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11年（大业七年），隋炀帝杨广前往涿郡（今天的北京），可结果连高元的人影都没见着，杨广气得是七窍冒烟，盛怒之下以高句丽不遵君臣之礼为由，下诏征讨高句丽，命天下兵卒，不论远近都必须到涿郡会合。此时的隋炀帝几乎是举全国之力，誓将高句丽一举歼灭。
杨广和他的父亲在高句丽的政策上都是胡萝卜加大棒，只是隋文帝更多使用的是胡萝卜，以招抚为主，军事为辅，而儿子隋炀帝杨广则更多使用的是大棒。但杨广却万万没有想到，他已经开启了潘多拉魔盒，最终是一发不可收拾，将自己连同帝国的子民都拖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大业七年，隋炀帝就这样匆匆开始了他有生以来的首次对高句丽的东征，他命幽州总管元弘嗣立即赶往东莱海口赶造300艘战船。皇帝的诏令来得是如此地突然，要想在极短的时间建造几百艘舰船，对于强大的隋帝国来说也绝非易事。
为了完成任务，工匠们日夜赶工，不敢休息片刻，而且昼夜泡在海水里，结果许多人腰部以下都生了蛆，死者十之三四。朝廷又征发了江淮以南水手1万人，弩手3万人，岭南排镩手3万人。
动员了如此大规模的军队，那么军需给养的供应量也是相当庞大的。隋政府又强征了大批江、淮以南的民夫和船只将黎阳和洛口仓的粮米送至涿郡，运河中载满兵械、铠甲和攻城之器的船舶首尾相连形成了一条千余里的长龙，运输道路上往来川流不息的老百姓多达十余万，而且是昼夜不息，超负荷的工作量造成大量人员死亡，死者相枕于道上，无人收葬。
然而祸不单行，偏偏这时候又遭逢天灾，隋帝国境内的30多个郡国沦为泽国，饥民纷纷潜逃，藏匿于荒山大泽。但是杨广则不管这些，他是个雄才大略帝王，但也是个不折不扣的暴君，大臣和人民在他眼里不过是个简单的活物，是实现自身野心的工具而已，因此他全然不会考虑到别人的痛苦，能立马改弦更张，减轻人民的负担。
民间征粮的任务依旧继续着，善良淳朴的农民，遵照帝国的指令，带着自备的干粮，匆匆赶路，然而不幸的是，大多数连人带牛都死在了中途，一去不复返。另外的60余万车夫，连牛车也没有，只得二人共推一辆小车，载三石米。这一路上车夫用米充饥，到达辽西时，已所剩无几，不能足额缴纳，怎么办呢，那就只能逃跑。帝国政府把他们视为盗贼，一方面派兵征剿，另一方面逮捕他们的家属处刑，如此一来，打击面不断扩大。
官府的贪暴，迫使广大人民认识到奉公守法是死路一条，铤而走险或许还有生的希望，于是各地抗暴的起义迅速蔓延开来，天下骚动，这还没和高句丽交战，隋朝国内就已经是盗贼蜂起，一片混乱了。

首先发难的是山东邹平一个名字叫王薄的平民，如同秦末的陈胜、吴广，大业七年（公元611年），他在长白山（在今山东章丘）高举义旗，武装反抗征讨高句丽的战争，并自称“知世郎”，意思是看透了这个世界的人，还作了首当时有名的《无向辽东浪死歌》
长白山前知世郎，纯着红罗绵背裆。
长槊侵天半，轮刀耀日光。
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
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
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
第二是刘霸道，这名字听得就很有霸气，与王薄不同，他的家族累世为官，家境富裕，此人平日喜好游侠，府下的门客就有数百人，现在天下大乱，他便趁机招募乡党，手下发展到10余万人，自号“阿舅贼”。
另外还有孙安祖和窦建德。说起孙安祖的造反确实带着不小的无奈与伤感，他是清河郡人，隋朝讨伐高句丽，在全国广大地区征兵，他也在征兵之列，但是家乡被大水淹没，妻子孩子都饿死了，停尸在床。他要求免役，官府不允，后来他又请求安葬妻子后再入伍，可当地漳南县令却对其实施鞭刑。孙安祖怒杀县令，逃到了窦建德的住处。《资治通鉴》记载了当时窦建德对孙安祖说的一段话：“文皇帝时，天下殷盛，发百万之众以伐高丽，尚为所败。今水潦为灾，百姓困苦，加之往岁西征，行者不归，疮痍未复；主上（隋炀帝）不恤，乃更发兵亲击高丽，天下必大乱。丈夫不死，当立大功，岂可但为亡虏邪！”这最后一句话，说得如此豪壮，不禁让人联想起昔日陈胜反秦时说的一句经典名言：“丈夫不死则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要是隋炀帝听到窦建德此话会作何反应，但是杨广还是尽力压制国内的反战抗暴的浪潮，完成了军事上的准备工作。

公元612年，也就是大业八年正月，全国应征的士卒全部到达涿郡，总兵力达到了113万之多，隋炀帝御驾亲征，在各军出发前，杨广发挥了他演讲家的口才，进行了一番训话，大致的意思是：“这次远征，并不是我个人好大喜功，完全是为了吊民伐罪。所以你们中间都不要为博取个人前途，在战场上擅作主张，使用突袭战术，邀功请赏。要知道我们是堂堂王师，是正义之师，岂能有不光明磊落的行为？所以任何军事行动，都要随时向我禀报，听候指示，没我的命令谁都不许擅自行动。”隋炀帝御驾亲征，亲自指挥各军，这些本无可厚非，但问题是战场形势瞬息万变，一旦失去战机，将影响整个战争的走向。中国有句古话：“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让将领根据前线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灵活制定作战方案，本是军事常理。现在杨广要展现自己的军事天才，事无巨细什么都管，致使诸军将领都束手束脚，事事都要请示，延误战机。杨广的极端自负必定成为第一次东征高句丽失败的主要原因。
612年三月，随军进至辽水西岸，高句丽兵依辽水据守，隋先头部队渡河时与高句丽军接战，左屯卫大将军麦铁杆，虎贲郎将钱士雄、孟叉相继战死，可谓是初战不利。
几日之后，隋军的浮桥终于架设完毕，顺利渡河，在辽水东岸与高句丽军激战，结果高句丽不支，被打得大败，隋军气势正盛，歼灭了敌军万余人，很快推进到了重镇辽东城下。这个辽东城原是汉朝辽东郡襄平城，久为高句丽窃据，现在隋军很快就包围了辽东城，准备一鼓作气将其拿下。
然而问题来了，在隋军的猛烈攻势下，城墙都崩塌了，高句丽守军甚至悬挂白旗乞降了，但将领们都不敢接受，也没有继续进攻，因为得向杨广请示，在皇帝下达命令前谁都不愿擅作主张。可是等到指示过来了，敌军早已把缺口堵上，继续在城内负隅顽抗。这样就陷入一个怪圈，古语云：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现在一连三次，每当城池即将陷落，守军便利用这个空档作为缓兵之计，隋军之后又得重新攻城，以致原本并不坚固的辽东城久攻不下，数十万大军困顿于此，无法前行，不仅延误战机而且将兵士气也大损。

在攻打辽东城的同时，隋炀帝又命宇文述等人率领九军约30万人，越过高句丽诸城，向鸭绿江挺进，与水军联合攻打平壤城。高句丽派乙支文德前往诈降，刺探隋军情报。宇文述和于文仲企图将乙支文德生擒，可乙支文德很快发觉，渡过鸭绿江，逃离了隋军的控制。于文仲、宇文述等诸将领急忙渡河追赶，此时文德发现隋军士兵面有饥色，便知隋军粮草短缺，遂采取诱敌深入的计策，打起疲劳战术，每战辄走。
宇文述一日之内，是七战七捷，很快就东渡萨水（今朝鲜清川江），离平壤城只有30余里的距离。乙支文德再次遣使诈降，让隋军放松警惕，宇文述军粮已尽，皮痹不堪，平壤城又险固，一时半会难以拿下，现在正好高句丽主动请和，便乘机引兵还师。高句丽军便趁其后撤，突然从四面抄击，宇文述是且战且退，逃至萨水又被高句丽半渡击之，负责殿后的左屯卫大将军辛士雄战死，诸军皆溃，退至辽东城时仅剩不到三千人。
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率领的水军战况也不利，在距离平壤60里处击败高句丽军队后，打算乘胜以精甲4万攻城，谁知遭遇伏击而大败，生还者不过数千人，残军只得退守海边，在闻知宇文述的陆军兵败的消息，来护儿也率军返回，隋炀帝不得不在八月下令撤兵，隋军损失了30万人，第一次东征高句丽就这样草草收场。

大业九年正月，公元613年，不甘心失败的隋炀帝第二次御驾亲征，讨伐高句丽。不过这次杨广算是吸取了上次的教训了，不再专注于个人表现了，允许诸将领根据战场实际情况，灵活制定作战计划和实行自己的排兵部署，不必事事都要受皇帝命令的掣肘，如此一来，隋军团的进攻效率大大提高，很快就包围了辽东城，并且昼夜不停地连续攻城20余日。
杨广还特意命人制作百万余口布袋，在里面装满土，然后堆积成一条与辽东城墙等高，宽三十步（一步相当于现在的1.5米左右）的鱼梁大道，登上这座工事，士兵便可轻而易举地发动进攻。除此之外，隋军还配备了庞大的八轮楼车，车身比城墙还高，攻城时正好夹着鱼梁道，车上的士兵便可居高临下，向城内射箭。辽东城现在是危在旦夕，城破之日是指期可待了。前线战事正酣，然而就在关键时刻，隋帝国内部却发生内讧，杨广收到杨玄感谋反的消息，大惊失色。
杨玄感时任兵部尚书，此次东征中，在黎阳（河南浚县）负责督运粮草，保障军队给养，趁着隋炀帝身在前线，策划谋反。其实他在后方就一直小动作不断，先是与虎贲郎将王仲伯、汲郡赞治赵怀义密谋，故意扣押隋军粮草，久而不发，致使辽东前线的军需给养短缺，杨广遣人催促，杨玄感就以输送粮食的水路多盗贼，不可前后连续运载为借口，拖延发粮时间。与此同时，他秘密遣人与兵部侍郎斛斯政取得联系，斛斯政与杨玄感关系一向不错，得到消息后便与玄感串通，将处在前线的弟兄杨玄纵和杨万石偷偷遣回，这样两个人就在杨广的眼皮子底下溜走了。随后，趁着右骁卫大将军来护儿率海军从东莱出发攻打高句丽平壤城之机，杨玄感遣家奴，假扮成使者，诬陷来护儿有谋反之举。

玄感聚集了五千人，利用民众反战和对隋朝苛政的不满情绪在黎阳起兵造反，他对部众说：“主上无道，不以百姓为念，天下不得安宁，数以万计的人战死辽东，今我与尔等起兵，将百姓从当今的暴政中解救出来，诸位看如何？”这一席话顿时得到下面人的响应，人人都高呼万岁。
杨玄感的军队直指东都洛阳，洛阳告急，叛军很快又攻下荥阳和虎牢，形势危急。在前线的杨广是又急又气又怕，发誓要将杨玄感、杨玄纵等叛党斩尽杀绝，斛斯政因与玄感通谋，事情败露，很是害怕，在六月二十六日，畏罪潜逃到了高句丽。杨广不得不放弃即将到手的胜利，六月二十八日夜二更，隋军开始班师回朝，由于撤军是如此仓促，许多军资，器械，攻具来不及收拾，就在战场上堆积如山，营垒，帐篷等大量军备物资都弃之不顾。
由于撤军的规模很大，高句丽很快就察觉了，但是谁都不敢出城，只是在城内鼓噪。撤军的第二天，高句丽害怕是隋军诈降之计，所以仍旧没有大的军事反击，此后的几天里，数千高句丽兵在隋军渡辽河时，抄击其后军，杀死羸弱者数千人。至此，隋炀帝第二次征讨高句丽的战争就这样虎头蛇尾地收场了。

回到中原后，隋炀帝迅速平定了杨玄感的叛乱，按道理讲，面对如此严峻的国内形势，杨广应当好好坐下来反省一下，考虑天下百姓的疾苦，适当减轻人民负担，安抚人心，稳固隋朝的统治。但杨广似乎在刻意忽视国内日益严重统治危机，执意要东征。
大业十年，公元614年，隋炀帝第三次征讨高句丽，这一次主将右骁卫大将军来护儿在卑沙城（辽宁金县以东大黑山）大败高句丽，并乘胜向平壤进发。此时的高句丽王国连续受到三次打击，已经是筋疲力尽，难以支撑下去了，只好遣使求和，并将杨玄感的同党，去年叛逃高句丽的斛斯政送还，以表诚意。回到洛阳后，宇文述就上了一份奏章说道：“斛斯政之罪，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忿。若同常刑，贼臣逆子何以惩肃？请变常法。” 斛斯政被押至金光门外，然后便被绑在柱子上，要公卿百官把他当成箭靶来射击，斛斯政就这样死在群臣的乱箭之下，这还不够，杨广又叫众人把他身上的肉一块一块割下来，烹煮了吃掉，再将他剩下的尸骸一把火全烧了个精光。

斛斯政卷进了杨玄感的叛乱，背上了谋逆之罪，可以说是难逃一死，但是杨广如此处置斛斯政，不仅仅是谋反那么简单，隋炀帝将征讨高句丽的失败的怒火全一股脑儿撒在了斛斯政的身上，他正好成了皇帝泄愤的工具。现在隋炀帝用酷刑处死了斛斯政，恶气也出了，总算也讨回了点面子，但是他的目的还没有真正达到。
杨广希望的是彻底让高句丽臣服，接着他就下诏令婴阳王高元亲自入朝，可高元就是不来，杨广再次失望了，前面花费那么多人力物力换来的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丢尽脸面的隋炀帝是恼羞成怒，丧失了应有的理智，下令第四次东征。高句丽似乎成了他一生中永远打不开的心结，杨广像中了魔咒似的，不顾一切都要对高句丽用兵，在这个漩涡中是越陷越深，难以自拔。
第四次东征终未成行，毕竟今时不同往日，现在帝国的内部已经是盗贼蜂起，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反隋浪潮一波接着一波，全国三分之二的土地早已脱离了隋政府的管辖。隋炀帝杨广自知无法收拾残局，精神愈加颓废，他不顾所有人的反对，在这个时候开始了第三次也是他人生最后一次巡游江都，其实这次与其说是出游，倒不如说是迁都，杨广是准备放弃北方中原地区的统治，企图在江南获得一个容身之地。但是就连杨广本人也似乎预知到了自己的命运，到了江都之后，不仅没有振作，反而更加颓靡，变本加厉的享乐，不愿听任何不同的建议，更不愿听任何坏消息，整天是酒不离口，一副醉生梦死的样子，他常常对着镜子说：“好头颅，由谁来砍！”萧皇后也只能安慰他。
杨广的骄奢淫逸，好大喜功，以及他独断专行，严酷急进的政治作风，不仅让帝国的人民不堪重负，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也导致了整个统治阶层的分裂，特别是到了江都之后，他与关陇贵族的利益冲突越来越大，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公元618年，杨广最亲信的大将宇文化及，率领禁卫军冲入江都行宫，用一条绸巾将杨广勒死，结束了他50年短暂而充满争议的悲剧人生。杨广死后，留给世人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的帝国，他人生中最大的夙愿就是彻底铲除高句丽，然而这个艰巨的任务也只能由后来的唐朝统治者来替他完成了。

（二十）圣德太子的事迹
当今日本人饮食仍保留许多传统，比如说不喜肉食，虽然受全球化的影响现代许多日本人也会食用一些牛肉，但这不是常有的事，日常生活中很少见到像中国人餐桌上最常见的肉食，更多的是以鱼类来代替，除了鱼类之外，日本人大部分是以素食为主，在狭窄的沿海平原，随处可以得到鲜鱼、干鱼、咸鱼和各类干海藻，这种饮食结构不光是日本特殊的岛国环境造成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佛教。说到大陆佛教的东传和普及，那么圣德太子是功不可没的。
其实圣德太子的功绩不仅仅限于佛教，他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改革大大提高了日本的文明水准，改善了日本落后的社会面貌。圣德太子应当算是日本上古时期非常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他生于公元574年（敏达天皇三年）卒于公元622年（推古天皇三十年），为用明天皇的第二子，其母为钦明天皇之女穴穗部间人皇女，名字叫厩户，据传说这位皇子是马厩前出生的，故得此名。他还有别名叫丰聪耳，上宫王等。
公元587年圣德太子的父亲用明天皇即位才两年，皇位还没坐热，就驾崩了，当时苏我家族是在当时的日本可以说是权倾朝野，长期把持日本朝政。以中国人的角度来讲苏我氏就是外戚，中国古代史上外戚专权是常有的事，在日本也不鲜见。天皇死后，苏我马子消灭了政敌物部氏，接着又暗杀了崇峻天皇，大肆操纵皇位继承。公元592年，苏我马子就拥立自己的外甥女原敏达天皇的皇后丰御食炊屋姬即位，就是日本历史上的推古女皇，593年，又任命推古天皇的外甥圣德太子为摄政与苏我马子共同辅佐推古女帝。
苏我马子之所以选择圣德太子，是因为他与苏我家族浓厚的血缘关系，所以被马子选为摄政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然而圣德太子的名气并非简单的拥有苏我家族的背景就能实现，更多的是仰赖他的政治才干和理想。
首先，他大力推广佛教。圣德太子幼年就聪慧好学，笃信佛法，这很对苏我马子的口味，此时马子正试图利用佛教巩固自身地位，自然不遗余力帮助圣德太子广播善缘。595年，高句丽的句僧慧慈来到日本，并成为圣德太子的老师。老师教导他：“大隋官制完整，国势强盛，笃信并保护佛法。”历史就是有种种令人意外的巧合，此时的在东亚大陆的隋帝国的缔造者隋文帝杨坚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辛勤培植佛教势力。因为杨坚本人幼年就寄养在佛寺中，从小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同时期两个国家的历史人物拥有着相同的喜好，做着同样的事情，还真是无巧不成书。实际上，圣德太子生活的时代，日本国内的各项政治制度都很不完善，所以圣德太子想借助外来的佛教来统一国内的思想，以强化王权，这是圣德太子大力推广佛教的一个重要原因。

日本从百济引进了大陆佛教，包括佛教的经文、造像艺术、绘画、建筑艺术也陆续传入了日本列岛。
由于圣德太子的大力提倡，中国的佛教文化经由朝鲜半岛源源不断地流入日本，形成了以佛教文化为代表的飞鸟文化。当时的都城飞鸟城，可谓是寺庙林立，香火不绝，佛寺的兴建使得日本的雕刻，绘画，建筑艺术迅速发展起来，寺庙俨然成为传播印度、中国文化艺术的重要媒介。中国魏晋南北朝艺术风韵在东瀛遍地开花，其中由圣德太子主持建造的法隆寺是留存至今最富盛名的佛教建筑，它也是现存世界上最古老的木造建筑之一。
其二，改用天皇的称号。天皇的由来笔者在先前已经介绍过了，在圣德摄政的30年里，具体的说就是在推古朝正式采用了天皇一词以代替以往的大王称号。这是圣德太子对后世日本人影响最深的贡献。
其三，制定“冠位十二阶”。这个制度还是为了维护天皇的权威和统治的，冠位只是种荣誉，并没有职权，所以自然就没有人数上的限制了。603年圣德太子借鉴了隋朝的选官制度，也就是科举制度，以才能高低为标准录用人才，打破氏族血缘与出身的限制，以此加强中央集权。他把冠位分为十二个等级，分别对应的是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礼、小礼、大信、小信、大义、小义、大智、小智，冠服则以紫、淡紫、青、淡青、红、淡红、黄、淡黄、白、淡白、黑、灰等不同色彩来区分不同等级。很显然，圣德太子引进了中国儒家五常思想，即仁、义、礼、智、信并加以充分发挥，还以《论语》的“为政以德”作为其政治体制改革的参照系，依据才能的高低来定官阶，他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套新的中央官僚制度来取代氏族世袭制。
其四，制定道德训诫《十七条宪法》，它最集中地反映了圣德太子的政治思想，也是日本最早的成文法，内容多来自儒家思想，主要是些劝善弃恶的训诫和说教而已。《十七条宪法》重点放在了“和为贵”、“崇君”、“公正”与“尊三宝” 上，和为贵是用于调和豪族之间，豪族与皇室之间的固有矛盾。“崇君”是为了确立天皇至高无上的权威。“公正”是为了让官员服从天皇的统治秩序。“尊三宝”是希望借助佛教教义来统一日本信仰，达到思想上的大一统。圣德太子在指导改革的言论中不遗余力地大力引用《论语》、《礼记》、《孝经》、《诗经》等儒学经典同时糅合了道家与阴阳五行的学说。
其五，大力发展对隋的平等外交。7世纪的日本在内外环境的双重作用下进入到了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圣德太子正顺应了历史潮流，不断加深与大陆的联系，将原先一个偏僻蛮荒岛国引向东亚政治的中心舞台，日本开始深度融入东亚外交体系。但是圣德太子决不会就那么恭顺地接受现有的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朝贡外交格局，他希望能立足于日本与中国平起平坐，建立对等国交关系，圣德太子开创了一种新的外交理念，它奠定了此后日本1400多年来对华外交的基调，当然也为中日两国长久的矛盾与摩擦乃至积怨埋下了伏笔。

（二十一）隋日外交风波——中日两国交锋的开始
其实要说这时候的日本还只是个偏远落后的小国，跟隋朝时期的中国根本就不是一个重量级的，所以这里的交锋，更准确的说是只是停留在外交辞令上，是名分和地位之争，远远未达到大动干戈的地步。但这次事件已经显露出日本的野心和争强好胜的一面。日本既想同大隋建立紧密联系，来压制和震慑半岛南部的国力蒸蒸日上的新罗，又希图凭一己之力，打破上千年来以中国朝廷为中心东亚册封体制的旧秩序，与大隋平起平坐。可偏偏隋朝就是在外交上打压日本，不给它发挥和展现的机会，于是双方的矛盾就起来了。
事情的缘由还得从圣德太子说起。
公元607年（隋炀帝大业三年，推古天皇十五年），圣德太子派遣以小野妹子（名字听起来想女性的名字，但小野妹子是男性，日本发飞鸟时代著名的外交家，政治家）为首的遣隋使出访中国，小野妹子在觐见隋炀帝时，按照惯例递呈了日本国书。但是国书的开头就出现这么一句话：“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此为圣德太子所作，他的目的就是在外交上强调日本与隋帝国的平等地位。
隋炀帝看到这样的国书，原本喜悦的心情顿时荡然无存，面对如此大不敬的表现，隋炀帝很是生气，脸色铁青，表情阴郁。正所谓天无二日，国无二君，从秦始皇时代起，在历代中华帝国的眼里，只有皇帝才能称天子，而且天子只有一个，其他邻国只是中华帝国的附属，充其量也只能称王，但绝不能称帝。隋炀帝在愤怒之余也有一丝疑惑：这个倭国的国王哪来那么大的胆子，敢自称天子，而且还自称日出国，说大隋为日落国。也不想想自己是几斤几两！
当然，隋炀帝完全可以一声令下，出兵教训一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倭国，但是他最终没这么做，为什么呢？因为此时隋朝的重点是对付在东北上蹿下跳的高句丽，至于倭国，暂时先不计较。所以尽管杨广的心里很不快活，却并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只对鸿胪卿说：“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勿复以闻”，意思是说今后如再有这类国书就不要给他看了。杨广收下了这封日本国书而且还令鸿胪卿热情接待小野妹子等一行使者，并立即决定派文林郎裴世清为使者回访日本。此后，日本使节连赴隋都长安两次，都受到隋炀帝的热忱款待。

小野妹子成功完成与隋朝建交的使命后，于公元608年（隋大业四年）年初回国，文林郎裴世清也一同赴日回访。裴世清于同年四月到达日本九州，得知隋朝使节和小野妹子同期抵达日本，天皇和公卿大臣们都是喜出望外，因为当时的圣德太子和苏我马子等人认为小野妹子能完成出使任务就已经很成功了，未曾奢望隋帝国会派使节回访。
得知消息后，推古天皇二话没说，立马派人专程前往九州迎接，而且鉴于以往接待外国使节的馆舍过于简陋，与隆重迎接气氛不符，天皇还特令在难波(今大坂)城高句丽馆舍基础之上修建新馆，以安置隋使裴世清一行十二人。裴世清在筑紫(即北九州)一直等到六月，新馆方始建成。
公元608年的六月十五日，迎接隋使的仪式可谓盛况空前，推古天皇特意派了中臣宫地连鸟麻吕、大河内直糠手、船史王平等重臣陪伴隋使，用彩船三十艘，将裴世清等人迎至难波新馆。行至难波时，天皇又遣小德阿辈台带领数百人，设立仪仗，鸣角鼓，好生气派。裴世清在难波馆作了短暂的休息后，便启程前往国都飞鸟城。又过了十日，才抵达都城附近。
八月三日，天皇派遣了大礼额田部连比罗夫，率七十五匹五彩骑，《隋书•倭国传》里记为二百匹，前往迎接。飞鸟城里如同在庆祝盛大的节日一般，从王子到各大臣、文武百官个个头戴金簪花，身穿绵紫绣织五色绫罗衣，列队相迎，好生热闹，可见日方在隋使的迎接工作上可谓是煞费苦心，下足了功夫。
八月十二日，推古天皇正式接见裴世清，女皇很高兴，以谦虚的口吻对裴世清说：“我听说啊贵国在我国之西，乃礼义文明之邦；我则区区岛国，偏居海岛，不识礼仪，孤陋寡闻，以至久不相见。今贵客远来，特意清扫道路，装饰馆会，以待大使，希望听到来自泱泱大国的文明教化。”裴世清倒也不客气，自然以天朝上国的口吻回答道：“皇帝德并二仪，泽流四海，以王慕化，故遣行人来此宣渝。”随即递呈了隋炀帝的国书。国书的第一句话便是“皇帝问倭王”
这里的问字，并非简单的问候，而是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是中国朝廷对藩属国君主使用的特殊的外交语汇之一，这封隋朝的国书显然是上国在对小邦居高临下说话的口气。
皇帝问倭王。使人长吏大礼苏因高(小野妹子的音译)等至，具怀。肤钦承宝命，临御区宇，思弘德化，罩被合灵，爱育之情，无隔遐迩。知王介居海表，抚宁民庶，境内安乐，风俗融合。深气至诚，远倍朝贡，丹款之美，朕有嘉焉。稍喧比如常也。故遗鸿胪寺掌客裴世清等，指宣往意，并送物如别。

隋炀帝这事做得可真是漂亮，对上次日本国书的不敬无礼予以巧妙的回击，同时也有敲打日本的意思，明确传达了这么个意思：这皇帝天下只有一个，中国朝廷的最高统治者才能称天子，其他国家最多是个王罢了，你日本还是安分守己点，在海岛上老老实实作个倭王吧。
看完了这封国书，摄政王圣德太子的脸色都变了，他是通晓汉文典籍的，对此书的用意还是非常清楚的，他的心情就像当初隋炀帝接到那封轻慢无礼的日本国书时一样，很不高兴。历史是如此的相似和具有讽刺意味啊，当女皇就国书词句征询太子时，圣德太子回答道：“此乃天子赐诸侯书式也。”尽管圣德太子和苏我马子、小野妹子等人是满心的不欢喜，又不敢表现出来，终究还是勉强接受了国书，不过国书是收下，可太子等人在两个国家名分上的高低之争上，始终是耿耿于怀，因为国书中把天皇贬称为倭王，不能视日本为平等之国，圣德太子都没有赏赐裴世清。日本统治者现在算是领教了隋炀帝的霸道与专横，但是毕竟与隋朝的关系太重要了，要震慑半岛势力日益强大的新罗，没有隋朝这样一个大帝国的支持是行不通的，反之对隋帝国而言，有没有日本这个藩属倒是无所谓。
不过考虑到日后向隋学习交流的好处甚多，圣德太子与苏我马子决定不在国书涉及到的礼节问题上纠缠不休，大力推进对隋外交，这的确是个聪明的决定，裴世清启程回国之时，日本大和朝廷还是设宴款待，热情相送，同时又遣小野妹子为正使、吉士雄成为副使、鞍作福利仍任译员，组成护送隋使回国使节团，送裴世清归国。与使节团同路赴隋的尚有八名留学生，其中四名留学生：倭汉直福因、高向汉人玄理、新汉人大国、奈罗译语惠明，另外四名为学问僧：新汉人雯、南渊汉人请安、志贺汉人慧隐、新汉人广齐。这些留学生在隋学习很长时间，归国后在国家的建设中起了很大作用。这八名留学生中，除了奈罗译语惠明是来自半岛的百济人，其余七名都为汉人移民的后代（日本历史上称其为归化汉人）。
九月十五日，裴世清在小野妹子为首的师团陪护下启程回国。同年年底抵达隋都长安，小野妹子依惯例献上了另一份著名的国书，也是出自于圣德太子的手笔。这次圣德太子算是吸取了教训，没再用“日出处天子”“日没处天子”之类比较有明显刺激性的字眼，但他还是初心不改，为了显示对等的地位，国书开头变成了“东天皇敬白西皇帝”，就是东边的天皇敬问西边的皇帝，跟上次所要表达的意思本质上都是一样的，这也许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对外出现了天皇的称呼。
下面我们来看看国书的原文内容：
东天皇敬白西皇帝，使人鸿炉寺掌客裴世清等至，久忆方解。秋季薄冷，尊候如何?想清恙，此即如常。今遣大礼苏因高(小野妹子的音译)、大礼乎那利等往，谨白不具。
当然按照前面的指示，这封鸿胪寺并未将这封国书送交到隋炀帝的手上，隋炀帝来个眼不见为净，看不到自然不会生气。可见两国统治者都在各唱各的调。但此时中日两国的高层都保持了相对的克制，从而推动了双边关系的发展，不过克制归克制，并不等于就没有矛盾，这种矛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的催化之下，必定会激化，从而改变两国的外交方针。

（二十二）东亚第一女帝——推古女皇
时间进入到了6世纪，这是日本出现了一位女性君主，推古女皇。推古女皇的父亲是钦明天皇，母亲出自显赫的外戚苏我家族，是苏我稻目之女，名为苏我监盐媛。这位女皇原来的名号是额田部皇女。
额田部皇女早年在政治上并没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她是个大美人，长得端庄秀丽，而且大权在握的苏我马子是她的舅舅。在她十八岁的时候，敏达天皇的中宫皇后广姬去世了，由于出众的美貌，额田部皇女就被敏达天皇纳为妃子，5年后就晋升为皇后了。在日本古代史上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王公贵族之间近亲婚配非常多。这个敏达天皇就是额田部皇女的同父异母的哥哥，这在中国早就是被严格禁止的，但对于上古时代的日本人，血亲之间通婚没什么大不了的。
言归正传，其实额田部皇女原本可以安安心心地做她的中宫皇后，但敏达天皇不幸染上天花，很快就去世了。接着就是用明天皇即位，但用明天皇在位时间很短，587年就驾鹤西去了。此时朝中局势非常混乱，两大豪族苏我氏与物部氏为争夺权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身为苏我家的成员，额田部皇女积极支持舅舅苏我马子，将物部氏一族铲除，并杀掉物部氏企图拥立的穴穗部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