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做晚饭时，母亲知道我早请示时说了真话，有些忐忑不安，但又拿不出什么办法，证明错在公众方面。她用旧报纸引着炉火，想避开这些折磨人的想法，婉转地说：“孩子，你讲话可要注意，有些话最好不说。”
“你说什么，妈，为什么？难道我错了？”
母亲深深叹了口气，这种叹息声表明了我说的话是正确的。
“你没错，有些大人们知道的事情，你还不知道，你年纪小，现在不到说话的时候。”
“他们不让你说，我说。”从小的时候，母亲就总教育我们要说真话。特别是儿子，应该永远对母亲说真话，但母亲也应该对儿子说真话啊。我固执己见，看不出那有多大关系，觉得这样做是虚伪的（因为我说的都些最普通的道理，都是些明摆的事实，很难被谁驳倒的），喊叫起来。“我要说真话，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谁也管不着！”
“看这孩子，叫啥，有话不会好好说么。”母亲看我一眼，儿子似乎变成了陌生人，冷静地说。“打就打死犟嘴的，淹就淹死会水的，你不能‘常有理’，让你往东你偏往西，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应该检点自己的言行。”
“不要对我说这个，我不听，为什么要说假话？”
“对你来说，固执不是一种好性格，犟眼子人也没有好下场。”
“妈你烦不烦，一磨叨就没完，你想让我咋办？”
我太激动了，听不进他的话。
“随大流儿，别人说什么你说什么，妈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多，听妈的没错，我要你聪明起来，照我现在告诉你的那样做。凡是可以告诉的事情，我都讲给你听，不会让你吃眼前亏的。”
“妈，你坦白从宽，你和爸爸真反过党么？就告诉这一点儿。”很久以来我就想知道，究竟有没有这回事，现在按捺不住，直截了当提出来了。
“怎么会呢，别人不相信我，你还不相信，可以说我们与心无愧。”我的话使母亲感到吃惊，不过她还是迎着我的目光盯着我说。“我和你爸爸都是共产党员，打鬼子时就从没掉过队，一辈子没干违背良心的事，这一点我敢拍胸脯保证。”
“那我更要说，理直气壮说，你和爸爸都不是反党分子！”
“给我闭嘴，儿子，我要你听好。你千万长个心眼，别什么话都乱说，至少现在不许说。”
“妈你不要压迫人，要不我也造你的反。毛 教导我们：‘造反有理。’你敢不听毛 的话么？”
“这孩子，真不知道怎么说你才好……生活中完全有这种可能，有时候人人都认为那样错了，不见得就是错的！”
“妈，你别生气，嘿嘿，我闹着玩呢。”
母亲抿着嘴唇沉默了，目光里充满忧郁和担心，她想给自己解决这个难题，可是无从得到令人信服的答案，也不能得到答案。总之，要想讲清不是道理的道理，非常困难。但她知道我像毛驴子，得顺毛摩挲，好言好语怎么都行，戗着毛就尥蹶子。这也是她多年教育的结果，是优点也是缺点。我就这么个脾气，就倔，照东北人讥讽“认死理”的俏皮话：是山东省倔县杠子头镇顶死牛村的横毛驴，不撞南墙不回头，不见棺材不落泪。母亲总是考虑问题的两方面，而我只考虑一方面，她的话我没听进去多少，其中的含义更没有领会。因为我没觉得说几句真话有问题，物不得其平则鸣，忍受这样不公平的指责也使我感到难受，该发生的事情必然要发生，该走的路怎么也绕不过去，何况我对。母亲也无法驳倒自己，很难让我一下子变成善于说谎的孩子。

四

北京传来“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的消息，全国各地竞相向毛 敬献忠心，实施各种造反组织大联合的行动。
糖厂的造反团体组织名目繁多，我知道的就有“红旗兵团”、“二九公社”等较大的组织。头头们各表其功，关键时刻谁都不想放弃到手的权力，上上下下争得吹胡子瞪眼，后来好歹达成妥协，各派联合成立一支统一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我姐姐、春节和朋久也加入厂文艺队，整天在俱乐部和职工们排练，为庆祝各派革命大联合做演出的准备。
彬子、铁南和明利他们不理会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的活动，每天一大早就拿着耙子，到江边搂豆秸去了。秋天到了，一般人家活儿特别多，男孩要搂草，打柳条，准备取暖烧饭的柴火。女孩要捡大头菜叶，撸草籽，喂猪喂鸡，忙得不亦乐乎。我多次闪过念头跟彬子去搂草，总怕母亲不同意，又央人把我逮回来，老下不了决心。春节家娃哩的肚子越来越大，就要生小狗崽了，我非常想养只小狗，找到忙于排练节目的春节道出想法。他倒十分爽快，一口答应娃哩分娩后白送一个小狗崽，我兴高采烈地告诉母亲，却碰个大钉子。母亲不同意我养狗，叹口气说：“现在不是添乱的时候，人都养不过来，哪还有东西给狗吃！”家里的生活每况愈下，这我明白。母亲下班后总是腋下夹着一把草带回家里引火，我们连点火的报纸都没有了，她发愁大雪封门的时候到哪儿去找草引火呢？
“妈，这好解决，你要允许我养狗，我就去搂草。”我说。
“你吃得了苦么，那可不是玩儿。”
“你小瞧人，人家彬子和铁南不是天天去搂草么，我凭什么不能。”
“那就试试吧。”母亲有限度地支持了我的想法，磨棱两可道。
黄昏，我老早就跑到彬子家，等待搂草的孩子归来。彬子家门口紧挨着大院的铁丝网，不知什么时候，有人剪断一段铁丝网。于是，搂草、捡菜叶、撸草籽的人不断从那儿出出进进，自然而然形成一道“后门”。每当家家户户响起风匣的呱嗒呱嗒声，烟囱冒起炊烟，厨房里飘出饭菜的香味，男人们便聚在后门抽着卷烟，等待着接一把搂草的孩子。夕阳西下，远处，如火焰般燃烧的地平线上出现几个小小的草堆，蠕动着走来，越晃越大，继而显示出草堆下的人影。他们背回来的哪是一捆柴火，简直一个长方形的草垛，放下来比人还高出半头。父亲便扔掉烟头大步迎上去，接过孩子身上的草捆背回家。那天彬子的父亲有事没去接他，我迎着搂草归来的彬子快步走去，准备接他一把，帮他背完这段走进院子的路程。“你行吗？”彬子放下草捆，压住声音中的惊愕，用一只手擦着另一只手说。“是骡子是马遛遛看么，别门缝里瞧人，把人看扁啦！”你对自己都没有信心，别人怎么会对你有信心？我嘴上没说心里不服气，一下将胳膊插进捆草的绳子，背起柴火走在前面，没走多远就压得晃晃悠悠。这可是不同寻常的事情，我从没有跟他们干过活，彬子把帽子向后推了推，打量着我：“厂长的公子吗，想搂草？”
“是的。”我简短地回了一句。
“你妈同意？”
我点点头。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我搂草，她就同意养狗，可我没有耙子？”
“没关系，以后整着材料给你做一把，”彬子眨动着猫眼，大度地说。“先用我那把旧的吧。”
第二天，我早早爬起来，将一条粗绳系在腰间，母亲给我带了两个馒头，一大块萝卜咸菜，一瓶凉开水。这回我有经验了，江边有的是水喝，带瓶子惹同伴笑话。我刚吞吞吐吐说不带水，母亲早把瓶子塞过来：“喝生水拉肚子！”我不想废话，否则她唠叨个没完没了，答应着尽早回来免得她牵肠挂肚。一出院门就扔掉瓶子，和彬子、铁南、明利出发了。

五

深秋的野外一马平川，收割过的土地布满苞米和高粱根的白茬，结着薄冰的水洼亮光闪闪。附近的小片黄豆地早被孩子们搂干净，我们踏着满地霜花，越过朝鲜族人的水稻田朝江边走去。一畦畦干涸的水稻田里，偶尔有未及运走的大垛稻草。大约走了两个多小时，我们才找到那片豆地（夏天去江边钓鱼、摸蛤蜊时，我们早就发现第一道防洪大坝旁种满大片大片的黄豆）。这片地五十米宽，一条垄沟一里地长，黄豆早就被主人收割干净，豆叶子被旷野的疾风吹得无影无踪，光剩下一层厚厚的豆秸，仿佛披在大地上的棉被。我们并不急于干活，跑到江边捧起江水喝个够，然后在草丛中寻找“黑幽幽”吃。这种野生的草本植物果实浑圆，小手指甲盖大小，夏天呈绿色，一到霜期就变成黑褐色，咬一口比菇娘还甜。以后我才知道，“黑幽幽”的学名叫黑加仑，当地人经过大面积的人工种植，加工成糖果，还能酿酒、做汽水和饮料，遂成为冻土地带有名的特产。
孩子们都吃黑了手和嘴巴，彬子招呼大伙干活了，我想采一些“黑幽幽”带给妹妹，沿着大坝继续寻觅。走着找着突然听到翻花声，抬眼望去响声是从大坝下一小片蒲草丛里传来的，离我很近。有几只叼鱼郎在蒲草上空翻翅盘旋，扎下去又飞上来，嘴里叼着小鱼。我觉得奇怪，天都凉了，叼鱼郎还不飞往南方，是不是有什么吸引它们？跑过去拨开草丛一看，这里原来是一个小小的泡子，干涸后留下一个篮球场大的水坑，水都退进坑里，水面漂浮着睡莲掌状的叶子。无数条鱼儿游动着苟延残喘，鱼鳍划破平静的水面。我脱掉鞋子，挽起裤腿试探着走进坑里，水不深，没及大腿，一伸手就摸到一条斤把重的鲤鱼。这可不是常有的事，我欣喜若狂地跑上大坝，朝伙伴们大喊：“快来呀，你们看，有大鱼！”
伙伴们将信将疑地跑过来。彬子不愿意跑，一边走一边嘟囔着：
“于瘦子，不玩活儿，净扯淡！”
可一见到满坑的鱼儿，他立即改变态度，一双猫眼闪闪发亮，扒光衣裳跳进水里。水凉得让人受不了，逮鱼的诱惑更强烈，我们都光着屁股在水坑里围剿鱼儿。没逮鱼的工具，便拔下菖蒲卷成一溜长长的草捆，四个孩子排成一排，推着草捆，从水坑的一头走向另一头。水被搅动了，每走一步更加浑浊，这下鱼儿无处躲藏，被赶到一个死角里，一些撵急的鱼儿接二连三跳上岸去。我忙用脚去踢那些鱼儿，免得它们蹦下水中。这可真应了北大荒“棒打狍子瓢舀鱼”的神话，我们大获丰收，逮住一百多斤鲜鱼。大的有一两斤，小的有二三两，竟对捞上岸的小鱼崽子不希罕了，一脚踢回水里。我们用蒲草擦干脚，穿好衣裳，脚凉得已经快抽起筋。没带装鱼的家伙，再逮也拿不了，不如留着明天收拾它们。
头顶上的叼鱼郎赖着不走，呀呀鸣叫着来回盘旋。
彬子扒下套在秋裤外边的裤子，用绳子扎住两个裤腿，里面鼓鼓囊囊塞满鱼儿。我们如法炮制，脱下裤子扎起裤腿，将一条条鲫鱼、鲤鱼、鲶鱼塞进里面，塞不下的只好赏给叼鱼郎。我第一次搂草变成搂鱼，满身都是鱼腥味儿，哥几个用耙子作扁担，两个一对地抬起“裤子口袋”，满载而归。走那么远的路一点都没觉得累，反倒异常兴奋。我平常没到吃饭的时间就饿，母亲说这是肚子里缺乏油水，最好能补充点鱼、肉、蛋等副食品。我这下子搂回两裤腿鲜鱼，简直叫母亲喜出望外。怎么能不高兴呢，这种好事可不是天天都能碰到的，家里现在最需要的莫过于这些东西，她又能给孩子改善生活了。我们一家人吃了一个星期全鱼宴，真的感觉很幸福，美美过了一回“地主、资本家的生活”。我想，地主、资本家也不过上顿吃炖鱼下顿吃煎鱼吧！即便如此搂回的鲜鱼还是太多，母亲怕天热一时吃不掉臭了，剩余的鱼全洒上咸盐晒成鱼干。
我都吃腻了，好长一段时间，一闻到腥味儿就有点儿恶心。

卷一 《白土地》 第三部 走资派的狗崽子 第四章 搂 草


一


我真正感到搂草的辛苦是在第二天，人累坏了。
明利是我们当中最顾家的孩子，吃苦耐劳的典范。翌日一大早，他从家里带了一张旋网，就催促我们上路。孩子们都带着条口袋，准备搂草打兔子，把坑里的鱼儿一网打尽，无论大小都背回来。一切准备妥当，我们急急忙忙出发了，没等赶到水坑旁就顿觉不妙。第一道防洪大坝上停着几辆自行车，一只猎狗看着车把上挂着的猎枪，水坑里笑语喧哗：“这多，啊，这更多！”情况很快就弄明白了，几个猎人也发现我们的秘密，比我们更聪明，做得更绝。他们挖出一道排水沟，将水引到排水沟放掉，淘净坑底，只留下一片白花花的鱼儿，一条条捡就是了。好在我们昨天捞走所有的大鱼，留下的尽是小鱼崽子。明利骂起猎狗，说一定是它追叼鱼郎引起猎人的注意，我们才起个大早赶个晚集，空欢喜一场。悔不该把没装下的鱼留给水鸟，引狼入室！
“埋怨有屁用，不能当饭吃。”铁南笑笑，“算了，大家搂草吧。”
我们回到豆地，朝手心吐口唾沫，抡起耙子干活。搂豆秸很有讲究，一是耙子齿要掰得开，否则搂上来豆叶子柴火太碎；二是一耙子下去要用力均匀，力量过大容易抓起土块。我头一次搂草，摸不着头脑，极力效仿小伙伴们，看人家怎么干，我就怎么干。但很不高明，力气用的不少，耙子却不听使唤，好不容易搂起一小堆，已腰酸腿疼。回头看一眼干过的活儿，非常难为情━━垄沟搂得不干不净，跟没搂一样。伙伴们却得心应手，又快，又不费力气，搂过的地方连个草棍都不剩。凡事认真的明利挠挠脖子嘟囔：
“于瘦子，你他妈把活都干糟蹋啦，这不跟没搂一样么！”
“是不好，”我扎煞着两只胳膊说，“我真笨！”
“不行就别逞能，”明利提高嗓门，生气了。“回去算啦。”
彬子斜着看我一眼，带着责备的意味摇摇头，显然，他也对我不满意。
“于瘦子第一次搂草，就不错了，谁能刚干这活就成为行家，多来几次就好了，急个啥劲儿。”铁南对明利的发作报之一笑，帮我开脱。“你歇歇吧，留点劲儿回去的路上使。”
铁南什么事都不着急，总给我台阶下，我好丢脸，干什么都比不上人家。我避开伙伴们的目光，抱起一堆堆豆秸合成大堆，打下手。看大家搂得差不多了，铁南解开绳子，双手一扬分成两道落在地上，铺开豆秸抖掉土块，卷起来压结实，一抱抱摆在绳子上，地上聚起一个个草山。彬子大张着手臂压下去，拉起绳子的一头示意铁南，对方也张开手臂压下去，头对头一起勒紧绳子，一大捆长方形的柴火便绑得结实了。我们吃过干粮，往回返了。彬子立起草捆单腿跪下，两只胳膊插进绳里上肩，拿起耙子，运足气力，一声大吼：“一、二、三”，就势一只脚跟另一只脚站直，撅起身子，草捆忽忽悠悠往前走了。所有的孩子都弯着腰走路，肩膀冲着前面，脑袋冲得更前，眼睛瞅着脚下。从远处看，根本看不到柴火下有人，有三个草垛在荒野上自动行走似的。
我终于体验到背草何等艰难，那是一种意志的严峻考验，必须具备极大的信念、毅力和耐力才能闯过最后一关。这样磨练的孩子，长大什么困难都不在话下。想来我之所以成为作家，应归功于童年超强度劳动的启迪，对性格的淬火十分重要，我至今感激那荒野的经历，苦难的砥砺，终生受益匪浅。背草最要紧的歇脚不能时间太长，最好说些什么转移注意力。开始的时候，大家有说有笑，一人接一句朝旷野吆喝：“从前有座山，山里有个庙，庙里住着俩老道。有一天，小老道叫老老道讲故事，老老道就讲……从前有座山，山里有个庙，庙里住着俩老道。有一天，小老道叫老老道讲故事，老老道就讲……”
午后的太阳晒得厉害，嫩江越来越远甩到身后。我们走下第一道防洪大坝，走上凹凸不平的稻田地，越过一道道沟沟坎坎。说笑的声音减弱了，注意力也难以集中，只听粗粗的喘息像拉风匣，脸上全是亮晶晶的汗珠。抬头望一眼前面的坐标━━稻田尽处的一棵树或一座小屋，如此遥远，仿佛我们和那目标都凝滞不动。有几只肥胖的豆鼠，前腿伸开，后腿站起，转着尖脑袋可笑地四周瞧瞧，上边望望，倏地钻进洞里无影无踪。一只老鹰在天空盘旋，又凝翅不动，伸长脖子观察下面。身边跃起一大群麻雀，贴着地面急速地飞行，一只野兔也蹦跳着跑开。深秋明朗的天气中，每样东西都亮得刺眼。走过好长时间，有人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家都瘫倒在地，仰面朝天喘息。碰到一个水沟，人人都不管不顾喝个够，洗一把脸，又喊着“一、二”迈开脚步。脚底发出呱唧呱唧声，汗水在鞋里和开稀泥，身子一冲一冲打起瞌睡，一刹那间，我竟不再感到重负，忘记在什么地方。这样持续十几秒钟，意识突然清醒，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到底什么时候歇一会儿？”
我们翻过第二道防洪大坝，穿过爱国菜社，糖厂大院遥遥在望了。落日的斜晖下，远方越来越明亮，越来越清晰。每走上一段就找一处高坎靠上去歇口气，为继续走时好起身。我的小腿肚子转筋了，彬子和铁南帮我压起脚板，搓小腿肚子，大声命令我男子汉一样挺住。为照顾我，无论谁都拉一把，我才能背起死重死重的草捆。真想甩掉重负不走了，但是不能，母亲问过：“你能吃那个苦么？”“我能。”我回答说。伙伴们都一步一步向前蹭去，我也鼓励自己不当逃兵，不成为大家的累赘。路过一块胡萝卜地，大家摇摇晃晃走过去，用手指抠出胡萝卜，拔掉缨子大嚼一通。肚里有东西垫底了，力气回到身上，又抹把脖子上的汗珠，相互鼓励着背起草捆。
铁南说：“能行吧，再加把劲儿，看谁先到家吃饭。”
明利说：“没事，我爸就来接我了，我准先到家。”
彬子说：“你看我爸都过来了，你还吹啥牛！”
我已经望见家属区袅袅的炊烟，心想母亲一定做好晚饭，盼着我进家门呢。彬子他们笑逐颜开，加快脚步，父亲来接孩子了。伙伴们要帮我一把，我害怕改变主意似地摇头。尽管我是个没有父亲的孩子，但以后的道路还长，不能总靠怜悯度日，做娇生惯养的“公子”，我要在艰难的生活中自立自强！艰苦的选择，就像艰苦的实践一样，会使我全力以赴，更有力量。他们和父亲走在前面，撇下我一个人留在后面踽踽独行，形单影只。离开小伙伴们，整个人变得软绵绵的，汗水如洗，几乎虚脱了。
夕阳的最后一抹余晖拉长我的身影，一点点淡化。
“不能休息，不能停下！”我唯恐失去向前的勇气。现在我对周围看都不看一眼，只盯着脚下的小路，先把重量倾斜到一只脚上挪动两步，再倾斜到另一只脚上挪动两步，一步一顿，一步一喘，永远走不完这段近在咫尺的路程。终于，疲倦像涨潮一样，从我身体的各个部位涌上来，我的耐力已达极限，不得不停下脚步。我抬起汗水横流的脸颊，羡慕地望着伙伴们蹦蹦跳跳的背影，久久地，定定地，目不转睛，一直目送着三对父子走进大院后门。他们的身影消失了，我突然觉得身边如此空旷，再也忍受不住孤寂无助的打击，腰身一软瘫倒在地，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转。
我靠着草捆喘息一会儿，又强忍泪水站起，在一块光滑的石头上滑了一下，双腿支撑不住，立刻坐了下来。小腿肚子疼起来，一下一下抽动，我搓捋起小腿，不觉间想起父亲，想起他那高大的身影，背我去市里医院治腿伤的路上，那宽阔温暖的脊背……夕阳沉进地平线，远处的城市隐没在昏暗之中，一阵晚风刮过，枯草飒飒摆动，头顶的夜空跳出满天繁星。人浑身上下冰冷冷的，一动都不想动，四周是那样死寂，都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我不知就这样抽抽搭搭饮泣多久，又累又饿地闭上眼睛。

恍恍惚惚看见一个人，骑着高头大马驰骋而来，越发清晰地占据我的脑海，竟喜出望外发现他就是父亲，和我多次回忆的一样英姿飒爽，强健高大。父亲穿着一身土布八路军军装，戴着军帽，腰间别着一把带红布条的盒子枪，风驰电掣来到儿子身旁。他收住缰绳，一探身子拉起我来。我又趴在宽大的脊背上了，心里在想：“世上有父亲该多好！”他背着我往家走去，怕颠疼我似地脚步放得很轻，无论怎么摇晃，他整个的身体姿势都保持不变。我蓦地想起：“他不是死了么，怎么又回来啦？”怯怯地问：“爸，你不是去了吗？”
“是的。”父亲头也不回答道。
“去哪儿啦，很远么？”
“去见马克思了，很远很远。”
“会回来么？”
“不会，永远不会。”
“那怎么回来了？”
“想你，儿子……”
“艾平，醒醒！”有人把我从梦中摇醒，母亲摸黑找我来了。
我的泪水似决堤的洪水，收不住了。
“怎么，谁欺负你啦？”母亲上上下下摸索我的周身，急促而慌乱说。“你一个人躺在这里，怎么啦？怎么啦？”
“妈，我想爸爸！”
我哭得肩膀直抖，哭得如此孤独、悲切和绝望。此刻我才真正体会到这句话的含义：“父亲没有了，永远没有了。”在这个世界上，我再没有人可以投靠，可以依赖的了！母亲一把将我搂在怀里，泪如雨下……多少年后我人到中年，我的儿子也长得我当年那么大了。我还一直难忘那个傍晚，难忘那时的感受，经常做那个相似的梦━━我的父亲还活着，他也像糖厂的那个老梁师傅，逃到深山老林里隐名埋姓苦苦度日，终于熬到重见天日的一天，风尘仆仆地返回家中……
可惜我的梦想难以成真！
母亲脸上露出笑容，不再为烧的东西发愁了。我家的院里也有一个高高的草垛，大雪落在草垛上面，像盖起两面坡的屋顶。
我经过头一次超强度劳动的考验，也成为搂草的行家里手，手掌上磨起茧子，搂起草来如狼似虎，背起大捆柴火一点不比别的孩子逊色，和他们一样吃苦耐劳了。连彬子都竖起一根大拇指，说我有“尿性”！也许，人不能改变他的天性，但可以通过境遇改变生活，天底下的事就是这样，得成长才行，此外没有别的办法。唯一不同的是他们有父亲来接，我坚决不允许母亲接，当小伙伴们的面难为情。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就是要顶天立地、泰山压顶不弯腰，更不要说一个孩子能为家里分担艰辛，无疑对母亲的痛苦是最好的补偿。
从此别的孩子父亲来接的时候，我都借故休息一下，有意拉开一段距离，落在后面，等他们走远再吹着口哨赶回。我知道母亲怎么想━━既为我的能干和懂事感到欣慰，又倍觉酸楚。因为，她觉得做母亲的太不称职，不能给我起码的欢乐，反倒拖累我分担生活的重担！那个难忘的傍晚之后，母亲下班早的时候，必定守在大院后门口，人矛盾着，踌躇着，走出几步又退回来，想接一把又怕伤我自尊。最后远远瞄着我的身影出现，才回家端出热腾腾的饭菜，等我走进家门。
母亲偏袒儿子，每次晚饭都给我煎一个鸡蛋吃，说是对劳动者的奖赏，搞得妹妹馋涎欲滴，嚷嚷着要去搂草。我告诉妹妹搂草是男人的专利，一个小丫头怎么能和男子汉一起搂草呢，没人带你玩儿。其实我注重的是背着小山似的草捆走过家属区的胡同，引来人们一串啧啧赞叹：“看人家的孩子，多勤快，多能干！”真是再高兴也没有的事了。

二

时间一天天过去，白土地上的早请示，晚汇报仍在进行。
我发现大家都学乖了，谁也不愿说真话。
特别是晚汇报的时候，天气渐渐冷下来，大家冻得捂耳朵搓手掌，说过敬祝“万寿无疆……身体健康……”就算完成例行公事。为什么都沉默了？因为有两个人不打自招，道出实情坦白从严了。一个男人忏悔自己偷过一袋砂糖换酒喝，被抓进市里的群众专政队劳动改造。另一个大奶子、大屁股的漂亮娘们儿忏悔自己有作风问题，被抓住把柄当作“破鞋”游街示众，搞得她和丈夫从此抬不起头。
我见过那个娘们儿游街，她姓杨，住我家前两趟房，大伙都叫她“杨八角”。关于这个奇异的外号是有说道的，据说杨八角借过办公楼一个烧开水的锅炉工十元钱，好久都没还上。锅炉工把杨八角逼急了，她提出玩一种“减法的游戏”，每主动以身相许一次就减去八角钱。锅炉工当然愿意奉陪，他一值夜班锅炉房就变成游戏室。如果顺顺当当减完倒也罢了，有一回他们正在做“减法的游戏”，被打开水的斜眼堵个正着。锅炉工吓得不知所措，一旦消息走漏他老婆会闹得天翻地覆，满城风雨。斜眼笑着说：“没关系，没关系，让我玩一次不就没事了！”杨八角并没回答，他却能从她的脸上看到内心的挣扎。没办法，杨八角又和斜眼玩一场“加法的游戏”，息事宁人，那当然是免费的。
此时的杨八角蓬头垢面，脖子上挂着一串破鞋，眼睛犹如两个彩色的灯泡，哭得又红又肿，在家属革委会造反派押解下，围着大院转来转去。那时有“作风问题”最叫人不耻，一人传虚，万人传实，比走资派还让人讨厌、唾弃。她在前面挂着破鞋游街，后面跟着几乎全厂的职工家属，一路走一路高呼革命口号：“打倒破鞋！打倒骚货！打倒狐狸精！”男人们哪是打倒什么破鞋，围着她评头品足逗笑取乐（法国作家雨果说得是何等准确：大众的笑声是普遍堕落的同谋，人们被一些不健康的活动腐蚀，堕为群氓，而群氓和暴君都需要逗乐的小丑）。女人有点动真格的，都对她怀着一种特别的愤怒，杨八角的一切都令她们气愤，最糟的是这样一个女人居然也会有人喜欢。女人们大多抱着小的领着大的孩子，尖嘴利齿骂她不要脸，伤风败俗，是偷野汉子的贼，什么难听骂什么。
没有人站出来说这样做无聊至极。
游行的队伍来到家属服务站大院，立即召开现场批判“破鞋、狐狸精”大会，参加会议的人挤得院子里水泄不通，每个人都是快步或小跑而来。特别那些男性造反派，专往杨八角胸脯上盯，眼睛直勾勾的，嘴巴张开着，仿佛在等待着天上掉馅饼。
主持人一反批判走资派只喊大口号的惯例，而是要杨八角详细交代搞男女关系的具体细节，细到一举一动，一招一式，一颦一笑才能从宽处理，生怕漏掉任何一个细节，就连一个动作或一个表情都不愿错过。出席大会的人心照不宣，越无聊越要寻找精神寄托，无不感激主持人的良苦用心，能让大家有茶余饭后磨牙的乐趣。可惜杨八角不配合，面对众人吭吭哧哧不肯交代，这就令人大失所望，革命群众当然说她不老实。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母狗不翘尾巴，公狗怎么上得去？群众的眼睛雪亮，要不怎么能凭白无故揪出你？愤怒的人们又喊起打倒口号，有几个老娘们儿对杨八角进行起革命教育，一顿手掐指挠。这样一来杨八角反倒豁了出去，她的身子往前冲，疼得缩成了一团，接着又双手捶打太阳穴，咬牙切齿地说：“打不死我就搞！”就像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中的吴琼花，对着南霸天一声大喝：“打不死我就跑！”一样的气冲霄汉，一样的英勇无畏。
女人们再要动手，杨八角的丈夫拖着把镐头冲进会场，大吼：
“谁要再敢动我老婆一下子，我就和他拼啦！”
杨八角的丈夫是个虎背熊腰的装卸工，刚刚喝过酒，眼睛通红，杀气腾腾。哪有人敢和一个醉鬼玩命，人群赶快闪开，他一家伙镇住主持人，迫使高潮迭起的大会只得草草收场，与会者大为扫兴。小辣椒碰上滚刀肉，叫你有什么办法！好端端的批斗会让一个酒鬼搅黄了，造反派岂能咽下这口鸟气？他们散会后并没有善罢甘休，马上仔细查遍杨家祖宗三代。万幸他们祖上的祖上肚子里都没有墨水，八辈子之上还是贫下中农，叫造反派抓不住任何把柄，这事也就变成一场不了了之的闹剧。
我对这种革命行动不感兴趣，觉得净是些瞎扯淡的把戏，谁愿搞破鞋他就搞吧，干别人什么事？我看那些造反派是闲着没事吃饱撑的，难道这不可笑吗？

三

俱乐部门前挂出新的横幅：抓革命，促生产。
霜冻一开始，严寒的天气就突然出现了，光秃秃的树木上连最后一片叶子也落没了。锅炉车间的大烟囱又吐出奇怪的白烟，直冲明净而寒冷的天空。天气开始上冻，制糖车间开机了，隆隆的机声日夜不停。那白色烟灰落在厂房上，落在办公楼顶上，落在家属区的街道上，像飘落一场大雪，把厂区每一个角落都覆盖得严严实实。人一走出屋门一片耀眼的银色，仿佛走进一个冰天雪地的世界里。
造反派忙于抓革命，促生产，根本就没时间解决这奇怪的现象，草草地了解一下宣布：这是石灰煅烧窑安装强制通风，提高供灰和二氧化碳能力造成的情况，当然不仅仅是这些，还有其他原因，那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再说反动技术权威早就被革命群众打倒在地，怎么能让他们再作威作福呢，小车不倒就只管推，管它黑土地、白土地、红土地……革命造反派战友们哪，当务之急是千万不能放松阶级斗争这根弦，严防走资派转移革命斗争大方向！
制糖生产为流水作业，工人实行三班倒八小时工作制，生产期厂里的人手不够，从外面招来大批临时工。三楼单身宿舍住满从菜社招来的临时工，凛冽的空气里飘着糖稀和石灰混杂的味道。甜菜储存场上人来人往，翻斗车、马车、拖拉机穿梭般运送着甜菜，将一车车冻得硬邦邦的甜菜倒进流送沟里。纵横交错的大车道上，胶轮碾过的泥水一层盖一层，结成了沟沟壑壑高高低低的冰棱。有时孩子们跟着车屁股跑，抓住车后厢板吊一会儿，打个提溜，恣悠恣悠。我喜欢跑到流送沟看热闹，无论天气好坏，看起来总是那么有意思。那是个游泳池大小的池子，差不多二层楼房深，中间有一道八十米长的深沟。一个身穿羊皮大衣，头戴狗皮帽子，足蹬高筒雨靴的工人，把着一杆粗粗的水枪来回转动，让长龙般的水柱冲击着甜菜，用水力将大堆大堆的甜菜送进流送沟，一路翻滚着流进制糖车间里。我不明白这些甜菜一从这边进入车间后，怎么就变成砂糖了呢？
车间内有门卫，不许孩子进里面参观。
初冬的头一场小雪降临了，皑皑的白雪覆盖着厂区，白土地白茫茫一片好干净，夜里也泛着一片白光。下雪天，白土地人跳的忠字舞也告一段落，孩子们虽不能再去搂草，却能拿起滚笼打苏雀了。父亲去世后，按国家规定母亲每年可以休一次探亲假，回老家探望我的外祖母。母亲去山东探亲的十多天里，由姐姐替她给我们做饭，管她做得好不好吃呢，能填饱肚子就行。母亲不在家的那些日子我一点没想她，反倒非常轻松愉快。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下可没有人管我了，整日沉浸在打苏雀的欢乐之中。
这个冬天来得很急，天刚拂晓，晨风料峭，人们还在睡觉，我便和七哥拎着滚笼，踩着雪地去西岗子打鸟了。西岗子离糖厂两里远，一片不高的小山丘上长满密集的榆树、杨树、桦树和灌木丛。我们赶到铺着一层松软白雪的西岗子，树林里已经挂了不少滚笼，雪地上留下好多脚印，一直延伸到西岗子下面。一般孩子的滚笼里都有一只诱鸟，诱鸟一发现天上飞过同类，立即发出兴奋的呼唤吸引鸟群落下来。我和七哥没有诱鸟，将滚笼挂在别人的笼子附近，想借光逮住一只诱鸟。早晨干冷干冷的，大家都隐藏在距滚笼三十米的地方等待苏雀飞来。北风发出尖叫声，把树枝吹得直抖，又钻进孩子们的棉衣里面，冻得我们无不抱着膀子、缩着脖子，跺着冻麻的脚丫儿来回走动取暖。
“来啦！”有个孩子喊。
大伙马上撅着屁股趴在地上不动了，眼睛期待地一闪一闪，唯恐什么动静吓跑鸟儿。天边飞过来一大群鸟儿，笼子里的诱鸟鸣叫起来，有一只还打起唱歌一样动听的嘟噜。鸟群在树林上空犹豫了，来回盘旋着呼唤它们的伙伴跟随大队人马一起去南方过冬。笼子里的诱鸟叫得更欢了，急忙告诉天上的伙伴们：“下来歇歇吧，这儿有的是好香的谷穗哇，饱餐一顿再上路也不迟嘛。”飞翔的鸟儿答应了：“是啊是啊，大雪覆盖土地，我们找不到食物，吃饱喝足才有力气去南方。”天上地下叽叽喳喳叫成一片，在进行一场大合唱。有几只鸟儿飞过头顶消失在不远处的灌木丛中，带走我们一片失望的目光。
“真不走运，七哥。”我心凉了半截，忍不住悄声道。
“沉住气，好饭不怕晚，后后有席。”七哥安慰我说。
“要是它不上钩呢？”
“没那事，咱们的谷穗好，不怕它不上钩，听我的。”
七哥叫我沉住气，仿佛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拉住了我棉衣上的纽扣，自己却急得额头冒出汗珠。谷穗是七哥家农村亲戚捎来的，金灿灿的谷粒肥大饱满，比别人滚笼上的诱饵显眼多了。孩子们都明白我们的优势，不时向谷穗投去羡慕的目光，这倒是我们的把握所在。
“不行咱再换棵树，”又等了一会儿，我建议。“把笼子挂在灌木丛那边去。”
“嘘……别动，它下来了。”
一只鸟儿俯冲下来，落在一个挂在树枝的滚笼上，其它鸟儿紧跟着落在周围的笼子上。孩子们都瞪大眼睛，望着落下的鸟群，大气都不敢喘。我压制着心跳祈祷，血几乎都凝固了：“吃食吧，快吃食吧！”大概祈祷起了作用，有几只鸟儿落在我的滚笼上，歪着脸瞧着左翻上的谷穗，蹦来跳去不肯啄食。有诱鸟的滚笼已经逮住五六只苏雀，大家顿觉轻松愉快起来。我和七哥远不及他们，仍没开张，我祈求好运快快落到头上，可是仍旧没有鸟儿落网，开始变得有点气馁。
终于有一只鸟儿架不住食物的诱惑，率先探头去啄左翻上的谷穗，它啄来啄去，过了很长时间却没有翻下陷阱里。原来我做的“翻”不灵敏，关键时刻掉了链子，急得我直骂自己笨蛋。要是一个人把什么都考虑周到，事情就会好办得多，该死，我怎么就没按鸟儿的重量试试“翻”呢！不过不碍事，那几只鸟儿够贪心的，吃尽左翻上的谷穗又跳到右翻旁，这回它们可没迟疑，全都争先恐后啄食起谷穗。这飞快的一分钟，是我少年时期最最幸福的时刻，我为自己的成就感到一阵狂喜，整个人处于持续的兴奋状态，好运说来就来，叫人喜出望外。啊哈，两只鸟儿冷不防落进“翻”里，又跌下第二道陷阱的十字滚下。其余的鸟儿都惊得飞起来，留下两个同伴无可奈何地鸣叫。
我和七哥都有了诱鸟，他的那只是红肚囊，我的这只会打“嘟噜”。
我们利用诱鸟大显身手，再接再厉，每天都能逮住两三只苏雀。我的成就引起小伙伴们高度重视，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彬子、铁南甚至春节都来管我要苏雀，成为养鸟、玩鸟的小鸟迷，和我一起分享玩鸟的欢乐了。我好不得意，心里特别痛快，过去那种欢乐和无忧无虑又回到我的身上，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彬子还专门编段顺口溜赞美我的滚笼：

远看是个楼，
近看有朋友。
想去瞧朋友，
掉在楼里头。

四

我的滚笼却被人家砸烂了。
因为我是走资派的狗崽子。
那天七哥有事没去西岗子，我自己拎着滚笼去了小树林，看到有几个高年级学生守在树林的一边。他们望望我，我也朝他们投去一瞥，相互不搭话。他们都是红卫兵总部的打手，高个的绰号叫谭老西子，矮个的叫小不点，那个走道一高一低的瘸腿叫“地不平”。这些家伙平常斗母亲都很凶，装出很友好的样子使我感到虚伪。我远远避开他们，独自将笼子挂在树林的另一边。这会儿，那三个孩子正在打量我。说实在的，有七哥在，我胆壮，七哥比他们岁数大，低年级孩子不敢惹高年级孩子，七哥没来我真有点儿胆突。
我守候一早晨，冻得两只脚都麻木了，差不多都要失望地回家时，天上才飞过一拨苏雀。他们有三个滚笼，诱鸟多，很快就把一群苏雀呼唤下来，一只接一只飞落在滚笼上，只是那些“客人”迟迟不肯吃食，仍在观察周围的动静。偏偏我的诱鸟“嘟噜”要强，见鸟群都落在树林那边大声打起嘟噜，对方笼子上的鸟儿闻声飞起来，扇动着翅膀盘旋了一圈，又全都滑翔着降落在我的滚笼上。我喜出望外，瞪大眼睛，盼它们落网，身后传来一阵嗷哧嗷哧地撵鸟声。我回过头，见一高一矮的谭老西子和小不点溜达过来，起身阻拦他们：“别出声。”
谭老西子向我跨近一步，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道：
“它们是被我们引下来的。”
“那跟我有啥关系，你们没打着呀。”
“嗷哧━━嗷哧━━”小不点不理睬我，仍旧轰鸟。
我的运气好得叫人眼红，鸟儿非但没被他们撵走，反倒一只接一只落进滚笼里，一个都没跑掉。这下可气坏了谭老西子，他挠了几下大腿，提出见面分一半，我讨厌他的无理要求，从牙缝里一字一顿挤出话来：“凭什么？”
“我们命令你。”谭老西子像威胁走资派一样威胁我，口气很强硬。
“笑话，你命令谁，命令鸟去吧，凭什么对我指手划脚？”我冷笑着想，我不是走资派，根本就不吃那一套，少跟我耍造反派脾气。
“给不给？”
“不。”
“你最好还是……记，记住自己的身份，走资派的狗崽子，别忘了……跟谁说话，分一半是……抬举你。”小不点结结巴巴说着，叉开两条又细又短的腿，收紧双肩，一只手掐在腰间朝脚下吐了口唾沫。“给你脸……不要脸，我看你不给一个……试试。”
“决不。”我斩钉截铁道，“你骂人我就更不给啦！”
“他想变天，”谭老西子说，“教训教训这小子。”
他们横着膀子撞来，几乎跟我的脸颊贴到一起。我扭着双手，用极大的力量才控制住愤怒，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以免对方觉得我怕他们，喝道：
“你们，给我走开。”
“狗崽子……狗崽子……狗崽子！”小不点接上道。
“你他妈就是个走资派狗崽子，”谭老西子的脸被憎恶的表情弄得很难看，以此来表示对我的鄙视。他分明是在有意激怒我，抬脚踢起一团雪块。“老子就是不走，怎么……不服！”
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骂别的我或许还能容忍，骂这个不行，我最不愿意人家骂我走资派狗崽子，立即被他们的恶语中伤惹恼。不错，我是走资派子弟，但我是人，不是畜生，凭什么张口闭口把我和狗连在一起？难道我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吗？我情知自己打不过他们，那也不能被人一吓就屁滚尿流。他们俩用肩膀一步一步撞来，我一步一步向后退却躲开撞击，瞅个机会捡起两块石头，背对着滚笼一手一块握在手里，一副拼命架势。他们这工夫也捡起石头，却没有贸然动手。我迅速琢磨着怎么躲开他们的石头，先砸倒小不点，再打谭老西子。身后响起越来越近的脚步声，我不敢回头，怕挨黑石头。谭老西子突然露出黄黄的板牙大笑起来，笑得前仰后合。响起石头打在树枝上的响声，苏雀扑棱棱地翻翅和惊叫声。
“狗崽子……你玩完啦！”小不点恶狠狠地笑着。
我下意识地回头瞟了一眼，热血顿时冲上太阳穴，这些家伙太卑鄙，仗着人多势众玩起声东击西的鬼计。谭老西子和小不点在前面吸引我的注意力，使我无法分心，那个“地不平”却趁对峙之际暗暗绕到身后砸坏我的滚笼，一下子把笼里的鸟儿打得不死即飞。
“赔我滚笼！”
我大吼一声冲过去，扔出手里的石头。
“地不平”见我变成拼命三郎，抱起脑袋夺路而逃。那瘸腿比正常人跑得还快，单腿跳远一样一步跳出去好几米。等我再捡起一块石头追击时，谭老西子又一通炮击将我的滚笼砸得稀烂。我孤立无援疲于奔命，只得返回来追打谭老西子，他们三人马上合兵一路，集中火力扔过雨点般的石头。此刻，我被一种从未有过的怒火支配着，虽肩膀、胸脯、屁股、大腿上连中几弹，仍不顾死活地回击对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赔我滚笼，我饶不了你们！”头顶嗡的一下，脑袋被打昏，一股热流淌下脸颊。我不哭，眼泪是人软弱的标志，流多少血也不能示弱。我忍住疼痛奋力抓起一块块石头扔去，大吼大叫：“叫你说我是狗崽子！叫你说我是狗崽子！”
大概我血葫芦似的面孔吓住对方，他们不再恋战，拎起滚笼一哄而散，消失在灌木丛里了。

五

我追不上他们了，扔掉石头返回空空荡荡的树林。鲜血淌下眉毛，额头打出个三角口子，鼓起个鸽子蛋大小的疙瘩。我捂着额头来到支离破碎的滚笼前，蹲下身子捡起高粱秆，想挑些没被砸坏的竹条拔下来重新扎滚笼用。但破坏十分彻底，已没有几根完整的竹条了，绝大部分都被砸得七扭八折。
我扔掉高粱秆，一脚踩上去跺个粉碎，泪水喷泉般涌出眼角。这是我一个多月的心血啊，花多大力气，费多少事，也收集不起来那么多扎滚笼的材料了。因为我是走资派的狗崽子，他们就可以肆无忌惮捣毁我的心爱之物，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道理可言！我把额头抵在树干上哭了半天，一种彻骨的寒气袭遍全身，一种从没有过的绝望笼罩了我，一种无形的力量把我向下拖去、拖去。我在向灵魂的黑暗中下沉，没有什么抓得住。社会、家庭、老师在我心灵中建起的真善美的大厦，希望爱人家同时也得到人家爱的那种天真需要，盲目而绝对的道德信仰，一瞬间都坍塌了，变成一堆瓦砾，化作一片尘埃。这是天翻地覆的总崩溃，我恨，恨造反派，恨红卫兵，恨他们为什么如此蛮不讲理？我怎么也弄不明白一个走资派犯了错误关孩子什么事，我为什么处处受到牵连？
回家之前，我去水房子冲掉脸上的血迹，然后装作没事似地走进家门，免得吓着家里人，姐姐还是吓得够呛。“弟，又跟人家打架了？”姐姐说着，拿出碘酒为我搓揉额头上的大疙瘩。
“没。”我硬硬地吐出一个字。
“还嘴硬，额头上的疙瘩这么大，流不少血吧？”
“没事，我爬树不小心掉下来摔的。”
“你呀，就是不听咱妈的话！”
“妈没不许我打鸟玩！”
“那你的滚笼呢？”
她问到我的疼处，人又差点儿流出眼泪，我不想让姐姐难过，咬着牙撒谎笼子也摔碎了。姐姐明知我在哄她，叹了口气劝道：
“弟，你就听姐一句话，咱是狗崽子，惹不起事，还是改改犟脾气吧！”
又是狗崽子，我不愿听，大吼：
“我，我不是狗崽子，你也不是，姐姐！”
姐姐不许我打鸟了，她一天到晚看着我，不让我再往远处走。我没有滚笼拿什么打鸟？为了摆脱痛苦，也不愿去那伤心的地方。七哥再来找我去西岗子打苏雀，我用各种借口说确实有事不能跟他一起去。有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是在极度苦闷和失落中度过的。我竭力想恢复以往的平静，不愿意去回忆那伤心的往事，被砸碎的滚笼却一直浮现在眼前，无论走到哪里都忘不掉。有什么办法呢？我深陷其中，又无法自拔，唯一能做的是经常一个人站在人家的院子外，望着树上挂的滚笼里的苏雀出神儿。我想，我无法选择出身和家庭，选择历史，选择人生，承认我是走资派的子弟。但每个人都有权支配自己的生活，做自己愿做的事，不管你是狗崽子还是狼崽子也应该有玩的权利吧。我连玩耍的权利都叫人剥夺了，他们凭什么干预别人的生活？
想起这一切，我就感到无法忍受的沉重，心里好不辛酸。
有时真想大哭一场！

二

12月的齐齐哈尔，严寒笼罩四野，滴水成冰，早晨起来厨房里的水缸结起一圈薄薄的冰。窗台上、门框上挂满积雪，房顶上的积雪融化后流下房檐，冻结成晶莹剔透的冰棱，太阳一照折射出七彩的光环。
那时候的冬天要比现在冷得多。形象点儿说冷到什么程度，大人叮嘱小男孩不要在外面撒尿，你要不听话，非在外面撒，那就有好戏瞧了，没等一泡尿撒完小鸡鸡会和尿柱冻在一起，一拨拉准掉下来。我倒没试验过，就是不愿意上厕所拉屎。憋泡尿还好办，在院子里找个角落随便撒，憋泡屎就不好办了。公共厕所里四面露风撒气，大白天往那儿一蹲，北风咬得屁股蛋生疼。粪坑里的大便多了，冻成一个堆起的冰坨，最上边是个冻得邦邦硬的粪尖，必须让开它才能大便。这样一来风就更硬了，我蹲两分钟就透心凉，没冻成冰棍也差不离了。常常没等肚子里的大便排泄完，人就提上裤子往家跑，冻得满脸通红，满屁股通红，靠着火墙暖和半天缓不过来，肚子里憋得慌又想上厕所，糟糕透了！
母亲因常年打扫厕所摸出一套躲避严寒的经验，她让我去厂里的三楼单身宿舍上厕所，那里的厕所有充足的暖气，你想蹲多长时间就蹲多长时间。主意妙不可言，去那大便舒服倒是舒服，可要跑二百多米远的路程。有一次我拉肚子，顾不得戴棉帽子就往三楼跑，回来后耳朵都冻白了，好几天痒痒的。母亲说这是冻伤了，从此不许我光着脑袋出去，上趟厕所得佩带全副武装，穿戴整齐大衣、帽子、手套，你说麻烦不麻烦！我真不明白人家怎么方便的，他们怎么没有我的这种难言之苦！
凡在北大荒生活过的人，都一定领教过暴风雪的厉害。严寒把原野的积雪冻结成粉末状，呼啸的北风一来便把雪粒搅到空中，天空中的雪片又苫布一样罩向大地，漫天风雪狂舞着迎面扑来，天地浑然一色。沟沟坎坎填平了，大路小道堵塞了，连路沟边干枯的野草丛都被大雪淹没了。
风雪太大，我无法出门，索性叫彬子、春节、铁南等小伙伴到家里来玩。母亲愿意让他们到我家玩，免得我出去惹事。还有一个我不愿出门的原因是脚上有冻伤，一到冬天，穿多么厚的棉鞋也会冻得奇痒难耐。那年母亲抱着两岁的我从山东来齐齐哈尔北满钢厂，母亲听说北大荒奇寒，特意买了一件厚厚的棉大衣御寒。下火车后怕冻着我，用大衣严严实实裹着我的身子，两只穿着薄棉鞋的小脚却露在外面。母亲没想到从齐齐哈尔坐汽车到北满钢厂驻地富拉尔基需要跑一个小时，车里车外一样寒冷，大人都冻得难以忍受，何况一个小孩。一路上我伸腿蹬脚地哭个不停，母亲怎么哄都无济于事。她以为我生病了，汽车一到站马不停蹄去医院检查，医生查来查去才发现我的脚丫儿冻伤了。从此落下个冻伤的毛病。
窗外，团团逆转着的茫茫飞雪，很快变成模糊的一片，连天空都看不见了。风儿把雪花从门缝里吹进来，在外屋门口化成一汪积水，结成薄冰。我们憋在家里轮流讲故事玩，往往要讲很长时间。大片大片的雪花扑打在窗上，好像鸟儿在扇动着翅膀。孩子们相互讲着各种各样的故事，有叫你发愁的，有叫你害怕的，有叫你伤心的，还有叫你十分好笑的。我们就这样度过一个个冬天，静静坐着，听得入迷，要是没有故事，那漫长的时间该多么乏味！我最喜欢听铁南讲故事，为之绝倒，他是我们当中最有学问的孩子，说话能说到点子上，无论听来的还是从书上看来的故事，他全能记住，张口就来趣味横生。讲逗乐的故事时，自己却一本正经，大家都感到有趣，我也感到很有趣，似乎我内心的一部分伤感都被暴风雪飘去了。每每铁南绘声绘色讲着，我们津津有味听着，逗得大家捧腹大笑。我常常惭愧地想，类似这样的故事自己怎么一个也编不出来，还喜欢读书梦想当作家呢！比如他有一次讲一个傻瓜的故事：
从前有一个财主，老想让他娇生惯养的傻儿子学点儿本事。有朋友给老财出个主意，要他给儿子一笔钱去外面闯荡闯荡，自己学点“真经”回来，将来也好有大出息。
老财采纳了朋友的建议，拿出一大笔钱给儿子带在身上，千叮咛万嘱咐儿子，这可不是简单的事，别着急回来，起码学点儿真本事再见他，不负老子望子成龙的一片苦心。老财的儿子打起背包出发了，他的鼻子朝上翻，两腿朝里弯，眼珠瞪得滴溜溜圆，走过一村又一店，一个人到处瞎逛，没看到什么值得注意的事情。有一天，他刚刚走到一座房屋前，发现房子似乎在摇摇欲坠，万分危急关头，突然听见有个孩子喊：“大事不好，房子要倒！”房子里应声跑出两个老人。人命关天，儿子觉得这是个值得学习的“真经”，赶快掏出钱给那个孩子，感谢他教会自己怎样救人。老财的儿子谢过人家继续往前走去，又碰见两头猪跳出猪圈，说时迟那时快，一个大汉霍地窜上去揪出猪鬃，大喝：“公猪母猪，哪里逃跑！”接着将两头猪拖回猪圈。老财的儿子觉得汉子如此孔武有力，该是自己学习的榜样，立即请汉子喝酒拜他为师。两人在一家小酒馆喝酒的时候，突然看到有个邻居家的男人抱着脑袋跑出门来，正在诧异之际，一个男孩怒气冲冲举着棒子追打出来。他们的疑惑很快就被打消了，原来是邻居家宠孩子宠得厉害，儿子一不高兴就打他老子玩。父亲可能觉得孩子追打自己没面子，赶紧息事宁人道：“儿，儿，别打爹，爹给你买糖吃。”这一招儿还真灵，孩子怒气顿消，笑逐颜开，再也不追打他爹了。老财的儿子大喜，心想天下的便宜事怎么都让自己碰上了，这回倒好，不用花钱，就能取到第三个“真经”。
事不过三，老财的儿子认为自己取经成功，周围再也没有比他聪明的人了，一点儿也没耽搁，马上打道回府，想尽快返回家园向父母汇报学业。又过几天，老财的儿子返回村子，没等走进家门，就兴致勃勃大喊：“大事不好，房子要倒！”老财夫妇一听喊声吓坏了，慌忙连滚带爬窜出屋外。儿子见状接着喊道：“公猪母猪，哪里逃跑！”老财缓过神来，见房子没倒，儿子又如此无礼胆敢骂他是公猪，勃然大怒，拿起一把铁锨打向逆子。儿子大惊，心想我哪点儿学错了，惹他老人家生气，他鼓起勇气用胳膊挡住铁锹把，赶快把第三个真经道出来：“儿，儿，别打爹，爹给你买糖吃！”
结果老财一口气没上来，活活气死了。

三

母亲不让我挑水了，怕我小小年纪闪了腰，自己去挑。
水房子前的积水结成厚厚的冰面，像缓缓的山坡，成了一个小溜冰场。挑水人心惊胆战走在上面，一不小心就会滑倒。说实话，我挑起水来一步一滑摔过好几跤了，又想替母亲分担点家务，找出几块木板钉成个方形框子，在两条方子下钉上两根粗铁丝做个爬犁。我把桶卡在木框里放好，拖着爬犁去拉水时一路有意晃出些水，一层覆一层，沿途冻成一溜从水房子一直延伸到我家院门口的冰道，省力又好玩。我不敢大白天拉水，只是晚上出动，因为我浇的冰道滑倒不少人，想起来就不好意思。其间有的行人看到绕过去了，有的行人不小心踩在上面，结结实实摔个大屁股蹲儿，经常听到爬起来的人埋怨：
“操他奶奶，谁那么缺德，干的好事！”
我偷着乐，表面上装得什么事也没有。有一次母亲走在上面也滑倒一跤，她拍掉身上的灰尘，摇着头自己傻笑，没有骂人。
过去一到冬天，学校就在操场上浇起一座滑冰场，体育老师刘小伙教我们上冰上课，滑划子、花样、速滑、打冰球，对好多项目都感兴趣。冰上运动速度快、冲力大，刘小伙怕撞伤孩子，不许学龄前的小朋友上去抽冰猴、滑爬犁，在大冰场旁边另浇出一个小冰场专供小孩子们玩这些游戏。为了不影响上冰上课，每到下雪天刘小伙就发动学生们铲雪打扫冰场，现在他被揪出来没有人再浇学校的滑冰场了。天气终于好转，雪停了，太阳从云层里露出脸来，越来越明净，气候都有点儿暖和起来，孩子们待在家里憋得上天入地，总算能出门换换空气了。暴风雪已经过去，狂风吹净冰面上的积雪，一些地方被吹得非常干净，有雪也不碍孩子的事，他们到处跑来跑去滚雪球、堆雪人、打雪仗，雪粉从脚下纷纷飞起。天气晴朗的日子，大家就到西下洼的泡子里玩耍，滑冰、滑爬犁、抽冰猴。那是一座天然的大冰场，绵延数里，镜面一样光滑平整。当初上冻大人怕冰面没冻结实，不让孩子上去玩耍，谁见到孩子在西下洼抽冰猴谁喊：
“不能在那儿玩，小心掉进冰窟窿里！”
嫩江封江后，没有人再阻拦孩子们玩耍了，那上面能开过几辆大卡车，一点儿事没有。
白土地的孩子买不起带鞋的正规冰刀，那太昂贵，几乎花掉家长一个月工资。经济条件好的人家也只能买副不带鞋的冰刀，由家里大人按脚的尺寸做一副鞋板，用螺丝拧在冰刀上，让孩子踩住光板冰刀用绳子绑在自己的棉鞋上，土法儿上马学习滑冰。这已经让其他孩子非常羡慕了，没有冰刀的孩子只能看着伙伴们滑来滑去，在透明的天空中飞翔一般。哪个孩子心理不平衡，就跟在有冰刀的人狂追一阵，打一个长长的“滑刺溜”，脸颊和鼻子在寒风中吹得通红。然后装作不屑一顾的样子，拿出冰猴，把自制的皮绳鞭子甩得啪啪响，抽着冰猴出气。
我也属于羡慕人家的一族，母亲没有钱，别说买光板冰刀，就连个冰猴都买不起。我找块榆木疙瘩闷在家里用菜刀削了半天，削出个大桃子形状，又摁在水泥地上打磨，蹭得油光锃亮。最后在桃子尖上钉上枚按钉，精心用红药水画上两圈道道，自制出一个冰猴，很是惬意。我拿它和别的孩子比试，看谁的冰猴转得稳重，没想到一出手就败下阵来。公家制作的冰猴木料特别沉重，抽上一鞭子原地转起来又快又稳。我的杰作虽花里胡哨，外貌上还过得去，可木料太轻没主心骨，一鞭子抽上去没转两圈就跑开了。我越是气急败坏抽冰猴，它就跑得越快，搞得我手忙脚乱大汗淋漓。这哪是和冰猴嬉戏，简直在和它进行马拉松赛跑！
我一脚将它踢进干枯的苇丛里，不再要这玩意儿。
我不甘寂寞，抱着爬犁回到西下洼，跪在爬犁上双手撑起冰镩子，身子向探出，试图用这个姿势加快爬犁滑行的速度，与滑冰的彬子一比高低。可想而知胳膊拧不过大腿，双手怎么抵得住人家的双腿。彬子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大张开双臂，俯下身子，随心所欲加速减速，调整滑行路线，没两分钟，就把我远远甩在泡子中心，败得惨不忍睹。风呜呜低吼，四野白茫茫一片，里面的草丛越来越密集，枯黄的芦苇被大雪压弯了腰。我趴在慢慢滑行的爬犁上望着冰面大口喘息，严寒刺着脸颊，一团团哈气凝成霜花，挂在嘴角上、眉毛上、帽檐上，像包一层冰壳。周身的热汗经寒风一吹，我感到冷，突然，身下的冰面咔咔嚓嚓一阵响动，人晃悠起来，我倒吸一口凉气转身就跑，怕冰层裂开沉进水里。响声很快就停止了，又死一般沉寂。
我跑了几步，踅回来，傻狍子一样非要弄个究竟。
脚下闪开一道两指宽的蛇形裂纹，从冰面一直切到冰底，可以清楚看到它的横断面，白森森的斜碴儿蛛网般细密，弯曲处闪烁着光亮，缝隙里泛着绿影。我竟在缝隙里发现一条冻住的黑鱼，闭上眼睛又睁开，它还在那里一动不动。以前听说这个泡子是堵死的江汊子，水特别深，里面只有老头鱼，眼前分明是一条两尺长的大黑鱼呀？大坝那边的养鱼池里有各式各样的鱼，那么这条黑鱼怎么跑过来的？顺着稻田沟游进来的吧。我不害怕了，用手套擦去周围的积雪，再仔细看看，估摸它离我很近，决定用冰镩子凿破冰面取出大黑鱼。冰块在手下四处迸溅，我不幸判断错了，那条鱼看起来挺近，实际上冰层非常厚，至少冻结在半米远的深处，仅凭这把用电焊条做的冰镩子，休想凿破如此厚的冰层！
我放弃得到黑鱼的希望，反倒望着冰层遐想起来。透过玻璃般晶莹的冰层，望见一群大大小小的老头鱼，露着脊背和头部拥挤在水底晒太阳。我敲打冰面想吓跑它们，偶尔有一两条老头鱼动弹一下，碰得长长的水草晃动起来，其它鱼儿都置之不理。我猜测冰层下的世界一定很神秘，不像冰上的世界这样寒冷，鱼与鱼的关系也不像人与人之间那样冷酷，否则它们不会拥挤着取暖了。我不知道这条黑鱼是怎么溜进泡子里来的，可知道它是淡水里最凶猛的鱼类，性情孤独，靠吞噬鱼儿为生。大自然自有它的生存法则，使生态得以平衡。按照弱肉强食的生存道理，黑鱼应该比老头鱼更有生命力，为什么在这么深的水域里，土生土长的老头鱼优哉游哉，外来的黑鱼却冻死在冰层里了呢？
真是个令我百思不解的谜。
人都有个好奇的心理，越不可知的东西越勾引起探求奥秘的欲望。这个问题在脑海里萦回好长时间，我一直找不到满意的答案，有时候想得脑瓜门儿疼。从那以后我每次滑到黑鱼旁边，总趴在冰面上研究一阵冰底下的世界，有些鱼几乎一冬天都不睡觉，它们都在做什么呢？再跺着冻麻的双脚向两岸的草丛跑去，用铁锨铲倒干枯的芦苇和菖蒲，捆成一大背放在爬犁上拉回家里。我除去春节家看看大肚子的娃哩，盼着它生小狗崽子好抱过来以外，再没有什么地方好玩了。彬子、铁南他们有光板冰刀，没事滑滑冰，或去俱乐部看看春节和朋久排练节目。我也想跟他们去俱乐部看排练节目，那是孩子们认为很风光的去处，一直很愉快，既暖和又热闹，比闷在家里有意思多了。但母亲不让我去，怕到人多的地方惹是生非。我的不幸让母亲事先言中，当我实在没地方去的时候，终于去了那个是非之地，差点儿送掉自己的性命。

卷一 《白土地》第三部 走资派的狗崽子 第六章 血的洗礼


一


西伯利亚的寒流滚滚袭来，一场大雪下得天昏地暗，暴风雪肆虐整整一天。
荒野里刮起“大烟泡”，扬起漫天大雪，白色的雪雾铺天盖地，排山倒海，无数条长龙一般奔腾咆哮，卷得周围对面不见人影。人一出门，寒风裹挟着雪粒平地而起，抽打在身上、脸上刀割一样疼痛。鼻子冻白了，眼睛冻疼了，脸蛋上冻起白泡泡。孩子们全缩回家里，守着火炉、火墙、火炕不再出门了。这是冬眠的时候，也是休养生息的时候，无论大人孩子都期待着春节的到来，红红火火过个大年。二十年后，我写的诗歌《雪》，就是家门口西下洼给我的灵感。我虽是远走他乡的天涯游子，但仍旧迷恋北国，尤其喜欢那冰封雪裹的寒冬，经常背诵这首诗歌，寄托我对故乡的思念，童年的思念：

我把银色的帷幔
垂挂在苍茫的天穹
然后在瑟缩的枝头
留在匆匆的脚印
准备赶到太阳从东山上
露出半个冻得通红的脸盘时
送给它一条天鹅绒的围巾

大地是我温柔的母亲
天空是我严厉的父亲
我骑着流云的马儿
庄严地进行爱的巡礼
但我不愿离开北方
北方，是生我养我的故乡

从高山到平原，江河到海洋
我在冬的冷酷无情的国度里
撒满纷纷扬扬的鲜花
使万物都感到春风习习
我给荒野上疲惫的旅人
化一眼清冽的泉水
筑起四面厚厚的墙壁
赠他一个甜香的、温馨的梦

我给没见过海洋的乡村
搬来烟波浩淼的大海
让爬犁小船似地划过浪尖
我想那喜气洋洋的小伙子
定是摇着橹儿去迎接新娘
我便悄悄地、悄悄地将几朵雪莲
插在姑娘油黑油黑的发辫上
她踩着我铺的地毯向情人跑去
那咯吱咯吱的足音
是我的笑声

我给城市披上白玉斗篷
送路灯一串串珍珠项链
当大家举起酒杯欢庆春节
我用我的翅膀拍着窗扇
从门缝里塞进几张贺年片
又欢快地跑上不夜的大街
看那些放鞭炮的孩子们
嬉戏着，用我抖落的羽毛
堆塑着我的滑稽的形象

当北风挟着寒流袭来
我放出无数簇白炽的烟火
和风暴怒吼着拼命搏击
直至天空展开蔚蓝的旗帜
月亮的微笑洒满我的周身
我才躺倒在大地的怀抱里
舔舐着一处又一处的伤口
——那些被吹露泥土的地方
静静的，像天外归来的鹤群

从此我永远享受着母爱
爱情的太阳使我热泪滚滚
我消融，但非常幸福
因为啊
在我泪水浸透的地方
有绿油油的、绿油油的禾苗滋长
那是我的希望和憧憬

彬子和铁南又钻进俱乐部，暖暖和和坐在连椅上躲避暴风雪，看春节和朋久他们排练节目。我心痒难挠，一连憋在家里闷了两天，想去俱乐部玩的念头怎么也赶不走，老这样下去真叫人受不了。要是有什么活儿干，或者别的什么事做就好了，可什么事也没有。新年前的一天下午，外面冷彻肌肤。我不能主宰自己，听说厂文艺队彩排，终于按捺不住好奇心，穿好衣服，踏着没膝深的大雪跑到俱乐部凑热闹去了。
那并非正式的彩排，我走进去的时候，舞台上的男男女女们正在排练当时最红火的革命舞蹈：“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台下挤满了人，看热闹的大多是孩子们，一看到有人跳错发出哄笑声。台上的演员被哄烦了，让下面的红卫兵维持秩序。我夹杂在起哄的孩子们中间，双手插在袖筒里，跺着鞋上的积雪，正纳闷姐姐为什么没有参加排练？春节和朋久怎么也不在？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就听初中三年级姓邹的男生喊：“捣乱的出去！”起哄的孩子根本没把他当回事，谁也没有动地方，仍旧哄笑不已。
维持秩序的红卫兵火了，开始往外撵看热闹的人群，俱乐部里充满了一种激动不安的气氛。姓邹的男生有十七八岁，叫他红小将吧，太大；叫他红中将吧，偏小，于是大家都叫他邹少将。白土地人向来有个传统，谁胳膊粗力气大，满嘴“你妈的，乌龟王八蛋”的脏话，谁就是大爷。大人孩子动辄以武力论英雄，见高低，温文尔雅，通情达理，势必被认为软弱可欺。哪一家有几个大小伙子，就更天不怕地不怕，绝对没人敢惹。如果你惹恼其中的一个人，马上就有一大堆亲戚朋友打上门，不打你个半死就算手下留情。事后被打的人家害怕报复也不敢告状，一般都是由厂保卫科出头和稀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邹少将当然懂得厉害，头脑很实际，当他撵不动别人，突然发现孩子中的我，转而向我发泄满腔怒气，推推搡搡轰我出去。我还没意识到快要降临的灾难，最大的原因是我根本不了解周围发生的一切，呆呆地分辩：“我刚进来，没起哄。”
“出去，滚。”邹少将横眉竖眼，不由分说。
“凭什么光撵我一个人？”
“撵的就是你。”
“他们不走，我就不走。”
他拉长声音道：“走资派狗崽子，你敢。”
这话像鞭子一样抽打在我的脸上，况且我的神经敏感脆弱，自尊心常常近乎病态地为这一点痛苦，引起难以遏制的反感。我觉得内心里变得快发狂了，对自己的处境感到愤慨，非常沮丧，非常难受。走资派狗崽子怎么啦？你也不能看人下菜碟。尽管对方五大三粗，身强体壮，高出我一个脑袋，但我被激怒了，倔劲儿一上来就是不走。周围哄叫着推波助澜，将得邹少将无法下台，他又不肯轻易丢了造反派的威风，揪住我的衣领向外拖去。他敢这样做，在别人看来，理由很简单，谁让他比你胳膊粗力气大，你家里也没有大男人了！我双脚离地，拼命用一只手把住一张连椅的扶手喊叫。邹少将怎么也拖不走我，气急败坏掰开我的手掌，沿着座椅中间的过道一步一推，迫使我爬起来摔倒，摔倒又爬起来。我急了，咬了他手指一口。我们两人动手打起架来，可想而知，我又瘦又小的身躯哪里是他的对手，虽勉强出拳抵挡，没几下子就被打得落花流水，抱着脑袋满地乱滚。我大骂着不肯求饶，对方抬起大头鞋踹向我的脑袋、眼睛、嘴巴，一边拳打脚踢一边喊：“打死你个狗崽子！”
不一会儿工夫，我满脸是血，什么都不知道了。

三

1967年元旦前一天，我和母亲坐上硬卧车厢，陪同我们的还有卫生所长董大夫。
车厢轻轻摇晃着，车轮的铿锵声催人欲睡。母亲把我抱在怀里，时而为我测量体温，时而给我吃药，一夜都没合眼睛。我迷迷糊糊依偎在母亲的怀里，在列车有规律的晃动中似睡非睡，待再次睁开眼睛时天色已大亮。竟不知道第二天是怎么住进旅馆的，只记得下车后大雪又在飞舞，成团成团的雪粉从地面扬上去，又从天空纷纷扬扬洒下来。站前广场的雪浪此起彼伏，鞋踩在雪地里咯吱咯吱直响，一直陷到膝盖。我倚着母亲的手臂机械地上车下车，左眼钻心的疼痛，有时疼得轻一点儿，有时疼得要命，火一样在烧眼眶。
母亲背着我走进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医院里的形势和糖厂差不多，满走廊都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到处都有戴红袖章的造反派。大喇叭里播放着毛 语录歌曲，以及各种造反组织的“郑重声明”、“最后通牒”、“严厉警告”……给我看病的眼科大夫是位老人，办公桌上摆着牌子，上面写着“打倒反动学术权威××”。他没穿白大褂，牙齿是那么整齐，以至近在咫尺也分不出哪颗是真的哪是假的，穿的是病房护理人员的蓝色工作服。回想起来，还是“反动权威”好，改造的环境比一般走资派强多了，下到底也是到门诊看病。大夫给我做了全面检查，我发烧、头痛，左眼眼底充血，视力只有零点一。大夫用很低的胸音问我们为什么不早点儿来治疗？听完母亲的叙述，沉默许久，才在诊断书上写道：“左眼角膜挫伤，建议住院进一步会诊。”护士给我打过退烧针，涂上眼药，用两根细绳套在耳朵上挂住眼罩，让我们坐在走廊连椅上等待董大夫办理住院手续。董大夫回来愁眉不展说，明天是元旦，住院处的人早早下班了，三天以后才能住进病房。母亲没料到病情如此严重，心急如火对董大夫说，与其等在这里，不如直接去北京检查治疗。董大夫说他做不了主，需要回去请示再决定。
董大夫回齐齐哈尔了，留下我们在旅馆里过新年。
元旦的下午，母亲叮咛我好好躺着休息，她要去打长途电话询问董大夫请示的结果。母亲披上大衣出去后，我睡不着，身上老是发冷，一只眼睛盯着窗外出神儿。我们住的旅馆是三层楼，一层是公共浴室，二层是理发室。整座楼的店面都放假了，空空荡荡没有旅客，暖气供应不足，躺在被窝里还有点儿凉。左眼的眼罩里痒痒的，大概是药物正在消肿。太阳慢慢落向西面，窗玻璃变成红中发黄的颜色，估计４点多了，我着急起来，母亲还不回来？
楼下响起喧哗声，有人大声喊叫着为球队加油。我裹着被子爬起来，透过窗棂上一小圈冰花融化了的地方一只眼睛望去，意外发现距楼下五十米的地方有一所中学，学校门前是一个简易冰场，两支少年冰球队正在进行冰球赛，双方都有拉拉队呐喊助威。我吐出哈气融化玻璃上的冰花，用手擦净水痕，一瞬间恍如隔世，又看到了多少年前的情景。可能产生于我自己的意识，也可能根本不是自己的意识，仅仅是储存在头脑中的记忆，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孩子们传来的每一阵喊声，都煽起我难以平静的情绪，人被一种不可名状的激动包围了。在糖厂大院里，一切体育活动都被看作干扰运动的因素，而在黑龙江省省会哈尔滨市，孩子们却照样进行冰上体育运动，多么令人不可思议！同时也使我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生活，一种被夺去的生活。他们的生活是另一种样式，世界依然是美好的，未来依然是广阔的，幸福还是在什么地方存在着的（将来大家都会有那样的生活），并不像我经历的这样一塌糊涂。
我贪婪地看着冰场上的比赛，看到队员们精彩的突破和射门，我也热血沸腾喝起彩来，刚喊出声音就脑浆乱晃，树木在跳舞，大地在漂浮，差一点儿摔倒。我将额头贴在玻璃上，用凉气镇一下，有什么在抽我的脑筋，疼得眼前直冒金星，我不得不用手指掐着太阳穴减轻疼痛。
“快躺下。”不知什么时候，母亲带着一团雪花和寒气回来了，头发上的围巾一直系到下巴底下，脸盘冻得发红，鼻子也是红的。
我捂着脑袋躺下，问：“妈，怎么才回来？”
“过年，电话局休息，我找到总局才打上电话。”母亲拍打着身上的雪花，解下围巾，对着冻僵的手掌呵气。她给我买回几根哈尔滨红肠，几个面包。“吃饭吧。”
要是平常看到这么好吃的东西，早垂涎欲滴了，现在什么都不想吃，闻着味儿都觉得恶心，要吐。我摇摇头，没有回答。
“怎么，头疼？”母亲问。
我又掐起太阳穴。
母亲坐在床头上，抱起我的脑袋放在大腿上，用嘴唇接触一下我的额头，想知道是否有热度。每当儿子生病她都是这样的，又把手放在胸口上试试没发烧，亲了亲我，为我捋起额头：
“儿呀，听妈的话，不吃东西怎么能行，吃不下去也得勉强吃点儿，这样才有力气。要不的话，你的病怎么能好。”
我觉得胸口堵得慌：“妈，我想出去一下，回来吃。”
“干什么？”
“换换空气。”
“就一会儿么？”
“不，我要看冰球。”
“到哪儿？”
“楼下。”
母亲诧异地望着我，我的独眼里一定充满渴望，她理解我的渴望，爱活动是男孩的天性，一个孩子绝不会装病。为了我能吃东西，母亲无法拒绝请求，况且我躺三四天了。母亲把双手搭在我的肩上，低声答应了，她给我穿好棉大衣、大头鞋，戴好皮帽、手套、口罩，搀扶着我慢慢走下楼梯。走出大门，一层脆薄的冰屑在我们脚下簌簌作响，脚底下发飘，有些趔趔趄趄，每走一步就跟着震荡一次，从头盖骨到脊椎都要碎裂似的。一股清冽的寒气迎面扑来，头痛减轻许多。我不想让大人加入孩子行列，以免大家拘谨，不让母亲送了。她只好目送着我摇摇晃晃走进小观众中，隔着一段适当的距离，远远看着我别摔倒。
有人看见我是个戴眼罩的病人，主动让出一个空子。我扶住球场的围栏站住，夹杂在一般大小的观众中间，一种暴风雨般的感情和回忆突然在内心涌起，热流如灌。我又看到体育比赛，回到从前的生活之中，我站起来了，比原来高了，复活了。我觉得在孩子们中间的感觉真好，谁也不认识我，不知道我是走资派狗崽子。自己的生活原来可以多么不同的，在我的记忆里，这种心情只有在“文革”前才体验过。周围人都和我一样，不会时刻提醒我注意身份，不歧视我，欺侮我。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我是他们中间的一分子，同样有参加活动玩耍的权利。虽时间暂短，毕竟摆脱平日的忧虑和压抑。

是的，人只有经过磨练才能体味人生，没受过折磨的孩子很难理解这种心态。那一瞬间我感到了做人的尊严，不必再看别人的脸色行事，无须羡慕他人的身份，也不用再违心说假话了。我想痛痛快快放声大笑，又想痛痛快快放声大哭，既欣喜若狂又悲哀至极，为我自己，也为这个不公平的世界。我站在他们中间忘记头疼，忘记寒冷，忘记了自己是谁，和孩子们一样狂热，大喊大叫着为喜欢的球员加油助威，为该进没进的球遗憾，为巧妙的配合叫好，场上球员射进的每一个球都像我射进去的那样兴奋。我知道自己是在宣泄，球场给我一个宣泄的机会，我终于找到一个正当发泄的理由，生命与力量融为一体，尽情宣泄半年来的压抑和愤懑。尽管我成了名副其实的独眼龙，还不习惯用一只眼睛看世界，关键时刻看不清楚。但没关系，我狂热地掀开帽耳，扯掉口罩，扯掉眼罩，任寒风刺激得不断咳嗽，还是愉快得不得了。我把自己想象成猫头鹰，看什么都用一只敏锐无比的眼睛。
球场休息的时候，我仍旧沉浸在如醉如痴之中，思绪混乱而愉快，母亲喊我才清醒过来。回头望去，见母亲远远站在凛冽的北风里，冻得瑟瑟发抖，坚持着不肯破坏孩子们的兴致，只是做着手势示意我戴上眼罩，当心别让感冒加重了。她翻起大衣领子缩进双肩，不停跺着脚，用吐出的哈气暖手，围巾上挂满哈气凝成的霜花，落日的光芒映红她的身体，头发、眉毛上的霜花都一齐闪耀起来。我不安了，母亲一下午连口热水都没喝，冰天雪地会冻坏的。我戴上眼罩，不好意思再看下去，免得母亲一直等我。
那天晚上，我的兴致特别高，吃掉一个面包和半截红肠。我让母亲吃面包，她却拿出从家里带来的大饼子泡在开水里，就着咸菜咽进肚里。我把红肠塞进母亲嘴里强迫她尝尝，她咬下一小口，就借口吃不惯这种味道不再吃了。我知道母亲惦念我的姐姐妹妹，担心她们过年吃什么，晚上睡觉封不好炉子煤气中毒。母亲告诉我，糖厂造反派不同意我们去北京看病，她在电话中和斜眼争吵起来。母亲强调我们不能等待，耽误病情谁负责？对方见母亲的态度不容置疑，又提出厂里不能担负看病的费用。母亲急了，为保住孩子的眼睛什么费用都认，糖厂必须派人带一笔钱来垫上再说。
新年过后，学校的教导主任曲元春赶来了。
“文革”期间严格控制进京人员，外地人须持省级进京介绍信，旅店方能接待。当天下午，曲老师去黑龙江省轻化工业厅办好进京介绍信，母亲又背起我登上开往北京的特快列车。一路颠簸，我又感到难以忍受的疼痛，发热发冷的病态更加剧烈了。牵扯到费用问题母亲没买卧铺，再次抱着我坐了一天一夜，一晚上都没合眼。我一直昏昏沉沉睡在母亲的怀里，火车进北京站时，母亲的腿和手臂都压麻木了，老半天才站起身来下车。她累得背不动我，是曲老师把我背进天桥附近的一家小旅馆。曲老师原来是学校重点培养的入党对象，母亲被打倒后，有人说他是旧十七年教育路线的红人，入党的希望也吹了。这一次造反派指派曲老师来护理我们，看上去他一脸的不情愿，始终疏远我们，唯恐受到牵连，后来他果然中途退却了。
第二天一大早，母亲顾不得休息，就领我乘公共汽车去北京同仁医院看病。我将脸颊贴在车窗上，瞪大一只眼睛望着前门大街，看什么都新奇，心里的激动难以言表。哦，北京，祖国伟大的首都，从我懂事起就怀着一个美好的心愿，将来一定到北京看看。过去，我只是在电影里看到过北京，现在，终于能亲眼目睹梦绕情牵的地方了！

卷一《白土地》第三部 走资派的狗崽子 第七章 北京之殇


一


北京的早晨弥漫在灰蒙蒙的烟雾之中。
冬天也不像东北那样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天然一幅银装素裹的画卷。
前门两旁尽是低矮古旧的青灰色楼房，阵阵清雪随风卷起，发出咝咝的响声。路口挤满骑自行车上班的人，谁也不给身后鸣笛的汽车让道。天气并不太冷，行人们踩着大字报纸屑匆匆走过，毫不在意地往嘴里塞着油条，所有的面孔都显得严峻而陌生。大街小巷一派肃杀萧条的气氛，商店的铺面贴满批判走资派的大字报，只有几家橱窗里摆着一些凭票供应的东西。街道广场上搭起临时的台子，有人正声嘶力竭号召全市人民起来战斗，叫你置身于到处都在流血的战争时期。一拨拨手里提着糨糊桶，拿着刷子的人，一张又一张贴出最新战报。电台广播的新闻联播充满火药味，播音员播出的每一条消息都是声讨敌人的檄文，慷慨激昂时骂道：“放他妈的狗臭屁！”
丑恶的现实无所不在。
有一伙红卫兵正从一所房子敞开的门里往外搬抄家的东西，运上汽车。后面还有几个红卫兵押着胸前画着黑心的一家人，走进严寒中，空气中弥漫着焚书的冲天烟雾和焦煳气味。周围的情景时刻提示我，城市的正常生活在给畸形的革命让路，这不是我童年向往的神圣地方，而是我们一家人倒霉的发源地，就因为它无所不及的力量，才使我陷入悲惨的境地的。我的心情复杂地变化着，突然觉得自己是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行驶在陌生的街道上，其实我最需要的是精神上的安慰，然而周围的景色和我的心情一样阴沉。直到汽车绕过正阳门城楼，眼前豁然开朗，才感到些许的高兴。
“于艾平，” 曲老师说，“前面就是天安门。”
“在哪儿？”我问。
“别着急，就要到了。”
我把目光转向车前，巨大的天安门广场尽收眼底。宏伟的大会堂多么辉煌壮丽，和电影里看到的情形一模一样，纪念碑则竖起的大拇指，在赞美着我们伟大的祖国。公共汽车贴着历史博物馆行驶着，之后缓缓地向西拐上宽阔的长安街，曲老师拍拍我的肩膀说：
“天安门！”
我回过头，故宫红墙，观礼台，白玉华表，金水桥一一闪过，眼前接着一亮，人一阵激动。是的，我非常激动，一切都以一种持续不变的魅力诱惑着我，足够使一个孩子的血液沸腾了，感到无比激动。天安门，哦，天安门，你是我心中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我终于见到你了！天安门正中有一幅毛 像，城楼上挂着八个大红灯笼，数十面红旗迎风招展，红的墙、黄的瓦格外耀眼。我想象去年姐姐来串联时那激动人心的场面，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万头攒动，姐姐热泪盈眶挥动着红语录高呼：“毛 万岁！毛 万岁！毛 万万岁！”毛泽东穿一身军装从天安门城楼下走过金水桥，微笑着向人群招手。掌声和欢呼声雷鸣般响起来，整个天安门广场都汇成欢乐的海洋，我也禁不住热泪盈眶。可我不是来串联的红卫兵，而是作为一名被人打伤的狗崽子来治病的，转而黯然神伤。
我们到了同仁医院，一位戴红袖章的医生检查过我的眼睛，诊断结果和哈尔滨医院一样。我的一个眼睛看不见东西，却不感到太痛苦，主要症状头晕、头疼，仿佛脑子里有把钻子在往里钻，窟窿越来越大。当医生听曲老师说我是走资派的孩子才挨打的，眼神变得冷若冰霜。说你们还是回去治疗吧，病情没什么大不了，视力也会慢慢恢复的。母亲强调北京的医疗水平高，我们来了就治利索再走，以免落下后遗症。看样子医生是顺水推舟，建议我们去宣武医院检查一下，那儿有治疗脑伤的专科门诊。我永远忘不了医生的神态，他眼中的笑意收敛得那么迅速，充满敌意，躲避瘟疫似的恨不能把我们推出门外！
我是一个不幸的孩子。
我站起来，径自朝门口走去，愤怒、屈辱和失望把我的心搅得一团糟，无法控制自己，以前病态的敏感又回到身上，头疼得厉害，精神和肉体一样痛苦。我诅咒我出生的这个时代，凭什么一定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连天真的孩子都要分成红五类、黑五类，相互仇视，相互残杀！母亲碰个钉子，从此变聪明了，再不暴露自己的走资派身份，医生问诊时就说孩子被歹徒打伤的。
下午，母亲领我去宣武医院脑神经科检查，医生确诊为轻度脑震荡。我头疼，疼得睡不着觉，瞳孔扩大，浑身无力，变得神经质，夜里常做噩梦，害怕睡眠，甚至害怕床。医生开了一大堆谷维素和安眠药，要我绝对卧床休息静养。我哪儿也不能去，整天躺在旅馆的床上睡大觉。母亲寸步不离地喂饭喂药，我简直变成了摇篮里的小宝宝，长时间躺在床上，只有一只眼睛是自由的。

二

我们住的大概是北京最便宜的小旅店，位置在天桥附近的一个小胡同里，靠近天坛公园和自然博物馆。
从大街七转八拐，走进一个门庭古色古香、青砖琉璃瓦的四合院，就是我们住的小旅馆了。走廊两旁的一排小房间由木板间隔而成，一点儿都不隔音，虽然空气不够新鲜，房间还算挺干净。白天，隔壁的说笑声十分清晰，夜深人静，那屋放个屁，这屋都嘣嘣响。房间里摆着两张床和一个床头桌，人就快转不开屁股了。窗户上没有玻璃，糊着薄薄的窗户纸，风一吹呱哒呱哒拉风匣。我感叹北京不但有毛 ，三九严寒的太阳也是温暖的，外面一点儿都不冷。跟我以前的生活经理完全不同，大部分年轻人都不穿棉袄，只穿秋衣秋裤，从不东北人那样穿大皮袄，戴狗皮帽子。岁数大的北京人穿身深蓝色的棉制服，戴顶羊剪绒棉帽就能度过冬天。哪像我穿着棉衣、棉裤、棉大衣和大头鞋，走起路来十足的一个笨熊瞎子！
我们住的屋子中间点着一个煤炉取暖，一段直立起来的细烟囱，贴着屋顶折向窗口伸出窗外。过去看惯东北烧大块煤，大劈柴，觉得北京的蜂窝煤特别新鲜，圆圆的有砖块那么厚，里面尽是些窟窿眼。服务员阿姨早晨封死炉子，黄昏打开，一晚上要换三次蜂窝煤。我醒着，总目不转睛盯着阿姨的动作。她用一把长铁夹子打开炉子，从炉膛里夹出一串烧红的蜂窝煤，磕掉下边变白的煤块，再放进一块新的蜂窝煤对齐上下窟窿眼，抬起一只脚踩上压进炉膛里。接着用铁夹子捅了又桶，红红的火苗烛光一样蹿动起来，我们的小房间里便温暖如春了。小旅店里没有食堂，旅客只能下馆子。北京人爱吃炒饼，这种饭菜炒在一起的食物便宜，母亲自己吃一份素炒饼，给我带一份肉丝炒饼。有时也打开炉子热一热买来的炒饼，在炉火前搓搓手。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天天靠炒饼度日。春节临近的一天深夜，北风呼呼刮着，我蹬开被子睡着，服务员阿姨领着一群陌生人闯进屋来。我缩进被窝，以为糖厂造反派揪母亲来了。服务员阿姨对我们说：
“打扰了，请协助派出所的同志查夜。”
“你们到北京干什么？”一个穿解放军军装的民警问母亲。
“看病。”母亲披着被子坐起来，咳嗽几声清清喉咙，双手按着胸口说。
“谁病了？”
“我儿子。”
“什么病？”
“头痛。”
“你们来几个人？”
“还有一个人住在男房间。”
“小孩他爸么？”
“不，是同事。”
“做什么工作？”
“教书。”
“证件？”
母亲从上衣口袋里掏出工作证递过去，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她身上。
“来躲避运动的吧？”另一个穿便衣的人接过工作证看了看，又转向母亲的“鬼头”，眼睛电钻一样直往人的心里钻，整个一张“阶级斗争面孔”。一瞬间，屋子里静极了，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那人以厌恶的目光看了一会儿，加重语气。“你的职位是学校党支部书记。”
“你们看看孩子的病历……”母亲一怔，从抽屉里拿出我的病历，下意识点头。
“不必了，快过春节了，如果孩子治好病，就赶快回去吧。”
我惊出一身冷汗，噤若寒蝉。
母亲睡觉时不戴帽子，她总是用剪子修理头发，没长好的“鬼头”仍旧暴露无遗。这一次遭遇，让我充分体会到政治歧视的无情，查出走资派肯定没好果子吃，幸亏母亲对答如流，没露破绽。翌日，服务员阿姨对母亲说，为确保首都人民安全过节，公安部门都在清理进京人员，动员没重要事情出差的人离京，今天早晨已经撵走好几个旅客了。服务员阿姨有意无意打听起我的病情，母亲担心曲老师透露底细，人家撵我们离京，仍旧说我是被歹徒打伤的，没治好病不能回家。曲老师没透露我们的底细，借口身上的款已快花光，要回齐齐哈尔取钱，不愿继续留在北京陪我们了。
母亲说：“能不能打电话让厂里寄来？”
曲老师支支吾吾：“我打过电话，厂里要我回去汇报。”
话说到这分儿上，母亲只能放曲老师回齐齐哈尔。曲老师买过火车票，母亲打条借下他手里余下的钱，我们暂时还能养活自己。

四

经历过那场惊心动魄的遭遇战，我才知道什么叫“文攻武卫”，什么叫两派武斗。
形势越来越混乱，意外的遭遇与近距离接触老人，使我们再也不敢轻易上街了。外面一天到晚都有游行的队伍经过，络绎不绝，关着门窗，锣鼓和口号仍旧隐约穿透墙壁。
母亲没多少钱了，只有粮票，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屋里，不得已才出去一趟买三个烧饼带回来。需要尽量节省费用，娘俩改为吃两顿饭，我上午吃一个烧饼，下午吃一个，顿顿空半个胃。母亲每顿吃一半烧饼，喝一大茶杯开水，弄个水饱便躺下睡觉，这样既少消耗卡路里又不觉得饥饿，也再省不到哪里去了。我们躺在床上相互无语，握着自己的双手什么也不做，忍受着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煎熬，企盼着糖厂派人前来解救燃眉之急。母亲还有烟，她从家里带来一条“经济”烟，平常舍不得抽，心情郁闷时才吸一支。旅店方面可能知道母亲的身份了，态度越来越冷漠。服务员阿姨的脸色更难看了，毫不客气催促我们付拖欠的店钱。母亲恳求再给几天时间，说单位很快就会派人送钱来的。
又过两天，我们断顿了，一天到晚只喝开水。
母亲脸上浮着苦笑，安慰我：“艾平，坚持一下，事情总会好转的，明天家里就有人来了。”我想说点儿什么，没找出一句话，心难受得都疼痛了。到了明天，我们期待着，指望着，忧伤与日俱增。我和母亲一样时时刻刻为期待所苦，娘俩都望穿了秋水，糖厂没有人来。
我躺在床上，也不知道醒着，还是在梦中，听着走廊的脚步声，一直在等待着，思维更加清晰，老想吃东西。喝开水总比什么都不吃强，人频频撒尿，一泡尿尿出去肚里叫得更加厉害。我不能说饿，甚至不敢有这种念头。母亲好几天粒米未进了，一道深深的皱纹印在充满忧伤的额头，外面一有动静，她就迫不及待地去看看是不是糖厂有人来了。每一次都激起我一阵希望：“这回我们可得救了，家里可有人来送钱了，可以吃上一顿饱饭了！”整天的等待使我的神经格外敏感，每分每秒都觉得自己达到了忍耐的极限，然而总是失望。一个小时过去了，有扇门拉开了，隔壁一个没戴帽子的客人在向外张望，显然是想看看天气到底冷不冷。随后又是一个小时，情况还是照旧，没有人来。母亲每次回到屋里，都一脸失望坐在床头吸烟，然后是等待，遥遥无期的等待，搞得小房间里乌烟瘴气。她还在自己欺骗自己，始终抱着希望，相信事态总能峰回路转，并极力相信这个希望能够实现。我知道母亲的压力极大，造反派不会放过她，回去算总账又意味着什么。大会小会的批斗能顶过去，出来看病的这一大笔花销不啻天文数字，怎么能够还得起？
话说回来，她不用这种手段麻醉自己又有什么办法？
尽管这是一种极其微弱的难以想象的希望，但毕竟是某种希望。

卷一《白土地》第三部 走资派的狗崽子 第八章 泪洒天坛公园


一


第二天早晨，天空落雪了，起初是棉絮般的小雪花，后来变成鹅毛大的雪片，楼房、平房、街道密密实实铺上一层银毯。
糖厂还是没有人来。
前面等待着我们的是什么，依然不得而知。
傍晚时分，我的肠胃抽搐得厉害，由于胃痛而蜷起身子，快挺不住了。人在饥饿中求生的本能那么强烈，我爬起身，去厕所方便一下，不知不觉间走出旅店。寒气变得更凛冽了，暴风雪扑面而来，人几乎睁不开眼睛。大片大片的雪花从灰蒙蒙的天空压下来，落在地上铺得很厚，脚下咯吱咯吱响着，街上稀稀落落的行人低头躲避着雪花。我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只想靠走路来取暖，潜意识却循着饭店飘出的香味走去（母亲领我到胡同口的小吃店吃过炒饼），怎么也阻止不住自己走进饭店的大门。
饭店里热烘烘的，白雾般的热气扑面而来，几个客人坐在桌旁吃着炒饼，两个女服务员胳膊肘拄在柜台前聊天。我装作来暖和暖和，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不敢往里头走，以免人家以为是要饭花子撵我出去。我搓着手，轻轻跺着脚，内心里谴责自己不该来，双脚却不肯挪动地方。我看着别人大口小口地吃东西，牙齿不觉间咬起指尖，仿佛也嚼起喷香的炒饼，忘记周围的存在。尽管人饿得快要发疯，还保持着一丝自尊不伸手要饭，我想等顾客吃剩下捡点儿盘底，哪怕吃上一口压压饥饿也好。
有一位小伙子吃得差不多了，还剩下两三口，推开盘子，掏出火柴抠着牙缝喊服务员结账。我跨上一步，恨不能一口吞下，迟疑着扫了一眼周围，没有谁注意一个孩子的举动，大可不必担心有谁抢走即将到口的美食。可是我错了，一位戴红袖章的服务员十分勤快，顺手收走了盘筷。我感到一种揪心的难受，吞着口水转向别处，因为我的羞耻心，我的难为情，到口的食物失去了！不过我又盯住一位老太太的盘子，她剩得更多，有三分之一，旁边还有半碗鸡蛋汤。老太太起身自己去服务台结账了，我大喜过望，抢在服务员之前走过去坐在盘子前，心咚咚跳着拿起筷子。有一个大高个儿，肩披海军蓝大衣的中年男人坐在桌子对面，正用探询的眼光打量着我。顾不得许多了，我怕服务员收拾桌子，端起盘子贪婪地扒拉着炒饼。这一刻幸福极了，咽进肚里的食物香美无比，胜过山珍海味。遗憾的是太少，没吃几口露出盘底，肚子里反倒饿得更加厉害，吃掉最后一丝肉屑仍觉意犹未尽。
我不敢抬眼看对面探询的目光，端过那半碗鸡蛋汤，一气喝个底朝天。
从那时起，我真正懂得了什么叫饥饿，学会在饭店捡盘子的技巧，并把“光荣传统”保持到今天，即使我现在完全有财力请朋友下饭店，仍然习惯于表演这个保留节目。我打心眼里厌恶那些挥霍摆阔的人，要一桌子美味佳肴，没动几筷子一走了之。每每遇到这种场合，一定堂而皇之捡过盘子尽情享受。朋友们知道我有这个“光荣传统”，是穷酸文人一绝，碰到对面有人剩菜，没等我蠢蠢欲动便用盘子扣上推开，让我可望不可及，美其名曰：“怕传染上疾病。”我当即讥讽朋友们“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对他们的“卫生习惯”嗤之以鼻。
肯定我的狼吞虎咽引起注意，中年男人主动操着南方口音搭腔了：
“小家伙，饿坏了吧？”
我没抬头，一阵紧张，不知道怎样说，也经受不住这样的目光，怕他看到“乌眼青”，认为我是个不务正业的二流子。
“你爸爸呢？”
说起来伤心难受，好比重新拨燃冷却的灰烬，我不愿提往事，盯着碗里的一丝鸡蛋青，琢磨着伸出舌头舔一口。
“我问你哪，小家伙。”他加重语气重复，“你爸爸呢？”
世上确有这样敏感的热心肠人，一眼就能看出别人有什么难过的事需要帮助，因为一种本能的信任，我不能不回答了：
“死啦。”
“妈妈呢？”
“在旅店躺着呢。”
“听你口音是外地的吧，干什么来了？”
“看病。”
“多长时间没吃东西？”
“两天。”
中年人叹口气，两手按着椅子要站起来，目光变柔和了，转身向服务员要来三份肉丝炒饼，将两份推到我面前，拍了拍我的脑袋：“吃吧，小家伙，我也有你这么大的孩子！”
一股暖流蓦地涌遍周身，我慢慢抬起头，开不了一下口，说不出一句话，怎么也无法表达感激的心情，泪水早已涨满眼眶，模糊了眼睛。像山泉一样无声地汹涌，流成两道细细的溪流。我想把眼泪收住擦干，新的泪水又夺眶而出，顺着两颊往下流，打湿面颊又流进嘴里，把胸前的衣襟都湿透了。事情已经过去好几十年，我依然忘不了那个风雪夜，那个小饭店，那两份炒饼。母亲说世界上还是好人多，这是我碰到的第一个陌生的好心人。我终生忘不了他——一个采购员模样的叔叔，他教我学会善良，学会同情！
我没舍得吃，我还有躺在旅店的母亲，好几天没吃东西了，连声谢谢都没来得及向叔叔说，将两个盘子折在一起，垂下眼睛端起盘子就往回跑。路灯昏暗地亮着，街道上空无一人，我冒着鹅毛大雪跑过胡同，既没感觉到风，也没感觉到雪，一双手紧紧将盘子抱在胸前，怕寒风吹凉了炒饼。“妈，快吃。”我跑进房间摇醒母亲，将炒饼放在床头桌上。她坐起身子瞅着炒饼，问：“哪儿来的？”
“你就趁热吃吧。”我满不在乎地催促。
“我问你哪来的钱？”母亲厉声道。
“我没钱。”
“你偷的？”
“不是。”
“要的？”
我低下脑袋，知道这样做不对，感到丢人，怎么会这样做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去捡盘子，这比要饭还可悲。
“送回去，”母亲转过脸去，几乎跌倒在床上。“妈怎么教育你的，饿死也不能拿人家的东西，真给我丢人！”
“我饿得受不了啦，想去捡点儿剩饭。”我一直低着头，喉头发堵，眼泪又在眼眶里打转。“一个叔叔说，他也有我这么大的孩子，给的。”
“真的？”
“我要撒谎，你打好了。”
母亲全身一震，回过头来，端起盘子，夹起炒饼往我嘴里塞。
“你也吃，妈。”
“这么说，妈委屈你了，我的好孩子！”
我的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般，再没说什么。
母亲强作笑颜，眼里噙满了泪水，用请求原谅的目光望着我，吃起几天以来的第一顿热乎饭。我吃两口母亲吃一口，慢慢地咀嚼，慢慢地咽下去。我们娘俩一边吃，一边品味着人生的苦涩，好像咽进很硬的东西又咽不下似的，任泪水顺着脸颊扑簌簌往下掉……

二

靠着这两份炒饼，又维持一天。
母亲给饭店送回盘子，不准我再去捡剩饭了。临近过节，小旅店里空空荡荡，大部分旅客都离京回家了。母亲找到服务台说明眼下的困境，想借点儿钱渡过难关。“帮帮我吧，人怎么能见死不救，请帮帮我们。”母亲恳求旅店负责人说，我是个国家干部，有组织有单位，决不会失言，家里人一到马上还清所有的欠款。这天深夜派出所又来查宿，他们盘问过母亲，动员我们过完春节再来治病。母亲说自己家里还有两个女儿，何尝不想回家过节，我们分文没有，也没有亲戚，没有谁可找，连火车票都没法儿买，只得死耗着等单位来人送钱。
早晨，服务员进屋封炉子，没好气地扔下两元钱，说这是店里借给我们打电报催款的，春节期间旅店要关门，不能因你们娘俩设专人值班，最好有亲投亲有友靠友吧。至于其他事情，她耸耸肩膀双手一摊表示爱莫能助。显然，我们已成为包袱，店方巴不得甩掉。母亲握着两元钱，一下子趴向床头桌，往前弯着身子，分开两腿，额头搁在抱起的手臂上。她剧烈地斗争着，在抉择着什么，老半天才抬起脸颊，似乎做完决定了。可是这个决定好沉重啊，简直压得喘不过气。母亲支撑着桌面一点点站起身，在心里重复着支持自己决定的一切理由，开始收拾起我的书包。她背对着我拉开抽屉将什么东西握在拳头里，犹豫着，迟疑着，最后狠狠塞进书包里，拎在手上转过身。
我问：“妈，你拿什么呢？”
她没有回答，动了动嘴唇，抬起眼睛，似乎在说：“没什么，不过如此。”母亲领我走进胡同口的小饭店，在窗前的一张桌子坐下，要了两份肉丝炒饼，自己吃下一份，看样子吃得挺饱。并不断关照我说：
“别着急，孩子，慢慢吃，妈这回管你个够……”她说这话时，紧握着双手，拼命地咬紧牙关。“还吃吗，要不再来一份……总算能叫你吃顿饱饭了，不枉跟妈走一场，妈对不起你呀，孩子！”
这是什么话，我似懂非懂，不明白母亲为什么突然怪怪的，如此磨叨。我留神听着，尽量跟她一样思索，可是根本猜不透她说话的意义。几天以来终于吃上顿饱饭，我身上有劲儿了，早已心满意足，我不清楚，也不想弄清她身上发生的变化，怪就怪吧。吃过饭，母亲说要出去散散心，这有什么可商量的，我当然愿意，整天躺在房间里怕消耗体力，人都快要憋死啦！
母亲没去邮电局打电报催款，领着我信步踱向天坛公园。
路过自然博物馆，我要求进去看看，母亲答应下来，花两角钱买了两张门票。走进大门交过门票，就连个管理人员的影子都不见了。规模宏大的博物馆，自有一种庄严的气派，里面没有其他参观者，只有我们娘俩在走来走去，肃穆空旷。早就听说首都有各种各样的博物馆，名胜古迹多极了，好不容易来一趟北京，应该到处看看，因为种种原因哪儿也没去。这是我头一次进国家级博物馆，我站在那儿，张目凝视，满眼都是新颖惊奇，满眼都是光怪陆离（一到这里，我就好像被紧紧抓住了，也可以说是给迷住了，真可以待上几个小时，沉迷遐想）。我走进树木掩映的原始部落，走进历史，走过几百万年，徜徉在人类童年的世界里了。犹如在夜的闪电中，祖母的祖母口头流传的往昔，一下子都照亮在我的身边。沉睡的地层和化石，稀奇古怪的鸟类，千变万化的兽类，都活灵活现起来。我仿佛置身神话中，亦置身童话里，聆听先辈那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故事。我的周身热血沸腾，心中充满了崇敬，眼里涌上了泪水。我和他们一起渔猎、耕耘、畜牧，手舞足蹈地祈求苍天保佑，生生繁衍不息，体验生命的不屈不挠与宏伟壮丽！我特别震惊于巨大的恐龙化石骨架，顶天立地，昂首朝天，在它面前人类显得是多么渺小。
母亲陪着我看来看去，脚步越来越慢，眼睛里流露出辛酸。我好奇地问这问那，她心不在焉应付着，看来她在考虑什么事情，所有的回答都莫名其妙。比如我问：“妈，我以后也能做标本么，做苏雀的标本，要‘红肚囊’那种，给博物馆送来？”
“恐怕不能。”母亲的声音很低沉。
“为什么，北京没有苏雀，齐齐哈尔有的是呀？”
“没有时间了。”她的眼睛湿润了，轻微叹口气。
“怎么会呢，明年秋天有的是时间。”
“也许。”
“妈，你说，人也能变成化石么？”
“现在不能了，我们都得变成骨灰！”
“古人猿的化石是怎么留下来的？”
“那是古时候，咱们走吧。”
“不么，我还没看够，明天还能来看恐龙么？”
“我没有明天了，要看你就今天看个够吧。”
母亲看着恐龙，眼神无着无落，仿佛对周围的一切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我兴趣索然，心想明天自己来一趟，好仔细看看鸟类馆里有没有“红肚囊”。如果没有，说不定博物馆能收下我做的苏雀标本，让北京的小朋友也开开眼呢。

三

离开自然博物馆，母亲领我走进天坛公园。
那时的公园不收门票，时间已近正午，偌大的园子里清清冷冷没几个游人。公园里一片荒凉景象，地上冻得邦邦硬，盖着一层干净的新雪，天特别蓝，没有凛冽的北风，阳光照得我身心舒畅。
母亲低头走在前面，带着一双空盲的眼睛缓缓走着，恍如走在梦中，也许她经历过那难以忍受的等待，像经过一个永恒的黑暗世纪。我扯着她的衣襟跟在后面，饶有兴趣地东张西望，像母亲拽着儿子走似的。穿过一道门，走过一条向北的碎石小路，一片茂密的树林。我纳闷她为什么不去天坛，难得有机会游览观光一下，而是避开游人走向僻静的苍松翠柏深处？但我看出她的心情沉重，不敢问她。母亲艰难地挪动着两腿来来回回在林中踱步，毫不在意树上偶尔飘落的雪花，仿佛忘记儿子的存在，或根本就没在身边，离她很远很远。树林深处，有一只孤零零的乌鸦凄凉地叫着。我的脚跟都走疼了，央求她歇一会儿。
母亲坐在一张供游人歇息的连椅上了。
这张连椅就藏在树林里边，对着一小片枯黄的草地，风儿吹来的那个方向，就是闻名遐迩的天坛回音壁了。据说两人分别站在东西两侧墙根低声说话，像相互打电话一样清晰，神奇得很。我想不去天坛玩也好，那儿可能高处不胜寒，不如这儿没人打扰，让母亲好好歇息一阵子。我把脑袋枕在母亲的腿上，躺在连椅上，望着白云悠悠飘过蔚蓝的天空，心里产生一种近似幸福的感觉，如果这也算幸福的话。我肚子里饱饱的，身上暖暖的，周围鸟声啁啾，树影摇曳，恍如身处课本上描写的诗情画意之中。回想到自然博物馆的情景，感觉北京“特棒”，这是我跟北京人学会的第一句口头语。
“艾平，”母亲蠕动一下嘴唇，两手捧着脸。“妈要走了，你想么？”
“你走，我留下干啥？”我随口答道。
“你不生妈的气吧？”
“没事，我也走。”
“不，你还小……”
“妈，你又要回老家吗？”
她望着我微微摇头，放下一只手，紧紧攥住书包。
“想姥姥啦？”
母亲抓住自己的胸口，眯缝起眼睛，眼圈红了，她不知道怎么办，怎么向孩子说清楚。尽管没有别的出路可走，还是没有勇气和儿子谈，也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念头。这个想法真可怕，她不能完全告诉自己，儿子将面临的是什么，只能默默地和儿子告别。然而她告别的时间越长，采取最后一步就越发困难，越发痛苦。如果说以前没有想到这一点，那只是因为没有想到的缘故。
“妈，你怎么啦？”我问。
“没，没什么，孩子。”
“你冷吧？”
“啊，不。”
“浑身都抖，病了吗？”
“没，只是太累了，想在这儿好好睡一觉！”
“那就回旅店睡，回去躺一会儿嘛。”
“不，就在这儿。”
“外面冷，这怎么行，要冻死的。”
“一死，什么都不用考虑了！”母亲从包里掏出一个小瓶，那是医生给我开的安眠药。“要不，你也跟妈睡，先吃点儿东西。”母亲低低地说着，实际上自己在问自己，她笑了一下，笑得十分坚定。
“妈妈，你不能吃。”我突然明白，糖厂的王厂长不就是吃安眠药自杀未遂的吗？“姐姐妹妹怎么办，她们不得哭死！”
母亲一愣，手中的药瓶抖动起来，脸颊痉挛地抽搐着，泪水又涌上了她的眼睛。我试图掰开手指夺下药瓶，可是不可能，她攥住不松手。
“你不能，妈妈。”我扑向母亲怀里，抱住她哭叫。“爸爸走了，你再走……她们跟谁活呀。妈妈，妈妈，还有我呢！”这是一声声裂人心肺地哭叫，久久在空中回荡不已；这是一声声充满绝望地哭叫，响彻整个冷漠、寂静的公园。
母亲的身子倚在椅背上，脸微微仰起，紧闭着眼睑，那神态若同死却了一般，只留下一具空洞的躯壳。接二连三泰山压顶般地打击，潮起潮落没完没了，她的整个世界似乎坍塌下来。出路在哪里？出路在哪里？明天没有，后天也不会有，深渊底下还是深渊。尽管母亲总是抱着希望，力图用双翅护住小巢不受风暴地摧残，一息尚存就坚持下去。可这是一场力量悬殊地搏斗，一切都徒劳无益，她既不能保护家也不能保住孩子，根本没法正常人那样生活，还要忍受新的折磨，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犹如一棵正在倒下去的大树拼命用根须支住自己，然而不可能支撑多久。母亲被这苦海淹没了，每分钟都是痛苦的，像上刑一样。超负荷的生活、精神、经济压力压垮了身心，她已经饮尽了人世间的苦水，再大的苦头不可能有了，真是生不如死，生不如死。生死攸关之际，她仍在竭尽全力挣扎着，抉择着，答案到底是什么？走哪一条路？
“妈妈，是我呀，你听到了没有，妈妈？”
我摇着她的胳膊不停说着，感到又孤单又害怕。“妈妈，我在这儿，你怎么啦……不能啊不能，我的好妈妈呀！”在我的哀求下，母亲抬起目光，望着远处的天际，好像那虚空之中有我父亲不屈的身影……在对她说：“一切痛苦的道路都有驿站，死亡并不可怕，在人类历史的黑暗中，死反倒是一种最勇敢的反抗精神。一个人在对黑暗搏斗的过程中，有力量庄严地迫使死神屈服━━既是对那种所谓的胜利的鄙夷，又不会感到自己良心上有愧。而黑暗取得的胜利，又是多么的可怜和微不足道。因为历史不仅仅审判失败者，有的时候也同样审判胜利者，人类坚定不移地向往自由，就是对无耻的专制暴政的最后判决！”他要带她到另一个世界去，一个富有人性和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光明世界去。在那里，他们夫妻最终将结合成一体，领会到生命的辉煌和终结的全部欢乐，这才是人的意义所在。但是倏忽之间，母亲的眼前又闪现出我姐姐妹妹凄切的身影，久久地，久久地，哀求她不能走这条绝路。我的泪腺早已流干，依偎在她怀里不动了。
死寂笼罩着空旷的天坛公园。
母亲从衣兜里掏出一支烟，点着吸起来，她一口不罢一口吸着，定定地望着虚空。看得出她仍在黄泉路上徘徊。可是孩子们阻拦着，把她当作保护神，要求一个母亲选择此刻最不愿选择的另一条道路，为此而求生，为此而忍受痛苦地煎熬（迫使她深化内心的生活，在精神上变得崇高）。对她来说，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太难了，担子太重了，她受不了，也支持不住。这是一种非语言所能表达的痛苦，绵延不断的痛苦，永无止境的痛苦。没有人能理解她，帮她指点一下迷津，宣泄一下苦闷，分担一点重负。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最容易出事，特别一个孤苦伶仃的寡妇，一个无依无靠的女人，一个走投无路的母亲。没有人，没有人，母亲身边只有我，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孩子！
起风了，风打着呼哨卷起四周的尘土扑面而来。
母亲一支接一支抽着烟卷，脸色苍白而严峻。我们娘俩就这样在公园的连椅上坐着，默默地坐着，眼睛向旁边望着，一直坐到太阳偏西，暮霭沉沉，落日的余晖剪出我们的身影。空荡荡的公园里越来越冷，寒雾从四面八方袭来，天就要黑了。终于，母亲在抽尽整整一盒烟后，选择了苦难的旅程，只能一个人走到底。她站起身来，用手拢了把被寒风吹乱的头发，把那瓶安眠药丢进瑟缩的枯草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