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卡车驶向东八里岗子火葬场，尾部扬起柏油马路上的阵阵烟尘，呛得我打起喷嚏。母亲盯着父亲的面孔，一点不为周围的情景所动。我摸摸父亲的身体，已经变得冰凉僵硬，他的脸颊显得更加迷茫和悲愤，嘴巴仍旧大张着。
父亲你为什么不肯闭上嘴巴，你想告诉我什么？
你在想我们于氏家族揭竿而起，誓死不做亡国奴，英勇地向同胞们呼吁：“不自由，毋宁死”？
你在想你的游击队长，终于和他九泉之下相会了？
你在想我的两个哥哥，你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他们会活得好么？
你在想你的妻子，能否经受住如此残酷的打击？我们能长大成人么？
你在想“士可杀，不可辱”，而你为什么最后时刻保持沉默，连一个字都没有留下来？
你在想自己为什么，能成为齐齐哈尔市第一个游街示众的走资派，第一个被迫害致死的共产党的当权派，第一个“文革”祭坛上的牺牲品，第一个抵制错误路线的勇士？
你在想自己历尽坎坷，甘洒热血写春秋，一辈子为之奋斗的目的是什么？
你想知道你的儿子，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在想什么吗？
我想起我们一家人来糖厂之前，你在从喇嘛甸开往齐齐哈尔的火车上对我们说过的话：“历史的悲剧再也不会重演，大家总算过上安稳日子了！”那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恢复期，也是我们全家人最幸福最愉快的一段时间。你的问题甄别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摘掉了，一家人高高兴兴离开你的流放地喇嘛甸。那时候好比窗子打开着，初春的气息充满了屋子，你自己也由鬼变成人，难免不有点得意忘形，忘记已经多年没有真正的生活了！父亲坐在车厢的小桌边，在车轮均匀的节奏声中一小口一小口呷着白酒，吃着母亲带来的炒黄豆，向我透露他入党时心里的秘密：“那时候我单纯，比你现在知道的道理多不多少，我举着右手向党旗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可是我怎么动员别人参军呢？你讲大道理没鸟用，人家也听不懂，谁让你是共产党员了，部队一不打仗，我就得带头在驻扎的村子里宣传：‘谁是条汉子就站出来，怎么能老窝在家里受鬼子汉奸气，有种的跟队伍走。把鬼子从家乡赶出去，我保你们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那时候这么好当兵？”我问。
“好当什么，碰上个不愿参军的我也不能走。”
“为什么？”
“没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我磨破嘴皮子也得把他从家里动员走。”父亲笑了，转动着大茶缸里的老白干酒，又抿下一口。“进城前更有意思，好多人都不愿进城，要我兑现当年的诺言，你猜爸爸怎么说？”
“快说呀。”我容不得他卖关子。
“我说我还没保证完呢，咱们打下大城市，我保你们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顺手一拧，自来水哗哗，不比你要的那头牛强多了！”
“别跟孩子瞎讲，”母亲插进来说，“当心他说出去。”
交错而过的列车发出呼啸声，淹没了母亲的声音。
“我说的都是真的，儿子。”父亲沉默了一会儿，转向我。“不过你知道就行了，我是三杯酒下肚，说话不算数。”
“差不多了，少喝点。”母亲劝父亲，“免得人家来接你酒气冲天。”
“爸爸，别喝了。”妹妹鹦鹉学舌，“免得人家来接你酒气冲天。”
“好好，”父亲酒兴正浓，答应着灌下一口酒。“听老婆话，跟党走，多吃菜，少喝酒。”
他一边说着，一边让我吃他的小菜，我不喜欢吃炒黄豆，肚子胀胀的净放连珠屁。父亲特别喜欢吃豆制品，夜深人静放的大屁震山响，我都替他脸红，不好意思。
“渭生，快到了吧。”母亲抢走酒瓶子问。
火车在荒草甸子上风驰电掣地行驶着，不时掠过一团团烟雾，仿佛在追赶着前方飞奔的地平线。一侧是点缀着红花的绿色原野，另一侧是白茫茫的伸展到天际的盐碱地，两边的景色泾渭分明，把人带进一个无法实现的幻觉世界，叫你那么不可思议。下午的太阳很厉害，车厢里倒还凉风习习，车窗外掠过一根根电线杆，一排排老榆树，掠过信号灯、道路、桥梁、扳道岔人的小屋。火车头发出一阵拖长的汽笛声，放慢速度驶过大民屯，驶进齐齐哈尔车辆段了，里面停满了机车、货运车厢、平板货车、油槽车。一些性急的旅客已收拾好行李走出车厢，在过道里等候下车了。
“糖厂在那儿。”父亲指着车窗外说。
“在哪儿？”
我们都扒住窗口，脸蛋贴在玻璃上顺着他的目光望去。
“头一个是糖厂的大烟囱，没冒烟的，冒烟的是造纸厂的烟囱。”
远处，满天燃烧的红霞下，一片高大的厂房遥遥在望，朦朦胧胧。有两个高大的烟囱耸立在天地之间，造纸厂的大烟囱吐着黑烟，没冒烟的那个大烟囱下就是我们的新家。“噢，我们到啦！”一家人眼里放出光彩，拍手欢呼起来，久别多年似的。车站出现了，就要到终点齐齐哈尔了。火车头停下来之前，车厢一直在震动，月台上忙乱起来，准备接站的人越来越多。糖厂来接站的是辆解放牌大卡车，也许就是眼下的这辆大卡车，我们欢天喜地爬上卡车，空空的车厢里没什么家具，只有几个简单的行李卷上坐着我们全家五口人……
可是现在，我们只剩下四口人，并且我和母亲是在送父亲去火葬场的路上。父亲扔下我们独自走了，在这个世界上他已不复存在。他走了，走得那么早，走得那么突然，走得那么默默无声，留下我们孤儿寡母送他去那永恒的归宿！母亲告诉过我，父亲的问题甄别后一度心灰意冷，曾去黑龙江省组织部找他的老战友要求调回山东工作，为此半年多时间没离开喇嘛甸。省里的一位负责同志说：“你想回老家，我们何尝不想，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为了建设祖国边疆，个人受点委屈算什么。希望你能服从组织分配留下来，过两年我会把你调回省里工作的。”
父亲不再固执己见，党的需要就是他的需要。
那位负责同志并没有忘记我的父亲，两年后，省里调父亲回省商业局工作，却遭齐齐哈尔市委的拒绝。那时候父亲是市里带头“下楼洗澡”的好干部，报纸电台正在大张旗鼓宣传他这个典型，市里向省里强调糖厂的领导班子尚须加强，待有得力干部接替于渭生的工作再走不迟。
父亲再一次服从了组织的决定。
母亲终生遗憾，如果齐齐哈尔市委放人，父亲也不会惨死在糖厂了！

二

我们走进昏暗的焚尸室，室内的电气焚尸炉犹如一座砖窑，两道铁门是拱形的，旁边有一个小小的窗口，供工作人员观察炉里的情况。父亲的尸体被放在一个带轮的小推车上，老人打开铁门，准备将尸体卸在巨大的炉壁上。几经折腾，父亲的嘴角又流出瘀血，流满半边脸颊。母亲心如刀绞地拦住小车，再次用衣袖擦去父亲脸上的血污，低低对我说：“和你爸爸再见……”之后，又说给自己听一样，补上一句。“再见了！”接着背过身去，肩膀也抽搐起来，没有哭出声音，捂着脸跑出门外，留下我看着老人操作。
我紧闭着嘴唇，竭力止住了眼泪。
老人将小推车推进炉膛里，向上一掀撤出小车，父亲便躺在炉壁上了。他拎起一桶汽油朝尸体泼去，揿动电开关关上铁门。透过观察口，我看到炉膛里轰地爆起火焰，父亲的身体很快地胀大，有一团火焰裹住他的身躯，浑身上下都蹿起火来。我目不转睛地看着父亲，被这烈火造就的奇异辉煌震惊了。父亲突然坐起身子，两只手向上举起合拢，像在祈祷，像在抗议，像在怒吼，像在欢呼，像在舞蹈，像在挣扎。他的上身燃烧成一支熊熊的火炬，照亮我的身躯，照亮昏暗的室内。我一点都没觉得害怕，反倒感到惊心动魄，周身热血沸腾，自己也跟着燃烧起来。
是的，后来我才明白，一个孩子为什么那一瞬间如此激动？父亲一辈子都想变成熊熊燃烧的火炬━━他是在进行凤凰涅槃的仪式，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对你的儿子来说，我的革命军阀式的父亲，你终生铁骨铮铮，宁折不弯，终于如愿以偿。因为你早已领悟了生命的真谛━━你所追求的不是活得怎样长久，而在于如何活得有价值。你将在烈火中得到永生！
老人拿起一根长长的铁钎子，要我让开点。
我哀痛得默默无言。
他打开炉门，侧着身子用铁钎捅向父亲的上身：“你好好走吧，是好人上天堂，坏人就下地狱去。”父亲乖乖顺着铁钎拨动躺下了，老人关死铁门，顺手打开鼓风机，炉膛里的火势更加猛烈，简直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父亲的身体佝偻在一起，周身燃烧成一团透明的红色了。那时候，我觉得一切的一切，都因为在向他致敬而肃穆无声。
“你小子胆还不小！”老人拍拍我的脑袋，“出去吧，孩子，得一个小时才能炼成灰呢。”
母亲站在院子里的老榆树下等我，翻着父亲衣裤的口袋。我拿出父亲的皮夹子交给母亲，她打开看了看，让我去老人那儿借盒火柴。没有花圈，没有挽联，没有白色的纸花，没有单位领导致悼词，没有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开追悼会，周围一片寂静，只有押送母亲的人冷若冰霜的目光，只有我和母亲面对父亲换下的衣服跪下。我们在想象之中给遗体覆盖党旗，降下一半天安门前的国旗致哀。哀乐在我的心中缓缓响起，震天动地，母亲对着苍天致起悼词，嘴唇翕动，泣不成声：“于渭生同志，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短暂的一生无愧于祖国和人民……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早晚有一天要向造反派……讨还血债的……于渭生，你安息吧！”
狂风骤起，一片乌云挡住火辣辣的太阳，驱走滚滚热浪。大杨树随风弯下腰，满枝的树叶都吹翻过来，波浪似地翻滚起来，白花花的叶背亮得耀眼，低沉地沙沙作响，恍如漫天撒下的纸钱。母亲拿出带来的白酒让我倒在父亲的衣服上，我倒过白酒，她划着火柴点燃衣服。我们娘俩就这样对着点着的衣裳一直跪着，跪了很长时间。末了，母亲朝火焰深深鞠了三躬，我也跟着鞠了三躬，祝愿父亲的灵魂飞上天堂，飞进一片光明透彻的天空中。
暮色已临，老人让我们取骨灰了。天底下再没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这一点我那时就深切体会到了。可是我的父亲，我的父亲，转眼间他的躯体就变成一堆白骨，一个人就这样从世界上消失了，无声无息。我再一次问自己，这是不是在做梦？但是这不是梦，而是现实，比现实更真切，这是现实加回忆。父亲的骨灰放在一个面板大小的铁盘子里，大腿和肋条骨仍然完整无损，白生生好刺眼。母亲放下骨灰盒不知所措，我也觉得不可思议，一个小木头盒子怎么能装下这么多骨灰，装不下的那些放在哪里呢？老人看出我们的惶惑，拿起大铁锨戳向父亲的骨架，脸上堆着皱纹苦笑了一下说：
“孩子，挑主要的装几块吧，大家都这样。”
骨架烧酥了，铁锨戳下去变成碎块，我弯下腰去，没捡起多少温热的碎块就装满骨灰盒。一天的苦难，一齐压在我脆弱的心灵上，我不知道是怎么离开火葬场的，至今也不敢想象当时的感觉，也很难描述那种感觉。一切都变得迟钝了，大脑里一片混乱。人到了绝望的时候，思想就会变得麻痹，我想我当时就是这种感觉。只记得临别，母亲和我一起给那位老人鞠了个躬，感谢他的善良和帮助。在返回糖厂的路上，我双手抱着父亲的骨灰盒，下意识用肩膀靠住母亲，分担着压在她身上的过度悲哀。我不知道我想的是什么，也不知道我怕的是什么。她已经说不出话，哭不出声了，只是目光呆滞地瞪着前方。
我将她挤在卡车前面，唯恐再发生她想跳下去的那一幕。
有一瞬间，我真希望父亲死而复生，为我的母亲，也为他的孩子。
那一年母亲三十九岁，姐姐十五岁，妹妹十岁。
那一天是公元1966年８月28日。

三

母亲一进家门就瘫倒在炕上了。
那天晚餐，是我记忆中最悲惨的一顿饭。
直到端起饭碗我才感到难熬的饥饿与疲倦，人已精疲力竭。姐姐做好一碗鸡蛋汤端到母亲跟前，母亲没起来，翻过身去昏睡不醒。姐姐说妈太疲乏了，多睡一会儿也好。之后给我们做了一锅大米稀饭，我们围着桌子一句话也不说，谁也没动碗筷。我替母亲喝下鸡蛋汤，依偎在她的身边睡过去。姐姐和妹妹都经历触目惊心的一天一夜，沉浸在极度的悲痛中，一家人早早收拾了碗筷，关上灯，凄凄惨惨、悲悲切切休息了。
母亲睡到第二天中午还没有醒来，她脸色煞白地躺着，气息微弱，如同死人一般。我们三个孤儿挤在一起，依偎在她的身旁，一夜工夫长大了许多！小孩子没有经验，母亲一直处于半昏迷的状态之中，我们不知道这是一种由于精神崩溃而造成的心灵创伤，只能依靠内在的生命力医治，还以为母亲是在休息，让她继续睡下去。姐姐下了点挂面，我到菜园里摘些小白菜和大葱蘸酱油吃，凑合着对付了一顿午饭。几天没下雨，小白菜都被太阳晒蔫，该浇水了。以往是父亲挑水母亲浇地，现在父亲去了，水缸里连吃的水也没有了，我卷起扁担钩，自告奋勇去水房子挑水。家里的人都愁容满面，轻声说话，生怕吵醒熟睡的母亲，谁也不笑，空气里弥漫着死亡的悲伤和恐怖。姐姐看母亲两天没吃东西，留下妹妹看家，去买一只老母鸡回来给母亲补补身子。只有这个时候，我才真正明白挑水并非简单的事情。过去看厨房里的水缸并不大，缸沿只高及我的胸口，父亲不用扁担，一手拎一个水桶轻松灌满水缸。我偶尔玩玩还行，动真格的就力不从心了，好不容易挑回两大半桶水，却没办法儿倒进缸里面。我个头小，缸沿高，桶重，满头大汗也举不上去。我喊来妹妹帮忙，她托桶底，我举桶沿，兄妹俩勉强将水桶举上缸沿，没等我腾出手来往缸里倒水，妹妹的力气就不够用了。
“哥，我抬不动。”妹妹憋得满脸通红，声音都压变了调，松开双手。沉重的水桶滑向一边，大半桶水泼洒出来，把我俩一下子浇成“落汤鸡”。妹妹眼泪都要流了出来。“我举不起来啊！”
我抹把脸上的水珠，呵斥她：“笨蛋，再来。”
父亲死了，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子汉，我不哭，我有权威支配她。我把湿手往腰上蹭了两下擦干，拎起另一个桶，命令妹妹再次托底向上举去，结果这一次更糟糕，我手一滑，连桶带水都倒进缸里。别以为我没咒念了，我从里屋搬来凳子爬上去，试图捞出水桶，妹妹怕我掉进缸里不让捞，见管不住我跑到屋里喊母亲。母亲仍在昏睡，妹妹怎么喊都叫不醒，她转向我哭喊：“哥，你看咱妈怎么啦！”
“又哭什么？就你事多！”我一惊，跳下凳子跑进里屋。
“妈有病了。”
我摸摸母亲的额头不烫，人还喘气，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她尿裤子了。”妹妹说。
我掀开母亲身上的被单，茫然不知所措，她小便失禁，褥子尿湿一大片。我摇摇母亲的脑袋：“妈，妈，你醒醒！”
母亲呻吟一声，仍旧睁不开眼睛，我害怕了：“爱华，你看着妈，我去请大夫。”说着，跑出家门奔向厂卫生所。我对医生说，我妈两天滴水未进，病得厉害，求你们去看看她。我的话打动那个为我缝过膝盖的卫生所长董大夫，他派一个女医生跟我出诊了。女医生检查过母亲的病情，往她胳膊里注射了粗粗的一针管葡萄糖，说：
“你妈的病是精神刺激所至，休息几天就会好的，得让她吃东西，最好做点流质的食品补养补养身子。”
“阿姨，什么叫‘流质’？”我问。
“稀的食品，粥、汤、牛奶啦。”
医生走后，姐姐买回来一只老母鸡，商量着给母亲做流质食品，熬鸡汤。姐姐比我高半头，她可以从缸里捞出水桶，却不敢杀鸡，这有啥难的，我大显身手好了。我见过父亲杀鸡，记得很清楚，父亲掐住小鸡的双翅，拧过鸡头脖颈朝上翻起，另一只手拔掉喉咙上的羽毛，用菜刀一蹭鸡脖子放血，小鸡就一命呜呼了。姐姐点着炉子烧起一锅开水准备煺鸡毛，我站在院子里解开绑在鸡腿上的绳子，拉开架势，模仿父亲杀鸡的样子，翻起老母鸡的脖颈，撕掉羽毛，露出一段紫色的鸡皮，一刀割向它的脖子。一股鲜血喷涌出来，一见血我就有点手软，老母鸡竟拍动翅膀，脖子缩到肩膀里逃跑了。我扎煞着满是鲜血的手，不明白它怎么有那么大的劲头，流着血还能逃命？原来我只割破鸡的脖子，没割断喉管，煮熟的鸭子又飞啦！没等我返过神儿，老母鸡已昂起摇摇晃晃的脑袋，顺着木板障子的缝隙钻了出去。
“姐姐━━追鸡！”
我慌忙大喊，扔下菜刀冲出院门，姐姐也闻声跑出来跟在我后面追鸡。老母鸡没命乱叫，竟用两只翅膀支撑着身体，跑得更快，连飞带跳地跑出胡同跑上大街，我和姐姐张开手臂俯下身子，也像个小鸡似地对着浑身是血的老母鸡进行围追堵截。可是我们犯了战略性错误，本来应该撵它进院关门打狗，由于方法不当跟着鸡屁股追击，反倒将它逼到家属区大院的铁丝网旁，再逮不住，它完全可能钻到铁丝网那边的菜地里去，抓不着了。我一急眼，一个饿虎扑食扑过去抓住它的尾巴，老母鸡却扑棱着翅膀飞过铁丝网，我的手里只剩下几根鸡尾巴羽毛，眼睁睁看着它钻进茄子地里，鲤鱼脱钩摇头摆尾一去不复返了。

五



母亲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才醒来，姐姐出去买菜了，只有我和妹妹守在身边。
她睁开双眼，闭着嘴唇，躺在炕上望着天花板，眼神令我们那么陌生。突如其来的悲痛把她心灵的某些东西都消耗殆尽，我们说什么她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接连几天都是吃面条、喝粥，没等到吃饭时间肚子就饿，我将留给母亲的那份小米粥喝下去，还是饿。但我无法埋怨姐姐，这已经使姐姐很为难了，她除了熬粥和下挂面还没学会做别的饭菜，我只能等着母亲起来做饭吃。
“妈妈，我饿！”我坐在她的身边，摇着母亲的胳膊。
“饿，妈妈。”妹妹也泪眼巴巴望着母亲。
母亲似乎已经渡过鬼门关，危机已经过去，生命的转机开始了。她的眼珠转动了，盯着我们，久久地，久久地在记忆里打捞什么？又像是在梦海中游回现实。终于，她的身子动了一动，眼角溢出一颗泪珠，盈盈增大，顺着两颊扑簌簌滚落枕边，一颗接着一颗打湿枕巾和被头，泪如泉涌。妹妹取来一条毛巾给母亲擦去泪水，趴在她的身上抽泣：“妈妈，不哭，不哭……我不饿……不惹你生气了。”姐姐回来了，也安慰母亲，俯在她的耳边一遍又一遍说：“妈妈，妈妈，你醒醒，醒醒……弟弟不懂事，我看着他呢，没出去惹祸……妈你饿了吧，说什么也得吃点东西……妈妈，你快醒醒，吃点东西。”然而这一切都没有用，没有用，在灾难的狂澜汹涌过去之前，是什么也不能使母亲得到安慰的。一夜之间天翻地覆，父亲永远地走了，家庭失去生活与精神的顶梁柱，妻子变成寡妇，孩子成为孤儿，幸福的日子从此一去不复返，这是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的现实。她的心灵还将经受长期的痛苦，直至几年，甚至几十年。母亲现在所有的只是失望，谁又能来拯救孤儿寡母呢？没有人敢靠近我们，这个时候都唯恐避之不及。
母亲推开毛巾，抬起一只手摸摸我的脸蛋，另一只手支撑身体想爬起来。没支撑住，再次用力，仿佛那只手要支撑起她的再生一样。我扶她坐起来。母亲捂着额头平息了一会儿，示意要喝水，我把凉开水杯递过去，可是她的牙齿咬在一起，怎么也张不开嘴。母亲扶着炕沿下地了，她找出把剪子，颤颤地举向自己的嘴巴。
“妈，你也想自杀，不管我们了？”我眼泪汪汪去夺剪子。
母亲推开我，微微摇头，接着将剪子塞向牙缝中撬开牙齿，能张开嘴巴了。我努力猜测着她要干什么？母亲的眼睛一连几秒钟不离开我，压住喉咙里的呜咽说了点什么，仿佛在同她自己做斗争，把相同的话重复好几次，我听不清也听不懂，递去茶杯。她却推开杯子，拿出父亲没喝完的半瓶白酒，仰起脖子喝下去，之后一头栽倒在炕上，再次昏睡。
我已经记不得父亲死后的那一整天，第二天和第三天是怎么过来的。只记得，这一夜，在黑暗的微光里，母亲打着轻微的鼾声睡得很沉。第二天早晨，她又和往常一样早早起来做饭了，我就着炒小白菜，饱饱吃了一顿大米干饭。
我的母亲终于战胜自己，她活过来了。

卷一 《白土地》 第二部 老子反动儿混蛋 第一章 “向日葵事件”


一


母亲处理完父亲的后事，糖厂没给报销一分钱，她只想着好好送走我的父亲，把家里的储蓄都花光了。
父亲的一百四十一元薪水原来支撑住家里的大半边天，现在当月就停发工资，仅靠母亲的六十元工资养活我们与外祖父家六口人，生活马上捉襟见肘。过去，党叫干啥就干啥，打起背包就出发，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我们家走南闯北，这么多年下来，一直没存下多少底子，过得是典型的共产党基层干部的生活。父母月初发下工资放在抽屉里，花多少拿多少，月底还能稍稍有些盈余。母亲清醒过来，两手空空，她翻遍写字台里所有的抽屉，连我们平常存硬币的小瓷罐都倒了出来，勉强凑够十元钱。
母亲望着十元钱傻眼了，她既要一个人承受巨大的打击，又要考虑刚刚寡居的日子怎么过，但一切希望都已成为泡影，结局已经这样，她现在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冷静，下一步就是要想办法活下去，把三个孩子抚养成人。怎么才能重建这悲哀的生活呢？她对未来十分担忧，答案暂时找不到。眼下抽屉里只有十元钱，付过房租水电费是说什么也过不到月底的。在食品为第一需要的社会中，填饱肚子不单单是我们一家人的问题，糖厂的职工大多手头拮据，个别人的工资稍多一点，也多得有限。人人都以最简朴的方式安排自己的生活，穷是正常现象，借五元钱比登天还难。况且院子外面有人监视我们，这是一切穷困中最冷酷的穷困，也没有人敢和母亲来往，别的就更不用说了。可是生活总得过下去，人总得活下去啊。
母亲流着泪水写出几封信，一封寄给我山东农村老家的外祖父，告诉老人家姑爷去世了，女儿无力再寄生活费赡养他们，请二老等她缓过来再说。一封寄给我上海工作的表姐，一封寄给我青海工作的小姨，请他们关键时刻拉我们一把，帮助孤儿寡母渡过难关。
我们的生活日渐窘迫，入不敷出，没有钱买副食品，没有钱买细粮，没有钱买豆油和青菜。
母亲掐着手指计算每日的花销，一日三餐全是大饼子、炒小白菜，高粱米稀饭、小葱蘸酱油。我肚子里没油水，一顿能吃两个巴掌大的饼子，不到吃饭时间就饿得心慌。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实在维持不到月底，母亲从后院邻居吕大姨家借了五元钱买回供应粮，总算勉强让我填饱肚子了。母亲不敢往远处想，也知道这样长期下去不行，穷亲戚不可能总周济我们，她还是一天到晚盼望寄出的信有回音。糖厂大院内没有水果店，只有一个卖油盐酱醋、烟酒糖茶的小卖店。北大荒天冷，水果很少，但盛产香瓜、菇娘等特产。
女孩子特别喜欢买菇娘，这是一种外面包着一层白皮的植物，金黄色的果实玻璃球大，十分甜。她们用一根细笤帚枝在菇娘的屁股上扎一个眼，吸尽里面的甜汁，放在嘴唇里咬来咬去，发出和癞蛤蟆叫差不多的吱扭吱扭声。再就是大院里偶尔来一个崩爆米花的老头，腰上系条脏兮兮的围裙，一身烟灰，总是忙着往手摇爆米花锅里放苞米，加糖精。然后放在炉火上摇呀摇，摇呀摇，砰的响起一声震耳欲聋的炮声，吓得围观的孩子连耳朵都来不及掩，那又香又甜的爆米花便喷射进大布口袋里了。最让我们心醉的还是大院里传来的卖冰棍的吆喝声，那大概是世界上最动听的喊声，音乐般美妙。不管男孩女孩一听到这声音就坐不住了，纷纷跑出家门跟着卖冰棍人的屁股后面转。白土地离街里远，卖冰棍的隔三差五来一次。照例是那个骑自行车的小伙子，后货架上驮着一个用棉被包着的冰棍箱，拖着长腔围着家属区里喊来喊去：
“冰━━棍，冰━━棍，三分五分一根，不甜不要钱喽！”
孩子们包围起小伙子的自行车，拿出平时积攒的钢镚儿，举着小手乱哄哄你争我抢，骄傲地嚷嚷：
“给我一支三分的。”
“给我一支五分的。”
小伙子笑逐颜开，一边忙不迭打开包箱子的棉被，一边要求大家按秩序来，不要乱嚷嚷：“别着急，一个个来，够你们买的！”
不过他的话不起什么作用，孩子们的哈喇子都流出来了，能不急嘛。三分钱一支的冰棍是用糖精做的，五分钱一支的稍许带点儿牛奶，价钱一点都不贵。以往母亲每次都买三支奶油冰棍，分给三个孩子每人一支。若我还围着卖冰棍的不走，她必定再买一支塞给我说：“不能再吃了，吃多闹肚子！”我知道母亲没钱买冰棍了，偏偏没出息，一听到小伙子的喊声就跑出院门，加入买不起冰棍的孩子行列之中，眼巴巴看着小伙子打开箱子，拿出冰棍递给人家。这回轮到别的孩子骄傲了，他们吸吮着冒着冷气的冰棍，嘴里发出吧唧吧唧响声，有如向我示威：“厂长的公子又怎么样，吃不起了吧！”
那有冰棍的孩子是决不会大口嚼着吃的，谁都舍不得，得一点点享受，就是剩下的冰棍筷子，也要留在嘴里吮吸半天。要知道一个孩子攒出买一支冰棍的零花钱，谈何容易，完全可能是把自己买笔和本的钱挥霍掉了。当你身在福中的时候不会感到多么幸福，失去的时候才会加倍渴望幸福。我很快就感到了巨大的失落，说起来很可怜，我那时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和别的孩子一样，吃到一支五分钱的冰棍。我装作不屑一顾的样子站在一边，还是不由自主地吧唧起嘴巴，吸进嘴角流出的涎水，心里暗暗发过一千次誓：“长大了，我一定把冰棍吃个够，专挑奶油冰棍吃！”姐姐来叫我回家了，我不理睬她，跟着卖冰棍的小伙子朝前走去，非得等一直将他送出家属区才回家。母亲给我摘下一棵向日葵头，用没成熟的葵花籽代替冰棍解馋。我开始有点失望，很快就忘掉了冰棍，生吃的葵花籽没炒熟的香，心里终究多少好受些，嗑着玩也对付了。
母亲最怕听到卖冰棍的吆喝声，三个孩子都望着院外，她不知道怎么应付才好，一时又想不出什么办法来。一次，为抵抗冰棍的诱惑，母亲发了狠，一下子砍掉所有的葵花头留我在家里嗑个够，坚决不许我再跑出去丢人，没想到却惹起场轩然大波。

三

母亲用这笔钱还过吕大姨五元钱，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决定去街里买点儿副食品，补贴一下我们没有油水的肚子。
星期天，母亲领我乘上２路电车去买副食品。途中，她建议在群英楼下车，步行三站路去中市场副食品商店，这样，就可以省一角车票钱给我买根冰棍解解馋。我欣然同意，东张西望地扯着母亲的衣襟下了电车，看什么都新鲜。我觉得自己有好几年没上街了，高兴得不是在走，而是像麻雀那样双脚跳跃着前进，直到母亲兑现诺言，买了一根冰棍，才跟在她的身后放慢脚步。我慢吞吞走着，举着冰棍小心翼翼吸吮，生怕它冻得不结实掉下一块。
大中午头，热气蒸人，一阵干燥的风在追逐尘土，街上的行人稀稀拉拉。我们路过市委大院，院墙上贴满大字报和标语，经过风吹雨打，撕裂的纸张随风飘荡。我不想看大字报，无非是打倒这个打倒那个，到处都是这种内容的胡说八道。我们又往前走，转眼之间发现大字报中有一段漫画栏，画上的人物非常滑稽可笑，不由松开母亲的衣襟欣赏起来。头一张画的是跪在地上求饶的走资派，西葫芦脸上满是大麻子点，秃脑门顶竖立几根乱茅草，巨大的鼻头占据大半张脸，身子只有面孔的三分之一。第二张画上是一个穿着高跟鞋的时髦女人，短短的布拉吉（连衣裙），脖子上挂着好几串项链，大波浪烫发披在肩头，两个乒乓球眼鼓出眼眶。我笑起来，好奇地问母亲：“她是谁呀，这么难看？”
显然影射的是王光美，她迟疑了一下才告诉我。
“王光美！为什么要画她？”
“刘少奇的夫人。”
“她怎么了？”
“咱们不看，有什么好笑的，这是侮辱人格！”
“为什么侮辱她？”
“我怎么和你说呢，你还小，走吧走吧。”
母亲没法儿对一个孩子解释清楚，嘴唇悲哀地颤动一下，不耐烦地拉起我的手。她也是身受其害的人，同样无法理解为什么要侮辱国家主 席夫人？我不知不觉间吃光冰棍，奶汁流湿胸前的衣襟，母亲为我擦过嘴角，强行拉我离开漫画栏。我突然想到幸亏糖厂的造反派中没有漫画家，这对所有走资派都是一种危机，要有这么高的画技，还不知会把我的父母丑化成什么样子！我回味着王光美的滑稽样，咬着冰棍筷子走进中市场。母亲让我扔掉冰棍筷子，不要再丢人现眼，领我直奔猪肉部。偌大的市场内货架上空空荡荡，物资十分匮乏，猪肉部里的人排着长队，我排在后面，母亲到柜台前看看买什么样的肉好。那时候买什么都要凭票供应，什么布票、棉花票、肥皂票、棉线票、粮票、油票、糖票、肉票、蛋票，甚至买块豆腐也得要票。副食品每年发一次票，日用品每季度发一次票，家家户户的抽屉里都有一大堆各式各样的票证。
显然，国家正在经受着另一场经济危机，这是政治运动不可避免的产物。肉很便宜，鲜肉九角钱一斤，冻肉八角钱一斤，排骨六角钱一斤。母亲用二斤肉票买下二斤冻肉膘，准备回家炼大油炒小白菜吃。我略觉失望，一点鲜肉没买怎么解馋，摇着她的胳膊不肯出去。“妈妈，买点儿肉么，我都不知道肉是什么味了。妈妈，就买一点儿，好吗？妈妈，妈妈！”母亲被我嘟囔得心软了，走了几步停在门口，又返回来拿出二斤肉票买下四斤排骨（一斤肉票可买二斤排骨），我们满载而归了。一走出猪肉部，我看到理琨叔叔拎着菜篮子迎面走来。他穿着一身旧中山装，面色凝重，身体明显削瘦了，一看就是靠边站的老干部。我惊喜地说：“妈，理叔叔！”
“志刚同志，”理叔叔发现我们，收住脚步。“你们进市里来了。”
“理局长……”母亲眼圈一红，喃喃道。
“渭生的事我听说了，我和茂琳都难过好些日子。我一直想去看看你们，老没抽出工夫，这回正好碰上，到家坐吧。”
“别连累你们。”
“我怕啥，说什么也得到家去坐坐。”理叔叔看了看腕上的手表，脸上露出亲切的表情，“再说也快该吃午饭了，按老规矩，到谁的地盘谁安排，你到了市里由我招待，哪能让你们娘俩饿着肚子回去。我家那口子见了你准有说不完的话，大家随便聊聊，你心里也会轻松些。”理叔叔说着拉起我的手就走，“走，艾平。”
好久了，没有人这样对我们说话，我的心里充满着亲切感，非常愿意去理叔叔家玩。
“不，”母亲婉言拒绝，“家里还有两个孩子等我做饭。”
“真的，你可别糊弄我。”
“你看我买的东西，”母亲稍稍举了举手里拎的排骨，“我不在家，她们吃什么。”
理叔叔知道母亲不是托词，家里确实还有两个女孩等着吃午饭，缓缓说：“那好吧，我送你们一段，咱们走着聊。”
“茂琳好么？”母亲打听起伊阿姨的状况。
“我们都被揪出来了！”理叔叔沉重地说，大家的处境都差不多，市里和父亲一起从山东来的老同志全是“老运动员”，没一个能躲过这场运动的，要是大家把高帽摞起来，能比糖厂的烟囱还高。“怎么办？咬紧牙关挺着呗，可惜渭生没挺过来！”
“理局长，我不相信于渭生会走绝路，是他们逼的……他死得不明不白，冤枉啊！”
“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他，是条地道的汉子，宁折不弯。运动一来我就替他捏把汗，还叫艾平捎酒给他，枪林弹雨都闯过来，现在却走了。”理叔叔的泪水涌上来，在眼眶里直打转转，他的音调哀伤亲切，扭过头去擤鼻涕掩饰自己，以免加剧母亲的伤心。理叔叔和我们缓缓地并肩走着，他告诉母亲，市里的老同志都相信我的父亲是久经考验的好党员、好同志。他们都和母亲站在一起，要是有困难和想不开的问题，请母亲只管说，过去的事情过去了，我们不能让他再回来，一定要想开些，大家会尽力帮助我们的。运动总有结束的时候，父亲的冤案早晚有一天会昭雪平反。理叔叔停下来咳嗽了一声，控制住自己的激动，又迈开脚步接着说下去。“志刚同志，大家都想让我转告你，为了孩子，你也要想想自己，千万保重身体，一定要经得起运动的考验。活下去，无论如何坚强地活下去。你目前最大的任务就是拉扯大三个孩子，这也是我们作为渭生的老战友对你的希望！”
“谢谢，我明白。”母亲的泪水流下脸颊。
“还是到家吧，吃过饭再走。”理叔叔再一次邀请我们。
“不啦，我得赶回去。”母亲拉起我准备走了。
理叔叔想了想，从上衣兜里掏出二十元钱。
“哎呀理局长，我们过得去。”母亲赶紧拦住他，“你家孩子比我多，日子也不轻松。不，我不能……”
“我和茂琳两个人挣工资，总比你一个人多吧。大街上推来推去的好看么，这回由不得你，听我的，是命令。”理叔叔硬将钱塞进我的上衣口袋里，“给孩子，这是我和茂琳的一点心意。”
母亲不好推辞了，示意我收下。理叔叔一直将我们送上电车，才与我们相互道别，临上车前，又从菜篮里拿出几个洋柿子，要我带给姐姐妹妹。电车走出去老远，他还在风中向我们娘俩挥手。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文化大革命中，大批资产阶级人性论，说违心话、办违心事的人司空见惯，比比皆是，息息相关的人也情比纸薄，危难时刻人人想的都是自己。因为政治问题父子决裂，夫妻离异，朋友反目，形形色色的人竞相亮相，你方唱罢我登台。锦上添花的人有之，丢卒保车的人有之，大义灭亲的人有之，落井下石的人有之，反戈一击的人有之，唯独拔刀相助、雪中送炭的人寥若晨星。有理叔叔的一席话鼓励，淹没了我们内心巨大的悲哀，母亲踏实多了，我的心里也热乎乎的，走起路来脚下生风。母亲没再省一角钱，领我一直坐到终点站造纸厂才下车，路过糖厂东大门家属服务站卖菜点，母亲又买些新下来的土豆捎回家。
自从父亲死后，母亲总是长时间沉默，郁郁寡欢，因为一切热情和欢乐都从她的心中消逝了，生活变得死气沉沉，此刻苍白的脸上却泛起红晕。尽管她与理叔叔的谈话时间短暂，毕竟能稍稍摆脱开平日的忧虑和压抑，使她的悲痛有所减轻。我跟着她走在路上，欣喜地看到母亲第一次浮现出笑容，难得有什么事让她这么高兴。她笑了，似乎重新焕发了青春的活力，笑得十分动人。
母亲一进家门就扎起围裙炼大油，过节一样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有土豆炖排骨，洋柿子拌白糖，油渣炒小白菜，全家人美美地饱餐一顿。母亲破例喝起一盅白酒，感慨万千地对我们说：
“你爸爸这辈子没白交你理叔叔。在这种时候，哪怕有人对我说句好话，有一点儿笑脸，我就知足了，何况他都说到我的心里！”
那顿饭我像只贪婪的饿狼，恨不能一口把好东西都吞进肚子里。我想我确实母亲平常所说的那样：“看你那没出息的吃相，吃着碗里望着锅里！”现在家里一个月吃一次肉，还是炼过大油的肉渣，我半个多月没闻到肉的香味，怎么能不“吃着碗里望着锅里”。我连句话都顾不得说，闷头吃排骨，先风卷残云吃掉排骨上的肉，肉没了连脆骨都嚼碎咽进肚里，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
真是奇怪，吃肉的感觉怎么比吃冰棍还好？

卷一 《白土地》 第二部 老子反动儿混蛋 第二章 他们为什么不许我革命


一


我该开学了，再也无法实现进实验中学读书的梦想（在那种年月里，谁又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呢）。我的科学家、园艺家、作家以及其他异想天开的理想，都化作色彩缤纷的泡沫破灭了。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使昨日世界天翻地覆，潘多拉魔盒里可怕的东西被释放出来，原来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了。教育界开展的大批判如火如荼，校园一夜之间变成弥漫炮火硝烟的战场，孩子们的脸上都失去往常的欢乐和笑容，呈现僵刻的严肃神情。学生的座右铭由“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变成“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各大、中、小学的领导班子一律被冲垮砸烂，编成鬼队劳动改造收拾厕所打扫垃圾。犹如冰川开了冻，洪水泛滥大地，一切都被急流卷走了，一切都被扭曲了，一切都被改变了。昨天还在上课的教师，今天却被学生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千只脚，永世不得翻身。其实造反派用不着煞费苦心给老师扣这么多帽子，发动运动的决策者们早已认定当教育工作者本身就是错误。理由很简单，“臭老九”是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必须在体力劳动中接受再教育，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能给你留下一条性命已是手下留情、大慈大悲了。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实验中学是典型的培养白专苗子的贵族学校，当然不能再让它凭考分招生，各区县的学生只能就近入学。我稀里糊涂被分进糖厂子弟学校初中一年级一班，开始上学了。小学成立了红小兵，初中成立了红卫兵，同学们都雄赳赳气昂昂走出校园，走上街道，响应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号召，“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凡认为不适合于社会主义的东西都必须砸烂和没收。全国各地竞相效仿中央，迅速演变成一场毁坏传统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大扫荡。我是被划入“另册”的走资派狗崽子，连红外围都算不上，理所当然不能加入红卫兵组织，妹妹也不能加入红小兵组织。没有孩子再戴红领巾了，尽管它是红旗的一角，由烈士的鲜血染成。只有我固执地戴在胸前，挑战似地昂起脑袋，像唐·吉珂德一样滑稽可笑。其实我是在和他们对抗，坚持证明我的革命干部子弟身份，想获得和他们每个人一样的平等意识。我只能回顾过去，无法预见将来，不管怎么说它也是我生活中的一个阶段，我骄傲的资本。
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时候突然和过去的生活切断了，从此也永远失去了以往的平静。
我大概在同学们眼里是个被时代淘汰的古董，没有人理会我的小心眼。他们投来的眼神不断提醒我，关于系红领巾的光荣现在仅仅剩下回忆，已落后于迅猛发展的文化大革命了。我只能看着同学们身穿草绿色的衣裤，腰间扎着皮带，胳膊上戴着毛 亲笔题字的“红卫兵”袖章，排着整齐的队列，唱着《老子英雄儿好汉》的歌走上街头宣传毛泽东思想：

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要是革命你就站出来，
要是不革命，
就滚他妈的蛋！

红卫兵运动越演越烈，锣声鼓声日日夜夜响彻城市的大街小巷。我所理解的“破四旧”就是造反派大张旗鼓地贴出通告，以革命的名义勒令家家户户交出“封、资、修”物品。大到阶级敌人的“变天账”、电台、武器，中到地主资本家的黄金白银、古玩字画，小到普通人家的刘少奇像甚至观音菩萨，都得按限期交出来，否则严惩不贷。旧的生活似乎已经没法忍受，人们都以幸灾乐祸的心情来欢迎这场运动，早已燃烧起来的幻想现已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人人都熔化在一种普遍的群众性的眩晕里面，激昂的情绪像发了疯。他们觉得谁是嫌疑分子准会毫不留情地破门而入，挖地三尺搜查，搞得你家鸡犬不宁。
红卫兵抄家的革命行动成就不小，有搜出地契房契的，这无疑是“变天账”。有搜出金砖金条的，当即没收了。有搜出美元英镑马克的，他们家肯定有海外关系属于里通外国分子。至于那些过去的书籍，除马、恩、列、斯、毛选之外统统是大毒草，勒令各家自行付之一炬。生活已陷入混乱，大量民间文物珍藏毁于一旦，大量文化古迹惨遭破坏，整个中国都淹没在一片红海洋和红色恐怖之中，不见得有哪桩事情和别的事情相比显得格外出奇。就是佛门清净之地也不能幸免，革命小将冲进寺院，揪斗长老住持砸毁佛像遣散徒子徒孙……人间的清浊又该如何评说！
我羡慕人家的孩子能加入红卫兵组织，对冷酷的现实情况还不十分明白，非常想成为一名红卫兵。我问母亲，我也想保卫毛 ，他们为什么不准我革命？
母亲无言以对，长吁短叹。
我难过地解下脖子上的红领巾珍藏起来，坚信有一天它会重新飘扬在孩子们胸前，尽管那时还没有一个人跟我解释，文化大革命运动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也许会延续很长时间。有意思的是没过几天，我有不少同学被勒令交出袖章开除出红卫兵队伍，我心理上一点儿也没为他们感到失落，倒是觉得有几分莫名其妙的畅快。因为他们是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的子女，不能让其混水摸鱼从内部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没有老师教我们文化课。
全校学生都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投身进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挥笔上阵大鸣大放，批判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信口雌黄百般丑化走资派，大肆进行人身攻击，不批得体无完肤决不收兵。身不由己，我只好左耳听愿听的，右耳听不愿听的，或者干脆权当耳旁风得过且过，内心的演变过程非常艰难。所谓的上文化课就是集体背诵毛 语录，我背得滚瓜烂熟的一段语录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
说实话，我似懂非懂所学的毛 著作，让一个毛头孩子搞明白一篇《论持久战》不啻像读一部天书。我想同学们也难以理解书中深奥的道理，全是人云亦云，鹦鹉学舌。比如我能把“老三篇”倒背如流，老师提问《纪念白求恩》的主题思想是什么，我肯定回答不上来。在我的印象里地球上只有四个国家，一个社会主义中国，一个小日本，一个美帝，一个苏修。老师还没有给我们上过历史和地理课，我连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的全名都不知道。经常觉得莫名其妙，世界上怎么还有个国家叫加拿大？那个大额头、鹰钩鼻子的白求恩不远万里跑到中国抗日，是不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没见过我们的电影《地道战》《地雷战》，民兵用长矛大刀、土枪土炮、地雷手榴弹照样打得日本侵略者望风而逃？还用他一个洋人凑什么热闹。
想到这儿我不禁有些惶惑，父亲讲的亲身经历怎么跟电影上不一样？事实上恰恰相反，在抗日战场上我的亲人牺牲得怎么那么多？日本国人少，中国人多，一条命换一条命小日本也该完蛋的呀？这一类的念头总折磨着我，驱之不去。我不敢把疑惑告诉别人，老师的教导对一个孩子跟圣旨一样不可违背。且我经常用老师的话对付父亲：“老师说了，家长不能用打的方式教育孩子，有问题以理服人。”你别说，这招儿还真灵，父亲扑哧一下笑起来。不过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可钦可佩，除了中国，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动人民受地主资本家剥削压迫，吃不饱穿不暖，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着我们这一代人去解救他们。我长大一定要向白求恩学习，做一名国际主义战士，到他的国家去解放他的后代（回头想想，我们自己都快饿死了，还自欺欺人，既可笑，又可怜，真是情何以堪）。“成千上万的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至于我们自己，还什么个人利益舍不得牺牲呢？虽然我知道这种可能性极小，还是深信不疑！
随着运动规模的不断扩大，戴高帽、挂牌子游街的人越来越多。这期间，学校副校长赵关键，语文老师侯字典，历史老师马历史，体育老师刘小伙，俄语老师陈斯基都变成大批判靶子。无论中小学学生都要参加厂里的批斗大会，开会前必定和大人们一起高唱雄壮的语录歌：“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革命，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母亲原来培养的入党积极分子，大部分都摇身一变成为批判大会上的急先锋。
孩子们不明白，老师殚精竭虑教你的只是基础，“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培养一个人需要几十年，毁掉一个老师却须臾之间。成才太不容易，应该好好珍惜，这才是颠扑不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我从没写过一张大字报，学校一搞革命行动就自动退席灰溜溜走人。“老子反动儿混蛋”，我是糖厂学校头号双料走资派狗崽子，自然比常人矮半截，就该自觉“滚他妈的蛋”。那份慌乱，那份狼狈，那种对自尊心的伤害，自不必说。虽然革命不分早晚，造反不管先后，反戈一击有功，我也不愿意反戈一击，反击谁？反击我的母亲，这万万不能，我永远坚信她不是什么阶级敌人。
其他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的子弟也与我一样，一遇到不该参加的活动都自动对号溜之大吉，自己撵自己一样。

二

市里面越来越热闹，学校也停课闹革命了。
大街上一天到晚鞭炮震天，红旗招展，游街的队伍络绎不绝，这帮去了那帮来，比过年正月十五踩高跷、扭秧歌还热闹。各工厂、学校、机关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似乎都显示在揪出多少走资派上了。有一次，老师带领我们集体去工人文化宫广场参加批斗市长的大会，这也是我头一次参加市里的批斗大会。
那天是个大暑天，早晨晴空万里。母亲怕中暑，给我带上一瓶凉开水，叮嘱我路上别忘了喝。
糖厂游行的队伍四人一排顶着烈日出发了，浩浩荡荡走向东大门。天气炎热而沉闷，连丝风都没有。从糖厂徒步走到工人文化宫有十多里路，工人举着大横幅，擎着毛 像，扛着红旗走在前头。牛鬼蛇神戴着高帽，脸上泼着墨汁，挂着牌子夹在队伍中间，子弟学校的老师和初中生手握着《毛 语录》跟在后面。
长长的队列从糖厂二楼办公室一直绵延至东大门，缓缓向前移动着。我们一路贴着砸烂糖厂反革命黑帮的标语，大唱革命歌曲，散发油印的红卫兵战报，举起红语录本高呼口号。先打倒省长李范五，市长章林，再打倒糖厂党委书记冯燕川，最后打倒的是我的母亲孙志刚。我不敢不跟着喊打倒省长和市长，但我的嗓子不够响亮，不够清楚，那打倒的字眼不是哽在喉咙里就是变了调，喊打倒母亲时只举起语录本比划着应付，张开的口型根本没发出声音，表面上却看不出什么。我左右看了看，党委书记冯叔叔的女儿冯远哲也和我不谋而合，同样光举起语录不喊口号，一脸麻木的表情。
冯叔叔率领的鬼队共五六十人，母亲就走在学生队伍的前边，不知为什么脸上没泼墨水？她低头走着，一只手把着胸前的大牌子，样子很痛苦。那胶皮牌子有十多斤重，用一根细铁丝挂在母亲的脖子上，人不能让它摇晃，稍一摇晃铁丝就往脖颈的肉里勒，很快勒出一道深深的紫印子。母亲的另一只手扶着头顶的高帽，高帽扎得不合适，每走一段路就往一边倒去，必须扶着它才掉不下来。要做到这一点，其实十分困难，我在街上走着，清楚看到母亲脸上的汗水顺着下巴往下落，飞扬的尘土把她变成大花脸。路远，没走一半路程我就感到口干舌燥，身边的同学也汗水涔涔地喊不动口号了。我拿出酒瓶子喝下一半水，舍不得再多喝了，跑出队列赶到前面将另一半水送给母亲，她看看瓶子摇头说：“我不渴，孩子。”
“你渴，喝吧，妈。”
“留着你回去的路上喝吧。”
“我喝够了，可以再找个地方灌凉水。”
“归队。”有个看押鬼队的红袖章，突然用严厉的口气喝道。
“妈快喝。”我着急了。
“好吧，我润润嘴唇。”母亲不再推托，可刚要喝水瓶子却被红袖章抢走了。
“还我的水。”我说。
“造反派还没水喝呢，走资派倒享受起来！”红袖章将酒瓶摔在马路上，哗啦一下碎裂了。“我让你归队，听到没有？”
我狠狠啐了一口。
母亲抹把额头上的汗水，望望红袖章又望望我，犹豫着安慰我说：
“回去吧，艾平，就算我喝过了。”
“赔我水，不讲道理，打倒不准我妈喝水的坏蛋！”
我返回队列，一路上心里喊的口号全是这几句话。
越接近会场，走得就越慢，到了群英楼，我们的队伍停留下来，等待前面的队伍先过去。从四面八方涌来的队伍向前移动几步，停下来，而后又向前移动。各个单位的队伍越来越密集地聚在一起，各色各样的战旗猎猎飘扬，各种各样的口号此起彼伏。人群还在不断增加，从大街拐进工人文化宫广场，又四散到各处。我们好不容易捱到人山人海的广场，老远就看到文化宫的楼顶挂着巨大的横幅：“齐齐哈尔市革命群众造反大会”。听到高音喇叭里播放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措施，就是要彻底摧毁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主要对象，就是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个地区、各个部门的代理人，就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最伟大创造和最新发展……”

三

因为是批判市长的大会，全市县团级单位都来参加了。
工人文化宫是齐齐哈尔市最宏伟的建筑群， 台设在文化宫的大门前，门前有两层楼高的大理石台阶，似缓缓的山坡蔓延下来，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广场。广场中央竖立着一尊毛 挥手的塑像，大理石台阶栏杆两旁搭起高台，市长戴着高帽、挂着牌子跪在正中央的一张桌子上，两旁依次撅着各委、办、局的头头以及各单位的走资派，脸上全都涂满了墨水，向毛 请罪。我跷起脚尖，伸长脖子，想看得更清楚些，很快发现撅在市长身边的理琨叔叔，又在众人中寻找母亲。糖厂的鬼队排得很偏，差不多挤在最边上。母亲低头站着，身边是冯叔叔的妻子，造纸厂子弟学校党支部书记朱润池。
这次大会可谓无比壮观，台上台下站满一两千名走资派，毛 像下挤满十多万群众，广场周围建筑物的窗口都挤满一张张脸，四下的树上垂挂着标语横幅，到处都是飞来飞去的红旗，挥舞的旗角拂乱人们的头发。那情，那景，那人奇特地混杂在一起，既像一条高帽和大牌子的长龙，又似一片红旗和语录的海洋。如果没有走资派撅在 台前，你还以为是在举行盛大的国庆典礼呢！
主持人通过麦克风宣布大会开始了，浑厚的男中音和尖利的女高音在会场上空回荡着，字字铿锵，句句有力。
首先，全体高唱《东方红》，然后，敬祝毛 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我眺望 台上的走资派，他们只有撅着的分儿，没人敢祝万寿无疆。接着，造反派上台批判起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了，人群开始山呼海啸，一片片拳头举起来又落下，一阵阵打倒的口号过后，才轮到批判市长。那几乎和糖厂批斗会上的内容如出一辙，无非竭尽颠倒黑白之能事，批判他是刘少奇在齐齐哈尔最大的代理人。有人脸红脖子粗地揪起市长的头发，大声问他是不是代理人？样子像要拼命。市长不回答，必定遭到一通拳打脚踢。而我，始终也没弄明白，他为什么要冲一个老人发火，尊老爱幼的美德哪里去了，为什么要拼命？我虽年龄小，不懂政治，作为一个人的天良，一看到被迫害的人内心就产生一种同情与怜悯。我不忍心看下去了，狗屁要文斗，不要武斗，所谓的斗争大会就是折磨人的大会，谁信这种鬼话！但我不敢流露这种想法，也不能说真话。
天热，我的衬衣已经湿透，嗓子快冒烟了。会开个没完没了，发言人一个接着一个，我站得腰酸腿疼，连脚趾头都疼了。于是活动一下手脚，趁人不注意时溜出会场，跑到文化宫后面的体育场里去找水喝。我找到一个水龙头，一气喝个够，突然间想起母亲，得给她也弄点水喝，否则会中暑的。文化宫的大喇叭仍在慷慨激昂地说来说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 ，在我国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的关键时刻，尖锐地、深刻地洞察了党内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全部颠覆阴谋，准确而及时地捉住了他们的反革命黑手。毛 研究和总结了我国和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特别是吸取了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惨痛的历史教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下而上地动员亿万群众，揭露和打倒了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这说明会议还在进行，要是老师问，我可以说上厕所了。我走出体育场，顺手捡起路边的一个空汽水瓶子，返回水龙头冲刷几遍，灌进满满一瓶自来水。

四

我溜回会场，周围人都晒蔫了，口号声也没有先前那么响亮。
平心而论，台上的造反派们也挺辛苦，大热天上蹿下跳喊哑嗓子不说，一个劲儿挥拳也不是好受的滋味，胳膊起码得酸痛好几天。
谢天谢地，再没人上台批判了。可是却有一辆大客车开到 台前，他们要干什么？那是辆后面带货架梯子，车顶围一圈低低的铁栏杆的长途汽车，一群红卫兵将市长押上车顶，强迫他跪在铁栏杆里，有人拿出瓶墨汁朝他的脸上泼去。后面的走资派依次走下高台，四人一行列起长队等待出发。我明白了，大会要进行最后一项，全市走资派大游街。人群骚动起来，开始向前移动，推推搡搡闪向两边，让出一条路来。一两千个头戴高帽、胸挂牌子的人，从分成两拨的人群间走过，缓缓走出会场，林立的高帽形成一道奇特的洪流，声势浩大，煞是壮观。走在前面开道的是一辆大卡车，卡车驾驶室前支起一幅巨大的毛 像。紧跟着两辆插着红旗架着大喇叭的宣传车，然后是跪着市长的大客车，最后才是浩浩荡荡的走资派队列。宣传车上撒出雪片般的传单，号召全市人民行动起来，批判以章林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我发现捡传单的尽是些孩子，竟怀疑他们的目的不纯，是不是想把传单捡回家当擦屁股纸用？要不怎么会捡那么多还没够！各单位的人就地解散，只留下一些红袖章跟在队列旁维持秩序。我随着游街的队伍向繁华区走去，人和车辆稠密起来，迫使走资派们走一阵停一阵，长长的队伍绵延一两里地远的距离。街上的公共汽车、电车一辆衔着一辆靠在路边，其它车辆为了让路不得不绕道通行。大街两边看热闹的群众人山人海，但很少有人跟着宣传车的大喇叭呼喊口号。在我看来，他们那眼神儿哪里是来受教育的，倒像在免费看走江湖的耍猴一般。
一开始游街的时候秩序井然，没有闲人敢靠近走资派队列。我一直拎着汽水瓶子寻找机会，想等看押队伍的红袖章松懈时再给母亲送水喝。我跟着游街的队伍走向第一百货商店，转过联营商店，又掉头朝市委方向走去，那大概是游街的终点站吧？走着走着，我忽然觉得这支奇怪的队伍如此不可思议━━毛 被造反派押解着走在最前面，他的身后率领着几千个脸上泼墨的牛鬼蛇神，这些人又是多么忠诚的部下：市长、局长、厂长、处长、科长。全被他们的领袖一夜之间打成阶下囚，仍旧愚忠，跟在他老人家的屁股后面亦步亦趋，虔诚地进行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宣传车的大喇叭正说着什么“伟大导师毛 率领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
这究竟是什么样的胜利啊？几千顶白色的高帽摇来晃去，所有的人都一手扶着高帽，一手扶着大牌子，步履沉重地在历史征途上转着圈子。一群残兵败将一样垂头丧气，任人摆布，任人侮辱，没有目的，没有希望，满眼迷惘，满腔悲怆，从起点出发又转回到起点。
这难道不是天大的笑话么？
我挤在人群里，跟着游行的队伍后面移动，又跑到队伍前头踮着脚尖观望，还是看不清楚。于是退到马路牙子上，站在那里看每一张经过的面孔。当大客车驶入城市中心时，人群的密度是那样高，车子不得不缓慢爬行，一个路口一停。大客车顶上跪着的市长早已筋疲力尽，有身后的红卫兵架着他才没倒下。我看到老人脸上的汗珠直往下掉，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红卫兵还在往下压他花白的脑袋，不许动弹。我极端愤慨，真想大喊：“不要再折磨老人，放开他吧！”但我本能地意识到，要是胆敢喊出一点儿与众不同的声音，周围的造反派一人一口唾沫就能淹死你。游街的队伍路过市广播局，维持秩序的人连热带累提不起精神了，我趁机跑到母亲身边递过汽水瓶子：
“妈，给你水。”
“你没回去，哪儿来的汽水？”母亲颇觉意外地问。
“我捡的空瓶，你快喝。”
下午的太阳射向街道，母亲的汗水几乎流尽，嘴唇干裂得发白，她不再说什么，拿起瓶子喝下两口，又望着身边的人停下来。我顺着她的视线望去，周围尽是干渴的嘴唇和期待的目光，他们都向我投来一瞥。我明白了，那是期待水，从他们的脸上可以看出都渴望得到一口水润润嗓子。母亲把瓶子递给身边的叔叔，他喝一小口又传给另一个人，那人喝一小口再传给下一个人，这一小瓶水传过二十多人。遗憾的是大街旁没有水龙头再灌瓶水，我埋怨自己为什么没捡个大点的瓶子，好让更多的叔叔阿姨们喝上一小口水！
游行结束时，太阳已经落得很低，队伍走到市委大门口自行解散，糖厂开来一辆大卡车接横幅、旗帜等东西。司机动了恻隐之心，同意捎带鬼队中走不动的人回家，母亲将我也抱上车厢。在返回糖厂的路上，我面对团团包围的高帽和大牌子，夹杂大人之中摇晃颠簸。不知为什么，心中突然涌起一种不祥之感，我至今还记得那一瞬间的感觉，我也仿佛戴上高帽挂上牌子变成牛鬼蛇神，刚刚跟市长游过街。
一年以后，我真的被打成小反革命分子，成为糖厂鬼队中年龄最小的一员。

卷一 《白土地》 第二部 老子反动儿混蛋 第三章 “漏网之鱼”


一


“树欲静而风不止。”这是“文革”中报纸、电台上常用的语言。
糖厂学校的红卫兵忙于参加市里的造反大会，揪斗更大的“漏网之鱼”，一时顾不上母亲了。这对我们无异于龙卷风滚过的中心，树也静了，风也止了。母亲照常上班劳动改造，下班给孩子做饭洗衣服，暂时获得一个相对平静的阶段。学校上课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我有许多活动不能参加，有的是时间躲在家里侍弄母亲没有工夫整理的菜园。
因为父亲的死，我一听到小公鸡打鸣就心惊肉跳。
小公鸡长成大公鸡了，它支棱起鲜红的冠子，翘起尾巴，抖着一身色彩斑斓的羽毛，天一放亮就练嗓子，搅得左邻右舍都睡不好觉。大公鸡极不安分，经常率领小母鸡钻过木板障子来我家串门，威风凛凛在菜地里转来转去。母亲说它们来找虫子吃，小孩子家别惹大公鸡，小心叨手。大概鸡嫌葱叶辣，叨过几口就不再动它，转而叨起白菜叶，啄得一些白菜只剩下帮子。为防止它们祸害菜地，我天天负责往外撵鸡群。一开始大公鸡还有点怯我，听到吆喝声就往木板障子那边逃，每次逃跑都非常仗义，非得等五只小母鸡钻过障子自己再走。
我怕鹅，不怕狗，更不怕鸡。
糖厂大院里有不少人家养狗。我央求母亲给我养一只玩，母亲一直不同意，买一条猎狗要花很多钱，我们买不起，也没有谁肯白送我一只小狗崽。前趟房的杨明利家养条苏联大猎狗，周身的皮毛黄缎子一般漂亮，整天耷拉着大耳朵，伸着红舌头，非常温顺可爱。孩子们一没事就揪它的耳朵，拽它的尾巴，捂它的嘴巴玩耍。狗通人性，别看它对大人不客气，却从不肯招惹小孩。若碰上个淘气鬼把狗闹烦了，它顶多呜呜警告一番，看吓不住你掉头就走。只要孩子拿出大饼子给苏联猎狗吃，它马上伸出舌头舔你的手掌，表示又和好如初了。
鹅不是个东西，我吃过亏，你对它怎么好都翻脸不认人，小孩被大鹅拧哭后捂着屁股逃跑的事时常发生。郭春节家养了两只大白鹅，一只白色长毛狮子狗。狗记性好，向来欢迎熟悉的孩子串门，鹅却六亲不认，我一走进他家院里长长的过道，它们便昂起长脖子哦哦乱叫，个头快有我高了。我曾拔了两棵小白菜收买大鹅，它们没良心，吃过贡品照样用铁钳一样的嘴巴拧人，撵得我抱头鼠窜，狼狈不堪。那才叫赔了夫人又折兵呢，我哑巴吃黄连，连诉苦的地方都没有，谁让我自找倒霉呢！吃一堑长一智，我再去春节家玩一定给鹅捎点“见面礼”，进门就打它们几石子。
没想到大公鸡也软的欺负硬的怕，渐渐地，它只惧大人不怕小孩了。我不能容忍的是它越来越不把我放在眼里，连撵它都不在乎了。有一次我撵大公鸡时冷不防被它回头叨了一口，疼得我“妈呀”一声甩起手掌，它却钻过木板障子屁事没有！从此我领教了大公鸡的厉害，专撵小母鸡，因为轰走小母鸡它也不会留在菜园里。这样一来二去，惯得大公鸡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明显对我怀着敌意，我一撵小母鸡，它就支起脖颈上的羽毛，耷拉着翅膀护住它们。我和大公鸡大眼瞪小眼地兜起圈子，心里都知道，双方迟早得进行一场分出高低的决斗。
我对它啐了一口：
“别以为我怕你，你不就是只大公鸡吗？君子报仇三年不晚！”
“好哇，小孩，那咱们试试看。”大公鸡伸长脖子，歪着脑袋反唇相讥。“可惜你还没我长得高呢！”
一天，我放学回来走进院门，和往常一样，又看到五只母鸡在吃白菜叶子，大公鸡守在一旁大模大样洗着泥土澡。我怒火中烧，冲过去撵得母鸡嘎嘎叫着翻翅乱飞，一只小母鸡慌不择路，夹在木板障子缝间不能动弹了。大公鸡立即扇着翅膀跳起叨我，保护起小母鸡，我双手遮住脸朝大公鸡一通乱踢。孩子和鸡刚好打个平手，我踢掉它许多羽毛，它将我手臂啄破一块。幸亏母亲回来才打破相持不下的僵局。大公鸡极不情愿地飞过木板障子，仍在那边叫着不肯离开小母鸡一步。母亲一见什么都明白了，走过去扒开障子缝放跑母鸡，可恨大公鸡得便宜卖乖，大白天昂首打起嘹亮的鸡啼向我示威。这回我说什么也得报复大公鸡了，况且它没脸没皮经常从木板障子缝中伸过脑袋觊觎菜园。看情况邻居不会杀大公鸡，据说有公鸡“踩蛋”小母鸡下蛋早且多。我想出个歪点子，从鱼竿上解下个鱼钩上好蚯蚓放在障子边，然后撅着屁股隐蔽在大葱地里等它上钩。可大公鸡探头探脑盯着蚯蚓就是不下口，我着急起来，不明白它为什么不上钩？这才发现自己的屁股还撅在外面。我放下屁股淹没在高高的葱叶之中，大公鸡伸过脖子一口吞下蚯蚓。啊哈，它打起嗝来，怎么甩动脖子也吐不出鱼钩了！
第二天，我睡个好觉，早晨起来听到大公鸡仍在不停打嗝，母亲还奇怪它怎么不打鸣了？搞得她差点起来晚了。我偷着乐，表面上装着什么事都没发生过。邻居发现大公鸡整天打蔫，摇晃脑袋，以为它患鸡瘟了，赶快挖个坑埋掉，以免传染就要下蛋的小母鸡。我铲除掉仇敌，有些忐忑不安了，生活中听不到习惯的雄鸡啼声，又似乎缺少点什么？邻居家的小母鸡也没公鸡胆大，偶尔钻过木板障子串门，一见到我的影子望风而逃。
我心里有鬼，再不撵它们了。

二

文化大革命在迅猛发展，其势不可阻挡，糖厂的运动搞得十分惨烈。紧跟着我的父亲又有四名牛鬼蛇神走上绝路：一个被打死，一个自杀，一个自杀未遂，一个逃跑失踪。
第二个含冤而死的是糖厂甜菜站的农务员纪宝山。糖厂在安达、龙江、泰来、克山等外县驻有六个甜菜管理站，负责有计划地种植和收购甜菜。每到十月份，站里便派人下乡到农民中间宣传切削、埋堆等方法，然后统一收购进厂。切削工作主要是去掉甜菜的尾根、须子和青顶。“文革”期间收购上来的甜菜切削质量差，不利于加工，被工人们戏称为“万国旗”。造反派硬说纪宝山验收甜菜时贪污受贿，导致质量问题，蓄意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于是变着花样施尽酷刑，用几天几夜的车轱辘战对纪宝山进行大会批斗，“小会帮助”，最后竟把他活活打死了！
第三个自杀身亡的是糖厂子弟学校的校长刘文利，他瘦瘦的身材，矮个子，没有胡须，脸上总显出病态的苍白，住我们隔壁那趟房向西数第二家。刘校长患有严重的肺病，不大管学生的事，主要由副校长赵关键抓教学工作，学生们都喜欢脾气温和的刘校长，怕严厉的赵副校长。刘校长一吃完晚饭就和爱人出去散步，两个人走在一起形成强烈的反差，他的爱人赵阿姨特别胖大，身躯能装下我们三个校长。赵阿姨特别能吃，一顿饭吃几个大饼子还不够，每月供应的粮食都吃不到月底，母亲常拿出些粮票接济他家。不知什么原因，学校刚刚揪出刘校长没几天，他就在家里用剃须刀片割断大腿动脉自杀了。可怜他留下一个寡妇和四个孩子，我不知他们是怎样熬过那漫长的苦难岁月的。
另一个自杀未遂的是王厂长，就是母亲在大会上揭发的那个嫁祸于父亲的人。当天晚上他被揪出来后，立即成为两派斗争的焦点。母亲说，糖厂一向分成矛盾尖锐的两大派，一派是师爷师叔师兄师弟的“老糖家”人，另一派是外来干部和装卸队的老工人。我体会到毛泽东有一点说得不错：“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存在着左、中、右。”按照这种理论区分厂里人差不多都分成三派，造反派是左派，保皇派是右派，逍遥派是中间派。王厂长是“老糖家”人的代表，倒霉就在于根基深厚，保皇派想保他，造反派要打倒他，王厂长夹在中间左右不是。保皇派看保不住他又反戈一击，两派都掀起批判王厂长的新高潮，你刚斗完我来揪，我刚斗完你来揪，竞相表示革命造反的彻底性。
王厂长实在受不了走马灯般的批斗，回到家里吞下一大瓶安眠药。头天晚上，家里人以为他太疲乏了，都想让他好好休息休息，没敢惊动他。第二天早晨妻子喊他起来吃早饭，发现丈夫的嘴角流出白沫儿，这才送进医院紧急抢救。此时王厂长的脉搏已十分微弱，医生只能死马当做活马医，割开他脚上的血管输液。据医生说，幸亏王厂长命大，再晚送来一步人早没命了！

三

关于那个逃跑失踪的人，我只知道他姓梁，是个仓库保管员。
王厂长自杀未遂后，造反派又掀起一轮新的揪斗狂潮，凡历史不清白和出身不好的人统统排队过筛子。梁师傅年轻时在老家当过国民党兵，后来被解放军俘虏成为解放战士。本来这段经历算不了什么，无论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时期，我军都吸收大批俘虏加强部队，打击敌人。造反派找梁师傅谈过一次话，要他交代当国民党兵的历史问题。梁师傅看到接连自杀三个走资派，吓破了胆，抛下妻子和两个孩子离家出走了。梁师傅的逃跑引起造反派的高度警觉，认为他是条漏网的“大鱼”，立即兴师动众四下搜捕。可几个月过去连人影都没找到，只得草草把他定为国民党特务开除厂籍。可悲的是梁师傅一走了之落个清静，却苦了留在家里的老婆孩子。
梁师傅的老婆是个家庭妇女，两个孩子小，厂里一停发工资，一家人立即断绝经济来源。妻子听说丈夫失踪的消息，泪流成河，她也曾想到过死，为孩子还是咬牙活了下去，每月只靠在家属服务站挣二十元钱糊口度日。又过两年，妻子的泪水都流干了，也没有打听到丈夫的消息，家里吃过上顿没下顿，再也无法支撑下去。幸亏有一个丧妻的老工人经常帮助她一家人，万般无奈，梁师傅的妻子嫁给了老工人。两家的孩子合在一起，一家人姓三四个姓，连换户口本时都得跟人家解释半天。
二十七年后，梁师傅奇迹般活着回来了！
原来，梁师傅逃到黑龙江和内蒙交界的一个大山沟里，装成闯关东的盲流，隐名埋姓给人家放羊混口饭吃。为了保护自己，梁师傅很少说话，以至人家都以为他是哑巴。那地方荒无人烟，很少有人知道山外的消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梁师傅年纪大了，非常思念老婆孩子，他想再看一眼家里的亲人，死也能闭上眼睛。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梁师傅几经辗转返回糖厂，一直怕被造反派发现见人就躲，迟疑着不敢走进厂区。饿了，偷点青菜吃，渴了，喝口泡子里的水。他终于支持不住晕倒在路旁，恰巧被一个下班路过的工人救起来。但梁师傅无家可归了，这么多年过去，妻子早已嫁人，孩子也不认识父亲。现在反而由于他的出现妻子又有两个丈夫，犯了重婚罪，让她不知道怎么面对他们？于是两家的孩子便有两个父亲，母亲要同时照顾两个丈夫，她二十七年前没流完的泪水，二十七年后又接着流了，一天到晚以泪洗面，痛不欲生。
这样的既成事实又怎能不令人心酸，不单是妻子和两个丈夫，连两家的孩子都哭作一团。两家人好不容易凑成一家，二十多年的患难与共，大人孩子都难舍难分。怎么办？怎么办？梁师傅感激妻子现在的丈夫给他养大两个孩子，让他们仍管继父叫爸爸，自己忍痛“让贤”，过起寂寞的日子。
白土地人听说之后，无不潸然泪下。糖厂的领导班子迅速补发梁师傅的工资，又分给他一间房子帮他安家落户。但是，梁师傅终因积劳成疾，没过两年就郁郁去世，临死也没有再开口说过一句话。

四

我讨厌造反派，倒不是没有造反的资格，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说它是酸的。关键在于他们不讲道理，也不讲怜悯，动辄盛气凌人地发造反派脾气，打倒砸烂一切。
保皇派倒是些有正义感的好人，虽不得势却重感情，不管明里暗里一味帮助老领导。尽管其中不乏一些“反戈一击”者，一开始不敢参加造反，看到形势大变，造反成了最安全的选择，便转过身来大打出手。大部分保皇派还是很得走资派的赏识，“文革”结束后，基本上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重用。我最喜欢逍遥派，他们总是宽待走资派，极富同情心，从不打人、侮辱人。比如在批斗大会上，逍遥派也随大流喊几句口号，看到哪个走资派撅得受不了，就暗示你上厕所休息一下。遇到有人用皮带打你，就主动接过皮带让打手歇会儿，自己干咋呼不动手。再比如，造反派头头让他去勒令哪个走资派来“小会帮助”，他会推说你正在患病……强迫你劳动改造的时候，他会分配你干点轻活，对你的“磨洋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不就干脆视而不见。
我看糖厂有一半职工是逍遥派，他们逃避运动，对周围的事情不闻不问，自己从来不想这些事情，也不许孩子惹是生非。每每上学前，家长都叮咛孩子千万不能打老师，下课早早回来帮家干点活。因为彬子的父亲当过伪警察，铁南的祖母是俄国人，明利的祖父是地主，他们都没有资格当红卫兵。唯有春节和朋久根红苗正能加入红卫兵组织。我的伙伴们大多继承父辈的秉性，有自己的生活准则，即使我是糖厂头号走资派的狗崽子，他们也重哥们儿义气，从不歧视、嫌弃我，照样和我在一起玩耍。
我常去春节家串门，除讨厌那两只大鹅喜欢他家所有的人。
春节的父亲面黄肌瘦，和蔼可亲，是糖厂三楼单身宿舍的管理员。他很少管家里的事，唯一的爱好是喝酒。夏天不当班时，我常见郭叔叔和朋友蹲在三楼旁的大杨树下喝酒，大家摆上碟咸菜，倒上大半茶缸白酒，一喝就是大半夜。郭叔叔喝酒的手势很奇特，他从不握茶缸把端酒，而是张开拇指和无名指扒住茶缸的外沿，伸长食指抠住茶缸的内沿，探出中指抵死茶缸底，把那个用不上的小指翘成莲花指，捏起茶缸送到嘴边呷上一口，嘴里发出满意的吧唧声，再吃上一小口咸菜下酒，这便是他赛过活神仙的时候了。
在我的印象里，春节的母亲郭婶身体强壮，吃苦耐劳，是典型的山东女人，整天围裙不离身。尽管有一个贪酒的丈夫和六个孩子，生活窘迫，家徒四壁，郭婶却任劳任怨，乐天认命。她总是拿出水萝卜、洋柿子给我吃，一边忙着家务活一边说：
“小艾平，咱们是老乡，操他奶奶的，我怕啥，一个没文化的老娘们儿，谁管得着。告诉你妈来串门，别老一个人在家里憋出病，说说话，心里痛快痛快。”
母亲让我捎话：
“谢谢你郭婶，我不想给她找麻烦。”
郭婶在家属服务站拉氧气瓶。每天天一亮，她早早给家人做好饭，穿起一件深蓝色的大围裙，拉起铁架子手推车去市里的氧气供应站运回四瓶氧气，就算完工了。若在厂区碰到母亲，必唠一会嗑儿，逗得母亲笑逐颜开，她才拉起手推车离去。
“郭婶和你唠嗑儿，看你劳动的造反派不管么？”我问母亲。
“女人家的事，他不好意思听。”母亲微笑着说。
“都说什么？”
“有一次你郭婶告诉我，她拉氧气走到黄沙滩，想小便，见前后左右都没有厕所，人憋急了，索性用围裙蒙住脸蹲在马路边上就尿。吓得行人都不敢走道了，一直等她尿完才过去。你猜她怎么跟我解释的？”
我猜不出来。
“她说活人还能被尿憋死，管他呢，我一个大老婆子怕什么羞。我把脸一蒙看不见别人，别人也就看不见我了嘛，他认得我是谁。尿他奶奶的，谁怕看见，就绕着走！”
春节家的大院动物园一样热闹，有一条狗、两口猪、两只鹅、几只鸭、一群鸡。晌午头，郭婶下班回家，一进院门家里就炸了锅，猪扒着圈嚎，狗围着她摇尾巴，鸡鸭鹅追着屁股叫，所有的家禽都伸着嘴巴管女主人要东西吃。事情一大堆，得忙着干起来，眼是懒蛋，手是好汉。郭婶顾不得休息，放下葫芦拿起瓢，喂饱它们，孩子们也喊饿了，她又烧饭做菜，侍候一大家人吃午饭。按理说郭婶拉着四个氧气瓶子一来一回走二十多里路，吃完午饭该休息了吧，不能，她还要洗衣服、做鞋、买菜，准备做晚饭。一天到晚像陀螺一般转个不停，如此这般，周而复始。用郭婶自己的话说：“待着也是待着，干点儿活累不死人，省得锻炼身体了。”她张开双臂，两手往衣襟上一拍。“我没见哪个干家务活的人累死，倒见过不少人闲出来病的！”
我虽常去春节家玩，却不敢吃他家的饭。
有一次，邻居家的猪身上长满黄豆大小的囊泡，邻居怕传染“米猪”病，将病猪拖到铁丝网外的菜地里挖个坑埋了。人家前脚走，郭婶后脚就赶去挖出猪来。她给死猪放过血，扒去内脏埋掉，扛起猪身子回到家里，大卸八块用高温煮过，一家人吃得有滋有味。母亲说咱不能吃，吃了“米猪”肉，人的身上容易感染绦虫病，从此我不敢吃他家的东西了。其实母亲是偏见，大字不识的郭婶却英明无比。“文革”期间买什么肉都凭票供应，唯有“高温肉”不要票，排一次队每人允许买一斤。所谓的“高温肉”就是“米猪”肉，我们无一例外吃得很香，至今也没有感染绦虫病！

卷二 《白土地》 第二部 老子反动儿混蛋 第四章 走向荒野


一


８月中旬，报纸上刊登出最新指示：“革命大串联好得很。”
毛 开始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全国各地的红卫兵。
齐齐哈尔的学生闻风而动，展开革命大串联。糖厂子弟学校初中的学生，三个一帮、五个一伙成立起“红万代”、“千钧棒”、“鬼见愁”、“从头越”战斗队，也到全国各地进行新长征了。有胆大的同学一到北京就收不住脚，趁机逛遍祖国的天南地北，名山大川。偶尔回来的人讲起外面的世界，眉飞色舞，精彩纷呈。什么免费乘车，免费乘船，免费住宿，免费吃饭……总而言之，不管到什么地方，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所向披靡，没人敢怀疑它的正义和崇高，当地政府一律包你吃好睡好玩好。这令所有没机会出去的低年级孩子羡慕不已，我当然毫不例外。家里管得严的孩子一般都不敢出去，只得留在家里做逍遥派。串出经验的孩子则继续骑马挎枪走天下，进行真正的免费旅游。逛完北京去上海，逛过上海奔广州，最后一站大抵到毛 的故乡韶山，那标志着他或她已游遍祖国的大好河山，再没什么感兴趣的地方游逛了。
高年级的学生每次回来都拿出一大沓子照片，他们有的去过西双版纳，有的去过峨嵋山，有的还去过敦煌，向我们这些没串联过的孩子炫耀游历的地方，以此证明他们每到一处串联的革命业绩：打倒过多少牛鬼蛇神，冲击过多少党政机构，砸烂过多少历史文物。常常是出去没带一分钱，归来还带回一大笔补助费，简直成了串联暴发户！我恨不能也出去一试身手，可我是走资派狗崽子，谁也不许我加入他们的战斗队。我心里不服气，坐火车算什么新长征，有本事像北京的红卫兵那样走着去韶山呀！听说市里的学校组织过长征队，出发前召开隆重的欢送大会，参加长征的红卫兵信誓旦旦，毛 号召革命小将到大风大浪中去经风雨，见世面，我们一定要徒步走过千山万水，将韶山的革命火种带回齐齐哈尔，把长征的接力赛永远传递下去。家长担心他们还是些半大孩子，不放心，怕路上出事。他们回答，当年毛 率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上有蒋介石的飞机轰炸，下有国民党各路军阀围追堵截，怕过么？“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我们怕什么，“不到长城非好汉”。可他们出发后没走到大庆就灰溜溜地解散了，为什么？长征队在荒野里遇到一只狼，谁也不敢再拿性命冒险了。
“哼，那么多人碰到一只狼就吓退了，真上战场冲锋打仗，枪声一响还不吓尿裤子。要是允许我长征，绝对一往无前！”我安慰自己道，心里平衡许多，随即将烦恼置之脑后。马上又有点不平衡的是，和姐姐要好的几个同学成立一个“花枝俏”战斗队，吸收姐姐加入他们的革命组织，要去北京接受毛 的检阅。姐姐向母亲要了十元钱作路费，和同学们一起登上南下的列车去北京革命大串联了。
对我来说，去北京是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
糖厂“文革”的主力、化工学校的实习生，也加入大串联的洪流之中。糖厂的造反派一下子失去主心骨，掀不起大批判的新高潮了。俱乐部门前的大喇叭转播起实况报导，毛 在天安门上一次次接见红卫兵，“毛 万岁、毛 万岁、毛 万万岁”的喊声充斥于天地之间。
学校停课闹革命，母亲不用打扫教室卫生了。造反派唯恐学校的鬼队闲着，将他们并入厂里的鬼队一起劳动改造。要说糖厂“文革”真有胜利成果，我看百分之百是体现家属区的卫生环境改观上。近几个月来，清洁工也戴上红袖章造反了，大批特批起全国掏粪模范时传祥，大院里再没有人愿为资产阶级打扫卫生，清除粪便。问题是无产阶级也得吃喝拉撒睡，也要不断制造垃圾，家属区有几十趟平房，每天倒出多少垃圾，谁又能分清那些废物姓“资”还是姓“无”？狭窄的街道垃圾成山，污水横流，苍蝇蚊子乱飞，下过雨后全是黏糊糊的泥浆，臊臭难闻，无论造反派还是走资派上下班都像逃离垃圾场似的一溜小跑。公共厕所就更没法儿进了，茅坑边遍布粪便，过道上尿水成河，肥大的白蛆爬满墙壁，苍蝇成群飞舞，令人无处下脚。那也不能不上厕所呀，人憋极了，只得捂着鼻子硬着头皮方便，你必须得十二分留神儿，时刻提防墙壁上的白蛆掉在自己的脑袋上。
造反派头头们头疼了，调来鬼队顶替造反的清洁工。走资派们推着铁架子手推车，扛起扫帚打扫起家属区的环境卫生。我的母亲是糖厂鬼队里唯一的女鬼，理所当然负责起女厕所的卫生，男鬼们则负责清除垃圾，平整街道。他们上午扫过来，下午扫过去，一早一晚从不耽误。这一措施立竿见影，泥泞的街道铺上一层炉渣，坑坑洼洼的路面铲平填平，两旁还挖起排水沟。厕所里也焕然一新，屎尿被铲除干净，过道铺上一层石灰，蛆和苍蝇都被石灰杀死，臊臭气也荡然无存了。
我最佩服的是我们的副校长赵关键，他说起话来慢条斯理，对生活一向持“无为而治”的达观态度，似乎成败得失都是理所当然的，因此都能安之若素。过去当校长时，总是戴着副金丝眼镜，发型梳理得一丝不乱，裤线笔挺，皮鞋擦得能晃出人影。现在却斯文扫地，金丝眼镜换作黑框眼镜，怕别人认出来似地匆匆走过。你看他穿双高筒雨靴，挽着工作服袖口，拉着粪车逐个厕所掏粪池子，干什么事都尽职尽责，一丝不苟。
说“臭老九”拈轻怕重，我看着实有点冤枉。
赵关键几近完美的敬业精神值得每个有良心的人效仿。他扛起掏粪勺，每走到一处厕所便清清嗓子朝里面轻声喊道：“厕所里有人吗，我要掏粪啦！”若是女厕所有人，里面必定咳嗽一声示意有人。男厕所里面有人，则答应一声：“急个鸟！”此时赵关键决不敢贸然动手，定诚惶诚恐守在外面，从口袋里摸出一支香烟吸起来恭候。碰上女的不耐烦时骂他一句“流氓”，出来后红着脸哧哧笑着，让他吃不了兜着走，赵关键则背过身子，低下头。因为高度近视，怕自己没看清楚，里面的男男女女提上裤子走人以后，他还要接上一支烟等待一会儿，确信没有动静再行工作。唯恐掏粪时不小心让粪便迸溅到哪个造反派尊贵的屁股上，说他故意进行阶级报复，那可是罪上加罪。碰上个好事的人，提着裤子走出厕所问他一句：
“赵关键，现在关键是什么？”
赵关键肯定一付卑顺的样子回答：
“关键是态度老实！”
不单单赵关键，所有的走资派对劳动改造都显示出极度的虔诚，都认为自己有罪，想通过汗水洗刷罪过，由鬼变人，重见天日。即使是党委书记冯叔叔也幼稚得可笑，看上去他内心深处的激情还没有被严寒冻成冰坨，仍保持乐观，准备接受命运的打击。冯叔叔坚持认为“文革”不过是一年半载的事情，相信明天早晨一觉醒来境遇就会有所改善。他经常鼓励周围的牛鬼蛇神：“再挺一阵子吧，等待不会久远，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别看他们今天闹得欢，将来必定拉清单’。”后两句是冯叔叔从电影《小兵张嘎》中借用的台词，意味特别深长。说不上是自欺欺人，看起来也不无道理。但他们还不懂得当时正在形成的历史，等待的时间太久、太久，整整十年过去之后我们才熬到出头之日。
岁月蹉跎，空悲切，白了少年头。一个人一生能有几个宝贵的十年，这笔账又应该算在谁的头上？

二

母亲打扫厕所归来，我吸着鼻孔说：
“妈，真臭！”
“你这孩子，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你倒嫌起妈来。”母亲一边洗手，一边笑嗔道。　“出去换换空气，玩会儿再回来吃饭。”
其实我是变着法儿想出去玩，没等她的话音落下，早一蹦一跳地跑出院门。
我想，那时候孩子们最大的感受，就是能随心所欲地大玩特玩。以一个不懂事孩子的眼光看这场文化大革命好极了，彻底砸烂了旧十七年教育路线，再不让我们有学习的压力，一到考试前就紧张得废寝忘食，考来考去人都考煳了。假如母亲不是学校党支部书记，有人怂恿我造反，我也会革老师命的，凭什么整天填鸭式地灌输我们知识？没文化的工人农民多着呢，不一样有活干、有饭吃么？不上课光疯玩多好。要是民主举手表决停不停课闹革命，我肯定举双手赞成：“停吧停吧快停吧，我打心眼里不愿背着双手，目不斜视地一坐就是一天，纯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该砸烂！”我不敢跟母亲表露这种“活思想”，这些想法和其他的想法一样都藏在心底，否则她肯定会板起面孔批评我的。
天气很热的时候，院子里没法儿待，树荫里也热得难受，那里整个下午晒着太阳，像着了火。傍晚时分仍旧闷热，一切都令人感到炎炎夏日的疲倦，热风穿过胡同并没有带来凉意，只有临街的一边还能让人觉得舒服，坐在那里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明利家的后窗飘出一股炖肉的香味，一定是他的父亲打猎归来了。我转过房头，来到明利家的院门前，收住脚步踟躇着进还是不进？
那只大耳朵的苏联猎狗趴在院子里，正伸着舌头，用前爪抱着水禽的内脏大口小口吃着美餐，顾不上再理我这个小朋友了。“狼心狗肺，有好吃的就不理人家，我给你东西吃的时候怎么不这样！”
我数落着苏联猎狗，猜想杨叔叔这次打的是什么野味，是大雁？还是野鸭？真想进去看一眼他的双筒猎枪，顺便捡几根水禽的羽毛留着扎毽子用。杨叔叔平常绝对不许孩子动枪，总是将枪装入枪套挂在墙上，仿佛孩子一动猎枪就会自动走火。我要看枪，必须趁大人不在家时给明利进贡几张“啪唧”，他才打开枪套，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这时候杨叔叔正在擦着猎枪休息，身边还摆着不少黄铜空子弹壳。我进去帮点儿小忙，比如擦擦空子弹壳什么的，杨叔叔就会笑眯眯地对我夸奖起苏联猎狗如何懂事，一旦枪响，它就能叼回掉进苇丛的野禽。往往我怀着一种敬畏的心情仔细看着猎枪，一边嗅着从外屋大锅里飘来的香味儿，一边附和着杨叔叔。而此时明利的母亲一定正往一个大盆里盛肉，她就要端进屋里招呼一大家人开饭了。
白土地人有个惯例，从不拒绝孩子串门，赶上吃饭，必定给孩子们分点儿好吃的东西尝尝。有个别的小气鬼吃点儿好东西捂着盖着见不得人，一到吃饭时就往外撵串门的孩子。久而久之，他家的人缘就臭不可闻，东邻西舍都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或敬而远之，或断绝来往……一大盆煮熟的野味端上炕桌，杨叔叔会分给每一个来“串门”的孩子一大块野味尝尝鲜，我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准能得到一只野禽的大腿吃。一来二去明利洞察企图撵我走了，我答应着要走，也不能不走了，脚却不肯挪动一步。没办法，人穷志短，马瘦毛长，除非我再进贡几个玻璃球，明利这才作罢。我现在可不能在人家吃饭的时候去串门了，母亲警告过我：“咱人穷志不短，你要是再敢去等东西吃，我就揍你！”
站在太阳底下太热，鼻尖已布满汗珠，我舍不得走开，又绕到明利家的后窗蹲在墙根下乘起凉来，其实坐着不动天气热得也不算厉害。我家的外屋门大敞着，母亲正在做晚饭，我却对炒小白菜实在没有胃口，话说回来，吃不到肉闻闻香味儿总可以吧，母亲你就管不着我了。我的眼睛盯着向日葵之间拉起的一张蜘蛛网上，一只苍蝇刚好一头撞进蛛丝里，蛛网一震动，隐藏在网中心的一个大蜘蛛便跳到苍蝇跟前，用两只前腿抓住苍蝇，准备进晚餐了。我抽动鼻孔吸着香味，不由涌起一阵渴望之情，咽下流出嘴角的涎水，心里怨恨起父亲：“他还当兵的出身呢，为什么不买杆猎枪打猎，光喜欢喝酒吹大牛，死的活该！”
“于瘦子━━”
明利手上拿着个大雁腿从后窗口探出身子，把胳膊肘支在窗台上，满嘴油光光地喊道。
我仰脖朝上望着大雁腿，没吭气。
“于瘦子。”他心情很好，又喊了一遍。
“干什么？”我没好气地站起身，像条鱼从水里跳出来，吓他一大跳。
“你在这儿，”他说，“我和郭圈子、猫眼说好，明天去养鱼池钓鱼，去不去？”
我什么都没听到，眼睛盯住他手中的野味，鼻孔还在鼓动。
他可能吃腻了，顺手将雁腿塞向我的嘴巴，神情极为得意，我张开大嘴一下撕掉少半条腿。明利心疼地收回雁腿，埋怨我嘴太黑，不敢再让我尝第二口了。我对自己的没出息感到惭愧，不好意思地笑笑，笑得足以让他想哭。但我已经心满意足，足足喷喷香了一个晚上。

三

我走出白土地，走向荒野了。
母亲允许我和小伙伴们去钓鱼了，以免她打扫厕所碰上我和孩子们玩时尴尬。
在距白土地西南五里路的地方，也可能还不到一点儿，有一条第二道防洪大坝截断的江汊子，两岸长满密集的菖蒲、水葱与水草。在大坝的西面，形成一个十几亩水面的泡子，像条横卧在稻田地旁的大鲤鱼。有家企业投放出鱼苗，把它开发成天然的养鱼池。在大坝的东面，是一片曲曲弯弯的绵延七八里的芦苇荡，直至糖厂大院前的西下洼才是尽头。芦苇荡里盛产老头鱼，比西下洼的老头鱼大多了，西下洼钓上来一条至多一两重，这儿钓上一条就有半斤重。我经常扛着鱼竿，拎着蚯蚓罐，和彬子、春节等小伙伴穿过爱国菜社的菜地，到大坝东面的芦苇荡里钓老头鱼。孩子们放开缠在鱼竿上的鱼线，将蚯蚓穿上鱼钩，坐在岸边开始钓鱼。其实我们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明里来芦苇荡钓老头鱼，暗里想到养鱼池偷钓鲫鱼。
我们的鱼具非常原始，连根普通的竹竿都买不起。鱼竿是用柳棍绑上根扫帚条子做成的，鱼漂是个一指长的高粱秆，鱼坠是颗小小的螺丝。可想而知这样的鱼竿有多好笑，甩到空中挟起一阵呼呼作响的风，比赶车老板挥舞的长鞭子还要笨重。只有鱼钩没法儿自制，是去市里的鱼具商店买回来的。我别出心裁，找出几根母亲的缝衣针烧红弯成鱼钩，但没法做出倒枪刺，好不容易钓上条鱼儿，没等拽出水面就脱钩了，让你白白欢喜一场。我不喜欢钓老头鱼，它从不逗钩，发现鱼饵就一口吞下拽沉鱼漂，傻瓜都能轻易把老头鱼提到空中，看它在鱼竿下挣扎，还得撕开它的大肚皮取出宝贵的鱼钩。钓鲫鱼没那么容易，你必须时时刻刻举着鱼竿，眼睛盯住碧波里上下蹿动的鱼漂，等待逗钩的鲫鱼含住鱼钩。猛地一拉鱼线，用左胳膊肘夹住鱼竿，把右手伸进水里抓住那条扭动着身子的鱼儿，摘下它嘴里的鱼钩。
整整一上午，我们都不耐烦地看着太阳，嘴巴里嚼着酸模浆，盼望它快点爬上中天。一到晌午头，阳光把坝基的石头晒得滚烫，那个看养鱼池的人都会喝点儿酒钻进马架子睡一觉，我们就可以越过大坝偷钓鲫鱼了。我放下鱼竿，躺在绿草如茵的坝坡上，头枕着双手，心里洋溢着喜悦，仰面朝天晒起太阳。四周充满了生气，身旁的花草散发着浸人心肺的馨香，天空中飘荡着大朵大朵的白云，一根柔软纤细的蛛丝被风吹得左右摆动，从地上向白云边上荡去。只要孩子想什么，云彩就会变幻出他想象的坦克、军舰、飞机、骆驼、山峰……应有尽有。
有一只蚂蚱跳在脸颊上，爬得人痒痒的，我翻身抖掉蚂蚱，眯缝起眼睛眺望芦苇荡。东北人素以“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进饭锅里”来形容北大荒的美丽和富饶。我没见过狍子，经常能看见芦苇丛里有小野鸭出没，三三两两游到开阔的水面戏弄鱼漂，发出呷呷的叫声。芦苇深处，母鸭呱呱呱地叫个不停，相互传递着感情。时而，小野鸭们尾巴朝天倒竖起身体，脑袋扎在水中寻觅小鱼，荡起一圈圈扩展的水纹。小伙伴们扒下衣服光着屁股钻进芦苇荡追逐小野鸭了，只留下我一个人看鱼竿。他们都比我水性好，我只会点干扑腾不动地方的“狗刨”，怕乱草缠住手脚，不敢跟他们一起去追野鸭子玩。
我迷迷糊糊打起瞌睡，水面上哗啦扬起一股波浪，一根鱼竿被大鱼拽离岸边，摇摇摆摆穿过水面的枯叶向深处冲去。我慌忙爬起来去够那根鱼竿，没想到水底的大鱼力气不小，一下子将我拖下岸去，连鞋带衣服都湿透了。我懊恼地想：“要是逮到这家伙，非摔它个稀巴烂不可！”人站在齐胸深的水里，双手把住鱼竿往岸上拉去，大鱼竟跟我玩起“拔河”的游戏，忽而向左，忽而向右游动。它呼隆一声蹿出水面，吓了我一跳，天啊，这哪里是鱼，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分明是一只硕大的老鼠！我大叫起来：
“来人啊！你们快回来，来人啊！”
彬子怀里抱着什么钻出苇丛，一只手划着水游来。春节和明利随后钻出，沾满水藻的头发从额头上垂下来，一边游一边问：
“怎么啦，于瘦子，大惊小怪？”
“快来看呀，我钓着个怪物。”
彬子没逮着小野鸭，意外地发现一个鸟窝，抱回来四个野鸭蛋。他问：“是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快来呀。”
那只大老鼠又跳出水面，落下去溅起一片白花花水浪。大家跟着欢呼：
“水耗子━━别松手，于瘦子！”
“快点，”我被拖进深水里，一只手仍攥住鱼竿不放，两只脚蹬动着浮上水面，吐着水花喊。“我不……行啦！”
三人游到我的跟前，从水里弓起脊背一个猛子扎进水里，又掐住大老鼠钻出水面，顺手将它扔到岸上摔死了。我们逮的水耗子像个半大的兔子，老鼠脑袋，尖利的牙齿，深灰色的皮毛油光锃亮，你随便用手一捋，皮毛上的水珠都随之滚落得干干净净。那时候我们都岁数小，有许多事情碰到也不懂，这是一只皮毛十分珍贵的野生水獭，—条老头鱼吞下鱼钩，水獭吞下老头鱼，不幸叫几个不识货的孩子逮住了。

四

中午，彬子和春节到附近的地里偷来些土豆，让我搜集柴草点燃篝火。
我来回在树丛里搜罗好一阵子才弄到一抱枯枝杂草，回来后放在坝下避风的地方，有点发愁了，我没有火柴怎么点火？彬子一笑，像野外生活的行家，拿出个放大镜，又掏出一张“啪唧”打开放在干草堆下，趴在一边对着太阳聚起光。放大镜下射出一道强光，在纸上聚成焦点冒起烟来。春节鼓起腮帮吹出几口气，青烟变成神奇的蓝色火苗，干草堆燃烧起来，火焰不断拔高，火星子乱蹿。
“真是好样的，快放土豆！”我由衷地赞叹。
“这算什么，”彬子往篝火里添着干树枝，不屑地说。“等领你去大江蹲宿儿，那才叫过瘾呢。”
东北人说的蹲宿儿就是钓夜鱼。去年暑假，我趁父亲出差偷着和明利去江边摸蛤蜊，碰上春节和小伙伴们在朝鲜族人抽水灌稻田的水泵站旁蹲宿儿。春节鼓动我们留下来，说白天用甩线净钓带鳞鱼，晚上下撅达钩能钓到大鲶鱼。这也算不了什么特别的事，尽管我知道母亲准饶不了我，不过我不在乎。我鼓足勇气留了下来，没想到母亲左等右等不见我回家吃晚饭，找到明利家打听到我的下落，央求他父亲找我来了。杨叔叔背着猎枪，带着苏联猎狗，打着手电筒找到水泵站，将我强行押解回家，搞得我非常没面子。伙伴们都讥笑我是妈妈的宝贝，简直什么事情都不敢做，一点儿都没有男子汉的气概！
“你都变成野孩子啦，”母亲也不原谅我，生气地训斥道。“连家都不回，太不像话！”
“人家的孩子怎么有自由，偏偏我娇气，”我反驳道，“不要你管。”
“你爸爸不在家就反啦！”
“你今天把我逮回来，明天还去。”
母亲打我了，巴掌落在头上一点儿不疼，我笑着不改口气：
“我就反啦。”
“闭上你的嘴巴，我看你还敢去大江，”母亲用手拧起我的屁股，“敢反。”
“妈，我的屁股……”我咧开嘴巴由笑转哭，“你真拧呀？”
“你听不听话？”
“听，听，饶了我吧，我不敢去啦！”
一想起屁股蛋子被拧得青一块紫一块，我就有点胆突，只好听话，要是母亲知道了可怎么办？我反复想着这件事情，不免有些害怕，感到自己真是个可怜虫，任伙伴们诱惑也不敢去蹲宿儿。可是我非常喜欢他们这种无拘无束的生活，内心非常神往那滚滚滔滔的嫩江，我又长大一岁了，真希望母亲能还我点野性，同意去蹲宿儿。彬子烤土豆很内行，等火堆烧成暗红色的灰烬才把土豆埋进灰堆里，烧出的土豆既香又没煳味。吃过野餐，他们派我去侦察“敌情”，看看鱼人进马架子睡觉没有？我翻过大坝观察一圈，想必看鱼人已喝多睡过去，偌大的养鱼池阒无人影，连青蛙都头痛烈日的暴晒，悄无声息。我把两手握在一起做成螺号，嘴巴含住大拇指间的缝隙，吹出呜啊呜啊的螺号声通知大家可以行动了。尽管随时都有被抓住的可能，那也令孩子们感到非常有意思。春节仍不放心，他决定借游泳做掩护声东击西，留彬子一个人躲在蒲草丛中的“鱼窝子”偷钓鲫鱼。
我们抱着衣服移师养鱼池，光着屁股跳进“锅底坑”游泳，转移看鱼人的视线。

五

一提起“锅底坑”，我心中就涌起一种难以形容的快乐，那时光的夏季，我有多少次来这里钓鱼、戏水啊。哦，锅底坑，锅底坑，我终生梦绕情牵的地方，童年时代的乐园！
那是鲤鱼状泡子尾部一个水湾，有四十多米宽，池水深邃清澈，人走下去几步就没及头顶。明镜般的水面闪烁着粼粼波光，水草在阳光下呈现一片淡绿。一堆堆小蝌蚪摆动着扁平的尾巴嬉戏着，水蜘蛛不停地打旋，小虾活泼地跳跃着划出一道道水纹。有条大黑鱼箭一样射过来追逐小鱼小虾，头顶的水面冒出一串串白色气泡。我一步步试探着下到锅底坑里游泳，小鱼苗围拢过来啃咬起我的小腿，搞得腿肚子痒酥酥的。我想抓一条小鱼看看，刚一伸出手指，它们就掀起一片涟漪跑得无影无踪。春节和明利轻松地渡着锅底坑，深色的绿波在他们身后合拢后，又分成两道水波扩散开去。我游一个来回就气喘咻咻了，他们嫌我太笨，留下我看衣服望风，用手掌击打着水面，脊背有节奏地一起一伏，游向泡子中间采青菱角吃去了。
我望望对岸，发现一个骑自行车、戴军帽的人驶向马架子，看他胳膊上的红袖章是个造反派。不经意地想：“反正看鱼人睡得好死，‘军帽’是铁路警察管不着这一段！”我麻痹大意地跑到“鱼窝子”，双手撑着膝盖半弯着身子看彬子钓鱼。
“鱼窝子”是钓鱼人在蒲草丛中开出的一小块水面，这样便可从容甩钩而不挂线。养鱼池里甩的是胖头鱼、鲫鱼和鲤鱼苗，大脑袋的胖头鱼生长得非常快，一年就长两三斤重，它们不咬钩，只吃水底的菖蒲根和芦苇根。孩子们对养鱼池里的胖头鱼不感兴趣，专爱钓鲫鱼。彬子无愧于钓鱼高手，他一手举着鱼竿聚精会神盯着鱼漂，一手捏着块大饼子攥成的面食，连连将鲫鱼甩上岸来，不一会儿脚下的鱼网兜就快装满了，感到无比惬意。养鱼池里的鲫鱼特别傻，彬子两条一对地往上拽鱼，它们还翻上水面逗弄鱼漂。猛然间，彬子的鱼漂扎进水面又浮上来，急速向水草深处驶去。他回手一拽鱼竿，鱼线绷紧了，竿梢拉成弓形，拉力越来越大，一条大鱼随之浮出水面，扇翅亮尾地击起一圈波浪。
“大个的！”我欢呼起来。
“哦，还可以，好大的劲儿，手都麻了！”
彬子沉默了，他怕大鱼脱钩，任那条大鱼在水里游动着，搅起一片白沫，时而放出鱼线跟着鱼走，时而举起鱼竿向后退去。连春节在泡子中心喊我们都没在意。
“快跑，于瘦子，猫眼，他抓你们来了！”明利也用手比划着喊道，“就是那个军帽！”
我抬头一看，那个骑自行车来的军帽正猫着腰奔向我们，叫道：
“猫眼，快跑呀！”
彬子用力一拽鱼线，大鱼脱钩了，他拿起网兜扛着鱼竿逃去。军帽大声吆喝两个孩子站住，跟在后面穷追不舍。要是能从水上逃跑就好了，我和彬子只能翻过大坝，猫腰钻进一片苞米地里隐藏起来，那军帽爬上大坝就不再追赶了。我们瘫倒在垄沟里，四仰八叉地喘息着，并不担心春节和明利此时的处境，养鱼池大，他们完全可以从安全的地方上岸溜之大吉。一个大马蚊子叮在我的脊背上，我伸手打去，突然想到我们都还光着屁股哪。这下人可闭了气，差点昏厥过去，由于我的失职着急逃跑，衣服竟成军帽的战利品，大家谁也回不了家啦！我坐起来，嗑嗑巴巴说：
“衣服，我们的衣服……”
“衣服，你弄哪去了。”彬子也光穿条小裤衩，用胳膊肘支起身子，转着脑袋东张西望寻找。“没抱过来？”
“没，对不起，我忘了。”我浑身发软，急得几乎流出眼泪。
“对不起就完啦，你真没用，连衣服都看不住。”彬子跳起来大声嚷道，“还对不起什么，找去！”
“我身上什么都没有。”我尴尬地提醒他道，自己也觉得很害臊。
“穿我的。”
彬子这才似有所悟，脱下裤衩递过来。糟透了，糟透了，糟透了。他自己也变成光屁股猴，只能蹲在草丛里等待我归来了！

卷一 《白土地》 第二部 老子反动儿混蛋 第五章 就地闹革命


一

我犯下弥天大罪，无话可说，穿上彬子的裤衩，硬着头皮去找衣服。我懂得错误的严重性，大家真光着屁股走回家去，一顿臭揍肯定在所难免。
翻过大坝时，我发现草丛里的那只水耗子，漫不经心拎起来，随手从树枝上扯下几片树叶，心里还不能想别的事情，磨磨蹭蹭奔向“锅底坑”。太阳躲进云层里，暗影迅速扩大，把整个养鱼池都遮掩住了。果不出所料，我们的衣服不见了，再难也得迈出第一步。我收住脚步，踌躇了好一阵子，但为了大家和自己必须找回衣服。我鼓足勇气转向对岸，绕过一道小桥，沿着一片苞米地接近马架子，看鱼人的窝棚就坐落在泡子边的几棵大榆树下。我拨开茂密的苞米叶，琢磨着怎么跟看鱼人说能要回衣服，离马架子越近心就跳得越厉害，人一紧张就想撒尿。为了振作精神，我掏出小鸡鸡一路撒尿一路走着，告诉自己这没有什么，用不着害怕。抬眼之间愣住了，马架子前正在准备开现场批斗会！
看鱼人缩着双肩肃立在军帽身后，穿一身脏了吧唧的中山服，脚下趿拉着没系带的解放鞋，上衣兜插着一支钢笔，挽着袖口和裤腿。他四十多岁，嘴唇厚厚的，眼睛细长，满脸胡子拉碴，显然是个落魄的干部。马架子门口摆着几个空白酒瓶，瓶子旁胡乱堆放着我们的衣服。军帽往自行车把和货架上拉出一条横幅，上面赫然写着几个大字：现场批判会。他转过身来，用竭力变粗的嗓门喝令：“还愣着干啥，都拿出来戴上。”听上去是装出来的男声，有点别扭，又有点怪。看鱼人钻进窝棚，拿出高帽和牌子戴上挂好，劈开双腿撅了下来。那牌子上写着：“资产阶级残渣余孽×××”。军帽抬脚踢了踢看鱼人的两只脚，让他撅得更标准些，一脸严肃地说：“我宣布，现场批判会开始。”我见过市里、厂里、学校里的各种批斗大会，那都是走资派少，造反派占绝对压倒多数的场合，无论氛围与气势上都能震慑住被打倒的人。从没见过一个走资派和一个造反派，在这个荒凉的泡子边，在这种马架子、自行车和大榆树布置起的会场上，一对一面对面地批斗，看上去叫人难以置信，这又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空前绝后！
“你交代一下罪行吧。”军帽坐在一个小马扎子上，摘下头顶的帽子，不由让我吃一惊，原来是个剃平头的女人！她中等个头，皮肤白皙，没有喉结，胸部鼓鼓的，和看鱼人的岁数差不多大，怨不得她的嗓门有点怪！
“我是牛鬼蛇神，没好好劳动改造，罪上加罪，中午喝酒睡大觉。”
“早就有人揭发你喝酒，我不来检查你还接着睡，”军帽抬起手臂挥个大圆圈，似乎概括下整个养鱼池。“这么大池子里的鱼，不都叫人偷光啦！”
“看池子主要是夜里，昨晚有人想偷着下网，我一夜没睡觉，困得不行了。”
“那我眼瞎，光天化日不一样有人偷？”
“我看到那几个孩子玩水，没在意。”
“你什么都不在意，是吧？”军帽的大眼珠子弹一样射向对方，闪着凶光。她把帽子放在膝盖上，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揉了揉，点着吸上一口，提高嗓门。“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来吗？
看鱼人微微摇头，沉默不语。
“你不吱声是吧，那么我告诉你，你老婆已坚决站到革命造反派一边，跟你彻底划清界限，决定离婚啦！”
看鱼人的身子摇晃了一下，像被谁打了一拳，斜靠在一棵树上，差点摔倒。这句话对他打击巨大，如五雷轰顶，头皮都炸开了。过了一段时间，他才面如死灰地低低说：
“孩子呢……他现在住哪儿，以后跟谁过？你们知道，我好长时间没回去了。”
“这个嘛，不用你操心，我也不想跟你啰嗦。”军帽从衣袋里拿出一张公文扔在对方脚下，腔调和表情变得更加严肃。“你老婆不愿再见你，协议书上都写得清清楚楚。”
“不能再等等么？”
“不能。”
看鱼人垂下慌乱的眼神捡起协议书，直起身子，久久看着。捧着协议书的双手微微抖动，身子也跟着抖动起来，头上的高帽都抖落下来，花白的头发像秋风中的茅草。
“你不想签，这可由不得你，”军帽站起来冷冷道，“签字。”
一阵沉默。
“让你签你就签，”军帽猛吸一口烟，掐死烟头步步威逼，她玩味着每一个字，醉心于产生的效果。“你想尝尝抗拒的滋味……”不过她还没把话说完，看鱼人早已理解她的意思，事情就这么定了，你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他从上衣兜里拿出钢笔，一点点拔出笔帽，嘴唇痉挛着，眯起眼睛盯住笔尖，每写出一个字都千斤沉重。签完字，军帽一把抢过协议书塞进衣兜里，宣布散会。
看鱼人摘下胸前的牌子放下，大颗的泪珠从腮边一滴滴流下。他猛然用脚钩起酒瓶，双手接住仰面朝天大口喝着，酒顺着嘴角往下流淌，流满起伏的胸口。
“还喝，喝死，酗酒失职，抵制改造，扣你半个月工资！”军帽收起横幅，转眼之间发现我。“干什么的？又来个偷鱼的小疙瘩！”
“阿姨，我淘气了，来认错。”
我走近他们，头低得挨近胸脯。对我来说没别的办法，只好实话实说。我知道造反派的脾气，特别碰到如此气冲霄汉的女人，甚至准备挨耳光了。这一刻够紧张的，我的脸色发白，开始冒汗，军帽却盯住我手中的水耗子，露出惊讶的神情问：“你们是哪个学校的？”
“白土地的。”
“老师怎么教育的？”
“老师靠边站了，没人管我们。”
我僵立在她的面前，心想这下可完了，她要到学校去告状，更糟糕！
“这倒是个理由，你挺会说话，嘿嘿。”军帽的脸上浮出笑容，怒气平息了，笑成一朵明日黄花。“光着回去吧。”
“不，家长揍我们。”
“交了罚款再拿衣服。”
“我没钱。”
“你手里的东西哪来的？”
“那边泡子里钓的。”
“扯淡？”
“骗你是小狗。”
“抵罚款怎么样？”
一只水耗子能换回衣服，像天堂朝我敞开了大门，这时我才确信发生了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我怕她改变主意，忙不迭点头。同时又灵机一动，想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看鱼人解脱，说：“阿姨，我已交过罚款，你就别再扣他的工资，行吗？”
“算了，有红小将说情，不扣啦。”
军帽错把我当成一个战壕里造反的同盟军，口气中已完全没有气恼的意味，饶了看鱼人。她接过水耗子挂在车把上，戴上军帽，哼起一支革命歌曲扬长而去（出现这类事情也没有什么稀罕的，可见人的天性就是这样自私）。站在一旁的看鱼人还没有从惊恐中摆脱出来，他那向下弯曲的嘴僵硬而紧张，整个人显得神情可怜，萎靡不振。我不好意思再面对他，不知该怎么办，想多说一点又没什么可说的，抱起衣服向大坝跑去。刚跑出十几步就听身后喊：“别跑，站住！”我收住脚步，不安地看了他一眼，认为对方没有恶意才放心地等待。看鱼人追上来，递给我十元钱。我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说什么也不要，他却塞过来说：“小家伙，那是一只水獭，用这点钱收恐怕都不够！”