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帝王史学术报告厅
尾声
汉宣帝的甘露四年（前50）夏季，广川王刘海阳（也称刘汝阳。汉景帝玄孙，广川惠王刘越的曾孙，广川惠王刘齐的孙子，广川戴王刘文的儿子。另一说是臭名昭著广川王刘去的儿子。刘去也称刘去疾，是汉景帝刘启和曾孙，广川惠王刘越的孙子，广川缪王刘齐的儿子。公元前70年五月，刘去被指控杀老师和姬妾十余人。他杀人的方式特别残酷，或将熔化的铅汁、锡水灌入被害者口中，或将被害者肢解，再掺上毒药烹煮，使其尸体腐化。汉宣帝废除刘去的王爵，刘去自杀），因被指控淫乱如同禽兽，残杀无辜，被宣帝废去王爵，迁居到房陵县。
公元前50年十月，未央宫宣室阁失火。
公元前50年这一年，宣帝将定陶王刘嚣改封为楚王。
匈奴呼韩邪、郅支两单于都派使者前来长安进贡，宣帝对待呼韩邪单于的使者优于郅支单于的使者。
汉宣帝的黄龙元年（前49）正月，汉宣帝前往甘泉宫祭拜泰一神之后，匈奴单于的故事再度发生。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
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二月，归国。始，郅支单于以为呼韩邪兵弱，降汉，不能复自还，即引其众西，欲攻定右地。又屠耆单于小弟本侍呼韩邪，亦亡之右地，收两兄馀兵，得数千人，自立为伊利目单于；道逢郅支，合战，郅支杀之，并其兵五万馀人。郅支闻汉出兵谷助呼韩邪，即遂留居右地；自度力不能定匈奴，乃益西，近乌孙，欲与并力，遣使见小昆弥乌就屠。乌就屠杀其使，发八千骑迎郅支。郅支觉其谋，勒兵逢击乌孙，破之；因北击乌揭、坚昆、丁令、并三国。数遣兵击乌孙，常胜之。坚昆东去单于庭七千里，南去车师五千里，郅支留都之。
三月，有星孛于王良、阁道，入紫微宫（《资治通鉴》黄龙元年一到三月）。
帝寝疾，选大臣可属者，引外属侍中乐陵侯史高、太子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堪为光禄大夫，皆受遗诏辅政，领尚书事。冬，十二月，甲戌，帝崩于未央宫。
班固赞曰：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也。遭值匈奴乖乱，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单于慕义，稽首称籓。功光祖宗，业垂后嗣，可谓中兴，侔德殷宗、周宣矣！
癸巳，太子即皇帝位，谒高庙，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资治通鉴》黄龙元年三到十二月）。
公元前49年正月，呼韩邪单于前来长安朝见宣帝，二月回国。开始郅支单于认为呼韩邪单于是因兵力单薄才归顺汉朝，于是率部想攻占匈奴西部地区。而西部屠耆单于的最小的弟弟本来是呼韩邪单于的部下，也逃到西部收编屠耆单于和闰振单于两位兄长的余部，共收编了几千人，自立为伊利目单于。路上遇到郅支单于，双方交战，郅支单于杀了伊利目单于，兼并了伊利目单于的部队，这样郅支单于共有了五万多人。郅支单于听说汉朝帮助呼韩邪单于出兵、出粮统一匈奴，就留居在西部地区。他估计靠自己的力量不能控制整个匈奴，于是继续向西推进，想与乌孙联合，因此派人去见乌孙小昆弥乌就屠。乌就屠杀了他的使者，派八千骑兵假意迎接郅支单于。郅支单于识破了乌就屠的企图，打败乌就屠。然后郅支单于向北攻打乌揭、坚昆、丁令三国，吞并了他们。郅支单于多次派兵进攻乌孙，经常取得胜利。坚昆国（位于今俄罗斯西西伯利亚平原叶尼塞河上游）东界距匈奴王庭龙城（位于今蒙古国前杭爱省哈拉和林市以北）七千里，南到车师国五千里，郅支单于觉得这里安全，就在坚昆建都。
公元前49年三月，有异星出现于王良星、阁道星座，进入紫微星座。就在这时，汉宣帝开始生病，为了挑选可以辅佐太子的大臣，他召来外戚史高（？－前42，鲁国人，汉宣帝祖母史良娣的兄弟史恭的长子，汉宣帝的表叔。时任侍中，封乐陵侯）、太子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字少卿。齐国人）进入寝宫，任命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萧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周堪为光禄大夫，共同接受遗诏辅佐朝政，由这几位辅臣共同管理国务院（尚书）的事务。
公元前49年十二月初七，宣帝在未央宫去世。
《汉书》作者班固对宣帝赞颂说：宣帝治理国家，有功必赏，有罪必罚，注重综合考核他们的名声与实际的政绩。因此，主持政务的大臣、学者，以及执掌法令的官员，全部精通本职业务。除此之外，宣帝时期的工艺技巧、工匠的专业水平、制造的精良器械，是后世元帝、成帝很少能与之相比的，这也足以证明汉宣帝时期确实做到了官员各尽其职，百姓各安其业。面对匈奴内乱，汉宣帝讨伐无道，扶助有道，以威严和信义震慑北方夷狄国家，使匈奴呼韩邪单于因仰慕汉朝仁义而俯首自称藩臣。功勋光耀祖先，业绩永垂后世，实在可以称其为“中兴”之主，其功德可与商高宗、周宣王相比！
公元前49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皇太子刘奭即帝位，拜谒汉高祖刘邦的祭庙。尊称皇太后（这里指三十九岁的上官太皇太后。刘询本来就称上官小妹为太皇太后，因为昭帝是宣帝的小爹，史料中却常以太后相称。宣帝的母亲王翁须才能称太后，而王翁须在公元前91年去世）为太皇太后，刘奭的养母王氏（宣帝的皇后）为皇太后。
这就是宣帝的一生，在霸道与王道中掌控着千万人的命运，不应该死的他杀了，应该死的他留下；但他善于用人，尽管他也想长生，执政后期年年去甘泉宫祭祀太一神，但他有自己的度，没有像曾祖父汉武帝那样，孤注一掷执迷不悟，导致杀了宣帝的祖父太子刘据。这样对比，说明宣帝有自己做人的标准。然而，他一生最大的败笔是重用投机儒生萧望之，导致给元帝刘奭带来一系列的后患。
汉宣帝的甘露四年（前50）夏季，广川王刘海阳（也称刘汝阳。汉景帝玄孙，广川惠王刘越的曾孙，广川惠王刘齐的孙子，广川戴王刘文的儿子。另一说是臭名昭著广川王刘去的儿子。刘去也称刘去疾，是汉景帝刘启和曾孙，广川惠王刘越的孙子，广川缪王刘齐的儿子。公元前70年五月，刘去被指控杀老师和姬妾十余人。他杀人的方式特别残酷，或将熔化的铅汁、锡水灌入被害者口中，或将被害者肢解，再掺上毒药烹煮，使其尸体腐化。汉宣帝废除刘去的王爵，刘去自杀），因被指控淫乱如同禽兽，残杀无辜，被宣帝废去王爵，迁居到房陵县。
公元前50年十月，未央宫宣室阁失火。
公元前50年这一年，宣帝将定陶王刘嚣改封为楚王。
匈奴呼韩邪、郅支两单于都派使者前来长安进贡，宣帝对待呼韩邪单于的使者优于郅支单于的使者。
汉宣帝的黄龙元年（前49）正月，汉宣帝前往甘泉宫祭拜泰一神之后，匈奴单于的故事再度发生。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
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二月，归国。始，郅支单于以为呼韩邪兵弱，降汉，不能复自还，即引其众西，欲攻定右地。又屠耆单于小弟本侍呼韩邪，亦亡之右地，收两兄馀兵，得数千人，自立为伊利目单于；道逢郅支，合战，郅支杀之，并其兵五万馀人。郅支闻汉出兵谷助呼韩邪，即遂留居右地；自度力不能定匈奴，乃益西，近乌孙，欲与并力，遣使见小昆弥乌就屠。乌就屠杀其使，发八千骑迎郅支。郅支觉其谋，勒兵逢击乌孙，破之；因北击乌揭、坚昆、丁令、并三国。数遣兵击乌孙，常胜之。坚昆东去单于庭七千里，南去车师五千里，郅支留都之。
三月，有星孛于王良、阁道，入紫微宫（《资治通鉴》黄龙元年一到三月）。
帝寝疾，选大臣可属者，引外属侍中乐陵侯史高、太子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堪为光禄大夫，皆受遗诏辅政，领尚书事。冬，十二月，甲戌，帝崩于未央宫。
班固赞曰：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也。遭值匈奴乖乱，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单于慕义，稽首称籓。功光祖宗，业垂后嗣，可谓中兴，侔德殷宗、周宣矣！
癸巳，太子即皇帝位，谒高庙，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资治通鉴》黄龙元年三到十二月）。
公元前49年正月，呼韩邪单于前来长安朝见宣帝，二月回国。开始郅支单于认为呼韩邪单于是因兵力单薄才归顺汉朝，于是率部想攻占匈奴西部地区。而西部屠耆单于的最小的弟弟本来是呼韩邪单于的部下，也逃到西部收编屠耆单于和闰振单于两位兄长的余部，共收编了几千人，自立为伊利目单于。路上遇到郅支单于，双方交战，郅支单于杀了伊利目单于，兼并了伊利目单于的部队，这样郅支单于共有了五万多人。郅支单于听说汉朝帮助呼韩邪单于出兵、出粮统一匈奴，就留居在西部地区。他估计靠自己的力量不能控制整个匈奴，于是继续向西推进，想与乌孙联合，因此派人去见乌孙小昆弥乌就屠。乌就屠杀了他的使者，派八千骑兵假意迎接郅支单于。郅支单于识破了乌就屠的企图，打败乌就屠。然后郅支单于向北攻打乌揭、坚昆、丁令三国，吞并了他们。郅支单于多次派兵进攻乌孙，经常取得胜利。坚昆国（位于今俄罗斯西西伯利亚平原叶尼塞河上游）东界距匈奴王庭龙城（位于今蒙古国前杭爱省哈拉和林市以北）七千里，南到车师国五千里，郅支单于觉得这里安全，就在坚昆建都。
公元前49年三月，有异星出现于王良星、阁道星座，进入紫微星座。就在这时，汉宣帝开始生病，为了挑选可以辅佐太子的大臣，他召来外戚史高（？－前42，鲁国人，汉宣帝祖母史良娣的兄弟史恭的长子，汉宣帝的表叔。时任侍中，封乐陵侯）、太子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字少卿。齐国人）进入寝宫，任命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萧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周堪为光禄大夫，共同接受遗诏辅佐朝政，由这几位辅臣共同管理国务院（尚书）的事务。
公元前49年十二月初七，宣帝在未央宫去世。
《汉书》作者班固对宣帝赞颂说：宣帝治理国家，有功必赏，有罪必罚，注重综合考核他们的名声与实际的政绩。因此，主持政务的大臣、学者，以及执掌法令的官员，全部精通本职业务。除此之外，宣帝时期的工艺技巧、工匠的专业水平、制造的精良器械，是后世元帝、成帝很少能与之相比的，这也足以证明汉宣帝时期确实做到了官员各尽其职，百姓各安其业。面对匈奴内乱，汉宣帝讨伐无道，扶助有道，以威严和信义震慑北方夷狄国家，使匈奴呼韩邪单于因仰慕汉朝仁义而俯首自称藩臣。功勋光耀祖先，业绩永垂后世，实在可以称其为“中兴”之主，其功德可与商高宗、周宣王相比！
公元前49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皇太子刘奭即帝位，拜谒汉高祖刘邦的祭庙。尊称皇太后（这里指三十九岁的上官太皇太后。刘询本来就称上官小妹为太皇太后，因为昭帝是宣帝的小爹，史料中却常以太后相称。宣帝的母亲王翁须才能称太后，而王翁须在公元前91年去世）为太皇太后，刘奭的养母王氏（宣帝的皇后）为皇太后。
这就是宣帝的一生，在霸道与王道中掌控着千万人的命运，不应该死的他杀了，应该死的他留下；但他善于用人，尽管他也想长生，执政后期年年去甘泉宫祭祀太一神，但他有自己的度，没有像曾祖父汉武帝那样，孤注一掷执迷不悟，导致杀了宣帝的祖父太子刘据。这样对比，说明宣帝有自己做人的标准。然而，他一生最大的败笔是重用投机儒生萧望之，导致给元帝刘奭带来一系列的后患。
软弱无能
——汉元帝刘奭传
引言
汉元帝刘奭，是汉宣帝刘询与许平君皇后所有生的长子。生于公元前74年，卒于公元前33年五月二十四日，终年四十一岁，在位十五年零一百五十三天（前49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至前33年五月二十四日），庙号“高宗”，谥号“孝元”。从刘邦、刘盈、刘恭、刘弘、刘恒、刘启、刘彻、刘弗陵、刘贺、刘询算来，他是西汉第十一位皇帝。葬于渭陵（位于今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周陵镇新庄村东南）。
刘奭年幼时，母亲许平君被霍光的妻子在公元前71年正月十三日毒死。刘奭在太监的照顾下成长，所以他对宦官弘恭、石显等人有依赖的情结，当刘奭的老师萧望之被石显等人算计自杀后，刘奭的政权从儒家集团一边完全偏向了宦官集团，导致他在畸形的帝王文化中艰难跋涉。汉宣帝的地节三年（前67）四月，刘奭被立为太子 。汉宣帝的黄龙元年（前49）十二月初七，宣帝在未央宫去世，十二月二十六日刘奭即帝位。
汉元帝是一位高超的音乐演奏家，并对乐器、音节的形成颇有研究，班彪称赞元帝说：我外祖父的兄弟是元帝的侍中，他对我说：“元帝多才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作曲，会唱歌，划分的音节适度，音符穷极幽静、微妙。少年时爱好儒术，即位后启用儒生，贡禹、薛广德、韦玄成、匡衡依次担任宰相（薛广德只是担任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没有担任实际宰相。不过三公古人都往往称宰相）。而元帝被音乐文化与礼义的熏陶，对政治决策变得优柔寡断，他的父皇孝宣帝所开创的事业，在他手里开始衰弱。也许是书生气的原因他对臣下放心，出于恭敬节约，他的号令温和文雅，具有古代的风俗教化之德。”
我们从班彪一面之词的赞美中，看到的元帝是多才多艺。他对于元帝的软弱，只是用“而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一笔带过，而元帝因软弱受到奸臣石显等人的牵制，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宣帝临终前，为元帝安排乐陵侯史高、太子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辅政。而元帝是一位尊儒的人，他当皇帝后，让自己的老师萧望之等人看到了推行儒家王道治国的希望，遗憾的是这样的局面不到一年，可以说如昙花一现。在宣帝时代，我们就知道元帝想重用儒生，宣帝为此还想废除元帝的太子之位，所以当时的儒家领袖萧望之可以说是元帝最信任的人。然而，元帝刚刚即位，在政治上的幼稚，很快就葬送了以萧望之、周堪、刘向为首的儒家集团。原因是随着宣帝的死，一直想重用儒派的元帝，让儒家王道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这样就冷落了首辅大臣、外戚史高，史高心理上失去平衡，就将外戚集团与宦官集团的恭弘、石显扭成一股绳，反对萧望之改革宣帝留下的“王道与霸道兼治”的弊政。萧望之忧虑外戚放纵、宦官擅权，于是向元帝建议说：“中书省（类似现代中央办公厅，这时由太监掌管）是国家执政的根本，应由贤明公正的朝士掌管，汉武帝因经常在后宫设宴游玩，所以让宦官掌管中书省，这不合乎国家旧有的制度，而且违反‘古不近刑人（指太监的阉割刑）之义’，必须予以纠正。”元帝刚刚即位，由于政治上的幼稚，加上软弱缺乏主见，不敢调整，导致萧望之的这一改革提案久悬不决。因此萧望之招致中央公办厅厅长（中书令）弘恭、仆射（仆是“主管”的意思，古代重武，主射者掌事，故诸官之长称仆射。仆射起源较早，秦律中有仆射称谓。汉代仆射是个广泛的官号，自侍中、尚书、博士、谒者、郎以至于军屯吏、驺、宰、水巷宫人皆有仆射）石显等人的嫉恨，于是，以弘恭、石显为代表的宦官集团与史、许两姓外戚集团联手，共同算计儒家集团首领萧望之。他们利用元帝年轻，不懂政务；也知道萧望之是一个刚烈的人，受不了屈辱，就纵容元帝派人去包围萧望之的家，明目张胆地抓捕萧望之，结果正如石显等人想的一样，萧望果然受不了屈辱饮鸠自杀。
萧望之自杀后，元帝非常震惊，为之痛哭流涕，责怪弘恭、石显等人害死自己的老师。但他却没有穷追不舍地惩治逼死萧望之的石显等人，只是口头责问了几句，使其“免冠谢罪”了事。事后他完全投向了宦官集团。关于这一点，《易》学大师京房（前77—前37，今河南省濮阳市清丰县人。本姓李。汉元帝时为郎、魏郡太守，能预测灾异，开创了京氏易学，现有京氏易传存于世）与元帝的一次对话就能证明。
公元前37年六月，史料记载说，郎官京房曾多次上书元帝，所谈到的天象变异十分灵验，元帝因喜欢而多次召见他。京房说：“古代帝王按功劳选拔贤明有能力的人，万事都有祥瑞显现。国家衰亡时，所用的正直官员总遭诋毁，所以政治腐败，因此招致变异的天灾。陛下应当考察文武百官的行政效率，天灾才会停止。”元帝命京房负责考察此事，京房于是拟定了《考功课吏法》上奏元帝。元帝下令，公卿大臣与京房在温室殿举行辩论会。大家都认为京房的办法过于琐碎，使上级和下级互相监督，不能让过于琐碎的《考功课吏法》施行。但元帝却倾向京房。这时，正好各州刺史来京汇报工作，元帝接见了他们，命京房向刺史们宣布考核方案，刺史们也认为不能施行。只有御史大夫郑弘、光禄大夫周堪，开始反对，后来支持。
这时，中书令石显正独揽大权，他的好友五鹿充宗担任尚书令，形成二人联合执政的局面。有一次，元帝在闲暇时召见京房，京房问元帝：“周幽王、周厉王为什么导致国家出现危机，他们重用的是些什么人？”元帝回答说：“君王昏庸，所用的都是奸诈狡猾的佞臣。”京房见元帝还没有糊涂到好坏不分的地步，进一步说：“那些昏君是知道所用的人奸诈，还是认为他们是贤才呢？”元帝对京房的比较提问，并没有反感，而是冷静地说：“那些昏君当然认为所用的奸臣是贤才。”京房见元帝认识清晰，接着用推理的方式说：“可是，我们今人又是怎样知道当年的昏君认为他所用的奸臣不是贤才呢？”
“根据当时的混乱局势，君王身处险境知道的。”
面对元帝正确的答案，京房暗示说：“如果是这样，任用贤臣国家必然得到大治，任用奸臣国政必定混乱，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轨迹。为什么周幽王、周厉王没有觉悟而另外录用贤臣，以致后来被奸臣愚弄陷入困境呢？”
“乱世昏君都认为自己所用的官员全是贤臣。假如都能觉悟，天下又怎么还会有亡国的君王呢？”京房见元帝的回答一针见血，条理清白，接着又问：“齐桓公、秦二世也知道周幽王、周厉王的故事，并讥笑过他们。可是，齐桓公在管仲、鲍叔牙死后，重用奸臣竖刁，秦二世重用赵高，以致政务日益混乱，盗贼满山遍野。为什么不能用周幽王、周厉王的例子检讨自己，认清自己用人不当呢？”
“唯有那些治国有道的君王，才能根据往事知道将来。”
元帝的这句话，可能说是说到了京房的心上，京房立即取下官帽，叩头说：“鲁国《春秋》记载了二百四十二年的天变灾难，用来给后世君王看。如今陛下即位以来，频繁出现日食、月食，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大地震动，陨石堕落；夏季降霜，冬季响雷，春季百花凋谢，秋季树叶茂盛，降霜后草木并不凋谢。水灾、旱灾、虫灾不断，导致百姓饥饿，瘟疫流行。盗贼四起，受过刑罚的人满街都是。《春秋》所记载的灾异，已经俱全。陛下看现在是治世，还是乱世呢？”
“已经乱到极点了，这还用问吗？”
“既然陛下知道，为什么不深思现在陛下所重用的是些什么人呢？”元帝见京房说出了心里话，解释说：“其实不然，那些昏君认为所宠的奸臣胜过忠臣，又以为灾难变异的责任不在这些人身上。”京房见元帝什么都清楚，只好说：“前世的那些昏君，都是这样想。我担心后世看今天，就像陛下今天看古代。”京房的话，是让元帝换位思考，就会明白一切。可是元帝思考了很久，迷惑不解地说：“现在扰乱国家的是谁？”京房没想到自己的暗示元帝竟然不知，他又不敢明确说是石显等人，强调说：“陛下自己应该知道。”
“我不知道。如果知道，怎么还会重用他？”元帝说这话时，带着一种不服气的心态，京房无奈地说：“这个人是陛下最信任、在宫中共商国家大事、又拥有用人大权的人，陛下联想到这一交差点的人，就是此人了。”京房只是没有明说是石显。元帝这才明白过来，连忙说：“我晓得你的意思。”京房告退。可是，元帝最终还是没有让石显退位。由此可见，元帝是多么软弱无能啊！
石显执政期间，纲纪紊乱，吏治腐败。比喻说，《资治通鉴》在公元前33年二月中记载说：当初，中书令石显见冯奉世父子都当了公卿，名声显赫，女儿又是元帝的昭仪，有心要亲近冯家。就向元帝推荐说：“冯昭仪的哥哥冯逡（时任谒者），品德高尚，行为端正，应该侍奉在陛下的左右。”元帝召见冯逡，想任命他为侍中。冯逡请求单独见元帝。见面时，冯逡抨击石显专权，这让元帝大怒，冯逡不仅没有升为御史大夫，反而受到元帝最严厉的批评。等到御史大夫空缺，很多官员推荐冯逡的哥哥冯野王（时任大鸿胪）。元帝命国务院（尚书省）在二千石高官中遴选，结果选来选去，还是认为冯野王品行最好，工作能力强评为第一。元帝征求石显的意见，石显挑拨说；“九卿中没有比冯野王更好的人选。然而，冯野王是冯昭仪的胞兄，我担心后世评论陛下与这段历史时，必然认为陛下越过许多贤臣，对后宫亲属徇私。”元帝被这位奸臣一“点拨”，好像大彻大悟似地说：“对，我没有看到这一点！”于是，他对大臣宣布说：“我如果用冯野王当三公，后世一定抨击我徇私，将来后人会把冯野王拿出来作为朕徇私的例证。”
公元前33年三月十一日，元帝下诏说：“刚强正直，宁静淡泊，大鸿胪冯野王就是这种人。明辨是非，善于辞令，可以代表皇帝出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就是这种人。廉洁而又节俭，太子少傅张谭就是这种人。现在，朕提拔少傅张谭担任御史大夫。”
从这件事我们就能看出石显巧舌如簧，挑拨离间的本领。也可以看出元帝对石显的软弱程度。
还有一件事让人生恨。公元前36年十月，元帝命令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一起出兵西域。
当时郅支单于借居康居国东部赖水城，因郅支单于帮助康居王打败乌孙变得十分骄横。导致康居周围的一些国家只认郅支单于，轻视汉朝。
陈汤是一个遇事沉着、冲锋勇敢的人，他想借郅支单于的傲慢并与康居王产生了矛盾，进攻郅支单于，郅支单于只有几百人守卫赖水城。于是，陈汤向甘延寿建议攻打赖水城。甘延寿不肯听陈汤的。正好甘延寿久病卧床，陈汤假传圣旨单独行动，征调西域各国军队，加上汉朝在车师国屯田的部队。甘延寿听说后大惊，严加阻止，陈汤大怒，手按剑柄，对甘延寿怒斥道：“大军已经会合，你想阻止吗？”甘延寿见陈汤将生米煮成了熟饭，只好顺从。他俩集结所有的兵力，共有四万多人。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攻下赖水城，杀了郅支单于，威震西域。灭了郅支单于，可以说是汉朝历史上对匈奴作战少有而辉煌的伟大胜利。就是这样一件事，却被石显等人抹黑。
公元前35年正月，甘延寿、陈汤返回长安接受奖赏，石显、匡衡反对说：“甘延寿、陈汤假传圣旨，擅自调动军队，不杀已是宽大，如果再赠送爵号，封他们土地，那么以后派出的使节就会争先恐后地采取冒险行动，以图侥幸成功，给国家招来灾难。”元帝内心嘉许甘延寿、陈汤的功劳，而又难于违反匡衡、石显的意见。过了很久，仍然不能决定。在此期间，石显等人还搜集陈汤的“罪证”，关押他的将领。
过了二年（公元前33年四月），刘向上书说：“郅支单于囚禁、杀害我国的使节以及随从官员数以百计，这件事在外国广为流传，严重地伤害了我国的威望，朝中群臣都为此事痛苦难过，陛下也曾大怒，要消灭郅支单于，这一想法陛下也从来没有忘怀。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秉承圣上的旨意，倚仗神灵，统率百蛮的君主，集结各城邦的军队，百死一生，深入万里攻下康居赖水城，杀了郅支单于，为国家扬威到昆仑山以西。洗刷了谷吉被杀的耻辱，建立了光辉的功勋，所有的夷民全都慑服。呼韩邪单于（这时匈奴已经分裂为两支，娶王昭君呼韩邪单于居住在东北）看到郅支单于已经被杀，既高兴又害怕，呼韩邪的归顺与感化，是羡慕我朝的大义，所以他驱驰而来，叩首朝拜，愿为中国守卫北部边疆，世代做中国的臣属。甘延寿、陈汤建立了千年永垂的功劳，为国家奠定了万世的和平，所有官员都没有这么大的贡献……”
元帝下诏，赦免甘延寿、陈汤，不准再指控他们，命公卿讨论如何奖赏甘、陈的爵位。大家认为应该按照军法中“捕斩单于令”的条例进行封赏，可是匡衡、石显仍然狡辩说：“郅支本来已经从北部的龙城王庭逃亡，失去了国土，在极远的地域盗用单于名号，而不是真单于”。元帝援用安远侯郑吉的前例，要封甘延寿、陈汤各一千户采邑。匡衡、石显再次争辩。公元前33年四月三十日，元帝才封甘延寿为“义成侯”、陈汤为“关内侯”。
从陈汤的故事中，我们可以说元帝从软弱变成了昏庸，更不要说他有领袖的魄力和深远的政治眼光。
如此种种，都说明元帝软弱无能，所以笔者以《软弱无能》为题，给刘奭写下这篇传记。让我们回到《资治通鉴帝王史》的体例中去。
——汉元帝刘奭传
引言
汉元帝刘奭，是汉宣帝刘询与许平君皇后所有生的长子。生于公元前74年，卒于公元前33年五月二十四日，终年四十一岁，在位十五年零一百五十三天（前49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至前33年五月二十四日），庙号“高宗”，谥号“孝元”。从刘邦、刘盈、刘恭、刘弘、刘恒、刘启、刘彻、刘弗陵、刘贺、刘询算来，他是西汉第十一位皇帝。葬于渭陵（位于今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周陵镇新庄村东南）。
刘奭年幼时，母亲许平君被霍光的妻子在公元前71年正月十三日毒死。刘奭在太监的照顾下成长，所以他对宦官弘恭、石显等人有依赖的情结，当刘奭的老师萧望之被石显等人算计自杀后，刘奭的政权从儒家集团一边完全偏向了宦官集团，导致他在畸形的帝王文化中艰难跋涉。汉宣帝的地节三年（前67）四月，刘奭被立为太子 。汉宣帝的黄龙元年（前49）十二月初七，宣帝在未央宫去世，十二月二十六日刘奭即帝位。
汉元帝是一位高超的音乐演奏家，并对乐器、音节的形成颇有研究，班彪称赞元帝说：我外祖父的兄弟是元帝的侍中，他对我说：“元帝多才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作曲，会唱歌，划分的音节适度，音符穷极幽静、微妙。少年时爱好儒术，即位后启用儒生，贡禹、薛广德、韦玄成、匡衡依次担任宰相（薛广德只是担任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没有担任实际宰相。不过三公古人都往往称宰相）。而元帝被音乐文化与礼义的熏陶，对政治决策变得优柔寡断，他的父皇孝宣帝所开创的事业，在他手里开始衰弱。也许是书生气的原因他对臣下放心，出于恭敬节约，他的号令温和文雅，具有古代的风俗教化之德。”
我们从班彪一面之词的赞美中，看到的元帝是多才多艺。他对于元帝的软弱，只是用“而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一笔带过，而元帝因软弱受到奸臣石显等人的牵制，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宣帝临终前，为元帝安排乐陵侯史高、太子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辅政。而元帝是一位尊儒的人，他当皇帝后，让自己的老师萧望之等人看到了推行儒家王道治国的希望，遗憾的是这样的局面不到一年，可以说如昙花一现。在宣帝时代，我们就知道元帝想重用儒生，宣帝为此还想废除元帝的太子之位，所以当时的儒家领袖萧望之可以说是元帝最信任的人。然而，元帝刚刚即位，在政治上的幼稚，很快就葬送了以萧望之、周堪、刘向为首的儒家集团。原因是随着宣帝的死，一直想重用儒派的元帝，让儒家王道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这样就冷落了首辅大臣、外戚史高，史高心理上失去平衡，就将外戚集团与宦官集团的恭弘、石显扭成一股绳，反对萧望之改革宣帝留下的“王道与霸道兼治”的弊政。萧望之忧虑外戚放纵、宦官擅权，于是向元帝建议说：“中书省（类似现代中央办公厅，这时由太监掌管）是国家执政的根本，应由贤明公正的朝士掌管，汉武帝因经常在后宫设宴游玩，所以让宦官掌管中书省，这不合乎国家旧有的制度，而且违反‘古不近刑人（指太监的阉割刑）之义’，必须予以纠正。”元帝刚刚即位，由于政治上的幼稚，加上软弱缺乏主见，不敢调整，导致萧望之的这一改革提案久悬不决。因此萧望之招致中央公办厅厅长（中书令）弘恭、仆射（仆是“主管”的意思，古代重武，主射者掌事，故诸官之长称仆射。仆射起源较早，秦律中有仆射称谓。汉代仆射是个广泛的官号，自侍中、尚书、博士、谒者、郎以至于军屯吏、驺、宰、水巷宫人皆有仆射）石显等人的嫉恨，于是，以弘恭、石显为代表的宦官集团与史、许两姓外戚集团联手，共同算计儒家集团首领萧望之。他们利用元帝年轻，不懂政务；也知道萧望之是一个刚烈的人，受不了屈辱，就纵容元帝派人去包围萧望之的家，明目张胆地抓捕萧望之，结果正如石显等人想的一样，萧望果然受不了屈辱饮鸠自杀。
萧望之自杀后，元帝非常震惊，为之痛哭流涕，责怪弘恭、石显等人害死自己的老师。但他却没有穷追不舍地惩治逼死萧望之的石显等人，只是口头责问了几句，使其“免冠谢罪”了事。事后他完全投向了宦官集团。关于这一点，《易》学大师京房（前77—前37，今河南省濮阳市清丰县人。本姓李。汉元帝时为郎、魏郡太守，能预测灾异，开创了京氏易学，现有京氏易传存于世）与元帝的一次对话就能证明。
公元前37年六月，史料记载说，郎官京房曾多次上书元帝，所谈到的天象变异十分灵验，元帝因喜欢而多次召见他。京房说：“古代帝王按功劳选拔贤明有能力的人，万事都有祥瑞显现。国家衰亡时，所用的正直官员总遭诋毁，所以政治腐败，因此招致变异的天灾。陛下应当考察文武百官的行政效率，天灾才会停止。”元帝命京房负责考察此事，京房于是拟定了《考功课吏法》上奏元帝。元帝下令，公卿大臣与京房在温室殿举行辩论会。大家都认为京房的办法过于琐碎，使上级和下级互相监督，不能让过于琐碎的《考功课吏法》施行。但元帝却倾向京房。这时，正好各州刺史来京汇报工作，元帝接见了他们，命京房向刺史们宣布考核方案，刺史们也认为不能施行。只有御史大夫郑弘、光禄大夫周堪，开始反对，后来支持。
这时，中书令石显正独揽大权，他的好友五鹿充宗担任尚书令，形成二人联合执政的局面。有一次，元帝在闲暇时召见京房，京房问元帝：“周幽王、周厉王为什么导致国家出现危机，他们重用的是些什么人？”元帝回答说：“君王昏庸，所用的都是奸诈狡猾的佞臣。”京房见元帝还没有糊涂到好坏不分的地步，进一步说：“那些昏君是知道所用的人奸诈，还是认为他们是贤才呢？”元帝对京房的比较提问，并没有反感，而是冷静地说：“那些昏君当然认为所用的奸臣是贤才。”京房见元帝认识清晰，接着用推理的方式说：“可是，我们今人又是怎样知道当年的昏君认为他所用的奸臣不是贤才呢？”
“根据当时的混乱局势，君王身处险境知道的。”
面对元帝正确的答案，京房暗示说：“如果是这样，任用贤臣国家必然得到大治，任用奸臣国政必定混乱，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轨迹。为什么周幽王、周厉王没有觉悟而另外录用贤臣，以致后来被奸臣愚弄陷入困境呢？”
“乱世昏君都认为自己所用的官员全是贤臣。假如都能觉悟，天下又怎么还会有亡国的君王呢？”京房见元帝的回答一针见血，条理清白，接着又问：“齐桓公、秦二世也知道周幽王、周厉王的故事，并讥笑过他们。可是，齐桓公在管仲、鲍叔牙死后，重用奸臣竖刁，秦二世重用赵高，以致政务日益混乱，盗贼满山遍野。为什么不能用周幽王、周厉王的例子检讨自己，认清自己用人不当呢？”
“唯有那些治国有道的君王，才能根据往事知道将来。”
元帝的这句话，可能说是说到了京房的心上，京房立即取下官帽，叩头说：“鲁国《春秋》记载了二百四十二年的天变灾难，用来给后世君王看。如今陛下即位以来，频繁出现日食、月食，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大地震动，陨石堕落；夏季降霜，冬季响雷，春季百花凋谢，秋季树叶茂盛，降霜后草木并不凋谢。水灾、旱灾、虫灾不断，导致百姓饥饿，瘟疫流行。盗贼四起，受过刑罚的人满街都是。《春秋》所记载的灾异，已经俱全。陛下看现在是治世，还是乱世呢？”
“已经乱到极点了，这还用问吗？”
“既然陛下知道，为什么不深思现在陛下所重用的是些什么人呢？”元帝见京房说出了心里话，解释说：“其实不然，那些昏君认为所宠的奸臣胜过忠臣，又以为灾难变异的责任不在这些人身上。”京房见元帝什么都清楚，只好说：“前世的那些昏君，都是这样想。我担心后世看今天，就像陛下今天看古代。”京房的话，是让元帝换位思考，就会明白一切。可是元帝思考了很久，迷惑不解地说：“现在扰乱国家的是谁？”京房没想到自己的暗示元帝竟然不知，他又不敢明确说是石显等人，强调说：“陛下自己应该知道。”
“我不知道。如果知道，怎么还会重用他？”元帝说这话时，带着一种不服气的心态，京房无奈地说：“这个人是陛下最信任、在宫中共商国家大事、又拥有用人大权的人，陛下联想到这一交差点的人，就是此人了。”京房只是没有明说是石显。元帝这才明白过来，连忙说：“我晓得你的意思。”京房告退。可是，元帝最终还是没有让石显退位。由此可见，元帝是多么软弱无能啊！
石显执政期间，纲纪紊乱，吏治腐败。比喻说，《资治通鉴》在公元前33年二月中记载说：当初，中书令石显见冯奉世父子都当了公卿，名声显赫，女儿又是元帝的昭仪，有心要亲近冯家。就向元帝推荐说：“冯昭仪的哥哥冯逡（时任谒者），品德高尚，行为端正，应该侍奉在陛下的左右。”元帝召见冯逡，想任命他为侍中。冯逡请求单独见元帝。见面时，冯逡抨击石显专权，这让元帝大怒，冯逡不仅没有升为御史大夫，反而受到元帝最严厉的批评。等到御史大夫空缺，很多官员推荐冯逡的哥哥冯野王（时任大鸿胪）。元帝命国务院（尚书省）在二千石高官中遴选，结果选来选去，还是认为冯野王品行最好，工作能力强评为第一。元帝征求石显的意见，石显挑拨说；“九卿中没有比冯野王更好的人选。然而，冯野王是冯昭仪的胞兄，我担心后世评论陛下与这段历史时，必然认为陛下越过许多贤臣，对后宫亲属徇私。”元帝被这位奸臣一“点拨”，好像大彻大悟似地说：“对，我没有看到这一点！”于是，他对大臣宣布说：“我如果用冯野王当三公，后世一定抨击我徇私，将来后人会把冯野王拿出来作为朕徇私的例证。”
公元前33年三月十一日，元帝下诏说：“刚强正直，宁静淡泊，大鸿胪冯野王就是这种人。明辨是非，善于辞令，可以代表皇帝出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就是这种人。廉洁而又节俭，太子少傅张谭就是这种人。现在，朕提拔少傅张谭担任御史大夫。”
从这件事我们就能看出石显巧舌如簧，挑拨离间的本领。也可以看出元帝对石显的软弱程度。
还有一件事让人生恨。公元前36年十月，元帝命令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一起出兵西域。
当时郅支单于借居康居国东部赖水城，因郅支单于帮助康居王打败乌孙变得十分骄横。导致康居周围的一些国家只认郅支单于，轻视汉朝。
陈汤是一个遇事沉着、冲锋勇敢的人，他想借郅支单于的傲慢并与康居王产生了矛盾，进攻郅支单于，郅支单于只有几百人守卫赖水城。于是，陈汤向甘延寿建议攻打赖水城。甘延寿不肯听陈汤的。正好甘延寿久病卧床，陈汤假传圣旨单独行动，征调西域各国军队，加上汉朝在车师国屯田的部队。甘延寿听说后大惊，严加阻止，陈汤大怒，手按剑柄，对甘延寿怒斥道：“大军已经会合，你想阻止吗？”甘延寿见陈汤将生米煮成了熟饭，只好顺从。他俩集结所有的兵力，共有四万多人。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攻下赖水城，杀了郅支单于，威震西域。灭了郅支单于，可以说是汉朝历史上对匈奴作战少有而辉煌的伟大胜利。就是这样一件事，却被石显等人抹黑。
公元前35年正月，甘延寿、陈汤返回长安接受奖赏，石显、匡衡反对说：“甘延寿、陈汤假传圣旨，擅自调动军队，不杀已是宽大，如果再赠送爵号，封他们土地，那么以后派出的使节就会争先恐后地采取冒险行动，以图侥幸成功，给国家招来灾难。”元帝内心嘉许甘延寿、陈汤的功劳，而又难于违反匡衡、石显的意见。过了很久，仍然不能决定。在此期间，石显等人还搜集陈汤的“罪证”，关押他的将领。
过了二年（公元前33年四月），刘向上书说：“郅支单于囚禁、杀害我国的使节以及随从官员数以百计，这件事在外国广为流传，严重地伤害了我国的威望，朝中群臣都为此事痛苦难过，陛下也曾大怒，要消灭郅支单于，这一想法陛下也从来没有忘怀。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秉承圣上的旨意，倚仗神灵，统率百蛮的君主，集结各城邦的军队，百死一生，深入万里攻下康居赖水城，杀了郅支单于，为国家扬威到昆仑山以西。洗刷了谷吉被杀的耻辱，建立了光辉的功勋，所有的夷民全都慑服。呼韩邪单于（这时匈奴已经分裂为两支，娶王昭君呼韩邪单于居住在东北）看到郅支单于已经被杀，既高兴又害怕，呼韩邪的归顺与感化，是羡慕我朝的大义，所以他驱驰而来，叩首朝拜，愿为中国守卫北部边疆，世代做中国的臣属。甘延寿、陈汤建立了千年永垂的功劳，为国家奠定了万世的和平，所有官员都没有这么大的贡献……”
元帝下诏，赦免甘延寿、陈汤，不准再指控他们，命公卿讨论如何奖赏甘、陈的爵位。大家认为应该按照军法中“捕斩单于令”的条例进行封赏，可是匡衡、石显仍然狡辩说：“郅支本来已经从北部的龙城王庭逃亡，失去了国土，在极远的地域盗用单于名号，而不是真单于”。元帝援用安远侯郑吉的前例，要封甘延寿、陈汤各一千户采邑。匡衡、石显再次争辩。公元前33年四月三十日，元帝才封甘延寿为“义成侯”、陈汤为“关内侯”。
从陈汤的故事中，我们可以说元帝从软弱变成了昏庸，更不要说他有领袖的魄力和深远的政治眼光。
如此种种，都说明元帝软弱无能，所以笔者以《软弱无能》为题，给刘奭写下这篇传记。让我们回到《资治通鉴帝王史》的体例中去。
一
初被算计
公元前49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刘奭即帝位第四天就迎来了新年。
春，正月，辛丑，葬孝宣皇帝于杜陵；赦天下。
三月，丙午，立皇后王氏，封后父禁为阳平候。
以三辅、太常、郡国公田及苑可省者振业贫民；赀不满千钱者，赋贷种、食。
封外祖父平恩戴侯同产弟子中常侍许嘉为平恩侯。
夏，六月，以民疾疫，令太官损膳，减乐府员，省苑马，以振困乏。
秋，九月，关东郡、国十一大水，饥，或人相食；转旁郡钱谷以相救（《资治通鉴》初元元年一到九月）。
汉元帝的初元元年（前48）正月初四，元帝刘奭将父皇安葬在杜陵，然后大赦天下。
公元前48年三月十日，汉元帝刘奭封王政君为皇后，封王政君的父亲王禁为阳平候。
接着元帝以三辅、太常、各个郡国的公有田产，以及皇家上林苑可以节省的经费赈济贫民，帮助贫困人口创业；家产不满一千钱的人，政府借贷种子和粮食。
刘奭封外祖父许广汉同胞弟弟的儿子许嘉为平恩侯。
公元前48年六月，传染病流行，元帝命令御厨减少菜饭，减少管音乐的官员和皇家使用的马，节约下来的经费救济难民。
同年九月，函谷关以东十一个郡与封国发大水，导致饥荒，有些地方的民众互相残杀吃，元帝下令转运其它郡国的粮食救灾。
元帝遇到灾荒，在人吃人的情况下，他征召名儒进京。
上素闻琅邪王吉、贡禹皆明经洁行，遣使者征之。吉道病卒。禹至，拜为谏大夫。上数虚已问以政事，禹奏言：“古者人君节俭，什一而税，亡它赋役，故家给人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宫女不过十馀人，厩马百馀匹。后世争为奢侈，转转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臣愚以为如太古难，宜少放古以自节焉。方今宫室已定，无可奈何矣；其馀尽可减损。故时齐三服官，输物不过十笥；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厩马食粟将万匹。武帝时，又多取好女至数千人，以填后宫。及弃天下，多藏金钱、财物，鸟兽、鱼鳖凡百九十物；又皆以后宫女置于园陵。至孝宣皇帝时，陛下恶有所言，群臣亦随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过度，诸侯妻妾或至数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数十人，是以内多怨女，外多旷夫。及众庶葬埋，皆虚地上以实地下。其过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罪也。唯陛下深察古道，从其俭者。大减损乘舆服御器物，三分去二；择后宫贤者，留二十人，馀悉归之，及诸陵园女无子者，宜悉遣；厩马可无过数十匹，独舍长安城南苑地，以为田猎之囿。方今天下饥馑，可无大自损减以救之称天意乎！天生圣人，盖为万民，非独使自娱乐而已也。”天子纳善其言，下诏，令诸宫馆希御幸者勿缮治；太仆减谷食马；水衡省肉食兽（《资治通鉴》初元元年九月）。
刘奭早就听说琅邪郡人王吉（？—前48，今山东省青岛即墨市温泉镇西皋虞村人，汉昭帝时，因举贤良担任昌邑王中尉）、贡禹（前127—前44，今山东省潍坊诸城市人。主张选贤能，诛奸臣，罢倡乐，修节俭。后世尊为“贡公”）精通儒家五经（指儒家典籍《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品德廉洁，特地派使者把他俩从今天的山东省召到长安。可是王吉在途中病逝。七十九岁的贡禹到了长安后，被任命为谏议大夫。元帝多次谦虚地向他请教如何治理国家。贡禹诚恳地说：“古代君王都很节约，除了征收十分之一的赋税外，没有其它赋税和遥役，所以家家户户都能自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宫女不过十几人，御马不过一百多匹。但是后世迫不及待地追求享受，恶性发展，就越来越严重了。上行下效，臣子也跟着奢侈。我愚昧地认为完全仿效远古，当然困难，但至少也应该效仿近代祖先。现在宫殿的兴建已经告一段落，要想改变是无可奈何，而其它的开支应该尽量减少。原来在齐国为帝王制作三服（《齐三服官》注引李斐认为：“齐国旧有三服之官，春献冠帻从为首服，纨素为冬服，轻绡为夏服，凡三。”）的官员，给的工钱折合谷物不过十笥（竹制容器）；如今齐地的三服官有数千人，一年要花费八万左右，皇宫饲养食粟的厩马将近一万匹。武帝时，后宫美女增加到数千人。等到武帝去世，陪葬的金钱、财物，鸟兽、鱼鳖一百九十种；又将他生前的宫女安置在骊山园陵守墓。到孝宣皇帝时，陛下曾建议让先帝重用儒生，被先帝视为恶言，群臣因此也疏远过陛下，这让人想起来十分痛心！所以说要使天下人继承儒家礼仪教化，后宫迎娶大量美女是大过，这样就会上行下效，诸侯的妻妾也有达到数百人的，豪富、官员畜养歌舞演员者往往有几十人，因此导致一些人室内多怨女，而外面多旷夫（大龄未娶妻室的男子）。一度这些女人下葬，等于是虚地上以实地下。如此罪过是从皇上产生，全部由大臣效仿所带来的罪恶。只有陛下深入考察古代治国之道，按照古人一样提倡节俭。减少三分之二的乘舆、御服、器物；选择留下二十名贤惠的宫女，其余全部让她们回家，其他守陵园的宫女，没有生儿子的人，最好全部遣散；皇家厩马不要超过数十匹，将这些厩马迁到长安城南苑放养，用以作为苑囿中的畋猎所用。目前天下发生饥荒，是否可以用相应的财力减少民众的损失去赈救，这样才称之为顺应天意呀！天生圣人是为万民，并非是为天子一人独自娱乐的。”元帝采纳了贡禹的建议，下诏命令各个宫、馆减少或撤除，不得修缮与添置；太仆减少饲养马的谷物；设置在上林苑的水衡机关（管理皇家财物，铸钱、造船、治水的机构。长官是水衡都尉）为了节约，在改善生活时，不吃家畜而食野兽。
也就是说，元帝刚刚即位，虚心接受儒家的建议，想开创一代王道治国之风。可是，他的愿望并没有实现，到了初元二年（前47）正月，元帝步父亲后尘，去了甘泉宫郊祭泰一神。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乐陵侯史高以外属领尚书事，前将军萧望之、光禄大夫周堪为之副。望之名儒，与堪皆以师傅旧恩，天子任之，数宴见，言治乱，陈王事。望之选白宗室明经有行散骑、谏大夫刘更生给事中，与侍中金敞并拾遗左右。四人同心谋议，劝导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乡纳之。史高充位而已，由此与望之有隙。
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自宣帝时久典枢机，明习文法；帝即位多疾，以显久典事，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遂委以政，事无小大，因显白决，贵幸倾朝，百僚皆敬事显。显为人巧慧习事，能深得人主微指，内深贼，持诡辩，以中伤人，忤恨睚眦，辄被以危法；亦与车骑将军高为表里，议论常独持故事，不从望之等。
望之等患苦许、史放纵，又疾恭、显擅权，建白以为：“中书政本，国家枢机，宜以通明公正处之。武帝游宴后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罢中书宦官，应古不近刑人之义。”由是大与高、恭、显忤。上初即位，谦让，重改作，议久不定，出刘更生为宗正。
望之、堪数荐名儒、茂材以备谏官，会稽郑朋阴欲附望之，上书言车骑将军高遣客为奸利郡国，及言许、史弟子罪过。章视周堪，堪白：“令朋待诏金马门。”朋奏记望之曰：“今将军规抚，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昃，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则下走将归延陵之皋，没齿而已矣。如将军兴周、召之遗业，亲日昊之兼听，则下走其庶几愿竭区区奉万分之一！”望之始见朋，接待以意；后知其倾邪，绝不与通。朋，楚士，怨恨，更求入许、史，推所言许、史事，曰：“皆周堪、刘更生教我；我关东人，何以知此！”于是侍中许章白见朋。朋出，扬言曰：“我见言前将军小过五，大罪一。”待诏华龙行污秽，欲入堪等，堪等不纳，亦与朋相结（《资治通鉴》初元二年正月）。
公元前47年正月，元帝到甘泉宫郊祭泰一神以后，史料介绍说，元帝遵照宣帝的遗诏，让史高以外戚的身份管理国务院的事，萧望之（时任前将军）、周堪（时任光禄大夫）为国务院副总理。萧望之是当时的名儒，他与周堪因曾经是元帝的老师而有师生旧恩，所以宣帝在遗嘱中有这样的任命。这三位辅臣管理国务院之后，多次在宴会上讨论镇压动乱以及如何治理国家的大事。后来萧望之挑选刘氏皇家宗室精通儒家经书的人刘更生（即刘向，字子政，世称刘中垒。前77—公元6年，刘邦异母弟刘交的四世孙，刘歆的父亲。汉宣帝时，曾担任散骑、谏大夫。曾奉命领校秘书，所撰《别录》，是我国最早的图书公类目录。三篇，大多亡佚。今存《新序》《说苑》《列女传》《战国策》等书，其著作《五经通义》有清人马国翰辑本。《楚辞》是刘向编订成书，而《山海经》是其与其子刘歆共同编订成书）担任给事中，与侍中金敞（金日磾弟弟金伦的孙子，金安上的儿子）一起兼任元帝身边的左右拾遗（也就是元帝的秘书，负责对元帝的言行或遗漏的事加以提示）。四人同心辅佐元帝，引导元帝向上古制度学习，对元帝的言行多有匡正；元帝非常虚心接受。如此一来，首辅大臣史高就靠边站了，因此史高与萧望之有了矛盾。
中央办公厅厅长（中书令）弘恭、中央办公厅书记（仆射）石显，在宣帝时就长期管理中央办公厅的枢密机要事务，对法律条文非常熟习；元帝即位后多病，认为石显在宣帝时就长期负责机密事务，加上石显是太监，没有在朝外结党，精通专业事务，是可以信任的，于是就把政务委托给石显，事无小大都由石显上报后决定，因此，石显权倾朝野，贵极一时，百官都恭敬地与石显共事。石显是一个巧舌如簧、聪明处事的人，能从深处了解他人内心微妙的想法，他心计深又有坏心，往往以诡辩伤害他人，有谁忤逆他或结下仇恨，石显就会像睚眦（神话传说中的神兽）一样凶残，总会以苛刻的法律将对方推向死亡之路；这时，他与车骑将军史高内外勾结，讨论国事时经常保持独立，不服从萧望之等人。
萧望之、周堪、刘向、金敞等人担心许、史两家外戚一度得势就会放纵，加上萧望之等人又嫉恨弘恭、石显专权，他们向元帝建议说：“中央办公厅（中书）是政策执行的主要机关，国家中枢机密都由中书掌管，应该派精通法律，为人公平正直的人去担任中书令。武帝因经常到后宫设宴游玩，所以让太监担任中书令，这不是古代旧有的制度，应该罢免宦官担任此职，顺应古人不录用阉割刑人的大义。”从此，萧望之的儒家集团与史高的外戚集团以及弘恭、石显宦官集团斗争激烈。元帝这时刚刚即位，因谦让，注重改革，改任中书令的事久议没有决定，最后，元帝让刘向退出改革核心层，去担任了刘氏皇家宗亲管理局局长（宗正）。
然而，萧望之、周堪多次推荐名儒和品德优异的人担任谏官，会稽郡（治所在今江苏省苏州市）人郑朋，他想暗中依附萧望之，上书说车骑将军史高派人到各个郡国谋利，其中谈到许、史两家弟子的罪过。这道奏章被周堪看到，周堪说：“让郑朋在金马门（宫门名。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北汉长安城遗址未央宫北门。学士等待皇帝下诏处）等待诏令。”郑朋在金马门将上奏的记录给萧望之说：“如今将军规劝辅佐皇上，说起来就像管仲、晏婴不知疲倦，往往谈到日落西山，至于周公姬旦、召公姬奭也没有这样啊！如果管仲、晏婴半途而废，下策就会像季札（前576一前484，姬姓，寿氏，名札。《汉书》中称为吴札 ，春秋时吴王寿梦第四子，封地在今江苏省常州，当时称延陵。相传他为了避王位“弃其室而耕”，历称儒家“南方第一圣人”。曾经被孔子赞美为“至德”之人）一样到延陵湖泊，一辈子在那里。如果将军振兴周、召二公遗业，就应该亲自每天兼听不同的声音，向下走访民众，我愿竭诚献出您所需要的万分之一！”萧望之见郑朋说得至诚，才召见了他，交谈之后让萧望之感到满意；后来萧望之知道他偏向邪恶，与其断绝了关系。郑朋是楚国人，因怨恨萧望之等人，改弦更张投入许、史两家外戚，许、史不信，搬出原来郑朋所说对许、史不利的事，郑朋狡辩说：“这些都是周堪、刘向教我说的；我是函谷关以东人，怎么可能知道这些事呢！”于是，侍中许章向郑朋解释了误会。郑朋出面，扬言说：“我见前将军萧望之时，说他有五小过，这是大罪一。”
萧望之的儒家集团除了错遇郑朋之外，还遇到了待诏（官名。意思是随时等侯皇帝诏令顾问的人）华龙，华龙做了一些肮脏的事，也想加入周堪等人的儒派集团，周堪等人没有接受，结果华龙与郑朋勾结。
以上一个个信号，都在说明萧望之的儒家集团有危险。
恭、显令二人告望之等谋欲罢车骑将军，疏退许、史状，候望之出休日，令朋、龙上之。事下弘恭问状，望之对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国家，非为邪也。”恭、显奏：“望之、堪、更生朋党相称举，数谮诉大臣，毁离亲戚，欲以专擅权势。为臣不忠，诬上不道，请谒者召致廷尉。”时上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为下狱也，可其奏。后上召堪、更生，曰：“系狱。”上大惊曰：“非但廷尉问邪！”以责恭、显，皆叩头谢。上曰：“令出视事。”恭、显因使史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闻于天下，而先验师傅。即下九卿、大夫狱，宜因决免。”于是制诏丞相、御史：“前将军望之，傅朕八年，无它罪过。今事久远，识忘难明，其赦望之罪，收前将军、光禄勋印绶；及堪、更生皆免为庶人。”（《资治通鉴》初元二年正月）
弘恭、石显要龙华、郑朋上告萧望之等人的阴谋，说他们想罢免车骑将军史高，上奏要元帝疏远许、史等罪状，等到萧望之值班出宫休息的那天，要郑朋、龙华上奏。元帝将此事下发到弘恭处理，萧望之当面反驳说：“外戚中有很多人奢侈淫乱，我想以此事来纠正腐败之风，这并不是奸邪之举。”弘恭、石显上奏元帝说：“萧望之、周堪、刘更生结成朋党，他们互相称赞举荐，多次越级控诉大臣，离间陛下亲戚，想以此达到专权的目的。作为臣子这是不忠，诬蔑上级是不道，请陛下派谒者，召他们到最高法院去。”这时，元帝即位才一年，不知道“召致廷尉”是被关进监狱，就批准同意了此道奏折。后来元帝要召见周堪、刘更生，侍卫回答说：“系狱。”元帝吃惊地说：“怎么会交到廷尉去审问了呢！”就以事指责弘恭、石显，这两位太监连忙叩头谢罪。元帝见他们认罪，立即说：“快让萧望之等人出来工作。”弘恭、石显因此让史高出面说：“陛下刚刚即位，没有以德教化天下，而先到监狱中为老师翻案。这样下到九卿、大夫的监狱，也应该因萧望之等人平反而免于刑事处分。”于是，史高等人操纵元帝下诏丞相、御史说：“前将军萧望之，给朕当了八年老师，没有其他罪过。今如事情已经久远，好多事因忘记难以查明，赦免萧望之的罪，没收萧望前将军、光禄勋的印绶；周堪、刘更生都免职贬为平民。”
综上所述，元帝因不懂“召致廷尉”，就将儒家集团关进最高法院监狱，导致遭受了宦官与外戚联合集团的暗算，那么，以萧望之为首的儒家集团又是怎样收场的呢？
二
石显得势
汉元帝的初元二年（前47）二月，刘奭处理了如下二件事：
二月，丁巳，立弟竟为清河王。
戊午，陇西地震，败城郭、屋室，压杀人众（《资治通鉴》初元二年二月）。
三月，立广陵厉王子霸为王。
诏罢黄门乘舆狗马，水衡禁囿、宜春下苑、少府佽飞外池、严籞池田假与贫民。又诏赦天下，举茂材异等、直言极谏之士（《资治通鉴》初元二年三月）。
夏，四月，丁巳，立子骜为皇太子。待诏郑朋荐太原太守张敞，先帝名臣，宜傅辅皇太子。上以问萧望之，望之以为敞能吏，任治烦乱，材轻，非师傅之器。天子使使者征敞，欲以为左冯翊，会病卒。
诏赐萧望之爵关内侯，给事中，朝朔望（《资治通鉴》初元二年四月）。
其一，公元前47年二月十六日，元帝立五弟刘竟为清河王；
其二，二月二十一日，陇西郡发生地震，损坏了城郭、房屋，被埋压死去的人很多。
同年三月，元帝立广陵厉王刘胥（？―前54，汉武帝刘彻第四子）的儿子刘霸为王。
与此同时，元帝下诏，禁止黄门（官名 。即黄门侍郎、给事黄门、黄门令、小黄门、中黄门等，侍奉皇帝及其家族，都由宦官担任。所以后世也称宦官为黄门。黄门本意是指皇宫大门，这里指太监）所乘的车使用狗或马，水衡机关禁止修建养野生动物的园子、宜春下苑（古代苑囿名。 秦时在咸阳宜春宫以东， 汉称宜春下苑 。也就是后世所称的曲江池。现代曲江池遗址公园，北接大唐芙蓉园，南至秦二世陵。秦时的洲地遗址位于今西安市雁塔区曲江乡曲江池村南缘台地上，占地面积1500亩）、少府管辖的佽飞外池以及严籞池田（指帝王射猎的禁苑），都作为扶贫工程还耕于贫民。同时元帝还下诏大赦天下，让天下人推荐优异人才、敢于直言极力劝谏之士。
公元前47年四月初七，元帝立四岁的长子刘骜为皇太子。就在这时，待诏郑朋推荐太原郡太守张敞，说他是先帝的名臣，适应担任太子的老师。元帝就此事问萧望之，萧望之认为张敞是有工作能力的官员，但只能管理复杂事务，至于学问方面他不行，不能作为太子的老师。元帝派人到太原征召张敞，想让张敞担任左冯翊长官，可是这时张敞生病去世。由于没有得到张敞，元帝下诏，封萧望之为关内侯，担任给事中（因给事宫禁中而得名。每天都在元帝身边，帮元帝处理重要事务），元帝在萧望之被石显暗算后这样安排，是想每月初一好让萧望之以列侯的身份上朝。
刚刚解决萧望之的问题，接着元帝又想让周堪、刘向出山。
上复征周堪、刘更生，欲以为谏大夫；弘恭、石显白，皆以为中郎。
上器重萧望之不已，欲倚以为相；恭、显及许、史子弟、侍中、诸曹皆侧目于望之等。更生乃使其外亲上变事，言“地震殆为恭等，不为三独夫动。臣愚以为宜退恭、显以章蔽善之罚，进望之等以通贤者之路。如此，则太平之门开，灾异之愿塞矣。”书奏，恭、显疑其更生所为，白请考奸诈，辞果服；遂逮更生系狱，免为庶人。
会望之子散骑、中郎伋亦上书讼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复奏：“望之前所坐明白，无谮诉者，而教子上书，称引亡辜之诗，失大臣体，不敬，请逮捕。”弘恭、石显等知望之素高节，不诎辱，建白：“望之前幸得不坐，复赐爵邑，不悔过服罪，深怀怨望，教子上书，归非于上，自以托师傅，终必不坐，非颇屈望之于牢狱，塞其怏怏心，则圣朝无以施恩厚。”上曰：“萧太傅素刚，安肯就吏！”显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语言薄罪，必无所忧。”上乃可其奏。冬，十二月，显等封诏以付谒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发执金吾车骑驰围其第。使都至，召望之。望之以问门下生鲁国硃云，云者，好节士，劝望之自裁。于是望之仰天叹曰：“吾尝备位将相，年逾六十矣，老入牢狱，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谓云曰：“游，趣和药来，无久留我死！”竟饮鸠自杀。天子闻之惊，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狱，果然杀吾贤傅！”是时，太官方上昼食，上乃却食，为之涕泣，哀动左右。于是召显等责问以议不详，皆免冠谢，良久然后已。上追念望之不忘，每岁时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终帝之世（《资治通鉴》初元二年七到十二月）。
元帝重新征召周堪、刘更生，想让他们担任谏大夫；弘恭、石显向元帝说明了周、刘不能当谏大夫的看法，元帝只好改任周堪、刘更生为中郎（郎官的一种。即省中之郎，皇帝的侍从官，比谏大夫级别低）。
元帝一直器重萧望之，想让萧望之担任宰相；可是弘恭、石显以及许、史子弟、侍中、各曹，都在愤恨萧望之等人。刘更生乃然以外戚专权会发生政变说：“七月十三日，陇西再次发生地震，应验弘恭等人，并不是有人所说的应验三独夫（指萧望之、周堪、刘向）。我愚昧地认为应该斥退弘恭、石显，用以彰显惩恶扬善的处罚，进一步开通萧望之等人通贤之路。这样一来，太平之门就能打开，灾异之门有望堵塞。”这道匿名的奏章送上，弘恭、石显怀疑是刘向所为，向元帝说明，请元帝让他们调查其中的奸诈。调查结果上报，将刘更生逮捕下狱，贬为平民。
正好萧望之的儿子萧伋（时任散骑、中郎）也上书为父亲以前的事争辨，这件事下达到有关部门，有关部门再次上奏元帝说：“萧望之以前坐牢一事事实清楚，没有诬陷他，而现在他教儿子上书，引用没有根据的事，有失大臣体统，这是对陛下的不敬，请逮捕萧伋。”弘恭、石显等人知道萧望之一向是个清高有气节的人，受不了屈辱，向元帝建议说：“萧望之前次有幸没有连坐，再次得到陛下的恩赐，封其爵位与食邑，然而，他没有悔过服罪，反而深怀怨望，教子上书，归罪于上，自以为受到先帝重托辅政，加上是陛下的老师，最终不会受到连累，并不是我们对萧望之有所冤屈让他坐牢，而是他堵塞了正道让人心不快，这样陛下的圣朝就无以施加厚恩。”元帝了解自己的老师个性，解释说：“萧太傅一向刚烈，怎么肯就范！”石显等人又挖空心思，掩盖他要逼萧望之自杀的目的，轻描淡写地说：“人命关天，萧望之所犯的只是一些语言欠妥的罪，必然没有陛下所担心的事发生。”元帝又遭到了石显的暗算，批准石显所奏。
公元前47年十二月，石显等人将元帝的诏书密封之的后交给谒者，以政府的名义下令召萧望之。因此命令宗教礼仪部部长（太常）紧急通知执金吾将军派车骑兵包围萧望之的府第。办案人员全部到达后，召唤萧望之。萧望之就此事问门生朱云（今山东省人），朱云是一位有气节的人，他劝萧望之自杀。萧望之想到自己是当今名士，又是皇帝的老师，如今遭受被抄家的奇耻大辱，仰天长叹，说：“我曾担任过将相，年过六十了，老来入狱只是为了苟且偷生，不是让别人鄙视我吗！”接着，萧望之回头叫朱云的字说：“游，取调好的毒药来，不要让我久留！”萧望之说完，饮鸠自杀。元帝听说后震惊，拍手说：“在此之前，我就坚持怀疑萧望之不会进牢房，结果杀了我的恩师！”这时，服侍皇帝饮食的太官刚刚端上午餐，元帝推却，为萧望之哭泣，其悲声感动左右。随后召来石显等人，指责他所谈关押萧望之的方案没有详细说明，石显等人都摘下官帽谢罪，过了很久，元帝才让他们离开。元帝总是忘记不了萧望之，每年都派人到萧望之陵墓或祠堂祭奠，直到元帝去世。
从这一史料来看，石显等人利用元帝年轻，不懂政务，加上软弱无能，最终通过暗算除掉了政敌萧望之。好在不久弘恭去世。
是岁，弘恭病死，石显为中书令。
初，武帝灰南越，开置珠厓、儋耳郡，在海中洲上，吏卒皆中国人，多侵陵之。其民亦暴恶，自以阻绝，数犯吏禁，率数年壹反，杀吏；汉辄发兵击定之。二十馀年间，凡六反。至宣帝时，又再反。上即位之明年，珠厓山南县反，发兵击之。诸县更叛，连年不定。上博谋于群臣，欲大发军。待诏贾捐之曰：“臣闻尧、舜、禹之圣德，地方不过数千里，西被流沙，东渐于海，朔南暨声教，言欲与声教则治之，不欲与者不强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气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蛮荆，北不过朔方，是以颂声并作，视听之类咸乐其生，越裳氏重九译而献，此非兵革之所能致也。以至于秦，兴兵远攻，贪外虚内而天下溃畔。孝文皇帝偃武行文，当此之时，断狱数百，赋役轻简。孝武皇帝厉兵马以攘四夷，天下断狱万数，赋烦役重，寇贼并起，军旅数发，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障，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关东民众久困，流离道路。人情莫亲父母，莫乐夫妇；至嫁妻卖子，法不能禁，义不能止，此社稷之忧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驱士众挤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饥馑，保全元元也。诗云：‘蠢尔蛮荆，大邦为雠。’言圣人起则后服，中国衰则先畔，自古而患之，何况乃复其南方万里之蛮乎！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与禽兽无异，本不足郡县置也。颛颛独居一海之中，雾露气湿，多毒草、虫蛇、水土之害；人未见虏，战士自死。又非独珠厓有珠、犀、玳瑁也。弃之不足惜，不击不损威。其民譬犹鱼鳖，何足贪也！臣窃以往者羌军言之，暴师曾未一年，兵出不逾千里，费四十馀万万；大司农钱尽，乃以少府禁钱续之。夫一隅为不善，费尚如此，况于劳师远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则不合，施之当今又不便，臣愚以为非冠带之国，《禹贡》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无以为。愿遂弃珠厓，专用恤关东为忧。”上以问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陈万年以为当击，丞相于定国以为：“前日兴兵击之连年，护军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还者二人，卒士及转输死者万人以上，费用三万万馀，尚未能尽降。今关东困乏，民难摇动，捐之议是，”上从之。捐之，贾谊曾孙也（《资治通鉴》初元二年十二月）。
萧望之去世后，弘恭也病死，石显接替弘恭担任了中书令。
64年前（公元前111年冬），汉武帝灭南越国时，开始在今天的海南岛上设置珠厓、儋耳二郡，海南岛上的驻军都是中原人，多次被岛上的土著人侵扰陵辱。当地居民残暴凶恶，自认为有南海阻隔，经常违反官府的禁令，数年之后造反，他们杀汉族官员；汉武帝发兵镇压。二十多年里，就反了六次。到汉宣帝时，又开始造反。元帝即位的第二年，珠厓郡政府所在地山南县（治所在今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龙塘镇）造反，郡守发兵镇压。可是各县纷纷反叛，连续多年没有平定。元帝广泛征求群臣的意见，想调大军去镇压。待诏贾捐之（贾谊的曾孙）反对说：“我听说唐尧、虞舜、大禹有圣德，当时他们统治的国土面积不过数千里，声威教化东到大海，西至流沙以及北方和南方，广播于四海，没有实行强权政治。所以后世君臣为这三圣歌功颂德，万物相安生长。商高宗武丁（？－前1192，子姓，名昭，商王盘庚的侄儿，商王小乙的儿子，商朝第二十三任君王，夏商周断代工程将武丁在位时间定为公元前1250年—公元前1192年）、周成王姬诵（前1055―前1021，周武王姬发的儿子），他俩是殷商与西周伟大而仁慈的君主，然而，他们的土地在东方没有越过长江、黄河，在西方没有越过氐羌（指在今甘肃省与青海省交界的氐羌族人），在南方没有越过蛮族的荆楚地区，北方没有越过朔方郡（治所在今内蒙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杭锦旗东北、当年的朔方县城），然而，歌颂他们的声音到处都是，人们在愉悦的环境中生活，越裳氏（今越南、老挝一带）到中原来进贡，要经过九道翻译才能到来，这并不是用兵取得的。到了秦始皇时代兴兵远征，因贪图外族地区而使内部空虚，导致到了秦二世天下土崩瓦解。孝文帝偃武行文，当时断狱数百，税赋、徭役少而且简单。孝武皇帝厉兵秣马征服四方夷族，天下冤狱上万件，税赋烦琐、徭役沉重，各地反政府武装纷纷造反，导致军队频繁出征，父亲在前面战死，儿子斗伤在后，女子也要到亭障（古代边塞要地设置的堡垒）守边，孤儿号哭在道路上，老母、寡妇饮泣巷哭，都是因为国土面积太大，战争接连不断的原因。如今函谷关以东的民众一直贫困，离开家乡流浪在道路上。人之常情莫过于亲近父母，快乐莫过于夫妇；然而他们穷到了嫁出妻子卖掉儿子的地步，连法律都无法禁止这样的违法行为，道义也无法阻止，这是社稷的忧患。目前陛下忍受不了南方人造反的愤恨，想派兵到大海之中，痛快之心是想决胜那块死亡之地，所以没有救助函谷关以东的饥民，保全我中原大地。《诗•小雅•采芑》中说：‘蠢尔蛮荆，大邦为雠。’说的是圣人起兵很快就能让对方臣服，中国衰弱而先挑起战争，自古以来都有忧患，何况再次出征万里之外的南方蛮人地区呢！骆越（指秦汉时期活动于今越南红河三角洲以及广西沿海地区的外族）南蛮人父子同川洗浴，相传习俗以鼻饮水，这里的人生活习惯与禽兽没有两样，本来就不足以设置郡县管理。他们愚昧无知地独居一海之中，雾露潮湿还有很多毒草、虫蛇，加上中原战士水土不服，还没有看到敌人，我军战士就死了。还有，珍珠玉石、犀牛、玳瑁并不是珠厓郡独有，放弃不足惜，不去攻打也不损国威。珠厓的民众就像是鱼鳖，不足以贪图！我听说以前对羌军作战所说的话，我军在外承受风雨霜露不到一年，进军没有超过一千里，费用就花了四十多亿。等到大司农的军费花光，就以皇帝少府所禁用的钱接济。这只是西部边陲一隅的战争，花费如此之多，何况如今陛下要劳师远征，战士牺牲而没有战功呢！求之往古则不合，施之当今又不便，我愚昧认为，这并不是有着文明冠带的国家所要做的事。《禹贡》所及，《春秋》所治，都认为远征珠厓不行。希望陛下放弃珠厓，以这笔经费专门用于抚恤函谷关以东的忧患。”元帝听了贾捐之的陈述，问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陈万年仍然认为应该出兵，丞相于定国以为：“以前对海南岛兴兵连年，珠厓护军都尉、校尉以及尉丞共十一人，生还的只有二人，士兵和支援前线的民众死了一万人以上，费用三亿多，还没有让敌人全部投降。如今函谷关以东地区贫困，民众困难人心摇动，贾捐之说得对。”元帝认同了于定国的说法。
综上所述，由于石显的得势，萧望之去世，让本来没有主见的元帝面对治国议案摇摆不定，那么，明天还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
二
石显得势
汉元帝的初元二年（前47）二月，刘奭处理了如下二件事：
二月，丁巳，立弟竟为清河王。
戊午，陇西地震，败城郭、屋室，压杀人众（《资治通鉴》初元二年二月）。
三月，立广陵厉王子霸为王。
诏罢黄门乘舆狗马，水衡禁囿、宜春下苑、少府佽飞外池、严籞池田假与贫民。又诏赦天下，举茂材异等、直言极谏之士（《资治通鉴》初元二年三月）。
夏，四月，丁巳，立子骜为皇太子。待诏郑朋荐太原太守张敞，先帝名臣，宜傅辅皇太子。上以问萧望之，望之以为敞能吏，任治烦乱，材轻，非师傅之器。天子使使者征敞，欲以为左冯翊，会病卒。
诏赐萧望之爵关内侯，给事中，朝朔望（《资治通鉴》初元二年四月）。
其一，公元前47年二月十六日，元帝立五弟刘竟为清河王；
其二，二月二十一日，陇西郡发生地震，损坏了城郭、房屋，被埋压死去的人很多。
同年三月，元帝立广陵厉王刘胥（？―前54，汉武帝刘彻第四子）的儿子刘霸为王。
与此同时，元帝下诏，禁止黄门（官名 。即黄门侍郎、给事黄门、黄门令、小黄门、中黄门等，侍奉皇帝及其家族，都由宦官担任。所以后世也称宦官为黄门。黄门本意是指皇宫大门，这里指太监）所乘的车使用狗或马，水衡机关禁止修建养野生动物的园子、宜春下苑（古代苑囿名。 秦时在咸阳宜春宫以东， 汉称宜春下苑 。也就是后世所称的曲江池。现代曲江池遗址公园，北接大唐芙蓉园，南至秦二世陵。秦时的洲地遗址位于今西安市雁塔区曲江乡曲江池村南缘台地上，占地面积1500亩）、少府管辖的佽飞外池以及严籞池田（指帝王射猎的禁苑），都作为扶贫工程还耕于贫民。同时元帝还下诏大赦天下，让天下人推荐优异人才、敢于直言极力劝谏之士。
公元前47年四月初七，元帝立四岁的长子刘骜为皇太子。就在这时，待诏郑朋推荐太原郡太守张敞，说他是先帝的名臣，适应担任太子的老师。元帝就此事问萧望之，萧望之认为张敞是有工作能力的官员，但只能管理复杂事务，至于学问方面他不行，不能作为太子的老师。元帝派人到太原征召张敞，想让张敞担任左冯翊长官，可是这时张敞生病去世。由于没有得到张敞，元帝下诏，封萧望之为关内侯，担任给事中（因给事宫禁中而得名。每天都在元帝身边，帮元帝处理重要事务），元帝在萧望之被石显暗算后这样安排，是想每月初一好让萧望之以列侯的身份上朝。
刚刚解决萧望之的问题，接着元帝又想让周堪、刘向出山。
上复征周堪、刘更生，欲以为谏大夫；弘恭、石显白，皆以为中郎。
上器重萧望之不已，欲倚以为相；恭、显及许、史子弟、侍中、诸曹皆侧目于望之等。更生乃使其外亲上变事，言“地震殆为恭等，不为三独夫动。臣愚以为宜退恭、显以章蔽善之罚，进望之等以通贤者之路。如此，则太平之门开，灾异之愿塞矣。”书奏，恭、显疑其更生所为，白请考奸诈，辞果服；遂逮更生系狱，免为庶人。
会望之子散骑、中郎伋亦上书讼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复奏：“望之前所坐明白，无谮诉者，而教子上书，称引亡辜之诗，失大臣体，不敬，请逮捕。”弘恭、石显等知望之素高节，不诎辱，建白：“望之前幸得不坐，复赐爵邑，不悔过服罪，深怀怨望，教子上书，归非于上，自以托师傅，终必不坐，非颇屈望之于牢狱，塞其怏怏心，则圣朝无以施恩厚。”上曰：“萧太傅素刚，安肯就吏！”显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语言薄罪，必无所忧。”上乃可其奏。冬，十二月，显等封诏以付谒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发执金吾车骑驰围其第。使都至，召望之。望之以问门下生鲁国硃云，云者，好节士，劝望之自裁。于是望之仰天叹曰：“吾尝备位将相，年逾六十矣，老入牢狱，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谓云曰：“游，趣和药来，无久留我死！”竟饮鸠自杀。天子闻之惊，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狱，果然杀吾贤傅！”是时，太官方上昼食，上乃却食，为之涕泣，哀动左右。于是召显等责问以议不详，皆免冠谢，良久然后已。上追念望之不忘，每岁时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终帝之世（《资治通鉴》初元二年七到十二月）。
元帝重新征召周堪、刘更生，想让他们担任谏大夫；弘恭、石显向元帝说明了周、刘不能当谏大夫的看法，元帝只好改任周堪、刘更生为中郎（郎官的一种。即省中之郎，皇帝的侍从官，比谏大夫级别低）。
元帝一直器重萧望之，想让萧望之担任宰相；可是弘恭、石显以及许、史子弟、侍中、各曹，都在愤恨萧望之等人。刘更生乃然以外戚专权会发生政变说：“七月十三日，陇西再次发生地震，应验弘恭等人，并不是有人所说的应验三独夫（指萧望之、周堪、刘向）。我愚昧地认为应该斥退弘恭、石显，用以彰显惩恶扬善的处罚，进一步开通萧望之等人通贤之路。这样一来，太平之门就能打开，灾异之门有望堵塞。”这道匿名的奏章送上，弘恭、石显怀疑是刘向所为，向元帝说明，请元帝让他们调查其中的奸诈。调查结果上报，将刘更生逮捕下狱，贬为平民。
正好萧望之的儿子萧伋（时任散骑、中郎）也上书为父亲以前的事争辨，这件事下达到有关部门，有关部门再次上奏元帝说：“萧望之以前坐牢一事事实清楚，没有诬陷他，而现在他教儿子上书，引用没有根据的事，有失大臣体统，这是对陛下的不敬，请逮捕萧伋。”弘恭、石显等人知道萧望之一向是个清高有气节的人，受不了屈辱，向元帝建议说：“萧望之前次有幸没有连坐，再次得到陛下的恩赐，封其爵位与食邑，然而，他没有悔过服罪，反而深怀怨望，教子上书，归罪于上，自以为受到先帝重托辅政，加上是陛下的老师，最终不会受到连累，并不是我们对萧望之有所冤屈让他坐牢，而是他堵塞了正道让人心不快，这样陛下的圣朝就无以施加厚恩。”元帝了解自己的老师个性，解释说：“萧太傅一向刚烈，怎么肯就范！”石显等人又挖空心思，掩盖他要逼萧望之自杀的目的，轻描淡写地说：“人命关天，萧望之所犯的只是一些语言欠妥的罪，必然没有陛下所担心的事发生。”元帝又遭到了石显的暗算，批准石显所奏。
公元前47年十二月，石显等人将元帝的诏书密封之的后交给谒者，以政府的名义下令召萧望之。因此命令宗教礼仪部部长（太常）紧急通知执金吾将军派车骑兵包围萧望之的府第。办案人员全部到达后，召唤萧望之。萧望之就此事问门生朱云（今山东省人），朱云是一位有气节的人，他劝萧望之自杀。萧望之想到自己是当今名士，又是皇帝的老师，如今遭受被抄家的奇耻大辱，仰天长叹，说：“我曾担任过将相，年过六十了，老来入狱只是为了苟且偷生，不是让别人鄙视我吗！”接着，萧望之回头叫朱云的字说：“游，取调好的毒药来，不要让我久留！”萧望之说完，饮鸠自杀。元帝听说后震惊，拍手说：“在此之前，我就坚持怀疑萧望之不会进牢房，结果杀了我的恩师！”这时，服侍皇帝饮食的太官刚刚端上午餐，元帝推却，为萧望之哭泣，其悲声感动左右。随后召来石显等人，指责他所谈关押萧望之的方案没有详细说明，石显等人都摘下官帽谢罪，过了很久，元帝才让他们离开。元帝总是忘记不了萧望之，每年都派人到萧望之陵墓或祠堂祭奠，直到元帝去世。
从这一史料来看，石显等人利用元帝年轻，不懂政务，加上软弱无能，最终通过暗算除掉了政敌萧望之。好在不久弘恭去世。
是岁，弘恭病死，石显为中书令。
初，武帝灰南越，开置珠厓、儋耳郡，在海中洲上，吏卒皆中国人，多侵陵之。其民亦暴恶，自以阻绝，数犯吏禁，率数年壹反，杀吏；汉辄发兵击定之。二十馀年间，凡六反。至宣帝时，又再反。上即位之明年，珠厓山南县反，发兵击之。诸县更叛，连年不定。上博谋于群臣，欲大发军。待诏贾捐之曰：“臣闻尧、舜、禹之圣德，地方不过数千里，西被流沙，东渐于海，朔南暨声教，言欲与声教则治之，不欲与者不强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气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蛮荆，北不过朔方，是以颂声并作，视听之类咸乐其生，越裳氏重九译而献，此非兵革之所能致也。以至于秦，兴兵远攻，贪外虚内而天下溃畔。孝文皇帝偃武行文，当此之时，断狱数百，赋役轻简。孝武皇帝厉兵马以攘四夷，天下断狱万数，赋烦役重，寇贼并起，军旅数发，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障，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关东民众久困，流离道路。人情莫亲父母，莫乐夫妇；至嫁妻卖子，法不能禁，义不能止，此社稷之忧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驱士众挤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饥馑，保全元元也。诗云：‘蠢尔蛮荆，大邦为雠。’言圣人起则后服，中国衰则先畔，自古而患之，何况乃复其南方万里之蛮乎！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与禽兽无异，本不足郡县置也。颛颛独居一海之中，雾露气湿，多毒草、虫蛇、水土之害；人未见虏，战士自死。又非独珠厓有珠、犀、玳瑁也。弃之不足惜，不击不损威。其民譬犹鱼鳖，何足贪也！臣窃以往者羌军言之，暴师曾未一年，兵出不逾千里，费四十馀万万；大司农钱尽，乃以少府禁钱续之。夫一隅为不善，费尚如此，况于劳师远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则不合，施之当今又不便，臣愚以为非冠带之国，《禹贡》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无以为。愿遂弃珠厓，专用恤关东为忧。”上以问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陈万年以为当击，丞相于定国以为：“前日兴兵击之连年，护军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还者二人，卒士及转输死者万人以上，费用三万万馀，尚未能尽降。今关东困乏，民难摇动，捐之议是，”上从之。捐之，贾谊曾孙也（《资治通鉴》初元二年十二月）。
萧望之去世后，弘恭也病死，石显接替弘恭担任了中书令。
64年前（公元前111年冬），汉武帝灭南越国时，开始在今天的海南岛上设置珠厓、儋耳二郡，海南岛上的驻军都是中原人，多次被岛上的土著人侵扰陵辱。当地居民残暴凶恶，自认为有南海阻隔，经常违反官府的禁令，数年之后造反，他们杀汉族官员；汉武帝发兵镇压。二十多年里，就反了六次。到汉宣帝时，又开始造反。元帝即位的第二年，珠厓郡政府所在地山南县（治所在今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龙塘镇）造反，郡守发兵镇压。可是各县纷纷反叛，连续多年没有平定。元帝广泛征求群臣的意见，想调大军去镇压。待诏贾捐之（贾谊的曾孙）反对说：“我听说唐尧、虞舜、大禹有圣德，当时他们统治的国土面积不过数千里，声威教化东到大海，西至流沙以及北方和南方，广播于四海，没有实行强权政治。所以后世君臣为这三圣歌功颂德，万物相安生长。商高宗武丁（？－前1192，子姓，名昭，商王盘庚的侄儿，商王小乙的儿子，商朝第二十三任君王，夏商周断代工程将武丁在位时间定为公元前1250年—公元前1192年）、周成王姬诵（前1055―前1021，周武王姬发的儿子），他俩是殷商与西周伟大而仁慈的君主，然而，他们的土地在东方没有越过长江、黄河，在西方没有越过氐羌（指在今甘肃省与青海省交界的氐羌族人），在南方没有越过蛮族的荆楚地区，北方没有越过朔方郡（治所在今内蒙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杭锦旗东北、当年的朔方县城），然而，歌颂他们的声音到处都是，人们在愉悦的环境中生活，越裳氏（今越南、老挝一带）到中原来进贡，要经过九道翻译才能到来，这并不是用兵取得的。到了秦始皇时代兴兵远征，因贪图外族地区而使内部空虚，导致到了秦二世天下土崩瓦解。孝文帝偃武行文，当时断狱数百，税赋、徭役少而且简单。孝武皇帝厉兵秣马征服四方夷族，天下冤狱上万件，税赋烦琐、徭役沉重，各地反政府武装纷纷造反，导致军队频繁出征，父亲在前面战死，儿子斗伤在后，女子也要到亭障（古代边塞要地设置的堡垒）守边，孤儿号哭在道路上，老母、寡妇饮泣巷哭，都是因为国土面积太大，战争接连不断的原因。如今函谷关以东的民众一直贫困，离开家乡流浪在道路上。人之常情莫过于亲近父母，快乐莫过于夫妇；然而他们穷到了嫁出妻子卖掉儿子的地步，连法律都无法禁止这样的违法行为，道义也无法阻止，这是社稷的忧患。目前陛下忍受不了南方人造反的愤恨，想派兵到大海之中，痛快之心是想决胜那块死亡之地，所以没有救助函谷关以东的饥民，保全我中原大地。《诗•小雅•采芑》中说：‘蠢尔蛮荆，大邦为雠。’说的是圣人起兵很快就能让对方臣服，中国衰弱而先挑起战争，自古以来都有忧患，何况再次出征万里之外的南方蛮人地区呢！骆越（指秦汉时期活动于今越南红河三角洲以及广西沿海地区的外族）南蛮人父子同川洗浴，相传习俗以鼻饮水，这里的人生活习惯与禽兽没有两样，本来就不足以设置郡县管理。他们愚昧无知地独居一海之中，雾露潮湿还有很多毒草、虫蛇，加上中原战士水土不服，还没有看到敌人，我军战士就死了。还有，珍珠玉石、犀牛、玳瑁并不是珠厓郡独有，放弃不足惜，不去攻打也不损国威。珠厓的民众就像是鱼鳖，不足以贪图！我听说以前对羌军作战所说的话，我军在外承受风雨霜露不到一年，进军没有超过一千里，费用就花了四十多亿。等到大司农的军费花光，就以皇帝少府所禁用的钱接济。这只是西部边陲一隅的战争，花费如此之多，何况如今陛下要劳师远征，战士牺牲而没有战功呢！求之往古则不合，施之当今又不便，我愚昧认为，这并不是有着文明冠带的国家所要做的事。《禹贡》所及，《春秋》所治，都认为远征珠厓不行。希望陛下放弃珠厓，以这笔经费专门用于抚恤函谷关以东的忧患。”元帝听了贾捐之的陈述，问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陈万年仍然认为应该出兵，丞相于定国以为：“以前对海南岛兴兵连年，珠厓护军都尉、校尉以及尉丞共十一人，生还的只有二人，士兵和支援前线的民众死了一万人以上，费用三亿多，还没有让敌人全部投降。如今函谷关以东地区贫困，民众困难人心摇动，贾捐之说得对。”元帝认同了于定国的说法。
综上所述，由于石显的得势，萧望之去世，让本来没有主见的元帝面对治国议案摇摆不定，那么，明天还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
汉江在今天武汉市汉阳区龟山脚下入长江处
三
主弱臣强
汉元帝的初元三年（前46）春，刘奭对珠厓郡下诏。
春，诏曰：“珠厓虏杀吏民，背畔为逆。今廷议者或言可击，或言可守，或欲弃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议者之言，羞威不行，则欲诛之；狐疑辟难，则守屯田；通于时变，则忧万民。夫万民之饥饿与远蛮之不讨，危孰大焉？且宗庙之祭，凶年不备，况乎辟不嫌之辱哉！今关东大困，仓库空虚，无以相赡，又以动兵，非特劳民，凶年随之。其罢珠崖郡，民有慕义欲内属，便处之；不欲，勿强。”古（《资治通鉴》初元三年春）
夏，四月，乙末晦，茂陵白鹤馆灾；赦天下。
夏，旱。
立长沙炀王弟宗为王。
长信少府贡禹上言：“诸离宫及长乐宫卫，可减其太半以宽繇役。”六月，诏曰：“朕惟烝庶之饥寒，远离父母妻子，劳于非业之作，卫于不居之宫，恐非所以佐阴阳之道也。其罢甘泉、建章宫卫，令就农。百宫各省费。条奏，毋有所讳。”（《资治通鉴》初元三年四到六月）
是岁，上复擢周堪为光禄勋，堪弟子张猛为光禄大夫、给事中，大见信任（《资治通鉴》初元三年春冬）。
公元前46年春，元帝下诏说：“珠厓郡不法极端分子杀害官民，这是背叛国家大逆不道的行为。如今朝廷官员讨论这件事时，有人说可以镇压，有人说可以坚守，还有人想放弃珠厓，大家的观点不一。我日夜深思这些观点，修不了国威，就想大开杀戒；如果怀疑平息动乱的能力，最好是屯田自守；通过世事变化，采取相应的措施，这样忧心的就是万民。面对天下饥饿与不去远征珠厓蛮人，饥饿与动乱那一方危害更大呢？宗庙祭祀遇到这样的灾荒凶年，祭品也无法备齐，何况避免无法回避的屈辱呢！如今函谷关以东的民众万分贫困，仓库空虚，没有物资去赡济，要是又在珠厓用兵，非得劳民，这样凶年就会恶性循环。朕无奈之下只好撤销珠崖郡，珠厓的民众如有仰慕我中原仁义，有想归顺的欢迎，不想归顺的决不勉强。”
公元前46年四月二十九日，汉武帝的茂陵白鹤馆发生火灾；元帝大赦天下。
与此同时，元帝立长沙炀王刘旦（第五任长沙王，长沙剌王刘建德的儿子）的弟弟刘宗为长沙王。
长信宫少府贡禹向元帝上奏说：“各地离宫以及长乐宫的警卫可以减除大半，这样能节省繇役。”
公元前46年六月，元帝下诏说：“朕常念宫殿警卫人员饥寒，又远离父母妻子，劳于非生产事业，守卫没有人居住的宫殿，这不是辅佐阴阳平衡之道。我决定取消甘泉、建章二宫警卫，让这些警卫回家务农。百宫也应该各自节省经费。如果有人写便条上奏，不要有忌讳。”
公元前46年这一年，元帝再次起用周堪为光禄勋，周堪的弟子张猛为光禄大夫、给事中，周、张二人得到了元帝的充分信任。
汉元帝的初元四年（前45）只记载了如下二件事：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效泰畤。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赦汾阴徒（《资治通鉴》初元四年正月）。
其一，公元前45年正月，元帝到今陕西省咸阳市淳化县的甘泉宫效祭泰一神；
其二，公元前45年三月，元帝到河东郡后土祠（位于今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西南四十公里处黄河岸边庙前村北）祭祀土地神女娲；然后赦免后土祠所在地汾阴县的囚犯。
汉元帝的初元五年（前44），史料记载了一些杂乱的事。
春，正月，以周子南君为周承休侯。三月，上行幸雍，祠五畤。
夏，四月，有星孛于参。
上用诸儒贡禹等之言，诏太官毋日杀，所具各减半；乘舆秣马，无乏正事而已。罢角抵、上林宫馆希御幸者、齐三服官、北假田官、盐铁官、常平仓。博士弟子毋置员，以广学者。令民有能通一经者。皆复。省刑罚七十馀事（《资治通鉴》初元五年一到四月）。
陈万年卒。六月，辛酉，长信少府贡禹为御史大夫。禹前后言得失书数十上，上嘉其质直，多采用之（《资治通鉴》初元五年六月）。
匈奴郅支单于自以道远，又怨汉拥护呼韩邪而不助己，困辱汉使者乾江乃始等；遣使奉献，因求侍子。汉议遣卫司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贡禹、博士东海匡衡以为：“郅支单于乡化末醇，所在绝远，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还。”吉上书言：“中国与夷狄有羁縻不绝之义，今既养全其子十年，德泽甚厚，空绝而不送，近从塞还，示弃捐不畜，使无乡从之心，弃前恩，立后怨，不便。议者见前江乃无应敌之数，智勇俱困，以致耻辱，即豫为臣忧。臣幸得建强汉之节，承明圣之诏，宣谕厚恩，不宜敢桀。若怀禽兽心，加无道于臣，则单于长婴大罪，必遁逃远舍，不敢近边。没一使以安百姓，国之计，臣之愿也。愿送到庭。”上许焉。既到，郅支单于怒，竟杀吉等；自知负汉，又闻呼韩邪益强，恐见袭击，欲远去。会康居王数为乌孙所困，与诸翕侯计，以为：“匈奴大国，乌孙素服属之。今郅支单于困在外，可迎置东边，使合兵取乌孙而立之，长无匈忧矣。”即使使到坚昆，通语郅支。郅支素恐，又怨乌孙，闻康居计，大说，遂与相结，引兵而西。郅支人众中寒道死，馀财三千人。到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胁诸国。郅支数借兵击乌孙，深入至谷城，杀略民人，驱畜产去。乌孙不敢追。西边空虚不居者五千里（《资治通鉴》初元五年六月）。
冬，十二月，丁末，贡禹卒。丁已，长信少府薛广德为御史大夫（《资治通鉴》初元五年十二月）。
公元前44年正月，元帝封周子南君国（前113－310年，也叫卫公国。汉武帝独尊儒术复古后，于元鼎四年【前113】分封周朝后人的国家，是我国历史上“尊二王备三恪”政策的一部分。《史记•孝武本纪》载：“礼毕，天子遂至荥阳而还。过雒阳，下诏曰：‘三代邈绝，远矣难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后为周子南君，以奉先王祀焉。’”周子南君国就是东周时的卫国，与殷绍嘉侯国【即东周宋国后人】一直到西晋永嘉五年【311】才灭亡。周子南君国在我国历史上延续了四百多年）为周承休侯。
公元前44年三月，元帝到秦朝早期首都雍城（位于今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到五畤祠祭祀五方神（指东、南、西、北、中五神）。
到了四月，元帝采纳儒生贡禹等人的建议，下诏命令供应皇帝饮食的太官不要每天杀鸡宰羊，所有供应都减半；皇家成员所乘的车，不是办正事不得用皇家饲养的马。撤销角抵戏和上林苑宫馆中很少让皇帝亲近的美女，以及齐地三服官、北假（秦汉称今内蒙古河套以北、阴山以南夹山带河地带）地区的田官、盐铁官、常平仓。博士弟子不准招收助理文员，将学术的空间留给学者。命令民间如有精通诸如《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五经之中一经的人，都重新录用。同时为了施行仁政，还减少了多条刑罚。
正当元帝提倡节约、合理利用人才、减少刑罚时，御史大夫陈万年去世。六月初九，元帝任命长信宫的总管（少府）贡禹为御史大夫。贡禹能接替陈万年担任御史大夫，是因为他前后上书几十次谈到施政得失，元帝对他纯朴的直言多数采纳。
公元前44年六月，匈奴郅支单于认为：他的王廷离汉朝遥远，加上怨恨汉朝拥护呼韩邪单于而不帮助他，扣押羞辱汉朝使者乾江、乃始等人，派使者到长安进贡，以放还乾江、乃始等人为条件，要求元帝送他在长安作为人质的儿子回匈奴。汉朝大臣讨论，大家认为派卫司马（即屯卫司马。属卫尉的部下，秩比千石）谷吉送到匈奴，御史大夫贡禹、博士东海郡承县人（治所在今山东省枣庄市峄城区峄城镇）匡衡反对说：“郅支单于疏于中原教化，加上路途遥远，应该让使者送到边塞就行了。”谷吉上书坚持说：“我国对夷狄有怀柔的政策，现在既然收养了郅支的儿子十年，恩德深厚，如果在空无人烟的地方不护送，就容易出问题，这是在抛弃前恩，使匈奴人失去屈从之心，抛弃前恩结下后怨不好。参加讨论的人见过去江乃对付无数次敌人，智勇都用尽了，以致遭受耻辱，这让我担忧。我有幸得到了出使匈奴，完成强汉之使命，承蒙陛下的圣诏，到匈奴去宣传陛下的厚恩，不应该半途而废。郅支单于如果怀有禽兽野心，对我强加侮辱，这将会是郅支的大罪，那时他们必然会远逃，不敢再靠近我边境。牺牲我一位使者，以此安定百姓是国家的大计，也是我的心愿。因此，我希望送到匈奴郅支单于设在坚昆国（位于今俄罗斯西西伯利亚平原叶尼塞河上游）的王庭。”元帝同意了。等到谷吉一行千辛万苦到达后，郅支单于大怒，竟然杀了谷吉等人；郅支自知对不起汉朝，又听说呼韩邪单于更加强大，担心遭到袭击，准备远迁。正好康居国（国都大致位于今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市）国王多次被乌孙军围困，康居王与各位翕侯商量说：“匈奴是大国，乌孙人以前一直当过匈奴人的属国。如今郅支单于受困在原来匈奴的王庭龙城之外，可以迎接郅支单于前来，将他们安置在我们康居国以东，这样就能联合夺取乌孙国，让郅支单于定居在乌孙自立，这样就会长期没有匈奴之忧了。”康居王打好了如意算盘后，立即派使者到坚昆。郅支单于正担心自己的安全，加上又怨恨乌孙，听了康居王的计谋大喜，连忙率部西进。在郅支迁往康居的途中，因天寒地冻死了三千多人。康居王为了笼络郅支，把女儿嫁给他，郅支为了投桃报李，也将女儿嫁给康居王，康居王十分尊敬郅支单于，想借郅支的威望胁迫西域各国。郅支多次借兵康居王攻打乌孙，深入到乌孙国的赤谷城（位于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州），杀掠民众，驱赶其牲畜离去。乌孙军不敢追击。因为乌孙西边有五千里空无人烟的土地。
公元前44年十二月十一日，八十三岁的贡禹去世。十五日，元帝任命长信宫总管（少府）薛广德（今安徽省濉溪县人，是汉高祖刘邦封时代千户侯薛鉴的第五代孙。著名经学家，曾任博士、谏大夫、淮阳郡太守、长信少府等职）接替贡禹担任御史大夫。
汉元帝的永光元年（前43）正月，元帝到今陕西省咸阳市淳化县秦朝修建的甘泉离宫郊祭泰一神，因此想留下来打猎，可是新上任的御史大夫薛广德上书反对。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礼毕，因留射猎。薛广德上书曰：“窃见关东困极，人民流离。陛下日撞亡秦之钟，听郑、卫之乐，臣诚悼之。今士卒暴露，从官劳倦，愿陛下亟反宫，思与百姓同忧乐，天下幸甚！”上即日还（《资治通鉴》永光元年正月）。
二月，诏：“丞相、御史举质朴、敦厚、逊让、有行者，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官。”
三月，赦天下。
雨雪、陨霜，杀桑（《资治通鉴》永光元年二到三月）。
秋，上酎祭宗庙，出便门，欲御楼船。薛广德当乘舆车，免冠顿首曰：“宜从桥。”诏曰：“大夫冠。”广德曰：“陛下不听臣，臣自刎，以血污车轮，陛下不得入庙矣！”上不说。先驱光禄大夫张猛进曰：“臣闻主圣臣直。乘船危，就桥安，圣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听。”上曰：“晓人不当如是邪！”乃从桥（《资治通鉴》永光元年初秋）。
九月，陨霜杀稼，天下大饥。丞相于定国，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御史大夫薛广德，俱以灾异乞骸骨。赐安车、驷马、黄金六十斤，罢。太子太傅韦玄成为御史大夫。广德归，县其安车，以传示子孙为荣。
帝之为太子也，从太中大夫孔霸受《尚书》。及即位，赐霸爵关内侯，号褒成君，给事中。上欲致霸相位，霸为人谦退，不好权势，常称“爵位泰过，何德以堪之！”御史大夫屡缺，上辄欲用霸；霸让位，自陈至于再三。上深知其至诚，乃弗用。以是敬之，赏赐甚厚。
戊子，侍中，卫尉王接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资治通鉴》永光元年九月）。
公元前43年正月，元帝祭祀泰一神的祭礼完成后，留在淳化县城北的甘泉山南麓射猎。薛广德见元帝不走正路，连忙上书阻止说：“我看到函谷关以东极度贫困，人民流离失所。陛下每天都在撞击灭亡的秦国编钟（元帝是一位精通乐器的人），听郑、卫两国的音乐，我为陛下的行为感到悲伤。如今战士在野外风餐露宿，随从官员劳累疲倦，希望陛下立即返回长安，考虑如何与百姓同甘共苦，这将是天下大幸！”元帝看了薛广德的奏章，当天返回。
到了二月，元帝诏说：“丞相、御史推荐纯朴、忠厚、谦虚有德行的人，到光禄寺一年一度的科考中录选郎官和从官（指皇帝的随从官员）。”
公元前43年三月，元帝大赦天下。可是他崇尚的唯心施加恩德应该给天下降福，结果事与愿违，老天竟然下起了雨雪，导致大霜冻死了养蚕的桑树。
同年秋天，元帝酎祭（指皇帝为了要大臣捐款，举行的祭祀活动）宗庙，他走出便门时，想乘坐楼船去。御史大夫薛广德乘坐舆车（一人乘坐，一匹马拉的二轮轻车，像轿子一样）看到了这一幕，薛广德连忙下车取下官帽叩头阻止说：“陛下应该乘车走桥。”元帝不听，并且说：“薛大夫请戴上帽子。”薛广德坚持说：“陛下如果不听，我就自杀，以我的鲜血玷污陛下的车轮，这样陛下就进不了宗庙了！”元帝见薛广德在逼自己，很不高兴。先走来的光禄大夫张猛见元帝与薛广德僵持不下，连忙劝阻说：“我听说君主圣明大臣才会直言。陛下乘船危险，坐车走桥安全，圣明之主是不会走险路的。御史大夫说得对，应该听从。”元帝余怒未消地说：“这个人不会说话！”元帝说完，坐车而去。
同年九月，寒霜冻死庄稼，天下大饥。丞相于定国，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御史大夫薛广德，都以天灾异常请求辞职。元帝赠送他们安车和与安车相配的四匹马，另外还赠送了六十斤黄金，让他们辞官。元帝让太子太傅韦玄成接替薛广德担任了御史大夫。薛广德回家后，悬置安车，作为展品传给子孙，让子孙们以他敢说直话为荣。
元帝在当太子时，跟随太中大夫孔霸（孔子的第十二世孙，父亲孔延年）学习《尚书》。等到他即位当了皇帝后，封孔霸为关内侯，称孔霸为褒成君，让孔霸担任给事中。这时元帝想让孔霸担任宰相，孔霸是一位谦虚谨慎的人，对权力看得淡，常称自己的爵位太高，有什么美德堪当此任呢！御史大夫一职多次空缺，元帝总想让孔霸接任；可是孔霸再三谦让。元帝深知孔霸是真心推辞，就没有录用他。但是对孔霸的赏赐十分丰厚。
九月初六，元帝让王接（？—前41，汉宣帝舅父平昌侯王无故的儿子。时任侍中、卫尉）接替史高担任大司马、车骑将军。
综上所述，元帝是一个既软弱又仁义而骨子里相信有鬼神的人，这样的人是很难当好国君的，所以孔霸坚决推辞当丞相。元帝的丞相于定国，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御史大夫薛广德同时辞职，导致政府工作一时无人抓。然而，奸臣石显借机兴风作浪，他会干出什么坏事呢？
主弱臣强
汉元帝的初元三年（前46）春，刘奭对珠厓郡下诏。
春，诏曰：“珠厓虏杀吏民，背畔为逆。今廷议者或言可击，或言可守，或欲弃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议者之言，羞威不行，则欲诛之；狐疑辟难，则守屯田；通于时变，则忧万民。夫万民之饥饿与远蛮之不讨，危孰大焉？且宗庙之祭，凶年不备，况乎辟不嫌之辱哉！今关东大困，仓库空虚，无以相赡，又以动兵，非特劳民，凶年随之。其罢珠崖郡，民有慕义欲内属，便处之；不欲，勿强。”古（《资治通鉴》初元三年春）
夏，四月，乙末晦，茂陵白鹤馆灾；赦天下。
夏，旱。
立长沙炀王弟宗为王。
长信少府贡禹上言：“诸离宫及长乐宫卫，可减其太半以宽繇役。”六月，诏曰：“朕惟烝庶之饥寒，远离父母妻子，劳于非业之作，卫于不居之宫，恐非所以佐阴阳之道也。其罢甘泉、建章宫卫，令就农。百宫各省费。条奏，毋有所讳。”（《资治通鉴》初元三年四到六月）
是岁，上复擢周堪为光禄勋，堪弟子张猛为光禄大夫、给事中，大见信任（《资治通鉴》初元三年春冬）。
公元前46年春，元帝下诏说：“珠厓郡不法极端分子杀害官民，这是背叛国家大逆不道的行为。如今朝廷官员讨论这件事时，有人说可以镇压，有人说可以坚守，还有人想放弃珠厓，大家的观点不一。我日夜深思这些观点，修不了国威，就想大开杀戒；如果怀疑平息动乱的能力，最好是屯田自守；通过世事变化，采取相应的措施，这样忧心的就是万民。面对天下饥饿与不去远征珠厓蛮人，饥饿与动乱那一方危害更大呢？宗庙祭祀遇到这样的灾荒凶年，祭品也无法备齐，何况避免无法回避的屈辱呢！如今函谷关以东的民众万分贫困，仓库空虚，没有物资去赡济，要是又在珠厓用兵，非得劳民，这样凶年就会恶性循环。朕无奈之下只好撤销珠崖郡，珠厓的民众如有仰慕我中原仁义，有想归顺的欢迎，不想归顺的决不勉强。”
公元前46年四月二十九日，汉武帝的茂陵白鹤馆发生火灾；元帝大赦天下。
与此同时，元帝立长沙炀王刘旦（第五任长沙王，长沙剌王刘建德的儿子）的弟弟刘宗为长沙王。
长信宫少府贡禹向元帝上奏说：“各地离宫以及长乐宫的警卫可以减除大半，这样能节省繇役。”
公元前46年六月，元帝下诏说：“朕常念宫殿警卫人员饥寒，又远离父母妻子，劳于非生产事业，守卫没有人居住的宫殿，这不是辅佐阴阳平衡之道。我决定取消甘泉、建章二宫警卫，让这些警卫回家务农。百宫也应该各自节省经费。如果有人写便条上奏，不要有忌讳。”
公元前46年这一年，元帝再次起用周堪为光禄勋，周堪的弟子张猛为光禄大夫、给事中，周、张二人得到了元帝的充分信任。
汉元帝的初元四年（前45）只记载了如下二件事：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效泰畤。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赦汾阴徒（《资治通鉴》初元四年正月）。
其一，公元前45年正月，元帝到今陕西省咸阳市淳化县的甘泉宫效祭泰一神；
其二，公元前45年三月，元帝到河东郡后土祠（位于今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西南四十公里处黄河岸边庙前村北）祭祀土地神女娲；然后赦免后土祠所在地汾阴县的囚犯。
汉元帝的初元五年（前44），史料记载了一些杂乱的事。
春，正月，以周子南君为周承休侯。三月，上行幸雍，祠五畤。
夏，四月，有星孛于参。
上用诸儒贡禹等之言，诏太官毋日杀，所具各减半；乘舆秣马，无乏正事而已。罢角抵、上林宫馆希御幸者、齐三服官、北假田官、盐铁官、常平仓。博士弟子毋置员，以广学者。令民有能通一经者。皆复。省刑罚七十馀事（《资治通鉴》初元五年一到四月）。
陈万年卒。六月，辛酉，长信少府贡禹为御史大夫。禹前后言得失书数十上，上嘉其质直，多采用之（《资治通鉴》初元五年六月）。
匈奴郅支单于自以道远，又怨汉拥护呼韩邪而不助己，困辱汉使者乾江乃始等；遣使奉献，因求侍子。汉议遣卫司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贡禹、博士东海匡衡以为：“郅支单于乡化末醇，所在绝远，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还。”吉上书言：“中国与夷狄有羁縻不绝之义，今既养全其子十年，德泽甚厚，空绝而不送，近从塞还，示弃捐不畜，使无乡从之心，弃前恩，立后怨，不便。议者见前江乃无应敌之数，智勇俱困，以致耻辱，即豫为臣忧。臣幸得建强汉之节，承明圣之诏，宣谕厚恩，不宜敢桀。若怀禽兽心，加无道于臣，则单于长婴大罪，必遁逃远舍，不敢近边。没一使以安百姓，国之计，臣之愿也。愿送到庭。”上许焉。既到，郅支单于怒，竟杀吉等；自知负汉，又闻呼韩邪益强，恐见袭击，欲远去。会康居王数为乌孙所困，与诸翕侯计，以为：“匈奴大国，乌孙素服属之。今郅支单于困在外，可迎置东边，使合兵取乌孙而立之，长无匈忧矣。”即使使到坚昆，通语郅支。郅支素恐，又怨乌孙，闻康居计，大说，遂与相结，引兵而西。郅支人众中寒道死，馀财三千人。到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胁诸国。郅支数借兵击乌孙，深入至谷城，杀略民人，驱畜产去。乌孙不敢追。西边空虚不居者五千里（《资治通鉴》初元五年六月）。
冬，十二月，丁末，贡禹卒。丁已，长信少府薛广德为御史大夫（《资治通鉴》初元五年十二月）。
公元前44年正月，元帝封周子南君国（前113－310年，也叫卫公国。汉武帝独尊儒术复古后，于元鼎四年【前113】分封周朝后人的国家，是我国历史上“尊二王备三恪”政策的一部分。《史记•孝武本纪》载：“礼毕，天子遂至荥阳而还。过雒阳，下诏曰：‘三代邈绝，远矣难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后为周子南君，以奉先王祀焉。’”周子南君国就是东周时的卫国，与殷绍嘉侯国【即东周宋国后人】一直到西晋永嘉五年【311】才灭亡。周子南君国在我国历史上延续了四百多年）为周承休侯。
公元前44年三月，元帝到秦朝早期首都雍城（位于今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到五畤祠祭祀五方神（指东、南、西、北、中五神）。
到了四月，元帝采纳儒生贡禹等人的建议，下诏命令供应皇帝饮食的太官不要每天杀鸡宰羊，所有供应都减半；皇家成员所乘的车，不是办正事不得用皇家饲养的马。撤销角抵戏和上林苑宫馆中很少让皇帝亲近的美女，以及齐地三服官、北假（秦汉称今内蒙古河套以北、阴山以南夹山带河地带）地区的田官、盐铁官、常平仓。博士弟子不准招收助理文员，将学术的空间留给学者。命令民间如有精通诸如《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五经之中一经的人，都重新录用。同时为了施行仁政，还减少了多条刑罚。
正当元帝提倡节约、合理利用人才、减少刑罚时，御史大夫陈万年去世。六月初九，元帝任命长信宫的总管（少府）贡禹为御史大夫。贡禹能接替陈万年担任御史大夫，是因为他前后上书几十次谈到施政得失，元帝对他纯朴的直言多数采纳。
公元前44年六月，匈奴郅支单于认为：他的王廷离汉朝遥远，加上怨恨汉朝拥护呼韩邪单于而不帮助他，扣押羞辱汉朝使者乾江、乃始等人，派使者到长安进贡，以放还乾江、乃始等人为条件，要求元帝送他在长安作为人质的儿子回匈奴。汉朝大臣讨论，大家认为派卫司马（即屯卫司马。属卫尉的部下，秩比千石）谷吉送到匈奴，御史大夫贡禹、博士东海郡承县人（治所在今山东省枣庄市峄城区峄城镇）匡衡反对说：“郅支单于疏于中原教化，加上路途遥远，应该让使者送到边塞就行了。”谷吉上书坚持说：“我国对夷狄有怀柔的政策，现在既然收养了郅支的儿子十年，恩德深厚，如果在空无人烟的地方不护送，就容易出问题，这是在抛弃前恩，使匈奴人失去屈从之心，抛弃前恩结下后怨不好。参加讨论的人见过去江乃对付无数次敌人，智勇都用尽了，以致遭受耻辱，这让我担忧。我有幸得到了出使匈奴，完成强汉之使命，承蒙陛下的圣诏，到匈奴去宣传陛下的厚恩，不应该半途而废。郅支单于如果怀有禽兽野心，对我强加侮辱，这将会是郅支的大罪，那时他们必然会远逃，不敢再靠近我边境。牺牲我一位使者，以此安定百姓是国家的大计，也是我的心愿。因此，我希望送到匈奴郅支单于设在坚昆国（位于今俄罗斯西西伯利亚平原叶尼塞河上游）的王庭。”元帝同意了。等到谷吉一行千辛万苦到达后，郅支单于大怒，竟然杀了谷吉等人；郅支自知对不起汉朝，又听说呼韩邪单于更加强大，担心遭到袭击，准备远迁。正好康居国（国都大致位于今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市）国王多次被乌孙军围困，康居王与各位翕侯商量说：“匈奴是大国，乌孙人以前一直当过匈奴人的属国。如今郅支单于受困在原来匈奴的王庭龙城之外，可以迎接郅支单于前来，将他们安置在我们康居国以东，这样就能联合夺取乌孙国，让郅支单于定居在乌孙自立，这样就会长期没有匈奴之忧了。”康居王打好了如意算盘后，立即派使者到坚昆。郅支单于正担心自己的安全，加上又怨恨乌孙，听了康居王的计谋大喜，连忙率部西进。在郅支迁往康居的途中，因天寒地冻死了三千多人。康居王为了笼络郅支，把女儿嫁给他，郅支为了投桃报李，也将女儿嫁给康居王，康居王十分尊敬郅支单于，想借郅支的威望胁迫西域各国。郅支多次借兵康居王攻打乌孙，深入到乌孙国的赤谷城（位于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州），杀掠民众，驱赶其牲畜离去。乌孙军不敢追击。因为乌孙西边有五千里空无人烟的土地。
公元前44年十二月十一日，八十三岁的贡禹去世。十五日，元帝任命长信宫总管（少府）薛广德（今安徽省濉溪县人，是汉高祖刘邦封时代千户侯薛鉴的第五代孙。著名经学家，曾任博士、谏大夫、淮阳郡太守、长信少府等职）接替贡禹担任御史大夫。
汉元帝的永光元年（前43）正月，元帝到今陕西省咸阳市淳化县秦朝修建的甘泉离宫郊祭泰一神，因此想留下来打猎，可是新上任的御史大夫薛广德上书反对。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礼毕，因留射猎。薛广德上书曰：“窃见关东困极，人民流离。陛下日撞亡秦之钟，听郑、卫之乐，臣诚悼之。今士卒暴露，从官劳倦，愿陛下亟反宫，思与百姓同忧乐，天下幸甚！”上即日还（《资治通鉴》永光元年正月）。
二月，诏：“丞相、御史举质朴、敦厚、逊让、有行者，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官。”
三月，赦天下。
雨雪、陨霜，杀桑（《资治通鉴》永光元年二到三月）。
秋，上酎祭宗庙，出便门，欲御楼船。薛广德当乘舆车，免冠顿首曰：“宜从桥。”诏曰：“大夫冠。”广德曰：“陛下不听臣，臣自刎，以血污车轮，陛下不得入庙矣！”上不说。先驱光禄大夫张猛进曰：“臣闻主圣臣直。乘船危，就桥安，圣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听。”上曰：“晓人不当如是邪！”乃从桥（《资治通鉴》永光元年初秋）。
九月，陨霜杀稼，天下大饥。丞相于定国，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御史大夫薛广德，俱以灾异乞骸骨。赐安车、驷马、黄金六十斤，罢。太子太傅韦玄成为御史大夫。广德归，县其安车，以传示子孙为荣。
帝之为太子也，从太中大夫孔霸受《尚书》。及即位，赐霸爵关内侯，号褒成君，给事中。上欲致霸相位，霸为人谦退，不好权势，常称“爵位泰过，何德以堪之！”御史大夫屡缺，上辄欲用霸；霸让位，自陈至于再三。上深知其至诚，乃弗用。以是敬之，赏赐甚厚。
戊子，侍中，卫尉王接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资治通鉴》永光元年九月）。
公元前43年正月，元帝祭祀泰一神的祭礼完成后，留在淳化县城北的甘泉山南麓射猎。薛广德见元帝不走正路，连忙上书阻止说：“我看到函谷关以东极度贫困，人民流离失所。陛下每天都在撞击灭亡的秦国编钟（元帝是一位精通乐器的人），听郑、卫两国的音乐，我为陛下的行为感到悲伤。如今战士在野外风餐露宿，随从官员劳累疲倦，希望陛下立即返回长安，考虑如何与百姓同甘共苦，这将是天下大幸！”元帝看了薛广德的奏章，当天返回。
到了二月，元帝诏说：“丞相、御史推荐纯朴、忠厚、谦虚有德行的人，到光禄寺一年一度的科考中录选郎官和从官（指皇帝的随从官员）。”
公元前43年三月，元帝大赦天下。可是他崇尚的唯心施加恩德应该给天下降福，结果事与愿违，老天竟然下起了雨雪，导致大霜冻死了养蚕的桑树。
同年秋天，元帝酎祭（指皇帝为了要大臣捐款，举行的祭祀活动）宗庙，他走出便门时，想乘坐楼船去。御史大夫薛广德乘坐舆车（一人乘坐，一匹马拉的二轮轻车，像轿子一样）看到了这一幕，薛广德连忙下车取下官帽叩头阻止说：“陛下应该乘车走桥。”元帝不听，并且说：“薛大夫请戴上帽子。”薛广德坚持说：“陛下如果不听，我就自杀，以我的鲜血玷污陛下的车轮，这样陛下就进不了宗庙了！”元帝见薛广德在逼自己，很不高兴。先走来的光禄大夫张猛见元帝与薛广德僵持不下，连忙劝阻说：“我听说君主圣明大臣才会直言。陛下乘船危险，坐车走桥安全，圣明之主是不会走险路的。御史大夫说得对，应该听从。”元帝余怒未消地说：“这个人不会说话！”元帝说完，坐车而去。
同年九月，寒霜冻死庄稼，天下大饥。丞相于定国，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御史大夫薛广德，都以天灾异常请求辞职。元帝赠送他们安车和与安车相配的四匹马，另外还赠送了六十斤黄金，让他们辞官。元帝让太子太傅韦玄成接替薛广德担任了御史大夫。薛广德回家后，悬置安车，作为展品传给子孙，让子孙们以他敢说直话为荣。
元帝在当太子时，跟随太中大夫孔霸（孔子的第十二世孙，父亲孔延年）学习《尚书》。等到他即位当了皇帝后，封孔霸为关内侯，称孔霸为褒成君，让孔霸担任给事中。这时元帝想让孔霸担任宰相，孔霸是一位谦虚谨慎的人，对权力看得淡，常称自己的爵位太高，有什么美德堪当此任呢！御史大夫一职多次空缺，元帝总想让孔霸接任；可是孔霸再三谦让。元帝深知孔霸是真心推辞，就没有录用他。但是对孔霸的赏赐十分丰厚。
九月初六，元帝让王接（？—前41，汉宣帝舅父平昌侯王无故的儿子。时任侍中、卫尉）接替史高担任大司马、车骑将军。
综上所述，元帝是一个既软弱又仁义而骨子里相信有鬼神的人，这样的人是很难当好国君的，所以孔霸坚决推辞当丞相。元帝的丞相于定国，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御史大夫薛广德同时辞职，导致政府工作一时无人抓。然而，奸臣石显借机兴风作浪，他会干出什么坏事呢？
四
各怀鬼胎
送走了史高、于定国、薛广德，我们去看奸臣石显的盘算。
石显惮周堪、张猛等，数谮毁之。刘更生惧其倾危，上书曰：“臣闻舜命九官，济济相让，和之至也。众臣和于朝则万物和于野，故箫《韶》九成，凤皇来仪。至周幽，厉之际，朝廷不和，转相非怨，则日月薄食，水泉沸腾，山谷易处，霜降失节。由此观之，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多者其国安，异众者其国危。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今陛下开三代之业，招文学之士，优游宽容，使得并进。今贤不肖浑殽，白黑不分，邪正杂糅，忠谗并进；章交公车，人满北军，朝臣舛午，胶戾乖剌，更相谗诉，转相是非；所以营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胜载，分曹为党，往往群朋将同心以陷正臣。正臣进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乱之机也；乘治乱之机，未知孰任，而灾异数见，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初元以来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灾异未有稠如今者也。原其所以然者，由谗邪并进也；谗邪之所以并进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贤人而行善政，如或谮之，则贤人退而善政还矣。夫执狐疑之心者，来谗贼之口；持不断之意者，开群枉之门；谗邪进则众贤退，群枉盛则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则政日乱；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则政日治。昔者鲧、共工、驩兜与舜、禹杂处尧朝，周公与管、蔡并居周位，当是时，迭进相毁，流言相谤，岂可胜道哉！帝尧、成王能贤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荣华至今。孔子与季、孟偕仕于鲁，李斯与叔孙俱宦于秦，定公、始皇贤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孙，故以大乱，污辱至今。故治乱荣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贤，在于坚固而不移。《诗》云：‘我心匪石，不可转也，言守善笃也。《易》曰：‘涣汗其大号’，言号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逾时而反，是反汗也；用贤未能三旬而退，是转石也。《论语》曰：‘见不善如探汤。’今二府奏佞诌不当在位，历年而不去。故出令则如反汗，用贤则如转石，去佞则如拨山，如此，望阴阳之调，不亦难乎！是以群小窥见间隙，缘饰文字，巧言丑诋，流言、飞文哗于民间。故《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诚足愠也。昔孔子与颜渊、子贡更相称誉，不为朋党；禹、稷与皋陶传相汲引，不为比周，何则？忠于为国，无邪心也。今佞邪与贤臣并交戟之内，合党共谋，违善依恶，歙歙訿々，数设危险之言，欲以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灾异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圣未有无诛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罚，孔子有两观之诛，然后圣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诚深思天地之心，览《否》、《泰》之卦，历周、唐之所进以为法，原秦、鲁之所消以为戒，考祥应之福。省灾异之祸，以揆当世之变，放远佞邪之党，坏散险诐之聚，杜闭群枉之门，方开众正之路，决断狐疑，分别犹豫，便是非炳然可知，则百异消灭而众祥并至，太平之基，万世之利也。”显见其书，愈与许、史比而怨更生等（《资治通鉴》永光元年九月）。
公元前43年九月，史料记载说，石显害怕周堪、张猛等人，多次在元帝面前诋毁周堪等人。刘更生担心儒派处于倾覆危险的境地，对元帝上书说：“我听说虞舜任命的九官对官位互相推让，因此这些官员非常和睦。群臣和于朝廷，万物和于原野，所以箫《韶》（也称《箫韶》，相传《箫韶》是舜制作的音乐）演奏到最后第九章，凤皇就会成群结队地飞来（《尚书•益稷》记载：“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击石拊石，百兽率舞。”意思是指舜帝的音乐通天意，接地气，连象征吉兆的凤凰都会彬彬有礼的飞来）。到周幽王姬宫湦（前795―前771）、周厉王姬胡（前904―前829）时代，朝廷官员不和，互相诽谤怨恨，导致出现日食、月食，洪水泛滥，山崩地裂，降霜不按季节。由此可见，和气带来吉祥，乖气带来灾异，吉祥多国家安，灾异多国家危。天地常理，古今一样。如今陛下要开创夏、商、周三代盛世伟大事业，应该广招文学之士，尤其要悠闲宽容，使大家共同进步。现在的贤士被不肖之徒混淆，导致白黑不分，邪恶与义正杂糅，忠言与谗言并进；奏章交相送到公车府，所关押的犯人装满北军监狱（由于北军守备任务繁重，而且地理位置重要，所以在军营内设置监狱，史称之北军狱。关押有罪的军人或在上书中有忤逆皇上的官员），朝臣相互抵触，不和谐的斗争复杂，你诬我诉，双方都在转向是非，迷惑陛下的视听；他们这样做是想感化转移心意，其例证写不完。除此之外，各个单位自结帮派成为一党，往往几个帮派同心诬陷正直大臣。正直大臣与这些人进行斗争，也只能惩治他们邪恶的表象；正直大臣被诬陷，成为了动乱的契机；趁着治乱，新任人选还不知道是谁，而灾异多次出现，这就是我之所以寒心的地方。从陛下的初元元年到永光元年以来，已经六年了，这六年之中，灾难异常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多的。追溯其原因，是由谗言邪恶共同造成的；谗邪之所以同时存在，是因为陛下多有疑心，既然已经用了贤人就应该执行亲善的仁政，如果有人诽谤善政，贤人自退而归还善政。那些起怀疑之心的人，来自造谣惑众者之口；意志不坚决的人，是在打开冤案的大门；谗邪进则众贤退，群枉盛则正士消。所以《易》中有《否》《泰》二卦，小人得势，君子的王道就会消失，政治就会日益混乱；君子的王道长久，小人乱道就会消失，政府就能日益实行大治。远古时代的鲧（相传是大禹的父亲。上古四凶之一。四凶即共工、驩兜、三苗、鲧）、共工（另外也是氏族名，称共工氏。称四凶起源于古代神话中共工是掌控洪水的水神。在《列子》中记载：共工历来与火神祝融不合，导致兴风作浪，水火不容）、驩兜三凶，与圣贤的舜、禹杂处尧帝的王朝，贤臣周公姬旦与奸臣管叔（？―前1039，姬姓，名鲜，周文王姬昌与太姒所生的第三子，周武王姬发的同胞弟。其封国管国在今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因封于管国，所以称其为管叔或管叔鲜。周武王灭商后，让管叔与蔡叔度、霍叔处协助、监督商纣王之子武庚，一同治理商朝遗民，史称“三监”。周武王死后，其子周成王姬诵继位。周成王年幼，由管叔鲜的四弟周公旦摄政。管叔鲜与蔡叔度、霍叔处不满姬旦摄政，于是挟持武庚发动叛乱，史称三监之乱。不久，周公旦平定叛乱，诛杀管叔鲜，管国废除）、蔡叔并居于周成王的臣子之位，当年姬氏兄弟向周成王重复进言相互诋毁，造谣诽谤贤者，怎么能说是圣贤之道啊！帝尧、周成王能让舜、禹、周公圣贤，而又能铲除共工、管叔、蔡叔的流毒，所以天下大治，文明之光荣华至今。孔子与季孙氏、孟孙氏都是鲁国的士大夫，李斯与叔孙（春秋时鲁国贤臣，鲁桓公的第三子叔牙，死后追谥号为“僖”，因此也称公子牙、僖叔，其子改姓为叔孙氏）都曾经在秦国当官，鲁定公（春秋时期，鲁国大乱，大权被季孙氏、孟孙氏和叔孙氏三家控制，鲁定公成为一个傀儡，他听说孔子开坛讲学，主张“君君臣臣”以及“仁政”，召见孔子，与孔子分析鲁国的内忧外患。孔子建议他外联齐国，内部重振君威，制定了一系列措施）重用季孙氏、孟孙氏，秦始皇重用李斯，而远离圣贤的孔子、叔孙，所以天下大乱，其留下的耻辱流传至今。所以治理动乱的荣辱，在于信任大臣；信任的人贤明，在于君主坚定而不怀疑。《诗经•邶风•柏舟》中说：‘我心匪石，不可转也，言守善笃也’。《易经》中也说：‘涣汗其大号’，说的就是号令如同流汗，汗流出来就不会返回了……”
刘更生的奏折被石显看到后，石显更加与许、史两家外戚怨恨刘更生等儒派人物。为此，他们借天象进一步诬陷周堪等人。
是岁，夏寒，日青无光，显及许、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内重堪，又患众口之浸润，无所取信。时长安令杨兴以材能幸，常称誉堪，上欲以为助，乃见问兴：“朝臣龂龂不可光禄勋，何邪？”兴者，倾巧士，谓上疑堪，因顺指曰：“堪非独不可于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见众人闻堪与刘更生等谋毁骨肉，以为当诛；故臣前书言堪不可诛伤，为国养恩也。”上曰：“然此何罪而诛？今宜奈何？”兴曰：“臣愚以为可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师傅之恩，此最策之得者也。”上于是疑之。
司隶校尉琅邪诸葛丰始以特立刚直著名于朝，数侵犯贵戚，在位多言其短。后坐春夏系治人，徙城门校尉。丰于是上书告堪、猛罪，上不直丰，乃制诏御史：“城门校尉丰，前与光禄勋、光禄大夫猛在朝之时，数称言堪、猛之美。丰前为司隶校尉，不顺四时，修法度，专作苛暴以获虚威；朕不忍下吏，以为城门校尉。不内省诸己，而反怨堪、猛以求报举，告按无证之辞，暴扬难验之罪，毁誉恣意，不顾前言，不信之大也。朕怜丰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为庶人！”又曰：“丰言堪、猛贞信不立，朕闵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迁堪为河东太守，猛槐里令。”
贾捐之与杨兴善。捐之数短石显，以故不得官，稀复进见；兴新以材能得幸。捐之谓兴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见，言君兰，京兆尹可立得。”兴曰：“君房下笔，言语妙天下；使君房为尚书令，胜五鹿充宗远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兰为京兆，京兆，郡国首，尚书，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则不隔矣！”捐之复短石显，兴曰：“显方贵，上信用之；今欲进，第从我计，且与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与兴共为荐显奏，称誉其美，以为宜赐爵关内侯，引其兄弟以为诸曹；又共为荐兴奏，以为可试守京兆尹。石显闻知，白之上，乃下兴、捐之狱，令显治之，奏“兴，捐之怀诈伪，更相荐誉，欲得大位，罔上不道！”捐之竟坐弃市，兴髡钳为城旦。
匈奴呼韩邪单于民众益盛，塞下禽兽尽，单于足以自卫，不畏郅支，其大臣多劝单于北归者。久之，单于竟北归庭，民众稍稍归之，其国遂定（《资治通鉴》永光元年十二月）。
公元前43年这一年，夏天寒冷，太阳总是被乌云遮蔽，石显伙同许、史两家都说天象的改变是周堪、张猛专权的结果。而元帝在朝内重用周堪，又担心众人造谣生事，就没有听石显等人的。这时，长安县（治所在今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公元前202年刘邦始置长安县，公元前200年刘邦将临时首都从栎阳城迁都长安县。长安县初置属于渭南郡管辖，公元前198年改属内史部管辖，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划到右内史部，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划到京兆尹管辖）县令杨兴，以为自己凭借才华得到元帝的宠幸，就经常在元帝面前称赞周堪。因此，元帝想让杨兴帮助周堪说话，就召见杨兴说：“朝臣中有人龇牙咧嘴地咒骂光禄勋周堪，这是什么原因呢？”可是杨兴却是一位见风使舵的人，他听元帝如此一说，误以为元帝怀疑周堪，因此顺着元帝的意思说：“周堪不是因为独，就不可能到朝廷任职，即使是把他贬到州里当官他也不行。我看到众人听说周堪与刘更生等人阴谋离间陛下的骨肉，认为应该杀掉他；所以我以前上书说不能将周堪杀掉，是为了让周堪觉得陛下对他有恩。”元帝听了杨兴的诬陷，质问说：“既然如此，他有什么罪而杀他呢，现在怎么办？”杨兴见元帝的语气把他当了心腹，连忙献计说：“我个人愚昧地认为，可以封周堪为关内侯，划给他三百户食邑，不要让他管理国事。这样做的好处是让陛下不失去对待老师的恩情，也算是最好的上策。”元帝听了杨兴的话，开始怀疑周堪了。
元帝为了进一步验证杨兴的话，又遇到了一个心术不正像杨兴一样的人。
司隶校尉诸葛丰（今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人，三国诸葛亮的先祖。诸葛丰从小聪明，读经阅史，曾是御史大夫贡禹的下属）开始以刚直在朝廷出名，他曾多次得罪贵戚，在担任御史大夫贡禹的下属期间，敢于揭发贵戚的违法行为。后来受到春夏处决犯人（古代只能秋冬处决死囚，立春之后就不再处决死囚了。原因有二，一是农闲处决，可以让民众围观，达到教育人们的作用；二是秋冬有肃杀之气。为何春夏不处决犯人呢？因为春夏是万物生长的季节，皇帝不想违背天意）的连累，降职为城门校尉（负责管理京城各个城门的警卫部队）。这时，诸葛丰上书控告周堪、张猛的罪行，元帝没有直接找诸葛丰谈话，而是下诏对监察部（御史）说：“城门校尉诸葛丰，以前与光禄勋周堪、光禄大夫张猛在朝中共事时，多次称赞周堪、张猛。诸葛丰以前担任司隶校尉，没有顺应春夏秋冬四时，在秋冬处决囚犯，而是改了法度，专门以苛刻的暴刑来为自己树立虚有的威望；朕不忍心将他下狱，让他当了城门校尉。然而，他没有从内心反省自己，反而怨恨周堪、张猛以求复出，他所上告的事没有证据，暴露了他的丑恶用心，恣意毁损了他人的名誉，不顾及他以前说的话，这是不守诚信的大忌。朕怜惜诸葛丰年老而有地位，不忍心加刑，罢免他为平民！”随后，元帝还说，“诸葛丰说周堪、张猛是没有诚信而无以立足的人，朕可怜他就不追究了。朕因惜才没有可以作为效仿的，贬周堪为河东郡太守，张猛为槐里县（治所在今陕西省咸阳兴平市东南阜寨镇南佐村一带）县令。”
再说贾捐之与杨兴的关系一直很好。贾捐之多次揭发石显，所以石显一直没有让他当官，很少有机会见到元帝；杨兴刚刚以才华得到元帝的宠幸。贾捐之对杨兴说：“京兆尹空缺，如果你让我去见皇上，我推荐你君兰（杨兴字），京兆尹的职位可以马上得到。”杨兴飘飘然地说：“君房（贾捐之字）下笔妙语生花，要是让你君房担任尚书令，远远胜过五鹿充宗（西汉著名的儒家学者，弘成子的学生。汉元帝的宠臣，时任尚书令）。”贾捐之见杨兴吹捧自己，连忙说：“让我代替五鹿充宗担任尚书令，你君兰当首都长安市市长（京兆尹），京兆尹在郡国中的地位首屈一指，尚书是百官的根本，这样天下真会大治，士大夫各尽其才呀！”
杨、贾二人互相吹捧之后，贾捐之再次说了石显的坏话，杨兴阻止说：“石显刚刚显贵，皇上正在重用他；如今你想进见皇上，必须听从我的计谋，并且你要与我的意愿相同，才可以入宫见皇上！”于是，贾捐之违反心愿，立即与杨兴共同上奏推荐石显，称赞石显的言辞及其美妙，他们以为这样做元帝就会封赏他俩为关内侯，然后荐引自己的兄弟到国务院（尚书令）下面的各个局、司当官；共同为推荐杨兴上奏，以为这样杨兴就可以试用京兆尹（试用期一年，如果确实有工作能力，就会转正）。石显听说后，向元帝说明了杨兴和贾捐之心怀鬼胎的阴谋，元帝一气之下，把杨兴、贾捐之关进了监狱，派石显负责此案，审讯之后，石显上奏说：“杨兴，贾捐之奸诈，互相吹捧推荐，想得到高位，这是欺骗皇上！”最后贾捐之竟然在闹市上被杀，杨兴被判为髡钳（汉刑罚之一，剃去头发，用铁圈束颈）去修长城。
在北方，匈奴呼韩邪单于的部众日益增加，其势力变得强大，导致边塞的家禽野兽都被吃光了。根据这一判断，呼韩邪单于足以自卫，再也不怕躲在西域康居国的郅支单于了。就在这时，呼韩邪的大臣多数人劝他北归龙城王庭。过了一段时间，呼韩邪单于北归王庭，一些部众也逐渐返回，北匈奴国也就安定下来了。
综上所述，从宦官帮派首领石显到外戚帮派首领史、许两家，从想当然的小人杨兴到贾捐之、诸葛丰，他们都心怀鬼胎，导致软弱的元帝更加迷茫。
各怀鬼胎
送走了史高、于定国、薛广德，我们去看奸臣石显的盘算。
石显惮周堪、张猛等，数谮毁之。刘更生惧其倾危，上书曰：“臣闻舜命九官，济济相让，和之至也。众臣和于朝则万物和于野，故箫《韶》九成，凤皇来仪。至周幽，厉之际，朝廷不和，转相非怨，则日月薄食，水泉沸腾，山谷易处，霜降失节。由此观之，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多者其国安，异众者其国危。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今陛下开三代之业，招文学之士，优游宽容，使得并进。今贤不肖浑殽，白黑不分，邪正杂糅，忠谗并进；章交公车，人满北军，朝臣舛午，胶戾乖剌，更相谗诉，转相是非；所以营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胜载，分曹为党，往往群朋将同心以陷正臣。正臣进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乱之机也；乘治乱之机，未知孰任，而灾异数见，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初元以来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灾异未有稠如今者也。原其所以然者，由谗邪并进也；谗邪之所以并进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贤人而行善政，如或谮之，则贤人退而善政还矣。夫执狐疑之心者，来谗贼之口；持不断之意者，开群枉之门；谗邪进则众贤退，群枉盛则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则政日乱；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则政日治。昔者鲧、共工、驩兜与舜、禹杂处尧朝，周公与管、蔡并居周位，当是时，迭进相毁，流言相谤，岂可胜道哉！帝尧、成王能贤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荣华至今。孔子与季、孟偕仕于鲁，李斯与叔孙俱宦于秦，定公、始皇贤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孙，故以大乱，污辱至今。故治乱荣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贤，在于坚固而不移。《诗》云：‘我心匪石，不可转也，言守善笃也。《易》曰：‘涣汗其大号’，言号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逾时而反，是反汗也；用贤未能三旬而退，是转石也。《论语》曰：‘见不善如探汤。’今二府奏佞诌不当在位，历年而不去。故出令则如反汗，用贤则如转石，去佞则如拨山，如此，望阴阳之调，不亦难乎！是以群小窥见间隙，缘饰文字，巧言丑诋，流言、飞文哗于民间。故《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诚足愠也。昔孔子与颜渊、子贡更相称誉，不为朋党；禹、稷与皋陶传相汲引，不为比周，何则？忠于为国，无邪心也。今佞邪与贤臣并交戟之内，合党共谋，违善依恶，歙歙訿々，数设危险之言，欲以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灾异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圣未有无诛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罚，孔子有两观之诛，然后圣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诚深思天地之心，览《否》、《泰》之卦，历周、唐之所进以为法，原秦、鲁之所消以为戒，考祥应之福。省灾异之祸，以揆当世之变，放远佞邪之党，坏散险诐之聚，杜闭群枉之门，方开众正之路，决断狐疑，分别犹豫，便是非炳然可知，则百异消灭而众祥并至，太平之基，万世之利也。”显见其书，愈与许、史比而怨更生等（《资治通鉴》永光元年九月）。
公元前43年九月，史料记载说，石显害怕周堪、张猛等人，多次在元帝面前诋毁周堪等人。刘更生担心儒派处于倾覆危险的境地，对元帝上书说：“我听说虞舜任命的九官对官位互相推让，因此这些官员非常和睦。群臣和于朝廷，万物和于原野，所以箫《韶》（也称《箫韶》，相传《箫韶》是舜制作的音乐）演奏到最后第九章，凤皇就会成群结队地飞来（《尚书•益稷》记载：“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击石拊石，百兽率舞。”意思是指舜帝的音乐通天意，接地气，连象征吉兆的凤凰都会彬彬有礼的飞来）。到周幽王姬宫湦（前795―前771）、周厉王姬胡（前904―前829）时代，朝廷官员不和，互相诽谤怨恨，导致出现日食、月食，洪水泛滥，山崩地裂，降霜不按季节。由此可见，和气带来吉祥，乖气带来灾异，吉祥多国家安，灾异多国家危。天地常理，古今一样。如今陛下要开创夏、商、周三代盛世伟大事业，应该广招文学之士，尤其要悠闲宽容，使大家共同进步。现在的贤士被不肖之徒混淆，导致白黑不分，邪恶与义正杂糅，忠言与谗言并进；奏章交相送到公车府，所关押的犯人装满北军监狱（由于北军守备任务繁重，而且地理位置重要，所以在军营内设置监狱，史称之北军狱。关押有罪的军人或在上书中有忤逆皇上的官员），朝臣相互抵触，不和谐的斗争复杂，你诬我诉，双方都在转向是非，迷惑陛下的视听；他们这样做是想感化转移心意，其例证写不完。除此之外，各个单位自结帮派成为一党，往往几个帮派同心诬陷正直大臣。正直大臣与这些人进行斗争，也只能惩治他们邪恶的表象；正直大臣被诬陷，成为了动乱的契机；趁着治乱，新任人选还不知道是谁，而灾异多次出现，这就是我之所以寒心的地方。从陛下的初元元年到永光元年以来，已经六年了，这六年之中，灾难异常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多的。追溯其原因，是由谗言邪恶共同造成的；谗邪之所以同时存在，是因为陛下多有疑心，既然已经用了贤人就应该执行亲善的仁政，如果有人诽谤善政，贤人自退而归还善政。那些起怀疑之心的人，来自造谣惑众者之口；意志不坚决的人，是在打开冤案的大门；谗邪进则众贤退，群枉盛则正士消。所以《易》中有《否》《泰》二卦，小人得势，君子的王道就会消失，政治就会日益混乱；君子的王道长久，小人乱道就会消失，政府就能日益实行大治。远古时代的鲧（相传是大禹的父亲。上古四凶之一。四凶即共工、驩兜、三苗、鲧）、共工（另外也是氏族名，称共工氏。称四凶起源于古代神话中共工是掌控洪水的水神。在《列子》中记载：共工历来与火神祝融不合，导致兴风作浪，水火不容）、驩兜三凶，与圣贤的舜、禹杂处尧帝的王朝，贤臣周公姬旦与奸臣管叔（？―前1039，姬姓，名鲜，周文王姬昌与太姒所生的第三子，周武王姬发的同胞弟。其封国管国在今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因封于管国，所以称其为管叔或管叔鲜。周武王灭商后，让管叔与蔡叔度、霍叔处协助、监督商纣王之子武庚，一同治理商朝遗民，史称“三监”。周武王死后，其子周成王姬诵继位。周成王年幼，由管叔鲜的四弟周公旦摄政。管叔鲜与蔡叔度、霍叔处不满姬旦摄政，于是挟持武庚发动叛乱，史称三监之乱。不久，周公旦平定叛乱，诛杀管叔鲜，管国废除）、蔡叔并居于周成王的臣子之位，当年姬氏兄弟向周成王重复进言相互诋毁，造谣诽谤贤者，怎么能说是圣贤之道啊！帝尧、周成王能让舜、禹、周公圣贤，而又能铲除共工、管叔、蔡叔的流毒，所以天下大治，文明之光荣华至今。孔子与季孙氏、孟孙氏都是鲁国的士大夫，李斯与叔孙（春秋时鲁国贤臣，鲁桓公的第三子叔牙，死后追谥号为“僖”，因此也称公子牙、僖叔，其子改姓为叔孙氏）都曾经在秦国当官，鲁定公（春秋时期，鲁国大乱，大权被季孙氏、孟孙氏和叔孙氏三家控制，鲁定公成为一个傀儡，他听说孔子开坛讲学，主张“君君臣臣”以及“仁政”，召见孔子，与孔子分析鲁国的内忧外患。孔子建议他外联齐国，内部重振君威，制定了一系列措施）重用季孙氏、孟孙氏，秦始皇重用李斯，而远离圣贤的孔子、叔孙，所以天下大乱，其留下的耻辱流传至今。所以治理动乱的荣辱，在于信任大臣；信任的人贤明，在于君主坚定而不怀疑。《诗经•邶风•柏舟》中说：‘我心匪石，不可转也，言守善笃也’。《易经》中也说：‘涣汗其大号’，说的就是号令如同流汗，汗流出来就不会返回了……”
刘更生的奏折被石显看到后，石显更加与许、史两家外戚怨恨刘更生等儒派人物。为此，他们借天象进一步诬陷周堪等人。
是岁，夏寒，日青无光，显及许、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内重堪，又患众口之浸润，无所取信。时长安令杨兴以材能幸，常称誉堪，上欲以为助，乃见问兴：“朝臣龂龂不可光禄勋，何邪？”兴者，倾巧士，谓上疑堪，因顺指曰：“堪非独不可于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见众人闻堪与刘更生等谋毁骨肉，以为当诛；故臣前书言堪不可诛伤，为国养恩也。”上曰：“然此何罪而诛？今宜奈何？”兴曰：“臣愚以为可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师傅之恩，此最策之得者也。”上于是疑之。
司隶校尉琅邪诸葛丰始以特立刚直著名于朝，数侵犯贵戚，在位多言其短。后坐春夏系治人，徙城门校尉。丰于是上书告堪、猛罪，上不直丰，乃制诏御史：“城门校尉丰，前与光禄勋、光禄大夫猛在朝之时，数称言堪、猛之美。丰前为司隶校尉，不顺四时，修法度，专作苛暴以获虚威；朕不忍下吏，以为城门校尉。不内省诸己，而反怨堪、猛以求报举，告按无证之辞，暴扬难验之罪，毁誉恣意，不顾前言，不信之大也。朕怜丰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为庶人！”又曰：“丰言堪、猛贞信不立，朕闵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迁堪为河东太守，猛槐里令。”
贾捐之与杨兴善。捐之数短石显，以故不得官，稀复进见；兴新以材能得幸。捐之谓兴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见，言君兰，京兆尹可立得。”兴曰：“君房下笔，言语妙天下；使君房为尚书令，胜五鹿充宗远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兰为京兆，京兆，郡国首，尚书，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则不隔矣！”捐之复短石显，兴曰：“显方贵，上信用之；今欲进，第从我计，且与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与兴共为荐显奏，称誉其美，以为宜赐爵关内侯，引其兄弟以为诸曹；又共为荐兴奏，以为可试守京兆尹。石显闻知，白之上，乃下兴、捐之狱，令显治之，奏“兴，捐之怀诈伪，更相荐誉，欲得大位，罔上不道！”捐之竟坐弃市，兴髡钳为城旦。
匈奴呼韩邪单于民众益盛，塞下禽兽尽，单于足以自卫，不畏郅支，其大臣多劝单于北归者。久之，单于竟北归庭，民众稍稍归之，其国遂定（《资治通鉴》永光元年十二月）。
公元前43年这一年，夏天寒冷，太阳总是被乌云遮蔽，石显伙同许、史两家都说天象的改变是周堪、张猛专权的结果。而元帝在朝内重用周堪，又担心众人造谣生事，就没有听石显等人的。这时，长安县（治所在今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公元前202年刘邦始置长安县，公元前200年刘邦将临时首都从栎阳城迁都长安县。长安县初置属于渭南郡管辖，公元前198年改属内史部管辖，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划到右内史部，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划到京兆尹管辖）县令杨兴，以为自己凭借才华得到元帝的宠幸，就经常在元帝面前称赞周堪。因此，元帝想让杨兴帮助周堪说话，就召见杨兴说：“朝臣中有人龇牙咧嘴地咒骂光禄勋周堪，这是什么原因呢？”可是杨兴却是一位见风使舵的人，他听元帝如此一说，误以为元帝怀疑周堪，因此顺着元帝的意思说：“周堪不是因为独，就不可能到朝廷任职，即使是把他贬到州里当官他也不行。我看到众人听说周堪与刘更生等人阴谋离间陛下的骨肉，认为应该杀掉他；所以我以前上书说不能将周堪杀掉，是为了让周堪觉得陛下对他有恩。”元帝听了杨兴的诬陷，质问说：“既然如此，他有什么罪而杀他呢，现在怎么办？”杨兴见元帝的语气把他当了心腹，连忙献计说：“我个人愚昧地认为，可以封周堪为关内侯，划给他三百户食邑，不要让他管理国事。这样做的好处是让陛下不失去对待老师的恩情，也算是最好的上策。”元帝听了杨兴的话，开始怀疑周堪了。
元帝为了进一步验证杨兴的话，又遇到了一个心术不正像杨兴一样的人。
司隶校尉诸葛丰（今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人，三国诸葛亮的先祖。诸葛丰从小聪明，读经阅史，曾是御史大夫贡禹的下属）开始以刚直在朝廷出名，他曾多次得罪贵戚，在担任御史大夫贡禹的下属期间，敢于揭发贵戚的违法行为。后来受到春夏处决犯人（古代只能秋冬处决死囚，立春之后就不再处决死囚了。原因有二，一是农闲处决，可以让民众围观，达到教育人们的作用；二是秋冬有肃杀之气。为何春夏不处决犯人呢？因为春夏是万物生长的季节，皇帝不想违背天意）的连累，降职为城门校尉（负责管理京城各个城门的警卫部队）。这时，诸葛丰上书控告周堪、张猛的罪行，元帝没有直接找诸葛丰谈话，而是下诏对监察部（御史）说：“城门校尉诸葛丰，以前与光禄勋周堪、光禄大夫张猛在朝中共事时，多次称赞周堪、张猛。诸葛丰以前担任司隶校尉，没有顺应春夏秋冬四时，在秋冬处决囚犯，而是改了法度，专门以苛刻的暴刑来为自己树立虚有的威望；朕不忍心将他下狱，让他当了城门校尉。然而，他没有从内心反省自己，反而怨恨周堪、张猛以求复出，他所上告的事没有证据，暴露了他的丑恶用心，恣意毁损了他人的名誉，不顾及他以前说的话，这是不守诚信的大忌。朕怜惜诸葛丰年老而有地位，不忍心加刑，罢免他为平民！”随后，元帝还说，“诸葛丰说周堪、张猛是没有诚信而无以立足的人，朕可怜他就不追究了。朕因惜才没有可以作为效仿的，贬周堪为河东郡太守，张猛为槐里县（治所在今陕西省咸阳兴平市东南阜寨镇南佐村一带）县令。”
再说贾捐之与杨兴的关系一直很好。贾捐之多次揭发石显，所以石显一直没有让他当官，很少有机会见到元帝；杨兴刚刚以才华得到元帝的宠幸。贾捐之对杨兴说：“京兆尹空缺，如果你让我去见皇上，我推荐你君兰（杨兴字），京兆尹的职位可以马上得到。”杨兴飘飘然地说：“君房（贾捐之字）下笔妙语生花，要是让你君房担任尚书令，远远胜过五鹿充宗（西汉著名的儒家学者，弘成子的学生。汉元帝的宠臣，时任尚书令）。”贾捐之见杨兴吹捧自己，连忙说：“让我代替五鹿充宗担任尚书令，你君兰当首都长安市市长（京兆尹），京兆尹在郡国中的地位首屈一指，尚书是百官的根本，这样天下真会大治，士大夫各尽其才呀！”
杨、贾二人互相吹捧之后，贾捐之再次说了石显的坏话，杨兴阻止说：“石显刚刚显贵，皇上正在重用他；如今你想进见皇上，必须听从我的计谋，并且你要与我的意愿相同，才可以入宫见皇上！”于是，贾捐之违反心愿，立即与杨兴共同上奏推荐石显，称赞石显的言辞及其美妙，他们以为这样做元帝就会封赏他俩为关内侯，然后荐引自己的兄弟到国务院（尚书令）下面的各个局、司当官；共同为推荐杨兴上奏，以为这样杨兴就可以试用京兆尹（试用期一年，如果确实有工作能力，就会转正）。石显听说后，向元帝说明了杨兴和贾捐之心怀鬼胎的阴谋，元帝一气之下，把杨兴、贾捐之关进了监狱，派石显负责此案，审讯之后，石显上奏说：“杨兴，贾捐之奸诈，互相吹捧推荐，想得到高位，这是欺骗皇上！”最后贾捐之竟然在闹市上被杀，杨兴被判为髡钳（汉刑罚之一，剃去头发，用铁圈束颈）去修长城。
在北方，匈奴呼韩邪单于的部众日益增加，其势力变得强大，导致边塞的家禽野兽都被吃光了。根据这一判断，呼韩邪单于足以自卫，再也不怕躲在西域康居国的郅支单于了。就在这时，呼韩邪的大臣多数人劝他北归龙城王庭。过了一段时间，呼韩邪单于北归王庭，一些部众也逐渐返回，北匈奴国也就安定下来了。
综上所述，从宦官帮派首领石显到外戚帮派首领史、许两家，从想当然的小人杨兴到贾捐之、诸葛丰，他们都心怀鬼胎，导致软弱的元帝更加迷茫。
五
吏治不振
从上一节内容来看，元帝的吏治混乱，到了永光二年（前42）二月，曾经装疯、想将父亲的爵位让给兄长的韦成玄当了宰相。
丁酉，御史大夫韦玄成为丞相；右扶风郑弘为御史大夫。
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资治通鉴》永光二年二到三月）。
夏，六月，赦天下。
上问给事中匡衡以地震日食之变，衡上疏曰：“陛下躬圣德，开太平之路，闵愚吏民触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窃见大赦之后，奸邪不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随入狱，此殆导之未得其务也。今天下俗，贪财贱义，好声色，上侈靡，亲戚之恩薄，婚姻之党隆，苟合徼幸，以身设利；不改其原，虽岁赦之，刑犹难使错而不用也，臣愚以为宜壹旷然大变其俗。夫朝廷者，天下之桢幹也。朝有变色之言，则下有争斗之患；上有自专之士，则下有不让之人；上有克胜之佐，则下有伤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则下有盗窃之民；此其本也。治天下者，审所上而已。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说之也；贤者在位，能者布职，朝廷崇礼，百僚敬让，道德之行，由内及外，自近者始，然后民知所法，迁善日进而不自知也。《诗》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极。’今长安，天子之都，亲承圣化，然其习俗无以异于远方，郡国来者无所法则，或见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风俗之枢机，宜先正者也。臣闻天人之际，精祲有以相荡，善恶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动乎上，阴变则静者动，阳蔽则明者晻，水旱之灾随类而至。陛下祗畏天戒，哀闵元元，宜省靡丽，考制度，近忠正，远巧佞，以崇至仁，匡失俗，道德弘于京师，淑问扬乎疆外，然后大化可成，礼让可兴也。”上说其言，迁衡为光禄大夫（《资治通鉴》永光二年六月）。
公元前42年二月初五，御史大夫韦玄成当了宰相；韦成玄的御史大夫一职由三辅之一的右扶风长官郑弘接任。
公元前42年三月初一，出现日食。
同年六月，元帝大赦。
面对天象的变化，元帝问给事中匡衡地震、日食等天地变化的缘故，衡匡上书说：“陛下身体力行，为国家开辟太平道路，可怜愚昧的官民误入法网，连年都有大赦，使老百姓得到改过自新的机会，这是国家之福！不过，据我观察，每次大赦之后，作奸犯科的人并没有减少。有些犯人今天刚刚释放出狱，明日就又去犯法，这是由于疏导他们的工作没有抓住重点。现在的社会风气是贪图钱财、轻视道义，喜欢追逐声色犬马，把豪华奢侈当作目标，亲族的关系日渐淡薄，而婚姻的关系却十分密切，苟且结合，用身家来博取财富；万变不离其宗，即使一年之内有多次赦免，仍然不能避免使用刑法。我愚昧地认为：要想改正这样的不正之风，在于大刀阔斧地治理，这样才能改变。朝廷治理国家，就像筑墙时所用的模板。朝廷官员在上面怒目相对，那么下面的人就会斗得你死我活；在上面的人如果专权弄事，那么下面的人就会产生抗拒的心理；在上面的人如果互相伤害，那么下面的人就会产生杀机；在上面的人如果贪图钱财，那么下面的人就会偷盗抢劫民众。这是吏治出现危机的根本，所以任命治理国家的官员应该谨慎。随着礼教的推行，官员用不着逐家拜访，也用不着见人就去劝说，只要贤能的人在位，能干的人尽忠职守，加上朝廷崇尚礼仪，文武官员相互敬让，道德的行为从内心出发，就能带来和谐美好的社会风气。陛下从最亲近的人开始，然后人民才知道谁是榜样，就能努力地去效仿，这样不知不觉中善行的人日益增加。《诗经•商颂•殷武》中说：‘殷商都城富丽堂皇，成为了天下的榜样。’如今在汉王朝首都长安，天子亲自推行圣朝的教化，可是社会风气跟远方并没有差异，各郡、各封国的人到了首都，不知道学习什么，最后却学会了奢侈荒淫。所以说推行教化的地方，也就是培养社会风气最重要的地方，应该最先着手。我曾经听说，天上跟人间的分界，精气互相激荡，善恶互相蔓延，下面有所动时，上面可以看出迹象，太阴变化，静静的大地就会运动，这就是地震；太阳运动变化，光明时常被覆盖，这就是日食，水旱之灾随着地震、日食就会接踵而来。陛下敬畏上天的警告，只是怜悯天下民众，节省庞大的开支，考察国家制度，亲近忠良，疏远奸佞，提倡大仁大义，矫正败坏的风俗习惯，使高尚的道德首先在京城发扬光大，美好的声誉传播到国外，然后庞大的教育计划才能完成，礼仪谦让的美德才可以复兴。”元帝看了很高兴，迁升匡衡为光禄大夫。
在西部，陇西郡（治所在今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南）羌彡姐（西羌姓氏之一）的旁支种族造反。
秋，七月，陇西羌彡姐旁种反，诏召丞相韦玄成等入议。是时，岁比不登，朝廷方以为忧，而遭羌变，玄成等漠然，莫有对者。右将军冯奉世曰：“羌虏近在竟内背畔，不以时诛，无以威制远蛮，臣愿帅师讨之！”上问用兵之数，对曰：“臣闻善用兵者，役不再兴，粮不三载，故师不久暴而天诛亟决。往者数不料敌，而师至于折伤，再三发调，则旷日烦费，威武亏矣。今反虏无虑三万人，法当倍，用六万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可用四万人。一月足以决。”丞相、御史、两将军皆以为：“民方收敛时未可多发，发万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饥馑，士马羸耗，守战之备久废不简，夷狄有轻边吏之心，而羌首难。今以万人分屯数处，虏见兵少，必不畏惧。战则挫兵病师，守则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见。羌人乘利，诸种并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国之役不得止于四万，非财币所能解也。故少发师而旷日，与一举而疾决，利害相万也。”固争之，不能得。有诏，益二千人。于是遣奉世将万二千人骑，以将屯为名，典属国任立、护军都尉韩昌为偏裨，到陇西，分屯三处。昌先遣两校尉与羌战，羌虏盛多，皆为所破，杀两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众多少之计，愿益三万六千人，乃足以决事。书奏，天子大为发兵六万馀人。八月，拜太常弋阳侯任千秋为奋武将军以助之。冬，十月，兵毕至陇西，十一月，并进，羌虏大破，斩首数千级，馀皆走出塞。兵未决间，汉复发募士万人，拜定襄太守韩安国为建威将军，未进，闻羌破而还。诏罢吏士，颇留屯田，备要害处（《资治通鉴》永光二年七月）。
公元前42年七月，陇西羌彡姐旁支种族谋反，元帝下诏，召来丞相韦玄成等人商议。这时，农业连年欠收，朝廷正在着急，而又遇到羌族叛变，韦玄成等人茫然不知所措，没有作出回答。右将军冯奉世见大家沉默，首先发言说：“羌敌最近在境内造反，不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就无法以威制服如此远的蛮人，我愿意率部去讨伐！”元帝问他需要多少兵，冯奉世回答说：“我听说善于用兵的人，要想不再次兴起战役，所用军粮不得超过三年，这样大军就不会长久暴露在极端环境中。以往的人多数不分析敌情，导致大军到达就损兵折将，结果是再三调来新军，导致旷日持久，带来巨大的费用，使我朝威武亏损。现在造反的人大约三万，以一倍的方法去攻打，请陛下给我六万人马。然而，羌戎的弓矛和他们的士兵没有战斗力，陛下可以减到四万人。我用一月的时间足以解决。”丞相韦玄成、御史大夫郑弘、两将军（指大司马、车骑将军）王接，都反对说：“民众即将秋收，不能调出四万大军，只能调发一万人，负责屯田驻守就足够了。”冯奉世反驳说：“不行。天下人因饥饿，士兵和战马都瘦弱，加上守备力量薄弱，敌人有轻视我边防官员之心，以致羌人首先发难。目前要以一万人分别驻防多处，敌人看到我方兵少，必然不会畏惧。作战就会损兵折将，军队失去战斗力就成为了病师，这样的弱军坚守在当地，百姓也不会援救，如此一来，就暴露了我军怯战虚弱的一面。羌人会趁机牟利，各种因素加起来，内部谣言就会四起。到那时，我担心这次战役不是四万人和相应的财力所能解决的。因此，少发师导致战争旷日持久，与一举迅速解决这次战斗，利害关系相差是万倍。”尽管冯奉世力争，但没有得到解决。最后元帝下诏，增加到一万二千人。冯奉世率领这一万二千人以屯田为名出征西羌，典属国（管理属国的官员，秩二千石，负责少数民族事务）任立、护军都尉韩昌，作为冯奉世的部将，这支西征大军到达陇西郡后分为三处。韩昌先派两名校尉与羌军作战，结果羌人气盛人多，汉军兵败连两名校尉都被杀害。冯奉世将全部的地形、人数分布情况向元帝作了汇报，希望元帝增加到三万六千人才能决战。冯奉世的奏章送到长安，元帝调来了六万多人。
公元前42年八月，元帝任命宗教礼仪部部长（太常）任千秋为奋武将军，帮助冯奉世解决这次战斗。
到了十月，全部汉军到达陇西郡，十一月共同打败了羌军，斩首几千级，其余的全部逃出边塞。战争还没结束，元帝再次调发募来的一万人，任命定襄郡（治所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附近）太守韩安国为建威将军，韩安国还没有带兵前进，听说羌军兵败就返回了。元帝下诏，精简边防官员，留下屯田的士兵防守险要处。
汉元帝的永光三年（前41）二月，冯奉世凯旋。
春，二月，冯奉世还京师，更为左将军，赐爵关内侯。
三月，立皇子康为济阳王。
夏，四月，癸未，平昌考侯王按薨。秋，七月，壬戌，以平恩侯许嘉为大司马、车骑将军。
冬，十一月，己丑，地震，雨水。
复盐铁官；置博士弟子员千人。以用度不足，民多复除，无以给中外繇役故也（《资治通鉴》永光三年二到十二月）。
公元前41年二月，冯奉世凯旋返回长安，改任为左将军（紫绶金印，紧仅次于上卿，掌管京师兵卫、或屯兵边境。出征前冯奉世担任右将军），封关内侯。
公元前41年三月，元帝封次子刘康（？―前23，母傅昭仪。其子刘欣是将来的汉哀帝。元帝共三子，长子刘骜，三子刘兴）为济阳王（国都位于今河南省开封市陈留镇）。
公元前41年四月，平昌侯王接去世。七月十五日，元帝让平恩侯许嘉接替王接担任大司马、车骑将军。
公元前41年十一月初八，发生地震，天降大雨。
由于连年天灾，元帝恢复盐铁由官府专卖制度；安置一千名博士弟子去当文员。原因是：朝廷的经费开支不够，而民间又有许多人免除赋税，朝廷无法供应内外徭役的生活补助金（国家征用义务劳工虽然不发工钱，但国家要给一定的生活补助费）。
到了汉元帝的永光四年（前40），史料记载了如下几件事：
春，二月，赦天下。
三月，上行幸雍，祠五畤。
夏，六月，甲戌，孝宣园东阙灾。
戊寅晦，日有食之。上于是召诸前言日变在周堪、张猛者责问，皆稽首谢；因下诏称堪之美，征诣行在所，拜为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领尚书事；猛复为太中大夫、给事中。中书令石显管尚书，尚书五人皆其党也；堪希见得，常因显白事，事决显口。会堪疾喑，不能言而卒。显诬谮猛，令自杀于公车。
初，贡禹奏言：“孝惠、孝景庙皆亲尽宜毁，及郡国庙不应古礼，宜正定。”天子是其议。秋，七月，戊子，罢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卫思后、戾太子、戾后园，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冬，十月，乙丑，罢祖宗庙在郡国者。
诸陵分属三辅。以渭城寿陵亭部原上为初陵。诏勿置县邑及徙郡国民（《资治通鉴》永光四年二到十月）。
其一，公元前40年二月，元帝大赦天下；
其二，同年三月，元帝前往雍城祭祀五方帝；
其三，六月二十六日，孝宣皇帝陵园东门失火；
其四，六月三十日，出现日食。元帝召集那些以前说天变灾难都是因为周堪、张猛而发的官员前来质问，这些诬陷者在事实面前都跪拜谢罪。因此，汉元帝下诏表扬周堪、张猛，将他俩调回首都长安。任命周堪为光禄大夫，工资待遇是中二千石（汉代官吏秩禄等级，中是满的意思，中二千石即实得二千石，月俸一百八十斛，一岁凡得二千一百六十斛。其地位在真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之上。凡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执金吾等到中央机构的主管长官，皆为中二千石。供参考），主管国务院的（尚书）事务；任命张猛为太中大夫（负责召集大臣讨论国事）、给事中。这时，中央办公厅厅长（中书令）石显兼管尚书省，尚书省的五位官员都是石显的党羽。周堪很难见到元帝，虽然有建议，往往不得不拜托石显转达，大政方针的决定权被石显控制。正好周堪得了失音病，不能说话而去世。石显又诬陷张猛，张猛为了发泄不公平，在申冤的公车府自杀。
当初，贡禹为了节约开支，上奏说：“孝惠帝、孝景帝的祭庙，早就出了五服，可以说亲情己尽，应该撤除。各郡、各封国都修建祭庙，不合古代礼制，应该改正。”元帝认为有理。七月初十，撤除昭灵后（刘邦的母亲王含始庙）、武哀王（刘邦的同母长兄刘伯，早逝）、昭哀后（刘邦的姐姐。刘邦称帝时，追尊她为宣夫人，吕后八年五月，追尊她为昭哀后）、卫思后（汉武帝的皇后卫子夫）、戾太子（刘据）、戾后的祭庙，只派卫兵守护（祭祀庙要祭品祭祀，有护庙农户提供，现在这些废庙不祭祀，所以只派卫兵护守）；
其五，公元前40年十月十九日，元帝撤除设置在各郡、各封国的祖宗祭庙；
其六，元帝下诏，以汉朝刘氏各皇陵所在地，分别划分到三辅去管理。在渭城县（治所在今陕西省咸阳市东北二十里）为元帝修建渭陵（位于咸阳市渭城区周陵镇新庄村东南）的黄土塬上，预设墓地（意思是元帝要为自己修建陵墓了），下诏不要把渭陵发展成为一个县，也不要强迫各郡、各封国移民到渭陵（汉高祖、汉武帝等人都在自己的陵墓所在地设县，强迫迁各地富翁去充实人口，所在元帝有此仁爱之诏）。
汉元帝的永光五年（前39），元帝效仿汉武帝敬神、求仙的符号越来越明显。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幸河东，祠后土。
秋，颍川水流杀人民。
冬，上幸长杨射熊馆，大猎。
十二月，乙酉，毁太上皇、孝惠皇帝寝庙园，用韦玄成等之议也。
上好儒术、文辞，颇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进见，人人自以为得上意。又傅昭仪及子济阳王康爱幸，逾于皇后、太子。太子少傅匡衡上疏曰：“臣闻治乱安危之机，在乎审所用心。盖受命之王，务在创业垂统，传之无穷；继体之君，心存于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养其心，休烈盛美皆归之二后，而不敢专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陛下圣德天覆，子爱海内，然阴阳未和，奸邪未禁者，殆论议者未丕扬先帝之盛功，争言制度不可用也，务变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复复之，是以群下更相是非，吏民无所信。臣窃恨国家释乐成之业，而虚为此纷纷也！愿陛下详览统业之事，留神于遵制扬功，以定群下之心。《大雅》曰：‘无念尔祖，聿脩厥德。’盖至德之本也。《传》曰：‘审好恶，理情性，而王道毕矣。’治性之道，必审己之所有馀而强其所不足，盖聪明疏通者戒于太察，寡闻少见者戒于壅蔽，勇猛刚强者戒于太暴，仁爱温良者戒于无断，湛静安舒者戒于后时，广心浩大者戒于遗忘。必审己之所当戒而齐之以义，然后中和之化应，而巧伪之徒不敢比周而望进。唯陛下戒之，所以崇圣德也……”（《资治通鉴》永光五年一到十二月）
公元前39年正月，元帝前往甘泉宫祭祀泰一神以后。三月到河东郡，祭祀后土神女娲娘娘。
秋季，颍川郡发生了水灾，淹死了一些百姓。
冬季，元帝前往上林苑长杨离宫（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东南）射熊馆，举办大规模游猎。
同年十二月十六日，元帝采纳丞相韦玄成等人的建议，下诏拆毁太上皇（刘邦父亲）、孝惠帝（刘盈）的祭庙。
元帝爱好儒家学说，又喜欢文章辞赋，对宣帝的政策有所改变。提出政务建议的人他大多数召见，这让被召见的人都觉得自己的建议引起了元帝的重视。这时，傅昭仪和儿子刘康，正受到元帝的宠爱，超过皇后王政君和皇太子刘骜。太子刘骜的辅导老师（少傅）匡衡上书说：“我曾经听说治乱安危的关键，在于君主是不是慎重用心。接受天意的君王，使命在于开创大业，使伟大的基业世代相传。而继任的君王要一心发扬祖先的恩德。以前周成王继承王位，追思祖父周文王姬昌、父亲周武王姬发的成功之道，用以培养自己的心性，把美好的声誉和荣耀归功于祖父和父亲，而不敢自居其功。因此，上天享受他的供品，连鬼神也都保佑他。陛下圣明的恩德，像蓝天一样覆盖大地，像爱护儿女一样爱护四海之内的百姓。可是阴阳没有调和，奸诈邪恶也没有禁止。这大概是因为臣子没有发扬光大先帝的伟大功业，反而争先恐后地批评过去的政治制度，一定要加以改变。然而，很多制度改变了之后无法执行，只好再恢复原状。结果在下位的人发生纠纷，官员和平民无所适从。我常在内心痛恨，国家放弃了人们所乐的已成功业，而白白地去做那些纷乱的事情。但愿陛下仔细回顾汉室世代相继的事业，留意遵守先帝的法度，弘扬先帝的功业，用来安定臣子。《诗经•大雅》中说：‘不要忘记祖先的教诲，努力修养自己的德行。’这是达到‘德’的根本方法。《诗传》中说：‘知道应喜爱什么，应厌恶什么，使性情变好，圣王之道就是如此。’修身养性的方法，必定要知道自己的长处，而弥补自己的欠缺。聪明通达的人，关注苛察；见识不多的人，总被蒙蔽；勇猛刚强的人，警惕过于暴烈；仁爱温良的人，处事不果断；恬淡安静的人，贻误机遇；胸襟广阔的人，疏忽大意。必须了解自己所应当注意纠正的缺失，以大义来弥补，然后才能达到万事和谐的美好境界。到达了和谐美好的境界之后，那些伪装的奸诈之徒，才无法结党拉帮，希望陛下将他们挤出朝廷。请陛下以此为戒，让您的圣德更为崇高。
综上所述，元帝因仁柔招致官员各怀心思，导致国家处于危险的边缘。尽管他处处提倡节约，但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的俗话正好应验了元帝。所以匡衡让元帝建立和谐美好的制度，将那些伪装的奸诈之徒挤出朝廷。
吏治不振
从上一节内容来看，元帝的吏治混乱，到了永光二年（前42）二月，曾经装疯、想将父亲的爵位让给兄长的韦成玄当了宰相。
丁酉，御史大夫韦玄成为丞相；右扶风郑弘为御史大夫。
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资治通鉴》永光二年二到三月）。
夏，六月，赦天下。
上问给事中匡衡以地震日食之变，衡上疏曰：“陛下躬圣德，开太平之路，闵愚吏民触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窃见大赦之后，奸邪不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随入狱，此殆导之未得其务也。今天下俗，贪财贱义，好声色，上侈靡，亲戚之恩薄，婚姻之党隆，苟合徼幸，以身设利；不改其原，虽岁赦之，刑犹难使错而不用也，臣愚以为宜壹旷然大变其俗。夫朝廷者，天下之桢幹也。朝有变色之言，则下有争斗之患；上有自专之士，则下有不让之人；上有克胜之佐，则下有伤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则下有盗窃之民；此其本也。治天下者，审所上而已。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说之也；贤者在位，能者布职，朝廷崇礼，百僚敬让，道德之行，由内及外，自近者始，然后民知所法，迁善日进而不自知也。《诗》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极。’今长安，天子之都，亲承圣化，然其习俗无以异于远方，郡国来者无所法则，或见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风俗之枢机，宜先正者也。臣闻天人之际，精祲有以相荡，善恶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动乎上，阴变则静者动，阳蔽则明者晻，水旱之灾随类而至。陛下祗畏天戒，哀闵元元，宜省靡丽，考制度，近忠正，远巧佞，以崇至仁，匡失俗，道德弘于京师，淑问扬乎疆外，然后大化可成，礼让可兴也。”上说其言，迁衡为光禄大夫（《资治通鉴》永光二年六月）。
公元前42年二月初五，御史大夫韦玄成当了宰相；韦成玄的御史大夫一职由三辅之一的右扶风长官郑弘接任。
公元前42年三月初一，出现日食。
同年六月，元帝大赦。
面对天象的变化，元帝问给事中匡衡地震、日食等天地变化的缘故，衡匡上书说：“陛下身体力行，为国家开辟太平道路，可怜愚昧的官民误入法网，连年都有大赦，使老百姓得到改过自新的机会，这是国家之福！不过，据我观察，每次大赦之后，作奸犯科的人并没有减少。有些犯人今天刚刚释放出狱，明日就又去犯法，这是由于疏导他们的工作没有抓住重点。现在的社会风气是贪图钱财、轻视道义，喜欢追逐声色犬马，把豪华奢侈当作目标，亲族的关系日渐淡薄，而婚姻的关系却十分密切，苟且结合，用身家来博取财富；万变不离其宗，即使一年之内有多次赦免，仍然不能避免使用刑法。我愚昧地认为：要想改正这样的不正之风，在于大刀阔斧地治理，这样才能改变。朝廷治理国家，就像筑墙时所用的模板。朝廷官员在上面怒目相对，那么下面的人就会斗得你死我活；在上面的人如果专权弄事，那么下面的人就会产生抗拒的心理；在上面的人如果互相伤害，那么下面的人就会产生杀机；在上面的人如果贪图钱财，那么下面的人就会偷盗抢劫民众。这是吏治出现危机的根本，所以任命治理国家的官员应该谨慎。随着礼教的推行，官员用不着逐家拜访，也用不着见人就去劝说，只要贤能的人在位，能干的人尽忠职守，加上朝廷崇尚礼仪，文武官员相互敬让，道德的行为从内心出发，就能带来和谐美好的社会风气。陛下从最亲近的人开始，然后人民才知道谁是榜样，就能努力地去效仿，这样不知不觉中善行的人日益增加。《诗经•商颂•殷武》中说：‘殷商都城富丽堂皇，成为了天下的榜样。’如今在汉王朝首都长安，天子亲自推行圣朝的教化，可是社会风气跟远方并没有差异，各郡、各封国的人到了首都，不知道学习什么，最后却学会了奢侈荒淫。所以说推行教化的地方，也就是培养社会风气最重要的地方，应该最先着手。我曾经听说，天上跟人间的分界，精气互相激荡，善恶互相蔓延，下面有所动时，上面可以看出迹象，太阴变化，静静的大地就会运动，这就是地震；太阳运动变化，光明时常被覆盖，这就是日食，水旱之灾随着地震、日食就会接踵而来。陛下敬畏上天的警告，只是怜悯天下民众，节省庞大的开支，考察国家制度，亲近忠良，疏远奸佞，提倡大仁大义，矫正败坏的风俗习惯，使高尚的道德首先在京城发扬光大，美好的声誉传播到国外，然后庞大的教育计划才能完成，礼仪谦让的美德才可以复兴。”元帝看了很高兴，迁升匡衡为光禄大夫。
在西部，陇西郡（治所在今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南）羌彡姐（西羌姓氏之一）的旁支种族造反。
秋，七月，陇西羌彡姐旁种反，诏召丞相韦玄成等入议。是时，岁比不登，朝廷方以为忧，而遭羌变，玄成等漠然，莫有对者。右将军冯奉世曰：“羌虏近在竟内背畔，不以时诛，无以威制远蛮，臣愿帅师讨之！”上问用兵之数，对曰：“臣闻善用兵者，役不再兴，粮不三载，故师不久暴而天诛亟决。往者数不料敌，而师至于折伤，再三发调，则旷日烦费，威武亏矣。今反虏无虑三万人，法当倍，用六万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可用四万人。一月足以决。”丞相、御史、两将军皆以为：“民方收敛时未可多发，发万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饥馑，士马羸耗，守战之备久废不简，夷狄有轻边吏之心，而羌首难。今以万人分屯数处，虏见兵少，必不畏惧。战则挫兵病师，守则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见。羌人乘利，诸种并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国之役不得止于四万，非财币所能解也。故少发师而旷日，与一举而疾决，利害相万也。”固争之，不能得。有诏，益二千人。于是遣奉世将万二千人骑，以将屯为名，典属国任立、护军都尉韩昌为偏裨，到陇西，分屯三处。昌先遣两校尉与羌战，羌虏盛多，皆为所破，杀两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众多少之计，愿益三万六千人，乃足以决事。书奏，天子大为发兵六万馀人。八月，拜太常弋阳侯任千秋为奋武将军以助之。冬，十月，兵毕至陇西，十一月，并进，羌虏大破，斩首数千级，馀皆走出塞。兵未决间，汉复发募士万人，拜定襄太守韩安国为建威将军，未进，闻羌破而还。诏罢吏士，颇留屯田，备要害处（《资治通鉴》永光二年七月）。
公元前42年七月，陇西羌彡姐旁支种族谋反，元帝下诏，召来丞相韦玄成等人商议。这时，农业连年欠收，朝廷正在着急，而又遇到羌族叛变，韦玄成等人茫然不知所措，没有作出回答。右将军冯奉世见大家沉默，首先发言说：“羌敌最近在境内造反，不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就无法以威制服如此远的蛮人，我愿意率部去讨伐！”元帝问他需要多少兵，冯奉世回答说：“我听说善于用兵的人，要想不再次兴起战役，所用军粮不得超过三年，这样大军就不会长久暴露在极端环境中。以往的人多数不分析敌情，导致大军到达就损兵折将，结果是再三调来新军，导致旷日持久，带来巨大的费用，使我朝威武亏损。现在造反的人大约三万，以一倍的方法去攻打，请陛下给我六万人马。然而，羌戎的弓矛和他们的士兵没有战斗力，陛下可以减到四万人。我用一月的时间足以解决。”丞相韦玄成、御史大夫郑弘、两将军（指大司马、车骑将军）王接，都反对说：“民众即将秋收，不能调出四万大军，只能调发一万人，负责屯田驻守就足够了。”冯奉世反驳说：“不行。天下人因饥饿，士兵和战马都瘦弱，加上守备力量薄弱，敌人有轻视我边防官员之心，以致羌人首先发难。目前要以一万人分别驻防多处，敌人看到我方兵少，必然不会畏惧。作战就会损兵折将，军队失去战斗力就成为了病师，这样的弱军坚守在当地，百姓也不会援救，如此一来，就暴露了我军怯战虚弱的一面。羌人会趁机牟利，各种因素加起来，内部谣言就会四起。到那时，我担心这次战役不是四万人和相应的财力所能解决的。因此，少发师导致战争旷日持久，与一举迅速解决这次战斗，利害关系相差是万倍。”尽管冯奉世力争，但没有得到解决。最后元帝下诏，增加到一万二千人。冯奉世率领这一万二千人以屯田为名出征西羌，典属国（管理属国的官员，秩二千石，负责少数民族事务）任立、护军都尉韩昌，作为冯奉世的部将，这支西征大军到达陇西郡后分为三处。韩昌先派两名校尉与羌军作战，结果羌人气盛人多，汉军兵败连两名校尉都被杀害。冯奉世将全部的地形、人数分布情况向元帝作了汇报，希望元帝增加到三万六千人才能决战。冯奉世的奏章送到长安，元帝调来了六万多人。
公元前42年八月，元帝任命宗教礼仪部部长（太常）任千秋为奋武将军，帮助冯奉世解决这次战斗。
到了十月，全部汉军到达陇西郡，十一月共同打败了羌军，斩首几千级，其余的全部逃出边塞。战争还没结束，元帝再次调发募来的一万人，任命定襄郡（治所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附近）太守韩安国为建威将军，韩安国还没有带兵前进，听说羌军兵败就返回了。元帝下诏，精简边防官员，留下屯田的士兵防守险要处。
汉元帝的永光三年（前41）二月，冯奉世凯旋。
春，二月，冯奉世还京师，更为左将军，赐爵关内侯。
三月，立皇子康为济阳王。
夏，四月，癸未，平昌考侯王按薨。秋，七月，壬戌，以平恩侯许嘉为大司马、车骑将军。
冬，十一月，己丑，地震，雨水。
复盐铁官；置博士弟子员千人。以用度不足，民多复除，无以给中外繇役故也（《资治通鉴》永光三年二到十二月）。
公元前41年二月，冯奉世凯旋返回长安，改任为左将军（紫绶金印，紧仅次于上卿，掌管京师兵卫、或屯兵边境。出征前冯奉世担任右将军），封关内侯。
公元前41年三月，元帝封次子刘康（？―前23，母傅昭仪。其子刘欣是将来的汉哀帝。元帝共三子，长子刘骜，三子刘兴）为济阳王（国都位于今河南省开封市陈留镇）。
公元前41年四月，平昌侯王接去世。七月十五日，元帝让平恩侯许嘉接替王接担任大司马、车骑将军。
公元前41年十一月初八，发生地震，天降大雨。
由于连年天灾，元帝恢复盐铁由官府专卖制度；安置一千名博士弟子去当文员。原因是：朝廷的经费开支不够，而民间又有许多人免除赋税，朝廷无法供应内外徭役的生活补助金（国家征用义务劳工虽然不发工钱，但国家要给一定的生活补助费）。
到了汉元帝的永光四年（前40），史料记载了如下几件事：
春，二月，赦天下。
三月，上行幸雍，祠五畤。
夏，六月，甲戌，孝宣园东阙灾。
戊寅晦，日有食之。上于是召诸前言日变在周堪、张猛者责问，皆稽首谢；因下诏称堪之美，征诣行在所，拜为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领尚书事；猛复为太中大夫、给事中。中书令石显管尚书，尚书五人皆其党也；堪希见得，常因显白事，事决显口。会堪疾喑，不能言而卒。显诬谮猛，令自杀于公车。
初，贡禹奏言：“孝惠、孝景庙皆亲尽宜毁，及郡国庙不应古礼，宜正定。”天子是其议。秋，七月，戊子，罢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卫思后、戾太子、戾后园，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冬，十月，乙丑，罢祖宗庙在郡国者。
诸陵分属三辅。以渭城寿陵亭部原上为初陵。诏勿置县邑及徙郡国民（《资治通鉴》永光四年二到十月）。
其一，公元前40年二月，元帝大赦天下；
其二，同年三月，元帝前往雍城祭祀五方帝；
其三，六月二十六日，孝宣皇帝陵园东门失火；
其四，六月三十日，出现日食。元帝召集那些以前说天变灾难都是因为周堪、张猛而发的官员前来质问，这些诬陷者在事实面前都跪拜谢罪。因此，汉元帝下诏表扬周堪、张猛，将他俩调回首都长安。任命周堪为光禄大夫，工资待遇是中二千石（汉代官吏秩禄等级，中是满的意思，中二千石即实得二千石，月俸一百八十斛，一岁凡得二千一百六十斛。其地位在真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之上。凡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执金吾等到中央机构的主管长官，皆为中二千石。供参考），主管国务院的（尚书）事务；任命张猛为太中大夫（负责召集大臣讨论国事）、给事中。这时，中央办公厅厅长（中书令）石显兼管尚书省，尚书省的五位官员都是石显的党羽。周堪很难见到元帝，虽然有建议，往往不得不拜托石显转达，大政方针的决定权被石显控制。正好周堪得了失音病，不能说话而去世。石显又诬陷张猛，张猛为了发泄不公平，在申冤的公车府自杀。
当初，贡禹为了节约开支，上奏说：“孝惠帝、孝景帝的祭庙，早就出了五服，可以说亲情己尽，应该撤除。各郡、各封国都修建祭庙，不合古代礼制，应该改正。”元帝认为有理。七月初十，撤除昭灵后（刘邦的母亲王含始庙）、武哀王（刘邦的同母长兄刘伯，早逝）、昭哀后（刘邦的姐姐。刘邦称帝时，追尊她为宣夫人，吕后八年五月，追尊她为昭哀后）、卫思后（汉武帝的皇后卫子夫）、戾太子（刘据）、戾后的祭庙，只派卫兵守护（祭祀庙要祭品祭祀，有护庙农户提供，现在这些废庙不祭祀，所以只派卫兵护守）；
其五，公元前40年十月十九日，元帝撤除设置在各郡、各封国的祖宗祭庙；
其六，元帝下诏，以汉朝刘氏各皇陵所在地，分别划分到三辅去管理。在渭城县（治所在今陕西省咸阳市东北二十里）为元帝修建渭陵（位于咸阳市渭城区周陵镇新庄村东南）的黄土塬上，预设墓地（意思是元帝要为自己修建陵墓了），下诏不要把渭陵发展成为一个县，也不要强迫各郡、各封国移民到渭陵（汉高祖、汉武帝等人都在自己的陵墓所在地设县，强迫迁各地富翁去充实人口，所在元帝有此仁爱之诏）。
汉元帝的永光五年（前39），元帝效仿汉武帝敬神、求仙的符号越来越明显。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幸河东，祠后土。
秋，颍川水流杀人民。
冬，上幸长杨射熊馆，大猎。
十二月，乙酉，毁太上皇、孝惠皇帝寝庙园，用韦玄成等之议也。
上好儒术、文辞，颇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进见，人人自以为得上意。又傅昭仪及子济阳王康爱幸，逾于皇后、太子。太子少傅匡衡上疏曰：“臣闻治乱安危之机，在乎审所用心。盖受命之王，务在创业垂统，传之无穷；继体之君，心存于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养其心，休烈盛美皆归之二后，而不敢专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陛下圣德天覆，子爱海内，然阴阳未和，奸邪未禁者，殆论议者未丕扬先帝之盛功，争言制度不可用也，务变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复复之，是以群下更相是非，吏民无所信。臣窃恨国家释乐成之业，而虚为此纷纷也！愿陛下详览统业之事，留神于遵制扬功，以定群下之心。《大雅》曰：‘无念尔祖，聿脩厥德。’盖至德之本也。《传》曰：‘审好恶，理情性，而王道毕矣。’治性之道，必审己之所有馀而强其所不足，盖聪明疏通者戒于太察，寡闻少见者戒于壅蔽，勇猛刚强者戒于太暴，仁爱温良者戒于无断，湛静安舒者戒于后时，广心浩大者戒于遗忘。必审己之所当戒而齐之以义，然后中和之化应，而巧伪之徒不敢比周而望进。唯陛下戒之，所以崇圣德也……”（《资治通鉴》永光五年一到十二月）
公元前39年正月，元帝前往甘泉宫祭祀泰一神以后。三月到河东郡，祭祀后土神女娲娘娘。
秋季，颍川郡发生了水灾，淹死了一些百姓。
冬季，元帝前往上林苑长杨离宫（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东南）射熊馆，举办大规模游猎。
同年十二月十六日，元帝采纳丞相韦玄成等人的建议，下诏拆毁太上皇（刘邦父亲）、孝惠帝（刘盈）的祭庙。
元帝爱好儒家学说，又喜欢文章辞赋，对宣帝的政策有所改变。提出政务建议的人他大多数召见，这让被召见的人都觉得自己的建议引起了元帝的重视。这时，傅昭仪和儿子刘康，正受到元帝的宠爱，超过皇后王政君和皇太子刘骜。太子刘骜的辅导老师（少傅）匡衡上书说：“我曾经听说治乱安危的关键，在于君主是不是慎重用心。接受天意的君王，使命在于开创大业，使伟大的基业世代相传。而继任的君王要一心发扬祖先的恩德。以前周成王继承王位，追思祖父周文王姬昌、父亲周武王姬发的成功之道，用以培养自己的心性，把美好的声誉和荣耀归功于祖父和父亲，而不敢自居其功。因此，上天享受他的供品，连鬼神也都保佑他。陛下圣明的恩德，像蓝天一样覆盖大地，像爱护儿女一样爱护四海之内的百姓。可是阴阳没有调和，奸诈邪恶也没有禁止。这大概是因为臣子没有发扬光大先帝的伟大功业，反而争先恐后地批评过去的政治制度，一定要加以改变。然而，很多制度改变了之后无法执行，只好再恢复原状。结果在下位的人发生纠纷，官员和平民无所适从。我常在内心痛恨，国家放弃了人们所乐的已成功业，而白白地去做那些纷乱的事情。但愿陛下仔细回顾汉室世代相继的事业，留意遵守先帝的法度，弘扬先帝的功业，用来安定臣子。《诗经•大雅》中说：‘不要忘记祖先的教诲，努力修养自己的德行。’这是达到‘德’的根本方法。《诗传》中说：‘知道应喜爱什么，应厌恶什么，使性情变好，圣王之道就是如此。’修身养性的方法，必定要知道自己的长处，而弥补自己的欠缺。聪明通达的人，关注苛察；见识不多的人，总被蒙蔽；勇猛刚强的人，警惕过于暴烈；仁爱温良的人，处事不果断；恬淡安静的人，贻误机遇；胸襟广阔的人，疏忽大意。必须了解自己所应当注意纠正的缺失，以大义来弥补，然后才能达到万事和谐的美好境界。到达了和谐美好的境界之后，那些伪装的奸诈之徒，才无法结党拉帮，希望陛下将他们挤出朝廷。请陛下以此为戒，让您的圣德更为崇高。
综上所述，元帝因仁柔招致官员各怀心思，导致国家处于危险的边缘。尽管他处处提倡节约，但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的俗话正好应验了元帝。所以匡衡让元帝建立和谐美好的制度，将那些伪装的奸诈之徒挤出朝廷。
六
京房之死
汉元帝的建昭元年（前38）正月二十九日，元帝因陨石坠落在刘嘉（？－前25，西汉第十一代梁王。其先祖梁孝王刘武是汉文帝刘恒的次子）的梁国（国都在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西南商丘古城），到了三月，元帝到雍城祭祀五方帝。
春，正月，戊辰，陨石于梁。
三月，上行幸雍，祠五畤。
冬，河间王元坐贼杀不辜废，迁房陵。
罢孝文太后寝祠园。
上幸虎圈斗兽，后宫皆坐。熊逸出圈，攀槛欲上殿，左右、贵人、傅婕妤等皆惊走。冯婕妤直前，当熊而立。左右格杀熊。上问：“人情惊惧，何故前当熊？”婕妤对曰：“猛兽得人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当之。”帝嗟叹，倍敬重焉。傅婕妤惭，由是与冯婕妤有隙。冯婕妤，左将军奉世之女也（《资治通鉴》建昭元年一到三月）。
从元帝三月到雍城祭祀五方帝的情形来看，他是一个糊涂蛋，他明知天象变化是自然，也曾因天象不关人事为周堪、张猛平过反。然而，他却仍然相信鬼神痴心不改。
公元前38年冬，河间王刘元（河间献王刘德的第五世孙。刘德是汉景帝刘启的第二子），被控杀害无辜的人，元帝取销了刘元的爵位，贬到房陵县（治所在今湖北省十堰市房县）。
随后，元帝下令废除文帝母亲薄太后的陵园。
元帝巡视上林苑的虎圈，观看野兽搏斗，妃嫔都在奉陪。突然一只熊跳出圈外，攀着阑杆想上大殿。元帝的左右侍从、贵族，包括傅婕妤在内的妃嫔都惊慌逃命。只有冯婕妤（冯奉世的女儿）一直站在前面挡熊。武士把熊杀了。元帝惊魂初定后，问冯婕妤：“人人恐惧，你为什么上前挡熊？”冯婕妤解释说：“猛兽凶性发作，只要抓了一人，就会停止攻击，我担心它直扑陛下，所以阻挡。”元帝感动不已，对冯婕妤倍加敬重。而傅婕妤觉得很惭愧，从此嫉恨冯婕妤。
汉元帝的建昭二年（前37）正月，元帝到甘泉离宫郊祭泰一神以后，三月又到今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西南荣河镇庙前村去祭祀后土女娲。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
夏，四月，赦天下。
六月，立皇子兴为信都王。
东郡京房学《易》于梁人焦延寿。延寿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房用之尤精，以孝廉为郎，上疏屡言灾异，有验。天子说之，数召见问。房对曰：“古帝王以功举贤，则万化成，瑞应著；末世以毁誉取人，故功业废而致灾异。宜令百官各试其功，灾异可息。”诏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课吏法。上令公卿朝臣与房会议温室，皆以房言烦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许；上意乡之。时部刺史奏事京师，上召见诸刺史，令房晓以课事；剌史复以为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郑弘、光禄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后善之（《资治通鉴》建昭二年一到六月）。
是时，中书令石显颛权，显友人五鹿充宗为尚书令，二人用事。房尝宴见，问上曰：“幽、厉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将以为贤也？”上曰：“贤之。”房曰：“然则今何以知其不贤也？”上曰：“以其时乱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贤必治，任不肖必乱，必然之道也。幽、厉何不觉寤而更求贤，曷为卒任不肖以至于是？”上曰：“临乱之君，各贤其臣；令皆觉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齐桓公、秦二世亦尝闻此君而非笑之；然则任竖刁、赵高，政治日乱，盗贼满山，何不以幽、厉卜之而觉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来耳。”房因免冠顿首曰：“《春秋》纪二百四十二年灾异，以示万世之君。今陛下即位已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霜，冬雷，春凋，秋荣，陨霜不杀，水，旱，螟虫，民人饥、疫，盗贼不禁，刑人满市，《春秋》所记灾异尽备。陛下视今为治邪，乱邪？”上曰：“亦极乱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谁与？”上曰：“然，幸其愈于彼，又以为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后之视今，犹今之视前也！”上良久，乃曰：“今为乱者谁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与图事帷幄之中，进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谓石显，上亦知之，谓房曰：“已谕。”房罢出，后上亦不能退显也（《资治通鉴》建昭二年六月）。
上令房上弟子晓知考功、课吏事者，欲试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愿以为刺史，试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为奏事，以防壅塞。”石显、五鹿充宗皆疾房，欲远之，建言，宜试以房为郡守。帝于是以房为魏郡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
房自请：“岁竟，乘传奏事。”天子许焉。房自知数以论议为大臣所非，与石显等有隙，不欲远离左右，乃上封事曰：“臣出之后，恐为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愿岁尽乘传奏事，蒙哀见许。乃辛已，蒙气复乘卦，太阳侵色，此上大夫覆阳而上意疑也。己卯、庚辰之间，必有欲隔绝臣，令不得乘传奏事者。”
房未发，上令阳平侯王凤承制诏房止无乘传奏事。房意愈恐（《资治通鉴》建昭二年六月）。
我们从元帝的这些祭祀活动中，就看出了他行善的人格文化。同年四月，他大赦天下。
公元前37年六月，元帝封三子刘兴（母冯昭仪）为信都王（国都在今河北省衡水市冀州区旧城）。
东郡人（治所在今河南省濮阳市西南）京房曾多次上书元帝，所谈到的天象变异十分灵验。元帝因喜欢而多次召见他。京房说：“古代帝王按功劳选拔贤明有能力的人，万事都有祥瑞显现。国家衰亡时，所用的正直官员总遭诋毁，所以政治腐败，因此招致变异的天灾。陛下应当考察文武百官的行政效率，天灾才会停止。”元帝命京房负责考察此事，京房于是拟定了《考功课吏法》上奏元帝。元帝下令，公卿大臣与京房在温室殿举行辩论会。大家都认为京房的办法过于琐碎，使上级和下级互相监督，不能让过于琐碎的《考功课吏法》施行。但元帝却倾向京房。这时，正好各州刺史来京汇报工作，元帝接见了他们，命京房向刺史们宣布考核方案，刺史们也认为不能施行。只有御史大夫郑弘、光禄大夫周堪，开始反对，后来支持。
这时，中书令石显正独揽大权，他的好友五鹿充宗担任尚书令，形成二人联合执政的局面。有一次，元帝在闲暇时召见京房，京房问元帝：“周幽王、周厉王为什么导致国家出现危机，他们重用的是些什么人？”元帝回答说：“君王昏庸，所用的都是奸诈狡猾的佞臣。”京房见元帝还没有糊涂到好坏不分的地步，进一步说：“那些昏君是知道所用的人奸诈，还是认为他们是贤才呢？”元帝对京房的比较提问，并没有反感，而是冷静地说：“那些昏君当然认为所用的奸臣是贤才。”京房见元帝认识清晰，接着用推理的方式说：“可是，我们今人又是怎样知道当年的昏君认为他所用的奸臣不是贤才呢？”
“根据当时的混乱局势，君王身处险境知道的。”
面对元帝正确的答案，京房暗示说：“如果是这样，任用贤臣国家必然得到大治，任用奸臣国政必定混乱，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轨迹。为什么周幽王、周厉王没有觉悟而另外录用贤臣，以致后来被奸臣愚弄陷入困境呢？”
“乱世昏君都认为自己所用的官员全是贤臣。假如都能觉悟，天下又怎么还会有亡国的君王呢？”京房见元帝的回答一针见血，条理清白，接着又问：“齐桓公、秦二世也知道周幽王、周厉王的故事，并讥笑过他们。可是，齐桓公在管仲、鲍叔牙死后，重用奸臣竖刁，秦二世重用赵高，以致政务日益混乱，盗贼满山遍野。为什么不能用周幽王、周厉王的例子检讨自己，认清自己用人不当呢？”
“唯有那些治国有道的君王，才能根据往事知道将来。”
元帝的这句话，可能说是说到了京房的心上，京房立即取下官帽，叩头说：“鲁国《春秋》记载了二百四十二年的天变灾难，用来给后世君王看。如今陛下即位以来，频繁出现日食、月食，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大地震动，陨石堕落；夏季降霜，冬季响雷，春季百花凋谢，秋季树叶茂盛，降霜后草木并不凋谢。水灾、旱灾、虫灾不断，导致百姓饥饿，瘟疫流行。盗贼四起，受过刑罚的人满街都是。《春秋》所记载的灾异，已经俱全。陛下看现在是治世，还是乱世呢？”
“已经乱到极点了，这还用问吗？”
“既然陛下知道，为什么不深思现在陛下所重用的是些什么人呢？”元帝见京房说出了心里话，解释说：“其实不然，那些昏君认为所宠的奸臣胜过忠臣，又以为灾难变异的责任不在这些人身上。”京房见元帝什么都清楚，只好说：“前世的那些昏君，都是这样想。我担心后世看今天，就像陛下今天看古代。”京房的话，是让元帝换位思考，就会明白一切。可是元帝思考了很久，迷惑不解地说：“现在扰乱国家的是谁？”京房没想到自己的暗示元帝竟然不知，他又不敢明确说是石显等人，强调说：“陛下自己应该知道。”
“我不知道。如果知道，怎么还会重用他？”元帝说这话时，带着一种不服气的心态，京房无奈地说：“这个人是陛下最信任、在宫中共商国家大事、又拥有用人大权的人，陛下联想到这一交差点的人，就是此人了。”京房只是没有明说是石显。元帝这才明白过来，连忙说：“我晓得你的意思。”京房告退。可是，元帝最终还是没有让石显退位。由此可见，元帝是多么软弱无能啊！
随后，元帝让京房推荐他的学生中熟悉法规标准、有能力考核官员政绩的人，想试用一年的时间。京房上奏说：“中郎任良、姚平，希望陛下录用他们为刺史，在各州试行考核政绩制度。请准许我留在朝廷，转报他们的奏章，免得下情不能上达。”然而，石显、五鹿充宗都痛恨京房，想让京房远离元帝，于是向元帝建议，应该试任京房为郡守。元帝马上派京房到魏郡（治所在今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西南）担任太守，允许京房将自己起草的《考功课吏法》到魏郡去试行。
京房担心遭到报复，请求年终时允许他乘坐驿站快车回长安当面汇报《考功课吏法》试行情况。元帝同意了。京房自知因多次与元帝讨论吏治，受到大臣的非议，跟石显之间的怨恨已经形成，不想远离元帝。于是上密奏说：“我出京之后，担心被当权大臣所害，自身死是小事，而让我痛心的是《考功课吏法》失败，所以希望在年终时能乘坐驿车回京向陛下汇报，有幸承蒙陛下哀怜允许。然而，六月二十日，阴云狂风四起，太阳光芒暗淡，显示高级官员蒙蔽天子，而天子心里怀疑。六月十八日、十九日之间，一定会有人切断陛下与我的联系，使我不得乘坐驿车回京的事情发生。”
京房的预测没错，在他还没有出发前，元帝命阳平侯王凤（皇后王政君的哥哥）拿着诏书通知京房，不要乘坐驿车回京汇报工作。因此，京房更加恐惧。
随着秋天的到来，京房的悲剧上演。
秋，房去至新丰，因邮上封事曰：“臣前以六月中言《遁卦》不效，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为灾。’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谓臣曰：‘房可谓知道，未可谓信道也。房言灾异，未尝不中。涌水已出，道人当逐死，尚复何言！’臣曰：‘陛下至仁，于臣尤厚，虽言而死，臣犹言也。’平又曰：‘房可谓小忠，未可谓大忠也。昔秦时赵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乱，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自诡效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异，当正先之死，为姚平所笑。”房至陕，复上封事曰：“臣前白愿出任良试考功，臣得居内。议者知如此于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试师。’臣为刺史，又当奏事，故复云‘为刺史，恐太守不与同心，不若以为太守。’此其所以隔绝臣也。陛下不违其言而遂听之，此乃蒙气所以不解、太阳无色者也。臣去稍远，太阳侵色益甚，唯陛下毋难还臣而易逆天意。邪说虽安于人，天气必变，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愿陛下察焉。”
房去月馀，竟征下狱。初，淮阳宪王舅张博，倾巧无行，多从王求金钱，欲为王求入朝。博从京房学，以女妻房。房每朝见，退辄为博道其语。博因记房所说密语，令房为王作求朝奏草，皆持柬与王，以为信验。石显知之，告房与张博通谋，非谤政治，归恶天子，诖误诸侯王。皆下狱，弃市，妻子徙边。郑弘坐与房善，免为庶人。
御史中丞陈咸数毁石显，久之，坐与槐里令硃云善，漏泄省中语，石显微伺知之，与云皆下狱，髡为城旦。
石显威权日盛，公卿以下畏显，重足一迹。显与中书仆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结为党友，诸附倚者皆得宠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绶若若邪！”（《资治通鉴》建昭二年七月）。
公元前37年秋，京房从长安出发，当他去东郡到达新丰县（治所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西北）时，委托朝廷传送文书的人再次向元帝上密奏说：“我于六月中旬曾上书陛下，所说《遁卦》（《易经》六十四卦中的第33卦）虽然没有应验，但占候（古代星占家视天象变化以附会人事的方法）说：‘有道术的人刚刚离去，天气寒冷，大水涌出成灾。’到了七月，果然大水涌出。我的学生姚平告诉了我，说：‘你可以说是透彻地理解了道术，但却不能说是坚信道术。你所预测的天灾变异，没有一件事不应验。现在，大水已经涌出，有道术的人就要被放逐而死在外边，老师您还有什么话交待！’我说：‘陛下仁爱，对我尤其宽厚，即使是因进言而死，我还要进言。’姚平又说：‘你只能说是小忠，不算大忠。以前赵高执政，有一位叫正先的人，因讥讽赵高而被处死，赵高的淫威从此形成。所以说秦朝的衰弱动乱，是正先推动的。’如今我出任东郡太守，把试行《考功课吏法》作为自己的使命，只怕还没有着手推行，就被奸臣诛杀。请求陛下不要使我应验大水上涌的预言，会像正先那样死去，这样会让姚平嘲笑我。”
当京房到达陕县（治所在今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时，再次上密奏说：“我六月中旬上奏建议由任良负责官员考绩，让我留在朝廷。现在我离开朝廷，议论此事的人知道这样对任良、姚平不利，而且那时我认为他人不可能把我和陛下隔开，所以有人说：‘与其学生出面，不如试用老师。’可是，一度让我当了刺史，他们知道刺史有权向陛下直接汇报，于是又说‘京房当刺史恐怕下面的太守与他不同心，不如让他当太守。’目的是隔绝我们君臣。陛下听从了他们的建议。这正是阴云、狂风不散、太阳失去光辉的应验。我离长安渐远，太阳越来越昏暗。请陛下在大难来前不要征召我回京，轻易地违背天意！奸臣的阴谋其他人虽然不知道，上天却必有变化，所以人可以欺，天不可以欺，请陛下详察！”
京房离开长安一个月以后，竟然被石显等人将他召回，逮捕入狱。原因是：以前淮阳宪王刘钦（汉元帝刘奭异母弟,母张婕妤。另外一个刘钦出生在今湖北省襄阳枣阳市。汉景帝的儿子长沙定王刘发的玄孙，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父亲）想让舅父张博进京为他说情，好让刘钦回京。可是张博是一个见风使舵的人，虽然他向刘钦要了许多钱，作为活动经费，可是一直没有好信。张博曾经跟随京房学习《易经》，而且把女儿嫁给京房。京房每次朝见元帝，回家都将他跟元帝说的话告诉岳父张博。张博是一个有心人，就记下京房所说的机密，让京房代刘钦草拟请求入朝的奏章。张博为了到刘钦面前报帐，就把这些密语记录和奏章的草稿送给刘钦看。石显知道此事后，指控京房说：“京房跟张博通谋，诽谤时政，把罪恶推到皇帝身上，贻误连累诸侯王。”因此，京房跟张博都被关进了监狱，最后定罪在街市上斩首，他们的妻儿被流放到边塞。御史大夫郑弘被指控是京房是朋友，也被贬为平民。
除此之外，御史中丞陈咸不断抨击石显。过了一段时间，石显指控他跟槐里县县令朱云是好友，泄露宫中机密，这是石显暗中侦察到的。陈咸、朱云都被下狱，判处髡刑，罚做苦工。
石显的淫威和权势日益增长，公卿以及以下的官员都害怕他。石显与中央办公厅书记（中书仆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结为死党，凡是依附他们的人都得到了高官厚禄。民间有歌谣说：““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绶若若邪！”
综上所述，随着京房被害，石显的势力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那么石显还会干出哪些伤天害理的事呢？
京房之死
汉元帝的建昭元年（前38）正月二十九日，元帝因陨石坠落在刘嘉（？－前25，西汉第十一代梁王。其先祖梁孝王刘武是汉文帝刘恒的次子）的梁国（国都在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西南商丘古城），到了三月，元帝到雍城祭祀五方帝。
春，正月，戊辰，陨石于梁。
三月，上行幸雍，祠五畤。
冬，河间王元坐贼杀不辜废，迁房陵。
罢孝文太后寝祠园。
上幸虎圈斗兽，后宫皆坐。熊逸出圈，攀槛欲上殿，左右、贵人、傅婕妤等皆惊走。冯婕妤直前，当熊而立。左右格杀熊。上问：“人情惊惧，何故前当熊？”婕妤对曰：“猛兽得人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当之。”帝嗟叹，倍敬重焉。傅婕妤惭，由是与冯婕妤有隙。冯婕妤，左将军奉世之女也（《资治通鉴》建昭元年一到三月）。
从元帝三月到雍城祭祀五方帝的情形来看，他是一个糊涂蛋，他明知天象变化是自然，也曾因天象不关人事为周堪、张猛平过反。然而，他却仍然相信鬼神痴心不改。
公元前38年冬，河间王刘元（河间献王刘德的第五世孙。刘德是汉景帝刘启的第二子），被控杀害无辜的人，元帝取销了刘元的爵位，贬到房陵县（治所在今湖北省十堰市房县）。
随后，元帝下令废除文帝母亲薄太后的陵园。
元帝巡视上林苑的虎圈，观看野兽搏斗，妃嫔都在奉陪。突然一只熊跳出圈外，攀着阑杆想上大殿。元帝的左右侍从、贵族，包括傅婕妤在内的妃嫔都惊慌逃命。只有冯婕妤（冯奉世的女儿）一直站在前面挡熊。武士把熊杀了。元帝惊魂初定后，问冯婕妤：“人人恐惧，你为什么上前挡熊？”冯婕妤解释说：“猛兽凶性发作，只要抓了一人，就会停止攻击，我担心它直扑陛下，所以阻挡。”元帝感动不已，对冯婕妤倍加敬重。而傅婕妤觉得很惭愧，从此嫉恨冯婕妤。
汉元帝的建昭二年（前37）正月，元帝到甘泉离宫郊祭泰一神以后，三月又到今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西南荣河镇庙前村去祭祀后土女娲。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
夏，四月，赦天下。
六月，立皇子兴为信都王。
东郡京房学《易》于梁人焦延寿。延寿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房用之尤精，以孝廉为郎，上疏屡言灾异，有验。天子说之，数召见问。房对曰：“古帝王以功举贤，则万化成，瑞应著；末世以毁誉取人，故功业废而致灾异。宜令百官各试其功，灾异可息。”诏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课吏法。上令公卿朝臣与房会议温室，皆以房言烦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许；上意乡之。时部刺史奏事京师，上召见诸刺史，令房晓以课事；剌史复以为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郑弘、光禄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后善之（《资治通鉴》建昭二年一到六月）。
是时，中书令石显颛权，显友人五鹿充宗为尚书令，二人用事。房尝宴见，问上曰：“幽、厉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将以为贤也？”上曰：“贤之。”房曰：“然则今何以知其不贤也？”上曰：“以其时乱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贤必治，任不肖必乱，必然之道也。幽、厉何不觉寤而更求贤，曷为卒任不肖以至于是？”上曰：“临乱之君，各贤其臣；令皆觉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齐桓公、秦二世亦尝闻此君而非笑之；然则任竖刁、赵高，政治日乱，盗贼满山，何不以幽、厉卜之而觉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来耳。”房因免冠顿首曰：“《春秋》纪二百四十二年灾异，以示万世之君。今陛下即位已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霜，冬雷，春凋，秋荣，陨霜不杀，水，旱，螟虫，民人饥、疫，盗贼不禁，刑人满市，《春秋》所记灾异尽备。陛下视今为治邪，乱邪？”上曰：“亦极乱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谁与？”上曰：“然，幸其愈于彼，又以为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后之视今，犹今之视前也！”上良久，乃曰：“今为乱者谁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与图事帷幄之中，进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谓石显，上亦知之，谓房曰：“已谕。”房罢出，后上亦不能退显也（《资治通鉴》建昭二年六月）。
上令房上弟子晓知考功、课吏事者，欲试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愿以为刺史，试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为奏事，以防壅塞。”石显、五鹿充宗皆疾房，欲远之，建言，宜试以房为郡守。帝于是以房为魏郡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
房自请：“岁竟，乘传奏事。”天子许焉。房自知数以论议为大臣所非，与石显等有隙，不欲远离左右，乃上封事曰：“臣出之后，恐为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愿岁尽乘传奏事，蒙哀见许。乃辛已，蒙气复乘卦，太阳侵色，此上大夫覆阳而上意疑也。己卯、庚辰之间，必有欲隔绝臣，令不得乘传奏事者。”
房未发，上令阳平侯王凤承制诏房止无乘传奏事。房意愈恐（《资治通鉴》建昭二年六月）。
我们从元帝的这些祭祀活动中，就看出了他行善的人格文化。同年四月，他大赦天下。
公元前37年六月，元帝封三子刘兴（母冯昭仪）为信都王（国都在今河北省衡水市冀州区旧城）。
东郡人（治所在今河南省濮阳市西南）京房曾多次上书元帝，所谈到的天象变异十分灵验。元帝因喜欢而多次召见他。京房说：“古代帝王按功劳选拔贤明有能力的人，万事都有祥瑞显现。国家衰亡时，所用的正直官员总遭诋毁，所以政治腐败，因此招致变异的天灾。陛下应当考察文武百官的行政效率，天灾才会停止。”元帝命京房负责考察此事，京房于是拟定了《考功课吏法》上奏元帝。元帝下令，公卿大臣与京房在温室殿举行辩论会。大家都认为京房的办法过于琐碎，使上级和下级互相监督，不能让过于琐碎的《考功课吏法》施行。但元帝却倾向京房。这时，正好各州刺史来京汇报工作，元帝接见了他们，命京房向刺史们宣布考核方案，刺史们也认为不能施行。只有御史大夫郑弘、光禄大夫周堪，开始反对，后来支持。
这时，中书令石显正独揽大权，他的好友五鹿充宗担任尚书令，形成二人联合执政的局面。有一次，元帝在闲暇时召见京房，京房问元帝：“周幽王、周厉王为什么导致国家出现危机，他们重用的是些什么人？”元帝回答说：“君王昏庸，所用的都是奸诈狡猾的佞臣。”京房见元帝还没有糊涂到好坏不分的地步，进一步说：“那些昏君是知道所用的人奸诈，还是认为他们是贤才呢？”元帝对京房的比较提问，并没有反感，而是冷静地说：“那些昏君当然认为所用的奸臣是贤才。”京房见元帝认识清晰，接着用推理的方式说：“可是，我们今人又是怎样知道当年的昏君认为他所用的奸臣不是贤才呢？”
“根据当时的混乱局势，君王身处险境知道的。”
面对元帝正确的答案，京房暗示说：“如果是这样，任用贤臣国家必然得到大治，任用奸臣国政必定混乱，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轨迹。为什么周幽王、周厉王没有觉悟而另外录用贤臣，以致后来被奸臣愚弄陷入困境呢？”
“乱世昏君都认为自己所用的官员全是贤臣。假如都能觉悟，天下又怎么还会有亡国的君王呢？”京房见元帝的回答一针见血，条理清白，接着又问：“齐桓公、秦二世也知道周幽王、周厉王的故事，并讥笑过他们。可是，齐桓公在管仲、鲍叔牙死后，重用奸臣竖刁，秦二世重用赵高，以致政务日益混乱，盗贼满山遍野。为什么不能用周幽王、周厉王的例子检讨自己，认清自己用人不当呢？”
“唯有那些治国有道的君王，才能根据往事知道将来。”
元帝的这句话，可能说是说到了京房的心上，京房立即取下官帽，叩头说：“鲁国《春秋》记载了二百四十二年的天变灾难，用来给后世君王看。如今陛下即位以来，频繁出现日食、月食，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大地震动，陨石堕落；夏季降霜，冬季响雷，春季百花凋谢，秋季树叶茂盛，降霜后草木并不凋谢。水灾、旱灾、虫灾不断，导致百姓饥饿，瘟疫流行。盗贼四起，受过刑罚的人满街都是。《春秋》所记载的灾异，已经俱全。陛下看现在是治世，还是乱世呢？”
“已经乱到极点了，这还用问吗？”
“既然陛下知道，为什么不深思现在陛下所重用的是些什么人呢？”元帝见京房说出了心里话，解释说：“其实不然，那些昏君认为所宠的奸臣胜过忠臣，又以为灾难变异的责任不在这些人身上。”京房见元帝什么都清楚，只好说：“前世的那些昏君，都是这样想。我担心后世看今天，就像陛下今天看古代。”京房的话，是让元帝换位思考，就会明白一切。可是元帝思考了很久，迷惑不解地说：“现在扰乱国家的是谁？”京房没想到自己的暗示元帝竟然不知，他又不敢明确说是石显等人，强调说：“陛下自己应该知道。”
“我不知道。如果知道，怎么还会重用他？”元帝说这话时，带着一种不服气的心态，京房无奈地说：“这个人是陛下最信任、在宫中共商国家大事、又拥有用人大权的人，陛下联想到这一交差点的人，就是此人了。”京房只是没有明说是石显。元帝这才明白过来，连忙说：“我晓得你的意思。”京房告退。可是，元帝最终还是没有让石显退位。由此可见，元帝是多么软弱无能啊！
随后，元帝让京房推荐他的学生中熟悉法规标准、有能力考核官员政绩的人，想试用一年的时间。京房上奏说：“中郎任良、姚平，希望陛下录用他们为刺史，在各州试行考核政绩制度。请准许我留在朝廷，转报他们的奏章，免得下情不能上达。”然而，石显、五鹿充宗都痛恨京房，想让京房远离元帝，于是向元帝建议，应该试任京房为郡守。元帝马上派京房到魏郡（治所在今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西南）担任太守，允许京房将自己起草的《考功课吏法》到魏郡去试行。
京房担心遭到报复，请求年终时允许他乘坐驿站快车回长安当面汇报《考功课吏法》试行情况。元帝同意了。京房自知因多次与元帝讨论吏治，受到大臣的非议，跟石显之间的怨恨已经形成，不想远离元帝。于是上密奏说：“我出京之后，担心被当权大臣所害，自身死是小事，而让我痛心的是《考功课吏法》失败，所以希望在年终时能乘坐驿车回京向陛下汇报，有幸承蒙陛下哀怜允许。然而，六月二十日，阴云狂风四起，太阳光芒暗淡，显示高级官员蒙蔽天子，而天子心里怀疑。六月十八日、十九日之间，一定会有人切断陛下与我的联系，使我不得乘坐驿车回京的事情发生。”
京房的预测没错，在他还没有出发前，元帝命阳平侯王凤（皇后王政君的哥哥）拿着诏书通知京房，不要乘坐驿车回京汇报工作。因此，京房更加恐惧。
随着秋天的到来，京房的悲剧上演。
秋，房去至新丰，因邮上封事曰：“臣前以六月中言《遁卦》不效，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为灾。’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谓臣曰：‘房可谓知道，未可谓信道也。房言灾异，未尝不中。涌水已出，道人当逐死，尚复何言！’臣曰：‘陛下至仁，于臣尤厚，虽言而死，臣犹言也。’平又曰：‘房可谓小忠，未可谓大忠也。昔秦时赵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乱，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自诡效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异，当正先之死，为姚平所笑。”房至陕，复上封事曰：“臣前白愿出任良试考功，臣得居内。议者知如此于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试师。’臣为刺史，又当奏事，故复云‘为刺史，恐太守不与同心，不若以为太守。’此其所以隔绝臣也。陛下不违其言而遂听之，此乃蒙气所以不解、太阳无色者也。臣去稍远，太阳侵色益甚，唯陛下毋难还臣而易逆天意。邪说虽安于人，天气必变，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愿陛下察焉。”
房去月馀，竟征下狱。初，淮阳宪王舅张博，倾巧无行，多从王求金钱，欲为王求入朝。博从京房学，以女妻房。房每朝见，退辄为博道其语。博因记房所说密语，令房为王作求朝奏草，皆持柬与王，以为信验。石显知之，告房与张博通谋，非谤政治，归恶天子，诖误诸侯王。皆下狱，弃市，妻子徙边。郑弘坐与房善，免为庶人。
御史中丞陈咸数毁石显，久之，坐与槐里令硃云善，漏泄省中语，石显微伺知之，与云皆下狱，髡为城旦。
石显威权日盛，公卿以下畏显，重足一迹。显与中书仆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结为党友，诸附倚者皆得宠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绶若若邪！”（《资治通鉴》建昭二年七月）。
公元前37年秋，京房从长安出发，当他去东郡到达新丰县（治所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西北）时，委托朝廷传送文书的人再次向元帝上密奏说：“我于六月中旬曾上书陛下，所说《遁卦》（《易经》六十四卦中的第33卦）虽然没有应验，但占候（古代星占家视天象变化以附会人事的方法）说：‘有道术的人刚刚离去，天气寒冷，大水涌出成灾。’到了七月，果然大水涌出。我的学生姚平告诉了我，说：‘你可以说是透彻地理解了道术，但却不能说是坚信道术。你所预测的天灾变异，没有一件事不应验。现在，大水已经涌出，有道术的人就要被放逐而死在外边，老师您还有什么话交待！’我说：‘陛下仁爱，对我尤其宽厚，即使是因进言而死，我还要进言。’姚平又说：‘你只能说是小忠，不算大忠。以前赵高执政，有一位叫正先的人，因讥讽赵高而被处死，赵高的淫威从此形成。所以说秦朝的衰弱动乱，是正先推动的。’如今我出任东郡太守，把试行《考功课吏法》作为自己的使命，只怕还没有着手推行，就被奸臣诛杀。请求陛下不要使我应验大水上涌的预言，会像正先那样死去，这样会让姚平嘲笑我。”
当京房到达陕县（治所在今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时，再次上密奏说：“我六月中旬上奏建议由任良负责官员考绩，让我留在朝廷。现在我离开朝廷，议论此事的人知道这样对任良、姚平不利，而且那时我认为他人不可能把我和陛下隔开，所以有人说：‘与其学生出面，不如试用老师。’可是，一度让我当了刺史，他们知道刺史有权向陛下直接汇报，于是又说‘京房当刺史恐怕下面的太守与他不同心，不如让他当太守。’目的是隔绝我们君臣。陛下听从了他们的建议。这正是阴云、狂风不散、太阳失去光辉的应验。我离长安渐远，太阳越来越昏暗。请陛下在大难来前不要征召我回京，轻易地违背天意！奸臣的阴谋其他人虽然不知道，上天却必有变化，所以人可以欺，天不可以欺，请陛下详察！”
京房离开长安一个月以后，竟然被石显等人将他召回，逮捕入狱。原因是：以前淮阳宪王刘钦（汉元帝刘奭异母弟,母张婕妤。另外一个刘钦出生在今湖北省襄阳枣阳市。汉景帝的儿子长沙定王刘发的玄孙，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父亲）想让舅父张博进京为他说情，好让刘钦回京。可是张博是一个见风使舵的人，虽然他向刘钦要了许多钱，作为活动经费，可是一直没有好信。张博曾经跟随京房学习《易经》，而且把女儿嫁给京房。京房每次朝见元帝，回家都将他跟元帝说的话告诉岳父张博。张博是一个有心人，就记下京房所说的机密，让京房代刘钦草拟请求入朝的奏章。张博为了到刘钦面前报帐，就把这些密语记录和奏章的草稿送给刘钦看。石显知道此事后，指控京房说：“京房跟张博通谋，诽谤时政，把罪恶推到皇帝身上，贻误连累诸侯王。”因此，京房跟张博都被关进了监狱，最后定罪在街市上斩首，他们的妻儿被流放到边塞。御史大夫郑弘被指控是京房是朋友，也被贬为平民。
除此之外，御史中丞陈咸不断抨击石显。过了一段时间，石显指控他跟槐里县县令朱云是好友，泄露宫中机密，这是石显暗中侦察到的。陈咸、朱云都被下狱，判处髡刑，罚做苦工。
石显的淫威和权势日益增长，公卿以及以下的官员都害怕他。石显与中央办公厅书记（中书仆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结为死党，凡是依附他们的人都得到了高官厚禄。民间有歌谣说：““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绶若若邪！”
综上所述，随着京房被害，石显的势力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那么石显还会干出哪些伤天害理的事呢？
七
郅支覆灭
尽管石显像赵高一样到了指鹿为马的地步，但他处处担心有人暗算。
显内自知擅权专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纳用左右耳目以间己，乃时归诚，取一信以为验。显尝使至诸官，有所征发，显先自白：“恐后漏尽宫门闭，请使诏吏开门。”上许之。显故投夜还，称诏开门入。后果有上书告“显颛命，矫诏开宫门”，天子闻之，笑以其书示显。显因泣曰：“陛下过私小臣，属任以事，群下无不嫉妒，欲陷害臣者，事类如此非一，唯独明主知之。愚臣微贱，诚不能以一躯称快万众，任天下之怨。臣愿归枢机职，受后宫扫除之役，死无所恨。唯陛下哀怜财幸，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为然而怜之，数劳勉显，加厚赏赐，赏赐及赂遗訾一万万。
初，显闻众人匈匈，言己杀前将军萧望之，恐天下学士讪己，以谏大夫贡禹明经箸节，乃使人致意，深自结纳，因荐禹天子，历位九卿，礼事之甚备。议者于是或称显，以为不妒谮望之矣。显之设变诈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类也（《资治通鉴》建昭二年七月）。
八月，癸亥，以光禄勋匡衡为御史大夫（《资治通鉴》建昭二年八月）。
闰月，丁酉，太皇太后上官氏崩（《资治通鉴》建昭二年闰八月）。
冬，十一月，齐、楚地震，大雨雪，树折，屋坏（《资治通鉴》建昭二年十一月）。
石显知道自己独掌朝政是有风险的，他担心元帝一旦听了左右耳目的话而疏远自己，就经常向元帝献忠诚，想进一步得到元帝的信任。为了验证元帝对自己的态度，他曾经到各官府去调人和物资，就先向元帝请示说：“我担心有时回宫太晚，漏壶（古代计时器）滴尽，宫门关闭，我可不可以说奉陛下之命，教他们开门！”元帝说行。一天，石显故意到半夜才回，声称元帝有令，果然叫开了城门。后来，有人上告说：“石显专擅皇命，假传圣旨，私自以皇命叫开城门。”元帝笑着把奏章递给石显看。石显抓住时机，流着泪对元帝心不由衷地说：“陛下过于宠爱我，下面无人不嫉妒想陷害我，类似这种事情已经不止一次，只有圣明的主上才知道我的忠心。我出身微贱，实在没有能力以我一个人之力使万人称心，担负起天下人的怨恨。请允许我辞去中枢机要职务，只负责后宫的清洁卫生，陛下如果这样安排，我死而无恨。这是陛下再给我一次宠幸，以此保全我的性命。”元帝认为石显说得有道理，更加怜悯他，不仅没有反思京房的话，反而多次对石显加以重赏，石显所得到的赏赐加上所有的贿赂高达一亿。
九年前（公元前47年十二月），石显听说群情激愤，都说是他逼死前将军萧望之，石显担心招来全国儒生的抨击。因谏大夫贡禹对儒家经典的造诣最高，加上节操高尚而有名望，石显为了平息儒生的众怒，托人向贡禹表示善意，用心结交，并向元帝推荐，使贡禹擢升九卿。这样一来，舆论开始称赞石显，认为他没有妒恨陷害萧望之。石显是一个善于变通谋略的阴谋家，总是能为自己解围，取得元帝的信任。
公元前37年八月初三，元帝擢升光禄勋匡衡为御史大夫。
闰八月初八，上官太皇太后（汉昭帝刘弗陵的皇后）去世。
同年十一月，齐、楚两个诸侯国发生地震，地震之后又下大雪，堆积的雪花将常绿树木折断，还压垮了一些民房。
到了汉元帝的建昭三年（前36）六月十九日，丞相韦玄成去世。
夏，六月，甲辰，扶阳共侯韦玄成薨（《资治通鉴》建昭三年六月）。
秋，七月，匡衡为丞相。戊辰，卫尉李延寿为御史大夫（《资治通鉴》建昭三年七月）。
冬，使西域都护、骑都尉北地甘延寿、副校尉山阳陈汤共诛斩匈奴郅支单于于康居。
始，郅支单于自以大国，威名尊重，又乘胜骄，不为康居王礼，怒杀康居王女及贵人、人民数百，或支解投都赖水中。发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岁乃已。又遣使责阖苏、大宛诸国岁遗，不敢不予。汉遣使三辈至康居，求谷吉等死，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诏；而因都护上书，言“居困厄，愿归计强汉，遣子入侍。”其骄嫚如此。
汤为人沉勇，有大虑，多策略，喜奇功，与延寿谋曰：“夷狄畏服大种，其天性也。西域本属匈奴，今郅支单于威名远闻，侵陵乌孙、大宛，常为康居画计，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国，数年之间，城郭诸国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战伐，数取胜，久畜之，必为西域患。虽所在绝远，蛮夷无金城、强弩之守。如发屯田吏士，驱从乌孙众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则无所之，守则不足自保，千载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寿亦以为然，欲奏请之。汤曰：“国家与公卿议，大策非凡所见，事必不从。”延寿犹与不听。会其久病，汤独矫制发城郭诸国兵、车师戊已校尉屯田吏士。延寿闻之，惊起，欲止焉。汤怒，按剑叱延寿曰：“大众已集会，竖子欲沮众邪！”延寿遂从之。部勒行陈，汉兵、胡兵合四万馀人。延寿、汤上疏自劾奏矫制，陈言兵状，即日引军分行，别为六校：其三校从南道逾葱领，径大宛；其三校都护自将，发温宿国，从北道入赤谷，过乌孙，涉康居界，至阗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阗将数千骑寇赤谷城东，杀略大昆弥千馀人，驱畜产甚多，从后与汉军相及，颇寇盗后重。汤纵胡兵击之，杀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百七十人，还付大昆弥，其马、牛、羊以给军食。又捕得抱阗贵人伊奴毒。入康居东界，令军不得为寇。间呼其贵人屠墨见之，谕以威信，与饮、盟，遣去。径引行，未至单于城可六十里，止营。复捕得康居贵人贝色子男开牟以为导。贝色子，即屠墨母之弟，皆怨单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营（《资治通鉴》建昭三年十月）。
韦玄成没有什么业绩，他的去世对元帝朝没有影响。同年七月，元帝提拔自己的辅导老师匡衡当了丞相。七月十四日，元帝让中央警卫团团（卫尉）李延寿接替匡衡担任了监察部部长（御史大夫）。
公元前36年十月，元帝命令西域都护、骑都尉、北地郡人甘延寿，和副校尉、山阳郡人（治所在今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区东南）陈汤（？—约前6，今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人。当年兖州称瑕丘县，属于山阳郡管辖）一起出兵，在康居国东部杀了郅支单于。
当初，郅支单于自认为匈奴汗国是一个大国，威名远扬，颇受其他国家的尊重，又趁帮助康居王打败乌孙军，变得十分骄横。因此，康居王不再像当初请郅支到康居国时那样尊敬郅支（当年双方敬重得互送女儿为妻）。现在，郅支单于一怒之下，杀了康居王为郅支当妻子的女儿以及康居国贵族、平民一共几百人，有的还被砍断四肢，扔到郅支的都城赖水河里（即今哈萨克斯坦的塔拉斯河）。郅支还强迫康居人为他修建城墙，每天有五百名工匠施工，历时二年才完成。郅支为了反客为主，到时灭掉康居，派使节前往阖苏、大宛两国，责令阖苏、大宛每年向他进贡。两国因畏惧不敢不给。汉朝前后派出三批使者前往康居赖水城，向郅支追查送郅支儿子回来的使者谷吉等人的遗体下落。郅支不仅不说，反而围困汉使进行羞辱，并且不接受元帝的诏书，只是通过汉朝的西域都护上书，说：“居住的地方环境恶劣、土地贫瘠，愿意归顺强大的汉朝，还准备再送儿子到长安当人质。”但是其态度傲慢。
陈汤是一个遇事沉着、冲锋勇敢的人，面对问题总是深思熟虑，还很有谋略。现在他渴望建立奇功，于是向甘延寿建议说：“边境各个民族都畏惧匈奴，这好像成为了西域人的天性。西域各国原本属于匈奴（这句话说得不客观，事实上在汉武帝之前，西域大部分国家是匈奴的属国；汉武帝之后，改变了这一格局，景帝、宣帝时代都曾让西域三十六国臣服），如今郅支单于的威名远扬，不仅不断侵略乌孙和大宛两国，还经常给康居王出谋献策，企图使乌孙、大宛归顺。如果郅支征服了乌孙、大宛，几年之后西域国家都会陷于危险的境地。郅支单于是一位勇猛而蛮横、喜欢争斗的人，所以他不断取得胜利。日子一久，必将成为西域的灾难。虽然他现在远居康居东部，幸亏他们没有坚固的城堡和强劲的弓弩，这样他们就无法固守。我们如果调动屯田的军队，加上乌孙军，一直挺进到郅支单于设在赖水河畔的都城下，他想逃没有地方可逃，想守兵力不足，这是千载难逢的功业，我们可以在一天早上完成。”
陈汤的话，让这次同来西域的主帅甘延寿也觉得有道理，准备先奏请朝廷批准。陈汤反对说：“如果甘将军上奏，皇上一定会召集公卿商议，远大的策略不是平庸的官僚所能理解的，肯定不会同意。”甘延寿迟疑，不肯听陈汤的。正好甘延寿久病卧床，陈汤假传圣旨单独行动，征调西域各国军队，加上汉朝在车师屯田的部队。甘延寿听说后大惊，严加阻止，陈汤大怒，手按剑柄，对甘延寿怒斥道：“大军已经会合，你想阻止吗？”甘延寿见陈汤将生米煮成了熟饭，只好顺从。他俩集结所有的兵力，共有四万多人。甘延寿、陈汤上奏自我弹劾假传圣旨的罪，陈述之所以这样做的理由。发出奏章的当天，大军分成六个纵队向康居赖水河畔的城下挺进，其中三个纵队沿南道越过葱岭，穿过大宛国。另外三个纵队是都护甘延寿率领，从温宿国（位于今新疆阿克苏地区温宿县、乌什县，西部与吉尔吉克斯坦共和国相邻）出发，走北道经过乌孙国首都赤谷城（位于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州伊什提克城），穿过乌孙进入康居国边界，挺进到阗池（指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西岸。而这时康居国的副王抱阗，率领数千骑兵在乌孙国首都赤谷城以东攻打乌孙国大昆弥，杀、俘共一千多人，抢走牛、羊、马等大批牲畜，然后从后面追上汉军，夺取汉军后部的大批辎重。陈汤命令西域兵迎战，杀了四百六十人，夺回抱阗所掳掠的乌孙百姓四百七十人，交给大昆弥。夺回的马、牛、羊作为军队食物。又抓到了抱阗手下的贵族伊奴毒。进入康居国东部后，陈汤严明军纪，不准烧杀抢掠。秘密召康居国的贵族屠墨来商谈，向他展示汉朝的武威与决心。一切谈妥之后摆下酒席，共同盟誓，然后送他回去。大军继续挺进，在距新筑的单于城约六十里处安营扎寨。这时，又俘虏康居国另外一位贵族具色子男开牟，让他当向导。子男开牟是屠墨的舅父，也痛恨郅支单于的凶暴。这样汉军对郅支的情况了如指掌。第二天，大军继续挺进，在赖水河畔的单于城三十里处扎营。
随着寒冬的到来，决战开始。
单于遣使曰：“汉兵何以来？”应曰：“单于上书言：‘居困厄，愿归计强汉，身入朝见，’天子哀闵单于弃大国，屈意康居，故使都护将军来迎单于妻子。恐左右惊动，故未敢至城下。”使数往来相答报，延寿、汤因让之：“我为单于远来，而至今无名王、大人见将军受事者，何单于忽大计，失客主之礼也！兵来道远，人畜罢极，食度且尽，恐无以自还，愿单于与大臣审计策。”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赖水上，离城三里，止营傅陈。望见单于城上立五采幡帜，数百人被甲乘城；又出百馀骑往来驰城下，步兵百馀人夹门鱼鳞陈，讲习用兵。城上人更招汉军曰：“斗来！”百馀骑驰赴营，营皆张弩持满指之，骑引却。颇遣吏士射城门骑、步兵，骑、步兵皆入。延寿、汤令军：“闻鼓音，皆薄城下，四面围城，各有所守，穿堑，塞门户，卤楯为前，戟弩为后，仰射城楼上人。”楼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从木城中射，颇杀伤外人。外人发薪烧木城，夜，数百骑欲出，外迎射，杀之。
初，单于闻汉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己，为汉内应，又闻乌孙诸国兵皆发，自以无所之。郅支已出，复还，曰：“不如坚守。汉兵远来，不能久攻。”单于乃被甲在楼上，诸阏氏、夫人数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单于鼻，诸夫人颇死；单于乃下。夜过半，木城穿，中人却入土城，乘城呼。时康居兵万馀骑，分为十馀处，四面环城，亦与相应和。夜，数奔营，不利，辄却。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钲鼓声动地。康居兵引却；汉兵四面推卤楯，并入土城中。单于男女百馀人走入大内。汉兵纵火，吏士争入，单于被创死。军候假丞杜勋斩单于首。得汉使节二及谷吉等所赍帛书。诸卤获以畀得者。凡斩阏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级；生虏百四十五人，降虏千馀人，赋予城郭诸国所发十五王（《资治通鉴》建昭三年冬）。
公元前36年冬，郅支单于派人前来汉营质问说：“汉军为什么前来？”汉军接待官员说：“你们的单于曾经上书朝廷说：‘居住的土地贫瘠生活困苦，愿意归顺强大的汉朝，亲自到长安朝见皇帝。’我皇怜悯单于放弃幅员广大的国土，委屈地住在康居，所以派都护将军前来，迎接单于和妻儿。担心单于的左右受惊暴动，所以不敢直接到达赖水河畔的城下。”双方使者往返了几次之后，甘延寿、陈汤出面，责备郅支单于的使者说：“我们为了单于，不远万里来到此地，然而，一直到今天，你们的郅支单于还没有派出一位名王（指匈奴声名显赫的亲王）、显贵来晋见都护将军，接受命令，为什么单于对大事这么疏忽，不讲主人招待客人的礼节呢？我们从遥远的地方前来，人马十分困乏，粮草已经用尽，恐怕无法自己返回，希望单于与大臣商量。”这等于是向郅支单于下了决战书。
第二天，大军挺进到单于的都城赖水河畔，在距离三里处扎营，修筑的阵地能看到单于在城上，五色旗帜迎风飘扬，数百名匈奴人披甲戴胄，登上城楼守备。过了一会，又从城中冲出一百多名骑兵，在城下奔驰巡逻；一百多名步兵在城门两侧，结成“鱼鳞阵”，在作战斗演习。城上守军还向汉军挑战说：“来斗吧！”一百多名匈奴骑兵直冲汉营，汉军强弩全部拉满向外。匈奴骑兵看到汉军强大退回。强弩部队射击城门外操练的匈奴军，这些操练者全部退到城内。甘延寿、陈汤在总攻的命令中说：“听到鼓声大军全部直扑城下，形成四面包围之势，各军记住所分配的位置，开凿洞穴，堵塞射击孔。盾牌在前，戟弩在后，仰射城楼上的守军。”
总攻开始，城楼上的匈奴守军退下。郅支的都城除了内有土城，外部还有两道木城。匈奴人从木城射击，对城外的联军多有伤亡。联军抱薪纵火，焚烧木城。到了夜晚，匈奴数百名骑兵突围，汉军迎头痛击，箭如雨下，全部将其歼灭。
开始郅支单于听说汉军到达，想离开赖水城。可是，他因怀疑康居王对他怨恨，就会与汉军里应外合，又听说乌孙等西域各国都派出了军队，自以为无处可以投奔，所以他逃出赖水城又返回。并且说：“不如坚守。汉军远征万里，不可能持久。”郅支单于身披铠甲，在城楼上指挥作战。他的阏氏、夫人有几十人，也都用弓箭射城外的汉军。汉朝的弩兵射中郅支单于的鼻子，而他的夫人也多有伤亡。郅支单于从城楼上下来。午夜之后，木城被攻破，木城中的匈奴军退入土城，登上城头大喊大叫。这时，康居一万多名骑兵前来援求郅支，分散在赖水城附近十多处，环绕城的东西南北四面部署，与城上的匈奴守军互相呼应。乘夜色多次向汉军营地冲击，然而每次都被汉军击退。天亮时，四面火起，汉军振奋，乘火势大喊，钲鼓之声动地。康居援军再次向后撤退。汉军举着盾牌，从四面同时冲入土城。郅支单于率匈奴男女一百多人逃入王宫，汉军纵火焚烧王宫，汉军争先冲入，郅支单于因受伤过重而死。军候（即军曲候。汉军部以下的编制单位称“曲”，曲设军候一人，秩比六百石）假丞（代理军候丞的意思）杜勋，砍下了郅支单于的头颅。在王宫中搜出汉朝使臣的符节两柄，以及护送郅支在长安当人质儿子回匈奴的汉朝使者谷吉等人写在帛上的书信。凡是郅支的财物，都归抢掠者所有。杀了阏氏、太子、名王以及在他们级别以下的人，共一千五百一十八人，俘虏了一百四十五人，投降的有一千多人，将这些俘虏分配给西域十五国这次出兵攻打郅支的国王。
这就是恶有恶报，康居王以前想借郅支的力量征服乌孙、控制西域各国，谁知人算不如天算，最后他被郅支所控制，连自己的女儿也搭进去了。既然西部的郅支单于被消灭，那么北部的呼韩邪单于又是怎样娶到王昭君的呢？
八
功不见赏
汉元帝的建昭四年（前35）正月，郅支单于的首级送到长安。
春，正月，郅支首至京师。延寿、汤上疏曰：“臣闻天下之大义当混为一，昔有唐、虞，今有强汉。匈奴呼韩邪单于已称北籓，唯郅支单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为强汉不能臣也。郅支单于惨毒行于民，大恶通于天。臣延寿，臣汤，将义兵，行天诛，赖陛下神灵，阴阳并应，天气精明，陷陈克敌，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县头槀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丞相匡衡等以为：“方春，掩骼、埋胔之时，宜勿县。”诏县十日，乃埋之。仍告祠郊庙，赦天下。群臣上寿，置酒（《资治通鉴》建昭四年正月）。
六月，甲申，中山哀王竟薨。哀王者，帝之少弟，与太子游学相长大。及薨，太子前吊。上望见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以奉宗庙，为民父母者乎！”是时驸马都尉、侍中史丹护太子家，上以责谓丹，丹免冠谢曰：“臣诚见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以感损。向者太子当进见，臣窃戒属，毋涕泣，感伤陛下；罪乃在臣，当死！”上以为然，意乃解。
蓝田地震，山崩，壅霸水；安陵岸崩，壅泾水，泾水逆流（《资治通鉴》建昭四年六月）。
公元前35年正月，郅支单于的头颅送到了长安。甘延寿、陈汤为了给自己假传诏书一个理由，上书说：“我们曾经听说天下的大道莫过于统一。前有唐尧、虞舜二帝，今有强大的汉朝。匈奴呼韩邪单于已经成为我们北方的藩属，只有郅支单于背叛朝廷。他逃到我大夏王国以西，认为我强大的汉军不能使他归顺称臣。郅支单于对百姓残忍，滔天的罪恶罄竹难书。臣甘延寿、陈汤率领仁义的军队，替天讨伐了这个恶魔，幸好有赖陛下的神威，打败敌人，斩杀郅支单于以及名王以下的人。应该把郅支单于的头颅悬挂在长安槁街（据《汉书•陈汤传》解注，师古曰：“槁街，街名。蛮夷官邸在此街）蛮夷人下榻的宾馆，用以向万里之外的国家昭示——谁敢冒犯我大汉王朝，距离虽远也必诛灭！”丞相匡衡等人反对说：“现在是春季，正是掩埋尸骨时，不应悬挂人头。”元帝下令，悬挂示众十天之后掩埋。并设祭，告诉郊外祭庙里的祖先，大赦天下。庆功宴会上，满朝文武向元帝表示祝贺。
公元前35年六月初五，十六岁的中山王刘竟去世。刘竟是元帝最小的弟弟（排行第五），跟皇太子刘骜年龄相仿，因此曾经一起游玩、读书。刘竟去世后，刘骜前来吊丧，三十六岁的元帝看到与刘竟同年的太子，悲哀不能自己控制。可是已经走在元帝面前的太子，却并不悲伤。元帝对太子悲愤地说：“天下哪能让一点爱心都没有的人，去继承祖宗祭庙的香火，做民众的父母呢？”面对父皇的指责，太子刘骜的监护人史丹（原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的儿子。时任驸马都尉、侍中）脱下官帽，谢罪说：“我见陛下哀痛中山王，以致消瘦。太子前来时，我暗中嘱咐他，不要哭泣，免得引起陛下伤感。罪过在我，我应该被处死。”尽管史丹说了一句善意的谎言，让元帝听了信以为真，才息怒。
蓝田县（治所在今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发生地震，导致山体滑坡，霸水壅塞。另外安陵（汉惠帝刘盈的陵墓）的堤岸也因地震坍塌，泾水因壅塞向西逆流。
汉元帝的建昭五年（前34），元帝又恢复了四年前废除的一些陵园。
夏，六月，庚申，复戾园。
秋，七月，庚子，复太上皇寝庙园、原庙、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卫思后园。时上寝疾，久不平。以为祖宗谴怒，故尽复之；唯郡国庙遂废云。
是岁，徙济阳王康为山阳王。
匈奴呼韩邪单于闻郅支既诛，且喜且惧；上书，愿入朝见（《资治通鉴》建昭五年六到十二月）。
公元前34年六月十七日，元帝恢复戾太子刘据的陵园。
七月二十八日，恢复太上皇的祭庙、陵园及原庙（意思是在正庙以外另立的宗庙），恢复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卫思后的陵园。原因是：这时元帝卧病在床，认为是他废除祖宗祭庙后让祖宗发怒而生病。但各个郡国的祭庙却没有恢复。
公元前34年这一年，元帝改封次子刘康为山阳王（国都在今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东南）。
呼韩邪单于得到郅支单于已被杀，既高兴又恐惧。于是向元帝上书请求到长安朝见天子。
汉元帝的竟宁元年（前33）正月，呼韩邪单于来到了长安。
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下有司议，议者皆以为便。郎中侯应习边事，以为不可许。上问状，应曰：“周、秦以来，匈奴暴桀，寇侵边境；汉兴，尤被其害。臣闻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馀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师征伐，斥夺此地，攘之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来寇，少所蔽隐；从塞以南，径深山谷，往来差难。边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如罢备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圣德广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来臣。夫夷狄之情，困则卑顺，强则骄逆，天性然也。前已罢外城，省亭隧令，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复罢，二也。中国有礼义之教，刑罚之诛，愚民犹尚犯禁；又况单于，能必其众不犯约哉！三也。自中国尚建关梁以制诸侯，所以绝臣下之觊欲也。设塞徼，置屯戍，非独为匈奴而已，亦为诸属国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旧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与汉人交通，吏民贪利，侵盗其畜产、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今罢乘塞，则生嫚易分争之渐，五也。往者从军多没不还者，子孙贫困，一旦亡出，从其亲戚，六也。又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闻匈奴中乐，无奈候望急何！’然时有亡出塞者，七也。盗贼桀黠，群辈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则不可制，八也。起塞以来百有馀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溪谷、水门，稍稍平之，卒徒筑治，功费久远，不可胜计。臣恐议者不深虑其终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岁之内，卒有它变，障塞破坏，亭隧灭绝，当更发屯缮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复，九也。如罢戍卒，省候望，单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汉，请求无已；小失其意，则不可测。开夷狄之隙，亏中国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蛮之长策也！”对奏，天子有诏：“勿议罢边塞事。”使车骑将军嘉口谕单于曰：“单于上书愿罢北塞吏士屯戍，子孙世世保塞。单于乡慕礼义，所以为民计者甚厚。此长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国四方皆有关梁障塞，非独以备塞外也，亦以防中国奸邪放纵，出为寇害，故明法度以专众心也。敬谕单于之意，朕无疑焉。为单于怪其不罢，故使嘉晓单于。”单于谢曰：“愚不知大计，天子幸使大臣告语，甚厚！”
初，左伊秩訾为呼韩邪画计归汉，竟以安定。其后或谗伊秩訾自伐其功，常鞅鞅，呼韩邪疑之；伊秩訾惧诛，将其众千馀人降汉，汉以为关内侯，食邑三百户，令佩其王印绶。及呼韩邪来朝，与伊秩訾相见，谢曰：“王为我计甚厚，令匈奴至今安宁，王之力也，德岂可忘！我失王意，使王去，不复顾留，皆我过也。今欲白天子，请王归庭。”伊秩訾曰：“单于赖天命，自归于汉，得以安宁，单于神灵，天子之祐也，我安得力！既已降汉，又复归匈奴，是两心也。愿为单于侍使于汉，不敢听命！”单于固请，不能得而归。
单于号王昭君为宁胡阏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逐王。
皇太子冠（《资治通鉴》竟宁元年正月）。
公元前33年正月，已经五十多岁的呼韩邪单于前来长安朝见元帝，请求准许他当汉家女婿。元帝把后宫良家女子王嫱（即王昭君）赏给呼韩邪单于。呼韩邪非常欢喜，上书说：“我愿永远为汉朝保护东起上谷郡、西至敦煌郡的边塞。请朝廷撤销边境防务，使天子的小民获得休养生息。”元帝把呼韩邪单于的建议交给官员讨论，讨论的官员都认为可以接受。元帝的侍从官（郎中）侯应了解边塞情况，认为不行。元帝问其原因，侯应振振有词地说：“周朝和秦朝以来，匈奴暴戾强悍，不断侵略边境。我大汉王朝建立之初，受匈奴之害最严重。据我了解，北方边塞东到辽东，外有阴山，东西长一千多里，这里草木茂盛，禽兽众多，本来是冒顿单于凭借险要出入的地方，他不仅在这里制造弓箭往来为寇，还以这里作为苑囿（古典园林的早期形式。汉代以前在圈定的范围内畜养禽兽,蕃衍草木,供帝王狩猎游玩,称囿），直到孝武帝北伐，将匈奴赶到大漠以北。在这一地区建立城堡，修筑道路，兴建城池派军队驻守，边境才比从前稍微安宁。漠北土地平坦，草木稀少，沙漠相连。匈奴前来侵扰，缺少隐蔽之地。边塞以南的道路深远，山谷起伏，往来十分困难。边塞老一辈的人说：‘匈奴失去阴山之后，每次经过阴山都伤心痛哭。’如果撤销边防，对夷狄人非常有利，这是不能答应的理由之一。现在，皇上的恩德宽厚，如天一样覆盖匈奴。匈奴政权得到了拯救，才能活了下去。所以呼韩邪感激救命之恩，叩头称臣。不过，夷狄人穷困时谦卑顺从，强大时骄狂横行，这是他们的天性。前些时，己撤除了外城，减少了亭、燧等军事设施，现在的边防军仅仅负责瞭望、烽火报警等事。古人居安思危，边城不可再撤除，这是理由之二。我国是礼义之邦，有刑罚的惩处，愚昧的小民还要犯禁，何况匈奴单于呢！呼韩邪能绝对保证他的部众不违犯规定吗？这是理由之三。即使是在中国境内，还在水陆要道设立关卡，用以控制封国王侯，使做臣属的断绝非分之想。在边塞设置亭障，屯田戍守，不仅仅是为了防备匈奴，也是为了防止各个属国的降民，他们本来是匈奴人，恐怕他们念旧而逃亡。这是理由之四。近年来，接近边塞的西羌部落与汉人来往，我朝的官民贪图财利，掠夺盗取他们的牲畜，甚至强占他们的妻子，因为这些怨恨，激起他们的叛变。现在如果撤除边防军队，可能发生这种因欺侮而起的纷争。这是理由之五。过去，从军的战士很多人留在匈奴没有回来，他们的子孙生活贫困，有可能大批前往匈奴投靠亲友。这是理由之六。沿边一带，奴仆女婢忧愁悲苦，想逃亡的人多，都说：‘听说匈奴生活快乐，无可奈何是边塞的监视太严！’然而时常仍然有逃出边塞的人。这是理由之七。窃贼与强盗凶暴狡诈，结成团伙触犯法令，如果追捕过急，就会北逃匈奴，这样就逃脱了法律的制裁。这是理由之八。自从沿边设立要塞，已有一百多年，并不完全用土筑墙，有的利用山岩，有的利用石木，有的利用山谷，有的利用水峡，稍加连接增补，征调士兵、刑徒修建，长年累月，用去的劳力经费无法计算。我担心主张撤除边塞的官员，没有深刻考虑到事情的来龙去脉，只想暂时减少戍边的负担。十年之后，百年之内，如果突然发生变化，而边塞已经破坏，烽火亭已经湮没，还要再征调士兵修建。可是，百余年累积下来的工程，不可能马上恢复，这是理由之九。如果撤销边防，废除边境上用于伺望侦察的土堡，匈奴单于必定自认为他们在为我们保塞守边，对朝廷有大恩，将会不断请求赏赐，如果稍有失望，那么后果就难以设想。引起夷狄与汉族感情上的裂痕，毁坏我国的防卫。这是理由之十。由于以上十项理由，我认为撤除边防不是好策略！”
侯应的奏章递上，元帝下诏说：“停止讨论撤除边塞一事。”派车骑将军许嘉向呼韩邪传达口谕，单于道歉说：“我愚昧，没有想到这些重大的谋划。幸亏天子派大臣告诉我，待我这么优厚！”
当初，左伊秩訾建议呼韩邪单于归附汉朝，匈奴竟然因此安定。后来，有人进谗言，说左伊秩訾自以为他有安定匈奴的功劳，却没有得到什么封赏，心里常常不满。呼韩邪对他产生了怀疑。左伊秩訾担心被杀，于是率领一千多人投降汉朝。朝廷封左伊秩訾为关内侯，拥有三百户封地。佩戴王爵的官印和绶带。等到呼韩邪单于到长安朝见，与左伊秩訾相遇，呼韩邪向他道歉说：“大王为我谋划，待我非常厚道。匈奴能有今天，都是大王的力量，恩德岂能忘记？我却使大王失望。如今我想向圣上报告，请大王重回王庭。”左伊秩訾谢绝说：“单于承受上天的旨意，自从归附汉朝，使匈奴得到安定。这是单于的神异威灵，汉朝天子的保佑，我怎么会有这种力量？既然我已经归顺了汉朝，而又再回匈奴，这是有二心。我愿留在汉朝作为单于的一个使臣，不敢听从您的命令。”呼韩邪单于坚决请求，不能如愿。
呼韩邪单于称王昭君为宁胡阏氏；后来生下一个男孩，名叫栾提伊屠智牙师，被封为右日逐王。
公元前33年正月，进入十八岁的皇太子刘骜举行了成人加冠礼。
公元前33年二月，御史大夫李延寿去世。
二月，御史大夫李延寿卒。
初，石显见冯奉世父子为公卿著名，女又为昭仪在内，显心欲附之，荐言：“昭仪兄谒者逡修敕，宜侍幄帷。”天子召见，欲以为侍中。逡请间言事。上闻逡言显颛权，大怒，罢逡归郎官。及御史大夫缺，在位多举逡兄大鸿胪野王；上使尚书选第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上以问显，显曰：“九卿无出野王者。然野王，亲昭仪兄，臣恐后世必以陛下度越众贤，私后宫亲以为三公。”上曰：“善，吾不见是！”因谓群臣曰：“吾用野王为三公，后世必谓我私后宫亲属，以野王为比。”（《资治通鉴》竟宁元年二月）
三月，丙寅，诏曰：“刚强坚固，确然亡欲，大鸿胪野王是也。心辨善辞，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洁节俭，太子少傅张谭是也。其以少傅为御史大夫。”
河南太守九江召信臣为少府。信臣先为南阳太守，后迁河南，治行常第一。视民如子，好为民兴利，躬劝耕稼，开通沟渎，户口增倍。吏民亲爱，号曰“召父”。
癸未，复孝惠皇帝寝庙园、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寝园。
初，中书令石显尝欲以姊妻甘延寿，延寿不取。及破郅支还，丞相、御史亦恶其矫制，皆不与延寿等。陈汤素贪，所卤获财物入塞，多不法。司隶校尉移书道上，系吏士，按验之。汤上疏言：“臣与吏士共诛郅支单于，幸得禽灭，万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劳道路。今司隶反逆收系按验，是为郅支报雠也！”上立出吏士，令县、道具酒食以过军。既至，论功，石显、匡衡以为：“延寿、汤擅兴师矫制，幸得不诛，如复加爵土，则后奉使者争欲乘危徼幸，生事于蛮夷，为国招难。”帝内嘉延寿、汤功而重违衡、显之议，久之不决（《资治通鉴》竟宁元年三月）。
当初，中书令石显见冯奉世父子都当了公卿，名声显赫，女儿又是元帝的昭仪，有心要亲近冯家。就向元帝推荐说：“冯昭仪的哥哥冯逡（时任谒者），品德高尚，行为端正，应该侍奉在陛下的左右。”元帝召见冯逡，想任命他为侍中。冯逡请求单独见元帝。元帝见冯逡抨击石显专权而大怒，让他仍然担任谒者。等到御史大夫空缺，很多官员推荐冯逡的哥哥冯野王（时任大鸿胪）。元帝命国务院（尚书省）在二千石高官中遴选，而冯野王仍然以品行好，工作能力强被评为第一。元帝征求石显的意见，石显挑拨说；“九卿中没有比冯野王更好的人选。然而冯野王是冯昭仪的胞兄，我担心后世评论时，必然认为陛下越过许多贤能，对后宫亲属徇私。”元帝被这位奸臣“点拨”，好像大彻大悟似地说：“对，我没有看到这一点！”于是，他对大臣宣布说：“我如果用冯野王当三公，后世一定抨击我徇私，将来把冯野王拿出来作为我徇私的例证。”
公元前33年三月十一日，元帝下诏说：“刚强正直，宁静淡泊，大鸿胪冯野王就是这种人。明辨是非，善于辞令，可以代表皇帝出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就是这种人。廉洁而又节俭，太子的辅导老师（少傅）张谭就是这种人。现在，朕提拔少傅张谭担任御史大夫。”
河南郡（治所在今河南省洛阳市以东）太守召信臣（今安徽省淮南市寿县人），被任命为少府。召信臣原先来是南阳郡（治所在今河南省南阳市）太守，因考试成绩经常位居全国第一，才被调到有着战略地位、而且曾经是汉朝建国时都城河南郡。他对待黎民跟对待儿女一样，热心为百姓谋求福利，亲自劝导人们务农，开凿疏通灌溉农田的沟渠，使户口成倍增加。官员和平民都敬重他，称他为“召父”。
公元前33年三月十二日，元帝可能病情进一步恶化，又恢复孝惠帝的祭庙陵园、孝文太后的陵园、孝昭太后的陵园。
当初，中书令石显想把姐姐嫁给甘延寿，被甘延寿拒绝。等到甘延寿打败郅支单于，丞相、御史也对他假传圣旨的这件事深恶痛绝，对甘延寿的功勋并不称赞。而陈汤又一向贪财，把在外国掳掠的金银财宝带入塞内，违反了多项法令。司隶校尉用公文通知沿途郡县，逮捕陈汤的部下审问。陈汤上书元帝说：“我和部下共同讨伐郅支，幸亏将他歼灭，从万里之外凯旋，应有朝廷派出的使者在道路上迎接。然而，司隶校尉反而逮捕审问，这是替郅支单于报仇啊！”元帝下令，立即释放所有被捕的官兵，命沿途地方官员用酒食慰劳。甘延寿、陈汤返回长安评论功劳，石显、匡衡阻止说：“甘延寿、陈汤假传圣旨，擅自调动军队，不杀已是宽大，如果再赠送爵号，封他们土地，那么以后派出的使节就会争先恐后地采取冒险行动，以图侥幸成功，给国家招来灾难。”元帝内心认可甘延寿、陈汤的功劳，而又难于违反匡衡、石显的意见。过了很久，仍然不能决定。
从以上的情况来看，坐着动嘴的人比为国勇担风险立功人要“高尚”得多，这就是元帝软弱的结果；元帝在这种畸形的帝王生涯中，不久离开了这个是非纷扰的世界，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功不见赏
汉元帝的建昭四年（前35）正月，郅支单于的首级送到长安。
春，正月，郅支首至京师。延寿、汤上疏曰：“臣闻天下之大义当混为一，昔有唐、虞，今有强汉。匈奴呼韩邪单于已称北籓，唯郅支单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为强汉不能臣也。郅支单于惨毒行于民，大恶通于天。臣延寿，臣汤，将义兵，行天诛，赖陛下神灵，阴阳并应，天气精明，陷陈克敌，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县头槀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丞相匡衡等以为：“方春，掩骼、埋胔之时，宜勿县。”诏县十日，乃埋之。仍告祠郊庙，赦天下。群臣上寿，置酒（《资治通鉴》建昭四年正月）。
六月，甲申，中山哀王竟薨。哀王者，帝之少弟，与太子游学相长大。及薨，太子前吊。上望见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以奉宗庙，为民父母者乎！”是时驸马都尉、侍中史丹护太子家，上以责谓丹，丹免冠谢曰：“臣诚见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以感损。向者太子当进见，臣窃戒属，毋涕泣，感伤陛下；罪乃在臣，当死！”上以为然，意乃解。
蓝田地震，山崩，壅霸水；安陵岸崩，壅泾水，泾水逆流（《资治通鉴》建昭四年六月）。
公元前35年正月，郅支单于的头颅送到了长安。甘延寿、陈汤为了给自己假传诏书一个理由，上书说：“我们曾经听说天下的大道莫过于统一。前有唐尧、虞舜二帝，今有强大的汉朝。匈奴呼韩邪单于已经成为我们北方的藩属，只有郅支单于背叛朝廷。他逃到我大夏王国以西，认为我强大的汉军不能使他归顺称臣。郅支单于对百姓残忍，滔天的罪恶罄竹难书。臣甘延寿、陈汤率领仁义的军队，替天讨伐了这个恶魔，幸好有赖陛下的神威，打败敌人，斩杀郅支单于以及名王以下的人。应该把郅支单于的头颅悬挂在长安槁街（据《汉书•陈汤传》解注，师古曰：“槁街，街名。蛮夷官邸在此街）蛮夷人下榻的宾馆，用以向万里之外的国家昭示——谁敢冒犯我大汉王朝，距离虽远也必诛灭！”丞相匡衡等人反对说：“现在是春季，正是掩埋尸骨时，不应悬挂人头。”元帝下令，悬挂示众十天之后掩埋。并设祭，告诉郊外祭庙里的祖先，大赦天下。庆功宴会上，满朝文武向元帝表示祝贺。
公元前35年六月初五，十六岁的中山王刘竟去世。刘竟是元帝最小的弟弟（排行第五），跟皇太子刘骜年龄相仿，因此曾经一起游玩、读书。刘竟去世后，刘骜前来吊丧，三十六岁的元帝看到与刘竟同年的太子，悲哀不能自己控制。可是已经走在元帝面前的太子，却并不悲伤。元帝对太子悲愤地说：“天下哪能让一点爱心都没有的人，去继承祖宗祭庙的香火，做民众的父母呢？”面对父皇的指责，太子刘骜的监护人史丹（原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的儿子。时任驸马都尉、侍中）脱下官帽，谢罪说：“我见陛下哀痛中山王，以致消瘦。太子前来时，我暗中嘱咐他，不要哭泣，免得引起陛下伤感。罪过在我，我应该被处死。”尽管史丹说了一句善意的谎言，让元帝听了信以为真，才息怒。
蓝田县（治所在今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发生地震，导致山体滑坡，霸水壅塞。另外安陵（汉惠帝刘盈的陵墓）的堤岸也因地震坍塌，泾水因壅塞向西逆流。
汉元帝的建昭五年（前34），元帝又恢复了四年前废除的一些陵园。
夏，六月，庚申，复戾园。
秋，七月，庚子，复太上皇寝庙园、原庙、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卫思后园。时上寝疾，久不平。以为祖宗谴怒，故尽复之；唯郡国庙遂废云。
是岁，徙济阳王康为山阳王。
匈奴呼韩邪单于闻郅支既诛，且喜且惧；上书，愿入朝见（《资治通鉴》建昭五年六到十二月）。
公元前34年六月十七日，元帝恢复戾太子刘据的陵园。
七月二十八日，恢复太上皇的祭庙、陵园及原庙（意思是在正庙以外另立的宗庙），恢复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卫思后的陵园。原因是：这时元帝卧病在床，认为是他废除祖宗祭庙后让祖宗发怒而生病。但各个郡国的祭庙却没有恢复。
公元前34年这一年，元帝改封次子刘康为山阳王（国都在今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东南）。
呼韩邪单于得到郅支单于已被杀，既高兴又恐惧。于是向元帝上书请求到长安朝见天子。
汉元帝的竟宁元年（前33）正月，呼韩邪单于来到了长安。
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下有司议，议者皆以为便。郎中侯应习边事，以为不可许。上问状，应曰：“周、秦以来，匈奴暴桀，寇侵边境；汉兴，尤被其害。臣闻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馀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师征伐，斥夺此地，攘之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来寇，少所蔽隐；从塞以南，径深山谷，往来差难。边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如罢备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圣德广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来臣。夫夷狄之情，困则卑顺，强则骄逆，天性然也。前已罢外城，省亭隧令，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复罢，二也。中国有礼义之教，刑罚之诛，愚民犹尚犯禁；又况单于，能必其众不犯约哉！三也。自中国尚建关梁以制诸侯，所以绝臣下之觊欲也。设塞徼，置屯戍，非独为匈奴而已，亦为诸属国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旧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与汉人交通，吏民贪利，侵盗其畜产、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今罢乘塞，则生嫚易分争之渐，五也。往者从军多没不还者，子孙贫困，一旦亡出，从其亲戚，六也。又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闻匈奴中乐，无奈候望急何！’然时有亡出塞者，七也。盗贼桀黠，群辈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则不可制，八也。起塞以来百有馀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溪谷、水门，稍稍平之，卒徒筑治，功费久远，不可胜计。臣恐议者不深虑其终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岁之内，卒有它变，障塞破坏，亭隧灭绝，当更发屯缮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复，九也。如罢戍卒，省候望，单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汉，请求无已；小失其意，则不可测。开夷狄之隙，亏中国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蛮之长策也！”对奏，天子有诏：“勿议罢边塞事。”使车骑将军嘉口谕单于曰：“单于上书愿罢北塞吏士屯戍，子孙世世保塞。单于乡慕礼义，所以为民计者甚厚。此长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国四方皆有关梁障塞，非独以备塞外也，亦以防中国奸邪放纵，出为寇害，故明法度以专众心也。敬谕单于之意，朕无疑焉。为单于怪其不罢，故使嘉晓单于。”单于谢曰：“愚不知大计，天子幸使大臣告语，甚厚！”
初，左伊秩訾为呼韩邪画计归汉，竟以安定。其后或谗伊秩訾自伐其功，常鞅鞅，呼韩邪疑之；伊秩訾惧诛，将其众千馀人降汉，汉以为关内侯，食邑三百户，令佩其王印绶。及呼韩邪来朝，与伊秩訾相见，谢曰：“王为我计甚厚，令匈奴至今安宁，王之力也，德岂可忘！我失王意，使王去，不复顾留，皆我过也。今欲白天子，请王归庭。”伊秩訾曰：“单于赖天命，自归于汉，得以安宁，单于神灵，天子之祐也，我安得力！既已降汉，又复归匈奴，是两心也。愿为单于侍使于汉，不敢听命！”单于固请，不能得而归。
单于号王昭君为宁胡阏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逐王。
皇太子冠（《资治通鉴》竟宁元年正月）。
公元前33年正月，已经五十多岁的呼韩邪单于前来长安朝见元帝，请求准许他当汉家女婿。元帝把后宫良家女子王嫱（即王昭君）赏给呼韩邪单于。呼韩邪非常欢喜，上书说：“我愿永远为汉朝保护东起上谷郡、西至敦煌郡的边塞。请朝廷撤销边境防务，使天子的小民获得休养生息。”元帝把呼韩邪单于的建议交给官员讨论，讨论的官员都认为可以接受。元帝的侍从官（郎中）侯应了解边塞情况，认为不行。元帝问其原因，侯应振振有词地说：“周朝和秦朝以来，匈奴暴戾强悍，不断侵略边境。我大汉王朝建立之初，受匈奴之害最严重。据我了解，北方边塞东到辽东，外有阴山，东西长一千多里，这里草木茂盛，禽兽众多，本来是冒顿单于凭借险要出入的地方，他不仅在这里制造弓箭往来为寇，还以这里作为苑囿（古典园林的早期形式。汉代以前在圈定的范围内畜养禽兽,蕃衍草木,供帝王狩猎游玩,称囿），直到孝武帝北伐，将匈奴赶到大漠以北。在这一地区建立城堡，修筑道路，兴建城池派军队驻守，边境才比从前稍微安宁。漠北土地平坦，草木稀少，沙漠相连。匈奴前来侵扰，缺少隐蔽之地。边塞以南的道路深远，山谷起伏，往来十分困难。边塞老一辈的人说：‘匈奴失去阴山之后，每次经过阴山都伤心痛哭。’如果撤销边防，对夷狄人非常有利，这是不能答应的理由之一。现在，皇上的恩德宽厚，如天一样覆盖匈奴。匈奴政权得到了拯救，才能活了下去。所以呼韩邪感激救命之恩，叩头称臣。不过，夷狄人穷困时谦卑顺从，强大时骄狂横行，这是他们的天性。前些时，己撤除了外城，减少了亭、燧等军事设施，现在的边防军仅仅负责瞭望、烽火报警等事。古人居安思危，边城不可再撤除，这是理由之二。我国是礼义之邦，有刑罚的惩处，愚昧的小民还要犯禁，何况匈奴单于呢！呼韩邪能绝对保证他的部众不违犯规定吗？这是理由之三。即使是在中国境内，还在水陆要道设立关卡，用以控制封国王侯，使做臣属的断绝非分之想。在边塞设置亭障，屯田戍守，不仅仅是为了防备匈奴，也是为了防止各个属国的降民，他们本来是匈奴人，恐怕他们念旧而逃亡。这是理由之四。近年来，接近边塞的西羌部落与汉人来往，我朝的官民贪图财利，掠夺盗取他们的牲畜，甚至强占他们的妻子，因为这些怨恨，激起他们的叛变。现在如果撤除边防军队，可能发生这种因欺侮而起的纷争。这是理由之五。过去，从军的战士很多人留在匈奴没有回来，他们的子孙生活贫困，有可能大批前往匈奴投靠亲友。这是理由之六。沿边一带，奴仆女婢忧愁悲苦，想逃亡的人多，都说：‘听说匈奴生活快乐，无可奈何是边塞的监视太严！’然而时常仍然有逃出边塞的人。这是理由之七。窃贼与强盗凶暴狡诈，结成团伙触犯法令，如果追捕过急，就会北逃匈奴，这样就逃脱了法律的制裁。这是理由之八。自从沿边设立要塞，已有一百多年，并不完全用土筑墙，有的利用山岩，有的利用石木，有的利用山谷，有的利用水峡，稍加连接增补，征调士兵、刑徒修建，长年累月，用去的劳力经费无法计算。我担心主张撤除边塞的官员，没有深刻考虑到事情的来龙去脉，只想暂时减少戍边的负担。十年之后，百年之内，如果突然发生变化，而边塞已经破坏，烽火亭已经湮没，还要再征调士兵修建。可是，百余年累积下来的工程，不可能马上恢复，这是理由之九。如果撤销边防，废除边境上用于伺望侦察的土堡，匈奴单于必定自认为他们在为我们保塞守边，对朝廷有大恩，将会不断请求赏赐，如果稍有失望，那么后果就难以设想。引起夷狄与汉族感情上的裂痕，毁坏我国的防卫。这是理由之十。由于以上十项理由，我认为撤除边防不是好策略！”
侯应的奏章递上，元帝下诏说：“停止讨论撤除边塞一事。”派车骑将军许嘉向呼韩邪传达口谕，单于道歉说：“我愚昧，没有想到这些重大的谋划。幸亏天子派大臣告诉我，待我这么优厚！”
当初，左伊秩訾建议呼韩邪单于归附汉朝，匈奴竟然因此安定。后来，有人进谗言，说左伊秩訾自以为他有安定匈奴的功劳，却没有得到什么封赏，心里常常不满。呼韩邪对他产生了怀疑。左伊秩訾担心被杀，于是率领一千多人投降汉朝。朝廷封左伊秩訾为关内侯，拥有三百户封地。佩戴王爵的官印和绶带。等到呼韩邪单于到长安朝见，与左伊秩訾相遇，呼韩邪向他道歉说：“大王为我谋划，待我非常厚道。匈奴能有今天，都是大王的力量，恩德岂能忘记？我却使大王失望。如今我想向圣上报告，请大王重回王庭。”左伊秩訾谢绝说：“单于承受上天的旨意，自从归附汉朝，使匈奴得到安定。这是单于的神异威灵，汉朝天子的保佑，我怎么会有这种力量？既然我已经归顺了汉朝，而又再回匈奴，这是有二心。我愿留在汉朝作为单于的一个使臣，不敢听从您的命令。”呼韩邪单于坚决请求，不能如愿。
呼韩邪单于称王昭君为宁胡阏氏；后来生下一个男孩，名叫栾提伊屠智牙师，被封为右日逐王。
公元前33年正月，进入十八岁的皇太子刘骜举行了成人加冠礼。
公元前33年二月，御史大夫李延寿去世。
二月，御史大夫李延寿卒。
初，石显见冯奉世父子为公卿著名，女又为昭仪在内，显心欲附之，荐言：“昭仪兄谒者逡修敕，宜侍幄帷。”天子召见，欲以为侍中。逡请间言事。上闻逡言显颛权，大怒，罢逡归郎官。及御史大夫缺，在位多举逡兄大鸿胪野王；上使尚书选第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上以问显，显曰：“九卿无出野王者。然野王，亲昭仪兄，臣恐后世必以陛下度越众贤，私后宫亲以为三公。”上曰：“善，吾不见是！”因谓群臣曰：“吾用野王为三公，后世必谓我私后宫亲属，以野王为比。”（《资治通鉴》竟宁元年二月）
三月，丙寅，诏曰：“刚强坚固，确然亡欲，大鸿胪野王是也。心辨善辞，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洁节俭，太子少傅张谭是也。其以少傅为御史大夫。”
河南太守九江召信臣为少府。信臣先为南阳太守，后迁河南，治行常第一。视民如子，好为民兴利，躬劝耕稼，开通沟渎，户口增倍。吏民亲爱，号曰“召父”。
癸未，复孝惠皇帝寝庙园、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寝园。
初，中书令石显尝欲以姊妻甘延寿，延寿不取。及破郅支还，丞相、御史亦恶其矫制，皆不与延寿等。陈汤素贪，所卤获财物入塞，多不法。司隶校尉移书道上，系吏士，按验之。汤上疏言：“臣与吏士共诛郅支单于，幸得禽灭，万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劳道路。今司隶反逆收系按验，是为郅支报雠也！”上立出吏士，令县、道具酒食以过军。既至，论功，石显、匡衡以为：“延寿、汤擅兴师矫制，幸得不诛，如复加爵土，则后奉使者争欲乘危徼幸，生事于蛮夷，为国招难。”帝内嘉延寿、汤功而重违衡、显之议，久之不决（《资治通鉴》竟宁元年三月）。
当初，中书令石显见冯奉世父子都当了公卿，名声显赫，女儿又是元帝的昭仪，有心要亲近冯家。就向元帝推荐说：“冯昭仪的哥哥冯逡（时任谒者），品德高尚，行为端正，应该侍奉在陛下的左右。”元帝召见冯逡，想任命他为侍中。冯逡请求单独见元帝。元帝见冯逡抨击石显专权而大怒，让他仍然担任谒者。等到御史大夫空缺，很多官员推荐冯逡的哥哥冯野王（时任大鸿胪）。元帝命国务院（尚书省）在二千石高官中遴选，而冯野王仍然以品行好，工作能力强被评为第一。元帝征求石显的意见，石显挑拨说；“九卿中没有比冯野王更好的人选。然而冯野王是冯昭仪的胞兄，我担心后世评论时，必然认为陛下越过许多贤能，对后宫亲属徇私。”元帝被这位奸臣“点拨”，好像大彻大悟似地说：“对，我没有看到这一点！”于是，他对大臣宣布说：“我如果用冯野王当三公，后世一定抨击我徇私，将来把冯野王拿出来作为我徇私的例证。”
公元前33年三月十一日，元帝下诏说：“刚强正直，宁静淡泊，大鸿胪冯野王就是这种人。明辨是非，善于辞令，可以代表皇帝出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就是这种人。廉洁而又节俭，太子的辅导老师（少傅）张谭就是这种人。现在，朕提拔少傅张谭担任御史大夫。”
河南郡（治所在今河南省洛阳市以东）太守召信臣（今安徽省淮南市寿县人），被任命为少府。召信臣原先来是南阳郡（治所在今河南省南阳市）太守，因考试成绩经常位居全国第一，才被调到有着战略地位、而且曾经是汉朝建国时都城河南郡。他对待黎民跟对待儿女一样，热心为百姓谋求福利，亲自劝导人们务农，开凿疏通灌溉农田的沟渠，使户口成倍增加。官员和平民都敬重他，称他为“召父”。
公元前33年三月十二日，元帝可能病情进一步恶化，又恢复孝惠帝的祭庙陵园、孝文太后的陵园、孝昭太后的陵园。
当初，中书令石显想把姐姐嫁给甘延寿，被甘延寿拒绝。等到甘延寿打败郅支单于，丞相、御史也对他假传圣旨的这件事深恶痛绝，对甘延寿的功勋并不称赞。而陈汤又一向贪财，把在外国掳掠的金银财宝带入塞内，违反了多项法令。司隶校尉用公文通知沿途郡县，逮捕陈汤的部下审问。陈汤上书元帝说：“我和部下共同讨伐郅支，幸亏将他歼灭，从万里之外凯旋，应有朝廷派出的使者在道路上迎接。然而，司隶校尉反而逮捕审问，这是替郅支单于报仇啊！”元帝下令，立即释放所有被捕的官兵，命沿途地方官员用酒食慰劳。甘延寿、陈汤返回长安评论功劳，石显、匡衡阻止说：“甘延寿、陈汤假传圣旨，擅自调动军队，不杀已是宽大，如果再赠送爵号，封他们土地，那么以后派出的使节就会争先恐后地采取冒险行动，以图侥幸成功，给国家招来灾难。”元帝内心认可甘延寿、陈汤的功劳，而又难于违反匡衡、石显的意见。过了很久，仍然不能决定。
从以上的情况来看，坐着动嘴的人比为国勇担风险立功人要“高尚”得多，这就是元帝软弱的结果；元帝在这种畸形的帝王生涯中，不久离开了这个是非纷扰的世界，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九
临死前后
面对石显、匡衡的干扰，元帝对甘延寿、陈汤的奖罚不公，一直沉默的前任宗正刘向上书伸张正义。
故宗正刘向上疏曰：“郅支单于囚杀使者、吏士以百数，事暴扬外国，伤威毁重，群臣皆闵焉。陛下赫然欲诛之，意未尝有忘。西域都护延寿，副校尉汤，承圣指，倚神灵，总百蛮之君，揽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绝域，遂蹈康居，屠三重城，搴歙侯之旗，斩郅支之首，县旌万里之外，扬威昆山之西，扫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万夷慑伏，莫不惧震。呼韩邪单于见郅支已诛，且喜且惧，乡风驰义，稽首来宾，愿守北籓，累世称臣。立千载之功，建万世之安，群臣之勋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为宣王诛猃狁而百蛮从，其诗曰：‘啴々焞々，如霆如雷。显允方叔，征伐猃狁，蛮荆来威。’《易》曰：‘有嘉折首，获匪其丑。’言美诛首恶之人，而诸不顺者皆来从也。今延寿、汤所诛震，虽《易》之折首，《诗》之雷霆，不能及也。论大功者不录小过，举大美者不疵细瑕。《司马法》曰：‘军赏不逾月，’欲民速得为善之利也。盖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归，周厚赐之，其诗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来归自镐，我行永久。’千里之镐犹以为远，况万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寿、汤既未获受祉之报，反屈捐命之功，久挫于刀笔之前，非所以劝有功，厉戎士也。昔齐桓前有尊周之功，后有灭项之罪，君子以功覆过而为之讳。贰师将军李广利，捐五万之师，靡亿万之费，经四年之劳，而仅获骏马三十匹，虽斩宛王母寡之首，犹不足以复费，其私罪恶甚多；孝武以为万里征伐，不录其过，遂封拜两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馀人。今康居之国，强于大宛，郅支之号，重于宛王，杀使者罪，甚于留马，而延寿、汤不烦汉士，不费斗粮，比于贰师，功德百之。且常惠随欲击之乌孙，郑吉迎自来之日逐，犹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劳，则大于方叔、吉甫；列功覆过，则优于齐桓、贰师；近事之功，则高于安远、长罗。而大功未著，小恶数布，臣窃痛之！宜以时解县，通籍，除过勿治，尊宠爵位，以劝有功。”
于是天子下诏赦延寿、汤罪勿治，令公卿议封焉。议者以为宜如军法捕斩单于令。匡衡、石显以为“郅支本亡逃失国，窃号绝域，非真单于。”帝取安远侯郑吉故事，封千户；衡、显复争（《资治通鉴》竟宁元年三月）。
夏，四月，戊辰，封延寿为义成侯，赐汤爵关内侯，食邑各三百户，加赐黄金百斤。拜延寿为长水校尉，汤为射声校尉。于是杜钦上疏追讼冯奉世前破莎车功。上以先帝时事，不复录。钦，故御史大夫延年子也（《资治通鉴》竟宁元年四月）。
皇族宗亲管理局局长刘向上书说：“郅支单于囚禁、杀害我国的使节以及随从官员数以百计，这件事在外国广为流传，严重地伤害了我国的威望，朝中群臣都为此事痛苦难过，陛下也曾大怒，要消灭郅支单于，这一想法陛下也从来没有忘怀。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秉承圣上的旨意，倚仗神灵，统率百蛮的君主，集结各城邦的军队，百死一生，深入万里攻下康居赖水城三道城防（指赖水城两道木城和内部的土城），杀了郅支单于，为国家扬威到昆仑山以西。洗刷了谷吉被杀的耻辱，建立了光辉的功勋，所有的夷民全都慑服。呼韩邪单于看到郅支单于已经伏诛，既高兴又害怕。呼韩邪的归降感化，是羡慕我朝的大义，所以他驱驰而来，叩首朝觐，愿为中国守卫北部边疆，世代做中国的臣属。甘延寿、陈汤建立了千年永垂的功劳，为国家奠定了万世的和平，所有官员都没有这么大的贡献。从前，周王朝大夫方叔、吉甫，为周宣王消灭了猃狁（活跃于今陕西、甘肃一带的犬戎人），后来四方的蛮民全都归附。所以《诗经．小雅•采芑》中说：‘戎车啴啴，啴啴焞焞，如霆如雷。显允方叔，征伐猃狁，蛮荆来威。’《易经》也说：‘应该嘉奖斩敌首，获敌虏的人。’这是在赞美诛杀首恶，使那些不愿顺从的人都来归顺。如今甘延寿、陈汤诛杀郅支所引起的震动，即使是《易经》中的‘斩敌首’，《诗经》中的‘雷霆’都无法相比。评价一项重大的功勋，不能计较小的过失，推举重大的善行，不能抓着瑕疵不放。《司马法》（春秋时期重要的军事著作之一）中说：‘对于军事上的赏赐，不要超过一个月。’目的在于使有功的人迅速得到善举的利益。这是为了以武功为先，以用人为重。尹吉甫（《诗经》的主要收集者，军事家、诗人、哲学家，西周尹国的国君，是尹氏、吉氏太始祖。曾辅助周宣王中兴）班师（尹吉甫曾奉周宣王之命与南仲出征猃狁，大获全胜），周王朝对他重赏，《诗•小雅•六月》中说：‘吉甫宴喜，既多受祉。来归自镐，我行永久。’尹吉甫当年从千里之外的镐城归来，尚且认为路远，何况甘延寿、陈汤从万里之外归来呢！可是他们不但没有受到祝福，得到奖赏，有些人反而要抹杀他们浴血奋战的功劳，在舞文弄墨的官员面前挑拨，这不是奖励有功、劝勉战士的方法。春秋齐桓公前有尊崇周王室的功劳，后有消灭项国（都城在今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槐店回族镇西郊。灭项一事《公羊》、《谷梁》传认为是齐灭，《左传》认为是鲁灭）的罪过，儒家学派的君子，认为齐桓公的功大于过，为齐桓公掩饰。贰师将军李广利，丧失五万军队，耗费了亿万钱财，经过四年西征大宛，仅仅获得三十匹宝马，虽然砍下大宛国王母寡的人头，还不足以抵消耗费。李广利自身的罪恶很多，但汉武帝认为这是万里之外的征讨，没有追究过失，并且封赏了与李广利西征将领两位侯爵，擢升三位将领当了九卿，提拔二千石一百多人。如今康居国比大宛强大，郅支单于的地位比大宛国王尊贵，郅支诛杀我朝使节的罪行，远超不献汗血宝马的大宛王。而甘延寿、陈汤并没有调用国内的部队，朝廷也没有为他们提供一斗粮食。比起李广利来，他们的功德要超过百倍。而且常惠凭他个人的主见，从乌孙国进攻龟兹；郑吉没有得到命令，擅自接受匈奴日逐王的投降；他们都享受采邑（指国君封赐给卿大夫作为世代俸禄的田邑，也叫“采地”、“封邑”、“食邑”），晋封侯爵。所以说甘延寿、陈汤的威武功劳，大于方叔、尹吉甫；功大过小，优于齐桓公、李广利；在近代的功臣中，甘、陈的功绩高于郑吉、常惠。然而，甘、陈震动天下的功勋，还没有得到正式文告公布，而微小的过失却不断传播，我深感痛惜。建议陛下立即解除对甘延寿、陈汤的惩处，恢复他们的自由。不再搜集他们的过失，赐给他们爵位，用以奖励功业。”
元帝下诏，赦免甘延寿、陈汤，不准再指控，命公卿讨论如何赐封他们爵位。大家认为应该按照军法中“捕斩单于令”的条例进行封赏，可是匡衡、石显狡辩说：“郅支本来已经从北部的龙城王庭逃亡，失去了国土，在极远的地域盗用单于名号，而不是真单于”。元帝援用安远侯郑吉的先例，要封甘延寿、陈汤各一千户采邑。匡衡、石显再次争辩。公元前33年四月三十日，元帝赐封甘延寿为“义成侯”，赐封陈汤为“关内侯”，因封甘、陈二人侯爵又各增加三百户采邑，另外嘉奖每人一百斤黄金。任命甘延寿为长水校尉（汉武帝时设置，保卫皇城、执行使命的八校尉之一，管理驻扎在长安城郊长水、宣曲二河河岸的乌桓人和胡人骑兵，待遇秩比二千石。下面部将官员有丞、司马、胡骑司马各一名，领导一百五十七名步兵，七百三十六名乌桓和胡族人骑兵。巫蛊冤案，汉武帝就是靠这支部队打击太子刘据的），陈汤为射声校尉（八校尉之一，主要使命是等候皇帝下诏，由这支部队下去传达，待遇秩比二千石。下面的部将有丞、司马，领导七百士兵。名称来由：意思是执行使命时，像射箭声音一样迅速）。
随后，杜钦（字子夏，少好经书，家富眼睛有些近视。已故御史大夫杜延年的儿子）上书追述冯奉世以前攻打莎车国的功劳。元帝认为那是宣帝的事，不再受理。
面对杜钦的建议，东汉晚期的史学家、《汉纪》的作者荀悦，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荀悦论曰：成其功义足封，追录前事可也。《春秋》之义，毁泉台则恶之，舍中军则善之，各由其宜也。夫矫制之事，先王之所慎也，不得已而行之。若矫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矫小而功大者，赏之可也；功过相敌，如斯而已可也。权其轻重而为之制宜焉（《资治通鉴》竟宁元年四月）。
荀悦评论说：冯奉世的功劳与大义足以封爵，应该按照甘延寿、陈汤的事迹受理。鲁国《春秋》贯穿着大义，鲁文公姬兴（？—前609，鲁僖公姬申的儿子，鲁国第十九任国君。前626—前609年在位）拆毁祖父鲁庄公姬同所修的泉台（位于鲁国泉宫）受到谴责，撤销中军受到称赞，各有各的原因。假传圣旨一事，先王看得很严重，但那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这样做。如果功劳小，处罚他是可以的。如果功劳大，就应该赏赐。功过相等也就算了。应该权衡功过大小而作出适当的决定。
也就是说，荀悦认为甘延寿、陈汤、冯奉世的功劳同样大，元帝应该根据实际功劳进行赏罚。
公元前33年五月二十四日，元帝在未央宫去世。
初，太子少好经书，宽博谨慎；其后幸酒，乐燕乐，上不以为能。而山阳王康有材艺，母傅昭仪又爱幸，上以故常有意欲以山阳王为嗣。上晚年多疾，不亲政事，留好音乐；或置鼙鼓殿下，天子自临轩槛上，隤铜丸以擿鼓，声中严鼓之节。后宫及左右习知音者莫能为，而山阳王亦能之，上数称其材。史丹进曰：“凡所谓材者，敏而好学，温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于丝竹鼓鼙之间，则是陈惠、李微高于匡衡，可相国也！”于是上嘿然而笑。
及上寝疾，傅昭仪、山阳王康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进见。上疾稍侵，意忽忽不平，数问尚书以景帝时立胶东王故事。是时太子长舅阳平侯王凤为卫尉、侍中，与皇后、太子皆忧，不知所出。史丹以亲密臣得侍视疾，候上间独寝时，丹直入卧内，顿首伏青蒲上，涕泣而言曰：“皇太子以適长立，积十馀年，名号系于百姓，天下莫不归心臣子。见山阳王雅素爱幸，今者道路流言，为国生意，以为太子有动摇之议。审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争，不奉诏。臣愿先赐死以示群臣！”天子素仁，不忍见丹涕泣，言又切至，意大感寤，喟然太息曰：“吾日困劣，而太子、两王幼少，意中恋恋，亦何不念乎！然无有此议。且皇后谨慎，先帝又爱太子，吾岂可违指！驸马都尉安所受此语？”丹即却，顿首曰：“愚臣妄闻，罪当死！”上因纳，谓丹曰：“吾病浸加，恐不能自还，善辅道太子，毋违我意。”丹嘘唏而起，太子由是遂定为嗣。而右将军、光禄大夫王商，中书令石显亦拥佑太子，颇有力焉（《资治通鉴》竟宁元年四月）。
夏，五月，壬辰，帝崩于未央宫（《资治通鉴》竟宁元年五月）。
太子刘骜小的时候，就喜欢儒家经典，那时显得宽厚、博学、谨慎。可是后来却嗜好饮酒，喜欢宴请寻乐，元帝认为他没有能力治理国家。而次子刘康有才华，他的母亲傅昭仪也受到宠爱，元帝因此常有改封刘康为太子的意思。元帝晚年多病，不过问国家大事，喜欢音乐。有时把军中所用的骑鼓放在宫殿下面，元帝走向长廊倚在栏杆上，用铜丸抛向鼓面，听鼓面上蹦跳坠落的节奏。他的侍妾与左右对音乐都有素养，但是就是抛不出元帝这样美妙的节奏，然而刘康却能，元帝多次夸奖刘康。太子的监护人史丹替太子说：“凡是有才干的人，聪明好学，温习旧的知识，能得到新的体会，皇太子就是这样的人。如果是用演奏乐器的能力衡量才华，那么黄门鼓吹中的陈惠、李微比匡衡高明，就可以辅助国政了。”史丹的话让元帝无话可说，他沉默之后一笑了之。
等到元帝卧病在床，傅昭仪和儿子刘康经常在病床前照顾元帝，而皇后王政君和太子刘骜却很少来。元帝的病势渐渐加重，有时心绪不宁，几次向尚书查问汉景帝废掉太子刘荣、改立刘彻当太子的事。这时，太子的大舅阳平侯王凤是中央警卫团团长（卫尉）兼侍中，和皇后、太子忧心忡忡，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才能挽救危局。史丹是元帝最亲近的大臣之一，因此能直接进入寝殿探病，等到元帝单独躺着时，他径直进入在青蒲垫上叩头，流泪说：“刘骜以嫡长子的身份被封为太子，已经有十多年了，他的尊号家喻户晓，天下人无不归心愿当他的臣子。我见山阳王刘康一向得到陛下的宠爱，如今道路上纷纷传言，我既为国家也有个人考虑，认为太子的地位不稳。如果这样，三公、九卿及其以下的高官必然以死相争，拒绝接受这样的诏令。我请求陛下先赐我死，作为群臣的表率。”元帝是一位仁慈的人，不忍心看到史丹伤心流泪，而史丹的话又恳切中肯，让他十分感动，元帝皱着眉又显得无奈地叹息说：“我的病日益沉重，太子刘骜、山阳王刘康、信都王刘兴的年纪都小，这让我放心不下，对他们的未来怎不牵挂呢！可是，我并没有改立太子的念头。而皇后王政君一向谨慎小心，先帝又喜爱太子，我怎么能违背他的意旨？你从什么地方听到这些话？”史丹立即后退，叩头说：“我愚昧妄信传言，按照罪行应当处死。”汉元帝对史丹说：“我的病情越来越严重，恐怕不能痊愈，你要好好辅导刘骜，不要辜负了我的重托。”史丹唏嘘起身告退。太子的地位从此巩固。而右将军、光禄大夫王商（？－前25，今河北省保定涿州市人。汉宣帝刘询生母，史皇孙刘进之妻王翁须哥哥王武的儿子，王武去世嗣位乐昌侯），中书令石显，也都站在刘骜一边，全力拥戴。
公元前33年五月二十四日，元帝在未央宫去世。
面对元帝的死，东汉史学家班彪（3―54，字叔皮，今陕西省咸阳市人，班固的父亲。出身儒学之家，受家学影响很大。班彪学博才高，专力从事于史学著述。写成《后传》60余篇，斟酌前史，纠正得失，为后世所重。班固撰写《汉书》，多依班彪）发表了对元帝的评价。
班彪赞曰：臣外祖兄弟为元帝侍中，语臣曰：“元帝多材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分刌节度，穷极幼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贡、薛、韦、匡迭为宰相。而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然宽弘尽下，出于恭俭，号令温雅，有古之风烈。”
匡衡奏言：“前以上体不平，故复诸所罢祠，卒不蒙福。案卫思后、戾太子、戾后园，亲未尽。孝惠、孝景庙，亲尽，宜毁。及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昭灵后、昭哀后、武哀王祠，请悉罢勿奉。”奏可。
六月，己未，太子即皇帝位，谒高庙。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以元舅侍中、卫尉、阳平侯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资治通鉴》竟宁元年五到六月）。
班彪称赞元帝说：我外祖兄弟是元帝的侍中，他对我说：“元帝多才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作曲，会唱歌，划分的音节适度，音符穷极幽静、微妙。少年时爱好儒术，即位后启用儒生，贡禹、薛广德、韦玄成、匡衡依次担任宰相。而元帝被文与义约束，优柔寡断，他的父皇孝宣帝所开创的事业，在他手里衰弱。然而他的心胸宽阔，对臣下放心，出于恭敬节约，他的号令温和文雅，具有古代的风俗教化之德。”
我们从班彪的赞美中，没有看到元帝的软弱、只是用“而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一笔带过，而他受到奸臣石显等人的牵制，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是无法抹去的。
元帝死后，丞相匡衡上奏说：“前些时，因先帝的身体不适，所以把废除的祭庙和陵园恢复了，结果仍然没有得到祖先的赐福。根据调查，卫思后的陵园、戾太子的陵园、戾后的陵园，亲情未尽不应该废除。孝惠皇帝、孝景皇帝的祭庙亲情已尽，应该废除。至于太上皇、孝文帝、孝昭太后、昭灵后、昭哀王、武哀王的庙堂，也请一律撤除，不再奉祭。”太子刘骜批准。
公元前33年六月二十二日，太子刘骜即帝位，前去祭拜了汉高祖刘邦的祭庙。尊称祖母皇张氏为太皇太后，尊母亲王政君皇后为皇太后。任命大舅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主管尚书省的事务。
从以上的史料来看，元帝一生功过各半，如果他能重用忠臣，就不会让国势衰弱。面成帝刘骜也在乱朝礼，抚养元帝的是王太后，他却以张婕妤为太皇太后。正因为如此，西汉进一步衰弱。那么，汉成帝会做出什么荒唐的事来呢？
漩涡
——汉成帝刘骜传
序
汉成帝刘骜是汉元帝刘奭与王政君皇后所生的长子。生于公元前51年，卒于公元前7年三月十八日，终年四十四岁，在位二十四年零二百七十一天（前33年六月二十二日至前7年三月十八日），谥“孝成”，庙号“统宗”，葬于延陵（位于今陕西省咸阳市城北五公里处渭城区周陵乡马家窑村）。从刘邦、刘盈、刘恭、刘弘、刘恒、刘启、刘彻、刘弗陵、刘贺、刘询、刘奭算下来，他算是西汉第十二位皇帝。
史料说刘骜从小喜欢儒家经典，那时显得宽厚、博学、谨慎。可是后来却嗜酒，喜欢宴请寻乐，元帝认为他没有能力治理国家。而次子刘康有才华，刘康的母亲傅昭仪也受到宠爱，元帝因此常有改立刘康为太子的意思。元帝晚年多病，不过问国家大事，喜欢音乐。有时把军中所用的骑鼓放在宫殿下面，元帝走向长廊倚在栏杆上，用铜丸抛向鼓面，听鼓面上蹦跳坠落的节奏。他的侍妾与左右对音乐都有造诣，但是就是抛不出元帝这样美妙的节奏，然而刘康却能，元帝多次夸奖刘康。太子的监护人史丹为了让元帝不废除太子，替太子说：“凡是有才干的人，聪明好学，温习旧的知识，能得到新的体会，皇太子就是这样的人。如果是用演奏乐器的能力衡量才华，那么黄门鼓吹手陈惠、李微在弹奏方面比丞相匡衡高明，那么陈、李不也能辅助国政？”史丹的话让元帝无话可说，他沉默之后一笑了之。所以后来有了废除刘骜太子之位的想法，好在刘骜的监护人史丹一直为刘骜说话，才保住了太子之位。
纸是包不住火的，刘骜即位以后，果然是一个爱美人不爱江山的角。不过，他当皇帝之后不到半年（公元前32年正月），就将石显调到长信宫（是为汉代长乐宫建筑群中最重要的建筑，位于西汉都城长安城内东南隅。汉朝太后一般住在长乐宫中的长信宫）担任太仆（成为了王政君太后的车队队长），薪水待遇是中二千石粮食。石显失去了元帝的靠山，离开了权力中心，于是丞相匡衡、御史张谭上奏，列出石显的罪恶。石显及其党羽牢梁、陈顺等人被免职，石显与妻儿也被驱逐回济南郡（治所在今山东济南市省章丘区龙山北）。石显忧郁愤懑，吃不下饭死在途中，其帮凶也纷纷被免官。
其次，汉成帝利用母亲王政郡的兄弟和朝臣，抑制宣帝、元帝母族的外戚。成帝刚刚继位时，其舅父王凤首先排挤了工作能力强、名声大的冯昭仪的弟弟冯野王，又迫使许皇后的父亲许嘉退位。接着，王凤又排挤王翁须的哥哥王武的儿子王商（时任丞相）。王商的堂兄王接（汉宣帝舅父平昌侯王无故的儿子）曾任大司马、车骑将军。这是一支活跃于宣、元二帝政坛上的外戚集团重要成员。这时，唯一能与元帝母亲王政君哥哥王凤相抗衡的就是王商。王商在政坛上稳步高升，不但有外戚家族的背景，而且政治识见、工作能力以及人品，都在王凤之上。两人在许多问题上意见不一，关系逐渐紧张。
公元前25年三月初一出现日食。日食的出现，根据古人的推测，将有不吉的事发生。结果应验了丞相王商。原因是：琅邪郡太守杨肜与王凤是姻亲关系，琅邪郡发生灾害，由丞相王商调查。王凤为杨肜向王商说情，王商不听，竟然上奏请求成帝罢免杨肜的官职。奏章被王凤扣留，王凤因此怨恨王商，就秘密搜集王商的黑材料，指使频阳县人（治所在今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美原镇古城村）耿定上书弹劾王商诬蔑说：“王商与他父亲的婢女通奸。王商的妹妹淫乱，奴仆把奸夫杀了，我怀疑奴仆杀人是王商指使。”成帝认为这是无法证明的暧昧关系，不足以构成大罪而伤害大臣。王凤极力争辩，坚持要把此事交给负责督察三辅（即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三地）、三河（即河内、河东、河南三郡）、弘农郡的司隶校尉去查办。太中大夫张匡一向用心险恶，善于谄媚王凤这样的当权人物，也上书极力诋毁王商。主管官员上奏要求召王商到诏狱进行审讯。成帝一向器重王商，知道张匡的话多为阴险不实之词，于是批示说：“不行！”可是王凤仍然坚持要追究。公元前25年四月二十日，成帝无奈下诏，收缴王商的丞相印信、绶带。王商被免除宰相三天发病，气得吐血去世。
汉成帝一直依靠外戚，他对母亲王政君的话不敢有半点违抗。王太后的长兄王凤是大司马、大将军，同胞弟王崇又是安成侯，已经权倾朝野，可是到了公元前27年六月的同一天，汉成帝又给其他五位舅父封侯。王谭被封为平阿侯、王商（有别于丞相王商）被封为成都侯、王立被封为红阳侯、王根被封为曲阳侯、王逢时被封为高平侯。这样王政君的七位兄弟都成了诸侯，这在汉朝历史上已经超过了吕后一族。
在王氏外戚势力一手遮天的情况下，公元前24年冬季，京兆尹、泰山郡人（治所在今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范镇）王章因看到大将军王凤专权，心中不满。他上密奏成帝说：“发生日食，都应该归咎于王凤专权，蒙蔽主上。”成帝召见王章。王章将天象变异的事，与王凤专权所干的坏事和盘托出，说：“上天行事，耳聪目明，保佑善良，惩罚邪恶，用祥瑞或灾异来应验征兆。如今陛下因没有生子，而亲近定陶王刘康（成帝的二弟。成帝接刘康进京，想让刘康留下，王凤不满，以日食说事，认为日食是成帝留下刘康出现的征兆，成帝只好让刘康离京回到封国）被接到京师，这是为了承接宗庙，以国家为重，上顺天意，下安民心的好事。因此，上天应当报以祥瑞，怎么可能会招致灾异呢！灾异的发生，实际是因为大臣专权的缘故。现在听说大将军王凤错将日食的发生归咎于定陶王，建议遣送他回封国。这是王凤想让天子在上面孤立，由他专擅朝政，以便实现私欲，那么他就不是忠臣了。而且发生日食，是阴气侵抑阳气，应归咎权臣压抑君王。如今大小政事都由王凤决定，天子连手都没有举过一次，王凤不从内心反省自责，反而归咎于善良的人，把定陶王排挤到远方。而且王凤诬陷、欺骗的事不止一件。前丞相王商，本来是先帝的亲戚，品行敦厚，威望很高，历任将相，是国家的栋梁。他坚持正义，不肯违心地屈膝追随王凤。最后被王凤以闺房之事而定罪气死，百姓都怜惜他。又如，王凤明知他的小妾妹妹张美人已经嫁过人，按礼不应该上配给陛下，王凤却托言张美人适应生男孩，将她献给陛下，用不正当的手段为小妾的妹妹谋取私利。然而，我听说现在张美人也没有怀孕。而且即使是羌人、胡人，还要杀死头胎婴儿，以洗女人的肠肚，使未来所生之子血统纯正。何况陛下所亲近的已是嫁过人的女子呢！以上我所说的三件事，都是大事！是陛下亲眼所见，根据此三事足以推知另外那些所看不到的事情。陛下不能让王凤长期主持国事，应该让他退位回家，另选忠诚贤才代替他！”
王章的话，让成帝的热血一时沸腾，成帝自从王凤弹劾丞相王商，到遣送定陶王刘康归国，心里就一直愤恨王凤，因此对王章说：“如果不是你的直言，我听不到国家大计。况且只有贤者才了解贤者，请你试为朕找一位能辅政的人。”王章再上密奏，举荐信都王刘兴（成帝的三弟）的舅父冯野王。成帝从当太子时，就多次听说冯野王的好声名，于是准备让冯野王代替王凤。
然而，就在这时出了纰漏。王章每次入宫见成帝，成帝就会命令左右随从退出。但当时王政君太后的堂弟王音（王政君叔叔王弘的儿子），窃听到了王章与成帝的对话，全部报告了王凤。王凤听了十分恐惧，王太后听说后，为王凤流下眼泪，不肯进食。成帝见母亲不吃饭，连忙让尚书弹劾王章，说：“王章明知冯野王以前因是诸侯王的舅父，而被外放担任太守，他却因私心违制推荐，想让冯野王在朝中任职，用以阿谀攀附诸侯。又明知张美人已经入宫，却狂妄地引述羌胡杀子洗肠的风俗，这不是他应该说的话。”结果由王凤操纵成帝为王章罗列了以上罪名，导致王章死在狱中。
为了王氏兄弟，成帝可以说是费尽心机。公元前12年十二月初二，成帝任命王氏五侯之一的王商为大将军。公元前12年十二月十八日王商去世。王商的弟弟王立按照年龄顺序应该成为成帝的辅政大臣。在此之前，王立曾派他的门客，通过荆州南郡（治所在今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纪南镇一带）太守李尚，以开垦荒田的名义，强占了老百姓新开垦的土地数百顷，然后上书，把这些荒田卖给国家，多收了约一亿钱。丞相府司直（负责督察京城百官）孙宝揭发了这件事，成帝因此废除王立，而重用王立的弟弟王根。公元前12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成帝任命王根为大司马、骠骑将军。也就是成帝让王氏兄弟“五侯”轮流当首辅大臣。
成帝这样做的原因是：公元前17年，平阿侯王谭去世，成帝后悔没有让王谭生前担任辅政大臣。成帝这种恩宠外戚的错误行为，就像亲情的洪水，卷起一个个政治漩涡，为王政君太后的侄儿王莽（王政郡的弟弟王曼第二子，早死），篡夺汉家江山创造了条件。
成帝因没有生儿子带来一系列的麻烦，如果他生了儿子，会不会为儿子考虑疏远外戚呢？为了生儿子，他不仅娶了王凤小妾已经出嫁的妹妹张美人，还废除许皇后娶了乱淫的赵飞燕姐妹。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成帝不仅好色，而且有一个男宠叫张放（汉武帝时期著名酷吏张汤的玄孙，宣帝时期大司马张安世的曾孙，父张临，母汉宣帝刘询之女敬武公主），张放年少英俊，性格开朗，成帝对他十分宠爱，天天与张放同睡同起，还将张放提拔为侍中、中郎将（官名。秦置，西汉分五官、左、右三中郎署，秩比二千石），两人经常一起微服私访，成帝在外出游玩时，还时常称自己是富平侯张放的家人。由此可见，张放当时受宠的程度。 此事引起了朝臣的不满，各种言论传到了太后王政君的耳中，再加上七位国舅的煽风点火，王太后逼成帝将张放定罪，贬到今甘肃省庆阳市西南、当年北地郡政府所在地当了郡尉（负责北地郡的治安与军事）。成帝不堪思念之苦，再次召张放回京担任侍中，被王政君太后发现，才将张放驱逐。这是一股邪恶的漩涡，虽然如昙花一现，但成帝死，张放伤心痛哭而死，反映出了成帝贪玩的一面，而且这个玩伴与其同日而死。
第三股漩涡是不忠贞的爱情。汉成帝即位起，就花了大量金钱，建造霄游宫、飞行殿和云雷宫供淫乐。公元前18年，史料记载说，当初，许皇后与班婕妤（前48―2，西汉著名才女，以辞赋见长的女作家之一。班固、班超和班昭的姑婆。她的作品很多，但大部分已佚失。现存作品仅三篇，即《自伤赋》、《捣素赋》和一首五言诗《怨歌行》）都受到成帝的宠爱。有一次，成帝到后宫庭院游玩，想跟班婕妤同乘一辆车，班婕妤拒绝说：“我观看古代的图画，圣贤的君王身边跟随的都是名臣，而夏、商、周三朝末世，君王身边才跟着宠妾。现在陛下想让我同车，是不是有些相似呢？”成帝对班婕妤的回答非常赞同，也就不再勉强。王太后听了高兴地说：“古代有樊姬，今天有班婕妤！”班婕妤把自己的侍女李平进献成帝，李平受到宠幸，也被封为婕妤，成帝并且给李平赐“卫”姓。
此后，成帝微服出行，来到阳阿公主家，喜欢上公主家中能歌善舞的美女赵飞燕，把她召入宫中。赵飞燕有个妹妹赵合德（前45—前7）也被召入后宫，丰姿美容毫无瑕疵。成帝的左右看到她，都惊叹美艳绝伦。有位汉宣帝时的披香博士淖方成，当时正站在成帝身后，流下口水说：“这是祸水呀，必定会扑灭汉王朝的盛火！”淖方成说得没错，赵合德灭了汉家盛火。她为了让成帝独宠，指使成帝杀了其他嫔妃所生的几个儿子。成帝突然去世时，引起民间喧哗，人们将死因都归罪于赵合德。王政君太后下诏，命令大司马王莽，与御史、丞相、廷尉一起调查死因，结果赵合德自杀。赵氏自杀的原因，史料当时虽然没有明说，但到了公元前6年正月哀帝时代，司隶校尉解光的调查报告似乎说明了一切。这份报告介绍了赵昭仪杀成帝儿子的事，有些地方让人看了发指，而成帝心甘情愿配合，这股爱情的漩涡不仅让成帝断子绝孙，也让元帝其他两个儿子的子孙牵连，导致元帝一脉全部断子绝孙。
赵飞燕姐妹俩都被封为婕妤时，其尊贵荣宠压倒后宫。许皇后、班婕妤因此都失宠。于是赵飞燕向成帝进谗言说，许皇后，班婕妤用妖术诅咒后宫得宠的美人，甚至连皇上都被骂到了。
公元前18年十一月十六日，许皇后被废，迁居到上林苑的昭台离宫。许皇后被废除时，她的姐姐许谒等人全部被杀，她的亲属被驱逐回到山阳郡。班婕妤受审时说：“我听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我修行秉承公正，尚且没有享受到幸福，如果做邪恶的事，就更不会有好结果了。假如鬼神知道，都不会听取诅咒主上的恶语；假如鬼神不知道，向鬼神诉说又有什么用呢？所以用妖术诅咒的事，我不会去做。”成帝认为她说的有道理，就赦免了班婕妤，并赠送了一百斤黄金。赵氏姐妹骄横妒嫉，班婕妤担心时间一长，最终还是要被赵氏姐妹所害，就请求到长信宫侍奉王政君太后去了。
公元前16年六月，史料介绍说，赵飞燕当了皇后以后，成帝对她的宠爱稍有衰退，反而对赵飞燕的妹妹宠爱日隆，因此封赵合德为昭仪，迁居未央宫昭阳舍，昭阳舍中间的庭院全部用油漆刷成朱色，而殿上漆成黑色。门限全部用铜包，再涂上黄金。台阶用白玉雕成。屋内墙壁上带状的横木上处处嵌有金环，环内镶嵌着蓝田玉、明珠、翠羽。其奢华是汉朝建国以从来没有过的。赵飞燕皇后居住在另外一个宫殿，她跟侍郎或与生了许多儿子的宫奴经常私通。赵氏姐妹狼狈为奸，赵德合担心姐姐与奴仆通奸的事暴露，就对成帝打预防针说：“我姐姐的性格刚烈，假如被人诬陷，我们赵氏就要绝种了！”赵德合说完，撒娇似的哭得十分凄凉，那哭声仿佛在说：“我姐姐犯的是死罪啊！到时请陛下一定要网开一面。”成帝相信了，后来果然有人报告了奸情，成帝就把举报人杀了。从此，赵皇后恣意偷情，没有人敢举报了，可是仍然没有怀孕。
第四股漩涡是天象与神灵。
汉成帝的永始三年（前14）正月三十日，出现日食。
当初，成帝采用已故丞相匡衡的建议，停止到甘泉宫举行祭祀太一神的仪式。可是当天的狂风吹坏了甘泉离宫山上的竹宫，拔起或折断祭坛周围的一百多颗十围以上的大树。成帝为之惊异地问刘向，刘向解释说：“平民之家都不想放弃祭祀祖宗，何况是对于国家引以为神宝的祭坛呢！再说甘泉（汉武帝之后，成不祭祀太一神的主要场所）、汾阴（祭祀土地神女娲场所）以及雍城的五畤塬（指雍城五个祭祀场所，主要祭祀东、南、西、北、中五方帝，也有称五帝为白帝、黑帝、青帝、黄帝、赤帝）从设立那天起，都有神灵感应，然后才开始设立，并不是随意而为。武帝、宣帝时代，祭祀此三神，恭敬的礼仪周到完备，神光尤为显著。祖宗所设立的神灵旧位，一直是没有变动。之前开始采纳贡禹有关废弃的建议，后人照办，大多都有所动摇。《易大传》中说：‘诬蔑神灵者殃及三世。’恐怕这一怪罪不是单独止于贡禹等人。”成帝开始怨恨贡禹，又因久无子女，到了公元前14年十月初三，成帝上奏太后，告知有关部门恢复甘泉宫祭祀泰一神、汾阴县祭祀后土神、雍城祭祀五方帝，另外还恢复了陈宝祠（位于今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陈仓镇代家湾村。秦文公十九年【前746】的某天凌晨，夜空中，从东南方向飞来一颗星星，直冲陈仓城的北坡。星星坠地，一声巨响，惊得满山的野鸡乱叫。秦文公急忙带着一行人来到了星星坠落的地方。只见地上已经被砸了一个大坑，坑内有一团东西正在发着炽热的红色光。等这怪物渐渐冷却下来以后，秦文公仔细端瞧，原来是天上掉下来一块陨石。为了摄聚民心，巩固政权，秦文公利用这个机会对秦国的老百姓说：你们看，我在建陈仓城之初就已得到了上天的帮助，现在上苍又赐我秦国以祥瑞，这是要我们强大的号令啊。于是秦文公就在陨石落地的地方建了一座庙，将石头当做神物供奉起来，这块神石就是被历代传颂的“陈宝”，因在此地修庙，所以称“陈宝祠”）、长安与各个郡国中著名的祭祠祭祀。
如此种种，成帝时代不管是政治的漩涡，亲情的漩涡，天象与神灵的漩涡，爱情的漩涡，都让成帝无所适从，走向灾难的深渊，导致西汉王朝一步步走向覆灭。所以笔者以《漩涡》为题，给刘骜写下这篇传记。让我们回到《资治通鉴帝王史》的体例中去。
——汉成帝刘骜传
序
汉成帝刘骜是汉元帝刘奭与王政君皇后所生的长子。生于公元前51年，卒于公元前7年三月十八日，终年四十四岁，在位二十四年零二百七十一天（前33年六月二十二日至前7年三月十八日），谥“孝成”，庙号“统宗”，葬于延陵（位于今陕西省咸阳市城北五公里处渭城区周陵乡马家窑村）。从刘邦、刘盈、刘恭、刘弘、刘恒、刘启、刘彻、刘弗陵、刘贺、刘询、刘奭算下来，他算是西汉第十二位皇帝。
史料说刘骜从小喜欢儒家经典，那时显得宽厚、博学、谨慎。可是后来却嗜酒，喜欢宴请寻乐，元帝认为他没有能力治理国家。而次子刘康有才华，刘康的母亲傅昭仪也受到宠爱，元帝因此常有改立刘康为太子的意思。元帝晚年多病，不过问国家大事，喜欢音乐。有时把军中所用的骑鼓放在宫殿下面，元帝走向长廊倚在栏杆上，用铜丸抛向鼓面，听鼓面上蹦跳坠落的节奏。他的侍妾与左右对音乐都有造诣，但是就是抛不出元帝这样美妙的节奏，然而刘康却能，元帝多次夸奖刘康。太子的监护人史丹为了让元帝不废除太子，替太子说：“凡是有才干的人，聪明好学，温习旧的知识，能得到新的体会，皇太子就是这样的人。如果是用演奏乐器的能力衡量才华，那么黄门鼓吹手陈惠、李微在弹奏方面比丞相匡衡高明，那么陈、李不也能辅助国政？”史丹的话让元帝无话可说，他沉默之后一笑了之。所以后来有了废除刘骜太子之位的想法，好在刘骜的监护人史丹一直为刘骜说话，才保住了太子之位。
纸是包不住火的，刘骜即位以后，果然是一个爱美人不爱江山的角。不过，他当皇帝之后不到半年（公元前32年正月），就将石显调到长信宫（是为汉代长乐宫建筑群中最重要的建筑，位于西汉都城长安城内东南隅。汉朝太后一般住在长乐宫中的长信宫）担任太仆（成为了王政君太后的车队队长），薪水待遇是中二千石粮食。石显失去了元帝的靠山，离开了权力中心，于是丞相匡衡、御史张谭上奏，列出石显的罪恶。石显及其党羽牢梁、陈顺等人被免职，石显与妻儿也被驱逐回济南郡（治所在今山东济南市省章丘区龙山北）。石显忧郁愤懑，吃不下饭死在途中，其帮凶也纷纷被免官。
其次，汉成帝利用母亲王政郡的兄弟和朝臣，抑制宣帝、元帝母族的外戚。成帝刚刚继位时，其舅父王凤首先排挤了工作能力强、名声大的冯昭仪的弟弟冯野王，又迫使许皇后的父亲许嘉退位。接着，王凤又排挤王翁须的哥哥王武的儿子王商（时任丞相）。王商的堂兄王接（汉宣帝舅父平昌侯王无故的儿子）曾任大司马、车骑将军。这是一支活跃于宣、元二帝政坛上的外戚集团重要成员。这时，唯一能与元帝母亲王政君哥哥王凤相抗衡的就是王商。王商在政坛上稳步高升，不但有外戚家族的背景，而且政治识见、工作能力以及人品，都在王凤之上。两人在许多问题上意见不一，关系逐渐紧张。
公元前25年三月初一出现日食。日食的出现，根据古人的推测，将有不吉的事发生。结果应验了丞相王商。原因是：琅邪郡太守杨肜与王凤是姻亲关系，琅邪郡发生灾害，由丞相王商调查。王凤为杨肜向王商说情，王商不听，竟然上奏请求成帝罢免杨肜的官职。奏章被王凤扣留，王凤因此怨恨王商，就秘密搜集王商的黑材料，指使频阳县人（治所在今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美原镇古城村）耿定上书弹劾王商诬蔑说：“王商与他父亲的婢女通奸。王商的妹妹淫乱，奴仆把奸夫杀了，我怀疑奴仆杀人是王商指使。”成帝认为这是无法证明的暧昧关系，不足以构成大罪而伤害大臣。王凤极力争辩，坚持要把此事交给负责督察三辅（即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三地）、三河（即河内、河东、河南三郡）、弘农郡的司隶校尉去查办。太中大夫张匡一向用心险恶，善于谄媚王凤这样的当权人物，也上书极力诋毁王商。主管官员上奏要求召王商到诏狱进行审讯。成帝一向器重王商，知道张匡的话多为阴险不实之词，于是批示说：“不行！”可是王凤仍然坚持要追究。公元前25年四月二十日，成帝无奈下诏，收缴王商的丞相印信、绶带。王商被免除宰相三天发病，气得吐血去世。
汉成帝一直依靠外戚，他对母亲王政君的话不敢有半点违抗。王太后的长兄王凤是大司马、大将军，同胞弟王崇又是安成侯，已经权倾朝野，可是到了公元前27年六月的同一天，汉成帝又给其他五位舅父封侯。王谭被封为平阿侯、王商（有别于丞相王商）被封为成都侯、王立被封为红阳侯、王根被封为曲阳侯、王逢时被封为高平侯。这样王政君的七位兄弟都成了诸侯，这在汉朝历史上已经超过了吕后一族。
在王氏外戚势力一手遮天的情况下，公元前24年冬季，京兆尹、泰山郡人（治所在今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范镇）王章因看到大将军王凤专权，心中不满。他上密奏成帝说：“发生日食，都应该归咎于王凤专权，蒙蔽主上。”成帝召见王章。王章将天象变异的事，与王凤专权所干的坏事和盘托出，说：“上天行事，耳聪目明，保佑善良，惩罚邪恶，用祥瑞或灾异来应验征兆。如今陛下因没有生子，而亲近定陶王刘康（成帝的二弟。成帝接刘康进京，想让刘康留下，王凤不满，以日食说事，认为日食是成帝留下刘康出现的征兆，成帝只好让刘康离京回到封国）被接到京师，这是为了承接宗庙，以国家为重，上顺天意，下安民心的好事。因此，上天应当报以祥瑞，怎么可能会招致灾异呢！灾异的发生，实际是因为大臣专权的缘故。现在听说大将军王凤错将日食的发生归咎于定陶王，建议遣送他回封国。这是王凤想让天子在上面孤立，由他专擅朝政，以便实现私欲，那么他就不是忠臣了。而且发生日食，是阴气侵抑阳气，应归咎权臣压抑君王。如今大小政事都由王凤决定，天子连手都没有举过一次，王凤不从内心反省自责，反而归咎于善良的人，把定陶王排挤到远方。而且王凤诬陷、欺骗的事不止一件。前丞相王商，本来是先帝的亲戚，品行敦厚，威望很高，历任将相，是国家的栋梁。他坚持正义，不肯违心地屈膝追随王凤。最后被王凤以闺房之事而定罪气死，百姓都怜惜他。又如，王凤明知他的小妾妹妹张美人已经嫁过人，按礼不应该上配给陛下，王凤却托言张美人适应生男孩，将她献给陛下，用不正当的手段为小妾的妹妹谋取私利。然而，我听说现在张美人也没有怀孕。而且即使是羌人、胡人，还要杀死头胎婴儿，以洗女人的肠肚，使未来所生之子血统纯正。何况陛下所亲近的已是嫁过人的女子呢！以上我所说的三件事，都是大事！是陛下亲眼所见，根据此三事足以推知另外那些所看不到的事情。陛下不能让王凤长期主持国事，应该让他退位回家，另选忠诚贤才代替他！”
王章的话，让成帝的热血一时沸腾，成帝自从王凤弹劾丞相王商，到遣送定陶王刘康归国，心里就一直愤恨王凤，因此对王章说：“如果不是你的直言，我听不到国家大计。况且只有贤者才了解贤者，请你试为朕找一位能辅政的人。”王章再上密奏，举荐信都王刘兴（成帝的三弟）的舅父冯野王。成帝从当太子时，就多次听说冯野王的好声名，于是准备让冯野王代替王凤。
然而，就在这时出了纰漏。王章每次入宫见成帝，成帝就会命令左右随从退出。但当时王政君太后的堂弟王音（王政君叔叔王弘的儿子），窃听到了王章与成帝的对话，全部报告了王凤。王凤听了十分恐惧，王太后听说后，为王凤流下眼泪，不肯进食。成帝见母亲不吃饭，连忙让尚书弹劾王章，说：“王章明知冯野王以前因是诸侯王的舅父，而被外放担任太守，他却因私心违制推荐，想让冯野王在朝中任职，用以阿谀攀附诸侯。又明知张美人已经入宫，却狂妄地引述羌胡杀子洗肠的风俗，这不是他应该说的话。”结果由王凤操纵成帝为王章罗列了以上罪名，导致王章死在狱中。
为了王氏兄弟，成帝可以说是费尽心机。公元前12年十二月初二，成帝任命王氏五侯之一的王商为大将军。公元前12年十二月十八日王商去世。王商的弟弟王立按照年龄顺序应该成为成帝的辅政大臣。在此之前，王立曾派他的门客，通过荆州南郡（治所在今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纪南镇一带）太守李尚，以开垦荒田的名义，强占了老百姓新开垦的土地数百顷，然后上书，把这些荒田卖给国家，多收了约一亿钱。丞相府司直（负责督察京城百官）孙宝揭发了这件事，成帝因此废除王立，而重用王立的弟弟王根。公元前12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成帝任命王根为大司马、骠骑将军。也就是成帝让王氏兄弟“五侯”轮流当首辅大臣。
成帝这样做的原因是：公元前17年，平阿侯王谭去世，成帝后悔没有让王谭生前担任辅政大臣。成帝这种恩宠外戚的错误行为，就像亲情的洪水，卷起一个个政治漩涡，为王政君太后的侄儿王莽（王政郡的弟弟王曼第二子，早死），篡夺汉家江山创造了条件。
成帝因没有生儿子带来一系列的麻烦，如果他生了儿子，会不会为儿子考虑疏远外戚呢？为了生儿子，他不仅娶了王凤小妾已经出嫁的妹妹张美人，还废除许皇后娶了乱淫的赵飞燕姐妹。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成帝不仅好色，而且有一个男宠叫张放（汉武帝时期著名酷吏张汤的玄孙，宣帝时期大司马张安世的曾孙，父张临，母汉宣帝刘询之女敬武公主），张放年少英俊，性格开朗，成帝对他十分宠爱，天天与张放同睡同起，还将张放提拔为侍中、中郎将（官名。秦置，西汉分五官、左、右三中郎署，秩比二千石），两人经常一起微服私访，成帝在外出游玩时，还时常称自己是富平侯张放的家人。由此可见，张放当时受宠的程度。 此事引起了朝臣的不满，各种言论传到了太后王政君的耳中，再加上七位国舅的煽风点火，王太后逼成帝将张放定罪，贬到今甘肃省庆阳市西南、当年北地郡政府所在地当了郡尉（负责北地郡的治安与军事）。成帝不堪思念之苦，再次召张放回京担任侍中，被王政君太后发现，才将张放驱逐。这是一股邪恶的漩涡，虽然如昙花一现，但成帝死，张放伤心痛哭而死，反映出了成帝贪玩的一面，而且这个玩伴与其同日而死。
第三股漩涡是不忠贞的爱情。汉成帝即位起，就花了大量金钱，建造霄游宫、飞行殿和云雷宫供淫乐。公元前18年，史料记载说，当初，许皇后与班婕妤（前48―2，西汉著名才女，以辞赋见长的女作家之一。班固、班超和班昭的姑婆。她的作品很多，但大部分已佚失。现存作品仅三篇，即《自伤赋》、《捣素赋》和一首五言诗《怨歌行》）都受到成帝的宠爱。有一次，成帝到后宫庭院游玩，想跟班婕妤同乘一辆车，班婕妤拒绝说：“我观看古代的图画，圣贤的君王身边跟随的都是名臣，而夏、商、周三朝末世，君王身边才跟着宠妾。现在陛下想让我同车，是不是有些相似呢？”成帝对班婕妤的回答非常赞同，也就不再勉强。王太后听了高兴地说：“古代有樊姬，今天有班婕妤！”班婕妤把自己的侍女李平进献成帝，李平受到宠幸，也被封为婕妤，成帝并且给李平赐“卫”姓。
此后，成帝微服出行，来到阳阿公主家，喜欢上公主家中能歌善舞的美女赵飞燕，把她召入宫中。赵飞燕有个妹妹赵合德（前45—前7）也被召入后宫，丰姿美容毫无瑕疵。成帝的左右看到她，都惊叹美艳绝伦。有位汉宣帝时的披香博士淖方成，当时正站在成帝身后，流下口水说：“这是祸水呀，必定会扑灭汉王朝的盛火！”淖方成说得没错，赵合德灭了汉家盛火。她为了让成帝独宠，指使成帝杀了其他嫔妃所生的几个儿子。成帝突然去世时，引起民间喧哗，人们将死因都归罪于赵合德。王政君太后下诏，命令大司马王莽，与御史、丞相、廷尉一起调查死因，结果赵合德自杀。赵氏自杀的原因，史料当时虽然没有明说，但到了公元前6年正月哀帝时代，司隶校尉解光的调查报告似乎说明了一切。这份报告介绍了赵昭仪杀成帝儿子的事，有些地方让人看了发指，而成帝心甘情愿配合，这股爱情的漩涡不仅让成帝断子绝孙，也让元帝其他两个儿子的子孙牵连，导致元帝一脉全部断子绝孙。
赵飞燕姐妹俩都被封为婕妤时，其尊贵荣宠压倒后宫。许皇后、班婕妤因此都失宠。于是赵飞燕向成帝进谗言说，许皇后，班婕妤用妖术诅咒后宫得宠的美人，甚至连皇上都被骂到了。
公元前18年十一月十六日，许皇后被废，迁居到上林苑的昭台离宫。许皇后被废除时，她的姐姐许谒等人全部被杀，她的亲属被驱逐回到山阳郡。班婕妤受审时说：“我听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我修行秉承公正，尚且没有享受到幸福，如果做邪恶的事，就更不会有好结果了。假如鬼神知道，都不会听取诅咒主上的恶语；假如鬼神不知道，向鬼神诉说又有什么用呢？所以用妖术诅咒的事，我不会去做。”成帝认为她说的有道理，就赦免了班婕妤，并赠送了一百斤黄金。赵氏姐妹骄横妒嫉，班婕妤担心时间一长，最终还是要被赵氏姐妹所害，就请求到长信宫侍奉王政君太后去了。
公元前16年六月，史料介绍说，赵飞燕当了皇后以后，成帝对她的宠爱稍有衰退，反而对赵飞燕的妹妹宠爱日隆，因此封赵合德为昭仪，迁居未央宫昭阳舍，昭阳舍中间的庭院全部用油漆刷成朱色，而殿上漆成黑色。门限全部用铜包，再涂上黄金。台阶用白玉雕成。屋内墙壁上带状的横木上处处嵌有金环，环内镶嵌着蓝田玉、明珠、翠羽。其奢华是汉朝建国以从来没有过的。赵飞燕皇后居住在另外一个宫殿，她跟侍郎或与生了许多儿子的宫奴经常私通。赵氏姐妹狼狈为奸，赵德合担心姐姐与奴仆通奸的事暴露，就对成帝打预防针说：“我姐姐的性格刚烈，假如被人诬陷，我们赵氏就要绝种了！”赵德合说完，撒娇似的哭得十分凄凉，那哭声仿佛在说：“我姐姐犯的是死罪啊！到时请陛下一定要网开一面。”成帝相信了，后来果然有人报告了奸情，成帝就把举报人杀了。从此，赵皇后恣意偷情，没有人敢举报了，可是仍然没有怀孕。
第四股漩涡是天象与神灵。
汉成帝的永始三年（前14）正月三十日，出现日食。
当初，成帝采用已故丞相匡衡的建议，停止到甘泉宫举行祭祀太一神的仪式。可是当天的狂风吹坏了甘泉离宫山上的竹宫，拔起或折断祭坛周围的一百多颗十围以上的大树。成帝为之惊异地问刘向，刘向解释说：“平民之家都不想放弃祭祀祖宗，何况是对于国家引以为神宝的祭坛呢！再说甘泉（汉武帝之后，成不祭祀太一神的主要场所）、汾阴（祭祀土地神女娲场所）以及雍城的五畤塬（指雍城五个祭祀场所，主要祭祀东、南、西、北、中五方帝，也有称五帝为白帝、黑帝、青帝、黄帝、赤帝）从设立那天起，都有神灵感应，然后才开始设立，并不是随意而为。武帝、宣帝时代，祭祀此三神，恭敬的礼仪周到完备，神光尤为显著。祖宗所设立的神灵旧位，一直是没有变动。之前开始采纳贡禹有关废弃的建议，后人照办，大多都有所动摇。《易大传》中说：‘诬蔑神灵者殃及三世。’恐怕这一怪罪不是单独止于贡禹等人。”成帝开始怨恨贡禹，又因久无子女，到了公元前14年十月初三，成帝上奏太后，告知有关部门恢复甘泉宫祭祀泰一神、汾阴县祭祀后土神、雍城祭祀五方帝，另外还恢复了陈宝祠（位于今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陈仓镇代家湾村。秦文公十九年【前746】的某天凌晨，夜空中，从东南方向飞来一颗星星，直冲陈仓城的北坡。星星坠地，一声巨响，惊得满山的野鸡乱叫。秦文公急忙带着一行人来到了星星坠落的地方。只见地上已经被砸了一个大坑，坑内有一团东西正在发着炽热的红色光。等这怪物渐渐冷却下来以后，秦文公仔细端瞧，原来是天上掉下来一块陨石。为了摄聚民心，巩固政权，秦文公利用这个机会对秦国的老百姓说：你们看，我在建陈仓城之初就已得到了上天的帮助，现在上苍又赐我秦国以祥瑞，这是要我们强大的号令啊。于是秦文公就在陨石落地的地方建了一座庙，将石头当做神物供奉起来，这块神石就是被历代传颂的“陈宝”，因在此地修庙，所以称“陈宝祠”）、长安与各个郡国中著名的祭祠祭祀。
如此种种，成帝时代不管是政治的漩涡，亲情的漩涡，天象与神灵的漩涡，爱情的漩涡，都让成帝无所适从，走向灾难的深渊，导致西汉王朝一步步走向覆灭。所以笔者以《漩涡》为题，给刘骜写下这篇传记。让我们回到《资治通鉴帝王史》的体例中去。
一
成帝好色
汉成帝刘骜在公元前33年六月二十二日即位后，七月十九日安葬了父皇元帝。接着匡衡可能是为了阻止成帝乱伦，提出了一套婚姻怪论。
秋，七月，丙戌，葬孝元皇帝于渭陵。
大赦天下（《资治通鉴》竟宁元年五到七月）。
丞相衡上疏曰：“陛下秉至孝，哀伤思慕，不绝于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诚隆于慎终追远，无穷已也。窃愿陛下虽圣性得之，犹复加圣心焉！《诗》云：‘茕茕在疚，’言成王丧毕思慕，意气未能平也。盖所以就文、武之业，崇大化之本也。臣又闻之师曰：‘妃匹之际，生民之始，万福之原。婚姻之礼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此纲纪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已来，三代兴废，未有不由此者也。愿陛下详览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声色，近严敬，远技能。臣闻《六经》者，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著善恶之归，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及《论语》、《孝经》，圣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闻圣王之自为，动静周旋，奉天承亲，临朝享臣，物有节文，以章人伦。盖钦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温恭敬逊，承亲之礼也；正躬严恪，临众之仪也；嘉惠和说，飨下之颜也。举错动作，物遵其仪，故形为仁义，动为法则。今正月初，幸路寝，临朝贺，置酒以飨万方。《传》曰：‘君子慎始。’愿陛下留神动静之节，使群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桢，天下幸甚！”上敬纳其言（《资治通鉴》竟宁元年五到七月）。
公元前33年七月，丞相匡衡上书说：“陛下的天性非常孝顺，对先帝的哀伤思念永存内心，没有游玩射猎的娱乐宴请，确实无穷而慎重地追求长远的目标。陛下虽然得到了上天赐予的圣人之性，但仍然有望陛下不断地加以完善圣心。《诗经》说：‘悲伤忧郁犹如大病在身’，这是形容周成王服丧思念祖先的忧郁难解。这正是他之所以能继承周文王、周武王的伟大事业，并加以发扬光大的根本原因。我又听老师说：‘夫妻婚配的时候，是人生的开始，千万幸福的源头。婚姻的礼仪正，然后万物就会应天命而齐全。’孔子论《诗经》，从《关睢》入手，因婚姻是纲纪之首，是礼教的开端。自从上古以来，夏商周三代的兴起和衰落，都是由婚姻引起的。希望陛下考查过去的得失兴衰，用以巩固根本。选择有品德的人，除去靡靡之音和女色，接近思维严紧、受人尊敬的人，远离花言巧语、诡计多端的人。我听说儒家的《诗经》《尚书》《礼记》《乐经》《周易》《春秋》六部经书是圣人用来统治天下人心的重要著作，它们把善恶分别归类，表明吉凶祸福，指示做人的正道，使人不违背本性。还有《论语》《孝经》，也都是圣人重要的言行记录，应该探求其中的深意。我还听说圣明君王的作为，无论是动静或者周旋，都是奉天之命承接亲情，上朝处理国事，在群臣面前要有法度，用以彰显人伦（指封建社会中人与人礼教所规定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及各种尊卑长幼关系。出自《管子•八观》：“背人伦而禽兽行，十年而灭）……”匡衡以上的字里行间，或明示、或影射，都在要成帝守住婚姻道德的底线，说明成帝为元帝守丧期间就有越轨的行为。也许匡衡是极力支持刘骜当皇帝的人，加上匡衡的奏章后面，特地在十六岁的成帝正月举行了加冠成人礼，恭维地说：“今正月初，幸路寝，临朝贺，置酒以飨万方。《传》曰：‘君子慎始。’愿陛下留神动静之节，使群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桢，天下幸甚！”所以成帝恭敬地采纳了匡衡的建议。
我们知道，在面对甘延寿、陈汤的功劳，匡衡曾与石显一个鼻孔出气，匡衡作为儒家的代表人物，他难道就忘记了萧望之的死吗？
到了成帝的建始元年（前32）正月，不知道是谁做了一件正义的事，或者说是王氏外戚操纵王政君太后和成帝，将石显驱逐出了汉王朝的权力中心。
石显迁长信中太仆，秩中二千石。显既失倚，离权，于是丞相、御史条奏显旧恶；及其党牢梁、陈顺皆免官，显与妻子徙归故郡，忧懑不食，道死。诸所交结以显为官者，皆废罢；少府五鹿充宗左迁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为雁门都尉。司隶校尉涿郡王尊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谭，知显等颛权擅势，大作威福，为海内患害，不以时白奏行罚，而阿谀曲从，附下罔上，怀邪迷国，无大臣辅政之义，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后，衡、谭举奏显，不自陈不忠之罪，而反扬著先帝任用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于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称，失大臣体！”于是衡渐惧，免冠谢罪，上丞相、侯印绶。天子以新即位，重伤大臣，乃左迁尊为高陵令。然群下多是尊者。衡嘿嘿不自安，每有水旱，连乞骸骨让位。上辄以诏书慰抚，不许。
立故河间王元弟上郡库令良为河间王。
壬子，封舅诸吏、光禄大夫、关内侯王崇为安成侯；赐舅谭、商、立、根、逢时爵关内侯（《资治通鉴》建始元年正月）。
夏，四月，黄雾四塞，诏博问公卿大夫，无有所讳。谏大夫杨兴、博士驷胜等对，皆以为“阴盛侵阳之气也。高祖之约，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诸弟皆以无功为侯，外戚未曾有也，故天为见异。”于是大将军凤惧，上书乞骸骨，辞职。上优诏不许。
御史中丞东海薛宣上疏曰：“陛下至德仁厚，而嘉气尚凝，阴阳不和，殆吏多苛政。部刺史或不循守条职，举错各以其意，多与郡县事，至开私门，听谗佞，以求吏民过，谴呵及细微，责义不量力；群县相迫促，亦内相刻，流至众庶。是故乡党阙于嘉宾之欢，九族忘其亲亲之恩，饮食周急之厚弥衰，送往劳来之礼不行。夫人道不通则阴阳否隔，和气不兴，未必不由此也。《诗》云：‘民之失德，乾侯以愆。’鄙语曰：‘苛政不亲，烦苦伤恩。’方刺史奏事时，宜明申敕，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务。”上嘉纳之（《资治通鉴》建始元年四月）。
冬，十二月，作长安南、北郊，罢甘泉、汾阴祠，及紫坛伪饰女乐、鸾路、骍驹、龙马、石坛之属（《资治通鉴》建始元年十二月）。
公元前32年正月，史料记载说，石显被调到长信宫担任王政郡太后的车马队队长（太仆），工资待遇是中二千石粮食。石显已失去了元帝这座靠山，离开了权力中心，接着丞相匡衡、御史张谭好像要与石显切割，上奏列出石显的罪恶。石显及其党羽牢梁、陈顺被免官，石显与妻儿也被驱逐回到济南郡（治所在今山东济南市省章丘区龙山北）。石显忧郁愤懑，不吃饭死在途中。那些因结交石显而得到官位的人，全部被罢黜。少府五鹿充宗被贬到玄菟郡（治所在大致在今朝鲜咸镜南道）担任太守，御史中丞（这时是御史大夫的副官，到了汉哀帝时，废御史大夫，以御史中丞为御史台长官。南北朝以后，设御史大夫又设御史中丞，御史大夫只负责监察高官，御史中丞负责监察全国官员。比御史大夫低一级别）伊嘉被贬到雁门郡（治所在今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南）担任郡都尉（秩比二千石，辅助太守主管治安与军事）。
尽管匡衡、张谭想与石显切割，但还是没有逃脱弹劾。司隶校尉王尊（涿郡高阳县人，也就是今河北省保定市高阳县人）上书弹劾说：“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明知石显等人专权，作威作福，是海内祸害，却不及时奏报皇上予以惩罚，反而百般谄媚曲意奉承，应付下面欺瞒皇上，心怀邪恶迷惑君王，丧失大臣辅政的原则，与石显一样大逆不道！这些罪恶发生在陛下即位后大赦之前，应该追究。然而在大赦之后，匡衡、张谭指控石显时没有自责，反而故意宣扬突出先帝任用小人的失误。说什么‘文武百官畏惧石显，超过了皇上’。这种卑君尊臣的言论是不该由他说的，有失大臣体统！”王尊的话让匡衡惭愧恐惧，他连忙脱掉官帽谢罪，缴出了丞相、侯爵的印信和绶带。成帝因刚刚即位，不愿伤害大臣，就下令贬王尊为高陵县（治所在今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区）县令。可是百官中很多人都认为王尊说得有道理，匡衡听时沉默而内心不安。因为内心不安，匡衡有辞职归家之意，所以每逢遇到水旱天灾，他都会接连请求退休，而成帝总是下诏挽留。
汉成帝封已故河间王刘元（刘庆之子，前54-前37年在位。刘庆是汉景帝的十二子刘寄最小的儿子）的弟弟、上郡库令刘良为河间王。
公元前32年正月二十三日，汉成帝改封关内侯王崇（成帝的舅舅，时任诸吏、光禄大夫）为安成侯；新封五位舅父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为关内侯。
公元前32年四月，沙尘暴四起，遮天盖日。成帝下诏，广泛征求公卿大夫的意见，希望大臣不要忌讳谈出沙尘暴发生的原因。谏大夫杨兴、博士驷胜等人都说：“是阴气太盛，侵扰抑制阳气的原因。高祖曾立约：大臣没有大功不能封侯。如今王太后各位弟弟全部无功而封侯，如此施恩外戚，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因此，上天为了示警而显现异象。”大将军王凤听了恐惧，上书请求退休，成帝没有批准。
御史中丞薛宣（字赣君，今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人，宣帝女敬武公主的丈夫）上书说：“尽管陛下有至高的美德，然而祥和之气仍然没有贯通，阴阳不和，大概是因为官员多数实行苛政的缘故。被委派巡查地方的刺史，随心所欲地行事，过多干预郡县行政。甚至开私门，听谗言，来搜寻官员和平民的过失，对被诬陷者加以严厉指责，对其细微的过错也不放过；苛求官员民众，而不考虑这些被诬的官民是否有承受能力。郡县官员在巡查使的逼迫之下，也不得不互相采取严厉苛刻的手段，流毒祸及百姓。因此，乡党邻里缺少和睦，家族亲属也忘了亲情。互相帮助、接济急难的淳厚风俗衰落，送往迎来的礼节也不再实行。人情不通阴阳自然阻隔，和气不通未必不是由此而引起！《诗经》说：‘民之失德，乾侯以愆。’俚语说：‘苛政之下无亲情，烦苦之中伤恩义。’陛下在刺史奏事时，应该公布，使天下人知道本朝的主要事务。”成帝欣然采纳。
公元前32年十二月，汉成帝在长安南、北郊区修建祭祀天、地的祭坛。下令撤除咸阳甘泉离宫与汾阴县（治所在今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西南荣河镇庙前村）两地的祭祀泰一神与后土神，以及紫坛伪饰女乐（指紫坛指祭祀仪式中，祭祀坛焚香的颜色。伪饰女乐指身穿鲜艳彩装歌女演奏祭乐。如《三辅黄图》卷五记载：“武帝时祭泰乙，上通天台，舞八岁童男女三百人，祠祀招仙人。”又如《后汉书•刘玄刘盆子传》记载：“有故祠甘泉乐人，尚共击鼓歌舞，衣服鲜明”）、鸾路（即鸾辂，指豪华的天子所乘车。据《吕氏春秋•孟春纪》记载：“天子居青阳左个。乘鸞輅，驾苍龙。”高诱 注：“輅，车也。鸞鸟在衡，和在軾，鸣相应和。后世不能復致，铸铜为之，饰以金，谓之鸞輅也。”）、骍驹（祭祀时所用的红色毛的小驴）、龙马、石坛（祭祀时用石头筑的神坛）等。
汉成帝的建始二年（前31）正月，成帝进一步撤除祭祀场所。
春，正月，罢雍五畤及陈宝祠，皆从匡衡之请也。辛巳，上始郊祀长安南郊。赦奉郊县及中都官耐罪徒；减天下赋钱，算四十。
闰月，以渭城延陵亭部为初陵。
三月，辛丑，上始祠后土于北郊。
丙午，立皇后许氏。后，车骑将军嘉之女也。元帝伤母恭哀后居位日浅而遭霍氏之辜，故选嘉女以配太子。
上自为太子时，以好色闻；及即位，皇太后诏采良家女以备后宫。大将军武库令杜钦说王凤曰：“礼，一娶九女，所以广嗣重祖也。娣侄虽缺不复补，所以养寿塞争也。故后妃有贞淑之行，则胤嗣有贤圣之君；制度有威仪之节，则人君有寿考之福。废而不由，则女德不厌；女德不厌，则寿命不究于高年。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妇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于未衰之年，而不以礼为制，则其原不可救而后徠异态；后徠异态，则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间適之心。是以晋献被纳谗之谤，申生蒙无罪之辜。今圣主富于春秋，未有適嗣，方乡术入学，未亲后妃之议。将军辅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详择有行义之家，求淑女之质，毋必有声色技能，为万世大法。夫少戒之在色，《小卞》之作，可为寒心。唯将军常以为忧！”凤白之太后，太后以为故事无有；凤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凤素重钦，故置之莫府，国家政谋常与钦虑之，数称达名士，裨正阙失；当世善政多出于钦者（《资治通鉴》建始二年一到三月）。
公元前31年正月，成帝撤除位于今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雍城祭祀五方帝的祭坛和陈宝祠（位于今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陈仓镇代家湾村）。这都是采纳丞相匡衡建议的举动。正月十一日，成帝开始到长安南郊祭天。赦免为郊祀提供祭品的县以及长安各机关工作人员判刑保留鬓发的轻罪犯人。减少天下税赋钱，原一百二十钱为一算，现每一算减少四十钱。
公元前31年闰正月，成帝下令在渭城延陵亭（位于今陕西省咸阳市城北五公里处渭城区周陵乡马家窑村）兴建自己的陵墓。
公元前31年三月十四日，成帝开始在长安北郊祭祀后土神（而不是在今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西南荣河镇庙前村）。
公元前31年三月十九日，成帝立车骑将军许嘉的女儿为皇后。成帝立许后的原因是：汉元帝的母亲许平君恭哀后在位的时间短，而惨遭霍显毒手，因此，宣帝特选许嘉的女儿婚配当年的太子现在的成帝。
成帝从当太子时，就以好色出名。等到即位以后，王政君皇太后下诏，派人挑选良家女子充实后宫。大将军、武库令杜钦对王凤建议说：“按古礼，天子大婚一次要娶九名美女，是为了让她们多生儿子，这样就对得起祖宗。其中有人死了也不再增补，为的是使君王保重身体长寿，也避免后宫争宠。因此皇后与嫔妃有贞洁贤淑的德行，而子孙后裔就有圣贤之君。这一制度能严格遵守，君王就会有高寿。废弃而不采用这些古礼，君王就会沉湎于女色；沉湎于女色就不会享有高寿。男子到了五十岁，好色之心未衰；可是女人到了四十岁，容貌不同从前。容貌以经变丑，去侍奉处在好色之心未衰的君王，而不以古礼去约束，就不能挽救君王本来的好色，而后还要发生不正常的变化。发生不正常变化的结果是：正宫皇后自我猜疑，恐怕后位不稳；嫔妃也会产生夺嫡的野心。这正是晋献公被人指责采纳谗言，使太子申生无罪而被冤死的原因。现在圣主还很年轻，没有嫡子，刚刚开始研习学问，还没有因亲近后妃而受到批评。将军身为辅政大臣，应该趁着本朝初期的隆盛，建立九妻制度。仔细选择德行高尚的仁义之家，物色品貌端庄的淑女，不一定要有声色技能。把这个制度定为万世之法。年轻人要戒色。《诗经．小卞》就是讽刺周幽王废除申王后立褒姒，后来哀伤太子被放逐的故事，使人听了十分寒心。请将军常以此为忧！”
杜钦知道成帝好色，想堵塞成帝不断纳美女的后路。作为成帝大舅的王凤，将杜钦的话转告太后，太后认为九妻制汉朝还没有先例。王凤不能自立法度，只好按照惯例执行。王凤一向器重杜钦，因此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幕府，国家的政策大计，常与杜钦一起研究。杜钦多次推荐有名望的士人，使他们补救改正政治上的失误。成帝时的善政，多出于杜钦的建议。
我们把目光投向北方匈奴。
匈奴呼韩邪单于嬖左伊秩訾兄女二人；长女颛渠阏氏生二子，长曰且莫车，次曰囊知牙斯；少女为大阏氏，生四子，长曰雕陶莫皋，次曰且麋胥，皆长于且莫车，少子咸、乐二人，皆小于囊知牙斯。又它阏氏子十馀人。颛渠阏氏贵，且莫车爱，呼韩邪病且死，欲立且莫车。颛渠阏氏曰：“匈奴乱十馀年，不绝如发，赖蒙汉力，故得复安。今平定未久，人民创艾战斗。且莫车年少，百姓未附，恐复危国。我与大阏氏一家共子，不如立雕陶莫皋。”大阏氏曰：“且莫车虽少，大臣共持国事。今舍贵立贱，后世必乱。”单于卒从颛渠阏氏计，立雕陶莫皋，约令传国与弟。呼韩邪死，雕陶莫皋立，为复株累若鞮单于。复株累若鞮单于以且麋胥为左贤王，且莫车为左谷蠡王，囊知牙斯为右贤王。复株累单于复妻王昭君，生二女，长女云为须卜居次，小女为当于居次（《资治通鉴》建始二年三月）。
呼韩邪单于宠爱左伊秩訾的两位侄女。长女是颛渠阏氏，生二子（即长子且莫车、幼子囊知牙斯）。幼女是大阏氏，生四子（即长子雕陶莫皋，次子且麋胥、三子咸，四子乐）。雕陶莫皋、且麋胥都比且莫车的年龄大。咸、乐二人都比囊知牙斯年幼。此外，还有十多个儿子是其他妃子所生。颛渠阏氏的地位最高，长子且莫车也深受单于喜爱。呼韩邪病危，想立且莫车为继承人。颛渠阏氏反对说：“匈奴内乱十多年，国家命脉像发丝一样勉强维持，依赖汉朝的力量，才转危为安。如今匈奴刚刚安定，人民畏惧战争。且莫车年少，不能让百姓心服，立他恐怕又会给国家带来危险。我与大阏氏是亲姐妹，他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不如立雕陶莫皋。”大阏氏力争说：“且莫车虽然年幼，但可由大臣共同执政。如今舍弃高贵的嫡子，而立低贱的庶子，后世必然要发生内乱。”单于最后采纳了颛渠阏氏的建议，立雕陶莫皋为继承人，并立约，命令雕陶莫皋将来传位给弟弟且莫车。呼韩邪死，雕陶莫皋即位（前31—前20年在位），称号“复株累若单于”。他任命且麋胥为左贤王，且莫车为左谷蠡王，囊知牙斯为右贤王。复株累若单于按照匈奴的习俗，再娶王昭君为妻，生下二女：长女云公主，下嫁匈奴贵族须卜氏；小女下嫁匈奴贵族当于氏。
综上所述，不管是匡衡提出的婚姻理论，还是杜钦提出的“天子大婚一次娶九女”，都回避不了一个事实——成帝好色。尽管杜钦说：“现在圣主还很年轻，没有嫡子，刚刚开始研习学问，还没有因亲近后妃而受到批评。”而史料说：“上自为太子时，以好色闻。”匡衡说：“我又听老师说：‘夫妻婚配的时候，是人生的开始，千万幸福的源头。婚姻的礼仪正，然后万物就会应天命而齐全。’”都在说明一个问题——成帝好色要采取管制措施。那么，成帝未来还会有什么绝世的绯闻呢？
成帝好色
汉成帝刘骜在公元前33年六月二十二日即位后，七月十九日安葬了父皇元帝。接着匡衡可能是为了阻止成帝乱伦，提出了一套婚姻怪论。
秋，七月，丙戌，葬孝元皇帝于渭陵。
大赦天下（《资治通鉴》竟宁元年五到七月）。
丞相衡上疏曰：“陛下秉至孝，哀伤思慕，不绝于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诚隆于慎终追远，无穷已也。窃愿陛下虽圣性得之，犹复加圣心焉！《诗》云：‘茕茕在疚，’言成王丧毕思慕，意气未能平也。盖所以就文、武之业，崇大化之本也。臣又闻之师曰：‘妃匹之际，生民之始，万福之原。婚姻之礼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此纲纪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已来，三代兴废，未有不由此者也。愿陛下详览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声色，近严敬，远技能。臣闻《六经》者，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著善恶之归，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及《论语》、《孝经》，圣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闻圣王之自为，动静周旋，奉天承亲，临朝享臣，物有节文，以章人伦。盖钦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温恭敬逊，承亲之礼也；正躬严恪，临众之仪也；嘉惠和说，飨下之颜也。举错动作，物遵其仪，故形为仁义，动为法则。今正月初，幸路寝，临朝贺，置酒以飨万方。《传》曰：‘君子慎始。’愿陛下留神动静之节，使群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桢，天下幸甚！”上敬纳其言（《资治通鉴》竟宁元年五到七月）。
公元前33年七月，丞相匡衡上书说：“陛下的天性非常孝顺，对先帝的哀伤思念永存内心，没有游玩射猎的娱乐宴请，确实无穷而慎重地追求长远的目标。陛下虽然得到了上天赐予的圣人之性，但仍然有望陛下不断地加以完善圣心。《诗经》说：‘悲伤忧郁犹如大病在身’，这是形容周成王服丧思念祖先的忧郁难解。这正是他之所以能继承周文王、周武王的伟大事业，并加以发扬光大的根本原因。我又听老师说：‘夫妻婚配的时候，是人生的开始，千万幸福的源头。婚姻的礼仪正，然后万物就会应天命而齐全。’孔子论《诗经》，从《关睢》入手，因婚姻是纲纪之首，是礼教的开端。自从上古以来，夏商周三代的兴起和衰落，都是由婚姻引起的。希望陛下考查过去的得失兴衰，用以巩固根本。选择有品德的人，除去靡靡之音和女色，接近思维严紧、受人尊敬的人，远离花言巧语、诡计多端的人。我听说儒家的《诗经》《尚书》《礼记》《乐经》《周易》《春秋》六部经书是圣人用来统治天下人心的重要著作，它们把善恶分别归类，表明吉凶祸福，指示做人的正道，使人不违背本性。还有《论语》《孝经》，也都是圣人重要的言行记录，应该探求其中的深意。我还听说圣明君王的作为，无论是动静或者周旋，都是奉天之命承接亲情，上朝处理国事，在群臣面前要有法度，用以彰显人伦（指封建社会中人与人礼教所规定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及各种尊卑长幼关系。出自《管子•八观》：“背人伦而禽兽行，十年而灭）……”匡衡以上的字里行间，或明示、或影射，都在要成帝守住婚姻道德的底线，说明成帝为元帝守丧期间就有越轨的行为。也许匡衡是极力支持刘骜当皇帝的人，加上匡衡的奏章后面，特地在十六岁的成帝正月举行了加冠成人礼，恭维地说：“今正月初，幸路寝，临朝贺，置酒以飨万方。《传》曰：‘君子慎始。’愿陛下留神动静之节，使群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桢，天下幸甚！”所以成帝恭敬地采纳了匡衡的建议。
我们知道，在面对甘延寿、陈汤的功劳，匡衡曾与石显一个鼻孔出气，匡衡作为儒家的代表人物，他难道就忘记了萧望之的死吗？
到了成帝的建始元年（前32）正月，不知道是谁做了一件正义的事，或者说是王氏外戚操纵王政君太后和成帝，将石显驱逐出了汉王朝的权力中心。
石显迁长信中太仆，秩中二千石。显既失倚，离权，于是丞相、御史条奏显旧恶；及其党牢梁、陈顺皆免官，显与妻子徙归故郡，忧懑不食，道死。诸所交结以显为官者，皆废罢；少府五鹿充宗左迁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为雁门都尉。司隶校尉涿郡王尊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谭，知显等颛权擅势，大作威福，为海内患害，不以时白奏行罚，而阿谀曲从，附下罔上，怀邪迷国，无大臣辅政之义，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后，衡、谭举奏显，不自陈不忠之罪，而反扬著先帝任用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于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称，失大臣体！”于是衡渐惧，免冠谢罪，上丞相、侯印绶。天子以新即位，重伤大臣，乃左迁尊为高陵令。然群下多是尊者。衡嘿嘿不自安，每有水旱，连乞骸骨让位。上辄以诏书慰抚，不许。
立故河间王元弟上郡库令良为河间王。
壬子，封舅诸吏、光禄大夫、关内侯王崇为安成侯；赐舅谭、商、立、根、逢时爵关内侯（《资治通鉴》建始元年正月）。
夏，四月，黄雾四塞，诏博问公卿大夫，无有所讳。谏大夫杨兴、博士驷胜等对，皆以为“阴盛侵阳之气也。高祖之约，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诸弟皆以无功为侯，外戚未曾有也，故天为见异。”于是大将军凤惧，上书乞骸骨，辞职。上优诏不许。
御史中丞东海薛宣上疏曰：“陛下至德仁厚，而嘉气尚凝，阴阳不和，殆吏多苛政。部刺史或不循守条职，举错各以其意，多与郡县事，至开私门，听谗佞，以求吏民过，谴呵及细微，责义不量力；群县相迫促，亦内相刻，流至众庶。是故乡党阙于嘉宾之欢，九族忘其亲亲之恩，饮食周急之厚弥衰，送往劳来之礼不行。夫人道不通则阴阳否隔，和气不兴，未必不由此也。《诗》云：‘民之失德，乾侯以愆。’鄙语曰：‘苛政不亲，烦苦伤恩。’方刺史奏事时，宜明申敕，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务。”上嘉纳之（《资治通鉴》建始元年四月）。
冬，十二月，作长安南、北郊，罢甘泉、汾阴祠，及紫坛伪饰女乐、鸾路、骍驹、龙马、石坛之属（《资治通鉴》建始元年十二月）。
公元前32年正月，史料记载说，石显被调到长信宫担任王政郡太后的车马队队长（太仆），工资待遇是中二千石粮食。石显已失去了元帝这座靠山，离开了权力中心，接着丞相匡衡、御史张谭好像要与石显切割，上奏列出石显的罪恶。石显及其党羽牢梁、陈顺被免官，石显与妻儿也被驱逐回到济南郡（治所在今山东济南市省章丘区龙山北）。石显忧郁愤懑，不吃饭死在途中。那些因结交石显而得到官位的人，全部被罢黜。少府五鹿充宗被贬到玄菟郡（治所在大致在今朝鲜咸镜南道）担任太守，御史中丞（这时是御史大夫的副官，到了汉哀帝时，废御史大夫，以御史中丞为御史台长官。南北朝以后，设御史大夫又设御史中丞，御史大夫只负责监察高官，御史中丞负责监察全国官员。比御史大夫低一级别）伊嘉被贬到雁门郡（治所在今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南）担任郡都尉（秩比二千石，辅助太守主管治安与军事）。
尽管匡衡、张谭想与石显切割，但还是没有逃脱弹劾。司隶校尉王尊（涿郡高阳县人，也就是今河北省保定市高阳县人）上书弹劾说：“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明知石显等人专权，作威作福，是海内祸害，却不及时奏报皇上予以惩罚，反而百般谄媚曲意奉承，应付下面欺瞒皇上，心怀邪恶迷惑君王，丧失大臣辅政的原则，与石显一样大逆不道！这些罪恶发生在陛下即位后大赦之前，应该追究。然而在大赦之后，匡衡、张谭指控石显时没有自责，反而故意宣扬突出先帝任用小人的失误。说什么‘文武百官畏惧石显，超过了皇上’。这种卑君尊臣的言论是不该由他说的，有失大臣体统！”王尊的话让匡衡惭愧恐惧，他连忙脱掉官帽谢罪，缴出了丞相、侯爵的印信和绶带。成帝因刚刚即位，不愿伤害大臣，就下令贬王尊为高陵县（治所在今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区）县令。可是百官中很多人都认为王尊说得有道理，匡衡听时沉默而内心不安。因为内心不安，匡衡有辞职归家之意，所以每逢遇到水旱天灾，他都会接连请求退休，而成帝总是下诏挽留。
汉成帝封已故河间王刘元（刘庆之子，前54-前37年在位。刘庆是汉景帝的十二子刘寄最小的儿子）的弟弟、上郡库令刘良为河间王。
公元前32年正月二十三日，汉成帝改封关内侯王崇（成帝的舅舅，时任诸吏、光禄大夫）为安成侯；新封五位舅父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为关内侯。
公元前32年四月，沙尘暴四起，遮天盖日。成帝下诏，广泛征求公卿大夫的意见，希望大臣不要忌讳谈出沙尘暴发生的原因。谏大夫杨兴、博士驷胜等人都说：“是阴气太盛，侵扰抑制阳气的原因。高祖曾立约：大臣没有大功不能封侯。如今王太后各位弟弟全部无功而封侯，如此施恩外戚，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因此，上天为了示警而显现异象。”大将军王凤听了恐惧，上书请求退休，成帝没有批准。
御史中丞薛宣（字赣君，今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人，宣帝女敬武公主的丈夫）上书说：“尽管陛下有至高的美德，然而祥和之气仍然没有贯通，阴阳不和，大概是因为官员多数实行苛政的缘故。被委派巡查地方的刺史，随心所欲地行事，过多干预郡县行政。甚至开私门，听谗言，来搜寻官员和平民的过失，对被诬陷者加以严厉指责，对其细微的过错也不放过；苛求官员民众，而不考虑这些被诬的官民是否有承受能力。郡县官员在巡查使的逼迫之下，也不得不互相采取严厉苛刻的手段，流毒祸及百姓。因此，乡党邻里缺少和睦，家族亲属也忘了亲情。互相帮助、接济急难的淳厚风俗衰落，送往迎来的礼节也不再实行。人情不通阴阳自然阻隔，和气不通未必不是由此而引起！《诗经》说：‘民之失德，乾侯以愆。’俚语说：‘苛政之下无亲情，烦苦之中伤恩义。’陛下在刺史奏事时，应该公布，使天下人知道本朝的主要事务。”成帝欣然采纳。
公元前32年十二月，汉成帝在长安南、北郊区修建祭祀天、地的祭坛。下令撤除咸阳甘泉离宫与汾阴县（治所在今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西南荣河镇庙前村）两地的祭祀泰一神与后土神，以及紫坛伪饰女乐（指紫坛指祭祀仪式中，祭祀坛焚香的颜色。伪饰女乐指身穿鲜艳彩装歌女演奏祭乐。如《三辅黄图》卷五记载：“武帝时祭泰乙，上通天台，舞八岁童男女三百人，祠祀招仙人。”又如《后汉书•刘玄刘盆子传》记载：“有故祠甘泉乐人，尚共击鼓歌舞，衣服鲜明”）、鸾路（即鸾辂，指豪华的天子所乘车。据《吕氏春秋•孟春纪》记载：“天子居青阳左个。乘鸞輅，驾苍龙。”高诱 注：“輅，车也。鸞鸟在衡，和在軾，鸣相应和。后世不能復致，铸铜为之，饰以金，谓之鸞輅也。”）、骍驹（祭祀时所用的红色毛的小驴）、龙马、石坛（祭祀时用石头筑的神坛）等。
汉成帝的建始二年（前31）正月，成帝进一步撤除祭祀场所。
春，正月，罢雍五畤及陈宝祠，皆从匡衡之请也。辛巳，上始郊祀长安南郊。赦奉郊县及中都官耐罪徒；减天下赋钱，算四十。
闰月，以渭城延陵亭部为初陵。
三月，辛丑，上始祠后土于北郊。
丙午，立皇后许氏。后，车骑将军嘉之女也。元帝伤母恭哀后居位日浅而遭霍氏之辜，故选嘉女以配太子。
上自为太子时，以好色闻；及即位，皇太后诏采良家女以备后宫。大将军武库令杜钦说王凤曰：“礼，一娶九女，所以广嗣重祖也。娣侄虽缺不复补，所以养寿塞争也。故后妃有贞淑之行，则胤嗣有贤圣之君；制度有威仪之节，则人君有寿考之福。废而不由，则女德不厌；女德不厌，则寿命不究于高年。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妇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于未衰之年，而不以礼为制，则其原不可救而后徠异态；后徠异态，则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间適之心。是以晋献被纳谗之谤，申生蒙无罪之辜。今圣主富于春秋，未有適嗣，方乡术入学，未亲后妃之议。将军辅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详择有行义之家，求淑女之质，毋必有声色技能，为万世大法。夫少戒之在色，《小卞》之作，可为寒心。唯将军常以为忧！”凤白之太后，太后以为故事无有；凤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凤素重钦，故置之莫府，国家政谋常与钦虑之，数称达名士，裨正阙失；当世善政多出于钦者（《资治通鉴》建始二年一到三月）。
公元前31年正月，成帝撤除位于今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雍城祭祀五方帝的祭坛和陈宝祠（位于今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陈仓镇代家湾村）。这都是采纳丞相匡衡建议的举动。正月十一日，成帝开始到长安南郊祭天。赦免为郊祀提供祭品的县以及长安各机关工作人员判刑保留鬓发的轻罪犯人。减少天下税赋钱，原一百二十钱为一算，现每一算减少四十钱。
公元前31年闰正月，成帝下令在渭城延陵亭（位于今陕西省咸阳市城北五公里处渭城区周陵乡马家窑村）兴建自己的陵墓。
公元前31年三月十四日，成帝开始在长安北郊祭祀后土神（而不是在今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西南荣河镇庙前村）。
公元前31年三月十九日，成帝立车骑将军许嘉的女儿为皇后。成帝立许后的原因是：汉元帝的母亲许平君恭哀后在位的时间短，而惨遭霍显毒手，因此，宣帝特选许嘉的女儿婚配当年的太子现在的成帝。
成帝从当太子时，就以好色出名。等到即位以后，王政君皇太后下诏，派人挑选良家女子充实后宫。大将军、武库令杜钦对王凤建议说：“按古礼，天子大婚一次要娶九名美女，是为了让她们多生儿子，这样就对得起祖宗。其中有人死了也不再增补，为的是使君王保重身体长寿，也避免后宫争宠。因此皇后与嫔妃有贞洁贤淑的德行，而子孙后裔就有圣贤之君。这一制度能严格遵守，君王就会有高寿。废弃而不采用这些古礼，君王就会沉湎于女色；沉湎于女色就不会享有高寿。男子到了五十岁，好色之心未衰；可是女人到了四十岁，容貌不同从前。容貌以经变丑，去侍奉处在好色之心未衰的君王，而不以古礼去约束，就不能挽救君王本来的好色，而后还要发生不正常的变化。发生不正常变化的结果是：正宫皇后自我猜疑，恐怕后位不稳；嫔妃也会产生夺嫡的野心。这正是晋献公被人指责采纳谗言，使太子申生无罪而被冤死的原因。现在圣主还很年轻，没有嫡子，刚刚开始研习学问，还没有因亲近后妃而受到批评。将军身为辅政大臣，应该趁着本朝初期的隆盛，建立九妻制度。仔细选择德行高尚的仁义之家，物色品貌端庄的淑女，不一定要有声色技能。把这个制度定为万世之法。年轻人要戒色。《诗经．小卞》就是讽刺周幽王废除申王后立褒姒，后来哀伤太子被放逐的故事，使人听了十分寒心。请将军常以此为忧！”
杜钦知道成帝好色，想堵塞成帝不断纳美女的后路。作为成帝大舅的王凤，将杜钦的话转告太后，太后认为九妻制汉朝还没有先例。王凤不能自立法度，只好按照惯例执行。王凤一向器重杜钦，因此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幕府，国家的政策大计，常与杜钦一起研究。杜钦多次推荐有名望的士人，使他们补救改正政治上的失误。成帝时的善政，多出于杜钦的建议。
我们把目光投向北方匈奴。
匈奴呼韩邪单于嬖左伊秩訾兄女二人；长女颛渠阏氏生二子，长曰且莫车，次曰囊知牙斯；少女为大阏氏，生四子，长曰雕陶莫皋，次曰且麋胥，皆长于且莫车，少子咸、乐二人，皆小于囊知牙斯。又它阏氏子十馀人。颛渠阏氏贵，且莫车爱，呼韩邪病且死，欲立且莫车。颛渠阏氏曰：“匈奴乱十馀年，不绝如发，赖蒙汉力，故得复安。今平定未久，人民创艾战斗。且莫车年少，百姓未附，恐复危国。我与大阏氏一家共子，不如立雕陶莫皋。”大阏氏曰：“且莫车虽少，大臣共持国事。今舍贵立贱，后世必乱。”单于卒从颛渠阏氏计，立雕陶莫皋，约令传国与弟。呼韩邪死，雕陶莫皋立，为复株累若鞮单于。复株累若鞮单于以且麋胥为左贤王，且莫车为左谷蠡王，囊知牙斯为右贤王。复株累单于复妻王昭君，生二女，长女云为须卜居次，小女为当于居次（《资治通鉴》建始二年三月）。
呼韩邪单于宠爱左伊秩訾的两位侄女。长女是颛渠阏氏，生二子（即长子且莫车、幼子囊知牙斯）。幼女是大阏氏，生四子（即长子雕陶莫皋，次子且麋胥、三子咸，四子乐）。雕陶莫皋、且麋胥都比且莫车的年龄大。咸、乐二人都比囊知牙斯年幼。此外，还有十多个儿子是其他妃子所生。颛渠阏氏的地位最高，长子且莫车也深受单于喜爱。呼韩邪病危，想立且莫车为继承人。颛渠阏氏反对说：“匈奴内乱十多年，国家命脉像发丝一样勉强维持，依赖汉朝的力量，才转危为安。如今匈奴刚刚安定，人民畏惧战争。且莫车年少，不能让百姓心服，立他恐怕又会给国家带来危险。我与大阏氏是亲姐妹，他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不如立雕陶莫皋。”大阏氏力争说：“且莫车虽然年幼，但可由大臣共同执政。如今舍弃高贵的嫡子，而立低贱的庶子，后世必然要发生内乱。”单于最后采纳了颛渠阏氏的建议，立雕陶莫皋为继承人，并立约，命令雕陶莫皋将来传位给弟弟且莫车。呼韩邪死，雕陶莫皋即位（前31—前20年在位），称号“复株累若单于”。他任命且麋胥为左贤王，且莫车为左谷蠡王，囊知牙斯为右贤王。复株累若单于按照匈奴的习俗，再娶王昭君为妻，生下二女：长女云公主，下嫁匈奴贵族须卜氏；小女下嫁匈奴贵族当于氏。
综上所述，不管是匡衡提出的婚姻理论，还是杜钦提出的“天子大婚一次娶九女”，都回避不了一个事实——成帝好色。尽管杜钦说：“现在圣主还很年轻，没有嫡子，刚刚开始研习学问，还没有因亲近后妃而受到批评。”而史料说：“上自为太子时，以好色闻。”匡衡说：“我又听老师说：‘夫妻婚配的时候，是人生的开始，千万幸福的源头。婚姻的礼仪正，然后万物就会应天命而齐全。’”都在说明一个问题——成帝好色要采取管制措施。那么，成帝未来还会有什么绝世的绯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