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这么一场血雨腥风的政治斗争，苏我马子巩固了对大和朝廷的控制权，并立额田部皇女同父异母的弟弟泊濑部皇子为天皇，史称崇峻天皇。崇峻天皇虽然即位了，但大权仍掌握在苏我马子的手上，崇峻天皇不甘心做傀儡，对苏我马子心生怨恨。
崇峻天皇五年，公元592年，有人向崇峻天皇献上一头野猪。天皇看见了即刻拔出短刀，刺进猪的眼睛，嘴里还说道：“总有一天，我要像砍掉猪头一样，杀死我所憎恨的人。”这位天皇憎恨的人就是苏我马子。
此后崇峻天皇就开始积聚力量，招兵买马，处处防范苏我马子。苏我马子得知之后，决定先下手为强，指使部下东汉直驹暗杀了崇峻天皇。崇峻天皇死后，苏我马子打算立拥有苏我家族血统的额田部皇女为天皇，就这样由于种种机缘巧合，38岁的额田部皇女被推到了政治前台，成为日本第33代天皇，史称推古天皇。
推古女皇的高明之处不在与她有多少政治才能，而是她善于用人，崇峻天皇死后，推古天皇的儿子竹田皇子与她的侄子厩户王子也就是历史上的圣德太子为争夺王位闹得不可开交，但推古天皇即位后，并没有因为圣德太子与自己的儿子的矛盾而进行打击报复，相反她启用圣德太子为摄政王，辅佐自己执政。在圣德太子的主持下，日本掀起了推古朝的改革，促进了日本社会的飞跃，她很好地弥合了皇室内部以及皇室与苏我氏的矛盾，所以在她掌权的36年间，皇室与苏我家族未发生过争斗，日本社会也得到稳定的发展。
推古女皇统治期间创立了好几个历史第一。首先，她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位采用天皇称号的君主，以前日本君主都称王或大王，而从她开始，天皇这个称号便出现了，天皇开始走上神坛。中国历史上也有皇帝使用过天皇这个称号，当时唐高宗称天皇，武则天称天后，两位并称二圣，但这都比退古女皇晚。
第二，她不仅是日本第一位女天皇，也是东亚第一位女帝，她比武则天晚年称帝要早一个世纪。
第三，她任用富有才华的圣德太子，进行了日本历史上第一场意义深远的改革，由此皇权得到了强化，大贵族豪族势力得到了有效的抑制，佛教得到了大力推广，来自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先进文化在这一时期大量输入日本，从而迎来了日本第一个文化盛世，史称飞鸟时代。
第四，她统治期间，日本第一次尝试与中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这时的日本不仅要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华夷秩序，而且对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朝贡体系发起挑战。推古女皇对外加强了与中国和朝鲜半岛的联系。这时候，强大的隋帝国已经崛起，经济文化空前繁荣，成为整个东亚世界的中心。推古女皇积极推动隋日外交，推古十五年，公元607年，她派遣了以小野妹子为首的遣隋使。然而这次她与圣德太子并不打算对隋朝卑躬屈膝，而是采取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对华方针，在小野妹子所带的国书中出现了“日出处天子至书日没处天子无恙”。正所谓天无二日，国无二主，整个东亚世界，只有中国的君主才可贵为天子，小小的弹丸岛国怎么能自称天子能，简直是狂傲至极，所以隋炀帝看了之后非常不高兴。当然推古女皇和圣德太子并不是有意让隋炀帝生气的，而是要表明一个态度：日本不是大隋的藩属国，日本与大隋应当是平起平坐的。
推古女皇不肯向中国朝廷称臣，是希望与中国建立一种平等的外交关系，这是日本历史上对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朝贡体系的第一次挑战，并且成为以后对华交往奠定了一个基调。推古女皇对外的另外一项大手笔就是出征朝鲜，目的是夺回对任那的控制权，尽管没有成功，却进一步强化了日本与半岛之间的交流和联系。

（二十三）乙巳政变和大化改新
公元628年三月七日，75岁高龄的推古女皇自知自己来日不多了，在去世的前一天，她把敏达天皇的嫡孙田村皇子叫到枕边，告诫他行事要谨慎，明察事理，接着又将圣德太子之子山背大兄叫到身边，告诫他要虚心采纳他人的意见。然而奇怪的是，推古女皇弥留之际却始终没有指定继承人。第二天，推古女皇就在小垦田宫驾崩了。
至此，推古朝的三驾马车：圣德太子、苏我马子、推古女皇相继离开了人世，大和朝廷再次陷入了统治危机。苏我马子死后，其子苏我虾夷把持朝政，操纵皇位继承，拥立敏达天皇孙子田村皇子为天皇，是为舒明天皇。
舒明天皇虽然即位了，但是苏我虾夷大权在握，在朝廷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引起了王室和大臣的不满。这时一个重要人物出现了，那就是中大兄皇子。中大兄皇子是舒明天皇和皇极女皇的长子，原名葛城皇子，是当时王位继承的有力候补者之一，此人很有政治头脑，善于谋略，后来他结识了中臣镰足，中臣镰足又称藤原镰足，对国政颇为关心，两个人志同道合，对苏我虾夷专擅朝政都非常不满，于是联合起来，成为反苏我势力的核心人物。
公元640年，舒明天皇十二年，在大唐学习了20多年的高向玄理、南渊请安、惠旻等人相继回到日本，这些留学生和留学僧亲身经历了从隋到唐的王朝更迭，详尽考察和研究了新兴唐帝国的国家制度。他们的归来给大和朝廷的统治阶层，特别是中大兄和中臣镰足等人以强烈的刺激与影响。
于是中大兄和中臣镰足与这批富有改革精神的留学生越走越近，一股反苏我氏的政治势力正在暗自集结起来。舒明天皇去世后，皇后即位，是为皇极女皇。皇极女皇原名宝皇女，即位时已48岁，女皇登基之后，仍旧以苏我虾夷为大臣，而苏我氏的专横跋扈，漠视王权的行为则依旧不减。

皇极女皇在位的第二年，苏我虾夷生了场大病，不能上朝，于是就将朝廷的紫金冠私自授予儿子苏我入鹿。手握权柄的苏我入鹿比起他的父亲更加盛气凌人，试图发动政变，废了当朝的皇极女皇，改立古人大兄为天皇，自己继续左右朝政。
苏我虾夷父子，不断扩充领地，甚至还征用天皇及其贵族的部民，摆出一副自己就是天皇的架势。然而更露骨的是，苏我入鹿竟然直接动武，杀死身为王族的山背大兄。
公元643年，皇极二年，苏我入鹿觉得山背大兄成为自己独揽政权的障碍，派兵包围了山背大兄居住的斑鸠宫，山背大兄一方的数十位舍人奋力抵抗，在双方的混战之中，山背大兄乘机逃出宫外，苏我入鹿的将兵一把火烧毁了斑鸠宫。山背大兄算是躲过了一劫，隐藏在深山之中，然而他没有听属下的劝告，又下山住进了斑鸠寺。苏我入鹿得知后，再次派遣军队包围斑鸠寺，这下山背大兄可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身处绝境的山背大兄及其子女、兄弟姐妹，妻妾迫不得已一同选择了自尽。
山背大兄可是圣德太子的儿子，在日本有很高的声誉，山背大兄一家几十口被灭族的消息一传开，王公贵族都受到很大的震惊，苏我氏的倒行逆施引起了世人的公愤。苏我虾夷得知自己儿子干出这样的出格的事情也非常懊恼，当即就将他训斥了一顿。但是木已成舟，苏我氏在朝中已经失去人心，现在中大兄和中臣镰足抓住时机，开始秘密策划政变。
中臣镰足建议中大兄迎娶苏我仓山田麻吕的长女，通过政治婚姻，扩大自己的势力，分化苏我氏的力量。中大兄欣然同意了，中臣镰足亲自做媒。然而就在婚约之夜，出了点状况，田麻吕的长女被苏我日向掳走，苏我仓山田麻吕焦急万分，束手无策，情急之下，将自己的次女嫁给了中大兄。
皇极四年，645年六月，中大兄秘密地与仓山田麻吕商量，让其利用“三韩进调”之日，唱读表文的时机，杀掉苏我入鹿。所谓的“三韩进调”就是朝鲜半岛新罗、百济、高句丽三国向倭王进贡举行的仪式，当然这是日本人自己的说法。
六月十二日，中大兄诈称此日为三韩上表之日，众人都信以为真。于是皇极女皇、古人大兄、苏我入鹿都齐聚在飞鸟板盖宫的大极殿。苏我仓山田麻吕开始唱读三韩表文，中大兄则命人乘机关闭了所有宫门，并手持长矛，隐藏在殿旁，中臣镰足等人也手持弓矢，借机行事。庄严的朝堂上杀气弥漫，然而苏我入鹿却丝毫没有意识到死亡即将迫近。
按照原计划，仓山田麻吕开始唱读三韩表文，佐伯连子麻吕和葛城稚犬养连网田应冲出刺杀苏我入鹿，但此二人却因素日畏惧苏我入鹿，迟迟不敢出剑。
仓山田麻吕也很紧张，全身大汗淋漓，双手颤抖不止，苏我入鹿感到很奇怪，便问道：“为什么双手不停地抖动啊？”田麻吕说：“主要是女王就在近旁，我会紧张。”中大兄担心时间久了，会生事变，于是率先大喊一声，冲进殿内，子麻吕等人也受到鼓舞紧随其后，挥剑砍向苏我入鹿。入鹿的头、肩均被刺伤，苏我入鹿大惊，连忙起身，子麻吕一刀砍向入鹿的腿部。苏我入鹿连滚带爬地跑向皇极女皇的御座，叩头求饶。事先对政变一无所知的女皇见状大惊，询问中大兄：“究竟是怎么回事？”
中大兄答道：“鞍作（苏我入鹿的别名）欲灭大王家，篡夺王位。”女皇一听，便起身离开，走入内殿中，等于是默认了自己儿子发动的政变。佐伯连子麻吕一剑刺过去，苏我入鹿当即身亡。这一天下着雨，庭中浸水，苏我入鹿的尸体孤零零地躺在雨中，也不知是谁实在看不过去，将一张草席盖在入鹿的身上，以免遭雨淋。
杀了苏我入鹿之后，中大兄率领王族大臣在飞鸟寺摆开阵势，准备攻打苏我虾夷的豪宅。苏我虾夷见大势已去，放火烧了宅邸，自焚而死。 这样在大和朝廷翻云覆雨，把持权力四代的苏我氏覆灭了。

乙巳政变后，皇极女皇借机退位，中大兄等人拥立女皇的弟弟轻皇子即位，是为孝德天皇，645年，迁都难波（今日本大阪），并使用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年号——大化。所谓“大化”，是取自于《尚书》中“施教化，大治天下”的意思。
大化二年（646年）元旦，孝德天皇颁布《改新之诏》，在皇太子中大兄和大臣中臣镰足等人的辅佐下，推行一系列改革，历史上称大化改新。
大化改新可以说是先前圣德太子的推古朝改革的延续，但它比推古朝改革更加深入与彻底，涉及到日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日本历史上具有真正划时代意义的改革。

“大化改新”在经济上：废除私人田庄和部民制，实行土地公有。这样一来，皇室贵族，地方豪族的部民和屯仓、田庄均收归国有，国家赐大夫以上的高官以食邑。除了朝廷保留部分手工业部民外，其他部民全部转为直接向国家缴纳赋税的自由农民，即所谓的“公民”。在土地国有，部民转公民的基础上，大和朝廷颁布实施了班田收授法与租庸调制，这一项政策很明显具有浓厚的隋唐制度的影子。所谓班田，就是六年为一班，每隔六年，政府就班给6岁以上的男子口分田2段，女子为男子的三分之二，私奴婢为公民的三分之一，官奴婢与公民同数。受田人死后，口分田由国家收回。班田农户负担租庸调。租，就是实物地租，受田每段缴纳稻谷2束2把。庸，是劳役及其代纳物，凡50户充仕丁1人，50户负担仕丁1人之粮，每户交纳庸布1丈2尺，庸米5斗。调，就是交纳地方特产，又分为田调、户调、付调。田调按土地面积的多少征收。1町征收绢1丈、 2丈、布四丈。户调则按户征收，其数量为每户交纳布一丈2尺。付调按照各乡的土特产征收。从内容看，班田收授法与租庸调制就是模仿唐朝的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建立起来的。
政治上，大和朝廷则是在推古朝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君权，确立中央集权的天皇制封建国家，中央设八省，八省官员负责各项事务，地方设国、郡、里，分别由国司、郡司和里长来治理当地。这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制度都参照了唐朝三省六部制和州县制度。

647年，大和朝廷又模仿唐朝，制定了冠位服色，最初是七色十三阶冠位，两年后又制定十九阶冠位，大夫以上的贵族赐予食邑，以下则给予布帛作为官员俸禄。
大化改新为日本制定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整套规范的政治制度，从而走上了律令制国家的发展道路。改新之后，大和政权对外不再使用倭国的称号，而开始日本这个名称，意为“日出之处的国家”。这个名称的出现也意味着日本已经向原始落后的倭国时代告别，迈入一个繁荣发展的新时代。
从乙巳政变到大化改新，短短数年间，日本国内这一系列政治上的剧烈变动，人们很容易把主要原因归结为大和政权内部的权力之争和统治危机，但笔者认为除了内部因素外，外部因素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乙巳政变发生的前几年，半岛形势骤然紧张，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内政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动。公元642年，高句丽发生政变，泉盖苏文杀了荣留王及其臣下180余人，拥立荣留王的弟弟的儿子高藏为王，泉盖苏文自己为莫离支，独揽大权。同年，百济义慈王亲自率领军队攻打新罗西部，切断了新罗通向唐朝的朝贡之路。内政方面，义慈王进一步强化王权，流放王族、贵族等高位要人40余名。643年，新罗向唐王朝求援，唐朝皇帝以当时的新罗善德王为女子为由，提出废除王位等要求。与此同时，半岛三国之间的斗争日益激烈，而唐朝对半岛的干预也在不断升级，朝鲜半岛诸国的政变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日本，毫无疑问半岛三国在经历一番政治动荡后推动了王权的集中，这无疑给日本造成了影响，而且这时候，唐朝开始和新罗联手，向高句丽和百济施压，进而对大和朝廷施加了影响，所以乙巳政变与大化改新是在国内统治危机加重，国外受到唐朝和半岛政治剧变的刺激之下发生的，这两个并不是孤立的事件。他们的发生总是与朝鲜半岛局势的变化紧密相关。

（二十四）唐朝的雄心
隋炀帝三征高句丽，可谓是劳民伤财，许多人为逃避繁重的兵役与徭役，真的是少费苦心，甚至是自残手足，名曰：“福手福足”。几度征辽，使得隋朝社会矛盾愈发尖锐，统治危机不断加剧，隋帝国的统治就这样迅速崩塌，在国内留下了一个烂摊子由李渊来收拾，但是杨广开启的征辽事业却被后来的唐帝国所继承，因为箭已在弦上，发出便再无收回的可能，唐帝国必将要完成隋炀帝未尽的事业，而且将会走的更远。
不过现在李渊的注意力可不再高句丽或半岛上的任何国家上面，他一方面要稳定国内时局，剪除地方割据势力，休养生息，恢复社会生产；另一方面要应付北方日益强大的东突厥势力。此时正值高句丽荣留王高建武在位，在处理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上，他不失时机地采取了缓和的姿态，遣使入贡，积极与唐修好。这也是唐高祖李渊所希望看到的结果，立马对高句丽实行安抚，赐给高建武上柱国、辽东郡王、高丽王等封号并释放隋朝在战争时虏获的高句丽人。高句丽方面也展开积极互动，不仅放还了万余名华人，而且毁了由昔日战死的隋军尸体筑成的纪念物“京观”，并让唐政府收敛安葬这批隋军将士的骸骨等，展现出极大的诚意。高句丽向唐朝通贡也颇为频繁，先后11次遣使入贡，甚至还派其世子朝唐，看起来是一派如此和睦景象。同时，百济、新罗也不甘落后，争相入唐，建立册封关系。日本这时也开始遣使入唐，只不过态度有点冷淡，不怎么积极。根据历史从初唐一直到公元663年，也就是唐高宗统治时期，日本总共遣唐有记载的只有4次，而且每每入朝时表现也令唐人不满，《旧唐书•日本传》中就这样记述日本使者的：“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故中国疑焉”在唐朝人眼里日本人就是举止轻慢，而且不说真话，毫无恭顺诚恳可言，简直就是夜郎自大。

日本的表现也非偶然，前面笔者交待过了，日本惯行的是对等的国交关系，对隋朝尚且如此，对之后的唐朝也不会有多大变化的，它是唯一的一个游离于整个东亚朝贡册封体系之外的国家；第二，就是这时的日本尚未意识到唐朝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以及在整个东亚特别是朝鲜半岛事务中具有绝对的优势和主导地位。这就导致了日本与唐帝国的现行的关系一直处在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
当然唐朝毕竟是大国，需要处理的问题很多，唐朝统治者也自有大国的胸怀，对李渊来说，半岛上发生什么都不足以引起他的注意，至于日本吗也是个可有可无的角色，它怎么看怎么做也是日本自己的事，李渊需要的是安定的国内局面，国家的强大。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不久，在公元630年（唐贞观四年），唐朝趁东突厥内部矛盾激化、暴风雪灾频发之际，派大军兵联合回纥、薛延陀等势力，一举将东突厥征服。这是唐朝立国以来对外族战争取得的空前胜利。随后，唐朝又征服漠北的薛延陀，加强对西域的攻势。公元640年，唐军消灭了西域非常重要的古国高昌，并在原先的领土上建立西州，由唐人直接控制，掌控了丝绸之路，恢复了对西域管辖。唐朝在北方、西方都取得了突破，开疆拓土，现在只剩下东北地区了，要控制东北，只有拿下一个目标方能实现，那就是彻底攻下高句丽。

（二十五）东亚两大军事联盟形成，对决悄然开始
在唐朝初年以稳定和休养生息的大政方针引领下，高句丽与唐朝边境倒也相安无事。不过高句丽却始终做着两手准备，面对着一个比昔日隋还要庞大的唐帝国，其压力可想而知，谁知道唐朝皇帝会不会哪天一不高兴，找个借口，仿照隋炀帝兴兵讨伐，之前杨广三次征讨，就已经让高句丽招架不住了。
高句丽统治者可谓是戒心重重，利用与唐修好的契机，一方面花巨资在北部临近唐朝边境修筑了长城，从扶余城（今吉林省四平市以西）至沿海，长达千余里，耗费16年才修成；另一方面，高句丽不断向朝鲜半岛南侵，攻城略地，主要打击的是新罗。历史上新罗侵占了高句丽和百济许多领土，又吞并了日本在半岛的殖民据点—任那日本府，这样新罗就成了这三国共同打击的目标，高句丽和百济都想把新罗灭了，夺回失地，日本则借助打击新罗恢复半岛势力。新罗在半岛处境凶险，空前孤立，怎么才能生存下去，必须找到一个比这三国加起来还要强大的盟国，唐帝国自然成了新罗的首选。

那么区区小国新罗能用什么方式来说服唐朝统治者，唯一的可行的就是巧妙的利用唐与高句丽的矛盾，引向对自己有利的局势中来。一开始唐王朝对新罗的求救所表现的态度很不积极，最多是发道诏书，或派个使节去劝和，充当个调停者而已，或者三方各打五十大板，告诉这几个国家你们别打了要和睦相处，但是能起到什么实质效果呢？
唐太宗即位后的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一直秉承着唐高祖不干涉半岛事务的基本态度。公元640年（贞观十四年），唐朝的西、北两方的边境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十二月，高句丽就遣世子高桓权前来朝贡，唐太宗对他礼遇有加，很显然此时他并未考虑对高句丽的战争。
公元642年（贞观十六年）高句丽国内发生的一场政变，正好给唐朝发动战争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权臣泉盖苏文杀了对唐有妥协倾向的荣留王高建武，另立高建武的侄子高藏为王，自己独揽大权，泉盖苏文自立为莫离支（相当于宰相）。作为强硬派的泉盖苏文的上台加剧了高句丽与唐的对立局面。然而面对泉盖苏文的桀骜不驯，唐太宗则轻描淡写地说：“盖苏文自知罪大，畏大国之讨，必严设守备.........不如少为之隐忍，彼得以自安，必更骄惰，愈肆其恶，然后讨之。”仍旧册封高藏为上柱国、辽东郡王、高丽王，很显然此时唐太宗还不想动武，而是在等待时机。不过没多久李世民的的态度就发生了急剧的转变，这还是与唐朝战略东移密切相关的，和隋炀帝杨广的想法一样，唐太宗始终认为高句丽自古即为中国故地，加上高句丽长期占据辽东郡县，几个世纪里在东北一带横行无忌，作威作福惯了，所以收拾高句丽那是迟早的事情。

在泉盖苏文杀了国王高建武，自己独揽大权的这一年，百济义慈王一面派遣大佐平智积到日本，一面又和高句丽进一步勾结，最终形成了高句丽、百济、日本这个铁三角，以共同对付新罗。
643年，贞观十七年十一月，百济义慈王又与高丽和亲通好，准备攻取新罗的党项城，以此断绝新罗向唐朝进贡的道路。唐廷明白如果再对高句丽和百济的侵略行为听之任之的话，将失去半岛上的亲密同盟，这对唐朝的东北边疆形势是相当不利的。于是唐朝政府做了最后一次外交上的努力，李世民派司农丞相里玄奖带着玺书前往高句丽，文中的大致意思就是告诉国王说：“新罗对大唐忠心耿耿，朝贡不乏。你（高句丽）与百济应当收兵，若再出兵攻打，那明年大唐就不再会坐视不管了，必会出兵讨伐你的国家。”但是泉盖苏文公然不顾唐朝的警告，依然我行我素。
644年春正月，泉盖苏文出兵攻下了新罗两座城池。此时里玄奖已经到了平壤，他要求泉盖苏文立刻停止攻打新罗的军事行动，但泉盖苏文却对里玄奖说：“昔日隋朝入侵我高句丽，新罗则乘机一下子侵占了我国五百里的领土，若不收回当年被侵占的土地，恐怕我是不会收兵的。”里玄奖说道：“既往之事，何必再去追究，高句丽现在占据的辽东诸城，原本都是中国的郡县，如今我大唐尚且不去追究，你们又有什么必要因为失去的故土而大动干戈呢。”

泉盖苏文当然不会听里玄奖的话，同年，高句丽、百济联军又大举进攻新罗，宣称要索回失去的领土，一连攻陷新罗四十余城仍不停止，这期间两国联军占据了党项城，彻底阻断了其向唐朝入贡的要道，在南面又夺取了重镇大耶城（庆尚南道陕川郡陕川面），新罗面临着亡国的危机，善德女王急忙向唐朝乞师求援。
644年二月，里玄奖回到长安，将高句丽国内的情况向唐太宗一一做了汇报，此时唐太宗讨伐高句丽的决心已定，兵部尚书李勣最先积极响应，主张讨伐，而泉盖苏文全然不顾唐朝的警告，还把唐朝劝和的使者都关押了起来，显然他已经走到了唐朝的对立面，这也给太宗出兵提供了很好的理由。
当然唐廷内部少不了反战的论调，但是朝廷里的主战派很快占据了主导地位，收复辽东之议再起，而且讨伐高句丽的声浪是一浪高过一浪。当时侍中裴矩，中书侍郎温彦博上奏说：“辽东之地，周为箕子之国，汉家玄菟郡耳！魏晋已前，近在提封之内，不可许以不臣。且中国之于夷狄，犹太阳之对列星，理无降尊，俯同藩服。”这句话正符合唐太宗的心意，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辽东本中国之地，隋世四出师而不能得。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高丽雪君父之耻耳。”，于是唐太宗很快就否决了褚遂良等主和派大臣的意见，决定亲征高句丽。
新罗得到唐朝方面的消息后，觉得机不可失，立马与唐朝深化两国的密切关系。其实唐朝与新罗的关系一开始就很不错，加上双方都有着共同的敌人——高句丽，两国自然是越走越近。也就是说唐朝之所以能积极介入半岛事务，除了高句丽在东北边疆不断搅事之外，新罗力求消灭对手，实现统一而精心实施战略上的拉拢政策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新罗是如何拉拢唐朝的呢？其实方法也很简单，首先两国有着共同的目标，就是消灭高句丽，这是两国合作的基础。其次新罗就是充分利用唐丽两国的矛盾，不失时机地在中间添油加柴，煽风点火，然后自己再以全力拥护唐朝的姿态出现，时时刻刻让唐朝感到只有新罗是自己在东亚事务中唯一忠实可靠的盟友，而且凡事只依靠唐朝。例如，隋唐两代连续攻打高句丽，新罗不但不与高句丽结盟，而且在贞观十七年还向大唐告发百济与高句丽和亲通好，打算谋取党项城，以此断绝新罗入贡的道路的阴谋。此后新罗不断告发高句丽侵略的各种不轨行为，并且不断请求唐朝的军事援助，就这样新罗的孜孜不倦，让唐朝觉得新罗忠心可嘉，有必要保护这个的盟友，以对高句丽形成夹击之势。
新罗积极主动，紧紧抱着大唐这支粗腿，博得了其政治和军事上的大力支持，在半岛事务中后来居上，最初成为了最大的赢家。
唐朝的积极介入，必将改变朝鲜半岛乃至整个东亚的政治格局。当然唐太宗出兵也是相当谨慎的，毕竟隋朝失败的前车之鉴还近在眼前，还有漠北的薛延陀蠢蠢欲动，对唐朝北方有着实质性的威胁，所以他不敢贸然出兵，而是先派职方部郎中跑到辽东侦察高句丽的军事防御工程，刺探敌方军情，同时下令在江、洪、饶诸州造船400艘用以载粮，大量招募军队，积极备战。
公元644年（贞观十八年）十一月，太宗命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太子詹事，领江、吴、京、洛招募来的水军4万3千名，军船500余艘，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陆军6万，水陆进击高句丽。645年（贞观十九年）二月，太宗御驾亲征，前往前线主持督战，并且传谕周边邻近的契丹、奚、新罗、百济各国君长共同出兵。当然百济包藏祸心，对唐太宗自然是阳奉阴违，不仅不会听，而且乘机又攻陷了新罗十余座城池。
唐军的推进速度很快，李勣一军攻下了辽东城，当年隋炀帝杨广可是倾全国之力都没夺下这座城池啊！接着唐军连破卑沙城（辽宁金州大黑山），白岩城（今辽宁海城）、盖牟城（今辽宁盖州）。高延寿、高惠真率15万大军前往救援，结果都被唐军击败，余众归降，消息一传出，高句丽举国震恐。

645年六月，高句丽和百济的使者都跑到了日本，三家商洽如何对付唐军，但是日本这个远水也救不了近火。同年七月，唐军开始围攻安市城，唐太宗和李勣的部队很快便到达了前线，安市城的守城者一见到唐太宗的旗帜就在城墙上大声漫骂，李世民大怒，于是李勣请求唐太宗拿下安市后将城里的所有男人全部坑杀，李勣这话说出来不久，安市城内的人就得知了这个消息，所以为了求生存，守军在将领杨万春的带领之下，拼劲全力顽强抵抗，致使城池久攻不下，战事一直持续到九月都未有任何进展。东北的寒冬已然来临，大地冰封，唐朝军团没有御寒的衣物，太宗只能立即收兵，原先攻下的土地也不得不暂时放弃，临走时高句丽大将杨万春在城墙上向李世民拜别致谢，而李世民表现得也很大度，送他绸缎一百匹，以示敬意。
九月十八日，唐太宗开始班师回朝，不巧的是归途中还是遭遇了暴风雪，冻死了数千人，这次东征显然没有达到彻底消灭高句丽的预期目标，但仍取得了一些初步战果：攻占辽东等十城，获民7万余户，斩杀敌军4万余人，唐军阵亡士兵相对较少，但战马损失十之七八。

唐太宗回朝后，意识到高句丽一时半会还不能拿下，然而他没有像昔日的杨广那样因为斗气而一意孤行，而是采纳了大臣的建议，不再用主力军队进行征讨，而是利用偏师不断骚扰高句丽的边境，换句话说就是唐朝玩起了消耗战，迫使其国人疲于应付，耽误农时，破坏高句丽国内的农业生产。如此一来粮食歉收就必然造成饥荒，老百姓食不果腹，便失去了抵抗力，不出数年高句丽就会土崩瓦解。这一招实在是阴毒，却也很奏效。
647年（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令牛进达和李海岸率领万余名水军自山东莱州出发，从海路攻打辽东半岛南部，李勣和孙贰朗自营州出发从陆路穿过辽河袭击高句丽，水陆并进，攻陷石城。迫于唐朝的威势，高句丽王立马遣其子高任武入唐谢罪。
648年（贞观二十二年），右武卫大将军薛万彻率领3万大军自山东莱州乘楼船渡海，入鸭绿水，在泊灼城（今辽宁丹东东北）大败高句丽军。短短的数年里，唐朝的小股部队就不断对高句丽发动军事骚扰，高句丽人整日提防，哪有时间去回家种地，农业生产无法正常进行，高句丽的国力就这样一点点被耗尽。
高句丽在唐军的一系列的打击之下，北部领土接连沦丧，由此对南方新罗的侵略只好暂时停了下来，但是这些军事上的袭扰却因为唐太宗的病逝戛然而止。此时高句丽的盟友百济义慈王却一刻也不消停，一方面在国内修建了豪华的离宫别苑，终日饮酒作乐；另一面在军事上还不断对新罗用兵，国内的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注意到如果义慈王继续这样下去的话，离亡国也就不远了，于是就劝告义慈王，义慈王当然听不进，照样我行我素。

相比之下，新罗的统治者则要清醒的多，善德女王去世后，即位的真德女王继续讨好和拉拢唐朝，她特意撰写了《太平颂》：
“大唐开洪业，巍巍皇猷昌。止戈戎衣定，修文继百王。统天崇雨施，理物体含章。深仁偕日月，抚运迈陶唐。幡旗既赫赫，钲鼓何锽锽。外夷违命者，翦覆被天殃。淳风凝幽显，遐迩竞呈祥。四时和玉烛，七曜巡万方。维岳降宰辅，维帝任忠良。五三成一德，昭我唐家光。”真德女王还亲自把这段五言文章织成锦缎，呈现给李唐王朝，表达自己的一片赤诚忠心，希图换来唐军政治上的支持和军事上的援助。
那么现在的唐朝会不会置之不理呢，当然不会。唐高宗李治坚持父辈的对外方针，不过他吸取了隋炀帝、唐太宗几次远征失败的教训，采纳了大臣的建议，适时调整了军事斗争策略，与半岛南端的新罗正式联合，对高句丽形成南北夹攻的态势。这时的新罗为了积极拉拢唐朝可谓是费劲心机，在唐太宗的授意之下，新罗正式采用唐朝年号和衣冠制度，奉唐朝为正朔。
公元651年(唐永徽二年，日本白雉二年)，新罗使者知万特意身着大唐之服前往日本，实际上新罗政府在向日本传达这样一个信息：现在新罗可不是孤军奋战，而是有大唐的支持。日本朝廷本来就仇视新罗，现在看到新罗人洋洋得意更是怒火中烧，所以新罗使者刚到筑紫不久，就遭到了日本方面的训斥，然后就被轰走了，此后讨伐新罗的声势迅速高涨，但最终日本还是没有付诸行动。新罗的用意很明确，就是以大唐的声望对百济和日本形成震慑。由此一来，经过多年的酝酿，几个国家在各自利益的驱使之下，终于形成了两大军事政治集团：一个是唐帝国与新罗组成的唐罗联盟，另一支便是高句丽、百济、日本组成的铁三角，整个东亚政治板块开始发生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