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哪里又犯了忌讳，今天下午交的作业又掉楼了，分段发下试试
随着认知能力手工技艺的提升和医疗经验农耕水平的积累，古蜀人口数量稳步提升，平原及周边各大部落、氏族、家支的势力也是水涨船高，这样的情况有好有坏，好的是平原上人气渐盛生机勃勃百业兴盛，不好的是人多摩擦多，争端也多，此时平原上的约定俗成是氏族家支之间要是因为土地和山林等资源发生摩擦一般都是私了或依据约定俗成来解决，为了平原管理，蜀主采取了明确权限划定界线的办法，领地范围内除了空气之外都属于该领地的头人所有，领地范围内血缘关系之外的人来去自由。若有外来族人想在相应头人领地内耕种或渔猎，征得头人同意并做下约定（该约定为口头），外来族人按约定（口头）向该领地头人缴纳相应的税金！这样的约定俗成渐渐成为了此阶段的行为习俗和处事原则，为了强化各自实力各氏族或家支不断联姻抱团，老牌氏族家支实力越来越强大，后来进入古蜀地的部落或游群也采取了同样的抱团方式，渐渐的成为了古蜀地一支又一支新氏族和家支力量，比如从长江中下游溯江而来以渔猎为生的巴人、荆越人及皖赣浙一带的人，他们慢慢聚居在平原上金沙邑和三星堆邑的周边，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成为平原上的一部分，同时也留下了属于他们的历史痕迹。

中原要变天古蜀也拦不住，况且古蜀自己还有一摊子事儿呢。此时古蜀地平静的表面下暗藏着诸多不确定，几百年前鱼凫氏对平原南北进行了上一次的阶段性的历史整合，现在也快到了阶段性历史整合的时候。言归正传，在《鱼凫卷》和本卷前文已经很多次强调过古蜀是货殖营生、以商立国，开放包容。下一节将蚕丛柏灌时期以来古蜀人走过的商道梳理一番，以便承前启后。

5037楼又掉了，那再细分一下，试试看究竟哪里出现了敏感字眼，请师友们鉴定！
普尼三年至普尼二十年间，古蜀地风起雨下花开花落，日子就在纷纷扰扰哭笑声中度过，中原地区却是风云际会已-变-天了，长江中游荆越之地的楚国也开始发力朝着地方一霸努力着。周王朝经过周厉王姬胡的一番“胡作非为”后被驱逐，师龢父被推到前台摄王事，周氏召穆公和周定公辅政以保证周氏大权没有旁落。约莫十四年后，随着姬静在成周站稳脚跟，在穆公和定公一番操作后师龢父情绪稳定的将权力交给太子姬静，逍遥于共山。姬静见师龢父如此高风亮节，赐之以“伯”爵，这便有了“共伯和”之说，但在武帝年间的司马大人有且只有写成“共和行政”，因为此时的汉朝极为推崇“周公吐哺”（出自《韩诗外传》）的传说，谁敢给周公（周朝）上眼药,除了一死别无可能。

续补5037楼
姬静继位后，政治上继续任用穆公定公等一帮贤臣辅佐朝政；军事上借助诸侯之力，任用南仲、尹吉甫、方叔陆续讨伐猃狁、西戎、淮夷、徐国和楚国，使西周的国力得到短暂恢复，史称“宣王中兴”。但持续的用兵给诸侯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和反对情绪，这导致周宣王晚年对外用兵接连遭失败，尤其在千亩之战大败于姜戎，南国之师几乎全军覆没，一心想恢复周氏王朝声威的姬静最后也迷茫了，逐渐独断专行不听忠言，“宣王中兴”也成了昙花一现，由此为周幽王的败亡埋下伏笔。后来又经历诸多变故，众诸侯渐渐由不朝周王变为欲弃之，西周快-退-出-历-史-舞-台了。

今天交作业
接上！
古蜀商道可不仅仅只有“西南丝绸之路”，还有西南路，西路，北路，东北路，东路和中路。
西南路：即“身毒蜀道”，即“西南丝绸之路”。此路从成都平原出发，经由崇州、邛崃、汉源、邛都入云南朱提、过昆明经大理保山到缅甸八莫（古蜀人能走到的地方）至印度北部、巴基斯坦、阿富汗以至中亚、西亚（后半部是古蜀产品能去到的地方）。这条纵贯亚洲的交通线，是古代欧亚大陆途程最漫长，历史最悠久的国际交通大动脉之一，至今仍具备着一定意义；
西路：松茂古道（蜀主时期），也就是冉駹山道（前文有述），从都江堰出发一路沿着岷江到汶川、茂县再北上松潘到川西高原，抵九寨舟曲和宕昌，还有一条路线是从什邡绵竹翻越九顶山直接到达茂县然后再北上入川西高原，此二线后面一条的时间较早，古蜀历史走得最早、最艰难、最坚定的路线，此路是西羌入平原的关键路线；
北路：陇西商道（祁山道），主要从嘉陵江北上或翻越九顶山到九寨走白龙江，过沔水（西汉水）入渭水，抵周原入关中，时断时续！此路可见《史记•诸侯十二年表》载：“秦文德穆居雍，昔拢蜀之货物多贾”，此路绕行距离较远，后来陆续开通了各种古道和栈道，但此路在夏时期乃至更早时期发挥过巨大的作用，见本文前述；
东北路：沿着嘉陵道越潘冢逾沔水（汉水流域上游），过勉县入汉中（也是汉中南下的通道），再沿着汉水向东南过安康到十堰入南阳盆地到江汉平原，此路虽险阻也是巴方所在，巴蜀最先的交集是发生在这条道上。这条道在夏商时期可是起过重大重用，它是中原文化入蜀的两大通道之一，另外一条是东路！
东路，主要是两条水道，从鸭子河马牧河乘船入沱江，南下入长江，要么顺江而下到长江中下游（取决于航船技术和船只大小），要么在重庆忠县上岸，走一段陆路到清江上游，再顺江而下到入鄂达宜昌、荆州。川东地区则沿着嘉陵江南下入长江，要么走长江道，要么沿清江道，出蜀的东路，本文称其为“东南矿料之路”，也是中原文化和长江中下游流域入蜀的重要通道；
中路：是一条水陆相间的交通线，从平原由陆路入滇至昆明、晋宁、玉溪、红河、个旧等区域一直到越南的老街，越池，河内。这条道大致形成于三星堆中后期，兴盛于蜀主和蜀王时期，此道主要是为了锡矿和货殖。后在古滇国势力的驱使下，慢慢形成了后来云南的多民族格局，此处暂不表；
以上几条线大致是进出盆地的主要路线，各有分工和用途，进入盆地的外来文化较多的是西南路和东路，连接盆地与川西和南中的是西路和中路，这两条路是三星堆文化及十二桥文化输出的主要道路，北路和东北路在三星堆一期文化发挥过作用，后来时断时续，在商周之际也发挥过一些作用，十二桥文化时期有些荒芜，直到开明时期才又多了些生气，后叙！北路和西路今天已经较为清晰了，但东路和中路还研究的比较少，这两条路对研究古蜀历史的演变也是很重要的，比如东路不仅是三星堆崛起的重要助力，更是铅锡矿源出西南地对长江和黄河流域的上古格局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中路则加强了盆地与南中的联系，古蜀文化通过这条路对南中地区产生过巨大影响。遗憾的是，东北路至今没有引起重视，本文认为此路是疏通夏商周时期一些关键节点的重要路线。这几路此处暂做一些梳理和交待，具体每条路的演变和作用后文会一点点描述。
早在蚕丛柏灌时期便已开拓了的北、东、西、西南四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商贸触角的延伸，古蜀人的足迹走得越来越远。下一章节重点讨论西南丝绸之路，即“身毒蜀道”，这条道的产生具有主动和被动的双重属性。纵观华夏历史上下，“身毒蜀道”是南亚西亚早期文明与中华上古文明沟通和交互的桥梁，是上古时期东西方文化接触、交汇和碰撞的两条“国际化”道路之一（另一条是河西走廊）。

师友们批评的极是，这段时间思路确实有点乱，我要检讨反思一下

首先感谢各位师友的支持与鼓励，我没想过要动谁的饭碗，一则客观上我没那本事，二则主观上我也没想过，我只是就我知道的做一些推究和揣度，算不得数当不得真，我能做的就是尽量让我的推述能够接受检验。如果我写的冒犯了谁，在此诚恳的向你们道歉，请多海涵担待！

刚忙过，交今天作业！
要讨论“西南丝绸之路”，就不得不谈到“身毒”。身毒最早的记载始见于《史记·大宛列传》，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见邛竹杖和蜀布乃得知，《后汉书·西域传》亦有记载，且将身毒国解为天竺。既有明文记载，那身毒是不是天竺呢？是不是传说中的古印度呢？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有不少，本文也试着考释一下。
先论“身毒”的发音，当读yuan du，而非shen du.这个读法是张骞根据西域人（波斯语）的发音汉译而来的，大致发音为hindu.即“身毒”。这二字若用古典梵语发音则读作sindhu,看得出来这两个发音有着些许的区别，因为波斯语（古伊朗语）的发音中没有dh一类的浊辅音，所以sindhu在波斯语地区也就被读为hindu。简言之，今天我们读的身毒（yuan du）大致是来自西域地区波斯语发音的汉译结果。
“身毒”（yuan du）在哪里呢？《史记·大宛列传》有着模糊的描述。据此可以大致判断个方位，应在恒河流域一带，有考证认为该区域可能是在印度次大陆北边沿着喜马拉雅南麓绵延至孟加拉国的地区。
身毒，这是公元前100年左右大汉帝国对古印度（也可以说是古巴基斯坦）的称呼。那在古蜀国的蚕丛、柏灌时期（公元1600年前），这里又是什么呢？也是古印度吗？答：不是的，它是传说中的哈拉帕（文明）（前2500~前1700年），大致位于今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哈拉帕文明几乎和蚕丛柏灌时期具有相同的文化属性和社会表现，二者都具有一定的文明共性，尚货殖商贾和默默耕耘，善天文地理而不善攻伐之道。今天有猜测说三星堆可能是中亚或西亚来过来的文明，本文负责任的说：三星堆文化根本不是中亚或西亚文明复制过来的，说三星堆文化有中亚或西亚文明的影子，我完全认同，但说是那边移植过来的，时间上是平行的，空间上是遥远的，况且早在三星堆文化之前成都平原就已经有了三星堆一期文化及宝墩文化，中亚或西亚过来的文明有且只有成为“远古国际交流”的一个交流体现，而无法成为文明“入侵者”。
本文认为从东北绵延至西南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区域内，北草原地带，甘青地区，藏缅地区很早便已发生了东西方文化的接触和碰撞，在河西走廊和藏彝通道都有很具体的表现，此时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则发生在“西南丝绸之路”上。蚕丛柏灌时期，在古蜀人东出西进，北上南下之余，哈拉帕文化也在沿着这条路越孟加拉入缅甸抵近云南边境，缅云地带便是两地文化、商品和人员交流最频繁的区域。与古蜀南中接触的大多是穿越过那加山和若开山脉活动在缅甸两江流域（伊洛瓦底江和萨尔温江）之间的哈拉帕族裔，同时也有部分南中地区的古彝人和土著人因为这条商道而越过掸邦高原到缅甸地区的两江流域，如后来的摩揭陀，瞻波（鸯伽）、迦尸、跋祇等。
“西南丝绸之路”便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和上古国际交流中慢慢兴盛起来，古蜀产品经过层层中转到达哈拉帕（古印度）地区抑或更远，古蜀的影响力也慢慢波及到古印度乃至中亚、西亚。今天三星堆的青铜器和玉器令我们震惊，但古蜀的兴盛可不是靠这些铜器玉器，而是古蜀的手工技艺和产品，如丝绸、布匹、土特产、矿产、药材、藤编织物、手工制品、茶等等，同时哈拉帕文明区域的一些文化特征也到了南中后北上成都平原，比如珍稀海贝（环纹贝、虎斑贝等）（普通海贝成都平原就有）、石髓、封牛（瘤牛）、原鸡（三星堆铜鸡原型）、棉花、琉璃珠、或有青铜技术等。本文揣测古蜀王（贵族）可能是中华大地上最先穿棉质服饰的人，青铜大立人三件服饰中第二层半袖式短衣和麦穗装饰有可能就是棉质的！！！
注：三星堆的“卍形纹饰”应是从马家窑过来的，不是从西南丝绸之路过来，也不是从藏彝通道过来，这一点西南丝绸之路贡献可能没那么大。
四川盆地的蚕丛柏灌渐渐成为过往后，鱼凫氏这支新秀一统南北而渐渐崛起。中亚地区雅利安人在古印度的强势崛起，哈拉帕也渐渐没落，伴随着各部落氏族的攻伐迁徙、分化重组，哈拉帕大部遗民慢慢朝着印度次大陆的南部（达罗毗荼）、一部向北到今天的尼泊尔和喜马拉雅南麓一带（不排除上了青藏高原的可能），一部向西进入今天巴基斯坦地区，一部向东沿着“西南丝绸之路”越到孟加拉国和缅甸抵近南中地区。以此路为轴，孟加拉国和缅甸地区渐渐兴起不少聚落，随着交流的深入，他们渐渐与云南地区的大理、丽江、保山腾冲一带的聚落共处共生，通婚融合，进入云南这部遗民渐渐成为了古彝族的一份子，慢慢成为了我们国家少数名族之一，他就是拉祜族。
如上可知，上古时期的四川盆地根本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偏僻封闭、蛮荒蔽塞，反而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前沿阵地和中原文化长江中下游文化的沉淀之地，这里开放包容，海纳百川，共生共息，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江淮流域你方唱罢我登场，打的不可开交的时候，西南地区已经默默的开通了国际路线，走上了国际化的道路。
大致背景交代暂告一段落，回过头来看此时的古蜀地是何光景！
古蜀普尼深耕古蜀三十二年，以金沙邑为主，三星堆邑为辅，不断聚拢融合周边鱼凫神王时代分布在河道两侧的聚落和游群，金沙邑规模变得越来越大，建筑越来越多，积聚人也越来越多。平原上的人口渐渐增至九至十万户，五十余万人，各级坊市人流如织，各行各业分工明确，风生水起百业兴盛。
注：据本文中前面所述，不是有了金沙邑之后才有周边的聚落和游群活动，而是早在金沙邑之前，此地便是有了聚落和游群。金沙邑不过是有“虹吸效应”罢了，因此本文认为不能简单的把金沙遗址及周边的聚落遗址一股脑的划分为十二桥文化，金沙邑周边原来的聚落遗址当算是三星堆文化（二三期），这一点还是特别要注意的！
本文认为三星堆核心文化分布范围大致是东不过沱江，西不过芒城（都江堰），北达绵阳，南挨成都市区，周边的聚落文化没有太强的正效应，换句话说鱼凫神王时代的三星堆不是想象中的帝国，只能算“神权王国”，其影响力和控制力的面积算勉强普及盆地。古蜀王时期的十二桥文化不仅遍布整个成都平原，还北达秦关，南至南中，西到西羌，东至川东南渝西，具体情况见后文详述！！！
可曾见，东边的望川台（羊子山）又一次拓宽加高，祭祀规格随之拔高，祭祀形式也愈发隆重。
周宣王十六年，普尼无风无波的让位于其子古蜀尼省，十年后，崩于西邑，魂归租地。
下篇起，古蜀地正式进入古蜀王的时代！

@柴雅畅8 2020-10-04 22:15:32
痴迷的读了一星期帖子，对楼主的理论功底折服。虽然我不是业内人，但是喜欢看这些上古时期的东西，楼主的逻辑思维，文采让我知道真正的推理是什么样的，这是我最大的收获，感谢您！
说来搞笑，我是从一个臆想民科帖子的楼主回复中看到您这儿，没想到竟深深的沉迷进入，再也不看那楼主的臆想了，之前还觉得那人说的真是太正确了，我这是背叛民科了吗？哈哈
您的风采折服了我，对于我以后的学习，做人做事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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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雅君，您好。再次谢谢您的支持！您提到《山海经》的问题我现在还不能回复您，因为按本文的历史时间节点来推算，《山海经》还没有诞生，请允许我卖个关子。阐述《山海经》的来龙去脉是我后文的一个重点篇目，它的由来是有历史背景的，当然也是有缘由的。
《山海经》中的“经”是“此经”非“彼经”，并不能按传统“经史子集”将其分类为“经”一类，《山海经》确确实实是古人对上古时期山川地理，风土人情和依稀记忆的一些“揣测”和“表述”，山海经的“经”可以理解为对“可能过往”的“主观表述”。
届时敬请朋友们，就我对《山海经》来由和及其内容的见解发表意见，提问和质疑！

各位师友们，放假期间因为我在老家更新不便，节后跟上！祝大家节日快乐，出行平安！

@乔家宅院 2020-10-07 18:12:13
这几天把前几卷再次细读了一遍，感觉楼主是在一笔带过并没有深入细说，蜀帝卷却分析的异常深入，前后风格差异这么大，是有什么原因吗？请教楼主一下，为什么会这么个情况，是有什么顾虑吗？还是说有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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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友们好，有朋友特别提到这个问题，我稍作一下解释！
三星堆的来由框架和脉络大致如看出了一些苗头。在此我要做下说明，不是我不想说清楚，是因为要解释其中一些关键机要就不得不涉及中华上古史。前文所述，但有些细节文中确实没提，细心的朋友应该从后面的行文中看出一些端倪！
我在前文也特别提到我能说清楚4000年以后的古蜀历史就已经很托大了，4000前年的中华上古史我确有一些心得和见解，但要梳理清楚简直太难了，我本是想写点古蜀史的见解，如果写中华上古史太多就跑题了！尴尬的是，若不谈中华上古史，古蜀历史又成无根之水。再次重申：古蜀历史是中华文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与中亚西亚或许有着上古交流，但它绝不是中亚或西亚文化的复制品，古蜀人绝不是现在揣测的欧亚人种，此说愿意接受任何层面的检验，包括单倍群。
古蜀历史是古蜀人创造的，它更多的是受到北来和东来文化的影响，古蜀文化是一个复合体或者承载体。这些特性意味着要解开古蜀历史，又不得不探究北来文化和东来文化，又得拆解中国上古史。在这种多重的尴尬境地之下，我才在前面的《太古卷》和《蚕丛卷》做了在不影响大框架和脉络情况下的一些简化处理和细节变更。其实我们的中华上古史完全没有想象中的美好，现在很多人认为竹书的一些记载已经很“离经叛道”，但我觉得竹书的这些记载其实已经很保守了，很“儒家”了。就历史真实性而言，竹书比史记相对靠谱，但就塑造中华史而言，史记功不可没。
机会合适的时候，我会把我理解和推究的“中华上古史”呈现给大家，希望大家有颗强大的心脏来接受“真实”，我尽量做到我写的“中华上古史”能接受文献资料，甲骨金文和遗址器物的多重检验，届时希望有识之士能多多提意见！
不过，这得等把古蜀王写完才行，个人精力和时间着实有限，进度可能有些缓，还望师友们多多理解！

写在古蜀王之前的一些个人考量
截止目前，三星堆时代的鱼凫篇早已结篇，关于三星堆的由来，与中原和东南地区的文化交流，与域外文化的接触等等已经做了一些交代，三星堆的一些标志性器物也做了粗略的解释，大体的脉络和框架就是如前文所述，三星堆时代的“蜀夏”论基本也是我个人的行文基调，这些不会变动。
古蜀历史真正比较困难的是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十二桥文化和开明时代的船棺文化，三星堆文化其实当前已经有了足够的文献资料，遗址器物来做判断和分析，只是这些资料和器物需要另外一个视角和思路来重新看待，这涉及到了中华上古史的问题，前面也特意提到过，只要把中华上古史理清了，三星堆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可能师友们要疑惑了，李学勤等学术大咖不是说中华上古史的问题需要从巴蜀找答案吗？请原谅我个人的冒犯，中华上古史其实已经够清晰了，不过需要更换一下传统思路和打破一些桎梏，便可发现真谛。
为什么中华上古史够清晰了？因为目前全国各地出土的考古遗址和器物已经给出了足够明确的答案！中华上古史的神话也好传说也罢，都有着客观的历史背景，这些我们有足够多的考古证据来诠释，只是我们当下学术界的思路走偏了，举个例子来说，要想把二里头坐实为夏都，再做一些辅助工作就可以，但二里头根本代表不了夏朝，根本代表不了，所以想按照文明三要素把二里头坐实为夏朝，可能再努力一百年也成不了！我不是为了博眼球，刻意打击徐旭生、许宏这些前辈老师，而是你们不了解中华上古史，不了解传说中的“夏朝”是什么样！
说到这里师友们可能要问了，楼主你说得这么起劲，“夏朝”存在吗？夏都在哪里？夏朝是个什么样？我不敢说我完全知道夏朝是什么，它在哪里，但我可以依据文献和考古遗址来一点点论述，我不能说我说得是对的，我只能尽量让我说的合理和经受住检验和拷问。那什么时候能说呢？前面我有写《太古卷》，机会合适的时候，我会以附录的方式添加在那篇的后面。我自己对我梳理的中华上古史是有信心的，中华上古史的梳理完全是依据能查阅到的文献资料，甲骨金文和考古遗址为基础的，中间加入了我个人打破常规的一些推究和论述（以人类历史发展逻辑为基础）。
再把中华上古史梳理出大致合理的框架后，再反过来读本文的推究和论述，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顺其自然的。
有这么神奇吗？人类历史就像搭积木，在把时间和空间梳理好以后，积木便是有了标准，积木形状有异但相互啮合说明文明的交集需要一些契合点，只有把不同的积木块形状（文明属性）弄清楚以后，才能把合适的积木放在合适的位置。文明属性的关联有非常好的标的，那就是遗址器物，这也是文明的线索。积木的契合点靠的是形状耦合，文明的交集靠的是以人为载体的迁徙。
现在说三星堆发掘的面积只有千分之二，言外之意今天搞不懂三星堆是因为还有千分之九百九十八没有发掘。真的是这样吗？发掘了另外的千分之九百九十八就能弄清楚散心对吗？也许吧！
我个人认为三星堆当下的勘探和发掘至少已经超过了百分之五十，当下出土的遗迹和器物已经可以给出许多提示和答案了，对推导出三星堆的来龙去脉已经有巨大的帮助，不仅如此，对中华上古史也一样帮助巨大！
中华上古史也好，三星堆文化也罢，这其中确实有“机要关联”需要深究和考据。只要把这些“机要关联”理清楚了，历史的某些事实将变得明了，三星堆的缘由和来去也将有着落。三星堆的“外星说”、“西亚说”自然消弭（本文支持三星堆官微）。
历史是人类的历史，它的发展有自身的固有逻辑和“恒定中线”，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或许偶发事件会导致历史某阶段偏离“恒定中线”，但纵观中华五千年历史（其实更为久远），这条“恒定中线”基本不变的。
因为个人工作的原因，本文前述之内容过于简略，有时间后好好完善一下，再次拜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今天本来该交作业的，但是师友们善意的告诫给我提了个醒。我的初衷只是想写我个人关于古蜀历史的看法，我前文重申过我说的就是事实我说的就是对的。我不是布道者，我能做的只有让我的推究尽量与现有的文献资料和考古遗迹相吻合，力求寻找到一个相对接近古蜀历史真实的一种可能，当然也可能相距较远。我和其他对古蜀历史及三星堆感兴趣的朋友一样，都在努力探索，我们都不是仲裁者，我们也不能乐观的认为只有我们自己是掌握了真相的那一个，我们或许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无限接近真实，其实总会差那么一点点。
我写这篇文章从来没想过要冒犯任何人，从来没有想过要砸谁的锅碗瓢盆，也没想过和谁争雄，我没有那个能量也没有那个能力，我只是简简单单的表达我个人对古蜀和上古史的一些粗浅看法，如果觉着有理权且一听，如果觉着无理笑一笑就好！
我重新调整一下我个人的思路，尽量避免与业界的一些研究冲突，但不能做到让所有人满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见解，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仅做参考不做借鉴！历史有历史的本质属性，时间断不了，空间无法跨越，历史的发展逻辑不会因今人的喜好而又丝毫变更。唯一性，是历史最任性的特征！在人类历史上，从来都没有孤立存在的过往，现在看似无法理解的存在无非是今人对那段时间的记忆丢失，但只要有痕迹留下必然有线索，如何整合这个线索把相关“痕迹”串联起来，合理的解释人类活动的变迁行为这就是我们今人要做的事。
今天的专家学者做学术性的研究就是在串联这些“痕迹”，今天的考古专家用科学的手段发掘遗址和研究器物，就是想从这些“痕迹”中寻找到蛛丝马迹，专业的事会有专业的人来完成，我只不过是“投机取巧”的辨析和运用了他们的研究结论，真正的巨人是那些默默无闻的人！我不是不争辩，而是觉得我们的争辩意义不大，因为我们很多言语都建立在“我以为”“我想”“我猜”上，我尽量让我说的能在文献资料上能找到一些支撑，在遗址器物上能找到一些证据，都是一种努力罢了！
谢谢朋友们的支持和鼓励，但我不希望我成为“终结者”，我希望我能成为开启者来抛砖引玉，我相信一定有比我厉害无数倍的民间高手，我也相信专家学者的见解会掷地有声，我不过是发表了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和期望能做到让自己叙述有理。
只谈文献不谈考古则无所据，只谈考古不谈文献则无所依，二者相互印证是为“二重证据法”。还是那句话，历史不会因为今人的喜好偏向而有丝毫变更，它隐藏在文献的书缝里，表达在遗址的器物里。一切都交给文献资料和考古遗迹吧！
幸好，三星堆的三号坑不是正在发掘么，以今天我国的考古技术和这次万无一失的筹备，相信三号坑的发掘一定可以给出一些答案和让一些臆想消弭。只要涯叔不封我号，这个帖子会一直存在到三号坑发掘完毕！我作死般的做出了三号坑的分析和祭祀坑的判断，有图有真相，诚恳的希望诸位师友做个见证！
2020年10月12日 晚22:45 立贴！

忠心谢谢师友们的支持、鼓励和理解，也真诚拜谢大家的建议和告诫，这段时间确实反思和检讨了许多。大家高估了我个人的能力和影响力，我只是发表我个人的看法和见解，对其他各层面产生不了什么冲击和影响的，我只是一介布衣，怀揣着对中华文明的过往曾经的一种崇敬和缅怀发表的浅见，如果说真的影响到了一些我不明白的要素，那在此赔罪了！
但，我还是要明确的表明一下我个人的读史和究史观点，咱们中华拥有世界上最完备的文献史料，具有世界上最齐整的考古系列，遗存丰富的文化习俗可供参鉴，况先人也曾做过许多探索和研究，典籍汗牛充栋。今天留存的不论是“正史”还是“野史”，都是对过去可能真实的一种记述，我个人认为这些留存的资料不存在“真伪”的问题，只是缺了一双发现真实的眼睛！
在完备的文献资料和齐整的考古序列并存的情况下，作为后辈的我们久久摸不着门儿，这不是前人太蹉跎，而是我们后人太无能（包括我）！一时摸不着门儿没关系至少我们还在努力着，最让人觉着痛心的是：我们中华文明的历史什么时候轮到外国人来定义？为什么外国人的所谓“文明要素”成了我们的金科玉律？为什么要按照外国人制定的标准来解读我们的历史？所谓“文明三要素”只是咱们中华文明历史上比较靠后的一个历史阶段表现罢了，华夏文明历史上用玉制玉的时间远远超过青铜器。
假如我们把文明三要素之一的青铜器换成玉器，那世界上还有多少文明可言？可能这么说似乎有点强词夺理和狂妄自大了，应当承认世界上各个地区人类文明进步的过程是有区别的，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不管是史学界还是考古界，甚至社会学人类学等等都应该转变一个态度，都应承认人类文明在不同时段、不同地区的差异，要学会尊重和理解这种差异，既然我们处在当下的文明时代，那我们就应该表现的像个文明人。世人可以讨论文明的差异，但论高低上下于现实毫无意义，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上从来都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什么标准要素！
做出过指示，要建设有中国气派的中国考古，那华夏史学也应当要做出中华风范，我们不能再捧着他人的标准要素来当金科玉律。我们应该创建自己特色的史学序列，研究当有理有据，态度应不卑不亢，做到文化自信，但不自大。我没什么背景也没什么出身，更无意冒犯先贤大能，但如果有什么不可抗力让我屈膝，那小可就斗胆忤逆了。
不论是中华文明之尊严，还是个人之信仰，皆当如：与其卑躬的讨好，不如野蛮的骄傲，纵临千军万马，也当一往无前！

今天交作业！
古蜀王之古蜀省冷（蜀圣王）
古蜀尼省生于公元前850年，古蜀普尼长子，二十五岁时为司马，三十七岁继任蜀主，身长一丈七寸，其性勇武果敢，心性沉稳，颇具王者之相。
至周宣王二十一年（前808年）即尼省五年，在世世代代古蜀先人的努力下成都平原开发殆尽，成都平原从西到东，自北往南，皆有田地，十里一聚，五十里一邑，筑路架桥，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这种小国寡民的景象相对于彼时中原而言堪称世外桃源了。
此时中原的周氏王朝在经历什么呢？
自公元前817年起，周宣王姬静干预鲁国内政，废长立幼，鲁武公去世后公子戏继位，是为鲁懿公，前807年，公子括之子伯御与鲁人攻杀鲁懿公，伯御被立为鲁君，史称“鲁废公”。前797年，周宣王讨伐鲁国，杀死鲁废公伯御，立公子称为鲁国国君，是为鲁孝公，经过此次事件之后，周天子声望大减，诸侯多有抗王命不尊之举。
周宣王三十二年（前797年），周宣王攻太原之戎，败绩！周宣王三十六年（前793年），周宣王讨条戎和奔戎，败绩！
接连的战败导致士气全无，原来还偶有响应的诸侯也不怎么响应周王号召了。周宣王迫不得已带着其子姬宫涅（周幽王）于前792年南下褒国于旱山举行南路诸侯会盟，实为借兵，主要借兵对象为牧誓八国里的庸国，蜀国、羌国和髳国（賨人）。周宣王因干扰鲁国内政的行为使其威望大减，加之周王室本身的势力衰减，各路诸侯皆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以致响应者寥寥。古蜀地因先祖和周氏世为邦交渊源颇深，今周氏有难理应尽邦交辅助之意，于是答应借兵于周王。此次宣王南路会盟的结果是尴尬的，但对姬宫涅来说却是美好的，因为已年过弱冠的姬宫涅在祭祀大典上，对褒君的女儿褒姒可是一见钟情以致难以自拔，发生这样的事其实再正常不过，但问题就出在此时周氏的势衰和诸侯的崛起。在君权和王权的双重历史需求下注定得有一个人来给周氏的衰败背锅，周厉王姬胡可能没有周幽王姬宫涅这样的“艳遇”，所以他的帽子是“专利跋扈”。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这个故事的编排后人也是用了心的因为有褒姒这个背锅侠，然而事实是这样吗？非也，请看后文详述！
科普时间：“一见钟情”这种生理反应其实是有生理学的科学依据。在人类长久的进化选择过程中，当男性在见到心仪的对象大脑内多巴胺分泌数值会瞬间飙升，进一步刺激下丘脑黄体素分泌，从而刺激着睾酮的生成和促使肾上腺素上升，乙酰胆碱这种神经递质有效的维持这种状态，随后就会出现心率加速血压升高呼吸急促等生理表现，最后表现为眼睛瞳孔放大、面部喜不自禁以致手足无措不知所从。多巴胺、五羟色胺和乙酰胆碱这两些神经递质会带来感官上的愉悦和身体的舒适，体内电光火石般的化学反应和神经信号传递直接表现的结果，这就是一见钟情。不过此时的情况好像有点尴尬，在姬宫涅手足无措的时候褒姒对姬宫涅一点反应都没有。男性对女性的吸引多是建立在男性的长相、身高、气质、或经济实力这些方面上，要么某个，要么全部符合了女性的预期，女性才会产生好感。换言之，女性对男性的选择标准更加多重，加之周王室式微，姬宫涅的外在形象可能也不满足褒姒的择偶标准，结果就是褒姒对姬宫涅无动于衷，换成今天的话说就是：没感觉。不都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吗？姬宫涅要纳褒姒为妃，不就是周宣王一句话的事儿！完全不是的，在上古时期女性的地位其实很高，尤其西羌地区，什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是很久以后的事儿，此处略过不表。
周宣王三十九年（前790年），近耳顺之年的尼省令其子省冷带领一师响应了姬静征申戎之战，万幸的是，周宣王终于险胜。如果说助周伐商是因为古蜀人有“除瘟商”的主观需求，那此次尼省助宣王伐申戎也捞不着什么好处，那还去干什么？这主要跟古蜀人有史以来养成的性格和做法有关，古蜀人极度的看重信诺。重信诺跟古蜀历史的演变和古蜀国的组成直接相关，前文已有详细描述古蜀的由来和族群组成。因为古蜀地少有礼教也少有条例行事准则讲究的便是“一诺千金”，这个信条来自古蜀国的立国之本：行商货殖，无信不立！还有一个尴尬的情况就是古蜀国一直在努力创生文字，但进展缓慢也无法推广，这种做法直接体现在了古蜀国货币体系的建立和货殖规则的遵守靠的就是一个“诺”，详见后文描述！

交作业

自周宣王二十一年至周宣王三十六年，在周宣王姬静屡战屡败的同时古蜀地加快了西进和南拓的步伐。西进之蚕丛后裔冉氏逐渐做大并发展为西羌一强大部落曰冉族，其活动范围从金川茂汶一直延伸到成都平原北部。在蜀主有意无意的帮扶下，冉族渐渐成长为川西古羌诸多部落里实力极靠前的一支，也因为这个原因冉族遭到西羌其他部落的排挤，矛盾摩擦不断，见后文描述。南部黔中和滇水的古蜀支系经过二百多年的苦心经营也逐渐成长起来。在人类历史进化过程中，任何地区，任何时期，任何势力在成长和崛起的过程中都不可避免的与当地的土著势力如部落或小国有摩擦和争斗，要么兼并要么被吞并，这就是上古乃至远古时期的行为准则。南中支系在古蜀地赀财乃至武力扶持下，两支系在两地逐渐蚕食吞并诸多小部落，部落愈发壮大。朱提邛都一带也因为丝绸之路，人口聚居，逐渐繁盛，自邛、朱提以南，滇池以北，楚雄攀枝花以东，安顺黔西以西几乎都在古蜀古彝的势力范围内。
盆地以东的杀伐争斗古蜀地参与的真是不多，不能怪中原的史学家们把古蜀地给忽略了，古蜀地经营重心在西南和西北方向。成都平原上，除了鱼凫神王时代鱼凫氏在诸族（如夏后氏）的帮扶下成立了“神王制”促成了平原南北形式上的一统，其他时间平原上各氏族基本处在各自为政的状态。各氏族各部落的相处之道便是通过分工协作和商贸往来作为纽带，坊市（都邑）就是节点，到尼省时期，平原上大大小小的坊市已有不少，坊间交易的商品种类和数量越来越多。
古蜀地原来就有桑蚕苎麻，鱼盐铜铁，布匹锻锦，藤编丹漆，罽氂皮毡，手工制品，古蜀特产，药物食物等等产品，大概在蜀主时期平原上又增加了一个重要的品种：茶。在前文的《柏灌卷•柏贾篇》有提到西南丝绸之路上所增添新的贸易品种，便是茶。随着西南丝绸之路的延伸和周边人员的集聚，商贸品种慢慢增多，作为身份象征的茶自然也就成了商品之一，最开始的供给对象自然也是社会的上流阶层，经过数百年的酝酿和与荆越一带的文化交融交流，渐渐形成了上古时期长江流域的茶文化。茶在古蜀地的诞生大致经历了药用—食用—祭品—饮用这几个过程，当初发现茶的是在武阳一带（彭山至蒙山）观天的祭师，而后由药师采收试用，用作清热润肺的药物，再然后作为常用菜食，而后为“尸祭”之祭品，最后才作为古蜀社会上流阶层的身份象征的饮品。大约3500年前的长江流域在喝茶的时候，中原地区可能还没有喝茶的概念，本文对唐•陆羽《茶经》所言：“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持保留态度不做置评。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记载的：“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皆纳贡之”实为常璩念想之作，做不得数， 其实3000年前巴蜀地、荆越地与周王朝有交集，但远远没有《常志》里面记载的这么密切。巴蜀地区的茶文化进入中原地区大概是在秦惠王嬴驷占据巴蜀后，关中及中原地区的人入蜀地巴地，茶文化才慢慢辐射到中原地区，如清•顾炎武《日知录》载：“自秦人取蜀以后，始有茗饮之事。”到得秦汉时期，茶渐成为了华夏大地的常见饮品，其后茶文化兴盛于六朝，享誉于唐宋，远传至韩日。
在物品货物少的情况下，以物易物和贝币互换完全可以满足简单的物货交换，随着物品的种类和数量的增多这种交易方式便显得捉襟见肘。随着随着东西南北方向商道的铺就和通畅，出蜀和入蜀的人员来往愈发频繁，统一交易体系和方式变得愈发紧迫。怎么做？前文有提到以“象牙”作为牙币的概念，此番详述如下。
古埃及文字出现是用作生活及过往的记录，苏美尔文字的出现是应商业会计记录的需要，甲骨文的出现是用来做天文卜筮的描绘，古蜀的文字呢？古蜀地的文字虽然还没有但象形和表意的文符已经有了，其用途大致和古埃及文字一样，可惜没有像苏美尔一样用于商业。连“牙币”都有了，还没有相应的结算体系，怎么操作？前文有说到在推行“贝币”的时候，蚕丛部拿出布匹和柏灌氏拿出粮食给“贝币”做背书，由蚕丛氏和柏灌氏来主导“贝币”的流通和发行。此时便是以蜀主的信诺来为“牙币”做背书，以蜀地几大氏族的赀财为“牙币”的推行做质押，目的是推进古蜀地南北西东大宗贸易的交换、结算和周转，而平常交易还是以物易物和贝币为主。蜀主的“信诺”就这么可靠吗？这主要基于几点，一则蜀人没有成熟的文字记录也就没有所谓文书，交易基本都是口头完成，这决定了信诺的重要性；二则 跟古蜀人的生存法则有关系，古蜀人行为虽然粗鄙无有礼教，但忠实守信说一不二，一旦许诺则会用生命捍卫自己的诺言（不然就会被排挤）；三则此时掌握大宗交易的或近或远都有血缘关系，转来转去都带点瓜葛，这就有“家支”的约束，家支里面族长（头人）说话比蜀主好使。当平原上各大族族长皆首肯 “牙币”作为储备货币（称量货币）后，就具备了相当的宗法（法律）效力！
牙币（象牙）从哪里来？此时平原上大象虽然还有但为数也不多，平原上的大象在神王时期就被祸祸的剩下不多了，今天金沙遗址能看到象牙是断断续续从南中地区进献或收集而来的。很明显，牙币不可能随身携带做现场交易，牙币是作为储备货币的，相当于今日的黄金，其保管和结算完全由蜀主和各大氏族统筹设立的货殖部主管。这个货殖部相当于以前的典当行，也可以说是古蜀时期的“银行”。为了方便交易和结算，货殖部会推出一种用含金量超过90%的黄金制作的金箔作为交易凭证（相当于支票），即今天在金沙遗址还能看到的造型各异的金箔。这些金箔凭证是根据各个氏族部落或各行业的表征或意愿专门制作的（专用标识），我们不能一来就把出土的器物往祭祀用品上去想，上古时期除了祭祀之外其实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的，比如生活。那象牙就只是作为储备货币，没有用于祭祀吗？当然不是，象牙作为最尊贵的祭祀物品在祭祀时是有着极为崇高的意义，古蜀人肩抗（象牙）半跪式，捧抱（象牙）跪地式等姿势皆表明对力量的崇拜和对天神的敬意。
随着古蜀地商业的繁荣，商业理念深入到古蜀人的骨髓，本文认为在古蜀时期极可能诞生过中华历史上原始的经济模式和最早的金融理念，可惜后来被生生打断没有延续下来。北宋时期，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在蜀地产生不是没缘由的，我个人坚信历史是有因果有逻辑的，从来都没有无缘无故的过往！

向师友们做一下情况汇报！
这几天私信里，有不少来自高校和学者对我的所言所述做了专业的指点和教导，非常感谢诸位老师的鼓励和建议！我会好好反思，尽量做细，拜谢敬上！
师友们也看出了我前面的行文还是拘泥于传统的文献和固有的理念，没有多少激进的言论和突出的见解。关于这个问题，我文章里做了多次说明，对咱们的文明起源我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正本清源，我能做的仅仅是发表一些我个人的肤浅见解和认知陈述。有的朋友批评我说，这样的做法在天涯上开帖是没有必要的也是行不通的，没有抓住读者的心里诉求，不弄点石破天惊的观点和言语根本没市场..........怎么说呢！一来我没那水平，二来本着语述有缘人的想法，愿意赐教的自然会赐教，不愿意的也留不住，何必劳心！谢谢师友的关心，一切随缘！
说正题，关于三星堆的见解，我前文有过一些关于器物的详细描述，三星堆的来龙去脉也做了一些提示。诚恳的说，其中确实有些关键节点我没有说，也有一些关键证据没有提供，还请师友们多多包涵。因为这些节点和证据与上古史关系密切，详细展开说上古史会喧宾夺主，待完结《古蜀王》系列后，我再重新梳理一番。我可以保证目前的框架和脉络大体不差的，时间节点可能会有一些误差，但自鱼凫卷以后，正负误差应不会超过一个甲子。也许在公元前2000年古蜀地就有了些许青铜器件，但青铜文化（三星堆）很难超过公元前1500年。关于一二号坑的性质和年代，我会一直坚持我的看法，因为我有自己拿得出手的证据和理由。前文关于三号坑的预测也完全可以接受三号坑的发掘检验！
前面我有说三星堆的叙述难度不大这个感慨是真的，因为三星堆的研究资料相对比较丰富，而且和上古史的衔接比较密切，要解出其中关键费些心力还是可以的，难度真的不大！真正困难的是后三星堆时代、十二桥文化和船棺文化这个时间段，因为这个时间段的研究资料和出土器物很少，要完全靠一点一滴的推据和摸索才能找到蛛丝马迹。就当下的现状来看，文献几乎为零和出土器物严重缺乏，无论怎么写都可能会面临“凭空捏造”“无中生有”的尴尬局面。写了之后无法验证，怎么说都有理，但怎么说好像又不对，很艰难。
因为工作和生活的缘故更新会有点迟缓！请师友们多多包涵！更新虽不定时，但不会断的！

@守望的稻草人181 2020-11-03 16:13:54
三星堆还有很多谜，青铜器尤其是含异常铅青铜器是难以厘清的盘丝洞！楼主，可能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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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守望君的提问，不好意思回复迟了，高放铅青铜器算是我叙述《鱼凫卷》中古蜀和中原及长江中下游关系的核心支撑。高放铅这个问题更多的是技术性问题，历史性问题倒是其次，需要从技术层面来进行解释，这就涉及到铅同位素的测量技术、测量原理及测量方法设备的讨论，待我完成了古蜀史的著述后，抽时间做一个专题。

师友们晚上好，生活所迫连续出差脚打后脑勺以致这些天没来坛子里，实在抱歉，在此给大家告个罪！
下周起开始更新！谢谢师友们一路支持，非常感谢！

袍哥人家，决不拉稀摆带！本周起恢复更新，工作生活原因，更新频率可能稍有不同，还请师友们多多谅解！
交作业！接上文
尼古之子古蜀省冷从“申戎之战”意识到了中原的混乱和周室的衰败，战罢未做驻留，带着些战利品便领着古蜀军士回到了蜀地，随即向尼省和诸老汇报了周室和中原的情况。蜀主尼省闻之感慨万千，诸老也颇为感伤落寞！文王何其贤也，武王何其威也，周氏衰败如斯，可叹可惜！
是年，好不容易胜一次的周宣王找到了自信欲再接再厉征伐姜戎，以期重树周天子声威。无奈上次借来的兵已经打道回府了，宣王手上没兵了。随即周宣王以天子之名强行征召南国四师曰鄂师、堂师、古师、炎师向姜戎开战。毫无战心的南国四师不出意外的在“千亩之战”中大败特败，狼狈的周宣王在奄父的帮助下好不容易得以突围，南国四师几乎全军覆没。此战《竹书纪年》、《史记·周本纪》均有载：“（宣王）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
次年仲夏，周氏的困惑和感伤在古蜀地没持续多久，年迈的尼省召集了蜀主任内最后一次全员议会。议事殿外鸣蝉声声，殿内气氛沉闷，大家一时不知从何议起。端坐堂首的蜀主尼省环视四周，言道：“今周室式微，诸侯不尊王令互有征伐，中土烽火四起，我地虽偏，却也当思来时。”尼省话毕当即以征询的目光望着堂下诸位族长。
片刻后，柏氏族长柏先起身拱手，曰：“主上，吾地四平，人口繁盛，当科民以计。今冉氏有称雄之姿，南中近族亦为翘楚，当固之拓之，为我地依托！”
尼省听闻没说话，微微点头以示认同，随即望向其他族长。
夏氏族长姒轩钧思虑半晌，遂起身，曰：“念我族失据辗转入此地，后相鱼凫铸神王以合南北。昔，助周氏伐有商，功成，武王欲赐我侯，然先主以我地存于天地初开，不受。我地自与北齐，自是由之，毕以邦交。今地阔物丰，人丁繁盛，百业俱兴，货殖通达。先祖披荆斩棘方有如今，何不祭天问祖，视时复王？”
“称王？”夏氏族长的侃侃而谈让尼省浑身一激灵，眼中精光突闪，其他族长亦是一震来了兴致，这个说法着实大胆。
尼省挺直了脊梁整理了衣衫，环顾众人，含笑曰：“诸位何意？”
杜氏族长杜冢闻言，知尼省意，起身拱手曰：“主上，今天下之势，东夷有伯益后曰徐国，称王久矣（徐偃王），与周嫌隙时有征伐。巴地东之楚国，亦称王之举然多有反复。今我地贯南北通东西，四维纲举，其势非徐国楚国可比，称王，得其势也！”
杜冢话落，羌族族长姜毅，起身接言道：“固西地拓南地，联北褒东据巴，科民以计，梳理百业，肃清南北，视时之变，而后称王。”
诸位族长话匣子打开后，尼省却多了些疑虑，喃喃自语道：“昔先祖应武王之盟，领侯爵虚衔以奉周天子，我地称王岂不违诺？信诺乃我地立身之本，失信，不能也！”
尼省话毕，诸位族长当即哑火，因古蜀地少有文字，教条和礼仪，虽说行事由心言行粗鄙，但信守承诺是古蜀地千百年来形成的行为习惯和约定俗成，一诺千金是古蜀地的基本行事准则。失信就失去了立足的根本，这也是为什么古蜀地的货殖商贾能兴起，蜀主和族长的诚信能给贝币流通和象牙作为储备货币背书的原因。对古蜀地先民而言许下的诺言比巨石还要有分量，违背诺言不仅会被神灵诅咒还会被诸族鄙弃，后果极其严重！另外还有一个外部原因，荆楚因无视周王室，两地之争就没停过，熊渠试图称王后，南北之间的斗争则变得更为激烈，这些讯息在南下东出的商贾自然还是能带回来的。
对天神的敬畏和向往，对先知的崇拜和纪念，对邪恶的厌恶和恐惧等等精神信仰催生了神王时期的祭祀理念，由此形成了强烈的精神枷锁，如“诅咒”“祸福”。这些精神层面的意念被神话和固化后成为了行为信条和思想准则，即信仰，对这些“诅咒”“祸福”宣传和渲染贡献最大的自然就是古蜀地的巫人、祭师（官方为萨玛、萨帕，后世称毕摩、释比）。三星堆及周边的玉器被盗了不少，但三星堆主祭祀坑的大件青铜器、玉器却鲜有人动，窃以为三星堆的一二三号或其他祭祀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多半是被盗墓贼发现过，如后世“江口沉银”的张献忠可是把蜀地给里三层外三层扒拉遍了的。三星堆为什么能保存至今，除了器物毁坏了似乎不值钱以外，还可能跟古蜀地流传的诅咒有关，不是不想动，而是不敢动！
除了信诺这个重要考量要素，尼省还担心蜀地称王会不会招来周王室的声讨，特别能战斗的熊渠不是也因为担心周厉王的攻伐而主动取消王号，还供龟贝了，见《竹书纪年》载：“厉王元年，楚人來獻龜貝”。冷场持续了很久，羌老姜毅出声打破了压抑的氛围，悠然曰：“周氏王庭祸起萧墙，诸侯不制互有攻伐，周王心力俱乏。我地素来齐于中土，况先祖未称臣于周氏，乃盟于周氏尊其为王。侯之位，虚衔耳！即称王，亦不损盟誓，主上勿忧！”
尼省闻言沉思了一会儿心里的芥蒂少了些，不过还是不能确定，于是以征询口吻问道：“柏老何意？”柏先没有当即作答，起身来回踱了几步，轻声曰：“羌老之言，其言有理！我地齐于中土，非王臣之属，我地称王，无违盟誓！当拓地聚民，肃政强军，祭天问祖，相时而动！”
雄心未泯的尼省，顿时睁大了双眼，缓缓起身铿锵道：“拓地聚民，肃政强军，祭天问祖，视时称王。先祖之心力未废，吾辈当勠力恭行。”
众人起身恭立，齐声曰：“主上圣明！”
前788年至前782年，尼省勤修政务励精图治，其子省冷强化军制，夏氏科民以计民生，冉氏西进做强做大，杜氏经西南营南中，柳氏南下文郞东出僰巴，玄嚣颛顼后裔领百官致力天文历法水利农耕，羌族问天柏氏主祭，殷匠人司路桥建筑及百工。

今日事少，先交作业！
此时还有比称王更大的事：扩建原来的祭祀地。扩建后的祭地大致分：祭祀区、祭品制作区和管理区、祭师生活区、一般居住区等等，祭祀区以庄严厚重为念拓宽加固，祭品从简，将三星堆邑神殿里不被古蜀先民愤恨的玉制和铜制祭祀用品给挪到了金沙邑（金沙遗址里有些器物其实就是三星堆的）。另从本地采集和北上南下东出时获取的金、玉、铜（锡铅等）等原料重新热铸成祭品。常规的祭品按照原有的程式倒是好确定，祀乃国之大事，指针型的主祭品肯定得全体商议。三星堆的主祭品是铜立人和神树，蜀王蜀帝时代不可能再用这样的形式，此时祭祀理念不同，祭祀主体也不一样。
约前785年，深秋时节，秋风瑟瑟，尼省召集了诸族长和食官们于议事殿议事。
尼省搓了搓手，先咨询了柏老柏先的意见，道：“祭乃地之根本，先祖简而从之，然，未有定计。今扩祭地，然无祭之主，柏老以为当如何？”
柏先沉吟半晌，喟然曰：“昔，我地各族同气连枝，相扶相依，鱼凫先王为聚民心，筑坛开祀，功也；然赀负过重伤民害地，过也；当以农为本饱民为先，农依阳存寒赖阳驱，老朽以为当感天恩祭阳神。”
杜老杜冢随即附和曰：“简者，善也，民之所食，地之所出，皆源于阳，当以阳神为尊？”
羌老姜毅点头以示认可，道：“可矣，我地潮寒时长，日出则犬吠。民赖阳驱寒以暖，农之所出源于天，阳以为天祭，善。”
夏老姒轩均望望门外，怅然曰：“待日西沉，麻草不暖，裘少衣薄，篝火不旺，寒夜苦矣！”说完紧了紧本就漏风的麻布衣衫。
其他诸老不自觉的也紧了紧自己的衣衫，尼古闻言慨曰：“我地夜长苦寒，难矣！若日悬中不沉，大善！”说完苦笑两声。
些许沉默后，身着裘皮的蚕丛族老冉髯起身拱手曰：“日出东方百鸟啼鸣；日将西沉百鸟惊逐。尤见飞禽与我等同感乎！”
羌老姜毅闻言，悠然曰：“昔观天测象，天犬食日，百鸟惊惧，亦逐之！”
尼省听后喃喃曰：“天犬食日，不常有，然日将西沉，日复之。人逐之而不得，鸟惊之而不负。若百鸟负日不沉，岂不妙哉！”
诸族长一听，也都若有所思曰：“百鸟负日不沉，妙哉，妙哉！”
“日悬中，百谷生，饱也；日不沉，苦寒驱，暖也！”
“何不以百鸟负日为祭？”…………
“大善，大善，百鸟负日，百鸟负日，………”
“着，拟百鸟负日之形，速呈！”
三日后，祭工剡还真的弄了一个羊皮版“百鸟逐日图”呈给尼古。画工们用木炭笔足足画了好几十只鸟，画的是惟妙惟肖，上为煌煌大日，下为百鸟飞舞。不得不说，画工们是用了心思的，这确也是百鸟负日想法的最佳体现。但有个问题很麻烦，这个想法怎么做成祭物呢？铜铸？玉雕？石刻？画成壁画？制成陶器？………此时铜铸在技术上，范铸不论复合范还是块范都难以实现，浑铸则无法实现。玉雕图案倒可以操作，但做成三星堆那样的牙璋或边璋的样子，不正式也不醒目。若做成石刻和壁画，不严肃且堕气势，不可取！真是麻烦呢！
尼省眉头一皱，问道：“飞禽多矣，何以铸？”祭工剡也是面露难色，答曰：“难矣！”
“何不少飞禽，日居中，禽于周？”“主上妙思，我等再拟”。
又几日，祭工剡拿来一副新图，大日居中，禽鸟于周，禽鸟的数量是少了些，但有的鸟嘴顶着大日，有的鸟爪衔着大日，……形态多姿，想象丰富，就是散乱了些，意义不突出，制作也不易。就这样前前后后不知改了多少次，一直未有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