响，天安门国旗杆上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那一刻，只觉得浑身热血沸腾，强烈的自豪感让自己的心怦怦地跳。可是我不敢多看，因为我的职责是保卫开国大典的安全。我只是在心里说‘可盼到这一天了’！”

13、我用镜头记录历史时刻
中新网9月17日电 最新出版的《中国人大》杂志刊登杨振亚口述、夏莉娜执笔的文章《我用镜头记录历史时刻》。全文如下。
1949年9月的北京，全城沉浸在喜庆的气氛之中,新中国就要诞生了。那时，我在华北军区政治部画报社任摄影记者，参加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的采访，还被派在天安门城楼上拍摄了开国大典的盛况。
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是开国大典前的重要活动。大会一开始，我们就住进中南海。当时的摄影科设在中南海东8所的一排平房里，离政协会议的大会场怀仁堂和小会场勤政殿很近，同时又紧靠大会秘书处和新闻处。由于会议是在室内进行的，对于摄影来讲光线不够，再加上那个时候的摄影设备都比较落后，就更增加了拍摄的难度。拍摄时，为了获得较好的光线，我一般是借助当时在场拍摄纪录片的同志打的电影灯光，但是有些时候还是不能满足摄影的需要。当时的闪光灯是一次性的小灯泡，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不会选择用它。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怕麻烦，也不仅是因为小灯泡昂贵，而是我们要为中央首长们的安全考虑。这种小灯泡在使用的时候有可能爆裂，尽管这种爆裂的几率是很小的。给中央首长拍摄的时候距离又都比较近，所以使用时特别小心。
曾有好多人问过我，有没有和领导人合影。我竟然从来没有想到给自己留影，在采访中，在会议休息时，有很多机会，也可以要求和领导合影，但我从来没想过要这样做，只想着不能打扰领导。当时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朱总司令都很平易近人。记得一次在政协开会期间，毛主席从休息室出来，在外面采访的记者们走上前去问候主席，主席就与记者们聊了起来。一位女同志穿着凉鞋，主席就诙谐地说:‘你这鞋好啊，空前绝后。’大家都被逗得大笑起来。我还抓拍了这张照片。

当年9月底，我得知自己被批准上天安门采访开国大典，非常兴奋。新中国刚成立，新闻媒体很少，被批准登上天安门城楼拍摄的只有三个人，除了我，还有陈正青和侯波。陈正青当时是东北画报的摄影记者。侯波在中南海摄影科，她负责拍资料不发稿。 因为那几天还要参加政协会议的摄影报道，时间比较紧。所以只有在10月1日的上午才有时间去天安门城楼看看拍摄环境。那天虽然是阴天，但光线条件还不错。结合光线条件，我仔细地观察了天安门城楼及周边环境，将光线、角度、方位等拍摄要点一一记在心里。
10月1日中午，我在中南海匆匆吃过午饭，背着两台宝贝照相机(一台是35MM可拍36张的莱卡牌相机，一台是120MM可拍16张的蔡斯牌相机)，准备了三卷黑白胶卷，提前了近一个小时来到天安门城楼上。当时，我们用的胶卷都是从中国香港买回来的原装胶卷，比较珍贵。所以每按一下快门，就要争取抓住重要瞬间。下午2时55分左右，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在金水桥之南大约50米处，以华北军区军乐队为主组成的联合军乐队奏响了《东方红》乐曲，广场上人群欢声雷动。而在我耳朵里只有按动快门的咔嚓声。
当时，我被安排在毛主席的右侧大概两米左右的位置。在整个大典进行的过程中，我基本上没有怎么移动过。因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随便移动一下是会挡住人民群众视线的，再一个就是上面也根本没有那么大的地方。只有在拍摄游行群众和阅兵的一些照片的时候，才会做较大范围的移动，那也是在两米之内。
天色渐暗，三个多小时的紧张工作，整整拍了三卷胶卷，直到自然光线已经不能满足拍摄需要了，我才收起相机。当晚便将拍摄底片送到了华北军区画报社进行冲洗。第二天，拿到了自己在开国大典上拍摄的照片。其中有十几张是自己十分满意的。
杨振亚简历 1924年出生，河北蠡县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革命后长期在部队从事文化宣传工作，1948年调华北军区画报社任摄影记者。参加了1949年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和开国大典的摄影报道。1950年任《解放军画报》社摄影记者，同年作为随军记者赴朝鲜。1951年任华北军区报社副社长。1952年调总政八一电影制片厂工作。

13、我用镜头记录历史时刻
中新网9月17日电 最新出版的《中国人大》杂志刊登杨振亚口述、夏莉娜执笔的文章《我用镜头记录历史时刻》。全文如下。
1949年9月的北京，全城沉浸在喜庆的气氛之中,新中国就要诞生了。那时，我在华北军区政治部画报社任摄影记者，参加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的采访，还被派在天安门城楼上拍摄了开国大典的盛况。
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是开国大典前的重要活动。大会一开始，我们就住进中南海。当时的摄影科设在中南海东8所的一排平房里，离政协会议的大会场怀仁堂和小会场勤政殿很近，同时又紧靠大会秘书处和新闻处。由于会议是在室内进行的，对于摄影来讲光线不够，再加上那个时候的摄影设备都比较落后，就更增加了拍摄的难度。拍摄时，为了获得较好的光线，我一般是借助当时在场拍摄纪录片的同志打的电影灯光，但是有些时候还是不能满足摄影的需要。当时的闪光灯是一次性的小灯泡，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不会选择用它。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怕麻烦，也不仅是因为小灯泡昂贵，而是我们要为中央首长们的安全考虑。这种小灯泡在使用的时候有可能爆裂，尽管这种爆裂的几率是很小的。给中央首长拍摄的时候距离又都比较近，所以使用时特别小心。
曾有好多人问过我，有没有和领导人合影。我竟然从来没有想到给自己留影，在采访中，在会议休息时，有很多机会，也可以要求和领导合影，但我从来没想过要这样做，只想着不能打扰领导。当时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朱总司令都很平易近人。记得一次在政协开会期间，毛主席从休息室出来，在外面采访的记者们走上前去问候主席，主席就与记者们聊了起来。一位女同志穿着凉鞋，主席就诙谐地说:‘你这鞋好啊，空前绝后。’大家都被逗得大笑起来。我还抓拍了这张照片。

当年9月底，我得知自己被批准上天安门采访开国大典，非常兴奋。新中国刚成立，新闻媒体很少，被批准登上天安门城楼拍摄的只有三个人，除了我，还有陈正青和侯波。陈正青当时是东北画报的摄影记者。侯波在中南海摄影科，她负责拍资料不发稿。 因为那几天还要参加政协会议的摄影报道，时间比较紧。所以只有在10月1日的上午才有时间去天安门城楼看看拍摄环境。那天虽然是阴天，但光线条件还不错。结合光线条件，我仔细地观察了天安门城楼及周边环境，将光线、角度、方位等拍摄要点一一记在心里。
10月1日中午，我在中南海匆匆吃过午饭，背着两台宝贝照相机(一台是35MM可拍36张的莱卡牌相机，一台是120MM可拍16张的蔡斯牌相机)，准备了三卷黑白胶卷，提前了近一个小时来到天安门城楼上。当时，我们用的胶卷都是从中国香港买回来的原装胶卷，比较珍贵。所以每按一下快门，就要争取抓住重要瞬间。下午2时55分左右，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在金水桥之南大约50米处，以华北军区军乐队为主组成的联合军乐队奏响了《东方红》乐曲，广场上人群欢声雷动。而在我耳朵里只有按动快门的咔嚓声。
当时，我被安排在毛主席的右侧大概两米左右的位置。在整个大典进行的过程中，我基本上没有怎么移动过。因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随便移动一下是会挡住人民群众视线的，再一个就是上面也根本没有那么大的地方。只有在拍摄游行群众和阅兵的一些照片的时候，才会做较大范围的移动，那也是在两米之内。
天色渐暗，三个多小时的紧张工作，整整拍了三卷胶卷，直到自然光线已经不能满足拍摄需要了，我才收起相机。当晚便将拍摄底片送到了华北军区画报社进行冲洗。第二天，拿到了自己在开国大典上拍摄的照片。其中有十几张是自己十分满意的。
杨振亚简历 1924年出生，河北蠡县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革命后长期在部队从事文化宣传工作，1948年调华北军区画报社任摄影记者。参加了1949年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和开国大典的摄影报道。1950年任《解放军画报》社摄影记者，同年作为随军记者赴朝鲜。1951年任华北军区报社副社长。1952年调总政八一电影制片厂工作。

14、开国大典的学生旗手
回忆起开国大典，81岁的辛玉明老人依旧激动万分。她说，那是一次新中国、新生命的演示。
辛玉明老人回忆说：华北育才中学进京后，按照要求，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校长是彭文，副校长苏灵扬。辛玉明与她的同学们不仅得到了良好的教育，更不断接受到优秀的文化艺术熏陶。几个月后，一个更大的喜讯传来：开国大典时，她要站在学生游行队伍中接受毛主席和其它领导人检阅。
辛玉明说：“大约国庆前半个多月的时间吧，我们接到通知要组织学生方阵，接受检阅。由于我年龄稍长，个头高，老师安排我作为旗手之一，站在队伍的前列。”
辛玉明她们开始了认真的准备和训练，课余时间，同学们缝国旗、糊纸旗，操练仪仗队。尽管不像部队战士那样专业，但他们都像战士那样要求自己，走正步、齐步，一板一眼，力求完美。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演练，而是一次新中国、新生命的展示。
10月1日，早上七点钟，辛玉明和同学们在校门口集合后，敲打着锣鼓上路了。从学校出来，穿过西单，路两旁早已挤满了观看游行的市民。因为来参加开国大典的各地群众太多，各行各业的队伍纷纷从四面八方涌向北京中心。我们跟在人海里，走走停停，一直到上午10点钟左右才到达天安门广场。
1949年10月的天安门广场，没有任何建筑物。开阔的广场原本有很多垃圾，为了举行开国大典，有关部门组织了多次义务劳动，上万人利用节假日休息的时间义务到广场上清除垃圾，把这片杂草丛生、垃圾遍地的广场清整干净。
辛玉明说：“我们的位置在天安门广场中间偏右，进入场地以后，大家席地而坐。周围有军人队伍、工人队伍、农民队伍、学生队伍，每个方队都带着锣鼓，敲打着、庆祝着。后来大家自发拉歌，一个方队接着一个方队唱下去，天安门广场上歌声起伏，人民当家做主人的喜悦感染着天空和大地。”
下午3点，开国大典正式开始。人群沸腾了，掌声、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每个人脸上都挂满了泪水，人们都激动地向毛主席挥手，向领导人挥手。辛玉明站在比较靠前的位置，能看见毛主席，但还是恨不得穿过金水桥挤到毛主席的身边仔细看看他。从老区来的同学们跟她一样兴奋。
阅兵开始，头顶上忽然有飞机飞过，辛玉明下意识地摸了下自己的脑袋。飞机从天安门飞过，从辛玉明头顶飞过的时候，她恍惚回到了抗战时期的太行山区。日本人的飞机曾在她的头上盘旋，他们呼啸着撒下传单，扔下炸弹，然后放肆地飞去。而今，从她头上飞过去的是人民解放军，是我们自己的空军。辛玉明兴奋激动地欢呼着。
辛玉明说：“游行开始，终于等到我们接受检阅了。同学们眼睛都不舍得眨一下，每个人用尽了全身的力气高喊着。主席每一句都回答，我们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主席就回答：‘人民万岁’、‘青年学生们万岁’!主席从观礼台东边一直走到西边，我们喊一句，他就回答一句。”辛玉明不知自己何时已是满脸泪水。

15、鲜为人知的故事
（1）毛岸英的女友刘思齐没能参加开国大典
辛玉明老人回忆说：
开国大典时，有两件小事她一直记忆犹新。第一件事是，毛岸英后来的妻子刘思齐当年没有参加开国大典游行。
1949年，还是青年学生的刘思齐已经与毛岸英建立了恋爱关系，在辛玉明的同学当中，大家都知道，刘思齐正在和毛岸英谈恋爱。开国大典的游行本来是有刘思齐参加的，但当天她却没有到场。同学们当时就在私底下议论，认为她搞特殊化，这么重要的场合还敢缺席，太不像话了。后来我们才知道，大家都错怪她了，原来她当时患了阑尾炎，正在医院做手术呢。
刘思齐身体一直不太好，但她学习成绩很好，人又聪明，喜欢读书。辛玉明回忆说：“刘思齐的确跟我们不一样，那个时候她就在读《资治通鉴》，我们根本就没听说过，都不明白她为什么要看那样的书。她还读小说，向我们介绍苏联文学，应该说，她身上从那个时候就有不同于他人的气质。”
第二件一件小事，就是女学生的游行方队里面有几个‘寸头’。辛玉明说：“我们从山区搬迁到北京后，按照学校要求，女生统一剪短发，齐到耳边。游行那天，每个女生都穿着统一的制服，天蓝色的上衣、白裤子、黑布鞋、白袜子。这样的装扮，不施粉黛，也青春靓丽吧。可是，我们队伍里却有几个‘寸头’，从远处一看，就像女生队伍里面混进来几个男生。”
原来，在老区生活的时候，居无定所，洗头发不方便，很多女生怕长虱子，于是就狠心把长发剪掉，像男生一样留着很短的头发、甚至是光头。结果到了北京之后，头发一时还没长出来，但听到要参加开国大典，要见毛主席，就算头发再短也要去啊。这可能是迄今为止国庆游行队伍里的“绝无仅有”了。

15、鲜为人知的故事
（1）毛岸英的女友刘思齐没能参加开国大典
辛玉明老人回忆说：
开国大典时，有两件小事她一直记忆犹新。第一件事是，毛岸英后来的妻子刘思齐当年没有参加开国大典游行。
1949年，还是青年学生的刘思齐已经与毛岸英建立了恋爱关系，在辛玉明的同学当中，大家都知道，刘思齐正在和毛岸英谈恋爱。开国大典的游行本来是有刘思齐参加的，但当天她却没有到场。同学们当时就在私底下议论，认为她搞特殊化，这么重要的场合还敢缺席，太不像话了。后来我们才知道，大家都错怪她了，原来她当时患了阑尾炎，正在医院做手术呢。
刘思齐身体一直不太好，但她学习成绩很好，人又聪明，喜欢读书。辛玉明回忆说：“刘思齐的确跟我们不一样，那个时候她就在读《资治通鉴》，我们根本就没听说过，都不明白她为什么要看那样的书。她还读小说，向我们介绍苏联文学，应该说，她身上从那个时候就有不同于他人的气质。”
第二件一件小事，就是女学生的游行方队里面有几个‘寸头’。辛玉明说：“我们从山区搬迁到北京后，按照学校要求，女生统一剪短发，齐到耳边。游行那天，每个女生都穿着统一的制服，天蓝色的上衣、白裤子、黑布鞋、白袜子。这样的装扮，不施粉黛，也青春靓丽吧。可是，我们队伍里却有几个‘寸头’，从远处一看，就像女生队伍里面混进来几个男生。”
原来，在老区生活的时候，居无定所，洗头发不方便，很多女生怕长虱子，于是就狠心把长发剪掉，像男生一样留着很短的头发、甚至是光头。结果到了北京之后，头发一时还没长出来，但听到要参加开国大典，要见毛主席，就算头发再短也要去啊。这可能是迄今为止国庆游行队伍里的“绝无仅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