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一早一晚的风有些凉意了，预示着秋天的来临。
姐姐串联半个月还没回来，母亲不放心地磨叨着，你看你姐姐也不往家里寄封信，是不是生病了？路上出什么事了？我说她是和同学一起去的，人家没回来她怎么能独自行动，你把心放在肚子里好了。母亲说我没心没肝，一点都不懂得她的心。我才不盼姐姐他们的红卫兵战斗队回来呢，一回来又要复课闹革命，害得我也不能随心所欲地疯玩了。姐姐来信了，告诉我们她早已安全抵达首都北京，住的吃的都很好。为什么没有尽快回家？主要是为等待毛 接见。母亲立即写出回信，要她见过毛 马上返回齐齐哈尔，不要再去其他地方串联了。我心想姐姐你千万别听母亲的话，好不容易逮着个免费旅游的机会，不玩白不玩，着哪门子急，换做我不把全中国逛遍才怪呢！
没料到一只水耗子如此值钱，我发了一笔小财，重又恢复愉快的神情。别小看一个孩子兜里有十元钱，这意味着能买二百支奶油冰棍、四百个鱼钩。水耗子是大家逮住的，我没独吞，按春节的建议跑到造纸厂下起饭馆，搞得小伙伴们都喜出望外。我们从没有如此阔气过，也从没有这么多的钱，都摆出副有钱人的派头，点自己喜欢吃的菜，喝罐头瓶子装的散啤酒。我还给春节买了一盒“哈尔滨”牌香烟，所有的费用加起来才挥霍掉五元钱。搞得服务员不断打量我们，这几个孩子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偷家长的钱摆谱大吃大喝。我不敢把余下的钱交给母亲，她不会相信什么水耗子，索性分给小伙伴们一人一份，让他们留着买冰棍和鱼钩吧。
只要是晴朗的日子，我天天和春节、彬子去养鱼池，到第二道防洪大坝西面的泡子里钓老头鱼，竟对偷钓养鱼池里的鲫鱼不感兴趣了。其实大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都在守株待兔想碰大运再钓个水耗子，可事情往往不是这样，天底下只有一只傻兔子撞过大树。文化大革命的阴影无处不在，无论走到哪里都摆脱不掉，我的这种心绪一直存在。看鱼人摸透孩子的鬼把戏，我们不能轻易偷钓鲫鱼了，他一发现我们到“锅底坑”玩水就赶过来，抱着脑袋躺在坝坡上晒太阳。失去家庭和孩子的痛苦，精神上致命的打击，使他头上花白的头发更加密集，连下巴的胡碴都变白了。他的头垂向前方，闭上眼睛，似乎要打盹，随即提起精神盯着戏水的孩子们。他把痛苦的情感深深藏在心中，在想自己的孩子，思绪万千……看样子，我们不走他不会动地方，我们也不用再耍花招儿转移他的视线，纯粹来游泳玩了。
久而久之，我学会蛙泳、潜泳、仰泳、侧泳、自由泳、踩水，也精通水性了。开始跟彬子学扎猛子的时候，似乎是不可能的，我着实吃过不少苦头。彬子有一个奇怪的幻想，老想变成一条鱼游得远远的，他要我一定睁着眼睛潜水，因为鱼儿睁着眼睛在水里游动。我睁开双眼捏住鼻子，两腿扑腾着大头朝下钻进水里，屁股却撅在水面，无论怎么蹬动就是沉不下去。彬子失去耐心，照我的屁股打过两巴掌。我咕咚咕咚灌下几口浑水沉进水底，彬子以为淹着了，赶快拽起我的脑袋。我却茅塞顿开，再次喝下口水扎进水里，鱼一般潜进水底自如游动了。
我们玩水，采青菱角吃，比吐唾沫，看谁尿撒得远。
我经常纳闷，为什么菱角秧一堆堆一片片聚集在池水深处，从不在水边生长？它们总是举着一簇簇圆叶子等待着风来，风一往哪边吹，就随波逐流漂向哪边。要是一下起大雨，它们就不知道往哪里躲了，跌跌撞撞朝水底钻去，仿佛是个必然的结果。我看这一切全是装出来的，等风雨一过，又怡然自得地出现在原来的地方，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在波浪间轻轻摇呀摇。不管刮多大风，下多大雨，也吹不断它们细长柔软的茎部？孩子们要采集青菱角吃，必须游到泡子中间将菱角秧收集在一起，拉断它们长长的根须，才能把成堆的青菱角拖上岸去。可是你得当心，千万别踩上漂在岸边的黑色老菱角，那都是些去年烂空心的成熟果实，一脚踩上去准扎一个大窟窿。我的脚心就被老菱角扎过一次，拔出后疼得满地单腿蹦高。春节叫我赶快用鞋底敲击脚板打出瘀血，经我一拍，脚心麻木了，疼痛也减轻许多，他抓把淤泥堵住我的脚心，几天以后伤口不治自愈。没成熟的菱角壳很嫩，用牙齿一咬就破，里面的瓤是一层皮包的甜水，吃多也没什么意思，不顶饿，跟没吃东西差不离。
吃腻青菱角，我们开始比赛吐唾沫，看谁能聚一口浓痰吐得最远。
小伙伴们谁也比不过春节，他什么时候都能聚出浓痰，呸的一口吐出几米远。我甘拜下风，怎么咳嗽也聚不出浓痰，只能在撒尿的项目上和大家比试一下。你看吧，几个孩子一丝不挂地并排站在大坝上，把着小鸡鸡比赛谁的尿泡最长射程最远。彬子数起“一、二、三”，我们一起顺风开炮，几道尿流飞上半空划出弧线，“飞流直下三千尺”般冲下坝底，孩子们全抖着小鸡鸡欢呼：
“老天爷，快下雨，包子馒头全给你。嗷━━都来看，都来瞧，下雨喽！下大雨喽！”
我的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开赛时尿泡最长。其实我耍的小聪明并不完美，总在比赛之前喝一肚子水，尿泡虽长力度不够，射程还不算最远，也只能说不相上下，发挥好的时候也顶多只获第二、三名，从没登上过冠军宝座。真不知道彬子怎么练出的绝招儿，我们大家谁也比不过他，不喝水照样尿得老远老远。我这才理解东北人为什么赞许谁时，都说这家伙够“尿性”，原来是从这里引申出来的意思。

三

姐姐串联回来，给我讲了许多的新鲜事。
她变得很神气，胸前别着毛 像章，腰间束皮带，肩上挎着黄书包，包上绣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像个英姿飒爽的冒牌女兵（那时候，不管男孩女孩都这身打扮）。母亲临出门前给她带十元钱，她近一个月时间只花几角钱，并买回两枚小小圆圆的毛 纪念章送给我和妹妹。姐姐说要把像章戴在胸前心脏跳动的地方，这样才表示自己最最虔诚。我将姐姐的礼物别在胸前，挺着胸脯转了一圈，还专门拐到春节家去炫耀一番。很快就像泄气的皮球，乘兴而去败兴而归，除个别比我小的孩子流着鼻涕投来羡慕的一瞥，没任何人注意我的煞费苦心。人家春节早有纪念章了，比我的大，背景也好看，是个大红太阳，闪闪发光。哪像我的纪念章里什么背景都没有，只有一个光秃秃的头像。再说春节有军帽、皮带和红卫兵袖章配套，人显得既神气活现又威风凛凛，威武得很。我表面上装出毫不在意的样子，内心里却嫉妒得不行，嘴上又不好说什么，只能憋气加窝火走人！
母亲问起姐姐路上的情况，姐姐说你们不写信叫我回来，我也不去其它地方串联了。
为什么？
铁路交通完全处于失控状态，一路上的罪遭不起。
火车上人实在太挤了，以致于上下车都不能走车门，全靠钻窗口，人像罐头盒里的沙丁鱼一样一条挤着一条，彼此毫无空隙。列车超员严重，每节车厢都超载一倍以上的人，两人的车座上挤三个人，三人的车座上挤五个人。过道上、座位底下、行李架上都塞满人，车厢连接处和走廊就更不用说了，连厕所和餐车都挤得满满的，动也动不得。更要命的是列车不停地误点，一误几个小时甚至一天，本来从齐齐哈尔驶抵北京的快车正点时间是二十四小时，她一来一回都走四十八小时。车上没吃没喝，误在大站还能买点东西对付一顿，误在小站就自认倒霉了。最叫女孩子难堪的是列车行驶途中无法大小便。男孩子憋不住还好说，拉开车窗就往外尿，根本顾不得羞耻了，女孩子们难为情，说什么也得憋到列车进站才方便一下。好不容易下车时也提心吊胆，怕火车随时开走。女孩子们不敢远离站台去找厕所，只能围成一圈轮番蹲下来解手。车厢里又热又脏，空气污浊，令人作呕。姐姐无论白天晚上都汗水涔涔，手帕都拧出水来，渴得嘴上冒起大泡也不敢喝水，怕喝过水后又上厕所。经过两天两夜的煎熬，终于抵达首都，个个蓬头垢面，疲惫不堪。看来免费旅游的滋味并不见得多么好受！
姐姐告诉我们，她串联最大的收获是受到毛 的接见，亲眼见到他老人家的光辉形象。当她谈到毛 身体非常健康的时候，我们一家人都激动得热泪盈眶，齐声喊起“毛 万岁！”全沉浸在这一幸福的时刻之中了。姐姐说，红卫兵接待站告诉他们毛 决定接见的那天下午，红小将们都激动得夜不能寐，恨不得立即去天安门广场，接受领袖的检阅，坐在大地铺上唱起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歌声此起彼伏，一曲高过一曲，这个战斗队唱完那个战斗队接上，一阵比一阵唱得来劲儿，唱得高亢，谁也不听工作人员劝告，抓紧时间休息别错过接见时间。没想到第二天天不亮他们就乘大客车出发，到长安街即下车列队步行进入天安门。被接见的红卫兵有十多万人，各支队伍长长的，望不到头也望不到尾，分几路缓缓接近天安门广场，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从王府井到天安门只一站路，姐姐却走了近四个小时。折腾一夜，大家都后悔没听劝告早早休息养精蓄锐，困得眼皮子打架，哈欠连天。姐姐困得睁不开眼睛，队伍一停站着睡过去，前面的人走动了，后面的人推起她机械地走去，脚在走着脑袋仍在昏睡不醒。等她一步一个盹地走到人民英雄纪念碑旁边，绝大部分同学坐下就睡了过去。
下午１点，最最幸福的时刻来到了，广场上传来阵阵歌声：“远飞的大雁，请你快快飞……”这是渴求见到毛 的心声。姐姐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广场上红旗招展，欢声雷动。纪念碑上，人民大会堂台阶上，金水桥上，天安门观礼台上，人山人海。欢呼的声浪从前面黑压压的人群传来，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回荡，势不可挡。所有的人头都攒动着，脖子伸得比鹅还长，一副全神贯注的神情，竖起森林般的手臂朝天安门上欢呼：“毛 万岁！毛 万岁！毛 万万岁！”观礼台上的一对男女播音员，以无比激动的语调现场直播道：“红卫兵战友们，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毛 ，与他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神采奕奕地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让我们欢呼吧，让我们歌唱吧，歌唱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姐姐隐约看到天安门城楼的大红灯笼下，站着身穿草绿色军装的毛泽东，他正在高举起手臂，频频向红卫兵小将挥手。姐姐激动得喘不过气来，把胳膊伸到头上面，顾不得哈欠连连，也跟同学们又蹦又跳着欢呼，泪水滂沱：“我们见到了毛 ！我们见到了毛 ！”她始终处在狂热的状态中，嗓子都喊哑了！
我想象着姐姐描述的激动场面，不知为什么，很像我参加过的文化宫批斗大会上的情景。广场上一片红旗的海洋，人海狂潮涌动，红卫兵小将们都举着红语录，声嘶力竭地喊着：“毛 万岁……打倒走资派！”只不过毛 是站在天安门上向红卫兵小将挥手，而包括母亲和一大批走资派是撅在 台上低头认罪的。我不明白毛泽东怎么会有如此巨大的煽动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让中央、省、市几百万各级领导干部，一夜之间全部沦为阶下囚？
我无从得到答案，没有谁告诉这一切究竟为什么？

四

学校里又开始不平静了，一部分红卫兵继续进行大串联，一部分红卫兵带着学回来的经验：“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
头一批就地闹革命的红卫兵，不准男人留大胡子、长鬓角、穿瘦腿裤子；不准女人穿布拉吉、烫头发、抹雪花膏。张嘴闭嘴背一句毛 语录，时刻宣传毛泽东思想。一经发现照相馆有“封、资、修”照片，咔嚓一剪子剪掉头部，有如刽子手斩去首级。取照片的顾客哭笑不得，当面说小将的行动“好得很”，出门大骂他们“缺德带冒烟，养个孩子准没屁眼！”遭殃的是那些头发天生卷曲的人，理发店不敢理发，照相馆不敢照相，遇到哪支战斗队看你头发不顺眼，摁住脑袋就剪成“电灯泡”。
革命小将贴出大字报，不管什么人，一律勒令你剃成“小平头”。据说这种发型有利于作战时徒手搏斗，敌人无法揪住你的头发。男人剃小平头倒没什么，顶多大家都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像外国人看我们一律黑眼珠、塌鼻粱、扁面孔，分不清中国人谁是谁。中国人看外国人也一律黄眼珠、大鼻子、金头发，照样分不清他们谁是谁。可我们能分辨出外国人是男是女，外国人却无从分辨我们是女是男。学校有不少女生剪了“小平头”，糖厂的青年女工也模仿起来，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摇身一变成为名副其实的假小子。那时候全国人民效仿解放军，有一套盖戳的军装最时髦。老式军装也颇受青睐，当过兵的人都回过头来翻箱倒柜找出旧军装，穿在身上神气得不得了。
我的父母是老兵出身，家里却没保存下一件旧军装，令混进红卫兵文艺队的姐姐十分沮丧。我问母亲为什么没有老底？母亲不好意思地解释说你大舅家孩子多，我和你爸爸来东北前将旧军装都寄给孩子们穿了。遗憾的是这么时髦的衣服都没留给姐姐，换回来一件该多好！母亲说你大舅家的孩子早把旧军装穿烂了，你爸爸活着的时候，他们还不断来信要你们换下的衣服。
“没有啦，也不能给啦。”我生气地说，连我都没新衣服穿，身上补丁摞补丁还支援人家。
问题是女孩子剪成“革命头”麻烦不断，“文革”中女性的特征一点都不能显露，否则会有革命动机不纯的倾向。女人不能臀部过大，腰太细，穿高跟鞋，连乳房大了都是罪过，最好让胸脯平坦得能跑大卡车才算真正的美丽。女孩子们都煞费苦心地束胸、收臀、穿解放鞋，走起路来大步流星，变得和男孩一样虎虎有生气，以免引起注意。总而言之要变得雄性十足，即战斗性革命性十足。可是她们在街上一走，擦肩而过，就使不少无产阶级男性险些犯了流氓错误。有时候男人们逛街急于上厕所，见有假小子进去毫不犹豫跟进去，没等解开裤腰带就听吱哇尖叫：“来人啊，抓流氓！”搞得出身好的男性造反派也措手不急，刚张口辩两句，又招来一阵阵怒骂，反而把自己也弄糊涂了，急忙提着裤子仓皇逃离是非之地，宁肯随地大小便也不敢轻易进厕所，从而大大破坏了公共卫生。

五

我的伙伴彬子天生就像混血儿，黄眼珠，大波浪卷毛头发，要不怎么给他起个绰号叫“猫眼”呢。后来郭春节当兵临走之前，小伙伴们决定到街里的“雪原”照相馆拍张合影留念。那一天有我、春节、彬子、朋久，还有一个绰号叫赵和尚的同学。彬子倒挺幸运，没碰到街上巡逻的红卫兵被剃成秃子。可一走进“雪原”照相馆就碰了一鼻子灰，照相馆经理指着彬子脑袋上的卷毛连连摇头，说什么也不给拍照片。彬子一再辩解说：“我生下来头发就这样的，根本不是什么资产阶级！”经理毫不客气地轰我们出去，还牢骚不断：“谁管你天不天生的，我要真照，红卫兵还不把照相馆给砸啦，你们也不替我想想！”五个孩子垂头丧气地走出门外，彬子更是一脸惭愧，埋怨自己的头发长得不好，害得大家连个合影都没照上！春节似有醒悟地一拍大腿：
“什么他妈这个那个不给照，老子不正是响当当的红卫兵吗，回去造他的反！”
春节的一句话提醒小伙伴们，真是人肩膀上长出猪脑袋，晕了头，这是一个好主意，于是决定杀他个回马枪。那年月，人人都身穿绿军装，头戴绿军帽，可我的蓝裤子白衬衣和他们形成鲜明的对照，胳膊上也没有红袖章，一看就是个“响当当”的走资派狗崽子，并且怀着深深的原罪感，有一种自虐的激情，根本没法也不敢充当红小将？幸而并不是什么难事，彬子帮我出个主意：
“那好办，你把裤腰带解下来，扎在腰间。”
“裤子怎么办？”我为难地说。
“你不会用手提着。”
我一手提着裤子跟在他们后面，袖子挽到胳膊肘上，雄赳赳排成一列再次杀回“雪原”照相馆。经理一看气就不打一处来：“你们怎么又来捣乱，还有完没完！”话音未落，春节、朋久和赵和尚抄起椅子板凳砸向橱窗，玻璃哗啦啦碎裂开来，飞迸四溅。原来造反只是一念之差，敢想敢说敢作敢为胡闹一通就是了，这种感觉过去怎么从来没有？街道上也有维持秩序的警察，他们只是看着，没有任何表示。离这不远的一个街口上，有几个红袖章站着看大字报，再往前走，还有别的人，并不过来管闲事。
“我要喊红卫兵……”经理急了，倒退两步大叫。
“睁开你的狗眼看看，”春节抬起胳膊，把红袖章送到他鼻子尖前。“不用你请，我们就到了。”
看样经理也不是个善碴子，不甘示弱地问出一连串为什么？其间特别扫了我一眼，分明在暗示我们是一支杂牌军：
“你们是哪的红卫兵？”
“白土地的。”春节回答。
“什么组织？”
“‘横扫千军如卷席’战斗队！”
“刚才还没有？”
“就是现在成立的，专造你们的反，”赵和尚解下腰间的皮带抡向空中威胁，“怎么，不服吗？”
“我们可是‘雪原’照相馆，你们凭啥破坏公家财产？”
经理的眼里闪着恐惧，却不服气地加重“雪原”两个字。据说写《林海雪原》的作家夫人“小白鸽”，曾在这儿照过相，他们的业务才如此红火！
“这里面有‘封、资、修’的东西。《林海雪原》是株大毒草，早就被打倒批臭了，你还抱着‘小白鸽’的臭脚不放，摆她的相片招揽顾客，想替她翻案。”春节越说越气，又举起椅子砸向柜台。“仅凭这一条你就罪该万死，我们红卫兵就是要砸烂旧世界，建立新世界！”
我不得不佩服春节联想丰富，这明明是八杆子也打不到的事，他却双手掐腰理直气壮。不过这只是心里的感想，并没有说出口来。直到彬子从后面捅了下我的腰眼，我才勉强忍住没笑出声。
“别砸，别砸啦，不就照张相吗，我们照，照！”经理把住春节的胳膊，眼珠一转又问。“红卫兵小将们，明明是你们贴的布告，不许拍卷头发的相片，现在为什么又允许啦？”
这个为什么终于问住春节，他转向大家以目光求援，我们都大眼瞪小眼，小眼眨巴眼，内心里一时起了动摇，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北京的红卫兵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最近要拍革命样板戏《奇袭白虎团》，在全国范围内选演员，你还不知道吧？”还是朋久来得快，煞有介事道。“我们这位小将要去扮演美国兵，所以才留卷毛，耽误演出是要负责的，就怕你吃不了兜着走！”
一提起革命样板戏经理就耷拉脑袋了，仿佛做错事情被我们抓住把柄，小小的事情变成了大事。这可是江青亲自抓的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绝对不能乱开玩笑，借他个胆子也不敢耽误，要经得起政治的考验，在时代的大潮中站稳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啊。朋久编的瞎话极妙，有鼻子有眼，跟真事似的，不由对方不相信。于是乎，经理表示坚决支持红小将的革命行动，马上将“雪原”改成“奇袭”照相馆。他分文不收地给我们照过合影，还给彬子单独拍两张照片，说这是“奇袭”照相馆的极大光荣，要摆在橱窗里做永远的留念！
一走出照相馆的大门，我们大家都笑得前仰后合，差点儿笑破肚子。我乐得喘不上气，连裤子都掉了下来。

卷一《白土地》第二部 老子反动儿混蛋 第六章 北大荒，我心中花的草原


一


齐齐哈尔的新鲜事物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
红卫兵战斗队走上街头，叱咤风云，威风八面。他们大搞红海洋，毛泽东思想一片红；大搞“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伟大领袖毛 的活动。“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某某战斗队的大旗往交通岗旁一插，即表示他们建起一道卡子，可以肆无忌惮地盘查过往行人。红卫兵逢人必对一段语录，对不上来的行人不能通行，上一边待着想去，什么时候对上什么时候再走。荒唐多了也就不觉得荒唐，有些对不上语录的人只能绕道通行。革命小将对公共汽车也不放过，司机照样得对过语录才能通行，车上的乘客不敢惹麻烦，都鸦雀无声地等待司机通过“考试”。司机早对这种场面司空见惯，一般都能对得上来，若个别红卫兵出难题，售票员准会对出一串语录出面解围，使车上的乘客如释重负，皆大欢喜。
爱打扮的女人成为重点盘查的对象。
造反派审查的标准非常严格，看到女人脸上涂脂抹粉，身穿布拉吉，手戴戒指，准扣上一顶资本家后代的帽子，说你身上有资产阶级倾向，勒令你回家换过衣服才能出门。我百思不解的是红卫兵为什么不许人家穿高跟鞋和瘦腿裤？一经发现高跟鞋立马扒下鞋子，用钳子卸下后跟才放人家过关。对付瘦腿裤的办法更简单，拿起空酒瓶往裤腿里一塞，塞不进去即把裤管撕成拖布条条。
我在群英楼商店门口亲眼见到一支红卫兵战斗队截住一个穿瘦腿裤的姑娘，从裤角一直撕裂到胯部，搞得姑娘裸露出两条白皙的大腿捂着脸哭着跑去。围观的孩子们哈哈大笑，大人们则敢怒不敢言。我岁数小，没见过真正的资本家，也没见过资产阶级的阔小姐是什么样子，我想那些资产阶级一定穿戴得可笑。男人留大胡子，长头发，穿瘦腿裤，屁股蛋绷得紧紧的。女人涂脂抹粉，穿大花布拉吉，高跟鞋，都和漫画上的刘少奇夫人一个模样。我恍然大悟，原来分辨敌我矛盾的办法易如反掌，只要看一眼对方的穿戴，就能判断出他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否则为什么不许老百姓学他们的装束，一经发现坚决打击决不手软？反过头一想又有些糊涂，我的母亲和理叔叔他们这代人从没穿过瘦腿裤和布拉吉，怎么也成了阶级敌人呢？
造反派时兴“小平头”，当然要区别于走资派。
糖厂的大批判会上又有个新内容，牛鬼蛇神不老实就给他剃“鬼头”。
所谓剃“鬼头”，就是当场拿出剪子摁住批判对象的脑袋，隔一指宽的头发剪去一溜，剃出白一道黑一道的垄沟沟。搞得脑袋被狗啃过似的，人不人鬼不鬼，使你时刻处于灵魂的惊悸之中。你要是不服气，有的是惩罚的办法，立即剪去另一半头发，美其名曰“阴阳”头。党委书记冯燕川头一回被剃过“鬼头”，赌气回家剪成秃头，还刮净了脸上的胡子。造反派火了，认为冯叔叔有意抵抗文化大革命，打得他一个星期下不了炕。并警告其他走资派再敢擅自剃头，不把脑袋夹在两腿之间，服服帖帖——冯燕川就是“好榜样”！牛鬼蛇神无不处于恐怖之中，都在祈求自己能幸免于难。但他们在造反派的眼里没有一个老老实实认过罪，没多少日子，鬼队的人全被剃成了“鬼头”。
我的母亲也没能幸免，齐耳的短发被剪得乱七八糟，害得她每次出门都低着脑袋贴着胡同的墙壁匆匆来去，以避开人们的目光。后来母亲找把剪子对着镜子修理半天头发，无奈地自嘲：“剪成‘鬼头’不要紧，没挨打比什么都强！”也不知母亲从哪儿弄到一顶女工的工作帽，无论上班下班都把头发塞进帽子里，我都快忘记她原来的发型是什么样子。好在牛鬼蛇神无一例外都被剔成鬼头，在群丑当中她也不觉得自己丑了。
我迫不得已，开始适应新的形势，认真背诵毛 语录。
无论你是什么人，开口说话必须先背一段语录，否则就是对毛 的不忠。背不出语录，连商店的售货员都不卖给你东西。这样的怪事并不奇怪，可怜的是那些不识字的老人，也得由儿孙教几条语录背来背去，要不然连青菜都买不回来。那时候糖厂大院里还没有副食品商店，要买什么肉呀蛋呀，非得去五里路之遥的黄沙滩副食品商店。我后院邻居吕大姨老两口没儿没女，吕大姨夫又整天上班抽不出时间去买东西，吕大姨每月必须去黄沙滩商店买凭票供应的四两肉。卖肉的售货员问她：
“要斗私批修。买多少？”
吕大姨也只会背这一句：
“要斗私批修。割八两，要肥点的。”
“兴无灭资。你不能重复。”
“要斗私批修。我就会这一条。”
“为人民服务。有规定，对不出来不能卖给你。”
“要斗私批修。”吕大姨急了，央求道。“别的我忘了，你就行行好，卖给我吧。”
“继续革命。不行，这是原则，老太太，想起来再来买吧。”
“要斗私批修。家离这儿远，我这么大岁数跑一趟不容易。”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下一位，买多少？”
这是没有回旋余地的事情，售货员不再理睬她。吕大姨碰一鼻子灰，只得回家了。那点凭票供应的肉也不能不买呀，老伴又会骂她屁大的事都办不好，待在家里白吃饭。吕大姨让邻居蒋姨家上小学的柱子教她背一段新语录，再返回黄沙滩商店去买肉。她老人家没等走到商店门口，心情一紧张，又把准备好的语录忘得干干净净。后来吕大姨想买菜时就带着柱子，等他对完语录自己再说买什么东西。
能背几段语录就是通行证，你可以免费乘坐公共汽车。因为兜里还有用水耗子挣来的一元钱，我和彬子想去市里买点鱼钩，乘２路无轨电车从造纸厂一直坐到第一百货商店，买过鱼钩又转回家，一分钱都没花！我俩白乘车的办法非常简单，上车后就大声背诵一段语录。“伟大领袖毛 教导我们说：‘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字就在其中了。’”售票员和司机都不敢让我们买票，怕扣上一顶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帽子，其实我们根本就不懂什么叫破和立，只是个孩子气的鬼把戏，车上的乘客也搞不清如此深奥的哲理。汽车走过一站又一站，我们背过一段又一段，唯恐一没动静售票员撵我们下车。快到终点站的时候，我和彬子终于都没词了，想得脑袋疼也背不出哪怕任何一条语录，眼瞅着女售票员一脸讥笑走向我们，扬起手来撵我们下车了。彬子急得挠起后脑勺，关键时刻放开嗓门唱起时下流行的革命歌曲：“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
尽管我们只会唱两三句歌词，女售票员却收住脚步，回到座位上不敢惹我们了。一直到终点站造纸厂，我们还在反复“就是好，就是好……”其他乘客也都不满地看着我们。我看女售票员差点气歪鼻子，她肯定鄙夷我们：
“好什么，小混子，早就该滚蛋啦！”

二

姐姐的归来令我新鲜一阵，日子又流水一样趋于平淡了。
学校仍旧在停课闹革命，母亲仍旧打扫厕所，糖厂俱乐部门前的大喇叭仍旧转播着北京的实况，毛 仍旧在天安门上挥手，第五次、第六次接见大串联的红卫兵。全中国人仍旧一百遍一千遍高呼：
“毛 万岁！万岁！万万岁！”
我家菜园里的小白菜长成大白菜，大葱的绿叶也变黄了。原先种向日葵的地方，只剩下一些干枯的杆子挺立着，从窗子里望去也没意思。你只能看见几只麻雀停在木板障子上，用嘴梳理自己的羽毛，人一出去它们就飞上房顶。我们一日三餐照样吃大饼子炒小白菜，大葱蘸酱油。母亲说天气变凉该准备过冬的衣服了，姐姐的个儿长得快，棉衣棉裤都越来越小，本来是准备秋天给她买新装的。表姐一连三个月都给我们寄钱，10月份却不汇款了。母亲盼望我的表姐能再帮她一下，好有点儿买秋菜、煤和木柴的钱，我们盼来的是一封不祥的信。表姐说，我的表姐夫晨波━━他当时是华东局的一个处长，也被揪出来打成走资派，她无力帮助我们了。母亲看着来信半晌不语，刚刚得到的一点点支援又断了，她拿出一盒“经济”烟，点着一支大口吸起来。
北大荒有三大怪：“窗户纸贴在外，养个孩子吊起来，十七八的姑娘叼个大烟袋。”
我不觉得窗户纸贴在外新奇，东北的冬天地冻天寒，屋内屋外温差极大，贴在屋里的纸容易受潮、碎裂，起不到挡风遮寒的作用。贴在外面的纸就不同了，它会和窗缝冻结在一起，风吹雪打一冬天都不坏，既美观又耐用。养个孩子吊起来倒是一道东北特有的风景。糖厂凡有婴儿的家庭，炕中间的屋顶上必定钉着两个小铁环，环下用绳子挂个小船似的摇篮，婴儿躺在里面摇来晃去，大人抽空儿推一下摇篮，该忙什么就忙什么。有时候，我也跑到邻居家去推推摇篮，幻想着躺在里面该多有意思，一定和坐在小船里差不多，可惜没有我这么大个的摇篮！
糖厂大院的老娘们儿大都抽烟，除了老头、老太太抽烟袋锅外，中年女人一般都抽自卷的旱烟。到人家去串门，主人家的炕沿上必定有个烟笸箩，里面盛满蛤蟆头或烤烟叶，烟叶上放着一沓薄薄的卷烟纸。那是可以随便抽的（三九严寒也不例外），无论主人还是客人都盘腿坐在炕头上，叼着旱烟喷云吐雾，直至满屋的烟雾浓到对面不见人的程度，才打开气窗透口气。从外面看那气窗比烟囱冒出的烟雾还猛烈。我最佩服大人的卷烟技术，觉得那是一种艺术享受。他们先用指尖搓碎干烟叶，斜斜地撒在一小条卷烟纸上，卷成一支头粗尾尖的烟卷，放在手心里向下蹾蹾，轻轻拧紧里面的烟叶，再伸出舌尖舔湿纸头，拽掉烟头上的小纸阄阄，即可放在嘴角擦亮火柴叼着抽了。
唯一的区别在于男人卷的像大炮，女人卷的像铅笔。
我羡慕会卷烟和抽烟的人，那派头非常优雅，盼着自己赶快长大也有喷云吐雾的权利。我曾偷着卷过几次烟卷，怎么都卷不好，也分辨不出哪种是蛤蟆头哪种是烤烟。据说蛤蟆头烟劲凶猛，烤烟柔和。有一次我到彬子家玩，趁他家大人不在时偷偷卷成一支“大炮”，模仿着大人的姿态抽了一口，使劲儿将烟雾咽进肚子。这烟的味道不对头，苦涩涩辣乎乎呛得我鼻涕一把泪一把，使人直想呕吐，没抽第二口就散了架子，搞得火星子到处乱飞。更糟糕的是一下被彬子的母亲碰上了，她踩灭火星，训斥我小孩子家不能玩火，不听话就告你妈去，吓得我整日忐忑不安。其实彬子的母亲是吓唬我，她很快就忘掉这件事，根本没找我的母亲告状。
我和小伙伴们那次下馆子，也抽过一支真正的“哈尔滨”牌香烟，我仍没学会抽烟，吸着也体现不出大男人的神气。春节说我是“老笨”，我把那盒香烟送给他了，对自己的不争气又羞愧又懊恼。糖厂经济宽裕点的工人家属，则能买条一角五的“握手”牌香烟，或两角钱的“蝶花”牌香烟抽抽，这样一来省得费事卷了，拿着手里也潇洒。再贵点的香烟是科级以上干部们抽的，大多是“迎春”或“哈尔滨”牌香烟。夏天傍晚，女人抱着孩子叼着烟卷走出门外，三个一堆五个一伙聚在一起乘凉聊天，跟男人抽烟一样习以为常，司空见惯。
父亲不抽烟，我过去也从没看过母亲抽烟，我想她大概嫌打扫厕所身上有味儿，想用烟气冲冲，才学会抽烟的吧。我看到过大人蹲在厕所里大便，嫌茅坑里的臭味刺鼻，点起一支香烟“去去味儿”。有许多孩子不敢在家抽烟，偷偷蹲在茅坑里吸烟，对我来说也没什么少见多怪，仿佛是理所当然的。那个打扫厕所的赵校长每天都在外面抽烟恭候，是不是也要“去去味儿”？我哪里知道，母亲是孤独、愁苦才学会抽烟的。我们家在齐齐哈尔没有亲戚，三个孩子年龄小，她既当爹又当妈，碰上难事无处商量，只能闷在家里自己寻思解决的办法。日子不好过，母亲的工资不到月底就所剩无几，入不敷出，然而没有还钱的希望是不能够再借钱的，她手头紧得要命，连一家四口买青菜吃都成问题。
母亲抽了一支香烟又接上一支，在一片青色的烟雾里，苦苦琢磨出救急的点子。
她找出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一样样摆在炕上：两件羊皮大衣，一件新帆布雨衣，一块苏联“波浪”牌手表，还有父亲视为宝贝的半导体收音机。母亲反复打量着衣物，完全沉浸于回忆之中，坐了很久。这都是些陪伴着母亲的遗物，是她昔日幸福的见证，都跟一去不复返的日子有着联系。母亲的目光停留在那些东西上，看到就想起以前的生活，与父亲经历的一幕幕情景一再呈现在眼前，那是母亲多么渴求的生活啊。为了这个，她在思念中忍受多少折磨和孤寂。这种思念埋藏在心底深处，长时间沉默着，却永远存在，永远抑制不住。如今，往昔的生活不过是一场梦幻，只有在记忆和悲哀的相互交替中，她才能找到安慰。然而面对冷酷的现实母亲并没有完全绝望，她的心中还有一线希望，那就是孩子。我们就是她苦难的回报，一生坎坷的回报，最后的安慰，寻求解脱的办法……母亲从往事中醒来，把脸转向窗口，尚觉要卖的东西不够多。她狠狠心，又摘下自己腕上的“罗马”牌手表包进包袱里。
“妈，拿这些东西干什么？”我奇怪地问。
“能干啥，去卖。”母亲闷闷道。
“工资又花完了？”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小孩子家哪懂这些。唉，要是有一点儿别的办法，妈还能去寄卖商店，这都是你爸爸留下来的纪念，看着它就想起你爸爸活着时候！”
“我也去寄卖商店，带我上街玩玩。”
“别瞎搀和了，省张车票吧。”
母亲没带我去，自己去了市里的寄卖商店，结果卖掉羊皮大衣、雨衣和她的“罗马”牌手表。半导体收音机属奢侈品，寄卖商店不收。母亲最后还是犹豫了，掂量再三也没舍得卖掉父亲的“波浪”牌手表，想留给我作纪念。我们再次度过经济危机，母亲计划着用这笔钱给姐姐买一身新棉衣，交买秋菜的预付款。她预定五百公斤土豆，四百公斤萝卜，一吨煤，一百公斤木柴，这些是过冬必不可少的，再省也省不到哪里去了。

三

快过国庆节了，母亲问我们想吃点什么？我抢着说想吃顿大米饭，要吃朝鲜族人种的那种大米。那时候能吃顿馒头或大米饭绝对是享受，限制供应的细粮极少，且白面是不去麸子的“全面粉”，蒸出的馒头跟荞麦面的颜色差不多。家家户户都舍不得吃细粮，一般都攒下来过年过节或招待客人。我们上顿大饼子，下顿高粱米饭，顿顿粗粮当家，孩子们早就吃够了。有什么办法呢，填饱肚子就算不错，够不够也得捏着鼻子往嗓眼里咽，不吃就得饿肚子！朝鲜屯的新稻子成熟了，每天都有朝鲜族妇女顶着米袋，挨家挨户敲门推销自产的大米。为了过节，母亲只好买黑市的高价大米。当时，这类买卖是非法的，好在大家都心照不宣。她做贼一样将朝鲜族妇女让进家里，解下腰间的围裙，蹲下身子，抓起一把雪白的大米看着成色。孩子们蹲下身子围在大人身旁，眼巴巴看着大米口袋，听着两个女人讨价还价。
“四角钱一斤，太贵了，便宜点儿么。”母亲说。
“她大婶，我们也是没办法，才卖口粮换点儿粗粮过日子。”朝鲜族女人婉转地说。
“我知道，谁都紧，要不能跟你讲价，三角七怎么样？”
孩子们都仰起小脸，盯着朝鲜族女人的嘴巴，心里祈祷着：“快答应吧，快答应吧，我们就要吃到喷香的大米干饭了！”
“不吧。”朝鲜族女人说。
“三角八呢，你让两分钱？”
我们的心都快跳到了嗓子眼，脸涨得通红，紧张到垂下眼睛不敢看的程度，可是内心里，却抱着极大的希望。妹妹摇晃着两根小辫儿，抓起一把大米攥在手里不再松开，伸到背后，那只小拳头都颤动起来。
朝鲜族女人摇摇头。
“那我们买不起了。”母亲抓过妹妹的拳头，把她手里的大米抠出来，表示歉意。“实在不好意思，你到别家试试，看能卖点儿不。”大米从母亲的手指缝里流下来，流进口袋里，我们的心跟着往下沉，都不愿意这样想，闭上眼睛，满腔希望也随着母亲的指缝流走了。
朝鲜族女人一脸失望地收起口袋，顶在头上走出院门，走出几步，又回过头来说：“我让一分，三角九，要么？”
“不再缓口了？”
朝鲜族女人坚决地迈开脚步。
“可以，你秤吧。”母亲叫住她，下决心买了。
“要多少？”
“一斤。”
两个女人为一分钱争了半天，总算成交。经过一场艰难的谈判，我们终于秤到一斤大米，这未免使我稍稍有点儿失望，买得太少了，刚刚够塞牙缝的，不过这已经很不错了。“啊，过节啦，有好吃的喽！”孩子们把手高举过头欢呼起来。妹妹高又蹦又跳，姐姐拍起巴掌。我偷着乐，板着面孔让她们觉得我是个男子汉，不像狗，给点好吃的就摇尾巴。中国人过节，再穷也要做点儿好东西吃以示庆祝，人家吃鱼吃肉，我们却用一斤大米庆祝国庆节。粮店的籼米和朝鲜大米没法比，公家供应的籼米口感不好，没有油性。朝鲜大米蒸出来像浮着一层水晶，雪白耀眼。再拌上一勺猪油，一勺白糖，我绝对心满意足，干吃米饭不用就菜比吃点心还香甜，口感好极啦！

四

北大荒的９月，大片大片的杨树叶子已变成金黄金黄的颜色，那正是嫩江秋高气爽、水阔鱼肥的时节。
滚滚滔滔的嫩江紧贴齐齐哈尔市区，经葫芦头甩个大弯，从朝鲜屯流向富饶的三江平原。它略为浑浊的激流一泻千里，曲曲弯弯有如一条奔腾的长龙。还是上幼儿园的时候，父母带我去过哈尔滨的防洪纪念塔，到著名的太阳岛上游玩一天。在我的记忆里，松花江的江面水流舒缓，两岸遍布人烟和村庄，江道比嫩江宽阔多了。如果把松花江比喻成一个温柔的姑娘，那么嫩江则是一个顽皮的孩子。我喜欢嫩江的无拘无束，两岸尽是荒天野地，从不像松花江那样忸怩做作。
母亲听说刘小伙要和我们一起去蹲宿儿，有大人领着，同意我去大江钓鱼了。
我和刘小伙、春节、彬子、铁南、明利一伙人，太阳快西沉时才赶到朝鲜屯水泵站，等大家插好铃铛竿甩下鱼线，将鱼竿甩进排水沟里，已是汗水涔涔了。虽是秋天，下午的日头还挺毒。我们钻进附近的菜地，偷来一堆洋柿子和黄瓜解渴，刘小伙反对我们这样做，不吃偷来的东西。他可以保持师道尊严不吃，我吃，只是我不像小伙伴们那样用手蹭蹭洋柿子就大嚼大咽，一定要洗干净再吃。母亲说不能喝生水，不能吃没洗过的水果，要不就把细菌吃进肚里了。乘公共汽车回来一进门就逼着我用肥皂洗手，说握过车上的拉手，不知沾染多少细菌。照母亲的说法我没法儿活，一举一动都不干净，得死。“不干不净，吃了没病。”我从没见哪个孩子喝生水拉肚子。
我们坐在岸上开始等待，全凭碰大运钓到鱼儿，要不怎么叫“愿者上钩”呢。在陆地上，猎人可以围追堵截猎物，大江里却没有这样的可能。钓鱼人只能耐心等待寻觅鱼饵的鱼儿，咬不咬钩谁也吃不准。彬子建议大家洗个澡冲冲汗，我怕凉水激着，让他们洗去。伙伴们绕到水泵站上游洗澡去了，留下我独自看竿。
水泵站从稻田沟呼隆呼隆抽着水，吐进我身边的五六米宽的排水沟里。大坝里一望无际的稻田熟了，耷拉下沉甸甸的穗子。坝上是一条大车道，伸向很远的地方，时而有朝鲜族人劳动归来的牛车，上面坐满挽着裤腿、戴着红头巾的女人，皮肤给太阳晒得通红，仿佛在尽量吸收傍晚的阳光。她们披着夕阳的金光从远处驶过，两条腿垂在车沿外头，拉车的老牛摇着尾巴，慢腾腾地迈动着分趾的蹄子，留下一条长长的剪影。我们就是沿着这条大道穿过朝鲜屯走来的，一路上，塞得满满当当的大旅行包压死人。母亲为我精心做了野外露宿的准备，她给我带上一套秋衣秋裤，一支手电筒，一大瓶凉开水，又把一件棉大衣塞进包里，伙伴们怎么说不用带也没用。母亲坚持夜晚温度低，不带大衣会感冒的，并给我一元钱，叮嘱我路过朝鲜屯供销社买几个面包做晚餐。
朝鲜屯和东北汉族的村庄没什么两样，一片低矮的干打垒土房，墙头上白灰刷写着“全国农业学大寨，敢叫日月换新天”之类的标语。街道上积满雨水，人们结束了一天的劳动正往家赶，一伙伙一帮帮分散地行走在周围的大路和小径上。大车驶过溅起一阵污水，令行人躲闪不及，叫骂不止。水里生长着扁圆黑亮的鲎虫，俗称水老鳖，交叉着好多只腿浮上浮下，一有动静就潜入水底不动了。密集的孑孓一扭一曲，不久将变成令人讨厌的蚊子。朝鲜族人的院子里堆满大垛的稻草，养着鸡鸭猪狗，家家户户挂着一长串一长串的红辣椒，犹如装璜过的门脸一样好看。我奇怪他们为什么酷爱吃辣椒？刘小伙解释，朝鲜族人长年种水稻，吃辣椒驱寒气。我们一路说着走进供销社，我买了几个面包和一袋朝鲜咸菜，刘小伙买了两瓶老白干和一盒“握手”牌香烟，犒劳带他蹲宿儿的学生。
我非常敬佩刘小伙。
冬天打冰球，我们戴滑冰帽还觉得冷，他却光着脑袋滑来滑去，笑呵呵说自己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冷。他教我打篮球、踢足球、滑冰，从不因母亲是学校领导放松对我的严格要求。我是校乒乓球队队员，每次练基本功他都给我加码。记得一次上体育课下雨，不能室外活动，刘小伙别出心裁，给我们读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的短篇小说《花的草原》。故事大意是记者采访一个蒙古族运动员，问他是怎么成为全国长跑冠军的？运动员回答，自己过去是王爷的奴隶，从小跟着王爷的马屁股跑出来的。受刘小伙感染，我也曾想当一名体育冠军，但不想做奴隶，奴隶主对待奴隶太残酷！除了故事，我被小说描写的浓郁氛围感染了，终生难忘。草原上开满黄色的小花，遍布低头吃草的牛羊，天高地远，辽阔无比。玛拉沁夫描写的草原，不正和我现在的情景一模一样么？
北大荒，我心中花的草原。
天空飞过一群灰色的大雁，排着人字形队伍、拍着翅膀相互召唤着，后面又飞过一只掉队的孤雁，急急地追赶着前面的雁群。我收回思路，目光转向大坝外面，贴着江岸是一长溜草地，没膝高的狗尾巴草中夹杂着艾蒿、柳树毛子，还有零星的山里红树棵子。大江涨水，淹没水泵站上游的柳丛，彬子说那才是我们钓鲶鱼的地方。沿着江沿一字排开十几个铃铛竿，露出下面那段被水无力拖动着的鱼线，微微摇晃，暂时没有鱼儿咬钩，一咬钩准拽响铃铛竿。打鱼人有句老话：“顺水的溜子，顶水的鱼。”水泵站日夜把从稻田抽出的水吐向大江，鱼儿喜欢逆水游动，自然聚向排水沟周围。有带鳞的鱼儿蹿出水面，跳龙门似地跳向水闸。
太阳卧进江心一半了，江面上仿佛燃起大火，那滚滚的浪涛就是蹿动的火焰。一只满载羊草的小船从夕阳里吱吱呀呀划来，水在船尾打着旋儿，哗哗地响，随着急流缓缓驶近，靠在水泵站不远的岸边。两个光膀子的汉子跳上岸，将大捆的羊草卸上岸堆成一个个草垛，又身子一起一伏地划着桨，划进江心的火焰中去了。彬子的脖子上搭条裤衩跑回来，眼里闪着快活的光彩，朝着草垛道：“好，好。”我看他那兴奋劲儿，不清楚他为什么如此神秘，好处又在哪里？他看出我在想什么，解释道：
“今晚我们冻不着了。”

卷一《白土地》 第二部 老子反动儿混蛋 第七章 蹲宿儿


一


天黑前，甩线没有收获，鱼竿钓的带鳞鱼不少，尽是些小杂鱼：葫芦籽、白漂儿、虫虫、船钉子、麦穗儿、大嘴蚂扣，偶尔还钓到条嘎牙子。钓江鱼和钓泡子鱼不大一样，泡子是死水，鱼漂立得住，大江水溜急，鱼漂一甩进水面就冲沉没了，根本看不到鱼漂。反正我们来蹲宿儿，晚上看不清漂，光靠感觉把握鱼儿上没上钩，由它沉没好了。我钓葫芦籽、麦穗儿、船钉子、虫虫没感觉，这类鱼不吞钩，轻轻逗钩含着蚯蚓玩耍。水溜急，鱼坠轻，鱼线跟着水溜跑，感觉不到咬钩，过段时间一拽竿就钓上一条，算它们倒霉。
因为有情趣，我改为专用苍蝇钓白漂儿。
我摘下鱼线的铅坠，踩碎一条小鱼暴晒，放出腥臭味儿吸引苍蝇围着臭鱼转。一抡巴掌逮住一只苍蝇，穿在钩上，并为求好运吐一口唾沫。我右手握住鱼竿，从指间弹出鱼钩，任苍蝇在波浪间沉浮。没漂多远就被打旋的江水吸下去，又在过去一点儿的地方冒出水面，倏地转上一圈就不见了。鱼线抽动一下，一条白漂儿蹿上水面一口吞进苍蝇，牵着鱼线迅速下沉。你拉起紧绷的鱼线，那白漂儿逆水冲击着，竿梢急促地一次次拉弯。你知道这是条小东西，把鱼竿一直朝上拉到空中，一下将贪嘴的鱼儿甩到岸上。不到半小时工夫，我钓到十几条白漂儿，可惜这种鱼不过一两重，极娇贵，出水就死容易臭。不像鲫鱼生命力那么顽强，用鱼穿子穿过它的腮放在水里一夜都不死。
伙伴们洗过澡回来了，刘小伙、彬子解开一捆撅达竿，领我去下撅达钩。春节和明利拿着手电筒去打“野食”，到附近的庄稼地偷苞米和土豆，留铁南一个人看铃铛竿。撅达竿是临来前加工成的，我拆开母亲扫厕所废弃的破扫帚，掰去扫帚条上的枝枝杈杈，选出几十根竹梢。彬子从车间捡来三角带，扒下里面的皮绳做鱼线，这种胶过的粗线非常结实，拉都拉不断，别说钓鲶鱼，钓鳇鱼也绰绰有余。美中不足是皮绳有一种刺鼻的胶皮味，带鳞鱼嫌有味儿，可鲶鱼个个是傻瓜，它才不管什么味呢。孩子们剪下一庹长的皮绳，一头拴上竹梢，一头拴上一个歪把子鱼钩。扒光衣服，赤条条地绕过水泵站排水沟，翻过大坝去抓小青蛙做鱼饵。稻田边上的青蛙见有人走近，立即停止此起彼伏的蛙鼓，蚂蚱一样四处乱蹦。我们逮住几十只小青蛙，放进一个布袋里，来到上游江水淹没的柳丛边开始穿钩，放撅达竿。彬子将歪把子钩尖穿进青蛙的屁股，连同整个鱼钩都藏进它肚子里，青蛙仍然活蹦乱跳。
我们每人抱着十几根撅达竿，拨开柳丛趟进水里，专挑水草稀疏的地方下钩。鲶鱼喜欢夜间到岸边觅食，习性凶猛，不管什么样鱼和动物都吃。母亲不吃鲶鱼，说它吃淹死鬼的肉，恶心。我一想身上就冒鸡皮疙瘩，生怕有条大鲶鱼冷不防咬去小鸡鸡。一行人来到齐大腿根深的地方，顺着水溜趟水而行，沙地在脚底擦过，冷水朝身上直涌。每隔几步远就插上一根撅达钩，顺手拔掉周围的水草做下钩的记号。
看得出刘老师和我一样初入此道，无论干什么都按彬子的吩咐做。
彬子说，这样明天早晨来起钩就不会迷失位置了。
太阳卧进江底了，余晖还久久留在大草甸子上，远处暗淡的天际升起一颗颗星星，发出一闪一闪的微光，尔后一下子黑暗下来。夜幕四垂，阴冷的雾气飘过身边，我在水里没感觉凉，一上岸就冷得牙齿打颤。蚊子活跃起来，密密麻麻扑上你赤裸的身体，赶都赶不开。“快跑，回去喝口酒就暖和了。”刘小伙说。跑过水泵站，人都快冻僵了，我裹紧大衣，跺脚搓手活动身体。刘小伙取出酒瓶喝过一口递给彬子，彬子喝过又递给我，他们都说好热乎。我灌下一大口，立即有股火力蔓延周身，浸入肌骨的寒冷被驱出体外。哗啦啦，哗啦啦。夜色深处有个铃铛竿响了，大家不约而同竖起耳朵，一齐向响声跑去。没钱买铃铛，铃铛也是自制的产品，我们用细铁丝绑起两个啤酒瓶盖，里面加个小螺丝，尽管声音有点沙哑，在寂静的江边分外清晰。铁南解开系在铃铛竿上的鱼线，开始收钩，他将鱼线一团团扯开盘在地上，主要是怕线绳搅到一块系起疙瘩。鱼线也是两根拧在一起的皮绳做的，钓鱼人大多用水一样透明的化学线，挂上东西轻轻一抖全抖掉了。不像我们的鱼线经水一泡湿淋淋、硬邦邦，拽起来缆绳一样沉重。
然而还是有鱼上钩了，铁南的手发着抖，慢慢收着长长的鱼线，不时抖落挂在上面的水草、纸浆等杂物。大家的心跳都快停止了，期待鱼儿拉出水面那一瞬间，发出一声短促的欢呼。令人失望的是咬钩的不是鲶鱼，而是一条大嘎牙子，这家伙力气很大，动着身子停在流水中，对抗着移动的鱼线，几乎把钩绳拧成麻花。我打开手电筒，铁南拖上鱼来，大嘎牙子力气耗尽，沉甸甸地顺从了。一露出水面就支起头部的三根利刺吱嘎吱嘎乱响，你可千万别让它扎着手指，否则两三天都红肿疼痛。彬子说它不是嘎牙子，渔民管半斤以上的这种鱼叫“牛尾巴郎当”，据说还算小的，大的有两三斤重。刘小伙踩住鱼的脑袋拽出嘴里的鱼钩，上好蚯蚓，铁南要甩钩了。俗话说“放长线钓大鱼”，除了无鳞鱼，有鳞的大鱼很少到浅水觅食。钓鱼人侧起身子，与盘在地面的鱼线拉开距离，将钩轴上的小棍挂在两指之间，抡起铅坠跟风车一样，掌握诀窍的人往往能甩出三四十米远。
前面我说过铁南的奶奶是俄国人，他血管里流着四分之一混血，按人种基因该长得人高马大，可除深深凹进去的眼睛有点儿像白种人，其余部分绝对黄种人长相。铁南的身材又瘦又小，有点儿先天营养不足，他异常聪明，记忆力好，是我们中智商最高的孩子。铁南甩线的姿式也和大家不一样，我们都习惯于侧甩，唯独他是平甩。他将手臂高高举起来，抡起流星锤那样抡起替代铅坠的三个大螺丝疙瘩，鱼线跟着铅坠飞向江中，那一定要有准头的，扔不准会打着自己的脑袋。我问铁南：
“夜间鲶鱼不都溜边么，为啥还甩那么远？”
“有远有近，远的钓鳌花，近的钓鲶鱼。”

二

春节抱着苞米棒子、土豆满载而归，明利拔回来一大把青黄豆。从此我也成为一名并不熟练的“小偷”，在野外碰到什么能吃的食物就吃什么，在厂里碰到什么需要的东西就拿什么。虽说我受的是严格的家庭教育：见了人要有礼貌，尊老爱幼。不许说假话，不许偷东西，不许和孩子打架。可我逐渐知道为了活命，饿了就去偷东西吃，而且应该去偷，必须唤醒我最底层也最原始的本能，把我变成自己的陌生人，丝毫没有犯罪的感觉。明利坐在草垛旁点起篝火，火舌伸屈翻卷舔着夜色，发出淡红色的光圈，彬子单腿跪下压上一层枯柳条。夜归的鸟儿从头顶悄然掠过，篝火忽而落下去又跳起来，把人影投在后面，变得弯弯曲曲。大家也不在意指甲里的泥巴，满手鱼腥，烤着手掌进野餐了。我们实施的是共产主义分配制度，有食物拿出来共享，钓到鱼大家均分。这顿晚餐十分丰盛，有烤苞米、土豆、毛豆。刘小伙从食堂买的馒头，我带的面包、朝鲜咸菜，明利带的野兔肉，铁南带的“大列巴”，其余人带的大饼子。大家传递着酒瓶子，轮流一人一口喝起老白干，我喜欢喝啤酒，轮到我时用嘴角抿抿就传给下一个人。
水泵站的排水声轰隆轰隆响着，黑暗隐去低吟着的江流，只有时隐时现的波光证明江水近在咫尺。满天星斗闪闪烁烁，一弯月牙离我们很近，雾气翻腾着，朝四面八方弥漫。篝火爆出一串串火星，扶摇直上，与周围的夜色形成反差。彬子用柳条插进苞米棒子根部，挑在火堆上来回转动。身后草丛里有响动，我担心是狼，打开手电筒照去，光柱里显出一个个庞大的身躯，眼睛像一盏盏小灯笼。我登时头发梢都支棱起来，见大家谈笑风生，没什么可害怕的，壮着胆子再看，原来是一群吃夜草的牛，扬起脑袋打着喷嚏。我暗自庆幸没大惊小怪，而别人都还在吃，否则又要讥笑我是“温室里的花朵”。等大家喝光头一瓶白酒，我请求刘小伙讲个故事。
“对，刘老师，给我们讲个故事吧。”春节附和道。
“讲什么呢？”刘小伙放下酒瓶子，眼里露出一丝惘然。
“再讲讲《花的草原》。”我说。
“那是‘封、资、修’的东西，还想让我犯错误，再说我已不是老师，叫刘小伙好了。”
彬子想缓和一下气氛，把嘴一收，要吹口哨，但没有吹，开起玩笑：
“应该叫你刘鬼蛇神！”
“我凭什么是牛鬼蛇神，说正经的。”刘小伙的脸因困窘而变红，打开第二瓶酒，灌下一大口。他擦擦嘴唇，声音变得很低。“不错，我成分不好，是地主的孩子，可我从没得到一点家庭的好处，净背黑锅。我是红旗下长大的，从学校走进学校，再单纯不过了。我敢拍着胸脯讲，我为教育事业尽心尽力，从没干过一件对不起人的事情，艾平的妈妈应该了解我，你们应该了解我，我有委屈跟谁说，连个对象都找不着！”他的眼睛有些湿润，大家都感到压抑般的不作声了。
“刘老师，别生气，”铁南宽慰道，“我们可都没斗过你呀。”
“是啊，我也想不开，比起艾平他爸爸妈妈，他们还是老资格的领导呢，就算不了什么。熬一天是一天吧！”
刘小伙拿出“握手”牌香烟，分给每人一支，自己点着一支大口吸着。他是外县师范学校分来的，齐齐哈尔无亲无友，一个人闷在三楼单身宿舍里，所有的不痛快都搁在肚子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要不怎么和一群孩子来蹲宿儿呢。我听着，很想冲淡一下忧伤的气氛，硬是找不到合适的语言。
“不说这个，刘老师，找个对象就好了。”春节移动一下身子，一只脚在草地上放得更顺当些，往火里扔几根树枝。树枝发出爆裂声，橙红色的火星飞旋上升又落下来，消失在黑暗里。江边上传来哗哗啦啦的响声，那是鲶鱼窜到水草中袭击青蛙。
“谁愿给我介绍？”
“我们都愿意，”彬子双手伸到背后支着草地，身子向后仰去。“保你满意。”
“真的？”
“那还有假，真的。”
“带尾巴的？”刘小伙扳住后脑勺朝两边摇晃，黑暗中淡淡一笑。
“哪能，梳辫子的。”
“拿老师开玩笑。”
“你到底要不要？刘老师。”明利煞有介事插进来道。
“好哇，你帮帮忙吧，干什么的？”
“技术员。”
“谁？”刘小伙认真起来。
“李疯子。”仿佛商量好似的，他们几个异口同声。
彬子扑哧一下笑起来，喷出嘴里嚼着的苞米粒。大伙都笑了，笑个不停。我知道李疯子原是学校的女老师，不久前调到厂里宣传科当了宣传干事。不知受到什么刺激疯癫起来，整天到处乱走，见到吃的东西就管人要。她的家人在外地，没有人照顾她，二十多岁的大姑娘实在可怜。
眼前一个铃铛竿响了，谈话停止了，伙伴们顾不得笑，一跃而起跑去起钩，这回上钩的是条大鲶鱼，起码两斤重。

三

夜深了。
篝火盖上一层熏蚊子的蒿草，缝隙中冒起浓浓的青烟，大群的蚊子纷纷躲进黑暗中去。
伙伴们拆开草垛，用上衣包住脑袋，横躺竖卧呼呼大睡。我这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带大衣，钻进草垛要暖和得多。我躺在草堆上，双手枕在脑后望着星星，回味着刘小伙的话。大家笑刘小伙，我却想哭，一个人压抑久了，憋不住才流露心声。我已深受运动其害，饱尝家庭连累之苦，经常碰到一些敌视的目光。他道出的感觉，与我同命相怜，一阵深切的悲哀笼罩了我的心灵，我不知道等待着自己的是什么，竟敏锐地预感到将来的不幸了。
父亲死后，一直照耀我生命的生气勃勃的光芒熄灭了，总有一种无法抵抗的阴影经常袭来，总有一阵阵的疑虑和忧愁，往往在没有料到的时候突然袭来。这种感觉那样频繁，那样悲伤地压抑着你，不管你怎样努力挣扎，都潜藏心底，难以摆脱。有的时候，我会一连几个小时陷入沉思，开始懂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性格和情绪发生极大变化，痛苦得几近麻木。有的时候，一切又会很快过去，正如雨后的太阳照耀得特别明亮，不幸和悲哀全遗忘掉了。这种自欺欺人的情绪特别热烈，我明知它存在，又不敢正视，一直处在摇摆不定的矛盾状态。严酷的现实始终提醒你躲不开“血统论”，家庭出身至关重要，一旦投错胎，根本掌握不了自己命运。年轻姑娘小伙子找对象，都必须查遍祖宗三代，是不是地富反坏右或走资派？娶或嫁错出身，孩子没等出生就注定成为不幸的人。入党、入团、参军、当民兵没份儿，找工作和找对象一样老大难。考虑做什么只能导致失望，有个出大力流大汗的活儿勉强糊口就算“皇恩浩荡”了。即便这样，你还得感恩戴德，诚惶诚恐，一不小心完全可能变成什么运动的替罪羊和靶子。
因为喝酒，大家睡得跟死猪似的，铃铛竿响了也没人管。
刘小伙的呼噜打得惊天动地，一直到天亮都没停，加上蚊子铺天盖地的嗡嗡声，搅得我睡不踏实，迷迷糊糊打个盹，早早睁开眼睛。大地一片寂静，临近黎明的月亮悬在空中，从云层里孤独地闪着白光。东边隐隐现出鱼肚白，微波荡漾的江面变成灰白的颜色，周围的草地、野花、柳丛清晰可辨。一大群水鸟扇着翅膀、垂着尾巴落在沙滩上，发出悦耳的鸣叫戏水捕食。我头一次露宿，看什么都新鲜，多想变成一只水鸟飞翔在泛着白沫的波浪上，从高空看看鱼儿是怎么自由自在生活的。
伙伴们还在横七竖八睡着，我的手脚有些冰冷，活动一下坐起身，碰落草尖上的一层闪着微光的白粉末儿。我发现那是些细微的霜花，在家里住不知道，北大荒的野外这么早就霜降了。不知不觉间犹如雾里看花，江中心露出半轮鲜红鲜红的朝阳，照得我身心暖烘烘的。一阵晨风驱散淡淡的雾气，身边的草丛摇晃起来，轻盈盈，亮晶晶。大自然真是神奇莫测，刚才分明在草尖上看到的是霜花，此刻却变成璀灿的露珠，饱满而又浑圆，一滴滴从草尖无声地滑落。露水打湿蚊子的翅膀，它们飞不起来了，隐藏在草丛中等待天黑再出来。我再看江面的时候，鲜红的朝阳已升出江心，东方渐渐红了，江水渐渐红了，天边仅有的一片马蹄状云彩也被映得通红通红。我注视着太阳，再不用拿有色的玻璃挡着眼睛，就可以盯住它的轮盘，虽鲜艳却很柔和，一点都不刺眼。
你屏息敛气，等待着，等待着，它在你的凝视中升出水面了，那不是升出来的，而是奋力一跃跳起来的，整个展现在你的面前，伸手可及。浩浩荡荡的江水，绵延起伏的江岸，微微晃动的草丛，都披上一层金色的光芒。霞光在空中热烈地燃烧着，你自己，当然，也在霞光中热烈地燃烧着。那树枝上、柳梢上、叶片上、草茎上、花冠上的露水——无数银白色的碎斑点，正在变成一片耀眼的光晕，使周围的一切都沉浸在生意盎然的光辉中。刹那间，你紧缩的胸口宽阔起来，忘却一切世事的烦恼，不为任何俗念所累，心境与晨曦融为一体，几乎达到了无我的境界。人能生活在这样一个早晨里，获得了盼望已久的静谧，沉思着大自然的奥秘，感到一种从未经历过的、全新生活的喜悦和力量，是多么振奋和舒畅！篝火熄灭了，只剩下一堆灰烬，余烟随风飘摇四散。太阳使人暖和起来，伙伴们掀开草捆，舒展一下双臂，用手捂着嘴巴，打个哈欠，一个个爬起来掏出小鸡鸡背朝着风向撒尿。我迎风掏出小鸡鸡，屁股上挨了彬子一脚，他眨着惺忪的睡眼喝道：“转过来。”
“为什么？”我不解地问。
“受了风，你那玩意就肿成擀面杖，缩不回来啦。”
“谁说的？”
“打鱼人的规矩，瞅我干吗，没听懂？”
我从没见哪个孩子迎风撒尿小鸡鸡肿成擀面杖？但打心眼里佩服伙伴们，知道自己有许多东西要学，他们都是老道的打鱼人，至少有两三年蹲宿儿经验，样样事情都知道该怎么办。我觉得他们不但有的是能力，而且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彬子这么说那就是真的，得遵守打鱼人的规矩，这里面的学问可不少，同样要知道许多东西。例如鱼儿洄游的规律，彬子总说“七上八下”，显出一副深奥的样子，好长时间我才明白指的是什么，原来七月之前鱼儿是往上游走，八月以后是往下游走。我奇怪他们起来后的分工，铁南一个人去遛甩线，大家都留下整理乱七八糟的草垛。我估计了一下，江边堆着六个草垛，我们夜间烧掉十几捆羊草，集体睡在一个草垛上折腾得大部分羊草都散了捆，差不多糟蹋掉一垛草。彬子、明利熟练地收拢乱草打起草捆，刘小伙重新堆起一个草垛，春节捧起草灰扔进江水里冲走。重新堆起的草垛明显小许多，大家又从其它草垛上抽出一些草捆搬到这个草垛上，搞得六个草垛看上去差不多大小才住手。我莫名其妙，这也是打鱼人的规矩吗？
铁南还在遛钩，我们绕过水泵站去起撅达钩。
早晨的风很硬，水边的沙子凉得扎脚，对岸蒙在一片雾气之中。大家在柳丛旁脱光衣服，我伸手探进江水试了试，水冷得像冰。彬子光着屁股走到水边，一下被江水激得缩回脚来，抱起膀子说：
“好凉！”
刘小伙不怕冷，他活动一下四肢，一步步走下江岸，泼着水花朝深处走去。他打头阵，让我们跟在后面。
“怎么办？”我苦着脸问。
“妈的，冲啊！”
彬子大吼一声连蹦带跳冲进水中，其他人都朝对方身上泼着水，发出怪叫跳着奇特的舞步跑进水中。我不能犹豫了，也“啊啊”大叫着冲进水里，趴进水里乱扑乱打，几下就不冷了。糟糕的是一夜之间的涨潮淹没昨晚插的撅达竿，大伙只能凭记忆在柳丛里摸撅达钩。彬子他们摸到大部分撅达竿，差不多每个撅达钩上都有鲶鱼：“啊哈，我摸到个大家伙！”孩子们不断发出欢呼，摘下鲶鱼穿在鱼穿子上拖上岸去。我好着急，老半天一根撅达竿没找到，等大伙都上岸了，仍不死心地到处乱摸一气，怎么也得逮到一条鲶鱼，别一点儿面子都没有啊！
“算啦，于瘦子，该走了。”彬子喊。
“等等，”我头也不回道，“再等等。”
身边翻起水花，一条大鱼跃出水面，它落下去咬着一根绳子。我扎进水里一摸，拽着一根撅达竿浮出水面，大声嚷嚷：
“啊哈，我也逮住条大家伙！”
“别急，掐住它的鳃。”岸上喊。
我掐住鱼鳃，摘下鱼钩往鱼穿子上穿，这是条脑袋扁平，长须，周身滑溜溜的大家伙，有五六斤重。可能折腾累了，任鱼穿子穿过鳃口，毫不挣扎。我想显示自己，双手举出水面朝岸上喊：“你们看呀！”话音未落，大鲶鱼一甩尾巴扇过一个耳光，打得我眼前金花乱冒，下意识松手去捂眼睛，大鲶鱼扑通落入水中带着鱼穿子跑了。我竹篮打水一场空，惹起伙伴们的一阵讥笑。

四

北大荒不愧为北大仓。
一群孩子守在江边玩耍一夜，用最简陋的撅达钩也能钓上二三十斤无鳞鱼。更不要说稻田沟里有的是泥鳅和小鱼，跳到水里扑腾几下搅浑水沟，无数张鱼嘴伸出水面一张一合，你一条一条抓好了，就怕捞多背不动。太阳升起来了，鲜红鲜红的像个大火球，天气依然很温暖，弥漫着淡淡的雾气。铁南的收获也不小，甩线钩钩有鱼，还钓上来四条鲤鱼和两条鲚花。我最感兴趣的有一条鳌花，这是淡水鱼中的珍品，扁圆形的胖肚子，大嘴巴，尖牙齿，专食鱼虾为生，那时江里也不多见。父亲曾买过鳌花招待贵客，理琨叔叔一家来串门，一定要做清炖鳌花。钓到这么名贵的鱼，大家却高兴不起来，发现有毛驴车驶来都蹲在江边洗脸、喝水，谁也不回头。
两头小毛驴拉着一辆大车驶下大坝，走进草地间。车上坐着一个穿粗蓝布上衣的中年妇女，赶车的丈夫是一个胸膛厚实的汉子，身体和脖子很粗，黑脸盘，暴眼珠子，黑裤子，活脱脱我们常钓的老头鱼。他牵着笼头走在车前，褂子披在肩上，“驾驾━━喔喔━━吁吁”地来到草垛边停下大车，那满脸的皱纹和大得出奇的手掌，告诉我这是一对闯关东的盲流。
在“光长野草不打粮”的北大荒，到处都有盲流的生活踪迹。我去过距糖厂四里远的山东屯，那里原本没有村落，一开始的时候，有几个闯关东的老乡在泡子边建起几座干打垒小房。渐渐地，盲流们发现这里既有水源又离城市近，自然而然形成一个村落。这些人什么活儿都能干，并且吃大苦，耐大劳。他们秋天割芦苇，冬天镩冰窟窿打鱼，夏天打羊草，割柳条编筐，也有人开点荒，靠种菜卖菜过日子。山东屯的卫生环境极差，低矮的房屋间有一条狭窄的街道，蚊子苍蝇嗡嗡乱飞。小孩子光着身子在泥水里戏耍，自得其乐，好像他们都不是由家长抚养长大，而是在自然的跌打中长大的。村里人空闲时就聚在一起喝大酒，耍酒疯打老婆。糖厂的家长不许孩子去山东屯玩，怕跟盲流学坏了。过去，市里每年组织人员清理山东屯，动员盲流们返回原籍，或出车辆送他们去嫩江对岸重新安置，开荒种地安家落户。市里清理过一次，用推土机推平村落，过不几天，小土房又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我问母亲，他们为什么不待在老家，跑这么远的地方当盲流？
母亲回答说各种因素都有，山东地少人多，农村日子不好过，有些地方收成不好，一家人连肚子都填不饱。北大荒地大物博，荒无人烟，道路四通八达，随处可以落脚，稍勤快点的人都能挣份口粮。山东人祖祖辈辈有闯关东的习惯，穷人都要来闯几年北大荒，挣点儿钱回家盖房子置地，娶媳妇生孩子。再有的就复杂了，逃避包办婚姻的，家庭出身不好的，有历史问题的，杀人放火的，避政治难的……才隐名埋姓到处流浪，四海为家。老头鱼看到有钓鱼人，马上觉得不对头，来来回回在六垛草堆旁转了几趟，查看篝火灰烬，脸色越来越阴沉。我先头并没有在意，这才明白为什么大家爬起来首要的任务打扫灰烬，整理草垛。老头鱼背朝着我们和装车的女人说些什么，语气在静寂中清晰可闻，女人劝丈夫不要惹麻烦，央告着，把一只手放在嘴唇上，他还是生气地摆摆手，扛着草杈朝我们走来：
“我说，小家伙们，太不像话啦！”
“怎么啦？”铁南回过头，眨着眼睛故作糊涂。
“烧点儿就行了呗，可……可糟蹋这么多捆草？”老头鱼皱着眉头琢磨着我们，走近几步，胡子拉碴的嘴角皱纹很深，早就看穿了我们的鬼把戏。
“开玩笑，谁糟蹋你的草了，我们只用点儿草引柳条，你看看那草灰。”
“一点儿，二十多捆呀，开玩笑也得有个分寸。”铁南还没说完话，老头鱼气得哆嗦起来。“那是我一家人活命的钱！”
“少啰嗦，谁拿你的草找谁去。”春节不耐烦道。
我不得不佩服伙伴们消灭罪行的手段高明，毛驴车一驶下大坝的时候，这些人假装不留意，实际上对周围的情形看得一清二楚。一大早防患未然，搞得对方无证可据，谁还会相信他的说法呢，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来。
“明明是你们烧的，还抵赖！”
“臭盲流，你唬谁？”彬子大喝。
母亲总教导我，遇事退让三分，给人留个台阶，别把事做绝。看得出这句话深深伤害了老头鱼，他十分吓人地揪住彬子衣领：
“小兔崽子，你说谁？”
“弟兄们，上！”
铁南一声喊叫，我们围住老头鱼扭在一起，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我个儿小，抱住一条大腿，准备动起手来咬他一口。我在彬子身上学到许多东西，模仿他，喜欢他，想做他那样的孩子，其中也包括这一点，即使胆怯也永远不要露出恐惧的神情。一次临阵胆怯，准遭伙伴们唾弃，没谁带你玩了。何况我屁股上有“屎”，是打入另册的狗崽子，不嫌弃你就烧高香。总得做点儿什么，说点儿什么，讨人喜欢才行。我很害怕，周身冰凉，不管怎么说也一定要动手，装出勇敢的样子知恩图报。
“大伙都别激动，有话好好说嘛。”
刘小伙抱着胳膊劝道，我们知道他绝不会让自己的学生吃亏的。
“别，求求你们！”身后传来女人的乞求声，“孩子他爹，松手！”女人跑过来，把丈夫拖出包围圈。
老头鱼一下子扔掉草杈，跳起来，抱着脑袋蹲在地上。
刘小伙带着负疚的神情，掏出支香烟递过去：
“老乡，抽支烟，消消火。”
“孩子都欺负我们，”老头鱼抬起头，一面拧着自己的手，脸颊上的肌肉不断抽动，推开香烟。“是盲流！”
“就少说两句吧，谁让咱命苦。”女人转向我们，干枯的头发上粘满草屑，声音轻极了。“事儿没法挽回，俺们认啦。”她的话越说越慢，越来越不清楚了，之后撩起衣襟擦把眼角，拉起丈夫。老头鱼还想说点儿什么，但什么也没说，攥着拳头哼了一声，吐口唾沫，好像嘴里掉进什么讨厌的东西，蹒蹒跚跚地走向大车。
我注意到，他蹲过的地方有两个脚印，似坑。
彬子早就向我灌输过一套强者的理论，遇到情况一定要“野”，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你横，我比你更横。出手要快，要黑，你不降住对方，对方就会降住你。可我受的教育不是这个样子呀，我初出茅庐，怎么都“野”不起来，倒有点儿做贼心虚的味道，我很少体会到这种情绪，心慌得不行。“我们确实烧了人家的草，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这样做对吗？”老头鱼弄得我很不踏实，尽管我已经增长了不少阅历，懂得了不少东西，还是有一种负疚感涌上心头，一个诚实的孩子，不应该是这样的，这和我的全部生活是相抵触的。我低下头，咬住嘴唇又抬起头，想再看他们一眼，却只看到背影。好长一段时间，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非常严肃，手紧紧握着，谁都不多说一句话，收拾鱼具准备回家了。刘小伙望一眼往大车上装草的老头鱼，若有所思，当我们拎起盛鱼的网兜时，他低声吩咐：
“于艾平，从我的那份里拿两条鲶鱼。”
“干啥？”
“送给他们。”
“好的，我也想……”
“别说了，听老师的，快去。”
大车沿着车辙很深的路摇摇晃晃驶去了，我一溜烟追过去，将鱼儿塞进女人手里，没等老头鱼说什么急忙返身跑回来。但送给他们的不是两条鱼，我们每个人都拿出一条，总共大大小小有六条鲶鱼。我感到非宣泄出自己的心情不可，伙伴们不想送鱼，我也会随刘小伙一起送的。我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安，反而充满一种快乐，像做了一件本来就应该做的事情。
为祝贺我第一次蹲宿儿，大家将那条名贵的鳌花分给了我。

卷一《白土地》第三部 走资派的狗崽子 第一章 拉 煤


一


秋风萧瑟，树叶飘落，糖厂大院的榆树、杨树、柳树变得光秃秃的。一阵阵秋风扫过，聚起东一片西一片金黄色落叶。
深秋季节一直持续到10月，白土地的孩子又有新乐趣了，纷纷踏着厚厚的落叶四下搜寻树油子，玩拉树油子游戏。东北人说“树油子”，一般指落叶干枯的茎，到时候撸去上面的叶子，踩在脚下搓了又搓，就变得结实而又有韧性了。整个秋天，差不多每个孩子手里都有一大把这玩意儿，晚饭之后，大伙走出家门聚在房头巷尾，一双双一对对拉着树油子较劲儿。碰上根结实的谁也拉不断，小公羊顶架一样僵着不动，除非力气大的孩子连人带树油子一齐拉过来。
养鱼池水凉了，鱼儿不咬钩，我们也不能游泳、钓鱼了，于是小伙伴们各自忙着各自的事情。
糖厂学校响应市红卫兵总部号召，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春节和朋久天生有文艺细胞，一个吹笛子，一个拉二胡，他们和姐姐都成了文艺队队员，走上街头宣传毛泽东思想，跳那种拳打脚踢撸胳膊挽裤腿的舞蹈。春节和朋久吹奏起时兴的歌曲：“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姐姐和同学们载歌载舞，着实风光无限一阵子。一开始时候，大伙看着还觉新鲜，后来总演那一套，不单我，所有人都腻味了，闭着眼睛都能学出来。比如唱到“革命无罪”，姐姐跨出一个弓步，一个胳膊肘端在胸前，另一只手伸到身后，昂首直视。唱到“造反有理”，姐姐双拳高举，立起脚尖怒目横眉。唱到“他是人民大救星”，姐姐伸出双臂手指前方，眼含热泪眺望着什么。唱到“跟随毛 奋勇前进”，大家一定群体造型：有高举红旗的，有造反的，有读红宝书的，有仰望大救星的。一天到晚吹吹拉拉唱唱跳跳，好玩是好玩，玩久了，我都替他们累得慌！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企业的孩子靠工厂长大，自然“工厂就是我的家，家里有啥我用啥”。彬子、铁南和明利挺务实，忙着在厂区找粗钢丝、方木头、防火锹把、大绳，趁人不注意拿回家，做耙子搂柴火。我见过彬子做耙子，他把方木锯成一长一短的两个木条，用烧红的电焊条各钻出八个孔，先一根根钢丝穿进头一块短木条里，然后两根一组交叉穿进第二块长木条。八根钢丝都穿好，再拿起钳子弯出一排钩钩，截齐，用大钉子把防火锹把钉在两根木条上，一把八齿耙子就做成了。我称赞彬子有“尿性”，长大准能做个好木匠，在我的吹捧下他当然有点儿飘飘然。很不幸，彬子的未来叫我一度言中，上山下乡后真在农场当上了小木匠！
我每天都去操场旁的大杨树下找树油子，裤兜装得满满的，但很失落。彬子不愿和我拉树油子，说这是穿开裆裤孩子玩的把戏，我只能“屈尊”和根本不是对手的妹妹比赛。我把“贼好”的树油子分给妹妹，她还是一败再败，让我不费吹灰之力就把整个人都拉过来。我不想让自己闲着，免得胡思乱想，一个人又能做些什么呢？
我有点儿烦妹妹了，她像只小麻雀，生性活泼，老叽叽喳喳纠缠着人，问一些再简单不过的问题：
“哥，为什么你总说‘贼好’，课本上可没这么组词造句呀？”
“少见多怪，孤陋寡闻，大家都这么说，我习惯了。”
“什么叫‘孤陋寡闻’？”
她一下子把我问住了。我恍惚在哪本书里看过这个成语，只是顺口用上，根本无法准确解释词义。我摆摆手，想蒙混过关：
“去去去，我不对牛弹琴。”
“什么叫‘对牛弹琴’呀？”妹妹穷追不舍，她对谁说话，做什么事都是这样。“哥，你爱看书，比我懂得多，给人家解释解释嘛。”
“就像对你这样的傻丫头，什么都不懂。”妹妹一夸奖我喜欢读书，自己心里难免不美滋滋的，但也得想办法尽快摆脱她，否则会问个没完没了，于是摆出老成的神态吼道。“别再问我，问老师去！”
但是真要摆脱她的纠缠可不是那么容易。
“老师都打倒了，我问谁去！”妹妹噘起小嘴，歪着脑袋，两手摊开。
我猛然想起，学校清理阶级队伍，要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比往常更安静了。中学停课了，小学也差不多停了，大部分教师都在排队过“筛子”，没有现实问题也得查查有无历史问题，借运动“洗洗澡”。 我这么说，没有半点炫耀自己的意思，只说明我脑袋里比别人缺根弦，比别人傻。我怎么能怨妹妹孤陋寡闻，就是我也一个月没进教室门了！
其实东北人喜欢说“贼”，跟北京人喜欢说“特”一样，替代普通话“非常、特别、更加”的意思。不熟悉方言的关内人到关外出差，听东北人张口闭口“贼来贼去”，吓得要命，还闹出个大笑话。有一个南方人头一回到齐齐哈尔，一下火车天就黑了，想找家旅馆休息一下，明天再去办事。他找了一圈，火车站附近的旅馆已没有床位，拎着旅行袋一路打听着向市里走去。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请问前面有旅店么？”他问第一个当地人。
“啊，‘关心群众生活。’贼多。”对方不在意地回答着，继续赶路。
南方人心里一惊，旅店贼多怎么能住？他沉思起来，用手敲敲自己的脑门，还是半信半疑试探第二个人：
“‘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前面有旅店么？”
“‘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没错，”第二个人仍旧肯定，“贼多。”
目瞪口呆之后，他的担心越来越厉害了，壮着胆子打听第三个人，竟然忘记了背毛 语录：
“前面的旅店真贼多么？”
“啊，贼多。你往前走就是了，没多远。”
南方人吓坏了，转身就往回跑，宁肯在火车站的连椅上坐一夜也不去旅馆住了。直到现在为止，仿佛一切都还正常。倒霉的是下半夜值勤的警察清理候车室，他因没有车票被清除出去，只得在火车站广场踱到天亮，不这样又该怎么办。搞得南方人哈欠连天，差点没冻死，饥寒交迫，苦不堪言。办完事后，南方人赶快登上最快的那趟列车，仓皇南下。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否则无论你怎么再三声明：东北人如何热情，如何好客，如何仗义，如何够朋友━━任凭你说破了天，吹得天花乱坠。他也决不敢再来齐齐哈尔，再来这个“贼多”的鬼地方了！

二

虽说“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但“处处不养爷，可把爷难住！”
我捡的树油子贼多，没有人愿意和我玩。
母亲不挨斗，暂时的风平浪静又使我恢复愉快的心情，我注意到后趟房的邻居郭士江，每天都猫在家里扎滚笼。老郭家有七个孩子，他最小，我叫他七哥。七哥的父亲在糖厂食堂卖饭票，母亲是家庭妇女，一家人的心地极为善良，待我和自己人一样，从没因走资派的狗崽子歧视过我。七哥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症，右手没发育好，平常总将手插在衣兜里。由于残疾，初中毕业也没找到工作。我不明白七哥怎么能用一只手扎出那么精致的滚笼，凡是能用手做的东西，他都能做出来！每年秋天，白土地的孩子都忙着扎滚笼，去西岗子打一种叫苏雀的鸟儿，逮回家养着玩。这种拳头大小的鸟儿非常可爱，有的脑门儿上竖起一撮羽毛，长着孔雀一样美丽的“凤头”；有的背上羽毛呈墨绿色，胸脯羽毛却鲜红似火；有的叫起来声音婉转悦耳，经常打出一串长长“嘟噜”。苏雀有点傻，喜欢成群结队寻找食物。只要你滚笼里的诱鸟发出呼唤，唱着歌儿欢迎新伙伴，其它鸟儿不管飞多高，也会下来加入它们的群体。孩子们在小树林里挂出带谷穗的滚笼，准能逮住可爱的苏雀。碰巧了，说不定还能逮到它们中最出色的“凤头”、“红肚囊”和“嘟噜”呢。
苏雀好打，滚笼难做。
只有心灵手巧的孩子才能做出滚笼。
我每日里到七哥家看他扎滚笼，依样画葫芦，去菜社人家的草垛里偷回一堆高粱梢，挑出四根最长的放在烛火上烘烤，搭滚笼的框架。不过，要学会这种本事，是需要下一番功夫的，至于多早晚才能做成，目前我还说不上来。七哥扎的滚笼技艺超群，长方形的框架两边各有一个弧形，像宝葫芦。我很羡慕，自愧不如。一个人花了不少时间，怎么也烤不出两边的弧形，不是折断高粱秆，就是七扭八歪不成样子。于是我闷头研究起做滚笼的诀窍，关键在于它上面的“滚”和下面的“翻”，有没有弧形无所谓，只为了好看，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实用价值，索性设计成简单的楼房状，照样是一个了不起的“工艺品”，一种创造的自豪感就油然而生！问题马上得到了解决。我按比例裁好长长短短的高粱秆，割出槽卡在一起，用细铁丝绑结实，然后向母亲要些糊窗缝的牛皮纸条，涂上糨糊，一圈圈缠到高粱秆上，隔一指宽扎一个眼。下一道工序是上竹条，我拆开家里的破竹门帘，削成两头尖的竹条，一根根插进高粱秆框架上扎好的眼里。竹条不够，我连母亲织毛衣的竹针都偷偷插到笼滚上，硌得手指节磨起好几个大泡。
那一段时间我忙坏了，连喘口气的工夫都没有，弄得满屋地都是边角碎料。在大人眼里，这是一件微乎其微的小事，可对孩子来说，只要能把全部精力贯注于一件事，无论这件事多么微不足道，都会变成极其重要的头等大事。孩子的欢乐就是母亲的欢乐，她晚上没事也来帮忙了。我沉浸在“创作”的喜悦之中，到了忘我的境地，这是我生平难得有的一个满意的时刻，除去七哥家“取经”，全身心都投入进去，足不出户。
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了，秋天还没褪尽黄褐的颜色，树枝上挂着稀疏的残叶。早晨一出门，园子里的大白菜披上一层霜花。母亲要我挖一个菜窖储存白菜，却不收大葱，因为大葱不怕上冻，现吃现拔就行。糖厂家家户户都有菜窖，唯独我家没有，过去父亲在的时候经济宽裕不用储存秋菜，买点儿青菜就够了，现在母亲手头拮据，需要储存大量的秋菜过冬。我见过人家的地窖，像一个小地下室，窖口盖着个木盖，窖顶是用檩子、芦苇和泥土铺就的。夏天顺着梯子爬下去纳凉，是个避暑的好地方，阴凉极了。遗憾的是没有电灯，只有窖口透进的阳光斜立在那里，一到晚上小孩就不敢进去，太黑！
母亲不让我在院子挖地窖，只在厨房挖出 一米的深坑铺上层木板就行了。
真没劲儿，我们什么都比不上邻居家，既没有菜窖又没有大草垛。彬子家院里一年到头总有个高高的草垛，仿佛永远也烧不完。厨房都有一大一小两口水缸，大的腌酸菜，小的下豆瓣酱。我家是山东人，到东北多年仍保持山东人的习惯不吃酸菜。但环境会感染一个人，你不去接受，它也会慢慢改变你的。我特别喜欢吃“渍菜粉”和“汆白肉”，专吃那口酸溜溜味儿。我在彬子家生吃过酸菜心，够刺激。寒冬腊月，挽起袖口将手伸进带冰碴的酸菜缸里，拨开浮在上面的一层白泡沫，嘶嘶哈哈捞出一棵酸菜，扒去菜帮，光剩下菜心，洗都不洗地大口小口吃下去（洗干净没纯正的酸味儿了）。像吃冻梨，从嗓眼一直凉到肚脐眼儿，差点酸倒牙齿，下次还吃。我问母亲为什么不和别人家一样腌酸菜，做大酱？她说从来没做过，不会。咦，什么话，不会就学嘛，窍门满天飞，就看你追不追。当然会有什么别什么更好的办法吧，你怎么教导我的，人要学到老，干到老。
我认真地仰起脸说：
“妈，你还年轻，我相信什么都难不住你，没见我扎滚笼，天天去七哥那儿学习么。”
“小兔崽子，还轮不到你教育老子！”
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母亲变泼辣了，过去从没听她骂人，不服气地想：“我是小兔崽子，那么你就是个老母兔子了！”

三

国庆节过后不久，母亲借来辆铁架子手推车，去市里的煤建公司买煤。
往年这个时候家里都出钱雇毛驴车，请人把煤送到家门口卸下再走，现在出不起这笔钱了。我开始深切体会到，一个寡妇独自撑起家庭的生活何等沉重。为了孩子，母亲石头一样顽强，不与人交往，沉默寡言，天大的事自己顶着，只有眼睛偶尔闪露出不安的神情。
煤建公司在市里群英楼附近，从南市郊抄近路至少十多里远，有壮劳力的人家两口子一起去买煤，回来尚筋疲力尽。我至今也无法想象每年秋天，孤儿寡母哪来的力气将整整一车子煤拉回家。星期天，母亲一大早就叫起我来，她拉着手推车，让我坐在车上，好节省体力回来的路上用。走出糖厂东大门，冷冷清清的马路碰不到一个行人。我打着瞌睡，埋怨母亲不让多睡一会儿，连饭都没吃。我发现母亲车子拉得一点都不熟练，铁架子空车一头沉，大概是怕我迷糊过去掉在地上，母亲坚持让儿子坐在前面，这样一来她必须始终抬着车把赶路。且车子不听使唤，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她走几步就调整一下方向，人没走到南市郊就冒汗了。在南市郊，我们买了一碗豆腐脑和两根油条作早餐，母亲没吃豆腐脑，咽下一根油条又上路了。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急急火火往市里赶？不再困了，想换下母亲让她歇歇脚：
“妈，我撑得肚子难受。”
“没出息，拉泡屎就好了。”母亲脚步不停。
“我拉不出来。”
“怎么办？”
“妈，我拉会儿车，消消食。”
母亲犹豫一下，同意了。我吩咐她坐在后厢板前，拉起车把一溜小跑。
“别跑，当心前面的车。”母亲感叹，“你怎么比我拉得好？”
“你过去没拉过车？”
“在老家拉过，不过是独轮小推车。”
“怎么是拉？”
“是拉，你姥姥往地里送粪，架着车把推，我走在车前头，肩膀背着绳子拉。”
我放慢脚步，沿着街道走去，沾沾自喜，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母亲没拉过新式手推车，小子比老子技术高明多了！每年秋天，我都帮彬子用手推车往家里运秋菜，没想到这会儿派上用场，像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我们大约走了两个小时，赶到市煤建公司。太阳升得不高，我惊讶地看到门口早排起一溜手推车、毛驴车、三轮车和大卡车，身后又陆续赶来不少车辆，大家都是提前开票预定星期天来拉煤的。母亲装好车厢板，叮嘱我进煤场后一定要挑大块的煤装车，煤面不好烧。说话之间大门打开了，本来排着的车辆都一拥而上，队形登时乱了套，人们全争先恐后往里面跑去，有几辆车挤在门口，谁也不肯礼让一步。“快，上车。”母亲拉起我，随着车流涌进院里快步跑向二号铁道线。我明白母亲为什么着急赶路了，买煤的人必须按照工作人员指定的煤垛装车，抢到前面才能捡到滚落垛底的煤块，排在后面的车辆只好装煤面了。我们来到二号铁道线，所有装车的人都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用锹撮，用手搬，不是在装，而是在抢。
我们总算挤到煤垛边了，只见周围一片煤块飞扬，铁锹起落，大伙都在拼命装车。母亲很吃亏，人家都使大板锹装车，我们带的却是尖头锹，一下子撮不起多少煤块，况且我没有工具，只能用手往车上捡，速度极慢。垛边上的大块转眼间被男人们抢光，母亲无奈，用锹尖扒拉着挑起小碎块。我有了主意，趁她装车时爬上高高的垛顶，专挑大块的煤往垛下扔去。
“下来，艾平，别淘气。”母亲抬起头喊。
“妈，这上边净大块，没事。”
管理人员是不准大人上垛的，见我们娘俩势单力孤，又是个孩子，动了恻隐之心。我在上面搬动大块往下面滚，开始对我的能力胆大起来。母亲不用锹了，停下来，为了鼓励我笑了笑，一块一块往车上抱就装满车厢。我心里非常高兴，立了大功，比大人还能干。美中不足的是我下来时蹬塌了煤垛，人随着煤流滚下去，蹾在一块煤上硌得腚沟子疼，脸上、手上全黑了！母亲张开双臂接住我，上上下下拍打着我身上的煤粉说，你都快成了小“黑鬼”了！
“够重的！”我感叹战果，竟满满上尖一车。
“一冬天呢，够烧就不错！”
“这么远，拉得动么？妈妈。”
“没事，你是我们家的小男子汉。”母亲朝我伸出一只大拇指，打气道，“开车吧，‘司机’。”
“没问题，看我的！”我也伸出大拇指顶过去，鼓起腮帮。“嘟噜噜━━嘟嘟噜噜━━”
“开车。”
“走喽。”
中午时分，我们离开煤建公司大院，抢一样地装车消耗掉大部分体力，回家的路上就不再轻松了。一早一晚天气凉，穿秋衣秋裤仍觉寒气袭人，正午的太阳却很毒辣，热浪滚滚扑面。母亲在前面低头拉车，我在后面用力推着，车轮沉重转动着，明显越走越慢。
母亲汗流满面地回过头，装出轻松样子说：
“慢慢走，不着急，悠着点儿，孩子。”
我同样汗流浃背，但能坚持下去：
“你怕我累着吧？”
“要不，停下休息一会儿。”
“我行。”
“那也别颠撒煤，可惜了。”
“好的，妈妈。”
我一路走，一路脱下秋衣搭在车厢板上，光着上身推车，我们母子的身体大幅前倾着，吃力地迈出每一小步，忘却了炎热，忘却了饥渴，豆大的汗珠掉在柏油路上啪啪直响。行人都投来同情的目光，对着我们背影看半天，一定在心里问：“他家的男人哪里去了？叫一个女人和小孩干这么重的活！”走到南市郊，我力气快用尽了，期待着歇歇脚，没等我提议母亲就停下车子休息了。她走进一家小饭店买回四个烧饼，自己吃一个，喝下一大碗凉水，我俯在水龙头下洗洗手，一气吞下三个烧饼。上路前，我要了根绳拴在车上拉“帮套”，这样人就不用老弯着腰赶路了。大路一直朝前，偶尔有段下坡路还好走些。母亲的汗水由脸上流到胸口，裹在脊背上的衣服湿透一大片。她怕累坏我，随走随叮嘱：“别逞强，孩子，累了就说一声。”绳子勒得肩头火烧火燎，我们走一段歇一会儿，车子拉进糖厂东大门，母亲停下来，一边说要到家了，一边摘下女工帽擦汗，竟忘记掩藏自己的“鬼头”。

四

前面那一段路更要命。
从东大门到制糖车间之间有一条铁道专用线，必须爬上那一百米的上坡才能回家。绳子使不上劲儿，我回到后面推车。母亲压下车把，身子俯成弓形拉起煤车，我几乎是趴着推起煤车。车子向上坡走去，尽管比老牛爬得还慢，还是越来越接近铁道专用线。距坡顶十多米处坡度陡直，脚底打起滑，车轮也原地踏步不再转动。“加油啊，艾平！”母亲头也不回地嚷嚷。我用肩膀顶住后车厢板，也跟着喊：“一、二、三”。车轮颤动了一下，肩上顿感轻松，车子没走反而倒退了。母亲在前面大叫：“加油，加把劲儿啊！”车子还是缓缓滑去，我的双脚也向后拖去，鞋底在路面划出两道白印。我一屁股坐下，后车厢板轰的一声落下去，车把高射炮一样戳向天空，煤撒了一地，母亲整个人都高高地吊在车把上面！
我爬起来跑到前面，和母亲奋力压下车把稳住车子。虽然只差十几步爬上顶端，现在的情况就是一个孩子也看得出来，单靠我们孤儿寡母无论如何不能将一车煤拉过上坡的！
母亲吩咐我用砖头垫住车轮，等有人路过时帮一把。
事与愿违，偶尔过路的职工、家属都躲避麻风病人一样，唯恐避之不及，连跟我们说一句话都害怕。母亲刚要张口，对方或目光转向别处，或低头走去，仿佛压根儿就没看见我们需要帮助。母亲摇了摇头说：“艾平，再坚持一下，靠自己吧！”我们捡干净撒落地上的煤块，一个在前面拉，一个在后面推，可是没走两步，仅仅两步，又失败了。幸亏我及时用砖头垫上车轮，才制止住往后滑行。“妈，我推不动，我推不动，不行！”我带着哭腔说，走平道已勉为其难，何况这里的坡度又极陡！母亲回过头来，眯起眼睛，眼圈红红的要流泪了。她沉默片刻，用袖口擦擦眼睛，放下车把独自走过铁道线。我不知道她干什么去了，摊开四肢躺在地上，心里好难过。恨不能一下子变成神话中的大力士，把车推上陡坡。可我是个人小力微的孩子，好像永远也长不大！
母亲找来一抱砖头，摆在路面，要我隔一步垫上两块，一步一垫，一点一点将车子垫到高处。“准备，一、二、三”，母亲使出最后的力气拉起车子，低头看着地面，慢慢地移动开脚步。心里默念着：最后的胜利，就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坚持就是胜利。车把向左一拧，我迅速垫上右面的车轮，车把向右一拧，我迅速垫上左边的车轮。车子每爬上一步，母亲每挪动一步，我都跟着节奏垫上一块砖头，人一会儿跑到左边，一会儿跑到右边。等我们把车子“垫”上铁道，母亲一下子趴在车厢板上，上气不接下气喘息着，体力早已透支，老长一段时间都不动弹。
母亲抬起眼睛朝我勉强微笑，水洗似的脸颊都白了。
我扭过脸去，久久不回头。
我不忍心看她，不忍心看她，身后留下的那两串砖头，莫不是我们流出的两行长泪……

卷一 《白土地》第三部 走资派的狗崽子 第二章 我对那一代人不可思议


一


要问在东北，什么时候最难熬？
特别对一位寡妇，我肯定回答是冬天。
凛冽的寒风刮起来，气温每天都在下降，糖厂大院的铁丝网外满目凄凉。菜社家家户户都在“赶秋头”，收割完庄稼，储存好秋菜，拉回整车的苞米秸、高粱杆，烧起火墙大炕，一家人足不出户地“猫冬”了。城市居民不那么简单，同样要准备取暖的煤和引火的草，储存过冬的秋菜。糖厂的工人大部分来自农村，除了上下班，生活的习惯和郊区差不多。家家户户都腌酸菜，下大酱，养鸡、鸭、羊、狗、兔子，院子里有菜窖和草垛。会过日子的人为了省钱，一般做饭、烧炕都烧柴火，尽量少买煤和木柴。休息的时候就去菜社“扫秋尾”，骑着自行车遛土豆、捡菜叶，准备猪呀鸡呀冬天吃的东西，忙得团团转。家长腾不出工夫搂草打柴，这样的活计就会落在家里大一点的男孩子身上。
白土地的家长大多都不大关心政治，只关心自己的生活，很少给孩子灌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劳苦大众的理想。心里都明镜似的，那是放空炮，不能当饭吃，正像毛泽东诗词里写的：“不须放屁。”老师说的肯定是违心话，自己没去过外国怎么知道外国人生活什么样子？他放的空炮连学生都将信将疑，家长们就更当耳旁风了。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来会打洞，命八尺求不得一丈。孩子没病没灾，别变成流氓歹徒杀人放火，算祖上积了阴德。若能替大人分担点家务活，就是个有出息的孩子，街坊邻居会觉得非常高兴，赞不绝口：“你看老谁家的孩子多能干，快赶上他爸啦！”至于文化，白土地人从没费过脑筋，长得膀大腰圆不受欺负，找个好工作是最大的理想。如今造反派都以大老粗自居，没文化为荣，到处批判“知识越多越反动”，要那玩意儿有什么用？读大半辈子书还得戴高帽游街，挨批挨揍，一个顶一脑袋高粱花子的农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照样吃得饱喝得足么！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彬子和铁南他们没时间玩耍，每天拿着耙子和大绳去江边搂草，比赛如何吃苦耐劳，从初秋一直搂到秋末。我还不懂得搂草的重要，生活的艰难，觉得日子过得真没意思。文化大革命没开始前，春秋天傍晚大人们都出来散步，年轻职工打打篮球、踢踢足球，我还能在场边看看消磨时间。碰到球滚出场外跑过去踢上一脚，或者双手做“端尿盆”状投个篮。一开展运动全没戏了，几乎没有什么娱乐，好像体育运动也是“封、资、修”现象，人们只能一心一意投身于革命大批判，反之就是游离于革命队伍的落后分子。
糖厂大院内的生活习惯在悄悄变，没人散步，没人跑步，没人打球，连坐在街头闲聊天、下棋的人都没有了。大都和我母亲一样憋在家里无声无息，很少外出走动。过去熟人在路上碰到打招呼“吃了没有？”对方会说吃了或者没吃。现在遇见张口闭口“斗私批修”，“造反有理”。不管你是什么人，造反派都要求必须加入到大批判、大揭发和大检举的行列中来，天天揭发，月月揭发，年年揭发，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已遭到彻底破坏。夫妻之间，父子之间也要相互防备，把真话留在肚子里，满嘴说假话。人心隔肚皮，谁知道你是好人坏人，哪句话没当心说走了嘴，说不定马上有人打小报告，贴出大字报。轻则叫你吃不了兜着走，重则揪出示众打入鬼队劳动改造。总之，人人自危，防不胜防，就连贪玩的孩子都活得真累。我感到孤单，前所未有的孤单，一点没有心情，我也不想在令人不快的事情上费心思。
冬天很快就要来临，我忙着和母亲往家运木柴和秋菜。一百公斤木柴没难着我们，娘俩轻松地就从木材公司运回来。分秋菜时倒难得够呛，造反派也要用手推车，理所当然轮不到我们。母亲无法借到手推车，只得领着三个孩子把秋菜背回家。
糖厂准备开机了，铁道专用线上开来一列列货车，卸下大批甜菜疙瘩。夏天的菜地复原成甜菜储存场，大垛大垛的甜菜堆满铁道两旁。我们全家人总动员，拿着麻袋、口袋和土篮穿过甜菜垛去背秋菜。制糖车间的铁道线旁挤满领秋菜的职工家属，人们从一节节火车皮里卸下大堆的土豆、白菜、大萝卜、胡萝卜、大葱。秋菜是预订的，职工家属按人头分，每人土豆五百公斤，白菜二百公斤，胡萝卜五十公斤。你家不够吃，也可以从外面买，厂里不管。我们家有自种的白菜、大葱，只预订少量的土豆和大萝卜过冬。
对我来说，运秋菜是个苦差事，五百公斤土豆，四百公斤大萝卜，足足搬运了一个下午。母亲扛起半麻袋土豆走在前面，我扛大半面袋萝卜紧随其后，姐姐拐着土篮亦步亦趋，妹妹留下看堆。众目睽睽之下，一家人走马灯似地来回穿梭。流点儿汗不算什么，但我在男孩子的眼光里看出鄙夷，于平静中常有不平静之感。关键我像样板戏《红色娘子军》中的洪长青，一举一动都和女人在一起，是个“名副其实的党代表”，绝对自惭形秽。这种想法使我难为情，提不起精神来，我想姐姐要是个男孩该多好，我有个哥哥，别的孩子就不会再讥笑我整天混在女人堆里，也好有干活和玩的伙伴，可惜哥哥不在身边！
问题不止这么简单，那时我还不懂得，即使同父异母哥哥在身边，他们也会因为母亲而远离我。

二

糖厂学校第二批串联的红卫兵三三两两返回来了，大院内再次掀起革命的狂澜。
据说他们回来的原因是中央发现全国的经济危在旦夕，各基层单位再也无法应付白乘车、白吃、白住、白玩的压力。向大串联的红卫兵发出呼吁：“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高年级的同学发牢骚：“按照原计划，我们才逛一半地方，还没玩够呢！”觉得大亏特亏，后悔没和第一批出去的人那样抓紧时机捡个大便宜。我暗暗高兴：“活该倒霉，人心不足蛇吞象，我这样的孩子连出去都不可能，跟谁发牢骚！”事实证明我高兴错了，最好他们永远串联，永远在外面游山逛水，起码我们少受点折磨。
第二批串联回来的红卫兵比第一批神气，男女生头顶的“军帽”上多了颗自制的红五星，胸前戴的毛 像章也明显增大，明显精美，不像头一批纪念章那样形状单一，基本上都是圆形的，又不那么“土气”。第二批纪念章花样繁多，材质优良，制作考究，长的方的扁的三角的什么形状都有，不单有铝的，还有陶瓷的，小的似纽扣，大的如茶盘。更令我羡慕的是，有的同学每去一个地方都带回一枚纪念章。有韶山纪念，上海“一大”纪念，“南昌起义”纪念，“遵义会议”纪念，“万里长征”纪念，天安门纪念。我特别喜欢那枚“南湖红船”陶瓷纪念章，大海航行靠舵手，一艘红船在乘风破浪前进，毛 掐腰站在船头，领导中国历史从胜利走向胜利。这枚纪念章白里透明，夜晚还闪闪发光，真是神奇极啦！
让我有幸欣赏纪念章的朋久，指着毛 像考我：“他是什么人？”
“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舵手。”
我不假思索道，报纸广播里除这个没有别的（我说的也并非是自己的信念，而是从外面加诸于我的思想），还能答不上来么。
“不对。”
“我忘了，还有伟大的统帅。”
“还有呢？”他不耐烦了。
“无产阶级革命家，红卫兵总司令。”
“笨蛋。”
“我，我……”
我想了半天，也没有再想出什么。
“你什么你，说你是个狗崽子，真是狗崽子，毛 是咱们的大救星啊！”
我碰了一鼻子灰，这一惊非同小可，瞅朋久半天。于是他走了，不想再说下去。按照常理世界之大，人不可能什么都知道，生活中也常有事与愿违的情况。我还是惊讶不已，苦恼不堪，自己怎么就没想到这个？我不敢轻易和别的孩子玩了，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孩子们总是以挑衅的目光盯着我，动不动就提醒我的身份，压制我所追求的自由，否定我要求成长的正常愿望，对我的自尊是莫大打击。我必须具备极大的勇气和坚强的性格，才能战胜被抛弃、被孤立、被冷漠、被歧视的生活，否则早该垮掉了。
“你呀，于瘦子，”有些人眼睛瞧着天上，半开玩笑说。“是红皮萝卜，外红里白，糠的！”
“你恰恰说错了，”我玩起幽默，装出的笑比哭还难看。“我呀，是白皮萝卜，皮白心红，脆的。”
微笑的脸沉下来，对方恼了：
“一边去吧，你是个什么东西不知道，狗崽子！”
依我过去的性子，准会面红耳赤争论一番，这当然只能使我自己伤神，现在却唯有保持沉默。我要反驳：“你才是狗崽子呢！”立即会遭到群起而攻之，成为众矢之的，我不止一次尝到这方面的不愉快。朋久哪壶不开提哪壶，我生怕他揭发我连毛 是大救星都不知道，终日惶惶然。他事后又笑嘻嘻地不记前嫌了，这当然是句玩笑话。我还是觉得自己真笨，天天唱《东方红》，怎么把这句最重要的话忘了？“他为我们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我也虔诚地相信这一点，觉得毛 真和《东方红》唱得那样是星辰。从没有想到过他也拉屎、撒尿、吃东西、擤鼻涕；更没有想到他也娶妻生子，和朋友吵架，有一天会永远离我们而去，也是要死的普通人（在当时那种形势下，这是一种掉脑袋的想法，会招来杀身之祸）。要不，他的像章怎么会夜里熠熠生辉呢？转过来一想又觉困惑。“他为我们谋幸福”，“我们”是谁？有我和母亲么？她失去丈夫，活得艰难，我处处受牵连和歧视，连红卫兵都入不了。既然是大救星就快快解救我的母亲，别让她再戴高帽挨批斗了！我痛苦地思索着，竭力说服自己事情不是这样，是不是自己弄错了？
事实终归是事实，我的内心感受绝对骗不了自己，大救星非但不解救我们，还让我们日夜不得安宁。

三

第二批红卫兵串联学回来的第一个经验：向毛 “敬献忠心”。他们用铁板制成一个一间平房大的“忠”字，竖立在糖厂东大门上，表明全厂学生、职工无限忠于毛 。
几天之内，办公室的门上、窗上、办公桌上，贴满大大小小的“忠”字，楼房墙壁上也用红油漆刷满“忠”字。混乱在继续，连大家平常用的东西，如茶缸、脸盆、牙具这样的盥洗用品，和被套、毛巾、手帕等纺织品，也都被喷上“忠”字或印上毛 语录。大院里的家家户户竞相效仿，都怕被视为落后分子，用红纸剪成的忠心或忠字，像窗花一样贴满屋里屋外的窗户，甚至衣服上也绣上忠心。唯有走资派的家里不许贴忠字，必须在大门贴上一颗黑心，表明你是阶级敌人。若不主动给自己贴上黑心，造反派就会给你家门板贴上黑心。这算什么，一点道理不讲，我没黑心呀！我想出个抵制的办法，在门上贴一幅毛 像，这下子治住了他们，谁也不敢胆大包天在领袖周围贴黑心，否则就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有些走资派家的孩子也效法我，搞得来贴黑心的人憋气加窝火，又不好说什么，只得灰溜溜走人。
然而好景不长。造反派头头和红卫兵大权在握，绝不甘心栽在我的小聪明里，这样的日子也不可能永远继续下去。他们觉得自尊心受了损害，马上想出报复的办法。紧急集合起鬼队，勒令走资派们胸前背后缝块白布，监狱里的犯人一样用毛笔划上黑心，无论家里家外都不准摘下。枪杆子里出政权，拳头下定是非。这一招儿够绝的，牛鬼蛇神统统变成牵线木偶，找块白布画上黑心戴在胸前背后。没有亲身经历的人，不可想象，犹如当年纳粹占领区犹太人胸前佩带的黄星。我为母亲难过，她做了两颗黑心，像扑克牌上的黑桃皇后一样别在胸前背后。出去打扫厕所时，红卫兵仍觉得黑心太小，痛打她一顿，将整个后背都用墨水画成黑心。美其名曰：“这叫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扒了你孙志刚的皮，认出你的骨头，走哪儿都跑不了！”
久而久之，母亲戴着黑心上下班也无所谓了，很多人指指点点，她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虱子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母亲自嘲道。习惯成自然，就像打扫厕所，久闻不知其臭了。总之，情况还不算太糟，至少眼下是这样。我脸上讪讪的，母亲你哪怕暂时躲一阵子也好，何必硬挺着。但是母亲从没想到过逃跑，也可能是为了生存不得不这样做，我在她的脸上找不到一点生气的模样，真不知道她是神经麻木还是没了感觉？我想不出来，只觉内心里难受、窝囊，而且一点也不能理解。后来我问母亲为什么造反派卸磨杀驴，那么令人心寒齿冷，你却没想和梁师傅那样一走了之？
母亲沉默了很久，给我一个终生都悲哀的答案。
“天是共产党的天，地是解放区的地，你往哪儿跑？”她说，“走资派不是资本家，家里一点儿底子都没有，我们是战争中走过来的人，除了打仗没别的本事。再说我们岁数大了，谁愿意找麻烦，就是跑，也没有年轻人的闯劲儿了，一切重头开始谈何容易，要是那样的话，靠什么活命？不管怎么苦苦熬着，国家还发一份糊口的工资，养活你们三个孩子。从那时我就发狠，只要我有一口气，就再不能让你们当‘万金油’干部，说什么也得学门活命的手艺！”
我知道“万金油”是一种抹上去凉飕飕的药膏，头疼脑热，蚊虫叮咬什么病都治，什么病也治不了。问：
“那你怎么能当学校支部书记呢？”
“党让我干啥就干啥，‘上传下达’，照本宣科谁不会。”
“没那么简单吧，”我认为母亲是误人子弟，“一个教育工作者，自己不懂怎么教育孩子？”
“我们是基层管理干部，”母亲站起身，在屋里走着，又重新在写字台旁坐下，认真地说。“当初土八路接管城市，哪来那么多人才，大部分高文化的知识分子都吓跑了，共产党只能挖掘自己内部的潜力，在干中学，在学中干。我就算有点儿文化的党员，是师范毕业生，不管怎么说，你打下政权也不会拱手交给别人。”
母亲的解释不无道理，那是一个没有隐私，没有尊严，没有人权和法制的年代。由于对党的忠诚，由于潜在的求生本能，由于没有单独的立场而缺乏进行斗争的精神支柱，谁都不想看清自己的真实面目。一辈子养成的服从作风根深蒂固，除了一声不吭俯首屈服，没有一点儿别的办法。但造反派把我打成小反革命分子，母亲你为什么不让一个孩子大杖则走？人生有时候是多么奇怪，多么无情，起码弃学也不失权宜之计。我没有工资，凭什么也和你一样硬挺着挨批挨斗，劳动改造？这又是谁让你“上传下达”的？
我对他们那一代人真不可思议！

四

北京是中国的心脏，心脏的跳动连着每一个中国人的脉搏。
无论糖厂的造反派还是走资派，都时刻关注着北京的声音，揣度着自己的前途和命运。
很明显，造反派和走资派希望的中央精神大相径庭。
特别那些刚刚掌权的造反派头头，他们不仅对亲属，而且对本人也隐藏起自己的内心状态，无不希望文化大革命进行得越久越好，以巩固他们的既得利益。这些人砸烂了过去的权力机构，让走资派声名狼藉，其实内心也都在打鼓，害怕有朝一日走资派翻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往往运动一完，便让他们遭受与自己的牺牲者同样的命运，一夜之间沦为阶下囚。所以干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不思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反而上面一有精神就兴风作浪。走资派们也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一有最新指示发表，虽不许乱说乱动，还是偷偷奔走相告，希望能导致某种转机，工作生活恢复正常，鼓励对方和自己千万挺住。他们都一直在等待和企求这个日子到来，坚信共产党的天下乱不了，造反派多行不义必自毙。有一句老话说得好：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害人到头来必害自己。”
必须思考的是，一个关于人的本性的问题：这个时期大众包括走资派暴露出的最令人吃惊的特点之一，就是盲从。既然集权主义社会体制的超暴力已经彻底摧垮了人的独立思维，那么这种盲从，或者说自我保全，就会表现在良心的一次又一次的妥协之中，从而使我们基本上丧失了固有的对自由的向往。母亲之所以忍辱负重，以“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心态支撑自己，任造反派摧残折磨。她坚信不管什么事情都有终止的时候，文化大革命也和其他运动一样不出一年便会结束，她当然会渡过这个难关，一阵狂风骤雨滚过便是风和日丽，她很快就能站出来说真话（只不过，随着时日的消逝，她的这种自信非但没有增加，反而越来越减弱了）。要知道，有许多走资派的处境还要糟糕。”她说，“咱们至少还发工资，有粗茶淡饭吃，有遮风挡雨的窝住。好比前面的人骑马，咱们骑驴，回头看看还有光脚走的。知足者常乐！”
事物和行为总因观察方面不同而显出截然不同的面貌。
我听完愈发糊涂了，母亲你已经被整到家破人亡的悲惨境地，还有什么可乐的呢？
北京传来的消息令造反派扬眉吐气，他们唯恐天下不乱，大造“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舆论，乱中夺权，乱中取胜，最终“乱了敌人，好了我们”！母亲的神情愈发茫然，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何止是茫然，已经变成深深的忧伤。继彭真、罗瑞卿、杨尚昆、陆定一等人之后，又有一大批国家领导人被揪出来。阶级斗争不断升温，一片昏天黑地。毛 的亲密战友林彪，提出“毛 的话，句句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一跃成为国家副 ，军队副统帅。在各级造反大会上，由原来敬祝毛 万寿无疆，到现在的敬祝林副 身体健康。
糖厂俱乐部的大喇叭又播出新内容，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一举将旧十七年统治文化领域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撵下舞台，亮出“文革”胜利的伟大成果。她亲手抓的革命现代样板戏有《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杜鹃山》《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广播里除了播新闻和转播现场批判大会实况，差不多天天放样板戏唱段。一时间，糖厂的职工家属都成了传播新生事物的干将，大人孩子都能唱几句：
“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
我当然也不例外，也能哼哼几句：
“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