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之凰 －－ 武则天的绚丽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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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之凰－－深度解读武则天》
然后，来贴两张芝加哥美术馆的唐三彩藏品。由于洛阳的唐墓中大量唐三彩陶器流失到了海外，所以这些博物馆中的展品可能来自洛阳。当然，也可能来自西安。至于年份呢，可能是武周时期的，也可能是中宗、睿宗、开元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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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件女坐俑比较有名，
西安地区出土（王家坟90号唐墓）
这件也是没有明确的纪年，不过，武周后期的墓葬中出土过类似的坐俑。
。。。。。。。。。。。。
武周长安二年的三彩女坐俑
这是2013年出土的，西安地区，茅坡村M231。
下面这件女坐俑比较有名，
西安地区出土（王家坟90号唐墓）
这件也是没有明确的纪年，不过，武周后期的墓葬中出土过类似的坐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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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周长安二年的三彩女坐俑
这是2013年出土的，西安地区，茅坡村M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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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之凰－－深度解读武则天》
（91）武则天时代的艺术--13
最后的最后，再说两句铜镜吧。干脆把这一页占满算了。
武则天时的手工艺水平，无论从文献记载来看还是从出土文物来看，都是相当高超的。文献中的大型工程，有天枢、九鼎、大仪、大钟等，可惜都没能保留下来。
出土文物都是些小物件，但也能体现出水平。比如唐朝铜镜中有一类“瑞兽葡萄镜”，采用高浮雕技术。这种镜子在高宗、武则天时期的墓葬中出土最多。此后的铜镜改为流行别的款式了。
在网上找到了一张高清图。
宝鸡青铜博物院收藏的唐代铜镜－－海兽葡萄镜。据这个博物院的网站介绍：直径21.4厘米，缘厚1.5厘米，重1596克。与武则天长寿三年（694年）偃师杏园李守一墓出土铜镜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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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武则天时代的艺术--13
最后的最后，再说两句铜镜吧。干脆把这一页占满算了。
武则天时的手工艺水平，无论从文献记载来看还是从出土文物来看，都是相当高超的。文献中的大型工程，有天枢、九鼎、大仪、大钟等，可惜都没能保留下来。
出土文物都是些小物件，但也能体现出水平。比如唐朝铜镜中有一类“瑞兽葡萄镜”，采用高浮雕技术。这种镜子在高宗、武则天时期的墓葬中出土最多。此后的铜镜改为流行别的款式了。
在网上找到了一张高清图。
宝鸡青铜博物院收藏的唐代铜镜－－海兽葡萄镜。据这个博物院的网站介绍：直径21.4厘米，缘厚1.5厘米，重1596克。与武则天长寿三年（694年）偃师杏园李守一墓出土铜镜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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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武则天时代的军事和外交
很长一段时间里，“主流”对武则天的看法是她从做皇后时起就手握大权，而唐高宗只是个傀儡。至于在高宗一朝实现的领土扩张，人们要么低调处理，要么说成是太宗的贞观余荫。不过，近年来历史粉丝们开始高度重视国家版图与对外征战，自然也就会注意到唐高宗一朝在这方面的非凡成就。与此同时，对武则天的解读也开始改变，认为唐高宗并非傀儡，依然是王朝的主导，武则天做皇后时只是辅政。
应该说这种看法更合情理，本人非常赞同。不过，随着对唐高宗的能力与功绩的肯定，紧跟着就是对武则天的大肆嘲讽，说高宗朝的军事成就如何如何了得，可是国家一到了武则天手上就一败涂地一塌糊涂云云。在我看来，这不过男权社会无孔不入的“仇女症”的又一个小小表现而已。
武则天时代的军事成就确实不及高宗朝最鼎盛的那些年，但这主要是形势使然。况且，高宗朝的战绩也并非“全优”，实际上到后期就进入相对的低谷。至于武则天时代，虽有契丹叛乱和后突厥侵扰河北的臭事儿－－实话说确实让人郁闷，但她治下的军事成就依然相当可观，只不过其胜利往往被正史一笔带过，而败绩却被大肆渲染，并且受到后世武黑们的热烈迎合。所以接下来我打算多花点儿篇幅，梳理一下武则天时代的军事与外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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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武则天时代的军事和外交
很长一段时间里，“主流”对武则天的看法是她从做皇后时起就手握大权，而唐高宗只是个傀儡。至于在高宗一朝实现的领土扩张，人们要么低调处理，要么说成是太宗的贞观余荫。不过，近年来历史粉丝们开始高度重视国家版图与对外征战，自然也就会注意到唐高宗一朝在这方面的非凡成就。与此同时，对武则天的解读也开始改变，认为唐高宗并非傀儡，依然是王朝的主导，武则天做皇后时只是辅政。
应该说这种看法更合情理，本人非常赞同。不过，随着对唐高宗的能力与功绩的肯定，紧跟着就是对武则天的大肆嘲讽，说高宗朝的军事成就如何如何了得，可是国家一到了武则天手上就一败涂地一塌糊涂云云。在我看来，这不过男权社会无孔不入的“仇女症”的又一个小小表现而已。
武则天时代的军事成就确实不及高宗朝最鼎盛的那些年，但这主要是形势使然。况且，高宗朝的战绩也并非“全优”，实际上到后期就进入相对的低谷。至于武则天时代，虽有契丹叛乱和后突厥侵扰河北的臭事儿－－实话说确实让人郁闷，但她治下的军事成就依然相当可观，只不过其胜利往往被正史一笔带过，而败绩却被大肆渲染，并且受到后世武黑们的热烈迎合。所以接下来我打算多花点儿篇幅，梳理一下武则天时代的军事与外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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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之凰－－深度解读武则天》
（92）武则天时代的军事和外交－－02
【唐高宗时期的军事】
武则天时代是高宗朝的延续，要探讨她执政二十二年期间的军事问题，首先得说说高宗朝。
唐高宗虽被史官们说成昏懦之主，但细看史料，他与历史上那些大有做为的君主一样热衷于对外扩张。高宗朝最大的两项扩张成就是灭掉了西突厥和高句丽，使得唐朝的版图在总章二年（公元669年）平定高句丽后达到最大。唐朝疆域最辽阔时，一般说是东起朝鲜半岛，西至咸海（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交界处），北到贝加尔湖（俄罗斯境内），南至越南的横山，总面积达到1600万平方公里。不过这个最大版图只持续了十余年。
高宗朝从显庆年间开始积极对外用兵，固然战绩辉煌，但国力消耗也很大，所以到了后半期在军事上已开始捉衿见肘。
在我看来，唐高宗可以与隋炀帝进行一番比较。两人都是从父皇手里继承了一片大好形势，但也都面临很大的上升空间，足以让他们铸造属于自己的光辉业绩。所以两人都的雄心勃勃，都想更上一层楼。两人都热衷于继续扩大版图，特别是，都铁了心要征服高句丽。所以两人在执政期间都发动过大规模战争。不同之处在于，唐高宗从始至终头脑清醒，懂得进退，所以不但避免了巨大的灾难，而且为唐王朝打开了一个新局面。这里没有贬低隋炀帝的意思。炀帝虽然失败，他的历史功绩不容抹杀，但是从这两个皇帝的对比可以看出，巨大的成功与巨大的失败，这中间隔着的往往只是一个帝王冷静的头脑。
其实，唐高宗对高句丽的征伐，同样是一个十分凶险的策略。灭掉高句丽固然是一项可以夸耀的成就，但国家为此付出的代价也很大，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唐朝因此忽视了西南方向的强敌－－吐蕃帝国。
对中原王朝而言，吐蕃完全是一股全新的势力。因为吐蕃的威胁，唐帝国比汉帝国、隋帝国的边疆形势都更加严峻，国防负担也更为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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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武则天时代的军事和外交－－02
【唐高宗时期的军事】
武则天时代是高宗朝的延续，要探讨她执政二十二年期间的军事问题，首先得说说高宗朝。
唐高宗虽被史官们说成昏懦之主，但细看史料，他与历史上那些大有做为的君主一样热衷于对外扩张。高宗朝最大的两项扩张成就是灭掉了西突厥和高句丽，使得唐朝的版图在总章二年（公元669年）平定高句丽后达到最大。唐朝疆域最辽阔时，一般说是东起朝鲜半岛，西至咸海（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交界处），北到贝加尔湖（俄罗斯境内），南至越南的横山，总面积达到1600万平方公里。不过这个最大版图只持续了十余年。
高宗朝从显庆年间开始积极对外用兵，固然战绩辉煌，但国力消耗也很大，所以到了后半期在军事上已开始捉衿见肘。
在我看来，唐高宗可以与隋炀帝进行一番比较。两人都是从父皇手里继承了一片大好形势，但也都面临很大的上升空间，足以让他们铸造属于自己的光辉业绩。所以两人都的雄心勃勃，都想更上一层楼。两人都热衷于继续扩大版图，特别是，都铁了心要征服高句丽。所以两人在执政期间都发动过大规模战争。不同之处在于，唐高宗从始至终头脑清醒，懂得进退，所以不但避免了巨大的灾难，而且为唐王朝打开了一个新局面。这里没有贬低隋炀帝的意思。炀帝虽然失败，他的历史功绩不容抹杀，但是从这两个皇帝的对比可以看出，巨大的成功与巨大的失败，这中间隔着的往往只是一个帝王冷静的头脑。
其实，唐高宗对高句丽的征伐，同样是一个十分凶险的策略。灭掉高句丽固然是一项可以夸耀的成就，但国家为此付出的代价也很大，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唐朝因此忽视了西南方向的强敌－－吐蕃帝国。
对中原王朝而言，吐蕃完全是一股全新的势力。因为吐蕃的威胁，唐帝国比汉帝国、隋帝国的边疆形势都更加严峻，国防负担也更为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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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武则天时代的军事和外交－－（唐高宗时期的军事）
吐蕃王朝在太宗时期刚刚崛起，尚能保持低调，与大唐和平相处，但到了高宗时期也开始积极扩张，不断蚕食唐朝的羁縻统治区，最终完全吞并了吐谷浑。不但如此，吐蕃还远涉西域，与唐朝在丝绸之路上展开争夺。等唐朝意识到吐蕃已经坐大，却为时已晚。咸亨元年薛仁贵率领大军征讨吐蕃，便在大非川遇到重挫。高宗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后来在仪凤四年又对吐蕃发起过一次大规模攻击，结果又一次大败而归。实际上在整个高宗朝，唐与吐蕃交战是败多胜少，所以到后来不得不正视现实，对吐蕃转攻为守－－总算守得住。安史之乱以后，吐蕃趁着唐朝无力西顾，连河西走廊都给吞并了。
在朝鲜半岛，虽然高句丽被灭，但新罗很快就起兵反叛。唐朝对新罗的平叛很不顺利，到后来因为还要应付吐蕃，就索性承认了新罗的独立。好在新罗满足于偏安一隅，并不主动骚扰，所以双方就此和平共处。
在北方边境，本已归附唐朝的突厥开始谋求独立。高宗朝的最后几年，突厥接二连三地发动叛乱。到高宗去世之际，当年的颉利可汗的后人阿史那·骨咄禄已经站稳了脚跟，组建了后突厥汗国。后突厥对唐朝北方边境时有骚扰，唐朝的国防负担因此加重。在史书上，从这以后就开始经常出现“以备突厥”的字样。
西域是丝绸之路上的关键地段，高宗一朝在那里的扩张成果显著。首先唐朝灭掉了西突厥，把本来归附西突厥的若干绿洲小国接收了过来。高宗又在西域部分地区设立都护府、都督府、州县，巩固了唐朝在当地的统治。不过当时唐朝尚未意识到吐蕃对西域的浓厚兴趣，也低估了吐蕃的实力，以至于安西四镇两度易手。高宗朝后期，唐朝与吐蕃的争夺就成为西域战事的主题，而西突厥的旧贵族以及当地绿洲小国，就在唐与吐蕃之间辗转腾挪，为自己谋得最佳利益。
武则天独立执政之初，唐朝的周边形势大体如此。
《华夏之凰－－深度解读武则天》
（92）武则天时代的军事和外交－－（唐高宗时期的军事）
吐蕃王朝在太宗时期刚刚崛起，尚能保持低调，与大唐和平相处，但到了高宗时期也开始积极扩张，不断蚕食唐朝的羁縻统治区，最终完全吞并了吐谷浑。不但如此，吐蕃还远涉西域，与唐朝在丝绸之路上展开争夺。等唐朝意识到吐蕃已经坐大，却为时已晚。咸亨元年薛仁贵率领大军征讨吐蕃，便在大非川遇到重挫。高宗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后来在仪凤四年又对吐蕃发起过一次大规模攻击，结果又一次大败而归。实际上在整个高宗朝，唐与吐蕃交战是败多胜少，所以到后来不得不正视现实，对吐蕃转攻为守－－总算守得住。安史之乱以后，吐蕃趁着唐朝无力西顾，连河西走廊都给吞并了。
在朝鲜半岛，虽然高句丽被灭，但新罗很快就起兵反叛。唐朝对新罗的平叛很不顺利，到后来因为还要应付吐蕃，就索性承认了新罗的独立。好在新罗满足于偏安一隅，并不主动骚扰，所以双方就此和平共处。
在北方边境，本已归附唐朝的突厥开始谋求独立。高宗朝的最后几年，突厥接二连三地发动叛乱。到高宗去世之际，当年的颉利可汗的后人阿史那·骨咄禄已经站稳了脚跟，组建了后突厥汗国。后突厥对唐朝北方边境时有骚扰，唐朝的国防负担因此加重。在史书上，从这以后就开始经常出现“以备突厥”的字样。
西域是丝绸之路上的关键地段，高宗一朝在那里的扩张成果显著。首先唐朝灭掉了西突厥，把本来归附西突厥的若干绿洲小国接收了过来。高宗又在西域部分地区设立都护府、都督府、州县，巩固了唐朝在当地的统治。不过当时唐朝尚未意识到吐蕃对西域的浓厚兴趣，也低估了吐蕃的实力，以至于安西四镇两度易手。高宗朝后期，唐朝与吐蕃的争夺就成为西域战事的主题，而西突厥的旧贵族以及当地绿洲小国，就在唐与吐蕃之间辗转腾挪，为自己谋得最佳利益。
武则天独立执政之初，唐朝的周边形势大体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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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之凰－－深度解读武则天》
（92）武则天时代的军事和外交－－03
【武则天接手时，唐朝边境处处烽火】
太宗、高宗两朝持续的对外扩张，成果固然辉煌，其实也是给唐朝的国防留下诸多隐患。比如突厥在先前已经归附，可是到了高宗朝末期就开始叛乱。后来的契丹也是如此，在贞观年间主动归附唐朝，但到武周时也闹起了叛乱。唐朝发展到武则天执政时期，军事上的主要任务已经不是继续开疆拓土，而是巩固既有的成果，具体说就是加强边防、加强对现有羁縻地区的控制。
另一个考虑是军事上的节制。对于一个稳定的中原王朝来说，打仗完全是拼耗国力，绝不可能像游牧民族那样“以战养战”。高宗朝打过几次大规模战争，不但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也让唐朝军队出现疲态。
早在高宗朝中期的高句丽战争期间，刘仁轨就给皇帝上了一封《陈破百济军事表》，指出当时军队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比如士兵生活十分困苦、国家答应的奖赏不能兑现、有钱人家靠贿赂官府来逃避兵役，等等。太子李弘也曾上表为当时逃兵的家属求情。这些史料都能反映出当时战争给普通农民带来的沉重负担。
如果战争给平民百姓带来的只是负担而没有利益，那么军队的战斗力自然低迷，而民间反战情绪会相应地滋长－－这本是非常浅显的道理。
因此早在高宗朝后期，军事政策便开始调整。上元元年武则天成为天后，上疏《建言十二事》，其中一条就是“息兵”。这绝不是无关紧要的漂亮话，而是密切针对当时形势而提出的。“息兵”当然不是不要军队，而是不再搞那种大规模的主动进攻了。
从高宗朝中期开始，唐朝在军事上进入了一个相对被动的状态，一开始是不得不应付吐蕃，后来又不得不应付突厥，所以军事支出就是想减也减不下来。这种被动应付的局面在高宗朝最后几年简直愈演愈烈。
比如调露元年，唐朝派裴行俭到西域去平定叛乱。西域虽然被裴行俭搞定，但紧接着在北方边境上，突厥的阿史德·温傅、阿史德·奉职就发起叛乱，整个单于都护府辖下的二十四个突厥羁縻州一起跟着反了。虽然这次叛乱后来也被裴行俭平息了下去，可到了第二年，即永隆元年，突厥贵族再次反叛，同时吐蕃也在西南边境不断骚扰。突厥的第二次叛乱虽然也被平定，可是没过多久，到了永淳元年（高宗去世的前一年），简直是战争天灾一起降临。在西域，西突厥又反了，偏偏此时裴行俭去世；在北方，突厥余党在阿史那·骨咄禄的率领下占据了黑沙城，自立可汗，建立了后突厥；吐蕃则在河源发起进攻，幸亏被娄师德挡住；永淳元年，关中地区又发生饥荒，唐高宗不得不把整个朝廷搬到洛阳；到永淳二年，总算熬过最困难的时候，灾情得到了控制，但后突厥的骨多禄对北方各州的进犯来势汹汹。这年年底，高宗去世了。
《华夏之凰－－深度解读武则天》
（92）武则天时代的军事和外交－－03
【武则天接手时，唐朝边境处处烽火】
太宗、高宗两朝持续的对外扩张，成果固然辉煌，其实也是给唐朝的国防留下诸多隐患。比如突厥在先前已经归附，可是到了高宗朝末期就开始叛乱。后来的契丹也是如此，在贞观年间主动归附唐朝，但到武周时也闹起了叛乱。唐朝发展到武则天执政时期，军事上的主要任务已经不是继续开疆拓土，而是巩固既有的成果，具体说就是加强边防、加强对现有羁縻地区的控制。
另一个考虑是军事上的节制。对于一个稳定的中原王朝来说，打仗完全是拼耗国力，绝不可能像游牧民族那样“以战养战”。高宗朝打过几次大规模战争，不但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也让唐朝军队出现疲态。
早在高宗朝中期的高句丽战争期间，刘仁轨就给皇帝上了一封《陈破百济军事表》，指出当时军队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比如士兵生活十分困苦、国家答应的奖赏不能兑现、有钱人家靠贿赂官府来逃避兵役，等等。太子李弘也曾上表为当时逃兵的家属求情。这些史料都能反映出当时战争给普通农民带来的沉重负担。
如果战争给平民百姓带来的只是负担而没有利益，那么军队的战斗力自然低迷，而民间反战情绪会相应地滋长－－这本是非常浅显的道理。
因此早在高宗朝后期，军事政策便开始调整。上元元年武则天成为天后，上疏《建言十二事》，其中一条就是“息兵”。这绝不是无关紧要的漂亮话，而是密切针对当时形势而提出的。“息兵”当然不是不要军队，而是不再搞那种大规模的主动进攻了。
从高宗朝中期开始，唐朝在军事上进入了一个相对被动的状态，一开始是不得不应付吐蕃，后来又不得不应付突厥，所以军事支出就是想减也减不下来。这种被动应付的局面在高宗朝最后几年简直愈演愈烈。
比如调露元年，唐朝派裴行俭到西域去平定叛乱。西域虽然被裴行俭搞定，但紧接着在北方边境上，突厥的阿史德·温傅、阿史德·奉职就发起叛乱，整个单于都护府辖下的二十四个突厥羁縻州一起跟着反了。虽然这次叛乱后来也被裴行俭平息了下去，可到了第二年，即永隆元年，突厥贵族再次反叛，同时吐蕃也在西南边境不断骚扰。突厥的第二次叛乱虽然也被平定，可是没过多久，到了永淳元年（高宗去世的前一年），简直是战争天灾一起降临。在西域，西突厥又反了，偏偏此时裴行俭去世；在北方，突厥余党在阿史那·骨咄禄的率领下占据了黑沙城，自立可汗，建立了后突厥；吐蕃则在河源发起进攻，幸亏被娄师德挡住；永淳元年，关中地区又发生饥荒，唐高宗不得不把整个朝廷搬到洛阳；到永淳二年，总算熬过最困难的时候，灾情得到了控制，但后突厥的骨多禄对北方各州的进犯来势汹汹。这年年底，高宗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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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之凰－－深度解读武则天》
（92）武则天时代的军事和外交（03）－－武则天接手时，唐朝边境处处烽火
说来奇怪，在武则天接手之际，无论是突厥还是吐蕃都变得相当安静，没给武则天添乱。实际上武则天成为太后的第一年，唐廷内部的权力斗争异常激烈。这年光是年号就有三个：嗣圣、文明、光宅。武则天一口气废李显，立李旦，杀宰相裴炎，平定徐敬业叛乱，甚至在这年年底还杀掉了边防大将程务挺、流放了王方翼。可是从几本正史上的记录来看，突厥和吐蕃两大强敌在这一年都没有趁机进犯骚扰。甚至于，武则天为了早日平定徐敬业叛乱，不惜把一直在河陇边境防范吐蕃的大将黑齿常之调到了扬州战场，但这一调动也没有引发吐蕃的什么异动。我认为武则天在此时一定是对边防有所布置，要么是积极笼络了边关将领，要么是对吐蕃和突厥进行了外交斡旋，但详情如何，史书上完全没有记载。
当然了，突厥和吐蕃不可能真的那么安静。突厥在第二年（垂拱元年）就再度寇边，唐朝还吃过一次败仗，损失了五千人，但此时武则天已经抓住了大权，而突厥在这一时期的骚扰力度也不象前几年那么凶猛。至于吐蕃，虽然没有骚扰河陇，却在垂拱二年大肆进犯西域，结果迫使武则天又一次放弃了安西四镇，要等几年之后才又被王孝杰收复。
动荡不安的第一年结束，进入为时四年的“垂拱”时期，武则天的权力越来越稳固，她在军事方面的策略也能看得比较清楚。总的来说，武则天执政时的对外用兵不象太宗、高宗、以及后来的玄宗那么积极，执政初期还主动收缩了防线。但这并不是什么坏事。在我看来，武则天的军事政策恰恰是适应当时国家面临的具体形势，一方面抵挡住了周边游牧民族的各种骚扰进犯，一方面在国内继续发展了民生，所以不但没有把国家拖入战争泥潭，而且让综合国力又上了一个台阶。
大体来说，武则天的军事策略是“舍北保西”－－把重点放在西域，而对北方草原上的羁縻州干脆放手。可是在西域，就不但在安西四镇长期驻军，还在长安二年设立了北庭都护府。至于西南强敌吐蕃，武则天时的战绩已比高宗时期有所改善。这些会在以后详细分析。
《华夏之凰－－深度解读武则天》
（92）武则天时代的军事和外交（03）－－武则天接手时，唐朝边境处处烽火
说来奇怪，在武则天接手之际，无论是突厥还是吐蕃都变得相当安静，没给武则天添乱。实际上武则天成为太后的第一年，唐廷内部的权力斗争异常激烈。这年光是年号就有三个：嗣圣、文明、光宅。武则天一口气废李显，立李旦，杀宰相裴炎，平定徐敬业叛乱，甚至在这年年底还杀掉了边防大将程务挺、流放了王方翼。可是从几本正史上的记录来看，突厥和吐蕃两大强敌在这一年都没有趁机进犯骚扰。甚至于，武则天为了早日平定徐敬业叛乱，不惜把一直在河陇边境防范吐蕃的大将黑齿常之调到了扬州战场，但这一调动也没有引发吐蕃的什么异动。我认为武则天在此时一定是对边防有所布置，要么是积极笼络了边关将领，要么是对吐蕃和突厥进行了外交斡旋，但详情如何，史书上完全没有记载。
当然了，突厥和吐蕃不可能真的那么安静。突厥在第二年（垂拱元年）就再度寇边，唐朝还吃过一次败仗，损失了五千人，但此时武则天已经抓住了大权，而突厥在这一时期的骚扰力度也不象前几年那么凶猛。至于吐蕃，虽然没有骚扰河陇，却在垂拱二年大肆进犯西域，结果迫使武则天又一次放弃了安西四镇，要等几年之后才又被王孝杰收复。
动荡不安的第一年结束，进入为时四年的“垂拱”时期，武则天的权力越来越稳固，她在军事方面的策略也能看得比较清楚。总的来说，武则天执政时的对外用兵不象太宗、高宗、以及后来的玄宗那么积极，执政初期还主动收缩了防线。但这并不是什么坏事。在我看来，武则天的军事政策恰恰是适应当时国家面临的具体形势，一方面抵挡住了周边游牧民族的各种骚扰进犯，一方面在国内继续发展了民生，所以不但没有把国家拖入战争泥潭，而且让综合国力又上了一个台阶。
大体来说，武则天的军事策略是“舍北保西”－－把重点放在西域，而对北方草原上的羁縻州干脆放手。可是在西域，就不但在安西四镇长期驻军，还在长安二年设立了北庭都护府。至于西南强敌吐蕃，武则天时的战绩已比高宗时期有所改善。这些会在以后详细分析。
@sdhzdmhfszcb 2017-03-05 14:5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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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者之风lll 2017-03-06 12: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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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之凰－－深度解读武则天》
（92）武则天时代的军事和外交－－04
【不必过份迷信府兵制】
种种迹象标明，武则天执政期间正是唐朝军事制度的重要转型期，这个转型的大方向就是从“行军”转向“镇军”，也就是从临时出兵转向在边防长期镇守。这个时期也是唐朝从府兵制向募兵制过渡的关键一环。遗憾的是，正史上不但对军事制度的转型写得极其简略，而且字里行间刻意贬损，好像这种转型是什么坏事似的。所以有必要先来看看府兵制。
初唐实行府兵制。这是一种“兵农合一”的制度，大体说来，政府从农户里面点兵，被抽中的人一旦成为府兵，就是终身制的义务兵。府兵从政府那里分得田地，平时在家种地，或者轮流到京城宿卫，战时出征，每年冬季农闲时进行军训。出去打仗时，国家不但不给府兵们发军饷，还要他们自备干粮（以及服装、弓箭、甚至马匹）。
府兵制看上去有很美。不但国家无须花钱就能拥有一支常备军队，而且其运作方式是“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每次要打仗了朝廷就临时点将，战争结束后，“将归于朝，兵散于府”，士兵们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于是武将不容易拥兵自重，谋反的机率低（不过从纯军事角度看，这样的军队真的对打仗有好处？？）。
长期以来盛行的观点是：唐朝建国之初，也就是贞观时期，由于认真落实了均田制，于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府兵制也很健全，于是府兵战斗力也杠杠的。而到了高宗朝，均田制开始遭到破坏，所以府兵制也跟着溃败，所以唐军的战斗力也越来越差。然后到武则天时代，完了完了更不行了……很多文章一讲起来就是“武则天破坏了均田制和府兵制”，然后到玄宗时不得不改成募兵制。现在网上很多文章一提到“府兵制”，简直就象神奇的魔法石，打仗的时候拿出来晃悠一下就能出师大捷似的，然后武则天把这块神奇魔法石给搞坏了。
在我看来，这都是出于对“贞观之治”、“均田制”、“府兵制”的过份迷信，以及对武则天的刻意贬损，其实根本就经不起严肃的推敲。
首先唐朝到底有没有均田制就是个问题，因为唐朝的文献中只有“授田”而从来没有出现过“均田”的字样（注释1）。
（注释1）唐代的均田制是个很大的话题，不能轻易下结论。我在本章中的说法来自耿元骊的文章《唐代“均田制”再研究——实存制度还是研究体系？》，个人认为这篇文章对唐代均田制的质疑很有道理。本文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11期。耿元骊，辽宁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副院长，历史学博士，理论经济学博士后，研究方向：唐宋史、经济史。
《华夏之凰－－深度解读武则天》
（92）武则天时代的军事和外交－－04
【不必过份迷信府兵制】
种种迹象标明，武则天执政期间正是唐朝军事制度的重要转型期，这个转型的大方向就是从“行军”转向“镇军”，也就是从临时出兵转向在边防长期镇守。这个时期也是唐朝从府兵制向募兵制过渡的关键一环。遗憾的是，正史上不但对军事制度的转型写得极其简略，而且字里行间刻意贬损，好像这种转型是什么坏事似的。所以有必要先来看看府兵制。
初唐实行府兵制。这是一种“兵农合一”的制度，大体说来，政府从农户里面点兵，被抽中的人一旦成为府兵，就是终身制的义务兵。府兵从政府那里分得田地，平时在家种地，或者轮流到京城宿卫，战时出征，每年冬季农闲时进行军训。出去打仗时，国家不但不给府兵们发军饷，还要他们自备干粮（以及服装、弓箭、甚至马匹）。
府兵制看上去有很美。不但国家无须花钱就能拥有一支常备军队，而且其运作方式是“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每次要打仗了朝廷就临时点将，战争结束后，“将归于朝，兵散于府”，士兵们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于是武将不容易拥兵自重，谋反的机率低（不过从纯军事角度看，这样的军队真的对打仗有好处？？）。
长期以来盛行的观点是：唐朝建国之初，也就是贞观时期，由于认真落实了均田制，于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府兵制也很健全，于是府兵战斗力也杠杠的。而到了高宗朝，均田制开始遭到破坏，所以府兵制也跟着溃败，所以唐军的战斗力也越来越差。然后到武则天时代，完了完了更不行了……很多文章一讲起来就是“武则天破坏了均田制和府兵制”，然后到玄宗时不得不改成募兵制。现在网上很多文章一提到“府兵制”，简直就象神奇的魔法石，打仗的时候拿出来晃悠一下就能出师大捷似的，然后武则天把这块神奇魔法石给搞坏了。
在我看来，这都是出于对“贞观之治”、“均田制”、“府兵制”的过份迷信，以及对武则天的刻意贬损，其实根本就经不起严肃的推敲。
首先唐朝到底有没有均田制就是个问题，因为唐朝的文献中只有“授田”而从来没有出现过“均田”的字样（注释1）。
（注释1）唐代的均田制是个很大的话题，不能轻易下结论。我在本章中的说法来自耿元骊的文章《唐代“均田制”再研究——实存制度还是研究体系？》，个人认为这篇文章对唐代均田制的质疑很有道理。本文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11期。耿元骊，辽宁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副院长，历史学博士，理论经济学博士后，研究方向：唐宋史、经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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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之凰－－深度解读武则天》
（92）武则天时代的军事和外交（04）不必过份迷信府兵制
武周时期依然在认真执行“授田”政策。这就是说，土地仍然控制在国家手里，平民依然可以从政府那里领到可以耕种的土地。吐鲁番出土文书甚至向后人揭示了武周朝后期“检田括户”的细节。只不过，总人口越来越多，每户能分到的田地自然就越来越少，这本来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即便真的如某些文章所说，武周后期的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出现大量逃户，可是国家所掌握的户口数量仍然在不断增长，因为荒地还在不断地开发、新的州县也在不断设置。这种增长势头会一直延续到开元、天宝时期。不但如此，武则天还在称帝之初的天授二年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移民，把几十万户从人口稠密、授田不足的关中地区迁移到有地可耕的洛阳周围，并在洛阳地区增设折冲府（就是府兵制下的军府），这明明是加强了府兵制，怎么到了某些专家学者那里就只剩下武则天“破坏均田制、府兵制”了呢？
不过，问题的核心还不在于武则天是不是真的破坏了均田制府兵制，而是府兵制本身是不是真有那么神奇？
其实用常识好好想想，府兵制怎么可能有利于战争呢？府兵制实际上带有鲜明的游牧民族特色，民即是兵，兵即是民。可是游牧民族是全民皆兵，打仗和打猎一样，都是增加财富的手段。而中原王朝在府兵制下，战争与农业生产正好直接发生矛盾。府兵们平时都要种地，一旦打起仗来田里就没劳动力了，而国家又不给出征士兵发工资，谁打仗谁家就得蒙受损失。一开始府兵们还能够得到政府的各种奖赏，可后来仗越打越多，出征时间越来越长，政府已经无力奖赏，那参战士兵就只有发扬风格作牺牲了。这一情况早在高宗朝中期刘仁轨的《陈破百济军事表》中就有所揭露。
再者，有研究者指出，正因为唐朝的府兵平时免除租庸调和杂役，所以政府也不会保留太多府兵，不然租赋和徭役就无人承担了。这是府兵制与国家和平建设直接相抵触的另一表现。
考察府兵制的历史，起源于南北朝时的西魏。可是西魏的府兵是真正的职业军人，并不务农，专管打仗。隋文帝灭掉陈朝、统一全国之后，对兵制进行改革，把府兵纳入州县户籍，这才开始了隋唐两朝的兵农合一的府兵制。可见正是因为国家把重点转向和平建设了，才开始出现府兵的“兵农合一”。在战争不多的情况下，府兵制既能保证兵源，又能兼顾农业生产，确实是一种理想制度。可一旦战争频繁，府兵制就难以满足需要了。隋炀帝时不惜民力，三征高句丽时天下征兵，直接后果就是无人种地，搞得田园荒芜，民怨沸腾，到后来第三次征讨高句丽时，实在征不到兵了就自然而然地开始募兵，“征天下兵，募民为骁果，集于涿郡”（隋书·炀帝本纪）。所以炀帝时的骁果军已是募兵而非府兵。唐太宗时期据称是建立了最为完美的府兵制，可是太宗在征讨高句丽期间依然开始招募士兵，“发天下甲士召募十万并趣平壤，以伐高丽。”（旧唐书·太宗本纪）－－府兵不够用就是不够用。
《华夏之凰－－深度解读武则天》
（92）武则天时代的军事和外交（04）不必过份迷信府兵制
武周时期依然在认真执行“授田”政策。这就是说，土地仍然控制在国家手里，平民依然可以从政府那里领到可以耕种的土地。吐鲁番出土文书甚至向后人揭示了武周朝后期“检田括户”的细节。只不过，总人口越来越多，每户能分到的田地自然就越来越少，这本来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即便真的如某些文章所说，武周后期的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出现大量逃户，可是国家所掌握的户口数量仍然在不断增长，因为荒地还在不断地开发、新的州县也在不断设置。这种增长势头会一直延续到开元、天宝时期。不但如此，武则天还在称帝之初的天授二年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移民，把几十万户从人口稠密、授田不足的关中地区迁移到有地可耕的洛阳周围，并在洛阳地区增设折冲府（就是府兵制下的军府），这明明是加强了府兵制，怎么到了某些专家学者那里就只剩下武则天“破坏均田制、府兵制”了呢？
不过，问题的核心还不在于武则天是不是真的破坏了均田制府兵制，而是府兵制本身是不是真有那么神奇？
其实用常识好好想想，府兵制怎么可能有利于战争呢？府兵制实际上带有鲜明的游牧民族特色，民即是兵，兵即是民。可是游牧民族是全民皆兵，打仗和打猎一样，都是增加财富的手段。而中原王朝在府兵制下，战争与农业生产正好直接发生矛盾。府兵们平时都要种地，一旦打起仗来田里就没劳动力了，而国家又不给出征士兵发工资，谁打仗谁家就得蒙受损失。一开始府兵们还能够得到政府的各种奖赏，可后来仗越打越多，出征时间越来越长，政府已经无力奖赏，那参战士兵就只有发扬风格作牺牲了。这一情况早在高宗朝中期刘仁轨的《陈破百济军事表》中就有所揭露。
再者，有研究者指出，正因为唐朝的府兵平时免除租庸调和杂役，所以政府也不会保留太多府兵，不然租赋和徭役就无人承担了。这是府兵制与国家和平建设直接相抵触的另一表现。
考察府兵制的历史，起源于南北朝时的西魏。可是西魏的府兵是真正的职业军人，并不务农，专管打仗。隋文帝灭掉陈朝、统一全国之后，对兵制进行改革，把府兵纳入州县户籍，这才开始了隋唐两朝的兵农合一的府兵制。可见正是因为国家把重点转向和平建设了，才开始出现府兵的“兵农合一”。在战争不多的情况下，府兵制既能保证兵源，又能兼顾农业生产，确实是一种理想制度。可一旦战争频繁，府兵制就难以满足需要了。隋炀帝时不惜民力，三征高句丽时天下征兵，直接后果就是无人种地，搞得田园荒芜，民怨沸腾，到后来第三次征讨高句丽时，实在征不到兵了就自然而然地开始募兵，“征天下兵，募民为骁果，集于涿郡”（隋书·炀帝本纪）。所以炀帝时的骁果军已是募兵而非府兵。唐太宗时期据称是建立了最为完美的府兵制，可是太宗在征讨高句丽期间依然开始招募士兵，“发天下甲士召募十万并趣平壤，以伐高丽。”（旧唐书·太宗本纪）－－府兵不够用就是不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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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武则天时代的军事和外交（04）不必过份迷信府兵制
－－接着说。
“府兵制”之所以深受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大臣以及宋朝史官们的追捧，恐怕主要原因不在于军事上的胜败，而是府兵制“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特点可以防止武将坐大，说到底是因为府兵制对皇权的威胁小。考察历史文献，中唐以前出过各种“兵法”，但是对国家的军队制度却罕有真正系统性的总结。反而是到了安史之乱以后的唐朝，文臣们对拥兵自重的藩镇节度使们深为厌恶，模模糊糊地想起了初唐时期的好日子，于是开始了对府兵制的神话。
唐太宗时期的军队确实能征善战，同时唐太宗时期也完善了府兵制，但这并不等于二者之间就有什么必然联系。在我看来，贞观时期军队能打与当时的国情有关。
首先，在贞观时期，改朝换代的的全国大战刚刚结束不久，无论将领还是士兵都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自然比高宗朝时成长起来的兵将更有战斗力。
比如具有重大意义的唐朝灭突厥之战，发生在贞观三年十月到四年三月，指挥战争的李靖、李世绩等人都是久经沙场的宿将。而唐太宗对府兵制的完善要等到贞观十年，那么这场灭突厥之战与府兵制究竟有多大关联呢？
唐灭吐谷浑之战发生在贞观八到九年，参战大将包括段志玄、李靖、侯君集、李道宗、薛万均、薛万彻、李大亮等等，还加上不久前归顺唐朝的铁勒首领契必何力，不但名将云集，而且有少数民族部落参战，那么唐灭吐谷浑，府兵制这种制度到底起了几分作用？
其次，贞观年间的战争大多持续时间短，也无须在边境长期派驻军队戍边。突厥贵族受到优待，而且自治；吐谷浑归唐后也是自治；与吐蕃打过一战，之后就是文成公主和亲；西域的扩张才刚开始，著名的安西四镇设立时已是贞观末年，且驻军很少。正因为每次战争持续时间不长，所以府兵制的弱点不至于暴露。
越往后，中原的生活越安定，战争给普通士兵带来的痛苦就越大，而利益几乎没有。如同武则天时代的诗人沈佺期在《独不见》中描述的：
卢家少妇郁金堂， 海燕双栖玳瑁梁。
九月寒砧催木叶， 十年征戍忆辽阳。
白狼河北音书断， 丹凤城南秋夜长。
谁谓含愁独不见， 更教明月照流黄！
因为战争，夫妻一别就多年不得相见，这样的情形是到了高宗朝后期才逐渐普遍起来的。
《华夏之凰－－深度解读武则天》
（92）武则天时代的军事和外交（04）不必过份迷信府兵制
－－接着说。
“府兵制”之所以深受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大臣以及宋朝史官们的追捧，恐怕主要原因不在于军事上的胜败，而是府兵制“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特点可以防止武将坐大，说到底是因为府兵制对皇权的威胁小。考察历史文献，中唐以前出过各种“兵法”，但是对国家的军队制度却罕有真正系统性的总结。反而是到了安史之乱以后的唐朝，文臣们对拥兵自重的藩镇节度使们深为厌恶，模模糊糊地想起了初唐时期的好日子，于是开始了对府兵制的神话。
唐太宗时期的军队确实能征善战，同时唐太宗时期也完善了府兵制，但这并不等于二者之间就有什么必然联系。在我看来，贞观时期军队能打与当时的国情有关。
首先，在贞观时期，改朝换代的的全国大战刚刚结束不久，无论将领还是士兵都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自然比高宗朝时成长起来的兵将更有战斗力。
比如具有重大意义的唐朝灭突厥之战，发生在贞观三年十月到四年三月，指挥战争的李靖、李世绩等人都是久经沙场的宿将。而唐太宗对府兵制的完善要等到贞观十年，那么这场灭突厥之战与府兵制究竟有多大关联呢？
唐灭吐谷浑之战发生在贞观八到九年，参战大将包括段志玄、李靖、侯君集、李道宗、薛万均、薛万彻、李大亮等等，还加上不久前归顺唐朝的铁勒首领契必何力，不但名将云集，而且有少数民族部落参战，那么唐灭吐谷浑，府兵制这种制度到底起了几分作用？
其次，贞观年间的战争大多持续时间短，也无须在边境长期派驻军队戍边。突厥贵族受到优待，而且自治；吐谷浑归唐后也是自治；与吐蕃打过一战，之后就是文成公主和亲；西域的扩张才刚开始，著名的安西四镇设立时已是贞观末年，且驻军很少。正因为每次战争持续时间不长，所以府兵制的弱点不至于暴露。
越往后，中原的生活越安定，战争给普通士兵带来的痛苦就越大，而利益几乎没有。如同武则天时代的诗人沈佺期在《独不见》中描述的：
卢家少妇郁金堂， 海燕双栖玳瑁梁。
九月寒砧催木叶， 十年征戍忆辽阳。
白狼河北音书断， 丹凤城南秋夜长。
谁谓含愁独不见， 更教明月照流黄！
因为战争，夫妻一别就多年不得相见，这样的情形是到了高宗朝后期才逐渐普遍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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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武则天时代的军事和外交（04）不必过份迷信府兵制
续前。
府兵制退出历史舞台是一种必然趋势。唐朝从武德、贞观时期进入高宗时期，国情已变：中原地区的生产生活正常化了，而战争规模却越来越大，持续时间越来越长，那么对农桑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严重；与此同时，士兵们从朝廷那里得到的赏赐越来越少，因为国家没那么多钱，也没那么多地可分了；甚至对外战争能缴获到的敌方战利品也越来越少。贞观十四年唐朝灭高昌，战争结束后，主帅侯君集就因为“私吞战利品”被人弹劾，搞得心中很是不忿－－可见那时掠夺战利品是参战的一大动力。可是到了高宗后期，一则军纪越来越严格，二则唐朝自身越来越富裕，到边境去打仗还能抢到多少战利品？如此一来，士兵的参战意愿自然是越来越低。到武则天时期、中宗睿宗玄宗时期，这种趋势只有越来越加剧。
到武则天时期，还得面对另一个棘手问题：边境的长期镇守。千辛万苦拿下的边陲之地，总得努力经营，否则这些地方会得而复失。贞观时灭掉了吐谷浑，但没有派朝廷军队镇守，结果到了高宗时期，一个疏忽，吐谷浑就被吐蕃夺了过去，而且再也拿不回来；在西域，安西四镇反复易手；在北方草原，当后突厥的贵族不再满足于做唐朝羁縻州的都督刺史，说复国就复国了。
高宗朝后期，已经开始在河陇边境上长期设置边防军，派经略使，又开始屯田。这已经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到武则天时期，最终决定在遥远的安西四镇长期驻兵，可视为唐朝边防制度的进一步更新换代。
府兵制瓦解、募兵制兴起，从“行军”转向“镇军”，都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必然。决策者们应该做的不是徒劳地对抗这种历史趋势，而是应该设法针对新形势拿出新政策。武则天在边境上继续完善长驻的边防军，设立“营田使”大搞屯田，在北方各州县成立武骑团（建立地方民兵组织），在长安二年设立武举，都是在为军事改革进行探索。到玄宗朝，节度使、募兵等制度终于成熟，完全是适应历史潮流的必要行动。玄宗到执政后期依然雄心勃勃拓边不止，又没有相应地防范边将，自然要出大乱。但这更多的是领导艺术上出了问题，并非兵制改革的方向错了。
《华夏之凰－－深度解读武则天》
（92）武则天时代的军事和外交（04）不必过份迷信府兵制
续前。
府兵制退出历史舞台是一种必然趋势。唐朝从武德、贞观时期进入高宗时期，国情已变：中原地区的生产生活正常化了，而战争规模却越来越大，持续时间越来越长，那么对农桑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严重；与此同时，士兵们从朝廷那里得到的赏赐越来越少，因为国家没那么多钱，也没那么多地可分了；甚至对外战争能缴获到的敌方战利品也越来越少。贞观十四年唐朝灭高昌，战争结束后，主帅侯君集就因为“私吞战利品”被人弹劾，搞得心中很是不忿－－可见那时掠夺战利品是参战的一大动力。可是到了高宗后期，一则军纪越来越严格，二则唐朝自身越来越富裕，到边境去打仗还能抢到多少战利品？如此一来，士兵的参战意愿自然是越来越低。到武则天时期、中宗睿宗玄宗时期，这种趋势只有越来越加剧。
到武则天时期，还得面对另一个棘手问题：边境的长期镇守。千辛万苦拿下的边陲之地，总得努力经营，否则这些地方会得而复失。贞观时灭掉了吐谷浑，但没有派朝廷军队镇守，结果到了高宗时期，一个疏忽，吐谷浑就被吐蕃夺了过去，而且再也拿不回来；在西域，安西四镇反复易手；在北方草原，当后突厥的贵族不再满足于做唐朝羁縻州的都督刺史，说复国就复国了。
高宗朝后期，已经开始在河陇边境上长期设置边防军，派经略使，又开始屯田。这已经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到武则天时期，最终决定在遥远的安西四镇长期驻兵，可视为唐朝边防制度的进一步更新换代。
府兵制瓦解、募兵制兴起，从“行军”转向“镇军”，都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必然。决策者们应该做的不是徒劳地对抗这种历史趋势，而是应该设法针对新形势拿出新政策。武则天在边境上继续完善长驻的边防军，设立“营田使”大搞屯田，在北方各州县成立武骑团（建立地方民兵组织），在长安二年设立武举，都是在为军事改革进行探索。到玄宗朝，节度使、募兵等制度终于成熟，完全是适应历史潮流的必要行动。玄宗到执政后期依然雄心勃勃拓边不止，又没有相应地防范边将，自然要出大乱。但这更多的是领导艺术上出了问题，并非兵制改革的方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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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之凰－－深度解读武则天》
（92）武则天时代的军事和外交（05）
【朝廷中的反战声音】
反战的声音始终伴随着唐朝的对外征伐－－这正是唐朝可贵的地方。贞观末期，太宗坚持要打高句丽，臣子们纷纷进谏，就连后宫的徐惠都坐不住了，写下有名的《谏太宗息兵罢役疏》：“一夫力耕，卒无数十之获；一船致损，则倾数百之粮。是犹运有尽之农工，填无穷之巨浪，图未获之他众，丧已成之我军。”
没过多久，太宗驾崩，高宗还没等正式登基就赶紧宣布：“罢辽东之役及诸土木之功。”让百姓能够休养生息一段时间。
高宗朝中期，年仅十四岁的才子王勃给当时的宰相刘祥道写了一封信，即《上刘右相书》，里面也对高宗时期的频繁战争大肆批评了一番，说“伏见辽阳未靖，大军频进，有识寒心，群黎破胆……辟土数千里，无益神封；勒兵十八万，空疲帝卒……”总之是说国家发动这些战争都是得不偿失，有害无益。
年纪轻轻的王勃，对高宗年间那些战争未必有多少全面深刻的理解，但他在《上刘右相书》中的议论很能反映当时文臣们盛行的反战理念。当国家的政局趋于稳定、百姓们开始安居乐业之后，文臣们反战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特别是反对那种主动攻占到“夷狄”地盘上的战争。
到了武则天时期，她在执政之初的垂拱年间一度收缩战线，在西域撤销了安西四镇，在北方把安北都护府的治所也大大后撤－－这些措施在今天都被武黑们津津乐道，兴高采烈地证明武则天的军事水平是如何如何差劲儿，可是在当时，陈子昂在他的一份上疏中却对撤军行动大加赞叹，说：“且国家近者废安北，拔单于，弃龟兹，放疏勒，天下翕然谓之盛德。所以者何？盖以陛下务在仁，不在广；务在养，不在杀：将以此息边鄙，休甲兵，行乎三皇五帝之事者也。”陈子昂这几句话可不是单纯地溜须拍马，而是要达到进谏的目的。他的这份《谏雅州讨生羌书》正是阐述同样的反战主题－－反对武则天从四川那个方向进攻吐蕃。为了说服武则天不要轻易出兵，干脆搬出了她前些时候的“德政”，夸她放弃安西四镇和后撤安北都护府的做法简直堪比三皇五帝！
《华夏之凰－－深度解读武则天》
（92）武则天时代的军事和外交（05）
【朝廷中的反战声音】
反战的声音始终伴随着唐朝的对外征伐－－这正是唐朝可贵的地方。贞观末期，太宗坚持要打高句丽，臣子们纷纷进谏，就连后宫的徐惠都坐不住了，写下有名的《谏太宗息兵罢役疏》：“一夫力耕，卒无数十之获；一船致损，则倾数百之粮。是犹运有尽之农工，填无穷之巨浪，图未获之他众，丧已成之我军。”
没过多久，太宗驾崩，高宗还没等正式登基就赶紧宣布：“罢辽东之役及诸土木之功。”让百姓能够休养生息一段时间。
高宗朝中期，年仅十四岁的才子王勃给当时的宰相刘祥道写了一封信，即《上刘右相书》，里面也对高宗时期的频繁战争大肆批评了一番，说“伏见辽阳未靖，大军频进，有识寒心，群黎破胆……辟土数千里，无益神封；勒兵十八万，空疲帝卒……”总之是说国家发动这些战争都是得不偿失，有害无益。
年纪轻轻的王勃，对高宗年间那些战争未必有多少全面深刻的理解，但他在《上刘右相书》中的议论很能反映当时文臣们盛行的反战理念。当国家的政局趋于稳定、百姓们开始安居乐业之后，文臣们反战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特别是反对那种主动攻占到“夷狄”地盘上的战争。
到了武则天时期，她在执政之初的垂拱年间一度收缩战线，在西域撤销了安西四镇，在北方把安北都护府的治所也大大后撤－－这些措施在今天都被武黑们津津乐道，兴高采烈地证明武则天的军事水平是如何如何差劲儿，可是在当时，陈子昂在他的一份上疏中却对撤军行动大加赞叹，说：“且国家近者废安北，拔单于，弃龟兹，放疏勒，天下翕然谓之盛德。所以者何？盖以陛下务在仁，不在广；务在养，不在杀：将以此息边鄙，休甲兵，行乎三皇五帝之事者也。”陈子昂这几句话可不是单纯地溜须拍马，而是要达到进谏的目的。他的这份《谏雅州讨生羌书》正是阐述同样的反战主题－－反对武则天从四川那个方向进攻吐蕃。为了说服武则天不要轻易出兵，干脆搬出了她前些时候的“德政”，夸她放弃安西四镇和后撤安北都护府的做法简直堪比三皇五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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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之凰－－深度解读武则天》
（92）武则天时代的军事和外交（05）－－朝廷中的反战声音
契丹叛乱平定后，武则天重新启用了狄仁杰。当时朝廷就边疆政策展开讨论，狄仁杰居然提出：西域、东北统统都该放弃。他在《请罢百姓西戍疏勒等四镇疏》一文中有句话说得十分经典：“得其人不足以增赋，获其土不足以耕织”。
“得其人不足以增赋，获其土不足以耕织”。
“得其人不足以增赋，获其土不足以耕织”。
“得其人不足以增赋，获其土不足以耕织”。
的确，中国历史发展到武则天那时，国土之广大已经远远超过了适于农耕的地带。然而当时的中国依然是以农为本，所以狄仁杰认为，那些流沙大漠不毛之地很不实惠，人口难征税，土地也没法耕织，可是为了保住这些地方还得不停地打仗，搞得国内“百姓虚弊，费用不支”，弄不好还会动摇国本。
对于当时具体的边疆政策，狄仁杰提出应该效法贞观时期太宗安置突厥的方法，立一个部落首领，让他们自治就行了。所以狄仁杰认为朝廷应该从安西四镇撤兵，把已经归顺的西突厥旧贵族阿史那·斛瑟罗册立为可汗，让他去管理西域就行了。
至于东北，狄仁杰认为在平定契丹叛乱后也可以放弃安东都护府：“如臣所见，请捐四镇以肥中国，罢安东以实辽西。”不久他又上疏说：“请罢薛讷，废安东镇，三韩君长，高氏为其主。”高氏是高句丽的旧贵族。看来狄仁杰对辽东与对西域的思路一样，还是依靠扶植当地部落领袖。当然了，武则天没听他的，不但安西四镇一直坚守了下去，而且安东都护府也继续留着，只不过降级成了“安东都督府”。
张柬之一度被武则天调到了西南山区的合州、蜀州去当刺史。结果他在考察了当地军政情况后也给武则天上《请罢姚州屯戌表》，提出要放弃南方边陲的姚州。姚州是唐廷经略云南地区的重镇，在高宗时还成立了姚州都督府，治所在今天云南北部的姚安县。到武周后期，也就是张柬之上疏那时候，姚州都督府管辖着五十七个州，其中多数是羁縻州。当时南方各少数民族聚居区虽然不象北方游牧民族那样强悍，但也非常不易治理。姚州因为夹在唐朝与吐蕃中间，更增加了不稳定因素。武周时，每年要从蜀中派兵去姚州屯戍。因为那里形势险恶，士兵们往往有去无回，成为蜀中百姓的苦差。张柬之在上表中反映了这些情况，并且提出干脆放弃姚州，因为空守着这块地方毫无益处，反而白白损失戍兵：“今盐布之税不供，珍奇之贡不入，戈戟之用，不实於戎行，賨货之资，不输於大国，而空竭府库，驱率平人，受役蛮夷，肝脑涂地，臣窃为国家惜之。”
张柬之认为，让姚州做个蕃国，每年朝觐就可以了，但武则天没听他的。从后来的历史看，唐朝对于姚州的经营远不如福建的漳州那么给力。姚州都督府又勉强维持了几十年，一直没有什么大的起色，到天宝年间，干脆在唐朝与南诏的战争中被南诏吞并。可见张柬之的“放弃论”还是很有先见之明的。
《华夏之凰－－深度解读武则天》
（92）武则天时代的军事和外交（05）－－朝廷中的反战声音
契丹叛乱平定后，武则天重新启用了狄仁杰。当时朝廷就边疆政策展开讨论，狄仁杰居然提出：西域、东北统统都该放弃。他在《请罢百姓西戍疏勒等四镇疏》一文中有句话说得十分经典：“得其人不足以增赋，获其土不足以耕织”。
“得其人不足以增赋，获其土不足以耕织”。
“得其人不足以增赋，获其土不足以耕织”。
“得其人不足以增赋，获其土不足以耕织”。
的确，中国历史发展到武则天那时，国土之广大已经远远超过了适于农耕的地带。然而当时的中国依然是以农为本，所以狄仁杰认为，那些流沙大漠不毛之地很不实惠，人口难征税，土地也没法耕织，可是为了保住这些地方还得不停地打仗，搞得国内“百姓虚弊，费用不支”，弄不好还会动摇国本。
对于当时具体的边疆政策，狄仁杰提出应该效法贞观时期太宗安置突厥的方法，立一个部落首领，让他们自治就行了。所以狄仁杰认为朝廷应该从安西四镇撤兵，把已经归顺的西突厥旧贵族阿史那·斛瑟罗册立为可汗，让他去管理西域就行了。
至于东北，狄仁杰认为在平定契丹叛乱后也可以放弃安东都护府：“如臣所见，请捐四镇以肥中国，罢安东以实辽西。”不久他又上疏说：“请罢薛讷，废安东镇，三韩君长，高氏为其主。”高氏是高句丽的旧贵族。看来狄仁杰对辽东与对西域的思路一样，还是依靠扶植当地部落领袖。当然了，武则天没听他的，不但安西四镇一直坚守了下去，而且安东都护府也继续留着，只不过降级成了“安东都督府”。
张柬之一度被武则天调到了西南山区的合州、蜀州去当刺史。结果他在考察了当地军政情况后也给武则天上《请罢姚州屯戌表》，提出要放弃南方边陲的姚州。姚州是唐廷经略云南地区的重镇，在高宗时还成立了姚州都督府，治所在今天云南北部的姚安县。到武周后期，也就是张柬之上疏那时候，姚州都督府管辖着五十七个州，其中多数是羁縻州。当时南方各少数民族聚居区虽然不象北方游牧民族那样强悍，但也非常不易治理。姚州因为夹在唐朝与吐蕃中间，更增加了不稳定因素。武周时，每年要从蜀中派兵去姚州屯戍。因为那里形势险恶，士兵们往往有去无回，成为蜀中百姓的苦差。张柬之在上表中反映了这些情况，并且提出干脆放弃姚州，因为空守着这块地方毫无益处，反而白白损失戍兵：“今盐布之税不供，珍奇之贡不入，戈戟之用，不实於戎行，賨货之资，不输於大国，而空竭府库，驱率平人，受役蛮夷，肝脑涂地，臣窃为国家惜之。”
张柬之认为，让姚州做个蕃国，每年朝觐就可以了，但武则天没听他的。从后来的历史看，唐朝对于姚州的经营远不如福建的漳州那么给力。姚州都督府又勉强维持了几十年，一直没有什么大的起色，到天宝年间，干脆在唐朝与南诏的战争中被南诏吞并。可见张柬之的“放弃论”还是很有先见之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