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场战争中，百济几乎是耗尽国力，元气大伤。新罗发现时机已到，于553年以帮助百济的名义出兵，却对百济发动了军事进攻，侵占了百济的东北地区，还设立新州进行统辖，这样新罗将整个汉江流域全部纳入囊中。
为了对付高句丽，百济不仅实力大损，也没捞到什么好处，现在昔日的盟友又趁机倒打一耙，丢城失地，这对百济来说简直就是奇耻大辱。当时的百济圣王一气之下在554年御驾亲征，对新罗实施军事报复，然而不幸再次降临，圣王在狗川（今忠清北道沃川郡）中了新罗兵的埋伏，被乱兵杀死。至此百济的势力迅速衰弱，变成了朝鲜半岛的最弱者，百济与新罗的关系开始恶化，两国联盟也就此瓦解。
新罗成为最大的受益者，由于霸占了人口众多，经济富庶的汉江流域，给其日后的扩张和统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相反，高句丽却因丢失汉江流域而国力衰减。另外新罗获得汉江流域后，疆域到达黄海，使其可以和中国直接贸易和建立外交关系。这样新罗就不再依赖高句丽而是直接从中国汲取先进的文化与技术。总而言之，经过几个世纪的较量，朝鲜半岛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胜利的天平开始逐渐倾向新罗。

（十七）日本的狼子野心
在古代中国人的意识里一海之隔的日本是个遥不可及的未知世界，这个国家在中国的史籍中通常的称呼就是倭国，在古代中原政治家和学者的眼里就是一群化外岛夷，看不出有何危害和杀伤力。但是此时的倭国却早就将贪婪的目光投向大陆。
大海将日本岛与东亚大陆隔绝，但却阻止不了日本人向大陆进取的野心，隔着狭窄的对马海峡，朝鲜半岛近在咫尺，对当时半开化的日本人来说，海峡对面是个充满文明财富与机遇的新世界。此后的1000多年占领大陆就一直成为日本民族梦想。
据《日本书纪》记载了最早征讨朝鲜半岛的统治者，而且是为女性，她名叫气长足姬尊，生活在2、3世纪之间，是仲哀天皇的皇后，后世日本人称她为神功皇后。传说仲哀天皇在位第八年，因记恨熊袭在建宫时未曾进贡，决心起兵讨伐。可是在与群臣讨论作战计划时，天神托皇后之口，告诉仲哀天皇，熊袭之地贫瘠，捞不到什么好处，不值得为此一战，反而海外的“处女之睩”，即在半岛的新罗国，是遍地黄金。如果天皇以御船与大田祭之，则兵不血刃便可收其地。天皇听得是一头雾水，于是就登上高处向着神功皇后所指的方向眺望，却怎么也看不到新罗之地，所以天皇始终也未出兵。第二年仲哀天皇去世，原因是未听从神的旨意，触怒了天神，遭到神的诅咒。
为平息天神的怒气，气长足姬尊特意建立斋宫，并于天皇去世后隔月入斋宫为神主，命中臣乌贼津使主为审神者。这期间她遣使入熊袭迫使其臣服，亲自征讨不服朝廷的羽白熊鹫，并歼灭土蜘蛛田油津媛，在稳定国内局势之后，气长足姬尊便依照先前神的启示，跨海开始了对外征伐。
据传说在征伐之前，为验明神的意旨，气长足姬尊便以海水洗发，结果头发分成两边。皇后因此结发为髻，扮成男子相貌，并对诸臣宣布征讨之令，准备亲征新罗。当年九月，皇后亲自向大三轮神社献上刀矛，并要求大军严守军纪不畏战。此时的气长足姬尊已经是深怀六甲的孕妇，挺着大肚子还率军征伐还真是世间少有。大军出海后，由于风向的配合，全军非常顺利地抵达新罗。

由于事发突然，加上神功皇后军队士气高昂，毫无准备的新罗王看到大军前来便以为全国已无能战之兵，只好穿戴素服，自备白旗到皇后船前请降。皇后给予了新罗王不杀之恩，并率领大军进入国都搜括了一番，并亲自将矛插在新罗王宫前，要求新罗王每年都朝贡，随后便率领大军载着八十艘战利品回国。
这位女皇在凯旋回国之际，还做了一件事，她拿弓柄在巨石上写下“新罗国大王，日本国之犬也”几个字，并强迫新罗在朝贡书里写明：“成日本之犬，备奉年贡事”。这对朝鲜人来说，简直就是莫大的羞辱，然而值得商榷的是，这段有关神功皇后的记载，很可能是后人编造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段情节出自于《八幡愚童训》，此书写于镰仓时代，当时的日本人普遍认为日本是神国，而朝鲜就是日本的狗，由此看来，历史上的日本对朝鲜半岛只有征伐而没有一丝敬意。
神功皇后气长足姬尊成为了日本有文字记载的向大陆扩张的第一人，现在很多人都质疑这段历史的真实性，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至少在神功皇后之前就已经有日本势力渗透到半岛了。《日本书纪》关于神功皇后征讨三韩的故事，真切反映了海外扩张的野心已经植根于大和民族祖先的意识之中了。

古坟时代，大和朝廷在岛内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不断增强，3世纪到4世纪，日本岛内的近畿中部，中国、四国等地方基本实现了大联盟，同时大和朝廷加强了对北九州的控制。九州这里的地理位置很特殊，许多学者认为它是一个独立于大和朝廷的政权，四世纪上半夜，九州岛上盘踞着几股强悍的势力，他们并不受朝廷的制约，有熊袭、土蜘蛛和隼人。日本大和朝廷对九州的几股势力进行了打击，控制了九州北部的大部分地区，这块地区成为日后进攻半岛的重要基地。
其实从4世纪中叶神功皇后征讨朝鲜后，日本就不断利用半岛分裂局势和内部矛盾，渗透自己的势力，特别是任那，也就是笔者前面提到的伽倻地区，日本军队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殖民据点。
《姓氏录》中就记载这一时期，有个叫大矢田宿祢的将军在任那这个基地长期驻军，还娶了当地一个伽倻小国的国王犹榻的女儿，还生了佐九命、武义命两个儿子，甚至当时伽倻地区最大的金官伽倻国也受到了日本势力的渗透。在半岛原属于大伽倻国境内的高灵池山洞，发现了5世纪前半叶的古坟群，而且这些古坟的形制具有九州南部典型隼人的风格。古坟是日本大和时代文明典型象征，在半岛上出现这些殡葬形式恰恰说明了在4世纪大举入侵朝鲜半岛前，日本侵略势力一直在大伽倻地区乃至整个任那地区活动并以此为基地进一步北上，而且大和国将征服的北九州的隼人编入部队，作为侵略的马前卒。
日本积极经营任那这块殖民据点，同时为了便于向北扩张，日本还积极扶植半岛侵略的代理人，于是就找到了百济。公元371年，百济在日本的唆使下，进攻高句丽的平壤城，385年百济国王辰斯王即位，辰斯王是个野心勃勃的人，一直至利于扩展百济疆土，面对日本势力的指手画脚，早就心怀不满了，他与日本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随着矛盾不断激化，双方兵戎相见，日本人对此非常恼火，决定找个机会除掉这个北上的绊脚石。
日本的借口也很好找，因为辰斯王的王位本就来路不正，这恰恰给日本寻衅提供了口实。原来辰斯王和前任百济王枕流王是兄弟，枕流王病逝后，辰斯王就以枕流王的儿子阿华年少，无法胜任为由，通过武力捷足先登，霸占了王位。如今阿华长大成人，对辰斯王的不满与仇恨也在一天天增加。

公元385年，应神天皇派遣纪角宿祢等人质问百济斯辰王并且暗中勾结枕流王之子阿华，策动政变，围攻辰斯王。
公元390年的冬十月，日本九州的武内宿祢家族的数名成员，包括波多矢代宿祢、苏我石川宿祢、平群木菟宿祢和纪角宿祢，从北九州出发，率领数以万计的军队，连同任那地区的日本驻军，百济王子阿华的叛军，向百济辰斯王发起了进攻。辰斯王被迫在狗原一带与敌周旋，艰苦支撑了两年，最终在392年兵败死于狗原。
日本对新罗的侵略也在同一时刻进行，390年，日本军围攻新罗的首都金城长达5天，并派使者向新罗奈勿王索要人质，《三国遗事》记录了当时日本使者的说的话：“寡君闻大王之神圣， 使臣等以告百济之罪于大王也，愿大王遣一王子，表诚心于寡君也。”言下之意是，当初百济不听话，我现在讨伐它，希望新罗能以此为鉴，送上一位王子到日本做人质，乖乖向日本称臣纳贡。日本拿百济犯下的所谓的罪过来吓唬新罗，气焰可真是嚣张之极，然而当时新罗的实力毕竟弱小，奈勿王真是无奈，只好把自己仅十岁的小儿子金美海送往日本充作人质，不仅如此在日本的淫威下，新罗王还提供了八十船金银珠宝、绫罗绸缎作为供品献给日本统治者，并且以后形成了定制，定期向日本进贡。这样日本不仅控制着任那（伽倻南部地区），而且逼迫百济、新罗朝贡，俨然一副东亚霸主的姿态。

此后，日本就以任那为根据地，更加肆无忌惮地插足半岛事务。百济辰斯王死后，阿华王即位，由于他是在日本的扶植下上台的，所以采取亲日的路线，不断对邻国高句丽和新罗用兵。
公元397年，也就在阿华王当政的第六年，百济在与高句丽争夺领土无果的情况下，将目光投向新罗的保护国耽罗国（今韩国济州岛）企图将其吞并，这无疑激化了百济与新罗的矛盾。日本得知消息后，立马积极参与到争夺中来。阿华王不敢与日本翻脸，毕竟这个王位的获得也有日本人的一份功劳，而且出于共同的利益，百济王室与大和朝廷结成了同盟。为巩固联盟关系，阿华王特意将太子扶余映送到日本充当人质，希望和日本共同瓜分新罗的领土。

日本看到送上门的机会，高高兴兴地接受了，对这个扶余映也自然是不敢怠慢，特意把他安排在仁德天皇和其弟弟菟道稚郎子（原应神天皇皇太子）身边，精心照顾。有了日本在背后撑腰，阿华王变得是更加飞扬跋扈。公元399年百济和日本联合攻击新罗，几乎占领了新罗全境，其国内到处可见日军肆意横行。新罗国王金奈勿忍无可忍，最终向高句丽求援，此时高句丽在年轻的好太王高谈德的经营之下，国力达到鼎盛，所以对付日本和百济的军队当然是绰绰有余的。
公元400年，好太王发兵五万，支援新罗。高句丽军队重点攻打男居城、新罗城等日军集中的城池，而百济由于连年战争，人民纷纷逃往新罗避难，无力组织抵抗高句丽的入侵。日人发现形势不利，担心与高句丽短兵相接，纷纷撤逃。高谈德领军乘胜追击，一路追打日军到任那地区。此时的日军如丧家之犬，被打得狼狈逃窜。这次战争是高句丽与日本的首次正面交锋，而且被记录在了《广开土王碑》上。
日本以惨败告终，其势力在任那地区的影响开始缩小。但是日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公元404年，日本卷土重来，再次兴兵攻打高句丽控制下的带方郡旧地（位置大致在今汉江流域），这回再次被高句丽兵赶走，《广开土王碑》记载日军溃败后，高句丽军“斩杀无数”。
公元405年，阿华王在面对接踵而来的失败的打击，精神最终走向崩溃，抑郁而终。得到消息的仁德天皇立即派了上百人护送扶余映回国继承王位，是为直支王。百济直支王对日本依旧友好，但是刚即位的新罗实圣王则相当仇视日本，这就使百济无法与日本勾结，更无法单独对抗高句丽。
很显然，这一时期高句丽掌控者半岛霸权。公元400年的那场战争后，日本的元气已经大伤，现在又与新罗陷入了新一轮的冲突，在半岛扩张中根本就无所作为。由于有新罗的阻挠，日本越来越难于在半岛伸展拳脚，不过日本是不会轻易罢手的，仍然小动作不断，《日本书纪》载公元407年三月和六月，日本将领田宿祢和贤遗臣率军队分别入侵新罗东边和南边，掠夺走大量人口和财富。为了能东山再起，公元408年，日本在对马岛设立军事基地，厉兵秣马，积蓄力量，还在海上准备了五百艘船只，企图进攻新罗。但新罗很快得到了情报，采取了应对措施，使得日本的进攻计划最终流产。

这一时期，日本在与新罗的争斗中，没占到什么便宜。那么既然军事上无法达到目的，就通过外交途径来实现，大和朝廷希望得到中国的册封来确保自己在朝鲜半岛的既得利益和地位。可偏偏高句丽的好太王（广开土王）对日本的防范甚深，不愿看到日本与东晋建交，派遣军船堵截日本向东晋进贡的通道。
直到412年，年仅39岁的广开土王高谈德去世，长寿王即位，情况才发生改变，日本向东晋进贡的道路终于畅通了。在长寿王的默许下，日本使者阿知使主与高句丽使者一同觐见了东晋皇帝，通过这次朝贡日本修复了与高句丽的关系，同时跳过新罗，实现了直接与中国交往的目标。
魏晋南北朝时期，日本与半岛三国对中国各割据政权一直朝贡不绝，日本通过这种途径，对外宣示自己在半岛的地位和利益的合法性，南朝诸政权应日本请求赐予其“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七国诸军事”的头衔。但是中国朝廷的册封大多是政治意义大于实际利益，日本要想获得切实的好处，必须强化它在半岛的军事存在。所以日本一方面不断巩固与百济的传统友谊，另一方面对新罗进行军事骚扰，并且利用半岛三国矛盾搞平衡。例如，公元5世纪百济盖卤王在位期间在积极向南朝刘宋通好的同时，与新罗、日本结盟，与高句丽对抗。469年，盖卤王认为百济的军事实力已足够强大，率军突袭高句丽，并夺回被高句丽侵占的青木岭（今朝鲜开城附近）。

公元472年，盖卤王甚至与北魏接洽，上表声称高句丽一直在欺压百济，希望北魏加以讨伐。但北魏与南朝刘宋的正打得不可开交，哪儿会对半岛的争端感兴趣，只是派出邵安为使者，前往半岛简单调查了一番，并斥责一下高句丽就完事了。
百济的行为显然激怒了高句丽。475年，高句丽长寿王高巨连率领3万军队讨伐百济。盖卤王一时不支，情急之下派遣王子文周向新罗求援，新罗慈悲王立即派了1万人马前往营救，但不幸的是这1万新罗兵还未赶到，高句丽就已经攻陷百济国都慰礼城，盖卤王出城在逃往阿且城（今韩国首尔市城东区康壮洞）的时候被高句丽兵杀死。通过这一场战争，高句丽的领土向南扩大到竹岭、乌岭，一直延伸到牙山湾与百济、新罗为界。
高巨连的扩张让百济和新罗都受到了极大的震撼，百济被迫把都城南迁到了熊津。迫于高句丽的强大压力，百济、新罗不得不希望借助日本的力量。此时的日本抓住机会，不遗余力地企图将两国纳入到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建立一套以日本为中心的封贡体系。新罗、百济不甘心屈服于高句丽的淫威，自然也不会乖乖地对日本俯首帖耳，几方都在进行激烈的明争暗斗。特别是半岛南端的新罗国与日本的矛盾越来越大。
自法兴王后，新罗国力大增，疆域不断扩大，而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却在日趋衰减，双方的力量此消彼长。532年，新罗灭了弁韩伽倻之地中最大的国家金官伽倻后，又继续吞并了其他大部分伽倻小国，威胁到日本在弁韩伽倻南端的军事据点任那（日本人又称之为任那日本府）。

公元541年，日本大和朝廷与百济圣明王联合起来，打出“复兴任那”的大旗，攻打新罗，可结果百济和日本联军以失败而告终，562年新罗完全占领任那。任那是日本向大陆摄取先进技术与文化的基地，日本决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的，同年，钦明天皇组织了一批军队抵达任那，讨伐新罗，企图挽回败局，谁知遭到新罗的伏击，损失惨重，不得不退回日本岛。钦明天皇仍然不肯放弃，失去任那成为钦明天皇心中永远的痛，他在临死之前还念念不忘，抓着太子沼名仓太珠敷命（即后来的敏达天皇）之手说道：“朕现在病得很重，恐怕是好不了了，以后的国家的事务就由你来处理，记得我死后，你一定要讨伐新罗，夺回任那，恢复旧日的统治，这样我死了也就没什么遗憾了。”（此话记载在《日本书纪》卷十九钦明天皇三十二年）
据史书上说钦明天皇在临终前梦见了复兴任那才去世的，真的算是死不瞑目了。后来的敏达天皇继承先帝遗志，企图恢复日本在半岛的影响力，但都未成功。他把注意力转移到国内事务中，因为当时由大陆传入的佛教与日本本土宗教神道教发生对立，敏达天皇偏重神道而排斥佛教。公元585年，日本瘟疫流行，他便乘机废佛，但神道教终究阻止不了疫病的蔓延，瘟疫很快就传入宫廷，敏达天皇于同年就染病而亡，这样对半岛的军事行动被再一次延搁。
直到公元600年，日本派出将领境部臣进攻新罗，攻陷了五座城池，恢复任那一度取得了成功，然而天不遂人愿，这边日军一退，那边新罗就再度侵吞任那。从600年到603年，日本一直对新罗展开军事报复，连续三年都攻势不断，但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日本最终是不可能夺回任那了。
新罗逐步强大，羽翼日渐丰满，日本的殖民势力若想在半岛立足也变得更加困难，但这并不等于说日本会放弃，日本与百济的关系依旧密切，并且通过各种手段孤立新罗。从6世纪到7世纪失去任那这段时间，日本外交的重心就是重新恢复它在半岛南部的霸权，而这一举动最终招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强大对手——唐帝国。随着唐朝的积极介入，日本霸占半岛的迷梦也终究化为泡影。

（十八）隋帝国与高句丽的恩怨与较量
南北朝后期，中国北方陷入了分裂割据混战的局势之中，相继出现了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的对立，这不仅使北方长期动荡不安，也严重削弱了中国在整个东北亚政治中的主导地位与作用。
与此相反的是周边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则更加活跃，特别是东北地区的突厥、契丹、高句丽和靺鞨等族群与地方政权都趁着中原的混乱，扩张自己的势力。
尤其是突厥可汗利用中原北方各小朝廷的矛盾，在各方之间实行操纵，俨然成了北中国的太上皇。那么此时的高句丽在做什么呢？介于新罗、百济的强力抵抗，高句丽向半岛南部的扩张暂时受到了阻碍，于是便转向东北大陆攻城略地。高句丽先是征服了附近的靺鞨的部分部落，接着又利用契丹与突厥的矛盾，乘机控制了契丹。
高句丽还利用与北齐的密切关系，继续霸占辽东，甚至还把势力推进到了辽西一带。
公元6世纪，北周一代英主周武帝宇文邕灭掉了北齐，初步统一了北方。高句丽为了保持在辽东的统治势力，与突厥勾结，暗中支持高宝宁抵抗北周势力的东扩。高宝宁是何人呢，此人的身世由来历史上并没有详细的记载，只说他是燕代之人，曾是北齐的营州刺史，治所位于黄龙。营州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此地位于辽西走廊，北接契丹、靺鞨等诸部，东临高句丽，西部毗邻突厥，自古便是中原王朝经营东北的前沿阵地，由此高宝宁就成了突厥、高句丽与中原朝廷争雄东北的一颗重要的棋子。周武帝宇文邕北伐，突厥、高句丽就利用高宝宁成功地阻止了北周统治势力向辽东扩张的步伐。
周武帝死后继位的周宣帝是个荒淫无能之人，北周政权开始出现危机，这正好为外戚杨坚提供了夺权的机会。周宣帝的皇后杨丽华是杨坚的长女，这使杨坚在关陇贵族集团中的地位格外引人注目，同时也引起了周王室的猜忌。宣帝曾威胁杨皇后说要族灭其家族，杨坚因惧祸请求外任。但是不久，周宣帝便突然病死，内史上大夫郑议和御史大夫刘昉假传遗诏，引杨坚入宫，以都督内外诸军事的名义掌管兵权，不久又官至左大丞相。即位的周静帝年仅8岁，由母后杨丽华辅政。北周内外的军政大权实际上都被杨坚所掌控。

杨坚在铲除了尉迟迥、司马消难、王谦等政敌之后，又诛杀了一批试图反抗的北周王公宗室，权位得到了巩固，由左大丞相升为相国，改封随王。581年，周静帝不得不下诏禅位，杨坚登基，建国号为隋，改元开皇。
公元589年，隋灭南陈，匈奴、鲜卑、羯、氐、羌五胡与汉民族融合完成，各民族结成了一个新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南北重归一统，继秦汉之后，又一个庞大的帝国出现在东亚大陆上。此时的隋王朝开始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辽东这片久已离散的中华故土，重新掌握东北的控制权被隋朝统治者提上了日程。
隋朝取代北周，统一北中国对当时的东北亚格局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当时的突厥可汗沙钵略觉得机会来了，率先向隋朝发难，他借口说：“我是先朝大周的姻亲，今日杨坚自立为帝而我若不能制止，那有何面目再去见贺敦！”突厥贺敦的地位就相当于中原王朝的皇后，甚至比皇后的权力还大，因为贺敦可以参与突厥的政治，当时沙钵略就是迎娶北周的千金公主为贺敦，由此沙钵略便利用了自己与前朝北周的姻亲关系与盘踞在营州的高宝宁合兵攻隋。与此同时，东面的高句丽也没闲着，利用自己控制下的靺鞨人支持高宝宁，与突厥联合攻打隋朝的边境，继续在东北兴风作浪。

高句丽对隋朝有这么强烈的反应，主要的原因就是隋朝在接管原属于北齐的辽西后，与占据辽东的高句丽直接接壤，东北原来的均势格局被打破了。这一变化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东北的靺鞨、契丹、奚、室韦等游牧部族纷纷投靠势力更为强大的突厥，并主动向隋朝称臣纳贡。
高句丽几次派兵征讨靺鞨，结果都是无功而返。现在高句丽要直接面对这么一个庞大的新兴帝国，自然是压力山大。为了维持在东北亚的霸主地位，尽管对隋朝戒心重重，但在开皇初年高句丽还是多次向隋文帝示好。不过此时的隋文帝正集中精力做两件事：一是实施灭陈的计划；二是对付北方的强邻突厥，所以对高句丽的不老实的行为也暂时不计较，只要你闹得不出格，我就没必要和你大动干戈。然而高句丽正是利用这么一个战略空挡，与百济、新罗一样，依然遵循旧例，同时向北方的隋朝和南方的陈朝派遣使者，通过外交方式刺探中原的情报，继续实施合纵连横的策略，保证自己在辽东利益的最大化。
除了在外交上，高句丽在军事上也不放松，继续扶植代理人与突厥暗通款曲。正像笔者前面所说的，高宝宁自然是不二人选，这位长期活跃在辽西的人物，不仅是中原王朝的反叛力量，而且成为高句丽与突厥沟通的中介。
不过隋文帝杨坚可不是什么庸碌之辈，他很快觉察到了突厥与高句丽相互勾结，并且这一军事联盟将对隋帝国在东北亚的统治产生巨大的威胁。于是杨坚在开皇三年四月下诏，指责突厥的侵略行为，同时命卫王爽等人为行军元帅，征讨突厥，又命令驻守在卢龙的阴寿率领数万骑兵、步兵从卢龙要塞出发，讨伐高宝宁。高宝宁打不过阴寿的军队，急忙向突厥求救，然而突厥受到卫王爽军队的牵制，根本就帮不了高宝宁。
结果高宝宁兵败北逃，在投奔契丹的途中被手下部将赵修罗杀害，至此北部边境得到了安定。隋朝取得了全面胜利，不仅拔除了高宝宁这根钉子，还通过这场战争，使得突厥内部出现分裂。原本完整的汗国变成了东突厥和西突厥两个汗国，实力大为削弱，无力与隋朝争雄北方。公元586年，突厥的一支北突厥正式归属隋帝国的统治。

高宝宁的反叛势力被清除后，高句丽与突厥的联系也被切断了，隋帝国与高句丽之间的缓冲区也就不存在了，双方直接接触的机会变得更多，这无疑影响了高句丽在东北大陆的势力范围，越来越多的契丹人、靺鞨人脱离高句丽的控制投奔隋朝，从而强化了隋朝在东北亚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相反高句丽向大陆进取的事业则遭到了巨大的打击。由此看来高句丽这个东北的地方政权与隋帝国之间的冲突已是无法避免的了。
然而高宝宁被消灭后，隋朝并没有对高句丽采取任何军事行动，而把注意力集中在了灭亡南陈的战争中。高句丽便乘机在东北频频挑事，小动作不断。一方面驱使逼迫靺鞨人打击契丹人，与隋帝国争夺东北各族的控制权；另一方面，屡次发兵骚扰隋朝的边境，杀害当地居民，直接挑起事端。此时隋帝国的统一大业还在进行之中，难以顾及东北，所以没有立刻对高句丽的挑衅做出反应。
当隋朝发起灭亡南朝的战争的时候，消息便传到了与陈朝关系密切的高句丽，国王高汤闻之非常恐惧，他最害怕就是高句丽会成为隋朝下一个打击的目标，于是立马在边境布兵，囤积军粮，加强守备，随时准备隋朝来袭。高汤如此惊恐，杨坚很快就觉察到了。其实要想抓到高句丽的把柄那太容易了，因为高句丽一向叛服无常，以下犯上的不恭顺的种种行为，可以说比比皆是，隋朝不费力气就能列出几条来，这些都可以作为发动战争的口实。
公元597年，隋文帝开皇十七年，在叱责高句丽平原王高汤的玺书中，杨坚历数了高句丽的四大罪状：1、压迫靺鞨人、契丹人；2、贿诱太府工人，招引弓弩手逃窜至高句丽；3、将隋朝使者幽禁于空馆，不让他们有所见闻；4、屡次派遣骑兵，杀害边境人民。
杨坚还在玺书中威胁说：国王（高汤）你说辽水的水面宽广能比得过长江吗？你高句丽的人口多，但能有昔日的陈朝多吗，还不是被我大隋所灭。朕若是不心存善意，就你以前干得那些坏事，我只要派一位将军就可以灭了你，还需要花什么大力气？国王如果不守藩臣之节，必将废黜其王位，直接派官吏治理高句丽。
从玺书的内容不难看出，早在隋灭陈之前，两国的关系已经趋于紧张，南陈灭亡后，双方的矛盾便开始表面化。隋文帝在玺书中表明了不辞讨伐的意志，正是警告高句丽以后不会再对其隐忍退让。汤接到杨坚的玺书后，惶恐万分，“将奉表陈谢，会病卒”，高汤随即谴使谢罪，然后没多久就病死了。实际上平原王死因历史上没有明确记载，笔者推测高汤这时候多半是在内忧外患中受到了惊吓，忧惧过度而死的。
平原王高汤死后，其子高元即位，是为婴阳王，隋文帝册封高元为“上开府仪同三司，”袭爵辽东郡公，之后又被封王。隋朝与高句丽避免了这次外交危机，但矛盾并未就此化解。
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高句丽婴阳王高元仍然旧行难改，率领靺鞨之众万余骑袭击辽西，当时营州总管韦冲出兵抵抗将其赶走，这一事件顿时触怒了隋文帝，这使原本就已相当紧张的关系雪上加霜。
同年，隋文帝任命汉王杨谅、王世积为行军元帅，率领水陆两军共30万人讨伐高句丽，并下诏废黜高元的爵位。实际上，这次隋军出征，并不顺利，适逢雨季，道路泥泞，军队的粮草运输困难，给养不足，士兵饥饿疲乏，出了临渝关后，又遭逢疫病流行，许多兵将是疲病交加，军队还未上战场就已大量折损，士气低迷。因此到了辽河时，隋军已经是劳顿不堪了，更没什么战斗力。陆军走的不顺，水军也一样。由周罗喉率领的水军从东莱出海，原计划直趋平壤城，结果在海上遭遇大风，船多沉没，士兵葬身鱼腹，死者十之八九，无奈水陆两军被迫退还。而高句丽对隋的兴兵讨伐之举很是害怕，高元也自知事情闹得有点大了，连忙遣使谢罪，上表自称“辽东粪土王”，隋文帝这才挽回了点面子，罢兵回朝。然而冲突是平息了，但两国的嫌隙却并没有就此弥合。

（十九）隋炀帝三征高句丽
仁寿四年，公元604年，隋文帝驾崩于仁寿宫大宝殿，晋王杨广对外封锁文帝的死讯，密不发丧，矫诏杀死废太子杨勇，并迅速铲除政敌，继皇帝位，改元大业，是为隋炀帝。
杨广与他的父亲截然不同，隋文帝躬行节俭，做事低调，不喜奢华，就连业余生活也比较单调，平时宫廷里都少有丝竹管弦，听的音乐都是曲调单一刻板的雅乐，非常符合儒家那套君主治国的标准。但隋炀帝则大不相同了，他热爱文学艺术，才华横溢，喜欢来自西域的华丽的复调音乐，而这些在杨广做太子的时候却隐藏的很好。可一旦登上皇位，杨广便立刻撕下勤俭仁厚，万事不出头的伪善面具，他人格中最大的缺陷也暴露出来了。
杨广这个人雄才伟略，多才多艺，但是正像所有普通人一样，他也有致命的弱点。比如，隋文帝刚刚去世，他在守丧期间就迫不及待地霸占了隋文帝的爱妾也就是他的庶母陈夫人，仅这件事就能反映出杨广的秉性。
杨广还有个巨大的缺陷，那就是比较自恋。对他来说，别人只是按照他的指示办事的工具而已，他听不进大臣的意见，不允许别人有不同看法，目中无人，是个十足的自大狂。自大狂还有个特点那就是爱表现自己，讲排场，爱听别人奉承自己，所以当上皇帝后，他就大兴土木营建洛阳城和许多离宫别苑，四处巡行，乃至于穷兵黩武。

大业元年，也就是杨广登极的第一年，正是隋朝最繁盛的时候，他就遣刘方攻打林邑国（今越南），同时开凿纵贯南北的大运河，大运河完工后他便巡游江都（今扬州），史载仅隋炀帝所乘之龙舟就有四重，高四五十尺，长二百丈。上重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以金玉装饰，皇后所乘之舟形制略小，但装饰也极尽奢华，还有浮景九艘，都有三重，如同水上宫殿。随行的后宫、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所乘之舟达数千艘。如此庞大的规模正符合隋炀帝好大喜功的性格。
公元607年（大业三年），隋炀帝又进行了另外一项大手笔，巡幸北方的突厥，这充分满足了杨广强烈的表演欲望。当时的突厥启明可汗是隋朝一手扶植起来的，对隋朝自然是异常恭顺。杨广此次巡幸光是随驾卫士、步兵就有50万，战马10万匹，旌旗辎重，绵延长达500多公里，还有大量的皇室成员和文武百官跟随，到达启民可汗的牙帐后，可汗以最尊贵的礼节接待杨广，这极大满足了隋炀帝的虚荣心，立马就进行大量封赏，仅赏赐给启民可汗的绸缎就达2000多万匹。然而此时无限风光的杨广无意中却发现启民可汗的王廷里来了高句丽的使者。
启民可汗的王廷怎么会有高句丽的使者呢？其实高句丽使者联络突厥可汗的目的就是要建立新的反隋联盟。当时的西突厥已经被削弱了，北突厥的启民可汗是隋朝扶植起来的，当然对隋朝是服服帖帖，感恩戴德，所以对高句丽的计划自然没多少兴趣。恰好此时隋炀帝杨广来到了启民可汗的汗账，启民也不敢隐瞒，就带着高句丽使者去会见杨广。

杨广很快就看出了异样，可汗的王廷怎么会有高句丽的使者，此处必有蹊跷。于是他立马吩咐牛弘对使者宣布了诏令：“尔还日，语高丽王，宜早来朝，勿自疑惧。存育之礼，当如启民。苟或不朝，将帅启民往巡彼土。”
杨广明确要求婴阳王高元亲自到涿郡朝见，不然就命令启民可汗率领大军巡游高句丽的国土。杨广说这番话绝非一时兴起，恐怕他早就在心里暗暗盯上了高句丽。为什么这么说，首先高句丽占据的地区自古以来就是箕子所封之地，汉、晋时皆为所辖的郡县，所以在杨广看来，这种要求并不过分；其次，这时的杨广踌躇满志，北巡塞外，正试图树立隋帝国在整个东亚的威信和霸权，现在就连昔日强大的突厥都归顺了，处在东北一隅的高句丽自当是恭恭敬敬地前来朝觐；再次，就是警告高句丽能放老实点。当然以隋炀帝这样自负的性格，自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炫耀的机会。
高元得知消息后很是恐惧，当然是吓得不敢露面，在他看来亲自前去，岂不是羊入虎口，等着任人宰割吗，所以最终高元也没有遵照隋炀帝的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