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人多并没什么卵用，就纣王那人设谁还肯替他卖命？所以商军毫无斗志，双方刚一接触就“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也就是商军的前军临阵倒戈，协助诸侯联军攻击后面的商军主力，商军因此大败，流的血都能把“杵”漂起来。战败后的纣王狼狈逃回朝歌，穿上华丽的衣服，跑到鹿台自焚而死。武王也算是报了祖父季历“困而死”的仇。

“前徒倒戈”说明确实有一部分商军跟纣王离心离德，“血流漂杵”则说明战斗非常惨烈，也就说明了还有另一部分商军仍然是效忠于纣王的，同时还说明了那时候的武器主要还是木头棒子，不然也不至于漂起来。

我们不知道纣王的军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分化，所以有人猜测纣王的前军主要是由东夷俘虏拼凑起来的。《左传•昭公四年》说：“商纣为黎之搜，东夷叛之”，《昭公十一年》又说：“纣克东夷而陨其身”，似乎能推演出纣王因为剿灭东夷而实力受损，这才不得不用俘虏组成军队，导致了牧野之败。

甲骨卜辞和商朝晚期青铜器铭文已经证明，商朝的确曾经跟东夷发生过长期战争，虽然一直占据着绝对优势但却始终没能令其臣服，所以纣王是不是急于彻底解决东夷问题而过分使用了军力，并不是一个不该考虑的事，如果再联系到武王第一次盟津之会后莫名其妙的退军，那就更增加了纣王的军队是在这以后才实力大损的可能，可惜现有的资料语焉不详，所以到底是不是真的这样，实在是不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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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根据《竹书记年》的记载，纣王在位一共五十二年，作炮烙之刑在纣王四年，讨伐有苏氏获妲（dá）己在纣王九年，囚禁周文王在二十三年，释放他在二十九年，授予周文王征伐之权在三十三年，内史奔周在四十七年，囚箕子、杀比干、微子出奔在五十一年，并且纣王不是自焚而死，而是“王亲禽（擒）受（纣）于南单之台”，应该是被俘后被杀死的，其时估计他的年纪不到七十岁也差不多。

这一切说明虽然《史记》中记载的那些事纣王确实都干了，但在细节上却有很大不同，足以影响我们对这个人物的认识以及对相关事件的解释，所以纣王的真实形象到底是什么样也真的不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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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攻克朝歌以后，举行了隆重的祭祀典礼，废除帝号而改称为王，宣告周人正式继承商朝的天命，建立了周王朝，史称西周。乍一亡国改朝，商朝的遗民难免会有些惊恐犹疑。为了安抚他们，武王把纣王的儿子武庚封为诸侯，让他延续商朝的香火，这就是邶（bèi）国，封地在商朝故都殷的北面。此外，武王还命人释放被纣王关押起来的箕子和百姓，散发纣王集聚的财物和粮食，修缮王叔比干的坟墓，旌表贤人商容的故居。这些举措安定了人心，局面总算暂时平稳了下来。

牧野之战后仅仅两个月，也不知道周武王急着回去干什么，当年四月，他就班师回朝了。临行前，为了防止自己走后商人造反，他把自己的三弟管叔鲜和五弟蔡叔度留了下来，名义上是辅佐武庚治理国家，实际上是为了监视他，史称“三监”。但是，由于三监只有管叔和蔡叔两个人，在数目字上不符，所以有人说还应该加上武王的八弟霍叔处。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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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回到丰京的第二年，开始论功行赏，分封功臣谋士和叔叔弟弟们，其中重要的有：封虢仲于东虢、虢叔于西虢、姜尚于齐、周公旦于鲁、召公奭于燕、管叔鲜于管、蔡叔度于蔡、霍叔处于霍。武王还派人找到历代先王的后裔予以分封，封炎帝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jì）、帝舜之后于陈、帝禹之后于杞（qǐ），不知道为什么漏了颛顼（zhuān xū）和帝喾（kù）的后人。

分封之后，武王只留下周公和召公辅佐自己，把其他诸侯都打发回了封国。然后他又在今天洛阳附近的瀍（chán）水西岸兴建洛邑，以加强对中原地区的控制。直到洛邑初步建成，他才彻底放心，于是“偃武修文，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以示天下不再用兵。但其实呢，他在宗周还保留了六个师的常备军，每师2500人，在当时是一支规模相当大的武装力量，这就是所谓的“西六师”——他脑子又没坏掉，当然不可能真的偃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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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甲骨文和汉字的起源

商朝灭亡了。它留给我们最重要的文化遗产是甲骨文。甲骨文印证了《史记》中记载的商朝帝王世系，把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提早了一千年，是研究商朝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宗教、天文、历法等的第一手材料，尤其对研究汉字的发生、发展具有重大价值，也是研究书法、篆刻的重要素材。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商朝贵族上自国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不论是祭祀、战争、气候、收成，还是生育、疾病、田猎、出行，都要先用龟甲或兽骨进行占卜，以卜得的吉凶祸福决定行止。这种占卜后把所问之事契刻或书写在甲骨上的文字就是甲骨文，也被称作“贞卜文字”、“殷墟文字”、“契文”、“卜辞”、“殷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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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论上，“甲骨文”这个称呼有三种含义：一是狭义的，特指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二是扩展了的，包括郑州、殷墟两地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三是广义的，兼指商代和西周的甲骨文。在实际应用中，单称“甲骨文”总是专指殷墟甲骨文，这是文字学家们一个很有意思的惯例，也一直被文字学家之外的人们所沿用。

我们今天已经很难知道甲骨文最初被发掘出土是在什么时候了。我们知道的是，从北宋开始，安阳殷墟就不断有商代青铜器被发现，想来完全可能在千百年前当地就已有甲骨出土，但可惜的是，直到清末，历代学者都没有注意到甲骨文的存在。

我国第一部甲骨文著录叫做《铁云藏龟》，它的作者就是清末写《老残游记》的那个刘鹗。根据他在《铁云藏龟》自序中的说法，甲骨文第一次被发现是在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当时，山东潍县古董商人范寿轩、范维卿等人收购了一批甲骨到北京售卖，被时任国子监祭酒、素来喜好收集古物、通晓金石文字的王懿荣高价购得。这就是说，最先认出这批甲骨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不是学者而是生意人。

还有另外一种说法颇具传奇色彩，因而也流传得更广。这种说法是说，王懿荣当时染病服药，偶然发现有一味叫“龙骨”的药材上面有刀刻的文字，尽管他认不出这些字是哪个朝代的，但他却知道一定很古老，于是就派人把药店里那些有字的龙骨全都买了下来，并且从此开始留心搜集。药材商人跟古董商人不同，他们不会认定某一味药有历史文化价值才去卖它，所以从这种说法来看，发现甲骨文就没有生意人什么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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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自甲骨文被发现以来至今，世界各地收藏的甲骨数量约有15万多片，另外还有数量不详但也相当可观的民间私家藏品。已经发现的甲骨文单字数量约有4400字，目前可识可读可隶定的约有2400字，其中约1400字见于现代汉语字典。虽然这一千多个字只占甲骨文总数的一小半，但多数属于与理解文义有关的比较重要的字，所以多数卜辞的文义还是能够被了解或大致读懂的。

甲骨文的形符系统、声符系统、意义系统都有着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结构原则和组合规律，已经到了相当完善的境地，汉字的“六书”原则也都在甲骨文中有所体现。这就是说，甲骨文已经是一种相当成熟的文字，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断，在它之前一定有一种相对不那么完善的早期汉字存在，但遗憾的是，由于长期以来的考古发掘只能提供零星的材料，所以这种推断一直没找到可靠的文物证据。直到2005年，山东大学教授刘凤君发现了“骨刻文”，这一历史悬案才终于找到了答案。

骨刻文是刻画在兽骨上的象形文字或图形文字，主要在山东一带集中发现，因而也曾被称作“东夷文字”。它的使用时期是大汶口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时期，有的地方一直沿用到岳石文化前期和商代早中期，距今已有约3300—4600年的时间，使用年代的下限与甲骨文直接衔接，是甲骨文的源头，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以记事为主的可识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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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骨刻文之外，我国还有其他的“类文字”出土，如距今6000年的半坡陶符、距今7000年的双墩刻符和距今8000年的贾湖刻符。在这三种“类文字”的符号中，蚌埠市双墩遗址出土的双墩刻符发展程度较高，已经具有了文字的特点，被一些学者认为是骨刻文的源头之一。

蚌埠位于安徽北部，在历史上是夏、商、夷的交汇地带，也是先商文化的南缘，从地缘上说很可能对骨刻文产生过影响。但是从4600年前到7000年前的时间跨度毕竟有点太大了，所以还需要找到中间的过渡环节。

希望那一天早日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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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周公辅成王

武王克商后仅仅过了三五年的时间就死了，死后跟文王一样也葬在了毕（今陕西咸阳西北）这个地方，王位则传给了他的儿子姬诵，这就是周成王。

周成王继位的时候年纪还小，不能亲自处理政务。周公旦担心有逆臣贼子会趁机谋反，便自任摄政，代替成王处理国家大事。这一来国内的流言就起来了。人们都说周公将对成王不利，连召公也相信了这个说法。周公害怕了，赶忙找召公去解释，同时他又担心远在齐国的姜尚也听信流言，也不知道是派人捎话还是写信去——反正那时候没有邮政，也没有电话和互联网，写信也得派人去送——又跟姜尚解释了一番。

召公和姜尚相信了他的解释，但不知道是他俩提出了条件，还是周公为了表示自己确实没有野心，或者是他不想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在他确立了摄政的位子之后，随即就把自己的长子伯禽打发回了鲁国，让他代替自己就任鲁国的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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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跟召公和姜尚做了解释，但不知道跟留在殷地的管叔和蔡叔解没解释。不过，很多书都说周公将对成王不利的流言就是管叔散布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估计解释也没什么用，所以不管解没解释吧，没多久管叔和蔡叔就跟武庚一起造反了，史称“三监之乱”。到了第二年，蒲姑、奄（yǎn）、徐夷和淮夷等国也跟着一起反了。新建的周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我们不知道武庚和管蔡的造反是宣布独立，还是想要篡位夺权，也不知道在这最初的两年里，叛军有没有向洛邑、丰镐（hào）这样的战略要地发动进攻，更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进攻了其他的诸侯国。我们知道的是，叛乱一发生，周公就“出居于东”，应该是到洛邑去了，似乎采取的是一种守势。

我们还知道另外一件事：淮夷叛周之后，召公奉命出使齐国，授予姜尚征伐之权，其范围西到黄河、东到大海、南到齐鲁交界的穆陵河、北到齐燕交界的无棣河，几乎等于把周朝东部的稳定完全托付给了姜尚。姜尚是辅佐文武灭商最重要的谋士，商朝复国对他不会有什么好处，就算武庚不计前嫌，他也不过是跟现在一样裂土封侯而已，绝不会还格外获得什么征伐之权，所以姜尚没有理由拒绝。这样，加上周公自己的封国鲁国，东方算是稳定住了，周王室只要专心对付中原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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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在获得了来自齐国的确切消息之后，周公于当年秋天返回丰京。当时正赶上狂风暴雨、电闪雷鸣的鬼天气，成王却顾不得这些，亲自跑到郊外去迎接他。可以想见，这个尚未成年的君主在继位之初就遭遇这样重大的变故，心里是多么的恐惧不安，又是多么的依赖于自己的这个叔叔。

完全能猜到周公为什么这个时候突然返回丰京，因为随即周军就出动了，开始了对叛军的讨伐。战争打了一年，周公“诛管叔，杀武庚，放蔡叔”，大获全胜。紧接着，他又马不停蹄的开始了对其它叛逆国家的讨伐，又花了两年时间，消灭了蒲姑，打残了奄，击败了淮夷，天下诸侯“咸服宗周”，称得上是威震天下。

“三监之乱”这件事本来是众口一词，没有异议的，但近年来通过对清华简的研究，人们发现它也不是那么板上钉钉的了。清华简《系年》说：“商邑兴反，杀三监而立彔（lù）子耿，成王屎（践）伐商邑，杀彔子耿”。彔就是武庚，《竹书记年》称之为禄父，这就是说，不仅仅是管蔡，连武庚都不是发起叛乱的逆臣，而是死于叛乱的忠臣，进而也就是说，“三监”真的没有霍叔，而是指武庚、管叔和蔡叔；“三监之乱”也并不是指三监的叛乱，而是指杀掉了三监的叛乱。这可真够毁三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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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胜后的周公不忘总结经验教训。他认为之所以会发生这次叛乱，是由于商朝还具有一定的实力，并且遗民过于聚集，而周王室却没有建立和培植自己的势力。因此他采取了三个措施，一是改封微子启奉商祀于宋，夹在洛邑和鲁国中间；二是把商朝的遗民分散到各地去，以削弱他们的力量；三是分封了很多诸侯作为王室的屏藩，共“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其中最重要的，是把商朝故地封给了自己的九弟康叔封，并设立“殷八师”常驻守卫，这就是列国中最后灭亡的卫国。

另外，经过这次平叛，洛邑的重要性凸显了出来，证明当初武王营建洛邑还是很有远见的。周公觉得有必要进一步加强洛邑，以便更有效地控制中原地区，所以他决定仿照丰镐的模式，在洛邑旧城对面的瀍（chán）水东岸再建一个新城，这个新城就是成周。成周从成王五年开始营建，大概同时也对洛邑旧城进行了续建，所以修了很长时间，直到成王十四年的冬天才告落成。后来，成王把象征王权的九鼎迁到这里，以之为“东都”，设常备军“东八师”驻守，奠定了此后二百余年西周二京制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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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周的建设过程中，成王渐渐长大了。到了周公摄政的第七年，周公还政于成王，自己则“北面就群臣之位”。成王亲政后，拜周公为太师，召公为太保，继续讨伐淮夷和残奄，终于把奄国彻底消灭，把它的国君迁到了薄姑。

此后，成王命令周公“作《周官》、兴正礼乐”，建立起周朝的分封制度、宗法制度、井田制度和官僚体系，奉行“明德慎罚”的执政理念，以礼乐治天下。一时之间，“民和睦，颂声兴”，国家呈现出一派升平祥和的气象，所以，要说周朝是在成王和周公这一对叔侄君臣手里才真正建立起来的，应该不算是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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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西周的“封建”

“封建”是封土建国的意思，也就是天子把爵位和土地赏赐给诸侯，由诸侯建立具有一定自主权的国家的意思。这个词最早见于《诗经·商颂·殷武》：“命于下国，封建厥福”，但这里的“封建”不是封土建国的意思，是这个意思的说法则最早见于《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

西周初年曾进行过两次大规模的封建，一次在武王克商之后，一次在周公平定“三监之乱”以后。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是第二次分封，据说当时“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不过，周公的这次分封虽然的确是为了“蕃屏周”，但却显然不可能是为了“吊二叔之不咸”，因为管叔和蔡叔毕竟是周成王的亲叔叔、周公的亲弟弟，连他们尚且“不咸”，其他的亲戚又怎么可能一定会可靠，一定会“蕃屏周”呢？所以，周公如果真的受到“二叔之不咸”的刺激，那他就不应该再相信血缘，而应该废封建而行郡县了。

没有证据显示周公有这种超前意识，以当时的交通、通讯等条件来看，就算是有也没法实现。他看上去只是由于感到周王室势单力孤而又偏处西隅（yú），很难有效控制东方广大的土地，所以才“封建亲戚”的。这似乎表明“二叔之不咸”的指控可能不实，并从某种程度上印证了《系年》关于“三监之乱”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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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受封的诸侯会率领周朝的军队、工匠、奴隶以及一部分商朝遗民前往封地筑城居住，主要依靠耕种城邑附近的土地为生。他们会注意跟当地的原住民保持适当的距离，因而在客观上造成了原住民的居住地离城较远的现象，所以这些诸侯国看上去更像是一个个孤立的殖民据点。

那个年代地广人稀，许多适合居住的土地还没有得到开发，其上也没有人口居住，远没达到今天这样田陌相连的“人挤人”状况，所以这些诸侯的“殖民”虽然可能也会跟当地的原住民发生冲突，但普遍性和激烈程度都很低；诸侯们基本上也都很尊重当地人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比如齐国的“因其俗，简其礼”、卫国的“启以商政”、晋国的“启以夏政”等，都是这种尊重的体现，即便是推行“变其俗，革其礼”的鲁国，也保留了原住民奄人的“社”，允许“奄社”和“国社”并存，完全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霸凌，所以总体上外来者和原住民之间还是形成了良好的共存机制，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形成了共同的国家观念。应该说，他们的“殖民”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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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周公也并不是完全迷信血缘，因为他在分封的同时，还依靠等级制度对各诸侯的封地大小和军队规模进行了规定。《礼记·王制》中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的记载，《周礼·夏官·叙官》中有“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的记载，虽然不见得完全可信，但大致能够体现这种规定。有了这样的规定，地方势力自然也就无法跟中央抗衡，想要不服管都不行了。

说起这个等级制度，《左传·昭公七年》有详细的描述，叫做“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其中从王到士都是贵族，是统治者，士以下的各级则是平民或奴隶，是被统治者。不同的等级享有不同的待遇，除了政治待遇之外，从穿什么衣服，戴什么帽子，住什么房子，到宴饮乐舞、车马仪仗、婚丧嫁娶，都有明确的等级规定，比如墓葬中的“列鼎制度”，各等级的随葬鼎数量就有“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也”的规定。这些规定不可逾越，否则就是违礼，那罪过跟造反也差不了多少。所以，等级制度要靠实力来保障，如果没有实力，别说人家违礼，就是真的造了反，你除了干瞪眼又能怎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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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光有等级制度也还不行，因为这里还有一个继承问题。商朝的办法是兄终弟及，这个办法有很多缺陷，容易引起兄弟子侄之间的夺位之争，所以周朝废除了这一制度，改用嫡长子继承制，也就是所谓的宗法制度。

宗法制度规定：嫡长子为“大宗”，继承父亲的爵位、土地以及与之相应的各种权利，其他的儿子则为“小宗”，降等分封。也就是说，天子的嫡长子继位为天子，是大宗，他的兄弟是小宗，降等封为诸侯；诸侯的嫡长子继位为诸侯，是大宗，他的兄弟为小宗，降等封为卿大夫；卿大夫的嫡长子继位为卿大夫，是大宗，他的兄弟为小宗，降等封为士；士的嫡长子继位为士，是大宗，他的兄弟为小宗，降等为庶人，也就是平民。到了平民这一级已经不再是贵族，也就没啥可封的了，所以也就不用再降等，原则上可以一直平民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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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法制度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它的直接目的是避免兄弟之间为了争夺继承权而骨肉相残，但它却忽略了大宗弱而小宗强的情况。很明显，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宗法制度十有八九就是一纸具文，所以它实际上也是只有靠实力才能维持下去的。后来这种同室操戈的悲剧发生了很多，第一例发生在周昭王十四年秋七月，姬㵒（fèi）杀死了自己的哥哥鲁幽公而自立，那还是西周的中早期，比我们想象的时间要早得多。这种事竟然首先发生在周公的封国鲁国，可见“周礼尽在鲁矣”也只是徒具其表而已。

宗法制度还有一个间接的目的，那就是借助大宗负责祭祀始祖这件事，来把家族成员都团结在大宗的周围，以达到“蕃屏周”的目的。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那个年代的人们都很重视祭祀祖先，所以这个想法不能说完全没有合理性，但周的始祖后稷和商的始祖契（xiè）都是帝喾（kù）的儿子，他俩的后代怎么没紧密团结在一起，反倒斗得你死我活，必欲取而代之才后快呢？如果说他们的后代血缘已经很远了，所以才出这种事，那么鲁魏公姬㵒又为什么要杀死自己的亲哥哥鲁幽公呢？可见，在现实的利益面前，这个想法实际上也只是个乌托邦一样的画饼。

除了这些理想主义的一厢情愿之外，降等分封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土地有限而子孙无穷，这样不停的分封下去，早晚有一天会无地可封。虽说在原则上“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但你既然已经把土地赐给了别人，人家又没犯什么错，你怎么好意思再给要回来呢？就算好意思，难道就不怕犯了众怒吗？《诗经·大雅·瞻卬（yǎng）》不就曾抱怨周幽王“人有土田，女（汝）反有之。人有民人，女（汝）覆夺之”吗？所以，它必然导致大宗的势力越来越衰弱，并最终导致整个制度体系的崩塌；而如果大宗想要自救，则又必然会导致众叛亲离，从而加速这种崩塌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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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设计这些制度当然是为了维护周朝的长治久安，虽然在我们今天看来它是一个迂阔而自戕的制度体系，但在那个地广人稀的年代得有什么样的长远眼光才能预见到将来土地会不够分呢？所以我们还是应该体谅他，不能要求他做出超越历史的决策。周公没有什么错，错的是那些死守周公之法，不能与时俱进的后人。

周公制定的这些制度，以宗法血缘和礼乐教化为纽带，把家族和国家融合在了一起，把政治和伦理融合在了一起，在经过周朝近八百年，尤其是西周二百七十余年的实际运作之后，对后来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所以清末的历史学家夏曾佑评价周公说：“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这个考语可谓至为精当，实际上，今天的我们确实是周文化的继承者，而与夏商的文化离得比较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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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的“封建”》这一节到这里就算结束了。有人说我这一节连基本史实都没搞清楚，请他具体指出来是哪儿搞错了，他又玩起了失踪，令我不胜郁闷。不知各位涯友怎么看这一节呢？请多多留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