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方面我是深有体会的，一路翻山越岭，风餐露宿，饥渴劳累，再加上瘴气侵其外，忧郁攻其中，能免于一死吗？我固然知道你必死无疑，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更没想到你的儿子、你的仆人也会随你而去啊。都是你自找的，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我不过是怜悯你们三人的尸骸无人收拾才来埋葬的，却引起我无穷的感慨。唉，悲痛啊！纵然不葬你们，那山崖上的成群狐狸，山谷中粗如车轮的毒蛇，也一样能够把你们葬在腹中，不致长久的暴露。你已经无所谓了，可我又怎能安心呢？自从离开故乡来到此地，已经二年了，所以能克服重重困难勉强保全自己的性命，主要是我努力保持心境的平和，不让它沾染一丝的忧戚啊。今天忽然如此悲伤，乃是为你着想，却轻视了自己。我不应该再这样悲伤了。
我来为你唱首歌吧。”
王阳明又唱了一首来安慰他们。
这是个奇特的葬礼，你要说这是精神胜利法，我实在不能同意。实际上，强大的精神力量足以感染与鼓舞人。
还记得前文说过王阳明曾致力于光复师友之道吧？他把这个决心也带到了龙场驿。教夷人读书识字，感化亡命之徒。翼元亨与蒋道林乃至千里条条，奔赴王阳明门下。
冀元亨字惟乾，号闇斋，武陵县人。他后来的人生相当轰轰烈烈。蒋信字卿实，号道林，楚之常德人。
最初他们做学问是盲人摸象，没有机会和条件得到名师的指点。得知王阳明在龙场，他们就千里条条地去了，可见决心之大。蒋道林、冀元亨追随了王阳明很长一段时光，一直到王阳明离开龙场驿。
也有来去匆匆的，匆匆地来，问了几个问题，又匆匆地走了。王阳明不免失落：
人生的离别是那样多，象这样的相会很难再有。
为什么远远地赶来，才三天就要离去呢？
茅屋里有琴却不愿弹，酒壶里有酒却不愿喝。
你们老远赶来足见情深意厚，匆匆辞别莫非是我照顾不周？
我留在这里相伴山洞白云，有谁同我在溪边散步。
还记得在南寺的时候吗？天快黑了却又漫天飞雪。
没有忘记在西园那天吧？桃花绽放遮掩了道路。
时间飞快又过了几个月，现在已是秋风落叶的时候。
富贵犹如飞灰尘沙，浮名也象飞絮飘舞。
我的这几位门生呵，我们悟求的道是多么有益。
为什么不把书带来，一起住在茅堂再深入研究。
翼元亨、蒋道林，以及那些未知名的求学者，当属王阳明的第二批弟子。同属王门第二批弟子的，当有夷人。
受到王阳明强大的人格力量的感招，夷人无以为报，看看他们居住的草寮，太过潮湿，不利健康。于是，力所能及地为教书先生构筑了后来命名为“何陋轩”的建筑。
想起孔老师的话：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在《何陋轩记》中，王阳明有“琴、编、图、史”的话，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书籍慢慢聚拢了来，连奢侈的古琴都有了。王阳明遂将“何陋轩”布置成“龙冈书院”，这样就有了读书聊天的地方。讲学的地方也有了。
龙场附近的邻居，虽然不识字，也没那么讲究礼节，但在王阳明看来，却是“未琢之玉”、“未绳之木”，只淳朴这一点就足以慢慢商量培养。
孟子说：“君子教育的方式有五种：有像及时雨那样沾溉万物的，有成全品德的，有培养才能的，有解答疑问的，还有以流风余韵为后人所私自学习的。（1）”
我老丈人是教书先生，年轻的时候，所以在村里受人尊敬，是因为写得一手好字，年节乐得为村民写春联。这也是一种教化。文字金贵的年代，代人写写家书，也是教化。解答些关公战秦琼的知识，化解些鸡毛蒜皮的矛盾，也是教化。乃至童稚来求学，朗朗书声透远近，更是王阳明乐意的了。
这样的日子一长，老人小孩都乐得上门来坐。

何况还有远道而来的求学者，“龙冈书院”越发热闹。
《诸生来》一诗描写了王阳明与学生聚会的欢乐情景：
因为性格耿介遭受了灾难，廷杖囚拘却幸免于致残。
夷居生活虽然风俗习惯不同，质朴的乡风却是我心里的眷念。
思念亲人时心情是那样的内疚，常常使我忧虑痛心深深自谴。
门生们时常来相聚，也常常举杯痛饮。
向他们讲授学问心里高兴，记诵诗书再答复提问自觉惭愧。
我们在林间行走或在山涧散步，有时钻洞游玩有时去攀登山峰。
月光下坐在屋里弹琴，抑或在白云缭绕的窗前躺着看书。
淡泊的生活才能悟出道的真谛，不拘俗务的旷达并非行为荒唐。
难道一定要像东汉的庞德公在鹿门隐居才算隐居，只要心情舒畅随处皆可悠然自得。
王阳明的教育方法皆是这样的形式自由，随处指点，随时成就，并非一定要拘在屋里。
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王阳明携友游同镇，一友指着岩石中的花树问：“天下没有心外的事物，像这棵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与我的心又有什么关系？”王阳明说：“你没看到这花时，这花与你的心同归于寂静；你来看到这花时，这花的颜色一下就显现明白起来，就知道这花不在你的心外了。”（2）
这是心学历史上一段著名的公案。
也是随时成就的经典案例。
《诸生夜坐》诗，亦是王阳明这种特色教育的体现：
谪居此地生活平淡寂静，不免怀念与你们一起游玩的时光。
日薄夕山，雾蔼迷漫；凉亭俯看，平畴万里。
又见远处有人策马驰来，分头寻找路径。
渐渐近了才看清面貌，他们隔着树林在那边停下了。
放下马鞭依次走入亭中，随身还携带着美酒佳肴。
大家在草堂上分席而坐，酒杯与红烛辉映相交。
弹琴的弹琴翻书的翻书，行令赌酒杯筹流光。
欣赏映在溪水中的月亮，蹬上树林中的山岗观赏夜景。
村翁招呼一起饮酒，游人邀约去洞中探幽。
讲课学习是那样的有乐趣，闲谈说笑没有庸俗之流。
想到孔子与学生“浴乎沂，风乎舞雩”的情景，千年前的古人与我们的追求多么相同。
前文说过孔子的志向，要是天下太平，他才不会满世界乱跑呢，像丧家狗一样。他啊，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和几个得意弟子，选个晴好的天气，到溪边走走，看看日落，然后享受享受美好的时光。
《游来仙洞早发道中》，王阳明也这样思想着：
霜风吹落了树叶，秋天的萧条已渐渐显现。
早晨迎着启明星策马前行，将去来仙洞探幽寻奇。
成群的小虫在空中乱飞，道路狭窄草露打湿衣服。
天气太热特意早早地出发，从役的征夫已行走在路途。
在山石流水间淘米，在山间的小屋里烧饭。
太阳初升雾蔼缭绕在山峰上，树林间有鸟儿啼鸣。
心情舒畅觉得景物都很美，连瘦削的脸颊也渐渐显出了丰润。
现在才相信人世间重要的是行乐，富与贵并不是我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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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孟子译注》第296页。
（2）《标注传习录》第314页。

心灵解缚



王阳明乃至需要给龙冈书院定立学规，这说明龙冈书院已小有规模。毕竟是他人生中的第一个书院，照此情形，一直以来魂牵梦萦的师友之道，极有可能得到光复。因此，王阳明在《教条示龙场诸生》中提到：
弟子们追随我到龙场驿，情真意切。我担心没有什么能力帮助你们，用四条要求互相勉励，来答谢各位弟子的厚意：一是立志；二是勤学；三是改过；四是责善。你们要认真听讲，不要不重视。
接着详细陈述了如何立志，如何勤学，如何改过，如何责善。就中重点强调了立志的重要性：
“志向不树立，天下就没有可以做成的事，即使是各行各业的技能手艺，没有一项不是以志向为出发点的。现今的求学者之所以懒散怠慢，荒废时日，最终一事无成，都是由于志向没有树立的缘故。所以立志成为圣人，就可以成为圣人；立志成为贤人，就可以成为贤人。志向不树立，就像没有舵的船随波飘流，没有笼头的马四处游荡，终究达不到目的地。”
只有在这个基础之上，做学问方不敢松懈，方不吝改过自新，亦能虚心接受别人的建议意见。
作为这一活动的倡议者，王阳明表示，“诸生责善（劝勉从善），当自吾始”。
于是，在龙冈书院的前面，王阳明又修建了“君子亭”。四围遍植修竹，这回不格竹了，而是要学习竹子内在的君子之德、君子之操、君子之时、君子之容。王阳明解释说：
“竹节中空虚静，相通又相隔，象征君子高尚的品德；外表坚硬而挺拔，竹叶一年四季不变色，象征君子的气质情操；应惊蜇的节气开始生长，三伏天长势暂止，不管是阴晴雨雪，皆能适应，象征君子懂得时机；清风徐来，竹叶会发出美玉般的声响，如乐之作。风动之时它作揖拱手，犹如孔子在洙泗习礼讲学时的情景。风一停止竹就静下来，挺拔独立，不挠不屈，就像大臣上朝时衣冠整洁，手持朝笏，肃穆地站立两旁，象征君子的形象。”
所以称竹为君子。
这很可能是王阳明还了多年前格竹的帐。
“玩易窝”是个小山洞。王阳明效法周文王拘而演《周易》的故事，读《易》洞中。
读《易》似乎是余姚王氏的家学，王阳明的高祖王与准，号遁石翁的，就精通于《易》。
王阳明在牢里的时候，亦与同道研讨过易学。
至龙场驿，王阳明继续读《易》，初无所获。然而若干时日之后，发现惊人。王阳明乃至号称“精粗一，外内翕”。不管是细微的还是粗大的，皆能融合为一；不管是外表的还是内在的，皆能浑然一体，这分明就是惊人的“浑然与天地万物同体”。王阳明与湛甘泉在京师时致力解决的问题，至此获得解放。人心的解放，思想的解放，境界的解放，仿佛清风徐来。“视险若夷”，自是情理之中的事了。王阳明不禁感叹道：
“哎呀，这就是古代的君子，为什么自甘囚徒的生活，忘记拘禁幽囚之苦，而不知老之将至的原因了。我现在终于知道终身努力的方向了。（《玩易窝记》）”

“玩易窝”读易的体悟，当是王阳明对“龙场悟道”的重大打磨。有这样的前行者，二三子自是要紧密追随。就如《春日花间偶集示门生》所说的一样：
闲来聊与二三子，单夹初成行暮春。
改课讲题非我事，研机悟道是何人。
阶前细草雨还碧，檐下小桃晴更新。
坐起咏歌俱实学，毫厘须遣认教真。
空闲时与两三位门生坐下聊天，正是穿着夹衣的暮春时节。如果讲课批改作业不是我的事，那研究世事之道的又是何人呢？台阶前的小草经雨之后更加碧绿，房檐下的小桃树天晴时愈加清新。行坐咏诗也是实实在在的学问，对任何细小的事都要认真对待。
阶前细草与檐下小桃，这是万物的生机，亦是我与万物的同体。不期然，又回到了从前。程颐不剪窗前茂草，程颢观鸡雏，说是要“常观造化生意”。张载“善观驴鸣”，说是要借此识得生机之趣。周敦颐不修剪爬上窗台的绿草，说是为了“浑然与万物同体”。
王阳明一一在给自己的心灵解缚。
随着王阳明在龙场驿的声名确起，有人不高兴了。
龙场驿行政上隶属于思州管辖。思州太守派来的人，便在龙场驿撒野，当着王阳明的面，出言不逊。龙场驿的左邻右舍不乐意了，狠揍了这飞扬跋扈之徒一顿。思州太守气急败坏，向有关当局告了王阳明一状。主管一省司法的贵州省按察司副使毛科，出面调停，晓以祸福之理——按字面意思，当语带威胁——要求王阳明去给思州太守赔礼道歉。
王阳明给毛科回了一信，义正辞严地加以拒绝：
“我来龙场，九死一生，死生对我来说，已不足以扰动内心。我不会因为一时的祸患就改变终生信守的原则。
我没有得罪思州太守，思州太守也没有得罪我。来自思州的小吏在龙场擅作威福，自是小吏的事，思州太守并没有要他这样做。龙场的百姓看不惯，与之争斗，自是龙场百姓的事，我也没有指使他们。又何赔礼道歉之有？”
毛科觉得有理。
思州太守自知理亏，只得作罢。
贵州水西地区的宣慰使安贵荣，风闻王阳明的大名，亦派人前来交好。
安贵荣是水西地区的土官。所谓土官，是指明代于西北、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置土司，由该族上层分子担任，按等级分宣慰使、宣抚使、按抚使等武职及土知府、土知县等文职，由子孙世袭（1）。
安氏是水西地区的土豪集团，拥有强大的兵力。
安贵荣先让人送来米、肉，又派人前来听侯使唤。王阳明搞不清楚安贵荣的意图，不敢接纳。这位不死心的安大人，又派人送来金帛、鞍马，并真诚地表示结邻友好之意。盛情难却，王阳明只好收下米二石，还有柴炭鸡鹅之类，其他贵重物品诸如金帛鞍马，一概退还。
王阳明终于弄明白了安贵荣此举的意图：他想裁撤掉水西地区的驿站，一时没有万全之策，便向王阳明请教。
我们知道，水西地区尽管是安贵荣的势力范围，同时也是大明朝的地盘。朝廷在该地区修建驿站，意在确保水西地区的安定稳定，安贵荣要撤去驿站，分明有割据之嫌。
王阳明明确答复安贵荣，这样做实在不明智。天子尚不得逾越礼法，人臣又岂能做“拂心违义”的事，担心招来不祥。安贵荣遂打消了这个念头。
安贵荣野心不泯，又想并吞水西地区另一土豪集团——宋氏的势力。恰于此时，宋氏内部发生了内讧，有手下谋叛宋氏。安贵荣觉得坐收渔翁之利的时机到了，便不管，让他们打，打到两败俱伤再收拾。
王阳明赶忙修书一封，让安贵荣赶紧派兵平叛。王阳明警告安贵荣：你是水西地区的最高长官，如果坐视情况恶化，朝廷一旦派兵介入，你也难逃干系。安贵荣于是听从了王阳明的建议，出兵平叛，从而避免了一场生灵涂炭。
王阳明开始在龙场驿指点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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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中国历代职官沿革使》第431页，昆仑出版社2013年版。

知行合一


按察司副使毛科与王阳明打上交道，缘于思州太守一事。王阳明后来又给毛科写了篇《远俗亭记》，说明他们之间有了交情层面的发展。
“远俗亭”是毛科（《远俗亭记》中作毛应奎）休憩的场所，想来不致有太多需要炫要的地方。然而《远俗亭记》实在了得，就中收纳了王阳明关于如何正确处理政务与心灵之间之关系的思考，值得一读。文章说：
“风俗习惯与传统正道，向来互为消长。尘世的喧嚣浊乱既已远离，则‘远俗亭’必是清朗旷达、宜于颐养的地方。毛先生应奎，身任提学副使之职，又兼按察司副使，则不得不留心举子之业、应时之文，分明是俗儒之事了；不得不关照公文政令、拜友会客，分明是俗吏之务了。这二者，毛先生应奎皆不可避免。如果舍弃职责所在而美其名曰‘我要远离俗务’，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远俗’，而是行政不作为。因此，作为一个有修为的君子，不会去拒绝身边细微琐碎之事，却能从中彰显一个人高尚的品德，广大的事业。所以，作为提学副使，诵读举子的诗歌文章，是要从中发现他们符合古代圣贤的地方，以培养他们的品德，将来有所作为。如此，既不必放弃职责，又可以求得古人的学问，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远俗’。作为按察司副使，处事能够做到公正，明智，宽大为怀，善加体谅，那么不必远离公文政令、拜友会客，自可得到古人为政之道，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远俗’。倘其人内心猥琐，懒于处理政事，却以无官一身轻为借口，认为这就是‘远俗’，这哪是‘远俗’啊！朱熹说：‘君子处世，对于那些不妨碍仁义的事，不凡顺从风俗习惯。（君子处世，事之无害于义者，从俗可也）’君子岂能随随便便屏绝世俗呢？当然，前提是不妨碍仁义，则可以顺从，有妨碍则不可以，这样行事才有原则。那些无原则地一味以认同风俗习惯为懂得变通的人，固然不是君子所当为，而以远离俗事作为标新立异的手段的，更不是君子所当做的事了。”
从在刑部的不惮案牍劳形，到“诸生责善，当自吾始”，再到这篇文章所提倡的凡事必须亲历亲为，王阳明“知行合一”的主张如出水芙蓉，已经无法隐瞒。
很可能是基于向学之诚，毛科以提学副使的身份邀请王阳明赴贵州讲学。出人意料地是，王阳明却以“野夫病卧成疏懒，书卷长抛旧学荒”为由推托，并不欣欣然地表示要离开龙场驿这鬼地方。其实这里面有王阳明的某种顾虑。
《答毛拙庵见招书院》诗最末二句说：“范我定应无所获，空令多士笑王良”，意思是，以我为模范一定没有什么收获，徒让更多的人笑话王良罢了。“笑王良”此处用典，出自《孟子·滕文公下》。王良为主人驾车打猎，第一次按规矩驾车而一无所获，第二次不按规矩反而有收获。王良不愿意不按规矩驾车，于是就辞去了驾车的差事。王阳明这里是以王良自况。社会大环境是程朱理学，科举考试考的也是这些，而王阳明研究的路数分明与程朱理学不同，起码对“格物”的理解就大相径庭。因此，王阳明不愿委屈自己而违心去讲程朱理学，就如王良不愿不按规矩驾车一样。
促成王阳明最终成行的，是一个叫席书的人。

给我的感觉是，席书（1461－1527）也是个激进的人物。他是四川遂宁人，弘治三年进士。弘治十六年职任户部员外郎。这一年，云南发生地震，朝廷命侍郎樊莹前往视察。樊莹耀武扬威一番回来，给出的结论是，云南地震，责在地方官员荒怠政事，又救灾不力，因此劾奏罢免云南地方官三百多名。对于这个经皇帝拍板的处理意见，有人不同意了。他就是户部员外郎席书。他认为，如果一定要追究云南地震的责任的话，首当其冲的应当是北京，而不是云南。这就如同人的元气在体内受到损害，然后四肢才长出疮疤一样。朝廷就是元气，云南就是四肢。怎么能撇开生成毒气的根源不管而专门去医治四肢上的小毛病呢？
席书才不管皇帝什么脸色呢，接着列举了“元气在体内受到损害”的表征：内府所要求的供应量比往年大了几倍；吃闲饭的冗官有几千人；织造的事情频繁地烦扰百姓，各种赏赐超越了应有的限量；皇亲吞并百姓的田地，宦官又不停地派出为官；贤能的大臣闲住在家不加委任，因谏诤被贬的下级官员也未予复职。
然后席书指责了樊莹身为钦差，不去弹劾导致国家出现灾异的朝中勋贵和大臣，却专找地方小官的麻烦，这显然是舍本治末的做法。席书请求明孝宗把他所列举的那些弊端全部予以革除，这才是正本清源之举。
明孝宗虽未采纳，但这篇奏章体现了席书过人的胆识。
正德四年（1509），席书接替毛科成为贵州提学副使。
甫一到任，席书就决定去拜访王阳明。他的问题是，朱熹、陆九渊学问的异同。王阳明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却告诉席书这一年来他所体悟到的心得。
“圣人之道，吾性自足”。
席书一路思考着这个问题回去了。
第二天带着疑问又来了。
王阳明告诉他知行的本体是什么，然后用《五经》中的话加以证实。知行的本体无非“心即理”，即“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即指“理需从自己心上体认，不假外求”。
席书渐渐有所感悟。
如此往返数次，有一天，席书豁然开悟，高兴地说：“没想到于今世又能见到古圣贤之学，真是三生有幸。”
他表示同意王阳明的观点，朱、陆学问各有得失，争一时之短长毫无意义，功夫却是需要从自家身心上去做，让自己的心获得一个恰当处。
这实在是个有益的主张，也是王阳明一贯的主张。他曾经说过一句著名的话：“学问之道，贵在有心得。验诸自家身心而觉得无所收获的，虽其言出于孔子之口，也不敢认为是正确的，何况学识水平远不如孔子的人所说的呢！验诸身心而觉得有所收获的，虽其言出于普通人之口，也不敢认为是不对的，何况还是孔子说的呢！（1）”
这同时为王阳明前往贵阳，达成了需要的共识。
于是，席书和毛科一起修复了贵阳书院，延请王阳明主讲。职位比王阳明高，又年长于王阳明九岁的席书，与同样是高阶的毛科，与贵阳诸生一起，北面师事王阳明。
席书此举，无异于力排众异，是需要胆识的。
席书后来一直对王阳明有知遇之恩，晚年曾力荐王阳明出任大臣。因此，席书去世之后，王阳明写了篇饱含深情的祭文，称赞他是“豪杰之世，社稷之臣”。当满世界的人都醉心于科举，不怎么关心心情管理的时候，唯独席书，超然远览，毅然追求圣贤之学；当满朝官员都热衷于拉帮结派，党同伐异的时候，唯独席书，卓然定见，坚持真理，决不苟从。仅此二点，就让王阳明深感敬佩。
那个毛科，于正德四年四月致仕回浙江，然后主持了桐江书院。桐江书院就在严子陵钓台之侧。“脱屣声利，垂竿读书（2）”，毛科也有一段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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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王阳明全集》第1404页。
（2）《送毛宪副致仕归桐江书院序》。

第五章 现龙在田

踏上归途



正德四年（1509）年底，王阳明三年的谪居期满，朝廷给安排了江西庐陵县知县一职。
真要离开了，王阳明反倒情感复杂起来。送行的饯行的，一时纷纷扰扰，都在《将归与诸生别于城南蔡氏楼》这首诗里：
天际城楼树杪开，夕阳下见鸟飞回。
城隅碧水光连座，槛外青山翠作堆。
颇恨眼前离别近，惟余他日梦魂来。
新诗好记同游处，长扫溪南旧钓台。
天际间楼房与树梢被隔开了，夕阳下看见小鸟飞回来。城边碧绿的河水波光相连，屋外青山青翠成堆。实在怨恨离别的日子越来越近，今后怕只有相会在梦里了。
又《诸门人送至龙里道中二首》之二说到：
雪满山城入暮关，归心别意两茫然。
及门真愧从陈日，微服还思过宋年。
樽酒无因同岁晚，缄书有雁寄春前。
莫辞秉烛通霄坐，明日相思隔陇烟。
傍晚时分来到大雪茫茫的山城关界，回乡的心情和离别的愁绪使人茫然若失。弟子们在我最困难的时候追随我，真令我惭愧，不免想起孔子微服过宋的故事。将来你们一起喝酒论道的时候，一定要寄信给我告知实情。莫要辜负今宵秉烛而坐的好时光，过了明天，陇上的烟雾怕是要隔断相互间的思念。
顺着来时的路，王阳明离开了龙场驿。
正德四年的除夕，王阳明是在舟上度过的。满耳的炮竹声，王阳明又痴痴地发呆，要是没有肩上的这幅担子，隐居的生活也是可以接受的。他在《舟中除夕》（之二）写道：
远客天涯又岁除，孤航随处亦吾庐。
也知世上风波满，还恋山中木石居。
事业无心从齿发，亲交多难绝音书。
江湖未就新春计，夜半樵歌忽起予。
夜半的樵歌把他从睡梦中惊醒，他听到了海浪的声音。
这不是山居，这是江湖。
下一个地点是江门崖，位于四川省纳溪县南部，据说是风景名胜之地。王阳明饶有兴致地观赏了崖壁上的古篆文，又颇闲适地观看溪上白鸥在飞：
三年谪宦沮蛮氛，天放扁舟下楚云。
归信应先春鹰到，闲心期与白鸥群。
王阳明不只在看白鸥，此刻，他的“闲心”就是白鸥。这非常难以令人置信，然而这又是真实的龙场之悟。随处自在，“容膝皆吾庐（《赠黄太守澍》）”，偏远荒凉的龙场驿是“吾庐”，逼仄的孤舟亦是“吾庐”，分明就是王阳明的“与天地民物同体（1）”。他满眼生意，就如“逝者如斯”的活泼泼。于是在《睡起写怀》中，他写道：
江日熙熙春睡醒，江云飞尽楚山青。
闲观物态皆生意，静悟天机入窅冥。
道在险夷随地乐，心忘鱼鸟自流形。
未须更觅羲唐事，一曲沧浪击壤听。
别老觉得“道”在高雅，在阳春，在白雪，庄子说“道”也在屎溺。就如道路，有坦途，有羊肠，有坡，有洼，有风驰电掣，也有断港绝桥。过去了，道就通了。然后把心机忘了，别把鸟装在你的心笼里，把鱼装在你的心筌里，自然鸢飞鱼跃，自由得不得了。这时候，又何必去追慕伏羲与唐尧那样的清明时代呢，你要做的就是击打着土堆而唱歌。
王阳明的意思是，乐土其实在你的心里。

这是一首很重要的诗。
到达（湖南）沅陵时，王阳明特意逗留了几天时间。
沅陵是当时辰州府府治所在地。弟子冀元亨、蒋信、刘观时已等候多时了。见弟子辈学业有成，王阳明满心欢喜，又在僧舍开馆讲学，传授静坐收心的功夫。
正德九年，他还写诗回忆起这段与诸生静坐的情景：
记得春眠寺阁云，松林水鹤日为群。
诸生问业冲星入，稚子拈香静夜焚。
——《与沅陵郭掌教》
僧寺的环境极好，白云缭绕，值可以拿来当睡觉的枕头。日日又有松林、水鹤为伴。诸生才气英发，提问相当踊跃（冲星即冲斗，比喻人的志气超迈或才华英发）。僧堂幽静，只有稚子上香时，布鞋踩在地上的窸窣声。
王阳明指导弟子们静坐，是要把跑远的心，收回来；让毛躁的心，静下来；让摇摆飘忽的心，定下来。然而由于学力水平的不同，理解力的各异，王阳明担心会有流于禅的倾向，或者久静而厌动，只是一味地枯坐，也是不好。因此，在离开辰州后，他去信告诫诸生说：“前在寺中所云静坐事，非欲坐禅入定。盖因吾辈平日为事务纷孥，未知为己，欲以此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功夫耳。”
沅陵的下一站是武陵（常德），王阳明住在潮音阁。大概由于春雨连绵，河水陟涨的缘故，王阳明在此滞留了数日，并写了《武陵潮音阁怀元明》、《阁中坐雨》、《霁夜》、《僧斋》诸诗。元明是湛甘泉的字，他怀念这位老朋友了。
“武陵”一词太浪漫，恰又“逢桃花林”，王阳明不免动了“花源欲问武陵深”的心思。且不管问没问，《桃花源记》跑不了要在心头萦绕的。
之后，王阳明坐船经洞庭，溯湘江、渌水，进入萍乡。
二年前，王阳明前往龙场驿时，路过（江西）萍乡，曾拜访了号称宋学鼻祖的周敦颐的祠堂。这次回来，他再次前往拜访，并写了首《再过濂溪祠用前韵》：
曾向图书识面真，半生长自愧儒巾。
斯文久已无先觉，圣世今应有逸民。
一自支离乖学术，竞将雕刻费精神。
瞻依多少高山意，水漫莲池长绿萍。
周敦颐以《太极图说》、《通书》成为理学的开山，学界称他“得圣贤不传之学”，在后世儒者的心中地位相当高。周敦颐主静，主无欲，也就是主张要对身心进行管理，所谓身心之学，由是别开了一门学业。王阳明借此批评时人只知道科举，却把好端端的“理学”给支离割裂了，反不如“水漫莲池长绿萍”的浑然天成。
此行的最后一站，王阳明于正德五年（1510）三月，到达庐陵（江西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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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王阳明全集》第1423页。

卧治庐陵




一说到庐陵，脑海中立马浮现这几个字：庐陵欧阳修也。是的，庐陵正是北宋欧阳修的故乡。之后又有文天祥，可谓文献之邦。然而也由于文化程度的缘故，民风普遍好讼，凡事都喜欢以官司的方式解决，这样一来难免锱铢必较。
人与人之间好象不大给情面，显得薄情寡义似的。
那几年庐陵县的事业发展又相当不顺，天灾、人祸都齐了。人祸是县内盗贼纵横。天灾是疫情，县内暴发传染病，闹得人心慌慌。有百姓担心受到传染，竟然不敢接近患病的家人，不给吃不给喝，也不给治，任其自生自灭。
县丞还告诉王阳明，牢里早已人满为患，刑事民事狱牍堆积如山。听到这里，王阳明面无表情，沉默了一会，却询问起“申明亭”和“旌善亭”的事来。
申明亭、旌善亭是明初设在民间的机构。申明亭是明朱元璋创建的诵读法律、申明法理、剖决小矛盾小争端之所。设申明亭的地方，必设旌善亭，亭上书写善人善事、恶人恶事，以示惩劝。
王阳明通过实地调查和研究，决定复行这一制度，每“里”推选一个年高有德者掌管其事，称父老，定期向里民宣读并讲解《大诰》、《大明律》、《教民榜》，使人人知法畏法，不敢犯法。
王阳明所以敢这样做，是有其司法依据的。遵照制定的《教民榜》：“民间户婚、田土、斗殴相争一切小事，不许辄便告官，务要经由本管里甲老人理断”；“乡里中，凡有奸、盗、诈伪、人命重事，许赴本管官司陈告”。就是说，除涉及刑律案件外，其余均先由里中父老调停解决，不服者方可上诉官府。
这样一来，牢里所谓的人满为患，便可分为刑事的和非刑事的。涉及刑事的，王阳明处理；非刑事的，父老处理。不用吹灰之力，“囹圄日清”。王阳明乐得“无为”，治下百姓获得谦让风气，何乐不为。
孔子说：“用政策来管理、领导，用刑罚来整治、规范，民众只求免于受罚，心中并无耻辱的感觉。用德行来管理、领导，用礼制来整治、规范，民众有耻辱感，内心认同而归依。（1）”
就是这个意思。
在此基础上，王阳明写了篇《告谕庐陵父老子弟》书，晓之以情，动之以礼，无非是要把好讼的民风转移了，然后在箭拔弩张的人际关系之间，增加点情感的润滑。因此，告示声情并茂地提到：
“庐陵是个有文化底蕴的地方，却以好打官司著称，本县深感不解。本县才疏学浅，况又体弱多病，对于狱案恐无法一一剖断明白。因此，宣布几条规定：自今日起，除非关系到身家性命这样的大事，不得打官司。如果一定要打官司，一次只能提告一事，不得牵连，状词不得超过二行，每行不得超过三十字。违反这个规定的不予受理，故意违犯的要给予惩罚。县中父老要把本县的这个意思告诉里中子弟，务要平息争端，兴起礼让之风。唉，就因为一时的冲动，不顾自己，也不顾家人，最后弄得家也破败了，仇也结了，遗祸子孙。与其这样，还不如与邻里和顺相处，和气待人，做个受人尊敬的好人，这有什么不好呢？你们都好好想想吧。”
据说看了这个告示之后，有痛哭流涕者，有重归于好者，有握手言和者，有中途放弃打官司者……总之是，社会基本面向王阳明预想的方向发展。

接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消防。一场大火惨痛地烧毁了县城民屋千余家，只因为街道太窄，街道两旁所建的房屋太密集，也太高，房屋与房屋之间没有预留出起间隔作用的火巷。
只要不是为了倒腾土地，王阳明就不怕得罪人，因此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南北夹道而居的住户，各退地三尺为街；东西相连接的，每间让出二寸作为火巷。同时，每户出银一钱，帮助临巷的住户修建防火墙。
消息一出，有些相关百姓立即闹腾起来，寻出各种理由搪塞推诿。甚至发生了有驻军和当地百姓因为火巷的问题而大打出手，最后闹到了县衙。民情汹汹，说军强民弱，请求王知县扶弱抑强。
王阳明没予答理，他去现场逛了一圈，顺带查看了火巷的建设情况，然后一声不吭地回县衙看他的书去了。
不行也得行，原则问题决不让步，这就是他的态度。
王阳明同时还为庐陵百姓长远谋画了另一件事。
庐陵是个穷县，但额外摊派照增不减。就如葛布一项，庐陵本不产葛布，但自正德二年以来，上官却强行要求该县每年出资一百零五两购买。百姓不买帐，认为不合理，因此就有胆大的人抗命不交。而上官摧款又摧得紧，不得已，经办此事的小吏陈江等人，凑钱垫付了三十多两。这是正德二年的事。正德三年亦复如是，陈江等人又垫付了三十多两。正德四年，陈江等人实在没钱垫付了，便拖欠了该笔款项，吉安府就派人前来要抓拿经办人陈江等。
王阳明到任的那一年，情况又有变化。本来每年摊派给庐陵的料杉、楠木、炭、牲口等项的费用是三千四百九十八两，正德五年（也就是王阳明到任的那一年），却猛增至一万余两，相当于增加了近三倍。
再加上无法估计损失的天灾，据王阳明的观察，百姓实际上处于破产的边缘，不要说拿不出钱，情形却有进一步恶化的迹象：“弱者逃窜流离，强者群聚为盗”。王阳明权衡再三，决定铤而走险，先行蠲免了上述诸项不公平的摊派，然后给吉安府写了份报告，前因后果的陈述了相关情况，最后说：愿以头上乌纱做保，如果吉安府觉得上述处置不当，都是他一个人的责任，与他人无关，撤他的职好了。
历史地看，王阳明没有被撤职，说明这次冒险取得成功。
当然，在为民请命的同时，王阳明也没有放松警惕性。在与县中有年德的父老商量之后，王阳明决定在全县推行保甲制度。县城附近的，十家为一甲；在乡村的，每一村为一保。平素无事时，邻里讲信修睦，一旦发生情况，务必互相帮助，共保一方平安。
如此等等，王阳明在庐陵县令的任上，干了六个多月，仅告示就发布了十六次，可见其教化的密集程度，从而促使庐陵县各项社会事业逐步走上正轨。
对于王阳明这一时期的工作表现，好友湛甘泉日后用了四个字来评价：卧治庐陵。
“卧治”是出自西汉名臣汲黯身上的典故。
汉初的风气是崇尚黄老之学，不喜欢多事，如萧规曹随。汲黯也认同这个行政风格，加上他素来体弱多病，因此在东海郡太守任上，经常躺在卧室内休息不出门。一年时间过去了，东海郡不但没乱，反倒清明太平，受到百姓的称赞。后来汉武帝要他去官民关系紧张的淮阳郡当太守，汲黯不去。汉武帝说，吾徒得君之重（我是想倚仗你的威名），卧而治之（你到那躺着就行了）。“卧治”就是这么来的。
这里，湛甘泉的“卧治”有暗指王阳明在庐陵期间的体弱多病之外，似还有大才小用的意思，躺着就把问题搞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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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李泽厚《论语今读》第50页。

三人成众



王阳明是正德五年三月十八日到庐陵上任的，是年八月，朝中政局又发生了巨变。先前还叱咤风云的大老虎刘瑾，说倒就倒了。八月二十五日授首，人心大快。
树倒猢狲就散了。
当年打虎的那批人则官复原职。
王阳明也是当年的打虎英雄之一。
因此，当年九月底，王阳明即动身，十一月就到了北京，寓居大兴隆寺。王阳明迫不及待地与老朋友湛甘泉见面，也结交了不少新朋友。其中有个叫黄绾的人，后来成为王阳明弟子中的第一流人物。
黄绾比王阳明小八岁，字宗贤，号久庵，浙江黄岩人。黄绾不走科举一途，而是靠祖荫入官，正德五年任“后军都督府都事”，从七品。黄绾曾师从朱子学大家谢铎，在他的指导下，专攻周敦颐、二程、朱熹、陆九渊的著作。从这个研究路径来看，黄绾分明是有别于大多数的异数。果不其然，在谢铎的指导下，黄绾也练习静坐。
黄绾的梦想是弄懂圣贤之学，这点和王阳明极相似。
黄绾和王阳明结识，是缘于一个叫储巏的人，字柴墟，王阳明来北京的时候，他已致仕回老家。他和黄绾、王阳明都有交情。王阳明在贬谪去龙场的途中，曾有诗寄给他，如《忆昔答乔白岩.因寄储柴墟三首》、《夜泊石亭寺.用韵呈陈娄诸公.因寄储柴墟都宪.及乔白岩太常诸友》。诗中提到的乔白岩，名宇，也是王阳明的好友。王阳明在北京的时候他任户部侍郎，后来为把王阳明留在北京出了不少力。储巏了解王阳明，知道经过龙场淬炼之后，其学问造诣非昔日可比。因此给黄绾写了封信，推荐他去见王阳明。
黄绾在收到信的当天晚上就去了。彼时王阳明与湛甘泉在王阳明的寓所聊天，见来了客人，王阳明起身走出室外。黄绾说明了来意。王阳明站着与他聊了两句，当下大喜，对黄绾说：“你的学问根基相当不错，从哪学到的？”
黄绾说：“早年就有这方面的志向，只是不曾下过苦功。”
王阳明说：“人最怕没志向，不怕没收获。你有这个志向甚好。”王阳明回头向室内看了看，发现湛甘泉不知什么已离开了，就接着说：“刚那个人叫湛甘泉，亦有志于圣贤之学。明儿我介绍你们认识，我们一起共同学习。”
第二天，王阳明如约派人来请黄绾，在王阳明的寓所，三人一拍即合，结成学习同盟军。接下来的所有业余时间，他们都耗在了一起，读书之外，吃住也在一起。
这一时期，王阳明依然在艰苦地砥砺龙场所悟。
不久，王阳明的新任命下来了，果然官复原职，依然是六品主事，但上班的地点不在北京，而是南京的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眼看刚组建的学习同盟军又得拆散，湛甘泉想了个辙，托户部侍郎乔宇去做吏部尚书杨一清的工作，成功将王阳明留在了北京。正德六年（1511）正月，王阳明改授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王阳明高兴地对湛甘泉说：“这回可以做邻居了。”遂就在湛甘泉居住的长安灰厂右侧，租了房子住下来。不过聚会讲学的地点还放在大兴隆寺。图的是地方阔——大兴隆寺是当时北京的第一寺，影响力大。
三人团在大兴隆寺组团学习的事越炒越神，一时成为京师缙绅的谈资。于是，上门求学者纷至踏来。

一晚，王阳明与黄绾剧谈，当时在场的还有个叫应原忠的人。根据《明史》的记载，应良，字原忠，一作元忠，正德六年进士，随授官编修。王阳明在吏部的时候，应原忠始师之。应原忠后来以亲老之故，辞官回乡，有近十年的时间呆在山中读书讲学。
当王阳明提到“想要达到圣人的境界，必要廓清心体，使心中纤尘不染，真性情才能出现，才有操持涵养的地方”，应原忠表示这很难做到。王阳明说：
“圣人之心如明镜，哪怕再渺小的灰尘落上去，即刻就能被发现，自不必用刮磨的工夫。平常人就不一样了。其心如锈迹斑斑的镜子，只有痛下一番工夫把上面的锈迹打磨掉，才能恢复明镜的本来面目，这样，任何纤尘落在上面也能被发现，轻拂便去，不必花费气力。一旦达到这个层次，可以说是已经识得‘仁’的本体了。倘若刮磨的工夫不到家，还有锈迹在上面残留，其间固然有明处，灰尘落在上面也能被发现，也能做到轻拂便去，可是一旦灰尘恰好落在有锈迹的地方，就很难被发现了。这就是‘学知利行’和‘困知勉行’所以不同的地方，希望不要因为有难度而怀疑它的可行性。好易恶难是人之常情，这当中自有人的私心、社会习气的影响，若能识破，也就不是什么难事了。古代的人所以历尽艰辛而乐此不疲者，正是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之前我也没有意识到当在心体上下功夫，自然无从下手，现在已经意识到了，却又有畏难的情绪，我担心你们会误入歧途。”
王阳明这番话可谓情怀满满，因为皆是他的体验与有感而发，完全称得上是王阳明的实践论，也可以是方法论。至于两者之间的关系，用理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工夫即本体”或者“本体即工夫”。本体指方法论，工夫指实践论。“知行合一”强调的就是这方面的辩证统一。“知”是本体，“行”是功夫。从“知”的角度，“本体即工夫”；从“行”的角度，“工夫即本体”。
徐爱曾就这个问题与黄绾等人反复辩论过，结果一无所获，只得请教说：“有人知道对父亲应该孝，对哥哥应该悌，却不能去践行孝和悌，由此可见知和行分明是两码事。”
王阳明说：“这已经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没有知而不行的，知而不行，其实还是未知。圣贤教人知、行，是要恢复那本体，不是随口这么一说就完了。因此，《大学》指出真正的知、行给人看，比如这一句‘如好好色，如恶恶臭’。看到美色属于知，喜欢美色属于行，只在看见美色的时候就已经喜欢上了，并不是看见之后又单独建立个心去喜欢。同样的道理，闻到臭气属于知，厌恶臭气属于行，只在闻到那臭气的时候就已经厌恶了，并不是闻到之后另立个心去厌恶。又如鼻塞的人，虽然有臭气在前，他鼻子中没有闻到，也就不觉得厌恶，这也只是并不知道臭气（1）。再如，大家称赞某人知孝，某人知悌，那一定是这个人曾经做过孝悌的事了，才能这样说。并不是只知道说些孝、悌的话，就可以称为知孝知悌的。又如说知道痛楚，一定是自己已经痛了，才能知道痛楚。知道寒冷，一定是自己经历了寒冷。知道饥饿，一定是自己已经饿了。如此一来，知、行能分开吗？这就是没有被私欲隔断的知行的本体。圣人教人，一定要这样才能叫做知，不然就不是真知。这是何等紧要切实的功夫啊！如今有人煞费苦心，一定要把知、行说成两件事，这是什么用意呢？我要把知行说成一件事，又是什么用意呢？如果不懂得立言的宗旨，只管说知、行是一件事还是二件事，又有什么作用呢？”
徐爱说：“古人把知、行说成两件事，也是要人们分辨个明白，一边做知的功夫，一边做行的功夫，这样功夫才有着落。”
王阳明说：“若按你这样理解，已经失去了古人的宗旨。我曾说过，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如果对这些话有所领会，只说一个知，就已经有行在里面了；只说一个行，也已经有知在里面了。古人之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是因为世上有一种人，懵懵懂懂地恣意而行，全然不知思索省察，一味胡行妄作，所以必要提出个‘知’，方能行得正确（笔者注：知是行的主意）。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地凭空去思索，全然不肯切实亲自实践，只是捕风捉影，所以必要提出个‘行’，方能知得真切（笔者注：行是知的功夫）。这是古人不得已，为了补偏救弊的言论。若能领会其中要义，一句话就足够说清楚了。现在的人却将知与行分作两件事做，以为一定要先‘知’了，然后才能‘行’。于是就先去讲习讨论‘知’的功夫，等到‘知’得真切了，再来做‘行’的功夫。结果却落得终身不能行，也终身不能知。这不是小毛病，其病根也不是一天了。我眼下提出‘知行合一’，正是治病的药。这可不是我凭空杜撰的，知行的本体原来就是这样。如果明白其中宗旨，就算把它们说成两件事也没有关系，还是一回事。如果没有领会其中的宗旨，就算把它们说成一件事，又有什么用？不过是说闲话而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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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笔者注：言外之意，是与己身未获得感应，并不是不知道臭气会臭。这就像之前提到的岩中花树，“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既来看此花，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
（2）《标注传习录》第13页，《传录录全译》第12页。

讲学京师



来大兴隆寺听讲的大小同僚，有二个人让王阳明印象深刻。一是户部侍郎乔白岩， 一是他的顶头上司方献夫。
我们在前面说过，乔白岩曾帮助过王阳明，不过不久之后，他即赴南京就任礼部尚书。离开前，乔白岩专门找王阳明讨论学术问题。王阳明撰写的《送宗伯乔白岩序》详实地记录了这次对话的情景。
“学贵专”，王阳明说。
“确实是这样，”乔白岩说，“我以前喜欢下围棋，说是废寝忘食也不为过，不看不听与棋无关的东西，一年之后在周边已找不到对手，三年后举国无敌手，学确实贵专。”
“学贵精”，王阳明说。
“确实是这样，”乔白岩说，“我后来又喜欢上了文学，于是追求文采，推敲字眼，研读诸史百家书籍。刚写作时模仿唐、宋人的文章，最后一归于汉、魏。学确实贵精。”
“学贵正”，王阳明说。
“确实是这样，”乔白岩说，“中年以后我才发现真正喜欢的东西原来是圣人之道，方悔棋艺、文词浪费了我太多的时间精力，我不能再分心了。你以为何如？”
王阳明说：“你这样理解未尝不可。学习下棋可以称为学，学习文词可以称为学，学习圣人之道也可以称为学，然而它们最终的归宿却相去甚远。圣人之道的道，是人们出行必经的大路。此外都是荆棘小路，很难走得通的。因此，只有专于道，才可以说是专；精于道，才可以说是精。专于棋艺，那叫‘沉溺’。精于文词，那叫‘沦陷’。我所说的道，森然万象已具，文词技能也是从中产生，然而从事文词技能并不代表就是在修道，却是离道越来越远。所以做不到‘专’就做不到‘精’，做不到‘精’就做不到‘明（1）’，做不到‘明’就做不到‘诚’。所以古人提出‘惟精惟一’。精，就是指用功精深；专，就是指用心专一。做到‘精’就做到‘明’，做到‘明’就是做到‘诚’。所以说‘明’、‘精’的功夫，乃是‘诚’、‘一’的基础。一，是天下的大根本；精，是天下的大用处。掌握了天地化育为物的方法，还怕不会写文章下棋吗？”
乔白岩官阶不低，也算是学有专长，又有这方面的志向，然而他对“道”的理解竟然相距十万八千里，可见王阳明推行此道之难，赞成的人不多，反对的人着实不少。
苦命的王阳明自觉选择了一条艰苦的路。
听了王阳明一席话，乔白岩长叹一声，呀，年龄太大了，悔之晚矣啊，王先生方富青春，正是大有作为之秋啊。
王阳明说：“哪那么容易啊，王公大臣不重视学问也不是一天二天了。从前，卫武公都九十岁了，依旧对国人说‘不要因为我已老朽就放弃我’。您的年龄才只卫武公的一半（2），完全有机会做出比他更伟大的事业，但愿您无愧于卫武公啊！您把我当国士看待，我岂敢忘记您对我的鞭策。”
从这番对话中不难体味得，王阳明推行此道的艰难。就是面对同情此道的人，他也得费一番口舌。
为了更好地理解上文提到的“惟精惟一”和“主一”，我在《传习录》一书中找了些相关的例证。

有弟子问“惟精惟一是如何用功的？”
王阳明说：“‘惟一’是‘惟精’的主意，‘惟精’是‘惟一’的功夫，不是‘惟精’之外另有一个‘惟一’。精字米字旁，姑且以米来比喻。要使得米纯然洁白，便是‘惟一’的意思。然而如果没有舂簸筛拣这些‘惟精’的功夫，米就不能做到纯然洁白。舂米、簸米、筛米、拣米，是‘惟精’的功夫，然而也不过是为了让米达到纯然洁白而已。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这些，都是‘惟精’的功夫，进而求得‘惟一’。其他的比如‘博文’是‘约礼’的功夫，‘格物致知’是‘诚意’的功夫，‘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功夫，‘明善’是‘诚身’的功夫，不必另外再解释了。”（3）
又有弟子问关于“主一”的功夫：“比如读书，就一心在读书上；待客，就一心在待客上。这样算是主一吗？”
王阳明说：“好色就一心好色，贪财就一心贪财，能够说是主一吗？这些都是‘逐物’的表现，并非主一。主一，就是一心专注在天理上。（4）”
“一”就是天理。
不管懂没懂，乔白岩还是离开了，接着方献夫来了。
正德六年，王阳明任吏部“主事”时，吏部“郎中”方献夫是他的顶头上司。郎中是正五品官，主事正六品，方献夫的官阶整整比王阳明高出二个层级。官大一级压死人，何况二级。而且按照官场礼仪，下级见到上级是要磕头的。但方献夫不以为意，他去大兴隆寺听讲学，越听越懊悔，悔不当初不早点来，也懊悔当年的功夫都用错了地方。
于是强烈请求拜王阳明为师。就是说，他倒过来要给王阳明磕头。这在当时的社会，没点气魄是做不到的。
对于方献夫的“反常”举动，王阳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把他比作北宋的大学者张载。张载讲学气派很大，别人坐椅子也就可以了，他偏用虎皮，像山大王一样，盘踞在虎皮上讲《周易》。程颢程颐兄弟慕名拜访，随口聊起《周易》。张载大惊，赶忙卷起虎皮，撤去讲席，遣散学生。人问其故。张载说：“近日见到二程，觉得他们对《易经》的理解透彻，是我所比不上的，你们可以拜他们为师。”
孟子说舜处深山之中，居木石之居，与鹿豕游，和野人没什么两样。然而舜一旦听到谁的长处，看到谁的优点，“沛然若决江河”，想要学习这些长处优点的决心，仿佛洪水决堤，挡也挡不住。舜这样，张载这样，方献夫也样。
我也想这样，可惜不能。
王阳明所以说知、行要合一。
与方献夫相处的时间，说长也不长，说短也不短，二年。王阳明亲自见证了方献夫学风的转变。
也许是太过追赶时间的缘故，方献夫的体质越来越差。正德六年，方献夫不得已辞职回故乡——广东南海养病，在西樵山筑室读书。这一读，就是十年。后来方献夫遂以“西樵”为号，其著作亦取名《西樵集》。
给方献夫（字叔贤）送行，王阳明写了四首诗。第一首说你真要回去啊，敢情慢走哈。诗曰：
西樵山色远依依，东指江门石路微。
料得楚云台上客，久悬秋月待君归。
其余三首则是王阳明送给方献夫的金玉良言，内涵相当丰富，不可等闲视之。其二说：
自是孤云天际浮，筮中枯蠹岂相谋。
请君静后看羲画，曾有陈篇一字不？
史上说伏羲氏画八卦，文王周公系辞，孔子作十翼。给八八六十四卦填上文辞是后来的事，伏羲时，只是简简单单的八个卦画，干净整洁，一目了然。王阳明这是告诫方献夫，若要悟道，不可缠绕在文字上。
其四说：
道本无为只在人，自行自住岂须邻？
坐中便是天台路，不用渔郎更问津。
心即理，无须去外头寻觅，也不用问渔郎渡口在哪里，道其实是在你的心里。这才是王阳明龙场悟道的看家本事。
理解了这一点，第三首就好说话了：
休论寂寂与惺惺，不妄由来即性情。
笑却殷勤诸老子，翻从知见觅虚灵。
寂然不动，那是内心在守一。“常惺惺”是常提醒言行举止不要偏离了一。这又有何区别呢。“不妄”即真诚，《大学》三纲八目有“诚意”说，不欺人，也不自欺，人的真性情于此显露无疑，又何须去外头寻觅什么格致之理呢。
王阳明把看家本事送给了方献夫。
此处，郑一初也常来听课。
郑一初是御史，每次都是乘兴而来，尽兴而归。听课听出了心得，便后悔之前的学说皆是误入歧途，王阳明提倡的才是康庄大道。因此，只要有机会，必来听。当时他已病得不轻，并且病情不容乐观。人劝他等康复了再来不迟，他用孔子的话来表明自己的向学之诚：
“朝闻道，夕死可矣。”
后来他果然死在任上。
这是一群无可替代的精英知识群体。

豪杰之士



前文说过，朱熹的学说是明帝国的意识形态，科举考试考的就是朱熹注释的《四书章句集注》。大明举凡立朝之臣，无论官衔大小，无不是读《四书章句集注》出身，乃至王阳明，亦是科举出身，可见朱子学说一统江湖的霸气。
应该说，王阳明初始是无意与朱子学说分庭抗礼的，他也不反对科举，只是觉得，身心之学可以是科举的有效补充。毕竟世道人心，离不开道德修养。因此，在龙场的时候，席书问起朱、陆异同，王阳明才避而不谈。
王阳明避而不谈朱、陆异同，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那就是避免被标签。他就劝方献夫不要去争论“寂寂”还是“惺惺”的问题，自我感觉有收获才是关键。然而席书到底将王阳明的学问等同于陆九渊。有志圣学的席书尚且如此，何况其他人，这将给王阳明的后来带来莫大的影响。
随着三人团在大兴隆寺的影响力日益扩大，有赞成的，必然有反对的。赞成有赞成的原因，反对的自也有反对的理由。如果反对派拉开架式，非得让在大兴隆寺大开讲席的王阳明给出解释，不然决不罢休，则王阳明必然要直面：
朱、陆异同的问题。
这是影响力扩大化带来的结果，已经无法含糊过去了。
《王阳明年谱》在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处理得相当冷静，不过是借口徐成之与王舆庵争持不下，请了王阳明出来调停，局面因此显得云淡风轻，仿佛根本就不存在鸿沟似的斗争，或者这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事实上，根据我的判断，当时关于朱陆异同的争论，情况远要比《年谱》记载的严重得多，也要比想象中的激烈得多。
这个过程，处在兴头上的王阳明，很可能讲了些不大得体的话，从而加剧了朝中权贵的反感。比如他在《送宗伯乔白岩序》中就提到“公卿之不讲学也久矣”，依人情物理，朝中权贵的脸面显然挂不住，这不明摆着说我们这些老家伙尽皆不学无术之辈么。
于是，反对的声浪不知不觉高调起来。
先说徐成之与王舆庵之间的争论。徐成之力挺朱熹，王舆庵力挺陆九渊。徐成之要求王阳明拿出态度。王阳明开初依然秉承能打马虎眼尽量打马虎眼蒙混过关之态度，因而说道：“是朱非陆，早已是定论。既是定论，要想改变，谈何容易。就算没有徐成之的反对，王舆庵想要推行陆九渊的学说，哪那么容易啊。”
对于这个答复，徐成之相当不满意，认为王阳明是在暗中支持王舆庵。不得已，王阳明给徐成之写了封信，明确表示了支持陆九渊的立场。
此言一出，坏事了，王阳明立即遭到围攻。
还记得之前那个储巏吧，曾经对王阳明的评价相当积极正面，认为王阳明“趋向正，造诣深”，特介绍黄绾前去结识。出乎意思的是，储巏竟也对王阳明横加指责。
好友汪俊与王阳明绝交。
好友崔铣不遗余力地诋制王阳明，乃至称之为霸儒。
好友尚且如此，不是好友又情何以堪。
何瑭批评陆九渊之学，“流入禅宗”，又不点名批评好讲大话的某些人，“此吾道大害也”。
王阳明分明感受到了凌冽的寒意。多年以后，他回忆起这段往事，显然有不堪回首的意思。“留都时偶因饶舌，遂致多口，攻之者环四面（《与安之》）”。
留都指南京（1）。

这当是王阳明留有余地的说法，他把事发地转移到了南京。事实上，王阳明在京师讲学如日中天的时候，也就是他表态支持陆九渊的时候，当是他受到攻击最猛烈的时候。“攻之者环四面”，多么曼妙的陷阱啊。曼妙就曼妙在，面对陷阱，王阳明随时都能让自己乐观起来。
保持乐观地心境去看待苦难，并不等于说不接受苦难的影响，而是把肥沃也是肮脏的土壤，变成能量。这才是“乾坤由我在”。在《书顾维贤卷》中，王阳明说到：“非笑诋毁，圣贤所不免……志苟坚定，则非笑诋毁，不足动摇，反皆为砥砺切磋之地矣。”
这些苦难包括湛甘泉的离开。
正德六年十月，王阳明被提拔为吏部文选司员外郎。与此同时，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三人团之湛甘泉，奉命出使安南（越南）。
湛甘泉的离开，不免使王阳明有一种被孤立的感觉。多事之秋，他感到无助；对圣学的未来，他感到忧虑；好朋友的离开，他感到忧伤。是以写了二首诗送给他。其中说到：
远别情已惨，况此艰难秋！
分手诀河梁，涕下不可收。
车行望渐杳，飞埃越层邱。
迟回歧路侧，孰知我心忧！
——《别湛甘泉》之一
然而这一路走来原本就是不易的。只身闯边关，容易么。新婚之夜独坐道观，容易么。格竹格到心茫然，容易么。寻仙觅佛一无所获，容易么。为理想而身陷囹圄，容易么。龙场三年，九死一生，容易么。每一步都不易，但每一步他都坚决不放弃，王阳明这才走到了现在。换句话说，都走到现在了，曙光虽远，毕竟在前头，王阳明会轻易放弃心中的理想吗？因此，在《别湛甘泉》之二里，他说到：
奉命危难际，流俗反猜量。
……
斯文天未坠，别短会日长。
……
流俗对他们的各奔东西竟相猜测，侧面反映了王阳明此时遭遇的艰难。孔老师周游列国，在陈国的匡邑遭遇危机，受困不得脱身，弟子们惊恐不安。孔老师安慰说：“周文王死了以后，周代的礼乐文化不都体现在我的身上吗？上天如果想要消灭这种文化，那我就不可能掌握这种文化了；上天如果不想消灭这种文化，那么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王阳明借这个故事来表明前途的光明和必胜的决心。
牛奶是会有的，面包也是会有的，虽然眼下一无所有。
孟子说，君子的本性，纵使他的理想通行于天下并不因此而增，纵使穷困隐居并不因此而减（2）。
王阳明考虑，就算此道行不通，举世皆反对，那他就到农村去。尽管这样，亦休想增减他一毫的本性：
南寺春月夜，风泉闲竹房。
逢僧或停楫，先扫白云床。
这话是对湛甘泉说的，扫净白云床，等你归来好了。
似乎是意犹未尽，王阳明还写了篇《别湛甘泉序》。从这篇序中亦可以看出，当时的朱、陆之争是多么的激烈。朱子的拥护者乃至以湛甘泉的“多言”为把柄进行攻击，又攻击湛甘泉的学问接近禅宗。王阳明于是处处为湛甘泉辩护，同时也是为身心之学辩护，立场是针锋相对的。其文曰：
“随着颜回的去世，圣人之学也消亡了。曾参只传给孟子‘吾道一以贯之’的道理。此后一千多年，圣学无声无息，直到周敦颐、二程起而往继绝学。可是周、程而后，情况又不容乐观。学者研究圣贤之学，注释得越详细，道理反而越晦涩；分析得越精辟，圣贤之学反而越支离破碎。不懂得圣学的根基在于自心，却徒然去身外求索，事情只能越来越复杂，道理只能越来越难懂（3）。

孟子视杨子、墨子的思想为世道大患。周敦颐、二程的时代，释氏、老子大行其道，同样成为世道大患。现今的学者，都知道学宗孔、孟，轻视杨、墨，摈弃释、老，圣人之道，仿佛就此大行于天下。然而我遵循前人的足迹，依据前人的研究成果，借以探求圣人之道，却一无所获。他们的研究成果有类似于墨子‘兼爱’的地方吗？有类似于杨氏‘为我’的地方吗？有类似于老子‘清净自守’、释氏‘究心性命’的地方吗？我这样说，是因为杨、墨、老、释的思想虽然有别于圣人之道，到底自成体系，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而自诩学宗孔孟的今世学者，他们在做什么呢？把宝贵的精力浪费在修饰文句上，表面上做出崇尚仁义的样子，实则诡异其心，装腔作势；不断地抱怨圣人之道不易修行，效果不明显，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然后宁愿将时间花在无休止地争辩上，也不去做点实际的事。那些终其一生无法了悟圣人之道的前人，我想其中的原因无非是，自认为取得那样的成绩已属不易，自我感觉良好，于是裹足不前，圣人之道由是沦废。那么，今世之大患，难道就不是只知道记诵词章的习气造成的吗？追溯这种弊端的来由，对圣贤之学的注释太详细、分析太精辟实难辞其究。
综观杨、墨、老、释的思想，也想追循仁义之道，也想探求性命的意义，只是他们在探寻的过程中偏离了方向，导致结果也出现偏差，然而这完全不同于现今的学者认为仁义之道不可学，探求性命的意义是毫无意义的事。当今之世，若有人也想探寻真理，同时不热衷于记诵辞章之学，虽然其人一度沉溺于杨、墨、老、释，我却认为他是可造之才，这是因为其人尚且懂得追求自得之道的缘故。只有这种求索是发自内心的自觉，才可以跟他谈学习圣人之道。
我年少时求学，走了些弯路，开初陷溺于歪门邪道整二十年，接着沉湎于老子、释氏，最后发现此路不通，才复归于圣人之道，按照周、程的办法来研究，似有所得。此道之所以艰难，是因为除了仅有的一二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之外，没人能帮得上忙，几番跌倒几番自个就地爬起来。后来有幸结识了湛甘泉这样的朋友，更加坚定了我的志向，谁也甭想阻挡我前进的脚步，这就是我从甘泉那里获得的支持与帮助。湛甘泉的学问，务求自有心得。那些无力了解这门学问的人，便疑心湛甘泉是在学禅宗那一套。就算是禅，也是我从来没见过的，何况他的志向是如此的与众不同。基于此，我认为，湛甘泉堪称圣人之徒。话多点又何足以成为他的弊病呢！既然话多不足以成为湛甘泉的弊病，我相信，湛甘泉亦不会以此为弊病。我与甘泉之间，配合默契，常常是我想到的，他也想到了；我想说的，他已先说了。我们互相约定，立志光复圣贤之道，穷竭一身，死而后已。
今日之别，我本不想多说什么，只是担心圣人之学难以显明，却容易受到蛊惑，社会习俗越发浇薄而不可挽回，实在任重而道远，虽然这些无须靠语言来表达，我只是情有不能已。那么，湛甘泉不会以我前面所说的话为累赘吧？”
文中，王阳明再次表达了为斯道矢志不渝的决心。
王阳明清楚斯道之艰难，所以要鼓起勇气。孟子说：“一定要等待文王出来而后奋发的，是一般百姓。至于豪杰之士，纵使没有文王，也能奋发起来。（4）”
王阳明无疑豪杰之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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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正德七年十二月，王阳明升任南京太仆寺少卿。
（2）《孟子译注》第286页。
（3）针对原文中“学益支离无本而事于外者益繁以难”一句，学界有二种断句的方法：一为“学益支离无本，而事于外者益繁以难”；一为“学益支离，无本而事于外者，益繁以难”。余从后者。
（4）《孟子译注》第281页。

师友之道



正德七年（1512）三月，王阳明四十一岁，升任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
这一年，王阳明奋力拼搏，门下也齐聚了诸多学者。计有：穆孔晖、顾应祥、郑一初、方献夫、王道、梁谷、万潮、陈鼎、唐鹏、路迎、孙瑚、魏廷霖、萧鸣凤、林达、陈洸，以及黄绾、应良、朱节、蔡宗兖、徐爱等。
一时人才济济，师友之道俨然光复于世。
说到师友之道，于此，有必要再次提到储巏储柴墟这个人。前文说过，储柴墟曾将黄绾介绍给王阳明，后来风闻王阳明的学问倾向，一度表示不满，并批评王阳明的做法是不守师道。王阳明就此去信作出答复，同时就著名的“师友之道”给出了他心中向往已久的答案。
王阳明在《答储柴墟（一）》中说到：
“你在信中谈到交际方面的困难，这大概受困于你的私心吧。君子与任何人交往，只需要关注大义，至于交情的厚薄轻重，不要去考虑，这才是最简单最直捷的办法。世道人心，总是夹杂着各种奇怪的计较，毁誉得丧交织于其中，而自身又缺少做事的基本原则，于是处理得越周密，筹画得越详尽，实践起来反而越困难。只要是大贤人，就应该成为我们的老师；其次，也应成为我们的朋友，在我看来这是天经地义的事，难道这也是世态炎凉？
吾兄认为我在当今公卿之中，一旦发现某人有真才实学，则在他面前自称‘友生（指师长对门生自称的谦词）’；若发现某人才干欠缺，则按官场礼仪自称‘侍生（明清两代官场中后辈对前辈的自称）’，你质疑说这种做法难道有助于矫正世态炎凉之弊？我想说的是，事实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如果一个人可以成为我的朋友，我又可以把他当朋友，他也愿意和我交朋友，那么，我为什么不可以和他做朋友呢？如果他不可以成为我的朋友，我不愿意，他不乐意，那么，我们又如何成为朋友呢？所谓朋友，讲的是道义，讲的是品德。普天之下，没有比道义更崇高的了，没有比品德更尊贵的了。道与德所在的地方，不论年龄、地位，这就是我和某人之间的关系。若某人只以地位、年龄自居，那么，我自然会还他地位与年龄。当然，象这种情况，见面的机会必然少，除非有事。就算有事见面，随世俗风气，在尊长面前自称‘侍生’也就可以了。这就是朱熹所说的‘事之无害于义者，从俗可也’。拥有千辆战车的国君，想与君子交朋友而不可得，难道不是因为不屑于权势吗（1）？
当然，交友之道还真不好说。今世的所谓朋友，或者因为兴趣相同，或者因为利益趋一，于是舍身追名，忘我逐利，这不是我所说的有助于仁德成长的朋友。仁，是发自内心的品德，人而没有品德，那还是人吗？互相辅助，以有益于仁德的成长，只有这样才可以成为朋友。那些挟文章技艺之长、地位声望之重，一脸高傲地想与有贤德的人成为朋友，有贤德的人怎么可能答应呢？吾兄关于交友之道的趣志相同方面的说法，世态炎凉方面的说法，地位贵贱方面的说法，年龄少长方面的说法，我认为，还是有不尽完善的地方。
孟子说：‘交朋友，不可有所倚恃。’战国时期的鲁国大夫孟献子，有五个朋友，没一个有孟献子那样的身家，哪里是全凭贵贱交朋友呢？仲由比颜回小三岁，仲由离开鲁国的时候，他们互留临别赠言，互相勉励，这才是真朋友。颜回与曾点（曾参的父亲）是同一时代的人，按说颜回当是曾参的父执辈，曾参却称颜回为“我以前的朋友”，这哪里又碍于年龄的少长呢？为矫正世态炎凉之弊病，不得已而有逾越礼制的地方，这当中也就不能以尺寸来计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