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代夏的后羿是不是“后羿射日”里的那个后羿呢？估计不是。那个时候，人们往往用一个人担任的官职来称呼他，所以每个历史时期都会有叫共工（管水的官）、祝融（管火的官）、后羿（管射的官）的人。“后羿射日”里的后羿是帝尧时候的人，从帝尧去世到太康之世至少已经过去了七八十年，所以除非是记错了时间，这两个后羿不太可能是同一个人。

后羿他们家从祖上就一直负责“射”这件事。到了帝喾（kù）的时候，帝喾把他们家封到鉏（chú，或今山东济南）这个地方，并赐予 “彤弓素矢”，这才成了诸侯。由于家学渊源，后羿非常善射，所以他对自己的武力很自信，雀占鸠巢之后也不吸取太康的教训，跟太康一样不修民事，终日沉湎于游猎，终于被自己的宠臣寒浞（zhuó）杀死了。

寒浞自立为帝以后，为了防止帝相的势力复兴，就派自己的儿子浇征伐斟灌氏和斟寻氏。浇能征惯战，人称“多力，能陆荡舟”，也就是力气大到能在陆地上行船，所以斟灌氏和斟寻氏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帝相也不幸死在了兵锋之下。当时帝相的夫人后缗（mín）已经有孕在身。她从墙洞中爬出来，逃到娘家有仍氏生下遗腹子少康，这才保住了夏朝的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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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康长大后，当上了有仍氏的牧正，也就是主管畜牧的官。浇听说后，派人追杀有仍氏，少康只好逃亡到有虞氏，又做了有虞氏的庖正，也就是掌管饮食的官。有虞氏感念当初夏朝的恩德，“妻之以二女，而邑于纶（或今河南商丘虞城县东北），有田一成（方圆十里为一成），有众一旅（兵士五百为一旅）”。这样，少康才算是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地盘和势力。

少康在纶邑收抚夏朝遗民，设官分职，开始谋求复国。他找到了一个夏朝的旧臣叫伯靡的。本来这个伯靡在后羿代夏的时候是辅佐后羿的，后羿死了之后，他逃亡到有鬲（gé）氏，现在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竟然忘了自己曾是夏的贰臣，也不怕少康复国后跟他算老账，打算要帮着少康复国了。

寒浞主要倚仗自己的两个儿子浇和豷（yì）。浇太能打，少康就玩阴的，派刺客女艾趁着浇打猎的时候刺杀了他，然后又派自己的儿子季抒攻灭了豷。寒浞失去了左膀右臂，被伯靡率领的斟灌氏和斟寻氏遗民攻杀。这样，在剿灭了寒浞的势力之后，少康“求阳翟（dí，或今河南许昌禹州市）夏王之故都”，重建了夏朝的统治，史称“少康中兴”。

从武观之乱到少康中兴这一段混乱的历史，创造了国史上的很多个“第一次”：第一次荒嬉国政，第一次诸子争立，第一次帝子谋反，第一次谋朝篡位，第一次臣弑其君，第一次用间行刺，第一次王朝中兴，可以算是个“第一次”的大集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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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商汤革命

少康之后，夏朝的帝位八传而至孔甲。孔甲这个人信奉鬼神，喜欢养龙，估计就是养鳄鱼，“肆行淫乱”，使得诸侯纷纷叛离。夏朝的国势开始衰落了。孔甲死后，帝位传给了他的儿子皋。皋传位给儿子发，发传位给儿子履癸。履癸就是著名的昏君夏桀。

桀在位期间，夏与各诸侯的关系已经破裂，给夏上贡的诸侯也越来越少，不过桀这个人武力非凡，能“手搏豺狼，足追四马”，因此他也很迷信武力，不仅不肯“务德”，还常常讨伐那些不肯顺从的诸侯。可是打仗是个劳民伤财的事，连年征战弄得百姓们不堪其苦。

夏桀不光穷兵黩武，还骄奢淫逸。他兴建了倾宫、瑶台等奢华的宫殿，从各地搜罗美女藏于后宫，日夜与她们饮酒作乐。传说他最宠爱的妃子叫妺（mò）喜，是他讨伐有施氏得来的战利品。桀为她造的酒池大到可以在里面划船，常常有人因为醉酒而淹死在里面。妺喜还喜欢听撕裂绢帛的声音，桀为了表达宠爱，就命人搬来成捆的绢帛专门撕给她听。这也都是些耗伤民力的亡国之举。

有大臣对夏桀进行劝谏，但他一概不听。不仅不听，要是烦了还会杀掉劝谏的大臣。贤相关龙逄（páng）就是这样被杀死的。百姓们恨死了这个残暴的昏君，但又敢怒不敢言，只好指着太阳说：“时日曷（hé）丧，予及汝皆亡。”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太阳什么时候灭亡啊，我愿意跟你一起去死。当老百姓宁肯跟他们的君主一起灭亡的时候，这个王朝的末日也就快要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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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又是在东夷，有一个叫做商的国家崛起了。商的始祖就是那个奉帝舜之命协助大禹治水的契（xiè），是帝喾的次妃简狄的儿子，跟帝尧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传说简狄是由于吃了一个玄鸟蛋怀的孕，《诗经·商颂·玄鸟》里“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说的就是这件事。

契因为协助大禹治水有功而被舜任命为司徒，赐子姓，封于商（或今河南商丘），以地为名，所以国号叫商。契死之后，十三传而至天乙。天乙就是商汤，甲骨文称大乙，后世习惯上称之为成汤，正当夏桀在位的时候。

汤不像桀那样专任武力。虽然他也四处征伐扩张势力，但他比较有节制，而且还很注意“修德”。有个故事说，有一次汤在野外见到个捕猎的人，那人张了四面网并且祷告说：“愿天下四方的禽兽都进入我的网里。”汤认为这样做就把四方的禽兽都捕尽了，不是有德之人该干的事，就命人去掉三面网，说：“想左就左，想右就右，不想活的才进到网里来。”诸侯们听说后都称赞商汤的德行已经惠及禽兽，纷纷前来归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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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的扩张引起了夏桀的警觉，于是派使者召商汤入朝。我们不知道汤是不是猜到了夏桀召他入朝的用意，但估计就算猜到了也没什么用，因为此时商的实力还不如夏，如果不听招呼，也许立马就会招来亡国之祸。所以汤老老实实的去了，结果到了之后就被夏桀关在夏台，囚禁了起来。

夏台就是夏启“钧台之享”的那个钧台，位于夏启故都阳翟（dí）（或今河南许昌禹州市）。虽然此时夏的都城早已迁到离阳翟很远的斟鄩（xún）（或今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但既然夏台还在，那估计阳翟也仍然是夏朝重要的政治军事重镇。因此我们也可以设想，没准夏桀此时正巡视到这里，天子巡狩招诸侯来朝拜是顺理成章的事，所以商汤也可能是由于没加防备才落入了圈套，而大概也正是由于就近的原因，夏桀才没把商汤关在国都而关在了夏台。

后来，也不知道夏桀这个昏蛋是怎么想的，竟然忘了当初为什么要囚禁汤，又把汤给放了。虽然汤重新获得了自由，但夏桀囚禁商汤这件事却引起了诸侯们普遍的反感和不安，据说一天之中因此而叛离夏桀投奔商汤的诸侯就多达五百余国。在那个信息和交通都极不发达的时代，要想在一天之内达到这个效果当然是不可能的事，但这至少说明，夏桀已经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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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桀的暴虐加上商汤的邀买人心，到最后夏桀只剩下了韦国、顾国和昆吾国三个死党，消灭他的时机成熟了，于是汤决定取夏而代之。他采取了先剪灭夏桀羽翼的策略，首先攻灭了韦国，第二年又攻灭了顾国，第三年进攻昆吾国，到第四年昆吾国也灭亡了。我们不知道在这长达四年的时间里夏桀都在干些什么，他怎么就任由商汤消灭他的死党而不采取任何行动呢？我们知道的是，现在夏桀彻底成了孤家寡人。

昆吾国灭亡的同年，商汤准备跟夏桀进行最后的较量了。在诸侯联军的誓师大会上，他历数夏桀的残暴，声称是上天命令他征讨夏桀的，而他由于畏惧天命，所以不敢不出兵。这样，商汤成功洗白了自己犯上作乱的行为，避免了被看成是后羿、寒浞（zhuó）那样的乱臣贼子，达到了统一认识、凝聚诸侯的效果。

誓师之后，汤自称武王，率领商与诸侯的联军跟夏军会战于“有娀（sōng）之虚”，夏军战败，桀率残部逃到鸣条，汤追到鸣条，再一次战胜夏军，桀又逃到三飐（zhǎn）国，汤也追到三飐国，终于在三飐国抓住了夏桀。于是，汤“践天子位”，定都于亳（bó，或今河南商丘），商朝取代了夏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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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汤并没有杀死桀，而是把他流放到南巢（或今安徽合肥巢湖市）去了，他也没灭绝夏朝的香火，而是把夏朝的遗民封在了杞（qǐ，或今河南开封杞县）这个地方。桀后来死在南巢，但他并不服气。他曾经懊恼的对别人说：“吾悔不遂杀汤于夏台，使至此。”这句话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从商汤继任者们的所作所为来看，夏桀当初要是真的杀了商汤，“天命”是不是仍然会从夏转移到商，还真的不好说。

想当年，夏启就是以天命的名义取代益，消灭有扈氏，建立和巩固了夏朝的统治。现在商汤照方抓药，对夏桀也玩了这么一手，估计是夏启当初没想到的。既然天命可以从夏转移到商，那么它就不是不可改变的，所以后来人们就把改朝换代叫作“革命”，也就是改变天命的意思。

商汤革命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改朝换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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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夏朝真的存在吗？

商汤革了夏朝的命，但夏朝真的存在过吗？显然，如果我们简单的认为史书上的记载都是真实可信的，那么这个问题就是个伪问题。可是我们的头脑不该那么简单，因为传世史书的确存在很多互相矛盾以及与事实不符的地方，已经多次证明了它们并不完全可信。

史书记载，禹居阳城，启居阳翟（dí），太康居斟鄩（xún），“羿又居之，桀亦居之”。我们今天在河南郑州登封市、河南许昌禹州市和河南洛阳偃（yǎn）师市都发现了大型先商城邑遗址，所以很多人乐于认为这三个地方分别对应着阳城、阳翟和斟鄩，似乎表明夏朝的确是存在的，而史书的记载自然也就是可信的。

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因为我们至今也没能在这些地方发现任何表明其主人身份的文物。也就是说，我们只知道的确曾经有人住在那里，但并不知道到底是谁住在那里。它们也可能是别人的城邑，只是由于我们的想当然才把它们跟夏朝扯上了关系。所以说实话，我们并不知道夏朝是否真的存在。

只知道有人住在那里和知道是谁住在那里的差别不是一般的大。长沙马王堆汉墓在发掘之前，曾被认为是五代十国时期楚王马殷的墓葬，北宋《太平寰宇记》则说是西汉长沙王刘发埋葬其母程、唐二姬的“双女冢”，要不是出土了一枚刻有“妾辛追”字样的印章以及其他几件带有“轪（dài）侯家丞”和“轪侯家”字样的随葬品，恐怕我们固然可以借助于考古推翻马殷墓地的说法和《太平寰宇记》的记载，但却永远也不会知道那是西汉初期长沙国相轪侯利仓及其家属的墓葬了。这个事例告诉我们，知道有人住在那里和知道是谁住在那里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我们不应该轻率的把某些遗址认定为夏朝的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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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认定夏朝真的存在还需要实锤，但这并不等于说在相当于夏朝的那个历史时期，中原大地上不存在一个达到了夏朝那种发达程度的文化，这个文化就是著名的“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文化以发现于河南洛阳偃师市翟镇的二里头遗址命名。该遗址位于洛阳盆地东部的古伊洛河北岸（今洛河南岸），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已发掘了4万余平方米，使用年代上限不早于公元前1750年，下限接近公元前1500年，跟从文献推导出来的夏朝大致存续时间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相对照，正好落在了夏朝的晚期和商朝的早期。

在这里，人们发现了宫殿建筑基址、平民住宅遗址、墓葬、窖穴以及铜器作坊和绿松石作坊等遗存，出土了大量铜器、陶器、玉器、象牙器、绿松石器、骨器、漆器、石器和蚌器等文物，并在宫殿区的道路上发现了中国最早的车辙遗迹，是迄今已经发现的当时最大的中心性城邑，也是最早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其布局开创了中国古代都城营建制度的先河。

尤其重要的是，以二里头遗址为典型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其分布范围已经突破了地理单元的制约。从现在的考古发现来看，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北抵沁河岸边，西北至山西西南的运城、临汾地区，向西突入陕西关中东部、丹江上游的商州地区，南及河南湖北交界地带，几乎分布于整个黄河中游地区；而其文化因素向四周辐射的范围则更远：北达燕山以北，南至由东南沿海到成都平原的整个长江流域，东及河南山东交界，西到甘肃和青海的高原一带。

一个拥有如此广袤“疆域”的文化，理所当然应该被视作是一个“广域王权国家”，因而很多人乐于相信这就是史书中记载的夏朝。可是二里头遗址的使用上限仅仅是公元前1750年，跟夏朝的开始时间公元前2070年相比，足足差了320年之久，所以这种“乐于相信”是不是太过乐观了，也不是不该考虑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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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有没有比二里头文化更早，能够填补这320年的空白，对应着夏朝的早中期，并同样突破了地理单元的限制，代表着夏朝曾经搬过家的文化存在呢？很遗憾，没有。

在中原地区，人们现在已经发现了很多属于这一时期的重要城址，其中比较重要的有王城岗城址（河南郑州登封市告成镇，前2102.5年—前1860年）、瓦店城址（河南许昌禹州市火龙镇瓦店村，前2105年—前1755年）、古城寨城址（河南郑州新密市曲梁镇大樊庄村，前2017.5年—前1997年）、新砦（zhài）城址（河南郑州新密市刘寨镇新砦村，前1870年—前1720年）等。这些城址都具有“王城气象”，说它们是某个“国家”的都城并不为过，但它们无一例外的都还没有突破地理单元的制约，其所代表的文化都只是区域文化，而不是广域文化。

这一特征也体现在比它们早的陶寺城址（山西临汾襄汾县陶寺乡陶寺村，前2300年—前1900年）上：虽然它是一个比二里头都邑大得多的王城级别的都邑，但它的文化分布范围仍然仅限于晋西南的汾河谷地，同样没有突破地理单元的限制。至于另一重要的史前城址，陕北的石峁（mǎo）城址（陕西榆林神木市高家堡镇石峁村，距今约4000—4300年），由于研究还有待深入，所以是否也是这样现在还不方便下定论，但估计应该不会出现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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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这些“王城”几乎是同时并存的，这昭示着当时的区域文化中心不止一个，因而我们很难把其中任何一个都邑的主人看作是夏后氏那样的“天下共主”。虽然我们不知道当时“天下共主”的确切运作方式是怎样的，但如果真的在大禹治水的年代就已经建立起了“五服”的贡赋体系，那么，认为在这种贡赋体系之下，“天下共主”的文化将突破地理单元的制约，覆盖到邻近的某一个或几个地理单元，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所以，现在的学者们普遍认为这一时期是一个“邦国林立”的时期，因而我们也完全有理由不把这些“邦国”中的任何一个对应到夏朝身上。

这些“王城”还具有另一个明显的共同特征，那就是它们都在二里头都邑和二里头文化崛起之后，先后走向了停滞和衰败，并逐步为二里头文化所覆盖或融合。这充分说明二里头都邑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广域王权国家的都城，甚至可能是空前的、第一个具备这种性质的都城，也就是说，我们也许不该认为“夏朝”的早中期真的是史书所记载的那种“天下共主”。

当然，我们还不知道二里头遗址的主人是谁，还不清楚它属于何种国家类型，还不确定它的衰落是不是真的跟商朝的崛起有关。能说明这些的证据也许正埋藏在那尚未发掘的、占遗址总面积将近99%的地下，等待着我们去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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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商相伊尹的开挂人生

伊尹名挚（zhì），“尹”是他的官职，不是他的名字。有人说伊尹是商汤娶于有莘（shēn）氏而陪嫁过来的奴隶，擅长烹饪，曾借着烹饪理论向商汤讲述治国之道，因而得到汤的提拔重用。还有人说他根本就不是个奴隶，而是一个隐居的“处士”，商汤派人请了五次才请动这个高人出来辅佐自己。也不知道哪一个说法对。

伊尹出仕不久就到夏桀那里去打探形势了，《竹书记年》说是“商使伊尹来朝”。照理说派个探子用不到伊尹这种量级的人物，所以他到夏朝去也许真的只是例行公事，但他却在夏朝一住就是三年，朝拜天子可用不了这么长时间，所以我们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伊尹在夏朝期间彻底看清了夏桀腐败暴虐的本质，认识到夏朝已经上下离心，处在崩溃的边缘，回国后都对商汤作了汇报。这些情报对商汤确立和坚定取夏而代之的战略至关重要。不过，虽然此时夏朝的统治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但是不是到了可以最后撕破脸的时候，一时还难以判断。对这件事，商汤想得比较简单，那就是先反了再说，但却被伊尹劝住了。伊尹认为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最好还是先摸摸夏朝的底牌再说，免得打虎不成反被虎伤。于是他给商汤出了个主意，让他暂停给夏朝进贡，看看夏桀有什么反应。

这一招的效果相当理想。夏桀震怒，“起九夷之师以伐之”。商汤见夏桀还能调动九夷的军队，赶忙谢罪请服，恢复了纳贡。夏桀饶过了商汤，可是第二年商汤就故伎重演，再一次停止了进贡。也不知道在这区区一年的时间里夏桀都干了些什么，这一次他再命令九夷去攻打商汤时，九夷不肯听他的了。这意味着讨伐夏桀的时机成熟了，于是商汤起兵叛夏，最后擒获夏桀，建立了商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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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尹不仅是协助商汤扩张势力、推翻夏桀的大功臣，而且是在商汤之后又先后辅佐了外丙、中壬、太甲、沃丁四位国君的五朝元老。他是“尹”，也就是宰相，是“阿衡”，也就是帝师，后来还是摄政，连当朝天子都敢囚禁，并且还没得到恶名。不得不说，他的人生就像开了挂一样。

关于伊尹到底是哪一位商朝国君的老师，历来就存在争议，《孟子·公孙丑下》甚至认为连商汤都是伊尹的学生，可以算是最激进的说法了。我们不知道《孟子》的说法是不是真的，但基本上我们可以相信，伊尹至少是商朝第四任君主太甲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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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的君主不再跟夏朝一样称“后”了，而是直接称为“帝”。它的帝位传承制度是兄终弟及，没有弟弟的时候才传给下一代，所以虽然太甲是商朝的第四个帝，但他是商汤的孙子，而不是他的重孙子。太甲的父亲太丁是商汤的长子，但由于早死，没能继承商汤的帝位，而太甲之所以能在两个叔叔死掉之后继承帝位，主要是伊尹的功劳。本来伊尹头上的光环就够多的了，现在又加上了拥立之功，可以想见他的权势会大到何种程度。

太甲一登基，伊尹就借祭祖的机会，当着满朝文武和各路诸侯的面给他上了一堂“该怎样当好一个君主”的课。太甲心里会怎么想他这个功勋卓著而又位高权重的老师，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的是太甲没听他老师那一套，成了个“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的君主。伊尹规劝过几次，可是没什么效果，惹得他不顾臣子的身份发了脾气，把太甲赶下台关到桐宫闭门思过去了。

桐宫应该是商室的离宫。有人说是原来就已经盖好了的，也有人说是伊尹为了软禁太甲现盖的，不知道哪种说法对。关于桐宫的所在地也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是在商汤的陵墓，还有的说并不是在汤陵而是在桐邑，也有调和的，说汤陵就在桐邑附近，“桐”是指桐邑，“宫”是指汤陵。到底哪个靠谱，也是不太好确定。

太甲在桐宫关了三年（一说是六年，一说是七年），逐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悔过自责，反（返）善”。在这几年期间，商朝本来就一直是伊尹当国摄政而没有另立新君，所以现在既然太甲已经改恶从善，伊尹也就决定原谅他，“以冕服”奉迎他回到都城，让他重新登上了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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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甲这回总算没辜负伊尹的一片苦心，复位后谨遵师训，勤政修德，终于使商朝达成了诸侯归服、百姓安宁的兴盛局面，而他自己也被其后代尊称为“太宗”。伊尹则一直活到太甲的儿子沃丁在位期间，死后被沃丁以天子之礼下葬，不仅配祀商汤，而且还享有单独的祭祀，一直被视作贤相明师的代表而受到后世的敬仰。

这个故事就这样结束本来挺和谐社会的，可是《竹书纪年》又跳出来捣蛋了：“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七年，王潜出自桐，杀伊尹”，这一记录也见于古本《竹书记年》：“伊尹即位，放大（太）甲七年，大（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可见伊尹放太甲跟尧舜禅让一样，历史的真实到底如何，目前我们也还无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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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屡衰屡兴的商朝爱搬家

《史记·殷本纪》说，太甲复位之后，“修德，诸侯咸归殷”。“咸”是全、都的意思，可见在这之前虽然有名相伊尹摄政，但还是有一些诸侯是“不归殷”的，否则也就不用说“咸”了，所以虽然史书上没明说“衰”，但商朝其实已经没有一开始那么兴盛了，幸亏重获自由的太甲挺能干，才成功扭转了商朝衰落的势头。他因此被后世尊为“太宗”，而商朝也从此开启了兴而复衰、衰而复兴的模式。

太甲是商朝的第四个帝，到了第八个帝雍己在位的时候，“诸侯或不至”，商朝又衰落了。雍己没有太甲那两下子，但他的弟弟太戊有。太戊是商朝的第九个帝。他继位后，任用伊尹的儿子伊陟（zhì）为宰相，敬畏天命，谨慎治民，不敢贪图安逸而荒废政事，“殷复兴，诸侯归之”。这份功绩不小，以至于司马迁误把“中宗”的庙号给安到了他的头上。

太戊死后，他的儿子中丁继位，迁都到隞（áo）（一作嚣，或今河南郑州荥阳市东北）这个地方。商朝的老祖宗就喜欢搬家，从契（xiè）到汤十四君一共搬了八次家，平均每1.75君搬家一次，直到汤才在亳（或今河南商丘）定居下来。现在中丁又玩开了老祖宗的搬家游戏，商朝也从此在兴衰交替模式之外又开启了频繁搬家模式。

—— 未完待续 ——

中丁在位的时候，他的弟弟河亶（dǎn）甲住在相（或今河南安阳内黄县东南），河亶甲的儿子祖乙住在邢（gěng，一作耿，或今河南焦作温县东）。这爷俩后来先后登基为帝，商朝的都城也就从隞搬到了相，又从相搬到了邢。这还没完，过了不久祖乙又主动搬家，从邢搬到了庇（或今山东菏泽郓城县北）。

祖乙的爸爸河亶甲是商朝的第十二位帝。他在位期间商朝第三次衰落，好在祖乙有能耐，他任命巫贤为相，在彭伯、韦伯等臣僚的辅佐下，一方面加强对各诸侯和方国的控制，一方面努力发展生产，很快就使得“殷复兴”了。《竹书纪年》说：“祖乙之世，商道复兴，庙为中宗”，这一说法得到甲骨文“中宗祖乙”的支持，证明《史记·殷本纪》把太戊当成中宗确实是搞错了。

祖乙死后又传了四位帝，也没搬家，可是到了第十七位帝南庚，搬家瘾又犯了，帝都再一次搬迁，从庇搬到了奄（yān）（或今山东曲阜）。此后，南庚的继任者阳甲在位期间，商朝第四次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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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不跟哥哥住在一起也就算了，儿子也不和当帝的父亲住在一起，这多少就有点诡异了；没当帝的时候住在自己的地盘也就算了，当上了帝而不去国都登基，仍然住在自己的地盘，那就更诡异了；懒得去帝都登基也就算了，不懒得抛弃自己的地盘而乐意搬到另一个地方去，则实在是诡异的不能再诡异了。

《史记·殷本纪》说：“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意思是说，王位争夺导致频繁搬家进而导致国力衰弱。这逻辑没毛病，估计也是所有这些诡异行为的答案。

—— 未完待续 ——

阳甲死后，他的弟弟盘庚继位。大概同样是出于政治斗争的原因，盘庚又想迁都，可这回大伙儿不干了。算起来，从中丁迁隞开始，到阳甲复衰为止，九位帝八十五年的时间，共搬了五次家，平均每1.8位帝17年搬家一次。这么频繁的搬家想想都觉得头大，所以也难怪大家不乐意。

可盘庚是个有铁腕的人。他警告阻挠迁都的人说：“有奸诈邪恶不听话的人，我就把他们斩尽杀绝，不让他们的子孙后代在新的都城繁衍生息。”大家一看老大动真格的了，好死不如赖活着，也就只好跟着盘庚渡过黄河，迁到了北蒙这个地方。

到了一个新地方，大家难免会感到很多方面都不适应，于是又纷纷要求迁回老家。盘庚再次发飙，警告说：“不论亲疏，犯罪就处死，立功便封赏。……从今以后，你们要好好做事，安守本份，管住自己的嘴，不然惩罚降临的时候可没有商量的余地”。这样，局面好歹才安定下来。

盘庚把北蒙改名为殷，它的遗址就是今天河南安阳的殷墟。他在殷整顿商朝的政治，努力发展生产，国力因此得到了恢复，衰落的商朝再一次出现了复兴的局面。由于此后二百多年直到第二十七位帝武乙，商朝一直都没再迁都，所以根据以地命名的惯例，商又被人们叫做殷或殷商，不过商朝人自己可从来没这么称呼过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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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庚死后，帝位传给了他的弟弟小辛，这时商朝第五次衰落，小辛传位给弟弟小乙，小乙传位给儿子武丁。武丁继位后，决心使商朝重新强盛起来，可是却苦于没有人才辅佐，于是他命令百官在全国范围内寻找，终于在傅险这个地方找到了一个筑墙的工匠。

这个工匠的名字叫说（yuè），没有姓氏，应该是个低贱的人。武丁不在乎这些，把他找来谈话。一谈之下，发现他果然是个“圣人”，于是就把他提拔为宰相。说也不负所托，“殷国大治”，令武丁很欣慰，就以发现他的地方为姓赐他姓傅。这样，说也就变成了傅说，是继伊尹和巫贤之后商朝的又一位名相。

武丁第五次复兴商朝，被后世称为“高宗”。他死后帝位传给了祖庚，祖庚传给祖甲。祖甲的时候，大概商朝的政治局势很不稳定，于是他“重作汤刑”进行弹压，然并卵，商朝第六次“复衰”。这一次商朝的好运用尽了，不仅没再出现“复兴”之主，而且还出现了武乙这样荒唐的君主。

武乙是商朝的第二十七位帝。他又犯了搬家瘾，先是从殷搬到“河北”，然后又从河北搬到沬（mèi，或今河南鹤壁淇县南）。搬搬家也就算了，这家伙还很有娱乐至死的精神。他制造了一个偶人说是天神，让人操纵着跟他下棋。“天神”下不赢他，他就大行渎神之举。他还命人把装满血的皮囊挂在高处用弓箭射它，说这叫做“射天”。有人说，武乙这样做代表了君权与神权的斗争，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样，但不管武乙出于什么目的，他这些做法都太荒诞了。有这样的君主，国家能好了就奇了怪了。

——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