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宿敌只有一个，便是他自己。

泛滥辞章



弘治十五年（1502）五月，王阳明一路各种思考着心中的善性，回到纷纷扰扰的京城。
我指的是彼时的文坛。
内阁首辅李东阳堪称“台阁体”的最后遗响，文章是公认的好，典雅大方，当时朝廷的一些重要文告悉出其手，加上位高权重，必然连带着示范效应，故“天下翕然宗之”（1）。
“台阁体”自前辈杨士奇、杨荣、杨溥以来，即影响强劲。杨士奇官至华盖殿大学士，杨荣官至文渊阁大学士，杨溥官至武英殿大学士。他们都是当时的台阁重臣，所创作的诗文雍容典雅，饱含富贵福泽之气，故称“台阁体”。
不过一种文体纵横久了，难免霸道，而且极易引起视觉疲劳。因此，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明前七子，就起而反对这种富贵典雅之气，毫不留情面地斥之为“萎弱”。他们打出复古的旗帜，声称“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于是埋头创作了大量文章，据说“杰然有成”（2）。
王阳明与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字昌国）诸人的交往，应该发生在这一时期，而且据《徐昌国墓志》一文，交往还颇深，叫作“守仁故善数子”。这是因为王阳明亦有这方面的特质，早年的《蔽月山房诗》，后来的组建诗社，文不加点的“状元赋”，以及不乏想象力的《九华山赋》，皆可称得上才气外露。
我们知道，在求知的路上，王阳明曾一个人摸索得很苦，陷在荒郊野外的枯井里，得不到呼应似的。那种绝望，我想我是能够懂得。孔老师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高兴的不只是找到喝酒的对手，有些问题也可以互相探讨，哪怕互相对骂，这非常重要。“前七子”就互相鼓励，互相砥砺于把文章写得最好。然而，在此之前，王阳明一直摆不脱有这样的感觉：
“求师友于天下又不数遇（3）。”
不管是与铁柱宫的道士，大儒娄谅，还是蔡篷头、地藏洞的“异人”，彼此都欠缺一场深刻的对话。
或者那些年，王阳明功力不到，点了他也通不了。
这回一踏进京城，不曾想竟有这么多同道，张开手臂欢迎他，似乎是志同道合了。于是，在黄绾撰写的《阳明先生行状》中，我们可以看到王阳明就此所做出的努力：
日间，王阳明把时间交给公务，晚上回到家，则就是他的天下了。灯下苦读《五经》及先秦、两汉书籍，笔下文章因此越发精进。其父王华担心以王阳明的体质，吃不消这样的劳累，特意交待仆人每到规定的时间，就把王阳明书房里的油灯拿走。王阳明也答应早点休息，然而候着王华睡下，他又悄悄点上灯，继续读书，直至夜深。
弟子王畿在《刻阳明先生年谱序》中，则用一句话概括了王阳明在这一时期的精力动向：
“泛滥于辞章，驰骋于才能。”（4）
看来，王阳明是积极响应过“前七子”的号召的。只是这样的刻苦，不幸应验了王华的担心，王阳明得了咯血之疾。
加这一次，王阳明为了学问，大病了三次。
最为可怕的是，就算这样努力了，这样的“泛滥于辞章”，依然没有办法让他的内心找到归宿感。他不得不承认，辞章虚文，除了虚耗精力，实“不足以通至道（5）”。
他再次想到了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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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八月，他向朝廷请假获准，回到绍兴养病。
会稽山有阳明洞，宽敞可居。王阳明索性住到了洞里，重新拾起铁柱宫那个道士的学问，练习静坐，调养身心。
这里得解释一个词：静坐。
我找了些资料。
陆九渊指导弟子静坐，“常闭目亦佳”。有弟子依此安坐瞑目，夜以继日，这样坚持用了半个月的功。一日下楼，忽觉心中“澄澈透明”，连他自己都感到诧异。陆九渊把这个弟子拿来端详，说了句：“此理已显也”。
看来此中真有奥妙。
果不其然，南宋杨简，世称慈湖先生，陆九渊的衣钵传人之一。他讲述了通过静坐，体悟到“万物混然一体”的奇妙之旅：“忽觉空洞无内外，无际畔，三才、万物、万化、万事、幽明、有无，通为一体。”
这就比较神奇了。
直到胡直，才给了我们一个较为清晰的叙述。他说：
“刚开始静坐一二个月的时候，就有诸种异相出现，高人指点说，‘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魔境，不必理会，久当自息’。到四五个月的时候，诸种异相果然消失。到了第六个月的时候，身心俱归于沉寂。”
忽一日，胡直惊奇地发现：“心思忽开悟，自无杂念，洞见天地万物，皆吾心体。”（6）
胡直是王阳明的再传弟子，曾师从欧阳德和罗洪先。罗洪先的另一弟子万廷言也说到：“（静坐久之）渐觉气静神恬，耳目各归其所，颇有天清地宁，冲然太和气象，化化生生，机皆在我。真如游子归故乡，草树风烟皆佳境矣。”（7）
王阳明在阳明洞静坐，当逃不离这种心理体验。
而且，王阳明还意外获得了“先知”的本领。朋友要上山来拜访，王阳明竟同步获得这个讯息，并将他们的行踪，一一指明了，然后让仆人去与朋友核对。来访的四位友人大惊，断定王阳明这回是得道了。
罗洪先也曾有过这个本事，看来这也是真的。但罗洪先不承认这是“道”，认为不过是一种“偶然”现象。事实上，王阳明也是持这个观点。一段时日之后，王阳明意识到，所谓先知，不过簸弄精神罢了，离他的“道”十万八千里。
王阳明理性地就此打住。
他在一首诗里写道：
翠壁看无厌，山池坐益清。
深林落轻叶，不道是秋声。
从这首诗中，似乎可以看出，山居静坐还是有益他的身心健康的，但王阳明没有提到“导引”之类的养生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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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明史·李梦阳传》。
（2）《明史·李梦阳传》
（3）《王阳明全集》第1349页。
（4）《王阳明全集》第1503页。
（5）《王阳明全集》第1349页。
（6）《明儒学案》第520页。
（7）《明儒学案》第5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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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经历



弘治十六年（1503），王阳明下山，移病杭州西湖。
至于西湖美景，且得泛舟湖上，边吃边说。王阳明于是有《西湖醉中漫书》二首。其一说：
十年尘海劳魂梦，此日重来眼倍清。
好景恨无苏老笔，乞归徒有贺公情。
白凫飞处青林晚，翠壁明边返照晴。
烂醉湖云宿湖寺，不知山月堕江城。
苏东坡任杭州知州时，大有功于西湖美景之“苏堤春晓”，并留下了“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名句。唐朝的贺知章是绍兴人，大半生在朝做官，晚年乞归，以羸老乘舆而往。他说：“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惟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这就是“好景恨无苏老笔，乞归徒有贺公情”一联的来历。
如此美景，自是要醉一番，且管它山月落往何处。
在第二首诗中，王阳明写了烂醉如泥不知归的情景：
掩映红妆莫谩猜，隔林知是藕花开。
共君醉卧不须到，自有香风拂面来。
一夜宿醉，第二天清晨，他被荷花的清香弄醒了，伸头探出船篷，却见接天连叶的荷花，无穷碧绿，晨光曦微，映日荷花又别样红。这是怎样一种人世生机啊。
活泼泼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一样。
王阳明完全酒醒了。老贺“春风不改旧时波”，那是经过人世的风雨之后，依然保有旧时的模样，没有掉色变调。他若能把人世也打理得如西湖一样清爽，又能保持本色，那该多好呀。
王阳明遂有用世之思。
前文说过，人世的基础是孝悌。
王阳明听说那一带的古刹里，有僧人坐关三年，不言不语。他突然想去见见这个历害的人。
果然在坐着，枯树一样。王阳明突然大喝一声道：“这和尚终日口巴巴说甚么！终日眼睁睁看甚么！”
既是坐禅，自是不言不语，岂有泥菩萨活蹦乱跳的理！然而王阳明这么说，定有他的道理。
尽管《王阳明年谱》不载，但基本可以肯定，王阳明接触过佛道方面的书。依他的脾气，学兵法就找兵书来看，学格物就找朱熹的书来看，学辞章就找先秦、两汉的书来看，那么，王阳明一度炽热地想成佛成仙，他在自个撰写的《徐昌国墓志》一文中就承认“亦尝没溺于仙释”，用到一个表程度的词“没溺”，能轻么？既然喜欢得不轻，能不看这方面的书么？在《朱子晚年定论序》中，王阳明亦坦诚：
“守仁早岁业举，溺志词章之习，既乃稍知从事正学，而苦于众说之纷扰疲迩，茫无可入，因求诸老、释，欣然有会于心，以为圣人之学在此矣（1）。”
他说他所以一度沉迷于佛、老的书，是因为想修习圣贤之学，却苦于无从下手，又发现佛教在修行方面自成体系，想借了它的路径来修习圣贤之学。不曾想，中间误用了一些功夫，仅此而已。世人多不理解这一点，尤其是他的弟子，在编撰《王阳明年谱》的时候，可能是出于为尊者讳的考虑，将这一层刻意抹了去，反倒显得心地不够光明。

王阳明在他的学问成体系之后，也曾用到禅宗的禅机来教化弟子，可见他在这方面的知识储备是相当完备的。
萧惠带着满肚皮的疑惑求教：“己私难克，奈何？”
王阳明说：“将汝己私来，替汝克。”把你自己的私欲拿出来，我替你克。活脱脱的二祖与达摩。
神光禅师听说达摩大师在嵩山少林寺面壁，便去求法。达摩初见，将他训了一顿。神光但恐达摩疑他不诚，便砍下了自己的臂膀。达摩因而逼问道：“你来干啥？”神光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达摩说：“将心来与汝安。”你拿心来，我为你安。神光愣了半天，说：“觅心了不可得。”我找不到我的心。达摩就说：“与汝安心竟。”我已经为你安好了心。神光由是开悟，成为中国禅宗的第二代祖师。
王阳明曾在《无题》一首中提到这个典故：
夜来拾得遇寒山，翠竹黄花好共看。
同来问我安心法．还解将心与汝安。
这首诗的第二个典故是用到唐代的寒山与拾得。寒山问拾得：“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恶我、骗我，如何处置？”拾得说：“只是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
萧惠一度痴迷于佛、老。王阳明告诫他说：
“我一度也深信佛、老的学问，自认为很有收获，认为儒家不值得一学。后来在边远之地居住了三年，才发现孔子的学问是如此简易广大，才后悔自己三十年来的气力都用错了地方。大体来讲，老、佛精妙之处与儒学只有毫厘的差别。你现在所学的，只是佛、老的糟粕，却这样喜欢，其实就如鸮鸺弄到死老鼠一样可笑。”
萧惠请教佛、老的奥妙之处。
王阳明说：“刚才对你讲了圣人之学的简易广大，你却不问我领悟的，只问我后悔的。”
萧惠惭愧地道歉，请教圣人之学。
王阳明说：“你现在只是不得已才问，等你真有了追求圣人之学的心时，我再给你讲。”
萧惠再三求教。王阳明说：“已经一句话向你道尽了，你还没明白。”（2）
王阳明熟知禅机这种手段。
他知道眼前这位僧人闭关的目的，无非学仙成佛。这个欲望大了去了。心中有欲，岂能安静地坐忘？其内心必定是扰攘与拥挤的。因为静的定义不是坐着不言不语，却是内心无任何不当的企图与欲望，所谓无欲故静。
那位僧人猛听得耳膜里一阵天打雷霹，随亦跳将起来。
僧人开口问安。王阳明问其家。
僧人答：“有老母在。”
王阳明问：“心中起念否？”
僧人答说：“不能不起。”
王阳明因向僧人诵说《孟子》之“亲亲仁也，敬长义也”一章，喻之以爱亲是人的本性善根，岂可抛弃了本性善根，独自成佛，奈年老衣食无着的老母何？
僧人闻言大哭。
第二天便匆忙回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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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王阳明全集》第144页。
（2）《标注传录录》第121页，《传录录全译》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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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雨之后



正当王阳明准备厘清一些概念，告别一些想法的时候，坊间关于他有“先知”的本领的传说，越传越广，越传越神。乃至弘治十六年（1503），绍兴大旱，佟知府竟派人登门拜访，礼请王阳明出山祈雨，造福百姓。
先后来了二批人，态度个顶个的诚恳，王阳明相当吃惊。
佟知府与王家有交情。成化十八年（1482），祖父竹轩公带着王阳明来到北京定居，住在长安西街，当时的邻居就有佟某人，官居“文选郎”。年幼的王阳明对佟叔叔印象深刻，长相佳，学问好，为人随和但又是非分明，相当耿介。后来这位佟叔叔外放苏州等地做地方官，颇有建树。
实在不忍心拒绝忧心忡忡的佟知府，王阳明只得答应，就在这一二天，将赴南镇祈雨（1）。孔老师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王阳明亦表示，不过是尽力的一种姿态而已。
王阳明同时客客气气地给佟知府回了一封信，就相关问题作了答复。在《答佟太守求雨》一文中，王阳明提到，都说祈祷可以禳灾，圣人孔子也祈祷，但他祈祷的方式与众不同，并不是事到临头再来跪拜神灵，乞求庇护，却是在平日里就十分注意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做到无愧于心，合于神明，所以才敢说“丘之祷久矣”。
这段话的意思是，孔老师以谨言慎行为祈祷。
王阳明提醒佟知府：自古就没有听说念符画咒可以呼风唤雨的，这不过是坊间术士混饭吃的伎俩罢了。若执意要求雨的话，不妨学学古人借机“省咎自责”、“归诚请改”，反思一下自己为官一任有没有刮地三尺的地方，临政赋民有没有伤害到百姓的地方。这样，就算是天降灾祸，“薄罚以示戒”，目的也达到了。
这封信基本表明了王阳明的态度，对于念符画咒这样的方术。而在此之前，他对所谓的“先知”，亦认为不过是簸弄精神罢了。
我们知道，方术养生，都属于道教的范畴。
王阳明在阳明洞静坐的那些时日，曾纠结着这样一个概念：到底要不要弃了祖母与老父不管，继续往更深的山中深遁？这着实是个恼人的话题，王阳明“因循未决”，久久下不了决心。有一天，忽然想通了：
“此念生于孩提。此念可去，是断灭种性矣。”
爱亲念头生于孩提之时，连这种念头都要断灭，连亲人都敢不顾，那还是人吗？
《大学》说：“所谓使自己的意念真诚，是指不要自我欺骗，如同讨厌憎恶那污秽的东西，如同喜好美丽的女子，这就叫自我满足（自慊）。（2）”
每次想起亲人，王阳明倒有种“自慊”的感觉。这是一种心安吗？王阳明无法欺骗自己，于是决定结束在山中日子，卷铺盖回家。看来在这一时期，他已经把方术养生一类的事想明白了。
王阳明后来在《答人问神仙》一书中，打趣说自己八岁就好上其说，如今三十年过去了，牙齿开始松动，头发开始变白，视力、听觉也出现了问题，而且还经常卧病不起，成了药罐子，这就是爱好神仙之术的效果，那些不明真相者还以为我得了道了呢。他正色说道：
“神仙的有与无，其真实的状态并不是用语言的‘有’或‘无’可以讲清的。如果相信，且把它存放在心里，时间久了，涵养深厚了，自会明了这是怎么一回事。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却勉强去讨论，不会有什么真知卓见。其实我们儒家自有做神仙的方法，颜渊虽然三十二岁就死了，然而直到现在，他依然活着。您能相信这一点吗？后世如上阳子一类的道士，大概只是在玩方术技艺，不可以认为那就是‘道’。倒是达摩、慧能这类人，大致已接近‘道’了。只是这方面的学问一时半会讲不清楚，容易引起误会。您如果想知道其中的奥妙，须退隐山林，花费三十年功夫，一心一意只在这上面，尘虑尽去，毫无牵挂，才可以。”
王阳明在五十岁时又写了《与陆原静》一书，就弟子陆澄（字原静）因为体弱多病想学长生不老术一事，劝他不宜轻信异道，徒然弊精劳神。他说：“古人有句话说‘三折肱为良医’，我虽不是良医，然而着实断过几次臂，略懂得些医治断臂的方法。”
这是说，王阳明在摸爬滚打中逐渐醒悟。
虽然这个过程很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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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南镇在绍兴城东南，会稽山之北，昔有“南镇庙”，祀奉会稽山山神。
（2）原文是：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

第四章 龙场悟道


主试山东




弘治十七年（1504），对于王阳明来说，是个全新的开始。他不仅回到了有所作为的京都，而且出人意料地出任了山东乡试的主考官。这一年，王阳明才三十三岁。
按明朝的惯例，各省乡试的主考官由该省巡按御史聘请外省教官主试；两京（北京、南京）乡试，由礼部聘请翰林官主试。弘治十七年，王阳明是刑部主事，并没有学职的身份，按理说没那样的资格。而他之所以能够出任山东乡试的主考官，得益于是年科举政策的变动。
明孝宗基于对时局的考虑，同意大臣们的建议，扩大乡试主考官的遴选范围，只要条件合适，非教官身份的官员亦可入选。山东巡按监察御史陆偁这才相中了王阳明。
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任命，王阳明情感复杂，既觉得是“平生之大幸”，同时又“窃有大惧”。担心无法胜任，毕竟是先圣孔老师的故乡，是其所惧。然而他到底更愿意看中这个平台的价值，终于有机会可以将他这些年的积攒，声势浩大地展示在这个平台上，就如打拼多年的打工仔，忽然的拥有一座拔地而起的大楼一样。
这是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他在面对山东全省三千多名考生的同时，似乎意识到，他的舞台可以是讲台。自此之后，在求知的道路上，王阳明终于结束了独狼似的奋斗，可以找到志同道合的人。
《尚书》说：教学半。
孔颖达解释说：“言教人乃是益己学之半也。”
名义上是教别人，其实一半的功夫是有益于自己。
这就是朴素的教学相长的道理。
孔子与弟子们讨论问题的时候，常喜欢说谁今天又启发了他，谁谁一声不吭，又没有尽到启发的情义。对孔老师最没有启发的弟子偏偏就是颜回，别人闻一知一二，天才的颜回却能闻一知十，自己就消化了，也不问老师，导致孔老师对这个得意弟子相当“不满”。
子贡就不一样了。
子贡说：“贫穷而不逢迎谄媚，富裕而不骄矜傲慢，怎么样？”孔子说：“好。但不如虽贫但快乐，虽富裕却爱好礼制。”子贡说：“《诗经》说，‘切割，锉刻，雕削，磨光’，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孔子说：“子贡呀，这样才可以和你讨论诗了。告诉你过去的，你便能用在未来上。（1）”
子夏，姓卜名商，孔老师晚年最得意的弟子之一，开启了法家的先河。
子夏说：“‘美的笑容，酒涡微动；美的眼睛，黑白传神；洁白纸上，灿烂颜色’，这是什么意思呢？”
孔子说：“先有白底子，而后才绘画。”
子夏说：“那么礼后乎？”
孔子说：“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启发我的是你呀，这样才可以与你讲诗了。（2）
不管列位同不同意，我认为，主考山东乡试，当看作王阳明思想的一个分水岭。仿佛在暗室中摸到了光，他寄希望于在考生的试卷中看到互动，哪怕寥落星辰，对于王阳明来说，也比孤掌难鸣强。因此，他将如下的思考寓于试题之中：
“老、佛害道，由于圣学不明；纲纪不振，由于名器太滥，求效太速。”
老、佛所以成为正道的障碍，那是由于圣贤之学隐晦不明；朝廷纲纪所以疲弱不振，那是由于选人用人太不严肃，又急功近利。

周末愉快！

这二个问题触及了明世社会弊病的根本，皇帝都玩“传奉官”了，名器能不滥么。儒家学说变成了科举考试的工具，富贵的敲门砖。读书人的眼里只有朱熹的注，只知八股文体，其他一切不知，一概不管。如此一来，那些真正的学问，一个人道德水平的高低，品格的养成，反倒无人理会。身心之学因而被边缘化，不再具有本初的生机与活力。
《论语》“侍坐”一章，孔子与子路、冉有、公西华、曾点，闲坐聊天，其实是孔老师点化弟子的课堂实录，何等的活泼自在。王阳明就非常赞赏这样做学问的态度。
同样是侍坐，可能是大热天吧，王阳明拿着扇子，也让王汝中和省曾二人用扇。省曾站起来说：“不敢。”王阳明说：“圣人之学不是这样拘束痛苦的，不是装成道学的样子。”王汝中说：“看‘侍坐’一章，可以略见这个观点。”
王阳明说：“对。从这章看来，圣人是何等宽宏包容！老师询问弟子的志向，其他三人都恭恭敬敬地回答了老师的问题，只有曾点，飘飘然不把那三人看在眼里，却自己去弹起瑟来，多么狂傲的姿态。等到谈论志向的时候，又不针对老师的提问回答，都是狂言。如果是程颐，早就骂开了。可是孔子非但不责怪，反还称许他，这是什么样的气象！”（3）
成化年间，学者陈献章接受荐举赴京，求教者纷至踏来，他一一打发他们回去读《侍坐》一章。有人提出质疑说：“朱子讲，专理会此一章，只讲胸次洒脱，恐怕流入于禅。”陈献章说：“彼一时，此一时。朱子时，人多陷于异端学说，所以有那样的话。现如今不一样了，世人多困于功名利禄而无法自拔，必要让他们知道人世间还有这种悠然自得的意思，方才有救。（4）”
果不其然，乡试的试题一经公布，立即引起巨大反响，原来王阳明的志向是：经国济世。
各种猜测顿时熄灭。
本年山东乡试，王阳明取举人七十五名。
然后去登了著名的泰山，“晓登泰山道，行行入烟霏”。走到半道，太阳出来了，天高云淡，秋阳满山满谷。抬眼望去，只见人工开凿的云梯，弯蜒直入云间，细如蛛丝。
夜宿泰山顶，王阳明经历了一次奇特的体验。秋是“高天秋”，楼是“天上楼”，连鸡也是“天鸡”。仿佛李白说的“不可高声语，恐惊天上人”。然后暝色从地起，云层就在脚下。这且不去管它，他饶有兴致地与长眉翁聊起《玉虚篇》。这老翁够历害的，这么高深的书，竟然“一一能指道”。
一旦到了人间仙境，就如烦忙的都市人到了“民宿”，王阳明不免有这样的思想倾向：
尘网苦羁縻，富贵真露草。
不如骑白鹿，东游入蓬岛。
次日，王阳明起得极早，为了不错过泰山日出。早早地候着，周围云海沧茫，给王阳明的感觉就是蓬莱仙境了。旭日终于跃出了云海，君临天空，普彻四方八隅。
此景怎一个壮观了得。相比之下，王阳明顿时觉得：
“我才不救时，匡扶志空大”（《登泰山五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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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李泽厚《论语今读》第45页。
（2）李泽厚《论语今读》第82页。
（3）《标注传习录》第302页。
（4）《明儒学案》第75页。

我的精神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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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以立志



弘治十七年九月，王阳明出任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
军事曾是他一度关注的热点。弘治十二年，王阳明亦曾就边务问题上疏朝廷，关注点之一就提到当时选拔武官的不合理性。耐人寻味的是，武选清吏司掌管的偏又是武官的选升、袭替、功赏之事。这么说，明孝宗让王阳明任职兵部，或可算是迟到的回应。
弘治十八年，王阳明开始接收门徒，讲学京师。
前文说过，这是王阳明在行事上的一大转变。
既然遍寻师友而不遇，难得有高人解答得了他心中的疑团，那么，他完全可以转变一下做事的方式，自己建立师友圈，自己的疑问自己解决。
刀锋不是自己变快的，而是磨快的。
王阳明磨快刀锋的方式，就是指导门生一定要在思想上，立下“必为圣人之志”。只有思想意识到位了，才能从根本上抵御沉溺于辞章记诵之学的陋习，转变把儒家学问等同于科举的社会习气，从而稍稍抽出点精力，思考一些阔大的问题，比如头顶上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
自此之后的人生，“立志”一词与后来出来的“良知”一词，一直是王阳明使用频率最高的二大热词，王阳明亦以之为援手，指导他的门生弟子踏入圣贤之门。
那么，如何算是“圣人之志”呢？
在这方面，王阳明有篇相当知名的文章，将这个问题解答的非常通透。时间要往后推移到正德九年（1514），秋天，王守文来南京师从其兄王阳明。次年夏，王守文返乡，王阳明特作《示弟立志说》相赠。
关于“立志”一说，确非三言两语能办得了，因此不必惊讶这篇文章的长度。王阳明说到：
“讲到学习，第一要紧的是立志。志若不立，就如不先栽树却徒然对着泥土浇水施肥，劳苦也是白劳苦。纵观有些人，所以一味地沿袭成见，敷衍应付，或者随波逐流，自甘堕落者，志不立的缘故。所以宋朝的程先生说：‘只有先立下必为圣人的志向，然后才可以一起学习。’人若果真有成为圣人的志向，自会去思索圣人之所以是圣人，其不同凡响的地方在哪里？是指他的内心毫无芥蒂的清澈，远离一切杂念吗？事实上，圣人之所以是圣人，指的恰就是其心纯乎天理，不为私欲所蔽。这就是说，我若立志想成为圣人，必要在心地上下功夫。而要达到此心纯乎天理，无人欲之杂，必要在去除人欲留存天理上下功夫。务要此心去除人欲留存天理，则必要寻求所以去除人欲留存天理的方法。寻求所以去除人欲留存天理的方法，则必要请教有觉悟的先觉（正诸先觉），查考前人遗典（考诸古训）。只有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才可以谈做学问的功夫，而且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紧迫感。”
王阳明首先提示立志的方向，必须从心地上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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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接着写道：
“所谓‘正诸先觉’，就是要以先觉人物为榜样，然后专心致志地向他学习，只听从他的教导。一旦发现自己的言行与先觉有不符的地方，切不可轻易放过，必要仔细思量。思而无所获，不妨就这个问题展开探讨，务求了解清楚，不可心存疑惑。所以《礼记·学记》说：‘老师受到尊敬，然后真理才受到敬重；真理受到敬重，然后人民的学习态度才会严肃。（1）’如果一个人对先觉没有必要的尊崇之心，相伴而生的必是轻率、怠慢。因此，对于老师的教导，你没仔细听，就等于没听。就算表面上装出听从老师教导的样子，但事后不进行认真地反思，照样和没反思一样。如此，表面上虽参加了学习，其结果却和没学习一样。
所谓‘考诸古训’是说，圣贤垂示教训，如《五经》、《四书》里面所记载的，无非教人去人欲存天理的方法。内心只有迫切地想去除私欲、留存天理，却苦于不得其道，这样再去查考先世遗存下来的典籍，那么展卷之际，一定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就如饥饿的人看见食物，填饱肚子便是他们唯一的目的；生病的人看见药，治好病便是唯一目的；暗夜中的人看见灯，照明便是唯一目的；跛脚的人看见拐杖，能走路便是唯一目的。又哪会有只知道默记背诵，结果却一窍不通的弊病呢！”
王阳明这是在提示立志的具体操作方法。接着，王阳明谈到了立志的不易及其重要性：
“当然，立志不是件容易的事。孔子是个圣人，尚且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立字的意思，便是指志向得到确立。孔子在七十岁的时候，做到了‘随心所欲而不逾越规矩’，也只是志向的‘不逾越规矩’。由此来看，立志岂可轻易看待。
志向，是气的统帅，人的生命，木的根本，水的源头。水源不疏通，流水就会停止；根本不栽培，树木就会枯萎；生命不连续，人就得死；志向不确立，气质就会昏浊。
所以君子向学，无时无处不以立志为紧要事。正眼看，其他一切无所见；倾耳听，其他一切无所闻。如猫捕鼠，如鸡孵卵，一门心思只在捕鼠孵卵上，全然不知有其他，然后才称得上志向得到确立。由此而转变气质，神气越来越精明，义理越来越彰显。这样，一旦有私欲萌生，自家心里早已知晓，自然容留不得它。所以，但凡有一毫私欲萌发，只去切责己身的志向确立与否，私欲便会自行消失；但凡为一毫外邪所扰动，只去切责己身的志向确立与否，外邪便会自行消除。或者心生怠惰，责此志，便不敢偷懒；粗心大意，责此志，便不敢粗心大意；心生烦懆，责此志，便不敢烦懆；心生妒忌，责此志，便不敢妒忌；心生忿恨，责此志，便不敢忿恨；心生贪念，责此志，便不敢有贪念；心生傲气，责此志，便不敢有傲气；心生吝啬，责此志，便不敢吝啬。
这就是说，无时不是立志责志之时，无地不是立志责志之地。这就是立志与责志的巨大效用，其对于去除人欲，有如烈火烧毛，或如太阳一出，魍魉全消矣。”
王阳明最后阐述了所以发起必为圣人之志的原因：
“自古圣贤，大都能因时因地，树立教化，进行教导。时代不同了，有些具体情况难免不同，但下功夫做学问的大方向却不会有太大的差异。《尚书》说‘用功精深，用心专一（2）’，《周易》说‘恭敬不苟于是促使内心正直，行为适宜于是促使外物端方（3）’，孔子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广求学问，恪守礼法（4）’，曾子说‘忠恕’，子思说‘尊崇道德修养而追求知识学问（5）’，孟子说‘积善以养正气，寻求放逸的心（6）’。虽然各人的说法不同，不必强求统一，但推究他们的精神主旨，却是一致的。为什么这么说呢？究其因，人世的真理只有一个罢了。真理相同则心志相同，心志相同则学问相同。倘若发现其最终的指归有不一样的地方，那一定是不正当的邪说。
这个时代最大的弊病，是学者没有志向，所以特地就立志一事略作陈说。文中字字句句，皆与立志相关。盖人的一生所以求知有成效，只是立得志向罢了。若以我所主张的立志一说与《尚书》的‘用心专一’相较，你会发现上文所说的尽皆是‘用心专一’的功夫；若以立志一说与《周易》的‘敬义’相较，则文中句句字字都离不开‘敬以直内，义以方外’的功夫。至于‘格物’、‘博约’、‘忠恕’等说法，无不一一与我所主张的相吻合。只要真心实意地去体会，就一定会相信我所说的决非虚言。”
这样的文字，直可以是王阳明身上流下的血泪，没有多年的打拼是写不来这样的感受的。我以为，不可等闲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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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礼记今译今注》第321页，新世界出版社2011年版。
（2）原文是：惟精惟一。
（3）原文是：敬以直内，义以方外。
（4）原文是：格致诚正，博文约礼。
（5）原文是：尊德性而道问学.
（6）原文是：集义养气，求其放心。

遭遇甘泉




王阳明的意思是，志向强大了，直可以无往而不胜。因此，关于立志，有时候他用逼。
王阳明闲坐着，眼前有何廷仁、黄正之、李候璧、王汝中、钱德洪这几个弟子。王阳明看了他们一眼，说：“你们几个学问不长进，只是因为没有立志。”
李侯璧站起来说：“我也愿意立志。”
王阳明说：“很难说你不立志，但不一定是圣人的志向。”
李侯璧回答说：“我愿意立一定成为圣人的志向。”
王阳明说：“真有成为圣人的志向，良知上一定洁白无暇。如果在良知上存得其他挂念，就一定不是成为圣人的志向了。”（1）
王阳明敢这样不客气，只因为立得志，等于立定了脚根。
王阳明明确告诉汪进之：
“果能立下必为圣人之志，就一定能做到在独处时谨慎不苟（谨独）。能做到在独处时谨慎不苟，那么对于天理人欲的辨析，必然日趋精确周密。同时对于古人的学术见解之得失，哪家散乱而无条理，哪家流于空虚寂灭，哪家似是而非，哪家似诚而伪，不待辩说自能一目了然。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是因为真心想让自己有所进益的缘故。
既是真心想让自己有所进益，方式可以不同，但目的只有一个。那些似是而非的学问，那些似诚而伪的学问，自无法进入他的内心世界。否则，终会流于一味追逐外物而迷失了自己（忘己逐物），白白耗费宝贵的精力于寻章摘句，却自以为是在追求真理，不仅有捕风捉影之嫌，且会陷于把指示月之所在的指头当成月亮（执指为月）的误区，结果是辩析越多，反倒离真理越远。
所以在朋友之间讨论学问的时候，我常举‘立志’一事来勉励他们。至于观点的异同，可以暂且搁置不论。并不是不懈于去论辩，而是根本没有得到确立，就是想辩论也无从下手（《书汪进之卷》）。”
邹守益（字谦之）是王阳明的得意弟子之一。
他是这样“诱”邹守益入道的：
“世间无志之人，往往被声色名利牵着鼻子走，就算有那么一二个人，察觉得自我修养的重要性，却又被一种似是而非的学问，绊住了脚，迷了眼，终身不得出头。这是因为他们未能坚决地确立必为圣人之志，未免贪图小利反而欲速不达，于是就那么对付着，得过且过。因此，就算是才能出众的豪杰之士，在历经长时间的长途跋涉之后，倘若志向不坚定，没有不半途而废的（《寄邹谦之》）。”
邹守益这个人才气横溢，比王阳明小将近二十岁，但出道比王阳明顺利，二十岁就中了进士，且是当年的全国第三——探花。在京供职仅一年，就豪气十足地辞职回家，独自研究程朱理学。
注意，是程朱理学。
因此，邹守益初始对王阳明的学问并不感兴趣。
对于这样塔尖级的人才，王阳明自有诱他入道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