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太晚更新不了，明天抽时间更新吧！关于中华上古史这一块儿，我前文有提到我确实有一些个人的见解和心得，也有说过我个人推述的中华上古史可以接受文献典籍，甲骨金文和考古遗迹的多重验证，话既然说出就没有收回的道理，但我个人有些顾虑，因我推究的中华上古史跟现在传统历史文化有比较大的出入，甚至在某些方面出入会很大！不是离经叛道这么简单，如果硬要找一个词来形容的话，应该是“颠覆”。
中华文明的起源是什么样？黄帝是西亚人吗？夏朝存不存在，如果存在，为什么没有痕迹？以怎样的形式存在，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有什么出土证据表明其存在？等等，我会把证据和我的推究一一呈现给大家，师友们请自行判断！
三星堆肯定不是外星人遗留的，这点就不讨论了，那三星堆是不是西亚中亚文明？这一点我在文中其实已经做了一些陈述，三星堆有着一些西来文化的影子，但绝对不是西亚中亚文明的复制和移植，绝对不是！这一点我会一直坚持到考古界把三星堆掘地三尺刨一个遍！
那三星堆究竟是不是夏朝？在文中我也已明确说过，如果非要给三星堆做个定位，那暂以“蜀夏”称之，我个人有九成以上的信心来证明三星堆不是成汤以前的夏朝，成汤以前的夏朝有着十分明确的脉络和体系，三星堆支撑不起这个体系。
对中华文明史而言，三星堆有它独特而关键的历史意义和作用，但不是以成汤以前的夏朝形式存在，这一点我依然会坚持到三星堆里外刨个遍。三号坑还在发掘过程中，以当下的考古科技水平其实要做出相对可靠的结论问题已经不大了，期待三号坑的官宣。
在解读中华上古史的时候，我会详细陈述，提供证据和逻辑推究，还请朋友们届时多多指正！

交作业！
次年，初春时节，又到了一年一度春耕祭祀时，柏先前来与尼古商议祭祀事项时，刚巧看到尼省盯着“百鸟负日图”发愣。柏先上前观摩良久后喃喃自语道：“主上，日出东方五时不休，何不以五禽代五时，禽数以五，可否？”
尼省闻言抬头看了一样 柏先，应道：“五禽代五时，五时日不沉，五禽负日，甚好！”
待柏先离去，尼省立即差人召来祭工剡，曰：“五时司农，五禽代五时，大日居中，五禽于周，若何？”
剡略作沉思，点了点头，曰：“五禽代五时，妙极！我主，年五时曰春夏长夏秋冬，亦可为四时曰春夏秋冬，盛伏居暑夏之尾秋之初，然暑夏时长伏之时短，秋时短即天寒，若归伏于秋，年则四时也。若四禽代五禽，主上以为如何？”
尼省觉得有点道理，但有拿不定主意，随口道：“似是有理！”一年的节气时令事关农耕水利，祭祀问天和生活起居乃一国的头等大事，狐疑的尼古火速召来祭工、农工、水工、柏老、羌老等一起探寻时令之议。
祭工剡曰：“我等观天以应时令，察日月七星之移，晓日月更替之变。其北有不灭之星，合以临之六星，状似勺斗，柄随时移，侯令则迁。斗柄右指，乃春之始，斗柄下指，乃夏之起，斗柄左指，乃秋之临，斗柄上指，乃冬之藏！四时类之，五时归四时，盖无差也！”
农工杜罥听罢，颔首曰：“五时之于司农，或可察也。夏初种稻，伏时起收，稻收遂天凉，凉不及月，天则寒。夏冬时长而春秋时短，夏尤长矣。若归伏于秋，年则四时，一时三月，年则十又二月，似无不妥！”
水工淼亦言：“春水初涨，夏为盛，伏则退，秋水浅，冬无水，依水之时律，归伏入秋，理合！”
柏先闻言久未作声，尼省瞧出端倪试问道：“柏老意下如何？”柏先捋了捋稀疏的胡须，轻声曰：“四时代五时似无不妥。然我地十月之历经千百年矣！历法乃天数我辈不知也，若更修，当慎之！”
其他人一听，当即无言，更修历法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它需要重新观察星象，制定标准，调整算法和重新谱时，跟后来汉朝制定太初历（邓平、唐都、落下闳、司马迁（太史令打杂）等）的流程差不多，只是此时各环节稍显粗糙了许多。尼省见大家又不吱声了，随即以征询的口气问姜老姜毅，曰：“姜老何意？”
羌老姜毅，闭目曰：“万物露为春，万物茂为夏，万物熟为秋，万物藏为冬，年分四时，无不可。然十月之计，时长矣！若年分四时，十又二月，需再历算以悉时！”
尼省点了点头，略作思量后，道：“着祭人观天、歷象，悉时，以辨四时！”
其余人等亦点头称：“善”
本来是为了简化祭图以便制作，没曾想把一年四季给议了一遍。历法的计算和修正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一时半会儿难有定论，但一年分四时十二月倒相对容易确定。此时的一年分四时十二月是官方的历算计时，而民间依然遵循的是一年十月之法（谓十月太阳历），跟今天我们公历阴历（夏历）同用是一个道理，计时以公历，而农事活动依然遵循阴历。
是年，秋末，祭工、器工们经过探讨、权衡和计算后，上报尼古，终定：四禽负日（今称太阳神鸟），大日居中，四禽即四时，十二道辉光代十二月，尊阳神顺天意，承天意惠万民。从此古蜀地年分四时十二月，后来四时中又根据动植物生长变化分出许多时令。
是谓：
大日居中普照，辉光惠及万民，绵绵不绝；
四禽首尾相衔，合四时之更替，生生不息。
四禽负日（太阳神鸟）正式确定为主祭之物亦为蜀地图腾，这个理念经过古蜀先民一代又一代心口相传口耳传承，加上先民对美好生活的想法和愿景，慢慢衍变成神话故事“金乌负日”。此后，生生不息的理念和想法贯穿了整个蜀王蜀帝时期，其实除了已经出土的四禽负日图腾，还有三禽环日测象。本文以为，在蜀王蜀帝时期飞禽逐日的器物或理念体现应该还有不少，期待金沙考古发掘的深入。
太阳神鸟金箔是古蜀先民留给我们今天尚能看到的珍贵异常的文物，也是古蜀过往的力证。在金沙遗址展出的四禽负日金箔（附着于木制漆器上）外径12.5厘米，内径5.29厘米，厚度0.02厘米，重仅20克，这只是当时蜀主（王）的信物，并非主祭实物。主祭之物应该是覆金箔的四禽负日铜器，估计直径可达五尺，厚约五寸。虽说蜀王蜀帝时期本着节约的做法来制作祭祀之物但不代表所有的物件都小，本文认为在金沙遗址中应当会有一些稍大型的和周王朝礼制相似的礼器，如尊、鼎（鬲）、簋、罍之类的物件，期待金沙遗址的进一步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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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效前王之例，据先祖古蜀热尼的形象重新制作了铜人像，仿周氏之制，雄蜀主权柄：腰间玉杖，将头上戴的“布冠”更为“阳冠”。请注意一个现象：阳冠是十三道辉光，而太阳神鸟却只有十二道，为什么会多一道？十二道弧形光芒代表太阳十二道辉光（一年十二个月），多出来的一道则象征古蜀人正直守信、勇敢无畏和不屈不挠的品质。阿普笃慕另外的两个分支在南中地区（古滇和古夜郎），此二地情况有别于古蜀地，他们慢慢的去除了代指阳神的十二道光芒，只留下了象征勇敢和不屈不挠品质的这一道辉光，这道辉光在精神上既是勇敢的代表，也是灵魂的归宿，更是精神的信仰。这道辉光后来衍化成了彝（夷）族的“英雄结”（椎髻），这也是彝族“英雄结”最初始的状态。

前文有提到古蜀人因为生活方式和经济形态养成了重信诺的行为，其实古蜀人还有个特点：勇、憨（见《华阳国志》），不仅如此在甲骨文上有也反应，此处暂不表，“英雄结”便是最佳的体现。《蜀王本纪》里说蜀人，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不确），未有礼乐（没有礼制，确）。扬子云的描述和形容过于简略，古蜀人此时的形象是：蓄发不留须，缠头裹尖椎，左衽犊鼻，以图说经，披毡度冬夏，赤足迎春秋。
缠头裹尖椎的尖椎是什么？原始的尖椎里面可不是裹布，而是象牙、獠牙或鹿角，每种椎的类型、长短都有严格的等级要求和使用规定！古蜀帝时期的勇士勇悍体现有二，一用角斗方式来论输赢除积怨，也有用角斗来评勇士，二则狩猎禽兽（主要是野猪和鹿）的能力，只有获取了猛兽（主要是野猪）獠牙的才能获取勇士的称号。勇士的加封仪式也是很神圣的，由萨帕（祭师）专门赐福加封，口念祝福语，同时用青布将獠牙缠绕在额头正前方，再一层一层仔细包好。獠牙的长短直接体现了勇士的勇猛程度，因此缠绕的结就更长，身份也就越高。根据獠牙的长度分为一等勇士，二等勇士，三等勇士等等，象征勇敢勇猛的獠牙和鹿角最后也成了祭物的一部分。后世则据此演变出了更多的说法和规则，其实质还是为了表明勇武，此处暂略过！！！


图片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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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请注意一个现象，金沙遗址的青铜器规格普遍比三星堆小，器物的形制和精美程度也是远远不及，制作理念也没三星堆玄乎，为什么？
一则 因为此时金沙铜原料的主来源地并非滇东北的东川，此时东川矿山的控制权在僰人（国）手里（这很关键）。最主要的原因是经过殷商时期的暴力开采，高品位的矿料越来越少，奇货可居价格自然昂贵，古蜀地也舍不得；
二则 殷商把古蜀精通冶炼技艺的工匠“请去”或“掳去”不少，直接导致古蜀地的青铜技艺水平拉下一大截，历史从来没有一蹴而就，青铜技艺也一样，二里头完成了青铜技艺的吸收、消化、学习、探索和模仿的艰辛过程，其青铜文化并不显著；早中商时期是中国青铜技艺积累的集中时期，区域主要在长江流域（三星堆、吴城新干、盘龙城等），青铜器的消费大户是郑州商城、殷墟等商文化，该时期的青铜文化体现最为明显。知识点：殷商时期是不称古蜀地为蜀的，而称“人方”或“尸方”，学术大家将殷墟甲骨上的“蜀”释义为四川盆地的古蜀地，可能是不确的，包括我前文囿于传统的分析，也是不确的，后面会做更正；殷商称古蜀地的贵族为“氐”，贱民则称“叟”，此处暂不展开讨论，这一点我会在叙述中华上古史的时候深入阐述；
三则 根据考古研究和同位素分析可知，金沙的铜原料大概率是来自于距离东川200公里外的会理县拉拉厂铜矿，这个铜山是活动于滇中滇西的阿切和阿考后裔发现的。该铜山的控制权中途也是几经易手，直到古滇国建立后才得以彻底控制此区域。拉拉铜矿是铅锡铜矿，含铅量很高，热铸性能差，彼时热铸是铜利用的唯一技术手段，这就是金沙早期的青铜器比较粗糙的，精美程度是赶不上三星堆的原因之一。蜀主时期最大的发现是在滇中地区（红河个旧）找到并发掘了锡矿，这是古滇的发家之赀，同时也是古蜀国东出（峡江古道）北上（陇山蜀道）的重要资源。
前文有说到鱼凫王族之弓鱼氏因鱼凫氏的衰落，北出故道到了宝鸡陇西一带，后来为周氏因弓鱼氏南北联盟中发挥的作用赐封为伯。因为弓鱼氏与古蜀地同出一脉彼此熟悉，其经济来源之一就是矿料的贩运，如锡料。弓鱼氏将秦岭地区（如陇南礼县）的矿料从故道或祁山道贩运至嘉陵道入蜀，同时与蜀地北上的锡料交换。可以说此时整个关中、陇西地区，锡料最富裕的就是弓鱼氏。弓鱼国还用锡料打造过锡鼎、锡簋和锡鱼，这个做法在普遍缺乏锡料的黄河流域是极其土豪的，后来的春秋五霸之一的晋侯也用过锡器，但与弓鱼国不可同日而语，所以说中国锡器始于明代永乐年间(1403年～1424年)明显是不合适的。西周早期的弓鱼氏不论是经济地位还是政治地位在西周都有一席之地（青铜器一千三百余件、井姬据考证为周公旦嫡系之后），但随着陇西嬴氏（秦非子）的崛起，弓鱼氏逐渐没落凋零，此处略过不表见后文详述。

锡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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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金沙，顾名思义，在金沙遗址这个地方经常出现黄金，是因为金沙产黄金吗？不是的，是因为蜀王蜀帝时期王制物品、祭祀物品大都采用了玉石和黄金作为器物或饰物，遗址里的金箔金器经河水岁月的冲刷到河道里，故名金沙。对此时的古蜀国而言黄金（砂金）比铜原料更容易获取，主要用做凭证、器物和饰物，如黄金面具、金箔凭证！以蜀主和大氏族名义出具的“交易凭证”（古蜀票号）有阴阳式、镶嵌式或耦合式等形式，其材质有金箔、铜券、织物、漆物等等，以“金箔凭证”的运用最为广泛。此时有专门以制作防伪印鉴的器工，乃至世袭的家族，如根莫阿尔家族，其器物制作技艺是极高的，尤其是金器制作水平可能是中华地区同时期最高的。
砂金的主要来源地是牦牛羌所在的金沙江、雅砻江和安宁河一带，这个区域早在西南丝绸之路兴起的时候便有砂金的采集活动。古蜀古彝也有后系寄居此地（如礼州遗址），以采集砂金为经济来源，这便是后来的邛国（邛都）所在。《韩非子. 内储说上》载：“荆南之地，丽水之中生金，人多窃采金。”其记述或不确，战国时期楚地出现的各种“金饼”的砂金原材料大多是来川西南滇北一带，并非荆南地区（湖北金矿发现于八十年代鄂东南矽卡岩铜铁矿的共生金），个中涉及到楚巴之争和楚势力的西进，此处暂略过不表！
金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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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葬是鱼凫神王时期以来约定俗成的最高等级葬制，唯有古蜀贵族、祭师（萨玛、萨帕）才有享有的待遇，前文已详表，此处略过；
次为土葬，水葬或不葬，这些葬制一般为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族群采用，春秋之前在成都平原上（不论周边）上出现的土葬绝大多数都来自长江中下游。土葬（无棺无椁）是来自长江中下游巴荆越后裔的常用葬式，墓葬的朝向西北的是以湔山为神山的古蜀后裔（地位偏低），墓葬朝向东南的是庸人、巴人或荆越人的后裔。此时地位高一些的古蜀贵族已经有了随葬品的做法，比如2007年，在金沙遗址发掘M1901号墓地（本报曾作报道）进行清理时出土了70余件造型奇特的青铜器物，从缩小版的锄头、到十字架形的青铜棍子等。根据考古发掘显示，墓葬中的遗体摆放有着相当讲究，有仰卧、俯卧和屈肢等，每种放置方式是有一定的含义，比如仰卧是正常死亡，喻指长眠；俯卧是客死他乡，入土为安；屈肢（分蹲式和卧式）多是后人视死如生的怀念之情，先人的灵魂不灭。一般来说，古蜀地的土葬跟绑缚式的人牲和人殉做法和理念完全是不同的，古蜀时期或有森严的等级秩序，但并没有人殉牺牲的明显做法。不同死亡性质埋葬时也是有讲究的，德高望众的人死后要放一定的随葬品或他的生前用品，希望死者灵魂升天驱散邪恶要撒赤铁矿粉（三氧化二铁）和朱砂（硫化汞），所以朱砂可不是用来装饰和美观的，而是有着很高的精神理念。朱砂葬这种做法在整个中华大地上有着极为悠久的传统，从西到东，从北到南，前后延续了几千年，以甘青地区延续最为悠久，从7000千年前一直延续到了秦。古蜀地的源头应是来自甘青地区的大地湾文化、马家窑文化。不仅如此朱砂葬还可以作为上古文化关联性的重要参考标的，如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化、莫亨朱-达罗文化、斯瓦特洞穴文化等等。上古时期怎么死其实是一个复杂的精神意志问题，因为这比怎么生更为重要，如此理念跟当今想法似乎有着极大的差别。
朱砂葬

@天山望月 2020-12-04 10:57:32
跟帖这么久发现此帖楼主还真的是有点榆木脑袋！非要用不适合现代人阅读习惯的方式来剖析一个千古谜题，晦涩难懂还不讨喜，看着吧，会有有心人以“轻松幽默”的方式来迎合阅读者的口味捷足先登！更别提围墙内的所谓学者专家了，有渠道优势将你内容改头换面那是分分钟的事，还比你整的更专业，信不信？
楼主长长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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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感谢一下天山君的提醒和告诫，这样的告诫有好些朋友都有建议过，在次一并致谢，谢谢你们的关心和支持！我不知道业界究竟是怎样一个生态，我只是表达自己的理解，可能对，也可能不对，仅供师友们参考，我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或许能找到一些古蜀上古史的线索也说不定，谢谢大家！
至于其他的确实超出我个人能控制的范畴，期间有好些出版社的朋友建议我改变想法先出书，种种原因吧！在此，向支持的出版社朋友致谢，我的想法比较简单，我希望我说的能接受考古遗址器物的检验，我不是想成为什么大神，我只是想验证我七八年究典籍研遗址摸索的路子是不是靠谱！如果说真有什么要求的话，我希望觉着我说得有三分道理的朋友如果要转载请标明出处就好！也诚请朋友们给我的观点做个见证！
再次向关心和支持的师友们致谢！拜谢！

交作业
又次船棺葬，此习俗为长江中下游溯江而上或居汉水中上游沿着嘉陵江南下以船为生的巴人、庸人、荆人、越人等入蜀地带来的。船棺葬相对于火葬和土葬在时间上较为靠后，业界研究大约形成于殷末周初，本文认为不排除在鱼凫神王晚期金沙遗址周边便是已经有了船棺葬的做法。金沙遗址大规模出土的独木棺并不是蜀王时期的，而是蜀帝或开明时期的，独木棺是在金沙遗址的墓葬区，地层属于打破关系，并不是叠压关系。本文认为金沙的船棺葬是蜀帝时期（先开明时期），大抵相当于春秋时期，上不及西周，成都市中心出土的船棺葬时间上则更晚，如成都商业街的船棺葬不超出战国时期。他们经年累月的以船为家，渔猎为生，四处飘零，生在船上也死在船上这便养成了生前抱团死亦合葬的做法。这在金沙遗址出土的船棺墓葬体现的最是充分，据金沙遗址发掘报告显示：在2000平方米的发掘区，密密麻麻地分布着240多座墓葬，大多为独木棺，数量让人惊讶！一般大规模墓葬群都是战争造成的，金沙的墓葬区不太可能是战争造成的，因为船棺摆放整齐，尸骨安置有序且大部分都很完整，且没有明显的外伤痕迹，由此可以判断应该是自然死亡，至少绝大部分是正常死亡的。其中还有些墓葬是二次葬墓，捡骨葬，合葬等，这样的做法一般是有一定的身份地位或者经济条件的才可能这么做，这便涉及到后来荆越之地势力的在古蜀地的崛起，此处暂不表！
为什么开明王要以此处作为墓葬之地？在古蜀地把前朝故地作为了祥瑞之地的做法是个传统，如两汉及以后时期把用于观天测地的羊子山遗址当做风水宝地，从此盆地便是有了“沾故地福瑞”的理念。船棺葬从春秋时期起便快速发展，战国时期达到顶峰，古蜀为秦所囊后，其势渐衰！由这个现象可以看出来自长江中下游巴荆越一带势力的介入、成长并逐渐成为古蜀地典型势力代表的演变过程。
石棺葬和岩葬也或有出现但此时尚不明显，战国秦汉时期及以后较多，且有明显的区域性特点，这跟后来古蜀地分地封王有关，将下文详述！
船棺葬

金沙

成都商业街

完善祭祀形式
此时的祭祀理念和鱼凫时期差异不大，仍旧是崇阳神尚先祖，信巫鬼奉天意，但表现形式变得丰富多彩起来，多了几分生趣少了几分严肃。
1 将曾经的建木—青铜神树改成了更加现实的高大挺拔、枝叶茂盛的神树（柳、榆等）；在神树前面点燃篝火，摆好神案前，点上各种各样的神灯（兽头、蛙、鹰、鱼等），人们点燃火把 ，杀白公鸡，各种英雄传说人物魂灵附体的祭师一边击磬、摇铃，一边吟唱和述说；注：“神灵附体”这种神游术在四川盆地直到今时今日都还有民间的神汉巫婆流传着和继承着，现在叫“走阴”。
2 祭祀形式多样，有天祭，地祭，山祭，水祭，春种祭，秋收祭，年祭等等，这里面绝大多数祭祀都与火有关，即火祭一项，前文中有叙述鱼凫神王时期的祭祀状态，不过都过于严肃，此时的祭祀氛围要轻松许多，比如火祭中有一项叫“穿越火阵”，这既是一种娱乐也是一种竞争。由祭师（萨玛、萨帕）与族长精心设计多个火阵,形态多种多样，只见其形或如飞舞的长蛇巨蟒, 或如奔腾的火马、火龙, 或如卧虎巨鱼。地点也是多样，有的火阵设在陡立的悬崖上，有的火阵则设在湍急的水流中。参加火祭的族人们三五成群来穿火阵, 并在火中玩各种游戏, 如抓石珠、捉迷藏、棒打山鸡、缚鹿、射野鸭等。少女们则荡起火秋千、钻火圈、踢天灯以及举行各种火技比赛。只有最勇敢最机敏勇士才会识破“天火”，谁闯过火阵最多，谁就会被敬为英雄，甚至被推为头人 。前文有说过为了协调部族之间的矛盾有采用“角斗”的方式（无奈后世发展成为了打冤家的“械斗”）。此时便是多了一个缓和氏族、部落之间平日的摩擦、矛盾、纠葛的方法, 在火祭过程汇总，冲突与仇恨化为和睦与友情，大家化干戈为玉帛。
3在火祭过程中产生的热烈氛围给年轻男女寻找佳人创造了绝佳的机会，火祭之后有一个让年轻男女期待的环节，曰“野合”！这样的行为在人类历史和中华大地上延续了成千上万年，有历史记载的也是不胜枚举，四夷之地曰“野合”，中原之地叫“高禖之祀”、“桑林之舞”。周人传说中的祖先后稷就是这么来的，他们只知道妈妈是姜源，但不知道爸爸去哪里了！站在今人的角度来理解这个行为显得过于轻浮，但这个行为确实实在在的让人类文明世世代代沿袭了下来，今时尚有“走婚”之习俗。
4 火 对于潮寒的四川盆地而言毫无疑问是极为重要的，重要事件需要用火来驱邪除晦，如狩猎前要用火来烤下工具，造房前要用火来熏烤木梁，乃至新人结合要拜火，做的第一顿饭都得找族长取火（火石生火），小孩出生后可以要求萨玛或萨帕“过火”保平安等等。
火祭形式参考图

桑中参考图

原始礼乐修编
将三星堆时期祭祀器乐（法事器乐）加祭师的念咒，祝香，赞颂，跪拜，吟唱等进行编排，慢慢形成王家礼乐、大型祭祀、欢庆活动（春祭秋收等）、婚丧嫁娶（不再囿于血缘纠葛，族间通婚渐成主流）等分门别类的礼乐，是为“古蜀礼乐”（金沙石磬、石壁、铜铃、木器、竹器等）。此时的礼乐与今日流传的融合道家、佛家等的“西南戏曲音乐”（西南之洞经古乐）差距还是很大的。此时的“古蜀礼乐”应是“法事器乐”，形式比较原生态，以塑造氛围为主，对音律和节奏的编排比较驳杂，没有多少韵律。乐器主要是石磬，铜铙，铜钹，铜铃，木鼓，木（棒，鱼），匏，竹器（笛）等，尚无丝弦。《蜀王本纪》里记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中的“乐”应是指恢弘的王朝礼乐，此时确实没有系统的礼乐但开明时期却是有了的，只是没有中原王朝那么系统和繁杂！
周幽王元年（前782年），已近古稀的尼省凭其不灭雄心，勤修政务除旧制新振兴古蜀地，然时不待人，渐渐佝偻的背和沧桑的脸预示着祖灵开始召唤他了。相王大计也只能交给后人，又三年，尼古让位于其子省冷，循祖灵而去。
金沙 铜铃 参考图

古蜀省冷，生于公元前823年，其身长一丈二寸，面紫有髯，眼似丹凤，眉若卧蚕。因其父古蜀尼省的不灭雄心直到前782年才继任蜀主位，此时的他已过不惑。省冷继承尼省之愿富国强民，视时称王，然时未至也！巧合的是，前782年也是周幽王姬宫涅继任周王之时，区别是周氏祸起萧墙而古蜀厚积薄发！
周幽王元年（前782年）更春时节，省冷问主祭祀的姜毅之子姜无伤（子承父业）：“羌老卜甲问天，天神可有示意？”
“三十春秋，时现！”
“三十春秋，长矣！”
“顺天意而为，上天护佑，主上静候”。
原来古蜀地的占卜问天的方式都是观星悉时，鸡犬之像、蓍草立箸等，方式很多随机性也大，商末周初起便借鉴了商周运用的卜骨卜甲之法，卜骨即动物骨骼，卜甲一般指龟甲。至今我个人也搞不清楚沿用几千年的龟甲卜筮科学性合理性在哪里，只有臆测其理念可能基于神性的想法，鳖龟的寿命长可能知晓过去也能预知未来，于是往龟甲上去找预未来测吉凶的线索。龟甲裂纹的形态和走向旁观者或不熟悉此术的人可能也看不懂，自然不知道卜测是个什么结果，或许卜测的结果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卜测结果的解释权归上古知识的传承者—巫师或祭师所有。这样的情况应该在上古时期的中华大地上应是“放之四海” 皆实用的，上古知识或者说知识的本身应是自掌握“通天知地”的那极小部分人起，传承沿袭者自然也是他们。由此可见，知识垄断也理所应当的是上古时期的一种自然表现，掌握“知识”的必定是统治阶层的王族贵族或居于社会上层专职服务于神权王权的巫师祭师。
在古蜀地金沙邑所在，用的卜甲基本都是龟甲。据考古显示：在金沙遗址发掘出象牙、玉石器等祭具的中心发掘区域，考古工作者发掘出共19具卜甲，所有卜甲均用龟腹甲或背甲制作而成，每块龟卜甲上均有烫烧后戳成的小孔。巫师们占卜时，通常用烧红的金属棒在龟壳上烫烧，然后根据烫烧后的小孔边缘的裂痕确认未来的凶吉，而龟壳的大小直接代表统治者权势的高低，龟卜甲的考古专家确认其中一块长达59厘米的卜甲是有史以来发现的最大龟卜甲。这不仅说明当时古蜀国至高无上的地位，也确认了遗址中心区确为古蜀国的一个庞大的祭祀区，更说明此时古蜀国具备着相当的国势国力。所有的这19块卜甲背面均未发现中原地区卜甲上常见的甲骨文字，与成都地区以往发掘出土的天文字卜甲相吻合，佐证了古蜀国文化中独特的占卜风俗。这也说明殷商文化虽然在鱼凫神王末期进入过古蜀地但并没有对古蜀地文化形成实质性影响，也从侧面印证了文符文字作为上古统治者的专利和知识垄断表达的绝佳体现。
金沙卜甲

出土地

幽王三年，北地有变，自周夷王姬静伐申戎胜后，增封申国为申侯，与其政治联姻。周夷王之子姬宫涅娶申侯女为妃，换得申国听从周天子号令，后申侯女生宜臼并立为太子。政治联姻对联盟关系起正面激励的前提是男女双方虽不说是情投意合，至少要看对方顺眼且苦心经营方才有正果。姬宫涅情感经历似乎不是这样的，他看上褒姒在先，且一直念念不忘，和申侯女政治联姻在后，感情基础薄弱。幽王姬宫涅继任周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褒国求亲，褒姒瞧不上姬宫涅，主观上不同意，照理说古时的政治联姻女性是没有决定自己婚姻的权利的，没曾想褒国国君也不同意。原来周王室和褒国一直有联姻之举，二者关系颇为紧密，但经周共王姬繄扈和周懿王姬囏两代后，尤其是周夷王周厉王的错乱作为使得周氏愈发势微，褒国和周氏往来也就少了许多，双方关系日渐生疏。要不是周宣王南下向南路诸侯借兵，可能周室都忘了还有褒氏的存在。时至今日周王朝分崩离析，攀这门子亲无异议把自己拖下水，奈何姬宫涅对褒姒一往情深。痴不痴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维护痴情的武力，很明显，周氏对褒氏而言是有的。
因为情感问题以致刀兵相见，似乎儿戏了！《括地志》云：“褒姒故城在梁州褒姒城东二百步，古褒国也”。打开地图看看，褒国处在汉中流域的上游，汉中平原城固以西，就地理位置而言，汉中之地自古以来都是很重要的，西周先王数次祭祀旱山会盟南路诸侯，但说姬宫涅兴师动众大兵压境入侵褒国似乎也不太能成立，因为从丰镐出兵到褒地，要么走故道，要么绕道祁山，不论怎么走似乎都是极难。所以最可能的是幽王姬宫涅应该是“以势压人”，迫使褒国屈服交出褒姒最为可能！
就这样褒姒被姬宫涅强行掳至镐京，可以想象褒姒此时的心情和状态，心如死灰是肯定的，脸就像万年不化的冰霜，成天冷冰冰面对姬宫涅。为逗褒姒一乐，姬宫涅是煞费苦心，什么方法都想尽了，以至于后世为了夸张姬宫涅的荒唐作为，甚至杜撰姬宫涅烽火戏诸侯以逗褒姒一乐。这样杜撰不能成立的原因有两个，一则姬宫涅不可能那么蠢，二则褒姒笑点也不可能那么低！真正的原因可能是：姬宫涅欲废申后及太子宜臼，立褒姒为后，立其子伯服为太子，这样做可能有不希望西戎力量做大的政治考量，也可能是为搏褒姒一笑。可惜结果是悲观的，褒姒不仅没有笑，还给周氏破灭埋下了祸端。年轻时的一见冲动可能就是爱情，为了爱情可以付出所有，为了自己心爱的女人，姬宫涅也是拼了。
前771年，姬宫涅废太子宜臼立伯服之举，终究是引来申侯与犬戎、西戎起兵讨伐，杀其于郦山下。这下褒姒是真笑了，既有解脱后的大笑，也有时光不再的苦笑，泪雨滂沱，哭笑难抑！人类历史上琴瑟和鸣鹣鲽情深的爱情何其少矣，也正因为少，才显得难能可贵，更多的却是悲剧！
北地巨变，褒国乞降，褒君受辱，褒姒被掳，褒国一蹶不振。这给古蜀地敲响了警钟，该当凝蜀地之力以应时局！
这段历史可参考清华大学藏战国逐渐（ 貳） 》５—７ 簡：周幽王取妻于西讅（ 申） ， 生坪（ 平） 王＊（ 王。王） 或奴〈取〉孚人之女， 是孚念（ 姒） ， 生白（ 伯） 盤。孚念（ 姒） 辟（ 嬖） 于王■（ 王， 王） 與白（ 伯） 盤逐坪（ 平）＝ 王＝（ 平王， 平王） 走西繙（ 申） 。幽王起自（ 師） ， 回（ 困） 坪（ 平） 王於西繙＝（ 申， 申） 人弗敫（ 异） ， 曾（ 繒） 人乃降西戎， 以攻幽＝ 王＝ （ 幽王， 幽王） 及白（ 伯） 盤乃滅， 周乃亡。此事，另外《国语》和《史记》都有载台北故宫博物院有意见青铜匜銘文曰：“ 唯王正月初吉庚午， 浮公之孫公父宅鑄其行它（ 匯） ， 其萬年子子孫永寶用之。”

幽王六年，省冷命柏氏、夏氏科民，知悉古蜀地（雒、江原、南安、青衣、笮、邛等）辖域民已超12余万户，60余万人，西羌（冉族）近6000户，3万余人，黔中与滇西称雄南中，其中黔中4万余人，滇西（中）3万余人，朱提3万余人，总人口近75万，百业具兴，具称雄之资。注：汉中之地（褒国）在整个蜀王蜀帝时期都不是古蜀的势力范围，开明时期才渐渐纳入古蜀辖区，见后文详述！
上古时代人力是生产力也是实力，人口数量的多寡直接决定了实力的强弱，此时古蜀地的实力足与他域争雄，缺的是天时。
又四年，西邑祭祀殿内，省冷再次询萨帕姜无伤，道 “时，至否？”
羌老回曰：“中土，或有二王，蟒龙并争，称王时！”
“王者，承天地，宰人界，大也！慎也！”
“静候时至……”
幽王十一年，周幽王姬宫涅，崩，其弟姬余臣于镐京称王，为西周；申侯缯侯许文公等立宜臼为周天子，即周平王，在位后二年，在郑、秦、晋等诸侯的护卫下东迁至洛邑，为东（成）周。此事在各文献虽有记载但都有所隐晦，唯《系年》《纪年》可参一二。清华简《系年》第二章涉及周平王东迁的相关史事及年代,其内容非常重要。《系年》中所谓的"周亡王九年"即周幽王九年,亦即公元前773年,此乃周平王元年。东迁实际上在周平王三年,即公元前770年。而《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将其合二为一,而后者的年代系统显然经过整合的，这说明《系年》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实际上用的是两套纪年系统。《竹书纪年》亦载：“先是，申侯、鲁侯、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太子，故称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二十一年，携王为晋文公所杀。以本非适，故称携王。”西周东周并存了二十一年，直到公元前形750年，周平王姬臼协同鲁国、许国、申国、犬戎袭击周室，晋文侯击杀周携王后，将周室的根基关中平原赠与秦国，并率王室东迁洛阳以求得晋国、虢国保护。周王室从此一蹶不振，晋国由此渐渐做大，此处略过不表。
申戎之乱平王东迁（把周天子簋（利簋）搞丢了），该事件作为划分西周东周的分界标，意义重大无疑。本文更关注的是“平王东迁”的附加产品：知识的下移。前文已有表述关于知识被统治阶层垄断的情形，此处再次指出是因为这次“知识下移”直接催生了春秋时期的诸子百家，开启了中华历史上百花齐放的人文复兴。其中，被后世玄学（如 宋 陈抟老祖）尊为天书的《河图》不再束之东序高不可攀，也是渐渐下移至知识中层，如贵族、侯、伯等，各种“玄机”解释也就多了起来，对《河图》进行解释的《洛书》便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那《易•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中的《河图》《洛书》究竟是什么？都有什么内容？古往今来，各种解释都有。
《尚书•顾命篇》载：越玉五重，陈宝，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可见河图只是陈列于礼堂东序之秘宝，而未指明是何种宝物，为何命名“ 河图” ？有学者解释或以为河图应为黄河之图，洛书应为洛水之书，都是古代地理图书（此说过于狭隘）。也有学者推测：与河图同时陈列于礼堂的赤刀( 涂成红色的玉刀)、大训( 刻有先王训辞的玉器)、弘壁( 大的玉壁)、碗淡( 上圆下方的玉圭) , 以及大玉、夷玉、天球( 天青色美玉) 等等，都是宝石类，因而河图可能也是一种宝石（是宝贝是肯定的，但不是宝石）；
个人认为： “河图”“洛书”其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术数理论不过是微不足道但想象空间大的一部分：
西周《河图》的主要内容是上古哲学，山川地理，天文历法等上古认知系统的百科全书，为历代王室的机密档案，如夏桀史官终古奔商所携带的“图法”（地理、天文），商内史向挚奔周所载的“图法”（原有基础上增添人文哲学），此“图法”便是西周“河图”的前身。殷都宗庙窖穴中的“甲骨文档案”也有不少秘辛，当今发掘和破译的甲骨文或许仅仅是殷商中后期“档案”的一部分，如贞卜吉凶，个人估计未破译的甲骨文应该还包含了其他人文内容，期待释读工作的进一步突破；
东周《洛书》：平王东迁典籍遗失，但文官（人）尚在，凭借些许典籍和记忆口述重新辑录而成（这是人文资料的第一次大规模汇编），在原来的山川地理、术数易理、天文历法的基础上上增加了人文哲学，礼制典乐等内容。此次汇编注重分门别类，细化著述，整个辑录显得更为系统，此时的《洛书》相当于宋之《太平御览》、明之《永乐大典》、清时之《四库全书》。《洛书》乃王室重典，华夏之根，是周王室作为正统地位的体现，其重要性与帝王时代的传世玉玺等同！既然《洛书》如此重要，那为什么没有留存下来？因为周王室档案还有更严重的第二次散佚，此处暂略过不表！

传说中的 河图 洛书

@纳兰惜弱 2020-12-16 17:57:43
一直关注进展，期待楼主的上古史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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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出差，现在刚到家，赶来坛子里看看，在此一并拜谢各位师友的支持和理解！前面有说待蜀王篇完结我会开解读上古史的帖，这么做的原因：一则工作关系时间确实不够，如果仓促更新怕碍了诸位的眼，二则我在一些热心老师的建议下重新整理上古史，争取给大家一个像样交代！大话已放出去，也得有始有终不是，要是到时弄出来一个四不像，丢人事小对不住一直以来支持的各位师友事大！
另外，关于古蜀史的解读纯属个人浅见做不得数，大家有慧眼有判断，能辨是非曲直勿需我赘言。我觉得我们不应把眼光局限在是非对错上，而应把精力放在探究事情可能的本来面目上。我认为今人，我是说任何人，都不太可能找到完整历史的真相，任何宣称揭露历史真相的做法都是自欺欺人，顶多就是发现历史某个阶段某个侧面可能的真实。其实历史没有真相真理，只有道理道义，过去发生过的一切不应该是我们评头论足的对象，而是我们从里面吸取了什么教训学到了什么经验，哪些做得好，为什么？哪些做得不好，为什么？哪些人和事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和帮助等等！我个人坚决认同司马大人对历史的观点：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前面我写《太古卷》《蚕丛 柏灌卷》的时候确实有很多顾虑和考量，因为“无影无踪”的古蜀历史本身就是中华上古史的一部分，脱离上古史来谈古蜀史是无根之水，如果要谈上古史又涉及到方方面面，不管文献考古、还是意识形态、抑或约定俗成，不是谁谁说了就能算数的，所以前面的行文框架依然没有脱离现有的上古史框架，确实有很多的不足之处！若按照我个人认知的上古史来看古蜀的历史是顺其自然的，它形成的大背景根本离不开上古史，上古史梳理清楚（我认为的）了，古蜀史的理解是自然而然的。
今人一直在疑惑看似辉煌的古蜀怎么在历史上很少有提到，是不是因为三星堆是“外来人”创建的，跟华夏有隔离？其实想多了，跟华夏亲密接触的“中华正宗”炎帝系的丰功伟绩一样被后人给嫁接转移了，现在留存的上古史跟可能的上古史有着相当大的出入。我个人梳理的上古史跟现在流传的乃至教材课本上的大相径庭，完全是另外的版本，这么做，不是标新立异吸引眼球，待我诉出的时候，大家可根据文献典籍考古遗迹等自行判断。
这就意味着要打破现有架构重新树立新的体系，破，易，立，难！如果到时呈现出来的观点和理念太过“荒谬”，还请师友们暂且忍耐忍耐，我会尽量证明那看似“荒谬”的言论可能不太荒谬。即使真的很荒谬，还请耐着性子看完先！
我来负责叙述和推究，你们来审核和判断！

@看不见的战线2020 2020-12-16 22:15:18
弱弱地问一下，知识下移主要是不是指文字普及？2000年前，希腊、中国突然涌现出一批思想家、哲学家，似乎同这一时期文字的普及有关，一些族群原本靠口口相传的对自然和人文认知的经验、理论突然找到了传承的载体，于是争先恐后地通过文字这个载体向世人传播，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平王东迁这个时期，竹简的制作、书写、存储是不是也有了什么新突破？文字是不是已经简化？按道理，竹简在商代就出现了，为何在战国才开始大量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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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下移这是上古时期迫不得已的做法，因为知识垄断带来的收益远比征讨来的实惠，上古知识垄断体现在陶器、玉器、天文历法等上面，拥有这些技艺和 知识的一定是当时社会的上层，这些人才是各种知识的载体，口耳相传的也是“关门人士”。这种现象应该在上古时期全世界都是适用的。文字的简化从甲骨文到金文、战国文字有一定的体现，更多的是多样性，文字的载体应该要取决于刻刀的材质变更，是石器？青铜器？还是漆笔？丹漆？有人说毛笔，这个还真不好说？
《山海经》有着特别的人文传颂背景，一两句话说不清，这个我在上古史里会详细阐述缘由。
你认为的那支“古文明”，应该跟很多人认为的那支“古文明”是相同的，即西亚或中亚文明，这个问题也是我在上古史里要详细阐述的，先说一句，这支“古文明”确确实实来到了中华大地上并与中华文明接触过，不过发展情形可能不是现在好多人想象的那样。

公元前770年，柏氏夏氏结合北地周朝之制和鱼凫神王时体例重新设计古蜀国建制，前后历时一年半集权半神权的古蜀国即将诞生。本文以为古蜀历史上或有基于契约形式的童仆佃户出现，但大概率没有出现今天所理解的奴隶制，截止目前，据考古发现可知盆地并没有夏商时期墓葬出现明显的人殉人牲，用夏商周之体例来理解古蜀或失偏颇。三星堆、金沙出土跪着的雕像数量不多，从其造型来看也很难说明是奴隶，其表达的寓意当是犯罪受刑之人，雕像的目的可能是惩戒。
历史上任何时期的“神权”向“集权”过渡都会面临两个大的障碍，即“多神”转向“共神”，“共神”转向“共主”。古蜀地在鱼凫神王时期，形式上是尊的“神王”，但实际上各族群是各自为政，在各自领地范围内权力最大的是族长并非神王。神王制，殁，到蜀主时期，古蜀地上的各个族群都有自己尊崇和祭祀的祖神或信仰，这种做法更是大张旗鼓各行其是。因为土地、童仆、习俗等族间大打出手的情形时有发生，蜀主当不了仲裁者只有做调停人，地位略显尴尬。古蜀地其他族系已是“虫蛇不分鸟鱼共处”倒还罢了，关键此时的大族古羌、古彝，这两者的信仰和行为习俗差异明显，想要一统难上加难！
是年，议事殿内，柏氏族长柏哲与省冷商议的头疼脑热的，柏哲曰：“主上，如今族系遍立，势力参差，宗祖有异，习俗有别。旦生嫌隙则起纷争，地不宁矣！”
此等情形省冷又如何不知，面对氏族间时有的争斗也是毫无办法，叹曰：“为之奈何？”
柏哲，略作沉思，道：“地之争，人之祸，聚也；昔周氏遣侯于四方，意拱王庭实则散势，何不效之？”
省冷眉头一扬，道：“柏老之意，散诸族？”
“今多聚于原之西、中，然北、东、南地稀芜，况原之四野，荒也；王权居中，散诸族于四野，领诸地食官。春种促农，秋收岁贡，祭时聚王城以职述。”
“诸族居原久矣，赀财家支皆在左右，岂愿处荒野？”
“非驱也，议令居者得之，自羁縻。”
“柏老意先居为己，后者不论？”
“然”。
省冷细细考量了一番，颔首曰：“所言有理，可试之！然纲纪为何？”
“中土诸族相争，商周为大，承前启后，形制衔环。今南中无主，巴地无首，荆楚或有王，冉氏乃西羌之雄，西地尚无主。我地习俗异于中土，可纳南中、西羌，借中土之经纬以塑吾地之纲纪，若何？”
“善”
“主上欲顺王制，当以身作则迁族于原外，以他族效之！”
省冷听后，忽觉牙槽酸疼，愣了愣神后默默颔首。
百官设置由夏氏柏氏主事，原之四维由食官勘察定界，唯待祭师相时以祭天问祖。
次年，姜老姜无伤携祭师观天测象，占卜了一遍又一遍后定次年春始之时，于金沙祭祀台举行称王封侯大典，同年秋收，于东之望川台祭天神祭山川大地。为什么占卜一遍又一遍？因为中土巨变来的过于迅速，曾经说的“三十春秋，时现”，没曾想才十余年就实现了！在解释权归高级知识分子祭师（萨玛萨帕）所有的情况下，找一个合适的理由不是难事，就像武王姬昌刚出门准备讨伐纣王就诸事不顺，然后太公推蓍蹈龟曰：“枯骨死草，何知吉凶”，这么干的还有后来怂恿朱棣造反的“黑衣宰相”姚广孝，略过不表！
姜子牙的最佳饰演者 蓝天野前辈


黑衣宰相 姚广孝

前768年，是为古蜀元年。古蜀省冷祭天祭祖，建古蜀国（尔苏语称西夷国），称王封侯，后世谥之为蜀烈王，尊其父古蜀尼省为蜀圣王，古蜀王，后世称“耆老”或“鬼主”。王位继承制度由原来的兄终弟及与父死子继并行改为父死子继或父禅子承，为长子制，非嫡子制。国若无法则天下不定，既然古蜀要建国必然涉及到治国之法，此时古蜀之法非中原周氏的礼法，而是“俗成法”，今称“习惯法”。所谓“礼”不入蜀，非蜀无礼，而是蜀之礼乃经年累月积习所成，这跟古蜀地的形成有很大的关系，多族群多文化多习俗，原始的民主制（还谈不上集中）已经沿袭千年。古蜀之“俗成法”是柏氏、夏氏和其他大族前后“讨价还价”多次后的折中产物，其内容大多是原来神王时期和蜀主时期处理大小族间摩擦矛盾方法积累和地方祭祀禁忌蒐集而成，表现形式为言简意赅的“谚语”（ 《华阳国志》称“夷经”，今称 尔比尔吉），或由萨玛萨帕口头传颂，或有食官讼人（彝语称德古）熟记以用。
尔比尔吉

“古蜀俗成法”很多条例都是以“禁忌”的形式存在，如母权禁忌，神灵禁忌，自然禁忌，婚姻禁忌等等，在民间的执行者往往是有一定声望的“巫”而不是“官”，民间判决方式则更为离奇，诸如神判，占卜（主要用鸡），随机性很大，甚至治病都会用这种随机的方式。经过千余年的发展演变和经验获取，氏族之间的相处方式和关系维系，古蜀地渐渐形成了以血缘为枢纽的观念，以氏族（家支）为依托的做法，纠纷和仇恨同态处理的理念等做法，不成书也不成册，全靠氏族间和氏族内德高望重的人来调和，这算是古蜀地不成文的“规矩”，也可以算是“古礼”。客观来说，古蜀地在教育和礼法方面的建设是不及中原的，比如在刑罚方面用的是浮动空间很大的“三色法”：案子一般被分为黑、麻、白，即重、中、轻三种，以此确定处罚定罪的轻重”以人命案为例，“故意杀人为黑案，过失杀人为麻案，负气杀人者为白案（轻）。”处罚盗窃案也分为三种，以盗羊为例，“冬季穿墙偷羊者重，夏季开栏偷羊者中，牧场混羊者轻。”这里面有很强的主观性也有很大的人为操纵空间，今天看来是有失公允的。又比如婚配习俗的处理办法是能决之事问族老（耆老），不决之事凭“神断”，立箸，捧火石，趟火塘等等，偷盗、抢劫、土地、财产、人命案、同家支人命案亦如此判，家支内女性婚姻案：基本门当户对的做法按社会等级区分通婚，不同等级的通婚会受到许多干扰和阻碍，如果一定要自由恋爱自由结婚，就可能被驱逐出氏族或家支，为了防止财产外流的寡妻转房制（按关系亲疏远近来顺推），若不同意转房，可交相应的赎金或身价钱以获自由等等
“俗成法”有很大的操作空间但国祀就没有了，此时祭祀仅设萨巴一职专司服务王庭（开始分流）。原来的萨帕和萨玛成为各自支系的“高级知识分子”，萨帕在羌族被称为“端公”、“诗卓”、“释比”，萨玛则在古彝则称 “ 奚婆” 、“毕摩”，古蜀的过往古今和知识体系都装在这些人的脑子里，一代代传承加工，便有了后世的诸多流传。古蜀地此时本质上还是“各有其主”的状态，但在形式上得到了一定的统一。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有知识体系的执掌、传承和运用，如贯穿整个中华文明史的巫傩文化其历史表现痕迹十分显著，尤其以长江流域巫傩文化为盛，古蜀有萨玛萨帕文化，滇黔有鬼主文化，土家有梯玛文化，湘江有巫王文化，吴越有巫鬼文化等等等等！大概从此起，释比和毕摩这些说法为官方流传，而民间则是巫、苏尼。此后好些古蜀的神话传说都是由这些民间的巫（苏尼）展开想象而来，有很多说法也经过了一代代人加工改良过，本意渐渐迷茫！
凉山彝族习惯法田野调查报告 参考

得空交点作业
古蜀自此立国建都，拟官司职，执牙制旗（牙旗），地之四野，方之四维，王城为都，都下设县，侯为县首，县下设乡，乡分五族，族分五井，井为五户。
拟官设职：
佐王大宰（相）一人，掌王庭之司，以佐王治邦国，领宰夫四人，率祭人、盐人、膳人、渔人、兽人、酒人、缝人、染人、采人等；
大祭师（萨巴）一人，掌国之礼祭，以佐王保邦国，领祭师，率巫人、占人、器人、舞人、牲人、衣人、妇人、仆人等等；
司土一人，主诸侯之要，以聚万民教大众，领县正、乡师、乡老、族师、贾师、比长，率农人、水人、泽人、林人、牧人、牛人、鳖人、贾人、廛人、槁人等等；
司马一人（着三旄），掌国之军马，以平四方征不逊，领军司马（着二旄），舆司马（着一旄）。军司马帅三军九师，三大行为师，十行为大行，十什为行，两伍为什，五卒为伍。舆司马帅三师六卒。三人为乘，五乘为队，十队为卒；
司刑一人（德古），掌国之法纪（俗成法），以诘四方振纲纪，领朝士、方士、县士、乡士、士师，率庭人、刑人、缚人、囚人、掌人等，秉刑之用在止罪定天罚五刑：抹、缚、奴、囚、赎；
司工一人，掌国之器物，以筑路桥建宫舍，领木师、器师、磨师、水师，率陶人、轮人、弓人、匠人、车人；冶人、铸人、锻人、矢人、戈人；玉人、铜人、雕人、漆人；筑人、排人、疏人、架人等等。
古蜀地的“封建”和中原的“封建”有着本质的区别，古蜀地的“封建”平原上的各大家族将平原及周边进行重新划地盘分家，而中原是周王外派嫡庶子弟和功勋人员去开发新地盘或占据他族的地盘，后来演变为“诸侯”。古蜀地在鱼凫时代便是出现了以氏族势力排资论位的做法，蜀王起便出现了相对严格的等级秩序，是为“蜀礼”。不过古蜀“蜀礼”的主要表现为主仆式，虽有家国之形式却无有君臣之概念，大到国之事务管理，小到家之婚丧嫁娶，完全按照“俗成法”行事，如祭祀、婚配、刑罚、纠纷等！
蜀王名义上为古蜀之主，诸侯奉蜀王号令尊古蜀国祀，但在诸族（侯）的辖地内则完全是诸族族长说了算（羁縻制），包括领地内的纠纷蜀王也无过多干涉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