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道王阳明——让这本书参与你的心情管理
京师向学
王阳明携娇妻，于弘治二年岁末，匆忙赶回余姚老家。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他得知了祖父王伦不容乐观的病情。
果然是不幸的，王伦即在本年逝世。根据制度，王华给亡父守丧三年的时间当从弘治二年算起，至弘治四年结束。
王华于弘治三年年初到达余姚。
时隔二年，父子再次相见，王华一定会问到很多他关心的问题，因为这是他的责任。很显然，与大儒娄谅的相识，并没有让王华感到释然，反倒加剧了他的心理负担。这个敢只身闯荡居庸三关、仅凭一腔热情就敢给皇帝写信、敢在新婚之夜玩失踪的胆大包天的儿子，保不准会打着圣贤的旗号，再次迷失在旁门左道里。要知道，娄谅的那些学问（身心之学），即使在其同门师兄弟中间，也遭致了批评，认为偏离了正统儒学，陷到佛、道异类里面去了。
这似乎预示了王阳明后来研究“心学”的必然遭遇。
很可能是来自父亲的压力，王阳明并没有按照娄谅指示的门径去修习，而是重新拿起了课本，学习举子业。
明代的科举考试已相当完备，尤其八股文，是明代科举考试中一门独有的应试文体。其基本写作形式分为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出题、中股、后股、束股、收结。其中的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这四部分又必须使用排比对偶而两两相对的双股行文，即起二股、中二股、后二股、束二股，共计八股文字组成。在明代的科举考试中，八股文是被作为应试的标准文体而被官方确认的（1），不加练习，确实难入其门。
尽管世人对举子业有这样那样的诟病，但王阳明还是很和平地看待了这个问题。有学者一心想做圣贤的学问，但由于父母方面的原因，不免要分精力去应对科举，他向王阳明请教，该怎么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王阳明回答说：
“由于父母的原因参加科举考试而妨碍了学习，那么，为了奉养父母而种田，也妨碍学习吗？前贤说过‘惟患夺志’，只要担心自己做学问的志向不真切就可以了。”（2）
王阳明的意思是，只要做学问的志向真切，不妨把举子业也看成一种修行。王阳明看问题的角度确实刁，这是他打小练成的，可以称得上是天赋。他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人以不得第为耻，我以不得第动心为耻。”科举失利不妨碍圣贤之业，因科举失利而悲欢离合，才是圣贤之业的障碍。
把得失看得太重是很累人的。
于是，王阳明便真切地做起举子业来。白天，和堂弟王冕、王阶、王宫及姑丈牧相等人，一起讨论“经义”，习作八股文。夜深人静时，却是他的天地他的世界。王阳明无法忘记自己的志向。既然连大儒娄谅的学问都备受争议，那么好吧，就从正宗的经史入手。王阳明铁了心了，不弄出个动静，誓不收兵。于是挑灯夜战，刻苦攻读经史子集。
他寄希望于圣贤书能给他开辟一条门径。
改变是有的。从内心的角度来说，这种改变是渐然的，但从外形看，不免有猛然的迹象。有一天，王阳明猛然地正襟危坐，也不苟言笑。其他人当然感动奇怪了，平日里不喜欢开点荤素混搭的玩笑么，今天这是怎么了？都把不解的目光投在他身上。王阳明说：“我以前太过放纵自己，现在知道错了。”他们不信。王阳明就证明给他们看。
他们信了，区别也出来了。王冕、王阶诸人见王阳明的文章日益精进，相当吃惊。旁敲侧击之后，不无佩服地说：“他的志向已不仅仅是举子业，难怪我们赶不上了。”
弘治五年（1492），王阳明二十一岁，参加了浙江乡试，并且成功中举。举人王阳明随后来到京师，将这一年余下的时间全部集中在研读朱熹的著作上，意图一举粉碎宋儒的格物之学，然后由此突破，大举向圣贤之学挺进。
南宋朱熹，号晦庵，世称朱文公。北宋洛阳人程颢程颐的洛学，延至朱熹而集大成，后世合称程朱。
朱熹秉承前辈学者的遗续，以大手笔把《礼记》中的《大学》和《中庸》抽出来，成为单独的二本册子，加上《论语》、《孟子》，这就是后世见到的“四书”。
“格物”一词出自《大学》。《大学》有“三纲八目”之说。“三纲”是《大学》的三项宗旨：“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八目”则是强调修养的八个条目，依次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宋儒特别重视“格物”，尤其是朱熹。其所编撰的《四书章句集注》乃是元、明、清三代科举取士的教科书，八百年以来成为学者奉为圭臬的标准读物。朱熹对“格物”的解释是：
“格，至也；物，犹事也”。
“格物”就是“穷至事物之理”，也就是努力探求事物存在或发展的道理。所以又称格物穷理。
由于“四书”以《大学》开篇，因此，“格物”之学通常被视作儒学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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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中国科举制度史》第202页。
（2）《标注传习录》第100页。
王阳明携娇妻，于弘治二年岁末，匆忙赶回余姚老家。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他得知了祖父王伦不容乐观的病情。
果然是不幸的，王伦即在本年逝世。根据制度，王华给亡父守丧三年的时间当从弘治二年算起，至弘治四年结束。
王华于弘治三年年初到达余姚。
时隔二年，父子再次相见，王华一定会问到很多他关心的问题，因为这是他的责任。很显然，与大儒娄谅的相识，并没有让王华感到释然，反倒加剧了他的心理负担。这个敢只身闯荡居庸三关、仅凭一腔热情就敢给皇帝写信、敢在新婚之夜玩失踪的胆大包天的儿子，保不准会打着圣贤的旗号，再次迷失在旁门左道里。要知道，娄谅的那些学问（身心之学），即使在其同门师兄弟中间，也遭致了批评，认为偏离了正统儒学，陷到佛、道异类里面去了。
这似乎预示了王阳明后来研究“心学”的必然遭遇。
很可能是来自父亲的压力，王阳明并没有按照娄谅指示的门径去修习，而是重新拿起了课本，学习举子业。
明代的科举考试已相当完备，尤其八股文，是明代科举考试中一门独有的应试文体。其基本写作形式分为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出题、中股、后股、束股、收结。其中的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这四部分又必须使用排比对偶而两两相对的双股行文，即起二股、中二股、后二股、束二股，共计八股文字组成。在明代的科举考试中，八股文是被作为应试的标准文体而被官方确认的（1），不加练习，确实难入其门。
尽管世人对举子业有这样那样的诟病，但王阳明还是很和平地看待了这个问题。有学者一心想做圣贤的学问，但由于父母方面的原因，不免要分精力去应对科举，他向王阳明请教，该怎么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王阳明回答说：
“由于父母的原因参加科举考试而妨碍了学习，那么，为了奉养父母而种田，也妨碍学习吗？前贤说过‘惟患夺志’，只要担心自己做学问的志向不真切就可以了。”（2）
王阳明的意思是，只要做学问的志向真切，不妨把举子业也看成一种修行。王阳明看问题的角度确实刁，这是他打小练成的，可以称得上是天赋。他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人以不得第为耻，我以不得第动心为耻。”科举失利不妨碍圣贤之业，因科举失利而悲欢离合，才是圣贤之业的障碍。
把得失看得太重是很累人的。
于是，王阳明便真切地做起举子业来。白天，和堂弟王冕、王阶、王宫及姑丈牧相等人，一起讨论“经义”，习作八股文。夜深人静时，却是他的天地他的世界。王阳明无法忘记自己的志向。既然连大儒娄谅的学问都备受争议，那么好吧，就从正宗的经史入手。王阳明铁了心了，不弄出个动静，誓不收兵。于是挑灯夜战，刻苦攻读经史子集。
他寄希望于圣贤书能给他开辟一条门径。
改变是有的。从内心的角度来说，这种改变是渐然的，但从外形看，不免有猛然的迹象。有一天，王阳明猛然地正襟危坐，也不苟言笑。其他人当然感动奇怪了，平日里不喜欢开点荤素混搭的玩笑么，今天这是怎么了？都把不解的目光投在他身上。王阳明说：“我以前太过放纵自己，现在知道错了。”他们不信。王阳明就证明给他们看。
他们信了，区别也出来了。王冕、王阶诸人见王阳明的文章日益精进，相当吃惊。旁敲侧击之后，不无佩服地说：“他的志向已不仅仅是举子业，难怪我们赶不上了。”
弘治五年（1492），王阳明二十一岁，参加了浙江乡试，并且成功中举。举人王阳明随后来到京师，将这一年余下的时间全部集中在研读朱熹的著作上，意图一举粉碎宋儒的格物之学，然后由此突破，大举向圣贤之学挺进。
南宋朱熹，号晦庵，世称朱文公。北宋洛阳人程颢程颐的洛学，延至朱熹而集大成，后世合称程朱。
朱熹秉承前辈学者的遗续，以大手笔把《礼记》中的《大学》和《中庸》抽出来，成为单独的二本册子，加上《论语》、《孟子》，这就是后世见到的“四书”。
“格物”一词出自《大学》。《大学》有“三纲八目”之说。“三纲”是《大学》的三项宗旨：“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八目”则是强调修养的八个条目，依次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宋儒特别重视“格物”，尤其是朱熹。其所编撰的《四书章句集注》乃是元、明、清三代科举取士的教科书，八百年以来成为学者奉为圭臬的标准读物。朱熹对“格物”的解释是：
“格，至也；物，犹事也”。
“格物”就是“穷至事物之理”，也就是努力探求事物存在或发展的道理。所以又称格物穷理。
由于“四书”以《大学》开篇，因此，“格物”之学通常被视作儒学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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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中国科举制度史》第202页。
（2）《标注传习录》第100页。
格竹之失
一日，王阳明在朱熹的书中读到这样一句话：“众物之中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然后在王华的诧异的目光中径出府衙，然后又在王华的诧异的目光中回到府衙，身边多了个叽叽喳喳的人——他的钱姓同窗。
王华警觉地耳闻他们有一句没一句的讨论，终于弄明白他们的意思。原来他们觉得朱熹引用的那句话很经典很明确，简直可以视作方法论，准备按它的指示寻一物来格。
格什么好呢？
恰巧王华的官署中种有很多竹子，于是王阳明和钱姓同窗就和笔直且充满人间情绪的竹子耗上了。他们的方法是，日夜盯着竹子冥思苦想，意图发现竹中蕴含的深刻道理。
那么，来自原生态的竹子，究竟有怎样的人生至理需要特别地挖掘呢？是物理知识，还是人文内涵？如果是前者，那太简单了，找本这方面的书来看即可，何必耗时耗力去冥思苦想？如果是后者，更简单，不过是因为竹杆挺拔，修长，四季青翠，凌霜傲雨，遂与梅、兰、菊并称为四君子，又与梅、松并称为岁寒三友。竹轩公王伦不就喜欢竹么，王华的官署中多竹，看来也喜欢得不轻。那么，王阳明到底想要有哪一种鲜为人知地发现呢？
程颐窗前茂草覆砌，繁荣得不象样。或劝之稍作剪辑。程颐说：“不可。我想经常看到造化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鱼数尾，时时观之。人问其故。说：
“我想看万物自得意。”
程颢说：“观鸡雏，此可观仁。”这个“仁”即是生机，即是程颐所说的造化生意。
二程的表叔张载，又“善观驴鸣”，擅长观察驴的鸣叫声，借此识得生机之趣。
是这些吗？
周敦颐（《爱莲说》的作者）不爱修剪爬上窗前的绿草，说是为了“浑然与万物同体”，这个就比较高深莫测了。与此有相似体验的还有陈献章，吴与弼座下三大弟子之一。巧的是他也格竹，不过他发现：
窗外竹青青，窗间人独坐。
究竟竹与人，原来无两个。
格窗前之竹，乃至格出“物我一体”，确实惊人。
是这些吗？
或者这样说，既然竹中可以格出某种高深莫测的道理，同样作为一物，是否意味着屎溺中也有“至理”可言呢，如庄子说的“道在屎溺”，我们也要盯着屎溺来格？
显然这很荒诞。
王阳明遇到了死胡同。
事实也正是朝着荒诞的方向进展。三天之后，钱同学先累倒了。王阳明勉强支撑到第七日，也累倒了。
王阳明一定在方法上出现了什么问题，或者就目前的学力体系来说，尚不足以支撑他完成如此强大的实验。
多年以后，王阳明就此问题作出了深刻地反思，他说：
“世人总认为对格物的阐释要以朱熹的观点为标准，他们又何尝切实运用了朱熹的观点？我确实真正地引用过。早些年时，我和一位姓钱的朋友探讨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现在怎么会有这样大的力量？我指着亭前的竹子，让他去格。钱友自早到晚去穷格竹子的道理，费神伤力，第三天时，竟过度劳累卧床不起。当时，我认为他精力不足，自己去穷格，从早到晚仍不理解竹子的理，到了第七天，与钱友一样而卧床不起。因而我们共同慨叹，圣贤是做不成的，主要是没有圣贤如许大的力量去格物。后来我在贵州龙场呆了三年，深有体会，此时才明白，天下之物本无什么可格的，格物的功夫只能在自家身心上做。我坚信人人都可做圣人，于是就有了一种责任感。此番道理，应该让各位知晓。”（1）
因而，他释义“格物”的“格”，是消除本心中不正之念，来保全本体的正善（去其心中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2）。“物”字即是“事”字，都是从自心上说的（3）。
他在《答顾东桥书》中，就此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释：
“朱熹所谓的格物，就是‘即物而穷理’。‘即物穷理’，是从所有事物上寻求所谓定理，是用自己的心在所有事物上寻求理。这就将心与理分开为二了。到所有事物上去求理，就好比说在父母身上去寻求孝的理。到父母身上去求孝的理，那么孝的理到底是在自己心上呢，还是在父母身上呢？假如在父母身上，那么，当父母逝世后，自己心中难道就没有孝的理存在了吗？看见小孩落井，一定会产生恻隐之理。这恻隐之理到底在孩童的身上，还是在我心中的良知上呢？或许不可以跟着他跳入井中，或许可以伸手援救他，这些都是所谓的理。这理到底是在孩童的身上呢，还是出于自己心中的良知呢？以此来衡量，万事万物之理，概莫能外。这就可以明白将心与理分析成两种事物的错误所在了。将心与理分而为二，这就是告子的‘义在外’的学说，遭到过孟子的坚决反对。‘致力于外物而遗失了内心，博学多识但缺乏根基’，您心里也知道这是错误，那么您究竟认为是怎样造成这样错误的呢？称之为玩物丧志，您还认为不对吗？至于我所说的致知格物，是指将自己心中的良知推及到所有事物上，则所有事物就都有天理了。将自己心中的良知推物，就是致知；所有事物都得其天理，就是格物。这样，就是把心与理统一起来了。把心与理相统一，则但凡我前面所说，与《朱子晚年定论》的观点，都可以不言而喻了。”
有了这样的反思，当有人再问起“一草一木，皆要格，如何？”时，晚明顾宪成就胸有成竹地做了这样的回答：
“圣贤的话，是根据不同人的不同情况而说的。有人专门从性情上研求，圣人故而加以引导说：‘性情固然切要，但一草一木也含有至理，不可忽略不察。’有人沉溺于研求事物的道理，圣贤亦会加以这样的引导：‘研求物理知识当先知道人间至善的道理所在，若只停留在观察事物的道理上，恐怕如脱离大部队的游骑，单枪匹马跑太远了，结果找不到回去的路了。’一进一退，道理井然，圣人什么时候真叫人去格草木了？”
亦文亦武
到目前为止，王阳明经历了几场不痛不痒的失败：
一是上书的失败；
二是静坐学养身的失败；
三是娄谅路线的失败。
就程度而言，眼下格竹的失败无疑是最为惊心动魄的一次，不免让王阳明感到心灰意冷。他乃至怀疑起自己的天份，怕是没有做圣贤的资质。于是，抱着认命的心理，立定转身，不冷不热地备战接下来的科举。
弘治六年（1493）春，王阳明参加了这一年的会试，但结果不容乐观，他失利了。连阁臣李东阳（1447—1516）都登门慰谕，这可能是缘于李东阳和王华曾是同僚的缘故。李东阳比王华小一岁，但发迹比王华早，十八岁就中了进士。他们履历的交集始于明孝宗弘治初年，李东阳和王华前后脚都参与了编修《宪宗实录》。最为关键的一点是，明孝宗身为太子时，李东阳就做过他的老师（东宫讲官），辅太子诵习。而明孝宗继位之后，王华又成为明孝宗的经筵讲官。他们两人可谓是皇帝信得过的左膀右臂，关系自不一般。
李东阳打趣说：“你今岁不第，来科必为状元，试作状元赋来。”从人情世故的角度分析，纵然不是玩笑，这句话安慰的成分也多了一点点。然而王阳明有他的自恃，因而在众目注视之中，还真写了一篇，古文简捷地称为“悬笔立就”。众人理当喝彩。这喝彩声，我以为不管所占的比重或多或少，终归有应景的成份，就如十岁的王阳明赋诗金山寺一样。于此，我们似乎亦可窥探得王阳明的个性：
具有十足的表现欲望。
或曰当仁不让也可以。
不过，这将给他后来的人生带来伤害。
尽管有众人看好的才华，但这丝毫没有给王阳明带来任何好运。三年后的弘治九年，王阳明再次会试失利。面对这个出人预料的结果，他的表现更出人预料。有落第的考生表情落魄，王阳明反倒安慰他说：
“世人以没考中为耻，我以没考中动心为耻。”
动心：字典的意思是指思想、感情引起波动。语出《孟子·公孙丑上》：“我四十不动心”。与朱熹同时代的陆九渊说：“吾自持正学而应举，未尝以得失为念。”不“动心”的具体化就是不以得失为念。不患得患失，自然可以坦然一点，该干嘛干嘛去。
看来王阳明的失败，并非全然做无用功。他隐约地感觉到，读书当以调摄此心为重点，只是路线尚不明晰而已。
下一科的会试还得等三年，王阳明于是回了一趟余姚老家。余姚附近有龙泉山，王华十四岁的时候，曾与伙伴结伴读书于龙泉山寺，所以王华后来又有龙山公的雅号。据说，当年的龙泉山寺曾闹鬼，不良寺僧亦借机煽情，把心怀疑忌的读书人全给赶跑了。唯独王华，没事人一样，该吃吃，该睡睡，该读书读书，不为所动。寺僧奇了，变着花样来吓唬眼前这个视书如命的小男孩。王华依然不为所动。寺僧服了，从暗处走出来，当面给王华赔礼说：“没想到你小小年纪竟有这样的定力，将来一定前途无量。”
到目前为止，王阳明经历了几场不痛不痒的失败：
一是上书的失败；
二是静坐学养身的失败；
三是娄谅路线的失败。
就程度而言，眼下格竹的失败无疑是最为惊心动魄的一次，不免让王阳明感到心灰意冷。他乃至怀疑起自己的天份，怕是没有做圣贤的资质。于是，抱着认命的心理，立定转身，不冷不热地备战接下来的科举。
弘治六年（1493）春，王阳明参加了这一年的会试，但结果不容乐观，他失利了。连阁臣李东阳（1447—1516）都登门慰谕，这可能是缘于李东阳和王华曾是同僚的缘故。李东阳比王华小一岁，但发迹比王华早，十八岁就中了进士。他们履历的交集始于明孝宗弘治初年，李东阳和王华前后脚都参与了编修《宪宗实录》。最为关键的一点是，明孝宗身为太子时，李东阳就做过他的老师（东宫讲官），辅太子诵习。而明孝宗继位之后，王华又成为明孝宗的经筵讲官。他们两人可谓是皇帝信得过的左膀右臂，关系自不一般。
李东阳打趣说：“你今岁不第，来科必为状元，试作状元赋来。”从人情世故的角度分析，纵然不是玩笑，这句话安慰的成分也多了一点点。然而王阳明有他的自恃，因而在众目注视之中，还真写了一篇，古文简捷地称为“悬笔立就”。众人理当喝彩。这喝彩声，我以为不管所占的比重或多或少，终归有应景的成份，就如十岁的王阳明赋诗金山寺一样。于此，我们似乎亦可窥探得王阳明的个性：
具有十足的表现欲望。
或曰当仁不让也可以。
不过，这将给他后来的人生带来伤害。
尽管有众人看好的才华，但这丝毫没有给王阳明带来任何好运。三年后的弘治九年，王阳明再次会试失利。面对这个出人预料的结果，他的表现更出人预料。有落第的考生表情落魄，王阳明反倒安慰他说：
“世人以没考中为耻，我以没考中动心为耻。”
动心：字典的意思是指思想、感情引起波动。语出《孟子·公孙丑上》：“我四十不动心”。与朱熹同时代的陆九渊说：“吾自持正学而应举，未尝以得失为念。”不“动心”的具体化就是不以得失为念。不患得患失，自然可以坦然一点，该干嘛干嘛去。
看来王阳明的失败，并非全然做无用功。他隐约地感觉到，读书当以调摄此心为重点，只是路线尚不明晰而已。
下一科的会试还得等三年，王阳明于是回了一趟余姚老家。余姚附近有龙泉山，王华十四岁的时候，曾与伙伴结伴读书于龙泉山寺，所以王华后来又有龙山公的雅号。据说，当年的龙泉山寺曾闹鬼，不良寺僧亦借机煽情，把心怀疑忌的读书人全给赶跑了。唯独王华，没事人一样，该吃吃，该睡睡，该读书读书，不为所动。寺僧奇了，变着花样来吓唬眼前这个视书如命的小男孩。王华依然不为所动。寺僧服了，从暗处走出来，当面给王华赔礼说：“没想到你小小年纪竟有这样的定力，将来一定前途无量。”
王阳明这次回来，亦选中了龙泉山寺，与同好结诗社，吟诗作赋，游山玩水，然后游目骋怀。要说没落差，恐怕很难吧，只是以哪种方式输导而已。比如在回余姚的路上，时值初冬，王阳明顺道游览了山东任城（济宁），并登上了李白住过的太白楼，写下了长长的叹惜一样的《太白楼赋》。
李白号诗仙，有才，但终其一生，有才也不得志。因此，王阳明在赋中不无感慨地写道：
唉呀！
李白为什么来济宁居住此楼？
我为什么又来此楼？
想也是为了寻求真理。
如果身逢其时，贤才圣哲都能参与朝政，
自然也能以治国功勋标榜后世。
我为什么也象李白一样漂泊天涯？
登上太白楼而久久停立？
嫉妒类的流言蜚语确能害人，
历史上也是这样的。
来李白尝居住过的济宁，
我的眼泪不住地往下流。
王阳明的失落情绪还是无法克制地流露了出来，不过据诗意，所失落的并非为落第，而是“信流俗之嫉妒兮，自前世而固然”的缘故。据说，在李东阳的提议下，王阳明悬笔立就写了一篇《状元赋》，这招来了嫉妒，引来了麻烦，仿佛树大招风。《年谱》说：“及丙辰（弘治九年）会试，果为忌者所抑。”周月亮在其著作《王阳明大传》中就此提出反驳：“科学过程是相当严密复杂的，糊名法早已实行，作弊取上与作弊打下都非易事。”固然。但不要忘了弘治十二年（1499），闹得沸沸扬扬的科场泄题案，并由此决定了二个著名历史人物的命运。一是才华横溢的程敏政，再是号称江南才子的唐寅唐伯虎。
李东阳（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和程敏政（礼部侍郎兼翰林学士）是弘治十二年会试的主考官。言官指责唐伯虎向考官之一的程敏政行贿，然后程敏政向唐伯虎泄题。朝廷调查的结论是“交通题目”，表示罪案成立。唐伯虎废弃终身，坊间传说他“点秋香”去了；程敏政则勒令致仕，并终因这件事郁闷而死。
事实上，这件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当时就已成糊涂案。声称程敏政受贿“鬻题”的奏折是户部给事中华昶写的，明孝宗却又以华昶所奏不实，调职南京。这其中的错综曲折，比黄河还浑，一时难以厘清。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王阳明为嫉者所抑存在上下其手的可能性。王阳明于是进一步直抒了胸臆，胆子之大，直让人胆战心惊：
想从政，我不遇武丁似的贤明君王，
退隐，我要象颜回—样箪食瓢饮不改其志。
这不明摆着骂明孝宗是有眼无珠的昏君吗？多亏明孝宗向来不与文人计较，否则王阳明这样激烈的言词，不死也得脱层皮。骂归骂，王阳明也表达了自己的理想，倘遇着武丁一类的贤君，他就要做马伏波做王越（解释见下文）。实在不行，求其次，回到田野，他就做颜回。
王阳明当时还不敢那么贪，尚不敢奢望鱼和熊掌兼得。然而造化弄人，他后来竟安邦定国的事业做得，圣贤也做得，实在了得，千百年来也就他一人了。
在结社龙泉山寺的过程中，王阳明结识了退休官员魏瀚。魏瀚也是余姚人，曾为王阳明的祖父王伦立传。其父菊庄翁与竹轩公（一个菊庄，一个竹轩，志同道合啊）是至交，这么说，魏瀚当是王阳明的父执辈。
魏瀚向以才华自视，但与王阳明的交往，使他意识到了长江后浪的问题，于是心悦诚服地对王阳明说：“老夫当退数舍。”这个意思，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曾对苏轼说过。
因此，《太白楼赋》的末尾，王阳明写道：
船中穿着整洁庄重服装的人，
也有类似李白者。
他也可以是李白，他确有这方面的资质。
瞩意兵法
弘治十年（1497），王阳明二十六岁，回到京师。
这时节，明朝的北部边境相当不太平。
元朝灭亡之后，北元分裂，其中之鞑靼部落的主要首领，明人称之为小王子。他们倚仗飘忽不定的骑兵，时常进犯明朝的北部边境，成为明朝一两百年来最为头疼的对手。为抵御蒙古骑兵，朝廷先后在北部边疆设立了诸多军镇，其中最有名者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蓟州、太原、固原等，史称九边，而甘肃、宁夏、延绥地处最西部，称为西三边。成化十年，朝廷接受创设“总制”的建议，特命参赞军务左都御史王越，总督军务。朝廷给王越的总督节制权包括延缓、宁夏和甘肃，并命令各边巡抚、总兵均受其节制，是为三边总制。成化十七年，王越被免职，三边总制撤消。
眼下，弘治十年五月，边境的告急文书再次雪片般飞来，鞑靼小王子又来进犯潮河川、大同，杀死军民无数。朝廷复议设置三边总制，再次起用王越，总制甘凉边务兼巡抚。弘治十一年冬，王越卒于甘肃（1）。
边境狼烟，生灵涂炭，牵动朝廷的每一根神经。朝廷一面赶紧布局，遴选良将，一面加紧对将才的培养。当时，选拔武勇之才的方法叫武举。跟文科考试一样，武科也分为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中者分别为武秀才、武举人、武进士；殿试成绩也分 “三甲”，“一甲”是前三名，分别为“武状元”、“武榜眼”、“武探花”。
王阳明不觉动了心思。因为他考察了当时的武举制度，发现了其中的诸多弊端，比如所选拔培养的对象，尽皆是拼体力的拼命三郎，对于真正的统驭人才的培养，如西汉张良的“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却无能为力。
王阳明很想上书，像十一年前那样，他有很多话要说。但他成功地克制住了这种貌似冲动的想法。王阳明知道，以他一己之力，无法改变现实，那就先改变自己吧。于是，王阳明冷静地逛了几回书肆，相继为他的藏书增加了《六韬三略》这样的兵家秘籍。然后他研究了有史以来的著名战例。
就是说他把注意力放在了兵法上。
他需要如饥似渴的学习，这是他可以做到的。
明朱元璋大败陈友谅的应天一战，王阳明当是熟悉的。朱元璋成功地应用了间谍这一手段，让康茂才（陈友谅的老朋友）给陈友谅写信诈降，诱使陈友谅作出错误的判断，而后朱元璋伏兵破之，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孙子兵法·用间篇》说：“间谍的运用方式有五种，即因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这五种间谍同时使用起来，使敌人无从捉摸我用间的规律，这就是使用间谍的神妙莫测的方法，也是国君克敌制胜的法宝。”
铁的事实证明了这句话的正确性。
战国时期，著名的长平之战，秦、赵双方胶着于长平，预感耗不起的秦国，即使用了反间一计，成功将赵国方面老成持重的老将廉颇撤换掉，换上了好战的年轻将领赵括，最终一举击溃赵国的主力，迫使赵国从此无力与秦争锋。
楚汉战争时期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亦是一种“间”。刘邦集团通过散布假消息，制造假相，成功迷惑了项羽，为刘邦集团逐鹿中原创造了条件。
此战例亦是经典的“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战例。
这些战例，这些计谋，王阳明在日后的军旅生涯中，屡屡用到，并且频放光彩。
不过，我心中尚存一个疑问，王阳明是个立志要做圣贤的人，圣贤那是品德上的山高水长。王阳明研究过朱熹的书，“四书”之《孟子·尽心篇上》说：“羞耻对于人关系重大，干机谋巧诈事情的人是没有地方用得着羞耻的（2）”。然而《孙子兵法》说：“兵者，诡道也”，特别是用“间”，显然与耍心计、干机谋巧诈事情有关。那么，王阳明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弘治十年（1497），王阳明二十六岁，回到京师。
这时节，明朝的北部边境相当不太平。
元朝灭亡之后，北元分裂，其中之鞑靼部落的主要首领，明人称之为小王子。他们倚仗飘忽不定的骑兵，时常进犯明朝的北部边境，成为明朝一两百年来最为头疼的对手。为抵御蒙古骑兵，朝廷先后在北部边疆设立了诸多军镇，其中最有名者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蓟州、太原、固原等，史称九边，而甘肃、宁夏、延绥地处最西部，称为西三边。成化十年，朝廷接受创设“总制”的建议，特命参赞军务左都御史王越，总督军务。朝廷给王越的总督节制权包括延缓、宁夏和甘肃，并命令各边巡抚、总兵均受其节制，是为三边总制。成化十七年，王越被免职，三边总制撤消。
眼下，弘治十年五月，边境的告急文书再次雪片般飞来，鞑靼小王子又来进犯潮河川、大同，杀死军民无数。朝廷复议设置三边总制，再次起用王越，总制甘凉边务兼巡抚。弘治十一年冬，王越卒于甘肃（1）。
边境狼烟，生灵涂炭，牵动朝廷的每一根神经。朝廷一面赶紧布局，遴选良将，一面加紧对将才的培养。当时，选拔武勇之才的方法叫武举。跟文科考试一样，武科也分为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中者分别为武秀才、武举人、武进士；殿试成绩也分 “三甲”，“一甲”是前三名，分别为“武状元”、“武榜眼”、“武探花”。
王阳明不觉动了心思。因为他考察了当时的武举制度，发现了其中的诸多弊端，比如所选拔培养的对象，尽皆是拼体力的拼命三郎，对于真正的统驭人才的培养，如西汉张良的“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却无能为力。
王阳明很想上书，像十一年前那样，他有很多话要说。但他成功地克制住了这种貌似冲动的想法。王阳明知道，以他一己之力，无法改变现实，那就先改变自己吧。于是，王阳明冷静地逛了几回书肆，相继为他的藏书增加了《六韬三略》这样的兵家秘籍。然后他研究了有史以来的著名战例。
就是说他把注意力放在了兵法上。
他需要如饥似渴的学习，这是他可以做到的。
明朱元璋大败陈友谅的应天一战，王阳明当是熟悉的。朱元璋成功地应用了间谍这一手段，让康茂才（陈友谅的老朋友）给陈友谅写信诈降，诱使陈友谅作出错误的判断，而后朱元璋伏兵破之，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孙子兵法·用间篇》说：“间谍的运用方式有五种，即因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这五种间谍同时使用起来，使敌人无从捉摸我用间的规律，这就是使用间谍的神妙莫测的方法，也是国君克敌制胜的法宝。”
铁的事实证明了这句话的正确性。
战国时期，著名的长平之战，秦、赵双方胶着于长平，预感耗不起的秦国，即使用了反间一计，成功将赵国方面老成持重的老将廉颇撤换掉，换上了好战的年轻将领赵括，最终一举击溃赵国的主力，迫使赵国从此无力与秦争锋。
楚汉战争时期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亦是一种“间”。刘邦集团通过散布假消息，制造假相，成功迷惑了项羽，为刘邦集团逐鹿中原创造了条件。
此战例亦是经典的“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战例。
这些战例，这些计谋，王阳明在日后的军旅生涯中，屡屡用到，并且频放光彩。
不过，我心中尚存一个疑问，王阳明是个立志要做圣贤的人，圣贤那是品德上的山高水长。王阳明研究过朱熹的书，“四书”之《孟子·尽心篇上》说：“羞耻对于人关系重大，干机谋巧诈事情的人是没有地方用得着羞耻的（2）”。然而《孙子兵法》说：“兵者，诡道也”，特别是用“间”，显然与耍心计、干机谋巧诈事情有关。那么，王阳明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这里面有个原则性的问题，《孙子兵法》称为“微妙”。
《孙子兵法·用简篇》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
意思是：“不是睿智聪明的人不能使用间谍；不是仁慈慷慨的人不能使用间谍；不是谋虑精细的人不能分辨证实间谍提供的情报。微妙啊，微妙啊！无时无处不可以使用间谍。（3）”
王阳明对这句话理当有独到的见解，因而能够一边安然地做圣贤，一边猛然地带兵打战。因为一个不仁慈的人，是难以取得部属的信任的。一个不能取得部属信任的人，开展合作恐怕都难，何况是机密地用“间”？就算未取得部属信任而冒险用“间”，恐怕间谍工作尚未开展，秘密却已先泄露了出去，又谈何用“间”呢？
换言之，一个仁慈慷慨的人，取得别人信任的唯一方式，便是品格说话，舍此别无捷径。这就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巨大威力。
东汉何进是汉少帝的舅父，他与袁绍合谋诛除诸宦官，底牌是秘招凉州军阀董卓入京。曹操听说后，大笑：“要灭宦官还不容易，诛其首恶，只须一狱吏足矣，何需从外地调集部队？况且大兵一动，谋必外泄，何进必无好下场。”事情的发展果如曹操所料，何进因谋泄反被宦官所杀。
下面这个例子亦足以说明，用间之微妙的确存乎一心。
燕王朱棣和建文帝叔侄之间的皇位之争，到了见白刃的时候。问题是，朝廷方面已无良将可用，而燕王却是一员惯于征战的虎将。建文三年(1401)五月，前线战事节节失利，方孝孺忧心如焚。这时，他的学生林嘉猷献了离间一计。朝廷已接近束手无策，建文帝只得同意试试。方孝孺于是给燕王世子朱高炽写了一封信，企图离间他们父子之间的关系。没想到朱高炽生性谨慎，收到书信后，根本就不启封，连人带信都交给了燕王。离间计彻底失败，燕王势如破竹，建文帝愁云惨淡。
方孝孺不够品格吗？举世皆知他饱有学问，为了他的忠肝义胆，与他有牵连的十族人，陪他丢了性命。方孝孺确实是品德高尚的人，天底下再没有第二个像他那样的人。然而他到底用间失败，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他在某个方面必有缺失，比如智谋，比如用间的火候。
王畿 （王阳明最得意的弟子之一）在其著作《王畿集》中，记录了王阳明的用兵心得。他写道：
“我曾问阳明先师：人多称道您用兵如神，您是用什么办法做到的？先师回答说：我没有什么秘术可言，不过是平生信守良知之学，凡临机处置、对敌区画，皆是自心良知的感应，一毫不为生死利害所动，所以能做到在施展机谋之初即周密细致，让敌人摸不着头脑。在我原是做本分上的事，世人误以为神耳。”（4）
非仅用兵，王阳明用人亦是依着本心，所以能人尽其才。有人问钱德洪（王阳明最得意的弟子之一）：“阳明先生择才，始终能得其用，他是用什么办法做到的？”钱德洪回答说：“吾师用人，不专取其才，而先信其心。其心可托，其才自为我所用。世人单看重才能，却不察其心，所用的人往往是自私自利，只顾自己，故而不足以成事（5）。”
基于前面的论述，接下来我们需要探讨一个相对棘手的问题。就是说，王阳明为什么对于用兵打战的一些敏感而又能决定胜负的细节从不加以说明？钱德洪在《征宸濠反间遗事》一文中提到：“当年我服侍先生八年，在侍同门每有问起用兵打战的事，先生都默不作答，以故征剿南赣盗乱、平定朱宸濠叛乱之事，其始末我们都不知道（6）。”关于这其中的原因，很奥妙，我想，最基础的理由莫过于，他担心这到底是权谋术数，耍的是心眼玩的是心机，讲太多讲太明了，怕世人后生学力不够，画虎不成反类犬，或者陷入机关丛林而不自知，则害人害己，罪莫大焉。
这样的担心，孔老师也是有的。西汉董仲舒说：“孔子之门，五尺高的童子都羞于提起五霸，这个意思最见得好。孔子号称弟子三千，贤人七十，其间品格个性的差别，何至数倍。然只一件，个个心地光明，提起权谋术数，便觉忸怩不好意思，何况其他，所以个个都摈弃不谈。（7）”
我想起“罗什吞针”的典故。鸠摩罗什是抱着弘法的志愿从印度远来中国的高僧，后秦皇帝姚兴却逼他娶妻。大家知道，出家人娶妻是不可以的。因为戒除各种欲望是佛教提倡的修道原则之一，而男女情爱更是绝对应当禁止的第一种欲望。然而鸠摩罗什迫于情势，还是答应了姚兴的请求。有僧人见大师都娶妻快活了，也想学样。这引起了罗什的恐惧，他赶忙召集众僧，示以一满钵的针说：“你们若能与我同样，将一钵银针吞入腹中，我就同意你们娶妻蓄室。否则，绝不可学我的样子。”说罢，竟真将一钵银针吃到了肚里，与平时饮食无异。诸僧自感无此异能，遂不敢效仿，罢了娶妻的念头。鸠摩罗什仍不放心，每次登座讲法，必要对大家解释说：“我被逼无奈，娶妻蓄室，行为虽同常人，精神却超越俗事。譬如莲花，虽生臭泥之中，却能出污泥而不染，大家万万不可以认为我沈溺世俗之乐，而学我的样子，忘却出家生活的乐趣。”
鸠摩罗什是入了地狱了的，从他的苦衷中，似可窥见王阳明的难言之隐。
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王阳明终究觉得，权谋、术数、技能之类，终非根本性的学问。尽管若能从自身本体上有所感悟，如前文所述的坚守行事的规矩绳墨，权谋、术数、技能之熟能生巧，亦可以通入精妙之境。比如北宋欧阳修所著《卖油翁》那则故事里的“行行出状元”的卖油翁，酌油技艺之娴熟，可堪这方面的行家里手。然而彼终归只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不会是经济方面的，政治方面的，文化方面的。这就是孔子说的“器”。“器”就是凳子只做当凳子使，不可做旗帜使。因此，孔子提出“君子不器”，“不器”就是要做一个通才，可以用来为苍生谋福利的。人生的格局显然超越了许多，仿佛登泰山而小天下。
王阳明的意思大抵与此接近。所谓权谋、术数、技能，不管如何的超凡入圣，终归“其意有所着”，“着”就是有所附著，就是“器”，未免偏了，终究不够平和，不足以倚仗它来完成临政赋民这样的大事。因此，“君子不用”。不是不懂，只是不用而矣（8）。
＝＝＝＝＝＝＝＝＝＝＝＝＝
注：
（1）马维仁：《试论三边总制对明代固原教育发展的影响》，《宁夏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14年10月。
（2）《孟子译注》第280页。
（3）《白话孙子兵法》第186页，岳麓书社1991年版。
（4）原文：“尝问阳明先师：人称用兵如神，何术以致之？师云：我无秘术，但平生所自信者良知，凡应机对敌，只此一点灵明神感神应，一毫不为生死利害所动，所以发机慎密，敌不知所以来。在我原是本分行持，世人误以为神耳。”
见《王畿集》第302页，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
（5）《明儒学案》第1407页。
（6）《王阳明全集》第1633页。
（7）《明儒学案》第1382页。
（8）《王阳明全集》第1297页。
下学上达
弘治十一年（1498），威宁伯王越死了，死在他建功立业的遥远的边疆。没能得到这个历害的前辈的指导，不能不说是王阳明的遗憾。王阳明固然有着强烈的求知欲，但王阳明是人，不是神。是人都需要精神导师，不管是来自书本，还是来自过来人。特别是后者。因为他懂道又懂你，在你遇到困惑走不出来，或者想要升一级就差那么一点点的时候，带你一把，轻轻一托，就能省你很多功夫。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海市蜃楼中的那个高人没有款款地出现。不得已，王阳明只得借助大摆宴席的机会，把餐桌当战场，想办法让成堆的果核变成士兵，然后变化无穷的军阵就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
这一刻，他是姜子牙，也不是。姜子牙有上钩的周文王，但他什么也没有。《王阳明年谱》的记载到此戛然而止，什么也没有发生，连个对话的人都没有。
接下来在独自摸索的道路上，王阳明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自从格竹失败之后，他从古书堆中抬起了头发松篷的脑袋，然后看看布满星星的夜空，看看窗前长势旺盛的荒草，发了一阵呆，不觉想起了铁柱宫，想起了诸养和的官署，想起了斑驳的娄谅的老宅，以及无拘无束的一个人的旅途。
他拿不定主意是否应该继续那年的旅程，然后逐一敲开散落在大地上的鸿儒硕学的紧闭的柴扉。至少那些年，理学大家陈献章还活着（1500年去世），虽然远在遥远的广东。弘治一朝亦名臣辈出，像不久前去世的丘浚，还有父执辈的李东阳，都是大学者。但王阳明总觉得“辞章艺能不足以通至道”，写写诗，填填词，无法让他的内心获得满足。
他总有一种无家可归的感觉。
某日，不死心似的，王阳明又拿起朱熹的书来读。一边读一边思考。然后他读到了这样一句话：
“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渐进，为读书之法。”
“居敬持志”和“循序渐进”都是指导读书的方法，但二者有区别。打个比方，“居敬持志”就如家，“循序渐进”是或走路或开车回那个家。
“志”就是目标，“敬”就是专心，“循序渐进”就是心无旁鹜地达到那个目标的过程。
王阳明担心“循序渐进”不好把握，特地查了相关资料：
孔老师有天大发感慨说：“没有人会知道我了。”子贡说：“为什么会没人知道你？”孔老师说：“不埋怨老天，不怪罪别人，下学人事而上达真理（下学而上达），知道我的，只有天了。（1）”
朱熹对“下学而上达”作出如下释义：反己自修，做好份内的事，然后循序渐进，不三天打渔二天晒网，这就是“下学”；做到了“下学”，“上达”自在其中。
有点怪吧，“循序渐进”不单单是指读书，它还是实践的功夫。要知道，一部《论语》，所讲的皆是人事。“下学”学人事，学的就是洒扫应对这样的人事，“上达”的真理就在这些人事里。
王阳明觉得这个方法不错，于是做起了功夫。
时弘治十一年，也就是王阳明二十七岁那年的事。
一段时间之后，王阳明颇觉得有心得，心境亦平和了许多，至少焦躁不安的次数，明显减少了。
正当他信心十足地继续用功之际，来自程朱理学派的学者却给了他当头一个棒喝，告诉他这样用功是不对的，是误入歧途。理由是追求心境的平和是“上达”的功夫，现在还不是时候，要等到基础扎实了之后才可以学，劝他回头再从“下学”开始用功。
王阳明这就纳闷了，不是说“下学而自然上达”么，怎么就把“下学”与“上达”分成二截了呢。果如此，那么“下学”的远方在哪里？“上达”又从何处入手？“下学”与“上达”是什么关系？王阳明一时想不明白，便又大病了一场。
他沿着那条山道，心灰意冷地来到山中，听古刹钟声。不期然又有道士讲养生，王阳明遂萌生了隐遁山林的想法。
事实上，如果当初王阳明在态度能够再坚决一点，行动上能够再果断一点，不那么急病乱投医，不那么言听计从，他一定有机会发现，他所选择的道路是多么的正确。很多年之后，他这样告诫他的弟子说：
“凡眼睛看得见的，耳朵听得到的，嘴巴说得清的，心里想得出的，就是‘下学’；眼睛看不见的，耳朵听不到的，嘴巴说不清的，心里想不出的，即所谓‘上达’。就像一棵树，日日的栽培灌溉，便是‘下学’；至于昼夜细微的生息，枝长叶茂，却是‘上达’的事，人哪有能力去干预它的生命力呢？所以，凡是可以用功的，可以告诫的，都是‘下学’。而‘上达’就包含在‘下学’里。学者只管从‘下学’里用功，自然会‘上达’，不必再去寻找什么‘上达’的功夫。（3）”
多么简单明白的一件事。
只可惜他被“庸儒”所误导，错用了二十年功夫。
＝＝＝＝＝＝＝＝＝＝＝＝＝
注：
（1）李泽厚《论语今读》第346页，安微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2）原文见《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但知下学而自然上达，此但自言其反己自修，循序渐进耳。”
（3）《传习录全译》第41页。
弘治十一年（1498），威宁伯王越死了，死在他建功立业的遥远的边疆。没能得到这个历害的前辈的指导，不能不说是王阳明的遗憾。王阳明固然有着强烈的求知欲，但王阳明是人，不是神。是人都需要精神导师，不管是来自书本，还是来自过来人。特别是后者。因为他懂道又懂你，在你遇到困惑走不出来，或者想要升一级就差那么一点点的时候，带你一把，轻轻一托，就能省你很多功夫。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海市蜃楼中的那个高人没有款款地出现。不得已，王阳明只得借助大摆宴席的机会，把餐桌当战场，想办法让成堆的果核变成士兵，然后变化无穷的军阵就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
这一刻，他是姜子牙，也不是。姜子牙有上钩的周文王，但他什么也没有。《王阳明年谱》的记载到此戛然而止，什么也没有发生，连个对话的人都没有。
接下来在独自摸索的道路上，王阳明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自从格竹失败之后，他从古书堆中抬起了头发松篷的脑袋，然后看看布满星星的夜空，看看窗前长势旺盛的荒草，发了一阵呆，不觉想起了铁柱宫，想起了诸养和的官署，想起了斑驳的娄谅的老宅，以及无拘无束的一个人的旅途。
他拿不定主意是否应该继续那年的旅程，然后逐一敲开散落在大地上的鸿儒硕学的紧闭的柴扉。至少那些年，理学大家陈献章还活着（1500年去世），虽然远在遥远的广东。弘治一朝亦名臣辈出，像不久前去世的丘浚，还有父执辈的李东阳，都是大学者。但王阳明总觉得“辞章艺能不足以通至道”，写写诗，填填词，无法让他的内心获得满足。
他总有一种无家可归的感觉。
某日，不死心似的，王阳明又拿起朱熹的书来读。一边读一边思考。然后他读到了这样一句话：
“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渐进，为读书之法。”
“居敬持志”和“循序渐进”都是指导读书的方法，但二者有区别。打个比方，“居敬持志”就如家，“循序渐进”是或走路或开车回那个家。
“志”就是目标，“敬”就是专心，“循序渐进”就是心无旁鹜地达到那个目标的过程。
王阳明担心“循序渐进”不好把握，特地查了相关资料：
孔老师有天大发感慨说：“没有人会知道我了。”子贡说：“为什么会没人知道你？”孔老师说：“不埋怨老天，不怪罪别人，下学人事而上达真理（下学而上达），知道我的，只有天了。（1）”
朱熹对“下学而上达”作出如下释义：反己自修，做好份内的事，然后循序渐进，不三天打渔二天晒网，这就是“下学”；做到了“下学”，“上达”自在其中。
有点怪吧，“循序渐进”不单单是指读书，它还是实践的功夫。要知道，一部《论语》，所讲的皆是人事。“下学”学人事，学的就是洒扫应对这样的人事，“上达”的真理就在这些人事里。
王阳明觉得这个方法不错，于是做起了功夫。
时弘治十一年，也就是王阳明二十七岁那年的事。
一段时间之后，王阳明颇觉得有心得，心境亦平和了许多，至少焦躁不安的次数，明显减少了。
正当他信心十足地继续用功之际，来自程朱理学派的学者却给了他当头一个棒喝，告诉他这样用功是不对的，是误入歧途。理由是追求心境的平和是“上达”的功夫，现在还不是时候，要等到基础扎实了之后才可以学，劝他回头再从“下学”开始用功。
王阳明这就纳闷了，不是说“下学而自然上达”么，怎么就把“下学”与“上达”分成二截了呢。果如此，那么“下学”的远方在哪里？“上达”又从何处入手？“下学”与“上达”是什么关系？王阳明一时想不明白，便又大病了一场。
他沿着那条山道，心灰意冷地来到山中，听古刹钟声。不期然又有道士讲养生，王阳明遂萌生了隐遁山林的想法。
事实上，如果当初王阳明在态度能够再坚决一点，行动上能够再果断一点，不那么急病乱投医，不那么言听计从，他一定有机会发现，他所选择的道路是多么的正确。很多年之后，他这样告诫他的弟子说：
“凡眼睛看得见的，耳朵听得到的，嘴巴说得清的，心里想得出的，就是‘下学’；眼睛看不见的，耳朵听不到的，嘴巴说不清的，心里想不出的，即所谓‘上达’。就像一棵树，日日的栽培灌溉，便是‘下学’；至于昼夜细微的生息，枝长叶茂，却是‘上达’的事，人哪有能力去干预它的生命力呢？所以，凡是可以用功的，可以告诫的，都是‘下学’。而‘上达’就包含在‘下学’里。学者只管从‘下学’里用功，自然会‘上达’，不必再去寻找什么‘上达’的功夫。（3）”
多么简单明白的一件事。
只可惜他被“庸儒”所误导，错用了二十年功夫。
＝＝＝＝＝＝＝＝＝＝＝＝＝
注：
（1）李泽厚《论语今读》第346页，安微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2）原文见《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但知下学而自然上达，此但自言其反己自修，循序渐进耳。”
（3）《传习录全译》第41页。
第三章 初入仕途
前辈王越
弘治十二年（1499）是己未年，又是三年一度的科举考试时。王阳明顺利通过了会试，取得第二名的好成绩。根据湛甘泉《阳明先生墓志铭》一文（1），王阳明会试的成绩本来是第一名，但由于有考官反对，只得屈居第二。
前面说过，会试之后是殿试。殿试高中者，才称为进士。
就是这个己未科殿试，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科场泄题案。主考官之一的程敏政遭罢官，随因忧愤而死于当年的六月。李东阳奉命会同其他考官复核了所有的试卷，包括案发前已阅的试卷。最终，王阳明取得二甲第七名的好成绩。
按照明代的观政进士制度，学子考中进士后并不立即授官，而是被派去六部九卿等衙门实习政事，称观政，时间一般是三个月（2）。王阳明随即观政工部，也就是到工部实习。工部给他的任务是：
督造威宁伯王越的坟墓。
这是王阳明求之不得的机会，为了前辈王越。
威宁伯王越，生于河南浚县，死后亦归葬于河南浚县。王越是王阳明非常佩服的一个人，论文采，论才气，论胆略，那是没得说，可谓文武通才。特别是其用兵，公认的有古之名将的风度。
驻防大同的时候，王越曾带领一千士兵巡视边防，同行的还有高级别的保国公朱永。可是刚走出没多远，就一头撞上了胡人的大部队。朱永一时不知所措，叫王越赶紧撤。王越没空理他，挥兵抢占附近的制高点，居高临下，主动进入攻击位置。敌兵一时摸不清虚实，虽人数众多，还是不敢靠前。双方就这么僵持着，直到日暮。王越看看机会来了，于是命部队悄悄从山后撤退，朱永帅七百人走在前头，王越亲率三百勇士殿后。
王越同时给出了如下命令：敢出声的，斩；敢回头看的，斩；敢越次出列的，斩。
“三斩”的命令保证了一千人的队伍宛如一条寂静的蛇，悄无声息地游动在暮夜中。如此急行五十里，终于安全抵达大同城下，一人不失，一件兵器没丢，创造了一个奇迹。
汉代名将李广，亦不过如此。
值得大书一笔的，还有红盐池之战。
成化九年（1473），王越趁鞑靼人别处打劫之机，远道奔袭他们留在河套红盐池的老营，一举捣毁其“连营五十余里”的巢穴，能烧的都给烧了，能带走的一点都没给他们留下。王越不仅打了胜战，且所带去的部下，一个都没少。
此役之后，鞑靼人不敢复居河套者二十年。
给这样的英雄人物修建坟墓，自是王阳明求之不得的，何况还是王阳明的偶像级前辈。在这个不短的时间里，王越的后人完全有机会向王阳明证实王越的卓越与不凡，王阳明同样也有机会了解到他想了解的一些事。
王阳明后来擅长奇袭，可以有王越的影响。
果核尚且可以成为士兵，王阳明岂肯放过眼前活生生的人，于是以“什伍法”来管理民工队伍。这是可以追溯到商鞅的老办法，每五人为一伍，十人为一什，伍有伍长，什有什长，什伍之内的人员负有连带责任。
这是属于王阳明的第一次军事演习。
他还推演了诸葛亮的八阵图。这是冷兵器时代颇为实用的摆兵布阵的阵法，杜甫有诗说：“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
看看王越墓如期建成，其家人慷慨地拿出金银财宝来表示感谢，王阳明一一谢过他们的好意，只要了一样东西，那就是追随王越征战多年的随身佩剑。
在王阳明眼里，这把佩剑比金山银山都珍贵，因为正是这把佩剑，见证了王越的时代。
＝＝＝＝＝＝＝＝＝＝＝＝＝
注：
（1）《王阳明全集》第1539页。
（2）曹斌：《明清观政进士制度及其特点》（论文）。
前辈王越
弘治十二年（1499）是己未年，又是三年一度的科举考试时。王阳明顺利通过了会试，取得第二名的好成绩。根据湛甘泉《阳明先生墓志铭》一文（1），王阳明会试的成绩本来是第一名，但由于有考官反对，只得屈居第二。
前面说过，会试之后是殿试。殿试高中者，才称为进士。
就是这个己未科殿试，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科场泄题案。主考官之一的程敏政遭罢官，随因忧愤而死于当年的六月。李东阳奉命会同其他考官复核了所有的试卷，包括案发前已阅的试卷。最终，王阳明取得二甲第七名的好成绩。
按照明代的观政进士制度，学子考中进士后并不立即授官，而是被派去六部九卿等衙门实习政事，称观政，时间一般是三个月（2）。王阳明随即观政工部，也就是到工部实习。工部给他的任务是：
督造威宁伯王越的坟墓。
这是王阳明求之不得的机会，为了前辈王越。
威宁伯王越，生于河南浚县，死后亦归葬于河南浚县。王越是王阳明非常佩服的一个人，论文采，论才气，论胆略，那是没得说，可谓文武通才。特别是其用兵，公认的有古之名将的风度。
驻防大同的时候，王越曾带领一千士兵巡视边防，同行的还有高级别的保国公朱永。可是刚走出没多远，就一头撞上了胡人的大部队。朱永一时不知所措，叫王越赶紧撤。王越没空理他，挥兵抢占附近的制高点，居高临下，主动进入攻击位置。敌兵一时摸不清虚实，虽人数众多，还是不敢靠前。双方就这么僵持着，直到日暮。王越看看机会来了，于是命部队悄悄从山后撤退，朱永帅七百人走在前头，王越亲率三百勇士殿后。
王越同时给出了如下命令：敢出声的，斩；敢回头看的，斩；敢越次出列的，斩。
“三斩”的命令保证了一千人的队伍宛如一条寂静的蛇，悄无声息地游动在暮夜中。如此急行五十里，终于安全抵达大同城下，一人不失，一件兵器没丢，创造了一个奇迹。
汉代名将李广，亦不过如此。
值得大书一笔的，还有红盐池之战。
成化九年（1473），王越趁鞑靼人别处打劫之机，远道奔袭他们留在河套红盐池的老营，一举捣毁其“连营五十余里”的巢穴，能烧的都给烧了，能带走的一点都没给他们留下。王越不仅打了胜战，且所带去的部下，一个都没少。
此役之后，鞑靼人不敢复居河套者二十年。
给这样的英雄人物修建坟墓，自是王阳明求之不得的，何况还是王阳明的偶像级前辈。在这个不短的时间里，王越的后人完全有机会向王阳明证实王越的卓越与不凡，王阳明同样也有机会了解到他想了解的一些事。
王阳明后来擅长奇袭，可以有王越的影响。
果核尚且可以成为士兵，王阳明岂肯放过眼前活生生的人，于是以“什伍法”来管理民工队伍。这是可以追溯到商鞅的老办法，每五人为一伍，十人为一什，伍有伍长，什有什长，什伍之内的人员负有连带责任。
这是属于王阳明的第一次军事演习。
他还推演了诸葛亮的八阵图。这是冷兵器时代颇为实用的摆兵布阵的阵法，杜甫有诗说：“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
看看王越墓如期建成，其家人慷慨地拿出金银财宝来表示感谢，王阳明一一谢过他们的好意，只要了一样东西，那就是追随王越征战多年的随身佩剑。
在王阳明眼里，这把佩剑比金山银山都珍贵，因为正是这把佩剑，见证了王越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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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王阳明全集》第1539页。
（2）曹斌：《明清观政进士制度及其特点》（论文）。
供职刑部
从浚县回来，王阳明一时还缅怀在先烈的故事里。
就在这时，北部边境又打了起来，鞑靼人再度来犯。星象家同时惊恐地发现，有慧星不祥地从头顶上掠过。这一切，似乎预示着未来的日子不怎么太平。明孝宗内心不安，遂下诏求言，让内外臣工放开提意见，不必顾虑。
王阳明心潮澎湃，回到书房他想了很多，于是就有了《王阳明全集》中那篇颇具份量的《陈言边务疏》。
王阳明根据他的调查研究，提出了八条建议：蓄才以备急、舍短以用长、简师以省费、屯田以给食、行法以振威、敷恩以激怒、捐小以全大和严守以乘敝。
往后的事实将证明，这八条建议，实是王阳明波澜壮阔之军事生涯的行动总纲。然而在当时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所以然者，实在是官微言轻，没人肯理他。
王阳明上疏的第一条是“蓄才以备急”，在这方面朝廷确实是有眼无珠，竟然没把王阳明当“才”蓄起来。
第三条之“简师以省费”，王阳明大骂朝中权贵，只知道“固宠希禄”，居庙堂全无庙算，全然不懂边关实际，就会瞎指挥。第五条之“行法以振威”提出必须严肃军纪，该斩的斩，该杀的杀，这样才能重振军威。第七条之“捐小以全大”，王阳明提出应赋予边将“便宜从事”的权利，这样才能重新掌握战场的主动权。
上疏石沉大海的次年（弘治十三年）六月，王阳明等到了一个实缺——出任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
主事是正六品官，他的上司包括：员外郎一人，从五品；清吏司设郎中一人，正五品。
明代的刑部，下设十三个清吏司，负责各省的诉讼案件。云南清吏司的意思是，这个司在北京的刑部，分管着来自云南的案件。云南清吏司是十三司中最大的一个，而王阳明的“主事”头衔又是司官中之最低一级，按照官场的阶级，这意味着，王阳明的事不得不是最多的。他忙啊，从早忙到晚，忙簿书忙案牍，忙汇报忙资料，忙提犯人，忙录口供，忙得连抓虱子的时间都没有。
仅止是身忙也就算了，还加上心累。各种招呼各种条子各种掣肘，各种打压各种拉拢各种威逼，王阳明不免感叹：“要想秉公办案而无惧大祸临头，看来只有圣贤才能做到。”
尽管这样，王阳明并没有埋汰，也不想同流合污，却是老老实实地把屁股粘在板凳上，兢兢业业地做好本职工作。他知道，“讼之大者，莫过于人命（1）”，他这手要一抖，那可是人命关天的事。他不敢大意。
清吏司的经历让王阳明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当官就得耐烦，耐不了烦就别当官。所以古人才那么重视扫洒应对的基础教育，练的就是这种耐烦的心性。耐烦的反义就是不耐烦，就是心浮气躁。其他尚好，一个执法官而心浮气躁，结果可想而知。
王阳明想起了自己的一段经历。
后来有位长期听王阳明讲学的司法官员，提问说：“先生的学说固然好，只是我平日簿书讼狱事务繁杂，没办法专心做学问。”
王阳明有些惊奇，看着眼前这位官员弟子说：“我何尝教你离了文书诉讼去凭空做学问？你既然有官司事务，就从官司事务上学习，这才是真正的格物。比如审案时，不能因为对方的应答无礼就发怒；不能因为对方的言词圆滑就喜悦；不能因为厌恶有人嘱托，就有意整治他；也不能因为他的请求，就无原则地听从他；不能因为自己的事务繁忙，就随意乱断；也不能因为旁人诋毁和陷害，就屈从别人而处理他。这种种都是私欲的表现，只有你自己知道，因此必须精细地省察克治，惟恐心中有一丝一毫偏颇，影响了断案。什么是格物致知？这就是了。”王阳明总结说：“簿书讼狱的事务之间，都是实实在在的学问。如果离开具体事物谈学习，都落空了。”（2）
不想落空就得耐得住烦。
粗鄙的“耐烦”是我的词，王阳明的提炼是：事上磨练。
王阳明时时刻刻注意“事上磨练”，并且成功地把弟子们带了出来，比如王畿、罗汝芳。
王畿接过王阳明的衣钵，转身对当地方官的朋友说：“当好你的官，做好你的事，就是格物的学问，又别寻何格物？”朋友皱着眉头回答说：“案牍劳形，心神俱疲，谈何格物？”王畿说：“物是你的心当下感应到的实事，既然你有公干在身，种种簿书、政令，正是感应之物，于此磨得心平气和，不急不缓，动止一依公正，稍有过失即能发觉，即能克化，这便是格了簿书期会之物。一切酬酢、逆顺、好丑，莫不如此，并不是一定要静坐或读书，才算做学问。”（3）
朋友欢喜离去。
弟子之一的罗汝芳，做过知县，做过知府。为官一任，总是想方设法让百姓受益。他诚恳地总结说：“涵养和气，在寻常士人犹可稍缓，至吾辈做官，则一时一刻都不可停止。盖居官之事，直面百姓，事务冗杂。冗杂必生厌烦，厌烦必生浮躁。这样的情绪带到工作中，必定处事偏颇，使百姓蒙受损失。因此，有抱负的人，琴瑟不离左右，目的就是为了涵养和气，以为做事的根本。（4）”
这些都是过来人的经历，一如王阳明在刑部的日子。
七月，提牢厅重修。九月，提牢厅重修完毕。
根据王阳明在《提牢厅壁题名记》（5）一文中的叙述，提牢厅似乎是全国的总监狱，在押犯人多，且多是重刑犯。因此，每年经提牢厅处理的案件多达万起，这样平均给每一一天，可想而知其中的工作量。刑部十三司每天都要从提牢厅提走犯人、遣回犯人，这不过是提牢厅的日常工作。最为焦头烂额的是每到十月份，提牢厅需要处理的案件，常常是出人意料地井喷似地集中。这是因为古代的中国人喜欢在秋季处决犯人，据说是秋主萧杀的缘故。
王阳明用了三个词来概括提牢厅“非人”的工作：至繁、至猥、至重。“繁”是事多，这在上文提到过；“猥”是琐碎，乃至犯人的拉屎阿尿都得管；“重”则是指人命关天。
如此一来，岂敢含糊？
这是王阳明的认识。
提牢厅不设主官，由十三司的主事每月轮流当值。
巧的是，这年的十月轮到王阳明当值。工作既如此重要，繁猥亦是事实，偏偏王阳明又素来体质偏弱，这一个月下来，王阳明“疲顿憔悴”，各种累，自不必说。好在王阳明尚有信念在，再苦再难，“推己及物”的心是有的，不至于草菅了人命去。
这样的日子一直过着，直到第二年的八月。三十岁的王阳明获得一项新差使，前往江北（长江以北地区）审录犯人。
“审录”是古司法专有名词，上面来人，通过查阅卷宗，发现问题，纠正问题，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就是说，王阳明尽管品级不高，但手握可以有所作为的权力。
此一行，王阳明多有平反。
神仙之思
弘治十四年（1501）年底，王阳明依然在江北，在安徽的青阳县。繁忙的一季终于过去，而著名的九华山恰在青阳县境，王阳明便一身轻闲，初上九华山。
九华山与五台山、普陀山、峨眉山并称佛教四大名山，是地藏王菩萨道场，高僧古刹断然是少不了的。看看这个时辰也来不及下山了，王阳明遂夜宿化城寺。远离了案牍，只有老僧与寂静，王阳明一时觉得，活在这样的群山环绕里，也是好的。于是写了一首《九华山赋》。
王阳明竟然幻想以闪电为鞭，以日月为坐骑，身披彩霞的盛装，一个扶摇就是九万里，想去哪就去哪，尽享没有翅膀的飞翔，跟仙人一样。
这是道教的传说，至少庄子有那样的主张。
说来也巧，化城寺就住着这么一位道人。蓬头垢面，邋里邋遢，寺僧只知道他姓蔡，其余一概不知，便叫他蔡蓬头。王阳明总觉得眼前这个道人不简单，就如太平间自然阴森、珠宝店自然金碧辉煌一样。他决定前去讨教。
蔡蓬头留出足够的时间，审视着王阳明的并不出众的五官，仿佛在审视中华大地，然后问：“想学神仙？”
“嗯。”
“火候未到。”
王阳明沉默了一会，支开左右随从，诚恳地将蔡蓬头延请至避静的后亭，再次请教。
蔡蓬头面带微笑地还是那句话：“火候未到。”
见王阳明没有要离开的意思，蔡蓬头补充说：“你有官相，就是说，你终究放不下你的官员身份。”
在王阳明的错愕中，蔡蓬头飘然离去。
王阳明不死心，听说地藏洞另有异人，就去了。
异人据说已到了不吃不喝即可生存的层次，不免让王阳明感到吃惊。历经惊险到达地藏洞后，他看见异人正躺在一堆松叶上睡觉。松树代表长生不老，躺在松叶上睡觉看来别有深意吧。或者地藏洞条件艰苦，欠缺必要的生活物资也未可知。王阳明不敢去惊动，闲着也是闲着，就替老人按摩脚掌。有顷，异人悠悠醒来，说：“这一趟路程不好走，你能够来，足见诚意。”
他们聊了些问题。
异人伸出二个指头：“周敦颐、程颢是儒家两个好秀才。”
王阳明带着这个话头下山，寻思了一夜，第二天起了大早又去，却发现异人早已不知云游何处了。
时隔十九年后的正德十五年（1520），王阳明再上九华山，故地重游化城寺，地藏洞还在，王阳明思绪万千：
“会心人远空遗洞，识面僧来不记名。”
——《重游化城寺二首》
十九年的岁月，回头来看，王阳明发现异人才是懂他的人。居官位并不意味着贪恋荣华富贵，那是可以济苍生的地位。这一点，蔡蓬头不懂。
阶段性的工作已经完成，按日程，王阳明得回京复命。弘治十五年（1502）春，王阳明踏上了返程。在途经丹阳县时，结识了汤云谷。
弘治十四年（1501）年底，王阳明依然在江北，在安徽的青阳县。繁忙的一季终于过去，而著名的九华山恰在青阳县境，王阳明便一身轻闲，初上九华山。
九华山与五台山、普陀山、峨眉山并称佛教四大名山，是地藏王菩萨道场，高僧古刹断然是少不了的。看看这个时辰也来不及下山了，王阳明遂夜宿化城寺。远离了案牍，只有老僧与寂静，王阳明一时觉得，活在这样的群山环绕里，也是好的。于是写了一首《九华山赋》。
王阳明竟然幻想以闪电为鞭，以日月为坐骑，身披彩霞的盛装，一个扶摇就是九万里，想去哪就去哪，尽享没有翅膀的飞翔，跟仙人一样。
这是道教的传说，至少庄子有那样的主张。
说来也巧，化城寺就住着这么一位道人。蓬头垢面，邋里邋遢，寺僧只知道他姓蔡，其余一概不知，便叫他蔡蓬头。王阳明总觉得眼前这个道人不简单，就如太平间自然阴森、珠宝店自然金碧辉煌一样。他决定前去讨教。
蔡蓬头留出足够的时间，审视着王阳明的并不出众的五官，仿佛在审视中华大地，然后问：“想学神仙？”
“嗯。”
“火候未到。”
王阳明沉默了一会，支开左右随从，诚恳地将蔡蓬头延请至避静的后亭，再次请教。
蔡蓬头面带微笑地还是那句话：“火候未到。”
见王阳明没有要离开的意思，蔡蓬头补充说：“你有官相，就是说，你终究放不下你的官员身份。”
在王阳明的错愕中，蔡蓬头飘然离去。
王阳明不死心，听说地藏洞另有异人，就去了。
异人据说已到了不吃不喝即可生存的层次，不免让王阳明感到吃惊。历经惊险到达地藏洞后，他看见异人正躺在一堆松叶上睡觉。松树代表长生不老，躺在松叶上睡觉看来别有深意吧。或者地藏洞条件艰苦，欠缺必要的生活物资也未可知。王阳明不敢去惊动，闲着也是闲着，就替老人按摩脚掌。有顷，异人悠悠醒来，说：“这一趟路程不好走，你能够来，足见诚意。”
他们聊了些问题。
异人伸出二个指头：“周敦颐、程颢是儒家两个好秀才。”
王阳明带着这个话头下山，寻思了一夜，第二天起了大早又去，却发现异人早已不知云游何处了。
时隔十九年后的正德十五年（1520），王阳明再上九华山，故地重游化城寺，地藏洞还在，王阳明思绪万千：
“会心人远空遗洞，识面僧来不记名。”
——《重游化城寺二首》
十九年的岁月，回头来看，王阳明发现异人才是懂他的人。居官位并不意味着贪恋荣华富贵，那是可以济苍生的地位。这一点，蔡蓬头不懂。
阶段性的工作已经完成，按日程，王阳明得回京复命。弘治十五年（1502）春，王阳明踏上了返程。在途经丹阳县时，结识了汤云谷。
汤云谷当时的身份是“行人”（掌管传旨、册封等事），但热心“神仙之学”。他热情地陪同王阳明前往位于句曲县的道教名山——茅山，一路便大谈“呼吸屈伸之术，凝神化气之道”。王阳明听得入神。及登上茅山之巅，人世远了，春天近了，鹅黄的叶子触手可及。汤云谷口中的仙人的世界似乎也触手可及了。就这样山一程、水一程的，来到了陶弘景的旧居前。
南北朝的陶弘景也是丹阳人，隐居在茅山。梁武帝礼聘不至，就时常谘以朝廷大事，时人称“山中宰相”。
汤云谷止不住地想学陶弘景，飘然“脱屣人间”。
王阳明半信半疑地看了他一会，决定不予采信。
汤云谷说：“你凭什么说我做不到？”
王阳明说：“凭你的神态。你的眉间不时流露出忧世的惨然之色，这说明你还是放不下人世的。”
汤云谷说：“这只是表面现象，你不懂我的心。”
王阳明说：“也许吧。”迟疑了一会，补充说：“十年之后，我会信的。”
这件事情之后，汤云谷还是留在了官场，并且因为心中的那个该死的摸不着的信念，而与官场恶俗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约定的十年之期到了，他们再次在丹阳相见。是时，汤云谷已赋闲家居三年，王阳明则还自遥远的龙场驿。
彼此都发现对方饱经岁月。话题就从十年前聊起。
汤云谷不无钦佩服地说：“还记得‘眉间’之说吧？你单从外表就能了解我，我却连自己都不了解，怪哉！”
王阳明半玩笑半认真地说：“这是学问。”
汤云谷的话题离不开这分别的十年，人也老了，精力也大不如前了，做学问也没那劲头了。
王阳明却正色地答复他：“你已悟得道了。”
面对汤云谷的惊疑，王阳明说：“我是从你的居住环境、乡间生活，得出这个结论的。”
见王阳明不象在开玩笑，汤云谷说：“察颜观色也就算了，从居住环境和乡间生活也可以了解一个人？”
王阳明说：“古代的有道之士，虽形容枯槁却内心活泼，所居不过巴掌大的地方却胸襟广大，物质条件的艰苦与否已不足以扰动他的内心。蜕去所有的机巧之心，只以朴朴实实的面貌示人，不再计较贤愚贵贱，而是随世就俗，悠闲自在，却不随波逐流。这不就是你当前的生活状态么，还用得着脱去鞋，光着脚，跑到深山老林里才算是神仙？”
汤云谷闻言大乐，说：“知我者，阳明子也”。
这么说，王阳明学道学仙，想学的其实是成道成仙的路径，然后移花接木，修成儒家的圣贤学问，而不是想真正成为道人仙人。所以他才称地藏洞的异人是“会心人”，他终究认同儒家的入世，要担一份责任，做一点切实的事情。《九华山赋》末尾说：
“匪尘心之足搅兮，念鞠育之劬劳兮。（1）”
王阳明就算有神仙的向往，但这种向往伴随的是不确定与狐疑：割断父母的养育之恩，特别是抛弃年迈的祖母，是否符合圣人之道？
《孟子》说：“没有一个小孩不爱他的父母，等到年纪稍大些，没有不敬他的兄长。爱父母，即是仁；敬兄长，即是义。这没有别缘因，全世界的人都具有这个仁义的善性呢。（2）”
王阳明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