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里头和三星堆的关系，再给师友们一些参考
下面是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玉器

下面是1981年二里头墓葬出土的绿松石珠

@cdnwpu2019 2020-08-31 19:21:04
综上所述，我认为三星堆时期的青铜文化是“后夏时代”！！！注：“后夏时代”并不是说三星堆就是夏文化的遗存，而是夏文化融入了古蜀文化成为了古蜀文化的一部分，最终夏人后裔也成为了古蜀的一部分，这便是上古时期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交融的一种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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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居蓬蒿 2020-08-31 20:47:38
衷心感谢楼主精彩绝伦的见解，真心受教了！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楼主，你认为二里头是夏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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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居君提的这个问题是一个很系统的问题，而且国家也初步认定了二里头是夏都，这一点不容我们置喙。我只是发表一些我个人的一些浅见！
诸多史料里，我个人相对偏向于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版的记载，以下为其中一些摘抄内容和我个人的分解。

帝禹
元年壬子，帝即位，居冀（疑似冀州，位列九州之首，包括现在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河南省北部、及辽宁省与内蒙部分地区） 此一都
帝啟 元年癸亥，帝即位于夏邑（可能是运城夏县，也可能是“陶寺遗址”，即阳城） 此二都
帝太康 元年癸未，帝即位，居斟鄩（河南洛阳偃师市西南）此三都
帝仲康 元年己丑，帝即位，居斟鄩
帝相 元年戊戌，帝即位，居商（商丘）此四都
帝少康 元年丙午，帝即位，諸侯來朝，賓虞公（定都未定）
帝杼 元年己巳，帝即位，居原（可能为周原，陕西一带）。此五都
五年，自原遷于老丘。此六都 疑似开封市
帝芬 元年戊子，帝即位。（可能居于郑州、开封一带）
帝芒 元年壬申，帝即位，以玄珪賓于河（做祭祀法度）。（可能居于郑州、开封）
帝泄 元年辛未，帝即位。（可能居于郑州、开封）
帝不降 元年己亥，帝即位。（可能居于郑州、开封）
帝扃 元年戊戌，帝即位。（可能居于郑州、开封）
帝厪 一名胤甲。元年已未，帝即位，居西河。此七都 也有可能是陕西神木的“石峁遗址”所在
帝孔甲 元年乙巳，帝即位，居西河。
帝昊 昊一作臯。（有可能居“西河” ）
帝發 一名后敬，或曰發惠。（有可能居“西河” ）
帝癸 一名桀。元年壬辰，帝即位，居斟鄩（今河南洛阳偃师市西南，即二里头）

斟鄩 便是二里头遗址所在地，今河南省偃师市西南，从以上可知，历史上的“夏都”辗转了好几个地方，其中二里头在夏早期的太康、仲康之世有居过，后世也许有居，但无有记录，但最后一世帝癸 确实在二里头居住。
由此可见，二里头有可能是夏历史上的“最后一都”，但不是“唯一夏都”，除了二里头以外，使用频率比较高的夏都是“西河”。“西河”应该指黄河以西的地方，从现在考古发现来看有可能是石峁遗址的位置所在。因为帝启居住在“夏邑”，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百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
既然要流放王季子武观于西河，不太可能放到夏邑附近，理所应当的应该放远一点才合理，因此我个人揣测是石峁所在的“西河”，因为武观要叛，那“西河”城的建设当有军事布局的体现。后来彭帅师征西河，武观来归后，石峁古城渐渐就荒废了。
不仅“夏都”有多次迁徙，连“商都”前前后后也有多次迁徙，在盘庚时期才迁都殷墟（安阳），苦心经营百多年，直到“武丁中兴”才留下今日之殷墟。

上文说到蜀与夏的可能关联和我个人的一些判断，确切的说是三星堆与二里头可能的关联，再给大家发一些铜牌饰的一些资料和当下见解，以供参考！

据学术界统计，2002年以前面世的铜牌饰共有16件左右，国内藏有7件，其中二里头3件，四川广汉三星堆2件，广汉高骈1件，甘肃天水1件。9件被藏于国外，美国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3件，保罗•辛格医生2件，檀香山艺术学院1件，日本滋贺博物馆1件，英国伦敦古董行1件，及1999年美国纽约古董市场出现的1件。

这是二里头的三件铜牌饰

这是三星堆和天水的铜牌饰

美国哈佛及民间收藏的四件铜牌饰

日本滋贺博物馆收藏的铜牌饰

关于铜牌饰，目前的分析认为：二里头文化与三星堆文化有共同的文化因素, 从铜牌饰上看, 二里头铜牌饰是三星堆铜牌饰之源, 这可能是由于“ 夏人亡国后逃难至四川的遗民或其子孙把这种工艺带到了巴蜀” , 使其得到传承和发展气或巴蜀人来到二里头, 并从这里学到了制作铜牌饰的技法,回去后在当地模仿制造。
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牌饰看, 当时已有相当成熟的镶嵌工艺。镶嵌和粘接青铜器的制作方法, 实验考古证明当是先铸好铜片, 而后在铜片上凿出凹槽, 再进行镶嵌。二里头的3 件铜牌饰图案组合异常精巧, 花纹生动细腻, 色彩对比强烈, 十分鲜明, 可见当时人们的审美情趣。另外从镶嵌技艺来看, 当时的水平已相当高超, 似乎不是这种技术的最初阶段。
从铜牌饰的制作工艺和技术成熟度来看，应该是在三星堆之上的，从文化迁徙的角度来说，这个技术很大可能是从二里头迁入三星堆的，而且这个镶嵌技术也极有可能后来运用和创新成为了青铜器的制作套接技术。

谢谢师友们多关注和回复，三星堆真正的症结所在确实是青铜器，只要把三星堆的青铜器来龙去脉理清楚，三星堆的轮廓就出来了！
我在前面《鱼凫卷》有提到一些但有好些内容本来是要留到后面一点点拆解的，既然大家提到了这些问题！我也斗胆发表一下个人看法！因为这是个很系统的问题，请允许我整理一下思路梳理一下，明天给大家回复！
还请师友们多多提意见和建议！

师友们好，今天下午有时间，我尽量将你们的问题一一作答，回答不一定准确，供各位参详！

@往事如烟gogogo 2020-09-05 13:03:09
请问楼主，你对三星堆青铜器水平超越殷商青铜器有什么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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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三星堆青铜器的水平，我个人觉得三星堆拥有青铜器的时间或许很长，青铜器技术的发展，就时间上来说也有着相当的历史，可以上朔到二里岗上层时期甚至更早，但很难说达到或超过了二里头时期中原乃至长江中下游青铜器的冶炼水平！
今日三星堆青铜器物冶炼方法主要是铸造，据曾中懋先生的物理分析发现铸件里面还有气孔和缺陷，马江波先生对其进行元素分析发现不同器类的合金配比运用也不如殷商青铜器那般灵活！
三星堆青铜器的铅含量普遍较高可能是因为造型华丽，因为铅有利于铜液的流动性和成型，还有可能就是锡的用量可能由于某种原因受到了限制，其铸造工艺有：浑铸、分铸、套铸、和锻打等，铸接、铸铆、铆焊可以说有创新，就铸造工艺上来说比起中原地区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还很难说冶铸水平很高！
客观的说要判断冶炼水平的高低，还是要从铸（锻）造技术，合金配比，金相组织，形态复杂性，大曲（平）面的处理等等来判断！

@守望的稻草人181 2020-09-05 12:44:44
有分析说去年底发现的三号坑有可能是用来衔接三星堆和金沙的缺环，可能会发现石器和金器，以此说明三星堆文化向金沙文化的转移！
请教楼主，此说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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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的推断三星堆三号坑可能是二号坑的连襟坑，估计里面出土的器物可能有二号坑不完整的碎件，还有有具有三星堆特色的“殷商礼器”，我文中有特别写到三星堆末期有殷商势力的介入，估计这些礼器摆放的就没有一二号坑那么讲究了！且看三号坑及周边祭祀坑的发掘简报！
说石器和金器可能有但应该不多，三星堆应该还没有大规模使用金器。
大规模使用金器或金饰的是金沙，十二桥。

接上文所论，讨论三星堆，青铜器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三星堆那美轮美奂超越想象的青铜器从哪里来，怎么制作，用来干什么似乎一直都找不到答案！师友们问了我这个问题，我只是发表一些我个人的见解，当不得答案，只能算是一个认知视角，请师友们多多斧正！
要论三星堆的青铜器，还真得把视野放到整个华夏大地上，因为金正耀教授在八九十年代对殷商时期所有青铜器做了铅同位素比值的研究，通过对所有商代遗址出土的这种高放射成因铅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数据结果的比较分析，提出这种高放射成因铅原料应该来自同一矿山地区的论断。这个问题很宏大，因为涉及的面太多太多！下面一一做拆解。
我们知道青铜器的类型主要有：纯铜、锡铜、铅铜、铅锡青铜等，按青铜文物合金成分研究，以某元素百分比超过2%的含量，即可视为合金元素。青铜器的化学成分，主要是铜、锡、铅，也有各种微量元素，如锌、银、砷、铁、钴、镍、锑等等，因为微量元素有可能是前面三种矿物夹带或其他杂质的形式混合，暂且不做主要探究对象，仅作为矿源的辅助参考。

先说铜的发掘
从现在的考古结论来看，大致可以判定在商周时期留下采铜遗迹是大冶的铜绿山、瑞昌的铜岭等少数几个铜矿所在，但是基于对上古时期采矿基本是露天采矿的方式来看，不排除上古时期还在其他地方采掘果铜矿，井坑挖掘的方式在上古时期受限于挖掘工具，可能地下作业的深度不会太深，历史痕迹并不是很明显。
基于这样的现实延伸出一个可能的事实：在漫长的历史发掘长河中，有没有可能上古时期零散的、小型的露天作业痕迹被后来的深度发掘痕迹所掩盖？
铜料的来源
今天探明的铜的储藏和分布遍布华夏大地，主要是长江流域，西南地区，黄河流域有，辽西地区也有，总之是很多的，也就是说商周时期的铜矿来源是很广泛的，只是看哪里的铜矿品味更高，发掘条件更好，运输条件更便利，比如中条山，铜绿山，铜岭，东川地区等等。
根据实际冶炼过程来看，铜料有可能是来自一个地方，也有可能是来自多个地方，一起冶炼，杂糅，合金元素的配比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微量元素也会发生变化，所以从铜料来分析来源是很艰难的。

从第二种合金铅来看，自从金正耀教授发现殷商时期的铅同位素有高放射性这个特征之外，便是把这个作为了主要研究方向，现在一度将这个特征当成了青铜器的一个认知“基因”。因为三星堆青铜器百分之百含有高放射性铅，那这个问题不得不做深入的探讨和研究，而且更为诡异的是千里之外的新干大洋洲青铜器也和三星堆一模一样，全部含有这种高放射性铅。
另外殷商三期时间之前的偃师商城，郑州商城，盘龙城，城洋的青铜器都含有这种高放射性铅，这种异常铅分布面具如此之广，它究竟在哪里？
根据金正耀教授的研究发现，这种异常铅最有可能在西南地区的滇北黔西，这就是“西南说”，于是金教授自2000年起在滇东北一带考察了五六年，令人沮丧的是滇东北此时考察到的异常铅与殷商时期的异常铅数据有差异！！！！！
不都是异常铅吗？怎么会有差异？这里涉及到一个概念叫等时线测年。测年法来自于铀铅测年法，它是放射测年法中最早使用，并且准确度最高的其中一种测年方式，地球的年龄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测出来的。铀铅测年法后来又诞生了一种铅铅测年法，根据自然界中铅的204Pb（原生铅）、206Pb（来自铀235）、207Pb（来自铀238）、208Pb（来自钍232）四种同位素的存在形式，以204Pb作为比较基础，测定其他各同位素与204Pb的比值.

那滇东北地区的异常铅和殷商早期含异常铅的青铜器哪里不一样呢！看下图


从以上图来看，殷商早期青铜器的高辐射成因铅，与云南金沙的高放射成因铅分布在不同的“等时线”上。青铜器高放射成因铅落在25亿年的等时线上，而金沙等地则是很年轻的铅同位素16亿年等时线。换句话说——这两个地方的铅是不同的，从已发表的铅同位素数据来看，现今中国境内没有这种具有高放射成因铅同位素的铅矿。
中国境内没有这种高放射性成因铅？？？这问题大了！！！如此情形，孙卫东曾经发表文章说这种异常铅来自非洲，得出殷商青铜器来自埃及，我认为青铜技术可以随着人流动，但青铜原料怎么运过来，空运，海运？此说当然也受到了地理化学专家朱炳权研究员的严厉驳斥，此处不论文明起源的问题，就说这些矿料怎么运？？？？？如此见解暂且放一放吧！
后来金正耀请教了朱炳权研究员如此现象，朱老认为古老高放射性铅产生至少需要两个重要的条件才能产出：年龄老且铀/铅比值高。要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最佳区域是超过25亿年的古老地质体——“克拉通”中远离板块俯冲的中心地带。这是因为，板块俯冲过程中铅比铀更活跃，会使铀/铅比值降低。古老地块的边缘，地壳的活动性比内部强得多，U/Pb也会发生更大的分异，这些地段称为克拉通边界，也就是地球化学边界。当成矿出现于地球化学边界上时，成矿物质来自两个不同时代形成的块体混合时，有可能产生25亿年等时线趋向的高放射性成因铅矿床。

注意一个关键节点，古老地块的边缘发生相对运动时，铅同位素所在的地块，U/Pb也会发生更大的分异，有可能产生25亿年等时线趋向的高放射性成因铅矿床。
1999年张宏飞在《地球科学》曾发文：南阳盆地以东的桐柏地区存在两个铅同位素组成明显不同的基底块体。其中，在桐柏－商城断裂北侧，基底岩石以高放射性成因铅同位素组成为特征；在桐柏－商城断裂南侧，基底岩石以低放射性成因铅同位素组成为特征。那南阳盆地周边有没有这样的高放射成因铅呢？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另外就在盆地与云贵高原结合处，我们都知道四川盆地是5亿年前经过多次地壳运动而形成的，喜马拉雅就是这么成长起来的，那盆地边缘地壳的活动自然很剧烈。结合当下的地质考古结果，在滇东北和川南确实存在着这样的的异常铅，那有没有可能在地表曾经存在过25亿年等时线趋向的高放射性成因铅矿床呢？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说我国不存在这种古老的高放射铅还为时尚早！！！
2017年，河南省南阳文物部门从鸭河工区采集到几块金属锭（疑似铅锭），随后将之送至中国科技大学考古实验室。经金正耀教授团队进行同位素组成测定，发现这些金属锭竟与商代青铜器含有的高放射成因铅十分一致。
随后，金正耀教授立刻组织考察队在南阳盆地北缘矿山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了十多处古矿洞，并采集到一批高品位的铅矿石。经测试，这些铅矿石含高放射成因铅，且与商代高放射成因铅数据一致（25亿年等时线）。
同时，通过环境沉积物释光定年，确定该铅矿开采冶炼的年代在商代。
貌似，我们苦苦找寻的高放射性成因铅找到了！！！！可喜可贺！！！！不不不，问题远远没有想象的简单！而且问题更加复杂了！

在没有找到还有其他古老高放射性铅的情况下，我们拿目前最有可能是殷商时期高放射性成因铅来源之处做假设推论。
假设一：这种高放射性成因铅就是来自南阳盆地，那有什么问题？
经过金正耀教授对殷商时期几乎所有遗址出土的青铜器检测结果（有相应的青铜器检测数据库）来看，含有高放射性铅的青铜器主要是二里岗时期到殷墟一二期，殷墟三期以后渐渐变少，殷墟四期以后几不可见，以后的周时期也几不可见，这说明了什么？殷墟三期以后要么这个铅矿采掘枯萎了，完全没有这种古老的矿料了？不，既然金教授他们经过仔细考察发现还有高品位的高放射性铅矿存在，没有枯竭。注：金教授考察的详细报告并未公布，具体这个矿洞里还有没有高放射性铅，有多少，不得而知！
问题来了，殷墟三期以后几乎不用的高放射性铅，在商末周初的金沙遗址还在大量使用，据铅同位素检测报告指出，金沙出土1000余件青铜器中超过60%的青铜器含有和三星堆完全一样的高放射性铅，另外40%为普通铅。什么情况？西周的宗周距离南阳盆地300公里左右，而成周（洛阳）距离不到150公里，如果距离南阳盆地千里之外的金沙遗址用的是南阳盆地的高放铅，那为什么周弃而不用？？？
不仅如此，如果南阳盆地这个地方的高放铅在殷商时期被发掘的话，西周不用可以说西周比较高傲或者有更好的铅来源，不屑用殷商之物，那为什么春秋战国时期距离南阳不到200公里的随州（曾国）还是没用这个高放铅，据监测随州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65件青铜器，没用一件含有这种高放铅！
更尴尬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南阳盆地周边的地方没用这种铅，但远在千里之外的巴蜀之地还在用这种铅，如今收藏在四川博物馆的东汉摇钱树就含有高放铅，见下图

如上所述，假设一如果要成立面临的问题是多多的，在中原地区，长江中下游几乎都已经不用的高放射性铅，在西南地区还在用。如果这个高放射性铅来自南阳盆地，在巴蜀之地不远千里，出于特别嗜好从南阳盆地不断贩运这种高放射性铅的时候，其他地方不可能看不见吧！从空间距离和行为逻辑来看，如此操作怎么都是想不通的！
唯一只有一种可能，南阳盆地这里的高放射性铅可以给巴蜀之地带来好运（做摇钱树），对除了巴蜀之地以外的其他地域就是不祥之物。这种完全唯心的观点我觉得在历史发展逻辑，乃至人类行为逻辑里恐怕都不好站住脚！且放在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