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近代历史和人物
21. 外患的愈演愈烈（69）
在中国准备全面抗战之前日本已经完成了全面侵华的准备，这就是名闻全世界的二二六兵变，之前我们说过日本五一五事件军官们刺杀首相犬养毅的事变，不过五一五比起二二六来无论是规模还是影响力都远远不足；这个没有成功的二二六对日本有着西安事变对中国同样的影响，它扫平了日本战争道路上的所有障碍——没扫除的也都噤若寒蝉了，从此法西斯军人大行其道为祸全世界！
之前我们讲过由日本武士发展而来的日本法西斯军人是一个很奇怪的团体，日本武士以忠诚闻名于世，只是他们的忠诚是以土地为前提的，日本武士思想上以效忠天皇、以为之板载玉碎为最高荣誉，只是这些人想要军功军阶；这些人和日本天皇的关系和中国儒家士大夫和皇帝的关系类似，都只是把皇帝当做实现理想的桥梁，不同的是士大夫以儒家思想为最高目标而日本法西斯军人则是以自己为最高目标，故而士大夫能够极为严格的遵从儒家操守而法西斯军人则完全不把规矩、日本民众、日本政治家甚至日本天皇当回事，于是在国内少壮派法西斯军人一次又一次的以日本军政要员为目标进行暗杀，在中国他们一次又一次的越过日本内阁甚至陆军部去挑衅中国的底线。
二二六兵变是一些被称为皇道派的下层军官对被称作统制派的高层军人的刺杀，这些名称咱们不需要太了解；大概的讲，日本军人在五一五之后取代日本政客成为社会主宰，但这个时候上台的军人能够被政客接受自然是温和的，他们默行了温和的政治制度并得到了大多数军人的认可，这批人就被称为统制派，不过他们注定了只是日本历史的过渡；不满激进的另一批人利用军队中的下层军官升官出名的野心，策划了这次暗杀，这些人就被称为皇道派。江户时代地方上掌权的大名都是武士，他们已经存在了将近一千年早就形成了自身的一套行为准则，一只手拿着杀人的武士道另一只手还要端的起名贵优雅的茶具，到了明昭时代这些人脱胎成了政客商人军人，政客和商人需要一定的文化修养，而军人则不需要这些，而重要的是日本的近代教育体系没有本质改变国民整体素质没有提高，就这样大多数原本并非武士的军人被法西斯思想熏陶成了战争征伐的工具，当然在对外征伐之前他们也会被利用成为清除异己的工具。
日本发生这么明目张胆的暗杀还有两个促进原因。一是下层军人们被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等的九一八疯狂刺激着，他们渴望建立这样的功勋让全日本顶礼膜拜，这样很容易就被某些人利用；第二条就是日本之前数次发生的兵变处理的都太随意了，五一五兵变十几名要犯当时就被民众情愿免死，还有人上血书要求替死，当然那个时候有着其特俗的环境，九一八刚刚成功故而才有求情的事，到了二二六这个时候民心思定，处理就不会轻了。
在中国准备全面抗战之前日本已经完成了全面侵华的准备，这就是名闻全世界的二二六兵变，之前我们说过日本五一五事件军官们刺杀首相犬养毅的事变，不过五一五比起二二六来无论是规模还是影响力都远远不足；这个没有成功的二二六对日本有着西安事变对中国同样的影响，它扫平了日本战争道路上的所有障碍——没扫除的也都噤若寒蝉了，从此法西斯军人大行其道为祸全世界！
之前我们讲过由日本武士发展而来的日本法西斯军人是一个很奇怪的团体，日本武士以忠诚闻名于世，只是他们的忠诚是以土地为前提的，日本武士思想上以效忠天皇、以为之板载玉碎为最高荣誉，只是这些人想要军功军阶；这些人和日本天皇的关系和中国儒家士大夫和皇帝的关系类似，都只是把皇帝当做实现理想的桥梁，不同的是士大夫以儒家思想为最高目标而日本法西斯军人则是以自己为最高目标，故而士大夫能够极为严格的遵从儒家操守而法西斯军人则完全不把规矩、日本民众、日本政治家甚至日本天皇当回事，于是在国内少壮派法西斯军人一次又一次的以日本军政要员为目标进行暗杀，在中国他们一次又一次的越过日本内阁甚至陆军部去挑衅中国的底线。
二二六兵变是一些被称为皇道派的下层军官对被称作统制派的高层军人的刺杀，这些名称咱们不需要太了解；大概的讲，日本军人在五一五之后取代日本政客成为社会主宰，但这个时候上台的军人能够被政客接受自然是温和的，他们默行了温和的政治制度并得到了大多数军人的认可，这批人就被称为统制派，不过他们注定了只是日本历史的过渡；不满激进的另一批人利用军队中的下层军官升官出名的野心，策划了这次暗杀，这些人就被称为皇道派。江户时代地方上掌权的大名都是武士，他们已经存在了将近一千年早就形成了自身的一套行为准则，一只手拿着杀人的武士道另一只手还要端的起名贵优雅的茶具，到了明昭时代这些人脱胎成了政客商人军人，政客和商人需要一定的文化修养，而军人则不需要这些，而重要的是日本的近代教育体系没有本质改变国民整体素质没有提高，就这样大多数原本并非武士的军人被法西斯思想熏陶成了战争征伐的工具，当然在对外征伐之前他们也会被利用成为清除异己的工具。
日本发生这么明目张胆的暗杀还有两个促进原因。一是下层军人们被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等的九一八疯狂刺激着，他们渴望建立这样的功勋让全日本顶礼膜拜，这样很容易就被某些人利用；第二条就是日本之前数次发生的兵变处理的都太随意了，五一五兵变十几名要犯当时就被民众情愿免死，还有人上血书要求替死，当然那个时候有着其特俗的环境，九一八刚刚成功故而才有求情的事，到了二二六这个时候民心思定，处理就不会轻了。
21. 外患的愈演愈烈（70）
二二六兵变参与的军队是成编制行动的，故而这次兵变的能量极大，这和之前的兵变也根本不在一个等级上，这次兵变的刺杀目标涉及的人之多简直到了可以对日本高层来一次大换血的地步，这些人甚至决定要挟持天皇；天皇这一身份在日本毕竟还有着极为重要的精神作用，在日本猖狂如足利义满和织田信长之辈也没有取而代之的想法，日本法西斯军人从小就被灌输要学习镰仓末期被尊为军神的楠木正成，自诩要“七世报国”的楠木正成就是以效忠天皇闻名——虽然他效忠天皇而对抗幕府是违背日本发展规律的。他们自以为是在为国尽忠天皇一定会支持他们，如果天皇不支持那一定是被小人蒙蔽，而他们要做的就是清理掉这些小人，让天皇回归到正道上来。五一五事变是一个小团体的决议，突发性和临时性让这些人一击得中，二二六是军队成建制行动，行动不会有五一五那样整齐统一，而对于这批人精这些偶然的机会足够他们逃脱了，军人们刺杀了一些要员不过却没能刺杀当时主政的人物，日本首相被杀错了人，他们也没有勇气敢真的对皇宫舞刀弄枪，这次兵变总体上来说是失败的。
日本陆军对日本还在犹豫观望，他们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不过也希望在士兵的胡闹中能多“被刺杀”几个温和的主政大臣；在这次事变中日本海军倒是很积极，他们派军舰四处行动，如果天皇下命令这些人不介意越界行动一下。在资本主义社会军队中海军和陆军一般都会存在矛盾，这是因为国会控制着税收财政，军队首脑都要费尽心机的去国会争取经费，双方是你多我少的关系矛盾不可避免，美国陆军对率先任命莱希将军为五星颇有微词，不过矛盾到了日本海陆军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也算是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葩了。而真正决定这场政变结局的是裕仁的态度，皇宫被士兵冲击、侍卫长受重伤，这怎么不让这位名义上的元首大怒，面对陆军的无所作为天皇作势说他准备带着护卫皇宫的近卫师团去平叛——说实话他未必调动的了；另外叛军在孤立无援的境遇之下锐气急速的下降，陆军部看不到还有大臣会被刺杀的迹象便听从了天皇的劝告，他们也并没有派兵镇压，一顿心理攻势便把叛乱解决了。
五一五兵变是日本向法西斯转变的第一步，二二六算是日本法西斯最终修成正果了，虽然这次并没有决定性的高官被杀死，虽然这次日本对政变首脑军人处罚极为严厉，不过玩了！之前日本政坛流行的是统制派的温和政治主张，这并不是他们本性温和，年纪大了阅历就多，他们是暂时认同了温和的主张，二二六之后政客们缄口，这些统制派们眼看着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胜利有些飘飘然是很正常的；二二六算是拆掉了日本法西斯最后的刹车，故而当石原莞尔提出和中国的全面战争至少要消耗七十亿日元、日本也将陷入泥潭的时候引来的是哄堂大笑。
就这样双方都准备好了全面对抗的准备，就算是希特勒斡旋也不会再有和平谈判了；西安事变半年后偶然发生了宛平那个士兵失踪、第二天又自己跑回来的事件，其实双方都还没有对全面抗战做好准备，不过很快双方都以最快的速度做出了准备，一打就是八年。
二二六兵变参与的军队是成编制行动的，故而这次兵变的能量极大，这和之前的兵变也根本不在一个等级上，这次兵变的刺杀目标涉及的人之多简直到了可以对日本高层来一次大换血的地步，这些人甚至决定要挟持天皇；天皇这一身份在日本毕竟还有着极为重要的精神作用，在日本猖狂如足利义满和织田信长之辈也没有取而代之的想法，日本法西斯军人从小就被灌输要学习镰仓末期被尊为军神的楠木正成，自诩要“七世报国”的楠木正成就是以效忠天皇闻名——虽然他效忠天皇而对抗幕府是违背日本发展规律的。他们自以为是在为国尽忠天皇一定会支持他们，如果天皇不支持那一定是被小人蒙蔽，而他们要做的就是清理掉这些小人，让天皇回归到正道上来。五一五事变是一个小团体的决议，突发性和临时性让这些人一击得中，二二六是军队成建制行动，行动不会有五一五那样整齐统一，而对于这批人精这些偶然的机会足够他们逃脱了，军人们刺杀了一些要员不过却没能刺杀当时主政的人物，日本首相被杀错了人，他们也没有勇气敢真的对皇宫舞刀弄枪，这次兵变总体上来说是失败的。
日本陆军对日本还在犹豫观望，他们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不过也希望在士兵的胡闹中能多“被刺杀”几个温和的主政大臣；在这次事变中日本海军倒是很积极，他们派军舰四处行动，如果天皇下命令这些人不介意越界行动一下。在资本主义社会军队中海军和陆军一般都会存在矛盾，这是因为国会控制着税收财政，军队首脑都要费尽心机的去国会争取经费，双方是你多我少的关系矛盾不可避免，美国陆军对率先任命莱希将军为五星颇有微词，不过矛盾到了日本海陆军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也算是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葩了。而真正决定这场政变结局的是裕仁的态度，皇宫被士兵冲击、侍卫长受重伤，这怎么不让这位名义上的元首大怒，面对陆军的无所作为天皇作势说他准备带着护卫皇宫的近卫师团去平叛——说实话他未必调动的了；另外叛军在孤立无援的境遇之下锐气急速的下降，陆军部看不到还有大臣会被刺杀的迹象便听从了天皇的劝告，他们也并没有派兵镇压，一顿心理攻势便把叛乱解决了。
五一五兵变是日本向法西斯转变的第一步，二二六算是日本法西斯最终修成正果了，虽然这次并没有决定性的高官被杀死，虽然这次日本对政变首脑军人处罚极为严厉，不过玩了！之前日本政坛流行的是统制派的温和政治主张，这并不是他们本性温和，年纪大了阅历就多，他们是暂时认同了温和的主张，二二六之后政客们缄口，这些统制派们眼看着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胜利有些飘飘然是很正常的；二二六算是拆掉了日本法西斯最后的刹车，故而当石原莞尔提出和中国的全面战争至少要消耗七十亿日元、日本也将陷入泥潭的时候引来的是哄堂大笑。
就这样双方都准备好了全面对抗的准备，就算是希特勒斡旋也不会再有和平谈判了；西安事变半年后偶然发生了宛平那个士兵失踪、第二天又自己跑回来的事件，其实双方都还没有对全面抗战做好准备，不过很快双方都以最快的速度做出了准备，一打就是八年。
22 国共十五年（1）
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起义是共产党独立领导军事斗争的开始，直到现在每年都还会举行相应的庆祝仪式；南昌起义在行动的细节上，因为它的领导层实在是太强悍了故而可以说做到了当时条件下的最好，但对于这次起义并没有中共高层进行整体的规划，战术上的完美胜利并不能掩盖当时共产党在如何生存发展这一战略问题上的迷茫与混乱，而他的后果就是朱德领了不到百分之十的人转移到了井冈山和毛泽东秋收起义之后的部队会师。所以南昌起义被缅怀的最重要原因还是它承载的历史意义，共产党在重压之下没有屈服，他们开始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中国又多了一条独立的道路。
民国时期的思想界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高峰，它存在的基础就是政治对于学术的宽容，中国的发展曾经因为宽容而富足强盛伟大，之后又因为因之而产生出的骄傲自负变得封闭僵硬，落后！当时执政的北洋政府不懂学术却尊重学术，世界各国自从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后都涌现了共产党，这是资本主义自由的一个体现，但政府保证这个自由有一个大前提那就是绝对不能和苏联建立直接联系，在西方社会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党或者人和苏联扯上关系都会直接遇到国家机器最纯粹的那一面。像黄凌霜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都能够在中国生存，共产党也在探索救国救民之道就更有理由了；对于当时的民国而言苏联和英美没有多少区别，就这样中国共产党在苏联的帮助之下茁壮成长了起来。要谈起共产党就不得不说苏联，中国共产党取得江山的二十八年就是一部和苏联或者说斯大林个人的恩怨史。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十月革命发生在一九一七年，而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间是一九二一年，中间还夹了一个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的五四运动。这个时间差出现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即便是就现在的人来说也是虚无缥缈的，更别说那个所有人都只关注救亡的年代了，更何况苏联是伴随着和德国的《布列斯特和约》产生的，这份文件名为合约实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投降协定，比着中国的《辛丑条约》有过之而无不及，从彼得大帝以来向西扩张的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大片富裕领土全部割让给了德国，即便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国家根本但这样的国家实在没有任何值得学习的地方（德国在合约还没来得及履行的情况下战败成了任人欺负的落水狗，列宁也就顺便痛打一下单方面宣布废除协定）。至于五四运动其实在十月革命之前中国的学生运动就已经层出不穷了，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北京的学生也是激愤的很；不过五四学生运动是中国学生运动的一个新高度，其原因是后来共产党人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人提倡的新文化运动，但领导这场运动的人还有几个更有名气的比如胡适和鲁迅，并且新文化运动提倡的是德先生和赛先生而非马克思共产主义。
真正让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因素有两个，一个外因一个内因。外因是继承了沙俄的苏联在内困外忧之下两面开战不落下风，先是在东面扫平了以高尔察克为代表的沙俄贵族残留势力，然后在西面和接受西方社会大量援助的波兰打成平手，苏联傲然的军事成绩让众多的国人开始认识并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及它所产生的力量；内因之前我们也提及过，陈独秀因为嫖妓和他人发生争执影响太过恶劣而被北京大学除名，然后开始一心一意的经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反对开出陈独秀的胡适当时就说中国历史从今晚改变了。虽然以这样的方式离开北京大学，之后因为男女关系他还会被世人诟病，但是陈独秀的人品并不能以这一件事而被否定，我们之后会看到他是个磊落坦荡的汉子，作为党的领导人一心为公没有为自己谋任何私利，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人。
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起义是共产党独立领导军事斗争的开始，直到现在每年都还会举行相应的庆祝仪式；南昌起义在行动的细节上，因为它的领导层实在是太强悍了故而可以说做到了当时条件下的最好，但对于这次起义并没有中共高层进行整体的规划，战术上的完美胜利并不能掩盖当时共产党在如何生存发展这一战略问题上的迷茫与混乱，而他的后果就是朱德领了不到百分之十的人转移到了井冈山和毛泽东秋收起义之后的部队会师。所以南昌起义被缅怀的最重要原因还是它承载的历史意义，共产党在重压之下没有屈服，他们开始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中国又多了一条独立的道路。
民国时期的思想界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高峰，它存在的基础就是政治对于学术的宽容，中国的发展曾经因为宽容而富足强盛伟大，之后又因为因之而产生出的骄傲自负变得封闭僵硬，落后！当时执政的北洋政府不懂学术却尊重学术，世界各国自从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后都涌现了共产党，这是资本主义自由的一个体现，但政府保证这个自由有一个大前提那就是绝对不能和苏联建立直接联系，在西方社会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党或者人和苏联扯上关系都会直接遇到国家机器最纯粹的那一面。像黄凌霜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都能够在中国生存，共产党也在探索救国救民之道就更有理由了；对于当时的民国而言苏联和英美没有多少区别，就这样中国共产党在苏联的帮助之下茁壮成长了起来。要谈起共产党就不得不说苏联，中国共产党取得江山的二十八年就是一部和苏联或者说斯大林个人的恩怨史。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十月革命发生在一九一七年，而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间是一九二一年，中间还夹了一个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的五四运动。这个时间差出现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即便是就现在的人来说也是虚无缥缈的，更别说那个所有人都只关注救亡的年代了，更何况苏联是伴随着和德国的《布列斯特和约》产生的，这份文件名为合约实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投降协定，比着中国的《辛丑条约》有过之而无不及，从彼得大帝以来向西扩张的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大片富裕领土全部割让给了德国，即便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国家根本但这样的国家实在没有任何值得学习的地方（德国在合约还没来得及履行的情况下战败成了任人欺负的落水狗，列宁也就顺便痛打一下单方面宣布废除协定）。至于五四运动其实在十月革命之前中国的学生运动就已经层出不穷了，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北京的学生也是激愤的很；不过五四学生运动是中国学生运动的一个新高度，其原因是后来共产党人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人提倡的新文化运动，但领导这场运动的人还有几个更有名气的比如胡适和鲁迅，并且新文化运动提倡的是德先生和赛先生而非马克思共产主义。
真正让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因素有两个，一个外因一个内因。外因是继承了沙俄的苏联在内困外忧之下两面开战不落下风，先是在东面扫平了以高尔察克为代表的沙俄贵族残留势力，然后在西面和接受西方社会大量援助的波兰打成平手，苏联傲然的军事成绩让众多的国人开始认识并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及它所产生的力量；内因之前我们也提及过，陈独秀因为嫖妓和他人发生争执影响太过恶劣而被北京大学除名，然后开始一心一意的经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反对开出陈独秀的胡适当时就说中国历史从今晚改变了。虽然以这样的方式离开北京大学，之后因为男女关系他还会被世人诟病，但是陈独秀的人品并不能以这一件事而被否定，我们之后会看到他是个磊落坦荡的汉子，作为党的领导人一心为公没有为自己谋任何私利，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人。
22 国共十五年（2）
作为一股势力开创性的人物都要有一些理想主义成分，因为这类人的人生一般是很坎坷的，如果没有一定的浪漫气息所带来的无论在任何环境之下都能保持的乐观精神，这些人一般很难抗过他们崎岖的人生，比如列宁、孙中山和希特勒——相比之下毛泽东的人生在和他同级别的人里面已经是很平坦了。列宁在完领导了十月革命建立之后便想着如何推广马克思的那种一国或者多国的社会革命，中国自然是他帮助的对象；所以列宁等一有条件便成立了共产国际，这标志着他领导的苏联是要以解放全世界为终极目标，不过这一组织最后成了民族主义者斯大林谋取苏联国家利益的一个工具。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会议上列宁认识到了荷兰马克思主义者马林，并派他为钦差大臣前往中国帮助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
马林是西方社会激进型的代表人物，不过作为西方人、在那个成长的大环境之下他并没有激进到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步，他领导工人运动的目的是为了争取工人在西方宪政之下被剥夺的政治权利；马林先是在荷兰殖民地推广工人运动，颇有成效，对于西方近代文明的殖民地和本土就像美国社会白人和黑人的关系那样，真正的平等绝不是嘴上说说这么简单，于是马林的这些举动引起了荷兰统治者的不满和不安，他们担心共产党的流行会启发民智进而引起暴动便驱逐了马林这位印尼共产党的创始人；回到荷兰的他又因为国内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平和妥协”的路线而逐渐成了边缘人。在第二次共产国际大会召开的时候他是作为印度尼西亚的共产党代表去的，也正是这次大会他得到了列宁的赏识，这段奇遇彻底改变了这个郁郁终日的共产党员，也彻底改变中国近代发展史。
再去苏联之前的马林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倘若放在中国或者苏俄那是很典型的右倾投降主义，但是在荷兰却激进的让所有人都受不了，这表明共产党到了二十世纪之后已经分出了流派，这其中的代表是瑞典挪威这些北欧小国，作为中国人我们自然要是暴力革命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这些国家的人对他们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未必没有相同的看法，我们和他们的分歧如同罗马教皇和加尔文以及路德的分歧类似，至于谁对谁错也只好由后世人来评说了！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最早是在大学的青年之中，学历高积极性高，受到过新思想的影响，最终的共产党也正是由这批人建立的，故而共产党的核心层普遍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并且他们也一直刻意保持着这种优良的传统，在建国之前的战争年代刘少奇可以被当做军事干部使用，而像林彪彭德怀这样的军事人员是绝不会被当做党组织干部使用的；这点在中国近代中是所有政党组织以及势力都不具备的优势，中国共产党最终能摆脱民国枪指挥党的军阀宿命、完成独立大业，与这一点密不可分。民国的第一股势力北洋军阀虽然在智商上并不比后来人逊色，但学问估计连他们自己都不好意思提及；老宗主袁世凯秀才考了两次都名落孙山，以布衣白身两千里投军的段祺瑞上了正规德国军校，是他们中唯一的具备系统军事知识素养的人，吴佩孚是个激进秀才，其余的一部分是北洋武备学堂的半吊子毕业生，另一部分是从前从底层以军功拼杀上来的淮军将领，指望这些人去理解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共和？而国民党成分更加复杂，它包括文化名人以及留学生、洪门致公堂、原来的清朝各级文武、散落全国各地的哥老会白莲教等等等等，国民党决策高层只有汪精卫能摆上台面，其余辛亥功勋里的文化名人没有从政才能而只能流连于中国文化之中，即便是孙中山也没有能力将国民党的力量凝聚起来，更别说其他人了。
作为一股势力开创性的人物都要有一些理想主义成分，因为这类人的人生一般是很坎坷的，如果没有一定的浪漫气息所带来的无论在任何环境之下都能保持的乐观精神，这些人一般很难抗过他们崎岖的人生，比如列宁、孙中山和希特勒——相比之下毛泽东的人生在和他同级别的人里面已经是很平坦了。列宁在完领导了十月革命建立之后便想着如何推广马克思的那种一国或者多国的社会革命，中国自然是他帮助的对象；所以列宁等一有条件便成立了共产国际，这标志着他领导的苏联是要以解放全世界为终极目标，不过这一组织最后成了民族主义者斯大林谋取苏联国家利益的一个工具。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会议上列宁认识到了荷兰马克思主义者马林，并派他为钦差大臣前往中国帮助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
马林是西方社会激进型的代表人物，不过作为西方人、在那个成长的大环境之下他并没有激进到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步，他领导工人运动的目的是为了争取工人在西方宪政之下被剥夺的政治权利；马林先是在荷兰殖民地推广工人运动，颇有成效，对于西方近代文明的殖民地和本土就像美国社会白人和黑人的关系那样，真正的平等绝不是嘴上说说这么简单，于是马林的这些举动引起了荷兰统治者的不满和不安，他们担心共产党的流行会启发民智进而引起暴动便驱逐了马林这位印尼共产党的创始人；回到荷兰的他又因为国内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平和妥协”的路线而逐渐成了边缘人。在第二次共产国际大会召开的时候他是作为印度尼西亚的共产党代表去的，也正是这次大会他得到了列宁的赏识，这段奇遇彻底改变了这个郁郁终日的共产党员，也彻底改变中国近代发展史。
再去苏联之前的马林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倘若放在中国或者苏俄那是很典型的右倾投降主义，但是在荷兰却激进的让所有人都受不了，这表明共产党到了二十世纪之后已经分出了流派，这其中的代表是瑞典挪威这些北欧小国，作为中国人我们自然要是暴力革命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这些国家的人对他们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未必没有相同的看法，我们和他们的分歧如同罗马教皇和加尔文以及路德的分歧类似，至于谁对谁错也只好由后世人来评说了！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最早是在大学的青年之中，学历高积极性高，受到过新思想的影响，最终的共产党也正是由这批人建立的，故而共产党的核心层普遍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并且他们也一直刻意保持着这种优良的传统，在建国之前的战争年代刘少奇可以被当做军事干部使用，而像林彪彭德怀这样的军事人员是绝不会被当做党组织干部使用的；这点在中国近代中是所有政党组织以及势力都不具备的优势，中国共产党最终能摆脱民国枪指挥党的军阀宿命、完成独立大业，与这一点密不可分。民国的第一股势力北洋军阀虽然在智商上并不比后来人逊色，但学问估计连他们自己都不好意思提及；老宗主袁世凯秀才考了两次都名落孙山，以布衣白身两千里投军的段祺瑞上了正规德国军校，是他们中唯一的具备系统军事知识素养的人，吴佩孚是个激进秀才，其余的一部分是北洋武备学堂的半吊子毕业生，另一部分是从前从底层以军功拼杀上来的淮军将领，指望这些人去理解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共和？而国民党成分更加复杂，它包括文化名人以及留学生、洪门致公堂、原来的清朝各级文武、散落全国各地的哥老会白莲教等等等等，国民党决策高层只有汪精卫能摆上台面，其余辛亥功勋里的文化名人没有从政才能而只能流连于中国文化之中，即便是孙中山也没有能力将国民党的力量凝聚起来，更别说其他人了。
22 国共十五年（3）
陈独秀即便不被北大开除也必定会成为改变中国历史的人物，他本就是一个有些癫狂的人，其他人在得到教授职位之后就安于学问，就算是众人敬仰的鲁迅也只是在笔头上指点江山而已，但陈独秀的人生是不止于此的，从他亲自上大街发传单就能够窥出端倪；陈独秀很早就准备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当时的中国有很好的原材料，只是没有佐料和不知道烹饪方法，一旦条件成熟为了理想他是绝对能舍弃掉北大教授这一工作的。奉命到中国的马林正好为陈独秀带来了烹饪中国共产党的佐料和方法；马克思说经济基础是社会的根基，任何一项社会运动都需要资金经费，当时信奉共产主义的主体是穷学生，指望他们筹集政党活动的经费不现实，与马林一道来中国的还有巨额的共产国际援助经费，正是这个被我们的历史习惯性视而不见的钱的问题的解决才让中国共产党的出现成为可能；另外马林作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创始人社会活动经验丰富，他的经历是中国共产党工农运动的最宝贵财富，共产党成系统有规模的组织工人罢工、农民罢租正是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开始的。
马林和随后的鲍罗廷是中国革命史上最重要的两位友人，我们现在提起鲍罗廷还蛮是感激之情，而马林并没有得到相应的评价，这和其人的性格大概关系很大。马林和列宁不同，他的成长环境让他形成了当时中国文化界最厌烦的白人至上的思维，虽然他并不以耶稣自居但他就是以救世的心态来到东方的，只是这一点就让他在中国声望大跌；马林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纵观他的一生极少妥协，不然以他的资历不会不容于荷兰，并且马林为人极为善辩，锋芒毕露到不给人留任何情面，这显然也不是中华中庸文化所欢迎的对象。马林是一个有些自负的直性子好人，这类人在我们身边也能经常看到，世人往往会对他们微不足道的瑕疵耿耿于怀，而忽视他们的那颗毫无恶意的善心。马林之后因为和共产国际在国共合作的方式、以及支持托洛斯基和斯大林产生矛盾而离开中国回到荷兰定居，纳粹入侵荷兰之后他以五十六岁的年纪投身游击队，并最终在两年后被纳粹捕获枪毙；马克思主义自问世之后列宁、马林这一代人算是它从青少年时代培养出的第一代人，这一代人正好赶上了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大爆发，以崇高的理想做出了伟大的事业，在西方他们的努力大大改善提高了工人的社会地位，在东方他们建立了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他们想要解放全世界的目标不可能被实现，就以共产国际为例，共产国际的内部权力斗争胜利的只可能是民族主义者斯大林，就算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托洛斯基斗败了斯大林他们的事业也不可能在那个世界大环境之下成功，共产国际投资土耳其被凯末尔反过来革了命，投资国共合作又被一手推上去的蒋介石忘恩负义；任何人都无法超越时代做事，生活在那个时代对这批马克思主义者是庆幸，也是悲哀！
陈独秀即便不被北大开除也必定会成为改变中国历史的人物，他本就是一个有些癫狂的人，其他人在得到教授职位之后就安于学问，就算是众人敬仰的鲁迅也只是在笔头上指点江山而已，但陈独秀的人生是不止于此的，从他亲自上大街发传单就能够窥出端倪；陈独秀很早就准备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当时的中国有很好的原材料，只是没有佐料和不知道烹饪方法，一旦条件成熟为了理想他是绝对能舍弃掉北大教授这一工作的。奉命到中国的马林正好为陈独秀带来了烹饪中国共产党的佐料和方法；马克思说经济基础是社会的根基，任何一项社会运动都需要资金经费，当时信奉共产主义的主体是穷学生，指望他们筹集政党活动的经费不现实，与马林一道来中国的还有巨额的共产国际援助经费，正是这个被我们的历史习惯性视而不见的钱的问题的解决才让中国共产党的出现成为可能；另外马林作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创始人社会活动经验丰富，他的经历是中国共产党工农运动的最宝贵财富，共产党成系统有规模的组织工人罢工、农民罢租正是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开始的。
马林和随后的鲍罗廷是中国革命史上最重要的两位友人，我们现在提起鲍罗廷还蛮是感激之情，而马林并没有得到相应的评价，这和其人的性格大概关系很大。马林和列宁不同，他的成长环境让他形成了当时中国文化界最厌烦的白人至上的思维，虽然他并不以耶稣自居但他就是以救世的心态来到东方的，只是这一点就让他在中国声望大跌；马林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纵观他的一生极少妥协，不然以他的资历不会不容于荷兰，并且马林为人极为善辩，锋芒毕露到不给人留任何情面，这显然也不是中华中庸文化所欢迎的对象。马林是一个有些自负的直性子好人，这类人在我们身边也能经常看到，世人往往会对他们微不足道的瑕疵耿耿于怀，而忽视他们的那颗毫无恶意的善心。马林之后因为和共产国际在国共合作的方式、以及支持托洛斯基和斯大林产生矛盾而离开中国回到荷兰定居，纳粹入侵荷兰之后他以五十六岁的年纪投身游击队，并最终在两年后被纳粹捕获枪毙；马克思主义自问世之后列宁、马林这一代人算是它从青少年时代培养出的第一代人，这一代人正好赶上了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大爆发，以崇高的理想做出了伟大的事业，在西方他们的努力大大改善提高了工人的社会地位，在东方他们建立了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他们想要解放全世界的目标不可能被实现，就以共产国际为例，共产国际的内部权力斗争胜利的只可能是民族主义者斯大林，就算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托洛斯基斗败了斯大林他们的事业也不可能在那个世界大环境之下成功，共产国际投资土耳其被凯末尔反过来革了命，投资国共合作又被一手推上去的蒋介石忘恩负义；任何人都无法超越时代做事，生活在那个时代对这批马克思主义者是庆幸，也是悲哀！
@ty_Toxic706 2016-09-10 07:34:07
王阳明的心学更注重的是一种个体的升华。寻求的人自身的思想突破。而理学和黄宗羲他们更注重宏观上的影响社会形态。
-----------------------------
理学和心学都只能作为个人修身养性之用，用于治国都会坏事，清朝时期中国衰败原因之一就是清朝统治者为了统御汉人把理学用于治国，最后连士大夫的傲骨都磨掉了；想想明朝的士大夫一个个的，了解明朝的人绝对不会说崖山之后无中国的。黄宗羲相对于一个时代来说，还太年轻。
个人观点
王阳明的心学更注重的是一种个体的升华。寻求的人自身的思想突破。而理学和黄宗羲他们更注重宏观上的影响社会形态。
-----------------------------
理学和心学都只能作为个人修身养性之用，用于治国都会坏事，清朝时期中国衰败原因之一就是清朝统治者为了统御汉人把理学用于治国，最后连士大夫的傲骨都磨掉了；想想明朝的士大夫一个个的，了解明朝的人绝对不会说崖山之后无中国的。黄宗羲相对于一个时代来说，还太年轻。
个人观点
@ty_Toxic706 2016-09-10 07:34:07
王阳明的心学更注重的是一种个体的升华。寻求的人自身的思想突破。而理学和黄宗羲他们更注重宏观上的影响社会形态。
-----------------------------
如果有时间，不妨看看我新的一章，我是信奉公有制将来会取代私有制的
王阳明的心学更注重的是一种个体的升华。寻求的人自身的思想突破。而理学和黄宗羲他们更注重宏观上的影响社会形态。
-----------------------------
如果有时间，不妨看看我新的一章，我是信奉公有制将来会取代私有制的
22 国共十五年（4）
中国共产党的伟人名人很多而事前的开拓之人有两个是谁都不能比肩的，陈独秀之外的人便是李大钊，并且李大钊积极建党的时间要比陈独秀还早，堪称中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是一个很标准的教授，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第一个人写了大量宣扬共产主义的书籍文章，学生会主席张国焘和图书管理员毛泽东这些有北大背景的中共领导都是经他引导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而北大正是因为他的存在才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地，并且他还创建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组。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李大钊只是一个很标准的教授，他不具备陈独秀那种激昂奋进的领导力和为政才能，他是德高望重的前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但在党内他并没有得到与之相匹配的领导地位，一直以名誉领导人的身份存在，安安生生的在北大管理图书馆和当经济学教授；李大钊本人稳重憨厚的学究气息也决定了他不是争权夺利的那类人，努力得到了回到，中国有了独立富强的盼头对他来说就是最好的慰藉了。纵向来看李大钊的一生，被动的他和主动的陈独秀完全不是一类人，也确实不是那种能够开拓一个新时代的人，后来面对共产国际对国共合作的瞎指挥，一身傲气的陈独秀用生命向那个乌七八糟的世界做了最后的抗争，而同样举足轻重的李大钊则为了大局每天忧心忡忡的看着局势一天天变坏，他连伸手帮一下老朋友的能力和勇气都没有。
马林到中国之后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把中国的建党事宜提上了日程。陈独秀在离开北京之后到上海就和共产国际接上了头，也正是这个时候他就已经开始筹备建党，马林带来了列宁的明确指示以及源源不断的活动经费。之后陈独秀被陈炯明邀请南下广东当了国民政府的官行动不自由，李大钊因为北洋政府拖欠大学经费而作为主力参加了追薪运动，南陈北李双双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确是一个小小的遗憾。在马林的协助之下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属性、奋斗目标和党组织结构规范，选举了陈独秀为党的总书记，虽有有些波折不过最终在嘉兴的游船之上顺利结束。这些波折指的是大会进行期间
这次会议对于中国以及共产党本身而言的意义重大到用任何言语都是苍白的，这是近代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但当时的人显然都没有认识到这个意义。一九二一年的中国有不到六十个党员，与会的十三人将共产党更多的只是当做一个学术小组对待，这些人在这时候完全没有以马克思主义为纲领建立新政权的念头，他们参加共产党兴趣爱好这方面的原因要远远多于共产主义的理想；毛泽东和董必武在延安的时候竟然连大会的具体日期都忘了，参加会议的陈公博、周佛海最后追随了投靠日本的汪精卫。
共产党成立之后确立了领导工人运动的大方针，之后中国的工人运动算是如火如荼的展开了；。工人运动源自于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成立之初的工人境遇是很悲惨的，直到工人运动兴起之后才有所改善，马林所在的荷兰共产党宗旨就是通过合法途径争取工人的权力。而当时中国共产党工人运动的宗旨是什么呢？答案是很混乱，如果真的只是为了工人福利改善工作环境和待遇那无可厚非，当时的中国资本主义正处于原始积累的最初阶段，工人的境遇比着那时的西方还要悲惨，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工人运动能够翻云覆雨的一个原因；但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不符合当时大环境的是他们利用工人为国民政府的军事服务，这就触及了军阀的底线；同时更为要命的是当时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工人们自身都没有任何一种手段可以去反过来制衡军阀，永远是一副挨打受欺负的样子。并且不成熟的共产党对工人运动的程度也没有全面的把握，蒋介石汪精卫先后翻脸有一个原因是无秩序的工人运动已经对中国社会的日常运转产生了恶劣影响。
中国共产党的伟人名人很多而事前的开拓之人有两个是谁都不能比肩的，陈独秀之外的人便是李大钊，并且李大钊积极建党的时间要比陈独秀还早，堪称中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是一个很标准的教授，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第一个人写了大量宣扬共产主义的书籍文章，学生会主席张国焘和图书管理员毛泽东这些有北大背景的中共领导都是经他引导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而北大正是因为他的存在才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地，并且他还创建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组。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李大钊只是一个很标准的教授，他不具备陈独秀那种激昂奋进的领导力和为政才能，他是德高望重的前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但在党内他并没有得到与之相匹配的领导地位，一直以名誉领导人的身份存在，安安生生的在北大管理图书馆和当经济学教授；李大钊本人稳重憨厚的学究气息也决定了他不是争权夺利的那类人，努力得到了回到，中国有了独立富强的盼头对他来说就是最好的慰藉了。纵向来看李大钊的一生，被动的他和主动的陈独秀完全不是一类人，也确实不是那种能够开拓一个新时代的人，后来面对共产国际对国共合作的瞎指挥，一身傲气的陈独秀用生命向那个乌七八糟的世界做了最后的抗争，而同样举足轻重的李大钊则为了大局每天忧心忡忡的看着局势一天天变坏，他连伸手帮一下老朋友的能力和勇气都没有。
马林到中国之后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把中国的建党事宜提上了日程。陈独秀在离开北京之后到上海就和共产国际接上了头，也正是这个时候他就已经开始筹备建党，马林带来了列宁的明确指示以及源源不断的活动经费。之后陈独秀被陈炯明邀请南下广东当了国民政府的官行动不自由，李大钊因为北洋政府拖欠大学经费而作为主力参加了追薪运动，南陈北李双双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确是一个小小的遗憾。在马林的协助之下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属性、奋斗目标和党组织结构规范，选举了陈独秀为党的总书记，虽有有些波折不过最终在嘉兴的游船之上顺利结束。这些波折指的是大会进行期间
这次会议对于中国以及共产党本身而言的意义重大到用任何言语都是苍白的，这是近代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但当时的人显然都没有认识到这个意义。一九二一年的中国有不到六十个党员，与会的十三人将共产党更多的只是当做一个学术小组对待，这些人在这时候完全没有以马克思主义为纲领建立新政权的念头，他们参加共产党兴趣爱好这方面的原因要远远多于共产主义的理想；毛泽东和董必武在延安的时候竟然连大会的具体日期都忘了，参加会议的陈公博、周佛海最后追随了投靠日本的汪精卫。
共产党成立之后确立了领导工人运动的大方针，之后中国的工人运动算是如火如荼的展开了；。工人运动源自于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成立之初的工人境遇是很悲惨的，直到工人运动兴起之后才有所改善，马林所在的荷兰共产党宗旨就是通过合法途径争取工人的权力。而当时中国共产党工人运动的宗旨是什么呢？答案是很混乱，如果真的只是为了工人福利改善工作环境和待遇那无可厚非，当时的中国资本主义正处于原始积累的最初阶段，工人的境遇比着那时的西方还要悲惨，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工人运动能够翻云覆雨的一个原因；但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不符合当时大环境的是他们利用工人为国民政府的军事服务，这就触及了军阀的底线；同时更为要命的是当时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工人们自身都没有任何一种手段可以去反过来制衡军阀，永远是一副挨打受欺负的样子。并且不成熟的共产党对工人运动的程度也没有全面的把握，蒋介石汪精卫先后翻脸有一个原因是无秩序的工人运动已经对中国社会的日常运转产生了恶劣影响。
22 国共十五年（5）
即便是现在中国社会对于中国特色依旧存在着很大的误解，一些人认为其他国家民族没有的而中国有的，所以他们不会吝惜资源建造最高的楼、最大的广场、摊最大煎饼，乐此不疲！其实真正的中国特色无论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都应该符合中国的特殊国情，这些东西也只能是中国所独有。中国信奉马克思主义故而要去搞工人运动，不然如何被称作马克思主义？但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工人阶级的力量太薄弱了，如上所述中国连资本主义都只是一个初级阶段，工人的力量那就更薄弱了，除了江浙轻工业之外就是铁路煤矿等政府官办的企业，工人的数量相比着中国待业的人有限的很，这些人既没有能力组建政党参政，更别说发动暴动建立新政权了；所以在建国之前中国的工人运动的影响力是很有限的，并不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
在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的年代，中国还是有人知道中国革命应当依靠的对象的，这个人是毛泽东，他认为中国的国情是农民占了压倒性的数量，是中国物质资本最主要的生产者，中国的革命要是离开了农民是绝不可能成功的，所以在钦差大臣都下煤矿和工人握手的时候毛泽东毅然回到湖南发动农民运动。从这点见识中能够看出毛泽东当时独一无二的天赋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并且他不是一个盲目跟从、具有独立思想的人，只是在毛泽东的而立之年他行事还略显稚嫩，之后他没能分清国共合作的弯弯绕——其实当时没有人能搞懂，以至于最后被中共中央屡次排挤打压；任何一个人都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毛泽东也是如此，一九二一年和一九四五年的他存在巨大差距再正常不过了，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农民运动是失败的，首先它没有跳出中国农民运动“迎闯王不纳粮”的宿命，其次它没有独立性、完全依附与国民党的革命运动，最后在一九二七年中毛泽东无奈的承认，他已经控制不住农民运动了！
为中国革命最终胜利贡献最大的阶层是农民，正如当初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不发动农民在中国什么事也做不成，而一旦发动了农民什么势力也拦不住，这就是中国独一无恶的特殊国情；西方社会创造资本的最重要力量是工人，而中国则是农民。但是尴尬的是《资本论》的经济部分讨论的是工人以及剩余价值，马克思生活的环境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早就成了过去式，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毛泽东的农村路线受到很大的非议。最后为了和马克思主义靠拢而创造性的提出了工农结合的词汇，中国的党旗是工农结合的代表，不过实际的情况是中国革命的成功是高级知识分子和农民相结合的功效，在建国之前中国的工人没什么力量；同时与工人相对应的是中国的资本主义也没有多大的力量，所以民国时期的中国政府都带有军事独裁的特性，中国很难建立起真正的资本主义政府；沙俄虽然是最弱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好歹也有几十年工业化的底子，中国则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农业国，无论是自由平等博爱还是共产主义都绕不开这一基本事实。
即便是现在中国社会对于中国特色依旧存在着很大的误解，一些人认为其他国家民族没有的而中国有的，所以他们不会吝惜资源建造最高的楼、最大的广场、摊最大煎饼，乐此不疲！其实真正的中国特色无论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都应该符合中国的特殊国情，这些东西也只能是中国所独有。中国信奉马克思主义故而要去搞工人运动，不然如何被称作马克思主义？但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工人阶级的力量太薄弱了，如上所述中国连资本主义都只是一个初级阶段，工人的力量那就更薄弱了，除了江浙轻工业之外就是铁路煤矿等政府官办的企业，工人的数量相比着中国待业的人有限的很，这些人既没有能力组建政党参政，更别说发动暴动建立新政权了；所以在建国之前中国的工人运动的影响力是很有限的，并不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
在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的年代，中国还是有人知道中国革命应当依靠的对象的，这个人是毛泽东，他认为中国的国情是农民占了压倒性的数量，是中国物质资本最主要的生产者，中国的革命要是离开了农民是绝不可能成功的，所以在钦差大臣都下煤矿和工人握手的时候毛泽东毅然回到湖南发动农民运动。从这点见识中能够看出毛泽东当时独一无二的天赋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并且他不是一个盲目跟从、具有独立思想的人，只是在毛泽东的而立之年他行事还略显稚嫩，之后他没能分清国共合作的弯弯绕——其实当时没有人能搞懂，以至于最后被中共中央屡次排挤打压；任何一个人都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毛泽东也是如此，一九二一年和一九四五年的他存在巨大差距再正常不过了，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农民运动是失败的，首先它没有跳出中国农民运动“迎闯王不纳粮”的宿命，其次它没有独立性、完全依附与国民党的革命运动，最后在一九二七年中毛泽东无奈的承认，他已经控制不住农民运动了！
为中国革命最终胜利贡献最大的阶层是农民，正如当初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不发动农民在中国什么事也做不成，而一旦发动了农民什么势力也拦不住，这就是中国独一无恶的特殊国情；西方社会创造资本的最重要力量是工人，而中国则是农民。但是尴尬的是《资本论》的经济部分讨论的是工人以及剩余价值，马克思生活的环境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早就成了过去式，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毛泽东的农村路线受到很大的非议。最后为了和马克思主义靠拢而创造性的提出了工农结合的词汇，中国的党旗是工农结合的代表，不过实际的情况是中国革命的成功是高级知识分子和农民相结合的功效，在建国之前中国的工人没什么力量；同时与工人相对应的是中国的资本主义也没有多大的力量，所以民国时期的中国政府都带有军事独裁的特性，中国很难建立起真正的资本主义政府；沙俄虽然是最弱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好歹也有几十年工业化的底子，中国则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农业国，无论是自由平等博爱还是共产主义都绕不开这一基本事实。
22 国共十五年（6）
共产国际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列宁活着的时候共产国际秉承的是马克思主义多国社会革命的原则，这是他老人家对社会革命的预言，信奉这个预言的列宁在刚站稳脚根之后就开始输出红色革命，因为按照马克思的意思社会主义革命在单独一个国家很难成功；在支持中国之前苏联曾有限的支持过土耳其凯末尔，不过这应当被看作苏联维护国家安全的一个投资而非输出红色革命，凯末尔的背叛不像蒋介石背叛那样让苏联血本无归，至少土耳其独立之后黑海出海口也同时对英法美这些国家封闭，西方军舰不能再通过达达尼尔海峡直抵克里木半岛和乌克兰粮仓。
苏联在中国是其第一次输出革命和最重要的尝试，但我们要清楚的是就算是世界共产主义者列宁也在中国做了两手准备；一是全力帮助中国建设自己的共产党，以期在将来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另一方面他也在效仿在土耳其的举动以帝国主义的身份在中国寻找代理人，至少在列宁的时代两者是泾渭分明的。列宁即便曾经是一个纯粹的共产主义者，等当了国家领袖之后必然会向民族主义者转变，不然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领袖；列宁曾经迫于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要把沙俄历年侵占的土地无偿的还给中国，之后他也很及时的把这话忘了；列宁受德国的援助而开创了一个新时代，等德国战败之后他当即不承认亲自签订的合约，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的状态，他又凭什么会白送土地呢！
苏联在中国寻找代理人的任务是由越飞负责。越飞是十月革命的老资格功臣，托洛斯基的老朋友、斯大林需要仰视的人，此君一直活跃于外交战线、之后又被斯大林迅速清洗而声名不显，但中国革命是需要记他一功，苏联支持中国以及国共合作是越飞和孙中山联合完成的。在二十年代初因为东北中东路和苏联出兵外蒙古中苏两国关系紧张，越飞是以全权代表的身份来的中国，任务就是想方设法绕过这两件事和中国关系正常化，中国在远东决不能成为苏联的敌人；越飞最先交涉的对象是吴佩孚，就玉帅个人的利益而言和苏联合作是有大好处的，而就中国而言玉帅和苏联合作会是一场灾难，首先他必须默认苏联关于中东路和外蒙古的态度，这些是隐性的长远危害，两者合作对中国立刻的影响是张作霖将全面倒向日本；吴佩孚在这件事上因公废私，态度强硬的拒绝了苏联的要求以及随后的援助。之后越飞南下上海会见了孙中山表明合作态度，此时的孙中山是他一生中最郁闷彷徨的时候，在之前他地位虽然低但一直有目标，而这个时候他已经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了，苏联特使的到来让孙中山又看到了希望然后又精神满满的投身于第一次国民大革命中。在这个时间越飞和马林在中国的任务迥然不同，他们也分别代表了苏联对中国的两种态度，后来两种任务在鲍罗廷身上最终得到统一。
共产国际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列宁活着的时候共产国际秉承的是马克思主义多国社会革命的原则，这是他老人家对社会革命的预言，信奉这个预言的列宁在刚站稳脚根之后就开始输出红色革命，因为按照马克思的意思社会主义革命在单独一个国家很难成功；在支持中国之前苏联曾有限的支持过土耳其凯末尔，不过这应当被看作苏联维护国家安全的一个投资而非输出红色革命，凯末尔的背叛不像蒋介石背叛那样让苏联血本无归，至少土耳其独立之后黑海出海口也同时对英法美这些国家封闭，西方军舰不能再通过达达尼尔海峡直抵克里木半岛和乌克兰粮仓。
苏联在中国是其第一次输出革命和最重要的尝试，但我们要清楚的是就算是世界共产主义者列宁也在中国做了两手准备；一是全力帮助中国建设自己的共产党，以期在将来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另一方面他也在效仿在土耳其的举动以帝国主义的身份在中国寻找代理人，至少在列宁的时代两者是泾渭分明的。列宁即便曾经是一个纯粹的共产主义者，等当了国家领袖之后必然会向民族主义者转变，不然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领袖；列宁曾经迫于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要把沙俄历年侵占的土地无偿的还给中国，之后他也很及时的把这话忘了；列宁受德国的援助而开创了一个新时代，等德国战败之后他当即不承认亲自签订的合约，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的状态，他又凭什么会白送土地呢！
苏联在中国寻找代理人的任务是由越飞负责。越飞是十月革命的老资格功臣，托洛斯基的老朋友、斯大林需要仰视的人，此君一直活跃于外交战线、之后又被斯大林迅速清洗而声名不显，但中国革命是需要记他一功，苏联支持中国以及国共合作是越飞和孙中山联合完成的。在二十年代初因为东北中东路和苏联出兵外蒙古中苏两国关系紧张，越飞是以全权代表的身份来的中国，任务就是想方设法绕过这两件事和中国关系正常化，中国在远东决不能成为苏联的敌人；越飞最先交涉的对象是吴佩孚，就玉帅个人的利益而言和苏联合作是有大好处的，而就中国而言玉帅和苏联合作会是一场灾难，首先他必须默认苏联关于中东路和外蒙古的态度，这些是隐性的长远危害，两者合作对中国立刻的影响是张作霖将全面倒向日本；吴佩孚在这件事上因公废私，态度强硬的拒绝了苏联的要求以及随后的援助。之后越飞南下上海会见了孙中山表明合作态度，此时的孙中山是他一生中最郁闷彷徨的时候，在之前他地位虽然低但一直有目标，而这个时候他已经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了，苏联特使的到来让孙中山又看到了希望然后又精神满满的投身于第一次国民大革命中。在这个时间越飞和马林在中国的任务迥然不同，他们也分别代表了苏联对中国的两种态度，后来两种任务在鲍罗廷身上最终得到统一。
@闷声色狼 2016-09-20 21:03:52
值得收藏... 向楼主致敬
-----------------------------
谢谢
值得收藏... 向楼主致敬
-----------------------------
谢谢
@主动被代表 2016-09-21 20:00:02
哈哈，热闹了
-----------------------------
顺其自然，哈哈
哈哈，热闹了
-----------------------------
顺其自然，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