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系列之《起源》
提及中华传统文化，有一个人我们必须了解，那便是有“万世师表”之称的孔子，因为掌握了孔子的文化理念便是掌握中华文化的核心脉络，按图索骥，才有可能洞悉中华文化的来龙去脉。
孔子的出身本不太好，先祖虽是宋国国君“微仲”，但孔氏一门是宋国公室“五世亲尽”别出的公族（王室后裔），而孔丘本人的公族身份具有争议，乃至无权承祀（继承家世）。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需从孔子的父亲“叔梁纥”说起。
叔梁纥本是西周王朝宋国第二位国君“微仲”（微子胞弟，殷商后裔）的十三世子嗣，但为躲避宋国战乱流亡至鲁国，任鲁国陬邑大夫，属于周王朝“天子——诸侯——公族——庶族——奴隶”体系中的公族阶层，与正妻施氏育有九女，但无子，故无人承祀（继承叔梁纥大夫官职与公族身份）。妾室虽生一子孟皮，但孟皮有腿疾，依礼（周礼）不宜承祀，便与鲁女颜征在野合生下孔子，但周礼规定公族与庶族结合为“野合”，野合子嗣同样不宜承祀。因此叔梁纥死后三岁的孔子与母亲颜征在生活艰难，孔子成年前甚至都不知父亲叔梁纥葬于何处。但就是这么一位不宜承嗣的野合小子却成为东周文化史上立志复兴“周礼”的中流砥柱，尊奉“周礼”的程度近乎谄媚，如孔子得子时鲁昭公曾赏赐孔子一尾鲤鱼，孔子便为儿子取名“孔鲤”，可见野合出身的孔子是多么希望得到正统阶层的认可。但正因如此，孔子才成为东周文化史上立志复兴“周礼”的中流砥柱，只是这种缺少什么便分外珍惜捍卫什么的迫切心态现代国人大多无法诠释，因为新中国的建立彻底打破了封建阶级壁垒，消除了公族与庶族间的隔阂，但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阶级壁垒根深蒂固到只能妥协无法消除的恐怖地步，直至唐初科举制度的诞生才打破了“子承父业”的西周职业传承礼仪制度。
古时因交通不便导致信息闭塞，人们获取谋生手段的方式极为有限，不得不采取‘父传子，子传孙，子子孙孙，代代相传’的方式传承生存职业，这便周礼“子承父业”的由来。孝道文化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指出同样也是这个问题，“后”并非指后代，而指家族事业后继有人，司马迁为何写《史记》？因为汉初的司马氏家族世世代代都是史官。还有中华史学界闻名遐迩的“崔杼弑庄公”一案，又为何被春秋齐史记载了三次？因为齐国权臣崔杼设计谋杀了齐庄公后，齐国史官便在齐国史书中秉笔直书“崔杼弑庄公”，恼羞成怒的崔杼便杀了史官，命接任者重写齐史。但因为子承父业的西周礼制缘故，接任者为原史官的胞弟，依然在齐史中记载“崔杼弑庄公”。于是崔杼再杀史官，再继任者为史官家族的幼子，依旧秉笔直书“崔杼弑庄公”。这便是孔子立志恢复的西周礼仪制度中史官的礼法职责“秉笔直书”，与后世清修明史隔代叙史的风格有很大区别。
孔子在中华文化史上的成功绝非偶然，宋明理学大师王阳明曾说人生当务之急便是立志，于是在很小的时候便为自己立下“读书做圣贤”的非凡志向。还有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也是在少年时期便为自己立下“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远大志向。但这些伟大与凡人的区别并非仅仅在于确立非凡的人生志向，而是不忘初心，对志向不锲而不舍的执行力。因此王阳明强调认知为行为指明了方向（知是行的主意），而卓越的执行能力才是成就不凡人生的关键所在（行是知的功夫）。言下之意，执行能力差的人，修身功夫不到家。因此王阳明、程颐等儒学大师都很反对背死书，甚至认为将《四书》《五经》背的滚瓜烂熟是玩物丧志。因为读书不是行为艺术，而是为了学以致用。难道孔子没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从他人身上吸取长处的人生哲理就是谬论？难道牛顿没有定义万有引力，我们就能飞上天？如果您相信科学就请相信，“一字不漏”与“融会贯通”不等价。
而学习《论语》的真正目的是学习《论语》中记载的孔子言行与理念，以期成为像孔子那样的正人君子。因此《论语》开篇便阐述了学习的真实意义——学而时习之。而学习的真实含义可以通过拆析繁体字的字形字义解答，因为中华繁体字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还在普遍使用的象形文字，具有拆字即意的神奇能力。不信我们试试。
而学习《论语》的真正目的是学习《论语》中记载的孔子言行与理念，以期成为像孔子那样的正人君子。因此《论语》开篇便阐述了学习的真实意义——学而时习之。而学习的真实含义可以通过拆析繁体字的字形字义解答，因为中华繁体字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还在普遍使用的象形文字，具有拆字即意的神奇能力。不信我们试试。
‘学习’的繁体为‘學 ’，‘學’字上半部由两只手朝下的形状组成，寓意提携、教授、教导；下半部则由屋内一子组成，寓意孩童汇集之所。如此上行下效，‘學’字指孩童们在师长的提携、教导下掌握知识；‘ ’字则重点讲解了掌握知识的过程与方法，上半部双羽寓意二鸟飞行，重申了‘學’字上半部提携、教导之意，会意大鸟前飞，小鸟随后效法练习；下半部一白则会意光明，引申《大学》中‘明明德’宣扬上天光明德行的学习终极纲领，引申學 是通向上天德行的光明大道。
言归正传，孔子十五岁便立志于学，深悉學 之道，因此养成“言传身教”的教育理念，凡是自己未能学以致用的文化知识，孔子从不会当做教案为弟子讲解，如孔子本人认可的至高人生德行“中庸”的内涵，在《论语》便没有阐述。因为孔子自认做不到中庸，甚至包括他的得意弟子颜回也只能恪守中庸月余。但孔子并非不知道中庸的内涵，否则说不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等中庸哲理丰富的话语。只是在孔子看来，只知大意却未能做到的学问主张不是真知，都不能用以教学，以免误人子弟。
想想不是这样吗？我们自己都放不下手机，却要求孩子们不玩手机，如此缺乏言传身教的教育方式只能让孩子们学会虚伪与狡诈，我认为，这才是现今中国教育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想想不是这样吗？我们自己都放不下手机，却要求孩子们不玩手机，如此缺乏言传身教的教育方式只能让孩子们学会虚伪与狡诈，我认为，这才是现今中国教育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我家孩子今年三岁，正值“三岁看到老”的年龄，因此我分外关心她的启蒙。我发现，当我与妻子玩手机的时候她也在玩手机。当我们躺着看电视，她也躺着看电视。当我们喝可乐避暑时，她也喊渴、喊热、嚷嚷着要喝可乐。但当我们看书或工作时，她会翻出自己的涂画本模仿我们工作时的样子在涂涂抹抹。当我们放下手机走出户外，她也会马上关上电视放、下手机跑到鞋柜里拿出自己的小鞋（我们平时的习惯）。总之，平日里我们如何对待生活，孩子便模仿我们生活。近代法国社会学家塔尔德总结，人的社会行为归根结底是模仿，社会下层人士具有模仿社会上层人士的倾向。而这种深刻的社会认识至少在两千五百年前的中华大地便已经产生，那便是中国人耳熟能详“人性本善”规则。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善”指正确恰当的行为或价值导向，如春秋时期如果某人的主张得到认可，他人便会夸赞：“此言大善！”言下之意这个主张可取可行。所谓“从善如流”“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本意皆指从众多行为理念当中选择正确恰当的模仿。而正常人从降生的那一刻起模仿便已经开始，为什么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因为父母是孩子人生中第一个模仿对象，之后才是老师，同学，偶像，进入社会后孩子们的模仿对象则会转变为上司等成功人士。因此我认为，教育好孩子的最佳方式是改造好我们自己，力争成为孩子们终身的模仿对象。
如此，便牵扯出一个任何中国人都无法回避的文化现实——中华民族分辨是非善恶，正确或恰当的标准是什么？是天神的旨意吗？不是，是礼，是华夏祖先传承给中华儿女的宝贵文化知识。但德国哲学大师黑格尔因此认为以《论语》和孔子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不过是跟头摔多得的困之勉行，空有庞大的经验累积，却缺少与世界相处的方法理论。因此黑格尔如此评价《论语》：“我们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谈话（论语），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其他民族里也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
还如此评说孔子:“孔子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上的训诫，除此我们不能获得任何特殊意义上的东西”。
还如此评说孔子:“孔子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上的训诫，除此我们不能获得任何特殊意义上的东西”。
黑格尔或许认为中华传统文化不过是茹毛饮血的原始人结绳记事的经验产物，但因时代所限黑格尔的理论过度唯心，缺乏唯物主义公平公正的科学观念，失去了对“未知”该有的敬畏。
什么是科学精神？实事求是！实际检验！如果我家车库里隐藏着一条无法被实际检验的巨龙，那么它的存在虽然不科学，但“不科学”与“不存在”并不等价，科学只是无法证明它的存在，并非是确定了它的不存在！如同以太，虽然“以太”的存在从未被科学证实，但科学也从未把“以太”排除在“科学理论”之外。
而在东方哲学体系内“未知”非但不等同于“无知”，恰恰相反，老子认为“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人只有站在无知的立场上端正学习心态，才有可能破解未知。毕竟在未知面前，任何人与任何理论都是无知的，否则“未知”何以谓“未知”？这才是具备科学精神的人文理念。还例如办案，我们不能因为嫌疑人没有不在场的证据，就认定他是罪犯。
什么是科学精神？实事求是！实际检验！如果我家车库里隐藏着一条无法被实际检验的巨龙，那么它的存在虽然不科学，但“不科学”与“不存在”并不等价，科学只是无法证明它的存在，并非是确定了它的不存在！如同以太，虽然“以太”的存在从未被科学证实，但科学也从未把“以太”排除在“科学理论”之外。
而在东方哲学体系内“未知”非但不等同于“无知”，恰恰相反，老子认为“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人只有站在无知的立场上端正学习心态，才有可能破解未知。毕竟在未知面前，任何人与任何理论都是无知的，否则“未知”何以谓“未知”？这才是具备科学精神的人文理念。还例如办案，我们不能因为嫌疑人没有不在场的证据，就认定他是罪犯。
如此一来，中华传统文化的起源便成为不得不破解的艰巨谜题，尤其是在东西文化激烈碰撞今时今日，这已成为影响全人类共同命运的千古大事。因为据史料记载，中华传统文化起源于“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史前传承，而我们最了解中华圣人无疑是孔子，因此要想破解中华传统文化的起源谜题，不得不深入了解孔子和他立志复兴的“周礼”。
但孔子并非只识周礼，夏礼与殷礼他也学过，但孔子认为周礼最有可能实现他“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大同志向，于是从善如流的选择了周礼。而周礼真正缔造者周公也顺理成章的成为了孔子的终身偶像。
孔子晚年常常说自己梦见周公的时候越来少，实是在感叹，自己渴望复兴周礼的人生志向正一点点被现实消磨殆尽。
但孔子人生最辉煌时期曾官至鲁国大司寇（最高行政长官），在鲁国尝试过复兴周礼，只是却未能如愿。
于是公元前486年，孔子带领弟子离开鲁国开始周游列国，谋求复兴周礼的其他出路，可依然未能如愿。
孔子晚年常常说自己梦见周公的时候越来少，实是在感叹，自己渴望复兴周礼的人生志向正一点点被现实消磨殆尽。
但孔子人生最辉煌时期曾官至鲁国大司寇（最高行政长官），在鲁国尝试过复兴周礼，只是却未能如愿。
于是公元前486年，孔子带领弟子离开鲁国开始周游列国，谋求复兴周礼的其他出路，可依然未能如愿。
公元前483年，孔子六十九岁，感觉时日无多的他返回鲁国，并对自己失败的一生进行了认真的检讨，终于找到了自己未能复兴周礼的原因。
此段记述隐喻，孔子认为，假如自己五十岁前精通易学，复兴周礼的愿望或许就能实现。因为孔子真正掌握权力，官至鲁国中都宰时正好五十一岁（鲁定公九年）。
更加重要的证据是，孔子得出此认识，既七十岁前后，做到了从前认为不可能做到的中庸境界——随心所欲不逾矩。既高兴不至得意忘形，悲伤不至积郁成疾，处理事务无过无不及，恰到好处。
既是说，孔子七十岁时“得道”了。为了保存此番智慧心得，只阐述前人学说观点，自己并不创新的孔子收集整理了十篇前人注释易学的出彩文章（受到大众认可的喝彩文章），史称《十翼》或《易传》，完成了“韦编三绝”的文化壮举。也因此某些传统文化记载，孔子晚年喜易。
既是说，孔子七十岁时“得道”了。为了保存此番智慧心得，只阐述前人学说观点，自己并不创新的孔子收集整理了十篇前人注释易学的出彩文章（受到大众认可的喝彩文章），史称《十翼》或《易传》，完成了“韦编三绝”的文化壮举。也因此某些传统文化记载，孔子晚年喜易。
公元前479年春，孔子七十三岁，患病死于鲁国，子夏、曾参等弟子继承了他复兴周礼的伟大遗志，纷纷办学收徒，孔门教育体系因此形成。又历经子思、孟子、荀子等孔门后学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不懈努力与发展超越，至汉初终将孔门教育发扬光大。
深入了解孔子是因为后世儒学主张的学术观点均以春秋时期孔子渴望恢复的古礼、古制作为核心的继承于发展。直至清末西学东渐，从善如流的中国人才开始接触以“原罪”“忏悔”作为价值核心的西方基督教文化。但“西学东渐”的根本原因是中国人对推动社会发展的自然科学的认可，否则基督教早已取代儒释道遍布中华。
但东方哲学与自然科学的渊源需从东方哲学讲起，毕竟经过伽利略、开普勒、牛顿、普朗克、波尔、海森堡、爱因斯坦等西方科学家前赴后继的努力科学已无可辩驳，取来便用。但还懂得中华传统文化的人却已不多。因此如何能够条理清晰的讲述清楚中华传统文化成为中华复兴的关键。
既是说，我们需要了解孔子，了解华夏先贤“取法自然”，制定社会礼仪的来龙去脉。
但东方哲学与自然科学的渊源需从东方哲学讲起，毕竟经过伽利略、开普勒、牛顿、普朗克、波尔、海森堡、爱因斯坦等西方科学家前赴后继的努力科学已无可辩驳，取来便用。但还懂得中华传统文化的人却已不多。因此如何能够条理清晰的讲述清楚中华传统文化成为中华复兴的关键。
既是说，我们需要了解孔子，了解华夏先贤“取法自然”，制定社会礼仪的来龙去脉。
“取法自然”顾名思义，指从普遍存在的自然规律中吸取法则规律，定制人文理念。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取法自然”的例子比比皆是，如中华先贤公认的君子之道“言而有信”，便取法于天地自然，循环往复的本质现象。
中华古者认为天地有来有往时空才得以存续，人类社会的行为也应参考趋同此自然规律（参同天地之化育），遵循“言而有信”的良性循环品德做人处世。反之言而无信的短视行为注定无法久存于世，因为这种行为本身就违背了天地往复的自然规律。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取法自然”的例子比比皆是，如中华先贤公认的君子之道“言而有信”，便取法于天地自然，循环往复的本质现象。
中华古者认为天地有来有往时空才得以存续，人类社会的行为也应参考趋同此自然规律（参同天地之化育），遵循“言而有信”的良性循环品德做人处世。反之言而无信的短视行为注定无法久存于世，因为这种行为本身就违背了天地往复的自然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