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白土地》第四部 腥风血雨 第一章 邻居们


一

1967年大年三十傍晚，我和母亲风尘仆仆地赶回家里。
窗外飘着鹅毛大雪，北风怒号，严寒刺骨。除夕之夜，糖厂大院家家户户贴着春联，鞭炮响个不停。人家都说，瑞雪兆丰年是难得的好开端，我们的家里却冷冷清清。姐姐妹妹为了省煤不烧火墙只烧炕，家里冷如冰窖，四壁冻满霜花，风在门缝里嘘嘘叫着，玻璃结上一层薄薄的冰，外面的积雪堆得比窗子高。姐俩蜷缩在被窝里不敢出门，头上包着围巾，嘴上戴着大口罩，只露出眼睛躺在炕上取暖，依然冷得要命。碗架上空空如也，甚至都没准备过年包饺子的肉。她们手里没有钱，连吃的饭都是东家一碗、西家一口送的，哪里置办得起年货。母亲搁下旅行包，生起炉子，打开地窖取出两棵白菜，忙活着放下面板和面，擀饺子皮，剁饺子馅。再穷也得过大年呀，她要给我们包一顿素馅饺子吃。
炉膛里的煤块燃烧起来，室内升起热气，有人敲门了。
吕大姨和蒋姨两家人披着一身雪花推门而进，身上全被融化的雪弄湿了，送来猪肉酸菜馅饺子、黏豆包、冻梨和瓜子。我们的家里顿时显得拥挤热闹，充满了人间的温暖和欢乐。
“孙老妹，我们给你拜年来啦。”吕大姨夫掸着身上的雪花，一进门就乐呵呵说。“欢不欢迎，不欢迎我们就回去。”
“请还请不到呢，快上炕坐，炕里面热乎。”母亲赶快打开炉盖又加了锹煤，让火烧得更旺些。炉膛里的火舌直往上蹿，发出隆隆的响声，天花板上映出一圈摇摇曳曳的光晕。
一铺大炕坐得满满的，炕上炕下都是人。蒋姨家的柱子、小丫、三磨、小子和我们家三个孩子挤在炕里面，大人们有的坐炕头，有的坐椅子。母亲介绍着治病的情况，一边给大大小小的客人沏茶，忙得不亦乐乎。
“小艾平的病好了就好，没打坏就是万幸。”吕大姨嘴角叼着支烟卷，盘腿坐在炕中间说。“孙老妹，你还愁啥，过年了，该笑。愁一愁，白了头，笑一笑，十年少。”
母亲搬个小板凳，笑了笑，坐在大家的对面：
“吕嫂，我能笑起来吗，往后的日子还不知怎么过呢！”
“孙姐，俺没文化，不会讲大道理。”蒋姨抽着鼻孔说，“俺从小没有妈，就知道一个理儿，俺那个爹既当爹又当妈，难是难点儿，不也把俺们几个小屎孩子拉扯大了，一咬牙就挺过去啦！”
“老蒋家，这话说得在理。”吕大姨夫坐在炕边上，两手按着炕沿，双腿搭拉在炕前，不紧不慢接上道。“你看我都得癌了，明摆着是个活着的死人，还活一天是一天呢。愁有什么用，不如该吃就吃，该喝就喝，活个样子给他们看看，人生在世，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于厂长在的时候，对我们老工人都不错，可他是厂领导整天忙，我们都不好意思到家串门。以后咱们就常来常往，有困难只管说，大家能帮就帮。”
“是啊，我家老头子说得没错，”吕大姨的嘴里喷出一串烟圈，“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哎，孙老妹，你咋不说话？”
“我不是不说，”母亲说，“是不知怎么感激你们，体谅我们孤儿寡母的难处。”
“感激个啥，难也得过，不难也得过。”蒋姨甩把清鼻涕，抬起一只脚抹在鞋底上。“就跟老娘们儿生孩子一样，别人都觉得难，难个屁，俺从没当回事，没等使出拉泡屎的劲儿，孩子就掉出来了。”
“你家生孩子像拉屎呀，”吕大姨瞪了她一眼，“有小孩子在，说着说着就下道！”
蒋姨大大咧咧辩解道：“俺说过不会说话么。”
“孩子们，别光听大人唠嗑，”蒋叔叔憨憨地笑着，挪动一下身子，把冻梨和瓜子推向炕里。“吃，吃，孩子们。”
蒋姨的大儿子柱子拿起个最大的冻梨，被蒋姨一巴掌打掉：
“去，不许吃，给小艾平的，他有病。”
蒋叔叔火了，回手给了蒋姨一巴掌：
“你干什么都行，就是打孩子不行！”
“一人多，你就长脸，”蒋姨脸红脖子粗地连连回击，“看你敢打我，反啦反啦！”
蒋叔叔满脸陪笑，撇开两腿，抬起胳膊挡着并不还手，任蒋姨打个不停。最小的女孩三磨不知道这是闹着玩，见母亲打父亲，小脸一仰哭开了。吕大姨夫一屁股坐在他们中间，隔开两口子道：
“行啦，吓着孩子，大过年的，谁愿吃啥就吃啥呗！”
三磨仍旧咧着嘴巴哭，蒋姨真冒火了，气得把脸扭作一团，抹开眼泪和大鼻涕。搞得母亲束手无策，劝也不是，不劝也不是。吕大姨拍着自己的脑门岔开话头，咳嗽着说：“你们不说吃我差点儿忘了，看这脑子！”她走出外屋端进一个小盆，变戏法似地拿出一大把冰棍。“来呀孩子们，过年了，大姨一人送你们两根冰棍吃。”
孩子们拍着巴掌欢呼：“啊，奶油冰棍！”
人人都笑起来。吕大姨夫又拿出几个二踢脚，一挂鞭炮，到外面放起鞭炮，我家院里的爆竹声和糖厂大院的响声连成一片，火树银花将窗户都映红了。母亲强作笑颜，而且没有哪次欢笑是不含有泪水的，拿出父亲留下的茅台酒招待大家，暂时忘却无尽的烦恼。父亲过去一买酒就成箱搬回家，像东北人一到冬天就买回半扇猪，一直吃到解冻时一样。父亲去了，家里没人喝酒，还有大半箱茅台摆在写字台底下。火苗在炉膛里旋舞着，屋里烟雾弥漫。大家吃过饺子、黏豆包，孩子们啃化开的冻梨，嗑香喷喷的瓜子。大人们讲着逗人的笑话，抽起卷烟喷云吐雾。我们就这样一起度过了第一个没有父亲的苦难的春节！

二

吕大姨和蒋姨从此成为常客，和我家的关系最“铁”。
三家之间有什么好吃的东西，比如鱼呀肉呀饺子呀，都端着小盆送去尝个鲜。经常你送我一碗米，我送你一瓢面。吕大姨和蒋姨在外面碰到母亲，怕人家说划不清界限，总是装作陌生的样子遮人耳目，其实心里都有一盆火，对我们充满同情和怜悯。因此，应该如何跟母亲继续来往，又不至于引起人家过分注意，招来非议，这真使他们伤透了脑筋。可世间没有不透风的墙，索性任人说三道四不在乎了。在我的印象中，蒋姨三十多岁时干瘦干瘦，佝偻着水蛇腰，小眼睛一眯缝就没了。她不识字，连自己的姓名都不会写，整天骂骂咧咧，心里想什么嘴上就说什么，是个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人一着急就流清鼻涕，鼻孔下面像挂着一条蚯蚓。丈夫蒋文双是制糖工，多年的省、市劳动模范，老实巴交的一杠子压不出个屁，他为人诚实，勤勉而又节俭，家里家外就知道埋头干活。按东北的习惯，我该称蒋叔叔的妻子为蒋婶，可蒋婶娘家也姓孙，跟母亲同姓，所以让我们叫她蒋姨。
吕大姨夫在锅炉车间工作，是厂里为数不多的八级工，技术大拿。他脾气暴躁，因为老婆不能生儿育女动辄发火，经常打得吕大姨鼻青脸肿。一年前吕大姨夫患了直肠癌，去北京做过割去整个肛门的大手术，腰间接个漏管挂上屎袋子，医生说他顶多只有一年的活头。吕大姨是个半老徐娘，个儿不高不矮，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会说话，五十多岁的人，虽历经岁月的沧桑依然别有一番风韵。他们老两口特别喜欢我，总拿出好东西给我吃，并多次跟母亲说要认我做干儿子。吕大姨整天烟不离嘴，说话间哧地吐出一口黏痰，又远又准射向墙角。我模仿她的样子吐过几次，唾沫又短又散，一点准头也没有。吕大姨有气管炎，吐的是和平常人不一样的黏痰，且是杆七八岁就吸烟的“老烟枪”，我岂能是对手。不过烟吸多了坏处不少，吕大姨一咳嗽就没完没了，不断捶打着胸口，人没进屋咳嗽声就到了。“这都是气管不好闹的毛病，”她说，“小孩子家可千万别学抽烟，除了咳嗽没一点儿好处！”
这里我也要说说邻居老王电工一家人。
老王家是山东黄县人，与母亲同是胶东半岛的老乡，讲一口地道胶东话。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人不亲土亲，乡音也亲。老王老婆同情母亲的遭遇，我挨打后经常来看我，一来二去两家人常来常往。老王家大儿子与我同班，他总想当班干部却总当不上，大家都叫他王官迷。那时候王官迷和我关系密切，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没事就泡在我家，两眼骨碌碌转个不停，对我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我万万没想到王官迷是一颗隐藏在身边的定时炸弹，日后他靠整我一手制造出“反标事件”，颠倒黑白，大打出手，竭尽卑鄙无耻之手段爬上糖厂子弟学校红卫兵总部头头的宝座。
按理说不管什么朝代，有个把混水摸鱼的人不足为奇，世界大了什么人没有，林子大了什么鸟没有？你想积极要求进步没错，那要靠自己的真才实学，一肚子屎半肚子屁，靠投机取巧踩着人家的肩膀往上爬，善恶到头终有报。这不是我说的，是老辈子的经验之谈。我这一生原谅过许多人，甚至是拔刀相见的人，因为他们骨子里是好人，只不过是一时冲动，从没想靠整倒别人抬高自己。我感到切肤之痛的是王官迷批判我时竭尽能事，说我将抱着花冈岩的脑袋去见上帝，是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他永远把我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1969年初中毕业，同学们都写下血书坚决响应毛 的号召上山下乡了，而我是走资派的狗崽子，连农场都不肯接收。借用“文革”中的一句流行话：“忠不忠，看行动”，王官迷关键时刻原形毕露，借口有“关节炎”留在齐齐哈尔的一家大型机床厂。
时至今日，我都无法克制对他的反感，一直在琢磨是什么动机促使他对我产生如此大的仇恨？我们都是孩子，本来没有一点儿恩怨利害呀。可能是某个历史阶段的一种流行病，一种使人心灵空虚最终导致残忍的嫉妒心理在作怪，皆因我是厂长的“公子”，必置于死地而后快。也许，这种罪恶的属性最初就潜伏在他的心中，只是没有机会释放出来。事实证明，王官迷不过是把运动当作一个向上爬的机会，造反的目的是实现自己的私心而已。
春节期间，彬子、春节和朋久来我家玩时说，在我和母亲去北京看病期间，学校广大富有正义感的学生召开过批判邹少将的大会，他们都参加了。会上，大家愤怒批判邹少将打人的暴行，要他作出深刻检讨，糖厂职工也贴出大字报声援学生们的行动，不许造反派打人，不许红卫兵欺负无辜的孩子。这本来是“文革”中最正确的行动，是人性的觉醒和复苏，是糖厂广大群众自觉抵制错误路线的萌芽。但造反派却跳出来干涉说，这是阶级敌人企图转移糖厂“文革”运动的大方向，勒令学生偃旗息鼓。造反派大权在握，终于运用威胁利诱等手段，将学生和职工的正义呼声扼杀在襁褓之中。从此以后，有良知的人噤若寒蝉，不管发生多少骇人听闻的事件，再没有人敢挺身而出说一句公道话了。
大年初五，造反派即通知母亲去厂办公室报到。
斜眼对母亲大发雷霆，指责我们竟敢以跳楼威胁造反派，并宣布厂里的决定，立即扣她一半工资偿还看病的费用。母亲据理力争，应该让打人凶手担负这笔费用，你们扣了工资，我们一家人怎么活？斜眼说我管不着你家的事，是死是活你自己想办法，我们早就警告过你一切后果自负，再“无理取闹”准没好果子吃。末了，为报复我们，他又向母亲宣布了另一项决定，勒令我们从现有的房子里搬进更小的房子去住，如不执行决定，革命造反派绝不心慈手软。母亲无奈，找邹少将的父亲要求赔偿医药费用，继续给我治病。老邹家已了解到厂里的态度，何况舆论又被压制下去，便硬起腰板耍开无赖，对我们的要求置之不理。母亲欲哭无泪，只得咬碎牙齿往肚子里咽，那年月让人到哪里去讲理，墙倒众人推，鼓破万人捶。谁让她是走资派呢，最后只得不了了之。

三

春节过后，形势急转直下，在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操纵下，北京十余万学生走上长安街游行示威，反击“二月逆流”。全国各地风起云涌，掀起革命大批判狂潮，齐齐哈尔的走资派又被扣上一顶新的帽子，“二月逆流分子”。起因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党内一些元老对文化大革命政策产生不满情绪，大闹京西宾馆。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同志，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政治生活会，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的罪名围攻这些老同志。与此同时，江青一伙在社会上也掀起大规模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要求广大革命群众，“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定不移地紧跟我们伟大领袖毛 ，紧跟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紧跟以毛 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跟以毛 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尽管风马牛不相及，党委书记冯燕川照例又是糖厂“二月逆流”的黑司令，大大小小的牛鬼蛇神依次排队，都变成“二月逆流”的黑干将、黑爪牙，轮番受到批斗。造反派正好找到借口报复我们，母亲又变作学校“二月逆流”首要分子，天天受到大会批判，“小会帮助”。
我佩服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整人的手段，简直登峰造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并隔一段时间花样翻新。那些研究出整治走资派新招儿的人，大多都可以荣获“发明创造奖”，申请到“专利”。但他们既没思想又缺乏智慧，生性凶顽，愚昧无知，是扶不起来的阿斗，难登大雅之堂。我只能封他们为“阶级斗争专家”，唯一赐予个别人的最高荣誉是“刽子手”，什么拳打、脚踢、皮鞭、棍棒、针扎、水烫、火燎、捆吊，收拾人，折磨人的的手段无师自通，无奇不有。也不知造反派从哪儿取来的“真经”，又亮出大会批判、“小会帮助”的高招儿。大会批判我屡见不鲜，无非一片打倒的吼声再加上拳打脚踢，人烙饼似地翻来覆去被批斗个不停，结局都是一致的。至于“小会帮助”怎么回事？我不得而知。反正走资派们一听到“小会帮助”犹如谈虎色变，脸都白了，眼都绿了，比进阎王殿还恐怖十倍。每每母亲被“小会帮助”归来，好几天晚上都不能平躺着休息，总是侧着身子睡觉，走起路来身子直打晃不说，还不断用手揉着腰和屁股。
母亲什么也不说，道出实情只会增加我们的担忧与烦恼。我问母亲什么是“二月逆流”？她想了半天也回答不上来，尴尬地说：“管它二月三月的，死猪不怕开水烫，要发生的事终究会发生，就让他们有帽子往走资派脑袋上扣吧，你不让扣也不可能！”这种精神上的麻醉或许能使人感到平静些，因为任何争辩都没有意义，也没有人给你讲理的机会。但这又是一种多么严酷而孤寂的生活，母亲必须时时面对活下去的挑战，像一只任其屠宰的羔羊一样俯首就范。我着实替糖厂的走资派冤枉，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就稀里糊涂做了靶子！
我们平时的生活更加节俭了，上顿大饼子就小白菜，下顿高粱米就大萝卜，一个月也见不到一点肉星星。我那时就吃够了粗粮，至今见到苞米面都头疼。如今的人追赶“时髦”，大谈特谈粗粮营养如何丰富，比较讲究的饭店都上“贴大饼子就小咸鱼”这道“绿色食品”。一旦朋友们热情洋溢请我品尝，我则诚惶诚恐连连作揖，因为本人从小就是吃这种“美味佳肴”长大的，早已吃伤了，别说这辈子，就是下辈子也不想再动一口。
我眼眶的青紫消褪了，视力却恢复得很慢，母亲十分着急，不断领我去市第一医院看病，继续吃药。这样，经济就更加艰难了。尽管母亲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还是省不出多少钱来。我纳闷母亲哪来的钱付药费，她每月才发一半工资呀，连养活一家人都成问题！母亲不再买成盒的“经济”烟抽了，学邻居们抽起旱烟，经常和尚打坐一样整夜的不睡觉，几乎愁白了头发。她把自己的困难、痛苦和眼泪都深深埋在肚子里，咬紧牙关忍受艰难困苦的煎熬，思索着筹钱的办法。苍白的脸上又增添几分菜色，两腮因消瘦而塌陷，眼睛下印着乌黑的阴影，经常很疲惫，行动虚弱无力，一吃完饭就上炕躺着休息。
有一次，天空飘着零星的小清雪，空气清冽寒冷。母亲上午去市里了，要我下午在第一医院门口等她。我等到母亲，发现她大冬天直冒虚汗，脸上没有一丝血色，我问她身体是不是不舒服？她说可能有点儿感冒了。我说感冒还一大早上街，母亲支支吾吾说学校有点儿事要办，我心想你早靠边站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学校还派你出来干什么事？医生检查过我的眼底，说这孩子的左眼已经明显好转，再过些日子就可望痊愈了。果然，在母亲一个多月的精心调养之下，一测视力，我的左眼视力从零点一上升到零点六。母亲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她谢过医生，喜盈盈领我走出门诊室。下楼梯去取药的时候，母亲突然身子一晃好悬没晕倒，我赶紧挽住她的胳膊，感到有些不正常，扶她在走廊的连椅上坐一会儿。
“没事，早晨没吃东西。”母亲从头上取下围巾，抹着额头的虚汗安慰我道。“你把包里的水拿出来，我喝一口就好了。”
我拿出手提包里的军用水壶摇了摇，里面还有水，拧开盖子递过去。母亲喝过水，闭上眼睛，想把虚弱挺过去。她勉强支撑着，两臂抱在胸前靠向椅背说：“我休息一下，再去取药。”
“我去吧，妈。”
“那好，钱和药方都在包里。”
常去医院，我知道怎么排队划价交款拿药，留母亲一个人坐着，她太累了，心理负担也太重，应该多休息一会儿。快排到我划价了，我打开手提包掏里面的药方，除了药方还捎带出一张市中心血站的化验单。我一惊，以为母亲拿错了药方，定睛一看化验单的落款：“献血人：孙志刚。”脑袋里轰的一声爆炸了，无怪母亲脸色苍白，原来是用卖血的钱为我看病。我看到这些，感觉到，也明白了，泪水涌出眼角，深恨自己没想到这一点，转身离开划价的窗口，找个角落平息了一会儿。我把药方和厚厚的病历统统撕烂扔进垃圾箱里，然后擦去泪水，跟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走近母亲。“拿药啦？”母亲缓了过来，把垂到脸上的头发甩到后面，围上围巾轻轻问。她很不自然，向儿子的身边靠拢一些，在勉强自己笑。我的心在流血，脸上笑着回答：“拿好了。”搀起母亲步履沉重地走向医院大门口。外面刮着刺骨的寒风，雪已经下了几个小时，积得并不厚，却在路面冻硬了。阴沉沉的天空像灌满了铅块，而比天空更沉重的是我们的心。
母亲无泪。
我流泪了。
回到家里，母亲翻起手提包里的化验单，唯独没发现我的药方和病历本，什么都清楚了。母亲望着我一句话都没说，娘俩心照不宣，她再做错什么似地低声央求我上医院，我坚决地予以拒绝。我知道这样不对，但是没有办法，自己给自己找了许多理由，从此也再不想吃什么药了。
我至今也不知道自己左眼的视力，究竟恢复到什么程度。

四

回想起来，我们一家人蝼蚁般活着，苟且偷生，日子过得清贫，但苦中也有欢乐。
春节家的娃哩一朝分娩，生下两个小狗崽。春节抱着没满月的小狗送到我家，母亲遵守诺言收下狗崽子，这下子可乐坏了我。小狗崽长着一身稀疏的灰毛，肉球一样满地乱爬，两只大眼睛里闪着哀怨的光，冷得发抖。我在炕沿下用草絮个窝，不管有什么好东西都省给小狗崽吃，可它连看都不看一眼面前的食物，一天到晚叫个不停。母亲说小狗崽想妈妈，叫几天就好了。她熬碗苞米面粥，拌上白糖，一勺一勺喂起狗崽。慢慢地，它不再叫了，一睡醒就缠着我要东西吃。姐姐不喜欢小狗崽，嫌它随地大小便，有味。母亲说得先给小狗崽起个名字，训练它自觉到外面上厕所，我想出好多名字都觉不合适，母亲一锤定音道：“看这小玩意儿虎头虎脑的，就叫它虎子吧。”我有了这个小伙伴，待在家里也不寂寞了。虎子很快忘记自己的母亲，成为我们家中不可或缺的一员，给了我多少欢乐。它一会儿从里屋跑到外屋，一会儿又从外屋跑进里屋，跟我亦步亦趋，形影不离。我非常疼爱它，一有空儿就教它翻跟头、打滚，抬起两只前爪合在一起作揖。虎子学不好，笨头笨脑乱滚乱翻，回头叼着自己的尾巴满地转圈，滑稽极啦。
我梦想虎子长大了，变得比谁家的狗都棒，能苏联猎狗那样到野外打猎叼野鸭子，寄予无限的希望。这种感觉一天天在增强，可是人不可能理解所有的事物，我错了，虎子既有母系高贵的血统，又有父系野性的血统，根本不会打猎。有一回我把虎子领出门外，让它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大雪覆盖着院子，四周一片洁白，阳光刺得虎子眯起眼睛，它试探着用爪子抓抓冰雪，扇着耳朵夹着尾巴尖叫一声缩进屋来，怎么哄都不出去了。母亲不许我领虎子到外面玩，说它还小会冻坏的。这可倒好，它白天晚上都窝在家里，很少出去走动，或者趴在炕头上睡大觉，或者侧起耳朵听吕大姨、蒋姨和母亲唠家长里短。
我懂得东北人“穷欢乐”的意义了，所谓的幸福也并非取决于自己富有的程度，而是取决于心与心的关系和他们的生活观。一般老百姓家里没有广播，没有电视，只能偶尔去俱乐部看看毛泽东思想文艺队演出，文化沙漠一样单调乏味。尽管生活清贫得勉强填饱肚子，仍旧以自己的方式苦中求乐，打发一天又一天无聊的时光。处得来的邻居，晚上相互串门唠嗑是最大的享受和乐趣，要不怎么说是穷欢乐呢。大人们屁股沉，常常谈得兴致勃勃，以至于忘了时间，一坐一个晚上，净唠些东家长、西家短，三只蛤蟆七只眼的闲事。
我只知道吕大姨是从拉哈镇来齐齐哈尔的，老家有六七个弟弟妹妹，她从不谈自己的身世，也不谈父母。而吕大姨夫是个横草不捏，竖草不拿，酱油瓶倒了都不扶的“大老爷”，家里家外全靠吕大姨一个人忙活。吕大姨干起活来一阵风，有男人气魄，有谁惹恼了她，厉害起来绝不饶人。有一次吕大姨和斜眼的老婆吵架，她可不惯着什么造反派不造反派家属，揪住斜眼老婆的头发压在身下，一顿连掐带打，好长时间都不让她起来……母亲知道吕大姨当过妓女，对此讳莫如深，从不触及她的伤疤。母亲是聪明人，为什么要伤人家呢，自己的伤心事就够多的了。吕大姨却是个乐天派，讲起故事妙趣横生，我特别喜欢听她讲民间的笑话。例如大家都坐在炕头上唠家常，突然有人放个屁，搞得我们很尴尬，笑也不是不笑也不是，吕大姨马上会接上个笑话圆场，绘声绘色道：
“有一个屯子里的汉子办喜宴娶新媳妇，乡亲们抬着花轿吹吹打打走近新郎家。新媳妇的婆婆迎出门来抬头见喜，给看热闹的孩子们发喜糖，请亲朋好友们喝喜酒，让所有的来宾都欢天喜地。这时候新媳妇想放屁，当着众人又不好意思放，只得使劲儿憋着。等新郎官从花轿里扶出新娘子，婆婆赶过去送上见面礼，新媳妇一高兴，肚里的屁没憋住，噗的一声放出来，周围人都傻眼了。婆婆嫌放屁不吉利，随机应变打起哈哈：
“‘新媳妇放一个屁，又有房子又有地’。
“这一来新媳妇觉得没事了，马上放出第二个屁。婆婆皱起眉头，用手指抠了抠鼻孔，心里说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头一个屁我给你圆过去不就得了，又来一个，真他娘晦气！婆婆心里生气，嘴上还是打着哈哈：
“‘新媳妇放两个屁，又生儿来又生女。’
“新媳妇一听乐开了花，根本就没觉出婆婆话里的分量，接着放出一串连珠屁。这下可气坏了婆婆，一阵笑声过后，她拍着大腿，冲着新媳妇没好气地骂：
“‘不好，这小妖精要拉，真臭不要脸，快把她给我撵出去！’”

卷一 《白土地》第四部 腥风血雨 第二章 换 房


一


我的蒋姨生在农村，生活经历简单，从小没娘，十七岁那年爹早早就把她许配给老蒋家。蒋姨说，过门前从没见过蒋叔叔长什么样儿，只知道男方家里穷，是贫雇农、烈属，有一个老婆婆守着小儿子过日子。蒋姨心里直犯嘀咕：“穷倒不算什么，人好，别缺鼻子少眼就行。”直到新婚之际，蒋叔叔赶着爬犁来接她，蒋姨才发现丈夫是个比她还俊的棒小伙。每每蒋姨说到这儿，蒋叔叔就开玩笑：
“你说没见过我，我还没见过你呢，我要是不穷就娶别人去。”
“你敢？”蒋姨眼睛一瞪，抽着鼻孔里的清鼻涕说。
蒋叔叔缩起肩膀，把身子朝前坐了坐，两手交叉抱在一个膝盖上，始终笑眯眯说：
“不敢不敢！”
“给你鼻子就上脸，我跟你就算瞎眼，除了我谁还肯嫁？”
“是啊，就当我什么也没说，老婆还是自己的好！”
“好个屁，人家都说老婆是别人的好，孩子是自己的好，你就别拿好话骗自己了。”她发现自己的烟快抽没了，立即命令蒋叔叔。“去，回家取盒烟来。”
蒋姨整天坐在家里发号施令，支使丈夫东跑西颠。蒋叔叔是出了名怕老婆的“气管炎”，在大部分事情上都听从她的意见，平常总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婆把火发！”当真回去取来一盒“经济”烟，每个大人发了一支。蒋姨仍不完事，又埋怨他没带火柴来。母亲看不下去了，劝道：“他蒋姨，快别折腾人了，我家就连盒洋火都没有吗！”蒋姨不依不饶，非逼着蒋叔叔又回去一趟取来火柴，这才乐了。母亲常说：“别看你吕大姨、蒋姨没文化，就惦记自己鼻子底下那点儿事，可她们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善良。特别是在这种情况下，真叫人又可敬又可佩！”每天晚上最后一个压轴节目，必定是母亲回忆一段战争时期的经历，让大家听得津津有味。我蜷缩在母亲的身旁，搂着虎子百听不厌，还希望她多讲一些，直到迷糊过去等串门的人散场了，母亲才叫我脱衣服睡觉。我印象最深的是母亲讲反扫荡的故事，有时候还缠着她再讲两遍。
1942年初春，日本鬼子扫荡胶东抗日根据地，对我抗日军民实施铁壁合围，反复大拉网。有一天夜晚，空中飘着雪花，母亲所在的文登师范学校和部队冲散了，学生们都被围在一座山头上。山下到处是鬼子点起的篝火，一圈又一圈包围山头，同学们有的窝在山洞里，有的趴在灌木丛中，时而有汉奸向山上喊话：“土八路，你们下来投降吧，再不投降，皇军天亮就要发起进攻啦！”有些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听了敌人的宣传，躲开大伙悄悄下山投降了。老师发给留下的学生每人一颗手榴弹，神情严峻地说：
“我们发誓，宁死不当亡国奴！”
母亲和同学们庄严地举起手榴弹宣誓：
“宁死不当亡国奴！”
老师告诉大家，等男生摸到篝火旁扔出手榴弹炸灭火堆，女生就往外冲，冲出去就到约好的地点集合。男同学们投出手榴弹，母亲不管不顾往山下冲去，鬼子的机枪爆豆般响起来，火药的味道直呛鼻子，打倒不少前面的同学。母亲虽冲出撕破口，敌人包抄过来一下子冲散了女生的队伍，几个汉奸逮住一个女同学大喊：“女八路，抓活的！”鬼子停止机枪扫射，端着刺刀上来抓花姑娘。混乱中母亲跌了一跤，她踩转了遍地的黄铜弹壳，竟忘记怎么用手榴弹，一个鬼子兵抓住母亲的胳膊，她回手用手榴弹砸向对方的脑袋，鬼子大声喘着粗气一下子仆倒在地。这工夫，另一个鬼子扑了上来，抓住她的大衣不放手。母亲急了，用力挣脱掉大衣金蝉脱壳跳下一条山沟沟。鬼子兵只抓住一件空大衣，恼羞成怒跟着跳下山沟，几个鬼子一边开枪一边穷追不舍。母亲地形熟，又挣脱笨重的军大衣，顺着黑黝黝的深沟跑得飞快。脑袋里只有一个想法：“实在跑不动，一头撞死也不能当俘虏。”事后她自嘲：“当时我晕了，手榴弹还没丢，怎么不用它炸鬼子呢！”母亲钻出山沟，子弹嗖嗖掠过身边擦破她的单军装，人却丝毫未损。她跑进一个小村庄，身后的鬼子也追进村口。母亲焦急地敲了几家院门，深更半夜兵荒马乱哪户人家都不敢开门。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一家院门开了，一个老太太将她拽进院里，二话不说搬开房角的石块让她钻了进去。母亲躲在房屋的夹壁里，清楚听到外面的声音。鬼子脚跟脚闯进来，一边翻箱倒柜一边喝问老人：
“女八路在哪里？不说死了死了的有。”
“我在家睡觉，没有生人来。”老人说。
他们明明看到有人进来，老人却一口咬定没人进来过。鬼子气急败坏抡起枪托打老人，母亲听到老人的喊叫声，又有人用什么东西敲击墙壁，突然急中生智想起老师教自己怎么用手榴弹了。于是镇定地打开保险盖，拉起导火索，横下一条心，搜查出墙口自己就同归于尽。鬼子折腾一通没发现什么，他们怕受民兵的袭击不敢耽搁时间，悻悻回部队了。母亲长长出了口气，一摸后背上出了一身冷汗。沉寂好长时间，老人扒开墙口低低说：
“闺女，没事了，出来透口气吧。”
母亲出来后，看到老人被鬼子打得不轻，满嘴角都是血迹，腮帮肿起老高。鼻子一酸跪向老人，感谢她的救命之恩。
老人扶起她说：
“别这么说，闺女，不用谢我，我也有个孩子在队伍上。”
母亲认老太太做了干妈，在她家里躲藏两天两夜，等鬼子大部队撤退了，老人才放母亲返回学校。临走前，老人给干闺女的脸颊抹上锅底灰，换上她儿子的破棉袄，装扮成假小子，一直送出山口，还依依难舍地挥着手。
“后来你见到她了？”我问。
“没有，”母亲微微摇头，眼睛里噙着泪花，“反扫荡胜利后，我专门请假带上礼物去看望干妈，那个村子已经被鬼子烧平了。”
我们一阵沉默，在心里祝愿好心的老人能躲过战火，安然无恙。
过了一段日子，我又问母亲：
“你究竟打没打死那个鬼子？”
“黑灯瞎火的，可能，反正他倒下了。”
“我没想到妈还敢杀人？”
“那时候不是你打死鬼子，就是鬼子打死你。”
“那造反派打你，为啥从不还手？”
“为你们，”母亲茫然地望着我，老半天才说。“谁都明白给自己留条后路，杀人不过头点地，得饶人处且饶人。别把人往死里逼，狗急还能跳墙呢！”

二

糖厂的女人们唠嗑时从不闲着，一律嘴角叼着卷烟，手里搓着麻绳或纳着鞋底。男人大多工资低，孩子又多，穿衣戴帽能省就省，能做就做。
普遍的贫困迫使每家每户都过这种日子。
我记得前两趟房的老杨家，女主人就是那个搞破鞋被批斗过的杨八角，前前后后一共养十个孩子，还不算有两个得病没养活的。老大和老小相差二十岁，大姐姐抱着刚出生的小弟弟乘凉，不知内情的人还以为是她生的孩子，用手指逗着孩子的小鸡鸡啧啧赞叹：“瞧人家这闺女真会养，头胎就抱个大胖小子！”大姐顿时从额头一直红到脖子根，恨不能有个地缝钻进去，不过这也难怪，只是再不敢抱着小弟弟出家门了。老杨家家徒四壁，一无所有，穷到几个孩子盖一床被子的程度，过年过节买不起凭票供应的糖果，每个孩子只能分到一小勺炒葵花子，也算是穷人家一笔不大不小的开销。杨八角却整天忙着给孩子们洗衣做饭纳鞋底，其乐融融，其乐无穷。母亲有时候劝杨八角：
“他杨婶，别养了，再累下去人就垮了。”
“我这辈子就喜欢孩子，喜欢养带把儿的小子。”杨八角笑吟吟道，把两条腿从炕上耷拉下来。“放一只羊也是放，赶一群羊也是赶，等他们长大我就有清福享啦！”
为证实爱养“带把儿”的好处，她还说了段顺口溜：

别看我穿得破，
裤兜里有好货。
两个咸鸭子，
一根胡萝卜。

吕大姨没孩子，生活条件好，经常帮助母亲搓麻绳，纳鞋底，做单鞋、棉鞋，做一双鞋比买一双鞋能节约三四元钱。我熟悉整个做鞋的工序，看得津津有味。第一道工序找出破被单、旧桌布和旧衣裤，剪成一块块布铺在面板上，用面粉打成稠糨糊一层层涂匀，铺上三层破布摁结实，然后将面板倚在火墙旁烘干，做成鞋垫般厚薄的袼褙。母亲按照我们脚的尺寸剪出大小，用白布包上鞋底边，把十几层的袼褙压在一起，就成为半成品的鞋底了。第二道工序去杂货商店买回一大绺麻坯，一点点撕开，并在一起放在大腿上搓成麻绳，然后缠成一个个绳团子。第三道工序剪出鞋帮，戴上铜顶针飞针走线纳鞋底，针角密集到一针挨着一针程度，再把鞋帮缝在硬邦邦的鞋底上，我便穿上新单鞋或棉鞋了。这种鞋子看上去有点儿“土气”，穿上却结实舒服。我穿在脚上，暖在心里，走在大街上照样非常自豪，这是母亲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硕果，买的鞋子哪比得上！
吕大姨和蒋姨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知心的人，母亲碰到什么难事都和她们商量，几乎无话不谈。我听母亲纳鞋底时念叨搬家的事，造反派逼得紧，看情况我们是顶不住了。
“孙老妹啊，那也好，树挪死，人挪活。挪动挪动换换风水，说不定能给你带来好运气。”吕大姨叼着烟卷，从宽牙缝里喷出烟雾，宽慰母亲。“再说房小冬天取暖烧得少，也能省点儿煤钱。”
“孙姐，不知道他们要往哪儿撵你？”蒋姨抽着鼻涕，用舌头把针从嘴的一边移向另一边。“小房子也得挑挑，阴面冷。”
“要不，跟我们住吧，”吕大姨建议，远远吐出一口浓痰。“我们那趟房屋子是最小的。”
“敢情好了，”母亲沉吟一下，显出困惑与惆怅。“我愿意，不知人家愿不愿意换？”
“你去说说看，我的隔壁孩子多，早就吵吵着要大房，你以大换小他还巴不得呢。”
“我看吕嫂的主意不错，他留咱住咱还不稀罕住了呢。”蒋姨弯下腰去，大声地擤着鼻涕。　　“就这么办，还犹豫啥，说搬就搬，我准备好东西给你‘温锅’。”
母亲没让造反派扫地出门，自己主动和人家换房了。
天无绝人之路，那家正求之不得，双方很快说妥立即换房。
我们一致想和吕大姨做邻居，新居与她门靠门，两家之间隔一道矮木板皮扎的院墙，蒋姨家住在斜对面，把前一趟房的房头。谁也没想到，母亲走这一步多么英明正确，后来我被打成小反革命分子多次受到邻居家保护，不知躲过多少顿痛打，少受多少折磨。我打心眼里赞成这件事，真是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那次搬家很热闹，吕大姨、吕大姨夫、蒋姨、蒋叔叔都动手帮我们搬东西，粉刷新屋。我的虎子真聪明，老早就明白主人要搬进新家，在外屋锅台下给自己找个住处，又暖和又舒服。我不知道糖厂还有没有比这更小的宿舍了？新家一趟房分南北两面住，阳面一家，阴面一家，每家十六平方左右。里屋砌起一铺大炕，放上一张写字台，外屋垒起一个大锅台，放上口水缸，基本上没空间了。就居住条件来说，这原是两口人住的房子，现在却挤进我家四口人！
据我所知，造反派不仅仅将我们一家人撵出原来并不宽裕的住处，同样将党委书记冯燕川一家九口赶进一处里外间的房子，老少三代勉强有立锥之地，屋里屋外尽是床铺。天知道还能怎么整治走资派，再往外撵就得住马厩了。屋小，仅有的那点家具都没地方摆。吕大姨夫送来两根长木头方子，在大炕里面搭起个被褥架。母亲将两个箱子和被褥摆在上面，差点儿摞上天花板。好在有一个长方形的大院，其余的坛坛罐罐只好放在院子里。
“先堆在外面吧，”蒋姨说，“等捡点儿砖头，盖起仓房就有地方放了。”
这已经令母亲感激不尽。
我们住进新居，一铺大炕欢欢喜喜躺下全家人，我把炕头，母亲隔在我和姐姐妹妹中间。第二天傍晚，母亲去黄沙滩副食商店买些肉和蔬菜，做了几个炒菜，摆出茅台酒答谢仗义相助的邻居们。吕大姨送来一小盆猪血肠，蒋姨送来一大盆酸菜，两家的大人孩子都来了，热热闹闹地“温锅”。大家一进门就上炕，围着炕桌盘腿大坐。我是小辈，坐在母亲身边的炕沿上，姐姐妹妹和蒋姨家的闺女都在锅台上吃饭。虎子见家里来这么多客人，不敢上炕了，两只前爪扒着炕沿张开嘴巴，伸出舌头呜呜叫着要东西吃。我趁大人不注意，装作夹起的血肠太滑掉在地下，虎子接着咽进肚里。它不知足，刚吞下一块又要，母亲瞪起眼睛不许我给它吃了，怕撑坏它的小肚皮。我摊开双手表示真的没有东西了，虎子才意犹未尽舔着舌头，摇摇尾巴，趴在脚下睡开大觉。
席间，母亲笑逐颜开，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我最喜欢看母亲笑，尽管她心里充满苦涩，那笑依然灿烂，嘴角还旋出一个浅浅的酒窝。
“快别这样，谢啥，孤儿寡母的，想办法熬过这段苦日子就好了。”吕大姨说着又接上一支烟，呸的一下吐掉粘在舌尖的烟丝。“开春喂几只鸡，养两个小猪崽吧，好补贴补贴生活。”
“养十几只小母鸡，用鸡蛋换麸子，”蒋姨掰着手指头算起养鸡和猪的连锁账，以补充我们那点可怜的供应。“再用麸子喂鸡和猪，到春节卖一口半猪，一年的花销都有了，留半扇猪给孩子吃，合算，就是累点儿。”
“累倒不怕……”母亲欲说还休，抿紧嘴唇。
“不就是手头紧吗，孙老妹，你有心，我给你垫上，要不几个钱，也不着急就给。”吕大姨夫诚心诚意说，“先把小猪崽抓回家，等猪长大卖出去，年底再还我们也不迟。”
“小鸡崽也不用买，花那个钱干啥。”蒋叔叔笑呵呵道，“孙姐，我们给你几个鸡蛋，可以用手孵嘛。”
“那就这么办。”
母亲举起酒盅敬邻居们，为他们理解一个寡妇人家难以言喻的苦衷。
３月过去，学校仍未开学。为建仓房，我们一家人都有事干了。气温渐渐升高，外面不那么天寒地冻，街上积满正在融化的雪，但是冬天依旧活跃，极有可能还会刮起一场暴风雪。姐姐、我和妹妹都出去捡砖头，满厂区、家属院内转悠，把大大小小的砖头石块都用土篮拐回家。蒋叔叔告诉我们，小的可以打地基，大的垒墙壁。母亲下班回来也拐着个土篮，里面装满破砖头。碰到谁家扒炕、修房子，我们必定等着捡人家清出来的碎砖。拉回家后也不能闲着，一家人都拿着斧子、破菜刀、铁锨头，蹲在院子里叮叮当当敲打碎砖头，清除上面的黏土、石灰和水泥。这是一种叫你非常心烦的活儿，黏土和石灰好敲，三下两下就清除干净。水泥不好敲，几块砖头连在一起形成个大坨，比铁还结实，一斧子下去直冒白烟，震得人手虎口生疼。吕大姨说算啦孩子，咱可不费那个傻劲儿，留着它打地基吧。
没过多少日子，我家的院里堆起一个好大的碎砖头垛。母亲欣慰地笑了，照这样下去积少成多，５月份就能盖仓房了。

三

一年一度的征兵开始了，糖厂学校初三的学生都去参加体检。
“文革”中有句响亮的口号：“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我多么渴望当一名解放军战士，骑马挎枪保边疆，哪怕有一顶草绿色的军帽戴在脑袋上，也别提有多美了。
可我知道莫说岁数小，凭我是走资派狗崽子这一点，即使把自己尽可能好地表现出来，够年龄部队也不会要。伙伴们都讥笑春节像副骨头架子，那风一吹就能刮倒的身板怎么能当兵？没想到春节吉星高照，整个糖厂子弟学校只有他一个学生通过体检，着实令我们羡慕不已一番。春节临走之前，我们都为他祝福，既沉浸在喜悦之中又有点儿依依不舍。母亲喜欢春节，说他在那么严酷的情况下也尊重老师，见了她姨长姨短，懂礼貌，有正事。母亲上班去了，小伙伴们聚集在我家玩耍，打扑克，我赢了给人家满脸挂纸条；下象棋，人家赢了让我钻桌底。春节出去串联过，比我们懂得多，能摆弄电匣子收听海外的短波节目。不知为什么，王官迷一来我家串门，总会在伙伴们心中激起一种奇怪的、无缘无故的厌恶感，显得很不合群？他是我的同学，两家大人又是胶东老乡，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却也能容忍他的存在。每每这种时候，王官迷总是坐在一边听着、看着，眯起的眼里闪着不可琢磨的光，似乎对周围的一切都很关注，随时准备充分利用，但谁也没把他当回事。
春节戴着大红花，被学校敲锣打鼓送走了，好不隆重。
临走时，他把自己的四盘甩线留给我作纪念，礼轻情义重，他要三年才能复员回家，我没了一个心心相印的朋友，好长一段时间都在沉闷和失落中度过的。实在无聊，我便用读书消磨时间，又一次搬出父亲的藏书，看《西游记》《水浒》《红楼梦》。本来，母亲早把这些书藏进写字台的小柜，怕红卫兵说我家有“封、资、修”的残余来“破四旧”，书架上只摆着马、恩、列、斯、毛的著作。母亲多次鼓励我读些政治书籍，好有政治头脑。我曾试着翻阅厚厚的四卷《毛泽东选集》，见父亲在书里画满圈圈点点，可我没经历过战争，怎么用心都读不进去。对我来说那些长篇大论过于深奥，我也实在对战争时期的论述不感兴趣。
母亲说：“老不看三国，少不看西游。”意思是大人看过《三国演义》就变得老奸巨滑了，小孩看过《西游记》就变得无法无天了。她唯一喜欢的书是《红楼梦》，且把姐姐比作薛宝钗，我比作贾宝玉。姐姐听话会来事儿，从不惹祸，我是个“混世魔王”，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母亲的比喻让我身上直起鸡皮疙瘩，好像中国人看了《红楼梦》都自动对号入坐。我还小，没到青春期，要做的事情还很多，一点儿都不喜欢《红楼梦》，什么甜哥哥、蜜姐姐，恶心！让姐姐做薛宝钗好了，我才不做贾宝玉呢，男不男女不女什么东西，整天泡在女人堆里，一点儿男子汉气概都没有。我更喜欢读《西游记》，幻想有孙悟空的七十二变，金箍棒一挥天下无敌。我晚上把书放回写字台小柜里，白天趁母亲上班贪婪地看完一段又一段，完全沉浸在吴承恩虚构的世界里。我产生一个朦朦胧胧的想法，希望自己将来有那么一天（一天也好），当个作家写书给人家看。当然了，这是一个孩子天真可笑的理想，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相信，一个只读五年书的小学生能成为受人尊敬的作家。
那些日子我迷上读书，整日躺在炕上囫囵吞枣，一捧起书就是几个小时，兴致极高。心思差不多全沉湎于空想世界，并没有防备王官迷，他来串门照看不误。王官迷长着一副苦相，总是很委屈的样子，三角眼，塌鼻梁，嘴巴有些歪，用鬼头蛤蟆眼形容最准确不过。他非常反感我读《西游记》，把我从半空中拉回来，认为是“黄书”，属“封、资、修”的东西，孩子读了会学坏。我不以为然，知识使人进步，即使“黄书”也应该“以批判的眼光对待文化遗产”。其实我并不懂得什么文化遗产，只要老师说过便拉大旗做虎皮。我记得非常清楚，王官迷性格孤僻，敏感，很难与人相处，老认为自己全是对的，从不问不听不想人家怎么说，反而流露出看不起的意思，仿佛压根儿就不值得一提。为驳倒“以批判的眼光对待文化遗产”举过个例子，说他亲戚家有个不务正业的二流子，整天读闲书、黄书走火入魔，大白天都色迷迷想女人，认为这是有害而危险的想入非非。我意识到自己在和一个花岗岩脑袋打交道，不能不反驳几句，问：
“他读了什么书，能说具体点么？”
“《新儿女英雄传》。”
“不会吧，我看过那本书。”我没弄懂他的问题什么意思，表示质疑。那是一部反映抗战题材的小说，故事很吸引人，怎么能和想女人学坏联系上呢？
“毛 教导我们：‘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王官迷颇有些义愤填膺了，双手摁在膝盖上，顿了一顿接下去。“那里面有‘骚干’事，从不歌颂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成果，净乱搞破鞋。要是碰上我，早就把他揭发出来。”
“你揭发人家干什么？”
“向毛 敬献忠心，我当上红卫兵头头，决不许作者再散布流毒。”他的脸红了，走到窗口，望着外面的街道，那些枯槁的树枝正在风中舞动，突然把一只手往起举，用斩钉截铁的声调恶狠狠说。“非造他的反，革他的命，抄他的家，看他敢不老老实实低头认罪。”
“你看过书里的内容吗？”
“中毒怎么办，没有。”
“没看过怎么瞎评论。”
“我听别人说的。”
“你没事实根据，那不是望风捕影么？”
“毛 还教导我们说：‘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有书就是事实，那本书是一株大毒草。”他眼皮都不抬地阴沉着脸，仿佛目光里藏着什么。“作者的心黑透了，应该彻底砸烂他，再踏上一千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拉倒吧！”
这话把王官迷一下子噎住了，他从此不再开口，沉着脸。我不再讨论了，不是没话说，只是没有兴趣。王官迷的逻辑使我震惊，谈什么都要争论，真替他脸红。他整天跃跃欲试在红卫兵组织里混个一官半职，动辄毛 教导我们如何如何，满嘴大口号，怎么连毛 讲的一条最普通的道理都不懂：“你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自尝一口。”我厌恶他闭着眼睛不看事实的盲从态度，没看过《新儿女英雄传》怎么有资格妄加评论人家的作品呢？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不胜惊异！仔细想想，糖厂一般家长管教严格的孩子学习成绩都不错，参加批斗大会总是躲在会场最后面，都能自觉做到不打人，不骂人，不造谣中伤落井下石，将来也有一技之长立足于社会。而那些争当头头的红卫兵，尽管文化大革命洪流中红得发紫，大多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学习差的学生，长着眼睛并不意味着看得见，说起话来驴唇不对马嘴，整人、打人却无师自通。由于特殊的政治机遇，不惜牺牲别人抬高自己，一来运动即变成急先锋，胆大妄为、愚不可及和不顾一切，争取捞点政治资本踩着人家的肩膀往上爬（今天再听人说红卫兵运动是出于追求激情和革命理想，实在令人作呕）。但无论爬得多高，上得多快，到头来还是为时代所抛弃。这并非命运的特殊安排，而是事物的必然。
我的伙伴彬子、铁南、春节均属于前一类人，王官迷则属于后一类人。

四

1967年４月，毛 发出最新指示：复课闹革命。
糖厂学生又上课了，学校全面模仿军队建制进行机构改革，“读毛 的书，听毛 的话，照毛 的指示办事，做毛 的好战士”。各个年级变成连、排、班，全民皆兵，“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王官迷机会来了，上串下跳积极出击，大谈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大批特批学校的走资派。无所不用其极，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宣称：“我们就是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十七年教育路线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其实他跟大多数人一样没有主见，只不过野心越来越大想当我们班的排长，变得凶狠起来。我心里大起反感，跟他也没什么话再可说，你受谁蒙蔽了？干吗自欺欺人！
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威力之大，影响之深远，我始料未及。过去朝夕相处的同学们一看风头不对，马上见风使舵，跟他们的年龄很不相称，一夜之间患传染病似的，谁也不愿理睬我，不跟我多说一句话。我与他们的关系变得冷漠紧张，好像相互之间天生就有一种深刻的厌恶感和不信任感，渐渐发展成真正的对立。我觉得他们是在联合起来故意与我作对，既然一个狗崽子的自尊对他们无所谓，我也产生极大的对抗情绪。在竞选排长的班会上，班主任李老师宣布全班同学都有资格参加竞选，我明知不能，还是不甘心黯然退出历史舞台，鼓足勇气参加竞选了。可想而知我败得一塌糊涂，除了我自己投给自己一票，全班举手通过竞选结果时没有一个同学表示赞同。看上去我当时一定挨了一记闷棍那样狼狈不堪，还在下意识望着四周，期待他们中至少有一个人出面支持我。可是枉费心机，没有一个人举手，绝大多数同学都低下头去，少数同学碰上我的目光马上不自然回避。我打了一场败仗，又不敢面对失败，胸间涌上一股滑稽而又愤怒的感觉，恨恨道：“见鬼去吧，你们全是墙头草，势力眼，应声虫！”
这一次竞选伤透我的心，他们早已串通好内定王官迷当排长，不过庄严走个过场假戏真做而已。王官迷有意使我难堪，得意忘形说：“收起你当少先队大队长那套吧，你想竞选排长？不看看现在是什么身份，有没有资格！”接着又说五六句风凉话。我恨，恨我过去瞎了眼，没看出他是个变色龙，更瞧不惯那一副小人得志的神态。哼，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好了！
我开始和他疏远了。
学校基本上不上文化课，整天学习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我提不起兴趣，一放学就往家里跑，好奇地看母亲用手孵的鸡蛋。
蒋姨送给我们家二十五个鸡蛋，说都是经过公鸡踩蛋的母鸡下的，二十一天后准能孵出小鸡崽。母亲将这些鸡蛋用棉花包住放在炕头的一角上孵化，一早一晚都用手转圈摸上一遍。我见过邻居家的小母鸡不好好生蛋，用嘴一口口叨来草絮窝，别的母鸡下蛋它就抢，用爪子扒拉到自己脚下，整天趴在鸡蛋上面一动不动。邻居家阿姨生气地抓住小母鸡的翅膀和爪子，按住它的脑袋往水里浸，三天两头浸一次不说，还一边浸一边骂道：“要你发情，要你发情，再不下蛋就杀了你！”我对母亲的做法有点将信将疑，没有老母鸡抱窝怎么能孵出小鸡呢？母亲每天都将鸡蛋举到灯光下仔细察看，偶尔还扔掉一个“臭蛋”。我奇怪：“妈，我常听人家说混蛋、滚蛋、捣蛋、屎蛋，却从没听说过什么‘臭蛋’，怎么有‘臭蛋’呢？”
我这么一问，母亲也愣了，笑着解释：
“炕头太热，我们孵的鸡蛋坏了，就变成‘臭蛋’呗。”
“你怎么看出臭了，我一点味儿都没闻到？”
“你看，好的鸡蛋在灯光下透明，里面布满黑色的血丝，这说明快孕育成胚胎了。”母亲将鸡蛋举到灯光下，一边转动着一边说。“不好的鸡蛋里面混混沌沌，那就是臭了。”
母亲不许我用手孵鸡蛋，怕我毛手毛脚打碎鸡蛋。我好奇心重，偏要试试孵小鸡是什么感觉，趁母亲不在家时偷偷地孵，心想母亲你真笨，在太阳下看鸡蛋不比灯光下清楚多了。我不厌其烦用手摸着鸡蛋，一个一个拿到屋外放在太阳光下观察，真的看到里面的胚胎，恨不能马上孵出一群毛茸茸的小鸡崽。没想到我弄巧成拙，让正在孵化的鸡蛋受凉，一少半变得混混沌沌。母亲百思不得其解，一遍遍试着炕头的温度，将一些鸡蛋举在灯光下左看右看，自言自语：“温度差不多呀，这么多都坏啦！”不是母亲笨，是我笨得聪明！我明白她为什么不在太阳下观察鸡蛋了，怕温度低冻坏正在孕育的胚胎，是我使这些胚胎都患上重感冒高烧四十度死去的。我装模作样从母亲手里接过一个鸡蛋，举到灯光下看看，扔进垃圾桶里说：“上次我落掉一个名称‘坏蛋’，它们就是名副其实的坏蛋了，应该立即揪出来打倒砸烂，纯洁无产阶级革命队伍。”我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有些发虚。
母亲搓着双手，一副好心痛的神态。这一次她没有扔“臭蛋”，放在锅里煮熟做了虎子的美餐。
我的虎子突飞猛长，几个月来明显长高，身体长大几倍，由原来毛茸茸的肉球变成小板凳般敦实的黑灰色小狗。
虎子是二串子，既继承母亲娃哩的一身长毛，又继承父亲大笨狗的粗大，它的四根腿肉柱子一样立在地上，脖子上的长毛像大衣翻领，从颈下到脊背上密密实实围了一圈。虎子总是饿，什么残汤剩饭都咽进肚子里，不撑得肚皮滚瓜溜圆决不罢休。母亲说虎子是长身体的时候，吃得快顶一个小孩子多了，再这样下去还不如养个小猪崽合算，是撵它出去自己打“野食”的时候了。
东北人说打“野食”，就是让鸡呀狗呀自己出去找东西吃。我舍不得虎子离开，偷偷给它大饼子吃，虎子还是不饱，一有机会就往覆盖着积雪的西下洼跑，叼回什么东西蹲在院子里吃，吃不完就扒个坑埋起来留着下顿享用。我经常和虎子闹着玩，挖出它埋的猪骨头藏到其它地方，看它急得满院子乱转乱闻，不断用前爪扒埋东西的地点，一定好生奇怪自己藏的食物哪里去了？没想到这一切都是我搞的恶作剧。我哈哈大笑，它莫名其妙，直到我与心不忍将东西暴露出来，它仍旧毫无怨气地俯首帖耳。有一次，阴云低沉，寒风袭人，天空随时可能降雪。我看见虎子趴在院子里啃着什么，以为又叼回来什么好东西了，蹑手蹑脚走过去察看，天啊，是一块冻得硬邦邦的屎橛子！我勃然大怒，不理解它怎么吃起屎来，一阵拳打脚踢，揍得它嗷嗷叫着满地乱滚。
母亲走出门来喊住我，问为什么打虎子？
“它没出息，吃屎！”我生气地说。
“你没听说狗改不了吃屎么？”
母亲一点儿也不觉得意外，笑了。
“那它为啥还用舌头舔我的手？”
“它是狗呀。”
“臭死啦，我揍它！”
“你打它也改不了。”
虎子躲在母亲的身后，竖起一只耳朵，抬起颧骨突出的大脑袋，委屈地哼哼着。
“还委屈呢，看你敢再吃。”我气不打一处来地又赏它一脚，心里想，“你是个不吃好粮食的坏狗！”
母亲说得一点儿不错，我怎么教育虎子也没有用，下一次它还会叼回来一块屎橛子，记吃不记打。我有办法，关虎子禁闭，一连几天不许它出院门，看它那副神态，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可是它趁我不在的工夫溜出去，又叼回来一块屎橛子，自己躲到院子的一个角落里，微闭着眼睛埋头大吃大嚼，心满意足得鼻子里直哼哼，什么都顾不得，看样子香极了。我终于明白“狗改不了吃屎”这句老话的意思了，有时候一想到它嘴臭，就一肚子不舒服。可无论你说什么，虎子都无所谓，还咧着嘴巴像在笑，无奈之下再也不许它舔我的手了。

卷一 《白土地》第四部 腥风血雨 第三章 遭遇老头鱼


一


蓝瓦瓦的晴空里，阳光普照大地，天气逐渐暖和起来。麻雀在叽叽喳喳报告春天的消息。白土地上的冰雪慢慢消融，露出地面，不过天气还很冷，雪化得也很慢。到处都是淌着黑色污水的溪流，我家屋檐下那些晶莹剔透的冰锥滴下一串串水珠，街道也变得泥泞不堪了。
大院里传来声声卖小鸡崽的吆喝，我照例出去看热闹。一个汉子推着自行车，货架后面驮着一个大筐，筐里装满挤在一起叽叽叫的小鸡崽，黑的白的花的什么颜色的都有，煞是可爱。不少大人围着卖小鸡的筐，挑选着自己认为是母鸡的鸡崽。母亲买不起两角钱一只的小鸡崽，只能做旁观者。我焦急等待她用手孵化小鸡试验的成功，盼啊盼啊，总算盼到一天，她举着鸡蛋察看一番欣喜地说：“快了快了，你看它要叼壳啦。”我凑到灯光下观看，里面的鸡雏伸腿动头不停撞击蛋壳。功夫不负苦心人，我们成功了，十几只鸡崽叼破蛋壳软钻出来，母亲将它们放在小筐里晾干羽毛，鸡雏叽叽叫着站起来，我们也有一群毛茸茸的小鸡崽了。
“好了好了，艾平，”母亲把小鸡放在手心上欣赏着说，“到了秋天，你就可以吃上自家产的鲜鸡蛋啦！”
从母亲的眼中可以看出，她已很仔细盘算过这些母鸡在秋季里产多少蛋了。
转眼就是月底，冬天快过完了。空气中还飘着湿雪的味道，晚雪尚未化净，四野里还是一片斑驳，平地上的积雪已基本融化，变成一片片小小的水洼，只是在那长满菖蒲的低洼地里，还能见到黑褐色的残雪。远处传来隐隐的响声，轰轰隆隆，紧一阵慢一阵，声震耳鼓。荒野里刮起大风，一连几天飞沙走石，天昏地暗，风越刮越大，杨柳的树梢都向一边倒去。一团团浓密的沙尘笼罩着城市，遮蔽了阳光，楼房、街道、树木全变成土黄色。
乍暖还寒，性急的孩子早已脱下棉衣，一身轻松在街上跑来跑去，尽情享受着春天来临的欢乐。我心痒难挠，恨不能脱掉棉衣出去玩玩。母亲总说“春捂秋冻，越活越硬”，要我暖和些再脱棉衣。彬子和铁南对我说，刮过大风嫩江开江就可以去捡冰排撞死的鱼了。我顾不得想这些，趁学校不正规，绝大部分时间忙着大批判，帮母亲用碎砖头垒猪圈，建鸡窝。吕大姨夫不负诺言，借给我们三十元钱，并和母亲一起去趟牲口市场，两人各买回两只小猪崽。
现在母亲也变成名副其实的家庭妇女，开门七件事，拿起葫芦放下瓢，忙得团团转。家里热闹非凡，有人，有猪，有鸡，有狗。鸡崽和猪崽小，怕冷，里屋炕头上住着小鸡，外屋锅台前住着小猪。一到天亮吵得人睡不好觉，鸡鸣猪叫狗吠要吃的，简直开了一所家庭动物园。虎子失宠了，母亲打苞米面粥喂小猪崽的时候，它想凑过去喝一口都不成，脑袋上准挨一巴掌，只能吞着口水看着。两个小猪崽不知狗的厉害，搅得虎子一刻不得安宁，它一趴在外屋地上睡觉，猪崽就用圆鼻子拱它起来玩耍。虎子换到里屋趴下，猪崽追进里屋照旧拱它。虎子急了，张开嘴巴咬了一只小猪，母亲拿起笤帚把它打了出去。从此只准虎子住猪圈，不许它在外屋锅台旁过夜了。
虽说春天到了，迟迟不愿离去的冬天又下了一个晚上的雪，雪纷纷扬扬落下来，路面铺了一层溜滑的泥浆。一到夜里虎子就用前爪扒门板，透过飞雪，呜呜乞求主人放它进屋睡觉。
“外面冷呀，妈妈！”我为虎子求情。
“它身上有毛，冻不着。”母亲说。
“放它进屋吧。”
“不能再惯它，咬坏猪崽怎么办？”
“我教育它。”
“我们还是等等看，考验考验它再说。”
我开始给虎子上“政治课”，放它进屋了，任小猪崽用鼻子拱着它玩耍。我一发现虎子不耐烦就打过两笤帚把，让它明白“大人物”是不能随便招惹的。
虎子怕雪，不愿出门，从此学聪明了，不再招惹两只顽皮的猪崽。若白天母亲上班去了，虎子索性顺着板凳跳到炕上，自自在在睡开大觉，让小猪崽们再想骚扰它也够不着了。妹妹喜欢虎子，有事没事像拍布娃娃一样哼着歌谣哄它玩，时而发出轻微的笑声。姐姐却嫌虎子身上有跳蚤，嘴臭，不许它上炕。我的虎子非常乖，这时候准会摇着尾巴匍匐到姐姐身边，抬起脑袋作揖恳求小主人不要撵它。我对姐姐据理力争说小猪崽欺负人，虎子是给逼得没办法，你“老人家”就高抬贵手行行好吧。何况母亲说再过几天暖和了，就把猪崽和鸡崽撵到院子里去，出不出去随虎子的便。姐姐默许了，她一定要给虎子擦一擦爪子，并要它老老实实趴在炕边，不许乱动。等母亲下班回来，虎子一定跳下地去装得脾气极好，对喂猪崽的苞米面粥看都不看一眼，晚上和猪崽一起睡在锅台边也相安无事。
外面已完全不像冬天的时节，冰雪正在融化，很快就在阳光下消融殆尽。天气变得暖融融的，最早发青的小草，从枯枝败叶底下钻出来，在风中颤动。嫩江传来的坼裂声更清晰了，似滚滚雷鸣，络绎不绝。我打算着奖赏虎子，过两天领它去嫩江见识见识开江，因为它除了糖厂大院之外，从来没有到过再远的地方。砖头捡得差不多了，母亲决定盖仓房，吩咐我们挖仓房地基。可能是身旁筐里的鸡崽叫个不停，虎子睡不踏实？它抬头往里面瞅瞅发现盘子里喂鸡的小米饭，忍不住探进嘴巴够小米饭吃。围鸡的筐是草席子做的，哪里经得住它的大脑袋压，虎子压扁筐檐惊得鸡崽满炕乱跑乱叫，它恼了，到处追逐想把小鸡崽们撵回筐里去。我和姐姐在院子里挖仓房地基，听见小鸡崽没命尖叫，赶紧跑进里屋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虎子正叼着一只鲜血直流的小鸡崽，跳到炕下不知去哪里享用好呢。
我勃然大怒，冲它大吼：
“该死，你当它是‘野食’啊！”
我从虎子嘴里夺下鸡崽，一顿拳打脚踢，要它把死鸡崽吃下去。虎子知道自己闯祸了，抬起眼睛望着我，那目光里流露的不是愤怒和委屈，而是淘气的惊讶，任你怎么往它嘴里塞都不敢动。姐姐圈起小鸡埋怨道：“让你听话你不听，看它闹的，小鸡拉得满炕都是屎，你擦！”我也嫌鸡屎臭不肯擦，把怒气全发泄在虎子身上，一脚把它踢到门外边去了。我以为母亲知道虎子咬死小鸡会批评我，吃过晚饭，心情还没有完全平复。她听说之后淡淡一笑，对我说：“它也和你一样呀，还小，等长大就懂事了，你别再打它了。”母亲转向蹲在身边的虎子，拍拍它的脑袋。“虎子，记住，再惹麻烦我就不要你啦。”
母亲恨铁不成钢，常说我这个孩子大错误不犯，小错误不断，“吃一百粒豆子，没豆腐气”。虎子比我聪明多了，它吃一堑，长一智，一直到长大也没再犯此类的错误。我经常见虎子躺在门口晒太阳，任小鸡们跳到它身上玩耍，小猪们用长鼻子拱它嬉戏，自己连眼皮都不眨一眨继续睡大觉。可是当邻居的家禽胆敢靠近我家门口一步，它准忽地跃起大发雷霆，吓得对方尖叫着抱头鼠窜。但虎子是绝不会咬人家的，母亲早就对它下过死命令：“谁家的家禽都不能动！”

二

毛 发出最新指示：“革命委员会好。”
糖厂学校的老师和红卫兵都忙于大联合，成立校革命委员会，学生又停课闹革命了。厂里两大组织斗争激烈，一边是“炮打司令部兵团”派，一边是“二九公社”派，两大派都和市里的造反总部紧密相连，不惜以造谣中伤的手段证明自己是最最革命的组织。唯我独尊，唯我独左，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时刻准备用武力夺取最高权力。总而言之，两方面都无法沟通，你讲什么道理都不予理睬。只承认属于自己的那一套，绝对不允许观点不同。紧张的局势箭在弦上，一触即发，“炮司”派磨刀霍霍，准备好刀枪棍棒和“二九”派血战到底。两派都忙于武斗，一时顾不得走资派，暂时把他们“挂”在半空中。
“挂”这招儿也是“文革”中的一大发明，造反派让走资派的双脚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想什么时候批斗就把你从空中摘下来。如果说此前走资派的生活不得安宁，现在更如此了，整天提心吊胆，惶惶不安。唯有母亲是个例外，正好得以喘息，躲在家里建筹备已久的仓房。她要我去稻田地里搂些稻草，好做脱坯的“羊角”用，我换上秋衣秋裤，一身轻松地拿起耙子、绳子，领着虎子上路了。
春回大地，草木萌动，大片的菜地里露出星星点点的绿色，社员挥着鞭子赶着老牛犁开黑油油的土地，似凝固的波浪。多少天没出大院，一不留心，春风摇动着低低的柳梢，为柳林披上一层淡淡的绿纱了。虎子第一次经历春天，看什么都新鲜兴奋。它和别的狗相遇时，总是按照狗的规矩相互上上下下闻个不停。春天的太阳仿佛离地面很近，风沙沙响着，田野那么广阔，天空那么高远，清冷的空气像幸福一样使人陶醉。虎子撒开四蹄撒欢，两只耳朵向后翻，显然是看见什么喜欢什么，还不断回头看看。跑就跑吧，他知道该怎么做，由它去好了，天气这么好，我的心情也非常舒畅，非常快活。
我和虎子走上第二道防洪大坝，朝鲜族人用拖拉机翻地了，黑油油的泥土一眼望不到边，到处都充满土地温暖的气息。离嫩江越近春风越猛烈，咔嚓咔嚓的声响冲斥于天地之间，大地也像有生命的躯体一样在发抖━━那是冰排撞击的动静。我从没有亲眼目睹过跑冰排，想看看嫩江开江，再找一块边边角角的地方搂草。我快步走到朝鲜屯水泵站蹲宿儿的地方，一下子为宏伟壮丽的场面震惊，虎子都有点儿害怕了，夹着尾巴紧贴在我的腿下。冰封雪裹的嫩江终于冲破禁锢，波飞浪卷一泻千里，势不可挡。宽阔的江面漂满连绵不断的巨大冰块，上端微绿，中间淡碧，底部深蓝，鬼斧神工雕塑过一般多姿多彩。似跃水的鱼儿，展翅的大雁，奔腾的骏马，倦卧的老牛。一块冰排跃上另一块冰排，发出惊心动魄的响声，沉寂片刻，那块被压进水里的冰排又变作冰锥浮出水面加入洪流，浩浩荡荡顺流而下，时而闪光，时而发暗。而在冰排撞击的喧嚣声中，冻土地带的大荒原也充满活力，沉睡一冬的塔头墩已露出星星点点的绿色，不久就变得生机勃勃了。
七八米宽的岸冰，已变得百孔千疮，出现暗蓝色的沿流水，积雪不再凝结成块，表面上呈灰白色，人踩上去发出咯吱吱的响声，整个冰面都颤悠悠晃动。碧绿透明的江水激荡着，冲刷着岸冰的薄冰碴儿。到处都活跃着冰排跳子，他们腰间系着绳子，足登高筒水靴，手持一支长长的带倒枪刺的鱼枪，一刻也不放过逮鱼的机会。你看吧，千里冰封的江面骤然被春风撕裂开来，憋了一冬的鱼儿争先恐后浮出水面，到空气和阳光充沛的江面游荡，一不小心被撞死或撞伤，昏昏沉沉随波逐流。冰排跳子从一块冰排跳到另一块冰排上，一枪戳下去一个准，将大大小小鱼儿抛在岸上。我猛然发现江中心漂下来的冰排上有一头毛驴，越来越近。那冰排摇摇晃晃横冲直撞，毛驴从一边滑向另一边，本能地保持着平衡，抬起头来绝望地吼叫着，向岸上的人们求救。我琢磨着毛驴是怎么跑上冰排的，是不是过江时脚下的冰层突然碎裂了，它才滞留在那上面的？冰排跳子也都和我一样望着那头毛驴，没有一个人敢铤而走险去救毛驴，只能看着它顺流漂远。我正为那头毛驴惋惜之际，虎子令我吃了一惊，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它胆子壮了，跑到岸冰边探头探脑窥视什么。我大声吆喝：
“回来，虎子，别掉下去。”
话音未落，虎子已纵身跃进水里，叼住一条大鲤鱼掉头游回来，可是岸冰太滑，它自己怎么也爬不上岸，我赶紧拉起虎子的两条前腿把它拽上来。这狗简直神了，除了不会说话什么都懂，真是没办法相信，没有人教过它就会自己逮鱼！糟糕的是虎子浑身上下都已湿透，抖擞几次皮毛甩掉身上的水花，冷得直打哆嗦，我不得不脱下上衣披在它身上。虎子逮的鲤鱼起码有斤把重，已被冰块撞得半死不活，我抠着鱼鳃拎起来，心想一冬天母亲都没舍得买条鱼吃，这回全家人可以打打牙祭了。

三

“喂，你是那次送鱼的小家伙吧？”
有人从背后打起招呼，我回过头，认出他们是去年夏天拉羊草的那对盲流夫妇。矮粗的老头鱼拿着鱼枪，紧绷嘴唇，眉宇间透着严厉，女人背着大半麻袋鱼，显得很和善、柔顺，两口子正站在岸边打量着我。我一看到他们，就马上停下来不看，显得很不安。我糟蹋过人家的羊草垛，还差点儿没打起来，怕他们报复，拿不定主意说话好还是不说话好，但这会儿想逃也逃不掉了，只能硬着头皮不动地方。
“自己出来搂草？”老头鱼丝毫没有别的意思，脸色越来越开朗，又问。“你爹怎么不来？”
“没爹了。”我摇摇头，心里因内疚而愈发慌乱。
“可怜见的，这么点儿就没爹！”女人顿了顿肩上的麻袋，和声细语问。“这时候搂什么草？”
“稻草。”
“地都翻过了，哪来的稻草呀。”
经他们一说我也有些毛了，自己也并没有完全意识到，想了想，仍抱着一线希望说：
“再找嘛，有没翻过的地方。”
老头鱼似乎可怜我了，从他那紧锁的双眉和掉过脸去的表情，我看出有一种同情和有意把这种同情掩饰住的意味。
“干什么用，这么着急？”
“家里等着脱坯，盖仓房用。”
“不能以后再搂么？”
“不能，我妈过‘五一’节放假，以后就没时间了。”
“理是这么个理儿，也不能瞎找。”
“那怎么办？”
“别着急，都会及时办好的。”老头鱼接过女人的麻袋，眯起暴眼珠子沉吟片刻。“跟我走吧，小家伙，看你人小还挺仗义，上回你送我几条鱼，这回我送你两捆草，咱们两清了，谁也不欠谁的情。”
他能用对待成年人的态度同我商量，我心里美滋滋的，有些过意不去。但我无法拒绝老头鱼的好意，非常想得到稻草，不能不对他心怀感激，没有“羊角”就不能脱坯呀。我拿起披在虎子身上的衣服，将鲤鱼挂在耙子上，决定和他们一起去山东屯了。我屁颠屁颠跟在老头鱼身后，翻过第一道防洪大坝，虎子屁颠屁颠跟在我身后，皮毛上的水很快就晾干了。一路上，虎子一会儿跑在前面，一会儿落在后面，时而停下来用鼻子嗅着什么，谁知道它发现了什么东西？
“叔叔，你们是哪的人？”我问老头鱼。
“山东。”
“我老家也是山东的。”我一边和老头鱼套起近乎，一边在脑子里搜寻合适的话题，告诉他我住在离这儿很近的白土地，又问起他们怎么到齐齐哈尔来的？
“逼的。”
“没有工作，怎么活？”
“打草、逮鱼、编土篮。盲流有盲流的活法儿，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转，我们不是活下来了么。”
“以后呢？”
“管不了那么多，哪里的黄土不埋人！”
我似乎在哪里听到过这样的话，一时又想不起来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说话之间我们来到山东屯，走过泥泞狭窄的街道，轰开四下游荡的猪、鸡和鸭子，七拐八折走进他家的院子。老头鱼住得和周围的邻居差不多，土坯盖起的两间小屋比街面略低一点儿，先要走下三个台阶。屋里有一个临街的窗口，棚顶耷拉着陈年的蜘蛛网。没有电灯，窗玻璃给苍蝇叮得发黄，大白天光线也很暗，一铺大炕占据大半房间，半截睡人半截烘苞米，摆满简陋的家具和农具。炕洞里还残留着烧苞米秸的余烬，炕上坐着两个穿着单衣、流鼻涕的小男孩。弟弟一脸惊奇咬着手指打量着我，哥哥把两手插进两边的口袋里，在数里面装的小石子。我探着身子和大一点儿的孩子打招呼，对方却眼睛转到别处躲到母亲身后了。我不自在起来，仿佛我们之间有着一道无形的鸿沟，心想下次再来一定带点儿铅笔、橡皮什么的，好作为礼物送给他们消除隔阂，免得搞得我也不好意思。我注意到外屋门口靠墙摆着个刀枪架子，上面放着红缨枪、大刀、七节鞭等家伙。我问老头鱼这是干什么用的？他卷起一支蛤蟆头烟卷回答：
“俺就是靠耍这玩意儿落住脚的。”
“你会两下子？”
“从小就习惯了。”
我惊讶得半天说不出话，很想多了解些。早就听说山东老家习武成风，三岁的孩子都会耍拳弄棍，怎么一点儿没看出打草人有功夫？真是咬人的狼不露齿，叫唤的鸟儿不长肉！我想起那次蹲宿儿，有点儿后怕，不禁胡乱猜测着，出了神儿：
“那上次，你咋没动手？”
“和几个小孩子……”他淡淡一笑点燃烟卷。
“给，孩子，够不够？”女人笑吟吟抱来稻草，马上打断丈夫。“别胡扯了，跟你受的折腾还少，要不咋能跑到这个鬼地方！”
老头鱼一直把小客人送出院子，叮嘱我再来串门。
已是傍晚时分了，空气里悬浮着算不上雾的薄霭，薄得掩不住远处路灯和窗户的光亮，但还是能看见路两旁树木枝桠上萌生出的小小的绿叶，紧密地挨在一起，很有生气。看得出两口子很够意思，很善良，他们不但热情地送我两捆稻草，听说是老乡还捎带一条大狗鱼，而且为了这一点，很愿意帮我的忙。同老头鱼说话用不着拐弯抹角，很轻松，一开口就能相互理解，况且与老头鱼最初的相识即让人充满敬意，我竟喜欢上这一家人了。在城里人眼里盲流活得多么艰难，可他们靠打草捕鱼摸虾照样维持生计，还活得有条不紊，有滋有味。我震撼于盲流生命力的顽强，不管走到哪里都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就因为他们对生活抱着严肃的态度，从不向厄运屈服，所以显得更加难能可贵，这对城里人绝对不可思议！
“我也能这样活下去么？可能，人还是没逼到分儿上。”我想。

卷一 《白土地》第四部 腥风血雨 第四章 “文攻武卫”


一


没有希望的心田寸草不生。
没有希望的日子尤其漫长，何止是度日如年，应该度秒如天，度分如年，一日长于百年。
在那个年代，失去丈夫的家庭几乎等于失去一切。我们前途茫茫，日子就像一条永无尽头的受苦受难之路，母亲不得不尽最大的努力在那上面走下去。丈夫去了，又用什么来弥补那无法补偿的损失呢？母亲把流成江河的泪水吞进肚子里，对不幸的生活保持着一贯的镇静，独自承受她的痛苦，既不会号啕大哭，也不会捶胸悲叹抱怨，忍耐力达到极限，依然在我们面前不动声色。但我们并不为此而感到轻松，以至于家庭中的每一个笑容，每一句说话声，都表示出哀愁，显示出一种共同的不安。谁受的苦难多，谁就体验多，久处逆境的孩子一般都比一帆风顺的孩子早熟。我在妹妹的身上看到了变化，过去她是个充满活力的女孩，如今却陷入沉默，闷闷不乐，连那天真无邪的大眼睛里，都蕴藏着与年龄不相称的忧郁。她总是一声不响，不安地向四下张望，仿佛寻找着什么东西。我们和母亲相依为命，尽量想法儿为她减轻一点儿生活负担，希望日子好过一些。
天气依然阴冷，因为春天刚刚开始。糖厂储运场大垛大垛的甜菜已快用完，制糖车间要停机了。家里需要准备初春的猪食，母亲要我们去捡些车间里切下来的甜菜尾根喂猪和鸡。我说那得储存多少尾根才够吃？母亲说先用尾根顶过这段青黄不接的日子，春天马上就要到了，野菜长起来就有的是东西喂它们了。姐姐和妹妹捡了许多尾根，一土篮一土篮挎回家，洗干净煮熟剁成泥放在猪食缸里，喂猪和鸡时再掺上些麸子，小猪和小鸡们都喜欢吃。尾根煮熟出锅时，我拿起一个扒下皮尝了尝，稀溜溜甜丝丝又有营养又好吃，别说猪，就是人掺上苞米面也能吃个饱。虎子便是明证，姐姐一喂起猪和鸡它就不停摇尾巴，让小主人允许它吃上几口顶顶饿。
当然，虎子主要和我们一起吃饭，一到吃饭时就蹲在炕沿下，望着炕桌等着捡剩菜底，呜呜哼哼着。那眼神儿在说：“小主人，给我点儿东西吃呀，别忘了是我陪你玩，吃饭的时候就顾不得我了，这不公平！”我从嘴里省出块大饼子递给虎子，它狼吞虎咽之后伸出舌头舔舔我的手掌，依然瞪大眼睛乞求：“再给我一块吧，我还没饱呢。”我又要给它，却遭母亲呵斥：“别给啦，人还不够吃哪！”我扮个鬼脸冲母亲一笑，只得作罢。虎子懂事，摇摇尾巴表示理解万岁，耐心等待母亲把残汤剩饭倒给它。
我和母亲的任务是等“五一”劳动节放假，到西下洼和大泥、脱大坯。
“五一”节是个天气晴朗的日子，微风拂面，空中飘着几缕白云。春天干旱，西下洼的水退下去许多，露出平坦的黄泥底，人们正好利用这里的水源和黏性土质和泥脱坯。
蒋叔叔借来坯模子脱了几块示范，我们就明白怎么干了。
这活儿看上去挺简单，干起来却累死人。
我和母亲挖出一大堆黄泥，把稻草剁成两指宽的“羊角”撒上去，就开始揉面一样和大泥了。黄泥见水后极黏，散发着浓重的霉湿气味，必须倒几个个儿搅匀“羊角”。母亲用叉子叨起泥巴又拉又拽，我用铁锹给泥堆倒个儿，母子两人即使把大腿垫在锹把底下，充分利用杠杆原理，没倒一个来回就大汗淋漓了。我甩掉鞋子跳上泥堆踩来踩去，这样既节省力气，泥巴也和得均匀。母亲不许我光脚踩泥，怕春天的泥水凉坏我的腿脚，自己却挽起裤腿脱掉鞋子踩上泥堆。和好大泥，母亲在泡子里洗干净脚，穿上鞋子，平整出周围的一圈地皮说：“累就歇会儿，晚上妈给你做炸酱面吃。”
“不累。”我说。
“五一”节母亲只放一天假，加上星期天也只有两天假，我不能休息，得抓紧时间多干一些。因为母亲计划脱一千块坯做仓房房基，然后在上面砌砖头墙壁，我们必须每天脱出五百块坯，力争在雨季来临之前上好仓房顶。
母亲拎来一桶水，摆好坯模子，我倒进一锨泥，不够，再加上一锨。母亲双拳摁结实木框四周，撩上点水抚平坯面，拿起模子，一块有棱有角、中间微陷的土坯就完整地脱出来。她半蹲着身子后退半步，把模子放在桶里洗干净摆平，我倒上两锨泥巴，第二块坯又脱出来。弯着腰干活很不好受，我每撮起一锨泥巴，腰、腿、胳膊的力量全聚向手腕，再挪动几步将泥巴倒进坯模子里。我已经累得龇牙咧嘴，只知道不要停下来，一停下来准会瘫倒在地，几乎攥不住端泥的锹把了。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但她无法分身顶替我干活，只得劝我：
“艾平，别拼命，活要一点点儿干。”
我满脑子尽是母亲做炸酱面的情景━━她在面板上滚动着擀面杖，擀出一张圆圆薄薄的面皮，洒上一层面粉折叠起来，用菜刀切出细细的面条……肉丝在油锅里爆炒着，再倒上一碗大酱。母亲将炸酱端上炕桌，我舀上一勺炸酱搅在面条里，大口大口往嘴里咽着，撑得肚皮都快爆炸了。如此想入非非，你别说，还真能从疲惫的身体里诱出不少力气，使人咬牙坚持下去。但是当母亲脱第四百块坯的时候，我陷入极度疲劳中，一撮起泥巴铁锨头就歪向一边，再幻想吃山珍海味也不顶事了。“你喝口水吧。”母亲劝过我，抄起铁锨替我撮起泥巴。我怕一歇就再不想动弹，举起水桶兜头倒下冲个凉，干脆不再用铁锹，双手捧起一大团泥巴放进坯模子里。此刻母亲也蹲不住了，而是双膝跪在地上，一点点往后蹭着脱坯，我见她的女工帽都被汗水浸透，忍不住说：“妈，咱都歇会儿吧。”
“你歇吧，妈再脱两块。”
“你不歇，我就不歇。”
“好吧，妈抽支烟。”
母亲同意了，双手把着后腰支撑着站起，又一屁股坐在地上。我急忙过去拉母亲，她推开我：“别动，一拉更疼。这是长期撅着落下的毛病，我得自己慢慢缓过来。”母亲脸上凝结着发黑的汗水，膝盖上沾着一团稀泥，掏出支“经济”牌香烟点着吸起来。抽过一支烟，又跪下脱起坯来，我还是一捧一捧地送泥巴。晚上，母亲做好炸酱面，我勉强咽下两口倒在炕上，连被子都没翻开就睡过去。其实母亲是硬撑着做饭的，她也没吃几口就瘫倒在炕上。早晨醒来，周身酸软如泥，胳膊腿疼得抬不起来，两个手掌上尽是血泡，手肚露出红红的肉来。我爬了几次才支撑起身子，踝骨极疼，双脚几乎承受不住全身重量，那也得硬撑。往嘴里扒拉几口早饭，找出副手套戴在手上，又扛起铁锨上工了。吃午饭时，我摘下手套洗手，母亲发现我手上的大泡全磨破了，满手掌都是血，心疼地几乎流泪了。她给我涂上红药水，用纱布缠好后，勉强露出笑容说：
“不去干活了吧，儿子。”
“为什么？”我问。
“你的手都这样，还逞强。”
“你一个人能干得过来吗？”
“怎么不能，一个人干得更快，妈有的是力气，还没用上一半呢。”
“假话，你连腰都直不起来了，当我没看见！”
用不着再说什么，我要去。母亲为了忘却现实的苦恼，无论班上班下都用劳累麻木神经中枢，不让那郁积已久的、被意志压抑住的愁思冲破堤防，内心才会轻松些。其实她不说我也知道，她的手上也同样磨起大血泡，上面粘满胶布，一个人独自脱一千块坯不累死才怪。以后的几天全家出动，姐姐妹妹都到西下洼帮忙，一家人起早贪黑忙得脚打后脑勺，连直直腰的时间都没有，总算完成脱一千块坯的计划。作为劳动报酬，母亲给我买了支冰棍，这对我已是莫大的奖赏。几经思想斗争，我迎着妹妹羡慕的眼神让她咬了两口，表示哥哥并不小气。然后蹲在房头的阴凉地里炫耀自己又有冰棍吃了，一点一滴吸吮半天，就差没把冰棍筷子吮烂。因为家里从来不给零花钱，我一见卖冰棍的小伙子就躲开，差不离有一年多没尝到冰棍滋味了！

二

“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权倾一时，提出荒谬绝伦的“文攻武卫”，“好人打好人是误会，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该死。”这无异于给混乱的形势火上加油。
齐齐哈尔阴霾漫天，各种五花八门的帽子满世界飞，打砸抢分子派性严重。随着暴力的升级以及文化大革命范围的扩大，无论哪个派别都为争权夺利大打出手。为控制齐齐哈尔市的实际领导权，每一派都比别人更红、更左、更革命、更残酷无情。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一群众性的疯狂情绪极具传染性，残暴的统治永远跟一切智力与精神上的发展处于敌对状态，被统治者的愚昧和粗野则是对统治政权最好的支持。这样一来势必造成大规模内战，形势发展到失控地步，各级组织控制权频繁易手。在这充满仇恨的时期里，大家几乎都停工停产闹革命了，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学生不上课。到处是一堆堆一团团人在激烈辩论，城市处于严重混乱之中。市里武斗消息不断传来，隔两天就发生一起流血事件，打死人的事情接连不断。糖厂两大派也倾巢出动，开着卡车戴着柳条帽举着棍棒上街支持各自的总部。
晚上，邻居们躲在家里相互传播着“小道消息”，用想象丰富演绎这些消息，什么样的消息都传得飞快。市“炮打司令部兵团”率人包围市“二九公社总部”，四面架起高音喇叭，勒令大楼里面的人出来缴械投降。“二九”派也架起大喇叭，众志成城拒不投降，“敌人磨刀，我们也磨刀”。用革命的暴力对付反革命的暴力，誓以鲜血和生命保卫毛 ，一遍又一遍高唱《国际歌》。两派从互相辱骂发展到刀兵相向。“炮司”派调兵遣将大张挞伐，组成敢死队发起总攻。大楼里面的“二九”派森严壁垒，拆毁墙壁堵住门口，用砖头瓦片打退一次次进攻。双方展开了一场投掷大战，“炮司”派虽人多势众，攻了一天一夜也没有拿下大楼，好多人身上都挂了彩。头头火了，抢了部队的军火库，运来枪支弹药支援敢死队。“炮司”派打起人海战术，人人手里都举着长矛大刀，头上顶着门板向“二九”派发起强攻。一时间枪声大作，弹雨横飞，双方打得不可开交，杀得天昏地暗。
据周围的邻居第二天描述，那情景跟真正的战场没什么两样，恐怖的气氛达到了极点。“二九”派进行一天一夜的悲壮抵抗，但他们赤手空拳顶不住荷枪实弹的猛攻，终于让敢死队冲破大门杀进楼道。经过逐个房间的短兵相接，“炮司”派大旗胜利插上“二九公社总部”的楼顶，尽管他们的大喇叭播出“缴枪不杀”口号，胜利者却没有宽恕战败者。当俘虏们抱着脑袋走出大楼时，一路饱尝夹道“欢迎”的拳脚棍棒，一个个被打得屁滚尿流，惨不忍睹。
“二九”派愤怒了，第二天举行盛大的示威活动。
上万人头戴柳条帽，举着刀枪棍棒，用担架抬着被“炮司”派打死的战友尸体，排成长队走上街头，齐声背起毛 语录：“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每个人胳膊上都佩带黑纱，胸前别着洁白的小花，脸上是肃穆的敢死精神。“甘洒满腔战士血，便地盛开英雄花！”“只要生命在，忠于毛 的红心永不变！”比一去不复返的壮士荆轲还要悲壮。高音喇叭放着“有我无敌，有敌无我”的口号，一路散发战斗檄文，文攻武卫，还我战友！那阵势十分壮观，前面有十几辆驾驶室上架着机枪的大卡车开道，驾驶室两侧踏板上各站着一名高举手枪的敢死队员，车头上披着黑纱，交叉点上扎起一朵迎着凛冽寒风怒放的硕大的白纸花。“二九”派浩浩荡荡游行至“炮司”派大院门口，要求对方交出杀人凶手，血债要用血来还！
“炮司”派如临大敌，修起沙包工事摆开路障，整个大楼的窗口都变成枪眼，里面的人全部武装起来严阵以待。他们把拖拉机焊上钢板做成土坦克，上面架着机关枪堵在大院门口，大有决一死战，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的势头。一场大规模的流血势在必行，两派都投下全部力量准备决一胜负，谁也不知道这样的局面会持续多久。幸亏齐齐哈尔的驻军及时赶来，解放军战士手拉着手在两派之间建立起警戒线，劝说气势汹汹的“二九”派要文斗，不要武斗，以避免不必要的流血。虽然这场大规模的武斗被部队及时制止住，各单位小规模的武斗却屡屡发生，一直延续到运动后期仍络绎不绝。
我无法理解两派为什么要打仗？今天这一派得势，明天那一派掌权，简直是发疯，本来都是好好的亲人、同志、朋友，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一沾到派性就吃了迷魂药，着魔中邪反目为仇（或许还是因为年龄太小，始终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那个年月邻里之间家庭之间分出两派或者三派，今日的战友，明天的仇敌，根本不是新鲜事儿。若邻里之间观点不同还好办，两家加高院墙闭门朝天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就是了。家庭内部发生分歧就不好办了，一个锅里吃饭的人，整天抬头不见低头见，想躲也躲不开。有时候父子、夫妻各执一种观点，动不动就争吵，像冤家对头。一家几口陌生人一样互不理睬，轻则饭桌上拍案而起大吵大闹，重则断绝家庭关系离家出走。
有一对新婚的夫妇深更半夜在被窝里辩论起来，他们两人都自称是绝对正确的红色战士，运用同样的战略战术，大背毛 语录批判对方站错了队，应该立即悬崖勒马。“亲不亲，阶级分”，夫妻俩越说越离谱，越辩火气越大，只有阶级成分，没有私情成分，由辩论升级到厮打起来，搞得四邻不安也不敢劝架。为什么？他们都在炕上光着屁股捍卫毛 呢，虽说这是一场彻底摧毁个人隐私的革命，但你叫邻居们如何是好！新娘一气之下搬回集体宿舍要求离婚，正赶上街道办事处管离婚的人和她一派，一听原因怒火中烧，二话没说就给她办理了离婚手续。可新娘的父亲是个“老正统”，听完女儿离婚的原因差点儿气晕过去，破口大骂他们两个荒唐至极！

三

糖厂“炮司”派大部分是制糖车间的工人，“二九”派大部分是装卸队的工人。我见过他们两派之间的大辩论，“二九”派大多辩不过“红旗”派，双方往往由舌枪唇剑发展到刀兵相见。
那是一个晚上，俱乐部门前的大喇叭紧急通知“炮司”派集合截击“二九”派，不许对方去市里支持“二九公社总部”的行动。我家隔壁第三家住着一位工人叔叔，人称傻老孟，他长着一双罗圈腿，走起道来一拐一拐像画圆圈。大家都说他是一个大字不识的“二百五”，我却对他很有好感，因为他从不歧视母亲，我们两家也处得十分融洽。那天他举着“二九公社”大旗，迈着罗圈腿画着圆圈走在援军最前面，“炮司”派仗着人多势众截住“二九”派的队伍，一顿大棒子打得对方稀里哗啦。“炮司”派冲向“二九”派旗手欲夺大旗，傻老孟只见许多人往回跑，并不清楚怎么回事，非但至死不放还质问对方凭什么打人？
“你看看扛的是什么旗？”“炮司”派问。
“红旗呀，”傻老孟莫名其妙，但是脸上明显流露出惊慌不安的表情。“你们不是也有么，抢我的干啥？”
“混蛋，这上面四个字是什么？”
“不认识。”
“那你怎么参加行动？”
“不就是扛一杆旗嘛，怎么了？班上分配的，给工资我就扛！”
“把旗给我们。”
“公家的东西能随便给么，让我犯自由主义，承担严重的政治后果。不行，拿领导批条来。”
“炮司”派哭笑不得，照他的屁股踹一脚：
“你给我滚回家去！”
结果傻老孟的战友都被打得溃不成军，丢盔弃甲，只有他扛着大旗，一派悲剧英雄的气概突出重围，打道回府。路上恰好碰到我的母亲劳动改造归来，他文绉绉对学校的走资派说：“一个人劳累了一天，最好早点躺下休息，你说是不是，孙书记？”然后把母亲甩在身后，划着圆圈进屋睡大觉去了。
一部分“二九”派杀出重围，退回到糖厂“二九”公社的总部装卸队值班室了，“炮司”派乘胜挥戈包围起值班室准备进攻。那天晚上我们都猫在家里不敢出门，清楚听到外面大喇叭指挥战斗的声音：“敌人不投降就砸烂他……红旗兵团一连上房……二连从正面进攻。”“二九”派躲在值班室里负隅顽抗：“只要打不死，还要干革命！”一次次用砖头瓦片打退进攻的队伍，整整一夜呐喊声惨叫声玻璃碎裂声此起彼伏，沸反盈天。天亮前“炮司”派趁“二九”派放松戒备之际，爬上房顶扒开个大窟窿跳进屋里，终于攻占了糖厂“二九”公社的总部。那次武斗没有死人，受伤的人不少，装卸队有位姓方的工人被“炮司”派俘虏后打得皮开肉绽，躺了好些日子才下炕。

四

春暖了，燕子从屋檐下飞出去，麻雀在枝头跳跃着。老榆树重新挂起满枝头的榆树钱，菜地里的菜苗齐刷刷长起来。姐姐在木板障子根上种了一溜喇叭花，细长的茎和翠绿的叶子爬满墙壁，几场春雨过后，所有的花骨朵儿都睁开眼睛笑了。白色的、淡紫色的、浅蓝色的喇叭花瓣一片片舒展开来，满院子都是花蕊吐出的淡淡清香。妹妹为了家里节省鸡饲料，整天傍晚抱着个空酒瓶，满大院路灯下抓拉拉蛄喂鸡。她够胆大的，一把能逮住两三只拉拉蛄，还咧着小嘴傻笑。妹妹特别喜欢干喂鸡的活儿，总是天亮就把小鸡放出鸡窝，天黑前鸡回窝又用砖头把鸡窝口顶上，从不嫌麻烦。我有点儿害怕这种会飞的大虫子，一到路灯下它们就嗡嗡飞过来，瞎了吧唧往你脸上撞，不咬人吓人一大跳。
母亲不许我看热闹，要我每天必须将五百块坯翻起来，让太阳晒到另一面，天阴下雨时再盖上油毡纸防雨，坯块干透后又忙着运回家里。从西下洼到我家有一百多米远，我每次能挑四块死沉死沉的土坯。不过挑过几个来回竟和大人们一样掌握了换肩技巧，一路行走中也能低下脑袋将扁担从左肩上转到右肩，再从右肩上换到左肩。后来我们全家都投入到紧张的运坯工作之中了，姐姐挑四块，妹妹抱两块，顶数母亲力气大能挑六块，一千块坯大家足足搬运五六天时间，土篮都压坏两三个。
仓房动工了，蒋叔叔在地基上架好门框，拉出两道细绳，让我们自己先垒房基，说待砌砖墙时再过来帮忙。吕大姨挺懂行，母亲上班时由她教我码坯。我倒上一锨稀泥摊均匀，在两道绳之间放上一块坯，压住坯与坯的界面，摁实，再闭上一只眼睛瞄瞄整个墙壁，若坯块摆歪了就用瓦刀敲直它。然后在稀泥上又垒起一层土坯，将泥浆填充在土坯之间，遇到门口就将整个坯块砍成两半，错开界面挤住门框。吕大姨对母亲夸奖我说：“这孩子真聪明，一教就会，没准长大能当泥瓦匠！”可惜我家只盖一座仓房，否则说不定我真能当一名合格的泥瓦匠呢。
日子在忙碌中过得很快，天气炎热了，小伙伴们又去养鱼池钓鱼，江边蹲宿儿了。
我心痒难挠，春节留下的四盘甩线还一次没试过。听说看养鱼池那个干部走了，池里的鱼可以随便钓，不会钓鱼的孩子一天也能钓十多斤鲫鱼。我挖土脱坯时捡了不少蚯蚓，一直养在罐头瓶里等着过钓鱼瘾，恨不能马上去游泳、钓鱼，可我是盖仓房主力没时间玩。铁南来找我蹲宿儿，我回绝了；七哥来找我抓蝈蝈，我回绝了。母亲也不允许我和小伙伴们一起去江边蹲宿儿了，大家都说有只老狼一直在附近转悠，前几天刚刚叼走菜社人家一头小猪，搞得糖厂家属区院里院外都人心惶惶。有人看到狼的爪印，有人听见狼嗥声，有人发现狼拉的白屎，个别的胆小鬼走夜路都吓尿裤子。有个家住南窑地的工人传得更邪乎，说他在下夜班路上亲眼见到过那只灰狼，当时老狼逮住一只吃夜草的小牛犊，正咬住小牛犊的脖子，用自己的尾巴往江边赶呢。
这样的传闻越来越多，糖厂大院的房山头上到处画满白石灰粉大圆圈，据说老狼的疑心重，会以为这是猎人下的套子就不敢进院里了。有猎枪的人都背起枪出去搜寻老狼，明利的父亲带着苏联猎狗转悠好一阵子，连个狼影都没见着。我心里憋气，有点儿恼火，母亲你何必用吓唬人的办法留我干活，本来我就没打算出去呀。光天化日下哪来的狼？都是吃饱撑的人闲扯淡，自己吓唬自己，听拉拉蛄叫还不种庄稼了呢！
仓房上顶的时候，吕大姨、吕大姨夫、蒋姨、蒋叔叔都过来帮忙了。蒋叔叔踩着凳子在房头架上几根檩子，铺上一层木板，木板上又铺上一层厚厚的芦苇。大家把和好的泥巴甩上房顶摊开抹平，整个房顶就上完了。新仓房与鸡窝、猪圈形成一面院墙，加上隔壁吕大姨家原有那面院墙，我们再用剩余的砖头立起一道院门，这样一来家里总算有个大院了。母亲乐了，我也乐了，姐姐妹妹乐开了花。我们乐得那么开心，虽苦中求乐，其乐也融融。我的胳膊变得粗壮，周身充满力量，也可以骄傲地向小伙伴们显示我不再是什么厂长的“公子”，而成为一名不折不扣的劳动者。新仓房建成后，我们把家里的破烂和煤都堆进里面，父亲的骨灰盒原放在写字台小柜里，母亲考虑再三，取出来包在一床破被套里藏进仓房。我不理解她为什么要这样做，一个骨灰盒碍谁事了，犯得着掩掩藏藏，让父亲的灵魂不得安宁么？
广播和报纸上开始大肆宣传这个省升起新曙光，那个市“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新闻在撒谎。
全国各地争先恐后成立革命委员会，欢声雷动，普天同庆。其实稍稍有点修养的人都心照不宣，那时是“黑云压城城欲摧”，整个中国百孔千疮积重难返混乱到极点，经济已危急到快要崩溃的地步，只有进行军事管制才可能力挽狂澜。严格地说，历史已经达到一个转折点，这是一场生死的大搏斗。宣传机构却推波助澜混淆视听，无时无事不在放屁，炮制假、大、空舆论，帮助错误路线实施愚民政策。
糖厂进驻了军代表，学校也进驻了军代表。
在军代表的强行督促下，“炮司”派和“二九”派马放南山，刀枪入库，化干戈为玉帛，敲锣打鼓联合起来成立革命委员会，携起手来共同对付走资派。白土地人又聚集在操场上，大跳特跳不伦不类的“忠字舞”，欢庆糖厂大院一片红。厂革委会为使队伍纯而又纯，不许走资派跳“忠字舞”了，早请示、晚汇报鬼队也自成一体，每天必须一丝不苟地低头认罪。家属和孩子则基本上是走走形式，敬祝过“万寿无疆和身体健康”就做鸟兽散了。
糖厂子弟学校也成立了革委会，由厂里派来个满脑袋无产阶级专政，满嘴阶级斗争的造反派当主任。我早就认识这家伙，因为他的秃脑门上没几根头发，说起话来一副公鸭嗓子，阴得很，大家背后都叫他白脸狼。别看他整天嘿嘿笑着，其实是笑里藏刀，没安好心，走资派见了他都退避三舍。这副笑脸在以后岁月中我不知还要碰到过多少次，心里很明白他是什么意思，想避都避不开。母亲说新主任是个刑满释放分子，他一来我们准没好日子过！果不其然，白脸狼刚一走马上任，阶级斗争就骤然升温，他又把“挂”着的走资派摘了下来，重新批倒斗臭。
母亲不再扫厕所了，从厂里调回来率领学校的鬼队劳动改造，每日里顶着毒日头给家属服务站种菜。因为所有的造反派都认为只有繁重的体力劳动才能改造思想，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糟粕，他们绝不能对阶级敌人手下留情。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稍一放松警惕就会红旗落地，江山变色！

《白土地》第四部 腥风血雨 第五章 救救孩子


一


又复课闹革命了。
我们班被拉到爱国菜社上劳动课，忆苦思甜。
同学们在王官迷的煽动下，与我的距离拉得更远了，我们被划分到两个不同的世界和两种不同的生活中，几乎达到互相不说话的程度。我觉得自己成了一个外来人，处于接近真空的孤立状态，就像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外星人，讲一种他们不懂的语言，我也听不懂他们的语言。但有一点我明确地意识到，我们之间的同学关系已不复存在，现在是“红与黑”的关系了。
６月的田野里春意盎然，繁花似锦，姹紫嫣红。下过一阵短促的夏季的阵雨，刚好淋湿青葱的草木，盖住了路上飞扬的尘土。上劳动课没说的，比闷在教室里舒畅多了。况且我刚刚在家干过脱大坯和大泥的活儿，拔拔草不过小菜一碟，用不着老师战地动员：“苦不苦，想想红军长征两万五。累不累，想想万恶的旧社会。”我最头疼的是吃忆苦饭，为让我们警惕资本主义复辟，不再吃二茬苦受二茬罪，一定要采一大堆野菜做一顿忆苦饭吃。那年月荒唐事数不胜数，我至今也没弄明白什么是“吃二茬苦，受二茬罪”？其实对我来说吃下那碗黑乎乎的野菜汤，就是吃苦和活受罪。
中午，我们班来到爱国菜社队部，列成方队面对一口大铁锅，锅台上落满一层黑压压的苍蝇，与野菜的颜色差不多少。每次吃忆苦饭前一定要一首唱革命歌曲，请一位苦大仇深的老农现场做报告。我记得那最后一段歌词是这样的：

不忘阶级苦，
牢记血泪仇。
世世代代不忘本，
永远跟党闹革命。
……

最精彩绝伦的节目是老农做报告。这位农民伯伯一脸深深的皱纹，一身补丁摞补丁衣裳，一看就是百分之百的苦出身。他倒好，一开始讲的还有点儿谱，一边挥手驱赶着苍蝇一边唾沫星乱飞，说自己祖祖辈辈都是扛大活的贫雇农。地主吃香喝辣作威作福，他们却吃糠咽菜当牛当马。我总算没白认真听，从老农报告中得知“吃香喝辣”的含义了。原来他说“吃香的”是指咸菜里面放香油，“喝辣的”是指喝白酒。后来农民伯伯讲着讲着就有点儿离谱，顺口联系到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说过去受地主剥削过年过节还能填饱肚子，人民公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那阵子，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不说，还饿死不少人。没死的人都得了水肿病，脸黄得透亮，肿得像个盆子，能有一口饭吃就阿弥陀佛了！
看得出他前面讲的都是别人教的套话，心情一激动时才说的是真话。底下人都吓傻了，无不瞠目结舌，谁请这样的老农做报告肯定是居心叵测，回去不得好死，不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才怪呢！全班都吓得缩了回去，还是班主 任李老师反应灵敏，磕磕巴巴打住道：
“好了……红卫兵小将们……开饭了，开饭了。”
“我说不讲吧，你们偏要我来讲，”农民伯伯登时不高兴了，把一只手高举过头。“我刚开头你就打岔，这是对贫下中农的态度问题！”
请神容易送神难。
“大爷你就饶了我们吧，”另一个老师带着哭腔央求老农，“再讲下去大家都得玩完。”
报告结束，我们可以动用树枝做的筷子了。
我们采的野菜叫苣荬菜，放在铁锅里煮开，撒一把咸盐，本来就黏糊糊一团，半干不稀，有些苦，有些涩，没油水就更难吃了，往下咽时直拉嗓子眼。说实话，我是狗崽子不敢不吃，害怕挨批评，只好皱起眉头龇牙咧嘴往肚子里咽，可脑子里却闪过这样的念头，忆苦饭不好吃也不抗饿。常常是没过两个小时，肚子里又饥肠辘辘了。天可怜见，那些表现积极的同学是怎么吃下一碗又一碗的。王官迷和我形成鲜明对照，还称赞“这是无产阶级最爱吃的饭菜”，是一次最好的阶级斗争和革命传统教育！
我强迫自己和他们一样思想，一样说话，总想着他们这么做不是没有理由的，可是怎么也品不出“这是无产阶级最爱吃的饭菜”，没吃几口就有点儿恶心，直往上反胃。我羞愧地低下头，自己很清楚，我现在倒是比任何时候都沮丧，甚至怀疑自己真的变成资产阶级了？我有个百思不解的问题，老一辈打江山的目的是什么？我想他们决不会让后代吃野菜吧，肯定想吃细粮和荤菜，况且我每天只吃大饼子、高粱米，一个月配给四两肉就算改善生活，有什么本可忘？为什么我们不憧憬美好生活，而时时向后看，认为现在就是共产主义的天堂了？我天真地想，资本主义真复辟了倒也好，无产阶级肯定要发起反击的，我就可以报名参军了，做一名董存瑞、黄继光那样的战士，而不再是什么人见人讨厌的狗崽子，也就不辜负自己的这一生了。到那时管你走资派还是造反派，是骡子是马遛遛看，你真革命、假革命，咱战场上见，战场才是检验一切的试金石。
我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战场上，相信自己会是个好战士，只好以此来安慰自己了。

五

我没有回家，头痛欲裂，自己也不知道去什么地方，为什么这样跑？我不管不顾朝前跑去，一直跑到家属大院铁丝网外，一头趴在草地上。 “这是怎么回事？是怎么回事？我多么愚蠢啊！”这个突然的发作使我顿感无比恐惧，明摆着有人想激我上当，我一时糊涂又都做些什么，说些什么呀？我对自己不满，感到压抑，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耻辱感。但是祸已经闯下来了，现在有什么可能挽回吗？当然没有，毫无可能。
我就这样躺着，一个人躺到太阳西沉，暮色苍茫，既讨厌自己又憎恨这个世界，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我该怎么办？此刻我什么都不愿再看见，什么也不想再知道，最好一直躺下去不再起来，永远不起来。我的脑子冷静下来，部分理智开始恢复，人也肚子饿了，起身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家里。母亲正站在院子里的猪圈旁喂猪，两头长得滚瓜溜圆的小猪大口吃着猪食。她往猪食槽里洒上点麸子，诱使小猪贪婪地吞食尾根，时而抬起头来望望院门，盼着我的归来。一群小鸡叽叽喳喳在垃圾堆里翻寻、啄食，围在主人身边转来转去，等待着给它们开晚餐。虎子昂首坐在仓房顶上，发现转过房头的我，顺着猪圈跳下飞奔而来。我怕说话，一张口就要哭，没心思理睬虎子，走进院子来到母亲身旁站住，仿佛刚刚做了什么坏事，被当场抓住了似的，低下脑袋准备挨她的训斥了。
“你到哪儿去了？出去这么长时间不回来，你姐姐妹妹到处找你。”母亲略略放心地问。
“心情不好，出去遛遛。”
“哦……”
母亲拖着长音给了我一个字，我感到她什么都知道却不急于往下问，犹豫着怎么谈下去，最后下定决心说：“妈，我又惹祸了，不敢回家。”话一出口，我反倒安定了许多。
“咱们应该好好谈谈，进屋说吧。”
走进里屋，母亲用围裙擦着手，从锅里端出温着的饭菜，我心里难受，吃不下去。
“我都知道了，艾平，昨天不该不告诉我你中途退场的事，让妈帮你做做思想工作。”
我故意不抬头，借以掩饰自己的不安。
“要学会忍耐，你不能自己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该装傻时就装傻，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
“我咽不下这口气，不想撅着屁股让人家揍。”愤怒和失望使我提高嗓门，身子扭向一边。“妈，你告诉我，你和爸爸都不是反党分子。”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不是上次告诉过你么，哪个年代都有屈死鬼！”仿佛要知道我是否领会她的意思，母亲又补充一句。“我不过是想要你知道，你爸也不例外。”
“人家全都骂，是不是我错了？”
“怎么说呢，孩子，有些事情一时很难跟你说清楚，可生活就是这样。”母亲似乎有点为难，最后还是说。“也许，我们谁都没有错，是这个世道错了，你长大就会明白的。”
为证实父亲是个正直的好人，母亲接着讲了一些他们的往事。
解放战争时期，父亲进驻解放的青岛市做财务工作，母亲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内部查处“贪污事件”。那时部队刚刚接管大城市，经费很紧张，母亲在一次查账发现银柜中少了两沓子边币，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经济事件。部队机关开始大会小会要会计科长交代贪污公款的罪行，批判他进城后经不起香风考验，蜕化变质。科长委屈地辩解：“请同志们相信我，我从没有贪污过公家一分钱。”可银柜里的钱确实不见了，难道会自己插上翅膀飞了不成？会计科只有他一个人掌管银柜钥匙，怎么能相信他的鬼话。父亲和会计科长转战多年，深信他是一丝不苟、廉洁奉公的好战友，公开声称科长不会贪污。在讨论处理贪污分子的会议上，一个别有用心的人提议将科长投进监狱，父亲火了，说那人借机发泄私愤，砸了他一板凳，结果父亲和会计科长一起被关进禁闭室。幸而几天以后搬家时，抬起那个做银柜用的大木板箱，所谓的“贪污事件”才水落石出，原来那箱底天长日久裂开一个大缝子，两沓丢失的边币恰好落在这个缝隙之间。
母亲因而对父亲产生好感，认为他关键时刻是一条值得信任的汉子，她并没在乎父亲离过一次婚，有两个孩子，毅然不顾家里反对自作主张与父亲喜结连理。后来父亲调进山东省政府工作，又一次跟他吃了回仗义执言的苦头。1952年，山东省财贸系统开展“打老虎”运动，一个资本家举报省财委主任贪污了“从德州到济南那么长火车皮的棉花”。于是，财贸系统积极分子纷纷出来揭发检举，说主任是山东财贸战线上“最大的老虎”。母亲也和父亲一样不相信主任利用职权贪污，但上级号召以“搜山”的方式追寻“大老虎”，运动有指标，被揪出的人越多成绩就越大，不抓主任也得抓别人。母亲劝父亲少说话，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待运动结束之时自有公论。父亲偏偏不听母亲的劝告，在一次专案会拍案而起说：“我相信这是一起冤案，主任绝不会贪污棉花的，共产党人应该实事求是，千万不要再制造冤、假、错案了！”
可想而知，父亲再一次成为对抗运动的典型，被组织上勒令停职反省，他的顶头上司则因“贪污罪”被关进监狱。两年后，主任的冤案得到平反提升为青岛市长，父亲才重新受到起用。历史就是这样滑稽和反复无常……母亲感慨万千道：
“现在想起来，你爸爸的做法是正确的，他的人格力量一直让我钦佩。谁都忘不了当年运动一来时，没有一个人敢提出异议，只有一两个屈指可数的勇敢者算是例外。我为什么这样讲呢？比如说，我认为他是直肠子货，经常使人家不愉快，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糖厂有人来找你爸办事，他虽然骨子里愿意帮助人家，可从不拐弯，一定直截了当告诉来人，行还是不行。我劝他婉转点，就不能说你先回去，等我和其他领导研究研究再做答复，除了一二，还有三呢？或者让他再找别人谈谈看。有些领导都用这种办法处事，万一事情办成了呢，人家会感谢你，办不成也没关系，左右都不得罪人。
“你爸爸对我嗤之以鼻，说这不是玩弄手段让人瞎碰钉子么，我不能不对厂党委负责，为不得罪人违反原则，也没这个必要。你爸爸几十年来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历次运动都受冲击。艾平，你自己判断，他是不是好人？”

卷一 《白土地》第四部 腥风血雨 第六章 傻大胆


一


母亲的一席话使我确信父亲是好人，心头的疑云开始消散，耻辱感和对自己的不满情绪逐渐消失，值得为他翻案了。
我又回到现实，心里依然冰凉，她说这么多，我还不知道自己下一步怎么办呢？
“以后的事就不要想了，过了今天再说，天塌下来有妈顶着，该吃就吃，该睡就睡。”母亲点起一支烟，采取静观的态度道。“你也得改改犟脾气，是非只为多开口，你自己注意，不要多说话。”
“人怎么能不说话？”
“你怎么偏要和妈拧着来，把不是当理说，我是说少说。”
“上课老师提问也不回答么？”
“你这孩子，”母亲好像不认识似地看着我，显然我的话叫她吃惊，声音严厉了。“妈跟你苦口婆心讲半天，还耍贫嘴！”
我垂下眼睛，一副愁眉苦脸模样，而且想掩饰这种心情也掩饰不住，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也不是我的性格，于是找个台阶下说：“妈，我头疼，不能上课了。”
“也好，避避风头再说，”母亲考虑了一下，丢开悬而未决的问题说。“你先在家里冷静几天，我去学校替你请假。”
这一回母亲判断错了，她还抱着幻想，只要忍耐，忍耐，再忍耐，他们就会原谅一个淘气的孩子，以为这样就可以避免风险，平息风波。殊不知造反派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早已密谋痛下杀手，想用我做突破口搞出父母的反党证据。其实母亲早就应该想到，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即使我不倔犟，温顺如小绵羊，也在劫难逃。如果男孩子淘气应该教育教育，那么我的女同学冯远哲向来老老实实，就因为她父亲是厂党委书记，以后不也被人整得死去活来么。现在我觉得自己成为整个世界的敌人了，天天躲在家里不敢出门，最怕走上学或放学那一段路，因为随时随地都可能受到攻击和屈辱。
母亲一上班就找学校军代表赔礼道歉，说由于自己管教不严，于艾平才搅乱课堂秩序的，她已经狠狠教训我一顿，我们保证坚决不犯此类错误了。
“你儿子为什么不自己来承认错误？”军代表冷冷道。
“他脑震荡后遗症犯了，头疼，我来替他请假。”
“这是你耍的花招儿吧，有意顶风上，让于艾平散布翻案言论？”
“没，他还是个孩子，不懂事。”
军代表龇着牙，一脸的嫌恶。
“那不行，他必须承担严重的政治后果，得出示医生的假条，否则民愤难平，我们要求他在全校大会上公开检查。”
星期日，母亲领我去市第一医院挂了急诊，医生翻翻北京的病历，痛痛快快开了诊断证明，嘱咐我吃点儿止痛片好好休息。母亲松了一口气，我们终于有了假条，又可以暂时渡过难关了。她决定去理琨叔叔家串趟门，打听一下形势，看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什么时候熬到头？
已过了晌午，空气燃烧般炎热，街道的一半是阴影，另一半则被太阳照得亮亮的。往昔繁华的第一百货商店门前都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战报、标语，路口的大喇叭播放着革命歌曲，一些红卫兵在拦截公共汽车向乘客散发红色战报。我印象里的一切都在改变，过去的生活已经距离现在变得十分遥远，我觉得自己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走在陌生的街道上。路过新华书店，我自作主张拐进去，母亲没说什么，跟在后面走进书店。我一直对书籍有特殊爱好，没钱买书看一眼也好。我转了一圈没发现有什么好看的，大部分书架上都空空荡荡，除了《毛泽东选集》和红语录几乎没有其它书籍。突然，我在一个角落的架上看到一本《阿Ｑ正传》，立刻请售货员叔叔拿给我看看。鲁迅的这本薄薄的小册子那么吸引我，我慢慢翻着，竟爱不释手。
“四海翻腾云水怒，”柜台里的叔叔不耐烦了，“买不买？没钱就别看。”
“五洲震荡风雷激。我，我……”
我顺口对上他的语录，尴尬地不知怎么解释。这本书的定价两角钱，我买不起，摇摇头欲还回书。
“为革命节省每一个铜板。”母亲拦住我说，嘴角露出一丝笑意。“开票吧。”
在收款处，母亲递给我两角钱，我仍旧迟疑不决：
“妈，买书，咱就没钱坐车了。”
“喜欢就买吧，咱们走回家嘛。”
我买下《阿Ｑ正传》，有如得到宝贝似地揣进怀里，一路上生怕弄丢了。尽管我一时还看不懂这本小说，但买一本新书，能使我暂时忘记孤独，感到生命的充实，对我来说是一件多么高兴的事啊。多少年后，我才理解鲁迅塑造阿Ｑ这个人物的深刻寓意，至少文化大革命中我是阿Ｑ，母亲是阿Ｑ，是阿Ｑ精神支撑我们一家人活下来，只有父亲不是阿Ｑ！

二

母亲领我来到理琨叔叔家门前，把女工帽压低些，地下工作者接头一样左右观察一阵，才敲响大门。
理叔叔出门了，没在家。伊阿姨和往常一样忙着让坐、沏茶倒水。她说理叔叔很快就会回来，让我们先歇口气，凉快凉快。母亲在北满钢厂工作期间，和伊阿姨一个办公室办公。伊阿姨喜欢我，每次去托儿所接她儿子大庆时，只要我母亲还没有接走我，都顺便把我接到办公室。伊阿姨的大衣口袋里总是揣着几块糖果，掏出来塞给我，让我乖乖地吃东西等出去办事的母亲回来。有一次伊阿姨接我回来，没依照惯例给我糖果吃，她又有事出去一会儿，要我留在办公室里自己等待母亲。我那年4岁，淘气得出奇，发现衣家架上挂着伊阿姨的大衣，猜想她衣兜里肯定有糖果。她走了，我摇摇摆摆地拖过一把椅子，站在上面掏大衣兜。我从伊阿姨的口袋里掏出一把打蛔虫的塔糖，全吃了下去。得意洋洋之际一个跟头从椅子上摔了下去，牙齿咯断了舌尖。母亲一进办公室差点没晕过去，我坐在地上傻哭，脸上、兜兜上、地上到处是鲜血。母亲抱起我问怎么搞的，我用小手捂着嘴，呜噜呜噜说不出话，血汩汩从指缝间往外流。母亲扒开我的嘴，发现我的舌尖耷拉出来，慌忙抱着我往医院跑。
医生给我打过麻药，将舌尖缝了起来，我昏睡过去，塔糖的药力发作起来，不停拉稀，一连两天腹泻不止，母亲只得抱着我住进医院。各种化验单上均没有问题，主治医生怎么都查不到病因，我又不能说话，一个劲儿拉稀，连大肠肛门都拉脱落了。母亲急了，找到院长：“求你们快想想办法吧，再这样下去孩子就拉死了！”院长请来市里医院的专家给我会诊，专家问我母亲：“孩子可能吃什么药品了吧？”母亲一口否定，除医生开的药她没给我吃过什么别的。伊阿姨来病房看我，听说我拉肚子恍然大悟：“这孩子是吃了我大衣兜里的塔糖，我说怎么找都找不到了呢！”找到病因，腹泻止住了，我的舌尖也恢复得比较理想。母亲一度担心我说话不清楚，说话没受影响，肛门倒留下后遗症，我一大便就拉出大肠头。虽没有什么痛苦，但不舒服……伊阿姨依然热情如故，打开一个凉水泡的西瓜让我解渴。我们刚等了不大会儿工夫，理叔叔就回来了。
看得出理叔叔情绪不好，目光十分悒郁，他也在鬼队中劳动改造了。母亲三言两语谈过给我治病的情况，转而打听起局势。我不想听大人们谈话，躲到另个一间屋里去看新书。母亲和理叔叔谈了一个小时才喊我回家，伊阿姨怎么留我们吃饭母亲也不答应，倒是这一次理叔叔拿出二十元钱塞进我手中，母亲不再推辞了。尽管大人们不断总结经验，好对时局有个清醒的认识，结果越总结就越发糊涂，他们是一再试着分析一种不能分析的东西，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要知道，人总要有点儿盼头才能活下去啊。大人们的眼神越来越迷惘，就好似大海中失去指南针的孤帆，身不由己地随着激流颠簸，茫茫然不知所措，既看不到灯塔也看不到陆地，任凭狂风暴雨吹打不说，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
分手的时候，伊阿姨出去看看方让我们走人。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和特务一样鬼鬼祟祟，为了进行一场清白的私下谈话，竟要十二万分小心？不是“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么”？母亲解释说，我们虽然“脚正不怕鞋歪，身正不怕影斜”，但现在是非常时期，应该尽量为人家着想，别因为自己牵连好人。
为节省乘车钱，母亲领我走回糖厂，一路上她都没再说话，苦苦思考什么，步履显得格外沉重。
是的，在那种环境中隔墙有耳，一有生人闯进熟人谈话的圈子，大家立刻变成哑巴，若不谨慎小心会直接影响亲朋好友的安危，这种政治生态，让我们都成了准地下工作者。我虽不明白人情世故，但因饱经苦难而变得非常敏锐，这种出于自我保护和彼此爱护的告辞，正好说明他们的关系亲密无间。那时候不单单齐齐哈尔，全国的形势都异常严峻。无情的现实粉碎母亲的幻想，“文革”不可能近期结束，中央已透风继续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运动至少每七八年再搞一次。理叔叔要母亲作好充分准备，形势不容乐观，千万要自己想开活下去，咬紧牙关挺过腥风恶浪就是胜利，我们可以等待。他还引用一条毛 语录安慰母亲：“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现在我们还没悲观到绝望的地步！
自从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开始，造反派就掌握起生杀大权，伤天害理随心所欲，打死几个走资派碾死苍蝇蚊子一样不足为奇。令人痛心的消息接踵而来，不单北京和全国各地，就连齐齐哈尔这么个小城市每天也都在制造着生离死别的悲剧，有多少好干部、好同志死于非命。上吊，割腕，吞安眠药自杀，甚至假枪毙吓疯的人越来越多。成千上万的人被打死，折磨死，饿死，恐怖的气氛愈演愈烈。
我听母亲说的一些事实惨烈至极，至今仍感惊心动魄。有人因拒不承认强加在头上的诬陷之词，在“小会帮助”时愤然摔掉高帽冲向窗口跳下楼去；有人为抗拒暴政，一家人吞下毒药集体自杀；有人因身体有重病，造反派却让他“轻伤不下火线”，直至在大批判会场上被活活斗死；有人因有亲戚在海外，回老家探亲时到海边转了转，回来后造反派硬说他想叛国投敌，被抓进牛棚后抬出来是一具尸体。更有甚者，造反派想整倒一大批革命老干部，而这些人又大多经历过战争考验，虽身受严刑拷打仍旧威武不屈，造反派索性就给他们头上扣上一顶叛徒、特务的大帽子，轻则流放回老家，重则投进监狱。
“文革”中草菅人命的事例举不胜举，我记忆犹深的有三个例子。
一是有一个企业的走资派挨过批斗，被抬回家后昏迷不醒，家里人赶紧送他去卫生所抢救，医生马马虎虎看过说只有点儿皮肉擦伤，回去躺两天就没事了。可是没过两天人却死了，家人在给死者理发时，发现他的头上有一枚钉进去的大钉子。二是有一个机关的老干部被打急眼了，反正是说什么都得挨打，我这辈子不说话行不行？下一次批斗大会上他愤然咬下自己的舌头，鲜血喷涌。造反派火了，说你敢跟革命群众示威就自作自受吧，于是宣布立即散会，任疼昏迷过去的老干部流血而死。三是有一个中等技术学校批斗老师，红卫兵小将硬说老师态度不老实，给他身前贴上大字报，身后贴上大字报，甚至连脸上都贴满厚厚的大字报。后来老师终于因窒息倒在地上一动不动，弟子们却说你就自己在这儿装死吧，然后嘻嘻哈哈扬长而去……

四

我嘴上不服，心里也不服，这个弯子转不过来，从不愿像母亲那样顺应现实，同残酷的命运妥协。再说我拿自己也没有办法，谁让我天生就是个犟种呢。我错了，感到不好意思，肯定主动去承认错误，他们凭什么鸡蛋里面挑骨头，强词夺理？为排解自己郁闷的心情，第二天母亲还没有起来，我就带上两个大饼子，扛起鱼竿领着虎子去养鱼池钓鱼了。
彬子说得不错，那个劳动改造的干部走了，养鱼池没人管，又不是公休日，偌大个泡子就我一个小孩钓鱼。
这一天，我过得非常愉快。
我光着屁股下到水中，在一片茂密的水葱间开个鱼窝子，扔进一块大饼子喂上窝子，着实过了把钓鱼瘾。养鱼池内的鱼实在太多，这哪里是钓鱼，简直是来捡鱼，根本不用什么高超的垂钓技术，就是瞎子扔下鱼饵也照样忙不过来。鲫鱼、大白鱼、鲢鱼、胖头鱼纷纷划出一道道水线，时而欢快地跃出水面，落下去迸溅出一圈又一圈的波纹，直撞鱼漂。我用大饼子捏成面食专钓带鳞鱼，巴掌大的鲫鱼抢一样争先恐后咬钩，一个接一个被甩上岸来。
中午，火伞高张，微波不兴，空气十分闷热，鱼不咬钩了，我决定到“锅底坑”洗个澡，提提精神凉快凉快。我尽情在水里游来游去，有说不出的痛快，招呼虎子也下来玩玩。昨天在家时的愤怒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天气这么好，谁还能老生气呢？这家伙不到半年就长成熟了，脑袋硕大，肩宽背厚，发起威来脖颈上黑灰色长毛一竖，像一头雄狮，怪不得孩子们都怕它呢。虎子耷拉着舌头，呼哧呼哧直喘，也不肯下水，我抱住它的脖子滚进水中，又有点儿担心别淹着这家伙。啊哈，没想到它将脑袋探出水面，四脚划动起来，天生就是个游泳健将。
傍晚时分鱼又咬钩了，我聚精会神甩起竿，盯着鱼漂什么都不想，内心出现长期不曾有的平静，一切顾虑都暂时给抛诸脑后了，这会儿，我仿佛和整个世界都隔绝了，再也不用见人就黄花鱼一样溜边。时间不知不觉过去，我钓了十多斤鲫鱼，一直到快看不清鱼漂，才恋恋不舍收起鱼竿，要永远是夏天，天天来养鱼池玩该多好！虎子竖起耳朵，前腿微弓低声吼叫起来，身子直往我腿上靠。暮色沉沉一片苍茫。天边涌来翻滚的黑云，风带来浓浓的雨意。我四下打量着它发现什么，怕下雨被拍在路上，扛起鱼竿和沉重的鱼穿子回家了，虎子却不和往常一样跑前跑后，而是躁动不安地一步步退着走。我踢它一脚：“赶快回家，要下雨了！”虎子不理睬我，紧张地向什么示威。我回头一看，第二道防洪大坝上小步跑下一条狼狗，眼睛像两盏绿幽幽的小灯，见我回头，尾巴夹在两腿之间，坐在不远的地方不动了。
“一条狗，闹什么？”
我扯起虎子耳朵向前走去，它挣脱开，仍旧低吼着一步步倒退。我恼了，爬上大坝放开脚步。炎热的白天一过，露水凝结得很浓，没走多远就打湿裤腿。远处糖厂的灯火隐隐在望，奇怪的是我们走一段，狼狗就跟一段。它长着一对高耸的耳朵，耷拉着鲜红的舌头，两腿粗壮，浑身覆盖着浓密的灰色皮毛，人一回头就屁股坐在地上，距离愈来愈近。我以为这是条想要东西吃的野狗，才一直在我们身边转悠，搅得虎子不得安宁，它却在侧面稍稍偏后的地方跟上，牙齿碰得咯咯响，不吼也不叫。我弯腰装作捡石头，对方却连耳朵都没动一动。“让它跟在后面跑吧，去去，虎子，你跟它玩吧。”我想。穿过一片茂密的苞米地，大风吹得苞米杆哗哗响，我感到背后冷飕飕的，有一双阴森森的眼睛正窥视自己，急忙转过身去寻找，什么也没有，黑黝黝苞米的似两堵没有尽头的高墙。虎子越发不安地贴着我的腿部，尽可能挺直身子，盯住那条狼狗，狂怒地准备攻击了。一道闪电划过，我这才发现狼狗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绕到前面拦住去路，耸起脖上的鬃毛，两只耳朵向背后竖起，夹紧尾巴，眼睛里闪着杀气。
“癞皮狗，滚开！”
我大吼一声，端起鱼竿向它冲去，虎子冲到前面张牙舞爪扑去，可是它不会撕咬，只用身子撞了对方一个跟头。狼狗就地一滚翻起来钻进庄稼地里，它回头看了一两次，便消失在黑暗里了。我扛起鱼竿，径直走向糖厂大院后门。
接近后门菜社看地的小房子时，打更狗狂吠起来。看地人闻声走出屋门，他抄起铁锨大惊失色说：
“你这傻大胆小孩，没见狼跟在你屁股后吗！”
我回过头来，那只狼狗只距十步左右，不以为然。
“它是条狼狗。”
看地人眼睛瞪得圆圆的，嘴巴张得大大的。
“你再看看，狗和狼能一样吗？狼夹着尾巴，狗翘尾巴。”
可不是，它始终夹着尾巴跟踪我，怨不得虎子不许它接近，我一点儿都没后怕，狼不是在我的进攻下退却了嘛。打更狗越叫越凶，惊动大院里的狗，它们纷纷跑出大院门口向狼冲击。等虎子再撞那头狼时，明利家的苏联猎狗早已闪电般射过去。狼失望地耷拉下尾巴退去，消失在黑暗之中了。也可以说我初生牛犊不畏虎，也可以说虎子救了我一条命。遗憾的是我把虎子管教怕了，它不但不敢咬家禽，连撕咬猎物的本能都丧失了，看什么都不敢动锋利的牙齿，只是吓唬吓唬对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